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范文10篇

碳排放范文篇1

贸易对于环境产生的影响分析

从上世纪开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受到关注与研究，人们在不断地争论中反思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环境带来的后果及危害。全球经济社会主体在依靠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同时，也依靠进口物品的生态环境系统支持，进口贸易也就是人们会间接的获得国界外的资源环境以及生态功能。Copeland与Taylor提出的“污染产业迁移假说”指的是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自由化贸易会使能源以及污染密集的产业更加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低的国家中。并且国际贸易会使国际分化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更愿意生产能源、污染密集的商品，而发达国家则是生产服务密集以及附加值高的产业。发达国家为满足自身高能耗消费需要，同时保持自身的环境承载力，就会将一些自然资源以及污染密集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商品。发展中国家满足发达国家对于能源密集型商品的需要，并向发达国家净出口了大量的隐含能源，这就使得一些发达国家能源强度降低，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则不断提升。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情况决定贸易对于国家环境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时国家经济与生态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效率、产业规模以及技术差异等方面造成的进出口隐含污染流动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核算

在核算国家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时，需要明确世界各国投入产出的环节，当前各个国家的总投入主要包括国内投人和进口投人。各个国家的总产出主要涉及固定资产、国内消费、对外出口。在核算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两种情况，其一，有些国家的进口投入、消费以及碳排放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其二，一些国家生产的产品向国外出口，但是碳排放是在国内进行的。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其进出口结构是有不同的，因此需要选择不同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在实际计算中需要提高重视程度。(一)对各部门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计算隐含碳排放时是无法对每个国家的精确数据进行保温的，但是可以将各国碳排放量与投入产出数据作为依据，进而测算不同国家分部门的碳排放量。如结合国家投入产出表，将煤炭生产部门设定为M，生产石油天然气的部门设定为N，将煤炭燃烧排放的碳总量设定为m，石油天然气燃烧排放的碳总量设定为n。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量与生产量之间是正比例关系，结合产出系数能够计算出该国家CO2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比例。在对计算模型进行构造时，能够对该国部门的存货数、产品数以及消费出口数等进行考量，进而得出该国家隐含碳的排放情况。(二)对各部门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所有国家都会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在对隐含碳排放计算时，无法很好地区别本国产品以及他国产品，所以在对他国进出口产品隐含碳排放时，可以根据本国相同种类产品作为依据，进而推导出他国产品隐含碳的排放数量。虽然这种推算方法比较简单，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出现有误差的计算结果，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出现失衡。所以为实现精确的计算结果，需要对类型产品的平均隐含碳排放量进行科学计算，通过平均估算出整体，提高结果准确性，更好的为制定隐含碳排放策略提供参考。

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分配

碳排放范文篇2

对于国外碳排放审计的现状主要基于审计主体、审计标准、审计方法、审计报告等方面逐次进行说明。

（一）审计主体

目前碳排放审计的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专门从事审计与鉴证业务的组织，即会计师事务所，除了国际四大之外，均富国际等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参与；另一类是由环境工程专家构成的咨询、评价机构，如知名的法国国际检验局、英国劳氏质量认证公司、环境资源管理集团等。两大审计主体均属于独立的第三方，经过其审计的碳排放信息质量有保证，更易获得他人的信赖。两大主体优势互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扎实的审计功底与强大的审计队伍，而咨询公司在环境专业知识方面见长。根据WendyGreen（2013）对2006年至2008年来自43个国家的3008个公司的碳排放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发现，当鉴证对象仅包括碳排放信息时，倾向于由咨询公司进行鉴证。当鉴证的对象延伸到可持续发展外的更广泛领域时，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的居多。

（二）审计标准

国外进行碳排放审计时所依据的审验标准有：在国际层面，有审计职业界，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的ISAE3000标准，其他组织，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04年制定的温室气体议定书及国家化标准组织（ISO）于2006年制定的ISO14064-1、ISO14064-3等。在国家层面，美国会计师学会和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公会于2003年纷纷制定了关于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认证的审计准则。尽管审计标准种类繁多，然而与成熟的财务审计不同，碳排放信息鉴证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国际性指南。因此IAASB在2007年批准了一个旨在制定碳排放披露鉴证准则的项目，并于2008年在悉尼、墨尔本、多伦多、布鲁塞尔召开的四次圆桌会议中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员（会计人员、政府监管者、公司代表、学术界成员等）对构建准则中的难题进行集中讨论。

（三）审计方法

传统的财务审计方法如检查、观察、询问、分析程序等在碳排放审计中仍然可用。根据美国和欧盟的排放实践，在进行现场审计时，需要审查被审计单位的监测计划数据、历史排放数据等，现场检查监测设备的维护状况以及与相关工作人员面谈等，必要时运用专业技术和设备对检测系统进行独立的成效检验。基于获取的信息进行策略分析、程序分析以及风险分析，加强关注错误高发源和其他可能导致错误的监测和报告程序，重视经营者为降低不确定性采取的所有有效的控制风险的方式。除此之外，大量的数据处理与验证必须允许操作的交易程序建立在信息技术系统之上。在碳排放报告与审计中使用信息技术有助于增强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审计速度，增强数据的分析以及可比性。美国是将信息技术成功运用的典范，环保局（EPA）要求污染物的报告应以标准化的电子格式（EDR）报告。当排放数据以标准化的电子格式报告时，可通过数据检查软件进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检查，并结合风险评估程序有针对性的投入审计资源，减少或避免错误，审计质量得到保证的同时提高审计效率。（四）审计报告碳排放审计的最终成果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呈现。报告应明确所有完成的相关工作，并对有关排放信息表述是否恰当做出评价。传统财务审计一般提供的是合理保证，而在碳排放审计中审计人员可基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报告具体的要求有选择的提供合理、有限保证，甚至是高水平的保证。目前大部分的碳排放信息审计报告仍然作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部分，但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独立碳排放审计鉴证准则的建立，单独披露碳排放审计报告是发展趋势。

二、国外碳排放审计的效果分析

（一）研究假设

对碳排放信息进行审计、评价意味着企业注重碳管理，属于Sinkin（2008）所指的生态效益企业。相对而言生态效益企业能否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Sinkin（2008）选取2003年431家财富500强企业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采取具有生态效益的策略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拥有较高的股票价格；Jacobs（2010）则选取340家美国公司作为样本，通过事件研究方法证明，经过ISO14001认证的公告会引起市场较强的正反应，与Sinkin（2008）结果类似。可见，经过认证的环境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价值，而碳排放审计作为对碳排放信息的鉴证、评价，属于环境认证的子部分，是否有此效果，本文对此加以验证。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经过碳排放审计的企业拥有更高的企业价值。

（二）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本文样本来源于碳信息披露项目（CDP）。CDP是由英国伦敦机构投资者自发形成的，旨在向投资者披露有关气候变暖所引起的重大风险与机会的信息，试图在投资者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一个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对话平台，为广大投资者提供至关重要的碳排放信息和数据。目前CDP已扩展到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碳披露的基本模式。而我国企业自2008年受邀参与CDP问卷调查，成为参与比例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即使在2012年100家受邀企业中，回复问卷的企业也仅有23家，未回复但提供相关信息的企业有1家，尚未披露任何关于碳排放审计的信息。鉴于国内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以入选2011-2012CDPS&P500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由于CDP属于自愿性披露项目，最终参与CDP问卷调查并予以公开的企业2011年有295家，2012年298家，即可获取的观察值有593个。其中2011、2012年经过审计的分别有79家（26.78%）、179家（60.01%），开展碳排放审计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对碳信息披露是否经过审计（Audit）采用虚拟变量定义，是为1，否为0。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的企业价值采用托宾Q值（TobinQ）来衡量，并选择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收入增长率、盈利能力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模型中的定义变量见上页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上页表2，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小，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性，处于正常的变动。TobinQ=β0+β1Audit+β2SIZE+β3Lev+β4Growth+β5Roa+ε

（三）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TobinQ与Audit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18，p值为0.664，意味着简单的两者之间线性相关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偏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4），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企业发展状况之后，TobinQ与Audit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114，p值为0.006，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初步说明碳排放审计可影响企业价值。（四）回归分析由表5的多变量回归结果表可得，TobinQ与Audit的系数为0.224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除此之外，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与企业发展状况显著影响企业价值。这一结果充分印证了相关性检验的结论，即在控制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与企业发展状况下，碳排放审计可以提升企业价值，假设得到验证。

