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篇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1

【关键词】 城镇化 碳排放 STIRPAT模型 地区差异

一、引言

如今，自然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趋恶劣，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加速城镇化和促进低碳发展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点。城镇化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能源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也不同。江苏省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苏南、苏中、苏北目前正处于不同的城镇化阶段，因此对比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区域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对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低碳经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

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首要因素，本文结合York等提出的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来分析研究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该模型主要分析P（人口）、A（富裕度）、T（技术）、I（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公式为：

I■=？琢P■■A■■T■■e■ （1）

其中：？琢是常数项，b、c、d是人口、富裕度、技术的指数，e是误差项。

在实际分析时，将模型先进性对数化处理：

lnIi=ln？琢+blnPi+clnAi+dlnTi+lnei （2）

式（2）中，P代表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用来反映人口向城镇聚集的程度；A代表人均工业生产总值，用工业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元/人）；T代表工业能耗强度，选取工业能源消费量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工业能耗强度来表示（吨标准煤/万元）；I表示工业碳排放量（吨）。相关经济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做了不变价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能源统计报表制度》，本文的能源消费指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在计算碳排放量时，首先将能源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煤，然后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给出的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为2.4567吨CO2/吨标准煤进行计算。

文中的能源数据来自江苏省13市各自历年的《统计年鉴》；经济社会数据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与分析

1、研究区域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0%以上。江苏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大，苏南、苏中、苏北的城镇化发展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选择江苏省为研究样本，研究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2、模型回归结果

苏中：lnI=0.4607lnP+0.2379lnA-0.2074lnT （4）

苏北：lnI=0.1846lnP+0.3516lnA+0.4007lnT （5）

对岭回归拟合结果进行检验（见表1），结果显示拟合结果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1）工业能耗对碳排放的影响。根据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和工业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都呈正相关，与实际相符合。工业发展越快，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越大。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导致碳排放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镇化发展仍然离不开工业产业的发展。

苏北地区城镇化发展较快，至2013年，苏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6.1%，超过苏中地区。相对而言，苏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对苏北地区碳排放量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是工业能耗强度，弹性系数为0.40，说明该地区节能减排的关键是降低工业能耗强度。城镇化水平弹性系数为0.18，对碳排放影响较弱，说明该地区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不会造成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

对比三个回归方程，苏南和苏中的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呈负相关，而苏北地区能耗强度与碳排放呈正相关，且能耗强度每增加1%，碳排放量将增加0.4007%，比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苏南和苏中地区的工业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而苏北地区经济落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性较强，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3）能源政策。应综合考虑三个地区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下的能源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可以看出，苏南地区的能源主要依靠进口，但苏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苏中、苏北地区较多人口流入苏南地区，推动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在“十二五”期间，苏南地区基本已经实现能源消耗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发展速度。苏南地区对于新能源产品和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使得苏南地区的碳排放量基本得到了控制。相对于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且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高耗能产业发展较快，在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石油化工产业的衍生产品，能源消耗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碳排放量持续增长。苏北地区虽然城镇化水平超过苏中地区，但却是江苏省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能源消耗高，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性高。但是苏北地区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致力于新能源开发，主要研发太阳能和风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减少碳排放量。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能源优势，使苏北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发展较快，但同时也抑制了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苏北地区仍停留在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四、结论和建议

1、结论

本文以处于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为例，利用STIRPAT模型探讨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不同。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均较快的苏南地区，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25.8%）已经低于工业经济增长速度（156%），碳排放量基本得到了控制；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适中平稳的苏中地区，城镇化发展是现阶段的发展重点，碳排放量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一致，持续稳步增长；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发展落后的苏北地区，对传统能源依赖性大，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

（1）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虽然苏南地区正在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但是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仍旧以重工业为主，而且江苏新能源资源匮乏，对传统能源依赖程度大，仅盐城地区风能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减少碳排放量最直接的方法。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低碳经济

1.低碳经济的定义

低碳经济是指以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避免剧烈的气候改变，减少温室效应等带给人类伤害的机会，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努力营造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2.低碳经济的特征及其主要内容

低碳经济是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相反的基础经济模式，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它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在生产过程中，降低能耗减少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②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处理含碳气体技术发展水平不成正比，无法在保持经济增长同时保护环境，减少碳气体排放。所以要进行低碳方面的技术创新。③提高能源利用率，从排放源头扼杀，力求能控制碳气体排放。④国家制定法律法规，有关部门落实责任，对高碳产业进行适当控制。

3.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

伴随着各种新能源的使用，人类逐步走进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扩大继而增加了能源的使用。随之而来一系列危及全球良好发展的环境问题，比如碳气体大量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欧美国家首先给予这个问题一定注意，2003年，英国政府首先提出“低碳经济”这个概念，抛弃传统的单纯追求GDP的经济模式，在技术支持条件下，发展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模式。

4.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我国人口众多对能源需求量大，人均占有量不足，而且技术水平有限不能对资源合理利用。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某段时期，片面追求GDP增长，导致碳排放总量大。工业革命促进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开发和利用，经济对能源有很大依赖。各国经济政策存在差异，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开始把高碳排放产业通过各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减排难度随着边际成本的提高越来越难，单独进行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持续性不强。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规定量远少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施不同的策略。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壁垒，绿色环保成为生产的新趋势。开征碳关税会导致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低碳经济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一些高能消耗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优势削弱，而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产品却能在市场上大展风头。碳税的征收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低碳经济能够促进诸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将尤为显著。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速度大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对新能源的利用率也较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崇尚低碳经济的前提下，把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发达国家应该从全球发展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力所能及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彼此间交流与合作，进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应该大力倡导，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国家对低碳经济所需的技术掌握程度更好，能对发展中国家不良的经济模式进行改善。

三、相应的应对措施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入手，树立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生产观念。[1]优化产业结构，对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给予经济支持，提高低碳经济在市场中所占份额。我国煤炭资源较丰富，煤炭开发却会对环境良好发展带来不利。然而对经济影响较小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我国却相对缺少。根据地区差异，发展不同的经济模式。大力倡导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从而适当改变我国能源结构。一些国家是出口大国，但在产品创新上尚需技术改革，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首先对低碳经济试点研究，确保模式可靠之后将其推广到各行各业。由国家组织制定合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进行合理控制。加强宣传引导，对社会各界进行关于低碳经济的宣传，促进大众对低碳经济的了解，在理解基础上再进行更加容易。我国虽是个资源大国，但人均占有量很有限，由于技术能力不足，有限资源也不能进行有效利用，使得我国资源利用形势更加严峻。工业革命时期，化石能源被开发和利用，推动各国经济对其依赖。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增快，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高碳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本就有着碳排放方面的问题，造成全球减碳目标不均衡。而且，在经济急需发展的大形势下，仅仅要求低碳经济而限制发展是不可靠的。减碳要求更高，同时成本也更高，所以应该从全球大趋势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低碳经济。另外，应该召开全球性会议，针对不同国家，重新制定不同的减碳目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财贸经济，2014，09：114-123.

[2]依东旭.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分析[J].品牌，2014，08：14.

[3]马群.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21：156+171.

[4]李衡.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04：5-7.

[5]郭Z坤.论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22：127.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3

关键词:碳排放 气候变化 减排政策 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最开始的论证气候变极少部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暖。这是碳减排的实施的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探讨碳减排的方式成为可能。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影响无法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很多研究者从公共品角度进行了研究。碳排放产权的界定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关于减排方式方面,主要有基于市场的政策和行政政策,基于市场的政策有碳排放税,配额交易,行政政策有排放许可、各种规制。对于不同碳减排政策研究者发展了多种经济模型做了效果评价。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者试图寻找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经济发展阶段等经济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对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EKC)进行验证,探讨了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并试图从经济理论上进行解释,还有的研究者对EKC的形式进行拓展。

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Nordhaus(1993)是这一时期被广泛引用的标志性著作。文章从气候变化的科学背景出发分析了温室气体效应,温室气体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估计了二氧化碳加倍的假设条件下对美国各行业的收入影响,对收入的总的损失达到50.3亿美元,并且提出的有效政策是在排放量减少的边际成本和由于排放量减少而减缓的气候变暖而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处征收碳税为最优选择。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获知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局部气候的变化,这些研究的粗糙性决定了对经济影响研究的不精确。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报告,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GDP。Cline(1992)最初提到了折现率的问题,有关折现率详细的讨论见stern review(2006)及WEITZMAN(2007)。WEITZMAN(2007)对斯特恩报告做了评述,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采取立即行动稳定温室气体是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强劲的、及早的行动所获得的收益超过成本”, Richard S.J.Tol(2004)运用概率密度函数的方法对100种左右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损失成本不会超过$50/Tc。

