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论文十篇

碳排放论文篇1

对于国外碳排放审计的现状主要基于审计主体、审计标准、审计方法、审计报告等方面逐次进行说明。

（一）审计主体

目前碳排放审计的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专门从事审计与鉴证业务的组织，即会计师事务所，除了国际四大之外，均富国际等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参与；另一类是由环境工程专家构成的咨询、评价机构，如知名的法国国际检验局、英国劳氏质量认证公司、环境资源管理集团等。两大审计主体均属于独立的第三方，经过其审计的碳排放信息质量有保证，更易获得他人的信赖。两大主体优势互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扎实的审计功底与强大的审计队伍，而咨询公司在环境专业知识方面见长。根据WendyGreen（2013）对2006年至2008年来自43个国家的3008个公司的碳排放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发现，当鉴证对象仅包括碳排放信息时，倾向于由咨询公司进行鉴证。当鉴证的对象延伸到可持续发展外的更广泛领域时，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的居多。

（二）审计标准

国外进行碳排放审计时所依据的审验标准有：在国际层面，有审计职业界，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的ISAE3000标准，其他组织，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04年制定的温室气体议定书及国家化标准组织（ISO）于2006年制定的ISO14064-1、ISO14064-3等。在国家层面，美国会计师学会和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公会于2003年纷纷制定了关于温室气体排放信息认证的审计准则。尽管审计标准种类繁多，然而与成熟的财务审计不同，碳排放信息鉴证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国际性指南。因此IAASB在2007年批准了一个旨在制定碳排放披露鉴证准则的项目，并于2008年在悉尼、墨尔本、多伦多、布鲁塞尔召开的四次圆桌会议中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员（会计人员、政府监管者、公司代表、学术界成员等）对构建准则中的难题进行集中讨论。

（三）审计方法

传统的财务审计方法如检查、观察、询问、分析程序等在碳排放审计中仍然可用。根据美国和欧盟的排放实践，在进行现场审计时，需要审查被审计单位的监测计划数据、历史排放数据等，现场检查监测设备的维护状况以及与相关工作人员面谈等，必要时运用专业技术和设备对检测系统进行独立的成效检验。基于获取的信息进行策略分析、程序分析以及风险分析，加强关注错误高发源和其他可能导致错误的监测和报告程序，重视经营者为降低不确定性采取的所有有效的控制风险的方式。除此之外，大量的数据处理与验证必须允许操作的交易程序建立在信息技术系统之上。在碳排放报告与审计中使用信息技术有助于增强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审计速度，增强数据的分析以及可比性。美国是将信息技术成功运用的典范，环保局（EPA）要求污染物的报告应以标准化的电子格式（EDR）报告。当排放数据以标准化的电子格式报告时，可通过数据检查软件进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检查，并结合风险评估程序有针对性的投入审计资源，减少或避免错误，审计质量得到保证的同时提高审计效率。（四）审计报告碳排放审计的最终成果以审计报告的形式呈现。报告应明确所有完成的相关工作，并对有关排放信息表述是否恰当做出评价。传统财务审计一般提供的是合理保证，而在碳排放审计中审计人员可基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报告具体的要求有选择的提供合理、有限保证，甚至是高水平的保证。目前大部分的碳排放信息审计报告仍然作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部分，但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独立碳排放审计鉴证准则的建立，单独披露碳排放审计报告是发展趋势。

二、国外碳排放审计的效果分析

（一）研究假设

对碳排放信息进行审计、评价意味着企业注重碳管理，属于Sinkin（2008）所指的生态效益企业。相对而言生态效益企业能否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Sinkin（2008）选取2003年431家财富500强企业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采取具有生态效益的策略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拥有较高的股票价格；Jacobs（2010）则选取340家美国公司作为样本，通过事件研究方法证明，经过ISO14001认证的公告会引起市场较强的正反应，与Sinkin（2008）结果类似。可见，经过认证的环境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价值，而碳排放审计作为对碳排放信息的鉴证、评价，属于环境认证的子部分，是否有此效果，本文对此加以验证。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经过碳排放审计的企业拥有更高的企业价值。

（二）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本文样本来源于碳信息披露项目（CDP）。CDP是由英国伦敦机构投资者自发形成的，旨在向投资者披露有关气候变暖所引起的重大风险与机会的信息，试图在投资者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一个以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对话平台，为广大投资者提供至关重要的碳排放信息和数据。目前CDP已扩展到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碳披露的基本模式。而我国企业自2008年受邀参与CDP问卷调查，成为参与比例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即使在2012年100家受邀企业中，回复问卷的企业也仅有23家，未回复但提供相关信息的企业有1家，尚未披露任何关于碳排放审计的信息。鉴于国内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以入选2011-2012CDPS&P500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由于CDP属于自愿性披露项目，最终参与CDP问卷调查并予以公开的企业2011年有295家，2012年298家，即可获取的观察值有593个。其中2011、2012年经过审计的分别有79家（26.78%）、179家（60.01%），开展碳排放审计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加。对碳信息披露是否经过审计（Audit）采用虚拟变量定义，是为1，否为0。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的企业价值采用托宾Q值（TobinQ）来衡量，并选择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收入增长率、盈利能力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模型中的定义变量见上页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上页表2，各变量的标准差较小，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性，处于正常的变动。TobinQ=β0+β1Audit+β2SIZE+β3Lev+β4Growth+β5Roa+ε

（三）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TobinQ与Audit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18，p值为0.664，意味着简单的两者之间线性相关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偏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4），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盈利能力、企业发展状况之后，TobinQ与Audit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114，p值为0.006，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初步说明碳排放审计可影响企业价值。（四）回归分析由表5的多变量回归结果表可得，TobinQ与Audit的系数为0.224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除此之外，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与企业发展状况显著影响企业价值。这一结果充分印证了相关性检验的结论，即在控制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与企业发展状况下，碳排放审计可以提升企业价值，假设得到验证。

三、结论及启示

碳排放论文篇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对全世界作出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的碳减排目标任重而道远．当前，全球都在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各国都在努力实现“绿色生产”，力求减少碳排放量．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降低16％，而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17％，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求减少8％到10％，同时把该目标进一步分解到全国各地区，要求各地区务必坚持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理念，把节能减排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消费模式，进而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一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作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的一个新标识，是国内外众多学者密切关注的重点．由于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中国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也存在显著差异．要想制定出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政策，就必须很好地把握中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各省市碳排放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测算．然而，截止目前，我国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省级层面都没有直接公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官方统计数据，国内外学者的测算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那么，我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哪些因素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影响？这些相关影响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否，也关系到低碳战略实施成效的显著与否．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是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参照IPCC（2006）以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3］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4］的方法，运用相关方法对各省市地区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估算，比较详细估算了我国30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1997—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各地区碳排放量的测算

