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效果范文10篇

司法效果范文篇1

［关键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程序正义；司法技术

Abstract:Althoughproceduraljusticeistheformofthe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andjudicialtechnologyisthephysical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existinevitablelimitationsfor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toimplement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fore,thecombinationof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isnecessaryinimplementing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soastomutuallypromotethejudicialrealization.

Keywords:legaleffect;socialeffect;proceduraljustice;judici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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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义：形式路径

法律效果体现形式正义，社会效果表现实质正义，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增进两者的融合与协作，就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法学界，程序正义理论的提出，对于实现裁判的公正具有重要价值。那么，程序正义能否成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选择呢？

（一）程序正义观念的渊源及相关理论

程序正义的观念起源于13世纪英国普通法中，并在美国得到发展。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1］25。这两项基本要求，成为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早表述。在美国，程序正义观念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大理念，程序性正当程序所表达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1］29-30。

到了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程序正义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程序正义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罗尔斯对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分析是与其他两种程序正义形态相比较而进行的。在他看来，完善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有关公平的分配问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典型的例证是公平分配蛋糕的情形：为了保证公平——即人人平等地分配蛋糕，最好的程序设计是让一个人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得到，这样他就不得不平等地划分蛋糕，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尽可能最大的一份。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标志是，存在着判断结果正确性的独立标准，却没有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典型例证是刑事审判：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因为设计出一种总是能够达成正确结果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与上述两种程序正义均不相同，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地遵守和实际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纯粹的程序正义最典型的例证是：在活动中没有关于结果正当性的标准，只要遵循正当的程序，任何一种分配参加者现金的结果都被视为公正的［2］85-97。

（二）程序正义的价值

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程序与实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的思考。关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程序工具主义，只要法律程序公正，实体结果就是公正的，程序是为结果服务的；一种是程序本位主义，强调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具有保障人的尊严与自主性等价值［1］36。本文并不想全面评价程序正义的价值，只想借助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来探讨程序正义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把罗尔斯提出的程序正义理论应用于司法领域，可以概括出如下观点，纯粹的程序正义实际上表明只要程序正义，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司法都是公正的；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正好与之相反，它所强调的是只要结果是正义的，就说明程序正义，司法就是公正的，而如果结果不正义，就说明程序出了差错，司法也就是不公正的。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从某一个侧面抓住了司法公正的实质，但又都不够全面。纯粹的程序正义的观点强调了程序之于司法正义的重要性，强调程序正义的观念是赋予审判正当性的重要根据。公正的程序活动是公正的裁判结果得以产生的基石，但是，公正的程序活动并不必然产生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判决结果不公正的司法绝不能称之为司法公正。所以，透过正义的程序活动获得公正的判决结果，才称得上实现了司法公正，即罗尔斯所说的完善的程序正义［3］。我们又知道，法律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形式标准，社会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实质标准，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不好或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好都不是正当的裁判，可以说两者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效果与司法公正是同义概念，也就是说实现了司法效果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司法裁判既不能完全依靠普遍性规则（形式标准），也不能完全抛弃个别化处理规则（实质标准），可以发现真正公正的判决既需要尊重规则，因而必须坚持形式正义，也需要临机应变、考虑情境条件，因而必须容许进行裁量。但后者往往导致对前者的否定，难免存在矛盾。但可以确定的是，裁判首先是依据规则来进行的，体现的是裁判的法律效果；当依据规则作出的裁判显失公平时，法官的裁量才得以进入判决当中，体现裁判的社会效果。因此，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基础，而程序正义的提出，保证了法律效果得以实现，并为实现社会效果提供了形式保障。

（三）程序正义的局限

程序正义的引入对于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意义重大，但程序正义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它对现代法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矛盾，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为此付出代价。程序正义形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程序正义并不始终代表公平的理想，反而易产生新的形式性。现代社会变迁非常之快，产生了大量、新生的利益冲突，依据既定的司法程序办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就必然不能受到公平对待，反而会助长官僚主义作风。程序越是精巧，官员专制就越有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司法越注重程序正义，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关注司法判决的公正性问题，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在老百姓眼里，法律只是为某些人或某些集团服务的，而渐渐怀疑法律的权威性，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2.在法治社会，程序正义是成本很高的正义，需付出代价，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在诉讼中，程序越是中立，其形式性越强，也就越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高度的中立性要求高度复杂细密的程序保障，立法者不得不设计出精致的技术性规则。如对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保障现实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涉及贫困者得以利用程序规则。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兴起，诉讼案件呈现一种快速增长的态势。案件的迅速增长造成了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程序规则越是复杂化、技术化，就越可能导致诉讼的迟延，而不利于当事人利用［4］。“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为了程序正义而降低司法效率，甚至出现实际从事犯罪的人却被宣告无罪，从而违背实质正义的情况［5］5。可以说，这是法治进程中的代价，并被法治所包容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3.在我国尚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以及一整套制度来确保法律程序发挥。公开、透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法律程序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法治社会肯定是受到欢迎和接受的，不可能给司法恣意的机会。但是，当下仍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非法利益，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成了歪曲社会正义的“正当”理由。程序正义理念还没来得及发挥其正当作用，它的流弊就已经很明显了。因此，程序正义的理论能否接受是一方面，制度能否保障法律程序顺利运行又是另一方面。而缺乏这样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操作，司法效果的实现又将面临新的困境。这就好比，假如法官在法庭上审理一起案件，法官希望整个审判在自己的控制下，当事人双方通过举证辩论，法官希望给出双方满意的一份判决（好比是实质正义，这应是理想，双方对判决不可能都满意），又希望自己的审判行为是公开公正的（好比形式正义），那么法官起码要为审判提供计量工具吧，起码要提供审判场所、设立监督机构（检察院、人大监督、群众、新闻媒体旁听等），当法院缺乏上述制度和技术支撑的时候，想实现法官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法官得靠自己的能力、威信，甚至是暴力去维护法庭的秩序和判决的公平，久而久之，法官会发现自己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其裁判越来越不公开和公正。

综上，程序正义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法治社会仅对其局限性包容还不足以完成实现司法效果的任务。可见，形式路径不是唯一的价值选择，对程序正义所衍生的新的形式性如何解决又成为司法面临的新问题。那如何来补充程序正义的缺陷呢？各国在司法中普遍采用“合理性”原则来补充“合法性”原则［5］8。即法官借助于司法技术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从而体现社会效果。这也就是法律适用的“衡平”化——法官司法政策的运用。

二、实质路径：司法技术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与范围

依法裁判是司法过程的核心，法治的内涵包含着法官作出的判决，必须以法律为最终依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官裁判并不是完全依据法律规范，当然在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法官故意枉法裁判，这显然没有把法律作为评判标准，如果法官并非枉法裁判，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是一定会把法律规范作为最终依据呢？有这样一个案例，南方某地导致一对老人双双自杀的“欠条案”。原告以一张欠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被告承认该欠条是自己亲笔所写，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法官最终以被告不能就“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举证，判决被告败诉。关于本案，梁慧星教授认为，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在这里“法官”的作用，我们认为应该是法官运用法律技术解决纠纷作出公正判决的能力，而不是僵硬地适用教条式的法律。实践中，法官常会面临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没有合适的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或依据一定的法律规范可能得出错误的判决，而法官又不能将案件置之不理，为应对这一难题，法官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下总结出了作出正当判决所遵循的法律技术，司法过程的技术运用就成为裁判的正当性渊源。“法律技术”一词在学界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有“法律技术”的提法，并将其解释为“为达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扩张侵权责任时而采用的手段”，并将“法院如何解释适用法律，以促进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作为技术之一。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则认为，“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与法令本身“都是同样具有权威性的，也是同样重要的”。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也可在技术中得以说明。同样为我国学者所广为引用的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第3部分即为“法律的渊源与技术”，第18章的“司法过程中的技术”包括“宪法之解释”、“法规之解释”、“遵循先例原则”、“案件之判决理由”与“司法过程中的发现与创造”5种技术的阐述［6］。那么，什么是法律技术？胡玉鸿教授认为，法律技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技能，是法官对于法律问题予以处理时的手段和方法［6］50。我们认为此概念只从一个层面即司法技术说明了法律技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它需要经过生成、实施、实现，即通常所说的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活动。也就是说，法律技术还应包括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者运用一定的方法制定清晰、简明、涵盖普遍情形的法律条文的能力。即立法者既要考虑法律的可控性及必要性，也要考虑法律条文实践中可行性。立足于司法层次而言，法律技术应当包括司法主体将法律行之有效地运用至案件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技术性要求。按照胡玉鸿教授的划分，就司法层面而言，法官在规范法运作的规程中所应该具备的技术要求包括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以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6］50。我们可以认为法律技术与司法技术是种属关系。

（二）司法技术的价值

司法技术是法律技术的一个种类，司法又可称为法的适用，因此司法技术可表述为法律适用技术。胡玉鸿教授把法律适用技术分为7个方面，其中利益衡量技术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重要价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是司法的价值目标，当两者冲突时，如何调试相互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司法面临的重要任务。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权衡与取舍涉及既有利益衡量的依据和正当性问题，同时也有利益衡量的技术规则问题。我们知道司法活动展现的是当事人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有赢家和输家，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刚性的、非此即彼的，其决断的不仅仅是是非，还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如何促使当事人相互沟通和妥协，最终妥善解决纠纷，双方对判决结果都满意，达到非零和博弈的结局呢？在司法技术中运用调解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式。“调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纠纷解决方式。”［7］合意实质上就是双方利益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即正义。“在第三者的参与下，双方当事人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可以相对自由地约定解纷之过程，[LL][JP+1]并能一下子就进入争议问题的核心，谋求纠纷的圆满解决。由于当事人双方最清楚他们的争点和利害所在，权衡得失之后所达成的合意便能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要求。”［7］在刑事领域，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学界的关注。为了和谐解决刑事案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尽可能减少不和谐因素，刑事司法领域提出了刑事和解的政策，在实践领域并得以贯彻。如柯昌霞交通肇事案。2005年8月7日5时30分，柯昌霞驾驶鄂C33102轿车，在305省道317km+400m处，将行人张志莲撞死，柯昌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柯昌霞主动报警，积极赔偿，并主动多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千元。经竹山县检察院到实地复核，被害人家属对赔偿非常满意，并要求对柯昌霞从轻处理。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柯昌霞为过失犯罪，归案后能够认罪、悔罪、积极赔偿损失，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法定刑较轻，即使起诉到法院，一般也会判处缓刑或免处。竹山县检察院经过认真考虑，并进行了复核，经过了科内讨论、检委会讨论，作出不起诉决定，既做到了实体法上的公正，也做到了程序法上的公正，保证了不起诉权的合理、正确使用，从而确保了案件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①。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危害行为较轻、后果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加害人与被害人有机会面对面地协商，有利于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能切实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被社会接受与承认。此制度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并最终在刑事领域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司法中利益衡量技术的采用对于化解民事、刑事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寻求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三）司法技术的局限

司法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规则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起到了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像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我们都知道法官严格依法裁判与当事人、民众对司法的预期是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重实体、轻程序”，当事人具有典型的社会效果的思维倾向。司法运行过程是否合法当事人关注并不是很强烈，普通民众不能接受的是实体不公正而不是程序不公正，刘涌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大多数当事人看好的是法官裁判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而很少顾及纠纷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民众对法官角色期待也很明确。他们对法律规范不熟悉，主要看判决效果如何来对法官进行评价［8］。如果法官不注重运用自由裁量权，不考虑裁判本身活动的目的，可能很难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与法院的冲突。因此，这两种境况造成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运用司法技术来满足民众与当事人的愿望，其实形成了民意左右司法的情形。司法技术的运用偏重了社会效果，使得司法变得极不确定，个别化处理问题需要的增长。程序化制度的缺失必然促使司法恣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严重影响到法律的普遍性，最终成为阻碍法治建设事业的难题。

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程序正义与司法技术的互助

如前所述，程序正义的形式性与司法技术的实质性对于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认为只有将两者建立协作关系，才能达到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裁判中程序的引入，确保了司法在法律规则的轨道上运行，程序是司法裁判公正的基础。但裁判并非完全由程序左右，当程序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裁判时，司法技术的应用就变得不可或缺，可以说，司法技术弥补了程序的不足，是程序的补充。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将程序正义和司法技术结合起来，共同互助促进司法公正。

总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题，是和谐司法的需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须或力争达到和实现的目的，这是法律的本质和内涵对我们广大司法工作者提出的历史课题和时代要求。但是对任何问题的追求都应有节制，需要的是把握平衡。正如伯尔曼所说：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与感受［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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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瑞华.程序正义论纲［M］//诉讼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5-87.

［3］刑事司法正义论［EB/OL］./lw/yzcs/lw_68402_2.html.

［4］张其山.接近程序正义［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6):3.

［5］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J］.浙江大学学报,1999,(5).

［6］胡玉鸿.法律技术的内涵与范围［J］.现代法学,2006,(5):50.

［7］王建勋.调解制度的法律社会学思考［J］.中外法学,1997,(1):29.

司法效果范文篇2

基层法院是劳动争议案件的初审法院。在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基层法院与当事人的接触最直接，对劳动争议的感受最深、困惑最多，因此，他们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所做出的回应也最早，采取的措施也多种多样。例如，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都建立了主动联系企业制度，珠三角的一些基层法院建立了劳动争议司法提前介入制度②。本节以深圳市B区人民法院司法提前介入制度为例，分析基层法院司法能动的社会效果。所谓劳动争议司法提前介入，是指在群体性劳动争议发生之后，人民法院受理之前，借助应急响应机制，人民法院会同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迅速介入处理劳动争议，通过排解疏导、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促成劳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以解决劳动争议。可见，司法提前介入的主体是基层人民法院；介入的时间以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劳动争议为节点，在此之前﹙如劳动争议发生时、或处于调解、仲裁中﹚介入均属于提前介入；提前介入的对象是可能影响劳资和谐和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劳动争议，该类争议发生于多个劳动者或工会与用人单位之间，包括十人以上劳动者因相同原因而引起的争议和因签订、履行集体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司法提前介入的方式主要包括：﹙1﹚赶赴现场、稳控场面、了解事态、释法说理、积极引导、着力调解；﹙2﹚加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司法所、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沟通和交流，实行联动调解；﹙3﹚加强与企业工会组织、台港商协会等机构沟通，增强劳动争议当事人及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4﹚优先审查并处理劳动者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申请③。在调查中，基层法院的领导表示，司法机关主动延伸司法审判职能，提前介入群体性劳动争议，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符合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趋势。基层法院的法官是如何看待司法提前介入呢？请看下面对基层法官的访谈记录。基层法官：我们是基层法庭，所以我们扮演的是万金油的角色，街道维稳也得参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资纠纷的案件出现井喷现象，2009年相对有所回落，但依然处于高位状态。因此，在寻求解决途径时，我们把调解贯穿到劳动仲裁和审判的全过程。在解决劳资纠纷过程中，街道劳动仲裁庭和我们法庭有经常性的沟通，尽量做到裁审不脱节。在解决群体性劳动纠纷时，我们法庭和仲裁庭一起提前介入，群体性事件越往后，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也越大，纠纷就越难解决，提前介入可以将矛盾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中。我们注重调解、提前介入的做法及时化解了矛盾，有效的解决纠纷，对劳资双方和政府、法院都是有利的。我们的做法也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按照基层法院的说法，司法提前介入形成了群众、企业得实惠，政府得稳定，法院省资源即“三得一省”的四方共赢局面：企业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降低支付成本，从而促使更多企业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与劳动者的纠纷；劳动者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大幅度缩减讨薪期限，降低讨薪成本，促使更多的劳动者愿意通过调解方式来解决与企业的纠纷；纠纷的妥善调处初步改善了政府官员“上班有人跟、吃饭有人等、出门有人缠”的尴尬局面，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总之，司法提前介入劳动争议，有效地安抚当事人的情绪，缓和、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达到了化干戈为玉帛、重建和谐关系的效果，营造了谦让融和的良好人际氛围，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劳动争议司法提前介入的主要做法是法院主导下的调解，可以说它是当前“大调解”机制的产物，也是能动司法的极致体现。司法提前介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也面临不少法律问题和理论困境。第一，法律依据不足，有违司法的基本原则。为规范劳动争议司法提前介入，B区人民法院制订了相应的实施办法。该办法声称其法律依据是《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但是翻遍这些法律，并无任何司法提前介入的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劳动纠纷，有违独立、被动的司法属性，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原理。如果从司法能动的角度看，司法提前介入已经不是司法能动，而是“超级”司法能动了；或者与其说是能动司法，不如说是违法司法。第二，消解仲裁前置程序，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存疑。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前置和必经程序，未经仲裁，劳动争议不能进入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立案。司法提前介入通常是人民法庭会同劳动仲裁庭和街道有关部门一起对群体性劳动争议进行疏导和调解，最后以法院的名义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仲裁和诉讼合二为一的做法使劳动仲裁程序形同虚设，浪费了仲裁资源或者增大了司法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明显违反程序法的做法会直接导致法院的处理结果没有法律效力。法院调解的提前是立案。在案件立案后到开庭审理前的调解是庭前调解，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调解是庭中调解。司法提前介入的做法把法院的职责延伸到立案前，此种情况下的调解属于诉讼程序之外的调解，可称之为“诉讼外调解”。严格的说，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诉讼外调解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第三，多部门联动调解，模糊了法院与其他部门的职能界限。司法提前介入的理论基础是“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司法无疑要为大局服务，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为大局服务是需要规范的。大局是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难道要求法院去招商引资﹙不幸的是，现实中真有法院被迫接受招商引资的任务﹚、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向弱势群体发放社会救助？倘若真的如此，招商局、劳动局和民政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司法机关应该为大局服务，但是要以“司法”的方式为大局服务。司法提前介入的要害在于其突破了司法的界限，混同了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使司法机关承担了本属于行政机关的社会控制职责。这就是颇受诟病的审判职能的行政化。另一方面，街道行政、劳动仲裁、人民法庭联合执法，融调解、仲裁和诉讼于一体，联合执法的处理结果对当事人来说实际上相当于终局裁决，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提前介入不仅是司法行政化，而且行政也司法化了。第四，下级法院为上级法院设定义务，有违司法伦理。有关司法提前介入的实施办法规定：申请人对不予提前介入决定不服的，被申请人对提前介入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或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审查申请，中级法院应在七日内核查相关事实和理由，并将复查结果书面告知审查申请人。另还规定：对劳动争议司法提前介入涉嫌违规操作的，劳动争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在提出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中级法院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做出相应处理。对这种下级为上级设置义务的做法，不知中级法院作何感想。