二、有关碳减排政策措施工具的文献

经济主体以碳排放的方式对社会施加外在成本,由于碳排放使得气候变暖,解决这种负的外部性的一个办法是对碳排放行为施加一个价格,使得碳排放的成本内在化。理想的价格是对碳排放征收带来的损失的边际成本的排放税--庇古税。但是实际经济中政策制定者一般采用“命令加控制”的政策工具,比如排放许可和强制使用特定的污染削减技术,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排放税这种价格工具。关于控制碳排放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碳排放数量控制,比如国际协议确立减排指标(斯特恩)、《京都议定书》是从减排数量方面控制;另一种是从价格方面Nordhaus(2006、2007)实施碳排放税;还有a补贴、自愿协议、政府的直接管制等。从范围上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国际层次和国家层次,国际层次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京都协议书》规范的国际排放税(碳税)、排放权贸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等。现有的碳减排机制方面,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市场的方式,另一类是基于行政政策的方式。基于市场的方式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政策实施:1、经济和准经济政策(税收、补贴、价格支持);2、规制和准规制政策(如政府规则、许可标准、自愿项目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排放税优于管制,有关的研究主要分为:碳排放税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比如对消费者、生产者的影响;通过对不同碳税征收水平的模拟,分析碳税对减排效果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投资、能源消费水平、进出口以及相应的国际竞争力等宏观变量的影响。

克莱因Cline(1992)论述了减排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愿的减排,经过对温室气体危害的科学论证后,第二阶段的强制减排,包括贸易制裁,又考虑到对自由贸易的影响;注意到温室气体减排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污染减排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提出互惠策略或者“互相惩罚”策略的解决办法。在碳税的分配影响方面,已有的实证研究的路径主要有:财政负担怎么分配,财政收入使用的分配效果是什么,谁从积极的环境效应中受益。最后一项是比较复杂的研究:环境收益的分配(避免的成本),气候的变化是全球的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受益人是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的居民。

19世纪60年代研究者们大多致力于排污费的研究,加拿大政治学者约翰•戴尔斯(John Dales 1968)提出,作为排污费收费系统的替代物,可以引入可转让的产权体系来管理环境质量。关于排放权分配的方式: Hahn(198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效率,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初始排污权分配模式主要有政府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三种分配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关于排放权的分配,谈判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9)主张通过对历史排放权和未来排放权的界定,建立了一个全球碳减排行动的框架,提出以国家作为排放主体,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国历史累计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张建等(2009)对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对各行业的影响进行研究,考虑到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会产生影响,运用CGE模型和lee提出的计算模型分析对我国各行业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间接碳税对中国能源行业的影响,并且溯往原则作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现状。

三、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

已有的研究试图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结构效应,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很多实证进行了研究。最早的关于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倾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说明经济增长和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冲突。

国内的有关研究有:蔡等(2008)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佘群芝(2008)提出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国内有关实证模型的研究:高鹏飞等(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但是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到碳减排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税收的返还性。魏涛远等(2002)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张明文(2009)突破了以前的基于理论的情景的研究,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碳税对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影响,利用资源税代替碳税,运用1995-2005年各省市能源消费数据,将能源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发现资源税的增加对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并从私人投资和政府整体投资角度进行解释。刘小川等(2009)对减排政策工具特点进行分类、从减排作用的范围、借助市场力量的方式、减排成本的确定性大小等方面做了对比分析,提出我国碳减排的优化选择,近期以排放权交易为主,逐步过渡到远期的以碳税为主。

参考文献:

[1]MARTIN L.WEITZMAN. “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2007

[2]Metcalf,G.E. "Market-based Policy Options to Control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

[3]Nordhaus,W.2008,The Challenge of Global Warming: Economic Model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4]Stern, 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7

[5]鲍莫尔,奥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

[6]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6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4

[关键词]广东省；出口贸易；碳排放；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9-0059-04

一、引言

我国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试点探索，伴随着外贸管理体制的锐意改革、灵活的贸易形式和迅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得到了快速的壮大。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3.54万亿美元，2011年同比增长22.5%，33年间进出口金额增长超过176倍。其中，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101.4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5317.93亿美元。0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广东省进出口贸易总值为7156.2亿美元，同比增长6.1%，其中9月份进出口规模再次刷新月度历史纪录，9月单月出口值突破500亿美元。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总值一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位置和高企的外贸依存度。然而，在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指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碳排放的增加。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平均增速将高达2.7%，居全球首位。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省，有必要扮演好碳排放先驱的角色，促进大范围的减排活动和可持续发展。全球化贸易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对贸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研究显得非常必要。作为以外资导向型外贸为特色的广东省，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探讨广东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关于研究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计量分析工具将研究重点放在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现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研究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少数文献则研究碳排放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张菲菲（2010）研究了湖北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对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检验，协整检验显示二者存在长期关系，出口增长1%会导致碳排放增长0.15883%，Granger检验表明，湖北省出口贸易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许广月、宋德勇（2010）根据碳排放因素分解法计算出我国1980—2007年的碳排放量，然后实证分析了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论显示，3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碳排放对出口贸易的响应强度不断增强，随后不断较少，直至达到最小值；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强度由负变正，且不断增强，达到最大值后减少。二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出口贸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大多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模型进行分析。李斌、彭星（2011）引入了全球价值链视觉，通过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国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技术的不断进步及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三大主要因素，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差异对碳排放的影响则不显著。杜运苏（2011）从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方法出发，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总结了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碳排放责任认定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且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由于现有的相关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对全国范围的研究，相比而言对小范围或区域发展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少。广东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先驱，研究广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能为我国其他省份的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将选取广东省1985—2011年共27年的对外贸易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根据能源消耗计算出各年的碳排放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对出口贸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对外贸易政策和碳减排方案提供具有实践性的建议，推动省域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广东省出口贸易的碳排放研究

（一）模型设计及研究方法

1.模型设计。为了更针对性地分析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将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将广东省出口贸易额和碳排放量作为同一模型下的两个变量，其中广东省出口贸易作为自变量，碳排放量作为因变量，建立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模型为：

LnC=α+βLnE+μ （1）

其中，LnC是LnCarbon的简写，为碳排放量的对数值；LnE是LnExport的简写，为出口贸易的对数值；二者分别是模型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将变量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效果，更准确地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中，α是截距项，μ是残差项，β是待估计的变量系数。若估算出来的β值为正数，则表明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增加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反之，则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增加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鉴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还处于粗放型和高能耗的发展阶段，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理论预期在该模型中β为正数。

2。研究方法。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五个步骤，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步，定性分析与现状描述。对广东省1985—2011年27年来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和碳排放量现状进行定性的分析和描述。第二步，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简称为ADF检验，利用该方法对LnC和LnE序列数据进行稳定性检验。第三步，协整检验。在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实证分析二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第四步，误差修正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也称ECM模型，该模型将建立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之上，检验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1.出口贸易数据的来源与处理。广东省历年的出口贸易数据可以通过官方的统计获得，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以1985年为基期对后续各年的出口额进行CPI平减处理。CPI指数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碳排放数据的计算。由于目前为止尚未有固定标准统计出来的碳排放数据，而碳排放量的多少与能源的使用息息相关，因此碳排放量数据需要在能源使用的基础上获得，国际上通常是通过能源消耗来计算的。按能源品种核算碳排放量，碳排放的能源品种主要有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目前国内关于碳排放的测算主要采用碳排放系数和能源消耗计算获得。本文通过《广东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汇编》收集到广东省历年的各类主要能源的具体消费数据。

本文假设电力不产生碳排放，分析集中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类能源的消耗上。本文参考徐国泉等（2006）研究提出的碳排放计算模型，该模型在测算碳排放量上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和代表性。依据Kaya恒等式，利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计算广东省1985—2011年的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TC=∑i（Ei/E）*（Ci/Ei）*E=∑iSi*Fi*Ei （2）

公式中，TC为碳排放总量，i为能源种类，E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E表示能源的消耗总量，Ci表示能源i的碳排放量，Si表示能源i在能源消耗总量中所占的份额，Fi表示各种能源的排放系数。则进一步推导出碳排放总量的公式为：

