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程序范文10篇

司法程序范文篇1

关键词:专利行政执法;司法程序;衔接

一、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结合的基本原则

首先，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只有确保两者的协调性，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人民法院和专利管理单位基本职责，并提升工作效率;其次，依照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的原则。司法程序可以有效监督、纠正专利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问题，以此才能保证专利保护更为高效、便捷;再次，一致性原则。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应当保持一致，只有使用相同的参照，才能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最后，正确引导的原则。可以引导专利拥有人使用正确的救济方式，防止因为他人盗用导致的损失等。

二、分析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的衔接方式

(一)制度方面的衔接。首先，针对协调制度方面，主要涵盖了三点内容。分别是:第一，行政案件审查过程中和司法审查的协调制度。当侵权案件出现时需要分别向两者进行审查申请，不管是哪一个先申请，行政执法单位都需要依法对侵权事务进行查封、扣押等强制性对策;第二，行政执法完成之后方可进行司法保护。在同一案件审理过程中，只有当行政执法所有程序操作完成之后，权利者才能进行司法保护申请，不管行政执法是否存在问题，人民法院都必须予以受理。根据民事制裁要求，依法处理。人民法院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过程中，倘若发现专利管理单位并没有根据要求予以处罚，就可以根据民事通则有关要求作出制裁。全方位核查之后可以依照民法予以赔偿。当专利侵权案件处理之后，人民法院可以对当事人员的诉讼请求进行全方位核查，并根据民法通则予以评判;第三，司法程序完成之后才可进行行政职责评判。针对同一个案件，司法程序审核完成之后，倘若人民法院最终判定其侵权行为不成立，那么当事人可以进行再次申请。倘若认定为侵权行为，那么当事人只能进行再次复查，并要求有关人员承担应有责任。其次，针对事实和结果。基于相互确认的原则，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都是侵权案件的主导者，在对同一案件进行审理时使用的原则主要为:相互独立、互不干涉、互不影响;行政行使权应当符合司法要求，以防止出现相矛盾的现象;注重资源节约，防止在同一问题上反复确认。此外，针对案件事实和结果的确认，主要涉及到的内容有:第一，人民法院在审理侵权案件中，不可以将行政执法结果作为最终结果，而是结合实际状况和各自提供的证据，单独予以判定;第二，针对当事人所提供的行政执法对侵权案件的审查判断，或者侵权者所进行的审查判断，用来验证侵权者是否为主观臆断，司法程序审查时将不会再次进行此操作，直接予以肯定;第三，针对行政单位的审查报告、搜索、查询、调查等资料，都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予以认可。(二)机制方面的衔接。首先，划分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权利范围。专利管理单位是法律行政实施的主体，然而其权限和司法单位存在矛盾，所以，要明确细分两者权利范围，并确定各自职责。因为专利法是一部特殊的法律，所以其具备公法的特点和私发的独特性。在处理专利侵权案件时，就需要考虑其私法的特性。在处理专利民事问题的时候，带有行政关系的案件主要有专利权不明确问题、专利申请冲突问题和专利侵权问题等。我国以前将专利申请权问题归为专利管理单位优先处理，然而由于国际将专利权作为私权的影响，随后改成权利所有人向专利单位和法院进行申请。其次，专利行政保护和司法程序的操作应当保持一致。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都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所以，两者在审查的时候需要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其参考的标准、依据等都需要统一。以此才能确保最终审核结果的合理性。此外，还需要保证两者的协调一致。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因为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保护力度上的不同，造成案件所有人的救济差别，就需要确保协调的统一。以此才能有效解决各项问题，防止和打击侵权案件的发生。最后，使用双轨机制的衔接。作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机制，双轨机制不仅仅最大程度提高专利侵权案件的解决效率，还可以对最终结果予以公正，从而增强了专利权保护的法律效益。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办事，并以问题为中心点，为当事人处理各类问题，以此不仅仅加强了大众对解决纠纷的意识和思想，还可以起到保护当事人的作用。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简单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目前专利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主要采用的是双轨机制，在新的环境之下，为了增强对专利的保护，就需要加强两者的衔接，以此才能规避各自短缺，发挥自身优点。可以说，两者衔接度越高，对于专利保护越强，这无疑会对未来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何雅，安雪梅．专利行政执法与司法审查衔接机制研究［J］．法治社会，2016(04):85－91．

