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控制范文10篇

司法控制范文篇1

内容提要: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鲜明特点，在于它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宪法，而不是刑事立法。这是它最值得借鉴之处。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另一特点，在于通过长期努力将宪法的原则逐步细化为具体的法律标准和规则。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第三个特点，在于控制的渐进性，即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标准及规则的制定和改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第四个特点，在于法院在决定死刑规则时始终需要考虑社会民意。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美在司法控制死刑的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

2008年6月底，最高人民法院透露，在今年一至六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15％由各地报请核准的死刑判决。这一消息被BBC等国际媒体广为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这一消息，不仅说明中国自最高人民法院恢复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后在人权领域中取得了又一新的进步，而且印证了中国刑法学界近年提出的通过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来减少死刑适用的建议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主张。①2001年，国内一位年青学者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在刑事立法中死刑罪名和死罪范围较为宽泛的情况之下，如何从刑事司法的角度限制死刑是急需补充的理论空白，也是我国目前限制死刑问题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②对于在国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在近年不仅组织了国内的研究，而且开展了同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学术交流，发表了不少重要见解。③应当说，中国在各项法制改革中，历来十分重视发掘和汲取国外的有益经验。从中外比较的视角来看，美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主要通过法院的宪法性判例所形成的司法控制死刑适用模式，独具特色，值得研究。本文从中美比较的角度考察美国对死刑控制的状况，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分析对死刑加以司法控制的美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再从历史、科学和民意的角度比较中美死刑问题，以求探讨这一模式对中国继续加强对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何种值得借鉴的价值。

一、美国司法控制死刑的状况

在死刑问题上，中美尽管在法律、观念和实践中有种种不同，但都必须依靠司法控制来减少死刑的适用。基于对美国司法控制死刑状况的以下三点认识，笔者认为中美之间可以深入开展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交流以分享经验。

首先，与中国一样，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的为数不多的大国之一。据特赦国际公布的资料，截至2008年1月中旬，全球共有135个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或者实践中废止死刑，尚有62个国家保留死刑。④其中，除中国以外，可以视为世界大国的还有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而这三国都很注重依靠司法机关来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印度虽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但印度的最高法院一直坚持死刑只能在“极少数中的少数”案件中适用。由于最高法院采取的这一严格控制死刑的立场，印度在1975年后只在很少案件中适用过死刑，在1995年后仅在个别案件中执行过死刑。这使得印度成为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实际使用死刑次数最少的国家。⑤日本在法律上对犯有故意杀人和叛国罪行的人保留死刑。据报道，日本在1946年至1993年共判处766人死刑，其中608人被执行。但近年来日本也逐步加强了对死刑的司法控制。在2004年到2005年，日本的司法部长甚至一度决定不再签署死刑执行令。目前，印度和日本两国被判处死刑等候执行的人数分别仅为数十人而已。⑥美国与日本和印度不同，是在司法实践中较多适用死刑的国家，现在等待被执行的死刑犯高达三千余名。可以说，就死刑问题而言，中美两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主要的对象。从学术研究的前景来看，美国将成为中国研究外国死刑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国之一，而它在通过司法控制死刑方面的丰富经验也很值得研究和汲取。⑦

其次，美国在立法上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数量虽然远远不及中国，但与印度和日本不同，美国目前还保留死刑的36个州的刑法和联邦刑法上规定的“死罪”合在一起也为数不少，约有二十余种罪名。其中，主要是谋杀罪和其他故意致人死亡的犯罪，但也包括了叛国和强奸儿童等少量其他罪名。在保留死刑的各州，刑法上规定可以适用死刑的有一级谋杀、破坏火车、叛国、伪证致人被执行死刑、绑架伤害身体或勒赎致死、劫持飞机、强奸幼女、可处死刑的贩毒罪以及可处死刑的性暴力犯罪等。在联邦刑法上，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有谋杀、劫机或劫持交通工具致人死亡、侵犯民权致人死亡、运输爆炸物或破坏政府财产致人死亡、间谍、灭种罪、以杀人为目的邮寄杀伤性物品、绑架致人死亡、与抢银行有关的杀人或绑架、叛国等。与早在1976年就废除了死刑的加拿大相比，美国在立法上废止死刑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至今在50个州中只有14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废止了死刑。⑧因此，美国还只是一个“正在走向废止死刑”的国家。⑨目前，美国学术界倾向于全面废止死刑，但是在有的州里甚至还出现了要求扩大死刑的立法动向。⑩每当选举年到来之时，美国的政界人物还经常会用“严打”来争取选票。在实践中，与在中国一样，在美国要控制死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院，而不能单纯等待立法机关去修改法律。

再次，美国是世界上死刑案件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在近年出现了实际执行死刑数量连续下降的明显趋势。这说明在立法保留死刑的条件下，司法对控制死刑足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也与中国目前开始出现的趋势有某些相似之处。据特赦国际收集并确认为可靠的资料，在2007年，全球共有50个国家对总共3347名犯人判处了死刑，其中有24个国家对总共1252名犯人执行了死刑。2007年全球实际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五个国家依次是中国（470人）、伊朗（317人）、沙特阿拉伯（143人）、巴基斯坦（135人）和美国（42人）。中国执行的死刑人数虽然一直是世界第一，但美国也名列前茅。它在2006年执行死刑的人数是世界排名第六，而在2005年则是世界第四。(11)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美两国近年来被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都有下降。美国从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格里诉乔治亚一案的判决恢复执行死刑后到2008年6月26日共执行1108人。其间，从1976年到1999年，美国按年度统计的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由零逐步增加到98人，而在1999年后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0年为85人，2001年为66人，2002年为71人，2003年为65人，2004年为59人，2005年为60人，2006年为53人，2007年为42人，2008年上半年六个月因暂停使用注射执行死刑，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更进一步下降为9人。从1999年到2007年的九年中，美国按年度统计的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减少近60％。用图表显示如下：(12)

美国被法院判处死刑的人数与上述被执行人数几乎同步发生变化。美国在1998年判处306人死刑，此后逐年下降，2007年仅判处约110人死刑，十年间跌幅近65％，与上述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变化大体相当。这也说明，十年来美国法院对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的经验表明，在立法保留死刑的条件下，加强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是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这一点对于探讨在中国通过司法控制减少死刑，尤其是评估最高人民法院重新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后对死刑适用可能发生的主导性或决定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美国司法控制死刑模式的主要特点

从1972年富尔曼诉乔治亚一案的历史性判决开始，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充分地发挥了司法机关对减少死刑的主导性作用。这些判例生动体现了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反映了人权观念与日俱增的影响和对正当程序矢志不移的追求。死刑司法控制的美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美国联邦和部分州的最高法院充分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违宪审查权，而且将关系死刑的实体和程序问题提高到宪法权利的高度加以处理。法院通过对案件的审理，一方面是根据宪法规定的禁止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的规定，审查关于可适用死刑对象的某些实体法条文，继而用宣告其违宪的方式中止其适用；另一方面是从宪法权利的高度审查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死刑执行方法，纠正办理死刑案件时发生的程序性偏差，以保障程序公正，并力求使死刑的执行得到进一步改良。

美国的法院、特别是联邦和州的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毋庸置疑的权威，使得它们能够通过独立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有效地控制、减少、甚至中止死刑的适用。就宪法赋予的司法权而言，美国法院对立法的违宪审查权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权力。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体现对死刑的司法控制的标志性案件都是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结果。

在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富尔曼诉乔治亚一案的判决宣告，经过对三起相关案件的审查，认定当时的死刑立法因具有‘随意性’而违反宪法第八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谓随意性，是指适用这些法律的结果导致了同样的案件（强奸杀人）判处了不同的刑罚。其中，有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理由不清，其偶然性如同某人在闪电时遭遇雷击。最高法院有的法官还认为本案中死刑的适用有种族歧视之嫌。(13)这一判决导致美国各地暂停适用死刑。37个州在此后的四年中修改刑法，以解决立法的随意性问题。1976年，在格里诉乔治亚一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审查了乔治亚等几个州修改后的死刑立法后，认定它们所规定的量刑标准已经达到了“客观性”的要求，即判处死刑应依照“客观的”标准，而且量刑理由在上诉中可以受到“客观的”复议。判决还理直气壮地指出，对杀人罪适用死刑是基于报应和遏制的理由，基于报应的死刑本身并非“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它表现的是“社会对于特别严重的犯罪的一种道义上的震怒”，是尊重人类尊严的表现。因为，人们觉得，“唯一能够充分回应那些性质严重到挑战人类尊严的犯罪的只有死刑”。但是，这种对犯罪的道义谴责又必须依法有序地予以表达。(14)由此，死刑的适用得以恢复。在做出格里诉乔治亚案的判决同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伍德森诉北卡罗林纳一案也做出判决。法院基于“文明社会”的要求，认定北卡州议会在富尔曼案后在州刑法典中将死刑修改成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构成违宪，属于“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15)

一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采取的是逐步减少死刑的立场，而没有像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最高法院那样，一举宣告死刑违宪。(16)1976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法上对适用死刑规定的限制越来越多。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福特诉维恩怀特一案的判决中，宣布不得对患有精神病的犯人适用死刑。其理由是，处死精神病人是“野蛮而不人道的”，它不符合普通法的传统，也违背了宪法第八修正案的精神。判决要求按“标志着一个成熟社会的进步”的标准来理解第八修正案的精神。(17)1988年，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基于“标志着一个成熟社会的进步”的标准，并总结了多个州的法院禁止对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经验，对汤姆森诉俄克拉荷马一案做出判决，宣告对未满十五岁的犯人适用死刑违反了宪法第八修正案的精神。(18)200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一案的判决中，又一次依据“标志着一个成熟社会的进步”的标准，宣告对精神耗弱（弱智者）的犯人适用死刑也构成违宪，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19)2005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罗帕诉西门斯一案的判决中，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宣告对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判处死刑构成违宪，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20)

在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还表现为减少“死罪”的种类。在这一方面，强奸罪是否可以适用死刑是过去三十多年法院关注的焦点。在1977年对库克诉乔治亚一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对强奸成年妇女而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罪人不得判处死刑。此案的被告人库克因犯谋杀、强奸、绑架和加重伤害入狱。他在服刑期间越狱，在越狱后又犯了武装抢劫罪并强奸了一名成年妇女。乔治亚州1972年的刑法典规定，对强奸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二十年监禁”。该州的法院根据这一规定，判处其死刑。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却认为，“强奸虽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但它毕竟不同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谋杀，”所以，“对强奸犯判处死刑是极为过分和过度的刑罚，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21)这一判决公布后，美国各州的刑法对强奸罪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均成为违宪而不再适用。2008年6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肯尼迪诉路易斯安那一案的判决中进一步宣告，路易斯安那州的刑法典规定对既没有致人死亡也没有杀人故意的强奸儿童犯判处死刑，属于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忍、不寻常的刑罚”。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写到：“当法律用死亡作为惩罚时，就会发生自我沉沦变成酷法的风险，从而越过宪法所坚持的体面而有分寸的界限。”判决宣布，法律不得允许对没有实施谋杀也没有谋杀故意的犯罪人判处死刑，否则就是违反了第八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而且也背离了要求将死刑限制于“最严重的犯罪”的“全国共识”。(22)

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既针对实体法的适用，也针对程序法的问题。以1986年的巴特森诉肯德基案的判决为标志，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中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美国最高法院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3)直到今天，种族歧视问题仍然被美国最高法院视为对程序公正的现实威胁。(24)此外，诸如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证据的披露和有效的辩护等问题，也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经常涉及并做出新的解释的问题。比如，200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瑞恩诉亚利桑那一案的判决中宣布，由法官一人认定足以导致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加重情节，违反了被告人接受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25)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的一起死刑案件的上诉，涉及证据披露问题。在康恩诉贝尔一案中，控方早已掌握被告人吸毒的证据，但在开庭前没有披露这一证据。被告人认为吸毒是减弱他的谋杀故意的重要情节。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得以被受理。(26)

近年来，美国司法控制死刑的另一热点问题，是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注射致死的合宪性问题。在1977年俄克拉荷马州颁布法律许可采用注射法执行死刑后，注射法已经逐步成为美国执行死刑的主要方法。1982年12月，美国第一次采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执行了死刑，当时被视为是最人道的死刑执行方法。但是，最近几年来，有案件显示这种在理论上基本没有痛苦的执行方法对某些犯人有可能造成某种痛苦，以致引起涉及第八修正案的争议。在加利福尼亚等地，因医生拒绝参与注射执行，死刑一度无法执行。注射执行在美国被暂停七个月之久。最后，在2008年4月，因美国最高法院在对贝兹诉瑞兹一案的判决中宣告注射致死不属于“残忍的、不寻常的刑罚”，死刑的执行在美国才得以恢复。(27)

从以上判例中，可以总结出美国的司法控制死刑模式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有助于思考中国的死刑司法控制模式的重要启示。