三、结论及启示

碳排放范文篇3

【关键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绩效

一、引言

对碳排放量进行评价分析，国际上较为广泛应用的主要有国别排放指标、碳排放强度、碳化指数和能源强度等绩效评价指标。目前，国内外学者以碳排放绩效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虽然不少，但是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都是有关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区域差异性分析，或者宏观层面某一省份或行业的碳排放绩效研究、碳排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而极少针对具体地区的某一行业来研究其碳排放绩效。从现实情况来看，通过计算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分别研究它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性，并利用碳排放评价指标与香港工业数据进行比较，对评价广州减排目标能否实现，从而积极开展减排工作，走低碳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广州市能源消耗的总体分析

(一)广州市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的总体分析。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和《香港工业的业务表现》的相关数据，将广州市及香港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耗指标和收入指标列示如下(详见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来广州市全市的能源消耗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10年上升幅度最大，比2009年增长8．02%;而2013年降幅达到17%，在此之后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较2013年增加3%。工业能源消耗的变动趋势同能源消耗总量趋势大体相同，2012年较2011年仅36万吨，之后大幅下降，2013－2016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消耗量仍占全市消耗量的50%左右，说明在国家倡导中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广州市工业企业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节能有所成效，但仍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2008—2016年来广州市工业企业的碳排放量总体呈现先升后降在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广州市工业企业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节能有所成效，但仍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2011年碳排放量最高为8803．03万吨，到2013年碳排放量下降了24%，说明在低碳经济政策指导下，降低碳排放量有所成效，对于广州实现减排目标有积极作用。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广州市工业企业总产值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二)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区域对比分析。广州与香港同样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地理位置也相对较近，因此选择两地同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可比性较高。但从选择统计指标上来，看香港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发电过程是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占本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逾60%，因此本文选取香港工业用电量作为计算依据，数据来源于《香港能源统计年刊》(2008年—2016年)，并参考由香港环境保护署及机电工程署编制的《香港建筑物(商业、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核算方法，从而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经济效益指标方面，广州与香港的统计指标不同，相较香港的工业企业销货、加工和服务的效益指标，广州市没有此统计口径，只有选用相关联的工业总产值指标(如表1所示)。通过表1所示，在2008—2012年间，广州工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香港数据的40倍左右，2013年在广州市工业企业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后这一倍数仍高达30，而两个经济体的效益指标广州仅高出6倍左右，单位效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高于香港。这说明虽2008—2016年来广州市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上较为稳定，并呈现明显的下降幅度，虽然降低碳排放量有所成效，但仍然远远高于香港工业碳排放量情况，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还是面临较大的压力。

三、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分析

工业企业消耗能源，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即成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因此，要衡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效果，则应利用工业企业最为关注、也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效益和财务业绩指标，即经济产出。由此，本文选择了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主营业务收入三个因素列表如下(表2)。根据低碳经济的原则，提高碳排放绩效意味着投入更低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而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的假设:假设1: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减少，工业总产值稳步上升。通过对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了如图1所示的统计结果。其中的自变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因变量为工业总产值。结果显示，自变量碳排放量的系数为负，对应的t值为－7．436，sig值为0．018，R方为0．965，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拟合度较好，假设1得到了证实。假设2: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呈负相关关系，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减少，工业增加值稳步上升。通过对碳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了如图6所示的统计结果。其中的自变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因变量为工业增加值。结果显示，自变量碳排放量的系数为负，对应的t值为－6．240，sig值为0．025，R方为0．951，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呈负相关关系，拟合度较好，假设2得到了证实。假设3: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主营业务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减少，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加。通过对碳排放量与主营业务收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了如图7所示的统计结果。其中的自变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因变量为主营业务收入。结果显示，自变量碳排放量的系数为负，对应的t值为－7．046，sig值为0．020，R方为0．961，表明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主营业务收入呈负相关关系，拟合度较好，假设3得到了证实。

四、结论

碳排放范文篇4

1方法和数据

本文基于自下而上视角，探讨科研学术会议活动的碳排放状况。由于旅行交通碳排放占整个旅行过程碳排放比重的75%[13]，因此本文核算边界为提交会议论文的作者去往会议所在地乘坐交通工具产生的CO2排放量；对于未提交论文参会的学者，一般情况下距离会议地点较近，其CO2排放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06》，基于交通工具的类型、活动水平、单位距离碳排放系数，测算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的CO2排放量，公式为：式（1）中：E2CO为会议论文作者前往会议举办地乘坐交通工具的CO2排放量（单位：kg）；i为交通工具类型；Di为乘坐第i种交通工具作者所在地与会议举办地的距离（单位：km）；Pi为乘坐第i种交通工具的人数；EFi为乘坐第i种交通工具碳排放系数（单位：kg/km•人）。本文对中国知网2017年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了统计，查找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会议论文的篇数和作者单位。根据会议举办地和作者单位可以定位出两地分别所在的省市，再依据中国城市交叉距离表计算出两地最短球面距离[14]，其中缺失城市间的距离用百度地图测距功能测量。假设会议论文的篇数等于参会作者的人数，作者乘坐的交通工具依据城市间的距离分为汽车、火车、飞机三种，具体分类方式及理由如下：①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为120km/h，鉴于学术会议持续的时间和参会者乘坐汽车的便利程度，假设2h以内即作者所在省市与会议所在地距离小于240km，选择乘坐汽车；②远程航空的距离一般大于1000km[15]，故两地距离大于1000km时，选择乘坐飞机；③距离介于240~1000km之间则选择火车。交通工具的碳排放系数由于不同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相差较大，所以本文选取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多个碳排放计算模型中给出的系数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计算最小碳排放量和最大碳排放量[16-17]（见表1）。

2结果与讨论

2.1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碳排放总体状况基于式。（1）的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学者参加中国重要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总篇数为31992篇，保守估计，其产生的CO2排放总量为2941~14178t，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为92~443kg。2016年中国全行业CO2排放总量为104亿t，人均CO2排放量为7.5t，2017年中国CO2排放量预计增幅为3.5%；2015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CO2排放量为1.89亿t[18]，虽然2017年学者参加会议旅行的CO2排放量在全国及交通运输业中的占比不大，但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却达到中国人均CO2排放量的1.2%~5.7%。与国外学者核算的2008年国际会议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801kg相比较，占比为11.5%~55.3%。2.2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碳排放的月度差异。从重要学术会议举办月份来看（见表2），2017年学者参加会议活动的交通能源CO2排放总量较多的月份为8、9和10月，分别占全年比重的16.1%，15.3%和17.7%。以10月份会议CO2排放量最多的天津市为例，分别达到了当月全国重要学术会议CO2排放总量的26%和天津市全年CO2排放总量的78%。这三个月CO2排放总量较多的可能原因为：8、9、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较为怡人，适合举办大型的学术会议；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的举办周期大多为1年，而学者们大多在上半年撰写学术论文下半年投稿参会交流。CO2排放总量较少的月份为1月和12月，其占比为0.6%和0.5%，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不利于学者的交通出行，因此会议论文的数量较少，CO2排放量也随之下降。对于平均每篇论文的CO2排放量，其值随着月份的变化而波动。2.3中国重要学术会议碳排放的地域差异。从会议举办地来看，2017年因重要学术会议导致的CO2排放量最多的十个会议举办地大多为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见表3）。其中北京市、东莞市、天津市、成都市、郑州市、大连市和西安市经济较为发达，交通较为便利，因此中国重要的学术会议大多在此举办，产生了较多的CO2排放。虽然贵阳市、昆明市和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学术会议较少，但由于这些城市地处中国西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学者参加会议活动的路程较长，造成CO2排放总量也较大。中国重要学术会议CO2排放量最少的十个城市则大都是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见表4）。

