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环境范文10篇

司法环境范文篇1

司法环境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显示,部分县域地区仍然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干预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当地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亚待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一、司法现状:司法不公与司法干预同时并存

1.金融案件的执行效率低下。金融胜诉案件执行难是金融生态环境难以改善的重要因素。2001一2005年,某县金融机构已审结胜诉案件713件,金额4984万元,其中执行38件,执行金额527万元,执结率分别只有5.4%和10.5%。2005年,某县仅有建设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家金融机构起诉案件,起诉案件58件,审结47件,仅执行14件,金额57万元,执行案件件数和金额分别为2001年的16.7%和40.9%。2.司法干预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2005年,某县法院对该县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开展检查6次,累计罚款28万元。被处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与司法部门在核销、剥离不良贷款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司法部门对金融机构频繁的检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3.司法费用开支较大,对金融机构的利益造成影响。司法部门在审判或执行金融案件时,不仅要收取高额的诉讼费用,而且每年还要花费一些名目不清的费用,以增强司法干警审判或执行的积极性,对金融机构的利益造成影响。4.时金融机构的债权维护不够。在执行标的上重收回资金轻财产保全。一些县级法院总是以企业只有财产物品为借口,不愿对企业实行强制执行,且案件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造成担保物价值降低,影响金融机构的债权回收。

二、原因解读:法律缺陷与信用缺失的交互作用

1.法律缺陷。一是银行贷款业务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除《贷款通则》外,没有颁布出台规范贷款管理的专门法律,信贷维权缺乏特别的法律保障,如《担保法》中,没有明确行政管理部门的财产不得抵押的条款,若该部门财产涉及抵押时,往往影响金融机构贷款抵押权的实现。二是金融债权维护的法律规范不具体。如《公司法》中,没有对企业改制、重组、退出市场等行为设定具体涉及金融债权的法律约束条款,造成对企业逃废或悬空银行贷款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制裁。三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如《刑法》中,对诈骗银行贷款的故意行为,“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对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银行贷款巨额损失的过错行为,没有涉及,造成了大额国家资财的损失和浪费。

2.地方保护。据调查,有95%的金融机构认为地方保护是影响金融维权案件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一是政府主导微观经济的理念存在误差。一些县、乡政府不能正确理解“银行也是经营人民币的特殊企业”,把国有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等同于国家财政,导致金融机构在开展贷款清收或依法维护金融债权时,站在地方企业一边,在出台一些政策规章时,抛开金融债权于不顾,甚至公开支持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二是县域国有企业在转制破产中存在明显的行政干预。在优化资本结构和企业破产中,多数企业不是由企业或债权人提出,而是由政府及其部门主张,除破掉了一些应付货款和其他应付债务外,绝大部分是破掉了银行贷款这个金融机构赖以生存的债权。三是受理企业破产申请时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和执法不严。有些基层法院违背《破产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在受理企业破产案过程中,有意回避债权金融机构,往往在金融机构不知情的情况下,审理和批准企业破产;有时无视和侵犯抵押贷款权益,把有效抵押担保财产作为一般债权处置,甚至把有效抵押担保裁定为无效抵押担保,造成金融机构贷款债权悬空。

3.信用缺失。一是政府信用不高。有些乡镇政府或因贪大求洋搞基础设施建设,或因20世纪90时代盲目兴建的乡镇企业关停并转欠贷难以归还;并且有些政府公务员拖欠一、两万元的信用社贷款,长期不肯归还。二是企业信用不强。由于企业改制和破产中的地方保护及行政干预造成的后遗症,有些企业仍然欠贷不还,仍梦想着国家出台大破产、大核销的相关政策,能够一废了之、一核了之。三是社会信用不齐。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信用度仍然参差不齐,甚至出现一些城乡居民的居住房产抵押贷款到期拒不还贷的现象,使之成为县域金融机构新的贷款风险点。

三、政策建议: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安排

1.完善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各项法律制度。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尽快制定保护金融资产的《贷款法》,扩大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和适用条件,将贷款诈骗罪扩大到包括法人在内的所有企业和个人。在《刑法》中增设“故意逃废金融债务罪”,加大法律惩戒力度,遏制逃债风气蔓延。在《担保法》中明确国家机关、行政管理部门财产不得抵押的条款,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避免司法不公。尽快修订《破产法》,在《破产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缴纳所负税款”后,明确增加“偿还银行贷款”条款,而后才是“清偿公司其他债务”,不能把“银行贷款”与“公司其他债务”混为一谈,以保障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利。

2.建立金融债权保全体系,实现银行审懊经营。建立以保全为原则,以市场为基础的存款保险制度,成立存款保险公司,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救助责任机制,从法律高度制约和改变中央银行无限制承担金融机构风险的现状。在《破产法》中,增加金融企业破产特别条款,从法律角度规范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金融机构贷款责任条款,对因选项不准、工作失误造成贷款损失,数额巨大的,给予有关责任人员(包括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有效加大贷款责任人员的惩戒力度,确保金融企业稳健、审慎经营。

司法环境范文篇2

一是环境侵权立案少。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原告都必须与侵权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由于环境侵权情况的特殊性，其损害结果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显现出来，还可能一个损害结果涉及多个污染源。因此，有不少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复合型的环境侵权则使受害者难以准确找到侵害方。这便是为什么环境污染事件不少，却鲜有能成案进入司法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案件事实认定难。环境侵权诉讼虽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原告只需对存在污染事实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但由于其损害所具有的长期性、隐蔽性和致害原因多重性等性质，加上原告一般都是缺乏环保专业知识、技术的自然人，要求其提供准确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损害情况实在有点勉为其难，提供出来的证据也往往难以得到法院的采信。加上有的污染物具有挥发特性，在污染发生到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之间可能就已灭失，鉴定机构自然无法就其因果关系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

三是适用法律存在困惑。如，在环保案件原告资格、污染侵权构成要件、损害赔偿范围及民事责任形式等问题上，民事法律与环保法律的规定不尽一致。民法通则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侵权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许多污染被告人因此以不违反环保某项具体排放标准为由要求免责。

环保法则规定，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就有责任消除危害、赔偿损失。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四是法律规定滞后于环保需求。环境被污染、资源遭破坏，惩罚犯罪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更重要的是使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没有针对涉生态环境犯罪的破坏性特点，设定恢复性刑罚种类。这一立法上的滞后，一方面使很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和恢复，另一方面，还让保护生态环境急切、步子迈得快了些的地方，出现了超越法律规定范围的情况。如某基层法院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对一些盗伐、滥伐林木等罪行较轻的案件，在判处罪犯刑罚时直接责令其补种树木，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家和省有关机构必须加强生态环境恢复、生态补偿等领域的立法研究，尽快启动环保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从立法层面上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依据。最关键的有二：文/武东坡陈渊一是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发现所处的环境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生态资源受到破坏，针对有关民事主体的侵权行为或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司法环境范文篇3

自去年以来，由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企业关闭停产事件共300多起。金融纠纷案件高发不仅导致当地部分中小企业发展受阻甚至倒闭，还直接影响了当地金融秩序的稳定。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案频发也暴露出我国相关领域司法制度建设仍存在亟待完善的问题。据悉，温州等地正在筹建“金融法庭”，负责审理涉及信用证、票据、证券、期货、保险、典当、信托以及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各类借款合同纠纷。笔者认为此措施对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改善金融法制环境，推进金融司法环境改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金融司法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民间借贷金融纠纷案件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金融纠纷案件当事人以自然人为主，但企业或业主及家庭涉足民间借贷进而引发纠纷状况的现象十分突出。在个别地区，融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深度介入民间借贷。以温州为例，温州企业以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融资模式多为债务融资，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并未得到缓解，企业起步之初几乎都离不开民间借贷，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2.金融纠纷案件都涉及金融机构，且较为集中。金融机构在民间借贷环节中往往扮演着最后债权人的角色。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进一步恶化了当前脆弱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条所面临的风险。由于利益链条断裂，金融机构、企业、个人、中介机构之间更加互相不信任，金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急需司法介入。另外，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业务不断创新，推出理财、保险等产品，但是由于手续、程序不完善，欠缺制式合规合同，未履行免责条款及明确说明义务等原因，金融机构与很多客户之间存在金融纠纷。3.近年受理金融纠纷案件数量有暴增趋势，标的额逐年上升。一些地方出现了逃避债务的行为，民间借贷演变为非法集资，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另外，证劵市场信息泄露严重，存在披露信息不真实的现象。新型的金融犯罪标的大，危害大。

（二）目前金融司法环境存在的困境1.市场主体法律观念淡薄。一是存在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部分债务人企业已停产，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无力偿还债务；部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找不到可执行财产；有些债务人恶意规避法律，通过脱壳经营、转移优良资产重新注册公司等形式恶意逃债。二是债权人法律意识淡薄。如贷款没有担保或者保证人没有履行能力；担保物存在瑕疵难以变现，或者债权人对担保财产处置不力而丧失部分优先受偿权；对企业经营缺少监控，案件起诉后债务人已经无履行能力或者金融债权与企业职工生存利益严重冲突；财产保全线索提供不及时，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被另案查封而不能执行。2.市场交易中必要的预防性工作流于形式，金融纠纷的风险自始存在。如金融机构对外放贷之前，大多未按法定程序严格审查与评估，对资金投向的可行性报告也敷衍了事，信贷资金一开始就面临较大的风险性。“私贷公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致使许多贷款难以收回。有些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对保证人是否具有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债务人互相担保，借款人和担保人重复担保的情况严重存在。3.金融纠纷案件胜诉率较高，但执行困难。有的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经营不善造成了无还款能力，致使许多案件到了执行阶段之后面临着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有的即使有抵押的，也有一部分存在着抵押财产无法变现的问题。如许多金融贷款案件的被执行人为企业，常常是以厂房、设备作抵押，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企业职工下岗，致使案件迟迟无法执结。4.金融纠纷案交易环节多，案情复杂，且涉及银行专业业务，往往审理困难。金融纠纷案件有两个特点，一是金额巨大，证券市场上涉及金额动辄数以百万计、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案例比比皆是。二是案情复杂。特别是涉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案件，证据的确定比较难，即使在发达国家，审判类似案件时也面临困难。证券案件立、审难，既有审理人员缺乏金融、证券等方面知识的原因，同时也有诉讼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等这些原因。

二、优化金融司法环境的措施

（一）相关部门积极应对，协力化解金融风险1.政府、银行、中介机构积极改革。深入学习金融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强化责任意识，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工作作风。2.银行扎实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内控严格，认真落实发放贷款实行负责制。严格绩效考评，确定考核目标，坚持做到执法责任、监督机制和评议考核“三到位”；严格监督，加大过错责任追究力度。3.金融机构与人行、银监局、法院、检察院等单位互相配合，积极化解纠纷。人行与各银行、法院等单位或部门建立一些联动机制，在金融纠纷案件的立案阶段开通绿色通道；在审理中加大财产保全和调解力度；在执行中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债权。4.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人民银行牵头，各大银行推行信用不良记录制度，对有信用不良记录的人士限制发放贷款，促使大众为信用成本考虑；行政、司法部门支持配合，加强法制宣传力度，协助银行化解部分纠纷。