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鲜明特点，在于它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宪法，而不是刑事立法。这是它最值得借鉴之处。司法对死刑的有效控制必须从维护宪法权利的立场出发。在办理死刑案件时，法院需要从国家根本制度的高度来思考和适用刑事法律，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依法办事首先是依照宪法的精神来理解和贯彻法律。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法院虽然因为没有违宪审查权而不可能通过判决宣告某项法律规定违宪，但可以考虑将死刑案件中的量刑提高到宪法权利的高度。在办理死刑案件时，可以考虑以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的原则作为指导性依据，并援引这些原则来解释和适用中国刑法的规定。

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另一特点，在于通过长期努力将宪法的原则逐步细化为具体的法律标准和规则。从维护宪法权利的立场出发处理死刑案件，要求法院依据的是客观合理的、不带偏见的、公之于众的量刑标准和诉讼规则。而且，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需要制定特殊的死刑案件量刑标准和诉讼规则。当法律关于死刑的规定含混不清或程序保障不够充分，而有导致司法擅断或审判不公的结果之虞时，司法机关必须尽其所能防止这种结果的发生，为此不惜在某些案件中暂不适用死刑。这一立场，实际上与中国法律界早已熟知的“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有某种异曲同工之效。目前，在中国，亟需考虑的是制定死刑案件特殊的具体量刑规则和复核规则，并及时将死刑案件核准与否的具体结果和理由详细公之于众，以减少司法的随意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

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第三个特点，在于控制的渐进性，即限制和减少死刑的标准及规则的制定和改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从1988年禁止对精神病人适用死刑到2005年禁止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判处死刑，为采纳这些公认的国际标准居然经历了27年的漫长岁月。这虽然屡受来自国内外各界的强烈批评，但也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度。(28)司法对死刑的控制必须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而不可以是随心所欲、朝令夕改的游戏。应当指出，美国联邦法院从来没有对死刑采取休克疗法。1972年对富尔曼诉乔治亚一案的判决，并非像一些人所误解的那样是“宣布废除死刑”或“宣布死刑违宪”。这一判决只是认定刑法关于死刑的规定有缺陷而导致死刑的适用有随意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的死刑属于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残忍而不寻常的刑罚”，但并没有宣布死刑本身违宪。1976年对格里诉乔治亚一案的判决也绝非是简单地“恢复死刑”或“推迟废除死刑”。它只是基于特定的理由恢复了被暂停适用的死刑，其结果是打开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进一步明确死刑适用规则的大门。(29)

美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模式的第四个特点，在于法院在决定死刑规则时始终需要考虑社会民意。司法对死刑的控制不能不考虑社会大众对死刑的看法，而学者们对死刑能够发挥的影响也必然受制于此。如果，社会大众认为只有将那些情节严重的杀人犯判处死刑才能体现“罪有应得”和“人类尊严”的要求，则法院为体现大众所期盼的社会正义，就不得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量刑中考虑反映这一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近来主张的判处死刑时应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觉”，与美国最高法院在格里诉乔治亚等案的判决中阐述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30)当然，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对福特诉维恩怀特等案的判决中指出的，在某些情况下，适用死刑即使反映民意，也可能是一个社会不够成熟的表现，而逐步增加对死刑的限制则体现了“一个成熟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社会的要求”。

三、美国司法控制死刑模式的基本条件

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美在司法控制死刑的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除了美国法院的违宪审查权等体制性条件以外，中美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值得注意。

其一，美国实行死刑制度的历史较短，而尝试废止死刑的历史较长，已形成支持控制和减少死刑的历史积淀。在美国建国之前，北美大陆上第一次对男犯执行死刑是在1608年，而第一次对女犯执行死刑是在1632年，前者距今仅四百年。早在1767年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后不久，北美就跟随欧洲出现第一波废除死刑的呼声。而中国只是到了晚清末年派沈家本等出洋考察，方才朦胧地认识到改革死刑制度之必要。1848年，密西根州率先对除叛国罪以外的犯罪废止死刑，在美国开了在法律上废除死刑的先河。约六十年以后，美国又有九个州在1907年到1917年十年之间废止了死刑，为最终全面废止死刑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对保留死刑的各州造成压力。而此时，中国正在经历推翻封建皇帝的革命，十余年后才有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部刑法。时至今日，与美国目前所保留的‘死罪’相比，中国刑法所规定的死刑的实际种类要多出几倍，其中还有多种非暴力犯罪可适用死刑。因此，就死刑制度改革的思想启蒙而言，中国比美国迟了一百多年。而就在立法上废止死刑而言，美国又比中国至少先行了一百多年。

其二，美国对死刑问题的统计资料十分详细而且完全公开，为社会各界了解、关注、参与讨论和监督死刑状况，为学术界开展科学研究并切实帮助司法界反思死刑的遏制力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基础。美国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死刑案件的案情、死刑案件在各地的分布、实际执行的人数、赦免的人数、等候被执行的死刑犯情况、乃至具体的死刑案件的办理过程，均公诸于世。而死刑案件的数量和死刑执行的统计在中国，仍然是保密的信息。甚至就一般的刑事统计而言，中美之间也有很大差距。1829年，美国纽约开始收集刑事统计数据，仅迟于在世界率先创立刑事统计制度的法国四年时间。全美在1900年已基本普及刑事统计，在1931年开始公开出版《统一犯罪报告》这样的详细统计资料。据悉，前苏联在八十年代末实行“公开性”政策时，也已经全面公开了刑事统计数据。目前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如日本和印度等国也都公开其死刑判决和执行数字。由于在中国尚没有条件开展对死刑的实证性研究，无论学术界关于死刑问题的讨论多么热闹，其立论的方法基本上仍停留在二百年前欧洲古典学派的水平，对于需要面对实际的司法部门的帮助相当有限。

其三，美国社会对死刑问题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存废之争，但争论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谋杀罪是否应保留死刑。多数民意虽然长期赞同对谋杀罪保留死刑，但他们并不反对法院对死刑的限制，也不主张对没有剥夺人命的犯罪，尤其是非暴力犯罪也要适用死刑。美国在1997年以来进行的数十次民意调查表明，即使就谋杀罪而言，无条件支持死刑的人在减少，而赞同采用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取代死刑的人不断增加。其中，在9.11以后进行的几次大型民意调查还表明，美国民众中赞成对恐怖主义扩大适用死刑的人的比例并没有因为9.11的发生而增加。最近的调查表明，美国赞成用终身监禁取代死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反对的人数，而且，美国的多数民众认为死刑具有任意性、歧视性和程序不公等问题。(31)相比之下，中国民意的情况远非如此。有迹象表明，中国民众中支持死刑的民意至今仍持续“高涨”，(32)而反对死刑或赞成用无期徒刑取代死刑的民众却寥寥无几。还有迹象表明，中国民众对法学界提出的应废除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之类主张，也基本上不表赞同。因此，在中美两国，控制死刑的民意基础完全不同。

四、结论

司法控制范文篇2

关键词：侦查权性质令状制度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侦查权的性质分析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为实现侦查目的，依照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侦查权的性质归属是研究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那么侦查程序就是一个司法程序，侦查机关就是司法机关，侦查机关的决定就有司法终局性，而没有法官介入的必要。如果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那么侦查程序就相当于行政程序，考虑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则在侦查程序中就有引入司法控制的需要了。

目前，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大致有三类观点：一娄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司法权。一类认为，侦查权本质是属于行政权。还有一类观点认为，侦查权兼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特征。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问题，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那些认为侦查权是司法权的观点，多是从侦查权的行使结果来静止地回望侦查程序，发现侦查权具备丁司法权特征。而认为侦查权是行政权的观点，则倾向于从侦查权的行使过程来看问题，认为侦查权具备了行政权特征。这两个角度都有意义。在分析侦查权性质的时候，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从侦查权静态的行使结果来分析，也要从它动态的行使过程来看。

第二，有一逻辑问题需要说明。人们之所以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或行政权，或既是司法权，又是行政权，大多因为经过分析，认为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但是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是两回事。分析侦查权的外部特征并不足以确定其本质属性。A事物具有和B事物相同的外部特征，并不等于说，A事物和B事物性质同一。所以，直接给侦查权定性的论证，论证理由似乎都不充分。侦查权具有司法权或行政权的特征，并不等于侦查权本质就是属于司法权或者行政权。

第三，笔者认为，侦查权既有司法权特征，又有行政权特征。我国学者孙笑侠先生认为，司法权和行政权，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司法权以判断为本质内容，是判断权，而行政权以管理为本质内容，是管理权。他还概括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十大区别：

(1)行政权在运行时具有主动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被动性。

(2)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

(3)行政权更注重权力结果的实质性，但司法权更注重权力过程的形式性。

(4)行政权在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情势中具有应变性，司法权则具有稳定性。

(5)行政权具有可转授性，司法权具有专属性。

(6)行政权主体职业具有行政性，司法权主体职业具有法律性。

(7)行政权效力有先定性，司法权效力有终结性。

(8)行政权运行方式的主导性，司法权运行方式的交涉性。

(9)行政权的机构系统内存在官僚层级性，司法权的机构系统内则是审级分工性。

(10)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

对照这十大区别，笔者认为侦查权有如下特征：

(1)侦查权的运行具有主动性。

(2)侦查权的行使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中立性。

(3)侦查权行使既注重实质结果，又注重形式过程。

(4)侦查权的行使强调应变性。

(5)侦查权具有专属性，不具有可转授性。

(6)侦查权主体应具有法律职业性，而不仅仅是行政性。

(7)侦查权效力具有先定合法性，也有终结性。

(8)侦查权运行具有主导性。

(9)侦查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管理关系。

(10)侦查权的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侦查权是一种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特征的特殊的国家权力。

二、目前我国对侦查权控制的现状

我国关于侦查权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侦查机关对侦查权进行内部控制。侦查机关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由后者签发相关的许可令状。

目前，我国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通过受理有关控告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关于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以及变更强制措施方面进行监督。另外，检察院可以通过对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几种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通过对几种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来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

尽管我国目前通过以上多种途径对侦查权进行控制，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不完善

(1)与侦查活动同步的内部控制单薄。公安机关的内部控制基本上都采用“批准”、“签字”的方式。这种内部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基于整个侦查机关利益、工作目标追求的一致性，内部控制的效果值得怀疑。

(2)内部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侦查机关侦查权滥用的责任追究程序规定得较少。

2．检察监督不完善

我国的检察监督存在以下若干缺陷：

(1)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不力，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流于形式。

(2)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如果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3)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采用任何强制侦查措施而缺乏来自外部的监督。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我国已部分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缺少制度保障、缺乏操作性。在侦查机关收集运用证据的活动中，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容易遭受不法侵害。比如，我圉立法禁止刑讯逼供，但并没有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上承认非法手段所获口供的有效性并加以运用。又如，法律禁止非法搜查，并设立了搜查与扣押的程序规则，但与刑讯逼供取证的后果不一样，非法搜查与扣押所获证据材料，只要查证属实，照样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4．司法救济欠缺

目前，在侦查程序中，公民权利遭受侵害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这主要表现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超期羁押等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但只能向侦查机关的上级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信访、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而各级法院对于这利申诉和控告往往不予受理，不会专门针对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法庭审判。

我国目前存在的侦查权控制来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个方面，但是都存在着问题。笔者认为，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遵循两条思路：以权力控制权力和以权利控制权力。前者主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三大权力主体米对侦查权施加控制。后者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来抑制违法侦查。由此形成的侦查权控制网络才是全面的。各种控制方式有其合理性，不可偏废。我国目前严重缺少的是审判机关对侦查权的控制。

三、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形式，按照启动时间先后，可以分为两种：事前令状主义、事后司法审查。此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于令状制度和司法审查中，也应被看成是司法控制的一种形式。

(一)令状制度

我国目前对于侦查行为的控制没有采取令状制度，比较相似的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权力。所不同的是，签发令状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非法院。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做法，确立令状制度，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令状制度的适用范围不宜过大。因为令状制度虽然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但是它有着制约侦查效率，影响侦查活动顺利开展的副作用。所以笔者建议适用范围可以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技术侦查等对公民人身、财产、自由强制性比较大的侦查措施。

第二，令状制度的例外情形要严格规范。正因为侦查机关考虑到令状制度影响侦查工作效率，本着侦查工作效率优先的思想，他们都有想方设法绕过令状制度限制的倾向。结果就有可能导致令状制度被虚置。所以，为了防止令状制度被虚置，控制无令状侦查行为的泛滥，应该对“紧急情况”进行严格规范，事后对于无令状侦查行为要及时进行严密审查。

第三，令状的签发主体应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这主要基于令状签发主体中立性的考虑。法院的中立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尚存争议。而且，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问题，反映了目前不理想的警检关系这也使人们质疑检察机关能否胜任签发令状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令状的救济。应对违法令状或者违反令状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且排除非法证据。

