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排放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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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减排指标体系

现居全球首位的碳排放量超级大国，中国一直强调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重要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然而碳减排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也愈发明显。以先进减排技术著名的欧盟诸国集团反复苛求中国承担刚性减排指标，这对我国经济转型转轨带来巨大压力。为争取合理的减排指标和责任分配，不仅要看区域空间中的最终需求排放、人均排放，更要动态看待污染在空间上的转移与重构。作为世界的制造业工厂，中国的最终需求商品、中间产品被其他很多地区消费，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大部分不属于被本国需求吸收带来的，不应该不合理地承受着国际隐含碳排放转移带来的气候责任压力。中国变相承担了大量进口替代下的碳排放生产活动环节，没有归内报告的这部分实际上属于转移排放量。即使发达国家完成了既定的减排目标，把中间产品的高污染生产过程转移到中国，也会带来碳转移问题，这种暗度陈仓式的做法对于全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为维持世界碳排放的合理分配，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必须改变以地区生产为原则的静态碳排放核算体系，转而建立起一个更为公平的、责任清晰的、以最终需求为标准的动态核算体系。我国应以精确核算碳排放转移量为突破口，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策制定，利用集团峰会、能源报告等重要国际会议和高层领导会晤的契机，参与国际气候政策规制的制定，避免陷入“碳排放大国”责任陷阱。

二、积极利用CDM机制争取技术援助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以帮助非技术优势国减排而换取的碳排放权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生产技术提升、环境生产效率提高的基本要求。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利用CDM机制不仅让发达国家合理“融资”减排指标，跨期安排减排目标，而且还能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技术与降低能耗，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尽快过度到清洁技术领先的资源节约型社会。

三、鼓励本土企业通过中间品进口替代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新型国际分工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的开展为我国转移碳密集型生产环节提供了渠道。国内企业也可利用国外清洁型进口中间品的生产投入替代本国生产，淘汰国内生产力落后的“肮脏”生产环节，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外包等多种手段引导企业将国内污染密集型生产环节向环境承载力更高的境外转移，减少国内资源能耗的压力。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碳排放转移布局的整体战略。

四、合理引导区域间污染转移

对于我国而言，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主体功能、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差距。受第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的生产要素和工业企业较为集中，而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中西部地区较为集中，造成了工业化生产与生产要素投入的脱节、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运力紧张。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来看，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差异持续增大：2014年，西部地区12省的人均GDP不到东部10省市的二分之一，是京津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的四分之一。中国政府将在长期以内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激发欠发达地区潜在经济增长力、在转结构、调方式大背景下实现经济平稳过渡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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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产业已经进入了低碳时代，碳交易的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降低碳排放已经刻不容缓，而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文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内容着手，对其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启示，以期为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碳排放交易体系；碳排放；碳交易

一、引言

碳排放交易已经被国际经验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控制碳排放的手段。发达国家已经纷纷建立了各自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全球范围内开展碳交易成为必然趋势。随着经济集约化转型、国际竞争的需要，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欧盟实践可以为我国建立排放交易体系提供借鉴的经验。

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概述

1.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内容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Trading Scheme，EU ETS）于2005 年开始正式实施。交易体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试验性阶段，主要的参与部门集中在能源密集型的重要行业，初始排放配额几乎都是免费发放的。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排放总量和分配给管制对象的配额，制定本国的国家分配计划并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第二阶段是履行承诺实现减排的关键时期，涵盖排放设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90%的配额是免费发放的。第三阶段最根本的变化是取消了国家分配计划（NAP），将总量限制集中在欧盟这个统一的范围内。

2.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特点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在时间、执行及对象上具有一些特点。第一，时间上的渐进性。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了确保实施效果在时间上采取的是分阶段渐进性推进的方法。第二，执行上的强制性。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属于强制性减排。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及规定以确保减排的有效执行。第三，对象上的针对性。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在管制对象的选择上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将所有行业一起纳入。

3.对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评价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主要贡献是有效的降低了碳排量和繁荣了碳市场,主要的不足表现为在排放权分配不恰当和责任分担不平衡。总的来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为其他地区和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三、中国碳排放交易现状

我国已经相继设立了一些环境交易所并在部分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工作，碳排放交易市场前景巨大，建立排放交易体系也日益迫切。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尚未建立。我国减排还是以自愿减排为主。自愿减排很可能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自愿减排动力不强。在初始排放权分配方面，无偿发放和有偿获得合理比例的确定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政府的监管引导作用尚不突出。从国际上各国碳减排经验来看，政府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没有充分发挥作为一个“管理者”和“服务者”应有的作用。

第三，碳排放权定价问题上尚无发言权。碳排放权作为市场上最主要的商品，排放权的价格问题变成各国管制的焦点。我国碳市场发展不完善，在碳定价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四、对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启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履行减排承诺的任务十分艰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给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提供了一些启示。

1.合理分配配额，制定调控机制

欧盟采取的是总量限额与交易的方式，对企业设定总的排放量，对排放权进行初始分配，但欧盟在进行配额分配时存在着配额严重过剩的情况，直接影响减排目标的实现，同时反映出体系运行方面调控机制不够灵活。我国应根据市场排放权的供需情况合理分配配额，并对企业进行后续监督。同时制定有效的调控措施，可以及时应对市场变化，对减排总量和配额量进行调整，确保碳交易有效的进行。

2.选择先行地区，正视竞争力

欧盟交易体系的建立是循序渐进式的，分阶段逐步扩大的。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考虑到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复杂性，应当先选择一定区域或行业为范围，成熟后在逐步扩展。我国可针对各省份的情况不同将减排指标按省分解，因地制宜。此外，还要充分考虑竞争力的问题。在短期内，污染治理投入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欧盟把电力行业作为主要管制行业，也跟电力行业的行业特点有关。我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水平最高，也可以考虑从电力行业开始减排限制。

