碳排放权范文10篇

碳排放权范文篇1

［关键词］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法域归属；权利转让；法律问题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是西方国家在探索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该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在总量限定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平等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转变使碳排放权概念进入私法领域成为可能。由于我国以公法形式对环境要素进行配置的传统，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施遇到了障碍。

一、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

研究内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晰，是学术研究根本性的前提。不同语境下，相同名词所代表的含义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因而笔者认为，下定义从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同理，科学的界定私法语境下的碳排放权的概念，是实现碳排放权私法化调整的根本性前提。但对该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对碳排放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探究。应该说碳排放权的概念之所以能够进入私法领域，源于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界定为公共物品，无明确的产权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某一特定权利主体在对该资源进行使用时，却不能排斥其他主体也对该标的行使权利的缘由。此时，作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利载体的碳排放权就倾向于体现出一种应然性的特征。也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将碳排放权视为人权或道德权，认为对该权利的享有应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许可这种行为来确定该权利的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主体的数量也在大幅度、不断增长，导致了竞争性使用的格局出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增强了，其已很难再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存在。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追求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边际成本的消减，能促使整体减排成本的降低，趋于最小化，从而实现成本—效益的最优。科斯提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是一种产权，可以通过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进行交易，促进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需求者之间的合理配置”。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又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以满足环境要求为前提，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进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降低控制成本”［1］23。另外，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全球流动性使得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基于国际法而产生的概念，在国际谈判语境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了碳排放权作为排污权的下位概念，是国际法律体系下产生的新型权利，同时该公约又以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后才进入法学领域。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得原本仅具有生态属性的大气环境容量具有了经济属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又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现实路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应然状态下的“人权”已经无法准确诠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排放权，它是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权利主体有限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行为开始受到来自于国家公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涵盖了纵向干预和横向干预两个方面，即对国家许可行为的管理，和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因此，所谓碳排放权是指权利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法律所赋予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这种权利实质上是权利主体获取的一定数量的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权［2］29。那么，这种大气环境资源使用权能否作为一项实体权利而为私法所直接吸纳进来呢？如果不能，又如何为其在私法领域的权利谱系中定位呢？笔者认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的相提并论。总之，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

二、碳排放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传统的大陆法向来是以严谨的理论和完善的立法逻辑体系而著称，并且建构了分类详细的权利体系，强调全面的定义和精致的分类。在研究问题时，习惯于把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归入权利体系，并对其定性。但实际情况却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理论早于其交易标的碳排放权进入我国。就国内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于国外相对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的介绍，另一是对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构建问题的探讨，关于交易标的本身法律属性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认为，这一本末倒置的现象源于两大法系关于财产法律适用的差异。应该说，碳排放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产生确实给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大陆法系国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一）传统财产法律制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理论均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这就导致了产生于经济学领域当中的碳排放权与英美法系法学领域中的财产权概念在构造上的互通性。英美法系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并不讲求严谨的理论衔接和完善的逻辑体系，其财产理论关注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主体可以做出何种具体行为，所以说，其财产权理论无严格的所有权概念，也没有自物权和他物权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设计与财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时，并不注重某种权利在整个财产权体系中的定位和归类，而是侧重于制度本身与权利主体行为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其更讲究个案的正义，认为只有对行为主体同时具备激励和约束功能的，才是好的产权制度。法学领域如此，在经济学领域亦然，经济学家关注的往往是在经济行为中经济主体针对某一具体的资源到底可以行使什么样的权利，才能获取经济上的有利后果。正如英国的F．H．劳森和B．拉登所言，“如果合同所创设的权利可以转让，法律就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3］3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英美法系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但从大陆法系国家相关的财产法律制度来看：首先，碳排放权不等于所有权。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碳排放权具有了财产属性。财产一词“描述了一切具有财富价值的权利。”［4］19－22依德国民法学者通说，财产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价值的意义上的利益与权利的总称。它首先包括不动产与动产的所有权以及债权和其他权利，只要它们具有货币上的价值。”［5］279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中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包括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权利在内的权利体系的总和。罗马法基于当时简单的商品经济的需要，以私有制为核心，强调对个人利益的充分保障。即在个人本位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权利归属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对标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强调财产主体对财产的绝对性排他控制。而相对于碳排放权来说，如前所述，其所指的其实是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是对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权，是对标的的利用权。总之，所有权的逻辑起点是标的的归属问题，而碳排放权的逻辑起点则侧重于标的的利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所有权的概念外延远小于碳排放权，碳排放权不是所有权。其次，碳排放权不等于物权。物权是从中世纪的对物权和对人权的财产权区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大陆法系将与财产相关的权利精确地划分为对人权和对世权两部分，这才形成了近代大陆法系国家财产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物债二元结构，并认为物权包括自物权（即所有权）和他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一种对世权，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和对于债的优先效力。债权是一种对人权，只具有对抗特定义务人的效力［6］65－81。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私法领域的民事主体设定为“理性的经济人”，并认为民事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即行为主体追求享有某种权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有利后果。既然如此，那么对于民事权利主体而言，那些能够被行为主体所实际感知的“有体物”进入物权所调整的客体范围的可能性几率就极大地增强了，因为只有这些“有体物”才能够被其占有、使用和处分，才能够为主体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至于那些不能为行为主体所控制和支配的“物”，由于它们很难满足增加主体经济收益的目的，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作为物权调整客体的资格。可见，物权法虽然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对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却只有一个———即能否为主体带来经济利益［7］59－66。综上，以此逻辑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尽管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空气，但空气的生态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被某个特定的权利主体所控制、支配，当然也就无法为某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也就无法进入私法的调整范围，兼由于其“无形性”的特征更无法满足传统物权理论对物权客体“有形性”的要求。比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物，仅指有体物。”总之，从罗马法到近代私法的物权客体范围的演进，确立的是以“有体物”为标准的物权客体的范围，有体物之外的“物”或被严格排除在物权客体之外而以特例规定设定物权，或以拟制手段纳入物权客体范围，在理论和立法上，物权客体的范围是相对清晰而封闭的［8］125。可见，碳排放权载体大气环境容量的无形性成为其进入私法领域的又一个障碍。（二）协调冲突的契合点尽管产生于英美法系的碳排放权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实体权利之间有着诸多的不相融性，但碳排放权的物权客体化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诉求。我们应当从现有的立法中为碳排放权概念的私法化寻找到切入点。笔者认为这一协调冲突的契合点就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回归。罗马法规定，权利主体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但这一原则却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曾被“效用比较”原则所替代，应该说该原则集中体现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作为判断或衡量价值的一种方法，“效用比较”具体到环境领域就是将权利主体的个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比较。比如，化工厂排出废气，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健康，如果这个化工厂是本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工厂对废气进行了合理的处理，如降低废气的污染程度等，那么，该厂就不能被下令停止生产［9］155。效用比较原则本质上就是允许企业把工业污染转嫁给社会。它为各工业化国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法律观是排他的、为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辩护的理论［10］167。从权利角度来说，大气环境污染者大多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没有制约的权利，很容易导致权利的滥用，进而影响他人正当权益的行使，这是一个事实。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立法也开始从个人本位立法理念向社会本位转变。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转变，为碳排放权的产生提供了法理基础。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协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权之间矛盾的制度，是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具体法律建构上的体现。吕忠梅教授也提出产生于罗马法时期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包含的“不以损害他人财产之方式使用你自己的财产”、“不允许没有补偿的损害行为”等观念对环境保护是十分有利的［10］167。

三、准物权的法域归属

交易标的法律属性的明晰，是交易秩序稳定的前提条件。笔者在另一文中曾就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进行过论述，并认为碳排放权是具有公权属性的私权，其法律属性应是准物权，在这里不再赘述。但我们下一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我国现有《物权法》的体系中，对于准物权法域归属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如果准物权的法域归属不明晰，碳排放权私法化的逻辑进路就不畅通，会成为其物权客体化的另一制度障碍。（一）准物权的表征碳排放权的产生说明了经济的发展使得私法领域法律客体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日渐凸显［8］128，碳排放权交易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对权利的占有，其经济属性的产生源于制度设计，并在此前提下注重碳排放权的使用价值。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既有的法律制度与概念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准物权的概念才应运而生，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与中国内地对财产权的分类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财产权的种类除了包括传统的债权、物权和智慧产权（无体财产权）之外，还应包括准物权［10］167。而所谓准物权，系指虽非民法上规定之物权，但在法律上将其视为物权而准用民法有关规定之权利。因物权采法定主义，准物权性质上虽以物权视之，但民法上并无规定，故以准物权别称之。准物权之客体，通常为无形之利益［11］261。一般情况下，物权的构成要素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相对清晰、单纯。可是由于准物权所调整的客体构成比较复杂，导致了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追求目标的多重性以及为实现目标权利运行的综合性。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准物权一般按特别法规定的特许程序取得；其次，准物权的行使受较强的行政干预；第三，在法律适用上，准物权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只有对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才准用民法典或民法通则的规定［12］291－292。从法律规定来看，目前，尽管我国并没有在《民法通则》中明确提及准物权，但却在许多法条中已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81条：“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除此之外，我国在一些单行法中也对具有准物权属性的具体权利类型做出了规定。如我国《物权法》、《矿产资源法》、《水法》以及《渔业法》等，在确立了具体的权利类型的同时，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国家所有权，其他主体可以通过行政特许的形式来实现对该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综上论述可以看出，准物权是个较为概括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领域而设立的，除了前述《民法通则》和单行法中所涉及的水权、渔业权和矿业权等之外，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权利类型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律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这一趋势也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客体化从立法论的视角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二）准物权制度的确立对于准物权在我国既有《物权法》中的定位，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在《物权法》中就准物权的种类和效力做原则性的确定，具体的准物权权利内容则在相应的单行法中加以详细规定。首先，准物权不是用益物权。尽管两个权利都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其一，准物权一般是依行政许可而取得，具有公法属性。但用益物权产生则是基于私法领域的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其二，用益物权的行使是以权利主体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前提。从准物权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出准物权调整的客体是自然资源，该理论的核心是对自然资源价值的“利用”，一般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条件。其次，准物权具有很强的公法特性，准物权的产生是以行政许可为前提的。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就是以政府核定大气环境容量总量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二级市场的交易。因此，尽管我们认可它的私权属性，但准物权的行使不可能脱离公法的限制。对于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物权法中予以规定的。第三，经济的发展使得交易标的的种类日益丰富，从有形到无形，从现实的存在到抽象的观念存在，私法领域法律客体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日渐凸显。如前所述，准物权的权利类型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准物权各权利类型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将所有这些差异性规范全部纳入物权法统一规定，物权法中会出现大量的例外性规定，势必会导使物权法的内容庞杂，进而影响其系统性和逻辑性。总之，我国目前虽然主要是在特别法中对准物权做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物权法不需再对其进行规制，物权法也可以对这些权利做出概括性的规定，所以，这些权利应当是物权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的产物［13］102。如果说基于解释论视角物权客体范围的延展为碳排放权的私法化奠定了基础，那么，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准物权立法模式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为新型权利的细致化铺平了道路，也使碳排放权的物权法定位更加清晰化。