碳排放总量=∑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 （3）

碳排放系数是指每一种能源燃烧或使用过程中单位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排放系数是在正常的技术和管理条件下的统计平均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本文查阅到美国能源部、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五个权威机构统计的能源碳排放系数。

为了使碳排放数据更准确，综合上述几个机构所的碳排放系数，本文最终采用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将取上述数据的均值，则本文所取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值分别是0.73592、0.5625和0.4269。综合各种能源使用的数据及对应的能源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出广东省1985—2011年各年碳排放量（见表-2）。

（三）实证分析

1.定性分析与现状描述。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首先对广东省1985—2011年的对外贸易额和碳排放量进行初步的数量走势分析。随着广东省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碳排放量保持着逐年上升的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首次超过4000万吨的排放量，并以加快的速度持续地增长。到201 1年底止，广东省的碳排放量达到了1.1亿吨左右，是1985年碳排放量的8倍多，显示了广东省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情况。同时，根据对数据处理的结果，本文在进行了简单的定性分析后，参考张晓峒（2010）编著的Eviews使用指南并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广东省1985—2011年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前述的模型设计，在实证分析前对各年的出口贸易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2.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IC准则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计量软件Eviews 6.0操作分析的结果显示，LnE和LnC两个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LnE和LnC两个变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为一阶单整I（1），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根据上述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序列LnE和LnC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由于上述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两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这就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接下来可以对变量进行进一步检验与分析，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本文的协整检验采用Johanson最大似然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无约束协整秩检验在轨统计量和极大特征值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假设，说明了LnC和LnE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二者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为：

LnC=0.550835*LnE+0.839582 （4）

（0.02064） （0.19176）

协整方程中括号内为相应的误差项，估计方程的似然比为65.47399。由协整方程可知，广东省碳排放量对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为0.550835，即广东省出口贸易增长1%，相应导致的碳排放量就会增长0.550835%。以此看来，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具有不利影响，出口贸易增加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

4.ECM误差修正模型。上述的检验结果表明广东省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采用ECM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能反映具有协整关系变量的序列，能检验自变量离开均衡状态时的偏差值以解释因变量的调整值，反映了序列与均衡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上述的协整检验，可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DlnCt=0.018001+0.224847*DlnE+0.465062*DlnCt-1-0.074995*DlnEt-1-0.523393*ECMt-1

（0.669554）（2.298364） （1.452801） （-0.684496） （-1.444384）

DW=2.063265，Logl=41.86134

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的变动方向与长期均衡模型的变动方向一致，出口贸易的短期变动对碳排放存在不利影响，本期的出口贸易每增加1%，碳排放则增加0.225%。由于短期的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具体数值为-0.52339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了碳排放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52.3%被修正。该模型反映了LnC受LnE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表明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广东省1985—2011年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数据，针对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出口贸易每增加一个单位，碳排放量就会增加0.55个单位。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广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二者之间在短期内存在紧密联系，在短期内，碳排放受到出口贸易的波动影响。本文将对广东省出口贸易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政策与建议，以推动省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和推广低碳技术，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要切实减少碳排放，最根本的途径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和依赖，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在技术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走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从长远来说，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创建自有品牌，鼓励全社会进行自主创新，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发展低碳技术，促进相关低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本国经济走向复苏。同时，加大对新兴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争取在可替代能源领域保持的优势，不断引领科技发展的潮流，避免消极被动应付。

（二）构建碳交易平台，积极推动碳排放交易

2012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全国七个省份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政府应进一步顺应时展的潮流和趋势，大力推广碳排放交易试点，扩大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范围，推动碳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适应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着力构建完善的碳交易体系，建立碳交易的平台，全面推动碳减排。

（三）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布局升级

广东省的出口贸易伴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快速的发展，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占据了90%以上，对环境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出口贸易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必须重视出口贸易对环境和气候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出口产品加征税收以提高出口产品的品质。在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同时，需要以低碳技术为契机，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力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转型，促进产业链的有效整合，利用广东省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人口资源优势和国家倾斜政策吸引外商投资。

（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完善法律法规

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驱，应在低碳产业发展体系的构建中扮演带头的角色，积极推动环保节能项目、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增加森林碳汇等方面的发展，提高节能效果。构建低碳产业体系的同时，要逐步完善有关碳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欧盟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能源税、碳税和排放交易机制等财税政策是促进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广东统计年鉴[Z].广东省统计信息网.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官网.

③冯相昭.碳减排还有哪些潜力可挖？[J].环境保护，2011，（10）：40-42.

④张菲菲.湖北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J].中国商界，2010，（2）：203.

⑤许广月，宋德勇.我国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1）：74-79.

⑥李斌，彭星.国对外贸易影响环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觉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40-48.

⑦杜运苏.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J].国际贸易，2011，（5）：19-24.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5

进行现代化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平均每年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反思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因，不难发现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与低效率，而且还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随着全球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大气中CO2等排放物增多，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影响日趋严重，特别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已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正在逐步成为人类发展的责任和共识，如何实现碳减排也越来越被重视。因此，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碳排放的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对科学制定碳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碳排放测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测算方法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本文参照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1），计算出中国代表性产业的二氧化碳的排量，据以观察国民经济增长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点产业。本文用于计算碳排量的公式为Et=δfEf+δmEm+δnEn ，其中，Et为碳排放量，δf为煤炭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f为煤炭消耗量；δm为石油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m为石油消耗量；δn为天然气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n为天然气消耗量。

表1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

资料来源：根据徐国泉、汪刚等人的相关研究整理得出。

（二）数据来源

数据根据1994-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代表性行业选取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贸易、餐饮业和其他产业。

三、中国碳排放变化特征分析

根据已给出的碳排放测算公式，测算1996-2011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96年碳排放总量为467646.21万t，而2011年碳排放总量为852116.88万t，年均增速为4.12%，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从中国碳排放量变化趋势（ 图1） 中可以看出，1996-2011年碳排放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阶段增速存在着一定差异，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变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96-2000年，不稳定快速增长期，年际增长率基本大于5%。这主要是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煤炭等能源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建造现代工业的经验不足，政策制定频繁变化，导致碳排放不稳定增长。

第二个阶段为2001-2007年，缓慢增长期，年均增速低于3%。这主要是由于前一个时期盲目加快现代化进程，导致很多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受其影响，各个行业对能源的需求放缓，碳排放的增速放慢。

第三个阶段为2008-2011年，增速反弹回升期，年均增速介于2.5%-4.5%之间。这是由于国家调整了经济发展政策，解决了一些前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经济增速回升，对能源的需求增加，碳排放稳定增加。

图1 中国碳排放总量及年均增速

四、中国碳排放总量影响因素分解

（一）研究方法

Kaya 碳排放恒等式是用数学分析方法将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与经济、政策和人口等因素建立起联系。该恒等式显示，碳排放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分别是人口、生活水平、能源使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具体公式为：

其中，P 、CI、EI、G、分别为人口规模因素、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经济规模因素，C表示的是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耗总量，而GDP、P则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为了便于分析，各产业间以产值代替规模，统一采用产值作为比较量。为了消除残差对于分析的影响，将该恒等式的残差部分去除。故将该恒等式变形为：

CIt：代表从T -1年到T年仅有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EIt：代表T- 1年到T年仅有能源效率发生改变而CI、G、P 均保持在T年水平条件下碳排放量的变化。

Gt：代表从T -1年到T年仅有经济规模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Pt：代表从T -1年到T年仅有劳动力规模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通过变形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这是一种没有残差的分解方法，通过此方法可以得到：

（二）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以及搜集得来的数据，借助相关分析工具，得出中国各产业碳排放驱动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Kaya恒等式的中国各产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生产效率因素、结构因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量，尽管促进碳减排逐年增强，但是作用有限。1997-2011年相比基期，生产效率因素、结构因素分别累计贡献13.6% （217.54万t） 、43.9% （982.37万t）的碳减排。总体来看，碳减排的效果为：结构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从图2波动下降的态势可以看出，近年来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有助于碳减排。随着劳动力规模的增大，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不利于实现规模经营，不利于碳减排，而经济发展则成为了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997-2011年相比基期，劳动力规模因素累计产生了34.4%（718.24万t） 的碳排放增量，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则贡献了127.6%（7358.74万t）的碳排放增量，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的增加，碳排放会增加，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仍会成为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五、促进中国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一） 加快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碳减排