（二）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借贷与民间融资当前不少民间借贷已经不能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间借贷了，其数量大、利息高，更接近于金融行为。可以从立法或司法程序上对民间借贷特别是借条、借据做出指引，要求金额在达到一定指标后必须具备划款凭证证明资金来源，将有利于民间借贷和民间资本规范运作及司法判决，从而大幅降低金融风险。同时，由政府出面牵头设立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者审核中介机构资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将民间借贷有序纳入金融体系。

司法环境范文篇4

关键词:环境司法;司法专门化;祁连山

林区法院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永续发展的基础，即使是我们一味追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做依托的，所以为脆弱的正在遭受侵害的生态环境权益提供健全有效的司法救济机制，为环境资源提供法治保护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显得尤为重要，是我们必须进行的司法实践探究。但是环境侵权案件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例如权益侵害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专业性强等特点给现存的司法审判机关带来司法审判困境。环保法庭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能够带来短期的司法效益，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因其本身层级低、区域性明显、管辖权有限等局限导致我国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旧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2017年甘肃省祁连山地区发生的系列环境资源类破坏犯罪案件表明环境司法专门不能仅满足于区域性环保法庭的设立，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进路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和完善。

一、司法专门化和环境司法专门化

1994年苏力教授在《法律活动专门化的法律社会学思考》一文中就讲道:“司法专门化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紧密相连，是社会分工和演化的必然结果。”①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是指司法审判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审理案件的司法审判活动的总称，而司法专门化则是指司法活动为了应对多元复杂的社会纠纷而出现的一种专门化趋势，使不同类型的社会纠纷得到高效、专业的司法审判。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专门化是什么呢?2006年夏锦文教授在《法律职业化:一种怎样的法律职业形式———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一文中指出:“司法专门化有三点不可或缺，即专业的机构、人员及运作方式。专业的人员就是专职法官，专业的机构就是法院或法庭，同时司法运作时要保证司法独立性。”②在谈环境司法专门化之前，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的环境司法因为地方保护、司法技能不足等种种原因在频发的环境侵权案件中一直处于失位状态。作为环境法治体系核心部分的环境司法，一直未能有效发挥保护环境、救济私权、追究责任和定纷止争的作用，司法“缺位”和“怯场”问题突出③。因此为了解决这种困境，进行司法专门化建设尤为需要。关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定义，2011年6月10日举办的首届“环境司法论坛”上指出: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在国家设置专门的审判机关或审判机构、组织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项审理。针对环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的特性，探索针对环境案件专门化的审判方式是实现环境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祁连山林区法院对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实践探索

(一)祁连山地区系列环境破坏案件深化环境司法专门化探索。祁连山是中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因其矿藏、水资源富集，祁连山局部生态遭到人为破坏，祁连山保护区内，因为违规审批、未批先建，导致局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2017年1月至10月，甘肃省检察机关经审查，共批准逮捕祁连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8件16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3件30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4件15人。这一事件的曝光使得环境司法专门化一瞬间成为热议的话题，祁连山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虽然有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体现在司法层面上是缺乏专业的完备的环境司法救济机制，使得被侵害的环境法益因为种种制度设置缺陷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鉴于此，2017年9月28日，祁连山林区法院在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正式揭牌成立，这不仅是我省在环境司法方面的一次重大探索，亦是对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一次地方性实践。自我国提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布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方案的提出，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度大大提高，环境司法也逐渐向专门化的模式推进，这一方面保证了环境司法的专业性，另一方面也为环境司法提供后备保障。(二)祁连山林区法院的改组设立。为深入推进林区法院改革，实现全省重点林区涉林案件集中管辖，甘肃省高院于2017年9月19日制定《关于全省林区法院案件管辖实施意见(试行)》，在各市州共设立5家基层林区法院，并对其划定了相应的管辖区域。分别是子午岭林区法院、小陇山林区法院、祁连山林区法院、白龙江林区法院、洮河林区法院。其中最先设立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祁连山林区法院，其是因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域内发生的重大环境破坏犯罪案件而直接催生的，设立的初衷自然是使祁连山保护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案件得到及时、专业、有效的“一站式”解决，从而使该区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改善。(三)祁连山林区法院的管辖范围和受案类型。祁连山林区法院的管辖范围是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连古城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安南坝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盐池湾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辖区内的各类案件。祁连山林区法院设立的初衷是只审理环境资源类案件，做到环境司法审判的专业化、类型化。但是在司法实务过程中，由于面临案源、法院运行等诸多问题，各市州的5家林区法院不仅受理其所管辖区的林业环境资源类案件，还受理其所管辖区的所有普通民商事、刑事、行政类案件，就目前的法院受理案件类型设立上，无法实现仅审理环境资源类案件的专门环境法院。但是这一机构设置的创举已经实现了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探索从环保法庭到环保法院的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探索在不断朝着更加完善和深入的方向迈进。(四)祁连山林区法院面临的司法困境1．法院面临案源少，“吃不饱”问题全省林区基层法院2016年受理案件180多件，2017年受理案件170多件，这样的案件受理量对于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来说已经处于案件量畸少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至2017年9月份期间，各林区基层法院还未进行改革，受理案件类型呈多样化。在2017年9月林区法院进行司法改革之后，全省林区法院面临严重的案件受理量“滑坡现象”，法院面临“零案源”的尴尬处境，使其与设立时遏制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初衷背道而驰，如果这一现象持续存在，将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2．当事人诉讼成本增加从祁连山林区法院的管辖范围和受案类型来看，其管辖区域并不集中并跨行政区划，而且在审级的管理模式上实行省级垂直管理，这样的机构设置模式无疑给当事人启动司法程序时增加诉讼负担，并不利于当事人法定司法权力的行使，使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有效推进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举步维艰。3．办公条件欠佳祁连山林区法院由于院址搬迁，经费紧缺，没有专属的办公地点和职工的住宅区，以及办公条件差，只会司法建设止步不前，这对于案件的高效审判、法官队伍的凝聚力以及办案热情等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三、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发展进路

司法环境范文篇5

伴随着三大诉讼法的不同程度的修改,我国的司法程序改革已经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司法组织制度、司法独立、司法投入以及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等司法环境问题的改革虽已取得一定进步但相对滞后。本文在尽可能准确界定司法公正、司法程序的自治性以及司法环境的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司法环境制度构建的战略与措施。

一、司法程序的自治性及其环境介入

从概念上讲,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概念。实体公正也叫实质真实或实体真实,是指法官在解决社会纠纷时要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法官审理的典型意义首先是对证据进行分析、评判以推导事实是否清楚,然后在事实确信清楚的基础上进行法律分析。法律分析具体说来包括先依据法律规定评判事实的性质,也就是给行为定性,以明确事实是何种性质的侵权,然后对事实的严重程度进行界定,这是一种量的估价;最后依法确定纠纷双方(当然实践中多表现为确定被告的责任)的责任分担的界限。可见审理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推导过程,也是审理者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实际意义上对案件的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判决只不过是对审理者对在审理过程中形成的内心确信的一种最终表达。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作出不正确的判决,而且,从哲学意义上讲,绝对的正确是不可能的,因而,法官作出正确判决或者说实现实体公正无疑是一种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社会或当事人的期望应当是尽最大可能达成实体公正。那么,尽最大可能达成实体公正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在此种意义上形成其概念的。程序公正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是指法官接受和审理案件的方法是公正的。法官审理案件发生错误从法官本身来讲缘于两种情形,一是判断上的失误;二是有意犯错,即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显然,如何防止这两种情形是程序公正的主要功能所在。一旦公正的程序确立起来即意味着,案件的处理只要坚持程序就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实现实体公正,用不着刻意追求实体公正。可见,程序公正相对于实体公正是手段,相对于当事人、法官和社会则又是目的。也可以说实体公正是最终目的,程序公正是直接目的。程序公正的这种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¹罗尔斯认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含义是/即便法律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在这类案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误判:不正义并非来自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某些情况的偶然结合挫败了法律规范的目的。0见罗尔斯:5正义论6,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司法程序的自治性是排斥环境影响的司法公正的基本防线。程序具有自治性,只要程序设计严密,处置得当,就可以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处理,至于罗尔斯所讲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0¹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必然缺陷,它对整个程序的影响不大。程序的这种/自治性0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司法程序结构保证了法官能真正全面地听取案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使司法程序结构系统对信息的处理更加准确,以使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做到恰如其分。某些法官可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责任心强,不循私情,始终有一颗公正之心。但若没有科学的诉讼结构作保障,有可能不自觉地出现先入为主或偏听偏信的情况。二是司法程序结构正确协调了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比如控、辩、审三方关系和他们各自的内部关系,使诉讼主体职责分明、相互制约,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诉讼主体的人情和恣意对诉讼过程产生的干扰,从而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维护判决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某些法官可能与案情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联系甚至利害关系,或者受到案外人情的拉拢、腐蚀,可能有意使判决走向不公正,但司法程序结构中控、辩、审三方有效制约的程序/闭合性0(包括陪审官和法官的有效制约,控、辩双方的申请回避权)、公开审判的程序/开放性0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种弊端。程序的这种/闭合性0与/开放性0功能,其实际效用是真实存在的,比如由临时组成的并受到全封闭管理的陪审团在遵循公正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条件下审判案件,就可以达到公正的效果。程序的这种/自治性0导致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纯粹理性的意义上讲,所谓司法公正是不存在什么环境问题的。环境问题只能作为一种实践理性而存在。司法程序的自治性虽是排斥环境影响的司法公正的基本防线,但此防线并非是天衣无缝、万无一失的。司法程序自治性的天然缺陷具体表现为:其一,陪审团是一种豪华型的审判,耗资巨大,只能适用于少数重大案件,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案件的审判需要由单个法官或少数法官进行。而单个法官或少数法官一方面难以形成陪审团会议那种相互制约的氛围,另一方面对几乎每天都要审理案件的众多职业法官实行全封闭管理,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这就是说,由单个法官或少数法官进行的审判过程的自治程度要低于陪审团审判,那就是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弱。既然抗干扰能力弱,就要强调环境的塑造。其二,陪审团在实际操作时,往往是和法官分工负责的,即陪审团判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就是此种模式。此种情形下,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较之陪审团判事实的过程要弱,环境的作用也得以显示。其三,退一步说,即使实行陪审团全部审判的形式,主持审判的法官总是不可缺少的,而主持审判的法官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易影响到陪审团的裁决,比如在审判过程中对控辩双方出示证据进行不适当的引导与限制,在总结提示时进行一定程度的误导等等,此种现象的存在使得实际的审判过程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从上述三种情形可以发现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即在实际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在程序/闭合性0和/开放性0影响下其自治性仍然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受环境影响的可能性或危险性是程度不同地永远存在的。上述分析是立足于程序公正前提下对程序制度的自治性和抗干扰能力所作的估价。如果程序本身是不公正的,那么,程序制度的自治性和抗干扰能力将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包括哪怕是实行完全的陪审团审判的情形,维系那一点点所剩无几的自治性的东西就只剩下法官素质了。