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比较广泛，除了化石能源燃烧外，在水泥、石灰、电石、钢铁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物理和化学反应的发生，也会有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在所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水泥大约占56．8％，石灰大约占33．7％，而电石、钢铁生产所占不足10％．为了进一步增强估算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文不仅估算了化石能源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也估算了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另外，为精确起见，本文进一步将化石能源消费细分为煤炭消费、焦炭消费、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其中石油消费则更进一步细分为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四类．所有化石能源消费数据都来自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水泥生产数据来自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CC＝Q×EFcement．（2）其中CC表示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Q表示水泥生产总量，而EFcement则是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文估算水泥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仅仅计算了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没有包含水泥生产过程中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1列出了各类排放源的CO2排放系数．经过一系列准确计算，可以得到我国30个省市地区1997—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值.由表2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市地区碳排放量基本都呈现上升趋势，地区差异比较明显．为了更好的体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市、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地理位置划分为三大区域，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具体来讲，东部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这11个省（市）；中部地区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这8个省份；西部地区则包括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由于缺乏数据较多，未估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这12个省（市、区）．表3显示我国三大区域的碳排放量.表3的数据反映了我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从总体上来看，1997—2011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从1997年的336565．69万吨增长至2011年的1066359．01万吨，增长幅度达到729793．32万吨，短短15年间排放量大约增长了2．17倍．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1997—200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为3．48％．这个阶段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缩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从2003年起，亚洲各国陆续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我国经济发展加速，但由于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这一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快速增长期，2003—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达到13．70％．之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所下降，2008—2011年增速为9．37％．虽然增长率依旧不低，但是相比于2003—2007年还是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意识到能源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探寻低碳经济路径，为实现绿色生产付出努力．特别是在2008年10月29日我国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白皮书，郑重声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态度和相关行动，更是明晰了我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从表3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排放量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的碳排放区域差异性是比较显著的．总体来讲，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规律，东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碳排放量最少．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量上大大超过中西两大区域．从图2可以看到，这三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其增长规律均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97—2002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升有降，总体来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从2003—2007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整体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从2008—2011年，三大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处于增速下降阶段．图2是我国1997—2011年30个省市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的降序排列图．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位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均值的省市地区有：山东、河北、江西、江苏、河南、广东、辽宁、内蒙古、浙江、四川和湖北．排名靠前的前五个省份是山东、河北、江西、江苏和河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8．71％、8．00％、7．68％、6．21％和5．95％．我国的主要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均为传统工业，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甘肃、宁夏、青海和海南，分别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值的1．46％、1．44％、0．98％、0．40％和0．30％．图3是我国1997—2011年各省碳排放年均增长率的降序排列图．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宁夏、内蒙古、海南、福建和山东，其中宁夏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36％．宁夏出现较高二氧化碳排放速度的原因与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1997年宁夏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0．92亿元，2011年为2102．21亿元，增幅达到1891．29，增长了8．97倍．第二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7年的41．6％增长到了2011年的50．2％，增长了8．6个百分点．快速的经济发展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刺激了二氧化碳的高速排放．除了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排名靠前的省份外，青海、陕西、广西和新疆的年均增长率也均超过了10％，高于全国8．59％的平均增长水平．排名靠后的五个省份为辽宁、山西、黑龙江、上海和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7％、6．16％、5．41％、4．32％和1．95％，其中北京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以1．95％位居全国最低.

3我国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因素很多，比如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投资水平、制度环境、城市化水平、能源价格等［5－8］．考虑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出口贸易、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选择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yit＝α＋Zitβ＋ηi＋εit．（3）其中，yit是第i个省份第t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α是常数项，β是回归系数；ηi是个体效应，主要用来控制各省份自有的特殊性质，εit是外生解释变量，主要包含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出口贸易等因素．其中，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度量（用energe表示），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用city表示），出口贸易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度量（用export表示），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度量（用industry表示），同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结果显示，该面板回归模型拟合地较好，回归系数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其符号方向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较高，说明二氧化碳对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比较敏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9744％，这说明第二产业与碳排放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会增加0．5812％，这说明经济增长也是碳排放量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能源消费结构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在1％水平上不显著．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碳排放论文篇3

1．1数据来源

文中所采用的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消费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总量、资本存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方法为:1)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的可比价换算;2)主要能源单位均经过统一换算，并认为能源消耗不存在地区差异，煤、石油、天然气的碳排入系数分别取1．0052、0．753、0．6173。此外，和台湾暂不列入计算范围。

1．2减排框架的构建

减排框架必须体现公平与效率，保证各省区在其最优经济增长路径下减排。因此，文中提出碳排放权分配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人均累计平等排放原则，即每个人均拥有通过一定碳排放配额来提高生活水平的平等权利和通过限制碳排放来保护全球环境的平等义务;二是差别原则，即在保证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条件下，允许不平等的减排安排，只要它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以这两条原则为基础，构建文中碳排放权分配框架。

1．2．1人均累计平等排放原则以2010年为分割点，将1990－2050年划分为历史时期和未来时期，则在人均累计平等排放原则下，各省域历史上的人均碳排放权均等，并且各省域未来的人均碳排放权均等。即历史时期碳排放权被剥夺的地区在未来时期应得到补偿，碳排放权盈余地区可出售，碳排放权亏损地区可向盈余地区购买。

1．2．2差别原则差别原则用来计算未来时期各省在最优经济增长路径下的碳排放量，并作为判断该省碳排放权盈亏的依据。该原则承认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非均衡性，给予各地区选择其最优经济增长路径的权利。在该原则下，要使落后地区的利益最大化，需使各地区保持在稳定增长路径下，不会因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大而引起经济危机。为此，文中引入一个经济动力学模型，以此，计算并分配未来时期各省域的碳排放权。

2结果分析

应用上述减排框架，以1995－2010年为历史时期，2011－2050年为未来时期，计算出两时期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权账户，得到中国各省份在历史时期和未来时期的碳排放权基本特征。

2．1历史时期各省碳排放权

历史时期内，各省碳排放权分布呈北亏损，南盈余状态，亏损地区以内蒙古、山西、河北、辽宁和上海为中心，向外递减，其中五大亏损地区亏损量占全部亏损量的67．5%，决定这一时期碳排放权的主要因素是人口与历史实际排放量，从分布上看，历史时期各省碳排放权的空间格局与我国早期的人口和工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亏损省份的共同特点是资源依赖性较强，如山西、内蒙古均为能源生产大省，而东北三省和河北、山东等地区资源型城市也较为集中，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其能源消耗量也较大。盈余地区以四川、广西、河南和安徽为中心，向周边递减，三大省份盈余量占全部盈余量的48．37%，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工业相对较为落后，但人口优势明显。

2．2未来时期各省碳排放权，未来时期各省碳排放权区域分布状况与历史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但亏损和盈余集中度上升，亏损地区仍然集中在北方，盈余地区以南方地区为主。内蒙古、辽宁和山西仍是亏损中心，而四川、河南和江苏成为盈余中心。这一时期内，亏损量所占比重大于10%和盈余量所占比重大于10%的省份数量均比历史时期有所减少，但亏损和盈余中心的亏损和盈余比重值有所提高。内蒙古、山西、辽宁、上海四省的亏损量已占全部亏损量的67．7%，江苏、四川、河南三省的盈余量占全部盈余量的52．07%，亏损和盈余集中度明显上升。