3.引导企业减排，促进碳交易

从欧盟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在整个排放交易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行为包括：制定排污总量、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监督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交易进行管理等。政府在碳排放交易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碳排放交易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确保有法可依。第二，加强对减排地区和行业的监管，建立起监测和惩罚体系。第三，强化强制减排同时鼓励自愿减排。

4.开展国际合作，掌握主动权

我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及减排技术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十分有必要加强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我们需要借助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来提高我国减排水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减排政策，而是通过抵消体系与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链接起来实现碳减排的。我国现阶段对于国际碳价格没有发言权，这对于我国今后在国际竞争中十分的不利。因此，我国更需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不断壮大自身的实力，争取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ive 2003/87/EC Annex Ⅲ.[R].2003.

[2]刚，葛兴安，邵诗洋等.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中国道路—国际实践与中国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3]张敏思，范迪，窦勇. 欧盟碳市场的进展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环境保护，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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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外部性；CO2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分工有了新的形态，社会生产力也开始狂飙突进式地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1]。统计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个定义旨在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本文所涉及“气候变化”的含义都依据此定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近五十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自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增加，目前已经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定书》明确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类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约为55%。在现行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对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说之温室气体即指CO2而言。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为完成《公约》的目标，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确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为《议定书》的执行制定了细则，铺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继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三个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国际新规则。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减轻其承担的减排义务负担，在《京都议定书》别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这些机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过按照规定程序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构建国际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论与实践。各国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外部性，就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在确定总的环境容量和各经济体排放限额的前提下，各排放单位之间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它对企业的激励在于，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排放权剩余，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而增加排放的企业必须付出经济代价。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使CO2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资本化。

1960年，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概论；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在部分两控区省市也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纷纷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成立。

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排放交易机制确实一种经济安排，而排放限额的设定又涉及国际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同时，国际排放贸易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因而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以这一课题为主体的环境经济学也于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学家针对CO2排放交易这一新贸易形态所作出的经济学解释作一系统梳理。

二、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义在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交易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完备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这两个假设都不存在，各国的环境容量与减排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无完备的市场机制来安排这一交易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时，遇到的是跨期选择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其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这种气体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存在外部性，而温室气体排放本身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一国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温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际碳排放贸易的形成机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全新的交易领域的魅力又的确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企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二）外部性理论和公地悲剧

1.庇古税。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经济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关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外部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市场机制不一定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认为，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7]。福利经济学认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以使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确定纳税义务，因而是一种从量税，单位税额的确定按照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来决定。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矫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会成本。庇古税实施的难点在于怎样准确计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不仅是一种厌恶品，而且是一种公共厌恶品，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个简单推广，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还有，外部性理论的讨论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费的外部性，而没有涉及生产的外部性。

2.公地悲剧。科斯（Ronald Coase）[8]认为，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话，外部性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的话，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将毫无疑问是无效率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机制给人们提供谈判的机会，那么人们就可以交换他们产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在科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对公共厌恶品产权的界定。

在科斯条件下，政府是没有必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非法方式抢劫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因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排放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

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简称“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法进行转让。结果是各经济体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权交易。假定当前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无效率的，现在存在着某种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此时所有成员都应该能够接受这种改进，更重要的是，更好结果的出现与谁拥有排放的权利没有关系。如果A国有权利排放温室气体，但B国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额比A国减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国会削减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过来，如果B国拥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而A国愿意向其支付，以换取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这种支付在边际上超过了A国排放对B国造成的损失，那么B国会允许A国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样改善了。所以不论谁拥有排放的产权，他们都会讨价还价，直到在某一点上，额外排放对排放者的边际收益正好补偿了对被受害者的边际损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证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权交易”的设想。这一设想试图从生产的外部效应的角度来解决排放的问题，但这种机制实现排放总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各厂商之间控制排放的边际成本必须相等。但所有厂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难估计出各厂商适合的排放限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须为零，而在现行京都体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与谈判成本。

另外的问题是，由于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国家都加入《京都议定书》体系之前，就很难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搭便车”的行为阻碍了防止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矫正，那么就很难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是对《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后续减排目标谈判如此艰难的一个经济学解释。在此方面，西方经济学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继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其中Barrett（2008）还提出一种“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就可进行，避免了“搭便车”的问题，但关于技术的管辖权仍需妥善解决[9]。

三、结论

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对于其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着眼的大多集中于对贸易形式本身的解释，且关注点多在需求侧。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来，还没有从供给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产环节，其与供给活动息息相关。因而从供给侧对其发生机理作出恰当的经济学解释，并由此提出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或许将开启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

[3]京都议定书[Z].

[4]戴尔斯.污染、财富和价格[Z]，1968.

[5]沈小波.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8).