二、影响司法公正的环境要素及其作用评估

所谓环境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司法公正指的是实体公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程序公正也属于/环境0问题,至少在广义上是这样的。但我们理解司法公正的环境问题的本意是指程序制度以外的、影响到实体公正实现程度的各种要素。这样一来,在实体公正和环境之间存在一个程序中介。研究环境的影响作用,显然不能忽视程序本身的科学性问题。程序科学、严密将在不同程度上减少环境的影响作用;反之则增大环境的影响作用。在这里,程序可以比喻为/一堵挡风的墙0。至于前面笔者作出的结论,即实际的审判过程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以及在实际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比喻为/没有不透风的墙0。外界的种种对实现实体公正的干扰,可以比喻为/风0,而环境塑造则可以比喻为/减少风力0。司法程序是实体公正和环境之间的中介,在理论上的程序自治性的背景下,影响司法公正的环境要素首推法官素质,其它重大的司法环境问题包括司法独立、司法投入和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等。首先,法官素质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首要环境要素。影响司法公正的首要环境要素是什么?人们容易想到的有所谓司法管理体制的提法。首先,司法管理体制的提法不是一个法学用语,与此相关的法学概念是司法独立和审级制度;其次,笔者在前文中实际上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从理论上讲司法程序的自治性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司法独立和审级制度这些类似于所谓司法管理体制的制度性构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而程序自治性本身是程序而不是环境。这样,在程序自治性之内影响司法公正的环境要素最直接的当然首推法官素质了。第三,如果司法管理体制的提法是指司法行政管理,那么它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作用甚至要低于司法独立和审级制度。法官在诉讼结构中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材料和意见进行分析、鉴别,并作出决定诉讼命运的判决,加之法官不承担举证责任,其职责只是判断案件,社会对法官数量的需求相对于检察官和律师要少,这就为法官的精英化创设了必要性。在司法制度设计时,对法官素质提出比检察官、律师更高的要求自是顺理成章的。所谓公正的司法程序,在其创设时,是立足于控辩双方的人和法官的素质达到司法程序所必需的最低要求。由此引出以下命题:其一,如果司法程序是公正的,控辩双方的人和法官的素质达到司法程序所必需的最低要求,司法程序在防止恣意方面将达到良好的效果,此效果是理论上所应达到的最低效果,但它又是良好的。所谓良好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靠程序就可以有效防止恣意,法官的抗干扰能力在公正的司法程序的/帮助0下,将达到较为理想的程度。所谓程序的/隔音空间效应0能较好地体现出来。所谓良好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它的含义是罗尔斯所讲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0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其二,法官的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的抗干扰能力。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程序的作用仍然是最基本的,没有程序保障,再好的法官也难以抵挡外界的种种诱惑。所以,有人说,一个好的程序可以将坏人变成好人,而一个坏的程序却可以将好人变成坏人。此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有道理的。其三,如果法官的素质低于公正的司法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那么,低素质的法官将反过来减损程序本身的自治性,素质越低,程序的制约作用越小,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说,一个公正的程序对于那些素质非常低下的法官来说简直相当于/对牛弹琴0。总之,法官素质对司法公正影响的基本评价是,不管程序公正与否,提高法官素质总是一件好事情。其次,司法独立是影响司法的第二要素。司法独立的根本价值是强调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应享有独立分析案情并独立作出判断的权力,其实质也就是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最大的好处是给法官一个广泛的判断案情的空间,以便尽可能探求案件的真相并作出正确的判决;其最大的坏处是法官可能以此为借口故意歪曲案件的真相而恣意妄为。正是为防止这种恣意妄为,立法者设计了审判程序予以约束,即依靠程序形成的氛围对法官的判断形成一定的遏制或心理控制,在这种程序空间里,法官会受到审判渲染出的气氛较强烈的影响。但是,正如前面已论及的,在实际的程序运作过程中,单个或少数法官的审判过程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审判过程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为尽可能减少这种影响,即前面所讲的/减少风力0,除了提高法官素质增强抗干扰能力外,司法制度的设计者专门设计了一整套在程序之外确保法官不受干扰地进行自由心证的制度,这就是司法独立制度。司法独立是围绕自由心证层层展开的,第一层次是法官不受案外人或公众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新闻监督司法的限制制度;第二层次是法官判案不受本法院领导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法院内部管理的非行政化设置;第三层次是法官不受更高一级法院或其领导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的关系设置;第四层次是法官不受行政长官、议会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法院独立于行政与立法机关的权力配置。这是司法独立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它与三权分立的思想不谋而合。为确保此制度的实现,立法者设置了法院经费与人事的独立运作、法官的长期任职制或职务终身制等制度。从上述论述可以知道,司法独立制度的设置是在程序公正和法官具备较高素质的基础上考虑的,只有这样才能较好体现司法独立的应有价值,才能最终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如果在程序不公正但法官具备较高素质的情形下实行司法独立,意味着对司法过程的人治认可;如果在程序不公正且法官素质低的情形下实行司法独立,意味着对无法无天的鼓励。¹张国卫、季美君:5俄罗斯的司法改革6,5海外司法改革的走向6,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58-159页。第三,司法投入是确保司法运转的经济前提。至少从现象上来看,司法程序结构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在奴隶制时代,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无力为追究犯罪承担过多的经济支出,与此相适应的是控告式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几乎把所有的纠纷都看作是私人纠纷,不带有公诉意义,与现代意义上的刑事司法相去甚远。在封建制时代,随着封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东、西方广泛实行纠问式诉讼制度。这种诉讼制度虽然忽视甚至取消了辩护制度,但纠举犯罪实行国家追诉的形式,在这一点上则是一个重大进步。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在法国产生了国王人,罪案不由被害人起诉,而由人起诉,近似现代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到十四世纪腓力四世在位时,正式设立了检察官。在我国汉代开始设立御史台,其部分工作近似现代检察机关。这些事实表明,封建国家已能够为追究犯罪承担较多的财政支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典型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程序结构被确认下来,并逐步加以完善。总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司法程序结构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制约着国家对司法制度的经济投入。司法程序与司法制度的科学化本身并不能保证它的正常运作,除了传统文化、政治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必要的经济投入是前提,经济投入还应具有稳定性。消减必要的开支或不能保护必要的投入,将形成司法程序和司法制度的/贫血0,并严重妨碍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俄罗斯司法改革的得与失在这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已经转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为俄罗斯推行西方式的司法制度创造了政治前提。1991年10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5俄罗斯司法改革构想6,此构想采取了/一步到位0的方法推行司法改革,包括:一是把个体权利的保护放在所有价值的首位;二是确立了在/三权分立0基础上的司法独立;三是确立了现代法治的一系列原则。此后经过数年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司法独立和一系列司法程序制度不仅得到确立,而且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行。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主要表现为司法投入的不足对司法制度运作造成的严重影响。/宪法和法律虽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并且在人事制度、物质保障上也作了明确规定,但因为联邦收入匮乏,相当部分法官的办公用房、住房、审判技术设备和交通工具的添置费用乃至工资发放等都得不到保证,,有的地方法院不得不向地方行政机关伸手要钱,使法院沦落到从属于地方行政机关的境地,,使法院和法官的崇高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人们对司法独立产生动摇和怀疑,。陪审团制度的重建,犹如-老牛拉破车.,进程缓慢,经费非常紧缺,难以支持陪审员的工资和各项补贴,公民参加陪审团的热情并不象立法者希望那么高涨0。¹第四,法治意识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潜在因素。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意识的含义是指公民对法律的感知、认知,其目的主要追求公民守法;法治意识则是指包括政府与公民在内的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并以政府守法为先。由于法治的本质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而,法治意识的提出和培养更符合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虽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人口素质(含文化水平)在根本上影响着法治意识的发展水平,但是政府、公民的法治意识提高反过来推动法治的发展。这是因为法律的本质是依靠政府与公民自觉遵守的规则体系,强制只是例外。法治意识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法治意识强有利于政府减少对司法的行政干预并积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从而最终有利于法院作出正确的判决;公民法治意识强有利于公民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案件,查明案件真相,实现实体公正,比如证人法治意识强有利于如实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当事人法治意识强有利于减少诉讼纠缠,进而有利于案件得到迅速、公正的解决。二是政府与公民法治意识强有利于自觉执行法院判决,不仅有利于最终解决纠纷,更有利于维护法院权威,弘扬法律至上理念。