第五，令状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如下：侦查人员在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前，必须向法官提出申请。申请时，侦查人员列州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理由并附_卜相关的文件。法官接到申请后，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可以就侦查人员提出的理山予以答辩。必要时，法官可以要求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带到法官面前，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法官作出是否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决定，并列明决定的理由和具体适用范围。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在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可以先行搜查、扣押或逮捕，但是必须在事后尽快地向法官提出申请，以求确认先前的侦查行为合法。

(二)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主要形式。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侦查权控制的普遍做法。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而且日前国内对该制度的研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现对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审查的范围应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原有：第一，基于司法审查的意义和价值，司法审查制度应当在侦查程序充分发挥作用，不应加以限制；第二，关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讨论，不少人借鉴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存在于日本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我同目前仍有待引进和普及。而且，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足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界限并不清楚。第三，不用担心司法审查广泛的适用范会影响侦查效率。一方面，令状制度在采取侦查措施之前已经过滤了部分违法侦查行为。所以真正受到司法审查的侦查行为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形式可以有书面方式和言词方式两种，以书面方式为主，言词方式为辅。这样司法审查工作的进行就比较快速。第四，关于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对强制侦查应采用司法审查，对任意侦查应采用检察监督或者依靠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形式。也就是说，但凡受到检察监督或者内部控制的侦查行为，就不再需要受司法审查了。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司法审查、检察监督和侦查机关内部控制，是三种不同的监督形式，它们的适用范围都应该是广泛的。一种侦查行为应该承受这三种监督，当三种监督形式发生冲突时，其中司法审查最具权威性。

所以，司法审查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限制司法审查的范田，一则不利于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导致司法审查的适用范问题成为长期的难题。对于司法审查适用的调控，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形式来灵活变化。

2．司法审查的操作程序

司法审查的申请主体包括：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审查方式：以书面审为主，言词审为辅。当控辩双方的分歧较大或者侦查措施的采取将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应当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进行言词辩论。司法审查的内容主要围绕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具体包括：(1)行使侦查权的主体是否合法。(2)侦查行为以及侦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合法。(3)对侦查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经过审理后，法官可以作出三类裁决：宣布侦查行为违法或无效；维持侦查行为；变更侦查行为。针对法院裁决，控辩双方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以求得进一步的救济。

3．司法审查的主体

司法审查的主体应该是法院，而不是检察机关。理由：

第一，法院具有裁判的中立性，比较适合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而检察机关虽然说具有客观中立性，但是其与侦查机关具有追诉犯罪的利益一致性，检察机关的中立性大不过其追诉犯罪的倾向，否则就会造成检察机关职能的弱化。所以由检察机关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去审查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不能让人信服。

第二，法官担任司法审查的主体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不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还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都认同法官的司法审查主体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变化：2001年以前，俄罗斯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很大，有权批准或决定采取正式羁押(逮捕)等严重限制人身自由权及其他诉讼措施。2001年新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一些重要的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必须经过检察长和法院两道程序批准，才能实施。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法官担任司法审查主体是发展趋势。

第三，法院做司法审查的主体，不会影响审判权的公正行使。司法审查和审判是两项工作，在法院内部可以进行分工，部分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工作，部分法官负责审判工作。因而这两项工作不容易形成互相干扰，不会造成审前预断。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需要考虑，审判法官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如果犯罪嫌疑人事先没有被法院同意羁押，那么法官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顾虑而判决其无罪；但是由于同一法院先前的法官己同意羁押，这时候再判决无罪，就会导致法院要承受国家赔偿的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司法审查制度需要靠法官个体独立，而不仅仅是法院整体独立来支持。公务员之家:

第四，关于我国目前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权。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具有准令状制度的性质，试图通过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我国目前对检察权的定位不清。检察权到底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检察机关的性质没有清楚界定之前，就让检察机关来制约侦查机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检察权行政性的一面，很有可能变权力制约为行政权强化。目前出现的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形式化已经说明，原先权力制约的良好意愿没有实现，反而检察机关在纵容侦查程序的行政化运作。

第五，法院应设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庭来进行司法审查工作。笔者建议，由立案庭法官负责实施司法授权，由司法审查庭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同时要实现法官独立。因为在进行事后司法审查的时候，会涉及到先前司法授权正确、合法与否的问题，所以不宜由一个部门同时负责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两项工作。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控制违法侦查行为。目前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缺少立法规定和不具有操作性上。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效果不好。例如，刑事法庭对非法证据(如刑讯逼供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处理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置之不理，不对非法证据是否存在或应否排除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甚至连专门的调查、审核程序都不举行；二是受理申请，并要求检察机关加以调查，作出说明。而检察机关就刑讯逼供问题给予的“情况说明”往往是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被用来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刑讯逼供”，材料最后盖着侦查机关的公章。面对这种“情况说明”，刑事法庭基本上当庭予以采纳，并将其作为驳回辩护方申请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的运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在侦查权司法控制中最大地发挥其价值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审判程序中运行不好，不受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将视线放在了解决实体问题上，没有更多的精力、也不愿意去裁决程序违法问题。现在提前到侦查程序中，法官不需要对实体『巧题进行裁决，有利于法官集中精力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第二，在实施令状制度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在发生作用。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穿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全过程。第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越早，其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抑制违法侦查行为的作用效果就越好。

2．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法官主动排除和辩方申请排除相结合的形式

法官主动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司法权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干预。同时，也能够弥补辩方申请排除的不足辩方申请排除有一些不足：一是辩方要有一定的举证能力；二是辩方要意识到其遭受了违法侦查：

三是辩方申请排除程序相对复杂，耗费诉讼时间、诉讼资源。

3．关于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用来打击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侦查行为。而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可以暂缓控制。关于非法言词证据，通过以下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应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1)刑讯或其它方式使人在肉体上剧烈疼痛的方法；(25威胁、诱骗；(3)使人疲劳、饥渴：(4)服用药物、催眠；(5)其它方式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就非法实物证据而言，在决定是否排除时应该采取利益权衡原则，即如果排除该证据利大于弊，则予以排除：如果排除后所保护的利益并不重大，则可予以保留。在决定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应否排除时，以下应该作为重点考量的因素：一是该行为本身的违法程度。二是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三是所侦控犯罪的危害程度。

司法控制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合理性；必要性；司法控制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

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人类理性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一个理性作用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多种变化过程，它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化，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化，其具体表现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的剧增。而理性化在客观上要求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务应得到有序的安排，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管理能力，其扩增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需要。然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扩张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会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探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问题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界定

英国著名的法官霍尔斯伯勋爵在一个案件中提出：“自由裁量是指任何事情应在当局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去行使，而不是按照个人观点行事，应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随心所欲。它应该是法定的和固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模糊的、幻想的，它必须在所限制的范围内行使。”①王名扬指出：“自由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对于作出何种决定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各种可能采取和行动方针中进行选择，根据行政机关的判断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某种行动。也可能是执行任务的方法、时间、地点或侧重面，包括不采取行动的决定在内。”②德国行政法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认为：“行政机关处理同一事实要件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构成裁量。法律没有为同一事实要件只设定一种法律后果，而是授权行政机关自行确定法律后果，例如设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或者赋予其特定的处理幅度。”③

在我国，自由裁量权的概念最早见于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该书提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裁量的行政措施。”④

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论断，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大同小异。相同点是：（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前提是法律对于符合法律要件的事实，并非仅规定一种法律效果，而是规定多数法律效果或某种行为范围，使行政机关自己决定；（2）行政自由裁量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决定是否作出某个行政行为；二是在各种不同的法定措施中，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哪一个。（3）行政自由裁量权并非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其行使也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不同点是对自由裁量权存在范围的表述方面。有人认为，自由裁量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领域；有人认为自由裁量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还在抽象行政行为中存在。

其实，从理论意义上讲，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行政权的特殊形态，不但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也存在于抽象行政行为领域。

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归结起来可分为下述方面：第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可以弥补实在法律的不足。法律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永远是滞后的。对于新出现的各种情况，行政机关必须拥有自由裁量权来处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第二，由于法律语言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因此，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于具体事实的过程中，必然牵涉到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以及根据客观事实选择相应法律条款，在此适用过程中必然需要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第三，法律关于行为的种类和幅度规定存在诸多可供选择的规定时，行政机关在具体适用时也需要自由裁量权，才能作出合理、公正的决定。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必要性

对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是否享有司法审查权，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权和审判权是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各自享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职权，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享有不受司法干预的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权并非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裁量权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也有司法审查的必要。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控制问题，韦德曾提出，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也不存在不受司法复审的行政自由裁量权。⑤虽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1节规定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包括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行为，但706节又规定法院有权撤销行政机构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⑥德国行政法学者毛雷尔也指出，裁量并没给予行政机关自由或任意，不受法律约束的裁量是不存在的，行政法院有权监督裁量是否遵守了法律。⑦为了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各国纷纷探索建立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机制，其中司法控制被视为最有效的模式。就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看，也肯定了对行政自由裁量司法控制的必要性。⑧

对行政自由裁量司法控制的模式

一，大陆法系模式。在法国，行政法院通过越权之诉监督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法国行政法院有权撤销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是出于公共利益，而是出于私人利益、或目的虽符合公共利益，但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特别目的，以及程序滥用而作出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⑨在德国，行政法院对行政裁量行为的监督与其它行政行为相比有所松动，但对于裁量瑕疵的行为，行政法院仍然享有监督权。根据德国学理和司法实践的总结，裁量瑕疵有以下表现形式：（1）裁量逾越，即行政机关没有选择裁量规范的法律后果；（2）裁量怠慢，即行政机关不行使法定的裁量权；（3）裁量滥用，即行政机关根本没有规定裁量规范的目的。另外，行政机关使自由裁量权，还必须遵守德国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比例原则，否则也构成裁量瑕疵。

二，英美法系模式。英国的普通法院依据“合理”标准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进行司法控制。在英国，“合理标准是通过对法律所作的正确解释所指明的标准。这种标准分清了哪些是法定机关有权做的，哪些是无权做的。划清了正确行政或滥用权力的界限。如果有一个决定没有合理权力依据，那么该决定就常被称之为不合法。这就是现在所普遍称的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的实质。”⑩英国很多著名法官对于不合理的标准形式都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机关报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成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视逻辑或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他（迪普洛克大法官语）。”在美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一直是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支持法院有权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者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节为理由。由于这一不同的规定，造成了持久不息的争论。在美国实务界，法院总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来决定是否对某一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根据实践经验的总结，一般认为第701节第二项规定的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司法审查，主要基于法院的自我克制，这里的排除只是部分的排除。美国的普通法院在审查自由裁量问题时一般是考虑下述因素：（1）问题是否适宜由法院审查；（2）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是否需要司法的监督；（3）法院审查对行政机关完成任务的影响。

三，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评析。对于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标准，我国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合理性原则为标准，一种观点认为以合法性原则为标准。合理原则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选择性行为，不会发生违法的问题，只存在当与不当的问题，由此必须依合理性原则为标准审查该类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为把所有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视为行政不当行为，从而主张对该类行为以合理性原则为审查标准是不恰当的。实质上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个行政不当的行为了，而转化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如果确实是一个一般的行政不当行为。在我国，法院是无权审查的。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在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合法性审查。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任何不违法、仅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享有司法审查权。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没有必要为法院审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人为地再树立一个合理性审查原则，以合法性审查为标准完全可以解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问题。

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具体操作

从审查原则来看，笔者认为在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应坚持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法院之所以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就是因为该行为失去了自由裁量行为本身的性质而转让化成为违法行为。这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正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1节和第706节的规定一样，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法院又有权取消专横、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或其他的不符合法律的行为。

由此可见，法院对自由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界限就在于该行为是否违法。也就是说，只有对于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才有监督的权力，对于不当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则不具有监督的权力。当然这里所提的自由裁量的违法，不但包括对具体法律规定的违反，也包括对法的原则和法的精神，公平、正义观念的违反。具体来说，法院对于自由裁量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可以采取下述标准来进行：

一，超越自由裁量权。超越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超越了法定的幅度和范围，是一种明显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对于该类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人民法院有监督的权力。例如，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某一违反该条例的行为法定处罚种类是200元以下罚款或拘留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安机关对该违法行为科以了250元的罚款，这种处罚就是一个明显的超越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对于该处罚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撤销。

二，滥用自由裁量权。所谓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没有依据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和精神来执行法律，而是依个人意志武断、专横地作出行政行为。实际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滥用职权”标准是专门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设置的。《行政诉讼法》之所以把显失公正单列出来，就是因为行政处罚在显失公正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

①⑤⑩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68-70页、77页、79页。

②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614页。

③⑦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129页、610页。

④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司法控制范文篇4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扎实有效地开展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司法行政部门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县司法局精心组织，突出重点，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开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我局2009年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正常开展

