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学范文10篇

思想哲学范文篇1

一、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任何科学思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如同整个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哲学思想的萌芽：（略去时代背景及革命实践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背叛国民革命，这大约六年的时间里，哲学思想处于萌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理论标志是：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首次发表）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其哲学思想的表现为：1）始终贯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原理。指出，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的领导力量。2）注意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析上。3）注意从发展变化中分析阶级。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分析阶级。4）在注意阶级性质分析的同时，注意阶级数量的分析。5）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发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其哲学思想的表现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思想。

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是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理论标志是《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1930年5月）。这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极为深刻，它集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防止和反对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问题。它是一篇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战斗檄文。首先，他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高度反复论说了调查研究的意义。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因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他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何谓新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注意。”“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①这就深刻说明了，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中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根本途径。其次，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恰恰相反，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同实践的密切结合，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激烈地反对本本主义，但丝毫也没有否定读书的必要，更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指导作用。他说：“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再次，他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指出：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①这种人的思想方法，既是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又是形式的空洞的唯心论。尖锐地指出：“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②这里，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指明了两条路线的对立。最后，它还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和技术。指出：“不作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认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第一篇著名哲学论文。它通俗而又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怎样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怎样克服和防止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做出了范例。这篇著作已孕育着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充分显示了哲学思想的特色，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哲学思想的成熟：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这十年是哲学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从而达到成熟的阶段。其理论标志为：《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历史标志为：一九四二年党的整风运动和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深刻揭露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全党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胜利地开展新的斗争而写的哲学专著。这两篇著作植根于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交织着胜利和失败，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之中。它们对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它们所放射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瑰丽光彩，是我党思想路线成熟的表现。

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哲学思想继续得到了发展。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在这个期间里，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此期间，我们党继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个时期是哲学思想继续发展的光辉时期，其理论标志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月）；历史标志为：党的“八大”（1956年9月）。

二、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如前所述，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个定义，正好反映了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我们只有抓住这个基本特点，才能说明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才能说明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才能正确地评价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的这个基本特点，规定和制约着它在理论内容、表现风格以至社会作用上的其它特点。

（一）哲学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所以从理论内容上看，哲学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完全一致的，但它又体现了中国的特点，突出了其中某些方面的内容，如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和辩证法思想。这是由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同志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

首先从哲学思想的历史使命来看。中国革命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而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建立起来，后来又为列宁所发展，它的基本体系、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已经达到了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程度。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体系而另搞一套，重新提出许多新原理、新概念，也不是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的探讨，而是要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从根本上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想完全是马列的。斯大林在谈到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说过，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一个“新原则”，同样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忠实最出色的学生。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也是完全以马克思、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①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分析，对于哲学思想也是完全适用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同志指出，思想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②哲学思想也是这样，它是中国的，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从同志从事哲学活动的历史条件来看。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这种情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立即以全部力量投入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长期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工作。同志本人从参加革命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际斗争的第一线，残酷的斗争环境和长期的戎马生活，使他不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系统的哲学研究，更不可能像专门的哲学工作者那样长期从事理论著述，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突出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问题。

例如，为了认识中国的国情和特殊的矛盾，就需要着重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革命的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这种情况，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克服种种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哲学思想着重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同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着很大的特殊性。要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就要着重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因此，辩证法思想，矛盾特殊性原理，就成为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这种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所以，哲学思想就其内容来说，就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哲学思想，它的使命就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二）哲学是民族化了的大众哲学

从表现形式上看，哲学是民族化了的大众哲学。哲学思想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③同志本人正是这样做的典范。在哲学思想中，不仅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采用了中国老百姓所乐于接受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这一特点是同批判地继承中国哲学的进步传统以及中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有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传统的思维特点，中国哲学的表达形式历来崇尚简明扼要，言简意深，常常以近乎格言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同志在批判旧的哲学遗产时，继承和吸取了这一特点。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但近代以来，中国“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不但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就是无产阶级以及无数众多的参加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这就决定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就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和大众化。同志继承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优良传统和表达形式，又注意运用了人民群众生动的语言，因而使哲学思想成为通俗易懂的民族化了的大众哲学。bsp;例如：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来表达认识发展过程，用“一分为二”、“两点论”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用“物极必反”来说明矛盾转化的观点，用波浪式发展、“之”字路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用“群众路线”来表达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论等等。此外，他还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来说明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成语来说明“实践出真知”的道理，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俗话来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如此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大众化，便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三）哲学是具体化了的实际哲学