中、高级法院：以指导意见为形式的司法式立法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法律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叠加影响，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急剧上升。据统计，2008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8万余件，较2007年增长93.93%，个别地方劳动案件增长达到200%①。当如潮的案件涌向法院的时候，法官们发现，声称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并不那么好用，因为审判实践中的许多困惑从中找不到答案。更为棘手的是，劳动合同法生效之时恰逢国际金融危机袭击中国，法律要求倾斜保护劳动者，但现实是许多企业面临破产，似乎更需要保护。在此种复杂的形势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迟迟未能出台，但是，堆积如山的案件总是要判的。于是，地方法院频繁召开内部研讨会，研究制定司法指导意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出台指导意见，随后，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市的高级法院也相继指导意见。许多地方的中级法院﹙如深圳、广州、南京、杭州、武汉﹚也以内部文件和会议纪要的形式制定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意见。各地法院制定的指导意见为本地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提供了审判和裁决标准，改变了局部地区司法实践的混乱情况，有利于劳动纠纷的顺利解决，也有利于局部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指导意见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和溢出效应。﹙一﹚改变了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实际上把劳动合同法中的倾斜保护原则修改为平等保护原则，有的地方法院甚至对劳资双方进行选择性保护。所谓选择性保护是指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有些方面向劳动者倾斜，有些方面向用人单位倾斜。广东省高院明确把平等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作为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首要原则②，浙江省高院也作了类似规定③。上海市高院在其指导意见中虽然没有规定处理劳动纠纷的原则，但是在给基层法院的通知里指出：为切实维护劳动关系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按照“全面正确理解、鼓励诚实守信、平衡双方利益”的思路，以解决突出矛盾为重点④。其他法院虽然在指导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平等保护原则，但是从具体条款中或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平等保护或选择性保护的意图。深圳中院指导意见没有规定处理劳动案件的原则，但从具体条款可以看出其“程序上向劳动者倾斜，实体上向用人单位倾斜”的办案原则。例如，在举证责任上照顾劳动者，加重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在加班费和经济补偿上对劳动者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明显向用人单位倾斜⑤。法院在审判原则上的转变，律师有切身的体会。请看对律师的访谈记录。律师：省高院和市中院指导意见出台之前，加班费的基数是以月工资的全部为标准，现在除了双方有约定外，则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来计算。从指导意见的具体条文和我们所里承接的案子来看，法院很明显向资方倾斜。资方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再由政府影响司法，使司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资方把原来工资中的部分收入以补贴、津贴等形式来发放，以降低加班费和经济补偿的计算基数，但同时未减少员工收入，这正是资强劳弱的体现。﹙2009年10月22日，广东省L律师事务所访谈记录﹚不仅律师认为法院向资方倾斜，基层法院的法官也承认这一点。请看下面对基层法官的访谈记录。调查者：加班工资的基数是如何认定的？基层法官：首先看合同的约定，然后看实际支付，比如工资单，最后再看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的案子很复杂，关键是证据上的认定很难统一，这时就会考虑形势，从大局出发。2007年之前，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多支持工人。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工人借此来滥诉，提出无理的请求，后来就按裁量的做法，比如工人提出12个小时，就做个折中，按10个小时算，后来工厂逐步规范了。省高院出台意见，如果证据确实真实，就可以认定，实质上这时天平偏向于资方。还有就是工资基数的认定问题。原来除少数例外，大多数收入都算作加班工资的基数，这样就造成工厂效益越好，死的越快。后来经济危机，为了保护企业，将标准工资改成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的，多数按最低工资来算。﹙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二﹚经济补﹙赔﹚偿支持额度减少，劳动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广东省高院规定，劳动者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但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双方约定奖金、津贴、补贴等不属于正常工资，从其约定。深圳中院做了与广东高院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不符合人们对正常工资的一般理解。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作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6］。因此，奖金、津贴等应属于工资范畴。上述规定放任甚至怂恿企业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人的正常工资，严重影响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对探底竞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消极影响在对律师和法官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调查者：省市两级法院的指导意见对你们办案有哪些影响？律师：在劳动案件中，加班费和经济补偿金的争议最为突出，占了80%，原因多为裁员、惩戒、辞退等。省高院和深圳中院的指导意见对案件结果影响很大。比如说加班费，之前能被法院支持的诉求在两个文件出台之后基本上不再支持，案件的胜诉率急剧下降，这导致律师们办案压力很大。﹙2009年10月22日，广东省L律师事务所访谈记录﹚基层法官：劳动合同法受政策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前几年对劳动者的支持力度很大，强行要求企业规范化，当然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金融危机后，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不单是用工成本的问题，还出现劳动者大量失业的现象。法律受到质疑。2007年之前，裁审差别很大，一审和二审差别也很大，特别是二审对劳动者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发现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案件太多，积压很严重。省高法意见出台后情况就变了。我个人看来，中院对于计算加班费太较真了。其实从社会效果来讲，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工人根本不看算法，只关注结果。中院一开始的做法实质是给劳动者一种暗示，很多案子都不调解，全都上诉，现在看来效果不好；现在我们裁审经常沟通，裁审的结果大体一致，调解也比较容易，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调查者：省高院和深圳中院指导意见出台以后，劳动者的胜诉率大概是多少？律师：就加班费来说，我所承办的案子90%以上都是败诉的。以前相似诉求的案子能胜诉，现在完全不支持劳动者的诉求。加班费争议标的较小的胜诉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证据充分如合同已约定才可能胜诉，而且同一法院法官的判定标准也不一致。﹙2009年10月22日，广东省L律师事务所访谈记录﹚基层法官：说到胜诉率，要看怎么认定这个胜诉率，比如劳动者提出8个诉求，支持了5个，怎么判断胜诉率？还有很多没有什么争议的案子，判决支持劳动者，这样算胜诉率是没有意义的。用胜诉率难以准确表达劳动案件的结果，但是对劳动者支持的金额下降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支持的幅度下降是一个客观事实。﹙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在访谈中有律师断言，这些指导意见出台后，劳动案件必然大幅下降，因为官司打不赢，没人愿意打官司。2007年，全国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当期立案为35万件，2008年因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立案数猛增至69.3万件，增加98%；到2010年，全国劳动争议案件回落至60.1万件，比2008年降低13.3%，如图1。深圳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类似，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加96.2%，到2010年，劳动争议案件比2008年下降27.5%，如图2。劳动案件的下降当然有多种原因，司法政策的影响只是原因之一。从变化幅度看，深圳2008年的案件增幅低于全国水平，但是2010年的案件降幅却远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变化也许与深圳司法政策前松后紧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三﹚法律适用不统一，可能导致司法结果不公。各地法院的指导意见对同一法律事实的处理标准不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劳动争议受案范围差别很大。例如，关于社会保险争议，各地规定相距甚远。广东省高院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发生的争议，可作劳动争议处理，其他地方多无此规定。再如，关于招用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用工关系如何认定？广东高院规定，此种情况下，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可按劳动关系处理。用人单位招用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雇佣关系处理①。江苏高院并不区分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只要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均按雇佣关系处理②，山东高院的规定与此类似。武汉中院的做法是：用人单位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有书面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可以按雇佣关系处理③。第二，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复杂。例如，广州中院规定，发包方将建筑工程发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承包人的，劳动者与承包人之间形成雇佣法律关系，发包方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但发包人应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④。这就意味着，在广州中院，承包人与非法招用的劳动者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发包人的责任较小。而深圳中院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自然人与其非法招用的劳动者产生纠纷，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起诉的，应将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列为被诉人或被告，并可视案情需要将施工的自然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列为被诉人或被告、第三人⑤。即在深圳中院，承包人与非法招用的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发包人的诉讼地位是被诉人或被告，需要承担的责任较大。第三，经济补偿的规定不统一。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可以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广东高院对此条规定作了变通，对劳动者的权利进行限制。它规定，只有在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时，才支持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或欠缴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⑥。深圳中院对上述问题作了不同的变通，它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应当依法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用人单位未在劳动者要求之日起一个月内按规定缴纳的，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⑦。显然，广东高院和深圳中院的规定都偏离了劳动合同法的本意。第四，举证责任的规定不一致。例如，多数法院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并无明显倾向，但是深圳中院在举证责任上明显照顾劳动者。它规定，法院对于举证能力较弱的劳动者应当加强诉讼指导，并可对劳动者的举证期限酌定从宽；必要时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轻易以劳动者证据不足或举证期限届满而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五，诉讼时效的规定不一致。例如，浙江高院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加班工资发生争议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二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⑧。但是，广州中院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适用劳动法关于仲裁时效的特别规定和民法诉讼时效之规定。对于劳动者追索两年内的劳动报酬和加班工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劳动关系的复杂程度也不同，因此，各地司法政策存在差异无可厚非，加班费和经济补偿在数额上的差别更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应有之义。但是，同类案件的定性标准和经济补偿的比例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否则，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同对待，很容易产生司法不公。比如，同样是建设工程承包人非法招用劳动者，在广州的发包人承担的责任较小，而在深圳的发包人承担的责任较大，这显然不够公平。

案结事了：地方法院的司法理性

﹙一﹚司法为什么“能动”学界有人认为，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当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劳资矛盾在我国社会关系中已经非常突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刻，这些地方的法院也最先感受到劳动关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使国内本已突出的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在司法领域的突出表现是劳动纠纷案件的激增。劳动纠纷案件使劳动仲裁机构和基层法院不堪重负，由劳动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让政府焦头烂额。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司法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大局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局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相同的是，在大局这个指挥棒下，司法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当大局是“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那么法院主动上门为企业服务，着力解决群体性纠纷，就是法院的份内之事，哪怕突破法律的规定、突破司法的基本原则、突破法官的职业伦理也在所不惜。司法提前介入的做法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据说也得到群众的认可。为什么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还能得到肯定和认可？有些中、高级法院的指导意见明显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一致，为什么还能成为办案的依据？答案其实就是“管用”，这里的管用不仅是指能够解决纠纷，而且是指“司法”对解决纠纷是管用的，或者说“司法”比其他机构更有效地解决纠纷。请看下面的访谈记录。基层法官：维稳是我们基层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针对群体性、敏感性的事件，一般我们都会提前介入。提前介入收到的社会效果是很不错的。仲裁那边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通知法院提前介入，因为司法毕竟还是相对具有威信的，解决起来比较顺利。还有就是我们也在思考，现在的一裁两审的做法是不是太冗长，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日本学者棚濑孝雄认为，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纠纷［7］，但是解决纠纷的方式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中会有所不同。在西方法治国家，司法机关通过确认或创建规则来解决纠纷，从而产生所谓“规则之治”。在中国，人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纠纷解决好，至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纠纷反而不太重要了。苏力在研究基层司法制度时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关注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只是如何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在这里，诉讼根据、法律规定的法官职责、有关法律的程序规定和实体规定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纠纷处理好，结果好，保一方平安；有关的法律规定往往只是法官处理问题的一个正当化根据，或是一个必须考虑甚或是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有意规避的制约条件”［8］。这说明在基层法院，“管用”是第一位的，手段和方式是第二位的。﹙二﹚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如上所述，地方法院的司法活动特别是基层司法活动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解决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案结事了就是当事双方服判息讼，不能形成缠讼，更不能导致涉诉上访。缠讼可能导致改判或再审，上访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对法官的考核，进而影响法官的待遇和前途。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逐渐成为地方司法的理性选择。这种司法理性首先要求司法知识的地方性和灵活性。苏力曾对农村基层法官的地方性司法知识做过总结：在事实争议上，考虑案件处理必须结果比较公平；判断先于法律适用、法律推理和论证；抓住核心争议；依据对案件的直觉把握剪裁案件事实，避开那些认定有麻烦的、花上时间精力也未必调查得清楚的事实；防止激化矛盾等［8］。这些总结虽然针对农村法官，但是笔者认为也适用于城市法官。此外，在很多情况下，法官的知识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是灵活性的，法官的知识依赖于对社会形势的判断。下面的访谈记录能为此提供一个注释。基层法官：在处理劳动争议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劳动争议的解决要紧密结合社会形势的发展，因为在劳动法还有很多规定不全的情况下，处理劳动争议就不能像民法和刑法那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实践中操作起来就需要更多的灵活的解决手段，依据社会形势来解决争议就显得很必要。劳资纠纷的处理往往不能仅追求个案的处理，还得考虑裁判后的社会效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引发群体性诉讼的现象。﹙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地方司法理性还要求解决纠纷方式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集中表现在调解方式被广泛运用，用最高法院的话说就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解之所以被广泛运用，最重要的原因是调解的策略与地方司法理性所追求的案结事了﹙搞定和摆平﹚高度契合，这一点从下面的基层法官访谈记录中可见一斑。基层法官：我们调解的原则是合情、合理，当然也要合法。比如，工伤的调解是比较有争议的，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角度出发，我们的标准是不能低于应得的70%—80%，当然也有案例拿到比应得还高的。我们不单从人道主义出发，还要从大局出发，尽快摆平。现在有些工人漫天要价，提出的诉求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只能得两万的，他要求四万，企业一方做个让步，给三万的话，对于工人来说也是比原来高啊。我们有个案子，发生事故后，企业方面按两倍的标准来赔，但是工人一方却要求更多，甚至包括路费。面对这类案件，我们首先看证据，让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好对双方做工作。以前当事人的诉求比较合理，现在当事人提的要求越来越高，一看起诉状多是10万以上。主要原因是现在劳动案件不收费。我们处理一个案件，申请300多万，最后裁决才72元。这个案子背后有黑律师在挑唆。﹙2009年12月15日，深圳S法庭访谈记录﹚实际上，司法实践中的调解比上述法官所谈的内容更加复杂。调解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和社会过程，涉及心理博弈、利益权衡、讨价还价、妥协让步、国家法律、民间风俗、社区情理甚至威胁暗示等多种因素。因此，调解过程遵循的是实践逻辑而不是理论逻辑。与诉讼过程相比，调解过程更像一个黑箱，不具有清晰性和可预测性，其所获得的正义只能称之为“调解正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模糊正义”，但很难称为法律正义。﹙三﹚地方司法理性的多维效果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工作方针。应该说这一方针比较科学地界定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但是，2009年，最高法院又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对纠纷解决的原则作了重大调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高层提出调解优先，基层就能把调解强调到极致。2009年河南省南阳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市基层法庭开展“零判决”竞赛活动﹙即实现100%调解结案﹚，随后，河北、广西、福建等地也相继开展“调解年”活动，目标直指“零判决”。一时间，“零判决”活动此起彼伏，蔚为壮观［9］。可能是因为过于极端，“零判决”未能得到最高法院的明确肯定。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对各级法院设置调解率作为对法院和法官的考核指标。对调解的过度强调源于司法的实用主义追求。从表面上看，司法把解决纠纷、案结事了作为唯一的追求，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司法承担着多样化的功能。首先，司法承担着政治功能，“一种独立于常规司法强调的解决纠纷与确认规则之外的功能”［8］。“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司法的政治功能的集中表现，而且这一功能具有元功能的地位。其次，政治功能作为元功能可以衍生出许多其他功能，例如，解决纠纷，维护大局，产生政绩，适用规则等。在这一功能体系中，适用规则的地位比较微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规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或者规则只是被选择性适用。司法的这种实然的功能结构潜伏着巨大的功能冲突。苏力曾把这种冲突归因于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他说：“我们看到，这个遵循规则与纠纷解决的两分和冲突实际是现代化和现代民族国家之构建带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求规则的统一、暴力的垄断，地方性规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其正统性”［8］。如果我们把民族国家作为控制变量，从司法过程的角度来观照城市基层法院，也可以发现司法的多种功能之间存在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就不再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带来的，而是司法行政化和大局观带来的，或者说是地方司法理性带来的。关于地方司法理性的负面影响，许多学者都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动员各种资源来保证司法判决得以落实，很容易使法院变得更像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不仅会为地方各类机关干预法院开通了渠道，而且会使法院从一个依据规则解决纠纷的机构蜕变为一个纯粹的纠纷解决机构，从而不仅会增加法官的非专业化活动，而且会限制法官的专业化知识的累积和提供［8］。还有学者认为，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官“在即时性的反应中求助于一切可以达成目的的知识和惯习，而不一定遵守单一的逻辑，这就导致对结果的看重以及为了效果倾向于牺牲逻辑以及规则”［10］。笔者认为，司法在劳动争议中提前介入以及过度强调调解，是对司法权威的透支，最终会损害司法权威。在基层流行的“搞定”和“摆平”，实质是为一时之稳、贪一时之功而不择手段，客观上纵容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牺牲了制度的权威性，动摇人们对规则的信心。

司法效果范文篇3

［关键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程序正义；司法技术

Abstract:Althoughproceduraljusticeistheformofthe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andjudicialtechnologyisthephysicalwaytoachieve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existinevitablelimitationsfor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toimplement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Therefore,thecombinationofproceduraljusticeandjudicialtechnologyisnecessaryinimplementingunificationoflegaleffectandsocialeffectsoastomutuallypromotethejudicialrealization.