3情景预测及建议

碳排放范文篇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对全世界作出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的碳减排目标任重而道远．当前，全球都在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各国都在努力实现“绿色生产”，力求减少碳排放量．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16％，而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17％，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求减少8％到10％，同时把该目标进一步分解到全国各地区，要求各地区务必坚持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理念，把节能减排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消费模式，进而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作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的一个新标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密切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中国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也存在显著差异．要想制定出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政策，就必须很好地把握中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各省市碳排放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然而，截止目前，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省级层面都没有直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国内外学者的测算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那么，我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哪些因素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影响？这些相关影响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否，也关系到低碳战略实施成效的显著与否．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是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参照IPCC（2006）以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3］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4］的方法，运用相关方法对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估算，比较详细估算了我国30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1997—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各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

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比较广泛，除了化石能源燃烧外，在水泥、石灰、电石、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物理和化学反应的发生，也会有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在所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水泥大约占56．8％，石灰大约占33．7％，而电石、钢铁生产所占不足10％．为了进一步增强估算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不仅估算了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也估算了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为精确起见，本文进一步将化石能源消费细分为煤炭消费、焦炭消费、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其中石油消费则更进一步细分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四类．所有化石能源消费数据都来自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水泥生产数据来自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CC＝Q×EFcement．（2）其中CC表示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Q表示水泥生产总量，而EFcement则是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文估算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仅仅计算了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没有包含水泥生产过程中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1列出了各类排放源的CO2排放系数．经过一系列准确计算，可以得到我国30个省市地区1997—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值.由表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地区碳排放量基本都呈现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为了更好的体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市、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三大区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具体来讲，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这11个省（市）；中部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这8个省份；西部地区则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藏（由于缺乏数据较多，未估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12个省（市、区）．表3显示我国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表3的数据反映了我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从总体上来看，1997—2011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1997年的336565．69万吨增长至2011年的1066359．01万吨，增长幅度达到729793．32万吨，短短15年间排放量大约增长了2．17倍．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1997—200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为3．48％．这个阶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缩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从2003年起，亚洲各国陆续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我国经济发展加速，但由于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这一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快速增长期，2003—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达到13．70％．之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所下降，2008—2011年增速为9．37％．虽然增长率依旧不低，但是相比于2003—2007年还是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意识到能源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探寻低碳经济路径，为实现绿色生产付出努力．特别是在2008年10月29日我国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白皮书，郑重声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和相关行动，更是明晰了我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从表3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碳排放区域差异性是比较显著的．总体来讲，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规律，东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少．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量上大大超过中西两大区域．从图2可以看到，这三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其增长规律均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97—2002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升有降，总体来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从2003—2007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整体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从2008—2011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增速下降阶段．图2是我国1997—2011年30个省市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的降序排列图．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位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均值的省市地区有：山东、河北、江西、江苏、河南、广东、辽宁、内蒙古、浙江、四川和湖北．排名靠前的前五个省份是山东、河北、江西、江苏和河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8．71％、8．00％、7．68％、6．21％和5．95％．我国的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均为传统工业，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甘肃、宁夏、青海和海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1．46％、1．44％、0．98％、0．40％和0．30％．图3是我国1997—2011年各省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的降序排列图．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宁夏、内蒙古、海南、福建和山东，其中宁夏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36％．宁夏出现较高二氧化碳排放速度的原因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1997年宁夏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0．92亿元，2011年为2102．21亿元，增幅达到1891．29，增长了8．97倍．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41．6％增长到了2011年的50．2％，增长了8．6个百分点．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刺激了二氧化碳的高速排放．除了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靠前的省份外，青海、陕西、广西和新疆的年均增长率也均超过了10％，高于全国8．59％的平均增长水平．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为辽宁、山西、黑龙江、上海和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7％、6．16％、5．41％、4．32％和1．95％，其中北京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以1．95％位居全国最低.

3我国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因素很多，比如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投资水平、制度环境、城市化水平、能源价格等［5－8］．考虑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出口贸易、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yit＝α＋Zitβ＋ηi＋εit．（3）其中，yit是第i个省份第t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α是常数项，β是回归系数；ηi是个体效应，主要用来控制各省份自有的特殊性质，εit是外生解释变量，主要包含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出口贸易等因素．其中，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度量（用energe表示），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用city表示），出口贸易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度量（用export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度量（用industry表示），同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结果显示，该面板回归模型拟合地较好，回归系数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其符号方向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较高，说明二氧化碳对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比较敏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9744％，这说明第二产业与碳排放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会增加0．5812％，这说明经济增长也是碳排放量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能源消费结构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在1％水平上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碳排放范文篇6

关键词：钢铁企业；排放源；主要物料品种

1引言

钢铁企业具有流程长，生产工艺复杂和物料消耗繁多的特点，并且钢铁企业是各省市的碳排放大户，企业和机构盘查清一个钢企的整体碳排放量对企业和地方的碳排放水平的评估具有决定作用，盘查的关键就在掌握一个企业的碳排放源到底有哪些，消耗的物料品种具体有哪些。本文对碳排放源和主要物料品种识别分析的依据主要是《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不在指南和标准中的能源和固碳品种不在本文分析，例如烟气和高炉渣等。文中分析阐述的主要是典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工序，包括焦化工序、烧结工序、球团工序、炼铁工序、炼钢工序、轧钢工序、石灰工序、发电厂和附属生产系统。

2排放源识别和主要物料品种

焦化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主要为洗精煤、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和电力，输出端物料品种为焦炭、焦炉煤气、蒸汽、焦油和粗苯。洗精煤经备煤和配煤由贮煤塔经装煤车装入焦炉炭化室，洗精煤在炭化室中高温干馏；消耗的煤气主要是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煤气在焦炉燃烧室燃烧，为炭化室提供1300~1350℃的温度；焦炭是由炭化室推出的红焦经干熄炉与循环气体热交换后冷却排出，循环气体在锅炉热交换后产生蒸汽发电或自用；来自炭化室的荒煤气经冷鼓电捕工段产生焦油，脱硫的煤气经过终冷脱苯后产出粗苯。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见图2-1。图2-1焦化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烧结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有无烟煤、焦粉、焦炉煤气、高炉煤气、石灰石、白云石和电力，输出端主要是蒸汽。无烟煤和焦粉作为燃料，石灰石和白云石作为溶剂，燃料和溶剂与矿粉混合铺于烧结机台车上进行烧结；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在烧结机头点火器点燃烧结料层；环冷机或带冷机经鼓风冷却后高温废气加热锅炉内的水产生蒸汽，用于发电。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见图2-2。球团工序有三种工艺：竖炉焙烧法、带式焙烧机法和链篦机-回转窑法。应用最早的是竖炉焙烧，只能使用气体燃料：焦炉煤气和高炉煤气，若企业无焦化工序的就只使用了高炉煤气；采用最多的是带式焙烧机法，燃料可以使用煤气和重油；出现较晚的是链篦机-回转窑法，该方法燃料除了可以使用煤气和重油外，还可100%使用煤粉。企业或第三方等机构可根据企业所采用的工艺判断能源使用品种。图2-3主要以竖炉焙烧法为示意。图2-3球团竖炉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炼铁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包括煤粉（无烟煤、烟煤或二者的混合煤粉）、焦炭和石灰石，输出端物料主要有铁水和高炉煤气。焦炭作为燃料、石灰石作为溶剂按照一定比例与烧结矿和球团矿配料送入高炉，煤粉和热风（1000~1300℃）由高炉炉腹送入高炉内，协助焦炭在炉内燃烧，产生的高炉煤气由炉顶导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高炉煤气会供热风炉使用，属于内部消耗，高炉煤气外供量是在产生总量扣除了热风炉自用量，TRT发电也按照内部消耗使用，因此炼铁工序消耗的电力要扣除TRT发电。另外需要考虑铁水罐烤包器会使用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见图2-4。图2-4炼铁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炼钢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主要包括铁水、废钢、冷铁、合金（按照指南里要求合金只列出了镍铁合金、铬铁合金和钼铁合金，企业若有使用其他合金，如锰铁合金等，且量比较大，可列入输入端）、白云石（也有企业使用石灰石）和电力，输出端物料品种有转炉煤气、蒸汽和粗钢（钢坯）。铁水是转炉炼钢的主要原材料，一般占装入量的70%~100%，废钢占10%~30%，冷铁占0%~5%；白云石作为造渣剂加入转炉脱磷和脱硫，这里需要注意轻烧白云石（主要成分CaO•MgO）不作为碳排放物料消耗，只算生白云石（CaCO3•MgCO3）的消耗量；转炉煤气是铁水中的碳在高温下和吹入的氧生成一氧化碳和少量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经降温和净化后供用户使用，其中转炉烟气在经过汽化冷却烟道时产生蒸汽，蒸汽到汽包再输出到蓄热器，减温减压后到低压管网供用户使用；最后作为输出端的粗钢是指连铸工段将钢液用连铸机浇注、冷凝、切割而得到的钢坯。在炼钢工序除了上述主要碳排放源和物料品种外，还要考虑混铁炉、合金炉、钢包、中间包等所用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焦炉煤气，同时若企业有采用电炉和LF炉还要计算电极消耗量。具体排放源和物料品种示意见图2-5。图2-5炼钢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能源品种轧钢工序输入端物料品种主要有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电力，输出端主要是蒸汽和废钢。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有的企业也有使用焦炉煤气）主要用于加热炉加热钢坯，加热炉汽化冷却产生蒸汽，废钢是指轧钢过程中钢锭开坯，连铸坯轧制时的切头、切尾，钢材轧制的边角余料及废材。企业自产废钢都会进入炼钢转炉冶炼。具体示意见图2-6所示。图2-6轧钢工序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目前钢铁企业都建立了自备电厂，降低了企业能耗和碳排放量，自备电厂的排放源和物料品种比较简单，输入端是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电力，输出端是电厂发的电力。需要注意的是算自备电厂碳排放要扣除电厂自用电量，如果电厂是煤发电，还需考虑煤的消耗量。评价一个企业电厂能力，可以看企业的自发电比率，做的好的企业可以达到80%~90%，不好的企业只有30%~40%。自备电厂示意见图2-7所示。图2-7自备电厂排放源识别与主要物料品种除了上述主要的7个工序流程外，有的钢铁企业还有石灰工序。目前冶金石灰窑采用比较多的是竖窑和回转窑，回转窑在我国运用比较成熟，大型钢铁企业都有生产线。竖窑生产线的所用能源主要是煤气和电力；回转窑生产线所用能源主要是煤粉或煤气，还有电力。在附属生产系统，主要考虑厂区车辆所用汽油和柴油，生活所用电力、蒸汽以及食堂所用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附属生产系统在部分省市不在计算边界内，企业核算和第三方核查时要注意。综上对各个工序排放源识别和主要物料品种的梳理，基本形成钢铁企业排放源和物料品种体系，企业和第三方等机构可根据表1所汇总的排放源和物料品种进行查漏补缺，使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更加准确、完整和有效。