三、司法环境建设的战略构想

目前,包括司法环境建设在内的司法改革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全国有步骤地推进,笔者认为,塑造司法环境的战略应把握以下几点:首先,司法环境建设应与诉讼程序改革相伴进行,并以诉讼程序改革为先导。笔者在前文已经阐明,如果法官的素质低于公正的诉讼程序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那么,低素质的法官将反过来减损程序本身的自治性,这就是说,法官素质太低,程序的作用将越来越小。但应当注意的是:其一,程序对于素质太低的法官作用也是有的,并不是等于零;其二,在/自治性0最高的诉讼程序中,比如由临时组成的并受到全封闭管理的陪审团在遵循公正程序的条件下审判案件,法官素质太低将不发生太大影响,而且,陪审团审判解决的又是重大案件并对整个诉讼程序的自治性起着最终的保障作用。总之,公正的诉讼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基本保障,程序不完善,司法环境建设的效果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实质上相当于内耗。最典型的是司法独立和司法投入。就是对于提高法官素质和信用制度建设而言,虽然它们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恒定的价值,但若能在程序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其在许多情形下效果会更好。这就是说,司法环境建设绝不能孤立进行,应跟随程序改革相机行事。其次,一如既往并坚定不移地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前文已述,提高法官素质的好处是无条件限制的。公正的司法审判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或促使法官素质的提高,但也不能忽视这种先程序后素质的改革方式必然要支付巨大的代价,那就是容忍低素质的法官对公正审判程序功能的消减,实质也是对司法公正的消减。因而,建构专门的司法组织制度对于提高法官素质不仅具有独立价值,而且实际成为几乎与司法独立价值相当的司法公正实现的前提性措施。而这种专门的司法组织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所谓法官职业化,通俗地讲也就是法官工作的严格控制化、集中化与统一化,其直接目的是确保法官素质。它比法官精英化的提法更为贴切。法官职业化虽是法律职业化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法官的审理与裁决是决定案件命运的终局性行为,法官在诉讼程序中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法官职业化要求显然高于律师职业化、检察官职业化。法官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法官本身的实体性要求,包括水平与品格两个层次的内容。水平主要指法律专业水平,而法律专业水平主要指把法律规定和案件联系起来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学理性,比律师、检察官的要求要高,这是要求法官具有法学家水平的理论依据。品格除了品质高尚的一般性要求外,对于法官而言主要是对法律的不折不扣的信仰。法官从本质上讲他并不代表任何利益,包括国家、公民或个人,他只代表法律或公正,是人类社会为实现法治有意模塑的一个超然、超脱的中立者化身。法官并不顺从民意,他只顺从法律。美国联邦法院一位大法官在中国演讲时曾讲到,法律应当保证法官敢于做出不受欢迎的判决,其理论内涵是相当深刻的。另一方面是保证实现上述实体性要求的制度操作。这是极富实践意义的关键性步骤,内容主要包括严格的法官准入制度(包括资格考试与选拔)和职业自治制度。法官职业化或精英化在目前世界范围内/诉讼爆炸0的情势下愈发显示出必要性。/诉讼爆炸0引起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纠纷事实上是在法院外解决的,即通过和解、民间调解、行政司法和仲裁等民间性和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法院实际解决的纠纷数量在全部纠纷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总之,至少从客观上看,法院已经不再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主力;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法院的职能已经正在悄悄然而却是剧烈地发生着重大的转变,即从传统意义上的全力陷入纠纷解决的职能转向依靠职业法官来解释法律,(即所谓法官创法的本质意义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片面增加法官数量以应对激剧膨胀的诉讼案件的思路已经开始向减少法官数量并实行法官的/精英化0的方向转变。¹我国现有法官总数约30万,数目十分庞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二点五,法官密度相当于台湾的5倍,日本的10倍。更为严重的是法官总体素质低。据报载,1997年全国法院系统25万名干部中,本科层次的占5.6%,研究生只占0125%。º经过几年的发展,达到本科层次的法官增长数倍,但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比例仍不足20%。»而且法院系统自办的业余大学毕业的法官又占多数,形势是严峻的。¹何兵认为,由于对法官角色定位的错误,我国法官被视同政府机关的/办事员0进行管理、调配和增减。按照这一行政性思路,我国解决法院案件负担的一个主要手段是增员。1998年全国法院享有审判权的人员约17万人。从法官与人口比例来衡量,台湾的法官与人口比为1:18348,大陆1998年末人口总数为123626万人,按此测算大陆约需67378名法官。从法官的工作量角度来衡量,以结案率较高的1998年计,大陆法官平均年结案为3415件,月结案2188件,而台湾地方法院法官的月民事结案达3519件,为大陆法官的1215倍。按此,大陆仅需13600名法官即可审结现在由17万法官所审理的案件。从法官占法院雇员总数比角度衡量,按台湾的比例1516%计数,大陆28万法院雇员中,法官数应为43680名。综上,按我国现在的案件量,约有30000名法官即绰绰有余。(何兵:5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6,5中外法学62002年第1期。º张卫理:5中国需要大批法律人才6,5法制日报61997年10月3日。»我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全市约有3000余名法官,占全市人口约万分之一点九,法官密度比全国低。上海市法官素质较全国其它省份相对高。数据显示,上海法院根据市委和最高法院关于机构改革的要求,结合实际,精简人员编制,优化法官队伍结构。机构改革后,全市法院法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到7014%,比1997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其中硕士113名,博士10名。其它省份的有关数据如,浙江全省法院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3348人,占在职干警总数的36%,比五年前上升了19个百分点,江苏全省法院干警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的已达35115%,海南现在全省1413名法官中还有856名法官的学历没有达到法官法规定的本科水平,天津全市法院干警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法院总人数的45%,比1998年增长了90%。(以上各省、直辖市法院法官知识结构数据均来源于2003年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三,谨慎推进司法独立。之所以讲/谨慎0,是因为司法独立欲有效发挥作用须有条件限制,一是诉讼程序是公正的,起码要求程序改革的进程是顺利的;二是法官素质达到诉讼程序的最低要求。目前,我国诉讼程序特别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程度较低,法官的总体素质更低,不可不考虑条件限制而片面强调司法独立。第四,在诉讼程序和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基础上确保司法投入。司法投入能良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程序公正、法官素质达到程序最低要求和司法实现独立,这是司法不能盲目投入的主要理由。前述关于在案件数量、公正水平和效率不变情况下,投入越高、效益越低的分析,其涵义是司法投入不能不考虑客观情况随便投入。我国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仅法官素质低,如姚小红式的/三盲院长0就具有代表性,更为严重的是已有的法律程序也不能得到确实执行,审理案件的随意性很大,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现象较严重。这种司法状况将使司法投入所应发挥的效益大打折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浪费司法投入。此外,一般地讲,在程序不改革的情况下,公正、效率水平是恒定的,投入应决定于案件数量,一般地讲,案件数量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经济的发展往往与纠纷和犯罪的增加成正比,经济的现代化往往意味着犯罪的现代化,所以,经济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应当增加司法投入。第五,培养社会法治意识应以培养政府法治意识为重点。我国传统的法治宣传教育方法是以公民教育为重心展开的,按照现代培养社会法治意识的要求来衡量,需要对这一传统方法进行根本性的反思。笔者认为,培养现代社会法治意识应实现两个方面的根本性的转变,一是培养的对象应从以公民为重心转向以政府为重心;二是培养的理念应当从/治民0转向/治官0。人常说/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0就包含有这方面的理念。

司法环境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问题;行政机制;司法救济

近年来,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环境危机的议题备受社会关注。对此,学者们围绕强化环境问题的可诉性、完善传统诉讼规则、借鉴国外相关司法实践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司法部门也作出了明确回应。2004年4月,大连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2007年11月以来,贵阳市、无锡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南京市在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环保巡回法庭,北京、湖北等地也一直有人大代表建议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从这些现象来看,通过设置专门的环境法庭,将环境问题的解决纳入司法渠道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实际上,环境法庭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10万多件,但真正到法院进行诉讼的不足1%。”①笔者在基层国土资源部门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是,非法采矿、以破坏性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违法犯罪事件多数还是通过国土资源部门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的,将其纳入司法程序困难重重。关于环境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的原因,多数学者围绕环境案件在因果关系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损害范围界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困境展开讨论。实际上,除了这些规则层面的因素外,环境司法的开展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涉及我国环境问题发生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救济机制的功能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对环境司法进行全面了解、准确定位和有效推动。

一、我国环境司法的外部障碍

1.“政府失灵”现象使我国环境司法收效不佳

“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政府失灵:当政府行动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者当政府不公正地进行收入再分配时,政府失灵就会发生。”②“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决策或行为的不当或失当。我国环境方面的“政府失灵”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府部门对我国自然环境的整体认识存在偏差。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部门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基本评价一直是“地大物博”,人均观念较为浅薄,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承载能力。这种认识偏颇在任何一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都难以避免,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国政府有关资源与环境的决策,与当今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的形成不无关系。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基于对“劳动价值论”的片面认识,认为自然资源具有使用价值是肯定的,但其能否成为价值体是有疑问的。由于缺乏价值来源,自然资源便无法成为商品,其市场供给就不可能实现,自然资源配置和供给的任务就只能由政府来完成。“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工业制成品高价”的局面逐步形成,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率、无效率与环境污染共同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退化。最后,我国传统政绩考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受多种因素影响,传统政绩考评指标过分偏重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相对忽视环境保护。在经济政绩观的导向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短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些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甚至酿成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往往与地方政府部门环保执法不力甚至直接或间接地纵容企业环境违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环境问题进入司法救济程序。因为环境问题大多涉及政府的宏观决策或调控,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这些宏观决策或调控行为一般都是不可诉的,对之无法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以企业为被告的环境民事诉讼也经常受到政府公权力的影响,有时这类案件本身已不再重要,案件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司法部门与政府的角力。在相关诉讼规则尚未完善、行政与司法的互动机制尚未健全之前,环境法庭只是在形式上为审理环境案件提供了一个专门平台,其不可能推动环境司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2.我国自然资源权立法的不足排斥了司法系统对资源破坏问题的介入

谈及环境问题,多数学者和实务部门一般仅着眼于环境污染,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很片面的。尽管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污染一直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环境问题的代名词,但实际上除环境污染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环境问题即资源破坏。资源破坏问题之所以经常被忽略,主要是因为这类问题大多涉及行政管理,人们容易忽视从环境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这类问题。资源破坏问题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权属受到侵害。自然资源权属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和利用权两个层次的权利形态,主要解决自然资源归谁所有、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等问题。③从权利性质和内容来看,自然资源权属无疑应归属物权范畴。但实际上,尽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完全符合我国《物权法》第127条规定的用益物权“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法律特征,但其客体的特定性、行使方式的特殊性等很难与传统的用益物权理论相契合,这使其在立法观念和立法实践中受到了明显的轻视与忽略。按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的规定,绝大多数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国家既是自然资源所有者,也是自然资源管理者,实践中一些行政机关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异化为国家对自然资源行政监管权利的组成部分,把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与国家的自然资源权益实现混为一谈,严重阻碍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价值实现。从权利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来看,自然资源利用权如采矿权、取水权等类似于用益物权,但实际上现行各自然资源单行法大多是以行政许可的方式规定各种自然资源利用权的。如我国《矿产资源法》第39条、40条针对无证开采和越界开采两种违法行为规定“责令赔偿损失”,从法理上讲,“赔偿损失”是典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责令”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特征,实践中“责令赔偿损失”往往变为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赔偿,根本未给司法裁判留下应有余地。我国《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涉及自然资源权属的纠纷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基本上未给司法机制介入此类纠纷留下多大空间。

3.行政处罚与刑罚衔接机制的不足导致资源破坏行为很难受到司法惩处

我国现行立法对资源破坏行为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责任形式,实践中这些行为往往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得到矫正。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2条明确规定“违法性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该法对于如何移送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造成实践中针对自然资源破坏事件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处罚与刑罚错位的现象,一些行政机关查处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触犯了刑事法律。另外,目前有关资源破坏行为的认定标准主要是作为各资源主管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依据,较难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导致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的一些证据,法院往往不予采信。这些都导致各种资源破坏行为即使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犯罪,实践中也很难将其纳入刑事审判程序。一些基层资源主管部门对此多有反映。

二、我国环境司法的内部障碍

1.司法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的功能局限性

我国现行民事、行政、刑事三种诉讼规则设计都是针对传统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的,环境纠纷带有很大的社会性,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与传统的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存在很大差异,故通过现有三种诉讼模式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效果不佳。尽管当前一些围绕法律责任的研究对现有三种诉讼模式对解决环境问题的不适应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也提出了一些应然性的立法建议,但实践中法官“以法律为准绳”的观念根深蒂固,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要求法官以应然性的理论论证为指导进行司法裁判是不现实的。“根据法官为社会所履行的职责,法官一般来讲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制度的缔造者,……法律改革的重大任务应当留待那些享有立法权的人或机构去完成。”④在当前缺乏针对环境问题的专门诉讼规则的情况下,将司法救济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不现实的。另外,司法裁判的目标与解决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社会各种资源、利益、负担分配方面的正义,以及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方面的正义。前者可谓“实体正义”,后者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⑤司法裁判的侧重点只在于“诉讼正义”,换言之,司法裁判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作为一种社会争端与冲突解决机制对是非曲直进行判断、分配损失,从而达到司法救济的目的。但环境问题的解决往往不仅是是非曲直的判断问题,基于环境利益的价值复杂性,司法裁判更需要对多重正当主张的“优先性”或者相关方的“容忍程度”问题作出判断,这一点是传统司法机制所不擅长的。

2.法官处理环境问题的专业性不足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对法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新要求:其一,在对案件进行定性时,不能仅依据法律规范和一般伦理观念,还必须参照某些技术指标;其二,在现有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能在环境理念和环境思维的指引下,对现有法律规则进行符合环境保护宗旨和目标的遴选与适用。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对法官解决环境问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国现阶段的审判实践来看,法官的知识结构尚不能胜任这些要求。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通过在司法机关内部设置环境法庭来消除法官处理环境纠纷的专业性不足的做法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因为法官环境法知识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环境法教学和人才培养是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中非常薄弱的环节,这决定了环境法专业人才缺失的现状在短期内难有改善,法官裁判环境案件的专业性不足问题将长期存在,况且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置环境法庭目前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⑥。