Keywords:legaleffect;socialeffect;proceduraljustice;judicia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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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正义：形式路径

法律效果体现形式正义，社会效果表现实质正义，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增进两者的融合与协作，就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法学界，程序正义理论的提出，对于实现裁判的公正具有重要价值。那么，程序正义能否成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选择呢？

（一）程序正义观念的渊源及相关理论

程序正义的观念起源于13世纪英国普通法中，并在美国得到发展。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1］25。这两项基本要求，成为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早表述。在美国，程序正义观念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大理念，程序性正当程序所表达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1］29-30。

到了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程序正义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程序正义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罗尔斯对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分析是与其他两种程序正义形态相比较而进行的。在他看来，完善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有关公平的分配问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典型的例证是公平分配蛋糕的情形：为了保证公平——即人人平等地分配蛋糕，最好的程序设计是让一个人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得到，这样他就不得不平等地划分蛋糕，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尽可能最大的一份。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标志是，存在着判断结果正确性的独立标准，却没有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典型例证是刑事审判：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因为设计出一种总是能够达成正确结果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与上述两种程序正义均不相同，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地遵守和实际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纯粹的程序正义最典型的例证是：在活动中没有关于结果正当性的标准，只要遵循正当的程序，任何一种分配参加者现金的结果都被视为公正的［2］85-97。

（二）程序正义的价值

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程序与实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的思考。关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程序工具主义，只要法律程序公正，实体结果就是公正的，程序是为结果服务的；一种是程序本位主义，强调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具有保障人的尊严与自主性等价值［1］36。本文并不想全面评价程序正义的价值，只想借助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来探讨程序正义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把罗尔斯提出的程序正义理论应用于司法领域，可以概括出如下观点，纯粹的程序正义实际上表明只要程序正义，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司法都是公正的；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正好与之相反，它所强调的是只要结果是正义的，就说明程序正义，司法就是公正的，而如果结果不正义，就说明程序出了差错，司法也就是不公正的。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从某一个侧面抓住了司法公正的实质，但又都不够全面。纯粹的程序正义的观点强调了程序之于司法正义的重要性，强调程序正义的观念是赋予审判正当性的重要根据。公正的程序活动是公正的裁判结果得以产生的基石，但是，公正的程序活动并不必然产生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判决结果不公正的司法绝不能称之为司法公正。所以，透过正义的程序活动获得公正的判决结果，才称得上实现了司法公正，即罗尔斯所说的完善的程序正义［3］。我们又知道，法律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形式标准，社会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实质标准，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不好或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好都不是正当的裁判，可以说两者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效果与司法公正是同义概念，也就是说实现了司法效果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司法裁判既不能完全依靠普遍性规则（形式标准），也不能完全抛弃个别化处理规则（实质标准），可以发现真正公正的判决既需要尊重规则，因而必须坚持形式正义，也需要临机应变、考虑情境条件，因而必须容许进行裁量。但后者往往导致对前者的否定，难免存在矛盾。但可以确定的是，裁判首先是依据规则来进行的，体现的是裁判的法律效果；当依据规则作出的裁判显失公平时，法官的裁量才得以进入判决当中，体现裁判的社会效果。因此，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基础，而程序正义的提出，保证了法律效果得以实现，并为实现社会效果提供了形式保障。

（三）程序正义的局限

程序正义的引入对于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意义重大，但程序正义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它对现代法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矛盾，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为此付出代价。程序正义形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程序正义并不始终代表公平的理想，反而易产生新的形式性。现代社会变迁非常之快，产生了大量、新生的利益冲突，依据既定的司法程序办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就必然不能受到公平对待，反而会助长官僚主义作风。程序越是精巧，官员专制就越有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司法越注重程序正义，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关注司法判决的公正性问题，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在老百姓眼里，法律只是为某些人或某些集团服务的，而渐渐怀疑法律的权威性，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2.在法治社会，程序正义是成本很高的正义，需付出代价，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在诉讼中，程序越是中立，其形式性越强，也就越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高度的中立性要求高度复杂细密的程序保障，立法者不得不设计出精致的技术性规则。如对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保障现实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涉及贫困者得以利用程序规则。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兴起，诉讼案件呈现一种快速增长的态势。案件的迅速增长造成了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程序规则越是复杂化、技术化，就越可能导致诉讼的迟延，而不利于当事人利用［4］。“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为了程序正义而降低司法效率，甚至出现实际从事犯罪的人却被宣告无罪，从而违背实质正义的情况［5］5。可以说，这是法治进程中的代价，并被法治所包容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3.在我国尚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以及一整套制度来确保法律程序发挥。公开、透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法律程序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法治社会肯定是受到欢迎和接受的，不可能给司法恣意的机会。但是，当下仍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非法利益，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成了歪曲社会正义的“正当”理由。程序正义理念还没来得及发挥其正当作用，它的流弊就已经很明显了。因此，程序正义的理论能否接受是一方面，制度能否保障法律程序顺利运行又是另一方面。而缺乏这样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操作，司法效果的实现又将面临新的困境。这就好比，假如法官在法庭上审理一起案件，法官希望整个审判在自己的控制下，当事人双方通过举证辩论，法官希望给出双方满意的一份判决（好比是实质正义，这应是理想，双方对判决不可能都满意），又希望自己的审判行为是公开公正的（好比形式正义），那么法官起码要为审判提供计量工具吧，起码要提供审判场所、设立监督机构（检察院、人大监督、群众、新闻媒体旁听等），当法院缺乏上述制度和技术支撑的时候，想实现法官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法官得靠自己的能力、威信，甚至是暴力去维护法庭的秩序和判决的公平，久而久之，法官会发现自己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其裁判越来越不公开和公正。

综上，程序正义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法治社会仅对其局限性包容还不足以完成实现司法效果的任务。可见，形式路径不是唯一的价值选择，对程序正义所衍生的新的形式性如何解决又成为司法面临的新问题。那如何来补充程序正义的缺陷呢？各国在司法中普遍采用“合理性”原则来补充“合法性”原则［5］8。即法官借助于司法技术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从而体现社会效果。这也就是法律适用的“衡平”化——法官司法政策的运用。

二、实质路径：司法技术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与范围

依法裁判是司法过程的核心，法治的内涵包含着法官作出的判决，必须以法律为最终依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官裁判并不是完全依据法律规范，当然在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法官故意枉法裁判，这显然没有把法律作为评判标准，如果法官并非枉法裁判，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是一定会把法律规范作为最终依据呢？有这样一个案例，南方某地导致一对老人双双自杀的“欠条案”。原告以一张欠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被告承认该欠条是自己亲笔所写，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法官最终以被告不能就“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举证，判决被告败诉。关于本案，梁慧星教授认为，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在这里“法官”的作用，我们认为应该是法官运用法律技术解决纠纷作出公正判决的能力，而不是僵硬地适用教条式的法律。实践中，法官常会面临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没有合适的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或依据一定的法律规范可能得出错误的判决，而法官又不能将案件置之不理，为应对这一难题，法官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下总结出了作出正当判决所遵循的法律技术，司法过程的技术运用就成为裁判的正当性渊源。“法律技术”一词在学界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有“法律技术”的提法，并将其解释为“为达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扩张侵权责任时而采用的手段”，并将“法院如何解释适用法律，以促进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作为技术之一。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则认为，“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与法令本身“都是同样具有权威性的，也是同样重要的”。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也可在技术中得以说明。同样为我国学者所广为引用的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第3部分即为“法律的渊源与技术”，第18章的“司法过程中的技术”包括“宪法之解释”、“法规之解释”、“遵循先例原则”、“案件之判决理由”与“司法过程中的发现与创造”5种技术的阐述［6］。那么，什么是法律技术？胡玉鸿教授认为，法律技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技能，是法官对于法律问题予以处理时的手段和方法［6］50。我们认为此概念只从一个层面即司法技术说明了法律技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它需要经过生成、实施、实现，即通常所说的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活动。也就是说，法律技术还应包括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者运用一定的方法制定清晰、简明、涵盖普遍情形的法律条文的能力。即立法者既要考虑法律的可控性及必要性，也要考虑法律条文实践中可行性。立足于司法层次而言，法律技术应当包括司法主体将法律行之有效地运用至案件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技术性要求。按照胡玉鸿教授的划分，就司法层面而言，法官在规范法运作的规程中所应该具备的技术要求包括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以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6］50。我们可以认为法律技术与司法技术是种属关系。

（二）司法技术的价值

司法技术是法律技术的一个种类，司法又可称为法的适用，因此司法技术可表述为法律适用技术。胡玉鸿教授把法律适用技术分为7个方面，其中利益衡量技术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重要价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是司法的价值目标，当两者冲突时，如何调试相互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司法面临的重要任务。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权衡与取舍涉及既有利益衡量的依据和正当性问题，同时也有利益衡量的技术规则问题。我们知道司法活动展现的是当事人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有赢家和输家，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刚性的、非此即彼的，其决断的不仅仅是是非，还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如何促使当事人相互沟通和妥协，最终妥善解决纠纷，双方对判决结果都满意，达到非零和博弈的结局呢？在司法技术中运用调解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式。“调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纠纷解决方式。”［7］合意实质上就是双方利益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即正义。“在第三者的参与下，双方当事人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可以相对自由地约定解纷之过程，[LL][JP+1]并能一下子就进入争议问题的核心，谋求纠纷的圆满解决。由于当事人双方最清楚他们的争点和利害所在，权衡得失之后所达成的合意便能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要求。”［7］在刑事领域，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学界的关注。为了和谐解决刑事案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尽可能减少不和谐因素，刑事司法领域提出了刑事和解的政策，在实践领域并得以贯彻。如柯昌霞交通肇事案。2005年8月7日5时30分，柯昌霞驾驶鄂C33102轿车，在305省道317km+400m处，将行人张志莲撞死，柯昌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柯昌霞主动报警，积极赔偿，并主动多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千元。经竹山县检察院到实地复核，被害人家属对赔偿非常满意，并要求对柯昌霞从轻处理。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柯昌霞为过失犯罪，归案后能够认罪、悔罪、积极赔偿损失，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法定刑较轻，即使起诉到法院，一般也会判处缓刑或免处。竹山县检察院经过认真考虑，并进行了复核，经过了科内讨论、检委会讨论，作出不起诉决定，既做到了实体法上的公正，也做到了程序法上的公正，保证了不起诉权的合理、正确使用，从而确保了案件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①。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危害行为较轻、后果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加害人与被害人有机会面对面地协商，有利于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能切实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被社会接受与承认。此制度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并最终在刑事领域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司法中利益衡量技术的采用对于化解民事、刑事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寻求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三）司法技术的局限

司法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规则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起到了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像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我们都知道法官严格依法裁判与当事人、民众对司法的预期是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重实体、轻程序”，当事人具有典型的社会效果的思维倾向。司法运行过程是否合法当事人关注并不是很强烈，普通民众不能接受的是实体不公正而不是程序不公正，刘涌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大多数当事人看好的是法官裁判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而很少顾及纠纷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民众对法官角色期待也很明确。他们对法律规范不熟悉，主要看判决效果如何来对法官进行评价［8］。如果法官不注重运用自由裁量权，不考虑裁判本身活动的目的，可能很难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与法院的冲突。因此，这两种境况造成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运用司法技术来满足民众与当事人的愿望，其实形成了民意左右司法的情形。司法技术的运用偏重了社会效果，使得司法变得极不确定，个别化处理问题需要的增长。程序化制度的缺失必然促使司法恣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严重影响到法律的普遍性，最终成为阻碍法治建设事业的难题。

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程序正义与司法技术的互助

如前所述，程序正义的形式性与司法技术的实质性对于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认为只有将两者建立协作关系，才能达到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裁判中程序的引入，确保了司法在法律规则的轨道上运行，程序是司法裁判公正的基础。但裁判并非完全由程序左右，当程序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裁判时，司法技术的应用就变得不可或缺，可以说，司法技术弥补了程序的不足，是程序的补充。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将程序正义和司法技术结合起来，共同互助促进司法公正。

总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题，是和谐司法的需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须或力争达到和实现的目的，这是法律的本质和内涵对我们广大司法工作者提出的历史课题和时代要求。但是对任何问题的追求都应有节制，需要的是把握平衡。正如伯尔曼所说：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与感受［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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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瑞华.程序正义论纲［M］//诉讼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5-87.

［3］刑事司法正义论［EB/OL］./lw/yzcs/lw_68402_2.html.

［4］张其山.接近程序正义［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6):3.

［5］孙笑侠.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J］.浙江大学学报,1999,(5).

［6］胡玉鸿.法律技术的内涵与范围［J］.现代法学,2006,(5):50.

［7］王建勋.调解制度的法律社会学思考［J］.中外法学,1997,(1):29.