[6]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Sandler，T.and Hartley，K.“Economies of Alliances:The Legson8 for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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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emissions trading，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market in China， and suggests some policies and measures such as enacting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law" and constructing the carbon emissions cer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which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减排；排放权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emissions reduction；emissions rights

中图分类号：F205 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33-03

0 引言

早在1898年瑞典科学家Ahrrenius就说二氧化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温变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大气系统的认识逐渐深入，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变暖问题。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参与国签署世界上第一个应对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为未来数十年设定了减排进程，并基于公平原则，规定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应共同承担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1997年，公约缔约方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和减排机制。为了发挥市场机制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在《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成为一种有效地促进碳减排的市场手段。碳排放交易能够激励技术水平高减排成本低的企业积极投资减排技术获得减排收入，而对于技术水平低减排成本高的企业，也可以从碳排放市场购买碳排放权，以避免较高的减排成本支出。目前，世界上已建立20多个碳排放交易平台，如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地区均已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2013年，全球碳交易总量已达120亿吨，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世界碳排放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将超过石油交易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2009年，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明确宣布2020年我国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因此，我国碳排放减排任务非常艰巨，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意义非常重要。目前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天津、湖北等七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但是总体情况不如人意，存在企业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地方政府也不重视碳减排，碳排放交易平台建设缓慢等问题，故而我国要积极培育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碳排放交易基础建设。

1 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及其减排机制

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束手无策，而寻租又使得单纯行政手段也不能有效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必须将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共同对付污染排放问题。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Daves首次提出“排放权”概念，Daves基于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污染排放是环境资源，环境资源可以象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转让，排放权概念随之出现，排放权交易市场也逐渐出现。排放权交易首先在水污染控制中得到应用，之后，逐渐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权交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成为最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

污染排放权原则上属于全社会所有，但是考虑到排放权的分配问题，实际上排放权是由政府所有，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保护的需要，预先设定排放权的数量，并基于一定的原则分配给企业，企业污染排放数量如果低于其所获得的排放权数量，没有用完的部分可以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获得减排收入，反之，企业排放数量超过企业所获得的排放权数量，则必须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超出的部分，否则将面临严重处罚。这样，政府部门就可以根据环境承受能力和减排能力确定排放权数量，以实现减排目标和达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

排放权交易形式一般有总量控制、基线信用额度、抵消型三种，总量控制型排放权交易首先是设定排放总量，在排放总量范围内，根据一定规则确定各成员的排放配额，成员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允许的排放量，则需要从没有用完配额的成员那里购买配额；基线和信用额度型排放权交易是先给成员设定一个排放基准，如果成员实际排放量超过基准排放量，则需要购买超过的信用，反之，没有超过的成员就可以获得节约下来的信用；抵消型排放权交易一般是针对新增加的排放源，具有新增排放源的成员需要根据原有排放源所获得的排放量购买相应的排放量。三种交易方法中，总量控制型实际是想从总量上绝对控制排放规模，基线信用型中的基线数量相当于总量控制型中设定的排放总量，而抵消型则是为了控制新增的排放数量。

因此，为有效促进减排，参与排放权交易的各方需要共同达成一致且有法律效应的供识，主动参与减排，根据历史和现实情况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义务。

2 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刻不容缓。2008年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相继成立环境资源交易所，2011年我国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广东、深圳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2013年这七个省市相继进行碳排放交易，2014年我国进一步推广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并计划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易市场。

从目前试点工作看，我国碳排放交易工作处于起步阶段，碳排放交易量偏低，碳价波动较大，还存在其它许多问题，主要包括：

2.1 碳排放交易基础建设薄弱

我国碳排放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碳排放交易方式、监管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碳排放权计量、交易参与方的权利及义务、排放配额的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健全的法律是保障碳排放交易健康运行的基础，碳排放交易中发生的问题在法律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解决，像欧盟等国外发展较早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均是建立在严格规范的法律基础上，如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和《限量与贸易体系》，北美地区的《西部气候倡议》和《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虽然我国试点地区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则规范碳排放交易，但都是基于本地区，难以推广，不能满足我国今后碳排放市场的发展。

2.2 碳排放交易覆盖范围狭窄，不利于资源的流动

试点的省市碳排放交易市场局限于试点地区，互不联结，彼此独立。由于试点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等均有差异，这就使得当地碳排放市场所覆盖的产业类别和企业数量有限，使得碳排放市场范围较为狭窄，碳排放权不能充分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难以实现碳减排成本的最小化。而且，各地碳排放交易市场由于相互独立，使得国家对碳排放市场的管理较为困难，重复配置的监管机构、交易设施等进一步增加了碳排放市场的运行和交易成本。

与我国现有市场分割情况不同，欧盟碳排放市场覆盖欧盟27个成员国及冰岛、列支教士登和挪威3个国家，其产业覆盖逐年增加，美国和加拿大虽然也是基于州或省进行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独立运行，但这些市场之间具有联动机制，可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

2.3 碳排放交易市场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有效的二级市场

我国试点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基本是一级市场，而一级市场具有很强的行政特点，初始排放权的分配完全由政府部门决定，由于政府失灵和寻租的存在，使得排放权的分配具有较大的不公平性。同时，碳排放量的监测和审核均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导致排放配额的交易过程带有很强的行政特征，甚至交易价格都受到政府的影响，市场机制没有有效地建立，企业缺乏参与交易的积极性。

我国是2013年开始进行碳市场试点工作，截止到2015年7月27日，我国7个试点地区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约为6000万吨，而欧盟在碳市场运行2年后的2007年成交量就达到20亿吨，碳市场运行时间不长的澳洲新威尔士地区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同年的成交量也分别达到2500万吨和2300万吨，以我国7个试点地区的碳排放资源数量和这些地区相比来说，其交易量相当低。

2.4 碳金融发展缓慢

碳金融是指与节能减排有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金融制度的总称。碳金融来源于环境金融，是低碳经济发展中环境金融的最新发展形式。随着碳市场的运行而逐渐出现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纷纷参与其中，碳金融市场逐渐形成。碳金融可以说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而生，在碳交易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碳金融得到迅猛的发展，纷纷推出碳金融产品如碳基金、碳排放期权期货等金融产品。国外发达国家十分重视金融市场对碳市场的促进作用，欧盟在碳市场运行初期，碳价格波动剧烈，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配套的金融避险措施和风险防范机制，于是欧盟推出了碳期货产品，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稳定了碳价格。