四、碳排放权转让的法律问题

实现碳排放权转让是我们对碳排放权法律属性进行界定的目的和最终归宿。笔者认为，碳排放权转让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在一级分配市场中，政府部门基于行政职能将碳排放权转让给具有大气排污需求的主体；其二是在二级交易市场中，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流通和转让。本文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二级交易市场中，平等主体间的碳排放权转让行为。因此，所谓碳排放权转让指的是碳排放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全部或部分让与，是大气环境容量使用权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合法流转。（一）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本文所设计的碳排放权转让，是以我国《合同法》作为基础法律形式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谓合同指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合同法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断繁荣，以及社会本位理念的回归，曾被认为是大陆法系私法领域灵魂的“意思自治原则”逐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具体体现为，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意志开始逐步越来越多地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在随着合同主体范围不断变化的同时，合同客体的范围也在逐渐变得更加多样化和观念化。合同已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因此合同逐渐成了一种法律形式［14］94－98。上述变化，不但使合同的种类不断丰富，而且使得合同的功能也渐渐向实用化方向发展，最终扩大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这就为其他法律部门能够对合同制度进行引入和借鉴奠定了基础。既然合同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成为一种融合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形式，合同的主体和客体也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原有的范围和类型，那么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便可以借助合同制度加以解决［15］106－114。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可以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合同行为当中来，同时在我国当前既缺少对大气环境容量作为资源类型的法律规定，又没有碳排放权实现权利转移的专门法律文件的前提下，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包容性能够为碳排放权的转让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二）碳排放权转让原则基于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交易行为，碳排放权的转让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并无争议。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兼具公权属性的权利流转过程，如何使得碳排放权的转让在满足私法层面要求的同时，还满足来自于公法层面的某些具体要求。首先，碳排放总量控制原则。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权的交易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核心理念。这意味着在总量控制区域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必须低于控制目标，不得因权利的受让引起大气环境质量恶化。否则不允许权利主体进行交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碳排放权的转让不产生与该制度初衷相背离的情势；其次，监督原则。碳排放权转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尤其是该类合同涉及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保障交易秩序的安全和市场的稳定，权利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三）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已经明确了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因此，碳排放权的转让究其本质属于准物权的转让。又由于准物权的特殊性，对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合同，笔者认为应采要式合同形式。即碳排放权转让合同除了像其他合同一样要具备要约、承诺等实质性要件外，还应具备以下特殊性规定。1．关于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这一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理论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的《合同法》立法原则从保护交易安全向鼓励交易原则的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但鉴于碳排放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追求目标的层次性以及为实现目标权利运行的综合性，为避免发生纠纷时的举证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碳排放权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2．关于碳排放权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对于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确定，合同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协商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之规定：“合同一经成立即告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就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生效时间的认定，笔者认为应采用“物债分离主义”原则，即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相区分，碳排放权转让合同批准生效与物权登记并存制度。首先，批准形式属于特殊的书面合同形式。经批准而生效的合同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已经存在。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等，由于这些合同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把批准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应该说这类合同在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意志。由于碳排放权转让行为尽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但其核心价值目标却是实现公共环境利益的改变。为实现这公共利益目标，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必要干预。其次，碳排放权转让合同批准生效是市场准入的客观要求。前面我们也提到碳排放权的转让应以总量控制为原则，为了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也不能完全脱离国家意志而独立存在。这里的批准是针对合同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所实施的一种监管措施，它是对某种民事行为是否成立或生效所作的一种判断，也可以说是政府对民事行为的一种纵向干预。第三，碳排放权转让登记是物权转让公示公信的要求，不影响债权批准生效。基于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其转让合同当然属于物权转让合同。我国《物权法》对物权变动采公示公信原则，动产转让以交付作为公示公信的形式，不动产转让的公示公信形式则体现为登记形式。碳排放权作为碳排放权物质载体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生态属性下与其所栖生的物质载体难以分离，即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与气体具有同态性，因此碳排放权需变通解释才具有相对独立性。基于此，为保证以准物权变动为内容的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碳排放权的转让须依照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关于不动产转让的有关规定，即对准物权的转让通过转让登记进行公示公信。此登记行为采登记对抗主义，即权利变动登记制度只能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不能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总之，碳排放权转让登记是物权变动的条件，而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批准制度则是合同之债的生效要件。将准物权转让登记和合同批准生效并存，究其本质是将债权负担行为和物权变动行为区别开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四）碳排放权转让合同违约责任形式在合同法律关系中，违约受损方如何获得救济向来是合同法的基本问题之一。违约责任制度是《合同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制度，其存在的意义是通过让违约方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而使违约受损方得到补偿。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违约责任体系的构建方式是以违约形态的划分为基础，同时围绕不同的违约形态来设置不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大体上讲，救济措施可以分为恢复原状、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等形式。德国民法典甚至将实际履行视为对不履行合同这种违约形式的一种主要救济手段，即只要合同之债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条件，债权人就有权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进而实现合同目的。就碳排放权转让合同自身来说，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让与形式，该合同应和私法领域中的其他民商事合同一样———具有确定的法律拘束力，因而违反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同样要承担违约责任。但笔者认为基于准物权的技术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仅仅依靠传统的恢复原状或实际履行这两种救济方法，很难使违约受损方获得及时有效的补偿，甚至于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应以损害赔偿为主，这种以金钱赔偿为内容的违约责任形式具有简便易行的优势，使违约受损方能够及时获得补偿。

五、结语

综上论述，在我国要想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本文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得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地相提并论。同时，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社会本位理念的回归，使得“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再次繁荣，为碳排放权进入物权领域提供了契合点。笔者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在《物权法》中就准物权的种类和效力做原则性的确定，具体的准物权权利内容则在相应的单行法中加以详细规定，进而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法域归属。最后，笔者以我国《合同法》为碳排放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形式，对碳排放权转让过程中相应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总之，本文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明晰，法域归属明确以及合同之债法律关系等几个方面构建了碳排放权的私法逻辑，以期为实现碳排放权转让理顺思路。

作者:杜晨妍 李秀敏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晓绩．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2］韩良．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3］［英］F．H．劳森，B．拉登．财产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4］屈茂辉，张彪，章小兵．产权概念的经济学与法学比较［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4）．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赵海怡，李斌．“产权”概念的法学解析———兼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财产法律制度比较［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2）．

［7］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J］．中国法学，2005（4）．

［8］李国强．时代变迁与物权客体的重新界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9］李亚虹．美国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吕忠梅．论环境物权［C］．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论文，2001．

［11］谢胜哲．财产法专题研究［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1995．

［12］林诚二．民法总则讲义（上册）［M］．台北：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13］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碳排放权范文篇2

关键词：会计确认碳排放权信息披露会计计量

一、引言

近年来，极端气候与持续的雾霾天气频发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相关研究显示，造成极端天气与气候变暖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不加节制的燃烧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从而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为解决上述日益严峻的问题全球开启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新模式。发达国家中英国最先意识到节碳减排的重要性并宣布至2050年成为一个低碳国家；美国相继出台了有关低碳能源的法律法规，积极开展低碳经济；日本虽领土面积小但对世界环境破坏严重，其大力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碳排放量的减少。而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碳排放量不容小觑，节碳减排活动刻不容缓。我国通过创建碳交易所以实现公司间减碳项目的合作，从而为缓解温室效应付诸行动。据全球碳交易所相关数据表明，2007年世界碳排放权交易规模大幅扩张，交易额较往年增长了80%以上，截止到目前，每年碳交易市场总额为700多亿美元以上，由此可见整个碳排放交易市场呈现爆炸式增长。目前，我国现有交易地区数量已达到七个，相关研究者将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置存在的不足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较国外先进理论与实务方面仍较为落后。基于此，本文从国际与国内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理论与实务进行研究，并从中发现了我国与国际碳排放权处理方式存在的分歧，通过借鉴国际上碳排放权优秀的会计处理方式提出了适合我国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相关建议，从而促进我国节碳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理国际比较