2．3各省总碳排放权分布特征

在考虑历史公平性和未来发展公平性后，各省至2050年总碳排权基本特征如下:1)北方地区由于发展历史和资源禀赋原因，以亏损为主，而南方地区基本上以盈余为主;2)黑龙江、山西是碳排放亏损大省，而四川、河南是碳排放权盈余大省，前者主要受能源生产量过大影响，后者人口优势明显;3)南方地区经济活力较大，在最优经济增长路径设定下，南方部分地区经济转型压力小于北方地区，因此，南方地区能源消耗型企业的减少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有利于其盈余量的增加。从三大地区看，东部地区由于耗能大且需补偿历史欠帐，从而使该地区仍然成为主要的亏损区，亏损量占42．74%。中部和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其本身盈余量较大，另一方面加上历史时期内欠账省份的补偿，仍为主要的碳排放权盈余区，其中中部地区盈余量占41．37%，西部地区盈余量占37．56%。

2．4两时期碳排放权的空间格局变化

在历史时期和未来时期，碳排放权总体表现为东部地区亏损，中西部地区盈余的总体格局，但在三大地区也表现出一些特性:1)从省份数量上看，两时期亏损和盈余省份各占一半，变化不大，历史时期内，全国盈余省份与亏损省份均为15个，未来时期内，盈余省份数量增加1个;2)从地域上看，东部地区盈余省份占该地区省份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其它两大地区比重变化不明显，历史时期，东部地区盈余省份占该地区省份比重为36．36%，中部地区盈余省份占该地区省份比重为62．5%，西部地区盈余省份占该地区省份比重为54．55%;未来时期内，东部地区盈余省份所占比重上升9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盈余省份占该地区省份比重保持不变;3)从碳排放帐户看，东部地区盈余比重上升快，中部地区亏损比重上升快，西部地区盈余比重下降快，从而导致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权变化波动较大，历史时期内，东部地区尽管部分省份有盈余，但盈余总量并不大，仅占7．32%，与之相反，该地区的亏损量占全部亏损量的57．56%，中西部地区的盈余量与盈余比重、亏损量与亏损比重均较为接近;未来时期内，东部地区碳排放权盈余总量比重上升较大，占到23．07%，上升近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亏损量比重下降为38．64%，下降近1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盈余比重基本不变，而亏损比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盈余比重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亏损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权差异性扩大，且西部地区碳排放权开始超过中部地区。

3讨论

(1)由于CO2等温室气体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排放会引发负的外在性，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失灵，若无政策干预，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将导致集体的灾难。而有效的干预方式之一就是碳排放权分配，在确定各省所获得的碳排放权后，各省可通过市场机制对其进行买卖，从而提高分配效率，增强各地区的减排积极性。

(2)中国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它既是产业发展基础，也是CO2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限制碳排放量就是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在国际减排压力下，中国碳配额若给定，则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获取碳排放权越多的地区其产业发展阻力越小。因此，碳排放权实际上是一种发展权，对各省区的碳排放权分配实际上也是对各地区发展权的重分配和协调，其目的是缩小区域差距。

(3)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享受了发展的优先权，并排放了大量的CO2等温室气体，牺牲了中西部等经济发展水平低且碳排放量较少的省区的发展权，另外，北方大部资源型城市由于能源输出，尽管排放了大量的CO2等温室气体，但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发达地区需对这些地区进行补偿，一是在公平原则下对欠发达地区碳排权进行补偿分配，二是向碳排权盈余但欠发达地区购买碳排放权。

(4)考虑人均累计碳排放相等和差别原则所构建的碳排放权分配框架，可有效解决区域减排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进行碳排放权补偿，有利于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异，该框架下，中西部地区为主要的碳排放权盈余区，将在未来发展中获益，但少数省份仍始终处于碳排放权亏损状态，如新疆、青海等西北地区的人口小省和山西、内蒙古等能源生产大省，这是由其经济基础、能源分布和人口等因素综合决定的，因此，未来还需引入其它分配原则对其补偿。

4结论

(1)从历史上看，受经济基础、能源分布和人口因素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属于碳排放亏损的传统地区，而南方大部分地区属于碳排放权盈余地区。

(2)从历史时期过渡到未来时期，北方地区碳排放权亏损而南方地区碳排放权盈余的分布格局未有大的变化，反而亏损和盈余中心的亏损或盈余比重上升，表明亏损或盈余中心有集聚化趋势，由于亏损地区主要是能源输出省或人口小省，应引入其它分配原则对其进行补偿。

碳排放论文篇4

研究中变量的界定及计算方法说明如下：（1）经济增长（GDP）：用1996～2011年期间的GDP表示，并折算为以1996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单位为亿元人民币。（2）能源消费(ENERGY)：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用折算为标准煤后的能源消费总量表示，单位为万吨标准煤。（3）碳排放量(CARBON)：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方法1”来估算碳排放量，该方法可以反映各省市的能源供应结构不同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数据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面板单位根检验

采用适用于相同根情形LLC（Levin-Lin-Chu）检验方法和不同根情形的IPS(Im-Pesaran-Shin)检验方法并采用Eviews6.0软件对lnGDP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进行单位根检验。***表示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由表1可知，在LLC检验和IPS检验下，lnGDP、lnEN-ERGY和lnCARBON三个变量的水平值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单位根假设，为1阶单整I(1)过程。因此，可以对变量进一步做面板协整检验。

2.2面板协整检验

采用基于回归残差的Pedroin检验方法对lnGDPit和lnENERGY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检验结果来看，7个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lnGDPIt和lnENERGY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从表3检验结果可以看出，2个残差序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3面板协整方程估计

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之后，通过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固定变系数模型，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2）进行面板协整估计。限于篇幅，仅对面板协整估计结果的弹性系数值进行讨论。从模型的拟合效果来看，R-squared值接近1表示拟合度相当好；P值和P(F-statistic)值均为0，模型的显著性明显；D-W值接近2，表明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1996～2011年期间中国及省际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别用模型（1）、（2）表示。为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传导效率，根据表4的弹性系数值，可以得到我国省际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到碳排放的传导系数。从图1可以看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传导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全国及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变化方向一致，三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系。传导系数大小表明了三者的相互依赖程度。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传导系数大小来看，可以分为三组：首先是北京和上海，其传导系数大于3.0，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比例最大，传导效率较差；其次，全国及天津、辽宁、山西、安徽、吉林、湖北、黑龙江、甘肃、广东、贵州、重庆、江西、四川、江苏、浙江、河北等16省市为一组，其传导系数在1.0～2.0之间，经济增长的幅度小于碳排放增长的幅度，传导效率一般；最后，其余省份的传导系数小于1，经济增长的幅度大于碳排放增长的幅度，传导效率较好。从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弹性系数较大，西北地区的弹性系数较小，究其原因与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有关。从传导效率来看，目前我国内蒙古、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2个省市达到或超越了环境波特假说的拐点。全国及其他省市则尚未达到环境波特假说的拐点，要实现减排目标需要以牺牲更大的经济增长为代价，需要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