与此相比，我国碳金融发展缓慢，虽然也推出中国绿色碳基金等产品，但碳金融产品这类稀少，规模不大，融资渠道狭窄，参与碳金融的金融机构较少，参与积极性不高。正是由于我国碳金融不发达的情况下，作为世界CDM项目的最大供应方在世界CDM市场上却没有话语权。因此，随着我国碳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碳金融。

欧盟在进行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时，最初是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但同时也存在少量竞价拍卖，之后逐渐增加竞价拍卖的比例，使得配额分配趋于公平和高效。我国配额分配主要以免费为主，这就导致寻租和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3 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建议

3.1 制定《碳排放交易法》及配套法规，规范碳排放市场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国家层面上关于碳排放交易的法律，试点地区虽然出台有关的交易规则，但规范不尽相同，难以在全国推广。因此，为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碳排放交易法》，对碳排放的目标设定、配额分配、核查报告、交易模式、违约问题、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参与主体资格及其权利义务等基本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以保证碳排放交易的合法性。同时，制定具体的市场运行细则，规范市场的交易行为，确保碳排放交易市场高效、有序、平稳地运行。

3.2 加强碳排放的量化核证报告体系的建设

碳排放的量化核证和报告体系是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基础，只有经过核证确认的减排量才可以取得交易双方的信任，才能参加后续的配额分配和交易。因此，量化核证是碳排放市场运行的一个必须过程，且需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以保证核证的公平和准确。

核证工作需要建立在碳盘查标准的基础上，我国应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盘查标准，规范核证方法和核证边界，标准应能对促进我国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提高减排能力发挥作用。

3.3 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我国碳排放交易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现象较为严重，有些交易是基于政府的撮合而完成的，有的甚至是直接行政干预的结果。在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初期，市场参与者的热情不高，政府的穿针引线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政府过多的干预，甚至直接参与交易过程，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因此，政府部门不应行政干预市场的具体交易行为，而应转换角色，充当市场的监管者，加强对碳市场违规违纪行为的监管，保证市场的规范化运作和市场机制的发挥。

3.4 积极发展碳金融产品，促进碳排放市场发展

我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情况表明，碳市场交易不活跃，交易量较低，有些地方出现交易真空。造成碳市场不活跃的原因有多种，缺乏资金支持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减排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许多中小企业资金并不充裕，一方面需要发展，另一方面又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资金缺口较大。据估计我国未来碳金融市场交易量将达到30亿-40亿吨每年，交易金额现货市场约为80亿元每年，如果进一步发展期货市场，则交易额有望达到4000亿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迫切需要资本市场的介人。我国应积极促进资本市场对碳市场的支持，努力开发碳金融产品，根据不同交易行为和不同企业的需求设计有针对性的碳金融产品。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资本逐利的特性将会推动碳资源的有效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加快碳市场的发展。

3.5 完善碳排放权分配制度

碳排放权分配制度是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一项重要内容，配额分配涉及企业切身利益，制度是否公平合理对企业参与市场的积极性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地域分布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减排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即使同一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的技术能力也相差甚大。碳排放权分配制度应充分考虑不同企业的减排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以实现公平原则，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减排和参与碳排放市场的积极性。

3.6 加快一体化碳排放市场建设

尽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增加市场交易体量，促进碳排放权的流动，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减排压力非常大，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将会促进我国的碳减排，对于我国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减速，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对许多企业和产业来说，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但是有压力也有动力，通过倒逼机制，能够促进企业重视减排，加大减排力度，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实行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发挥作用。

4 结论

到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使得我国的减排任务严峻而迫切。为充分发挥具有较强减排实力企业的技术优势，实现高效减排，我国应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特别是加强碳排放交易法规建设，逐步完善和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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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废乳液；新工艺；零排放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12202

1引言

在铜、铝加工的生产工艺中经常会用到乳化液剂，它是一种特殊的水和油的混合物。水是一种天然的冷却液，所以水油混合物质的冷却效果很好。在使用乳化液的过程中，要对乳化液进行定期更换和维护，废弃的乳化液属于高度乳化产品，会对自然生态造成很大的污染，因此要对废乳化液进行科学处理，减少排放。

2废乳液处理工艺简析

处理后的废乳化液水质参数是否达到有关排放要求是决定废乳化液处理工艺的直接因素。因此，为了使废乳化液的处理工艺更加科学严谨，就要对其特性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处理过程中，“破乳”是最为关键的步骤。所谓“破乳”就是指把具有污染性的油从废乳化液中分离的步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后面的处理环节，并达到经济实用的目的。目前比较常用的破解油的办法主要有化学破解法、点解破解法以及加热破解或加酸破解法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并不常用的物理破解方法，比如过滤、摇晃、混合等，这些方法一般较为简单，且单独使用时效果并不明显。当前化工行业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多种破解办法混合使用，以下做一简单介绍。

常用的废乳化液处理工艺主要基于点解破乳和加热破乳，辅以各种化学、物理办法，主要有以下两套处理方案：化学破乳沉淀点解破乳气浮过滤曝气生物碳滤池接触氧化；加热破乳纸带过滤过滤破乳（一般采用陶瓷膜）。