（一）我国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规定。当前我国碳交易产品包括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与配额两种类型，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流通范围不同，前者可在全部试点地区流通，后者仅可在本地区范围内流通。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存在以下特点：配额集中度高。与中小型公司相比大型公司获有碳排放权额度更大。政策敏感性高。目前我国市场主要受政府的干预从而明确其价格。我国现有的交易地区普遍存在共性缺陷如碳会计核算准则不一致，导致会计信息不具有可比性；碳市场交易缺乏流动性，交易活跃度与透明度较低。为解决上述问题，我国财政部制定了相关规定，主要针对以下方面。（1）科目设置层面。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发放通常包括无偿与有偿发放两种形式。政府免费分配的碳排放权额度仅登记在备查录中，一般不作任何账务处置；对于公司付出对价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新设“碳排放权”会计科目进行核算；针对公司实际碳排放量与其所承担期末需交付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新设“应付碳排放权”以反映，若公司所累计的实际碳排放量远远大于政府配额时，应将其作为一项负债。（2）账务处理层面。我国公司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相关会计处理包括三方面：公司免费获得碳排放权分配额度并用于自身生产经营；公司获得无偿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用于出售；公司有偿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并以交易为目的进行出售。其中具体会计账务处理如表1所示。（3）财务报表列示。通常公司所拥有的碳排放权期限为一年左右符合流动资产定义及特点，应列报在“存货”后，体现了公司拥有的资产。若公司的实排量远超于其所持有的额度，应将其作为一项负债，并根据公司实际碳排放量的公允价值进行确定，与此同时，在核算公司所承担的义务时，公司应设置“应付碳排放权”会计科目对此进行反映。公司的负债通常归于流动负债，其原因在于每年末公司需支付与实排量相等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对于公司所负担的义务价值，公司应单独设置“应付碳排放权”在“应付账款”科目之后，并将其列示在流动负债中。与碳排放有关的非会计信息与会计信息也应披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二）国外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规定。（1）欧盟国家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规定。欧盟于2003年创建了欧洲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该体系规定了须实施低碳减排的主体（能源密集型与电力）及相关行业（石油、钢铁、造纸等）。在欧洲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下，公司可采用政府无偿分配与公司有偿购入两种方式从而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随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快速发展及市场进程的不断加快，公司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已由最初的政府免费分配发展至目前的有偿购入或拍卖方式，由政府的行政干预逐渐转变为利用市场化机制，预计未来完全取消无偿分配方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总量配额交易体系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公司所拥有的碳排放额度并不是无限制的，控排公司应在给定的碳排放权限定额度以内，自由选择出售还是购入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从而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运作。该体系还规定若控排公司实排量超过所持有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相关公司不但要支付对价购买超出部分的碳排放配额，而且要受到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惩处。以下为欧盟成员国碳排放权会计核算具体情况。由表2分析得出，碳排放权初始确认模式下采用存货模式的仅有奥地利与德国两个国家，法国、葡萄牙等四个国家均采用无形资产模式。通常采用政府免费分配与公司购入两种方式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针对公司有偿购入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上述六个国家中仅有葡萄牙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其余成员国均运用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对于政府免费分配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欧盟成员国均选用了公允价值属性进行计量，未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原因在于未支付对价，也就不存在购买支出的情况，进而不能采用历史成本进行后续计量。（2）美国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规定。IASB与FASB在碳排放权的以下会计处理方面达成统一：一是将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获得方式为政府免费分配的认定为一项资产；二是与之相关的负债与资产其初始计量与后续计量统一选用公允价值属性进行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三是控排公司需在本期末交付与本期实际碳排放量相等的碳排放权额度，并将其认定为公司需负担的一项现时义务，也就意味着公司负债应在本期获得分配的额度时确定。由于美国公司获得配额普遍存在两种目的：其一，为促进公司经营运转，并且将其转换至所制造的产品内；其二，为获取交易利差。公司进行短期出售从而获取差价。因此，美国公司选择将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计入存货会计科目中亦或是无形资产会计科目中。针对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所采用的计量属性，美国公司大多利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3）日本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规定。为促进本国节碳减排的快速发展，日本建立了东京总量限制交易体系，并且了《碳排放权指南》，该指南是以公司拥有碳排放配额的目的为基础由此引导公司作出不同的分类处理。一是以进行投资为目的从而获得的碳排放权，将其认定为一项衍生金融工具；二是以履行交付义务为目的从而获得碳排放权，应在初始确认时认定为一项无形资产；三是以交易为目的而获有的碳排放权，将其作为一项存货。指南中相关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具体会计核算如下：其一，以维持公司生产经营运转为目的，通过购入或拍卖方式获得的配额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入账，与此同时实行减值测试并调节其账面价值。其二，以交易为目的并且是采用拍卖或有偿购买方式以此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将其计入存货会计科目中，并且进行初始计量时需根据其获得时的成本以此核算。（三）国内外碳排放权会计处理对比。（1）国内外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对比。根据对上述国家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相关规定的了解发现国家及地区间存在较多不同之处，具体差异如表3所示。其中我国与其他国家最显著的特点是：我国新设“碳排放权资产”会计科目进行会计核算，而其他国家则是基于现存的会计科目从而进行相关会计处理。（2）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比。针对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层面的标准各个国家有所不同。法国要求节碳控排公司须在年报中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及控排效果。日本则规定节碳控排公司需公开披露全方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减排措施、战略及效果。我国征集意见稿中规定对于拍卖或有偿购入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公司应设置“碳排放权”科目进行会计处理，由于拥有的碳排放权期限通常在一年之内符合流动资产的定义，将其作为一项资产列报在“存货”后面；若公司实排量超于所持有的碳排放权额度时，应将其作为负债并按照公司实排量的公允价值入账，设置“应付碳排放权”作为公司的一项会计科目，通常情况下公司在年末交付与实排量相等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属于一项流动负债，应单独设置“应付碳排放权”会计科目以体现其实值。同时公司还应增加披露拥有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所选用的确认与计量属性、会计政策及方式等。从上述国家对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披露的规定分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节碳控排公司单独出具披露有关碳排放权会计信息的报告，并将其确认为一个独立的会计核算系统；二是节碳控排公司同时在财务报表与附注中披露，包括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中进行披露，资产负债表中则应在会计科目中进行列示，包括其获得的方式、来源、时期及目的则在附注中进行披露。（四）国内外关于碳排放权会计的分歧（1）碳排放权确认资产类型的分歧。当前世界上有关碳排放权的资产类型包括无形资产、存货、金融资产以及碳排放权资产。第一种是针对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该观点的理由为碳排放权满足无形资产的认定条件（无实物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长期资产的性质，公司拥有碳排放权的期限为1至2年内，并且可递延或跨期使用。公司拥有碳配额的目的为维持经营运作或是交易获取差价，上述观点满足维持经营运作的目的，而交易获取差价是短期行为与上述观点中的长期资产不符，将其认定为无形资产不具有合理性。第二种为确认为存货。该观点认为在一定程度受到美国FERC的影响，且公司排放的温室气体为生产经营中所制造的副产品，是存货价值中的一部分。但该种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碳排放权是无形的其未符合存货具有实物形态的特征。因此将碳排放权认定为存货也是不合理的。第三种将碳排放权认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拥有该种观点的理由为碳排放权可进行期货交易也可现货交易。欧洲气候交易所存在两种期货交易所与两种期权交易所，表明了确认金融资产所需市场环境要求较高，而对于我国现有的碳市场而言有一定的难度，若运用公允价值进行核算将会导致碳排放权价值发生变动，不利于碳市场的稳定。第四种观点将碳排放权认定为一项新的碳排放权资产会计科目。其理由为我国目前现有的会计科目难以满足碳排放权的确认与核算，且公司持有碳排放权的目的多样且来源复杂。（2）无偿分配的配额是否应确认为资产的分歧。针对免费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是否应确认为公司的一项资产并未有明确的定论。一种看法认为，政府免费分配的碳配额应认定为一项资产，同意该看法的研究学者认为获取碳排放配额的来源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公司的最终用途是维持公司的经营运作从而将其价值进行交易从中取得差价或是转换为产品成本，不能因来源有差异就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另一种看法认为，无偿获得碳配额无需进行账务处理，理由为免费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未满足资产的认定，且无偿意味着公司未付出对价，没有历史成本，若将其认定为一项资产则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进行核算，但若该计量属性运用过程中存在难度那么将直接影响碳排放权成本核算的准确性。（3）碳排放权的计量属性分歧。目前研究学者对碳排放权的计量属性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因该模式能更好的体现经济实质，符合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特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规避政府无偿分配碳排配额的初始计量问题。与该观点相反的研究学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碳市场环境要求较高，且需要财会人员的职业判断，受主观影响较大。另一种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理由为该种模式基于受托责任观影响，反映了公司实付对价的具体情况，能够规避公允价值变动所导致的会计核算难度增加，具备了客观性与可靠性的特点。持有反对意见的则认为该模式仅仅反映过去的事项或交易，并且碳排放权的实际价值变动情况难以准确进行反映，进而影响公司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我国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理完善建议

（一）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1）以公司持有意图为基础从而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不同资产。公司对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而持有碳配额应将其计入“无形资产”科目中进行核算，即公司根据取得当日碳市场上碳排放权的实付金额或公允价值入账，借记无形资产，贷记银行存款或递延收益。以进行交易为目的而持有的碳配额应将其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中进行核算，因公司获取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是为短时间内销售从而取得差价，满足了金融资产的相关因素。公司应根据获取时实付的金额或碳市场的公允价值进行入账，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贷记银行存款。（2）免费分配的碳排放权应当认定为资产。从上述我国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会计处理规定了解，未将政府无偿分配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认定为资产，其理由为其未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并且节碳控排公司只要在限定额度内进行排放，受到惩处的几率较小，公司也就难以获得收益。本文认为应将政府无偿分配的碳配额认定为一项资产，原因有三点：一是节碳控排公司获得政府无偿分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时，能进行交易获利或是用于上交实排量，并且该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由公司持有或控制的，同时由过去的事项或交易形成的，其满足资产的定义。二是公司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公司经营运作，并从后续所制造的产品中反映出来，无法统一会计处理方式将会造成成本会计核算存有误差，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出现失真的情况。三是公司应基于会计信息全面性要求从而披露与碳排放权相关的会计信息，若节碳控排公司未确认免费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仅在备查录中反映相关信息，会导致会计信息缺乏完整性，造成会计信息使用者片面的看待公司的会计信息。基于上述原因，节碳控排公司应将无偿获得的碳排放权认定为一项资产。（二）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属性选择。（1）公司经营运作而持有配额的会计计量。以公司生产经营为目的从而获取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无论是政府无偿分配方式还是公司有偿购入都需要采用计量属性进行会计核算。我国碳排放权会计处理规定选择公允价值进行核算，因其能弥补无偿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难以进行初始核算所造成的不足，并且能解决历史成本难以体现公司实际价值的问题。若公司采用历史成本进行核算，会直接造成实际价值与账面价值不符的情况，影响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的决策。（2）为交易持有配额的会计计量。公司获得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目的是进行交易从而获取差价，公司应将实付的货币资金或公允价值确定为一项交易性金融资产，且期末对公司的账面价值进行变动。若年末公允价值上升，公司应将公允与账面价值间的变动数额计入变动损益的贷方科目，以体现出在碳排放权市场中的实际价值；若选择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核算，且公司的账面价值小于同类市场上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应将两者的差额计入公允价变动损益的贷方，与此同时调整公司的账面价值。与上述生产经营为目的而持有配额不同，以交易为目的获有的配额，未存在交付期完成后需向政府上交实排量相等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情况，也就不会有负债的确认与核算。出于公司经济与成本效应的要求，公司应选择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方式。（三）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会计披露方面的建议。（1）表内披露。表内披露是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披露相关的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可通过查看公司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从而了解公司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成果与期末时点的财务情况以及公司现金流量状况。一是对于利润表的列示。公司排放温室气体时应在期末将实排量的公允价值计入制造费用或管理费用；公司以交易获取差价从而获有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应将其销售时的金额与两者间差额分别计入“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免费获得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费用摊销应消减管理费用或制造费用等会计科目。二是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列示。节碳控排公司以维持经营运转而拥有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无论获取的来源方式有何不同都需在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项目下列示，一般情况下期末反映的是其公允价值，其他综合收益科目体现其变动额。公司应将预期进行投资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中。会计科目中的递延收益贷方一般为政府免费分配的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直至公司实排时再进行摊销处理。公司实际排放碳气体时，单独设置“应付碳排放权”以反映公司核算的碳排放价值。三是现金流量表的列示。节碳控排公司应及时且准确的披露因碳排放权影响现有资金的变化状况。对于公司因投资行为而增加的金额，应设置“购入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支付的金额”与“处理碳排放权获得的现金”项目；因经营活动所形成的现金流应新增项目“购入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付出的款项”，从而得出公司投资与处置及购买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的实际情况。（2）表外披露。一是董事会或总经理报告书中的披露。公司应及时准确的披露碳排放权的责任主体与面临的机遇与风险等，具体包括：制定的低碳战略（减排计划与目标）；机遇与风险的识别预警体系；减排措施（减排可行性报告、机构选择及其职能、奖惩办法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状况（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排放数据等）。二是附注中的披露。公司应在附注中进行补充从而为报表阅读者提供全面完整的会计信息。披露数据应涵盖：公司实际排放时支付的金额、时期及数量；碳排放权的价格核算方法；公司向政府支付碳配额的金额与数量等。