钢铁企业碳排放源以及主要物料品种的识别，为企业和第三方等机构提供了一个参考评价的体系，当然不是企业和第三方等机构运用上述识别体系就能准确计算某钢铁企业的碳排量，上述识别主要是针对钢铁企业典型的工艺流程的识别，每家企业由于生产组织、产品规格和设备装备等的不同，会出现多种的差异，因此企业和机构要以上述识别体系为基础，根据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最新指南和标准要求，灵活判断企业各碳排源和物料品种，有效反映钢铁企业的碳排放水平，当然只要按照识别体系的关键环节进行判断分析，出现大的疏漏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参考文件

[1]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S].2013-10-15.

[2]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S].2015-11-19.

[3]叶匡吾.三种球团焙烧工艺的评述.烧结球团[J]，2002，（1）：5~7.

[4]黄卫国，张海珠.回转窑生产冶金石灰的探讨.有色金属设计[J].2013，（4）：25~28.

碳排放范文篇7

关键词：山西省；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效率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化肥、电力、农药和机械等农业物质资源的投入程度越来越高，虽然带来了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但也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农业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约占到全世界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3,农业生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我国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中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在巨大的减排压力下，对我国农业碳排放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农业碳排放问题上，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田云等以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四大碳源为主测算了湖北省1993-2010年及其他市2008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利用LMDI模型研究农业生产资料效率因素、农业结构因素和农业经济水平因素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高标等分析了吉林省农业碳排放结构的动态变化，用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对吉林省农业碳排放进行了预测。张广胜等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构建了我国农业碳排放测算体系，利用1985-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结构和效率。黄庆淋等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碳排放的关系，证明农业科技进步有利于减少农业碳排放量。田伟等发现我国农业碳排放量仍处于“倒U”型左侧。胡中应等发现农业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正N”型。纵观已有研究，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关于省级层面的有关农业碳排放研究也较为广泛，但关于山西省这一重要的农业省份的农业碳排放研究较少。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对1997-2015年山西农业碳排放量及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分析，以期提出针对性的低碳农业发展策略。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从农业物质资源投入角度，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并综合考虑山西省的整体农业实际情况，将农业碳排放源设定为5个方面（表1）：一是化肥、农药、农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引起的碳排放；二是农业机械在使用过程中消耗柴油等主要燃料造成的碳排放；三是农业灌溉所耗费的机械和电力而引起的碳排放，用土地有效灌溉面积来表示；四是农用土地翻耕过程中造成土壤中碳成分的流失形成的碳排放，利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来表示；五是玉米秸秆焚烧量，秸秆焚烧量根据20%的焚烧比例与玉米秸秆量计算得出，玉米秸秆量为玉米产量和谷草比（谷草比选用《农业技术手册修订本》的比值1.2）。技术数据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二）农业碳排放测算

借鉴刘治国等文献，将农业碳排放估算模型设定为：iiiii∑∑EcCδ====7171C为农业碳排放总量，Ci为第i种(i=1…7)碳源的碳排放量，Ei为第i种碳排放源的使用量，δi为第i种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

（三）农业碳排放效率测算及评价

农业碳排放强度和密度是反映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两个主要指标。通过农业碳排放总量进一步计算出农业碳排放强度和农业碳排放密度。其中农业碳排放强度指平均每万元农业GDP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农业碳排放总量/农业GDP），农业碳排放密度指每hm2播种面积上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农业碳排放总量/播种总面积)。

二、结果与分析

（一）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总量

从图1可以看出，1996-2015年，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由1996年的250.83万吨增至2015年的440.08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3.77%。其变化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6-2001年，总量有所下降；第二阶段为2002-2009年，该时期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第三阶段为2010-2015年，该阶段排放总量逐年递增，但2014-2015年增速小幅下降。其中化肥、农药、柴油、农膜和玉米秸秆焚烧的碳排放量也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灌溉和翻耕的碳排放增长速度较平缓慢且增长率低。从环比增速来看，1996-2005年增速波动较大，2005年后小幅波动。

（二）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效率测算及评价

山西省农业碳排放强度呈阶段性波动下降趋势。1996-2006年中间虽有下降，但农业碳排放强度总体下降幅度较小。1996年农业碳排放强度为1.04吨碳/万元，2006年为1.19吨碳/万元，总体动态变化为波动上升态势。2007-2015年下降速度变快，从2007年的1.06吨碳/万元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0.45吨碳/万元。相反，农业碳排放密度为波动上升态势，与农业碳排放总量变动趋势一致，由1996年的0.64吨碳/hm2到2015年的1.17吨碳/hm2，平均年增长率为4.14%。从农业额碳排放强度和密度的变动趋势中可以看出，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效率有所提高。

三、结语

研究结果显示山西省农业碳排放总量仍然较高，近年来虽有下降，但总体看来并不可观。其中化肥和玉米秸秆焚烧是两大主要碳排放源，在农业减排过程中应予以关注。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对策。一是积极探索高效利用农资的途径。要加强施肥管理，鼓励农民交叉施用有机和无机化肥，积极探索研究新型科学的化肥施用方法，提高对农用地膜的回收率；二是加强对农业重点区域秸秆焚烧的监管力度。一方面加大对秸秆焚烧的对环境、土地以及人体的潜在威胁等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农业低碳发展意识；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在禁止秸秆焚烧的前提下，制定一系列如何帮助农民处理秸秆的问题，形成农民与政府间有效的“双向互动”，减少因秸秆焚烧带来的碳排放增加。

参考文献：

[1]田云,张俊飚.基于投入角度的农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因素分解研究——湖北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02):753-755.

[2]高标,房娇.吉林省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34(05):618-620.