司法程序范文篇2

关键词：司法程序机制；利益关系；行政权

一、司法程序

“程序”一词在汉语中的源义是“事情进行的先后顺序”①，“按时间先后或者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②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事实的灵魂在于程序。司法程序作为最典型、最重要的法律程序，在依程序化解社会冲突纠纷的过程中，起到法律评价与国家控制的作用。

二、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的价值

法律程序仰仗行为主体的体认与实践。程序是法律生命中最重要的制度基石。而司法程序作为最重要、最典型的法律程序，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司法是任何法律运行的必备要素和任何法律纠纷判断的最权威象征，③缺乏司法救济的权利必然成为虚设。首先，司法程序作为法的最后一道工序，为解决社会冲突提供了具有最终和最高权威的法律保障。司法程序作为融入实体法实施过程的程序，其本身就意味着整套保证法定程序运行中的实体关系要素切实符合立法目的的常规机制。司法程序的权威性来自于它有国家机器的保障，具有其他解决社会纠纷手段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和终局性。所以，其在权利的救济、保障以及违法行为的惩治、纠正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特殊地位。其次，司法机制任何法律运行的必备程序装置。法律的生命力在法律的司法实施中得以进一步发展。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实质是从程序意义上对相应职权的行使进行设计与确定，形成经济法制度化空间，并在法运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既定的程序。所以，在法律体系中业已形成已获得确定形式的实体意义的主体权利义务，得以真正意义的实定化。最后，最为重要的是，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司法与法治具有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救济是法治的真谛所在，④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制约和对公民正当权利的有力保障使司法机制成为法治国家赖以建立的重要支柱，也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与公民权利的扩张起到调节器的作用。

三、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的空白

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一个既定的无瑕疵的司法程序机制，任何一个司法程序机制的水准的提高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断探索发现、假设、实践而更加成熟与完善。因此，把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作为基准，进行其子系统内的纵向审视与本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横向比较，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的缺漏就显现出来，形成相应的程序盲区。

（一）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在外部程序系统中的空白

均衡并非社会利益结构的永恒主题，有社会就会有纠纷。权利和权力这对利益关系的较量，也就是作为公民个体的私权利与国家象征的公权力之间的较量，不仅决定了诉讼的形态和功能，而且决定了诉讼的缘起。均衡的实现就要实现权力和权利这对矛盾的妥协与协调。经济法的产生伴随着公法与私法的相互交织与交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合理干预的新的法律领域。它产生的标志是美国反托拉斯法对竞争行为的限制，以此为契机，开启了国家通过司法机制对经济冲突的审判干预的新篇章。经济法致力于使经济行为服从规则之治、法律之治，将经济冲突和纠纷纳入司法程序机制。为此就需要国家公权介入市场，对市场进行规制，克服市场障碍：（1）建立市场规制法律机制。控制市场准入、维持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限制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的私权利滥用行为，维护市场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2）建立宏观调控法律机制。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为了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必须对经济增长、调节、管制等一系列环节进行补给，以及提供法律规范。但是遗憾的是，我国目前既尚未进行相应的经济诉讼立法，也缺乏成功的司法实践范例。