参考文献：

碳排放权范文篇3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碳交易市场；会计核算

一、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介绍

在2020年1月1日起的现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暂行条例中规定，重点排放企业购入碳排放配额后将其作为碳排放权资产，并以购入当日的成本（包括手续费和相关税费等）进行计量，重点排放企业通过政府免费分配等方式无偿取得碳排放配额的，不做账务处理。重点排放企业使用购入的碳排放配额履约（履行减排义务）的，按照所使用配额的账面余额，计入营业外支出，相应减少碳排放权资产。重点排放企业出售碳排放配额，则需要根据配额取得来源的不同，分两种情况进行核算。对于重点排放企业出售购入的碳排放配额的，按照出售日实际收到或应收的价款（扣除交易手续费等相关税费），通过银行存款、碳排放权资产、营业外支出等科目核算；而对于其出售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的，按照出售日实际收到或应收的价款（扣除交易手续费等相关税费），确认为营业外收入的增加。

二、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中的问题

（一）成本计量问题。我国碳排放权的购入采用以历史成本计价的方法。历史成本计价是指资产按照交易或取得时的实际价格进行入账，不涉及后续计量。在碳排放权市场体系不甚完善且碳排放配额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历史成本无法有效反映碳排放配额的实际价格和公允价值，从而可能会导致碳排放权资产的高估或低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也会被相应错误估计，从而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同时，由于企业碳排放权的购入成本由营业外支出核算，不影响营业成本和营业利润，而企业管理层的绩效考核目标往往与已动用资本回报率等财务指标有关，与这些指标挂钩的数据一般来源于营业利润、总资产等，几乎不受营业外支出的影响。在非财务指标方面，只有较少企业制定了同碳排放相关的考核标准，这就导致大多数企业管理层对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视程度和理解能力不到位。

（二）资产确认问题。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暂行规定后，诸多学者在碳排放权交易确认为何种资产方面产生了较大争论。其中主流思想主要包括四种，第一种认为企业持有的碳排放权可以出售并且结转下年，且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可以作为存货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碳排放无具体形态，可以采用无形资产进行计量；第三种则认为碳排放权交易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可以按照交易性资产来进行核算；第四种，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单独设立科目，对碳排放权进行专门规定和指导。我国会计准则倾向第四种，设置专门的碳排放权资产对其进行核算。然而，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仅涉及了初始成本确认，而忽略了碳排放权资产后续处理和计量，导致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变动的前提下无法确认目前所持有资产的实际价值，会对资产负债表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准则规定企业无偿分得的配额不做会计处理，即企业所耗用的分配额内的碳排放权可不做核算。在这种处理方法下，企业只有在出售无偿取得的碳排放配额时才会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资产的增加，而企业未出售的无偿分得的碳排放额将不会体现在资产上，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产负债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同时，对于政府无偿分配的配额不做处理可能会对碳排放配额的控制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对其进行实时监管。这有一定可能性会使得企业在进行成本管理时忽略碳排放权资产的消耗，不能将碳排放配额有效且精细地分配到企业的各个项目上，从而使企业成本预算出现偏差。

（三）预防性机制问题。预防性机制的前提是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是指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人类行为确实会产生环境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和社会基于一定科学基础上的合理怀疑而采取预防性措施，及时妥善处理环境和安全问题，从而防止可能的损害发生。企业通过向外排放二氧化碳获利，而污染的环境成本却要由社会公众负担，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企业应该为其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承担责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开放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但同时，由于碳排放权可交易，对于其碳排放边际收益大于其碳排放边际成本的企业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企业对于碳排放的需求量，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企业本身具有逐利性，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企业对碳排放配额价格接受的最高程度在于其利用配额能给企业带来的效益。同时，由于我国实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设定的方法，即市场上的配额量有限，这将导致一部分企业在高价买入碳配额的情况下，另一部分企业配额购入量被限制。在现如今国内市场对碳排放监管不甚完善的情况下，碳排放检测公司和企业相通篡改碳排放检测报告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企业对于碳排放权的核算计量仅通过碳排放权资产和营业外收入支出等科目进行简单处理，且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也不甚完善，则无碳排放配额可用的企业出现数据和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几率将会大大提高。由此可见，部分企业先污染而后国家或社会进行治理的做法不仅会降低部分企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也违背了国家开放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初衷，背离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所以实行预防性机制，提前限制部分企业过量购入碳排放交易配额，进而直接增加碳排放量，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尤其重要。

三、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问题解决建议

（一）以公允价值进行成本计量。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体现企业实际拥有的资产价值。事实上，相比较公允价值，历史成本更适用于在一定存续期间内价格较稳定的资产，然而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配额价值并不稳定，所以对于该资产来说，公允价值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其合理价值。但同时，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在一定程度上与主观判断相关，则会有部分企业出现通过高估资产公允价值来虚增利润的情况，从而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相关判断。所以，在碳排放权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同时，企业应当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碳排放权属于碳排放市场上的单一商品，国家可以通过对市场的检测实时公允价值的涨跌变动。

（二）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在购入碳排放配额时的成本计入营业外支出，不与营业利润和营业成本挂钩，即企业为购买碳排放额所支出的成本仅影响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其KPI大多同营业利润有关，即使有些企业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或者企业管理层绩效评价中包括了非财务指标，但这其中也大多与碳排放指标毫无关系。现行对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核算方法下，受委托理论固有局限性的影响，企业管理层重视短期利益而非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这就说明，在企业降低碳排放以谋求可持续发展和购买碳配额以有效扩大利润之间，管理层往往更倾向于利润的最大化，不仅保证自身的绩效指标达到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投资者高估其盈利能力，在股票价格上升的基础上为管理层自己谋求利益。因此，为了保证我国“双碳”目标的有效达成，企业管理层必须足够重视碳排放。而当其碳排放配额的购入成本在核算时计入当期损益而非营业外支出后，企业碳排放量的多少就与企业管理层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影响管理层的绩效评价，这不仅会使其在成本控制方面给予碳排放量所消耗成本足够多的重视，反向促进管理者寻求绿色低碳发展，降低碳排放量，也更加符合股东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诉求。

（三）将碳排放权交易确认为金融资产。在我国，交易性金融资产指的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时也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的金融资产。碳排放市场交易的碳排放配额在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前提下，由于其市场相对较为活跃，且变现速度较快，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将其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会计核算。根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准则，碳排放权交易应该根据企业具体规定的时间进行公允价值的评估测量。其购入时的交易费用及处置的损益通过投资收益来核算，计入当期损益，挂钩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营业利润，其差额可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表示，也可以单独设立科目对其进行核算。事实上，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启动前，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U-ETS）作为全球首个主要的碳排放市场体系，有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中，由于企业的运营资本具有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矛盾，为了保证流动资产的盈利性，企业更加偏向于在二级市场购入股票、债券、基金等以赚取差价，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价格波动频繁且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较为类似性质的资产，除去纯粹的碳排放权交易之外，也可将其与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结合，形成碳期货合约等。如，碳期货可作为金融期货，企业通过买卖其远期合同来赚取差价，它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套期保值、对冲碳价波动风险的工具，且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活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四）计提碳排放权交易变动准备。“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并不能有效满足我国的“双碳”目标。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后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是几乎不可逆的，所以有效规避不必要的碳排放显得尤其重要。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碳排放量是较为稳定的，在国家“双碳”目标的要求下，企业应当逐年降低碳排放权资产的消耗量。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碳排放权资产以其他流动资产列报，但无论是在资产负债表列示还是会计核算的处理中，都没有体现企业碳排放量的增加或减少，故在资产负债表或报表附注中披露碳排放权资产消耗的变动更为重要。笔者建议可以将该变动体现于财务报表附注中，在会计核算方面可先不做处理。这是由碳排放总量不定而定额较为稳定的特点决定的。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由于规模扩大而碳排放量增长，但实际每单位产品生产所产生的排放量降低的情况，在报表中是很难体现的。因此，为了防范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期末碳排放实际耗用及单位耗用等，同时需要对下年的生产进行预测，详细阐明下年的减排目标以及为达目标所制定的详细策略，严格把控企业内碳排放量，并在污染发生前制定方针政策，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量。