为确保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效果，县司法局一是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副局长为副组长，宣传股长以及各基层司法所长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宣传股，由宣传股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二是结合实际制定了《××县司法局2009年艾滋病防治工作计划》，对宣传的内容、工作重点、形式和要求，作了具体的安排，为顺利开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三是及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安排部署防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明确了工作职责和任务，为防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四是为确保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得到经常性开展，今年以来，我局把此项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和《云南省遏制本文来源：文秘范文与防治艾滋病五年行动计划（2006—2010年）》列入全县普法计划，坚持做到“三个必须”，即送法进村入户必须有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内容；送法进校园必须有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内容；法制宣传教育“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主题活动必须有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内容。

二、认真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我县司法行政干警艾滋防治宣传教育业务素质，通过组织专题培训、利用政治业务学习时间组织学习等形式，我局对司法行政系统70余名干警进行了（）培训，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怎样预防艾滋病以及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如何开展“防艾”知识宣传教育等知识进行培训。同时要求要把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寨、宾馆、酒店从业人员，吸毒人员作为“防艾”宣传教育重点对象。通过培训，使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防艾”意识进一步增强，抓防艾宣传思路进一步清晰，为我局积极开展好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精心组织，多种形式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

按照县防艾办的要求，结合司法行政部门的特点和工作职能，广泛开展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为主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一）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对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防艾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青少年学生预防艾滋病的意识和能力。今年以来，我局将青少年学生的防艾法制教育放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观念和保护其身心健康的高度常抓不懈。一是以送法进校园活动为契机，采取展出展板、上法制课、播放录像等形式，认真开展青少年学生的防艾法制宣传教育。二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引导学校、教师做到防艾教育进课堂，上讲台，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不同特点，开展有所侧重、分层次的教育，使学生掌握预防艾滋病的方法与技能，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从小建立预防艾滋病的意识。一年来，县乡司法行政机关共深入到60余所学校、校点开展了防艾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2000余份，展出图片160余幅，播放录像32次。

（二）抓好特殊人员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进一步认识艾滋病的危害性。一是把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与刑释帮教工作结合起来，在对“两劳”回归人员开展帮教工作中，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作为帮教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两类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三是各乡（镇）司法所把外出务工人员列为重点宣传教育对象认真开展防艾知识宣传教育。

（三）以“三月法制宣传月”和“12．1”世界艾滋病日等为契机，利用县城街天人员集中的有利条件，组织人员上街摆摊设点、咨询服务、发放资料等形式向前来咨询和过往群众广泛开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宣传“防艾”基本常识，各乡（镇）司法所同时也在各集镇纷纷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广大群众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认识。在宣传活动中，我局积极发挥各基层法制文艺队的作用，认真指导农村法制文艺队编排防艾文艺节目，让群众在自娱自乐中接受教育。县乡司法行政机关深入社区、街道、乡村开展禁毒防艾共宣传220次，出黑板报24期，发放宣传资料33种250000余份，张贴宣传标语190条，出动宣传车13次，为我县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四）积极开展防艾宣传教育下乡活动。今年以

（）来，我局不断加强农村防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以“法律六进”活动、“送法下乡”活动等为载体，深入开展防艾宣传教育下乡活动，切实抓好农村防艾宣传教育。

四、存在的问题

（一）经费不足，制约了防艾知识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对边远山区群众和流动人口的宣传教育工作比较滞后。

（三）对重点人群宣传教育还有待研究和加强。

五、下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加大防艾宣传教育力度，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多层面、多渠道地广泛开展艾宣传教育工作

司法控制范文篇5

内容提要:准确把握期待可能性的科学含义,是以将其作为司法刑法学概念为前提的;否则,只会导致这一概念的滥用。期待可能性是指当行为人实施了具备构成要件(包括责任能力要素)该当性且违法的行为时,于责任性判断阶段所认定的在异常处境下实施该行为而确有责任能力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行为人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要对期待可能性判断进行必要的司法控制,应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措施。

期待可能性是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吸引中外学者和司法界人士倾注了大量精力加以研究,然而要达成应有的共识并据此构建相应的制度,还需要作进一步努力。本文仅为一引玉之砖。

一、期待可能性的逻辑含义

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刑法学概念,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成立的,尚需探讨,因为如果不能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科学含义,就会要么将其使用得漫无边际,要么将其与其他相关概念混同。比如,一个显而易见的精神病人实施了杀人行为,可否说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看,这样说未尝不可———如下所述,有些学者实际上就是从日常语言角度使用这一概念的,但从刑法学体系的角度看,就未必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行为时没有期待可能性,则说明行为时没有意志自由;反过来,行为时没有意志自由,则说明行为时没有期待可能性。行为时没有意志自由的情况只有两种,即意外事件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时所实施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期待可能性,其他基于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实行的行为都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当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无期待可能性,因此无意志自由,无主观恶性,因而无罪过,不负刑事责任。[1]如果确如所述,意外事件、责任能力、意志自由这几个概念已足以解释行为人为什么不负刑事责任,那么期待可能性这一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确如所述,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无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期待可能性这一概念还有什么界限呢!在理论研讨中,将期待可能性这一概念使用得漫无边际或混乱不堪的情况不胜枚举。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上级命令等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可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释。[2]

事实上,准确把握期待可能性的科学含义,是以将其作为一个刑法学概念为前提的。具体地说,期待可能性作为司法刑法学中定罪论(在缺乏分化的亦即混沌的传统刑法学体系中称之为“犯罪论”)的一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才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因为,行为人无期待可能性即“期待不可能性”,不仅是法规内的责任阻却事由的“解释原理”,而且是“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无论是哪种情况,期待可能性问题都是定罪论的概念而存在的。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期待可能性不仅存在有无之别,还存在大小之分。正如日本大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认为基于期待不可能性的责任阻却是仅限于刑法典有规定时的解释原理,就有难以充分发挥其理论的本来意图之憾。虽然有必要慎重地适用这一理论,但是,应该认为其不存在是一般的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3]行为人无期待可能性时,期待不可能性没有大小的问题,而行为人有期待可能性时,期待可能性却还有大小的问题。同样“,⋯⋯必须说期待可能性是关于与责任减轻事由相联系的刑罚法规的解释原理,同时也是超法规的责任减轻事由。”[3]403因此,撇开刑事司法中定罪的实际需要及其理论逻辑(定罪论)去谈论期待可能性,无异于“画饼充饥”。这样,期待可能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并不取决于其字面意思———其字面意思只是其极为初浅的含义,而是取决于其在定罪论中的地位,亦即由这种地位对其字面意思的限定与修正,才是期待可能性的逻辑含义或科学含义。如此,不是根据其极为初浅的字面含义来决定其在定罪论中的地位,而是相反,即根据其在定罪论中的逻辑地位来决定其字面意思应受到怎样的限定与修正。这或许是一个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常犯的方法论错误。

由是以观,期待可能性的逻辑地位问题就成为理解其科学含义的关键。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在于定罪的实际需要。当然,我们是在相互适应的罪刑法定主义(实体)和无罪推定主义(程序)的前提下来谈定罪的实际需要的。我们知道,检察官在向法庭指控犯罪的时候,他(她)不可能把一个显而易见的精神病人告到法庭,即便是这个人实施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行为。这时,检察官有必要用期待可能性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不起诉这个人吗?如果有的话,期待可能性之类的概念就不可能迟至20世纪初才出现,因为在这之前既有的现实司法需要早已决定了刑法上的相关概念的生成。同样,未达到一定年龄之人的违法行为不被指控,也不可能以行为人无期待可能性或期待不可能性来解释。事实上,这些法律现象是通过责任能力的概念来解释的。这就是为什么责任能力这一概念早于期待可能性概念而出现的原因。既然一般认为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责任性三者梯次性组成的定罪论具有如实反映定罪过程的功能,那么像德日传统刑法学那样,将责任能力问题一概放在责任性中就可谓不适当。[3]131,382通常情况下的责任能力要素是检察官在查证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阶段就必须考虑的内容。显而易见的精神病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实施什么行为,都因其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而不被起诉,违法性和责任性的司法判断更无从谈起,这正是由于在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判断阶段就考虑了责任能力要素。极少数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和极少数未成年人的未成年,却不是显而易见的,当这些人涉嫌犯罪,依法公正地决定其刑事责任的不存在,大多不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阶段完成的,更不是在违法性判断阶段完成的,而是在责任性判断阶段完成的,这说明责任性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最后一环和定罪过程的最后一争,也需要包括责任能力方面的要素,但这种责任能力要素,不是积极的、正面的构成性要素,而是消极的、负面的排除性要素。换言之,这种责任能力要素,不关乎法定的责任能力标准,而关乎异常情况下的责任能力判断。在此,暴露了德日定罪论的一个通病和痼疾,因为它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不涉及法定的责任能力标准这一要素,而将其放在责任性中去讲,这不能不使其三阶论反映定罪过程的功能大打折扣,实乃一败笔。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到,期待可能性概念与责任能力问题并不相干。有的学者认为:“与其说期待可能性是和责任能力、故意、过失相独立的个别因素,倒不如说是上述责任要素的共同要素。从责任论的立场来看,行为人具有故意、过失的话,原则上就有责任能力和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另外,也应当说具有期待可能性。”[4]把期待可能性问题与责任能力问题扯在一起,是不利于准确把握期待可能性的逻辑地位的。

同样,我们知道,故意或过失的存在是满足构成要件该当性所必需的。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故意或过失是通常情况下的故意或过失,这里的故意或过失专注于其心理事实的侧面,并根据普通人的刑法生活经验推定在符合了故意或过失所要求的心理事实之后通常就具有了非难可能性,因为构成要件正是竭力将通常具有非难可能性的行为事实形式化、客观化的结果。因此,构成要件该当性并不是不重视非难可能性的实质判断,而是在此阶段只需进行形式化而非实质化的判断,这是法治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客观要求。这样,只要满足了故意或过失所要求的心理事实,同时又满足了构成要件该当性所要求的其他要素,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司法判断即告完成。由于立法者不是万能的,司法中所使用的构成要件这一解释原理也不是万能的,所以虽然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证明了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存在,这时行为构成犯罪的司法判断还只是完成了形式判断,要使这一形式判断经得起实质判断的检验,就必须再给被告人或辩方以质疑的机会,所谓“再给”,是指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形式判断过程中辩方本来就具有并行使质疑的机会。这种机会不仅在刑事诉讼中被程序性制度加以保障了,而且在实体的定罪论中也被反映出来,亦即如果辩方在诉讼中主张这种机会而没有被给予这种机会,不仅刑事诉讼本身违反程序法,犯罪成立条件也没有完全具备。这种被“再给”的机会首先是辩方主张被告具有违法阻却事由从而行为不违法的机会,这是三阶论中所谓违法性判断阶段的活动实质。在这里,辩方提出被告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无异于是向控方发动了一次进攻,该进攻可以止于引起法庭的合理怀疑,而控方只有有效地排除了被引起的合理怀疑才算防守成功。即使辩方没有利用或事实上无法利用这次进攻机会,还有一次被“再给”的机会,这便是主张被告具有责任阻却事由从而行为人没有责任的机会,这是三阶论中所谓责任性判断阶段的活动实质。在这里,辩方提出被告具有责任阻却事由,无异于是向控方发动了另一种进攻,该进攻可以止于引起法庭的合理怀疑,而控方只有有效地排除了被引起的合理怀疑才算防守成功。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就栖身于责任性的判断之中。它是辩方提出责任阻却事由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期待可能性的概念是被告方进行质疑所使用的一种概念,就是说,这种质疑是以被告人无期待可能性的命题提出的。正因如此,德国学者如耶赛克等称期待可能性为期待不可能性。[5]在期待可能性概念及理论由以产生的著名的“癖马案”中,检察官对一审法院的无罪判决提出了上诉,[6]德意志帝国法院实质上就是以上述命题驳回检察官的上诉的。

由此可见,期待可能性概念是一个在责任性司法判断环节中用来否定非难可能性的概念。这说明,期待可能性不同于非难可能性,后者是超越责任性判断阶段的概念,或者说是前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概念,而期待可能性则只是责任性判断阶段用以排除非难可能性的概念。应当注意的是,在责任性判断阶段用以排除非难可能性的工具,除了期待可能性之外,还有异常情况下的责任能力判断和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判断。同样是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异常情况下(如隐蔽的精神病、令人难以置信的未成年)的责任能力判断具有逻辑的优先性。就责任能力问题而言,既然构成要件中应当有责任能力要素的地位,那么在责任性中就不应再称之为“责任能力”,而应称之为“责任能力的存在性”。在司法逻辑上从而亦在定罪论逻辑上,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判断居于其次。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存在价值和出场方式与“责任能力的存在性”是相同的。在责任性判断阶段,居于最后的是期待可能性。只有在来自于辩方的责任能力的存在性、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否定性质疑遭到控方的有效排除之后,辩方才有条件提出最后一种质疑,即被告无期待可能性。责任能力的存在性是责任性中有关行为主体方面的排除性要素,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责任性中有关行为主观方面的排除性要素,而期待可能性则是责任性中有关行为人处境方面的排除性要素。正因如此,德国学者弗兰克称期待可能性因素为“附随情状之正常性”。所谓附随情状是指在某些案件中存在的特殊或者异常状况。弗兰克关于附随情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第一,心理责任论无视附随情状的差别而判断责任,背离了一般人的日常观念;第二,法院裁判的惯例,应当在裁量之际,考虑附随情形;第三,某些责任减轻事由的实际规定,无论从立法理由还是学说上讲,也是以附随情形为前提;第四,在刑事诉讼中,也可以发现附随情形的责任要素。[7]可见,期待可能性问题之所以藉着“癖马案”而提出,正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成员异常生活处境日益引人注目的结果。但是,并不是这种违法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异常生活处境本身引起了关注,而是身处其中的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受到了重新审视。这是人道主义刑事司法的一个肇端,也是理性主义刑事司法的一个终结。