2.4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为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调整效应，根据模型（3）、（4），本文进一步对变量关系采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少篇幅，本文这里只对误差修正项系数进行讨论，模型（3）、（4）的面板误差修正项系数如表5所示。从面板误差修正的估计结果来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模型（3）、（4）的误差修正机制成立。由表5可知，模型（3）中全国及各省市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的绝对值都较小，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调节作用不显著。模型（4）中，从误差修正项系数大小来看，河北等省市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绝对值大于1，表示这些省份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短期调节作用较为显著，调节幅度较大，其他省市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绝对值小于1，表明这些省市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短期调节作用相对较小。

3结论与政策启示

碳排放论文篇5

(一)碳排放的含义

比较早的给出碳足迹概念的是britishskybroad-casting(2006)，是以碳足迹如何计算的方式给出的;POST(parliamentary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于同年也提出碳足迹是在产品或整个生产生命过程中释放的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总量。Eckel(2007)指出，对一个企业碳排放的评价不仅要计算能源消耗，也要涉及企业实践的各个方面。英国碳基金(2007)认为碳排放或碳足迹应评估在生命周期中从原材料、制造到成品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以碳形式表现的温室气体的一种方法;识别和测量在供应链过程中个人的每项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综合目前现有的研究，对于碳排放或者碳足迹，考虑和衡量的范畴应从CO2扩展到其他温室气体，即为某一活动(个人、企业、组织、政府等)、产品或服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直接或间接排放(包括上下游产业)到生态环境中的CO2及CH4(甲烷)、N2O(氧化亚氮)、HFCs(氢氟碳化物)、PFCs(全氟化碳)及SF6(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的总量，以CO2当量表示。

(二)碳排放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尺度，碳排放可分为产品的碳足迹(碳排放)、企业碳足迹、个人碳足迹和国家/城市碳足迹，目前国际上已经就这四个层面的内涵达成了共识。产品的碳排放足迹是产品和服务从制作、使用至废弃阶段的“从摇篮到坟墓”(fromcradletograve)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因使用化石燃料及处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或组织的碳排放足迹，除了产品碳足迹外，还包含企业非生产活动时产生的温室气体。个人碳足迹是指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产生的CO2及CO2当量。国家/城市碳足迹为整个国家/城市的总体物质与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按照产生的方式分，可分为两种。第一碳足迹，衡量的是能源消费和交通运输工具燃烧化石能源直接排放的CO2或其当量，这类排放可直接控制。第二碳足迹，次级或间接碳足迹，是使用产品或服务时从制造到最终废弃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CO2排放总量。或者可按照边界和范围，将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前者是燃烧化石燃料，包括能源消费和运输产生的CO2排放;后者是人类使用的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产生的CO2排放。

二、碳排放的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

对于不同尺度的碳排放，有不同的评估方法。大致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分析方法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目前主要有生命周期法、投入产出法、IPCC计算方法和网络计算器。

(一)生命周期法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ifecycleassessment，LCA)是评价和估算产品和服务从原材料、制造、分销和零售、消费者使用、最终废弃或回收处理的整个周期内产生的CO2及其当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计算方法。碳基金(carbontrust)最早系统使用LCA方法进行核算，并与Defra和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在2008年了《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评估规范》(PAS2050)，这是第一部通过统一的方法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性文件，成为产品和服务碳排放评估和比较可以参考的标准化的方法。PAS2050是建立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由ISO14040＆14044确立)之上的评价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针对某个企业的具体产品，从摇篮(原材料)到坟墓(产品报废进入垃圾场)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CO2总量。PAS2050规定了两种评价方法:企业到企业BtoB(business－to－business)和企业到消费者BtoC(busi-ness－to－consumer)。前者指碳排放从产品运到另一个制造商时截止，即所谓的“从摇篮到大门”(fromcra-dletogate);后者产品的碳排放需要包含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摇篮到坟墓”)。PAS针对温室气体评估的原则和技术手段主要包括:a)整个商品和服务GHG排放评价中，部分GHG排放评价数据的企业到企业(BtoB)以及企业到客户(BtoC)的使用。b)温室气体的范围。c)全球增温潜势数据的标准。d)处理因土地利用变化、源于生物的以及化石碳源产生的各种排放的处理方法。e)产品中碳储存的影响的处理方法和抵消。f)特定工艺中产生的GHG排放的各项处置要求。g)可再生能源产生排放的数据要求和对这类排放的解释。h)符合性声明。

(二)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方法(EIO)

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该方法也可用于估算企业、部门或城市和国家的碳排放数据。Matthews(2008)将碳排放分为三个层次，并分别计算。第一层次为来自部门或组织本身的直接排放，如生产或运输;第二层次将边界扩大到组织使用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第三层次边界继续扩大，包含了其他间接活动的碳，及产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他将投入产出法应用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形成了EIO－LCA方法。这种估算方法涵盖了产业供应链中从采购开始的所有过程，边界广泛，包括了经济中的所有活动。根据他的计算，碳排放的估算公式为:b=Ri(I－A)－1y其中，b为温室气体排放量，Ri为CO2排放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矩阵，y为最终需求向量。EIO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估算方法，并可以应用二手数据，将I－O表中的经济活动与环境指标结合，将整个经济系统作为边界，可以提供一种比较综合和稳健的碳排放估算数值。

(三)IPCC测度方法

该方法是200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编写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公认和通用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指南中将碳排放的范围分为能源部门、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部门、农林和土地利用部门以及废弃物四个部门。其中，能源部门包含了能源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运输业等燃料燃烧活动;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包含采矿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工业、电子工业排放以及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和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等;农林和土地利用部门包括林地、草地、农地、湿地、聚居地及其他土地的排放、牲畜和粪便管理过程排放和石灰尿素使用中的CO2排放等;废弃物处理主要计算废弃物排放、生物处理焚化和燃烧以及废水处理与排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IPCC的测度方法是:碳排放量=活动数据×排放因子。

(四)碳足迹计算器

就个人或家庭的碳足迹而言，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forenvironment，foodandruralaffairs，defra)曾了CO2计算器，可以根据个人或家庭户使用的能耗设备、家电以及出行工具计算CO2的排放量;美国加州以及我国的一些网站也设计了一些碳足迹计算器，这些都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上几种计算方法各有优缺点，如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时需要考虑目标和范围、清单分析、影响评价和结果解释，要确保数据的质量(数据来源、准确性、一致性、可再现性等)达到ISO14044及PAS2050的标准，为数据的获得付出的成本较大。几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及优缺点比较见表1。