两种废乳化液的处理工艺各有优缺点，第一种处理方案与第二种相比处理步骤明显较多，其中点解破乳对于工艺技术的要求更加严格。且在处理过程中可操控的因素较多，运行较为稳定，不至于出现后期超出控制的局面。由于处理工艺较为精致，第一套方案处理的废液更能满足污水的排放要求。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一种工艺技术的经济成本较高，可以达到每吨10万元以上，且其对于所使用原料的质量要求更加严格。比较而言第二种处理方案的精致性就低了很多，它基本只是涵盖了加热和过滤两种处理方式，所能够达到的处理水平也相应低了很多，只能够达到三级的排放标准。如果要达到更高要求的处理规定，还需要对其进行二次处理。受限于技术特点，该方案对于前期处理的要求很高，即对加热破乳的要求高，最低要求是60 ℃或者更高。为在实际的废乳化液处理过程中达到更好的效果，通常要求温度达到100 ℃附近，这样才能够创造有利于破乳的外部环境。此外，较高的温度对于后期的过滤破乳也有所帮助，提高整个过程的破乳效率。现有的数据显示，在加热破乳的过程中为保证工艺的效率，需要借助水洗和酸洗、碱洗的办法，所以在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废弃酸性、碱性水体，这就为后期的处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要集中再次对这些废水进行处理以达到排放标准。但是第二种处理工艺的步骤较为简便，技术性要求较低，且耗费较低，使用年限也较长。

3废乳化液处理的新工艺简析

3.1废乳化液电解处理工艺

经常使用的集中废乳化液处理工艺的耗时一般在10 h以上，且经济效益和实际处理效益很难兼得，要么费用极高，要么处理后的废液达不到排污要求。“加热破乳纸带过滤过滤破乳”的处理模式中还要加入大量的酸、碱，造成废水的pH值很不合理，需要进行二次处理，甚至不能达到处理要求，成为废乳化液处理的死结。而基于电解破乳技术的处理新工艺能够有效降低废乳化液的各种污质含量，对于改善废乳化液破解工艺技术意义重大。

3.1.1废乳化液电解处理的机理

电解破乳，顾名思义是利用物理中的电解作用对废乳化液进行处理的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电的作用，使废乳化液中的油性物质遭到破坏，其稳定性失去平衡，从而从水中分解出来，再使用特定的辅助剂材料，使油性物质浮出。在电解过程中会配合使用各种带电离子，这些离子能够在被电解的油性颗粒附近发生进一步的电解反应，更加降低其稳定性。油性物质被分解以后，其表面的负电质也随之消失，随着酸性物质的侵蚀，其经过反应演变，成为一种特殊的絮体。与此类似，在电解作用下，通过电解质中酸性水的作用，使水中各种油性物质逐渐失去稳定，形成大面积的絮体，并分解浮出水面。至此也就实现了废乳化液的电解处理过程。在点解破乳过程完成后，由于絮凝体的形成耗费了大量的酸，还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酸，来调节废水的酸碱值，从而使各种油性物质逐渐聚拢在一起，为后期的废油回收打下基础。整个过程中使用了电解处理新工艺，真正实现了废乳化液的零排放。

3.1.2废乳化液电解处理经济效益

废乳化液电解处理的新工艺不仅做到了污水的零排放，还拥有高效的经济效益。与此前的传统废水处理模式相比，废乳化液电解处理模式每吨的废乳化液处理成本可以降低1000元左右，一家小规模的化工企业便可以借此多盈利近50万元。此外，电解新工艺对于设备的损耗较低，管道、分解池等设备可以借此拥有更高的使用年限。这些经济效益虽远不如电解处理的环境效益明显，但也是现代化工企业中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

3.2废乳液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工艺

关于废乳化液的处理新工艺，除电解处理模式外，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工艺也是一种经常使用且效果明显的处理手段。顾名思义，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工艺就是在真空和低温条件下对废乳化液进行处理的工艺。一般而言，真空环境至少需要达到20000 Pa的压力值，温度需要控制在零下60 ℃以下，从而达到废液蒸发、冷凝和分离的环境要求。由于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工艺是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处在密闭的环境内，所以其能够彻底地满足零排放的要求。净化后的废乳化液体积受到了很大的压缩，也给后期的处理带来方便。

在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工艺中，要对蒸馏器进行预热，然后进行真空处理。真空条件下的水分能够在较低的温度条件下蒸发，此后水蒸气经过压缩，处理温度不断升高，并在交换器中降低温度，然后凝化成为液态的水。这些水分对环境无害，因此可以直接排出装置或者重复循环利用。经过蒸发后除水分以外的其他油类物质仍然保存在装置内，此时可以加入一部分新的废乳化液，进行新一轮的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如此循环往复。这些蒸发后浓度较高的废液可以较为集中地回收，由化工企业进行重复利用。由于整个工艺是在真空的冷凝装置内进行，所以其对于能源的消耗很少，可以起到节约资源的功效。

4结语

我国化工行业起步较晚，虽然在进入21世纪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废液处理的无污染、零排放环节方面差距很大。化工生产使用的乳液剂是一种水油混合的高污染物质，其直接排放或者处理不当后的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我国现有的废乳化液的处理工艺虽基本可以达到有关的排放要求，但是囿于技术特点，其对污水的净化程度很不纯粹且耗费较高，可谓“费时费力费钱”且效果不好。废乳化液电解处理工艺和真空低温蒸馏处理工艺基于先进的电解和真空蒸馏工艺技术，在综合使用多种破乳工艺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废乳液处理的功效，并有效节省了经济成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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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对日本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投入产出分析；结构分解

作者简介：王菲（1983-），女，宁夏青铜峡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实务研究；李娟（1983-），女，山东德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4;F1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4-0061-05

收稿日期：201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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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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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签署《京都议定书》，承诺于2008年2012 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 年实现平均减排5.2%，以欧盟为主的经济体率先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近年来，全球碳市场交易量持续增长，至2013年实现交易总量104.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交易总额约549.8亿美元。《京都议定书》中虽未对发展中国家做硬性要求，但我国一直积极参加国际节能减排，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至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较2005年水平降低40%60%的减排目标。