（五）有关碳税开征的会计处理建议。在有关碳排放的预防性机制问题中，大部分碳排放重点企业的边际效益要比购入碳配额的边际成本高得多，这表明企业愿意付出购入碳配额的成本来求得更大的利益。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说，由于市场中企业自身的差异，污染负担下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理想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相较于中小型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其规模效应就更加明显，即边际成本也就越低，其边际效益也就越大。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温室气体，虽然对于其是否属于环境污染物还未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定论，但依旧可在某些方面参照与其相似的《环境保护法》。这是因为环境保护法所规定的环境即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二氧化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中包括的总体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前提下，结合《环境保护法》，划分区间征收碳税可以有效缩小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之间的差距，使得碳排放市场上不同规模企业在边际成本与效益之间无利可图，从而倒逼企业寻求节能减排新策略，促进企业转型，从根本上减少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六）市场监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在这种新型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对专业监管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一般来讲，我们评判一个行业或市场成熟与否，最主要的是判断其监管体系和力度。虽然现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由生态环境部监管，但事实上由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金融特征，这就说明除去生态部的监管，国家其他相关金融机构或银行组织同样可以加入到碳市场监管体系。同时，因为市场本身存在的风险性，生态环境部同样应该加强与证监会以及专业审计组织的合作，积极培养、吸纳碳排放领域的专业人才，统一碳排放监测标准，对企业所披露的碳排放信息进行有效审查，严肃处理碳造假的行为。其次，有效的市场监管应建立在合理的相关法律条款上。我国碳排放权现今仍旧沿用2020年12月份出台的暂行规定，其在2021年了修改稿，但还未得到有效实施。国家应当尽快推进立法，建立统一标准，规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明晰有关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再次，对于碳排放专业服务机构的管理及肃清应当提上日程。在碳市场运行开始后所发生的诸多恶性碳排放造假案都与不甚完善的碳排放服务机构管理体系有关，国家应当进一步提高碳排放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可实行持证经营等相关策略，规范服务市场，完善碳市场的配套服务市场。最后，在实施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奖励政策，对于坚持节能减排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的企业实施激励政策，如税收减免等，以活跃碳市场，促进碳交易。总之，现行有关于碳交易权处理的会计核算存在诸多问题，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暂行条例中的核算方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还应当不断贴合该市场进行持续更新。加强市场监管，精确计量碳排放权交易的公允价值，强化预防机制，防止先污染后治理问题的出现，应当是规范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良好举措。

主要参考文献：

［1］赵鹏.风险、不确定性与风险预防原则———一个行政法视角的考察［J］.行政法论丛，2009（01）.

［2］赵志恒.我国碳排放权会计规范的国际趋同与特色构建［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04）.

［3］曹国俊.“双碳”目标下加快环境会计发展的思考［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12）.

［4］张雁.碳排放权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基于《碳排放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J］.河北金融，2022（01）.

碳排放权范文篇4

［关键词］大气污染;碳排放权;碳市场

2018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万亿元，我国GDP总量突破80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6．9%。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国内一些中小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环境会计甚至形同虚设。为了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对碳排放权交易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我国碳排放交易现状

碳排放权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基于环境补偿机制而建设的，将过去的废气等污染物转换为生产者资产的市场机制。换言之，碳排放权交易是给企业设定排放上限，通过配额交易降低减排成本的一种交易制度。它使全社会共同分担节能降碳工作的成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使企业从中受益。假设A企业今年减排8万吨，此配额可以出售给需要配额的人，那么A企业将会多一条融资渠道。假设B公司是有害气体排放大户，每年都会面临高额罚款而导致产能受限，但如果其通过购买配额来提高排放限度，就会降低成本提高产能。经过具体专业的前期考量，再经过后期的交易，碳排放量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所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积极性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对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立场相当明确，从限制碳排放直到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碳减排措施正在逐步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地区成为碳交易试点地区，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截至2016年9月，试点的碳市场配额现货交易累计成交达到1．2亿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32亿人民币，各试点总体运行尚可，企业履约率普遍较高。尽管各试点地区交易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企业意见较多，但企业和政府都从中获得了不少宝贵经验。参与其中的企业大多能够积极应对，配合试点省市政府的减排计划，通过加强企业自身的碳排放管理建设、完善企业基础台账、加强节能技术改造等手段，有效地控制碳排放量，降低履约成本，确保企业的市场竞争力。2017年是第四个碳排放权履约期，各碳交易试点地区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我国碳市场建设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深圳于2013年率先启动了碳交易，拉开了我国碳市场的帷幕。2017年，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2018年2月，广州首笔碳排放权交易成功进行。某境外能源公司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买入10万吨碳排放配额，开启了广州地区首笔碳排放权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此笔业务成为广东省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推动以“NRA+”为特殊账号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的创新举措。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正处于初级阶段，极其成熟活跃的碳排放市场还没有形成。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会走向成熟阶段，交易机制将会更加完备。

2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问题

2．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不健全，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进行良好运行的保障。我国目前处于碳交易的初级阶段，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明确奖惩措施、增强执法力度的最合适阶段。虽然目前试点地区如深圳、广州已经制定了部分法律政策，但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政策仍不明确，在市场监管方面缺乏约束，相关制度尚未完全规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和交易操作。因此，我国仍需不断结合实际，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以后建设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2．2专业人才匮乏，技术条件落后。目前，我国的碳金融交易仍属于金融类新兴行业，碳交易市场发展缓慢，碳金融产品种类单一，严重缺乏专业人才以及过硬技术;试点地区的交易活动过于局限，无法与国际先进的排放权交易机构进行衔接，排放权交易所的技术条件需要进一步提高。2．3基础信息、数据缺乏，企业积极性不高。我国现有试点虽先后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看似完成了试点的初步计划安排，但启动都比较匆忙，大部分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完善，各试点的重要数据大量缺失，管理者无法掌控最真实的排污量以及各种重要信息，使得政府在协调方面面临困难，配额分配具有极大的不准确性。因此要加大奖惩措施，调动企业的整体积极性。2．4碳交易市场存在极大的不公平。公平是碳市场能够保持健康良好运行的首要条件，而我国的碳市场目前还没有清晰完整的奖惩制度和相关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存在着不公平现象。此外，由于各试点地区存在发展情况以及政策制定方面的差异，我国目前的碳市场形成了严重的割裂状态，使得碳市场更加不公平，将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消极的作用。

3推进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建议

3．1建立健全法律体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需要强有力的立法支持，以明确交易市场中各方的权、责、利。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要尽快颁发相应的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法规等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文件，对交易主体、交易规则、排放限制、数据管理等进行约束，使我国碳交易市场的秩序得到保障。要尽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相关交易规则，细化行业范围，建立相应的监测、报告、核查制度，并对拟纳入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各个行业采用统一的核算标准。在配额分配方面，由原来的配额免费分配，逐步向完全拍卖过渡。3．2大力培养碳交易相关人才，鼓励碳金融产品创新。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处于初级阶段，在碳金融产品方面没有定价权，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专业人员，这导致我国当前的交易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我国要制定碳金融发展规划，鼓励金融资本参与到碳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可以对碳金融产品服务、业务运作模式进行创新，这将有助于完善风险管理方式。金融市场可以为碳配额提供专业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企业碳资产，提高碳市场的流动性。因此，为了使我国碳交易市场更快、更好地发展，应该加大力度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和完善碳金融政策，为碳金融创新提供财政、税务、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支持，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互联网金融等参与到碳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中。3．3积极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大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推广。政府对碳排放权交易应该起绝对的引导作用。应加大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支持力度，加深企业对碳排放权的普及程度，使企业认识到我国的碳排放权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一些小型公司和分支机构集中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基本上没有符合碳市场主体资格的企业。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三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提高监管力度，加快对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同时，政府应建立健全碳排放权管理机构，建立严格的监测考核体系，建立碳排放权定价机制，并对价格进行调控，引导企业进行正确的交易。

［参考文献］

［1］刘佳，彭珏．我国碳排放权及其交易会计问题探讨［J］．财会研究，2012(4):25－27，35．

［2］王艳龙，孙启明．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会计问题探析［J］．经济纵横，2010(12):117－120．

［3］潘家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8):1－5．

［4］杨凌雁，杨万任．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确认与计量属性探讨———基于总量控制及交易机制的思考［J］．财会通讯，2012(5):37－39．

［5］许凝青．关于碳排放权应确认为何种资产的思考［J］．财经观察，2013(8):41－44．

［6］张鹏．CDM下我国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和计量［J］．财会研究，2010(1):39－41．

［7］彭敏．我国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初探［J］．财会研究，2010(8):48－49．

碳排放权范文篇5

第一，公平原则，西方学者认为大气是人类的共有资源，因此往往采用全球外部性以及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际气候合作，因此在国际碳减排额承担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公平的问题。中国只有通过立法保护自己，才会避免其它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国家利益产生侵害。我们要强调我国人均排放水平的现实，全面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第二，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巴厘路线图要求，在责任与义务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差异，其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持续发展的领域进行具体行动与项目行动，而发达国家承诺总体减排目标属于强制性的义务，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严格立法，禁止发达国家向我国施加更多的减排义务。

第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相对较大，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很难改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政府除了要应对碳排放相关的国内问题，更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不过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咄咄逼人，我们需要加快立法的脚步，进一步捍卫我们的权利。

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要点

碳排放权交易合法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碳排放交易就是指转让含碳温室气体排放行政许可，而要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就必须以承认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为前置性条件。现在我国的基本法律体系中，针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还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中有规定：行政许可权不得转让，但没有做出行政许可是否能够交易的规定。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均是新生事物，其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会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带来一定的突破。基于我国法律体系稳定性与协调性的角度而言，针对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法规的构建，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形式，以现有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为基础，加大力度在各地区制定地方性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建立具体的总量控制机制要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就要以构建总量控制机制、碳排放许可制度为前提。基于权利属性的角度而言，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交易品，其本质上是以一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排放配额。为了防止各个企业无限制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无需成本的使用全球性的公共资源，就必须设定排放总量，对其行为加以控制与约束，从而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确定其商品属性，最终可以在买卖双方发生交易活动。而二氧化碳排放权属于全球性公共物品使用权，要将其转化为可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私权，那么交易主体就要先取得碳排放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专门的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一些零星的条文不成气候。所以可以由专门的行政机关、主管单位制定国家排放总量，以及相关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然后通过特定的方式、合理的程序进行公平分配，并且为保证全面落实总量控制指标，还要专门规定出总量控制目标、总量统计制度、统计对象行业与种类、总量监测核查制度等等。