需要看到的是,正像责任性中的异常情况下的责任能力的存在性判断,对应着构成要件该当性中通常情况下的责任能力要判断,后者并不是外在于或并列于前者一样,责任性中的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也对应着构成要件中的故意或过失,也不是外在于或并列于故意或过失。如果把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与故意或过失并列于责任性之中,上述司法逻辑就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在责任性中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的地位,但无故意或过失的地位。遗憾的是,德国学者弗兰克、日本学者大仁、福田平等人所主张的所谓“三要素说”将期待可能性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为责任第三要素,[6]23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这个错误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对责任能力知字不提而在责任性中正面交代责任能力标准的那种观点。而德国学者Freudenthal、E.Schmidt,日本学者团藤重光、板仓宏等人所持的所谓“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说”,[5]7将期待可能性放在作为责任性要素的故意或过失之中,而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责任故意或责任过失除去期待可能性之后,只剩下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5]8既然构成要件中已经有故意或过失的地位,责任性中就不应再出现故意或过失这样的要素,事实上只是需要先后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来对构成要件中的故意或过失进行规范评价。相比之下,“例外要素说”是较为合理的。日本学者平场安治、佐伯千仞持此说。佐伯千仞认为:“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责任要素的东西,与期待可能性的要素在逻辑上决不是单纯并列于同一平面上的,两者勿宁是处在前提和从前提引出的结论的关系上。法律允许进行‘相应的推定’,即行为人既然是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者过失,那么就可以说能够期待他实施合法行为(即他是有责的)。也就是说,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责任的原则型,这个原则型的充足就相应地推定期待可能性的存在。然而,这到底仅仅只是相应的推定,如果存在例外的特殊情况,就自然可以打破这种推定。”[6]23但是“,例外要素说”认为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是责任的基本要素,期待可能性为责任的例外要素,在特殊情况下,证明无期待可能性,便阻却责任,在这里故意或过失仍然被作为责任性的要素,是不妥当的。

综上所述,责任性的要素应当依次是(异常情况下的)责任能力的存在性、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这三个要素。由此可知,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当行为人实施了具备构成要件(包括责任能力要素)该当性且违法的行为时,在责任性判断阶段所认定的于异常处境下实施该行为而确有责任能力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行为人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

二、期待可能性的司法控制

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日两国的境遇颇为不同:期待可能性理论虽然起源和建立于德国,但德国当前对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免责事由持否定态度。日本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是从德国引进的,引进后有很大发展,并且当前在日本刑法学界已得到广泛的认可。[5]6但是,在日本判例中,大审院、最高法院根据期待不可能性而宣告无罪的判例没有出现过,尽管大审院根据期待可能性的减少而减轻刑罚的判例出现过。战后,在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在有关经济、社会混乱而引起的违反经济统治法规或者有关劳动争议的案件中,以没有期待可能性为由,作出了很多无罪判决。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对期待可能性理论持保留态度。[4]183如何看待这一有趣现象呢?笔者认为,上述不利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观念与态度,并不意味着期待可能性本身无价值,而是恰恰意味着期待可能性理论尚未成熟,同时也意味着正当应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制度性约束条件尚未健全。因此,我们不应该朝着因噎废食的方向处理期待可能性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性约束条件的方向前进。在此,笔者就期待可能性的司法控制问题提出以下两个命题,供研究者参考。

其一,在起诉法定主义的刑事诉讼中,期待可能性话题的提起权只能归于辩方,而在起诉便宜主义的刑事诉讼中,辩方的期待可能性话题提起权向控方让渡,由此期待可能性可能软化法治,所以必须对控方以期待不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为由不起诉犯罪嫌疑人进行制度性约束。

起诉法定主义主张凡是实施了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其意义在于严格执法,有利于防止侦控机关的官员滥用刑事追究权力随意决定不追诉,但不利于区别犯罪人及犯罪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处理。与之相反,便宜主义注重侦查起诉的社会效果,注重具体案件刑事追究的必要性,由于其多方面的益处而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并成为刑事追诉制度的现代趋势。英美历来实行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起诉便宜主义,而在现代刑事政策的影响下,大陆法系各国也在不同程度上确认便宜主义。[8]控方以期待不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为由不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如前所述,肯定是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违法的、行为人确有责任能力和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案件,在此,期待可能性成为是否指控犯罪的关键问题,这里有起诉便宜主义的用武之地。换言之,期待可能性判断实际上是犯罪成立判断中的最后一环,犯罪究竟是否成立成败在此一举,对于控方来说,如果不能得出期待可能性的肯定性判断,将意味着“功亏一篑”,将意味着不能起诉犯罪嫌疑人,而前面已经做的侦查和审查工作都将付之东流,如此事关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环节理应得到审慎对待。对于作出期待不可能性之判断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该条规定,这种案件理应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相反,对于作出有期待可能性之判断的案件,由于此时常常存在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的判断,所以可能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该款规定,对于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应当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确认了起诉便宜主义,据此可以对一部分较轻的经济犯罪免予追究,尤其是对一些环境条件迫使、“情有可原”的违法,可以适度宽容。[8]68-69这里包含着期待可能性的司法判断问题,尽管并没有完整包含之。由上可见,基于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的判断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场合,固然是一种起诉便宜主义的表现,而基于期待不可能性之判断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的场合,也是一种起诉便宜主义的表现,而这两种情况在起诉法定主义下都是不允许的。因此,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期待可能性判断之提起权由辩方向控方让渡的过程。如果这类“适度宽容”的起诉便宜主义得不到制度性约束,期待可能性很可能成为滥用司法权力、造成司法不公或损害司法效率的肇因,所以对这类案件的审查起诉程序必须特别严格控制。1998年12月16日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8条规定,检察院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案件,经检察长决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第289条规定,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规定显然存在问题,因为按照这一规定,在审查起诉环节判断得出期待不可能性结论的案件的程序,还不如判断得出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的案件的程序严格。这一规定当然是在缺乏期待可能性之司法理念的年代作出的,但问题是,在一旦掌握不好其危险性远甚于期待可能性的恢复性司法理念都势不可挡的今天,期待可能性的司法理念是不应被忽视甚或被排斥的,而一旦考虑到这一需要,上述规定的缺陷就显露出来。就此而论,应当就检察院以期待不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为由不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作出更为严格的程序规则,至少是应当均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内部的侦查部门在立案、侦查过程中应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如上所述,我们应当把犯罪嫌疑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理解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因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人毕竟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且违法的行为,不能说没有危害,只是由于其期待不可能性,而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故不认为是犯罪,刑法典第13条但书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的规定是一致且相呼应的。但是,相关法律规定事实上允许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内的侦查部门在立案、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公安机关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应当撤销案件,这实际上是允许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既然公安机关可以作出犯罪嫌疑人期待不可能性的结论从而撤销案件,那就没有理由禁止公安机关作出犯罪嫌疑人期待可能性明显低于正常情况的判断。不仅在侦查程序中,就是在立案程序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内的侦查部门也是可以进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公、检、法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这事实上包含着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内的侦查部门可以进行期待可能性判断的法律授权。根据1998年1月1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5月14日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年12月16日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内的侦查部门的期待可能性判断权并没有被明确地从刑事自由裁量权中排除。笔者认为,如果说公诉制度由法定主义向便宜主义让步是一种不可逆反的世界性潮流的话,对侦查机关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则应当严格控制,特别是在我国并没有实行侦检一体化司法体制的情况下,由公安机关单独进行期待可能性判断极易造成期待可能性判断被滥用,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但这种立案监督权是难以有效保障由侦查机关独立进行的期待可能性判断不被滥用的。因此,应当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公安机关或其他侦查部门对案件进行期待可能性判断;即便是不能马上修改立法,也可以并且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来加以明确禁止。

其二,在刑事审判中,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以直接言词方式面对面共同完成,而不能由法官于开庭审理之外单方面完成。

如果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那么这是初次的期待可能性司法判断。一旦检察院得出犯罪嫌疑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或者期待可能性不明显低于正常情况的结论,从而作出起诉决定之后,或者检察院没有进行期待可能性的司法判断而起诉被告人之后,案件即进入审判程序,在此程序中可能需要进行再次的期待可能性判断或者初次的期待可能性判断。正如斯洛文尼亚法官和学者儒佩基奇所言,程序正义最终要求的是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而纠问制或职能主义刑事诉讼构造都是狂妄自大的,因而最终也是非正义的。[9]在审判程序中发生的期待可能性判断,应该说是能够最好地体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性。期待可能性身处其中的定罪论,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范畴和技术手段,是定罪过程的理论架构和实体反映,而定罪过程又是控辩审三方互动的过程,因而定罪论亦是控辩审三方互动的实体反映。在这种场景中获得栖身之地的期待可能性,其在审判程序中是以控辩审互动的方式得到判断的,这种互动的基础则是控辩双方的对抗。这种对抗,其基本旨趣是“晓之以法理,动之以法情”。其中的“之”虽然包括诉讼对方,但主要是指法官、陪审员以及法庭旁听者。换言之,在审判程序中,期待可能性只有在法官的主持下,通过“晓之以法理,动之以法情”的控辩对抗方式得到判断,才是定罪论意义上的、具有前述逻辑含义的期待可能性,也才能起到其应有的制约起诉权或检察权的作用,发挥其应有的体恤被告人的人道功能。如果由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外单方面完成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就是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定罪论的司法刑法学意义,将期待可能性从定罪论中活剥出来加以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理解。与其说这是与期待可能性的存在方式和逻辑地位不相符,不如从根本上说,这是与司法活动的本性、本质不相符。

由是观之,期待可能性判断在审判程序中的正当运用,是以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为基础的,没有这一基础“,晓之以法理,动之以法情”就无从谈起。笔者在此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一成语加以“篡改”而成的这句话,其实与英国法官培根曾说过的“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殊途同归。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既是理性的判断,也是情感的共鸣。这种理性,以常理为依托,经由法律精神的润色,而成为法理。具体说,就是“法律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在缺少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人们有能力选择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不实施犯罪行为,如果一个人选择实施某一犯罪,他也就是选择了由此产生有害结果的责任和应得的惩罚。”[10]这意味着,期待可能性判断通常不会在检察官审查起诉程序中发生,其通常发生的场合就是法庭审理中的抗辩活动。期待不可能性的判断结论是以“相反的证据”为根据的。辩方提出相反的证据,引起法庭的合理怀疑,是对控方发动的凌厉攻势,而控方要维护自己的指控,就必须运用证据竭力排除法庭的这一合理怀疑。这一过程就是“晓之以法理”的过程。这种“情感”,以常情为依托,经由法律精神的润色,而成为法情。这种法情是经过法律的“冷处理”的公共道德评价,而不是歇斯底里的民众情感宣泄。所谓“情感的共鸣”,是说虽然期待可能性判断立基于证据和推理,但关键却在于引起具有正常情感的人们普遍的移情效应。这种“人同此心”的移情效应绝不是光靠证据和推理就可以达致的,还要进一步靠源于人类感的同情心和基于设身处地的想像力。问题只是在于辩方在控辩双方对抗中能否在证据和推理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引起法庭的同情和想像,由此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一过程就是“动之以法情”的过程。如前所述,要实现“晓之以法理,动之以法情”,就必须有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这又需要什么条件呢?即是由深谙法理(精通法律推理)、深得法情(富有法律情感)、善于听说读写的法律人所组成的法律共同体。如果我们的法律人不精通法律推理,或者虽精通法律推理却不具备正常的法律情感,或者虽精通法律推理也富有法律情感,却不善于听说读写,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要么不可能发生,要么就走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期待可能性判断如果不是一件走过场的事情,就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因此,为了推进期待可能性判断这样一种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①的司法活动,必须尽快提高法律职业者的法理能力、法情修养以及接收、处理和表达语言信息的诉讼能力,这也是当前法学教育改革中一项亟待进行的工作。

注释：

①日本学者大仁精辟指出:“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律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转引自游伟、肖晚祥:《“期待可能性”与我国刑法理论的借鉴》,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5期,第23页。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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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控制范文篇6