从哲学的社会作用来看，哲学是具体化了的实际哲学。这就是说，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一特点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

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口头上也承认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们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是从书本出发，自以为是。为了反对这种教条主义，为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特别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解决实践活动中的方法论问题。他总结了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及两点论、两分发、两条腿走路，抓点带面、“学会弹钢琴”，“解剖麻雀”、开现场会等等，使哲学成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作用的生动活泼的东西。

三、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说，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从哲学思想体系来说，哲学思想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而它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是《实践论》和《矛盾论》。

（一）《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为中心，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全面系统地论述和发挥了能动的革命和反映论的基本原理，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体有以下几点：

1、完整地论述了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是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除生产活动以外，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实际活动，也都是实践活动。这说明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很广泛的、多方向的、多层次的。在马哲发展史上，首次把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活动规定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这样便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实质内容，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划清了界限。

2、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认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作了集中的、系统的说明和发挥。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贡献。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①还说，人们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那些事物的现象，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当然，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并未否认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的必要性，问题在于要正确对待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知识的源和流的关系。总之，就知识的来源来说，“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②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整个《实践论》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社会实践是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发展，人类社会实践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类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眼界的扩大、认识水平的提高等等，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实践的发展，依靠实践来推动。

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多次提出和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以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③他还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是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④后来，他还明确地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明确指出，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为了能动地改造世界。他指出：“马哲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⑤“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⑥可见，是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的，他反对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脱离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理论指导实践、发挥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也包括对实践着的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

3、系统阐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列宁曾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⑦但他并没有具体阐明这一途径。吸取了马列的思想，在《实践论》中完成了这一任务。

首先，他说明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认为，感性和理性不但有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但二者又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总之，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

其次，他指出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两个基本条件。一要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要经过思考作用，将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整理和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再次，他着重阐明了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认识的全过程，不仅包括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而且还包括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这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②“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③这是因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既是理性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因此，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加重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阐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践论》贯穿着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其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反对它们之间的任何割裂和脱离。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④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⑤这一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对克服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5、科学地概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⑥“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⑦最后，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他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形统一观。”⑧

综上所述，《实践论》的杰出贡献，主要地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并一次为中心，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二）《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列宁再《哲学笔记》中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列宁未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发挥。在《矛盾论》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系统而深刻地论证了对立统一学说，出色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

1、深刻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在《矛盾论》中，一开始便着重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一重要思想。

第一，说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场所的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不断运动和变化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他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这就揭示了两种宇宙观对立的实质和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弄清了这一法则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掌握了它，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r>第三，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曾多次从理论上阐明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性。他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

2、系统阐发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既存在于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也存在于主观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因此，认识和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我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矛盾普遍性的科学涵义。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特别指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差异就是矛盾，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他又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④这是我们反对形而上学无矛盾论的有力武器。

第二，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发挥。详尽地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以及怎样科学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深刻论述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每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均有其特殊性。这五种情形概括起来，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多方面、多层次地具体分析和把握矛盾的各种特性。既要分析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又要分析不同事物的矛盾和诸方面的矛盾。不论研究和中矛盾的特殊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各种事物，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

3、深入论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次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作为矛盾的特殊性提出来加以专门的系统论述。

首先，说明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原理的哲学根据和研究它们的意义。他指出，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他说：“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①

其次，对主要矛盾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论证。他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③

再次，对主要矛盾方面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论证。他指出：“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④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论证了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并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4、具体发挥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矛盾论》汲取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具体阐明和发挥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首先，它明确地提出了矛盾同一性的涵义，着重发挥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所谓同一性、同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合作，说的都是一个意思：“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⑤在这两种情形中它特别论述了转化的重要性。还指出，唯物辩证法讲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矛盾着的双方互相依赖、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无一定的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

思想哲学范文篇2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思想哲学范文篇3

【关键词】《管子》；天人观；道论；气论

《管子》是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思想史料，是一部研究先秦时期诸子学派思想学说的重要著作。本文通过探寻《管子》一书之学派归属，以《管子》的经典文本为中心，对《管子》书中的哲学思想进行解读和阐发，以期探求书中义理。