三、我国环境司法障碍之克服

1.加强对政府决策行为的环境审查

与单个建设项目相比,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有关产业发展、区域开发、资源开发规划的各种战略决策,往往对环境产生更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政府决策阶段就应当将环境与资源保护纳入其中,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从决策源头避免环境损害结果的出现。目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已将政府规划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明确要求对政府规划行为进行环境审查。但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相比,我国规划环评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尚未纳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目标的实现。从长远来看,要避免“政府失灵”,必须通过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来加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避免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之间产生矛盾和裂隙,推动环境司法的开展。公务员之家

2.准确把握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与自然资源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差异

要在最大程度上解决自然资源权属向行政权力异化的问题,为司法机制介入资源破坏问题的处理创造条件,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明确区分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的国家所有者身份和管理者身份。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时被推定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法律赋予其高于其他社会关系主体的优越地位,其通过行使公权力对自然资源市场进行干预,解决市场准入、生产安全、资源产品宏观供求平衡等方面的问题,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涉及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此时应强调国家与其他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时是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其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各自依法行使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国家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意思自治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进行交易,出现了纠纷也应通过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利救济方式解决。

3.完善环境立法

为使环境案件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必须解决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上的“无法可依”问题。环境法是一个后起的法律领域,近年来发展较快,但相对于传统立法还是比较单薄的,尤其是相关理论研究和诉讼规则设计比较滞后,致使法官无法将环境纠纷纳入司法程序之中。鉴于此,必须立足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加强相关诉讼理论研究和规则设计,尤其要细化、深化民事法律领域与解决环境纠纷相关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设计。我国2009年底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已明确涉及了环境污染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助推环境司法的立法发展趋势。

4.有效化解法官处理环境问题专业性不足的难题

从我国法官队伍的组成来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正在逐渐成为其主要来源,基于此,各相关院校应严格落实2007年教育部高等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环境法学增列为法学学科核心课程的决议,加大对环境法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为改善法官在处理环境问题方面的专业性不足,一些国家通过立法设置了环境法庭进行相关司法裁判,如典《环境法典》设置了环境法庭体系,环境法庭的组成和审理方式有别于普通法庭,一般由一名主席(该主席应当是合格的地区法院法官)、一名环境顾问、两名专家组成,需要时还可以增加一名合格的地方法院法官和一名环境顾问。⑦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环境法庭的设置及相关裁判规则,允许环境法庭吸收知名环境法学专家组成,以弥补法官审理环境案件的专业性不足。

注释

①武卫政:《环境维权亟待走出困境》,《人民日报》2008年1月22日。

②[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67页。

③蔡守秋主编《环境资源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④[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8—559页。

⑤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204页。

司法环境范文篇7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应对策略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首提推动“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报告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至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无一不围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绿色发展进程中，用法律手段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资源意义十分重大。目前来看，我国污染治理的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力度不断加强。刑事治理层面，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和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实施中的问题先后两次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严密了环境刑事治污的法网。《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实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污染环境行为本身具有因果复杂性、后果出现迟滞性等特征，加之司法工作机制不健全，污染环境罪惩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走出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历年来我国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的成绩

自1997年刑法第388条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以来，我国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已有20年的历程。基于立法，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7年10月至2011年5月。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前，我国刑法没有将污染环境行为犯罪化，当时治理污染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执法。1997年刑法第338条将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设置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开启了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污染的先河。1997年至2011年，刑事司法启动了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制裁，但数量不多，环境刑事司法的保护效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1997年刑法典颁布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针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生效刑事判决是个位数[1]。2002年至2011年，我国审结的环境刑事案件总数为81435件，其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案件仅为109件[2]。第二阶段为2011年至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标准。2011年5月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惩罚以来，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环境污染犯罪的数量急剧增长。尤其是《2013年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明确以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效果更为明显。据统计，《2013年解释》“出台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环保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超过之前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247起此类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145起，达到历史新高。”[3]2013年，各级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706件，数量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4]，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2180件，超过2013年的3倍。[5]2015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第一年，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截至2015年11月底，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1478件①，仅广东一个省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就达到312宗，较2014年同比增长26.8%[6]。2015年，公安机关开展“清水蓝天”专项行动，共破获各类污染环境犯罪案件60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余人，分别比2014年增长16%和42%。②2016年，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963件，较上年上升16%。③审判层面，污染环境类犯罪审判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2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环境刑事案件42127件，其中污染环境案件达1124件。[7]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判决的污染环境罪案件高达1322件。[8]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072件，审结1847件，生效判决人数2944人。[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些年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第一，刑事制裁污染环境罪的数量与过去年均几十件的案件量相比快速增长，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第二，司法解释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效果非常显著。应该说《2013年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诠释明确具体，实施效果也非常好。但是，近年来污染环境罪又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危险废物犯罪产业化、伪造自动监测数据问题突出，大气污染难以取证等。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2016年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定罪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可以预测的是，随着《2016年解释》的实施，我国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效果会更加明显。第三，刑事制裁污染的手段启用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对于强化环境司法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

虽然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制裁污染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强，司法机关每年惩处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额在不断增加，但是，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数量很多，根据刑法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案件基数也很大，但大多数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并没有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有些案件即便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司法在惩治环境污染犯罪中未能有效发挥作用”[10]，陷入了如下困境：（一）立案处罚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立案难。环保执法部门有案不移，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不畅，致使本该交由司法机关立案的犯罪案件难以立案。环保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分别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在跨职能衔接案件的情况下，这两类部门的衔接机制是否顺畅对于追究环境犯罪人刑事责任至关重要。[11]在环境领域“两法衔接”法规制度层面，我国已经制定了一批法规、意见、办法，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见》，《公安机关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等等，相应的工作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为了强化自己的行政职能，“两法衔接”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一是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查处案件的人员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不愿意将犯罪案件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致使构成犯罪的案件不能立案；二是因衔接程序复杂、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建立等原因造成诉讼程序启动难。其次是处罚难。地方政府以污染环境罪立案影响经济发展为由阻止刑事立案处罚。污染环境罪有别于其他犯罪的特征之一在于其具有正负双重属性：正的方面是高污染产业可以增加GDP，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负的方面是污染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GDP，有些情况下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选择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盲目引进高污染项目。司法部门一旦对地方GDP贡献大户进行污染环境罪立案，地方政府往往会进行干预，阻止立案工作。虽然近些年来环境保护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解决，但地方政府受之前经济发展优先政策的影响，在地方财政、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环保部门往往有案不移，司法机关很多情况下有案不立、不诉、不审。即便审理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判决也比较轻缓。（二）取证难。取证难是污染环境犯罪难以追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线索发现难。污染环境线索难以发现，致使污染环境罪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数量不多。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污染环境犯罪线索来源主要有群众举报与行政机关移送两种。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渠道的线索来源都非常有限[12]。一方面，群众举报污染环境犯罪的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案件线索。由于环境污染案件所侵犯的环境权很多情况下不具有受害人单一性和具体指向性，在不是自身一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很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主动举报污染环境犯罪者很少。另一方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许多企业在环保守法上阳奉阴违，白天不排晚上排，明里不排暗里排，很难被发现。如2013年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的被告人周长德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无污水处理设备的情况下，在自家院内私自经营电渡厂，并私设暗管排放电镀产生的废水。[13]第二，第一时间取证困难。为了逃避环保机关的检查和司法部门的打击，很多工厂、企业、个人实施排污行为往往是在国家机关下班后，或者排污地点高度隐蔽，或者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执法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取污染信息。在污染时间和空间存在两维跨度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取证认定污染行为存在一定难度。第三，准确取证难。很多企业篡改、伪造监测数据①，弄虚作假逃避环境执法检查，致使调取出来的本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监测数据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对证人取证难。污染企业很多都是家族企业，员工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或附近居民，在自身权益没有受到直接侵害的情形下没人愿意出面作证。第五，证据转化难。污染环境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需要证据予以支撑。证明污染行为构成犯罪的证据大多来自行政执法。虽然我国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联合了一系列文件进行衔接，但对于如何将行政执法的证据转变为刑事司法证据无特别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移送过来的行政执法证据可否直接用于刑事司法、如何运用等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取证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取证工作确实有其现实困难：其一，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本身比较特殊。如污染行为实施后，液体污染物往往会通过管道等排入河流、湖泊，但液体污染物在流动过程中会不断释解，气体污染物以及部分固体污染物则在排放或处置过程中会不断挥发，致使无法取证。其二，危害后果滞后出现导致无法取证。有些情况下环境污染所引起的损害大多在污染行为实施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类案件证据的发现、固定、提取、保存比较困难。其三，环保执法证据达不到刑事司法证据的要求。目前所处理的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大多先经过环保执法机关的前期行政执法获取证据，再移交司法机关立进行处理。但环保执法机关行政执法所获取的证据往往达不到司法机关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存在实物取证方法不科学、取证程序不规范、取证不完整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影响一些关键性证据的运用。其四，污染环境犯罪的证据过于专业，司法机关无法独立完成取证工作。其五，政府与公众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取证困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百姓急于脱贫致富，政府急于发展经济，忽略了环境保护。虽然近些年来公众环保意识有所提升，但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谴责度仍然不高，犯罪感不强，在环保机关、司法机关要求其作证的情况下不愿出面作证。（三）鉴定难。查处污染环境罪涉及到的污染物认定、污染损害估算等专业问题需要由鉴定机构通过鉴定来解决。我国已经在法律、法规、制度层面对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体系进行了初步设计：2007年7月，司法部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文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了统一登记管理范围；2016年10月，司法部与环境保护部共同制定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刑事司法层面，2013年和2016年的两个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都进行了明确确定。《2013年解释》第11条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2016年解释》第14条在《2013年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强化：“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毋庸置疑，这些规定要求各级环保部门提升对环境要素的监测能力，加快建立、完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体系。此外，为了解决环境污染损害鉴定问题，规范环境鉴定管理，我国相关部门还制定了操作性很强的评估鉴定专门性规章制度：2011年5月30日，环境保护部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2013年8月，环保部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2014年3月，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了《农业环境污染事故司法鉴定经济损失估算实施规范》等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鉴定难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鉴定种类多且标准不统一。鉴定种类有农业、渔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林业环境破坏评估鉴定、危险废弃物认定等。这些鉴定技术要求不同，鉴定标准欠缺，鉴定人跨领域开展评估鉴定难度很大。第二，鉴定费用太高。有的污染物鉴定费用或环境损害评估费用动辄数十上百万元，公安机关办案经费捉襟见肘，难以支付鉴定费用。[14]第三，鉴定时间太长，技术难度太大。污染领域有些物质的鉴定直接与其他科学技术如医学、化学等密切相关，在其他科学技术无法企及的情况下，鉴定时间往往拖得很长甚至无法开展。第四，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法律法规难以在司法实务中落实：一是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制度尚不完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工作还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法规、技术标准与运行体系[15]。二是环境损害评估评估鉴定工作尚未完全走上正轨。三是我国目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奇缺，能够胜任环境损害评估鉴定职责、提供具有权威性、公正性技术支持的鉴定机构少之又少。尽管截止2016年2月，环保部公布了环保系统内两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在全国范围内共确定了29家鉴定机构，两个司法解释增加了公安部门可以指定出具检验报告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鉴定机构缺乏的问题，但仍然难以适应环境鉴定的市场需求。（四）因果关系认定难因果关系的认定及其证明路径是当前污染环境罪追诉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6]司法部门在认定刑事案件的罪与非罪时必须就案件因果关系给出唯一的答案。我国司法实践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采用逻辑推理的证明方法，但这一证明方法在污染环境行为与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困难。目前，学界对污染类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认定进行了专门探讨且提出了几个切实可行的推定证明方法①，但法律层面并未就污染环境类犯罪案件确定特别因果关系认定准则，司法部门认定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时仍然倾向于适用传统因果关系认定方法，难以解决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上的问题。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其一，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并不像放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传统犯罪类型那样一目了然。环境污染的污染源种类繁多、性质各异，而且在其进入环境后，污染物相互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还会发生化学或物理性的相互作用，这样形成的因果关系依一般人的生活常识和法官法律素养很难做出全面科学的判断；其二，危害结果有些情况下是多种污染因素共同造成。如河流、水域、大气的污染往往是多个污染主体的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作用而引起，各污染源对污染结果的作用并不一致，认定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难上加难；其三，认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具有复杂性。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会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科学方法和机理，不仅需要具备相关的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疫学、药理学等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利用必要的检测设备，以及使用符合科学要求的取证方法等。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具有潜在性与长期性，也即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往往时空隔离，呈现出长期、逐渐出现的特征，且严重受制于技术手段的发展等[17]，一些污染行为的危害后果在某个特定阶段无法预知，从而导致在对危害结果的判断上出现困难。基于此，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难以达到通常意义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为了解决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证明难题，有必要寻求其判定上的合理路径，以有效发挥环境刑事手段在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保护生态环境中的应有作用。