[3]张广胜,王珊珊.中国农业碳排放的结构效率及其决定机制[J].中国农业经济问题,2017(07):18-25.

[4]黄庆琳,赵聪.低碳视角下农业碳排放、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J].江苏农业科学,2016,44(05):541-544.

[5]田伟,谢丹.中国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与分析——基于碳排放的视角[J].生态经济,2017,33(02):37-40.

碳排放范文篇8

碳排放交易的开展离不开基础的排放数据。企业微观碳排放信息的缺失，不仅使企业不能很好地了解企业自身的污染排放情况，而且不利于宏观碳排放市场的形成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为此，企业需要进行碳排放数据的搜集，并逐步建立碳排放核算制度。

（一）碳排放核算基本思路

碳排放核算的关键是进行碳盘查，将碳排放加以量化。总体而言，碳排放的核算包括边界的设定、排放源的识别、排放量的计算以及排放报告的编制四个阶段。（1）设定组织边界与运行边界。组织边界的设定是组织层次的碳排放核算与碳排放管理的第一步。组织可由一个或多个设施组成，组织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归总其设施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控制权法，组织对其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的设施承担所有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股权份额法，组织依股权比例分别承担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消除。运行边界包括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指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所产生的碳排放。能源间接排放指组织从外部购入的电力、热力或蒸汽在使用中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其他间接排放是除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以外的排放，如外购原材料所包含的碳排放、产品交付用户在使用或处置期间所产生的排放。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应予以量化，其他间接排放因量化及查证存在困难，通常只定性盘查，不进行量化。（2）识别排放源。从排放源角度看，排放包括固定源燃烧排放、移动源燃烧排放、过程排放、逸散排放。如锅炉产生的排放属于固定源燃烧排放，运输工具产生的排放属于移动源燃烧排放，生产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由于物理或化学变化而产生的排放属于过程排放，煤堆、冷却塔产生的自然泄露，设备接合部、装卸料过程中发生的泄露排放，设备事故或检测发生的排放等属于逸散排放。（3）量化碳排放。针对排放源及其种类，寻找一种能使不确定性最小化且结果准确的排放量化方法。其中，排放因子法应用最广泛，具体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活动数据×第i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第i种温室气体的GWP。其中，GWP为全球变暖潜能值，即单位某温室气体相当于二氧化碳的量。量化方法确定后，收集活动数据，进而选择排放因子，计算和汇总排放量，结果按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如某期汽油的使用量为5万升（活动数据），汽油的燃烧会产生三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CO2的排放因子为2.26kg/L，CH4的排放因子为9.8×10-5kg/L，N2O的排放因子为1.96×10-5kg/L，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给出的GWP值，CH4和N2O的GWP值分别为25、298。则5万升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0000×2.26+50000×9.8×10-5×25+50000×1.96×10-5×298=113414.54kg（4）编制碳排放清单和报告。依据一定的核算标准的要求，生成企业碳排放清单和报告。清单主要包括排放源识别表、活动数据收集表、排放因子选择表、排放量计算表和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等。

（二）碳排放核算标准选择

从标准的开发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第二类是世界能源研究所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RI/WBCSD）联合开发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三类是英国标准协会（BSI）的“公众可用规范（PAS）”；第四类是其他机构开发的自愿碳减排标准，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开发的黄金标准（GS）和气候组织开发的自愿碳标准（VCS）等。从标准的应用范围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国家层面的核算标准，如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2006；第二类是组织或项目层面的核算标准，如WRI/WBCSD的《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GHGProtocol)；第三类是产品或服务层面的核算标准，如ISO14067《产品碳足迹标准》、英国标准协会的PAS2050《商品或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其中，比较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的核算标准是GHGProtocol与ISO14064。ISO14064具体由三部分组成：ISO14064-1“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2“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消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14064-3“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国内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核算标准，但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已开始拟定相应的标准。如深圳借鉴GHGProtocol与ISO14064，于2012年11月了《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以及《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规范及指南》，自2012年12月起实施。

二、企业碳排放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内部控制是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控制措施的总称，为实现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资产安全完整、经营合规等目标提供合理保证。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提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五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随后，又陆续了内部控制的配套指引，包括应用指引和评价指引。笔者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围绕企业的碳排放和碳管理进行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

（一）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基础，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任、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等。（1）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企业应制定低碳战略，将碳管理和碳排放交易的开展融入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中。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2号———发展战略》，对未来碳排放市场进行科学预测，结合企业的实际能力，制定低碳战略发展规划，明确在不同阶段减排的具体目标，使企业在未来的低碳发展中形成竞争优势。短期来看，减少碳排放，需要引进环保设备、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增加经济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在环境要求日益严格的趋势下，碳排放权将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其交易价格将逐步攀升，因此要在未来碳交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从战略角度加以重视，不丧失发展机遇和动力。（2）成立碳管理委员会，专人负责碳管理工作。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号———组织架构》的要求，应明确企业内部各层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为了适用低碳战略，保证机构运行的效率，企业应在董事会下设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碳管理委员会”，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具体职责既可以由现有的环境保护职能部门来承担，指定相应的人员来负责，也可以成立单独的部门———碳管理部，配备专业人员来进行碳排放的管理工作，包括企业碳排放源的核查、碳排放信息的搜集、碳排放量的计算、碳排放配额的使用以及碳信息披露等。（3）营造低碳发展的企业文化，切实承担减排的社会责任。《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中规定“企业应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此，本着全员参与的原则，全体员工应逐渐树立碳减排的理念和意识，通过宣传、培训等活动形成“减少碳排放，人人有责”的一种氛围，使全体员工能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来进行碳减排的具体行动，使文化的影响力转换为减排的行动力。

（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等。在识别企业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度量，确定关注重点，进而结合企业的风险承受度，确定风险应对策略。（1）培养危机意识。企业应具有危机意识，主动识别气候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以及体现在参与碳排放交易中各环节的具体风险等。如企业现有的非节能产品不符合国家政策而滞销引发的市场风险；高能耗项目不能获得贷款审批的风险；企业海外分公司的所在国推出更为严格的碳排放政策，提高了产品进入壁垒；目标出口国推出碳排放的新政，企业产品因不满足其排放标准，而引发法律风险等。（2）在风险中识别机遇。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中，包含风险的同时也蕴含着无限的机会。碳信息披露项目(CDP)2011年中国报告显示，100家样本企业中有71家公司了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87%的报告明确提及气候变化。但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陈述层面，对风险和机遇的认识普遍不足，只有7%的报告提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2013年3月，发改委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在我国建立统一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如果能获得该认证，良好的市场标签带来的将是机遇而不是风险。

（三）控制活动

为了使企业在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应加强产品生命周期的低碳管理，建立供应链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绿色设计的内部控制。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环节，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0号———研究与开发》，企业应从低碳战略出发，研究与开发节能产品和减排技术，使传统的“面向服务的设计”转变为“面向环境的设计”，在成果的研究与立项、开发与保护方面加强内部控制，加速研发成果的转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获得低碳竞争优势。（2）供应链的低碳管理。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7号———采购业务》和《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9号———销售业务》，企业应推行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从供应商的选择、原料的采购、仓储，到生产、包装、运输，以及营销策略与销售渠道的选择等都应注意低碳的标识，减少排放。如，2011年3月，宝钢就已中国钢铁行业首个《绿色采购指南》。（3）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1号———工程项目》规定项目立项时应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在低碳战略下，企业还应在项目选址、立项论证、结构设计、建设管理等环节考虑减少碳排放的要求，强化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国际上，建筑物碳排放的核算与审计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目前香港已经编制了一套完整的审计指引。因此，企业可以参照这些已有的规则对工程项目在设计和建设阶段进行碳排放控制。（4）碳资产的管理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8号———资产管理》中主要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管理作出了规范。当企业的实际排放量低于政府核发的排放配额时，就可以将多出的排放配额在碳排放市场上进行出售，获得经济利益，因此，碳排放配额符合“资产”的确认特征。通过减少碳排放，企业可以形成碳资产，并通过有效地管理，为企业带来价值。此外，从碳排放一级市场上获得的碳排放权或当排放配额不足从二级市场上购得的碳排放权，也需要作为一种资产加以管控，使得碳排放权能够合理地被使用。（5）交易环节的控制。企业应未雨绸缪，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设计碳排放交易和碳金融投资中具体环节的控制。碳排放交易的授权、执行与记录属于不相容职务，应由不同的人员来进行，防止舞弊风险的发生。基于碳交易衍生出的金融品种（如碳期货、碳期权）投资交易中，也要遵循一般的投资交易的内控原则。