司法效果范文篇4

法律效果体现形式正义，社会效果表现实质正义，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增进两者的融合与协作，就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法学界，程序正义理论的提出，对于实现裁判的公正具有重要价值。那么，程序正义能否成为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选择呢？

（一）程序正义观念的渊源及相关理论

程序正义的观念起源于13世纪英国普通法中，并在美国得到发展。程序正义观念的古典表述在英国是“自然正义”，在美国是“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是英国法治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这两项基本要求，成为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早表述。在美国，程序正义观念得到很大的发展，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大理念，程序性正当程序所表达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

到了1971年，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程序正义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程序正义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即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看来，如何设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而对基本权利和义务作出合理的分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进行合理的调节，这是正义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按照纯粹的程序正义观念来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罗尔斯对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分析是与其他两种程序正义形态相比较而进行的。在他看来，完善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有关公平的分配问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这一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典型的例证是公平分配蛋糕的情形：为了保证公平——即人人平等地分配蛋糕，最好的程序设计是让一个人划分蛋糕并得到最后的一份，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得到，这样他就不得不平等地划分蛋糕，以便自己能够得到尽可能最大的一份。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标志是，存在着判断结果正确性的独立标准，却没有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典型例证是刑事审判：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因为设计出一种总是能够达成正确结果的审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与上述两种程序正义均不相同，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地遵守和实际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纯粹的程序正义最典型的例证是：在活动中没有关于结果正当性的标准，只要遵循正当的程序，任何一种分配参加者现金的结果都被视为公正的。

（二）程序正义的价值

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程序与实体、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的重要性，引发人们对于程序正义的价值的思考。关于程序正义的价值，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程序工具主义，只要法律程序公正，实体结果就是公正的，程序是为结果服务的；一种是程序本位主义，强调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具有保障人的尊严与自主性等价值。本文并不想全面评价程序正义的价值，只想借助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来探讨程序正义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把罗尔斯提出的程序正义理论应用于司法领域，可以概括出如下观点，纯粹的程序正义实际上表明只要程序正义，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司法都是公正的；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则正好与之相反，它所强调的是只要结果是正义的，就说明程序正义，司法就是公正的，而如果结果不正义，就说明程序出了差错，司法也就是不公正的。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从某一个侧面抓住了司法公正的实质，但又都不够全面。纯粹的程序正义的观点强调了程序之于司法正义的重要性，强调程序正义的观念是赋予审判正当性的重要根据。公正的程序活动是公正的裁判结果得以产生的基石，但是，公正的程序活动并不必然产生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判决结果不公正的司法绝不能称之为司法公正。所以，透过正义的程序活动获得公正的判决结果，才称得上实现了司法公正，即罗尔斯所说的完善的程序正义。我们又知道，法律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形式标准，社会效果是司法裁判的实质标准，法律效果好，社会效果不好或法律效果不好，社会效果好都不是正当的裁判，可以说两者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效果与司法公正是同义概念，也就是说实现了司法效果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司法裁判既不能完全依靠普遍性规则（形式标准），也不能完全抛弃个别化处理规则（实质标准），可以发现真正公正的判决既需要尊重规则，因而必须坚持形式正义，也需要临机应变、考虑情境条件，因而必须容许进行裁量。但后者往往导致对前者的否定，难免存在矛盾。但可以确定的是，裁判首先是依据规则来进行的，体现的是裁判的法律效果；当依据规则作出的裁判显失公平时，法官的裁量才得以进入判决当中，体现裁判的社会效果。因此，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基础，而程序正义的提出，保证了法律效果得以实现，并为实现社会效果提供了形式保障。

（三）程序正义的局限

程序正义的引入对于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意义重大，但程序正义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它对现代法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矛盾，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为此付出代价。程序正义形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程序正义并不始终代表公平的理想，反而易产生新的形式性。现代社会变迁非常之快，产生了大量、新生的利益冲突，依据既定的司法程序办事，个人及集体的权利就必然不能受到公平对待，反而会助长官僚主义作风。程序越是精巧，官员专制就越有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司法越注重程序正义，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关注司法判决的公正性问题，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在老百姓眼里，法律只是为某些人或某些集团服务的，而渐渐怀疑法律的权威性，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使司法失去公信力。

2.在法治社会，程序正义是成本很高的正义，需付出代价，耗费巨大的司法资源。在诉讼中，程序越是中立，其形式性越强，也就越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高度的中立性要求高度复杂细密的程序保障，立法者不得不设计出精致的技术性规则。如对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保障现实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涉及贫困者得以利用程序规则。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兴起，诉讼案件呈现一种快速增长的态势。案件的迅速增长造成了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程序规则越是复杂化、技术化，就越可能导致诉讼的迟延，而不利于当事人利用。“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为了程序正义而降低司法效率，甚至出现实际从事犯罪的人却被宣告无罪，从而违背实质正义的情况。可以说，这是法治进程中的代价，并被法治所包容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3.在我国尚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以及一整套制度来确保法律程序发挥。公开、透明、平等对话基础上的法律程序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法治社会肯定是受到欢迎和接受的，不可能给司法恣意的机会。但是，当下仍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非法利益，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成了歪曲社会正义的“正当”理由。程序正义理念还没来得及发挥其正当作用，它的流弊就已经很明显了。因此，程序正义的理论能否接受是一方面，制度能否保障法律程序顺利运行又是另一方面。而缺乏这样的制度保障与技术操作，司法效果的实现又将面临新的困境。这就好比，假如法官在法庭上审理一起案件，法官希望整个审判在自己的控制下，当事人双方通过举证辩论，法官希望给出双方满意的一份判决（好比是实质正义，这应是理想，双方对判决不可能都满意），又希望自己的审判行为是公开公正的（好比形式正义），那么法官起码要为审判提供计量工具吧，起码要提供审判场所、设立监督机构（检察院、人大监督、群众、新闻媒体旁听等），当法院缺乏上述制度和技术支撑的时候，想实现法官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法官得靠自己的能力、威信，甚至是暴力去维护法庭的秩序和判决的公平，久而久之，法官会发现自己离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其裁判越来越不公开和公正。

综上，程序正义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法治社会仅对其局限性包容还不足以完成实现司法效果的任务。可见，形式路径不是唯一的价值选择，对程序正义所衍生的新的形式性如何解决又成为司法面临的新问题。那如何来补充程序正义的缺陷呢？各国在司法中普遍采用“合理性”原则来补充“合法性”原则。即法官借助于司法技术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从而体现社会效果。这也就是法律适用的“衡平”化——法官司法政策的运用。

二、实质路径：司法技术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与范围

依法裁判是司法过程的核心，法治的内涵包含着法官作出的判决，必须以法律为最终依据。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官裁判并不是完全依据法律规范，当然在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法官故意枉法裁判，这显然没有把法律作为评判标准，如果法官并非枉法裁判，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是一定会把法律规范作为最终依据呢？有这样一个案例，南方某地导致一对老人双双自杀的“欠条案”。原告以一张欠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被告承认该欠条是自己亲笔所写，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法官最终以被告不能就“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举证，判决被告败诉。关于本案，梁慧星教授认为，片面强调程序规则、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忽视“法官”的作用，不仅违背法律的正义性，也违背裁判的本质。在这里“法官”的作用，我们认为应该是法官运用法律技术解决纠纷作出公正判决的能力，而不是僵硬地适用教条式的法律。实践中，法官常会面临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没有合适的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或依据一定的法律规范可能得出错误的判决，而法官又不能将案件置之不理，为应对这一难题，法官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下总结出了作出正当判决所遵循的法律技术，司法过程的技术运用就成为裁判的正当性渊源。“法律技术”一词在学界使用也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有“法律技术”的提法，并将其解释为“为达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扩张侵权责任时而采用的手段”，并将“法院如何解释适用法律，以促进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作为技术之一。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则认为，“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与法令本身“都是同样具有权威性的，也是同样重要的”。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也可在技术中得以说明。同样为我国学者所广为引用的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第3部分即为“法律的渊源与技术”，第18章的“司法过程中的技术”包括“宪法之解释”、“法规之解释”、“遵循先例原则”、“案件之判决理由”与“司法过程中的发现与创造”5种技术的阐述。那么，什么是法律技术？胡玉鸿教授认为，法律技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技能，是法官对于法律问题予以处理时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认为此概念只从一个层面即司法技术说明了法律技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它需要经过生成、实施、实现，即通常所说的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活动。也就是说，法律技术还应包括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者运用一定的方法制定清晰、简明、涵盖普遍情形的法律条文的能力。即立法者既要考虑法律的可控性及必要性，也要考虑法律条文实践中可行性。立足于司法层次而言，法律技术应当包括司法主体将法律行之有效地运用至案件过程中所应具备的技术性要求。按照胡玉鸿教授的划分，就司法层面而言，法官在规范法运作的规程中所应该具备的技术要求包括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以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法律技术与司法技术是种属关系。

（二）司法技术的价值

司法技术是法律技术的一个种类，司法又可称为法的适用，因此司法技术可表述为法律适用技术。胡玉鸿教授把法律适用技术分为7个方面，其中利益衡量技术对协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有重要价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是司法的价值目标，当两者冲突时，如何调试相互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司法面临的重要任务。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权衡与取舍涉及既有利益衡量的依据和正当性问题，同时也有利益衡量的技术规则问题。我们知道司法活动展现的是当事人的博弈，不可避免地会有赢家和输家，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刚性的、非此即彼的，其决断的不仅仅是是非，还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如何促使当事人相互沟通和妥协，最终妥善解决纠纷，双方对判决结果都满意，达到非零和博弈的结局呢？在司法技术中运用调解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方式。“调解本质上是一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纠纷解决方式。”合意实质上就是双方利益的妥协，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即正义。“在第三者的参与下，双方当事人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可以相对自由地约定解纷之过程，并能一下子就进入争议问题的核心，谋求纠纷的圆满解决。由于当事人双方最清楚他们的争点和利害所在，权衡得失之后所达成的合意便能更充分地体现他们的要求。”在刑事领域，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学界的关注。为了和谐解决刑事案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尽可能减少不和谐因素，刑事司法领域提出了刑事和解的政策，在实践领域并得以贯彻。如柯昌霞交通肇事案。2005年8月7日5时30分，柯昌霞驾驶鄂C33102轿车，在305省道317km+400m处，将行人张志莲撞死，柯昌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柯昌霞主动报警，积极赔偿，并主动多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千元。经竹山县检察院到实地复核，被害人家属对赔偿非常满意，并要求对柯昌霞从轻处理。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柯昌霞为过失犯罪，归案后能够认罪、悔罪、积极赔偿损失，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法定刑较轻，即使起诉到法院，一般也会判处缓刑或免处。竹山县检察院经过认真考虑，并进行了复核，经过了科内讨论、检委会讨论，作出不起诉决定，既做到了实体法上的公正，也做到了程序法上的公正，保证了不起诉权的合理、正确使用，从而确保了案件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①。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危害行为较轻、后果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加害人与被害人有机会面对面地协商，有利于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能切实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被社会接受与承认。此制度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并最终在刑事领域实现司法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可见，司法中利益衡量技术的采用对于化解民事、刑事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寻求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

（三）司法技术的局限

司法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规则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起到了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像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我们都知道法官严格依法裁判与当事人、民众对司法的预期是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重实体、轻程序”，当事人具有典型的社会效果的思维倾向。司法运行过程是否合法当事人关注并不是很强烈，普通民众不能接受的是实体不公正而不是程序不公正，刘涌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大多数当事人看好的是法官裁判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而很少顾及纠纷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民众对法官角色期待也很明确。他们对法律规范不熟悉，主要看判决效果如何来对法官进行评价。如果法官不注重运用自由裁量权，不考虑裁判本身活动的目的，可能很难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与法院的冲突。因此，这两种境况造成法官在裁判过程中运用司法技术来满足民众与当事人的愿望，其实形成了民意左右司法的情形。司法技术的运用偏重了社会效果，使得司法变得极不确定，个别化处理问题需要的增长。程序化制度的缺失必然促使司法恣意，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严重影响到法律的普遍性，最终成为阻碍法治建设事业的难题。

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路径：程序正义与司法技术的互助

司法效果范文篇5

关键词：和谐重庆审判工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司法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提出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但全市广大法官对此问题的认识还远未达到统一，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偏差。笔者以为，两个效果的统一对审判工作具有方法论的重大意义，很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一、法院审判工作追求两个效果统一的必然性

党的十五大之后，依法治国成为我党治国的重要理念和方略，“合法性”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法院审判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回应了社会的需要，而且符合司法的基本规律，是对社会主义司法本质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一）两个效果的统一是司法正义的本质要求

“除了正义，法律的理念不可能是其他理念。”[ii]立法、司法的理念同样也是正义。正义本身是一个很难作出准确界定的术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包含了诸多人类美好追求的价值判断，比如公平、效益、自由、人性尊严等。对于正义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其一，人类无法对正义问题获取绝对可靠的理性认识。人们不可能像对待自然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去把握它，因为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只要存在特定的原因，就必然会引起特定的结果，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二，正义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正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同时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必须限定其时空范围，立足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的文化背景，才可能对正义问题作出有效的判断。因此，概念主义法学关于法律可以做到尽善尽美，法官只是法律的喉舌，只需要扮演自动售货机的角色的主张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司法不仅仅是对既存法律的简单适用，理性意义上的司法也无时不在循着正义的方向推动着法律的发展。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立法权并不创造法律，立法者只不过是在揭示和表述法律。”[iii]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iv]立法所确定的只是规范层面上的正义，还需要通过守法和法律适用才能得以实现。法官审判就是根据立法所确定的规范和精神，对诉争的纠纷作出权威的裁判，并使裁判的执行产生立法者所预期的社会效果。立法的正义植根于社会，同时又以司法为中介作用于社会，法院审判既要服从法律，同时又服务于社会。因此，两个效果并非不相关联或相互矛盾，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法院审判工作所做的评价：法律效果是法院审判对法律规范和立法精神所体现的立法正义的实践程度，社会效果是法院审判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质影响。如果具备了良好的法律，只要忠实地适用法律，就应当得出正义的裁判，实现立法的正义目的，满足社会对法院的正义需求。但由于立法、司法、社会等诸多原因，使得二者往往难以统一。将二者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就是司法的艺术问题，这需要正确的司法方法论作为指导，两个效果相统一司法政策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解答。

（二）两个效果的统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客观需要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深层次矛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社会就业不充分特别是库区移民就业困难、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v]目前，我市与全国一样，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职能迅速转变和社会需要协调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城建拆迁、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社会价值和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社会对法治的需求空前强烈，但司法功能滞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既要严格厉行法治，又要反映时代需求，与时俱进地发展法律。[vi]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使得司法的局限性更加突出。而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普遍性的特征，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难以涵盖复杂的社会关系，按照三段论推理机械地适用法律已不再可能，必须加入多样化的社会价值的考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为人民法院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顺利实施指明了方向和途径。就目前我国的法制和司法环境而言，立法还很不完善，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我们应当自觉地将审判工作置于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去思考，努力将两个效果完美地统一起来。

（三）两个效果的统一是对既往司法政策的补充和修正

在我国的法律适用中存在两种极端：一是法律虚无主义，只求社会效果，无视法律的基本要求；二是法律教条主义，机械刻板地理解适用法律，严格追求所谓的“法律效果”。这两种倾向都是只持一端，没有坚持两点论。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引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之后，进一步强化了所谓“依法裁判”的理念，过分强调法官的中立、独立和被动性，严格依法办案，片面追求法律效果。其实，即使在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也不存在这种绝对主义的理解。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大量案件做到了依法裁判，程序合法，实体上也不能说不公正，但是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裁判结果难以执行兑现，案结事不了，社会效果不甚理想。两个效果统一的提出，是人民法院勇于正视自身问题的表现，旨在矫正以往司法理念上的偏差。

（四）两个效果的统一有利于兼顾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

“审判的法律效果是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和效果；审判的社会效果则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vii]法律效果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以法律事实为小前提，在法律的逻辑判断内下结论，讲究“严格适用法律”；而社会效果则是考察审判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从大体上判断，法律效果重在形式公正，而社会效果重在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相比，实质公正是法治的目的和内容，形式公正是手段和形式，二者一般情况下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但也可能出现脱节和冲突。法官审判案件，必须尽可能同时兼顾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否则其公正性就要受到责难。引入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就是要求法官充分考虑裁判结果可能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各种影响，避免机械司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有利于实现实质公正。因此，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就是力求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

二、法院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评判标准

审判对法律效果的追求人们通常没有异议，认识上较为统一。但诚如某些人所担忧的，如果把社会效果纳入评判标准，将有可能陷入主观主义，为干扰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大开方便之门。为此，必须力图为社会效果的评判设定一些客观标准，根据笔者的理解，归纳出以下五项具体标准。

（一）裁判的可执行性

审判活动就是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裁决，并通过裁决的执行来矫正和恢复已经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法院裁判，由于无法执行，审判的社会效果根本无从谈起；或者裁判的执行将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其社会效果也不会理想。其实，在诸如社会保险、劳动纠纷等案件中，由于受历史和地方经济状况等原因的制约，尽管法律关系明确，是非分明，但严格按照法律下判往往难以得到切实执行，法官不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草率作出裁判。要增强裁判的可执行性，应当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裁判的主文表述要清晰明了，符合汉语言文字习惯，避免产生歧义；二是裁判要有可供执行的具体内容，无论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形成之诉，都要针对诉讼请求作出程序上或实体上的处理；三是要充分估计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阻碍因素，避免机械适用法律，否则一味依赖法院的强制执行，反而有损司法权威。

（二）当事人的接受程度

审判活动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当事人对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接受程度是法院审判工作社会效果最直接的体现。近年来日趋严重的涉诉信访问题、执行难问题折射出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接受度不够高，我们应多从自身的工作质量、效率和作风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当事人的对法院审判的接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积极的角度心悦诚服地接受法院审判，服判息诉；二是从消极的角度，由于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公正，当事人不能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不得不接受法院裁判。因为诉讼涉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所以让当事人接受法院审判并非也不可能一味地迁就当事人。对此，除力求裁判的实体公正外，还应当按照程序公正理论设置公正的诉讼程序，让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保持法官的形象公正、清正廉洁，从而赋予审判无可置疑的公正性。

（三）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

社会公众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并不负有案件实体上或程序上的权利义务，但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的评价和接受程度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也是检验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对证据的审查、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解释适用无不体现了基于法官个人的正义观所作自由裁量，但法官的自由裁量并非不受限制或没有边界。“法院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viii]也就是说，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站在多数社会公众的立场进行思考和判断，即便如此，这一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仍然有流于主观的危险，因为“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司法正义”，不过它至少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法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四）对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