一、《管子》一书之源流疏理

《管子》一书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战国时期广为流行，《韩非子·五蠹》篇有言：“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从传颂程度上来看，《管子》一书在先秦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现在的《管子》附有西汉刘向的叙录，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基本上是刘向所编辑，另外的10篇已经失传。《管子》一书经刘向整理虽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在清代以前是不受重视的，传抄讹夺现象非常严重。直到清代中期，由于诸子之学复兴，学者们才较多地注释《管子》。学界一般认为，《管子》基本上是春秋时期齐国稷下道家推崇管仲的思想集结，以此推测此书为稷下学士的管子学派所作。若要弄清《管子》一书的学派归属，须从此书的思想内容入手。《管子》一书思想丰富，包揽各家，因此，对《管子》一书性质的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书中讲道:“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说，《管子》书的思想体系就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思想体系，但《管子》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它虽然包括了许多家的思想，却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为什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冯友兰先生在其书中继续提到：“杂家只是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管子》却不是这样。”那么既然不是杂家，到底是哪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呢？刘向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将《管子》列为道家著作，而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在其《管子新探·序》中说:“从《管子》书的总体看，列入法家是正确的，虽然《管子》书中也含有道家的思想。”由此可见，从全书的思想内容来看，《管子》并非一时之书，亦非一人之手。《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为了推崇管仲的思想所作，他们依托管仲立论，故此书为管仲学派的作品总集，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综观《管子》全书，内容庞杂，思想丰富，是先秦诸子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管子》中的哲学思想

《管子》书中的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奥，流传至今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管子》一书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以道论和精气说为依据，以天道作为人事活动的根据，提出了虚空玄远的天道观，继承并发展了黄老道家哲学的道论思想。

（一）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天人学是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天人之际)的体察和求索。《管子·形势》篇有云：“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在这里需要注意，“古今一也”不是说万事万物的具体形态没有变化，而是说事物背后的那个规律性的东西是“常”的。自古以来，中国哲学讨论了关于阴阳、五行等天道观的问题，但是直到管子这种“天道”“天常”的观念才得以明确地提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管子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哲学的思维和理论水平具有了更好的概括性。《乘马》篇又云:“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管子认为，这种“常”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见，管子在这里说明了气象的非常性，即寒暑节气有提前和错后的现象，这都是正常的。在此基础上，管子得出结论，即“天也，莫之能损益也”，这就是说“天”自身可以有损益，但人不可以损益“天”。这实际上阐明了“天”的客观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管子进一步把这个不变的东西归结为“阴阳”，认为阴阳是最根本的普遍不变的东西。《管子·乘马》篇有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可见，管子用阴阳的对立统一作用来解释世界万物的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即阴阳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先人们的实践经验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已经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此外，在《管子》书中也论及人与神的关系问题。《管子·内业》言：“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这里指出了人神关系的和谐，认为经历的一切都来自被称为“气”的能量——神性的能量。这即是管子气论思想的理论基础。总的来说，管子所谓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主宰之天，而是客观的自然之天、规律之天。管子在强调“天”的客观性的同时，也不否定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可以“法天象地”“法天合德”。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管子是个现实的改革主义者，他为何要关注这些虚空玄远的天道观？在《管子·形势》篇有云：“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王也。”由此可以看出，管子阐述天道观是为其政治理论提供形上的依据，从“天之道”的高度来看“王天下”一下子就把现实政治问题提到了哲学的高度。

（二）道论思想

道论是《管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治国与治身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客观依据。《管子》全书的主旨在于论“心”，以心本论和心气说为核心，由道论出发建立其哲学理论，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全书涉及黄老道家哲学的基本为《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此皆为齐国稷下学者所作，其本质在于以道论法。《管子》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管子·白心》言：“原始计实，本其所生”，这里的“原”用作动词，是指追溯其本原，即是本原之道。《管子·心术》篇又云：“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由此可以看出，管子坚持了老子的道论，把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指出了道的普遍性。学界认为，“静因之道”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士提出来的，最早见于《管子·心术上》。其中说道：“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所谓“静”，指的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所谓“因”，就是要去掉主观成见，遵循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管子·心术上》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又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管子》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判断，以外物的本来面目作为认识根据，认识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这种认识方法被称之为“静因之道”。