（四）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作为内部控制体系的保障机制，主要从内部信息传递与信息系统建设两个方面予以体现。（1）建立碳排放的内部信息传递与报告制度。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7号———内部信息传递》的要求，企业应建立碳排放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沟通方法，防范内部信息传递不通畅、不及时而引发的决策失误甚至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围绕碳管理的决策程序与内部信息传递、内部报告的使用等方面作出控制，并强调危机管理和应急预案的制定。（2）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碳排放数据缺失的问题，为应对未来的低碳竞争，参与碳排放市场，企业应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8号———信息系统》的要求，在碳排放数据监测与搜集的基础上，建立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提高管理的科学化，为碳排放的核算与管控奠定基础。

（五）内部监督

碳排放范文篇9

国内学者对旅游交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才逐渐增多。魏艳旭等发现近三十年来我国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中公路和民航的碳排放最多，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对集中。肖潇等(2012)［2］研究了不同景区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空间结构，结果发现旅游平均距离偏低的景区碳排放结构最不均衡。窦银娣等基于生命评价理论，评估了衡山风景区旅游交通碳足迹，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对景区的环境威胁最大。孙瑞红等采用碳排放系数法估算了九寨沟景区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得出旅游交通碳排放的97%来源于游客所乘观光车辆的结论。综上，国内外对旅游交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和景区微观层面上，对省域中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山东省为例，研究其旅游交通的碳排放问题能够有效地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而对其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则能从直观上把握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现状，从而更好地为制定旅游业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

准确计算旅游碳排放量比较困难，在既有的关于旅游碳排放量估算的研究中，主要有“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两种。“自上而下法”即直接估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量;而“自下而上法”则是以分析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数据入手，根据对旅游行为的分类统计，向上逐级统计各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各种与旅游相关的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输规模则用相应交通方式旅客周转量的9%来表示。在发展中国家，每人每天大约出行6千米，其中与旅游休闲有关的出行占不到10%，即每人每天大约有0.6千米的出行是与旅游相关的。一般来说，某一区域的经济水平越发达，其居民的出游意愿和出游几率也就越高。山东省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强省和旅游大省，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份中名列前茅，以2013年为例，其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48%，而当年我国旅游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5.18%，结合石培华(2011)的研究结果，本文使用旅客周转量的9%作为与旅游相关的旅客运输规模，而计算所需的2000—2013年山东省旅客周转量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01—2014)。另外，由于居民旅游所选择的出行方式多样化，根据2009年《中国旅游城市网誉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有35.6%的游客选择通过公路交通完成旅行，有32.7%的游客选择铁路交通，有25%的乘客选择航空交通，而选择自行车、水运等其他交通方式的旅客约占6.7%，本文使用以上数据作为游客选择各种交通方式出行的数据。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查阅历年《山东统计年鉴》获得2000—2013年山东省旅客周转量后，代入公式即可得到与旅游相关的各类交通方式的旅客运输规模，再根据公式，分别与相应的各种交通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相乘后，即可得到相应的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再将各种旅游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进行加总处理，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然后除以各年相应的山东省游客总数之后，即可得到2000—2013年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旅游交通碳排放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果:

(一)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

2000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为0.848Mt，2013年增至2.924Mt，是2000年的3.45倍，年均增长9.99%。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2000—2003年和2010—2013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004—2009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000—200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缓慢，2001年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率为8.31%，2002年为8.18%，2003年旅游业由于受到“非典”事件的影响，山东省旅游业收入和接待游客总数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同步下降3.93%。2004—2009年，山东省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增长率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由于国务院在2009年提出要大力实施旅游节能节水减排工程，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国家旅游局又在2010年进一步提出推进旅游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山东省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响应国家号召，实施了旅游业节能减排政策，使得2010—2013年旅游交通碳排放增长较为缓慢，2013年仅增长3.32%，旅游业节能减排工作初见成效。

(二)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来看，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省旅游业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发展速度都位居全国前列，2000年山东省游客总数为7079万人，2013年增长到54714万人，是2000年的7.73倍，虽然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逐年上升，但山东省游客总数增长率总体上仍要大于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增长率，这就使得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2003年受“非典”事件影响山东省当年游客数量减少，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年的游客人数增长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这就使2003年和2008年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出现短暂上升。

(三)航空交通和公路交通是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为消除个别年份的数据对总体结果的影响，以2000—2013年各种交通方式累积的碳排放量来看，可发现各种交通方式中，公路交通碳排放占27.37%，铁路交通碳排放占12.38%，航空交通碳排放占57.67%，其他交通方式碳排放仅占2.58%;各种交通方式中，公路交通碳排放的年平均增长率最大，航空交通次之，说明航空交通和公路交通是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主要与山东省公路交通发达，航空运输发展迅速有关。以2013年为例，山东省8家运输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84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同时公路交通是山东省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其公路建设遍布城乡，四通八达，截至2013年底，山东省已经初步完成了“五纵四横一环八连”的高等级公路网建设规划，形成了横连东西、纵贯南北、环连相通的大通道。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2000—2013年山东省旅游交通碳排放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旅游交通碳排放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旅游交通碳排放量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00—2003年和2010—2013年的缓慢增长阶段，2004—2009年的快速增长阶段。

2.除了2003年和2008年之外，山东省游客人均旅游交通碳排放量均呈现下降趋势。

3.旅游交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航空交通和公路交通。

(二)对策建议

1.山东省可以借鉴国际上对交通业征收碳税的做法，适当提高燃油经济标准，对燃油、天然气等按含碳量的比例征收碳税，通过经济激励手段推动替代燃料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以达到旅游交通节能减排的目的。

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技术等手段降低航空旅游交通的碳排放。航空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通过优化航路、截弯取直缩短飞行距离、精确计算所需携带的能源量达到合理配载、尽量减少地面滑行、提高空管效率、推广桥载设备、鼓励使用生物燃料等一系列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航空旅游交通碳排放量。

3.在公路旅游交通减排方面，应积极研发与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加强汽车尾气的治理。在机动车的保有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现状下，应建立长期的补贴机制，优先发展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车、混合电动车等清洁能源汽车与新能源汽车。

碳排放范文篇10

［关键词］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法域归属；权利转让；法律问题

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是西方国家在探索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确立的一项法律制度。该项制度设计的核心思想是在总量限定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平等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转变使碳排放权概念进入私法领域成为可能。由于我国以公法形式对环境要素进行配置的传统，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实施遇到了障碍。

一、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

研究内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晰，是学术研究根本性的前提。不同语境下，相同名词所代表的含义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因而笔者认为，下定义从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同理，科学的界定私法语境下的碳排放权的概念，是实现碳排放权私法化调整的根本性前提。但对该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对碳排放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探究。应该说碳排放权的概念之所以能够进入私法领域，源于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界定为公共物品，无明确的产权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某一特定权利主体在对该资源进行使用时，却不能排斥其他主体也对该标的行使权利的缘由。此时，作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利载体的碳排放权就倾向于体现出一种应然性的特征。也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将碳排放权视为人权或道德权，认为对该权利的享有应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许可这种行为来确定该权利的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主体的数量也在大幅度、不断增长，导致了竞争性使用的格局出现，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稀缺性增强了，其已很难再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存在。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追求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边际成本的消减，能促使整体减排成本的降低，趋于最小化，从而实现成本—效益的最优。科斯提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是一种产权，可以通过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进行交易，促进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需求者之间的合理配置”。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又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以满足环境要求为前提，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进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降低控制成本”［1］23。另外，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全球流动性使得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基于国际法而产生的概念，在国际谈判语境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了碳排放权作为排污权的下位概念，是国际法律体系下产生的新型权利，同时该公约又以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碳排放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后才进入法学领域。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得原本仅具有生态属性的大气环境容量具有了经济属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又为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现实路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应然状态下的“人权”已经无法准确诠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碳排放权，它是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权利主体有限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行为开始受到来自于国家公权力的干预。这种干预涵盖了纵向干预和横向干预两个方面，即对国家许可行为的管理，和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因此，所谓碳排放权是指权利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法律所赋予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这种权利实质上是权利主体获取的一定数量的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权［2］29。那么，这种大气环境资源使用权能否作为一项实体权利而为私法所直接吸纳进来呢？如果不能，又如何为其在私法领域的权利谱系中定位呢？笔者认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的相提并论。总之，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