构建统一的碳排放许可制度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颁发碳排放许可证的形式确认交易主体获得碳排放权，这个过程中碳排放许可制度与总量控制机制是互相配套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现在我国针对碳排放许可制度的相关规范、法律还是空白，现在执行中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只是针对污水防治，并且未能得到全面、彻底的落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相符；而《水汛染防治法》只是针对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这一原则性规定进行阐述，却没有相关配套的法律规定，不同地区在执行排污许可制度时，无论是发放范围还是发放程序，或者监管机制等，均不统一；具体到无证排污的行为时，处罚力度轻，法律实施效果差。因此我国迫切需要以地方经验为基础，加快排污许可证管理相关规范的立法程，使得碳排放许可证制度尽快实现有法可依。

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法律制度要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与自由性，就要构建一系列的基本制度与交易规则，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体资格审查制度，即主管单位对交易双方的主体资格进行认定，对出售指标者要加强环境监测与监督；第二，碳排放报告制度，任何排污指标持有者均需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将其排污指标的变化情况真实、详细的反映给主管部门；第三，碳排放交易监管制度，制定一系列的信息披露、报告与核查制度。

建立碳排放评价机制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制定出指导原则与规范的框架，创建与国际接轨的科学机制和体系；第二，明确评价对象行业，按照逐步推进原则对能源、建筑、钢铁、化工、建材、交通、废弃物处理、农业、林业、服务行业等，逐步建立各行业碳减排标准和认证体系，先行试点再全面展开；第三，需要培养一批有资质的碳减排认证机构，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在碳减排认证中参与、策划和测量的主体性作用。

结语

碳排放权范文篇6

2017年是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元年，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央企集团应加强内部对碳排放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明确统筹管理部门，理顺内部管理机制，建立集团的碳排放管理机制，制定企业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工作方案”。对于集团公司来说，通过集中管理模式、或半集中半分散式管理模式，形成统一管理归口是集团公司应对全国统一碳排放管控的必要手段。如果由基层单位分散化管理，将导致集团碳排放权管理整体效率低下，碳交易成本高，甚至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1]。从目前碳市场治理结构来看，存在国家-省市两级，发改-企业-行业三重维度，如果不形成统一归口，很难形成话语权，反而受制于多个管理部门角色与视角差异，陷于被动；相反，如果集团形成统一管理归口，可以在政策倾斜和应对碳交易市场风险时形成有利局面。从国际与国内碳交易试点经验看出，只有形成统一的交易管理归口，聚集交易头寸，统一制定策略，才能形成市场主导地位，确保在市场定价中不被动，并且有能力实现自身经营预期。从推动集团节能降碳工作而言，不形成“数据-定价-技术-资本”四位一体的局面，很难对集团既定节能降碳目标形成推动作用，也无法充分利用碳市场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带来的机遇，并应对政策形成压力和挑战[2]。

2大型集团公司开展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管理的工作要点

2.1建立集团碳交易管理体系并统筹管理碳指标。借鉴欧盟碳交易体系(EUETS)实践经验，以及目前国内碳交易试点的交易管理实践，通过集团层面或分公司层面统一开展碳交易业务，同时指导下属企业完成碳排放履约。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发挥规模优势实现盈利或降低履约成本，同时实现了低成本减排，并通过碳市场的妥善管理获得盈利。因此，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在实现集团碳资产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自身碳资产在碳市场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增值，以有效降低履约和交易带来的市场风险[3]。2.2统筹管理抵消额(CCER)的开发与使用。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应合理制定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规划和进展，并统一规划CCER项目开发规模和进度，可以优先满足下属排放企业需求，兼顾目标市场碳交易经营需要。针对下属排放单位配额盈缺情况，确定需求与履约方案，根据市场价格趋势决定集团下属CCER项目和外购CCER数量配置。2.3借助碳金融工具，支撑集团相关业务发展。结合可行的碳金融工具(如质押、回购、大型减排项目债券融资、碳资产证券化、期货等)，探索适合集团的碳金融发展模式，评估企业节能降碳、参与碳交易资金需求，确定资金机制与规模，最大限度发挥集团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创造资金价值。

3集团公司借助信息化平台开展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管理的目标

基于可靠的碳管理软件系统实施集团公司碳排放权管理，替代低效的逐级填表上报方式，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内部碳排放/减排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对集团公司内部历年基准碳排放摸底统计和未来的碳资产管理能力均有重要价值[4]。结合集团公司的管理需求，借助信息化平台开展碳排放权指标交易管理的目标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分级分类建立集团统一的碳排放基础信息库；包括碳资产总量及其地区分布、行业分布、重点排放设施情况等信息。(2)绘制重点碳排放设施的数据地图。(3)满足各单位碳核查、碳交易和信息披露的要求。(4)及时关注研究国家的碳减排政策和碳交易情况，为碳市场启动后的履约管理和交易管理作准备。(5)为集团内部企业转让配额提供信息，促进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配额的内部交易，降低企业发展的履约成本。

4集团公司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信息化平台功能建议

4.1控排单位(高碳)碳排放数据管理。(1)监测跟踪：从不同维度(年、月、分公司、行业、地区)对集团内下属控排单位的碳排放数据进行监测跟踪，并可导入历史数据、生产计划、减排方案等实现数据的统一精准管理。(2)月度数据填报与审核：根据集团内部精细化管理需求，进行月度数据管理，方便管理回溯，标记配额缺口，挖掘改善空间。对未按时上交的企业进行催报，同时进行数据的审核与交叉验证，如发现可疑数据，及时整改。(3)数据的统计与分析管理：对控排单位的日、月、年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形成年度碳排放报表，进行碳排放数据的报告与披露。同时集团内部可进行对标管理和分析，根据控排单位碳排放数据库进行管理，对每阶段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将碳排放单位每阶段(按日或月)的煤耗、电耗、油耗、气耗、水耗作成曲线图，分析走势，归纳总结，作为控排单位制定节能降碳的数据基础。4.2减排单位(低碳)碳排放数据管理。对于集团公司来说，除了控排单位，还有可能包括减排单位。例如华电国际既有火电单位，也有众多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单位。对减排单位的生产数据进行按月收集和监测跟踪，统一规划CCER项目的开发和减排量备案，以便实现对抵消额的统筹管理。4.3碳排放权指标分配量预测与仓位预警根据控排单位各时期碳排放规律和碳排放趋势的分析，结合配额分配方案进行全年配额盈缺分析，当可能出现空仓时予以分级预警提示，并记录、报告预警，便于集团公司制定进一步应对措施和策略。4.4碳排放指标和抵消额的统筹管理。集团内部的碳排放权指标流转以及CCER抵消额的优先使用，可大大降低集团总体的履约成本。开发内部碳交易管理界面，用于内部买、卖需求的申报及撮合，可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同时也降低了手动管理的沟通成本及工作量。系统可根据集团配额及CCER碳资产分布情况，为每个控排企业计算出最优化的CCER使用和配额交易方案。4.5跟踪政策信息及市场价格。建立信息汇总平台，跟踪碳市场最新政策动向、市场行情，便于集团层面及下属单位能及时跟进当前市场走势、实时更新最新政策，规避由于市场和政策信息滞后可能导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碳交易的企业路径[N].中国海洋石油报,2014-10-17.

[2]宁彬.统筹能源环境管理大力推进节能减排[N].中国石化报,2014-03-19.

[3]雷立钧,荆哲峰.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对中国的其实[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4):80.

碳排放权范文篇7

1碳市场建设情况

我国碳市场的建设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与建设阶段，时间为2015-2016年，目前，我国已经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正在启动碳市场的建立；第二阶段为试运行与逐步完善阶段，时间是2017-2019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将全面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建立碳市场；第三阶段为全面实施阶段，时间是2020年以后，在这一阶段，将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并且进一步探讨如何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形成对接。目前，中国已经在七个省市全面启动了碳交易试点，各试点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由于七个试点横跨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全国各地方经济差距相对明显相差显著，制度设计能够展现出各区域的特点。深圳设计制度指导目标是市场化，湖北的重点是市场能否有活力生机，北京和上海重视履约管理，而广东的重点则是一级市场，重庆企业配额自主申报的配发模式形式。各个试点碳交易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截至2016年9月，试点的碳市场配额现货交易累计成交达到了1.2亿t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32亿人民币[1]。

2碳市场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2]2.1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不确定性。巴黎协定以后，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关于碳减排指标的分配存在很多博弈点，碳排放总量的确定以及怎样分配主要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2030年达峰的目标具体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目前还没有制定准确的方式和方法，总量如何分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如果提前完成2030年达峰目标，则经济会受到影响，如果过于宽松则2030年达峰目标实现成问题。各个地方的本底条件不同，碳排放的控制难易程度也不同，这就需要政府来宏观的对碳排放的总额进行合理科学的分配，才能够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情况下达到碳排放控制的目标。2.2碳市场产品价格随高耗能市场发展影响。碳市场中“碳”是一种虚拟物品，其价格是由卖卖双方的供需量来决定的，目前控排企业大多都是高耗能、高环境污染的大型企业，电力、供热、工业制造企业类型的大型企业居多，这些企业的排放往往较多。也就是说碳市场的产品———“碳”是在高耗能大户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一个企业超过了国家的配额，就会找配额多的企业进行购买，以完成任务，这样就使得“碳”的价格随着高耗能行业的发展而受到波动。在社会对能源的需求高的时候，“碳”价就会很高，能源需求少的时候，“碳”价就会很低。2.3碳市场交易体系具有封闭性。从国际上碳市场交易体系的现状以及我国碳交易试点城市的现状来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每个地区的试点是相互独立的，各地有各自的办法以及市场交易价格。七个试点城市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交易所，各自安排各自区域进行碳排放交易，如湖北、重庆等地方还限定了只能本地的碳进行交易，这就使得碳市场的主体之间各自独立。众所周知，市场只有开放和具有竞争才能够达到最优的配置效率，而目前相对封闭的市场是形不成成熟的碳市场，这对碳市场的建立也是一种挑战。