“今天的判决将决定明天的对错”。法院裁判旨在解决个案的争议，但对社会公众而言起到的是一种宣示的效果，能够对社会公众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因而具有规范意义。法官有责任借助于裁判向社会传递出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的信息。如2001年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一起被媒体称为的“二奶遗赠案”就是对此很好的注脚：一男子黄某立下遗嘱，将遗产遗留给其同居女友张某一人所有，并对遗嘱进行了公证，黄去世后，张某根据遗嘱向黄妻索要财产不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ix]本案法官不是简单根据遗嘱的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就对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而是根据民法的精神和社会伦理，以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背善良风俗这一基本原则，否定了遗嘱的效力，体现了法官的胆识和智慧，维护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五）是否增进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是一个被广泛使用而含义模糊的词语，如果不是严格的学术定义，可以将其归纳为因为法院裁判带来的社会收益，这种收益并不仅仅体现为物质利益，而且可以是满足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法律安定性、社会正义感、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的要求等等。如发生在我市的重庆特钢厂债务纠纷执行案，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该厂负债高达5－6个亿，国家从战略利益考虑，决定不使其破产，于1997年注入解困资金，生产有了起色。有16家法院获悉后，迅速冻结了该厂近千万元的资金，使之重新陷入困境。最高法院获悉后通知这些法院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暂缓执行措施，待国家注入资金“放水养鱼”后再逐步收回债权。应当说这些法院的执行措施并无不当，特钢厂也无异议，但注入解困资金是国家为三年内大多数国有企业实现脱困而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最高法院的通知维护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有利于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x]因此，法官裁判不能只关注当事人的个人利益，还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审视，将其与更大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进行衡量，才能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判断。

三、实现两个效果统一的现实途径

在法治尚未完全建立，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重大时期提出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对于促进法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也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落实这一司法政策，使之成为指导法院审判工作的司法方法论，必须要有可供操作的具体途径。

（一）合理解释法律，丰富法院的裁判依据

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前提，但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当严格按照文义、上下文关系等方法作出的解释，可能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重视社会学的解释方法，按照立法目的或者规范功能，选择符合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解释。[xi]如重庆高院于今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将户籍登记在农村而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城镇居民计算，对城镇居民作出了有别于直观字面意义的解释，回应了社会对“同命不同价”的批评，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顺应了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一社会现实，更加符合社会妥当性和公正性。此外，由于法律概念的多元化，我们应从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理解法律。国家立法固然是裁判的依据，但根据案情需要，方针政策、乡规民约、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通过适当的解释也能够成为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达到合法、公正、合理的目的，且更易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xii]

（二）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模式，避免裁判简单草率

法官审判必须运用法律思维，基于法律职业的内在视角和职业传统来观察、分析和判断法律问题和现象。作为现代的公共决策思维方式，除法律思维外，还包括政治思维、经济思维和道德思维。不同思维方式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律思维以合法性为基本准则，政治思维力图权衡利弊，经济思维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道德思维侧重善恶、好坏的评价。有不少诉至法院的案件，从法律角度分析简单明了，但在其他政治、经济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下而成为疑难案件，根本不能简单下判。因此，法律思维并非单纯的形式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复杂的辩证思维，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修养，还要有政治敏感性和大局意识、要深谙事理人情，不能拘泥于法律思维，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充分估计裁判对社会造成的可能影响，从而作出既不违背合法性原则，又能取得最大政治、经济和道德效果的妥当裁判。

（三）借助利益衡量，平衡对社会主体的利益保护

法律设置的诸多权利是一定利益在法律上的反映，权利冲突或受到侵害的实质是利益的失衡，法院审判就是对争执的利益进行重新确定与分配，因此，离不开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衡量。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利益价值等级秩序，利益衡量必须借助于法官的常识判断、价值权衡、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和经济分析方能进行。尽管利益衡量具有个案性，其对象是具体案件，追求个案的公正，但仍然可以从一般的意义上确立一个粗略的准则，作为法官参照的衡量标准。就当前的社会形势而言，笔者建议确定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保护生存权原则。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生存归入最低层次的需要，维护生存权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诉讼中表现为对当事人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和保护，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就业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与生存权相关的具体权利。二是保护弱势群体原则。一部分群众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隐患。对此，在诸如劳动争议、工伤、交通事故、产品质量和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中，法院不仅要落实立法在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规定，还应按照司法为民的要求，积极开展司法救助，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确保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三是保护公共利益原则。尽管现在是一个张扬私权的时代，但法律对私权的保护并非绝对化，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某些情形下法官应当对公共利益予以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具体包括国家的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公德、自然资源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其实，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常常体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追求。

（四）适当行使释明权，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法官释明就是在不违背法官中立的原则下，在诉讼过程中给予当事人关于事实和法律上的指示，通过发问、告知和提醒等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指导。由于目前我国大量的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强，还不完全具备当事人诉讼模式的社会基础，法官进行适当的释明，引导当事人正确参与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能够纠正当事人的一些错误观念，从而对诉讼建立起合理的心理预期，防止对法院裁判的过分依赖和不当指责。与释明权相联系，由于引入了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有可能与一般民众基于常识从文义上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分歧，因此，法官还应强化对裁判理由的释明，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其裁判依据、推理过程在裁判中进行详细、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使其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此外，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还能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有效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避免为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而牺牲法律的安定性。

（五）强化司法调解，切实化解矛盾

司法效果范文篇6

一、法官社会责任的含义

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指，法官作为司法权运行的主体，因其行为决定着司法权实际运行的效果，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机械地适用法律、表面地解决纠纷作为自己的职业目的，而应重视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后果，最大限度地通过适当的审判行为增进社会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社会利益，并充分发挥裁判的行为指引作用的责任。它是法官职位或者职能的本质要求。“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3]法律职业（法官）是指“一群人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着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4]

在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自然也存在着法官的社会责任，但体现最突出、作用最显著的是在民事审判中。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民事审判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运用范围最为广泛、宽松的诉讼活动。在刑事审判中，由于涉及剥夺公民的自由、生命等重大法益，必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要比民事审判中小得多；在行政审判中，由于一般只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依据的判断，法官发挥自由裁量权的余地也要比在民事审判中小得多。立法的稳定性和社会情势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解决，这就造成了法律不适时宜的滞后性，这一现象在以社会经济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民商法领域非常普遍，在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显得更为突出。我国的民事法官时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严格执行落后或存在漏洞的法律，无法面对原告的眼泪，而如果无视法律任性而为，作为一个法官又无处归依。这时就迫切需要民事法官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充分认识判决可能发生的经济效应、政策效应、道德效应，智慧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积极、适度地拓展裁判的功能，在立法不能触及的领域通过裁判充分地发挥对社会的调控和整合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实现对社会的责任。因此，笔者就从民事审判的视野对法官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考察。

法官在社会中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其主要职责就是依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确认、分配和调整，通过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法的价值。而法的价值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维护法的价值就是维护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念。我们知道，法律观念对于司法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法官必须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自身的判断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对司法的目的和法官的职责应作以下理解：司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是为了通过解决纠纷来维护法律所宣示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法院所面临的任务是适用法律，而终极目的则在于针对社会的需求提供其所需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要对纠纷所涉及的经济、道德、政治因素给予必要的关注，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发现社会的基本需求，在求得司法形式合理性的同时，对司法判断的社会效果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克服形式合理性所带来的局限性，回应社会生活的真正需求，实现司法的终极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法官的社会责任”与“办案的社会效果”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不同。办案的社会效果是指通过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和裁判，获取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它要求法官摒弃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片面意识，通过对案件的审判，达到宣传法律、弘扬法制、消除矛盾、促进稳定的目的。[5]两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考察的角度、层次不同。“社会效果”以社会评价为出发点，着重公众对个案效果的评价，并未上升到法官职位本身要求的层面；而“法官的社会责任”则从法官的义务角度立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上升到法官本职要求的层次，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未能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的法官就是不称职的。质言之，“社会效果”通常是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干预等外部压力对法官发挥作用的，有为“以权压法”、行政干预司法等做法大开方便之门的危险；而“法官的社会责任”着重考察法官对所有案件或者某一类案件进行处理时的心理状态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公示作用，求诸于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挤压，层次要高于“办案的社会效果”，避免了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提供冠冕堂皇的说辞。

第二，内涵宽窄不同。“社会效果”比“法官的社会责任”包含的内容更宽，它包括法官在裁判活动之外进行的宣传、教育活动等在内；而“法官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法官在裁判时所要秉承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指导思想，强调对判决的经济、政治、道德等方面作用的追求，严格来讲并不包括社会宣传等活动。换言之，进行法制宣传等严格上讲不应属于法官的职责范围，法官的职责就是办案，并通过办案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是基于当前中国民众法制水平较低的现状，使得法官不得不进行一些额外的工作。可见，相对“社会效果”非常宽泛的内涵而言，“法官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则是法官职位本身所决定的，是法官审判工作的本质要求。

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重合或相同之处，如都包含了司法对社会的推动、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这种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将“办案的社会效果”作为与“法律效果”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给人如下一种错觉，即：社会效果是一种与法律效果并列的、对立的评价体系，换言之，好像社会效果是一种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独立的评价体系。[6]同时，“社会效果”对外在监督、外在评价的过分借重，客观上使其容易成为外力不当干预司法的借口。而“法官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直接从法官的义务、职责角度出发讨论问题，求诸法官的内心而不是外力对法官的挤压，避免了前述不足。笔者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办案的社会效果，应当是法律本身所蕴涵的社会价值，而不应当在法律效果之外另行建立独立的社会效果评价体系；我们的法治，更应强调和亟需树立的是对法律、法院、法官的信心，而不是对它们的怀疑。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提法。

二、民事审判中强调法官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对国外有关法官社会责任理解的考察

通过对国外一些学者有关论述的考察，笔者发现他们大多也强调，一个优秀的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官，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纯粹地解决纠纷。以波斯纳（Posner）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任何一项司法决定，甚至任何一个个案的判决，不仅直接决定着资源的分配，而且也决定着相关的经济活动的走向和轨迹，法官应从经济目标与功利中寻求自己的基点，超越法律。美国学者科斯（Coase）曾指出：法院的法律判决，“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着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得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Badehaimer）更是把法官比作“社会医生”，认为“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和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从而使人民过上有价值的活跃的生活，那么就必须把法律工作者视为‘社会医生’，其服务工作应当有益于法律最终目标的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8]

从国外学者对法官社会责任的前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体现一定的社会职能，法官均要进行价值评价，且其价值评价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作用，判断过程与结论必须获得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才能使纠纷得到圆满的解决。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负载司法机关社会职能的、具有公众指引效应的评价活动。国外的法学家们认识到，司法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有效的调整，不注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就难以实现法律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严守法律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矛盾，是否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评价法官执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规则中，而必须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获得社会的公众认同。

（二）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

1、强调司法的社会责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

司法对伦理道德的密切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大多由行政官员兼任，受到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官员们一直将裁判的教化作用作为行动的指南，在司法裁决中注重道德说教，强调裁判的社会教化效果。由于“礼法不分”，因而受到成文法律的牵制较小，清官们往往可以别出心裁、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解决纠纷，极力维护裁判的公正性。笔者随便一找，就发现古代官吏在裁判时秉承社会责任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包拯、海瑞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状王宋世杰》中以罚丈夫做百担面条的方式促成夫妻和好而解决离婚案的县令，他们都往往以其充满智慧的裁判获得了百姓的好评，实现了司法的社会教化作用。这种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使得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力量。

2、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官的司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的司法更应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应该与法治以及该理想所要求的一切相互协调一致”，[9]“司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搞清楚文字的含义是什么，而在于判定什么样的决定是比较好的，是社会可以接受的”。[10]人民民主专政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更需要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这是在司法领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从民众中来，更应通过司法回到民众中去，满足社会的需要。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手段的有限性、转轨时期利益冲突的复杂性等原因，有时法官虽然查清了事实，适用法律也正确，在形式上做到了司法公正，但是裁判的社会效果却并不好。这说明，机械地适用法律，并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在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内充分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3、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

2003年8月，最高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审判工作理念。司法为民，意味着法官办案要以民为本，为人民谋便利。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内容。有人认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要“获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其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无疑是要法官以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其危害性可想而知。[1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注重裁判的公众认同并不是要根据不确定的群体、不确定的意见、不确定的评价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由于职业、教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差异。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主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法律也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制定的，是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以适用法律为任务的司法活动自然也应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眼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让裁判符合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社会效果良好的司法活动。

第二，司法推理不能脱离于公众的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司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技术方面，二是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层面。依照杨仁寿先生的理解，法律技术方面，应以法律家的立场为之，而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方面，则宜以一“外行人”的立场为之，始能切合社会需要。[12]这里的“外行人”，即指一般大众。司法推理与公众一般逻辑和道德情感之间确实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的过于脱离也绝对不能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取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就陷入了法官越专业就越自以为是、民众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13]司法改革难以为续。外国同行们也早已注意到，“主权在民”原则下的司法权在不断走向异化，即专业化使得职业法官与大众之间产生了一道屏障，话语难以沟通，甚至屡遭民间讥讽和戏谑。

针对这种情况，波斯纳提出，“何以防止法律专家成为一个职业的特权等级，防止他们的目的与社会需要和公众所理解的目的有巨大的不同？换言之，何以保持法律既通人情，却又不过分人情化、个人化、主观化和反复无常？”[14]这种司法与民众疏离的现象在我国大陆地区也日趋严重。我们应当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教训，在现阶段就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长期浸润在注重人情的文化土壤中，大众从心理上是排斥不近人情的法律的。我们之所以提出“司法为民”、“法官的社会责任”这类理念，就是意在缓和法官职业化与大众逻辑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官的思维过分地脱离社会，会降低其对社会生活的职业敏感性，易遭到社会成员的反感而不是认同。质言之，司法不是“阳春白雪”，不能“和者弥寡”，司法权的人民性和纠纷的世俗性决定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要“下里巴人”。因此，为了扭转目前业已存在并日趋严重的司法对民众的疏离倾向，提出“司法为民”、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寻求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15]

4、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中立”理念的要求

有人认为，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司法中立”，民事审判强调法官在对待当事人双方时应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在由双方当事人和法官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应是“等腰三角形”的构造，因而对弱者的偏袒和保护、对社会责任的强调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有违现代司法理念。笔者认为，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非但不会违反司法中立的司法理念，反而是促使人民接受“司法中立”理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目前的司法改革意图淡化诉讼活动的职权主义色彩，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当事人所分担的责任和成本增加了。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及法院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成本是由诉讼当事人分担的，这就需要对当事人的适应和承受能力有充分的考虑，否则法院的现代化进程难免步入歧途。适当的方式只能是，把当事人对诉讼成本及责任的实际承受能力作为法院推进审判制度改革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数，寻求两者之间的适调[16]，即通过法官的释明、指导举证、诉讼风险提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双方诉讼能力上的平衡，这就决定法官在审判中不应该也不可能绝对中立。

第二，法官在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也是难以做到绝对中立无私的。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既有自己的政治功利，也有自己的经济功利，更有其社会声誉等方面的独立性功利。[17]客观地说，法官作为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活生生的人，不可能在裁判时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功利，绝对地排除功利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功利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这就使法官的中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种“神话”。

第三，法官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法官对弱者权利的漠视，也不意味着法官社会责任的泯灭。只要法官的行为符合公正、合理的要求，就是符合司法中立理念的本质要求的。在民法的价值取向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过程中，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也经历了一个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法官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裁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体现对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怀而不是无原则地滥施同情，并不会导致法官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有利于“司法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为民众所接受[18].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官“独立必将导致孤立，中立必将引起对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的前半句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后半句对于中国民事审判的现状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的民众还无法承受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急剧转换，“中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在中国的确立，尚需要一个缓冲期，应逐步“软着陆”。所以，在现阶段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5、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

司法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强制性，更来源于人们发自内心的信服。如果没有民众的信服，司法的权威无法真正确立。博登海默就曾指出，法律制度所应获得的尊严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的责任感的性质与强度。[19]澳大利亚法官马丁也认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20]树立司法的权威，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树立权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裁判得到公众的认可，让公众心悦诚服。如果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体现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对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就得不到公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就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破坏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从而危及法治的根基。