二、碳排放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传统的大陆法向来是以严谨的理论和完善的立法逻辑体系而著称，并且建构了分类详细的权利体系，强调全面的定义和精致的分类。在研究问题时，习惯于把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归入权利体系，并对其定性。但实际情况却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理论早于其交易标的碳排放权进入我国。就国内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于国外相对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的介绍，另一是对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构建问题的探讨，关于交易标的本身法律属性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认为，这一本末倒置的现象源于两大法系关于财产法律适用的差异。应该说，碳排放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产生确实给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大陆法系国家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一）传统财产法律制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理论均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这就导致了产生于经济学领域当中的碳排放权与英美法系法学领域中的财产权概念在构造上的互通性。英美法系基于实用主义原则，并不讲求严谨的理论衔接和完善的逻辑体系，其财产理论关注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主体可以做出何种具体行为，所以说，其财产权理论无严格的所有权概念，也没有自物权和他物权理论体系。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设计与财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时，并不注重某种权利在整个财产权体系中的定位和归类，而是侧重于制度本身与权利主体行为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其更讲究个案的正义，认为只有对行为主体同时具备激励和约束功能的，才是好的产权制度。法学领域如此，在经济学领域亦然，经济学家关注的往往是在经济行为中经济主体针对某一具体的资源到底可以行使什么样的权利，才能获取经济上的有利后果。正如英国的F．H．劳森和B．拉登所言，“如果合同所创设的权利可以转让，法律就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3］3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英美法系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但从大陆法系国家相关的财产法律制度来看：首先，碳排放权不等于所有权。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使碳排放权具有了财产属性。财产一词“描述了一切具有财富价值的权利。”［4］19－22依德国民法学者通说，财产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价值的意义上的利益与权利的总称。它首先包括不动产与动产的所有权以及债权和其他权利，只要它们具有货币上的价值。”［5］279因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中的财产权一般是指包括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权利在内的权利体系的总和。罗马法基于当时简单的商品经济的需要，以私有制为核心，强调对个人利益的充分保障。即在个人本位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权利归属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对标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强调财产主体对财产的绝对性排他控制。而相对于碳排放权来说，如前所述，其所指的其实是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是对大气环境容量的使用权，是对标的的利用权。总之，所有权的逻辑起点是标的的归属问题，而碳排放权的逻辑起点则侧重于标的的利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所有权的概念外延远小于碳排放权，碳排放权不是所有权。其次，碳排放权不等于物权。物权是从中世纪的对物权和对人权的财产权区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大陆法系将与财产相关的权利精确地划分为对人权和对世权两部分，这才形成了近代大陆法系国家财产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物债二元结构，并认为物权包括自物权（即所有权）和他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一种对世权，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和对于债的优先效力。债权是一种对人权，只具有对抗特定义务人的效力［6］65－81。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私法领域的民事主体设定为“理性的经济人”，并认为民事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即行为主体追求享有某种权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有利后果。既然如此，那么对于民事权利主体而言，那些能够被行为主体所实际感知的“有体物”进入物权所调整的客体范围的可能性几率就极大地增强了，因为只有这些“有体物”才能够被其占有、使用和处分，才能够为主体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至于那些不能为行为主体所控制和支配的“物”，由于它们很难满足增加主体经济收益的目的，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作为物权调整客体的资格。可见，物权法虽然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对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却只有一个———即能否为主体带来经济利益［7］59－66。综上，以此逻辑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尽管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空气，但空气的生态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被某个特定的权利主体所控制、支配，当然也就无法为某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也就无法进入私法的调整范围，兼由于其“无形性”的特征更无法满足传统物权理论对物权客体“有形性”的要求。比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本法所称的物，仅指有体物。”总之，从罗马法到近代私法的物权客体范围的演进，确立的是以“有体物”为标准的物权客体的范围，有体物之外的“物”或被严格排除在物权客体之外而以特例规定设定物权，或以拟制手段纳入物权客体范围，在理论和立法上，物权客体的范围是相对清晰而封闭的［8］125。可见，碳排放权载体大气环境容量的无形性成为其进入私法领域的又一个障碍。（二）协调冲突的契合点尽管产生于英美法系的碳排放权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实体权利之间有着诸多的不相融性，但碳排放权的物权客体化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诉求。我们应当从现有的立法中为碳排放权概念的私法化寻找到切入点。笔者认为这一协调冲突的契合点就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回归。罗马法规定，权利主体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但这一原则却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曾被“效用比较”原则所替代，应该说该原则集中体现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作为判断或衡量价值的一种方法，“效用比较”具体到环境领域就是将权利主体的个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比较。比如，化工厂排出废气，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健康，如果这个化工厂是本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工厂对废气进行了合理的处理，如降低废气的污染程度等，那么，该厂就不能被下令停止生产［9］155。效用比较原则本质上就是允许企业把工业污染转嫁给社会。它为各工业化国家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这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法律观是排他的、为市场经济的外部不经济性进行辩护的理论［10］167。从权利角度来说，大气环境污染者大多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没有制约的权利，很容易导致权利的滥用，进而影响他人正当权益的行使，这是一个事实。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立法也开始从个人本位立法理念向社会本位转变。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转变，为碳排放权的产生提供了法理基础。碳排放权及其交易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协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权之间矛盾的制度，是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以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具体法律建构上的体现。吕忠梅教授也提出产生于罗马法时期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包含的“不以损害他人财产之方式使用你自己的财产”、“不允许没有补偿的损害行为”等观念对环境保护是十分有利的［10］167。

三、准物权的法域归属

交易标的法律属性的明晰，是交易秩序稳定的前提条件。笔者在另一文中曾就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进行过论述，并认为碳排放权是具有公权属性的私权，其法律属性应是准物权，在这里不再赘述。但我们下一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我国现有《物权法》的体系中，对于准物权法域归属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如果准物权的法域归属不明晰，碳排放权私法化的逻辑进路就不畅通，会成为其物权客体化的另一制度障碍。（一）准物权的表征碳排放权的产生说明了经济的发展使得私法领域法律客体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日渐凸显［8］128，碳排放权交易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对权利的占有，其经济属性的产生源于制度设计，并在此前提下注重碳排放权的使用价值。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既有的法律制度与概念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准物权的概念才应运而生，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与中国内地对财产权的分类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财产权的种类除了包括传统的债权、物权和智慧产权（无体财产权）之外，还应包括准物权［10］167。而所谓准物权，系指虽非民法上规定之物权，但在法律上将其视为物权而准用民法有关规定之权利。因物权采法定主义，准物权性质上虽以物权视之，但民法上并无规定，故以准物权别称之。准物权之客体，通常为无形之利益［11］261。一般情况下，物权的构成要素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相对清晰、单纯。可是由于准物权所调整的客体构成比较复杂，导致了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追求目标的多重性以及为实现目标权利运行的综合性。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准物权一般按特别法规定的特许程序取得；其次，准物权的行使受较强的行政干预；第三，在法律适用上，准物权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只有对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才准用民法典或民法通则的规定［12］291－292。从法律规定来看，目前，尽管我国并没有在《民法通则》中明确提及准物权，但却在许多法条中已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81条：“国家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国家所有的矿藏，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开采，也可以依法由公民采挖。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除此之外，我国在一些单行法中也对具有准物权属性的具体权利类型做出了规定。如我国《物权法》、《矿产资源法》、《水法》以及《渔业法》等，在确立了具体的权利类型的同时，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国家所有权，其他主体可以通过行政特许的形式来实现对该资源的使用和收益权。综上论述可以看出，准物权是个较为概括的概念，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领域而设立的，除了前述《民法通则》和单行法中所涉及的水权、渔业权和矿业权等之外，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权利类型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律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这一趋势也为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客体化从立法论的视角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二）准物权制度的确立对于准物权在我国既有《物权法》中的定位，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在《物权法》中就准物权的种类和效力做原则性的确定，具体的准物权权利内容则在相应的单行法中加以详细规定。首先，准物权不是用益物权。尽管两个权利都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二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其一，准物权一般是依行政许可而取得，具有公法属性。但用益物权产生则是基于私法领域的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其二，用益物权的行使是以权利主体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前提。从准物权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出准物权调整的客体是自然资源，该理论的核心是对自然资源价值的“利用”，一般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条件。其次，准物权具有很强的公法特性，准物权的产生是以行政许可为前提的。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就是以政府核定大气环境容量总量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二级市场的交易。因此，尽管我们认可它的私权属性，但准物权的行使不可能脱离公法的限制。对于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在物权法中予以规定的。第三，经济的发展使得交易标的的种类日益丰富，从有形到无形，从现实的存在到抽象的观念存在，私法领域法律客体价值化、观念化和虚拟化的特征日渐凸显。如前所述，准物权的权利类型也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准物权各权利类型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将所有这些差异性规范全部纳入物权法统一规定，物权法中会出现大量的例外性规定，势必会导使物权法的内容庞杂，进而影响其系统性和逻辑性。总之，我国目前虽然主要是在特别法中对准物权做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物权法不需再对其进行规制，物权法也可以对这些权利做出概括性的规定，所以，这些权利应当是物权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的产物［13］102。如果说基于解释论视角物权客体范围的延展为碳排放权的私法化奠定了基础，那么，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准物权立法模式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为新型权利的细致化铺平了道路，也使碳排放权的物权法定位更加清晰化。