（三）气论思想

《老子》论道时曾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但对此未加以说明，《周易·系辞上》有“精气为物”之说，亦无详说。在道论基础上为了解释抽象的道如何产生世界万物，《管子》中提出了“精气”的概念，对老子的道进行了新的解释。《管子·内业》把“精”视为最细微的气，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所谓的精气不是一般的气，而是气中最精微、最细小的部分。稷下学者把精气作为道的质料，认为能够产生万物实际上是通过精气这种质料来完成的，即由精气构成了天地万物。《管子》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即“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又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即是说，人的产生是由得之于天的“精气”和得之于地的“形气”相和合而成。进而言之，稷下学者还将道与精气融为一体用以解释“德”的观念，即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存在状态。《心术》上篇中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认为，德是道与万物的一个中间环节。总的来说，道是一个整体，其中有细微的精气，此精气通过“德”的中介作用而构成具体的万物，这样道与万物就统一起来。“精气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对道如何产生世界万物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达到了一与多的统一；除此之外，由于精气是实际存在的，这就坚持了本原的物质性，打击了传统的泛神论观点。但是，它没有说明精气是如何产生的，亦具有一定理论局限性。

三、结语

综上所论，《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著作，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管子》一书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以道论和精气说为依据，以天道作为人事活动的根据，提出了虚空玄远的天道观，继承发展了黄老道家哲学的道论思想。《管子》中的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奥，贯穿历史数千年之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值得人们继续认真地进行挖掘和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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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王海成.《管子》四篇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7.

[5]张岱年.《管子》学说的历史价值[J].管子学刊，1987,(01).

思想哲学范文篇4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思想第三排

1哲学2邓小平理论3三个代表思想4科学发展观第四排

第一排，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理论，它具有旗帜和灯塔的作用。它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前进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正确逻辑思维的钥匙。从哲学层面上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二排，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创理论体系。(略)

第三排：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家园。

第四排：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理论贡献是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问题。引进外资，搞股份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其理论的亮点。

“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党建思想，是一种高境界的执政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补充。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解决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时期的认识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党在我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作了明确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思维。是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观。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理论，它在有些重要问题上还必须探索和思考。如：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调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论断。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润滑剂，计划与调控则是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器，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舵和加速器。

1972年.美国学者跟据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的系统工程学原理,研究了社会系统,建立了世界模型和美国国家模型。从而对美国全球发展战略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略提供了框架性文件，使得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应是中国政府今后运用系统工程学理论,建立中国小康社会国家发展模型的指导思想。

二、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确切地说，我们至今对思想都没有一个帖切且争议小的定义(说概述也行)。抛开等历史原因，我们会发现思想是十分朴实和帖近民众的。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思想最原始的地方就是想要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1919年，青年的从《湘江评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邓小平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探寻、摸索着，寻求着中国革命的真理。因此我们说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密切相关。

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943年，王稼祥最先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解放后，党中央又先后出版了《毛泽泽选集》五卷，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从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和战胜困难的“亮剑”精神，可以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险阻，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从井岗山到雪山草地，从抗日战争的炮火到消灭蒋家王朝的前线，从原子弹爆炸到卫星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思想发展和跳动的脉络。

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贡献，也是思想的最强音符。

思想质的特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是站在被剥削者（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解决问题，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说思想的精髓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这个精髓我们也可叫核心思想或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把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对思想的定义(概念)将作如下表述：1、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代文明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2、思想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武力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3、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不要把晚年功过评价与思想理论研究混在一块；2、同志的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只是思想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形式；3、研究思想的目的在于掌握其理论成果，弄清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哲学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提出哲学思想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真实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未能系统地归纳与整理。哲学思想凝聚着我党革命斗争的智慧，时刻在左右我们的思维和言行。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研究创立的，诗圣杜甫的伟大是二百多年后宋人整理唐代诗歌时发现的。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理论的发现和完善，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一个整理和归纳过程的。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只是哲学思想内涵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被实践证明是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的理论成果，属应用哲学范畴，是方法论。哲学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和发展形成的，因此它的质的特点是能够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变被动为主动；从敌人的围堵追杀中，避其锋芒，周旋脱身；四渡赤水出奇兵，在运动中巧妙周旋，消灭敌人，壮大自已。这些战争实践隐含了哲学智慧。