（二）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在内部程序系统中的空白

司法的消极性和被动性决定了司法机制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即所谓的“不告不理”。在三大诉讼程序中，民法的适用主要依靠司法机制，体现“司法自治”的理念；行政法的适用主体以行政机关为主，司法机关为辅，确认并约束行政职权的滥用，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刑法则最具有严苛性，惩罚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其他机关都不得染指关于刑罚的科刑与适用。由此可见，我国三大诉讼法（除刑事公诉）的主要目的和影响范围直接指向满足和实现个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于目前我国没有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所以经济法的司法适用、经济冲突的诉讼解决被分解到三大诉讼程序中。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以合乎经济法目的和需求的方式及时、有效、彻底排解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冲突和纠纷，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受制于经济评价的经济冲突，现行的三大诉讼程序并不能有效化解纠纷。因此，构建独立于三大诉讼程序的经济法诉讼程序机制值得期待，但是，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也就是说我国经济法能够也只能在现有的诉讼制度框架下基于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理念，建立、规范并完善相关经济诉讼制度。

四、经济法诉讼程序机制构建的设想

为了填补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的空白，满足经济诉讼的需求，在我国建立独立的诉讼程序机制有其必要性。任何一个诉讼程序机制的设立都必须考虑三个因素：第一，诉讼程序存续发展之实体基础的内涵；第二，相应社会冲突的个性特征；冲突是否能够纳入已有诉讼制度得以彻底有效解决。因此，构建经济法诉讼程序机制也必须考虑一切可能的因素、各种条件的相互关系。

（一）经济立法程序机制

1.经济立法专业化

源头的问题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旦缺少经济权力的限制与约束，就会阻碍市场自发调节能力的发挥。所以解决解决经济立法程序问题的重点应放到立法上，做到经济立法专业化和政府市场齐控权。为了保证经济法的确足性和正当性，必须实行一种专门化、职能化立法的模式，专家立法既能避免立法的混乱失衡，又能降低执法和司法的成本。这一方面可以避免部门立法泛滥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超越部门立法所导致的单向利益衡量的弊端，另一方面专家参与立法，可以增加公众的信任感和对法律的认同感，减少适用过程中的阻碍，降低诉讼成本。

2.“核心制度”与“变量规范”相配合

⑤经济立法既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也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在进行经济法诉讼程序制度设计的时候，对那些体现经济法基本原则、精神的核心制度应确保其稳定性。而对于针对现实中可能出现的经济行为可预留出一定的空间，通过适度授权给法律实施部门，来实现自动调整或者模糊调整，满足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二）经济执法程序机制目前我国经济法的实施任务主要依赖于行政机关来调整实现，这就存在行政权滥用的可能。另外，行政方式并非任何情形下都是最有效的，行政权的过分行使容易导致行政权插手经济事务处理、行政权一家独大的局面。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执法程序的制度设计中应注重行政与司法的分工与配合限制行政执法权，真正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通过分工可以实现直接将一些经济案件导入司法程序，实现行政权让权于司法。⑥

（三）经济司法程序机制

为了满足经济效益的要求，填补经济法诉讼程序机制缺失的状态，有必要构建独立的经济诉讼司法程序机制。目前，在中国建立经济司法程序机制，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制衡

所以在诉讼主体的选择、诉讼权利以及相应的相应的责任方式上，都必须体现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主体的制度设计上，应当把无直接利害关系人纳入经济诉讼程序制度设计中来，个人、社会组织、国家均可成为经济诉讼的原告；在举证责任方面，强化举证责任的倒置，尤其是产品侵权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等涉及多数人主体的案件；经济责任可以采用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种责任形式对违法行为进行规制。此外，还可采用调解结案的结案方式等多种特殊制度设计。

2.建立专门的审判机关，明确其受案范围

就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审判而言，可以借鉴的模式主要有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庭和根据案件的复杂性以及个案的差异，设立专门的法院或者专门法庭。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在我国设立专门的经济法庭的条件尚不成熟，可以先设立专门的法庭处理各类经济案件，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设立专门的经济审判庭。权力制约的前提是分工明确，案件分流。就设立的经济司法程序机制而言，经济诉讼的案件范围，⑦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主体规制案件；（2）市场经济秩序案件；（3）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秩序的案件；（4）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案件以及劳资、社会保障类案件。

五、小结

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类型的经济诉讼案件，为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矛盾与冲突，解决社会经济纠纷，化解矛盾，构建独立的经济法司法程序机制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其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也必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李明娟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辞海[M].上海:辞海出版社,1979.