生产率提高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可以促进碳减排，要使国家发展经济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真正得以实现，提高生产率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应加大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发展规模经济，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高产出、低能耗的生产方式，达到碳减排的目的。

（二） 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减少产业碳排放

在确保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布局。当前我国能源消耗仍以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种类如煤炭、石油为主，绿色能源如风能以及低耗能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我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应减少对高耗能产业以及高排放能源的依赖，适当向低耗能产业以及绿色能源扩展，尤其是环保产业，一方面发育水平较低，拥有广阔的开发潜力；另一方面还能起到增加碳汇、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减少资源高消耗、投入大的产品的制造，加大高生产率、低资源消耗产品的研发与制造。

（三） 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因此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 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促进经济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 树立低碳经济意识，降低人均碳排放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因素分解；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碳排放增速一直居世界前列。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完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承诺――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或50%，就必须积极寻求节能减排的途径。而寻求节能减排的前提，是准确的分析和计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影响因素，因此，深入分析碳排放相关因素尤为重要。

二、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较多，常用的方法有结构分解分析（SDA）与指数分解分析（IDA）。

国内对于碳排放因素分解的研究大部分都采用了IDA方法。笔者从行业、地区、和宏观经济方面对国内碳排放影响因素文献进行综述。

王伟林、黄贤金（2008）以江苏省为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表明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变动由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共同作用，其中，行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更大。查冬兰，周德群（2007）利用绝对差异法、相对差异法和基尼系数对我国28个省区1995―2005年间利用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存在趋同现象。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2006）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没有采用面板数据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选取中国29个省的碳排放、经济发展、能源使用等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函数关系，得出结论并做了相应分析。

三、模型建立

建立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选取了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一般认为，在相对而言在不是大样本的情况下初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较为合适的。

本文假设碳排放量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符合三次多项式简化模型，模型表达式如下：

模型（1）-（2）中，C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碳排放量；Xit Yit Zit分别代表表人均GDP、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ai为特定的截面效应，ai=a0+（i=1，2，…29；t=1，2，…，12），a0为总体均值截距项，为个体对总体均值偏离的个体截距项，而且有，即所有个体截距项偏离值和为0。

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各次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

四、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1996-2007年12年间全国29个省的能源、经济、人口面板数据。我们以人均GDP作为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第二产业创造的GDP占总GDP的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以单位GDP能耗作为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其中，人均GDP的数据取1996年的价格水平为基准计算得出，碳排放量是以各省各时期能源消费量为依据折算得出，折算公式为：

（i＝19；j＝1，2，3）（3）

其中Ejit为i省第t年第j种能源消费量；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石油0.5825t(c)/t，煤炭0.7476t(c)/t，天然气0.4435t(c)/t，天然气密度取0.7174Kg/。

五、实证分析

1.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使用效率的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中国碳排放量与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之间是否有长期关系，我们先对模型（1）做OLS回归，保留方程的残差面板数据。然后，再对该残差值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如果无单位根，则我们可以断定碳排放量与能源使用效率、产业结构存在协整关系。

2.实证结果

经过豪斯曼检验，我们可确认与Xit相关，故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且采用截面加权以消除截面异方差。

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指标与F统计量结果均令人满意，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1）碳排放量与人均GDP模型

C=+493.769+0.242*X-5.38e-6*(X)^2+4.335e-11*(X)^3+[AR(1)=0.8264837222]

a*为不同截面个体对总体均值偏离的个体截距项。

人均GDP和碳排放量可以表示为“N”型关系，但与典型的先上升再下降的“N”型不同，此曲线并不存在极大值和极小值，而是单调递增的。我们看到当省人均GDP达到41368元时，曲线来到拐点。以2008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只有上海、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超过了41368元，其余各省均位于此点的左侧。显然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并没有经历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发展而递减的阶段。

（2）碳排放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模型

Log（C）=+10.572-0.173*Y+0.004*(Y)^2+[AR(1)=0.9350648985]

碳排放量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的回归曲线为“U”型，存在一个对碳排放量来说最优的产业结构，当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位于22%左右时，这种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或者扩展来讲对于环境的压力是最小的。从1997年至2008年，各地区之间的数值虽有差别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不断下降，国内有些省市已经逐渐接近了最优产业结构临界点，比如海南省和北京市。

六、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1.最近十余年内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逐年上升，并且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和单位GDP能耗有协整关系。

2.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向关系，碳排放量由缓慢上升转为急剧上升的拐点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1368元之后。中国并没有经历库兹涅茨经验曲线假设的倒U型拐点。

3.碳排放量与第二产业比重呈U型关系，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21.6%时，碳排放量取最小值。中国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平均值为46%，远大于22%的最小环境压力值。

4.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量增长趋势存在两方面的力量。首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表现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有利于碳排放量的控制。然而另一方面，人均GDP增长和单位GDP能耗的降低对碳排放量增加起到正面作用，它们是我国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阻力。在GDP或者人均GDP增长成为政府主要政策目标的当代，如果想控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我们只有通过改变产业结构，认识到产业技术发展对环境资源影响的加速器作用，才能在保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减排目标。

参考文献

[1]岳瑞峰,朱永杰.1990―2007年中国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类分析[J].技术经济,2009(3).

[2]邹秀萍,陈劭锋,宁淼,刘扬.中国省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9(3).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7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我国在发展未来经济时，积极发展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当前，能源问题和气候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能源和气候变化成为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而这两个因素都与高碳排放密切相关：一方面，碳密集的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导致能源使用短缺。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资源的短缺将造成能源的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高碳排放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威胁，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出现大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威胁。2012年1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通知，我国以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为目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其中要求各地区也应充分认识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015年吉林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10年下降17%。

综上所述，研究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吉林省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应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发展能耗低、污染低、碳排放低的低碳经济，适合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所以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二、文献综述

1991年美国两位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ger首先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很多学者纷纷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2004年Martines-Zarzoso等发现人均收入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存在N型关系。

近些年，国内许多的学者也纷纷置身于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2009年林伯强、蒋竺钧，运用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拐点，并进行了预测。2009年韩玉军、陆旸在文章中认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010年许广月、宋德勇在论文中认为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人均碳排放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西部地区不存在。还有许多例如陆虹（2009）吕志鹏（2012）邵锋祥、屈小娥、席瑶（2012）等学者都运用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对吉林省的具体研究相对其他地区较少。

三、吉林省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近几年全球化问题得到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也置身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库兹涅茨曲线慢慢应用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本文利用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分析，描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收入的关系。并分析推算碳排放时候存在拐点及达到观点的时间路径。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1. 二氧化碳排放EKC曲线模型构建

模型以人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设三次方程式并采用对数形式。

模型的表达式为：

LNPC=α+β1LNPY+β2LNPY2+β3LNPY3（1）

表达式中：α为截距项，β1、β2和β3分别为LNPY、LNPY2、LNPY3的估计系数

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数据样本区间为1993-2011年，研究这一区间中吉林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PC）和人均收入（PY）的关系。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历年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吉林省总人口数之比；人均收入则为历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与吉林省总人口数之比表示。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数据来源于《2012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地区生产总值以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对模型进行拟合，结果得出：

LNPC =0.022233512- 58.1950848734 LNPY + 7.68173747313 LNPY2- 0.333824991434L LNPY3

该模型经检验合格，所以运用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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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结果分析β1<0，β2>0，β3<0，LNPY和LNPC是倒N型关系

根据表一所示本文模型结果分析β1<0，β2>0，β3<0， LNPY和LNPC是倒N型关系，说明吉林省人均收入和吉林省人均碳排放呈倒N型关系。

计算吉林省EKC曲线的拐点，可根据公式

拐点=exp（-β1/2β2）

得出两个拐点分别为43.28859（元）和99289.68823（元），其中拐点一43.28859（元）不具经济学意义，故不做分析，拐点二为99289.68823（元）当吉林省人均收入小于99289.68823（元）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反之，当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吉林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与未来。

四、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及其存在问题

（一）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选取

现如今存在着许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本文我们选取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等五项因素来分析。

1. 产业结构（CY），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二氧化碳碳排放，优化产业结构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途径，本文选取三大产业中对二氧化碳排放最具影响的第二产业，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与吉林省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

2. 能源强度（ENG），能源强度的大小影响着二氧化碳的排放，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期，能源消耗大，利用率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时期，能源消耗量虽大，但能源利用率得到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会相对减轻。本文以1993～2012年历年吉林省能源消耗量与吉林省生产总值之比表示能源强度。