为实现减排目标，我国各行业的高耗能企业积极参与到节能减排碳排放权交易中，在履约过程中，我国目前主要以清洁能源机制（CDM）参加碳排放权交易，注册项目数量逐年增长，减排规模不断扩大， 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统计，截止2012年4月16日，我国共成功注册CDM项目1912个，占注册总数的47.7%，至此我国已成为全球CDM市场的最大供给方。近年来，除了参与CDM项目，我国逐步在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发达经济地区及重要省份建立起能源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所以及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参加碳排放权交易活动。

随着我国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张，企业的碳会计核算问题也日益备受关注，如何公允准确地反映碳资产价值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损益，客观披露企业碳交易的风险与价值是当前碳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碳会计实务

碳会计目标及职能是向信息使用者披露与碳交易相关的经营状况与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反映企业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等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便于其做出有效经济决策，是对传统会计不能反映的环境问题所进行的补充和完善。

碳会计的基本假设为可持续性，并需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多种核算方法；但由于碳排放交易目前仍处于初探时期，其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碳会计的及计量尚需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碳会计要素的确认，主要有碳资产、碳负债、碳权益、碳收入、碳成本以及碳利润。碳资产确认包括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如碳项目工程建设、低碳专利技术等；碳负债包括为碳交易活动而产生的借款等；碳权益包括企业的碳资本以及损益转入等；碳收入包括碳交易活动中获得的交易所得及政府奖励等；碳成本包括碳交易活动中的费用、折旧等；碳利润包括碳收入扣除碳成本及税金后的碳交易活动收益。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规定，碳排放权交易的碳会计核算中，根据碳排放权获取方式的不同应采用不同的确认与计量：购买所得，应以购价按历史成本计价，确认为无形资产；政府免费发放所得，则应以公允价值计价为无形资产，另一方同时做递延收入。同时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后要定期进行减值测试，差额记入损益。

碳会计披露，目前碳会计并没有纳入企业的财务报告体系内，需要独立编制碳会计报告，主要反映企业碳排放量、碳交易量、实现减排量、碳交易损益情况等，披露与碳排放权相关的资产收益与或有负债等不确定事项，同时对无法以货币计量的碳会计信息，如企业是否通过减排及碳交易实现对政府的承诺等情况可以附注形式进行说明。

三、我国碳会计发展现状及建议

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直积极践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实现节能减排指标，但同欧美等国家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相比，我们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碳排量与减排当量的核准、碳会计的确认与计量、碳效益的报告披露等问题的相关法规制度与会计准则等规范性文件还不完善，使得碳会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标准和依据，而缺乏法规的强制要求，企业在碳会计核算与披露上往往存在自主选择性，降低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性，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同时，我国碳会计研究也处于初期，对碳会计理论缺乏统一的认识，实证研究更是难以开展，此方面的研究者与专业人才也极度缺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当前碳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推进碳会计规范准则

制度与标准是发展碳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没有统一的会计准则将使得碳会计实践无所适从，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碳会计研究成果，在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我国碳交易及碳会计发展现状的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明确规范碳会计的目标假设、信息质量特征、要素、制度设计和信息披露方式等，使碳会计有法可依、有则可循。在实践中规范企业对碳会计信息的披露，督促企业提供真实可靠的碳会计信息。

2.完善碳交易体系建设，建立碳计量核算账户

碳会计确认与计量是建立在完善的碳交易数据统计与核算基础上的，近年来，我国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碳减排，这涉及各种碳减排量的核算，如植树造林的碳汇核算、CDM项目的碳减排当量核准、碳排放权交易的配额抵减量等，因此建立统一的核算标准与核算账户，记录、核算并反映碳减排相关数据，从而为会计计量提供公允的数据基础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应在会计处理的前期数据统计方面加强体系建设，将碳金融与碳会计有机结合，合理发展碳减排市场，推进我国碳经济发展。

篇8

摘要 通过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和各国实践的调研和分析，本文从法律基础、基本框架设计、相关机构安排和调控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的15个基本要素，分别是法律基础，体系的排放上限目标，体系的覆盖范围，配额的初始分配，覆盖对象的排放量监测、报告与核查，遵约机制，遵约期和交易期的确定，登记注册系统，市场监管，金融机构的参与，排放交易平台，价格调控机制，排放交易的税费，配额的存储，连接与抵消机制。本文依次介绍了各要素的内涵，并对国外实践中的相关考虑和做法进行了简单分析；根据我国具体情况，针对各个要素提出了我国ETS设计中的一些初步建议。法律制度建设应与ETS机制设计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基本框架设计要充分考虑我国发展速度较快，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以及部分行业受到严格管制等情况。相关机构安排要从现有管理体系出发，考虑市场需求，明确功能定位。调控政策应根据政策目标进行设计，避免过度增加体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 排放权交易体系；碳交易；要素；碳市场

中图分类号 F205；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3-011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3.018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能够降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社会总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目前欧盟、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或决定实施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排放权交易体系。国外学者在碳市场发展、ETS整体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1-3]为这些体系的设计提供了很多参考。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ETS的设计进行了研究，包括国外经验总结 [4-6]、配额初始分配 [7]、法律制度 [8-9]、碳交易模式与建设路径 [10]等。但国内尚没有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基本要素进行全面的系统分析。本文通过对碳排放权交易理论和实践的调研和分析，从法律基础、基本框架设计、相关机构安排、调控政策设计四个方面分类总结并分析了体系建设所必备的15个基本要素（见图1），