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还是促进司法改革的需要：第一，我国司法改革的阻力之一，就是法院系统自发的司法改革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长期直面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往往无论如何解决矛盾，与人们的期望总有一定的差距。法官的裁判结果必然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因此法官的裁判最多也就是让50%的当事人满意，而实践中即使是胜诉一方，其诉讼请求也一般不会得到全部支持，因此满意率又少了一半，最多25%.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当事人评价的辐射作用进行的。在当前民众的法制意识还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当法官的裁决与一方预期的结果不甚相符时，司法很容易被指责为不公正。当这些所谓的“错案”被媒体曝光时，法官们感到不平乃至面对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在这种不理解甚至误解的沉重压力下，司法改革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得不开始寻求公众的理解，通过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寻求最佳的社会效果等方式，来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人们认识到，法官保持法律推理的抽象和中立，固然具有很大的好处，但也使司法成为了冷漠、代价昂贵的东西。[21]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司法活动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动摇了公众对司法的认同，从而使司法自身无法进一步获得正当性的心理基础，不能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正当需求。而为了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同，司法权必须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成为社会调整中更能动的工具。目前的“司法改革”，面临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之间的对立、断裂，带来整个司法改革进程的精神困境[22]，欲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迫切需要获取来自民众、来自政治上层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成为拉近司法与群众距离、获取支持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目标的设计中，应立足于司法整体的、最终的社会功能，而不应局限于司法自身的某些形式上的标准。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以及过渡时期当事人、法官的承受能力，在减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如果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思想，搞“休克疗法”，无疑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的。中国的司法改革要继续深入，要在司法体制、财政拨款、法官待遇方面有所突破，迫切需要获取民众的支持。在“司法独立”、“中立”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强调法官的社会责任，对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实现最终的改革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具体体现

（一）对社会需求的认识是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指出，“规制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之中。……当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23]可见，卡多佐是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理解法官的社会责任的，认为法官在立法出现空白、不得不充当立法者的情况下，应从司法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实现法官的社会责任。因此，认识社会的需求，是法官承担起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法官必须认识到，一个法律上无可挑剔的审判行为完全可能给当事人各方造成重大损失，并时刻警醒自己，将重视社会责任的思维方式牢记心中，通过专业性法律技巧的运用来实现对社会的责任。既要关注司法判断的法律效果，又要体现对司法判断社会效果的关注，增强司法判断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将司法判断和司法良知、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在司法过程中体现深刻的人文关怀、道德反思和经济考察，实现司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平衡和统一。而法官要获得对社会需求的正确认识，仅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是不够的，还应具有必要的常识、生活的智慧以及丰富的社会认知。“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24]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准确把握现实生活的走向和趋势，进而承担起对于社会的责任。

（二）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

法官社会责任的承担应当遵循以下六项原则：一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有效化解矛盾；二是要有利于弘扬社会公序良俗，为醇化社会风气贡献力量；三是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审判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四是裁判要具有较高的公认度，提升司法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五是在考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时，不能牺牲法律效果以追求社会效果，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二者的统一；六是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注意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尽可能避免短期行为。

（三）民事审判中法官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法官的社会责任不应是空洞的司法理念，在具体个案中得以体认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个案中如何体认法官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需要高超司法艺术的活动。在此结合几个实例对民事审判中如何体认法官社会责任的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1、释明权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种严格的举证责任与我国当事人的实际诉讼能力及诉讼条件是否相称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且不说我国民事案件律师率不高的现状，就是在有律师的情况下，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往往也很难落到实处，此外，政府信息公开化程度较低，也很难满足举证的要求。这些因素都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防止法官的突袭性判决。释明权名为权利，实为义务。法官不尽释明义务，要承担案件被发回、改判的风险。但如果法官在不需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提醒，就会影响法官居中裁判的形象，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法官的社会责任要求法官合理地行使释明权。

2、调解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有人认为，调解结案是社会效果最好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复杂案件审判中“两个效果”难以统一时，调解是统一两个效果的最好途径。[25]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即调解是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无道”的调解非但不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影响法院的权威形象。目前调解中普遍存在不查明事实和分清责任的“和稀泥”现象，使得许多情况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与严格按照法律处理的结果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法院利用双方当事人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信息的不对称，不惜以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为条件，诱压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等债权人明白之后，得出的评价只能是“好人吃亏，法官助纣为虐”，债务人的评价则是“法官软弱可欺，我是无赖我怕谁”，社会效果很不好。这样的调解实际上鼓励了人们的不诚信，这与法院本应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强调调解重要性的同时，不应忽略对法官在调解中社会责任的强调，坚持调解的“有道”性。

3、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26]法官在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时，应尽可能消除导致再次诉讼而浪费社会资源的各种诱因，减少二次争讼、次生争讼，形成良好的审判预期。但遗憾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不是出于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促进纠纷的一次性解决的考虑，而是片面地追求快速审结、追求结案率，动辄以各种理由动员当事人撤诉另告。这是法官在巨大的办案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同时也与我国对当事人更换等制度规定的缺失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普遍存在的动员撤诉现象，使得当事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引起矛盾的激化和审判资源的浪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法官基于社会责任感，多为当事人考虑一下，通过多种方式促成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4、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与法官的社会责任。债务人利用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公司终止后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从而逃避债务的案件在我国较为常见。但由于我国法律对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的人缺乏制裁措施，因而难以达到保护债权人权益的目的。司法实践中，在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清偿责任的案件中，一般是要求原告即债权人对被告不清算造成财产损失、毁损的情况承担证明责任。但债权人对于损失的情况（大多涉及被告公司的财务帐册）往往是无法掌握的，难以积极地证明，如果因此而使其承受败诉的结果，有失公平。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官的社会责任意识处于休眠状态，机械地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往往不但会使得债权人丧失寻求公力救济的信心，转而求助于违法的私力救济措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可能会使越来越多的债务人群起仿效，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信用彻底崩溃。这时，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发挥良好的指引作用，反而扮演了鼓励债务人逃债的负面形象。而如果法官秉承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责任，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判定应由债务人负责证明没有造成损失或者损失少于债权额，否则推定原告的主张数额成立，则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5、新类型案件的自由裁量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处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时，更应注意司法评价对于后续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塑造出适应新型经济生活需要的合理的权益关系格局。以公司类型案件为例，由于牵涉利益的广泛性，案件具有对世性、争执焦点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法官如果就事论事地适用法律，仅仅就当事人的具体纠纷作出一般性判断，而不考虑社会效果的话，将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导致正义的丧失。因此，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判决所带来的社会效果。[27]

6、判决书的制作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写作判决书时，应忠实地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作出裁判的逻辑推理过程，对于作出判决的动机和根据也应给予恰当的说明，让当事人能透过判决书看到“法官通过踌躇再三比较掂量该案件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的正反两方面意见然后作出判决，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是出自纯粹的理性和冷酷的逻辑”[28].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胜负皆服”。

7、判决的可执行性和法官的社会责任。审判时不考虑将来执行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造成判决的可执行性不强，是目前“执行难”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官应本着对当事人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在判决时就充分考虑执行的问题，使得当事人拿到的不是“法律的白条”，而是能够实际执行的法律依据。以判令公司股东限期清算的判决为例，就不是一种易于执行的判决，因为股东可能不负责任地进行清算，由于缺少债权人对于执行过程的监督机制，债权人往往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后来又进行了侵权赔偿责任的诉讼，执结率也非常低。作为司法的最后一个环节，执行的无法实现会导致人们对诉讼这一公力救济方式的失望，导致司法公信力的崩溃。因此，法官裁判时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确保判决的可执行性，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8、诚信风尚的培育与法官的社会责任。法官在进行裁判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的追求，还应考虑法官在社会风尚培育方面的责任，通过司法在全社会培育一种诚实守信的风尚和守法的自觉性。比如，对于效率违约行为，其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但良好的信用可以带来更大的预期社会功利。在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期的我国，歪风盛行、交易秩序混乱，更是亟需培育诚信精神，因为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因而，法官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而树立可以随意毁约、谋取己利的恶例。法官应通过判决责任人继续履行等方式，促成良好的诚信氛围的形成。

注释：

[1]在2003年8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肖扬院长明确提出：司法为民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

[2]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4][美]哈罗德·伯曼著：《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8页。

[5]参见陈保国：《浅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载，2004年1月9日。

[6]如有人认为，法律效果就是最大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就是法律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有人认为，所谓社会效果，除了特定少数的案件以外，多半都是行政官员的臆想，或者幕后交易的借口，不讲法律效果，规则破坏了，是最坏的社会效果；有人甚至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立起来，将社会效果理解为徇私枉法的遮羞布、以权压法的尚方剑、拒不执法的好盾牌。参见/public/detail.可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对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混乱。

[7][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第105、第96页。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第491页。

[9]解兴权著：《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0]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11]参见山里人：《对办案要追求社会效果的疑惑》，载/public/detail.php？id=113276.

[12]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179页。

[13]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中国民商法网港澳台民商法栏目，2002年11月18日。

[14]参见[美]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5]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法官的职业化，因为从中国的现状考虑，职业化还是应该加强的，只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注意缓和这种矛盾，免得重蹈覆辙。

[16]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7]参见顾培东：《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7页。

[18]这从最高法院20003年12月2日向全国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要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而这种体现对弱势群体关怀的措施非但没有使法院丧失中立地位，反而获得了各界的好评一事中，可以看出。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91页。

[20]转引自张忠斌、黄芙蓉：《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24页。

[21]参见[美]P.塞尔兹尼克·P.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22]参见万毅、林喜芬：《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中国司法改革的精神危机及其消解》，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第111页。

[23][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页。

[24][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25页。

[25]曾浩荣：《析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6日。

[26][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

司法效果范文篇7

一、关于“法治”的涵义

自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哲人提出“法治”并阐述其思想以来，历代思想家对“法治”这一命题作了不懈的探讨，不断丰富了法治内涵和认识。按照柏拉图在其名篇《法律篇》中的解释，法治就是“服从法律的统治”。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他的思想，将法治概括为“普遍服从良法”，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以后的思想家西赛罗、詹姆斯·哈林顿、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康德等都对法治有过精辟的阐述。目前，我国学者公认，法治至少有以下五层涵义：

1、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在中国古代，“法治”即“以法治国”，经常与“德治”、“礼治”、“人治”相提并论，主要被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理念来理解。在西方，“法治”也首先被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来认识，即“法律的统治”。今天，我们使用“法治”的概念，是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专门对“依法治国”作了阐述：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其基本含义是：在法律制定之后，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都要受到既定法律的约束和规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随意废法和立法，强调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普遍性和一致性，认为在法律面前，只有首先承认形式的合理性，才能承认实质的合理性。这是法治建立的基本要求。

3、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模式。即“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法律历来有多样性，通常有专制的法制和民主的法制，而有法律不一定就有法治。真正意义上法治只能是以民主为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的法制模式。

4、法治代表一种文明的法律精神。即体现为一整套关于法律、权利、权力等问题的原则、观念和价值体系，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和需要，成为人们设计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执行法律的指导思想。对人类法治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和提炼，我们认为当代法治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包括：法律至上、善法之治、平等适用、制约权力、权利本位、正当程序等内容。

5、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权力；在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在国家和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约束之后，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种社会状态。由此可见，法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确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的运动过程。

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法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个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故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实行法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对权利、平等、自由等法律价值有天然的依赖和促进作用。如果市场主体没有产品所有权，就不可能有交易行为，如果没有交易主体的平等和契约自由的规则，交易行为就必然难以为继和持久进行。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我党宗旨也要求我们实行法治。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要求我们的各项制度设计和安排要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而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充分保障人权，充分体现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爱护。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也需要用法治体现党的追求人民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

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当前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保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既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其重要保障。

5、如果把法治理解为“依法治国”，那么作为法律施行的最重要的载体，应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及相关的司法机关。故法治理念对司法机关而言，可以等同于司法理念。因此，在司法工作中，树立现代法治理念就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这是现代法治理念在司法机关中的具体运用。

三、人民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考

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我国法治建设事业中相当重要的主体力量，是法律的忠实守望者和捍卫者。用西方法学家的一句名言：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在人民法院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在全面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精神，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更新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具体而言，应当坚持和贯彻落实以下司法理念：

1、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法院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对这个问题，历年来都有很充分的论述，在下文也还有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2、要全面把握司法规律与特点，尊重司法规律，树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很多国家都通过建立完善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为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和诉讼机制保障，切断各种不当干预法院公正审判的渠道，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时间、空间严格限制在法庭范围内，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判。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但是，从实践的情况看，一方面从外部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制约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从内部看，司法权的独立行使要依宪行使，即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一府两院”体制下的独立审判，是审级独立、法官审判独立，而不是“三权分立”意义的“司法独立”。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依法司法，首先是依宪司法。这就要求全体法官，特别是党员法官，要牢固树立宪法意识、政治大局意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

第二、司法的中立。司法中立，要求法院在审理和裁判案件，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平等对待诉辩双方和各方当事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和各项诉讼制度，合理配置司法权力，明确界定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的角色定位，强调法官居中裁判，强化诉辩双方和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将容易影响法官中立地位的立案、调查、监督、执行等职能从裁判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相互制约关系。

第三、司法的公开。司法要取得社会公信，不仅在于法官是公正的，而且还在于他们的公正要能够被人所觉察到。这正是西方谚语所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合理怀疑法庭对某件案件已有结论，或者存有先入为主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可能对判决的公正性树立信心。司法活动，只有严格依法公开进行，才能产生公信力。司法公开，一是公开司法依据，包括各种办案规则、案卷资料、司法解释；二是公开审判过程，做到一切审判活动都在法庭上公开进行；三是公开审判组织的组成；四是公开审判的时间、地点和场所，允许社会公众，以及作为公众代表的新闻媒体旁听审判过程；五是公开审判结果，允许公民查阅法庭的裁判文书。

第四、司法的民主。司法民主要求审判活动必须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司法过程必须接受权力机关和社会公众的正当监督。审判组织的组成和决定过程必须符合民主化的要求，陪审制度应当发挥实际作用，使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有机会对司法决策产生影响。

第五、司法的权威。司法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但是，其权威不是来源于强制，而是来源于理性，来源于主流社会对判决理由的尊崇和信仰。如果一项法律只有靠强制才能实施，那么它必然是不能长久的。司法判决也一样，它必须反映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依靠社会的力量来促使其执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法院的判决必须讲道理。近年来，法院大力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裁判文书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文书的风格和技巧问题，更是一个执法的理念和指导思想问题。

第六、司法的及时。司法的及时，要求司法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时限，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尽快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投入，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使当事人的权利尽快得到实现。这个问题既涉及到审判，又涉及到裁判的执行，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法院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强化审限监督，确保案件迅速审判，及时结案。同时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从执行权的运行机制，执行方法和执行手段的完善、创新方面进行改进，强化执行工作。“执行难”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属于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有的属于法院工作不力，有的属于当事人选择交易对象不慎，忽视交易安全，发生了市场风险。对不同的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处理。

3、要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审判职能，切实更新司法理念，适应和谐稳定、科学发展的国家转型期的司法要求。六中全会的建议涉及审判工作的明文只有第九方面的第32条和第十方面的第40条，但通观全文，全都与法院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为：①平安社会的构建，要求刑事审判工作要继续贯彻依法严打各类刑事犯罪，保卫国家主权，保护国家和公民个人、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人身、生命财产安全权益，依法保障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个人人权。使社会生产安全，生活安宁有序。②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我们创新司法手段，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加大民商事审判调解和执行中和解工作的力度，纠正失范，示范规则，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以科学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公正的良性互动，要求刑事审判和民商事审判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支持金融、财税、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推进城市化进程，妥善处理“三农”案件，土地承包、租赁权案件，资源纠纷案件，以司法手段推进新农村建设。④法治政府的建立，要求行政审判支持和监督政府依法透明行政，加快政府的改革和职能转变。⑤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对我们的管理方式，队伍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只有在全面学习领会的基础上，才能在体制、机制、队伍素质和管理创新上做出有效的应对转变，才不会辜负党和国家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公正廉洁司法要求与期望。

4、要立足于依法治国、科学发展、和谐稳定社会构建的高度，构建适应新时期要求的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要建立在符合国情民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基础上，而不能东施效颦，盲目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做法。那么这一司法理念的内涵有哪些？个人认为应是党领导下的宪政宪治，民主人权，廉洁效率，司法公正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以及在其指导下建立的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可以概括为我党执政、人民主政、政府行政、民主参政、司法公正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对民主法制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了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上，这是对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内在规律的高度准确把握，反映了党的与时俱进和英明伟大。因为法的本质是治官治权而不是治山治水治电治民，故依法限制全能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政府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行政方式。因此，现代司法理念是以法治权、治官，明晰公平竞争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则，明确市场经济的各类主体，依法打击犯罪保平安，制止制裁违规维秩序，把社会各种力量纳入有序；是依法支持监督依法行政，而不是使司法沦为工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说：建立市场经济，或法治社会，本身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矛盾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找到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适应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要求，以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让各种利益群体公开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党和政府、司法机关处于超然的裁判地位，使矛盾在立足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依序、理性得到化解。这就需要防止政府部门有自己的利益从而成为某种利益的代表，使党和政府直至司法机关陷于利益的纠纷中。理解了这一点，党领导下的宪政体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审判，公正裁判司法的司法理念就成了常识而不是难懂的理论了。