三、解决污染环境罪惩治困境的出路与对策

司法环境范文篇8

环境刑法是指规定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和环境犯罪刑罚的法律。但是,环境刑法并不是我国现行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就如同经济刑法0一样,仅仅特指在破坏特定社会关系上具有共性的刑法规范群。目前,关于环境刑法范围的界定有多种观点,但是从基本分类来看可以认定存在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1]在我国,是指5刑法6分则第六章第六节5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规定的犯罪行为。广义的环境刑法则认为,不论何种性质的法律法规,只要规定了环境犯罪、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和环境犯罪处罚的内容,都是环境刑法的组成部分。[2]广义的环境犯罪是指除上述狭义的环境犯罪外,还包括诸如环境保护法规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0的条文,以及5刑法6分则其他章节规定的走私危害环境罪和渎职危害环境罪。为了强调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针对性和特殊性,本文所研究的环境刑法的范围仅涵盖狭义的环境刑法。我国5刑法6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狭义环境刑法规定了污染环境罪、危害生态罪、破坏资源罪三类环境犯罪,共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15个罪名。由于我国的犯罪概念坚持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定性和定量的统一,所以在环境刑法条文中分别规定重大损失0、严重后果0、情节严重0、数量较大0等犯罪构成要件,而对于上述构成要件,一般都是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已发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实践证明,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在我国环境的刑法保护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解释主体所秉持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立场,以及对相关构成要件认识深度的影响,这些解释中还存在缺陷,限制了环境刑法的适用,影响了打击环境犯罪的效果。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我国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探讨其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有利于加强环境的刑法保护。

一、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及作用

自1997年刑法单独设立5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一章以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共有7件,包括:1.200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2.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3.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4.200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5.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6.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7.200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出的5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6。此外,除上述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外,198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5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6的通知也依然有效。正如台湾刑法学者蔡墩铭所言:刑法之解释不啻予刑法以生命,无解释则刑法等于死文,毫不发生作用。[3]上述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几乎涉及到全部的环境犯罪条文,司法解释使得抽象的环境刑法条文蕴含了更加具体丰富的内容,也使得环境刑法条文开始勃发出适用于实践的生机和活力。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一)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

1.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具体化环境刑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在环境刑法中含有大量的反映环境要素称谓和环境犯罪行为的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或者是比较生僻,并不被普通人所了解;或者部分概念虽然被日常生活所用,但含义模糊不易确定;或者是部分术语在实践中容易发生歧义。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具体化,以明确内涵和外延达到便于操作适用的目的。首先,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犯罪对象进行了界定。例如,将珍贵树木0解释为: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0解释为: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5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6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其次,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进行了定义说明。将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0中的明知0定义为: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将收购0定义为: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将运输0定义为: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将出售0定义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第三,对环境刑法中的犯罪结果术语进行详细阐述。例如将环境污染中的公私财产损失0明确规定为: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2.对环境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情节进行标准化在环境刑法中定罪量刑的情节主要是指情节严重0、情节特别严重0、数量较大0、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0、造成矿产资源破坏0、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0、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严重危害人体健康0、后果特别严重0等。定罪量刑情节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着行为人罪与非罪的界限和所适用的刑罚幅度。如果在环境刑法中仅仅对定罪量刑进行定性的描述,难以避免由于司法人员的不同而导致环境刑事司法不统一,所以通过司法解释对环境刑法中的定罪量刑情节进行标准化就成为必然。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首先,通过货币价格进行标准化,例如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或者非法获利5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0。其次,通过侵害对象数量进行标准化,例如规定盗伐林木数量较大0,以2m3-5m3或者幼树100-2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巨大0,以20m3-50m3或者幼树1000-2000株为起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0,以100m3-200m3或者幼树0.5万-1万株为起点。最后,将货币价格和侵害对象数量同时作为可供选择标准,例如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m3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的,属于刑法第338条、第339条和第408条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定罪量刑情节的标准化可以帮助司法机构有效地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以后如何适用刑罚。3.对环境刑法中的罪数形态进行准确界定由于环境犯罪的复杂性,实践中存在行为人介于一罪与数罪之间的情形,导致在司法中区分罪数的困难。因此,现行的司法解释对环境犯罪人不同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罪数的界定,以有利于准确的定罪。首先,认定多次重复行为属于徐行犯或者连续犯,应该对数量、数额进行累计计算。如规定多次实施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罚;规定多次非法采矿或者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内多次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未经处理的,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数额累计计算。其次,认定单一犯罪行为一般为想象竞合犯,并遵循从重处罚的原则。如规定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同时构成刑法第114条或者第11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最后,认定行为人在构成环境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实施其他犯罪的要进行数罪并罚。如实施刑法第341条规定的犯罪,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查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又如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等公文、证件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定罪处罚。这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实施环境犯罪行为时,手段行为和结果行为不属于牵连犯罪的以一重罪论处0,而是应该属于数罪并罚,这也无疑强调了打击环境犯罪的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

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自逐步制定以来,就在环境的刑事保护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对环境刑法专业术语的说明、定罪量刑标准的制定,以及罪数形态的准确确定,为体现环境刑事保护的立场和便利刑事司法发挥了积极作用。1.有利于司法机关进行环境刑事司法操作,发挥了环境刑法的强制作用环境犯罪作为新兴犯罪形式,具有结果难以认定和行为表现形式多样的特点。往往环境刑事案件产生以后,司法机关在定罪标准和量刑幅度,以及行为定性上存在较大难度。但是目前通过司法解释将环境刑法中与定罪量刑的关键要件进行具体化和标准化,就提高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可以更加有效地对环境犯罪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使得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态支配下,放弃环境犯罪意念,从而发挥了环境刑法的强制作用,达到了环境资源保护的目的。2.有利于司法机关进行统一定罪量刑,发挥环境刑法的公平作用由于环境刑法立法具有抽象性特征,其用语尽管核心意义明确,但是外延却有延展性的特点,这在不同司法机关看来,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此外,对于数量标准的尺度,更可能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如对珍贵树木0如何理解?对公私财产损失0的范围如何确定?应将数量较大0究竟规定为多少?可见,如果没有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进行界定,很可能产生不同地区,甚至于同一地区不同司法人员定罪量刑混乱的局面,这样就会极大地损害环境刑法实施的严肃性和公正性。3.有利于公民遵守环境刑法,发挥环境刑法的引导作用目前在我国因为公民缺乏法律知识而误触刑法的人为数不少,尤其是在环境刑法领域,公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往往认为环境和资源要素无主,从而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和国家公民的法律观念的强弱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和环境刑法的专业性与抽象性直接相关。尤其是因为后一因素使得公民对环境刑法形成错误的理解,导致法律的指引作用缺乏,使得公民违反环境刑法,构成环境犯罪。因此,通过对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可以帮助公民了解法律意图和刑事规则,有助于环境刑法被更好地遵守和执行。

二、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术语和困扰司法实践的主要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的阐述和说明,这些司法解释在环境的刑事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实践来看,若要满足环境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上述解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下列方面:

(一)注重环境要素的财产功能解释,轻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解释环境刑法是以环境要素为保护对象的刑事法规,而环境要素在诸多自然的功能中,最主要的是其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二者对人类而言分别表现为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由于经济功能实现了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最实用的价值,并且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质利益,所以一直被人类所重视,并且,人类尽其所能对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发掘和利用。这也成为目前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主要价值立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中提到,对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0定义为: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可见该解释中的损失仅指由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价值,而不包括环境的生态功能。环境的生态功能是指环境自身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良好状态的能力,此项功能在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则被完全忽视了。其原因主要在于环境生态功能对人类的作用相对于经济功能是非直观的,甚至是隐蔽的,所以它对人类基础性的、长久性的价值被短期的经济利益所掩盖。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中同样轻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主要是以盗伐、滥伐林木的立方数0和株数0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但是这一要件显然没有考虑林木的生态功能,而恰恰是生态功能往往在有些情况下会起到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例如长江、黄河上游的林木,其生态环境价值就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

(二)重视环境刑法的实体解释,轻视环境刑法的程序解释程序是保障实体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而制定的诉讼法律过程。一般来讲,理想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当能够做到犯罪事实同案件事实和法律上的事实的统一,这也是当代各国不断改革其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4]从1997年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设立到2002年的5年时间,我国共发生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但被起诉到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共不足20起。[5]可见,我们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应的环境刑法规定,也对条文进行了细致的司法解释,目前仍然会出现放纵环境犯罪的现象,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缺乏适当的追究环境刑事犯罪的程序性规定。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成因较为复杂,涉及到环境科学、环境经济、财务评价、农业、林业、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多个学科门类,因此,虽然有些相关部门及机构不同程度开展了环境污染损害成因的技术鉴定工作,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原则、方法和标准,鉴定结论差异较大。同时,在处理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中,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数额的评估,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委托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物价部门、有资格的中介机构等进行评估,造成评估结果缺乏科学依据,环境犯罪定罪程序在实践中难以形成科学、统一的操作规程。从目前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现状来看,对环境刑法的实体解释比较重视,却很少涉及到程序问题,导致环境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主要体现为缺少对环境污染损害原因的技术鉴定机构的规定,没有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评价能力进行说明。在环境污染损害产生后,各级环保部门对案件究竟定性为行政违法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把握不足,难以进行刑事案件移送,即使部分环境污染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由于缺乏明确的程序法规定也会造成法院判决的困难。因此,事实证明如果仅仅存在严密的环境刑事法网,但是缺乏完善的处理环境刑事案件的程序机制,也难以达到高效打击环境犯罪的目的。