主题词：人格公司法人格公司法人格否认公司法人格健全

一、关于公司法人格

（一）什么是人格

人格作为法律概念，来源于西语。在旧式英语中，人格一词用personalite表述，现代汉语则以personality代之，其含义是作为法律上的人的法律资格，即维持和行使法律权利、服从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能力的集合。在罗马法中，人格是由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组成的，凡具有这三项权利就具有完全的人格，而丧失这三项权利的全部或部分就会导致人格的变更。在现代法中，人格又被称为“民事地位”、“法律地位”、“民事能力”、“地位”等，通常认为，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或者指民事主体资格之称谓。

英美法系国家的人格主体范围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尽一致。大陆法系国家将主体人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类，非法人团体被视作一种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其法律地位等同于合伙，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将非法人团体也视为人格主体。中国传统上虽属大陆法系国家，但在人格主体范围上呈现出拓展趋势，将合伙等非法人团体也赋予一定法律人格，其法律地位在《民法通则》及其有关法律中获得承认。无论如何，法人的独立法律人格得到了广泛接受，法人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主体，其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得以确立。

法人制度诞生以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法律价值，在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应用。首先，对于法人企业来说，独立的人格不仅使之能独立地从企业整体效益出发开展经营活动，还使之有了更为清晰的价值评判标准——企业利润最大化，同时也使其经营状况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其次，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方面法人企业的独立性有利于企业资产状况的稳定，使企业经营活动有充分的财产作保障，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法人企业的独立人格还使得投资者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在企业经营失败时只损失其出资额的部分，而不会有承担无限责任导致倾家荡产的危险。因此，法人制度的技术设计极大地鼓舞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使现代法人企业因获得雄厚的资本支持而迅速发展。

（二）什么是公司法人格

公司法人格是法人人格的典型形式，指公司在法律上的地位或对其主体资格之称谓。考察各国公司法，公司法人格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两点：独立性和平等性。

1、公司法人格的独立性：是公司法人格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法人制度精髓在公司领域的表现。公司法人格的独立性具体体现在公司财产独立、公司责任独立、公司存续独立、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独立、公司业务独立、公司人事独立等多个方面。（1）公司财产独立是指公司拥有与其成员财产清晰可辨的公司财产，公司财产由公司所有或由其支配，它不是其成员的财产，也不属于其成员所有。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它要求公司股东出资要充足，手续要齐全，不得随意撤资，控制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公司财产。（2）公司责任独立是指公司以其财产独立地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其股份或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责任独立的结果，是公司和股东责任的有限化，因此公司责任独立也称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是公司吸引投资、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3）公司存续独立是指公司法人格的生命周期不受其成员构成和成员人格期限的影响，可以独立于其成员而存在。而其他组织的存续却与其成员构成及其人格期限密切相关，如合伙组织只在一名合伙人破产或死亡时即行解体。（4）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独立是指公司作为法人，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或者违背法律义务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这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程序保障，也是公司法人格独立在诉讼法上表现出来的法律后果。（5）公司业务独立是指公司的经营业务要同其成员相分离，全部或绝大部分业务客户是其成员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内部关联交易要公开、控制、压缩。（6）公司人事独立是指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上至公司经理下至一般职员，公司（含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均有权任免，不受其成员的干涉和控制，更不必向其成员履行审批手续。

2、公司法人格的平等性：是指公司作为法律主体在其主体资格上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或者说公司法人格与其他法律主体之人格具有共同的性质。公司法人格的平等性是平等观念从自然人拓展至法人的必然结果，其内涵包括公司与公司或其他法人之间人格平等、公司与自然人之间人格平等以及公司与其他具有独立人格的非法人团体之间人格平等。公司法人格平等是公司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不论公司的行业、性质、财产多寡，其民事主体资格一律平等，不承认任何特权，不存在任何特殊。为此，必须强调公司的人格独立，反对任何非法的控制关系，在社会交易中更要保障公司的意志自由。

（三）中国公司法人格制度的现状

中国公司法人格制度的正式建立始于1993年12月29日中国《公司法》的首次颁布，至今已近10年时间。而这10年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公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规范到逐渐规范，其中《公司法》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具体法律规定上也暴露出一些不很完善或不够妥当的问题，虽经1999年12月25日修改，但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公司法人格制度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司法人格不健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公司财产不独立。由上可知，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财产不独立就使公司法人格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生命力。在实践中，公司财产不独立主要表现为：（1）公司股东不能足额、按时、按要求出资。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发起人身上，他们的出资方式比较复杂，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都可能有，有的货币不能一次缴足，有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评估失实，过户、转让手续不能及时办理。（2）变相抽回公司资本。这一问题也主要存在于发起人身上，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通过关联交易、借款或借款担保、内幕交易等各种方式变相抽回其出资，将公司变成它的“提款机”。（3）控制股东随意占用公司财产。控制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借款、租赁、借款担保等方式随意占用公司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

2、公司人事不独立。公司人事不独立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结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1）控制股东操纵股东会。控制股东操纵股东会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利用其所拥有的股东会议的主持权，二是利用召开股东会议没有设定最低门槛——参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最低限额。（2）董事会行同虚设。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法人控股的公司，由于其股东代表常常为兼职人员，被选为公司董事和董事长后，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致使公司董事会不能形同虚设。（3）独立董事“不独立”。由于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控制股东与独立董事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于是控制股东凭借其优势地位尽一切可能地排斥或拉拢独立董事，使之丧失独立性。（4）监事会“不监事”。其直接结果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缺乏必要的监督，易于产生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权益、董事经理侵犯公司利益的问题。

3、公司业务不独立。业务独立是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业务不独立的公司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公司，虽然有可能红火一时，但决不可能红火一世。在实践中，公司业务不独立主要表现为：（1）公司主营业务不突出，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小于50%，其他业务收入中投资收益、租赁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与控制股东的关联交易较多，成为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降低成本费用的主要因素，而与其成员以外客户的市场交易收入相对较少。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控制股东对公司进行恶意控制，将之变成它自己的“摇钱树”；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公司欠缺完整的业务平台，在一些业务领域或业务环节不得不依附于控制股东。公司业务不独立的直接后果是，公司经营受制于人，丧失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能给股东以持续满意的回报。

4、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这种情况多发于改制而成的公司。改制前公司是控制股东的分支机构或全资子公司，改制后仍然延用原来的管理程序，公司的大事小情都向控制股东请示报告。这里面有控制股东的原因，也有公司本身的原因。部分控制股东以公司的主管部门或主管企业自居，仍把公司作为其分支机构进行管理，对公司人财物产供销直接进行控制，公司没有经营自主权，只是控制股东的附庸或壳资源。部分公司则由于天生欠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又不力图完善，而是贪图控制股东所提供的温床，追求一荣共荣、一损俱损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甘愿沦为控制股东的附庸。由于控制股东追求公司对其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的结果，势必是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公司法人格否认

（一）什么是公司法人格否认

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建立，使公司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被各国普遍确认。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该制度的不完善性日益显现出来，实践中出现了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而传统的公司法人格制度对此束手无策。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刺破公司面纱”、“揭开公司面纱”，指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使股东在某些场合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法律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实际上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的公司的一种揭示和确认。公司法人格制度要求公司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存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独立、人事独立、业务独立，但部分股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却以公司为工具，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一些不正当行为使公司法人格丧失独立性，使公司成为它的附庸，致使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既然公司徒具形式，实际已经丧失人格独立性，法律就应否认它的独立人格，“揭开公司面纱”，使有责任的公司股东承担侵权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有三：1、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特定法律关系中业已取得的法人资格的否认，而不是从根本上全面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2、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而不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否认；3、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直接后果是否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追偿有关股东的责任，而不是撤消公司的商事主体资格。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和适用情形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率先在美国建立以后，德、法、英等国纷纷效法。但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律体系不同，实际情况也不同，因而对公司法人格否认构成要件的理解、解释也就不同。笔者以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实质是追究公司股东的侵权责任，应参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决定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1、主观要件。首先，责任主体应具有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能力，具有此行为能力的主体不仅包括公司股东，还包括公司董事、公司职员及其他与公司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其次，责任主体主观上需有过错，是故意或推定故意。2、客观要件。首先，要有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发生；其次，要有对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结果；再次，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与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但据其实践表现可概括为以下三类：1、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为特定法律所规范的当事人，以既存或新设公司为工具，实施法律所禁止的其本身不能实施的行为，致使法律规定的实效性及其公平、正义目的不能得以实现，并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2、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或其他债务。其中包含两种具体情形：一是将其财产转移给受其控制的公司，致使合同义务或其他债务无法履行；二是为摆脱合同约定的行为限制，成立一个受其控制的公司而为该行为。3、公司形骸化。公司与其成员在财产、业务、组织管理上混同一体，或者公司意志为其成员所左右，实际上已成为公司股东谋取一己之利的傀儡或工具，从而对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现状

中国公司制度虽然才建立短短10年时间，但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却比比皆是，如：假借新设公司逃避债务，虚设股东攫取公司之名，非法人实体挂靠法人名下，投资严重不足，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过度控制等等。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在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个别规范性文件中，有针对特定情形的特别规定。

1、1990年12月12日国务院国发（1990）68号《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1991]10号《关于在经济审判中适用国务院国发6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确立了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如果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资金的，应当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2、199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4号《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消或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了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若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则当该企业清算时，开办企业应当在其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3、1995年2月28日公布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申请公司登记的人虚报注册资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未按规定出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一定刑事责任。

上述规定类似公司法人格否认，但实际上只是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项的特殊处理措施，与之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二者适用的时间不同。前者只在特定阶段适用，后者则适用于公司存续的全过程。其次，二者适用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前者所适用行为侵害的客体限于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后者所适用行为侵害的客体还包括其他股东利益。再次，二者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前者只承担差额范围内的责任，后者无此限制。最后，二者适用的原因不同。前者基于公司的欺骗行为，后者则基于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可见，这些规定只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属于公司法人格健全的范畴，而不是对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因此不能标示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

三、关于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否认的关系

（一）公司法人格健全的理由和途径

公司法人格健全即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格制度，就是实现公司的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存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独立、人事独立、业务独立，使公司与其成员财产分离、经营分离、责任分离，保证公司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平等的法律地位。公司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前提，是吸引投资、分散风险、实现利润和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动力之源。因此，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高度评价公司制度：“如果不具备有限责任和公司形式，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相互竞争的大公司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大量的资本就不会被吸引，从而，就不可能得到大公司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相互补充的成员，不可能有风险的分摊，不可能最好地利用大规模研究机关的经济效果及经营的技术。这就是法所创造的所谓公司得以存在的理由。”

但是，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没有减少或降低其投资风险，只是通过公司法人格制度的技术设计，将股东投资风险的一部分巧妙地转给了公司债权人。公司债权人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些风险，是基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即具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名称，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因此，只有当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其成员在财产、业务、人事等方面完全分离时，公司制度才能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当公司发生经营风险时，那些自愿的公司债权人才能接受自己对公司经营能力判断的结果。相反，如果公司法人格不健全，徒有虚名，与其成员在财产、经营、责任上相混同，则公司债权人不会情愿承担投资风险，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将受到挑战，公司将名存实亡，同时将产生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经济混乱。可见，公司法人格健全是公司制度的基石，必须在法律实践中高度重视，务必做好。

人格制度和公司法人格制度虽然在世界上已历经数年，但公司法人格健全的问题一直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公司制度极度发达的美国，类似安然、世通等公司丑闻事件也层出不穷，公司制度正式建立才近10年的中国出现ST猴王、银广厦、郑百文等恶性事件就不足为奇了。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分析原因、找出症结、对症下药。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中国公司法人格制度的问题在于公司财产不独立、公司人事不不独立、公司业务不独立和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在于公司法人格健全，严格按照公司法人格制度的要求分离财产、分离经营、分离责任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这不仅是中国证监会等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也是公司本身的责任，因为除非公司破产，否则公司法人格不健全的直接结果是损害公司本身的利益，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公司要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自觉健全其法律人格，在确保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谋求公司利润和股东回报的最大化和持久化。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理由和途径

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基于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其中大量的是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那么，控制股东为何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可能性呢？首先，控制股东具备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的形式要件。由于控制股东掌握公司多数股权，而“资本多数决”是公司的基本表决制度，因此在选任董事等人、对重大经营事项进行决策时，其多数表决权就神奇般地使其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如果这种个人意志包含滥用公司法人格、以公司为工具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成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是很难被发现的。其次，控制股东具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内在驱动力。由于控制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一样仅在其投资额内承担风险，如果控制股东通过滥用公司法人格而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扣除其违法代价以后，可能超过或暂时可能超过其投资风险，他就可能置公司独立人格于不顾。