5、要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

第一，从司法角度讲，所谓“效果”是指法律功能的实现。正如我们讲审判效率指的是正效率一样，所谓效果通常也是指的正面效果。任何法律都具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人民法院一方面通过公正司法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使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得以实现，也就是使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则是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体现。一般来说，当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趋于一致时，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处于高度重合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容易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如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姑且不论当时法制如何不健全，“”中又被砸烂，但因当时的政治，社会价值被强行统一，你怎么判，都不会出现两个效果的矛盾。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的案件，从认定事实到适用法律并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社会认可程度不高，有关方面意见较大。因此，要跳出法院来思考法院，跳出案件研究案件，自觉从整体上全面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第二、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法治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而所谓公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就是不偏不倚，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所谓“中庸”通俗讲就是“去其两头取其中”。对民事纠纷的调处，非得分清是非责任是调解不了的，只有促成妥协，才能和稀泥，达成利益上各自能接受的一致，当然要当事人自愿，注意方法，不能强迫、强制。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工作，在公民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这是最高意义上的“中庸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体现法治精神。这也是法院庭前调解，诉讼调解、执行和解的思维理论基础。

第三、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来看，法律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就已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在西方法律史上，曾出现过“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概念法学”与“现实法学”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争。前者强调法律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执法”而不是“造法”，法律适用就是运用三段论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其目的是要限制法官的司法权，防止法官借口维护公共秩序而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是强调社会效果，认为法官的职责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因此法律适用中应当把案件事实、法律规定、公共政策与社会正义理念结合起来，通过能动司法，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衡量法律效果的标准是一个逻辑标准，具体是看法官作出的判决事实是否清楚，选用的法律是否正确，法律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则。而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则是一个功利性的标准，主要是看法院判决作出后，当事双方的矛盾是否有效地得以消解，是否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法律秩序的裂痕是否恢复到正常状态，社会各方面是否认可法院的生效裁判。（2）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严格法条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法官如何运用好自由裁量权，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关键。换言之，严格法条主义根植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传统，为防止法官素质不高、自由裁量度太大，法律要严密。法官判案适用法律就如同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把案子当硬币投入法条的售货机中，掉下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判决。自由裁量主义是英美法系的典型思维、寄望于法官的内心自省、法官的责任，学识智慧和法官的正直。假设好法官、资深法官判出好案子。在国民综合素质较高，法治氛围浓厚，司法权威较高的地方、两者的冲突不大，尽管一个案子判下来社会效果不好，但大家议论一阵子就过去了，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刑事宣告无罪，民事又判赔2500万美元。这样的案子在其他国家是绝对不敢这样判的。在法治传统不深的地方，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处理不好会直接否定法律权威，产生反社会、反法治的社会效果，故本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对民事司法审判是必要的。第四、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和一个加强。“五个转变”：一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法官要善于实现从“职业人”向“理性人”转变。法院判决的对象不是法官自己，而是不精通法律的老百姓。判决只有被普通公众所接受，才能获得正当性。这就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理智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断问题，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二是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要善于实现从“审判者”向“被审判者”的转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张明楷教授指出，当法官运用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的方法获得一个结论后，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不会感到吃惊，就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法官不能老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经常作一些换位思考，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结论是否正当。三是要实现从“审理案件”到“解决纠纷”的转变。任何案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都是现实发生的利益纷争。对于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官来说，审结一个案件并不难，但要有效消解当事双方的利益冲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却需要充分运用法官的智慧。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时，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而要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纠纷；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看到每一个当事人的背后还站着无数个潜在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冰冷的卷宗看到其后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从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实现从单纯的“法律思维”到“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相结合”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纠纷都不是纯粹的法律纠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事件，如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就有不少属于经济体制转轨所形成的“结构性破产”，准确地说，是国家将体制转轨的代价转移给企业职工来承担。对这类案件，只有将法律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院也不仅仅是一个审判机关，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审判手段解决案件的司法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管理的政治功能。因此，无论是从案件性质还是从法院功能的角度出发，都要求法官必须将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善于从“案件之中”来研究案件，而且还要善于从“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问题，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五是要实现从“重判轻调”到“调判结合”的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法院判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调解结案就是法院和法官的最佳选择。实践证明，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司法效果范文篇8

为了进一步提高司法建议的质量和效果，我们对近三年来的司法统计的基本情况、特点、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建议和对策。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院在加强审判工作的同时，十分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把开展司法建议活动作为服务社会的一项重要手段，积极开展司法建议活动，延伸审判职能作用和审判效果，在办案中着眼大局，加强调查研究，积极为发展大局献计献策，就审判和执行当中所发现的问题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及时对有关单位、部门和企业进行提醒、帮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1年到2003年，我院共发出司法建议56份，分别为14份、18份、24份，呈不断增长趋势。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与有关庭室人员座谈等形式进行调查，分析司法建议的开展情况，认为我院的司法建议工作还存在的相当多的问题和不足，大致有4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是数量少。司法建议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部分庭室的负责人和审判人员只注重办案，而忽视了司法建议工作的开展。2003年全年我院仅发出司法建议9份，占全年审结案件数量2552件的0.35%，远远没有达到我院2003年双百考核目标责任制的数量要求，没有一个庭室能够完成考核目标责任制中的司法建议任务，这种情况也与全年审结案件数量不相称，与人民法院面临的新的形势任务不适应。

二是质量差。司法建议在内容上，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司法建议的质量，所发出的多数司法建议书内容简单，寥寥几句话，用语简单，受建议单位操作性不强。从个案从微观角度提出改进工作的司法建议较多，而就某一时期、某一类案件反映出来的带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提出系统地解决问题的司法建议较少。对完善规章制度加强思想教育提出的建议多，对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向有关监察纪检部门提出的处理建议少。

三是缺规范。首先是缺乏管理规范。我院的司法建议工作没有形成制度和专门的管理机构，对提出司法建议没有一定的审核和备案程序规定，而是由各庭室在审判过程中或是案件审结后自行编写发出，且对应当提出司法建议的情形没有统一的具体规定，对如何送达司法建议和处理建议的反馈情况也没有明确规定，每月发出多少司法建议缺乏具体统计。其次是缺乏格式规范。我院的司法建议在形式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格式样本，司法建议有的有文号，有的没有文号，有的文号是和案件编号一致，有的是随意编文号。再次是缺乏对象规范。受建议对象不够明确或不准确，多数司法建议是就案提出的，有时仅仅对案件当事单位提出，把司法建议当作案件审结后的一种善后手段，没有对相关部门或当事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提出建议。

四是效果弱。受建议单位普遍对司法建议不够重视，在2003年发出的司法建议中，被建议单位没有一个将办理情况书面回复我院的，据侧面了解，只有国土资源局根据建议撤销了一份土地证书，但也没有书面回复。这种对司法建议重视不够、采纳较少的态度影响了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的积极性。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思想认识不够强。不管是法官还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司法建议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认识普遍不高，司法建议虚无思想严重，认为司法建议可提可不提，或者建议就是建议，办不办理无所谓。

二是制度建设落后。法院对司法建议工作没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目前司法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已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我国的法律尚未把它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法院的工作评比也没涉及此项内容或虽涉及但没有作为考评重要内容，法院每年的评先选优没有把开展司法建议情况列入考核内容，对整体没有开展司法建议活动的缺乏制裁措施。

三是司法建议缺乏强制性。因司法建议没有强制性，受建议人并不一定接受，建议人因工作徒劳也失去了积极性。从另一角度来说，法院在司法建议中不受任何实体和程序的约束，不建议也不算失职，无人追究，不影响工作成绩，这些都会影响司法建议的质量和数量。

四、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提高认识。首先法院要重视司法建议工作，要把司法建议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每名法官要认识到，开展司法建议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官的法律义务和职责，只有消除引发案件的症结问题，才能有效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积极促进社会各方遵守宪法和法律。其次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负责人要进一步澄清认识，加强对司法建议工作的领导，对落实司法建议情况进行监督，采取切实措施支持司法建议工作的开展。再次是被提出司法建议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当认真对待，进一步端正态度，并根据自身情况积极采纳建议，就提及的建议督促有关人员落实，弥补工作中的漏洞，减少矛盾和纠纷的发生，积极配合法院做好反馈工作，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将司法建议的落实情况作为考察内部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完善制定有关司法建议法律。要以法律的形式把司法建议工作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规定司法建议的地位、内容、形式，规范司法建议的程序。让司法建议与判决、裁定、决定、通知、命令、公告等结合起来，构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文书种类，以便处理法院在诉讼中遇到、发现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

（三）加强司法建议制度建设。人民法院应把司法建议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司法建议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定下来，确立专人负责，统一管理。为使司法建议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在有关法律规定或司法行政文件没有出台以前，可以自行制定关于加强司法建议的暂行办法，在司法建议的地位作用，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行文格式及主要内容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规定司法建议的适用范围：审理各类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管理制度中的重大漏洞，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以及对人们生命安全有继续危害的行为等。统一司法建议的审核和备案程序，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各业务庭写出司法建议初稿后，送交专门机构审核或备案；统一行文格式和编号，全院统一格式和文书编号，在专门机构登记编号，各业务庭不得自行编号。统一送达和反馈意见处理程序，司法建议作出后可以直接送达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由其主管部门转交。法院可以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送达和处理反馈意见，也可以由各业务庭自行掌握。

（四）统一司法建议内容。要逐步规范制作样式。撰写司法建议书要有的放矢，易于落实，用词要准确。司法建议的内容既可以指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提出解决的方案，可以建议机关、企业建立健全某些规章制度，司法建议还可以建议有关部门修改某些规章制度，甚至建议收回个别难以执行的文件等。还可以建议有关行政机关对某些企业的责任人和职工作出行政处理等等。

（五）努力提高司法建议质量。一是注重及时性，发现问题，及时建议，提高司法建议的时效性；二是强调针对性，注意发现深层次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做到一事一建议，提高司法建议的针对性；三是提高指导性，对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注意调查研究，提高司法建议的指导性，力争使每一件司法建议都收到实效；

(六）加强司法建议考核。为真正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对审判人员的工作考评中，提司法建议的数量、质量作为考察审判人员能力的一个项目，将开展司法建议活动引入审判人员的岗位目标考核，强调抓出效果，对发出司法建议书并产生良好效果的审判人员根据《法官法》的规定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鼓励，对应发出司法建议书而未发出的审判人员，则酌情予以处罚。每发出一篇建议和建议被发送单位采纳而向该院反馈意见及获奖的司法建议，都将在目标管理中获得相应的加分，调动法官参与的积极性。

司法效果范文篇9

〔关键词〕环境犯罪;修复机制;生态效果;完善路径

积极探索生态司法修复机制是司法机关履行生态保护职能的体现，也是司法机关发挥生态保护的重要创新工作机制。近年来，部分司法机关在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过程中积极探索，先后建立独具地方特色的生态修复工作机制，取得良好生态保护效果。但是该机制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仍存在诸如修复主体、方式、时间、地点、监督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化、不规范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该机制。

一、逻辑起点:生态修复基础理论研究

(一)生态修复源起。“生态修复”词语并不是中国本土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环境学现代恢复理论成果———恢复性司法理论。“修复性司法”理论最早由西方学者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其目的是从法律角度解决受损生态系统或者社会系统的修复问题，该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实施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虽然英美法系对该理论研究较早，但是对修复性司法的认定并没有统一认识。尽管学界对恢复性司法理念认识不同，但都认可其目的就是将受损的社会系统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者比原有状态功能更和谐的状态。该理论是对传统司法模式的一种创新。恢复性司法理论应用于环境刑事犯罪案件后，认为司法效果应当是采取有效措施对受损的生态系统或者社会系统修整、进化，当生态修复工作机制运用于环境司法领域时就是一种修复性司法方式，该理念得到理论界、实务界认可。(二)生态修复性质探讨。近几年来，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作为司法机关办理环境犯罪的重要创新工作机制，取得良好生态效果，但在生态修复行为的刑法定性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修复就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恢复性司法理论，针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犯罪行为人采取措施修复。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修复行为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实施环境犯罪后，积极修复受损环境，作为可以从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对待。第三种认为:生态修复行为就是将受损的生态环境恢复到原有状态，其实是恢复原状的一种体现，所以修复工作应当与恢复原状具有一样的刑法定位，应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来认定。第四种观点认为:无论法定量刑情节还是非刑罚处罚措施，均需要刑法明文规定。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生态修复行为具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刑法性质。笔者认为，生态修复行为的刑法定位需要结合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背后法理精神进行认定。生态修复工作虽然与西方学者的恢复性司法有相似之处，但是生态司法修复机制与恢复性司法从参与主体还是实现效果方面均具有不同之处。同时，如果将修复行为仅仅作为一种酌定量刑情节认定，在行为人拒不实施修复行为情况下，司法机关无法强制行为人实施修复行为，受损生态环境将无法得到修复。(三)生态修复概念界定。生态修复与恢复原状无论在内容还是功能方面均有相似之处，有些司法工作者认为环境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必要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直接让环境犯罪行为人适用恢复原状即可。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厘清生态修复概念。修复与恢复的概念虽然意思相近，但是却有本质区别，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使用。恢复最常见的就是恢复原状，将损害的结果恢复到损害前的原始状态;修复的字面意思是指修理使恢复完整或者有机体的组织发生缺损时由新生的组织来补充使恢复原来的形态。恢复强调的是恢复原始状态的结果;修复强调的是通过修理恢复其完整的功能效果，至于修复后的功能效果是否就是原始状态，这并不影响修复的认定。［1］生态修复概念在刑法领域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笔者在分析该词语出处，综合该词语在刑法中特定内涵，认为可以将生态修复界定为:司法工作人员在环境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要求行为人按照特定修复方式将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对修复情况进行监督，追求完整生态修复效果的非刑罚处罚措施。生态修复不仅仅是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还包括对受损社会关系、受损法益的修复，生态修复具有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双重含义。

二、实务考察:生态司法修复机制模式的探索

(一)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实践模式探索。2012年以来，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在加大对环境犯罪打击力度情况下，积极探索生态修复工作机制。各地司法机关探索修复机制过程中，经过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恢复原状式修复模式。该模式建立在恢复受害法益基础上，行为人侵害的法益情况进行原状修复，即行为人侵害了哪个地方的哪一种类的环境法益，就采取就地修复恢复原状的方式。第二种多元化修复模式。该模式的修复注重最终的修复结果，无论修复内容还是修复方式均呈现多元化，目的就是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该模式下的修复后果要求更高于受损之前的效果。第三种替代性修复模式。该模式不受形式上修复方式、修复对象等内容局限，将重点放在行为人自愿修复的行为考察方面。第四种是基金型修复模式。该模式主要采取修复基金方式进行，行为人缴纳生态修复基金，这些修复基金由政府统一用于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以上几种修复模式在修复内容、修复手段、修复标准、监督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坚持“自愿、谁损害谁修复”基本理念。修复方式主要是补植复绿和鱼种放养。针对滥伐、盗伐林木等破坏林业资源犯罪，引导行为人通过种植苗木方式进行修复;针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犯罪，引导行为人放养鱼苗方式进行修复;针对污染环境、土壤、空气等犯罪，因恢复成本、技术等因素，则引导行为人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替代修复。生态修复模式的多样化一方面说明机制标准缺失的现状，另一方面突显司法机关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积极作为。(二)生态司法修复机制的实务问题。1．修复方式过于单一。生态修复机制的修复方式主要是补植复绿和鱼种放养。司法实践中破坏环境行为方式众多，有的破坏林业资源，有的破坏水产资源，有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有的污染水源、土壤、大气等等，由于被破坏生态环境类型不同，采取相应的不同修复方式才能实现最好的修复效果。例如，滥伐、盗伐林木等破坏森林资源犯罪，采取补植复绿方式进行修复，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破坏渔业资源犯罪采取鱼种放养方式进行修复，破坏什么修复什么的做法是理想方式。但是，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污染大气、水源等犯罪，由于技术、资金、成本等客观因素限制，无法做到针对性修复。2．修复数量缺乏标准。修复数量的认定虽然不能够直接决定修复效果，但是修复数量是修复机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实践中如何确定修复数量没有统一标准是实务难题之一。例如，滥伐林木罪中，修复数量就是行为人砍伐的数量，还是砍伐数量的数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对于滥伐林木的行为人，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时，要求其种植滥伐林木数量的10倍苗木。这是现行法规中关于修复数量的直接规定，该标准是否适用于刑事司法修复存在疑问。而且，这只是关于破坏林业资源案件才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破坏其他生态资源案件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数量问题。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采取的数量标准是根据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决定修复数量，例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中，修复数量的认定，一方面考虑行为人犯罪数量和犯罪情节，另一方面结合行为人家庭经济情况、修复能力等因素。修复数量的标准关系到公平，也关系到修复效果，既不可以一味追求修复效果导致修复数量越多越好，也不可以盲目追求统一标准而忽视具体案情。修复数量在没有法律规定情况下，如何确定是修复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3．修复区域选择疑难。生态司法修复机制需要有具体载体，苗木种植或者鱼种放养均需要具体实施地点。实践中苗木种植地点选择不同，有的在犯罪地点实施，有的在专门修复基地实施，有的在国家集体林地实施，有的选择在自留山实施等。总之，修复地点的选择没有统一的区域。涪陵区检察院最初采取的是犯罪地修复方式，行为人在哪破坏就在哪修复。实施一段时间后发现有些犯罪地地处深山很难到达、修复工作无法监督、事后无法养护等问题。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该院采取异地修复，建立专门生态修复基地，但是修复基地建设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设、水源管理、监督管理、修复效果局部性等问题。4．修复成本鉴定费用过高。环境犯罪证据收集过程中让侦查机关为难的就是鉴定问题，一方面鉴定机构选择面较少，另一方面鉴定成本费用过高。在生态修复过程中也面临着该问题，修复成本确定并不是简单的凭办案人员感觉而定，而是需要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具体修复费用作出具体结论。对于一般简单的环境犯罪案件，可以根据其具体的量化标准(犯罪数量)采取较简单的修复费用。但是对于污染大气、水源、损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植物犯罪等无法估价甚至无法修复的案件，具体修复成本如何认定存在疑问，并且很多专业鉴定费用过高，远远超过行为人承受能力。5．监督机制不完善。生态修复工作监督主体应当是公安、检察院、法院。但是具体办案人员对生态修复工作积极性不高，在案件数量每年递增，办案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很难抽出人力物力投入到修复工作中。司法机关作为法律规定的监督机关，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修复工作监督重任。但是，由于修复工作本身具有一定专业性，司法机关只能进行形式上的监督，无法进行实质监督。例如，修复苗木过程中，苗木修复的效果需要林业部门专业人员进行监督，即苗木种类、大小、规格以及种植后的养护工作都需要监督。