三、我国碳排放测度方法及低碳经济发展选择

(一)以产品供应链为依据，确定碳排放的测度

计算碳排放是能够量化减排的第一步。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通过对供应链的研究，计算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过程再到最终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般包含如下步骤。第一步，分析内部产品数据，了解产品过程，包括原材料、将原材料转化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废弃物和产出的副产品、存储过程中涉及的运输环节。第二步，建立供应链流程图，明确所有投入产出和过程，同时构成数据收集和计算的依据。流程图应包括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和原材料，每一种原材料也许是另外一个供应链的成品。因此，每种原材料加工需要详细的追溯，直到确认初级的原材料没有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步，确定系统边界和数据要求，应包括原材料、生产转化，到使用和处理的所有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的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第四步，收集数据。构建的产品供应链流程图有助于确定数据，涵盖了从投入到最终处理的所有排放数据，为计算打下基础。第五步，通过供应链流程步骤计算碳排放。在上面的基础上，构建质量平衡，即在整个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流程中满足:输入=累积+输出。此过程中，使用能源或直接排放气体的排放系数，待每个步骤的CO2当量计算完毕，汇总的结果即为整个供应链中以CO2当量表示的产品的碳排放量。为了使计算结果具有科学性，需要与ISO14004生命周期评价、ISO14041生命周期清单系列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同时需要结合公司温室气体清单标准ISO14064、III型生态产品的环境标志的ISO14025以及WBCSD和WRI①共同颁布的企业温室气体议定书(greenhousegasprotocolforcorporatereporting)，核查结果的标准化程度。

(二)考虑国际经济的环境利益问题

此外，在碳排放测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国际贸易部分。随着国际贸易、投资和运输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被置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科学技术和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相对宽松，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碳产业集中、碳排放密集的地区。因此生命周期的过程核算框架应该跨境延伸，在确定边界层次时，需要考虑到扩展的碳排放。评估与核算产品和服务的制造(建立)、改变、运输、储存、使用、提供、再利用或处置等过程中的任一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激励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产品系统的碳排放。

(三)采用具有成本效率的激励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与其他环境措施相同，降低CO2的措施和方法，有以限制为主导的命令控制方式和激励型的措施。命令控制方式通常由政府来决定企业实体的排放量或者应该采用的技术类型，而激励型措施由于对如何达到减排标准和减排数量更具有灵活性，可以作为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激励性的政策包括排放税(ataxonemission)、固定的年度排放总量及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cap－and－tradeprogram)等。无论采取哪种措施降低CO2排放，最有成本效率的政策是可以最好地控制减排的边际成本。采取排放税措施，政策制定者为企业或组织排放的CO2或化石燃料中所含的每吨CO2制定一个费率。研究表明将CO2排放税的税率确定在估算的减排边际收益的水平，可以激励企业在减排成本相对较低时采取更多的措施减少排放量。与固定总量限制相比，排放税的净收益为后者的5倍②。虽然从长期角度看，排放税达到减排目标的成本小于固定的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状况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北欧、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家征收碳排放税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鉴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全面实行碳排放税需十分谨慎。在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计划下，可就一段时间内规定总排放的上限，要求企业实体拥有限制量下的排放权利或者额度。在给定期限内额度或权利分配完毕，企业可自由买卖排放权。与排放税不同，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会对排放上限有规定，但由于每个市场的能源、气候和减排技术不同，减排成本也有差异。自2008年以来，我国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为龙头，广州、大连、河北、武汉、昆明等几个省市均成立环境权交易所。与欧盟和美国相比，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规范性的碳排放交易所、初始分配权存在制度缺失、缺少排放权的定价机制、配套机制不完善以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因此，除了法律规范和加强政府监督指导外，合理地设计总量和交易安排的结构，对达到碳排放减排目的有促进作用。首先，设定排放的上限，政府通过维持上限，出售给企业额度。其次，允许企业跨期转让减排需求，即存储额度。当减排成本低于预期的将来成本时，企业将存储额度;反之，企业可以借出额度。最后，基于额度的价格逐年修订总量限制。

(四)改善能源结构，加快低碳发展

碳排放论文篇6

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现状

中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之一，但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明显滞后。（一）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国目前关于碳交易的立法极其匮乏，仅有的立法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实施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主管部门、参与主体、管理方式等内容。国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采取备案管理方式。包括自愿减排项目管理、项目减排量管理、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证管理等四项主要内容，确立了备案制度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等（CCER）。《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规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工作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审定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定，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审定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审定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审定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主要步骤包括合同签订、核证准备、监测报告公示、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核证报告的编写及内部评审、核证报告的交付等七个步骤。中国的碳交易立法层次低，这些碳交易立法目前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全国统一适用的碳排放交易法。由于采用备案方式，政府主管重点在审定与核证管理，忽视了交易规则、交易条件、交易效果等规制碳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内容。（二）碳交易立法操作性不足，不利于碳排放交易的实施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限于自愿减排，所交易的减排量基于具体项目。缺乏法律强制性的自愿减排，使得企业缺乏积极性去实施碳排放交易，进而无助于碳排放交易立法的完善。比如，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中始终没有明确碳交易主体如何获取合法的碳排放权，碳排放交易实践中往往根据政策和政府计划完成碳排放权的无偿性初始分配，即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依据交易主体的历史数据来对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的无偿分配，历史数据通常包括交易主体过去的能源投入、能源产出及废气的排放量，这种分配方法容易造成交易主体间的“歧视性分配”现象和交易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无偿初始配额而向碳排放权的分配者进行贿赂等“寻租”行为[1]。（三）碳排放交易立法监督不到位碳排放交易是涉及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业，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远远不够，但中国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明显缺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社会监管，社会团体参与不足，这是造成中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滞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中国仅有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对公众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监督做出规制，虽然在第8条规定，“在每个备案完成后的10个工作日内，国家主管部门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和提供国家登记薄查询，引导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相关各方，对具有公信力的自愿减排量进行交易。”但该条规定显然不是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信息公开，而是为了完成交易。