是化解矛盾、处理难题的高手。他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博弈技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使星星之火燎原中华。研究哲学思想，要抓住核心和质的东西去突破、去扩展。去掉傍枝，突出主杆，笔者认为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矛盾论》中化解矛盾的法则是哲学思想的闪光点。捕捉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寻求突破，这是哲学的境界。如果我们对哲学思想进行定义的话，就有如下表述方法。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的理论成果，是探寻真理、化解矛盾的方法论。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遵重客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化解矛盾时强调在诸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中寻求突破机会；三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要使自已处于有利和主动的位置，使矛盾的运动处于自已的掌控中且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从中医理论角度对哲学思想进行表述的话，就有如下十六个字。即：望闻切诊，对症下药，静观疗效，辩证施治。

四、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思想及其哲学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实用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发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也叫核心价值观），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思想贯穿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的载体，是发展着的思想。从哲学角度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它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相同，服务人群也相同；区别是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它偏重于武装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研究，而科学发展观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如何自善其身、“又好又快”稳步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思想的核心思想则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和尺度，而哲学思想则是我们开展工作、纠正错误的方法论。抓住这三点，我们的头恼就会清醒，工作就有章可循，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我们的“舞步”才有“中国特色”。

理论在实际中运用，作用于实践，对实际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控，关键是要把握好理论的精髓。以思想为例，就是要把握好其核心思想。例如：省地市政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央保持一致，经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要把好关、掌好舵；而作为企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部门则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利益分配上要把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宰顾客，叫百姓吃亏、“受伤”。

而哲学思想的应用，就是要我们在工作中主动的发现矛盾，在矛盾还没有激化且不可收拾前，把矛盾化解掉。抓主要矛盾进行化解，可以牵一发动全身，事半功倍。以我国房地产矛盾为例，一个“利”，弄得地方政府被网民“戏骂”为“卖地政府”；地方国土财税、银行、地产商和炒房客为了“利”字，全搅和在一起，哄抬房价，玩弄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游戏，把一个好端端的“为民服务”的阳光产业变成了高危产业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的形成全是“私心”在作怪，有明显的政策调控失误和行业垄断暴利之嫌。试想，如果我们在2006年初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布局，严禁炒房和将行业利润限定在8％左右，并进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我想今天的房地产业将是一片阳光，而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也将会从中受益，我国的经济也不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受伤”而衰退。

思想哲学范文篇5

关键词：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哲学；批判

1批判性地域主义简介

1.1批判性地域主义历史背景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建筑运动中，建筑被当作大量生产的工业品对待，功能至上和纯净主义美学在改良着人类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开始给城市、社会（特别是和现代主义诞生的欧美有着巨大社会差异且发展迅速的亚非拉欠发达地区）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主体“人”被忽视、城市建筑的混乱与雷同、场所丧失等等。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逐渐开始反思现代建筑思潮，自此拉开了后现代建筑运动的帷幕。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后现代运动中的这些思潮和派别均没有突破现代主义的框架，只是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包装，并未从建筑本质及方法论上改变现代主义。在后现代建筑运动浪潮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建筑思潮——批判性地域主义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1.2批判性地域主义发展

美国建筑理论家及批评家芒福德早在1924年就提出地域主义的概念。1951年9月，芒福德首次发文提出以地域主义取代国际式。这一观点遭到了当时大多数知名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的强烈抨击，不过却在新一代建筑师中得到了回应。在芒福德这里，地域主义被披上了批判性的外衣，与复古主义和拒绝现代化的保守地区主义划清了界限。地域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全球化的交流与沟通，而不应是拒绝的态度。在1970年代末期，亚历山大·楚尼斯(A1exanderTzonis)夫妇提出“批判性地域主义”，并且在出版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全球化世界中的建筑及其特性》一书中阐述了之前的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历史与实践。随后著名建筑理论家弗兰姆普敦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及《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一书中，详细地介绍和讨论了批判性地域主义，并提出了它的六点要素。其后，批判性地域主义作为一种建筑主义被广为接受，各国建筑师对其分别进行了探索和发展，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理论及实践作品。