三、进路研究:生态修复工作机制的完善

(一)明确生态司法修复机制的主体。1．生态修复实施主体。生态修复工作的责任承担主体就是破坏环境的行为人，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2］司法实践中，很多修复工作均是由环境犯罪或者违法者亲自承担，例如，滥伐林木者自行购买苗木、自行栽种、养护等，直至修复结束。问题在于对于一些被采取强制措施剥夺人身自由或者因为时间、金钱等因素无法亲自实施修复工作的环境犯罪者或者违法者如何处理。如果允许他人代为修复，那么修复工作虽然可以正常进行，但是会失去教育惩罚意义，毕竟环境犯罪者或者违法者通过自己亲自种植苗木可以亲身体验到环境修复困难，在其内心会形成环境保护的教育作用。同时，委托他人代为修复或者提供修复基金聘请专业机构代为修复，存在着不公平现象。家庭富裕者更愿意提供金钱用于委托他人修复，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则只能选择自己修复，这样进行的后果就是修复工作本身不公平性。但是如果不允许他人代为修复，那么修复工作难以进行。所以，当行为人因为客观因素无法亲自实施修复工作时，应当允许环境犯罪者或者违法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工作，或者向司法机关缴纳一定修复基金用于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修复。由此可见，修复工作实施主体原则上是环境犯罪者或者违法者，必要时环境犯罪人委托人或者司法人员可以成为修复工作具体实施者。2．修复成本评估主体。修复工作机制实施需要正确的评估环境修复所需成本，无论修复者自己修复还是委托他人修复或者缴纳修复基金均有一定的标准可以参考。实务中，司法机关往往根据犯罪数量确定修复数量，例如，行为人滥伐20株林木时，司法人员往往要求滥伐林木人修复10倍以上林木数量。其实，修复数量确定必须考虑犯罪数量、修复成本和修复效果等现实因素制约，具体修复工作需要的成本或者达到某种修复效果的资金量需要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鉴定，得出专业的鉴定结论，这样才可以保障生态修复工作的实效性。我国规定的修复评估机构非常少，一方面是符合专业资质的机构较少，另一方面进行评估费用过高，这也为修复工作带来困难，但是修复评估主体的选择是生态修复工作必要的环节之一。3．生态修复监督主体。生态司法修复机制的监督机构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无论是侦查机关、司法机关、法院均有权对环境修复工作进行监面对修复具体实施工作过程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修复工作实际效果进行监督。在一般破坏环境涉及的民事、行政案件中，作为林业局、环保局、质量监督局等相关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监督机关，监督整个生态修复工作。对于刑事案件的生态修复工作监督需要根据案件所在阶段确定监督者。例如，当案件在侦查环节时，侦查机关可以作为监督机关，当案件在逮捕环节或者审查起诉环节时，司法机关可以作为监督机关。［3］当案件进入到法院审判环节时，法院可以作为监督机关。对于生态司法修复机制而言，只要是在职责范围内，司法行政机关均可单独作为生态修复工作监督主体，也可以共同监督修复工作。4．生态修复验收主体。由于生态修复工作是作为犯罪者事后悔罪表现，可以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来认定，所以，生态修复效果的验收关系到量刑轻重。生态修复效果的验收主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或者法院。由于修复工作涉及到专业性知识，需要林业局、环保局等专业机构协助验收。司法机关和专业机构验收之后得出的验收结论才具有形式、实质监督验收效果。(二)规范生态司法修复机制的程序。1．制定具体修复内容。修复工作一是要确定修复主体，以环境犯罪案件为例，由于生态修复并不具有强制性，所以需要司法机关先与环境犯罪行为人沟通。如果犯罪行为人自愿进行修复，则确定修复主体，采取自行修复或者委托他人修复或者缴纳修复基金方式。二是确定修复方式，根据破坏环境内容不同采取最接近的修复方式。［4］三是根据修复方式不同选择修复的时间。以苗木种植为例，一年中只有春、秋、冬季节适合种植苗木，夏天因为天气原因、植物生长规律等因素限制无法进行苗木种植修复，所以修复时间需要符合自然规律。2．确定可行性修复方案。当司法机关与环境犯罪行为人就修复主体、地点、时间、方式沟通协调之后，需要制作简单的修复方案。方案里面涉及内容应当包括修复难度评估、效果评估、修复时间、修复方式、监督机构、验收时间标准等内容。［5］修复方案的制定根据修复内容的不同由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出具。制定修复方案过程中，需要修复实施主体参与，让其清楚整个修复工作计划，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解答以方便修复工作的实施。修复方案需要考虑包括主体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安全因素、时间因素等众多因素。3．多方面监督修复过程。修复方案制定后进入实施阶段，除了修复工作本身的重视外，还需要重视专业修复监督工作。一方面，监督行为人按照修复方案的内容进行修复;另一方面，还需要邀请专业的行政职能机关进行监督，即除在司法程序方面对修复工作进行监督，又在修复的实体效果方面进行实体监督。4．统一修复验收标准。整体修复工作按照修复方案实施完毕后，需要由专门行政机关实地验收后出具技术验收报告，技术报告内容包括修复工作的时间、地点、修复方式、修复效果、后期管护等方面，该技术报告应当作出验收成效的结论。同时，在专门行政机关验收报告出具后，作为监督者的司法机关需要以技术验收报告为基础从司法程序方面对修复工作进行验收。如果实地勘察后，认可技术验收结论，则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认可。如果验收不合格，则监督修复工作行为人采取补救措施继续修复，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参考文献:

［1］吴鹏．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生态修复制度的误解与矫正［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2］崔建远．关于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辨析［J］．当代法学，2005(1)．

［3］张霞．生态犯罪案件中恢复性司法应用研究［J］．政法论丛，2016(2)．

［4］别涛．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6)．

司法效果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上级政法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最大力度组织预防和管控，最大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牢固树立人本理念，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引导与管理相结合，坚持服务与帮扶相结合，不断完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帮扶机制，着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科学化水平，切实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能，为长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总体目标

以“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为契机，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程度，推行信息化防控手段，积极拓展多元化帮扶途径，不断探索评价社区矫正绩效的评估体系，促进社区矫治效果明显改善，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能力明显增强，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科学而有成效地开展。

三、主要措施

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重点围绕管理规范化、防控信息化、扶助多元化，开展矫正效果评估等方面予以推进。

（一）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围绕矫正衔接规范、矫正执行规范、矫正解除规范、执法文书规范四个方面，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水平。

1、矫正衔接规范

（1）县司法局收到相关单位委托后，指派工作人员或指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犯）居住地的镇（区）司法所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出具评估报告。

（2）司法所在收到县司法局指派办理后，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评估报告，提出能否适用管制、缓刑或者假释的建议，县司法局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交委托机关。

（3）司法所不接受各级法院、监所的直接委托。

（4）严格履行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程序。县局社区矫正科收到法律文书后，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电话通知或书面告知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到。县局社区矫正科对报到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身份核实，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并对其进行入矫前教育，完成首次谈话笔录，发放《社区矫正“鑫生之旅”监督考察手册》，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镇（区）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2、矫正执行规范

（1）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后三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社区服刑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同时，签订矫正责任书。

（2）司法所在宣告执行后五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情况，每半年评估矫正方案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制定方案时做到因人定案、因人施矫，一人一案。

（3）对宣告执行后三个月内的社区服刑人员，一律实施严格管理。严管三个月期满后，司法所应当在十个工作日运用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系统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评估，提出确定其管理等级的建议，报县司法局批准实施。

（4）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教育学习，其中每月18号为集中教育日，增强其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司法所需制作规范性、完整性、独创性的集中教育讲稿，县局社区矫正科每月组织开展评比考核活动。

（5）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社区服务，帮助其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加强镇（区）社区矫正劳动基地建设，根据公益性、人道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制作社区矫正社区服务计划。

（6）社区服刑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本县的，由社区服刑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外出时间在七日以下的，由司法所批准，报县局备案，超过七日的，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县局批准。

（7）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月18号进行书面思想汇报，文化程度低的对象可以口述，由他人，人需签字。思想汇报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关系及思想状况。

（8）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周一进行电话汇报，对电话汇报情况进行详细记载。电话汇报内容包括：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及思想状况。同时，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当面报告一次，普通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当面报告一次。

（9）司法所定期走访社区服刑人员家庭、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和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对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半月走访一次，对普管、宽管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走访一次。

（10）司法所对未成年人监督管理，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监督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按照《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章的规定执行。

（11）司法所每月对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严格执行《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奖惩要求，进行奖惩。

3、矫正解除规范

（1）在社区矫正期满前三十日内，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作个人总结，根据其在矫正期间的表现、考核结果、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鉴定，并对安置帮教提出建议。

（2）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期满当天，应当为矫正期满对象进行公开解除宣告（期满当天为节假日的，解除宣告可以提前至节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展，但矫正期限应当如实告知），解除宣告应当庄重、严肃，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同时，向解除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告知安置帮教有关规定。

4、执法文书规范

（1）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以及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有关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书，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报备通知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2）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等，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3）严格按照司法部、省厅相关文件和县局台账格式要求制定社区矫正台账，从运用审前评估、交付接收、矫正执行、解除终止矫正等环节，以及包括社区服刑人员花名册、社区矫正会议记录簿、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等进行整理制作台账。

（二）社区矫正防控信息化

围绕日常管理，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系统，强化科学管理，有效提高监督、教育效果，全面提升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

1、推行远程视频系统

（1）运用县、镇（区）调处中心远程视频系统，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入矫教育等活动，做到县、镇（区）两级同步、规范有序，实现会议网上开，业务网上走，社区矫正集中教育网上督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组织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活动，全部在调处视频监控中心进行，每月及时向县司法局汇报活动开展时间。

（3）县司法局在每次活动开展前，对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出席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计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4）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每季度在视频监控中心为全县社区服刑人员授课一次。

2、健全录音电话音频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带录音功能的电话机，在全县使用社区矫正录音电话音频系统，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留音、监督人情况反馈、审前调查假释评估留证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对录音电子档案分类归档，通过互联网，每月向县局传输加密电子档案，县局社区矫正科及时核查当月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情况反馈及各项取证，统一整理归档。

（3）各镇（区）司法所落实专人负责录音电话数据采集、核对、整理工作，做好音频数据安全工作，每月上报情况记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3、建立指纹考勤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指纹考勤机，用于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集中教育、社区服务及各项活动考勤签到。

（2）各镇（区）司法所及时完成指纹打卡系统调试准备工作，适时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建立指纹档案，每名对象分别建立两枚不同的指纹档案。

（3）各镇（区）司法所督促社区矫正对象，在每次活动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指纹考勤一次。

（4）指纹考勤信息每月定期向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送，每次集中教育、社区服务时间及人员出席率列入月度和年度考核计分。

4、完善移动定位监控系统

（1）依托社区矫正目标位置定位监管系统，对重点对象和外出务工社区服刑人员实施24小时手机移动定位监管。

(2)强化系统运用，各镇（区）司法所需确保专人负责监控平台，发挥系统作用，实现“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警示告知”等功能，并形成每日监控日志。

(3)加强对离线对象的追踪和情况通报，对刻意逃避监管的对象，及时给予惩处。情节严重的，提请法院撤销缓刑、假释。

（三）社区矫正多元化扶助体系

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与合作，齐抓共管，整体联动，落实社会适应性矫正扶助措施，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全面提升社区矫正扶助能力。

1、建立“五扶一促”扶助平台

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各镇（区）司法所围绕“扶心、扶困、扶技、扶业、扶学”五个方面，每年至少开展2次帮扶需求调查活动，记录在案并进行分类帮扶。以“五扶一促”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扶助活动，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困难。

（1）对生活困难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临时救助、医疗救助、落实最低生活保障、落实责任田等方面帮困扶助。

（2）对失业下岗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职业技能、鼓励自主创业等方面的就业帮助。

（3）对存在心理隐疾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型扶助。

（4）对处在学龄期或者愿意继续在校学习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就学帮助，就学帮助的主要目标人员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

（5）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形成良好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进行技能培训，促使其尽快融入社会群体，真正回归社会。

2、创建结对帮教扶助平台

（1）以“5+1”矫正小组模式为基础构建帮扶机制。即每位矫正对象配有五名帮教人，矫正对象居住地村干部，志愿者、社区民警、家庭成员（监管人），社区矫正工作者，五名帮教人联合帮扶一名矫正对象。

（2）司法所加强与帮教人联系，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服刑态度。

（3）开展矫正对象“助人自助”活动，鼓励年龄相近、性格相仿的社区矫正对象自行结对，先进带后进，老对象带新人，相互提醒、互相鞭策，共同进步。

3、搭建临时救济扶助平台

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积极发动企业赞助和社会各界捐款，建立社区矫正临时救济资金，用于解决经济特别困难、生活难以为继的对象过渡性生活问题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走访帮扶活动。确实困难对象，按规定程序审批给予救济，临时救济资金由县司法局统一管理，设救济专用账户，做到专款专用。

（四）构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体系

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包括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落实、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成效以及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社会影响等。

1、对社区矫正工作质态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制度实际运作状态和结果进行评价，包括重新犯罪率、矫正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

（2）将重新犯罪情况与各项制度落实情况、日常管理情况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优”、“良”、“差”三个等次（详见附表）。

（3）县司法局结合社区矫正年度考核，对各镇（区）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进行效果评估，评估结果全县通报；工作质量和成效评估结果与年终考核相挂钩，评估结果为“优”和“良”等次的年终考核列入加分，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将及时通报并查找薄弱环节，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方案。

2、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进行评估

（1）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进行评价，包括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心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以及社会适应性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重点采集风险等级、刑罚执行情况、矫正期间表现、奖惩情况、矫正阶段反应、外界综合评价等方面的数据，评估得分低于55分，认定矫正质量效果“差”，评估得分在55-75分之间，认为矫正效果“一般”，评估得分高于75分，认为矫正效果“好”（详见附表）。

（3）各镇（区）司法所需客观、真实填写社区矫正质量效果评估表，对社区矫正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效果评估，效果评估表统一存入社区矫正工作档案，评估结果在每季度30日前报县局社区矫正科；对矫正效果评定为“差”、阶段效果得分为负数的对象，需进行重点情况分析并及时调整矫正思路和管理等级。

3、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包括社会公众态度、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抽取两个村（居），各随机发放问卷（附件三）调查30份，评估结果分为“优”、“良”、“差”三个等次，A选项的平均选择率在80%以上评定“优”，选择率在50%以上评定“良”，选择率在50%以下的评定“差”。

（3）社会反响评估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需及时分析，多方面查找原因，积极整改，不断提高公众认可度。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的实施，是全面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各所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立足实际，强化措施，抓好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