欧盟碳排放交易立法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立法首先是在欧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欧盟在2003年制定并颁布了碳排放交易指令（Directive2003/87/EC），该指令是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基础立法，此后，根据碳排放交易法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指令、规定和决议。如2009年12月的“确定有碳泄漏重大风险的企业名单的决议”，2010年1月的“修正2003碳排放交易指令附录一列举的航空企业名单以及在2006年1月1日或之后每个航空经营者的指定主管国家名单的规定”，2010年11月的“关于温室气体削减配额拍卖的时间、管理和其他方面的规定”等。中国应该尽快制定碳排放交易的全国统一示范立法，该立法应包含碳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法体系。（二）总结经验，制定和修改详细的实施细则欧盟碳交易立法非常严谨，注重法律的连续性和配套实施，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比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明确该指令的立法目的是以符合成本效益和经济可行的的方式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明确该指令无偏见地适用于1996年第61号指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指令）的任何要求。该指令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准确界定。如所谓“配额”是指在指定期间排放一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而该当量只有在为满足本指令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并且该当量根据指令是可以交易的。所谓“设施”是指一个静止的技术设备，附录一所列出的行为和其他直接相关的行为与该设备有直接的联系，而该行为会对排放和污染产生影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立法注重程序规制，比如对碳排放交易的审核，规定“核证机构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核证”，但对于获得核证的条件并没有详细地规定，仅仅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条件。如对“核证机构应通过现场访问来确认项目活动所有的物理设施是否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安装，项目业主是否按照项目设计文件实施项目”。但如何进行现场访问却没有规定。应在碳排放交易立法中迅速完善实体性规定，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针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实施细则，细化技术性规范。（三）强化碳排放交易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欧盟在其碳排放交易立法中普遍确立了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内容。如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2004年修正指令进一步规定了该条规定。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必须建立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参与主体都积极、主动地对碳排放信息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披露和报告[2]。碳排放交易是否完成规定的减排量，是否达成自愿减排的目标，不能只靠政府和企业决定，还需要社会监管和公众参与。中国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公众有权获取碳排放交易信息，赋予公众监督权，发挥社会监管作用，以监督企业是否切实完成减排目标，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的企业，可以诉诸法律或者诉求行政监管。

本文作者：谢伟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碳排放论文篇7

关键词：碳排放权；确认；计量；信息披露

2013年以来，全国大范围内多次遭遇雾霾天气。北京环境监测中心曾显示北京大部分地区PM2.5浓度达到400微克/立方米以上，属于严重污染级别，雾霾严重威胁着人们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交通安全。治理雾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心声。碳会计作为治理污染的一种有效手段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从2013年正式开始了碳排放权的交易，说明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纵观我国国内企业对碳排放的披露情况来看，各公司对碳排放大多是随意的，没有统一的披露格式和披露内容，各公司之间披露的碳排放信息缺乏可靠性和可比性。这说明我国亟需出台一套成体系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碳排放交易会计处理和披露的会计法规。本文希望以国内外碳排放交易的最新研究为基础，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的初步探讨，主要探讨碳排放权的确认、后续计量和信息披露。

一、碳排放权的概述

碳会计的理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但是碳会计一词的正式提出是在2008年。因此对碳会计的具体研究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排污权会计阶段、碳排放和交易会计阶段以及现在的碳会计阶段。三个阶段的研究彰显了时代的特色与进步。

排污权会计作为碳会计研究的起点，以碳物质计量为主，主要研究碳排放的核算标准、范围和方法，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懈努力，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制定了相关的碳排放会计准则。但是这些成果是以传统会计为框架的，有其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的绿色会计（环境会计）的出现，催生了碳排放与交易会计，研究者将碳物质计量转向了碳价值计量，关注碳排放价值流的核算，主要研究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现代的碳会计由美国学者Stewart Jones教授提出发展，包括碳排放与交易会计和碳固会计，属于环境会计的一个分支。

本文着重探讨的是碳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即确认、后续计量和信息披露。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1.碳排放权的确认

由于碳排放权是企业拥有的一项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国内外会计学者将其确认为资产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作为何种资产进行确认还没有统一意见，主流观点有三种：

（1）作为存货进行确认。代表学者有Sanford（1996）和张鹏（2010），理由是存货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其目的是自用或者出售；而碳排放权也存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可自用可出售，且多余的碳排放权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2）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甘翠兰、朱学义（2008）结合新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没有实物形态的特征，认为碳排放权类似于土地使用权，应将其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建议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后续采用工作量法进行摊销。

（3）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确认。理由是欧美存在活跃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且碳排放权具有交易获利的特征，这点符合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

由于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处于起步阶段，交易规模和活跃程度不如西方国家，因此我国学者倾向于后两种观点，如肖序（2011）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王艳、李亚培（2008）将其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文认为目前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更合理，相信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完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可能。

2.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

企业获得的碳排放权主要是政府分配而来，分配方法主要有四种：等比例分配法（等贡献率分配法）、平方比例法、优化分配法和系数分配法（产出分配法）。当企业碳排放量低于政府配额时，可进行出售差额获利，反之可进行购买。

（1）企业无偿得到政府分配的碳排放权，可按当时的市场价格确认：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贷：递延收入――政府环境补助

企业碳排放权超额，购买别的企业的碳排放权时，按市价确认：

借：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贷：银行存款

（2）后续计量：按企业实际碳排放量进行摊销：

借：产品成本（管理费用等）

贷：累计摊销――碳排放权摊销

借：递延收益――政府环境补助

贷：营业外收入――政府环境补助

（3）处置剩余碳排放权时：

借：银行存款

累计摊销――碳排放权

贷：无形资产――碳排放权

营业外收入

借：递延收益――政府环境补助

贷：营业外收入――政府环境补助

三、碳排放权的信息披露

随着低碳经济的思想深入人心，投资者对企业披露碳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各国学者对碳信息披露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集中在：（1）披露价值的理论研究，如理论、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2）碳信息影响因素的研究，Peters和Romi（2009）、Reid和Roffel（2009）的研究表明：规模、前期披露和国外销售等因素，与企业是否披露相关的气候变化信息有直接关系；股东的决议、政府监管环境的力度、私营部门应对环境的能力以及各国的市场结构，决定了企业碳排放信息的披露水平；（3）碳信息披露的价值研究，如碳信息披露和公司碳排放绩效之间的关系，碳信息披露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股票价格与碳排放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价值与碳排放绩效之间的联系等。

尽管理论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实务界由于缺乏对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统一的量化标准，且对编制碳排放权的报表也无内容和格式方面的要求，因此各企业大多采用自愿披露的原则进行披露，披露形式各异，披露内容也相差较大。大多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披露：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列碳会计项目，如在无形资产项目下增列碳排放权，或者在附注中进行详细的说明；另一种是编制单独报告进行披露，如社会责任报告或者环境报告。但无论是哪种披露方式，披露的内容大多是定性的，且无实质性内容，对信息使用者而言没有多少价值。因此，准则制定机构应加快碳会计准则的制定，使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和披露更加完善。（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志方、肖序国际碳会计的最新发展及启示[J].经济与管理，2009，11

[2]周志方、李晓青.关于国外排污权会计的最新发展进程述评与借鉴[J].经济经纬，2009，5

[3]周志方、肖序.国外环境财务会计发展述评[J].会计研究，2010，1

[4]刘金芹、荣云松.碳信息价值研究文献综述[J].会计之友，2014，4

[5]Chris Ennis，Joanna Kottwitz，Sharon X.Lin.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rbon Disclosure and Performance in FTSE 350Companies[D].Working paper，2012

碳排放论文篇8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鲁宾斯德教授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被广泛认同,他指出“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从而实现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是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它是一种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实质。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