3推动碳市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国要建立成熟的碳市场，必须在总量的设置、配额的分配以及市场交易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3]。3.1总量配置设计事后调整机制。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具有不确定性，所以，碳市场建设在总量的设置上要充分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减排的目标，建立总量配置的事后调整机制。要考虑各个地区之间的本地条件的差异，根据各个地区的条件进行总量设置，除此之外，还应当在不同的行业进行碳排放情况分析，对其未来的排放情况进行预测，设置配额。最后，事先对三到五年的减排周期的总量配额进行设计，并制定相应的调节措施，保证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行。3.2配额分配行业差别化。首先，碳市场初期配额分配应以免费分配为主，随着碳市场发展逐步提高拍卖比例。政府拍卖应允许投资机构者参与竞拍，充分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提高市场流动性，形成有效的碳价格，利于企业减排决策。其次，配额分配应重点考虑企业的历史情况，同时应将企业先期减排绩效纳入考虑，以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并按照就近原则实行滚动基期，以使配额尽可能接近当期实际排放，避免配额过渡短缺或过度超发。最后，规定交易过的配额可以储存，有利于促进碳市场流动性。3.3建立资源碳减排项目抵消机制。首先，考虑到自愿碳减排项目（CCER）对碳市场供求关系的冲击，CCER抵消比例不宜过高，应控制在5%～10%的范围内。其次，考虑地区差异，适度扩大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CCER抵消比例。再次，需考虑CCER项目的时间限制，避免早期CCER减排量充斥碳市场。最后，考虑环境友好性和CCER整体供给情况，限制用于抵消的CCER的项目类型，例如水电项目，同时，丰富抵消机制中减排量的来源种类，探索CCER需求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林业碳汇项目，也可将节能项目碳减排量纳入抵消项目。3.4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流动性。前文提到，碳交易市场目前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合理的价格的形成必须是建立在市场的流动性的基础上的，因此，应当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流动性，引导企业提高减排效率。如果市场还是封闭的，那么就会出现有的企业想要卖碳配额但是卖不出去，有的企业想买买不到，或者价格过高很多企业宁愿超标排放受到处罚，如果价格过低，企业就觉得没必要进行碳减排来省配额了。提高碳市场流动性的措施，必须将碳配额总量进行严格的把关，市场的参与者多元化，企业可以参与、居民也可以参与，并且可以将碳交易的产品转化成多种类型的交易品，可以以期货、绿色基金的形式进行交易，碳市场的起步价格要制定的合理、适中，碳减排的政策要制定的有力度，对企业进行培训，并且对违约的企业进行重罚。

作者:张丽丽 单位: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参考文献：

[1]潘家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8).

碳排放权范文篇8

关键词：碳排放权；法律；物权；特许权

我国历来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2020年向世界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碳排放权市场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控制温室气体的制度工具，2021年7月16日，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说中国市场的成败将决定气候变化的未来。从2011年分区域试点模式的地方碳排放市场，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逐步构建制度明晰、监管有序、减排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形成了全国性与地方性交易市场并存的格局。目前，全国碳市场的市场活跃度不高，参与行业和主体单一；交易量波动大，交易品种较少，只有碳排放权配额现货交易，尚未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成交量。我国法律对碳排放权是私法调整范畴还是公法调整范畴没有明确，目前主要是部委规章、地方文件，缺少统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碳交易制度不完善、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碳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碳排放权的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已公布施行，其第四十二条定义的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第二十条指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按照第二十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我们可以推导出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对象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权利——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益，这种权益大小可以通过配额的形式被量化，交易的本质是将这种权益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化行为促使资源合理配置。根据《办法》第二十一条可以知道，我国碳排放权的交易主体是机构和个人，在现阶段，机构主要指的是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企业，即两千多家火力发电企业；个人无法以普通投资者身份直接参与碳排放市场的交易。

二、碳排放权的客体

物权的客体是指能被权利人所支配和控制的特定的物。一般认为物权的客体主要是有体物，即有形的、可触觉并可支配的物。关于碳排放权的客体看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碳排放权的客体是经计算认可的特定数量的温室气体，这种看法将碳排放“物”化，因为温室气体确实是以气体分子混合物的形式存在，确实有物理形态，这为“物权说”奠定基础；而大多数人认为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即权利人对大气环境容量以排放温室气体的方式进行占用使用，其客体不是传统意义的有体物“物体”，而是无体物。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物权客体被限定在有体物上逐步显现出其局限性，电力、热力、光波等没有特定形体但能解释为特殊“有体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五条中“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二十七条中“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说明将物权的客体扩大到权利、虚拟物等无体物不是没有先例或者没有法律依据，可见碳排放权是客体具备“物”的基础属性。

三、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

我们判断是否为物权，主要看权利人对物是否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是否具有我国《民法典》具体规定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三种权利的属性。

（一）碳排放权主体有支配权和排他性。碳市场是一种人为规定而形成的配额市场，支配权也是碳市场顺利交易的前提，即权利主体可以自主支配或者在不同主体之间自由买卖其拥有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这种支配不是传统的对物的占有方式，是对属于自己的权益进行支配利用。国家生态环境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确定碳排放配额总量以及分配方案。在一级市场上，国家将配额以免费的方式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在已获得的确定的配额内，权利主体的权益具有排他性，其他人无法同时享有，这种权益是用数量来体现的。在总量确定的二级市场，权益主体通过节能减排等措施成功减排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超额排放则要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碳市场印证了碳排放权主体的支配权和排他性。

（二）碳排放权不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此类比推断，不管是特定量的温室气体或者是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作为碳排放权的客体，类似于领空和空域资源，应该都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其所有权归全民。碳排放权设立是为了便于交易，不是为了划分温室气体或者环境容量的法律归属，因此碳排放权不是所有权。

（三）碳排放权的担保物权属性。根据《民法典》，担保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质权包括动产和权利质押。碳排放权担保是为保证债务的正常履行，以生态环境部门核发的碳排放权为担保对象，金融机构在综合碳市场交易价格、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情况等因素基础上为企业发放贷款。具体来说，是指符合条件的配额所有人将配额出质给银行，并通过交易所办理登记而设立质权。虽然目前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碳排放权质押相关法律和规定，但各地方、金融机构出台了相关规定，碳排放权质押已成为目前国内碳金融领域实施相对较多的一种绿色融资模式。由此看来，碳排放权有质押权属性。

（四）碳排放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民法典》第三百二十三条指出：“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在我国，实际上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地役权。碳排放权表面好像不属于用益物权，因为它不属于不动产或者动产，看似不在用益物权关系范围，但碳排放所有权属于全民，对大气环境资源的占用使用和交易收益的权利是重点排放单位，是一种典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现象，性质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已确定了的用益物权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现有确定的用益物权都是以土地这一不动产为物质基础的。回顾碳排放权制度设计初衷，是以特定数量的温室气体的使用价值为目标，从而用市场的手段达到减排的目的，碳排放权主体通过碳市场可以创造收益，“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这一权利核心和用益物权是一致的，因此碳排放权具有用益物权的法律性质。四、准物权说准物权又被称“特别物权”，一般认为具体的准物权包括海域水域使用权、探矿采矿权、取水权等权利。我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准物权，但在“第三分编用益物权第十章一般规定”中有“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也有特别法和其他法条中做了相关规定，以上几种权利是否可以归为用益物权，目前没有定论，但可以总结出准物权调整的是权益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碳排放权与矿业权、取水权等准物权有相通的地方，权利取得方式也相同，一级市场均是通过政府干预而获取。而且碳排放权交易的落脚点并不是对其的占有，通过交易和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使其有了经济财产属性，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利用价值，这与准物权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化提供了有利的法理基础。但是准物权这一概念在我国没有统一的权利规则，不是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现有的准物权都由特别法规定，针对碳排放权这一新型权益，目前没有特别法而归于准物权范围存在缺陷。从民法角度来看，碳排放属性还有其他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尽管碳排放权显示了众多的物权属性，但是现阶段权益的初次获得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免费发放配额，后期的配额清缴同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通过将碳排放权免费赋予给重点排放单位，并且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这样虽然能最大限度避免“公地悲剧”，以最低成本实现温室气体削减的目标，但是会导致公共资源变成了私有化财产。政府免费分配的方式可以被视为征用却没有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这与民法存在矛盾之处。二是道德缺陷，碳排放权这种能交易的权利最初分配一定程度上就是财富的最初分配，在一级市场免费获得碳排放权的主体得到了一份财富，而且基于历史排放水准的分配方法会使污染排放量大的主体获益相对较大，因为他获得了较多的碳排放权；相反的，越是清洁环保的排放主体，越有可能获得较少的碳排放权，这在伦理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并且这样导致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有了优势弱势之分，与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有矛盾。

五、行政特许权说

正是由于私法体系中从民法角度看碳排放权有缺陷，换个方式从公法角度看，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出发，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从诞生发放到后期交易清缴都有着政府方面的深度干预参与，也可以说是一种行政许可，与排污权类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办法》有关规定来看，碳排放权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首先，权益主体即重点排放单位是由政府来确定的，各重点排放单位的权益是通过政府制定的分配方案来免费获取并被赋予的，这些行为实施主体是行政主体；其次，碳市场价格受政府干预影响较大，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配额就有了不同的价值，政府可以决定权益价值的大小，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政府有权力进行调整；最后，后期的碳排放核查与清缴、违规处罚等实施主体是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而不是司法机关，也体现印证了实施主体是行政主体。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方式管理，重点排放单位可以通过复议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从这个角度来看，碳排放权完全就是《行政许可法》的调整范畴，由行政单位许可重点排放单位进行特定的活动———排放温室气体，不管是形式特征还是实质精神都与行政许可契合。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排污权是一种行政许可。碳排放权二级市场跟排污权交易一样，也是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在各主体之间通过货币交易的方式来优化各自的配额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碳排放权交易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排污权交易。只是现有的排污权中涵盖的大气污染物虽各地规定不尽相同，主要为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等，但均不包括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造成温室效应进而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已经是人类共识，正因如此才相继诞生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催生了碳排放交易制度，因此将二氧化碳定义为一种大气污染物也并无不妥。至于排污许可是普通许可还是特许，目前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普通许可主要是防止危险、保障安全，特许主要是分配有限的自然资源或其他资源，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中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之一是“（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结合前文环境容量是自然资源也是公共资源的观点，可以认为排污权是在有限的大气环境容量上进行排污利用的特定权利，由此判定碳排放权是一种对大气资源利用而形成的行政特许。

六、行政特许权的现实意义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将碳排放权归为行政特许权在很大程度上和现阶段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实际运行情况相契合。一方面目前我国碳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只有火电企业参与，较为单一，交易及配套政策仍然不完善，在将来政策制定及调整上肯定有较大的改革，将碳排放权特许权化会使政府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更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灵活实施；另一方面将碳排放权归为行政特许权可以为后期立法提供便利，根据立法惯例，政策经过实践检验后才会上升到法律。行政相关法立法层级较低，只需要国务院即可，而对应“物权说”相适用的《民法典》需要全国人大通过，立法层级较高，且《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短期内修改完善的可能性也不大。基于以上论述，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有着其特殊性，在我国表现出多重权利属性，确实同时具备私权和公权的特质。虽然具有众多的民法物权属性，尤其是有着明显的用益物权特点，但根据国情，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将其归为行政特许更为适宜，能为政府在后期改革中增加更多的主动权，在明确其用益物权基础上，其权利的转让和登记等交易法律制度可以依据现行的《民法典》有关规定进行。无论是哪种观点，出发点是一致的——保证碳排放权的顺利交易，落脚点也是一致的———实现减排，其法律属性是要服务于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后期，碳市场必将纳入更多的行业和重点排放单位，未来将面临更多的争议，为此研究设立特别法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可以对碳排放权及其法律属性有更加明晰的界定。

主要参考文献：

［1］叶勇飞.论碳排放权之用益物权属性［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

［2］王璇.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现状及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J］.楚天法治，2015（04）.