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损害了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目的在于获取不正当利益，可分为规避法律、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等行为。规避法律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造成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对其他股东利益的损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司利润和股东回报的不当减少。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直接损害的是公司利益，造成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当下降，公司利润减少，股东回报也相应减少。二是公司下市或破产清偿的劣后性。根据公司破产清偿的法定顺序，股东劣后于债权人获得财产清偿，当公司因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而下市或破产时，股东将承担比债权人更大的财产损失。因此，为了保护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司法人格予以否认是十分必要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法人格否认虽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对之加以限定，不能动辄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否则势必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公司法人格否认所针对的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构成要件，适用情形包括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以及公司形骸化。对构成要件，法律应严格规定；对适用情形，法律应明确列举。只有当某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具备法律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并且完全符合法律列举的某一情形时，才可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款，否则将构成“滥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行为”。不能滥用公司法人格，也不能滥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否则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三）正确处理公司法人的格健全与否认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公司法人格健全所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格不健全的问题，中国现阶段比较突出的是公司财产不独立、公司人事不独立、公司业务不独立和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的问题；公司法人格的否认所解决的是滥用公司法人格的问题，包括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以及公司形骸化。看似属于一个问题，实则不然，二者之间是“立”与“破”的对立统一关系，公司法人格健全是“立”，公司法人格否认是“破”。

1、二者之间是“立”与“破”的对立关系。公司法人格健全的目标是使公司的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存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独立、人事独立和业务独立，赋予其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使之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目标则是否认已有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其财产、责任、存续、诉讼主体资格、人事和业务的独立性，使其控制股东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一个“立”，一个“破”，对立关系可见一般。

2、二者之间是“立”与“破”的统一关系。公司法人格健全的目的是通过贯彻实施财产分离、经营分离和责任分离原则，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追究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侵权责任，补偿公司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害。一个正面保护，一个反面补偿，统一关系昭然若揭。另外，“立”与“破”也是相互依存的，无“立”无所谓“破”，无“破”也无所谓“立”。

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否认的对立统一性，说明二者是一对矛盾，凡矛盾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也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中国公司制度建立才近10年时间，同世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否认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司法人格的健全，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则处于次要地位。实践中中国上市公司案发率较高，其中多数案件是人格不健全尤其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的，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将公司法人格的健全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首先和重点解决好这一方面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要把公司法人格的健全作为完善公司制度的首要工作，法学界要把公司法人格的健全作为公司法律制度研究的重点课题。当然，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忽视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既要讲“重点论”，又要讲“两点论”。公司法人格的否认理论作为世界上先进的公司理论要尽快应用于中国的公司法，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制度作为世界上先进的公司制度要尽快在中国建立起来。先夯实基础，同时不忘引入先进思想，中国的公司制度将迅速成熟起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将更加优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公司法论》，范健、蒋大兴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朱慈蕴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法人格的否认》，（日）森本滋著，李凌燕译，《外国法评译》1994年第3期。

5、《论公司中的严格责任制度》，范健、赵敏著，《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6、《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述评》，陈现杰著，外国法评译》1996年第3期。

7、《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南振兴、郭登科著，《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司法控制范文篇7

一、有利于司法的相对独立与权力的“作茧自缚”

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⑤当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在力量对比上出现巨大不平衡时，统治者就会通过行政权的行使控制社会，这是因为，“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行政权力同样具有国家权力的本性――天生具有侵犯性。”⑥因此，按照正常的统治逻辑，通过行政权以“命令――服从”的方式控制社会将是任何统治者理想的首选方式。与之相应，国家的其他权力将从属于行政权之下，成为执行行政命令的一种工具。例如，在中世纪欧陆的法国，由于封建制的影响，各个小诸侯国的权力是通过侵夺、武力以及战争得来的，他们治理社会的方式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司法在他们眼中就是其权力高压下的工具。⑦然而，英格兰多元权力结构下的社会控制方式使得司法有了独立的可能。行政权以及行政机构的滞后发展，使得国王不得不选择司法这样一种有限、内敛的方式作为替代。从理论上讲，司法的有限性意味着它作用于权力结构中任何一方的强度是有限的。它只是人们解决纠纷的平台，不具有立法权与行政权那种主动推行某种特定价值的功能，只能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判断来行使其全部的权力，为当事人双方提供对等的机会。此外，司法的内敛性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着权力的扩张。因为，就权力的主要分工而言，立法权在于通过立法积极主动的地推行某种法律价值，使之法典化、模式化和权威化;行政权则是通过直接的“命令――服从”式的行政行为来实施立法者所推行的这种法律价值，促使其由观念层面转化为现实层面;而司法权则是通过对推行和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所产生纠纷的处理来维护这种法律价值。从立法到行政再到司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创设价值到推行价值，再到寻求价值救济的完整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权毫无疑问属于最后一个环节，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来说，事实上充当着“防洪堤”作用。因此，它不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那样“主动出击”的地位，仅仅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位置，以一种事后裁断和救济的方式，来完成维护社会秩序的使命。英格兰的统治者正是通过行政司法化的方式为司法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国王需要通过司法去实现自己控制社会的目的，所以英格兰统一的司法体系，从开始的总巡回审到后来的三大王室法院的建立再到最后特别委任巡回审的建立，无不体现着国王的迫切要求。但是，国王权力支持下的司法并不是国王施展其个人恣意行为的工具，因为他选择司法作为控制社会手段本身就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专制统治。既然国王选择司法作为国家控制的手段，那么，他就必须承受司法有限性、内敛性的内在特征限制，以一种被动、消极的姿态出现在社会面前。早期英格兰司法在实际中的运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王个人专制权力的行使，客观上对国王的统治起到了“作茧自缚”的作用。正如卡内冈教授描述的那样:“统一化与专业化一道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通过将争讼提交一个专业团体解决，国王就创设了这样一种制度，当依据物种发展的规律，这种制度要发展出它自己的特点和传统，并准备避开王室的监管。它是作为‘习惯与正义’的守护者来反对‘恣意与武力’的，哪怕后者来自于国王。”⑧

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平稳控制与个体选择权利的尊重

受封建主义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政治传统的影响，征服后的英格兰国王面对的是一个由封建贵族、教会以及地方公共势力等构成的多元权力格局。他们的存在构成了国王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潜在的制约。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王没有能力攫取大量的财富去组建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常备军队和地方官僚队伍，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削弱多元权力格局的制约，实现对整个王国的行政化控制。然而，国王对于其他权力主体的控制却通过控制司法管辖权的方式实现了。首先，在对待封建贵族司法管辖权上，英王一开始就不是完全按照纯粹的封建管辖原则对王国进行治理。虽然与欧陆国家一样英格兰也被划分为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相应地，地方主要的事务由封建领主管辖着，但是，英王借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已经存在的郡法院、百户区法院，在众多第一土地保有人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的封臣之间，建立了横向联系，要求他们与封建领主法院一起共同治理王国的地方事务。这一巧妙的司法策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彼此割裂的封建次级体系的形成。这大概是英格兰与欧陆国家在地方设置上最为显著的差别。因为欧陆国家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各地方公共设施大都被封建领主法院所取代。这样共存并列的司法机构设置，在内部冲击并瓦解着封建贵族权力。此外，国王通过在中央王室法院提供理性的审理方式，以一种“平等竞争”的司法方式使原属于封建地方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案件，大量地流向国王那里。其次，在对待教会司法管辖权上，国王通过司法程序的合理化设置以及陪审制度的公信力保障，逐步将王国中发生的重大教会和教俗争端吸引到王室法院进行解决。例如涉及教会自由教役地产(alms)的诉讼本应作为教会内部事务由教会法院对其进行管辖，但是亨利二世通过设立地产性质诉讼令(assizeofutrum)的司法手段，将判断争议土地性质的程序环节争取到了王室法院一边，要求当地知情人士组成陪审团在巡回法官面前作出裁判。⑨这样一旦判决土地不属于教会自有地产，那么国王就获得了案件的管辖权。最后，在对待地方公共司法管辖权上，英王通过1166年及1176年了《克拉伦敦诏令》和《北安普顿诏令》，以巡回审的方式限制了地方公共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此外，国王通过向民众颁发移审令状(writofpone)或误判令状(writoffalsejudgment)的方式将案件从郡法院转移到王室法院。瑏瑠当然，国王利用自己是“王国正义之源”的古老传统，通过扩大“国王之诉”的外延，将地方公共法院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统揽于自己怀中。至此，“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王法院通过多种途径，逐步削弱、蚕食地方公共法院和封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最后终于把全国司法置于自己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瑏瑡通过上述的过程，可以明显感到，国王对于其他权力主体的控制不是通过血雨腥风的斗争，而是运用一些司法技艺，如设立地产性质诉讼令这样“控制前提”的方式;利用理性审判“平等竞争”的方式;颁发权利令状、大诏令等“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了控制其他权力主体的目的。这样的方式防止了各权力主体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甚至战争，杜绝了胜利者在胜利后施行“暴政”、吞噬社会的可能。此外，英王通过司法而不是行政手段控制社会，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司法的控制永远不可能像行政手段那样，以执行某种特定目的而主动地作用于社会，因为国王所依凭的司法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消极、中立的权力。因而，国王是否能够取得对于其他权力主体的胜利或者说社会民众能否拒绝其他权力主体的控制而选择国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王所提供的这种司法是否优良并被他们所接受。其实，这样就在无形中将整个社会控制方式的选择权交给了普通民众，由他们作为制度选择的主体在并行的各种权力主体提供的控制方式选项中，选择出最有利于保障其自由与权利的方式。反过来，国王为了能在这场悄然无声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考虑到其制度选择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社会个体的选择就在这样的博弈中得到了尊重。

三、有利于保持地方自治传统与防止国家全面干预

英格兰的行政司法化特征使国王权力的行使不断受到合理性、正当性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过行政司法化方式逐步控制英格兰社会的国王代表了统一大共同体的中央集权力量，而在国王司法控制方式下逐渐丧失其权力的地方领主、贵族及其公共势力则构成了代表了分散小共同体的地方自治力量。一般来说，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在一个国家里存在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代表大共同体的中央集权力量过于强大，中央通过行政权力就可以直接控制或渗透到地方小共同体的自治力量，进而取代小共同体成为社会的主宰。例如，中国古代自秦汉以降，作为大共同体的国家就已经开始主宰了整个社会，其影响力甚至直接到达底层民众个人。瑏瑢这种状态的国家极易形成专制，很难从内部自生自发的形成宪政主义制度。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代表地方自治力量的小共同体能够保持一定的力量，那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走向专制的可能，并在很大的程度内维持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宁，为宪政主义的生成提供良好的环境。具体到英格兰，行政司法化的控制社会方式使得代表中央大共同体的王权只能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作用于代表地方自治力量的小共同体，国王所能控制的地方权益仅仅是司法、治安以及部分财政，地方的很多权益仍然掌握在地方手中。王权对于地方的影响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而仅仅是几个重要方面，并且在程度上也是有所限制的。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代表大共同体的王权不能直接地作用于社会个体，王权必须顾忌小共同体的限制力量，从而普通民众避免了和强大国家权力直接的对抗。因为王权推行社会控制的方式是被动、消极的司法权，而不是仅仅执行其行政命令的行政权。相反，如果大共同体的膨胀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那么社会民众权利就更无生长余地了。因而，笔者认为，英格兰宪政主义传统中的地方自治因素之所以存在，原因就在于英格兰司法外部结构中这种行政司法化特征。王室通过司法方式对于地方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留了上述所提到的地方自治小共同体的存在。王室对于地方的控制最主要的方式只能是利用郡法庭和巡回法庭，通过与郡内领主等阶层的协商合作和地方民众信息的获取，共同治理地方。这种司法控制社会方式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英格兰地方自治的传统，避免了英格兰走上其他国家那种由于国家行政权的强大，行政权全面干预社会情形的出现。因而，与其说国王通过司法对于地方实现的是一种控制，毋宁说国王对于地方事务是一种参与。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将中世纪英格兰的地方统治称为“半自治”的缘故。瑏瑣同时，英格兰地方自治传统的维系，日后有力地促成了宪政主义的生成。“英国的自由，首先植根于其自由的地方政治制度之上。”瑏瑤一方面，地方民众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处理，不仅熟悉了各种选举程序与方法，协助了地方官员运作地方政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参政议政的能力与习惯。普通法学者霍兹沃斯认为:“英国地方政府建立在地方联合体(communities)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主权国家(sovereignstate)的人之上，这一点构成了英国地方自治的独特性;同时，我们后来的代议制议会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地方自治体系。”瑏瑥另一方面，英格兰地方自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限制了英国王权向绝对化方向的发展。在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日渐形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强，如此时的欧陆就形成了绝对主义王权，而同时期英国都铎王朝时的王权却具有非常鲜明的有限性，出现“都铎悖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地方自治传统对于专制王权的制约。这一点可以从英国宪政学者莱昂的论述中得到充分证明:“这种未在欧陆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对为什么中世纪英格兰独自发展起成功的宪政政府的一个解释。”