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旨在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乃至未来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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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法经济学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的条件下，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向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从而达到减少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Carbon Emission Permits Trade），又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指碳减排购买合同或协议（ERPAS）。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会在环境总容量一定条件下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与政府管制的优点, 实现“政府+市场”的理想结合，并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经济学理论渊源

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实质是由使用某种资源产生的污染物的排放带有“负外部性”效应，而目前并没有人去承担由此产生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有以下几种：

（一）稀缺资源理论

一种资源只有在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所以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就是资源稀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资源要素非常丰富，是不存在稀缺性的自由物。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环境功能的需求开始产生竞争、对立、矛盾和冲突，环境资源多元价值的矛盾和环境功能的稀缺性日益显露。而这种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就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重要经济原因。环境资源出现稀缺后，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但现有的环境资源并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这时环境资源交易制度应运而生。

（二）哈丁：“公有地悲剧”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雷特・哈丁教授将环境问题形象地称为“公有悲剧”，并认为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个人获利”。公有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公有地悲剧”理论同样可以说明环境污染问题。不同的是，环境污染不仅从公有地上攫取东西，同时也排放各种污染物。环境质量退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财产的特性，纯粹的共有物品是一种共有财产资源。在环境可以不加限制地自由使用情况下，环境向所有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开放。由于向公有的环境排放污染物是自由而免费的，企业只会考虑如何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产量即排污量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不会去考虑整个环境的污染和退化，从而酿成“公有环境污染的悲剧”。

（三）外部性理论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理论也是用来解释环境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学实质是由于使用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带有“负外部性”效应，目前没有人去承担由此产生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社会主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由于受到其个人自身狭隘的“经济人的限制"不会出于“生态人”的角度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决策体系内"这就导致了环境保护中的外部不经济性。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据此认为，由于这一外部成本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的联系，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即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或政府进行干预，采取税收的形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即将外部不经济性企业内部化，才能促动污染者采取措施防治污染。

（四）产权理论

罗纳德・科斯理论指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或是相对低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是使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它通过制度设计把一种外部性的不需要支出任何成本的资源变成一种“稀缺资源”。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通过以法定的形式明确某种有形或无形资源的所有权，以使该种资源稀缺化，该理论就是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对资源的配置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这是排污权交易制度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法经济学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必须要从制度上尤其是法律上加以确认，即所谓“立法先行”，这样才能为该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保障，因为社会权利的法律保障是最严格也是最优的选择。

按照科斯定理，市场交易的目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追求社会成本最小化，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碳排放权交易领域的法律制度，必须立足于实现社会成本最小化。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能使交易成本效应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科斯定理指出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无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权利和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而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只要明确产权的所有者,无论谁拥有产权,最终的结果都能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无论受损者还是排污者拥有对环境的产权,均可以通过协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解决污染外部性的方法,经济学中有三种手段,即庇古税(污染税)、合并企业和明晰产权。

根据庇古理论，“谁污染，谁治理”，与此相对的应该是“谁受污染，谁得补偿”。而每个人几乎都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却没有或很少加以考虑。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所以，只要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污染者就绝不会花费大量投资来防治环境污染。市场对这种现象基本是无能为力，而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解决。

（一）碳排放权交易成本―收益分析

利润是企业经营的最终追求目标，企业的投入与产出都将围绕企业利润进行。企业运营要力求低成本高产出，企业对无利可图的事情绝对不会干。碳排放权交易得以运行，是因为它为企业带来了额外收入，即将企业通过改善技术节省出来的碳排放权出卖给其他需要更多指标的企业。出卖碳排放权的收益不仅弥补了企业因完善技术投入的成本，还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企业因有可图之利，所以产生一种激励，即提高技术投入，减少污染排放。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博弈研究

目前世界上众多碳交易市场中，主要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四个碳交易市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英国和美国的交易所是全球碳交易的两大中心。目前更值得关注的是，法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提出的征收碳关税提议，引发全球争议，尽管如此，法国日前仍坚持己见，将从2010年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法国国内已宣布实施该新税种，对某国生产的产品不达标的，将征收特别关税。碳排放指标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变成了给该国多少权益，指标高了可以直接换取钱，相反指标低了就要从他国来购买，这恰恰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世界的利益瓜分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全球实物资源瓜分殆尽以后，在环境保护方面又人为衍生出了大量的衍生资源和利益，成为进一步掠夺他国利益的手段。

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设

排污权交易的基本内容是在现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的基础上，排污者向政府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材料，政府根据材料和排放总量向排污者发放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符合要求的污染物；排污者的“减少排污信用”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买卖。因此，在完善立法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应以法律形式确认排污权，实质上就是解决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其次应以法律形式规定补偿政策、气泡政策、排污银行等政策；第三应制定排污权交易的规则；最后要明确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的职责。

法律制度的制定应明确界定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排他性及可交易性，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本架构应涉及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合同、总量分配、申报登记制度、交易监管机制以及交易所等方面。新制度的建立应注意消除以往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环境问题时的各种弊端，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制定应赏罚分明。对超标排污者严惩不贷，对未超标者当然应给予奖励。

参考文献：

[1]谢雯.从科斯定理到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7,(03).