1.3批判性地域主义定义

对于批判地域主义的定义，不同的建筑理论家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根据A·楚尼斯的总结，芒福德的地域主义定义有5个方面：①拒绝绝对的历史主义，不抄袭祖先；②并非完全“回归自然”这个传统地域主义术语——“回归自然”；③不像海德格尔一样反对机器文明；④不是血缘式或部落式的传统地域主义；⑤是“全球”和“地区”之间的一种平衡。虽然有不同的定义方法，但是在建筑学界被最广为引用的是弗兰姆普敦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六要素：①对于现实主义存在着批判并习其进步之处的态度；②重点突出建筑的场址在设计过程中的主体位置，反对不负责任的原样翻建；③强调建筑的建构要素的实现和使用，摒弃将环境简化为可有可无的展示背景的行为；④特定建筑场所的外在要素极为重要，这其中包含且不仅限于地形高差、声光风等自然物理环境；⑤不仅强调视觉，而且强调触觉，摒弃“纸上谈兵”的虚浮建筑。⑥适度地将对于地方特色建筑风情的要素通过技术性的处理方式与建筑整体融合。虽然各个理论家都给出了他们认为了批判地域主义的关键，不过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地定义。也许正如“地域”这个概念由于标准、目的的变化而不断更迭，不断发展的批判性地域主义，自然也同建筑本身一样，难以给出明确定义。

2批判性地域主义哲学特征

2.1批判性

既然叫“批判性地域主义”，那批判性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属性。批判性地域主义借助批判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它们的工艺、手法，并将它们和地区传统建筑形式、工艺、手法相结合，来指导进行建筑实践。需要注意的是，批判性地域主义在对现代主义、国际式、后现代这些外来/国际化内容进行批判的同时，对本地/地域化的内容也是取其精华，进行批判性吸收，避免了传统地域主义照单全收。这里我想特别指出，批判性地域主义中的“批判”在哲学概念上比较倾向于康德哲学体系中的“批判”而不是马克思的相同词汇代表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的批判中较为激进、为了实现而生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康德的批判强调“判断”而不是“批评”。在批判的基础上还为地域和时代性的共生提供了可能性。

2.2融合性

批判地域主义虽然强烈反对“现代主义”“国际式”的霸权，但是对时代的进步及其带来的技术、思想进步持相对肯定的态度。它不是海德格尔“家”“场所”“大地”“地方”这些针对特定人群、封闭性的地域主义，而是强调地域特征与时代特征相互批判、相互融合。融合性是批判性地域主义和传统地域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最主要区别。

2.3后锋性

如果我们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其后60年代的后现代建筑运动和当今的数字建筑潮流看作是时代“先锋”的话，那么批判性地域主义完全可以被称作“后锋”。和这些致力于开创新时代、新方法，寻找新领域的先锋主义和思潮不同，批判性地域主义在他们开创的新领域之中努力地思考它和现存传统的关系、和地区思想的结合方式。这种跟在时代最前沿之后的设计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建筑界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与时刻都在冲刺寻求进步的盲目自信和对古老历史的盲目憧憬都拉开了距离。这种对待时代的态度如果放在社会领域可以说是社会主流人群中的理性主义者大多采取的态度，是一种有能力成为建筑中坚力量的设计取向。

2.4抽象性

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批判性内核决定了它对现代和历史要素的表达必定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甚至可能是极度抽象的。比如安藤忠雄的建筑，大多数只是将本土的哲学思想抽象地表达出来，但是却在建筑中表达出了浓浓的地域氛围，被誉为批判地域主义的精品和代表之作。

2.5永续性

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只要人类还生活在存在历史遗存的地方，不管是精神遗存还是物质遗存，它就可以和各种时代的各种技术相融合，产生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任何时代都可以存在的特性即是我们所说的“永续性”。

3批判性地域主义案例及哲学思想分析

3.1安藤忠雄的建筑与哲学

安藤忠雄的建筑运用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和技术手段，融合了部分传统日本工艺，表达出了传统日本的某些哲学思想。例如在水御堂流线中表现出来的传统寺庙建筑的序列感、简单几何体的强烈的对自然的脱离感、简洁的构造和内部空间光线表达出的东方文化中的禁欲主义等等。没有接受过学院派建筑教育熏陶的安藤忠雄，虽然没有成熟体系的建筑思想，但他的建筑中所表现出的哲学光芒，依然照进了每一个东方人的灵魂之中，然而他所使用的建筑材料、空间、技术却又都是纯粹现代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他的时代中批判性地域主义的最高表达形式。安藤在他的建筑中大量使用纯净简洁不假装饰的清水混凝土，在表达建筑精细做工的同时也表达出了日本民族哲学的纯粹性和严谨性。