3. 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环境的质量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但经过某一拐点后，环境质量就会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很好地的衡量二氧化碳排放。本文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4. 技术的发展（R&D），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对减少碳排放的技术等环保科技的投入和研发，可以很好地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本文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R&D即发展经费支出表示技术进步 。

5. 制度因素（SYS），政府对外开放的程度高，对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本文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制度因素。

6.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CO2），以吉林省1993～2012年历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表示。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

1. 模型的设定

根据变量的选取，所构建的模型如下。

CO2=α+β1CY+β2ENG+β3PGDP+β4R&D+β5SYS （4-1）

其中对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变量CO2、R&D各取对数，分别记为LNCO2、LNR&D，模型最终为

LNCO2=α+β1CY+β2EN

G+β3PGDP+β4LNR&D+β5S

YS （4-2）

1993-201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被解释变量，其与影响二氧化碳碳排放的因素为解释变量，运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LNCO2=7.8721-1.490955CY+1285.1

52ENG+3.87PGDP+0.47854LNR&D+1.1

05797SYS（4-2）

2. 模型的分析

产业结构（CY）是由第二产业的增加值表示的，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1.490955，在1%水平下为正态分布，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吉林省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碳排放也是由第二产业排放量占很大的比重，说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着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增加而加剧。

能源强度（ENG）的增加会使二氧化碳排放有这相应增加，表格中能源强度的回归系数为1285.152，系数检验值在1%水平线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从1993～2012年的能源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区间的能源强度在逐渐减小，说明按照这一趋势，能源强度的逐步下降代表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能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使二氧化碳排放速度逐步放缓，从而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回归系数为3.87，系数检验值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人均收入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就会上升，说明二氧化碳排放还未经过拐点，二氧碳排放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人们的思想还为提升到对高环境质量的渴望。

技术的进步（R&D）加强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表格中回归系数为0.478542，表示技术进步rd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就能够相应的下降，但技术进步rd的系数检验并不显著，说明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吉林省的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并不能很好地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应当加强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制度因素（SYS）是由对外开放度表示的，制度因素的回归系数为1.105797，表示制度因素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加大。这说明吉林省对外开放力度较低，政府对环境监管的执行力度不够。所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增大。

（三）吉林省二氧化碳排放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因素影响的分析，我们分析目前吉林省二氧碳排放所存在的问题。

1. 重型产业结构，导致碳排放强度大

吉林省以重工业为主，电力、机械设备、汽车、化工、建材等重工业成为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重工业具有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碳排放强度大的经济发展特点，在重工业发展中对资源的需求量必然会增大，而吉林省又是以煤炭资源为主的大省，所以在高度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大，排放强度大，会成为制约吉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阻碍因素。在未来，吉林省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考虑使用清洁能源来代替煤炭能源，降低碳排放量。

2.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清洁能源发展水平低

受能源资源的限制，吉林省的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以煤炭和石油为主，而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却只占很少的比例。吉林省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是天然气的使用率很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境内有着丰富的风能资源，目前基本尚未开发；吉林省有着丰富的煤层气资源，但是对煤层气资源的利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使用时存在着排空浪费现象。可以这样说，吉林省有着各种各样的清洁能源，但是目前仍以煤炭资源为主，清洁能源的开发程度低，使用效率低。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人民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加大。

随着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民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加大，但对节能减排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的意识并没有普及。比如吉林省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冬季寒冷且时间漫长，煤炭成为居民冬季御寒的主要能源。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均住房面积大幅提高，居民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人均煤炭消费量增加，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必然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大量的二氧化碳排入空气中，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不光是对住房的需求，人们对生活的物质需求和消耗都使得二氧化碳碳排放的增加，严重制约了吉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

3. 吉林省环保技术水平低，节能减排效果不明显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吉林省的技术进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我们从中也发现了这种影响十分微弱，这说明吉林省在环境保护上的科技投入并不充足，环保技术水平低。技术的进步发展可以充分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轻，而吉林省节能减排的效果并不明显。

4. 政府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环境制度不完善

吉林省属于对外开放程度比较低的东北部地区，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形成于经济活动中，政府对环境监管力度薄弱，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升高。

五、对策

（一）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低碳产业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吉林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吉林省可以采取加大科技投入的措施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低碳产业来降低碳排放量。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低碳产业，该产业的主要特点是能耗低、物耗低，可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吉林省的经济发展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能耗高导致碳排放量高，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影响吉林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吉林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通过投入资金加大科技投入 来转变吉林省的经济发展结构，逐步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低碳产业，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耗能低的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现吉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二）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煤炭的过度依赖

目前，从我国的能源结构来看，煤炭占70%左右的比重，远远高于世界30%左右的比重。吉林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以重工业为主，对煤炭的依赖程度非常大，已经成为我国煤炭消费的主要省份，由于煤炭的碳排放量非常高，因此吉林省近几年的碳排放量非常高，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吉林省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优化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结构，减少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增加经济发展中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充分利用。

吉林省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对可再生资源和新能源的利用，通过能源的替代，来降低碳的排放量，从而保护生态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将可再生资源提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吉林省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来进行能源的替代，利用低碳能源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利用中的比重，减少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吉林省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一般来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比，对能源的消耗量大，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比较高。从吉林省的经济结构来看，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导致吉林省碳排放量高的主要原因。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科技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吉林省来说，必须转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降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实现低碳经济的顺利转变，减少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逐渐降低碳排放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吉林省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随着国家对低碳经济重视程度的提高，吉林省对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逐步发展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的食品、医药、新型能源化工等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型工业机构，但是从吉林省目前的经济发展结构来看，仍然是以汽车制造、机械、化工和建筑等国际公认的高碳产业为主，高碳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大，面对日益增加的碳排放量，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吉林省要维持经济的长远发展，应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科技来降低生产企业的碳排放量，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环保产业，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的利用结构，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

吉林省在发展低碳环保产业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吉林省科学研究院的优势来为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平台；培养低碳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政策扶持等来发展低碳环保产业，既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也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减轻吉林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五）改变工业品出口结构，实现吉林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吉林省工业品出口结构中，仍然以能耗高、排放量高的工业品为主导，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导致碳排放量较高。为实现吉林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吉林省应该通过改变工业品的出口结构来降低工业生产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吉林省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调整来改变工业品的出口结构，近年来，随着吉林省产品出口的迅速发展，为了促进工业品的出口，国家通过关税调整政策来降低出口工业品的能耗和排放量，对高耗能、高排放量的出口产品征收高出口关税；对低耗能、低排放量的出口产品征收较低的出口关税。

这些措施的实施，既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达到节能降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工业品出口结构的完善，来增加出口工业品的产品附加值，促进出口工业的深加工，提高出口工业品的技术含量，专业提供专业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提高吉林省出口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与竞争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吉林省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发展科技含量低、无污染的第三产业，促进吉林省整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吉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改善吉林省的生态环境，改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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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8

[关键词]碳排放；行业碳排放强度；因素分解；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F4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5-0056-06

一、引 言

如今，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加导致了气候变暖[1]，因此减少温室气体尤其是CO2的排放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要求的减排义务。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加，能源开发和利用必将大幅度增长，碳的排放量也必将增加。无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应尽的国际义务出发，加强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必须的[2]。据有关测算，我国1992年、1996年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分别为6.55亿t和8.05亿t，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3][4]，预计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因此，中国的减排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国内，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两省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位优势突出，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速度快，目前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最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使得苏浙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研究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现状及成因，对于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和地区对策，进而实现两省一市的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着重从碳排放的总体情况与人口密度、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运用LMDI因素分解模型，横向角度分析1998年～2008年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行业碳排放强度及行业产出份额对苏浙沪地区整个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情况，纵向分析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揭示了不同行业对碳排放的贡献率，为苏浙沪地区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提供决策参考。

二、计算方法

1. 方法选择

碳排放或者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际能源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许多学者运用Laspeyres的分解方法对美国以及其他一些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进行了研究[5][6][7]，Bhattacharyya等运用LMDI的方法分析泰国1981年～2000年间能源消费的因素[8]，吴立波分析我国1980年～2002年间能源消费导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9]，魏一明等对1998年～2005 年我国工业最终消费能源导致的CO2排放量变化因子分析，同样认为对碳排放减少贡献最大的是能源强度，而碳排放系数以及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贡献很小[10]，宋德勇等对我国1990年～2005年的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指出产出规模和能源效率为主要因素[11]，徐国泉等指出能源效率对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12]，王伟林等以江苏省为例，将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为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指出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强度变动影响更大[13]，李志强等对中部六省1995年～2006年的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部六省碳足迹有迅速加深的趋势[14]，魏子清等将影响江苏省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为产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指出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性[15]。