低碳经济包括四个内容:(1)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性问题;(2)低碳经济是对于高污染、高排放、没有约束的碳密集的化石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3)低碳经济主要包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4)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目的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人类生活、企业生产过程中过多的排放CO2等温室气体而引发的地球生态圈碳失衡而进行的自救行为。

二、低碳经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历史上CO2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CO2的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证实了人均收入和CO2的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Grubb(2004)等通过对早期英国的研究得出,在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CO2排放较高,但是经过这一阶段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弱。Treffers(2005)等学者对德国GHG排放量的减少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可以实现GHG排放量的减少与经济的较快发展。Wara(2007)认为,清洁发展机制不仅被看作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能被看作是一种补贴和政治机制,因为它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是最有效的。

(二)国内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是关于碳排放权分配问题。王伟中、陈滨(2002)等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应当遵循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和效益原则。潘家华(2003)考虑到除了以国际公平为原则的碳排放权分配,发展中国家站在人文发展的角度,坚持人均排放权分配原则。何建坤、刘滨(2004)指出,碳排放权分配应坚持“一种产权、两次分配”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碳排放权分配必须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原则,在公平原则和碳排放“产权”界定清楚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排放权的二次分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陈文颖、吴宗鑫(2005)等考虑到以“一个标准、两个趋同”的原则来进行碳排放权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公平问题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历史水平还是当前水平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当坚持人均分配原则,以保障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和对策。谢军安、郝东恒、谢雯(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架构发展低碳的社会行动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节能减排,注重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韩雪梅、刘欢欢(2009)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煤炭净化比重、充分发挥碳汇潜力以及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四个方面阐述了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任奔、凌芳(2009)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建议选取一定的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或者实践园区,让其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进节能建筑、节能交通等示范工程。孟德凯(2007)从中国利益出发,指出我国可以从清洁发展机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汇三个方面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朱四海(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降低人为碳通量、开展碳预算、发展低碳技术、能源结构转换促进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得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为:节能优先;化石能源低碳化;激励低碳技术研发以及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鲍健强、苗阳、陈锋(2008)从低碳产业、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城市和碳汇五个方面指出了多层次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卢小祁(2009)认为,通过农村低碳化建设、城市低碳化运营以及工业低碳化发展是将南昌建设为绿色花园城市的新型途径。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目前各国低碳经济政策的侧重点为:低碳能源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低碳产业政策、低碳消费政策,四种低碳经济政策都是以鼓励和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的。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能够在发展中均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形势下,提升应对能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渊源。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两大主题密不可分,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革。自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低碳经济正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路径。低碳经济的出现必然有着经济学原理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下面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低碳经济所涉及到的理论进行总结:

1、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经济首先让人们联想到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但要求体现在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更要求体现到作为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它包括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就是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资源环境产权理论。发展低碳经济与环境资源产权理论密不可分。“产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的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相互间的排他性。当资源的稀缺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从而使建立排他性规则所费的成本低于可能带来的收益时,人们才有建立该资源产权的激励”。

3、排污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三种履约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都是实现并且推动低碳经济的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管理政策,它将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优化配置”。

4、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配置缺乏效率。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没有反映环境的稀缺性,许多环境的市场价格实际上是零,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向应该从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政府的干预上入手。

5、政府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是指政府做出的决策影响了经济效率,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相关人员对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国家低碳经济政策能够有较好的了解。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内涵。实践当中有必要从低碳所涉及的经济学内涵进行研究,以下笔者尝试从四个方面对低碳的经济学内涵进行了分析:

1、“脱钩”理论角度。将物理学当中的“脱钩”概念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脱钩”理论主要用来分析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解耦”关系的。评价低碳经济的主要标准不是单一的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也不是单一的看经济发展状况,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速度可以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后两者为理想状态)。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型是指: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为CO2)之间关系不断从“耦合”到“脱钩”的过程。“脱钩”:是指用较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较多的经济社会财富,它反映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并非同步变化。脱钩指数用来衡量脱钩指标,具体表达式为:

其中,DRt为脱钩指数,EP为环境压力变量,DF为经济驱动力变量,它表示一段时间内环境压力变量的相对改变与相关经济驱动力变量的相对变化的比率。运用脱钩指标可以较好地检验某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且能够找出造成脱钩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制定灵活的脱钩政策提供依据。

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角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能够表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地遭到破坏,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生态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人均GDP和环境保护呈倒“U”型关系。

3、科斯定理角度。高排放、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部不经济导致市场失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解决环境问题可以从科斯定理入手。科斯定理指明:“在交易费用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

4、国际经济学角度。国际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政府、企业及国际经济组织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竞争与协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侧重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开展的经济协作活动。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建立在国际相互依赖基础上的重要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加强其在国际间的流动,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碳排放权全球内的最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主要参考文献:

[1]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2]潘家华,庄贵阳,陈迎等.英国气候变化政策: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N].中国环境,2006.1.27.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碳排放论文篇9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定价机制；研究进展；发展方向

一、引言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对自然资源资产明确产权，这一产权包括碳排放权，关键是产权的定价问题，而定价就是将生态文明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碳排放权交易是在规定排放配额总量的前提下，通过价格手段促进节能减碳的一种新机制，使稀缺的配额资源流向节能减排空间大、机会成本低的地区和企业；市场主体则可以通过申请、购买或出售碳排放指标，选择合理节能减碳途径，开发节能减排新技术，最终降低社会总体节能减排成本。本文旨在对国内外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并浅析我国碳排放交易的发展方向。

二、 文献综述

1、碳排放交易市场理论基础研究

Coase（1960）提出利用市场及界定产权的办法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认为只要环境的产权明晰，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无论初始产权属于谁，市场均衡最终结果均为有效率的，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Dales（1968）进一步发展科斯定理，将产权概念引入污染控制领域，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概念。Montgomery（1972）证明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成本最低。Stavins（1994）研究了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排污权交易，认为交易成本增加会减少排污权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与其他行业及其产品不同，温室气体减排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是跨国界的，因而用科斯产权理论试图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遇到了困难。其难点在于，国家之间如何协调减排量，以使利益与成本达到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协调机制就是签发碳排放权许可证。然而，这也会面临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碳排放许可证的数量。在排污权可交易的条件下，确定碳排放许可证的价值也是一大难题。

2、 碳排放交易定价机制研究

Jan Seifert 等（2008）发现碳排放价格的形成并不遵循任何周期性的模式，而是一个与时间和价格相关的波动性的过程。George Daskalakis 等（2009）发现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的形成过程接近于带跳的几何布朗运动，并且不具备稳定性。William Blyth 等（2009）认为碳市场价格的形成是政策目标，动态技术成本和市场规则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Christoph B・Hringer（2010）认为与简单的统一定价相比，复杂的最优差别价格形成方式实质上没有降低整个碳减排成本。常瑞英、唐海萍（2007）分析了在碳价格确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介绍了目前在碳交易中计算碳价格常用的 3 种土地机会成本的模型，并对这3种模型进行了比较和评述，他们认为这3个模型均不适用于我国，特别是北方草原区的碳价格计算，初步给出了一个在我国内蒙古草原区确定碳价格的固碳成本估算方法。陈晓红和王陟昀（2010）以欧洲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为对象，研究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EGARCH（1，1）-t模型适用于EUA价格机制研究，能够较好地估计和预测减排前两阶段的价格。张跃军、魏一鸣（2011）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和VAR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后发现，化石能源价格与碳价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比例不断变化的协整关系，而且，在三种化石能源价格中，油价冲击是影响碳价波动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天然气和煤炭，但天然气对碳价波动的影响持续时间最长。