司法控制范文篇8

不妨举个明显的例子。就西方的传统而言，司法独立的正当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早已家喻户晓，成为社会共识——这样的社会共识对于制度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在制度层面上，在司法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自身的体制与程序方面也都形成了一系列稳定的保障。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模式基本上是反分权的。从来没有独立于行政机构的专门化的司法机构，主持案件审理的官员也毫无法律专业训练，无从对本来就很粗疏的法律条文加以细致而平衡的解释，导致案件的处理几乎呈现出韦伯使用“卡迪司法”（khadijustice）一术语去描述的那种状况。这样，我们既缺乏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群体，司法程序也不可能是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运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央动员型的统治传统更加剧了人们对司法独立的陌生感。

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模仿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但是，表层制度的改变容易，实际运作手段与过程的改变则很难。引进的新制度由于传统力量的影响而变形。就司法制度而言，尽管设置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院，也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独立性，然而，一方面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所追求的内政目标难以使包容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支撑这种独立性的社会意识以及具体知识却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得以确立，法律职业的发育和法律教育的发展命途多舛，终究导致法院独立有其名而无其实。

这种书面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反差也是今天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大障碍。法院独立首先意味着法院在人事和财政等方面的独立。然而，实际做法却是法院在这些最要害的方面都受控于同一层次的党委和政府。试想，如果财政与法官选任方面法院不能独立，那怎么能够想像法院能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的意志？法律条文中许诺了司法独立，诉讼当事人当然有理由期望法院在司法决策时将这种许诺变成现实。然而，由于司法的地方控制，当案件涉及不同地方的当事人时，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所在的法院受理，从而使得该地方法院极可能作出偏向本地当事人的判决。这不能不加剧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满和埋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最重要的是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从而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同级立法权完全分割开来。这是司法独立最基本的保障。

司法控制范文篇9

一、组织领导机构

为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成立××县司法局厉行节约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办公室，由常兴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从相关部门抽调。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落实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组织开展督促检查，组织协调各司法所和各科室抓好目标任务的落实;汇总、报告开展专项工作情况等。

二、工作任务及分工

(一)严禁以各种名义组织或参加各类用公款出国(境)旅游活动。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对顶风违纪的要从严处理并及时曝光。公款出国(境)旅游的费用一律由团组成员个人承担。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局办公室、各司法所;李加屏、许凤高。

(二)严格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严格执行“××县司法局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县司法局司法所车辆管理规定”。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局办公室、各司法所;李加屏、许凤高、各司法所所长。

(三)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大力简化公务接待礼仪，严格执行“××县司法局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和接待标准，控制陪餐人数，杜绝铺张浪费。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局办公室;李加屏、许凤高。

(四)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严格执行“××县司法局机关内部管理制度”，严禁领导干部在参加会议、学习、培训期间用公款相互宴请和以各种联谊活动名义用公款请客送礼，对违规者要严肃处理，所花费用由参与者自负。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局办公室、各司法所;李加屏、许凤高、各司法所所长。

(五)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认真落实中央提出的有关费用实行零增长的要求，严格预算支出管理，倡导节电、节水、节油、节约用纸，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公务经费的使用效益。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局机关各科、室、处、所、中心、各司法所;李加屏、许凤高、各司法所所长。

(六)认真落实“八个百分之百”，严格控制重点工程建设成本。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全面推行“八个百分之百”优质高效做好标准化司法所建设工程工作。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各司法所;李加屏、许凤高、各司法所长。

司法控制范文篇10

出售全部资产的法律定性

98年st公司交易机制确定后，中国证监会98年28号文允许st公司及纺织类企业进行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试点，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第一次使市场投资者面临一个如何面对全新公司的问题，其操作亦涉及到大量公司法和证券法问题。

从公司法看，公司法没有规定一家公司出售其全部资产的行为定性问题，对于一个出卖了其全部资产、变换了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的公司是否为一家新公司，该公司与资产置换前公司的关系，公司法没有明确的规定，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到底是重新上市还是政策行为，其经济意义和法律性质如何确定，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分析监管机构发出的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有关规定，我们理解，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实际上提出了公司重新上市的概念，证券法仅在持续信息披露义务做出了部分相应规定，公司法没有关于公司重新上市的规定，但从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来看，该问题实际上涉及公司法和证券法两方面的行为。

从证券法看，资产置换涉及公司的重大变更，涉及公司重新上市的标准，涉及重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如实陈述规则等。从公司法看，公司法对上市公司上市标准部分和证券立法发生重合，如股票条例，但对如重新上市问题，公司法和证券法均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和证券法在重新上市问题上的含糊性使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上市概念定义出现了立法飞地，立法对资产置换直接涉及新资产的上市原则，该资产是否受公司上市资产需有连续三年业绩、连续的成长性、同一管理层要求等均没有具体规定。

无论从证券法还是公司法出发，在考虑资产置换变更主营业务的同时，值得指出的是，资产置换在本质上属于公司的交易，立法既要保证公司交易自由及交易安全，同时也要对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提出特别要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家公司多大程度上进行资产置换属于交易自由，多大程度属于变相上市，多长时间内的连续交易应当合计其资产交易总额，这些对核准上市的标准具有现实和立法意义，也是证券法和公司法需要协调的问题。

出售全部资产涉及其关键的股东权益保护问题，资产置换处置了股东的全部资产，控股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是否在公司法层面具有法定诚信义务，该义务能否成为股东诉讼的诉因，反对出售全部资产的中小股东利益如何保护等，这些对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提出了迫切的改进要求，立法者的进一步举动倍受市场关注。

相互持股是否需做进一步的限制

资产重组的大量涌现对公司股权架构的设计提出了实际要求，投资银行专业人士在模糊狭窄的公司法空间进行了巧妙的勾勒。在各种资产重组中，股权的变换成为主要的公司结构调整工具，换股及相互持股的设计思路不断被设计提及，前者目前尚很少实践，但相互持股的架构已大量出现在上市公司的产权结构中。从法理上看，相互持股实际上导致的后果是公司注册资本的重叠，也就是公司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弱化，能否相互持股、相互持股是否合法，以及相互持股涉及的投票表决权、关联关系，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

1998年山东新潮实业吸收合并山东新牟股份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披露的上市公司与挂牌公司相互持股案例，经合并后，双方相互持股部分核销。

相互持股不仅仅是同一产权线上同等企业之间的互相持有对方股份，链条较为复杂的相互持股亦涉及产权上存有关联关系的控股、参股企业之间及其子企业或孙企业之间的互相持有股份。实践中，也存在上市公司持有子公司控股权或参股权，然后再以控股子公司上市的分拆上市认定问题。

公司、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在公司法颁布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994年，中国的企业结构也较为简单，但1998年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大量涌现后，相互持股越来越多地被用为资产组合的手段，我们认为，全面禁止相互持股完全否定了公司的投资权力，从公司法看无法解释，但完全不对相互持股进行限制也不符合解决中国目前大量存在的虚假出资、资本不实等问题的需要，因为相互持股所复合的公司股权关系，以及其所导致的注册资产重叠、偿债能力弱化等后果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文化及经济改革背景下是具有一定危害可能的。现阶段，为了合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交易安全，立法应对公司、企业间相互持股的比例等给予必要的限制，对子公司拥有母公司股票时的投票表决权做出具体规定，这一点有利于划清公司资产数额，保护投资者权益，有利于市场对对象进行准确判断。

促进合并还是积极的债权人保护主义

1999年起，上市公司吸收合并非上市公司均通过了3个月的法定债权提示期，如已通过合并程度的清华同方、新潮实业等，对三个月的债权提示期的起算点中介机构及专业人士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即三个月债权提示的起算点应是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还是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公司法本身并未明确这一技术细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涉及这一领域，直至目前该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上述债权提示性公告的另一个值得争论的地方是，公司合并是否一定需要债权提示性公告，其公告是否一定需要90天。

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做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公司法关于“不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的规定实际上限定债权人对公司合并具有决定性作用，限定公司合并必须获得债权人的同意。从上市公司吸收合并挂牌的非上市公司过程来看，无论是吸收方债权人的利益还是被吸收方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公司立即清偿债务，如清华同方为吸收合并鲁颖电子在法律上就必须对其债务进行再次安排。前述债务安排的经济浪费是明显的，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要求清华同方为合并事项向债权人提供提前兑现债权的安排是对公司整体发展的一次损害，因合并使公司债务关系的安排实际上损害了合并公司的利益，合并作为法定的偿债理由加大了合并方的合并风险，减少了其商业运作的空间。

从促进或鼓励合并的立法思想来看，积极的保护债权人主义对合并是一较大的法律障碍。从保护债权人的法律原理看，合并并没有导致公司资产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金、实际资产以及债务主体均没有减少或灭失的可能，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合并导致实质损害。

从反对的观点看，部分人认为合并导致的主体变更实际上忽略了债务关系形成时基于信任和商业判断原则选定合同伙伴的法律事实，即债权人对变更后的主体存在主张变更的权利。我们认为，即使债权人的信任合同关系应予以保护，但其对合并具有否定表决的作用亦扩大了其权利保护的法律空间，我们建议，公司法关于债权人意见作为公司合并的必经程序值得探讨，债权人同意作为公司合并的必要条件过于扩大债权保护的空间，建议公司法或证券法可以将合并主体对债务的安排作为合并的必要条件，但债权人的同意可以不作为必要条件。

该问题同样适用中国证监会目前正在草拟的《收购兼并细则》，从纯粹的股权收购来看，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或合并）如无法摆脱关于债权提示性公告的立法约束，实际操作中将很难在技术上解除法律障碍。因为，任何一家收购公司都难以在发出旨在目标公司退市的要约的同时要负担债权人否定意见将导致要约无效的法律后果。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也是我国股票条例、证券法与公司法并不衔接的问题所在。

回购中应保护债权人利益

与上述关于合并中债权人保护相反的问题是公司股份回购，按照公司法，回购的主要发生情形是公司减资或公司合并，虽然从申能和云天化的信息披露看不出上述法定原因的披露，但两公司回购调整股本结构的提法实际上继续了我国对公司按照公司法规范的调整思路。

从债权保护角度，回购减少了公司的法定资本，在法律原理上造成了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弱化，所以在法律上要求公司回购应当获得债权人的同意，债权人的同意应作为回购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与前述关于公司合并债权保护的观点恰恰相反。

实质控制转移与董事、管理层诚信勤勉尽责义务

大部分资产重组均涉及到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涉及到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与各当事方的责任。

从公司控制权的转移看，公司控制权转移是一个证券立法上的概念，其证券法上的要求是指公司及实质控制人在上述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负有报告和披露的义务，在超过公司股份总额30%比例时，收购人负有发起全面要约的义务。

公司控制权转移一是涉及到权益持有、间接控股、实际控制、一致行动等我国立法目前尚没有引入的境外证券法概念。虽然这些概念具有可拿来性，但是，由于我国在产权体制及身份确认上存在重大的欠缺，能否引入上述概念，并进一步将上述行为合法化存在较大分歧。二是涉及到公司管理权的移交，董事在收购期间的诚信义务以及公司接管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

虽然公司控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立法规定，但公司控制的实践已大量存在，且其危害性也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我国证券市场大量存在各种形式复杂的间接持股、权益持有以及董事违反诚信义务拒绝交出管理权或者擅自阻挠收购等现象，由于没有法定的披露义务，上述幕后者往往不在市场监管者的监管范围，其信息是非公开的，中小投资者因此也无法了解公司幕后的隐蔽行动。

公司控制权转移是证券监管中实质控制转移实质要求的体现，目前这一要求并没有形成规则，公司重组中董事的权利及义务以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所有这一切尚未形成必要的法律。琼民源事件加强了市场对董事义务的关注，中国证监会对此进行了补充规定，但是，这一关系公司董事义务的实质问题在公司法层面尚未给予规定。

公司分立-股份公司如何划分

公司法对股份公司的分立并没有单设专章，1998年前分立的市场需求并不多，1998年b股上市公司实际失去配股资格后，上市公司开始了有限的探讨，其形式主要为：

一是简单地将资产一分为二，类别不同的股东各持一份资产。该方案理论上可行，但事实上无法满足。因为理论上股份公司的股东按份持有公司资产，股东对公司任何一份资产均享有比例所有权，所以简单划分资产和股份实际导致无法操作，容易引起股东诉讼。

分立的第二种方式可以归结为资产回购股份，即将部分资产以分立的形式剥离，然后以该部分资产注册成立公司，我们理解，这种形式实际上类似于资产回购股份，其能否可行，需要与中国证监会关于回购的政策相符合。

第三种分立方式是，新设一家为合并目的公司作为被分出方，该实体继而向拟分立公司的全体股东按其拟剥离资产的数额发行股票，该种方式需要公司法在分立及公司设立等方面加以进一步规定。

跨地区收购-有限责任公司与对外投资净资产数额比例限制

98年公司收购合并开始超越了行政区划，1998年以来各种买壳行为为公司异地收购开创了先例，这里，上市公司壳资源价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跨地区收购在经济上有利于打破地域割裂，实现规模经济，其好处无可非议，但是，跨地区收购与公司法尚未完全协调，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