3.2隈研吾的建筑与哲学

隈研吾作为日本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之一，他在著作《负建筑》中提出的“负建筑”作为一个后现代或者说充满东亚传统哲学气息的概念，深刻影响了最近若干年的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这个概念认为：“负建筑”，字义上“胜建筑”的反面；建筑作为凸出来的超大物体，打破了自然界的物理结构，生态平衡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割裂了与自然界的天然联系，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高大的建筑，往往造成资源的挥霍，加之建筑被赋予了人类意图征服自然的主观感受，所以建筑，总是以“胜”的姿态的出现。而负建筑，则摆出谦逊的姿态，安静、祥和，与自然融合共生，是还原建筑本身的建筑，是与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建筑。在凸显地域性的建筑理论之外，隈研吾还致力于研究传统工艺和材料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和纸、石板、木材等等传统材质在他的手中成为了现代建筑的组成部分，并且有力地支撑了他的“负建筑”理论。

4批判性地域主义发展展望

4.1工匠精神复兴

工匠精神是古代建筑师，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筑师的传统工艺精神。以王澍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对施工工艺的打磨研究已经跨越了时间的长河，古代的地区风格从这些现代传统相结合的工艺、材料和技术中悉数出现。作为表达地域风格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批判性地域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一定会日益突出。

4.2与数字化建筑结合

作为现在建筑的重要分支，数字技术对最近若干年的建筑设计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未来的建筑发展必然少不了数字化技术的辅助，批判性地域主义也一样。数字技术将会深度融入社会的各个部分，建筑行业是大头。数字化的设计手段也为地域传统的融入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可以说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4.3建构文化兴起

建构包括设计、构建、建造等内容，是对于设计施工全过程的一个全面反映。现在，数字建筑技术为建构的实现提供了多种可能，其中以BIM技术尤为凸显，也为建筑师对整个项目从无到有的整体把关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这方面可以为工艺要求相对较高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建筑师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氛围。

5结语

思想哲学范文篇6

一、墨子正视民众的消费需求

墨子在《非乐•上》里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点是民众的巨患，而解决衣食住行这个问题是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在春秋战国这个动乱时期，当时的事实却是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广大民众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这种极度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墨子从生产资料的来源着手，提出“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劳动者既然付出了劳动，自然应该有消费的权利，应该获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满足，要求统治者正视民众的权利需求，坚决反对“亏夺民衣食之财”，认为这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行为，将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让国君社稷不保，得不偿失；因而，作为国君统治者，应该时刻考虑让利于民，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取其所需，达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说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二、节用和节葬目的在于开源节流

墨子的“节用”，主要是针对日常用度，必须加以节制。作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太多的奢华，所以觉得当时之国家人民，对于“当用”与“不当用”，没有清晰之观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费，故主张节用。而墨子“节葬”之提出，乃是反对厚葬久丧，造成人民耗费太多之物力、财力，造成很大的社会损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丧之法以处理之。墨子的“节用”主张就是要节省财用，而墨子要求节用要做到去国家无用之费，做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而兴利多。墨子认为在财物、时间、心力要用其所当用，去其不当用。那么所谓当用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凡满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为当用，就像充饥止渴之饮食、保温防暑之衣服、避风雨、别男女之房屋、水陆交通所需之舟车，皆为日常生活所需，故为当用。而像雕镂篆刻之美、宫室台榭之乐以及厚棺、修坟墓，则为不当用，因其没有实利。现在看来，这些主张充满了平民主义色彩和朴素的政治经济理念，从消费的源头开始节流，对于战乱中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墨子在《节葬下》中说道：“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以政权的稳固来指到了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们对节葬的思考。墨子还在《辞过》中提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脩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姦邪。姦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导兼爱兴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贵族不但没有爱惜民力，而且又浪费有限之财，厚葬久葬，奢侈无度。百姓却因遭逢战乱，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会有主张节用和节葬之观点；墨子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贵族，能体会百姓生活之困苦，维持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准，彻底实践简朴生活，则天下之利，才有产生之可能，而额外的装饰或要求，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费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是简朴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样体恤百姓，爱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爱》中提到“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为政者喜欢的事物,臣下就尽力去迎合,以上带下，如果君主在节用上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这样就可以移风易俗,有效遏制铺张浪费，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乐”是非劳民取乐