总之，目前对碳排放分解的研究日趋承受，研究方法日趋合理，对于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国家层面，且将碳排放的因素依据能源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值结构、经济规模”等，对不同省份各个行业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另外根据不同学者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分解方法得出的结论十分类似，而Ang[16]提出了选择不同的四条准则：有理论基础、适用性、运用简单和容易理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采用了较为通行的LMDI方法。因此，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碳排放量计算方法，运用LMDI模型将碳排放分解为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等多因子的复杂公式，以求更加深入地探讨苏浙沪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

2. 模型分解

IPCC手册2006年提出了碳排放的基本计算公式[17]为：

C=Cj=××××P（1）

式中，C为碳排放量；Cj为 j 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一次能源的消费量，Ej为第 j 种一次能源的消费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P为人口。

碳排放计算公式还可以等价于：

C=Cj=P××

结合碳排放强度计算公式：

=×

整理得：

C=P×××（2）

其中，Ci 为i行业的碳排放量，Gi 为i行业的生产总值。

则根据LMDI方法，碳排放增量可记为：

Etot=ET-Eo＝EP+EQ+EY+EI=L（Ei，T，Ei，o）

ln（PT /Po）+L（Ei，T，Ei，o）ln（QT /Qo）+L（Ei，T，Ei，o）

ln（YT /Yo）+L（Ei，T，Ei，o）ln（IT /Io） （3）

L（Ei，T，Ei，o）=（Ei，T-Ei，o）/ln（Ei，T /Ei，o） （4）

式中，EP 表示人口数量引起的增量；EQ 表示地区经济规模引起的增量；EY 表示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引起的增量；EI 表示行业产出份额的变化引起的增量；Ei，T 表示i行业T时期的碳排放总量；Ei，o 表示i行业0时期碳排放总量。

三、苏浙沪地区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苏浙沪地区各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农业（农、林、牧、渔、水）、工业、建筑业、交通邮电和仓储运输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所用能源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年～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济、人口数据来自1999年～2009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限于数据的可获性和完整性，研究的时间范围是1998年～2008年。

2. 单位GDP碳排放比较分析

（1）总碳排放量。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按以下公式估算：

C=Ci =Ei×=Ei×?啄i （5）

其中，Ei为第i种一次能源的消费量；δi为单位能源消费量所产生的碳排放，即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其取值（见表1），由于水电不产生碳排放，未列置于表中。

通过计算整理得到1998年～2008年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变化（见图1）。

（2）单位GDP碳排放量。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也即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耗能产业（见图2）。

如图1所示，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江苏省最多，浙江省次之，但从图2来看，苏浙沪地区近11年来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尤其上海的下降幅度最大，从1998年的0.93下降至2007年的0.52，表明上海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摆脱了对能源的高度依赖，而江苏和浙江的下降趋势相对平稳，其经济的能源依赖性有所改观，但幅度不大。

从根据中国整体的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左右（以2005年为基年）的任务来看，苏浙沪地区从2005年到现在为止已完成减排20%左右，虽距离40%～45%的减排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依据现在的减排速度到202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同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的减排速度与天津近似仅次于北京，江苏位于中等，而浙江处于中下等水平[18]，因此，江苏和浙江两省还需加大减排力度，降低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

3. 碳排放因素分解及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3）（4）计算可得1998年～2008年10个时段苏浙沪地区导致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见表2、表3、表4）。

若各要素变化相应引起的碳排放变化为正值，表示各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冲击在增长，其变化值为碳排放量变化的增量效应，又称拉动因素；反之，为减量效应，又称抑制因素。从表2、表3、表4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为苏浙沪地区碳排放变化的拉动因素，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对CO2排放的抑制作用却越来越明显，行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也逐步呈现出来。

（1） 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和地区总产值的增加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从表2～4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苏浙沪地区碳排放的贡献最大，尤其是2003年～2005年之间，经济规模因素所造成的碳排放增量比率上升幅度最大，这与苏浙沪地区在同一时间段较高的经济增长速率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如表5所示，江苏省200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22%，同期碳排放增速也达到24%的峰值，浙江省的碳排放增速也随着GDP的增长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同样上海市在2004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也在迅速攀升。当然，1998年～2002年碳排放增量较少，这与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苏浙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原因有关，而2005年之后碳排放增速降低除了受经济因素影响外，与各地实施节能减排，实行能源结构优化密不可分。

（2）人口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的碳排放。显然，某一地区人口越多，意味着该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生产、消费活动也相应越多，即人口数量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根据上述表格可以看出，由于人口增多而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虽然都为正但数据很小，说明人口数量影响碳排放但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3）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对减少CO2排放贡献最大。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结构、技术改进等，随着人类的进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新技术的使用会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即对CO2的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在因素分解列表中，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所对应的碳排放增量为负值，这也证明了其减量效应。

然而，行业总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其贡献，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将行业进行细分，以找出对苏浙沪各地区碳排放影响较大的行业。

由表6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农、林、牧、渔、水）、工业及其他三个部门都抑制了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上升，尤其工业的贡献率最大，江苏、上海两地高达80%以上，浙江地区也达到60%以上，极大程度地表明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降低了碳排放；另一方面，对江苏省、上海市而言，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交通邮电和仓储运输业是推动两地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则在浙江省碳排放增加中占主导地位，这与苏浙沪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第三方面，苏浙沪地区的农业虽抑制碳排放但影响不大，相比浙江、上海两地，江苏省在建筑业方面还有很大的减排空间。

（4）行业产值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趋势呈两阶段分布。从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变化因素分解表中可以发现，江苏省1998年～2003年由行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逐年增加，而2003年之后虽然增量变化有所波动，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即2003年之后行业结构的调整减少了碳排放。同样，浙江省以2004年为分界点，由行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由上升到下降，而上海市的分界更为明显，2003年ΔEI前 逐年上升，2003年后则逐步下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苏浙沪地区行业产值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趋势是呈两阶段分布的，并且行业结构的优化对CO2的减排是有效的。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

本文根据1998年～2008年的能源统计数据估算出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量之后，利用因素分解方法将影响碳排放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计算各地区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行业碳排放强度及行业产值结构对碳排放变化增量的影响。分析表明：

（1）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量还在持续增加，2002年之前碳排放量比较平稳，增速较慢，2003年～2005年碳排放量迅速增加，增速在10%以上，从2006年起，虽然总体碳排放量还在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

（2）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各地区的GDP增长速度有密切的相关性，呈一定的正向关系。GDP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基本上也是碳排放增速达到峰值的年份，可见“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是2003年～2005年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

（3）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对碳排放起积极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工业部门，贡献率高于60%，这说明，重点针对工业部门实施节能减排，改善能源结构，提高产能是有效的。另外，目前不同地区各自的碳排放拉动因素是有区别的，江苏省除了交通邮电与运输业外，建筑业也促进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浙江省则在批发零售业方面需要加强措施。

（4）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CO2的减排，2003年之前苏浙沪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大，高耗能产业急剧发展，造成碳排量的大幅上升，而2003年之后，各地区贯彻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对行业结构进行了优化，积极发展高效节能产业，抑制或取缔高耗能产业，因此降低了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2. 政策建议

（1）加强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到目前为止，苏浙沪地区虽然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要从长远角度出发，将发展低碳经济放在战略位置，同时有必要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制度进行改革，改变为追求个人“发展”而追求“短期效应”的“政绩观”。

（2）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并落实《江苏省“十二五”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开展浙江省和上海市的《低碳经济发展规划》立法研究，同时考虑低碳经济的法制环境“超行政区域”的特征，长三角各省市立法部门应该作整合性的法制思考，制定更加合理有效地法律法规。

（3）重点推进关键领域的节能减排。①工业领域。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从源头上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不断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根据地区特点，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产业，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例纳入考核标准。②交通领域。进一步推进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合理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发展铁路、水运等节能运输方式，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轨道交通，另外，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③建筑领域。大力发展节能型建筑，制定《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新建建筑加快达到65%的标准，强化建造过程监督，并采取措施积极推动现有建筑节能改造。同时，呼吁工业建筑和农村建筑的节能工作。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9