3、 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的提出及理论研究进展

王宪明（2009）、白洋（2010）等提出，我国已经具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政策和市场基础，可通过循序渐进方式，从管理机构设置、具体运行机制等法律层面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刘娜等（2010）从法律保障、技术支持和监督管理方面分析了我国实施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的可行性。张晓涛和李雪（2010）指出，我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实施中存在项目分布不合理、技术转让效果欠佳、缺乏规范指导、信息不对称、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我国应当先建立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后再建立期货交易市场，同时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建设。刚（2010）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辐射全国的区域性碳排放交易体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设计进行了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2011）提出了“十二五”节能减排指标分解、考核的思路和方案。该课题组建议对全国设定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但对各省设定排放总量指标。郇志坚和梁艳（2011）对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及其定价策略进行了研究。陈欢（2011）对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提出了设想和政策建议。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提出，中国应加快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机制，其中排放权交易可主要覆盖占全国排放量约1/3的1000家左右高排放企业。白重恩（2013）研究认为，实行碳税征收和碳排放权管理与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碳排放、推动绿色发展的两种有效手段。闫云凤等（2013）研究表明，能源市场价格、国际贸易和投资、碳价格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它们是减排政策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碳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迟滞。

三、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

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交易的时间较短，目前国内的研究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2013年初，列入全国首批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中的北京、上海有望率先试水国内地区性自愿减排交易。其中上海方面碳排放交易试点初步方案中首批参与试点交易的企业约200家，涉及16个行业，包括钢铁、石化、有色、电力等10个工业行业，以及航空、港口、机场、宾馆等6个非工业行业，均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初步测算这200家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1.1亿吨。在交易试点期间将实行碳排放初始配额免费发放，然后适时推行有偿拍卖制度。试点期间试点企业碳排放配额不可预借，但可跨年度储存使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的摘要版2013年深圳碳市场运行报告。报告显示，深圳碳市场运行半年以来，总成交量近20万吨，总成交额达1300万元，是目前国内碳市场中二级市场活跃度和流动性最好的碳市场。作为国家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之一，北京已完成碳交易市场的各项筹备工作，碳排放交易市场将于2013年11月28日在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正式开市，先期参与碳排放交易的企业达到490多家。据初步测算，通过二氧化碳配额交易，将有效降低社会综合减排成本。总体而言，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国内碳交易市场得到长足发展，并整体是充满动力的，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将是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其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标准化。（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碳排放论文篇10

关键词：碳排放权；拍卖机制；定价；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0-01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重，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共同的关注和重视，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针对这一问题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从而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使碳排放权变成了一种可交易、具有流动性的稀缺资源，并促进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发展。目前我国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处于起步阶段。其中碳交易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即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问题则存在着不公平和效率低的情况。

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鼓励环境主体，及时对市场信息做出对应的行为决策，在促使厂商和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减排任务。米林曼和普林斯（Milliman and Prince，1989）[1]，等人已经就不同政策条件下技术变迁的动态激励进行了理论分析。由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别很大，这种工具能够对碳排放企业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此时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被激励进行更大数量的减排。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假设碳排放权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市场上二氧化碳气体的配置应该是有效率的。但是，排放权交易市场并非总是完全竞争的。与古典学派的观点不同，范里安（1994）认为，如果碳排放市场上的交易者数量是有限的，在这种交易机制下可以达成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并且这种均衡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是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关乎着碳交易制度建立的成功与否。综合来看，目前学界讨论与实际应用最多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政府免费分配方式、固定价格出售方式和公开拍卖方式。

免费分配的方式在理论上最被企业所推崇，在实践中也较容易推行。但是，其缺点在于可能导致效率损失；以固定价格出售的方式可以使排放成本内生化，有利于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收入的增加，但管理机构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实施价格，在实践中阻碍较大，成本也较高。公开拍卖的交易方式与前两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但它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Cramton与Kerr（2002）[2]认为公开拍卖的方式兼顾公平性与有效性，优于免费分配与固定价格出售方式。

二、拍卖机制博弈分析

碳排放权的拍卖存在多种方式，按拍卖定价程序划分，可以分为密封拍卖和公开加价拍卖两类。目前西方国家碳排放权定价机制的主要是通过拍卖的形式，由出价最高的竞拍者获得碳排放权并相应地支付自己的出价。这种拍卖形式属于密封拍卖，故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多轮一阶密封拍卖机制来探索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

（一）竞拍方策略分析

竞拍价格与竞拍者预算约束无关，只与竞拍者对单位碳排放权的估计价格、支付给交易所的佣金以及参与竞拍的人数有关。竞拍成交价与竞拍者对单位碳排放权的估计价格成正向变动关系，出价最高的竞拍者获得相应的碳排放权。从这一点来看，通过拍卖可以提高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配置效率。另外，竞拍人数越多竞拍成交价越高，当竞拍人数趋近于无穷大时，拍卖人几乎得到竞拍估计价值的全部。

（二）竞拍方、拍卖方及交易所期望收益分析

预算约束值越大，竞拍方对碳排放权估值越大，竞拍方的期望收益就会越大；而竞拍人数越多其期望收益会随之减少。拍卖方和交易所两方的收益与预算约束值成正向变动关系。而当佣金越多时交易所的收益就会越多，拍卖方的收益越少。

三、结论与讨论

竞拍方的经济实力对其竞拍进程没有影响，而其竞拍数量则会受到自身约束条件的限制。佣金比例和预算约束对交易所与拍卖方的收益都有影响。实际上在碳排放权进行拍卖时，排放厂商通过拍卖获得的碳排放权，从另一方面也节约了二氧化碳处理成本。

综上，碳排放权的拍卖能够增强企业减排动力，激励企业积极学习低碳技术、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碳排放权的拍卖还能够激励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积极性，提高碳排放权交易效率。

灵活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碳排放权的最优配置，一方面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和低碳陷阱，增强我国在碳交易市场的话语权和议价权，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激励企业、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管理中来，以达到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生态效果。因此，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探究具有迫切需求与现实意义。目前，针对于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问题尚没有一个成熟系统的理论方法，本文对于运用拍卖机制对碳排放权进行初始分配的可行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究，但还不够完善，这一方向值得我们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Milliman，Scott R，Raymond Prince.Firm Incentiv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ollution Contro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89（17）：247～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