四、碳排放权转让的法律问题

实现碳排放权转让是我们对碳排放权法律属性进行界定的目的和最终归宿。笔者认为，碳排放权转让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在一级分配市场中，政府部门基于行政职能将碳排放权转让给具有大气排污需求的主体；其二是在二级交易市场中，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流通和转让。本文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二级交易市场中，平等主体间的碳排放权转让行为。因此，所谓碳排放权转让指的是碳排放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全部或部分让与，是大气环境容量使用权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合法流转。（一）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本文所设计的碳排放权转让，是以我国《合同法》作为基础法律形式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谓合同指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合同法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断繁荣，以及社会本位理念的回归，曾被认为是大陆法系私法领域灵魂的“意思自治原则”逐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具体体现为，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意志开始逐步越来越多地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在随着合同主体范围不断变化的同时，合同客体的范围也在逐渐变得更加多样化和观念化。合同已不再仅仅是当事人的共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普遍意志，因此合同逐渐成了一种法律形式［14］94－98。上述变化，不但使合同的种类不断丰富，而且使得合同的功能也渐渐向实用化方向发展，最终扩大了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这就为其他法律部门能够对合同制度进行引入和借鉴奠定了基础。既然合同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成为一种融合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形式，合同的主体和客体也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原有的范围和类型，那么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便可以借助合同制度加以解决［15］106－114。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可以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合同行为当中来，同时在我国当前既缺少对大气环境容量作为资源类型的法律规定，又没有碳排放权实现权利转移的专门法律文件的前提下，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包容性能够为碳排放权的转让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二）碳排放权转让原则基于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交易行为，碳排放权的转让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并无争议。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兼具公权属性的权利流转过程，如何使得碳排放权的转让在满足私法层面要求的同时，还满足来自于公法层面的某些具体要求。首先，碳排放总量控制原则。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实现碳排放权的交易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核心理念。这意味着在总量控制区域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必须低于控制目标，不得因权利的受让引起大气环境质量恶化。否则不允许权利主体进行交易，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碳排放权的转让不产生与该制度初衷相背离的情势；其次，监督原则。碳排放权转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尤其是该类合同涉及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保障交易秩序的安全和市场的稳定，权利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三）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已经明确了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因此，碳排放权的转让究其本质属于准物权的转让。又由于准物权的特殊性，对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合同，笔者认为应采要式合同形式。即碳排放权转让合同除了像其他合同一样要具备要约、承诺等实质性要件外，还应具备以下特殊性规定。1．关于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这一规定在我国《合同法》理论的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我国的《合同法》立法原则从保护交易安全向鼓励交易原则的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但鉴于碳排放权在权利构成上的复合性，追求目标的层次性以及为实现目标权利运行的综合性，为避免发生纠纷时的举证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碳排放权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2．关于碳排放权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对于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确定，合同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协商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之规定：“合同一经成立即告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就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生效时间的认定，笔者认为应采用“物债分离主义”原则，即物权变动与合同效力相区分，碳排放权转让合同批准生效与物权登记并存制度。首先，批准形式属于特殊的书面合同形式。经批准而生效的合同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已经存在。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等，由于这些合同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把批准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应该说这类合同在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意志。由于碳排放权转让行为尽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但其核心价值目标却是实现公共环境利益的改变。为实现这公共利益目标，需要国家对市场的必要干预。其次，碳排放权转让合同批准生效是市场准入的客观要求。前面我们也提到碳排放权的转让应以总量控制为原则，为了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也不能完全脱离国家意志而独立存在。这里的批准是针对合同这一民事法律行为所实施的一种监管措施，它是对某种民事行为是否成立或生效所作的一种判断，也可以说是政府对民事行为的一种纵向干预。第三，碳排放权转让登记是物权转让公示公信的要求，不影响债权批准生效。基于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其转让合同当然属于物权转让合同。我国《物权法》对物权变动采公示公信原则，动产转让以交付作为公示公信的形式，不动产转让的公示公信形式则体现为登记形式。碳排放权作为碳排放权物质载体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在生态属性下与其所栖生的物质载体难以分离，即从物理意义上来说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与气体具有同态性，因此碳排放权需变通解释才具有相对独立性。基于此，为保证以准物权变动为内容的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碳排放权的转让须依照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的关于不动产转让的有关规定，即对准物权的转让通过转让登记进行公示公信。此登记行为采登记对抗主义，即权利变动登记制度只能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不能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总之，碳排放权转让登记是物权变动的条件，而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批准制度则是合同之债的生效要件。将准物权转让登记和合同批准生效并存，究其本质是将债权负担行为和物权变动行为区别开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四）碳排放权转让合同违约责任形式在合同法律关系中，违约受损方如何获得救济向来是合同法的基本问题之一。违约责任制度是《合同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制度，其存在的意义是通过让违约方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而使违约受损方得到补偿。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违约责任体系的构建方式是以违约形态的划分为基础，同时围绕不同的违约形态来设置不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大体上讲，救济措施可以分为恢复原状、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等形式。德国民法典甚至将实际履行视为对不履行合同这种违约形式的一种主要救济手段，即只要合同之债的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条件，债权人就有权要求债务人实际履行，进而实现合同目的。就碳排放权转让合同自身来说，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让与形式，该合同应和私法领域中的其他民商事合同一样———具有确定的法律拘束力，因而违反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同样要承担违约责任。但笔者认为基于准物权的技术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仅仅依靠传统的恢复原状或实际履行这两种救济方法，很难使违约受损方获得及时有效的补偿，甚至于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碳排放权转让合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应以损害赔偿为主，这种以金钱赔偿为内容的违约责任形式具有简便易行的优势，使违约受损方能够及时获得补偿。

五、结语

综上论述，在我国要想将碳排放权作为合同履行标的需要更充分的法理依据。本文通过对碳排放权概念的理论溯源，得出无论是科斯的产权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谈判语境下的碳排放权及其交易框架的构建，均是以英美法系的财产法律制度为前提，我们不能把它和大陆法系国家私法领域的实体权利简单地相提并论。同时，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社会本位理念的回归，使得“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再次繁荣，为碳排放权进入物权领域提供了契合点。笔者将准物权界定为他物权中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双重规定为立法模式，在《物权法》中就准物权的种类和效力做原则性的确定，具体的准物权权利内容则在相应的单行法中加以详细规定，进而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法域归属。最后，笔者以我国《合同法》为碳排放权转让的基础法律形式，对碳排放权转让过程中相应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总之，本文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明晰，法域归属明确以及合同之债法律关系等几个方面构建了碳排放权的私法逻辑，以期为实现碳排放权转让理顺思路。

作者:杜晨妍 李秀敏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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