篇10

【关键词】碳排放权 碳排放权价格 影响因素 节能减排

全球变暖现象的存在以及它带来的危害已经被大众熟知，众多科学家也认为全球变暖的根本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因此，现在全球各国环境政策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碳交易市场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成本的手段之一，伴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与国际碳市场的迅速发展，碳市场和它的金融属性已经成为能源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DM供应国，截止到2014年8月31日，中国已成功注册了3762个CDM项目，占了发展中国家注册项目总数的58%。截止到2016年9月，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达到1.2亿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了32亿元人民币。中国由于能源使用效率低，减排的空间范围较大，他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优势体现在他的减排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较低。显而易见，中国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面对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基于此背景，试图通过分析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为建立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出建议。

一、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碳交易市场最早是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所以国外学者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已相当深入。Hyun Seok Kim&Won W.Koo1（2010）主要着重研究影响美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因素如何影响市场价格，并通过模型探究了在短期与长期不同时期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价格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Benz&Truck（2008）研究了欧洲ETS中排放权的价格动态机制，表明出发成本、存储和借贷机制、交易的时间间隔、递增的边际减排成本等对价格造成了影响。排放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人们日益强调其大宗商品甚至是金融资产的属性。研究者探讨了排放权与金融资产变动的差别。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玉娟、何朝林（2013）针对碳排放权不同的市场指出了各自影响其市场的因素，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能以此提升中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有关定价权的位置。陈晓红（2012）从供给、需求、市场三个维度选取变量，采用面板回归与残差检验，分两个阶段进行实证设计，得出EUA供给因素在两个阶段内分别不同程度地影响了EUA交易价格的结论。邹亚生、魏薇（2013）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公共因子模型，实证分析了CERs现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指标、气候指标和CERs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都会对CERs现货产品价格有显著影响。刘英、张征等（2010）提出供求关系会对碳排放权价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且碳排放权价格与能源价格有紧密的关系。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欧洲市场，与我国市场发展程度结合度不高，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价格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国内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还有待深入探讨。

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能源价格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于能源市场的价格比较敏感，包括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两种。由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部门是那些以煤炭、天然气等燃料为主且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因而碳排放权的价格会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非清洁能源与清洁能源对于碳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传统能源产品主要指煤炭等，能源价格与碳排放权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传统能源价格越高，企业使用清洁能源的动机就越强，温室气体排放就更少，导致碳排放权需求降低，碳排放权价格下降。清洁能源主要是市场上的天然气等。据统计，在燃料的选择上，使用天然气比使用煤炭释放的二氧化碳少了近两倍，所以企业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将会比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的减排成本低很多。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较为成熟的市场，清洁能源的价格与碳排放权价格呈正相关关系，清洁能源价格上升，企业使用清洁能源的动机就越弱，温室气体排放就更多，碳排放权需求将上升，使得碳排放权价格上升。

（二）工业生产

碳排放权属于一类特殊的市场交易产品，具有市场属性，所以，它的价格将受到市场结构性因素影响。根据供求理论和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特点可以看出，若参与工业生产的企业数量增加，工业生产将排出的二氧化碳就会增多，那么企业对于碳排放权配额的需求就会相应的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会影响市场的供给，碳排放权配额的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引起碳排放权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来说，工业生产也与能源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能源的需求将会增加，从某种角度来说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就会增加。可以得出，参与者增多，需求就会增多，碳排放权价格就会上升；反之，参与者需求减少，供给过多，碳排放权价格就下降。

（三）气候变化

温度是影响碳排放权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之一，严寒的冬天与炎热的夏天都将会使碳排放量增加。特别是当温度出现异常的变化时，能源的需求将会急剧提高，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因而碳排放权需求量也随之攀升。近年来，地球平均气温的提高以及北半球冰雪覆盖率持续的下跌，都反映了气候变化加剧的趋势愈加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更多国家加入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因此，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温室气体排放量或碳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

（四）政策因素

碳排放权市场实际上是各国履行他们对于环境保护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它也是各国在碳排放权问题上经济博弈与政治博弈的结果。碳排放权同其他商品一样，也会受到相关政策制定的影响，每个国家对于碳排放权制定的不同政策，对它的重视程度都会对碳排放权价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例，它是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市场，欧盟将配额分配给成员国，不同的额度决定了企业对碳排放权的需求情况，影响着价格的变化。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实施初期，由于碳排放配额初始额度过多，供大于求，配额分配过量。另外，不同的初始配额分配方式也将对碳排放权的价格产生影响，免费分配或拍卖分配使得企业获得初始碳排放权配额的成本不同，对企业采取的排放策略会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了碳排放权的价格。

三、政策建议

第一，开发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的进步，所以应尽可能地加大对先进节能技术的投资，鼓励节能技术的研发及推广，鼓励工艺的创新，推动能源在开采、转换及利用各环节上的创新。我国目前工业化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大，且能源严重短缺，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等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短缺。为了满足国内石油的需求量，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石油对外的依赖性很高。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不仅能够降低国内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性，还能使我国在核算国家减排责任时获得相应的益处。

第二，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消耗结构。例如，扶持核电、风电、水电、太阳能及生物质能项目，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发展清洁能源也代表了全球未来发展的方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发展清洁能源要求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并用，特别是技术手段能够在提高人均生活水平的状况下完成降低碳排放的目标。

第三，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向低碳经济转型。从目前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节能效果总体不佳，虽然第三产业对于我国GDP的增加所占的比重正在渐渐增加，但是第二产业作为高耗能、高污染主要代表，其对GDP的增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近45%左右。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60%-80%，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国还需要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减少工业生产带来的过多的碳排放。一方面，政府可以淘汰落后产能，完善主要工业耗能设备等，在重化工业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同时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旅游业、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第四，完备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由于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领域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一直相对滞后，我国政府需要多借鉴国外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宝贵经验、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具体实践策略，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宏观和微观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规范。

第五，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倡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理念，促使居民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向“低碳”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Samuel Fankhausera，Cameron Hepburnb.Designing carbon markets Part I：Carbon markets in time[J].Energy policy，2010，（31）.

[2]晓红，王陟昀.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为例[J].系统工程，2012，（02）：5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