(三)注重环境犯罪惩罚,轻视环境犯罪预防刑法通过将刑罚运用于犯罪人,使社会上其他潜在犯罪人受到震慑,不敢步犯罪分子的后尘,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也被称之为刑法的预防犯罪机能,是刑法直接追求的目的之一。因此,恰当合理的刑事立法不能仅仅着眼于犯罪的惩罚,而且要通过设计适当的刑事规则,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机能,避免犯罪结果的产生。从目前的环境刑事立法条文来看,环境犯罪的成立多以结果犯为必要条件,主要是一种有结果,有犯罪0的立法模式。同样,环境刑法解释也贯彻了此种立法精神,主要将环境犯罪结果条件具体化和明确化,片面强调结果条件对于环境犯罪成立的决定性意义。如情节严重0是主要的环境犯罪成立必须要涉及到的普遍客观要件,但是目前对情节严重0的解释却主要规定为犯罪结果数量的大小和价值的多少,这显然是将环境犯罪的惩罚功能放在了首要位置,而忽视了环境刑法所具备的预防环境犯罪的功能。这种解释路径主要体现为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对惩罚功能的单一追求,其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行为人虽然存在经常性行为,但是如果未能达到法定结果就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进行单次数量规避,造成司法机关取证困难,容易逃避刑事追究。尤其是在实践中,如果不对具有多次环境违法的行为人进行刑事惩罚,其最后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或者生态灾害的概率几乎是必然性的,可见有结果,有犯罪0的司法解释路径具有片面性。

(四)环境刑法司法解释技术的不足导致部分概念的解释欠缺实践性环境刑法为了适应社会现象的一般性情况会尽量运用抽象性语言进行条文概括,但是在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却要求尽量少用或不用概括性、模糊性的表述,使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从最聪明的刑法学家到最普通的公民都能一眼看明白。也就是说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在追求明确性的犯罪构成,要求刑法规范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具有明确性、清晰性与非此即彼要求性。[6]但是社会现实、刑事立法、司法实践三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脱节与冲突。目前环境刑法要完全依靠司法解释修正解决实践困惑,穷尽任何环境刑法概念的技术方法既不现实,产生的效果也不理想。通观目前现存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其技术方法的主要着眼点是单独概念的逐一阐明。该种司法解释技术由于过于夸大解释语言的能力,而忽视了解释立场的昭示,欠缺环境刑法思想的贯彻,导致环境刑法中部分概念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依然欠缺指导性。比较典型的如盗伐林木罪中的林木0是否包括枯死林木0?一种观点认为盗伐枯死的林木应该属于盗伐林木罪,另一种观点认为盗伐枯死的林木则应该属于盗窃罪。[7]可以说,诸如此类的概念在环境刑法中并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这是非此即彼的分歧,不但在理论界存在争论,也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定罪的困难。除上所述,环境刑法概念定性容易出现偏差以外,还存在环境刑法解释范围上的区别,如对非法采矿罪罪状中造成矿产资源破坏0的解释含义模糊不清,也引起了人们在理解上的混乱。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采矿罪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不包括对矿产资源的非法采出,只包括造成可采矿产资源的浪费。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采矿破坏的矿产资源价值,包括采出的矿产品价值和按照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法应该采出但因矿床破坏已难以采出的矿产资源折算的价值。[8]上述两方面的例证说明,鉴于环境刑法调整对象的多样性和环境要素多变性特点,司法解释不可能穷尽所有词语的界限,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司法解释技术,同时留给法官一定的能动空间,才能既贯彻罪刑法定主义,又能保障环境刑法法益的目的。

(五)多情节、多现象并存情况下处理原则不明目前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对定罪量刑情节的主要阐述方法为多项中择一标准,也就是说司法解释虽然对定罪量刑进行了具体分解,并且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列举,但是定罪量刑的标准却是择一而加以适用的,即只要行为人符合其中的一个数量、数额、现象就可进行定罪量刑。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环境犯罪行为会同时产生多种数量、数额,但是每种数量、数额都没有达到犯罪标准,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能够认定为环境犯罪?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342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其中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0,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但是如果行为人出现类似占用基本农田3亩,同时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6亩等多情节并存的现象,司法解释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处断结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规定,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属于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0,但是对行为人造成多种现象并存,却没有单项符合定罪标准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显然,在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对多情节、多现象并存情况欠缺明确解释的情况下,将会严重影响环境刑事司法操作中案件的正确处理。

三、现行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

鉴于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存在的上述问题,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充分发挥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使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需要从以下方面完善现行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

(一)通过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对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进行合理保护和谐社会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当今重要的建设目标。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将生态思维嵌入和谐社会之维,培育全方位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社会状态提供新的思维路径。[9]因此,对环境要素生态功能进行保护主要强调除了重视环境要素的经济价值之外,还要重视由于环境要素受损所造成的区域生态功能的损害和环境资源要素生态服务功能的下降。可见,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重要价值体现就在于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作用在刑法法益中进行具体体现。首先,对环境要素受损造成的生态功能下降或者灭失进行合理的价值评价。环境犯罪行为可能造成大范围的生态环境污染以及动植物大量死亡的情况,从而使受影响的土地、水或野生物种等资源暂时或永久性地丧失其服务功能,破坏其使用或非使用价值。因此,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应该明确规定公私财产损失包括环境要素生态功能的阶段性和永久性丧失,将被损害的环境要素在被恢复前,由于其不能履行生态功能或向其他自然资源或公众提供生态服务所造成的损失价值化。例如,行为人向特定水域中排放污染物致使环境容量饱和,导致该水域的生态功能丧失,那么该行为人所形成的损失除了司法解释中所列明的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0外,还应该包括其生态功能或向其他自然资源或公众提供服务的功能完全丧失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典型的体现就是其他生产者由于排污功能受限产生的经济损失。其次,对不同地域的环境要素要从生态功能的角度出发进行重要性的评估。环境要素如果以经济价值进行衡量,其体现出的数量差别并不会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起伏,但是相同的环境要素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却可能体现出重大差异,例如相同株数的林木在广袤无垠的森林中被盗伐,可能不会影响整体的生态环境,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仅仅体现为经济的破坏作用,但是如果在国家特定的自然保护区内或者是生态脆弱的地区,相同株数的林木遭到盗伐,对该特定区域而言,其危害性则可能体现为生态系统的毁灭。因此,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应该从生态功能的角度对环境要素进行解释,在以数量0进行规定的同时兼顾生态功能的评估,并将可能导致生态破坏但是数量0未达到司法解释要求的行为定性为情节严重0,纳入到环境刑事责任规制的范围。

(二)通过环境刑法司法解释规定追究环境犯罪的正当刑事程序法律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程序实现法治。尤其是正当程序在现代法治国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具体而言主要有:通过正当程序可以促进实体公正;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制衡权力;通过正当程序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10]鉴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司法解释应该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规定具有可以普遍适用的正当刑事程序来追究环境犯罪。首先,借鉴在司法解释中已经存在的矿业损害评估模式,通过司法解释赋予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评估职能。如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第6条的规定,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以及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或者严重破坏的数额,由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鉴定结论,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认定。此项司法解释规定就赋予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矿业损害评估的职能。因此在矿产犯罪的案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能够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合法地对案件进行处理,迅速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而妥善解决环境损害案件,保障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是环境保护部的重要职责,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增加环境保护部的环境污染损害评估职能,并由环境保护部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其次,通过司法解释规定环境损害评估的机构和操作规程。由于环境损害鉴定和评估技术性强、涉及专业面广,损害案件表现形式多样,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方法体系可循。因此,应该由司法解释规定成立专门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与评估技术支持机构,开展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和一般性环境损害案件的损害鉴定和损失评估。并且规定操作规程要与现有司法鉴定同等严格要求,环境污染事故损失评估机构并且应当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和服务性。

(三)通过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纳入人身危险性因素,实现环境犯罪预防环境刑法属于行政刑法,成立环境犯罪不但需要具备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违法性,而且对于绝大多数环境犯罪而言,也同时要求以结果和数量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实际上,这虽然区别了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行为,但是也给了部分犯罪人规避环境犯罪的可能。例如行为人实施数次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只要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达不到较大数量,就可以通过承担惩罚力度较轻的行政处罚,如罚款来逃避刑事处罚。但是,环境犯罪与其他的行政犯有所不同,因为其他行政犯的行政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可控的,而不断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会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累积,容易导致重大环境事故爆发的危险。因此,这就需要针对结果和数量还没有形成环境犯罪,却经常性发生的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刑事规制。因此,为了消除长期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所可能引发的重大环境事故,将人身危险性引入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就非常具有必要性。人身危险性在刑法学意义上是指行为者本身的危险性,主要通过行为人的外在表征,判断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当犯罪人的危险性征表为外部的行为时,才能对之处刑罚。[11]当行为人初次实施环境行政违法行为,可以视为对法秩序的偶犯,处以行政责任即可。但是行为人如果进行经常性的污染行为,就应该视为环境犯罪人身危险性的表征,不进行刑事处罚,就有可能带来重大环境损害。盐城2#200特大水污染事件就是由于经常性的环境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得到刑事遏制而发生的例证。[12]因此,应该在环境刑法司法解释中纳入人身危险性因素,截断重大环境事故发生的持续性行政违法原因,以实现环境犯罪预防。对此,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5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中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两年内又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0的规定,除了将环境刑法中的情节严重0解释为结果严重0或者数量较大0以外,也规定行为人因为破坏环境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又实施破坏环境的行为的视为情节严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0。

司法环境范文篇9

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环境下产生、运行和演化的，不存在没有环境的系统，司法作为一个系统同样有其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并且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对系统的特性、状态、行为、功能有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进行司法制度的构建不能不考虑环境因素，尤其是社会环境因素，因为司法既是一项法律活动，也是一项社会活动。农村是落后的地区，农业是弱质的产业，农民是弱势的群体。与城市人相比，农村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明显偏低，农村司法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制度在农村地区应当有所变通，否则，统一的刚性司法制度难以在该地区发挥应有的功效。“这是许多中国职业法律人或法学人往往看不到或不愿承认的，因为这似乎违反了我们接受的关于普世法治和司法职业化的一系列齐整的命题和理念。尽管农村社会有了重大的发展和转型，对司法有着重大需求，但中国农村对司法的需求与城市地区对司法的需求有着性质上的不同”[1]。因此，我们应当立足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在坚持统一的司法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司法环境的特殊性，在具体司法制度的设计上应当有所侧重和例外。就法官的素质而言，我们应当区别不同层级法院的功能，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标准。对于身处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人民法庭法官而言，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培养他们涉农司法素质，使其在农村司法环境下能够创造性地将国家法律与风俗民情、法理与情理、硬性司法与柔性消解、公正与效率等完美地结合起来，将民生司法真正地落实到家家户户、田间地头，用灵活多样的司法手段实现公正、效率和权威的共性司法目标。为此，在基层人民法庭法官素质的要求上，不能一味地强调法官高学历、专业化以及坐堂公审、硬性裁判等过于现代化、城市化的司法素质，而应当立足于法治环境落后的农村，积极培育基层法官司法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通晓风俗人情的人文素质、精通民事法律的专业素质、擅长调解和巡回审判的业务素质等。