关键词：碳排放；碳生产率；脱钩弹性系数；差异；LMDI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83-05

一、引言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中，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除了全国层面的研究，近年来从区域层面对碳排放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吴宗杰等（2011）从我国的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中选取了14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基于各区域200l—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建模与比较分析，提出了针对不同区域的碳减排策略[1]。李国志等（2010）将我国30个省份按照碳排放量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采用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因素对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影响[2]。潘家华等（2011）以东中西三大区域为对象，利用聚类分析、泰尔指数和脱钩指数等方法，分析了区域碳生产率的差异性和影响因素[3]。上述成果在深化低碳经济的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由于区域划分标准不一，能源和碳排放核算口径各异，计量方法不同，对区域碳排放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体现三个特点，一是考虑到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及资源分布状况，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基本体现了区域特点并紧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部署①，因此本文以三大区域为对象展开研究。二是本文采用各地区终端能源消费量为依据测算碳排放量，终端能源消费量是指一定时期全国（地区）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在扣除了用于加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量和损失量以后的数量，它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各地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情况，并与各区域不同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量衔接，便于进行因素分解。三是本文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对三大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更有利于清晰分辨三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二、三大区域碳排放及低碳经济转型进展的差异

（一）三大区域碳排放量的测算

能源部门通常是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的最重要部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指出，在发达国家，其贡献一般占CO2排放量的90%以上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5%。能源活动也是中国最主要的CO2排放源，中国能源活动的CO2排放量占全国CO2排放总量中占90%左右。因此，本文以终端能源消耗能源量为依据测算各区域的碳排放量②。

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碳排放量=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能源碳排放系数。其中，能源的品种包括碳排放量较大的10种能源：原煤、焦炭、原油、煤油、柴油、汽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附录4，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以《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缺省碳含量（排放系数）为原始数据，并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各种能源平均低位发热值和折标准煤系数，计算各种能源按标准煤折算的碳排放系数，具体数据见表1。

根据上述公式，本文计算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缺失未包括）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并按照三大区域进行汇总，其结果见表2。可见，近10年来，三大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都呈现出了递增的趋势，东部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速都超过了中西部，西部碳排放增速从2007年起超过了中部。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分别占总量的45.9%、27.6%和26.5%。

（二）静态考察：碳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碳生产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同期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呈倒数关系，它反映了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3]。该指标可以从静态角度反映一定区域单位碳资源消耗所带来的相应产出。我们计算了2001-2010年三大区域的碳生产率，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碳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图1）。从碳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中部地区最快，达到3.4%，西部地区次之，为2.2%，东部地区最慢，为1.8%。2001—2010年，三大区域的碳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并从2006年起持续上升的趋势。

（三）动态考察：脱钩弹性系数的区域差异

脱钩弹性系数是指碳排放量变化率与同期GDP变化率之比，它能够考察碳排放与GDP的动态变化关系。本文计算了2001—2010年三大区域脱钩弹性系数（见表3）。根据Petri Tapio构建的脱钩状态评价标准[4]，2001—2010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大多数年份都呈现出了弱脱钩的状态，但2002—2005年由于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三大区域都不同程度呈现出扩张负脱钩的趋势。相比而言，东部的脱钩弹性系数比较稳定，而中西部地区则波动较大。2001—2004年，由于西部大开发的兴起，西部脱钩弹性系数明显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04—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同样对该地区产生了显著影响，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第二产业比重提升，使得中部地区出现扩张负脱钩和扩张挂钩的状态。总体看，2001—2010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脱钩弹性系数分别为0.77、0.58和0.74。

（四）三大区域低碳经济转型进展的比较

结合静态和动态考察的结果，三大区域在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1）东部区域具有最高的碳生产率水平，说明该地区在低碳转型的道路上走在前列，但动态的脱钩弹性系数也处于最高水平，表明东部地区的低碳发展面临着速度放慢、难度加大、空间减少的严峻挑战。（2）中部地区碳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表明该区域低碳发展有一定进展，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该地区脱钩弹性系数最低，表明该地区在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步伐较大，进步明显。（3）西部地区碳生产率处于最低水平，表明该地区低碳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潜力巨大。该地区脱钩弹性系数处于中等水平，表明该地区低碳转型的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

三、三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三大区域碳排放的特点，本文根据KAYA恒等式的扩展等式，建立LMDI分解模型，具体考察三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

（一）模型与数据

鉴于碳排放系数测度困难，本文选择《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并假定该系数不变，故因素分解中碳排放系数变化的贡献度为零。依据LMDI方法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进行分解（以2001年为基期），得出以下结果（见表4）。

根据上述结果，从三大区域总体来看，2001—2010年，人均产出规模和经济结构两大因素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均产出规模始终是影响三大区域碳排放的首要因素。能源强度则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反向影响。能源结构与人口规模则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驱动效果。具体从三大区域看：

（1）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呈现规模驱动型特征。2001—2010年，东部地区碳排放量共增加了321.10百万吨，其中人均产出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变化导致其增加了372.75百万吨，贡献率为116.08%；能源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碳排放增加了16.85百万吨，贡献率为5.25%；能源强度的变动使碳排放减少了68.50百万吨，贡献率为-21.33%。可见，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主要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大引起的，但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能源结构在三大区域中是唯一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

（2）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规模结构混合驱动型特征。2001—2010年该地区碳排放量共增加了162.81百万吨，其中人均产出规模、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这三项因素的变化导致碳排放分别增加了232.48百万吨、18.03百万吨和2.43百万吨，贡献率分别为142.79%和11.07%和1.49%，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的变动使碳排放减少了90.12百万吨，贡献率为-55.35%。

（3）西部地区碳排放同样呈现出规模结构混合驱动型特征，但与中部地区相比，该地区的产出驱动稍弱，而经济结构驱动稍强。该地区碳排放增加了192.98百万吨，其中人均产出、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分别导致其增加227.26百万吨、24.39百万吨和1.99百万吨，贡献率分别为117.76%、12.64%和1.03%，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的变化使其减少60.68百万吨，贡献率为-31.44%。

四、三大区域低碳发展的差异化对策

针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碳排放呈现的上述异质性，低碳发展策略应该进一步细化，各区域在全国低碳转型中要找好定位，扬长避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

1. 东部地区要在低碳转型中发挥领航者的作用，发挥优势，率先摆脱规模驱动型碳排放增长的模式，早日跨越碳排放峰值，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强脱钩”。（1）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引领低碳发展。东部地区要依靠技术和人才优势，在低碳节能的基础技术、应用技术、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上进行跟踪和研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超前技术储备。东部地区还要探索低碳管理模式，率先开展低碳政策试点，在碳交易、碳税等经济手段方面为低碳政策推广提供经验。（2）积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对煤炭等高碳能源的过度依赖，优化能源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风力资源丰富，可以适当开发风电资源，解决发展火电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东部地区还可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适当进口液化天然气，提高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此外，积极倡导东中西部开展绿色能源的互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采取“煤转电”的方式输出能源，以减少东部地区煤炭消耗。（3）控制人口规模，创建低碳城市，倡导绿色消费。重点要控制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推动低碳城市建设。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交通、建筑、能源部门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并提高能源效率。通过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转变高碳的消费方式，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促进低碳消费。

2. 中部地区是低碳转型的积极追随者，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为突破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绿色GDP，提高碳生产率，全面拓展低碳发展的空间。（1）调整经济结构、协调三大产业的发展。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该地区要在结构调整上狠下功夫，尤其要压缩对环境负面影响大的高耗能产业，运用低碳环保技术对煤炭、钢铁、冶金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煤炭等资源型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科技创新与政策支持构建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打造出更多附加值高、链条较长的支柱产业。注重促进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鼓励工业企业按照专业化、精细化、深加工的方向发展。（2）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应在较高的起点上充分利用环保技术提升改造承接产业，防止重复建设、淘汰落后产能。（3）从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新能源发展两方面着手，降低能源碳排放水平。中部地区是我国煤炭等传统能源主要产地，应积极引进新技术，实现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利用。同时结合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发展以光伏发电为主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积极推进生物质能的运用，建立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多能互补的新能源发电系统。

3. 西部地区作为低碳发展的追赶者，低碳发展空间巨大，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和政策优势，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实现低碳经济的跨越式发展。（1）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矿产资源型产业，但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型产业都高度依赖资金、大宗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是典型的高碳产业。因此，西部地区应充分把握现有资源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发展生态效益型工业。西部地区还要用好国家的优惠政策，凭借产业改造成本低、产业发展策略灵活等优势，建设一批成长性高、创新力强的低碳环保示范项目，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2）把握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商机，选择性地承接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严格坚持节能环保的准则，合理确定产业承接重点，防止低水平、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扩散。对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应做好备案，加强对承接产业的环境监测。积极引进具备先进工艺和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与此同时，不断改善产业转移承接环境，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园区，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园区的建设，形成产业集聚、专业分工、特色鲜明、环境友好的产业园区体系，实现低碳发展。（3）因地制宜，培养低碳环保而又富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西部地区依托其资源条件，可以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西部地区碳汇资源非常丰富，通过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加大对碳汇林业的支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西部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进一步加大对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开发，不仅可以进一步改善当地的能源结构，还可以为全国低碳发展提供清洁能源。

注释：

①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划分如下：东部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数据资料缺失没有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②以终端能源消费量口径测算的碳排放量比按各地区能源消费量计算的碳排放量偏小，但不影响区域之间的比较。

参考文献：

[1]吴宗杰，唐合龙.我国区域碳减排的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J].东岳论丛，2011，（6）：158-162.