［3］杜晨妍，李秀敏.论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

碳排放权范文篇9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十二五”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战略课题。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要实现减少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去年9月，国务院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作为推广节能减排的重要市场化机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

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安排，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得以确立，走低碳发展道路，制度创新是关键，法治建设是保障。首先，应当明确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本规则。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碳排放权交易是指国家设定一个允许排放的含碳温室气体污染物的总额限制，向被纳入到交易机制的公司或工业部门授予一定数额的配额，以此作为排放该数额污染物的权利，分配到各公司或工业部门的许可之和不得超过总额限制。若企业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实现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量，该企业则可以将剩余的排放权拿到排放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获取利润；反之，企业就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排放权，否则，超过许可量的排放将会受到管理部门的重罚［2］。其次，应当厘清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中的基本法律行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以法的形式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以“行为规范”为主线，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方能切合实际、有的放矢。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政行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保证交易符合国际和国内的法律规定，保障交易双方的权益所进行的行政许可、行政指导和监测监督行为，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础；第二，市场中介行为。排放权交易的中介机构为交易双方提供排放权配额的供需信息、为交易创造和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是保证排放权交易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三，买卖行为。交易主体基于意思自治而进行的买卖富余排放权配额的行为，是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主要法律行为，它决定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性质；第四，碳排放评价行为。由独立的核证主体对排放主体减排后的碳排放进行的定期的独立审评和事后确定，使减排量获得公信力的行为是维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3］。围绕对上述四个法律行为的规范，在保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需要重点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合法性问题

碳排放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即指含碳温室气体排放行政许可的转让，承认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是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前置性条件。目前我国基本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规定。我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行政许可不能转让；第十二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特殊行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但并没有规定行政许可能否交易。因此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事实上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4］。从维护我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出发，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制应该采取渐进的立法形式，在现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鼓励各试点地区积极制定地方性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以2010年9月出台的《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该规章就明确规定排污权以排污指标进行交易，并对交易主体及条件、交易方式及程序和交易管理及职责作出了具体规定［5］。待各项条件成熟之后，国家再以专门立法形式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法》对含碳温室气体的排放许可、分配、交易、管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详加规定，并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增加碳排放权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将其作为我国一项环境基本法律制度加以确定。

2．建立具体的总量控制机制

总量控制机制和碳排放许可制度的构建是政府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也是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石。从权利属性上看，碳排放权作为交易品实质上是以1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的排放配额。如果没有排放总量控制的约束，企业就会不受限制地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免费使用全球性“公共资源”。只有在排放总量控制的约束下二氧化碳排放权才成为稀缺资源，才具有商品属性，从而可发生交易活动。将二氧化碳排放权这一全球性公共物品使用权转化成为可以在碳市场上交易的私权，交易主体必须先获得碳排放权。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中没有专门的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只是一些零星的条文，如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条和第15条中提到了总量控制这一概念，但对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总量设计、总量分布、监测和核查、适用程序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对“十二五”期间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规定了总量控制计划，而为保证总量控制计划形成应有的长效机制，对碳排放总量控制立法还应当及时跟进。可以考虑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由专门行政机关制定国家排放总量，并采取一定方式、程序进行分配；对确定总量控制目标、总量统计制度、统计对象行业和种类、总量监测核查制度等作出专门规定，以保证总量控制指标的全面落实。

3．建立统一的碳排放许可制度

交易主体获得碳排放权的主要方式就是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以颁发碳排放许可证的形式予以确认，碳排放许可制度是与总量控制机制相配套的重要制度［6］。我国目前也没有专门的统一法规对碳排放许可制度进行规范。现有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主要针对水污染防治且可操作性不强，已经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水污染防治法》仅明确了“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各地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发放程序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不尽统一，对无证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法律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江苏省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江苏省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以地方性规章的形式为碳排放许可制度的立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办法》中对于申领排污证、持证单位需遵守的规则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办法》还将有偿使用和以交易方式获得排污指标，作为排污许可证申领的前置条件；并就有偿取得排污指标的收回、回购等事项作了特别规定，强调了排污许可与排污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在法规上的有效衔接，从而为推进全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应当加快《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的立法进程，为碳排放许可制度提供统一的具体规范。

4．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法律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市场中介行为和买卖行为主要体现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之中。应建立一系列基本制度和交易规则，保障整个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自由、公平交易：主体资格审查制度。环保部门要对交易双方主体资格进行认定，加强对出售指标者的环境监测和监督。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只有完成减排指标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卖，不能完成的必须买。设立“门槛”性质的事前预防机制，不能达到法定减排要求的新排放源，则没有购买资格。交易登记结算制度。碳排放权申报登记、指标登记和指标交易登记，是分配碳排放指标的基础，也是政府监测碳排放权及其变化情况的基本途径。碳排放权交易登记要求交易双方当事人都应在环保部门指定的系统内建立一个账户，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通过账户进行。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账户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以全面及时了解碳排放权的持有、交易等情况。碳排放报告制度。按照总量控制计划的设计，所有的排污指标持有者都应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详细、如实地报告其排污指标的变化情况。例如，多少指标用于内部减排，多少指标用于交易，多少指标储存备用等。为防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违规套利，必须报告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受益人及其相关信息。碳排放交易监管制度。监管制度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稳压器”。应制定一系列的信息披露、报告和核查、法律责任等制度，对于在碳排放交易中出具虚假排放数据和资质证明、违规操作恶意套利、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秩序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碳排放权范文篇10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各国都开始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企业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的一种，同时也是会计核算的一部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碳排放权核算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部分，将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核算范围扩大了；第二，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从碳核算得到合理的信息，为企业低碳发展和经济管理做出贡献；第三，低碳经济理论发展也受到企业碳排放权核算的促进。我国的碳会计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一致的统一的标准，除了碳排放权核算，还有碳成本核算等内容。目前国内外都开始深入研究碳会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国也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作为研究重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颁布了核算方法，但是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学者在碳排放权是资产的一种上意见一致，但是对于如何计量、属于何种资产却不一而同。此外，除了核算碳排放权，还包括分配、归集和计算碳排放成本等。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强制披露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方式不尽相同，内容也不够标准和完整，也缺乏可比性，信息使用者无法运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也是构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的意义。

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工业大国，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开始试着执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也积极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督促企业加强节能减排。1988年确定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八个城市为水污染排污权交易试点城市。清洁发展机制自2005年开始在我国快速发展，相应的带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的增加，只2008年一年就有上海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等交易所成立，这也反映出低碳经济的观念开始在国内普及，个人、企业都重视节能减排，2009年天平车险公司完成了第一笔减排项目交易，我国并没有实质上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基本政策正在逐步完善。

三、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目标和对象

（一）核算对象

传统会计主要是采取措施监督公司、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用监督结果反映公司、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传统会计和碳排放权会计是存在差异的，《京都议定书》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影响企业资产等其他会计因素。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显然是碳排放权，计量工具就是货币，通过全面的记录企业涉及碳排放的经营活动并编制报表，监督企业的减排活动，为决策者提供可用的信息。

（二）会计目标

会计存在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传统会计目标，一般认为有两种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碳排放权会计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消除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笔者认为决策有用观更适合碳排放权会计目标，我国参与了CDM项目，那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是非常必要的，相应的产生了碳排放权管理；再者，企业管理者能够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同时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监督、核算周边环境受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

四、确认与计量碳排放成本

（一）核算内容和对象

核算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分配和归类材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碳排放成本的确认，企业中和碳排放有关的经营活动，其流程费用就是碳排放成本；第二，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分析，了解经营活动中发生碳排放成本的环节和原因；第三，确认计量方法；第四，记录成本，制作报表并披露。

（二）成本计量

数据收集：计量碳排放量的公式是：A(活动强度)*EF(排放系数)=GHG(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碳排放系数就是使用单位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国家科技水平不同，能源利用率也不尽相同，因此碳排放系数也是不同的。设定排放量：也就是碳排放基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阶段，排放的碳也不同，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也就是基期，一般是一年或者几年的平均值，企业碳排放量就是报告期碳排放量和基期碳排放量之差，可以得到结果并计算碳排放成本。

（三）成本计量方法

笔者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法，成本计量分为若干阶段：(1)产品研发，产品研发阶段的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主要是研发费用，要将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碳排放成本收集起来，符合规定的资本化并纳入碳排放-研发成本;(2)材料采购，传统材料采购不应将碳排放成本计入在内，按照产品数量计算碳排放-采购成本；(3)生产，生产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这个阶段的成本应当进入碳排放-制造成本，没有计入的应分配到碳排放成本项目；(4)产品销售，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一般没有关联，应将这个阶段的成本计入碳排放-销售成本；(5)回收处置，这个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就是销售产品并使用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污染环境的治理成本，企业可以将回收的材料用于生产，因此这个阶段的成本可以包括废弃处置成本和循环利用成本等。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