一、政治素质要求：一心服务农民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既是我国司法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人民司法的政治目标，因此，法官首先应当具备司法为民的政治素质，司法为民的“民”在农村司法环境中具体就是指农民。由于基层人民法庭处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处于化解和调处民间矛盾纠纷的前沿，所以，在农村司法环境下，我们应当促进基层法官司法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的养成。在农村司法环境下，由于农民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诉讼能力不足，因而，他们对司法人员的依赖性很强。为此，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不应当强调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而应当主动做好以下工作，以培养其司法服务农民的政治素质：首先，应做好立案环节的便民、利民工作。第一，在立案过程中，法官应向当事人发放诉讼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书等，使群众打官司打得清楚明白，尽可能地避免诉讼风险，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损失；第二，法官应积极行使释明权，向法律知识欠缺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防止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不足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第三，要在法庭设置告示牌，公告《诉讼费用缴纳办法》，使当事人享有知情权，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积极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在审判工作中，法官要切实落实司法服务农民的工作。根据基层人民法庭司法辖区地处农村的实际，法官要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妥善解决矛盾纠纷，把司法服务的触角最大限度地延伸到群众身边，尽可能地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讼累。同时，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巡回审判、审务进村”等活动中，要耐心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方便群众诉讼，用真情赢得群众的信任，力争将矛盾化解在纠纷现场，切实体现基层人民法庭司法为民的政治本色。

二、人文素质要求：懂民俗通情理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应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法官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裁判者，应具有宽厚的人文素养，否则，便不能产生人格魅力，无法得到社会公众的尊重和信赖，司法公信力也将随之受到影响[2]。笔者认为，对于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来说，他们应当具备的重要人文素质就是通晓当地的风俗民情、村规民约等，并能够灵活地将这些人文知识有机地融入到实际的审判工作中，力求在适用法律与尊重民俗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法理与情理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涉农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受礼法交融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很多纯朴憨厚的农村人把公正与“良心”、“情理”、“伦理道德”等混为一谈，老百姓认理不认法的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其结果导致一些当事人的情感诉求在现代司法面前总是遭遇无情的法律挑战，使得司法陷入情理与法理难全的困境。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我们强调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要具有懂民俗、通情理的人文素质，其目的就是在于希望基层法官在处理充满乡土气息和风俗人情的纠纷案件中，能够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促进当事人息讼服判。因为，在特定的民间社会中，民风民俗往往具有普遍的规范性。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大多并不懂得什么是法律，法律对于他们来说充满了不可知性，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风俗人情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权威标准。在一些民事案件中，与法律手段相比，用风俗人情作为解决纠纷的规范，往往具有“药到病除”的特效。因此，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要积极地培养风俗人情方面的人文素质，促使法律与民俗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上达到契合。具体而言，在司法审判中，法官要善于对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变通操作，以绕过法律与情理相互冲突而形成的司法障碍，尽可能地做到既处理案件，又防止矛盾激化。或许这些变通与法律规定不完全吻合，并产生“模糊的法律产品”，但是，这样做却能够满足农村当事人对情理的要求，也使法官的判决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从而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

三、专业素质要求：通晓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

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法律和司法文件，对法官的职业化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目标，就法官的专业素质而言，《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颁布的三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专业素质必须达到法学专业本科以上水平。但是，从基层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定位及其所处的司法环境来看，这种要求未必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对于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来说，只要他们具有专科学历，通晓法律尤其是民事法律，就能够胜任农村地区的审判工作。第一，按照审判管辖的分工，基层人民法庭管辖的案件范围仅为一审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也仅限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3种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所以，基层人民法庭法官审理的案件主要为民事案件。农村地区的民事案件又主要集中在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恋爱婚姻纠纷、小额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及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纠纷等，这些纠纷的法律属性一般并不复杂，而且纠纷的有效解决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案件的有效处理还需要辅以风俗人情、伦理道德等规范。所以，从农村基层司法的现实需求来看，法官的专业素质没有必要像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那样，力求“专、精、深、广”。第二，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农民还无法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市民。在充分考虑农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有必要将基层人民法庭改造为区别于正规审判机构的便民法庭，推行程序简单灵活、不需要律师和严格举证规则的诉讼程序。从法官的任职资格来看，由于便民法庭处理的案件具有小额性和乡土色彩，基层法官也就没有必要按照统一的专业化之最高标准（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来设定，只要法官通晓法律，特别是常用的民事法律即可满足农村司法的需要。将法官进行适当的分类，不同审级的法官采取不同的遴选标准，这也是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3]。为此，在法官任职的专业化标准上，我国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可低于普通法官，只要拟任法官精通民事法律并具备其他方面的素质，就能够从事农村司法环境下的审判工作，法官专业素质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地区不仅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而且，即使能够实现，也有资源浪费之嫌。当然，从司法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这为法官人力资源的优化升级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后备军，为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基层人民法庭法官的专业化素质标准设定为法学本科以上学历也是必然趋势。

司法环境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目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是立法、审判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完善立法，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确立司法权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

一、法治与司法公正的内涵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理论界对法治的理论研究颇多。一般认为法治应具有如下内涵：①有普遍的法律；②法律为公众知晓；③法律可预期；④法律明确；⑤法律无内在矛盾；⑥法律可循；⑦法律稳定；⑧法律高于政府；⑨司法具有权威；⑩司法公正。从此内涵来看，法治应是指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秩序下，社会秩序由法律创设，创设该秩序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公众知晓、可预期、明确性、无内在矛盾、可循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主体(包括政府、社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即法治就是一种社会各主体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状态。司法之于法治的作用，在于对法律的公正性、各主体是否遵守法律秩序作出评判，并对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作出必要的制裁。司法对法律公正性的评判，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秩序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旨在促进各主体对法律秩序的遵守，防止法律秩序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重蹈人治的覆辙。归根结底，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公正即“公平正直”、“公平正义”。司法公正作为公正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对司法行为是否“公平正直”，司法结果、司法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评价。从法律评价角度看，司法公正与否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程序合法；二是实体上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这两项标准，则作为个案的司法过程就是公正的。

总的来说，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程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根本保障和核心内容。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能够惩恶扬善，化解纠纷，同时也是对人们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信合法交易进行规制。而司法的不公正。枉法裁判，不仅侵害了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使他们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怀疑，同时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法治的信仰，导致民众规则意识的淡漠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滋生，最终会损害法治的存在基础。

二、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目前各界对司法是否公正评价不佳。法学界普遍认为“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不公正现象，其中尤以人情风的滋长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最为突出”。群众对法院更有“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等说法。虽然法学界、群众的说法均对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有不同程度的夸大，但是客观地说，在个别案件中司法不公的现象的确存在。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的问题，也有体制制度的问题。人的问题即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廉洁自律及公正执法程度如何；体制问题即造成司法不公的制度上的缺陷。笔者认为，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主要还是体制上的问题。在审判过程中，因为某个审判人员的原因出现了司法不公的现象，从形式上是个别审判人员业务不精、廉洁自律和公正执法性不够。但从实质上看，这正好反映了我们司法上相关制度的缺陷，让业务素质不合格的人员进人了审判队伍，没有为审判人员的公正审判创造良好环境，没有对审判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首先是立法方面存在问题。法院的职能是适用法律，只要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正确地适用了法律，同时并不违反程序法上的规定，应当说个案是公正的。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的规定滞后于经济发展时，即使法院严格适用有关法律，同样会产生司法公正被质疑的情况。

1.立法体制方面。我国立法体制实行的是人大立法制，即由人大代表参与立法。人大代表来自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大多数人大代表并不精通法律。而法律又是有独立理论体系、逻辑体系和语言体系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把立法这一高度抽象、技术性极强、字字关系重大的活动交由人大代表来完成，以体现我国立法的人民性，的确让各位人大代表勉为其难了。

2.立法体系方面。上述人大立法体制的存在形成了中国当代特色的法律体系，即法律与司法解释并存的现状。一般来说，司法解释能紧贴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法律语言规范性、逻辑严密性和易于操作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所以在实践中，司法解释就是审判人员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效力还要高于法律。但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最高审判机关毕竟不是立法机关，其对法律的适用解释应仅是权宣之计。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角度看，没有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较为先进的法律体系和立法体系是不行的，我国的现行立法体系还有待完善。

其次是司法方面存在问题。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司法独立缺乏，司法权威得不到体现。具体表现在：

1.机构设置方面。从目前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来看，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法院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在这种机构设置和体制下，司法独立缺乏基本的前提条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也无法树立高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司法权威。这也是司法上地方保护主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根本原因。

2.审委会制度方面。审判实践中，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和各庭提请审委会审定的案件，由审委会研究决定案件的审理结果。从审委会的组成来看，一般由院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庭室的负责人组成。客观地说，从其组成人员业务素质来看，院领导和庭室负责人主要是负责行政事务，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参与案件的直接审理，同时此庭庭长对彼庭的业务也并不一定精通；从审委会对案件的审定过程来看，审委会成员事先并不介入案件的调查审理过程，只是在召开审委会时，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及不同的意见，由审委会当场审定。故不论从业务专长还是对案件的认识过程来说，审委会的最终结论并不一定是最佳结论。

3.审判制度中的核心——合议制度方面。审判中，我国案件决议制度以合议制为原则，以独任制为例外。不可否认，合议制对于防止审判人员的偏私，形成较为公正的结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该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合议制下，案件的审理结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然当审理意见出现分歧时，多数人的意见是否一定是公正的，却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措施。实践中，多数审判人员恶意串通，排斥少数正确意见的现象在个别案件中仍然存在。另外，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在一些中级和基层法院，合议制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很多应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往往由某个主办人审理并草拟合议笔录，其他人签字了事，使合议制流于形式，这说明合议制和基层审判实践还存在一些脱节的地方。

三、保障司法公正的建议

司法公正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经由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产生合理的预期，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救济。综上，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完善立法，不断提升立法质量。完善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司法公正和法治的基础，也是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对法治保障作用的重要前提。笔者以为，首先应制定完善的立法规划，确立机制，及时收集法律空白，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或者明显滞后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协调或者修改，保障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次，应完善立法审议前的论证和征求意见工作机制，使相关立法建议得到专家的论证，并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充分征求意见。同时加大人大代表中法律及相关行业专业人员的比例，保障立法过程能充分吸收相关立法建议，立法草案能够得到充分、客观的讨论和论证。最后，为了对社会生活中的相关纠纷予以及时调整，针对成文法的滞后性特点，笔者认为应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由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基本原则对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并确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作用，使案例指导成为立法的有益补充，确保纠纷能得到公正、及时的化解。

二是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真正确立司法权威。司法最必要的就是独立，是不受干扰地实现法律。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都必须依赖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条件，司法公正是司法独立的目的。从内涵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独立，它包含一系列关于法官任命方法、法官任期安全、法官薪金标准以及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保障法官个人免于外部压力，独立于除法律权威以外的一切权威。全面确立司法独立，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第一是要完善体制，使司法机关在人事、经费等方面与地方相分离。具体来说，应改变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状况，实行人员、经费等问题法院系统的垂直管理，从制度上防止地方对司法的不当干预。第二是要继续司法机关内部改革。“公正与效率”是司法不变的主题。司法机关内部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当务之急应解决的主要是合议制度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应确立合议庭的独立审判地位，案件的判处应由合议庭独立讨论决定，取消审委会对重大案件的判决权；其次应细化和完善合议庭评议案件规则，科学确定合议庭的责任追究制度，保障每个合议庭成员的意见都能得到独立的发表，防止合议庭成员的不当串通和不能独立、公正发表意见的情形发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院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执行的独立性，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的权威。也只有确立了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法治社会才能得以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