思想哲学范文篇7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思想哲学范文篇8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思想哲学范文篇9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思想哲学范文篇10

，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六年孔夫子书”，“又上了七年资本主义的学校”，从康德二元论到黑格尔的唯心论；从孔孟儒学到康有为、严复的新学；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陈独秀、的新文化，兼容并蓄，纷繁杂陈，在艰苦中探索，追求革命的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北京，一步一步走出来，成为一代伟人。在长期的探索革命实践中，从种种主义、学说中汲取精华，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谛造者。中国历史也伴随着这个转变，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的重要内容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哲学思想最具有中国特色。

一、哲学思想

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一是与政治、伦理思想的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和人生，西方哲学侧重于科学和思维。中国哲学强调“修齐治平，安身立命”，并贯穿于“治世之道”之中。中国哲学一般不主张“为求知而求知”，求知和实行都是为了实现伦理道德的提高，并最终成为圣贤。哲学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在改进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其有鲜明的“治世感”、“济世感”，始终把改变中国命运看成是自己的最高使命。哲学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求发展，进而获得人生自由。

二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国哲学比较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与统一，而不与西方哲学那样重视人与天（自然）的分别和对抗。中国哲学认为人生、自然、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哲学则在此基础上突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结合。把中国革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国内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因势利导，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预见挫折。

三是无神论传统。中国哲学“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不同。中国哲学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无神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哲学教导人们不信鬼神，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升华。中国革命，在哲学指引下，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赢得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

哲学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基础，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中，又形成了自己最鲜明的特色，既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的理论基础。哲学思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天才革命家的本色。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凝炼出了中国化的特色。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哲学思想，是生动壮观，复杂多样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升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的问世，标志哲学思想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思想指引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实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十大关系》的讲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这二个转变向世人证明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哲学是中国人民夺取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长期的革命事业探索和实践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成为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哲学思想活的灵魂，是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哲学的核心和精髓。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是我党长期坚持和遵循的原则，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②“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③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到创造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夺权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星星之火，到铁流滚滚二万五千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年浴血奋战抗日寇，到百万雄师下江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证实，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实事求是，是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指南。

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事求是地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顺利地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一度违背了中国的客观实际，超越客观规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盲目的严重错误，最后酿成了十年内乱，给我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后由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超常规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全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④“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

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同志倡导的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的我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二者是辩证的有机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坚持了承认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肯定了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实事求是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又对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进行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因此，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的，生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三、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我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群众路线，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志把群众路线引入认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成为哲学思想活的灵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和发展。独创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观点。

历来强调：“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⑥一再要求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⑦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由弱变强，克敌制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把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统一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践证明：一旦脱离群众，革命就遭受挫折。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孤立自己，使自己脱离群众，几乎把革命引入了绝路。正是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团结、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革命年代，我党依靠群众，用大刀长矛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疯狂的围剿，星星之火，化为燎原之势，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党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沿海特区建立和开放城市发展，从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到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转换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不闪烁着群众路线的光辉，无不体现了哲学思想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天才。这个天才，就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是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

四、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能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速度，而且，外部矛盾必须通过内部矛盾运动起作用。独立自主就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奉行、坚持独立自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发动广大人发群众，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从“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到“我们正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⑧我们的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天天走向胜利，一天天走向富强。邓小平同志制定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依靠独立自主，一个一个地胜利实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我们把基点仍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基点上。一贯强调：“我国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⑩又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国策。引进外援，吸引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是借鉴、批判地引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消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离开自力更生，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立足不稳，顷刻即垮。深圳、珠海等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崛起与腾飞，形成了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沿江、沿边和内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

独立自主，是我们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从中国的现状和国情出发，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这个根本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和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改革开放，是扬长避短，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提出的“洋为中用”，就是独立自主的生动体现和正确运用，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就成了曾提到的“法门寺”中的那个“贾桂”了。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产物。

五、中国人民胜利之本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哲学思想的特色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者之间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群众路线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和应用。独立自主则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以群众路线为前提，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思想活的灵魂，是我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独创性的总结与科学概括，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本，它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指南。学习和研究哲学思想特色，使我们坚定信念，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定会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就一定会对世界发展再展辉煌。

*收稿日期：1999－12－01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②《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③、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917页

④、⑤、⑨、(12)《邓小平方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3页、2页、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