[2]李国志，李宗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22-27.

[3]潘家华，张丽峰.我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5）：47-57.

碳排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外部性；政府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问题正在不断地被人们所认识，发展低碳经济是改变目前这种局面的重要途径①。目前，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识，众多专家、学者都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如何发展低碳经济上。但首先我们要弄清低碳经济的外部影响及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问题，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低碳经济更具有外部性，是一种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其应用涉及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如何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研究低碳经济的利益主体及其外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的政府调控问题。

二、低碳经济的外部效应分析

外部性问题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所谓外部性，也叫外在效应或外在性，它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根据作用效果可以把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类。其中，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益而无法从后者获取报酬；负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经济主体受损而后者无法获得补偿。

低碳经济旨在围绕整个经济活动，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体现在对能源生产和消费作出更加有效率的选择，以求达到最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②。低碳经济是通过系统地调整体制从而激励节能技术创新、低排放技术应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进而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之间的旧的高度相关关系，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也存在外部性，例如：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这就是正外部性；与之对应，一些生产企业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福利，这就是负外部性。

（一） 资源环境的外部效应分析。

低碳化是全球趋势，也是中国目标。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实现低碳化的、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然而，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就是高碳、以煤为主的能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像中国的煤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以煤为主可能有成本优势，成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在低碳经济中却变成了比较劣势。因为低碳工业必须是建立在低碳或无碳能源基础之上，而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建构不仅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还需要有较长的建设周期。因此传统的能源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很难有颠覆性的改变。③低碳经济在注重开发新能源的同时，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结合，采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遏制化石能源总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经济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低碳经济正外部性的表现。

（二）国家政府的外部效应

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作为低碳经济的最大利益主体，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减缓气候变化对其现实经济利益和发展权益意义非凡。特别是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他们早已认识到高能源、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给本国的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趋势。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

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碳经济对国家政府具有正外部性。

但是，目前全球重化工业等高碳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集聚度在不断地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而发达国家掌控着高新技术产业、低碳能源产业、生产业等的技术、设计、标准、专利、品牌等主导权，掌握着金融、保险、物流、销售网络等低碳经济主要领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碳产业，为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承接高碳产业转移后的20-30年，将背负高碳经济所带来沉重的资源环境负担。因此，围绕碳排放权和经济发展权问题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焦点。④这是发展低碳经济负外部性的表现。

（三）企业的外部效应

从长远来看，企业在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向低碳发展战略转型，将影响到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从而对公众、地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利益主体，企业的外部性表现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讨论。

一方面，中国是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发展高能源、高排放的产业来拉动经济发展，这些企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效益、效率的问题上，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将外部成本转嫁给社会，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严重影响。发展低碳经济势必要对这些传统工业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这就有可能提高企业成本、增加企业运营风险、影响企业整体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企业具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要解决产业结构转型和调整的问题，产业因素可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低碳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良性的产业发展不仅能够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成本问题，同时，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在低碳环保方面发展较快的先锋企业更承担了探索和表率的作用。这是低碳经济在企业方面的正外部性表现。

（四）公众的外部效应

民众是低碳经济发展最庞大的利益主体。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源消耗迅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在时间层面上，属于人类的那部分自然资源其实也并非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它同样也属于我们以后千千万万代的人。人类对资源的肆意掠夺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高能耗的企业排出大量温室气体，其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异常，严重威胁全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异常气候影响、保障民众身体健康。此外，发展低碳经济还会对公众消费产生巨大影响。　低碳经济能优化消费结构，给消费带来正的外部性，具体表现在消费的重点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环保型产业转移；消费者的偏好也将随生产的布局变化而变化，更加青睐于低能耗的产品。随着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通过对消费需求以及消费方式的影响，也将改变消费者现有的观念，在工业社会下形成的“快捷消费”、“一次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消费观念及习惯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学习性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消费观念将逐渐形成，以追求健康消费作为消费的倾向，追求消费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同时也有利于大自然的健康。⑤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低碳经济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带来资源环境以及人们消费方式的改善，产生较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改善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而资源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使投入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来充分补充，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因此，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明确角色，强化职能。

二、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定位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是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他们的选择和偏好就决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成效。⑥但是，由于目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公众参与意识还比较低，对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不够积极，所以社会公众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因此，低碳经济的发展关键主要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两大主体力量博弈的选择。其中，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效应，其生产创造的经济收益不可能完全归企业所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社会收益而溢出。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收益明显高于政府投入，能够产生社会净收益。低碳技术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它还对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因此低碳技术具有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功效。政府针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力度、发展途径所制定的政策将会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公众的消费方式和身心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私人部门对低碳技术研发投资的收益常常低于其成

本，而另一方面，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给全社会带来的效益又往往大于私人部门的成本，这就使得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一）树立低碳经济的战略意识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密切联系，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⑦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低碳经济要求进行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经济一次全新变革，是人类调整自身活动、适应地球生态系统的长期的战略性选择，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目前我国面临社会经济发展与节能、气候变化的多重任务，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仍存在问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中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生态安全形势严峻。因此，国家政府对低碳经济的认识一定要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把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到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⑧

（二）加强企业激励机制建设

由于企业生产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致使企业对发展低碳经济积极性不高。目前，企业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应对其建立激励机制，激励企业进行低碳科技创新。⑨激励机制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因和直接动力，是政府引导企业从发展低碳经济中得到经济效益的方式和手段。政府可通过诸如价格、税收、信贷、收费和保险等的手段激励企业进行低碳生产，例如在具备条件能够明确界定产权的地区、领域，政府可以推广完善符合中国市场特点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即在实施排污许可证管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激励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节约污染排放指标，这种指标作为“环境容量资源”、“有价资源”或“储存”起来以备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之需，或在企业之间进行有偿转让，⑩激发企业参与低碳经济实践的积极性。

（三）坚持国家利益

正确评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和责任。要把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生存和发展排放”的客观必然性与发达国家的排放相区别，减少中国在减排温室气体上面临的国际压力，避免陷入发达国家借气候问题给中国设计的陷阱。(11)同时，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国家合作中，要坚持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标准，对技术和项目严格把关，并准确合算减排成本，增强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洁发展机制等项目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具。

（四）提高公众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如何激发公众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政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媒体等宣传工具，加强低碳经济理念宣传，提高人们的资源意识、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普及教育、培训、论坛等方式促使各级政府和民众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低碳经济能够实现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不断提高，认识到反正低碳经济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刘伟力.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辽宁建材,2009(11).

②柏林.低碳经济辨析［j］.企业技术进步,2009(12).

③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④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⑤陈春晓,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4).

⑥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⑦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⑧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⑨谢军安,郝东恒,谢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j］.2008(12).

⑩曹明德.排污权交易制度探析［j］.西北政法学院院报:法律科学,2004,(4):102.

(11)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参考文献:

［1］刘伟力.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j］.辽宁建材,2009(11).

［2］刘华,杜金梅.循环经济的外部经济效应［j］.经济论坛,2004(23).

［3］柏林.低碳经济辨析［j］.企业技术进步,2009(12).

［4］邵伟.低碳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j］.金融与经济,2009(2).

［5］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济经,2008(4).

［6］陈春晓,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4).

［7］沈金生.循环经济外部效应与政府定位［j］.生产力研究,2007(3).

［8］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9］任力.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j］.经济新视野,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