[3]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M].北京:中国监察出版社,2002.

[4]彭俊瑜.经济法的程序机制[J].载经济法论坛,2004.

[5]孟庆瑜.论中国经济法的诉讼保障机制——中国经济诉讼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论坛,2002(02).

[6]颜运秋.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其弥补[J].载法学论坛,2000.

[7]金华平.经济法诉讼机制初探[D].华东政法大学,2007.

司法程序范文篇3

关键词：程序公正；司法；法律

我国从党的十五大就在《宪法》中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就为法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使司法公正有了可靠的保障。总书记把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度概括为28个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的体现，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其中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内容。通过程序公正的保障，实体公正才有可能实现，最终才能达到司法公正。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中的多种原因，在司法程序公正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避免这些程序上的不足之处从而尽快实现司法公正就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司法程序公正的涵义和作用

根据司法公正的内容及作用不同，司法公正又分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司法活动的最终结果不但使当事人获得实质上的权利和履行的法定的义务都符合法理上的公正精神，而且据此当事人也得到了公正的心理认同，即法律上的公正和当事人感情上得到的公正二者得到最佳的结合。程序公正是指为了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司法机关遵循公开、公平、正义、民主的原则，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司法活动，从而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符合法理正义精神的权利。根据法理学，程序公正的大体涵义包括：审判公开，判决公开，法官中立，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辩护和申述权利，公民质询权，审判理由的详实、公开，当事人有权享受律师及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保护等。〔1〕程序公正具有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民主性、合法性等。

“司法程序公正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2〕司法程序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实体公正得到最终实现，其本身是一套科学严密的体系，循着这种程序才有可能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分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才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在一般意义上，程序的不公正必然导致实体的不公正。实体公正应该是司法活动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有力措施和保障。实体公正要求司法活动保护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做出最终判决是公正合理的，但其根本前提是：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清楚、明白、详实、公正。如果案件事实认定有出入，实体公正很难保证。因此，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先决条件。公正的程序能够限制司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使他们的行为严格限定在法定的框架内，排除各种偏见、社会权力和其他人际关系的影响，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实效、民主、平等的场所，减少或者消除当事人心理不满情绪，而且易于操作，降低司法办案成本，有效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3〕

二、实践中司法程序公正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司法程序随着社会的革新和司法体制的改革，正在不断进步，这必将有利于达到司法程序公正。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回避我国司法程序公正方面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要通过司法循序渐进的改革逐步完善。

1．理念上重实体、轻程序

有些人认为，实体公正是司法的唯一目标，而程序公正只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形式和手段，程序公正本身无多大的价值，只是实体的附庸，存在的依据是为实现实体公正提供支持。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功利主义渗透到司法领域的体现。这种状况的发生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法制传统有直接关系。在我国的诉讼中，一般情况下不管程序执行得如何，不管通过怎样的手段，只要最终结果是公正的，也就认为实现了司法公正。有的司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不出示任何证件强行进入公民住所取得作为定案的证据，并以此作为判决的主要证据定案处理。只要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对判决有利，则其行为一般不予否认。而这种行为是侵犯公民由宪法保障的“公民住宅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根据宪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首先司法行为违反宪法。在司法实践中，诸如此类的轻视甚至否定司法程序的司法行为在诉讼中很多，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活动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取向。我国司法实践上追求的是实体公正，对程序公正的认识并不到位。同时，公民对相关的程序并不熟悉，并且对于程序公正保障的意识也很淡薄，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程序公正难以实现。

2．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影响司法程序公正的问题。比如调解制度。它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省了诉讼成本。但在实践中也有一些弊端。法官从中斡旋，采取的是压迫式的方法，这往往导致法官与当事人讨价还价，违背当事人意愿，勉强或被迫接受调解意见，使法官的中立地位受损；或者久调不决，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维护。

又如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大量积案现象，为此有些法院为了提高效率，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使简易程序泛化，在一定意义上损害了程序公正。

再如我国诉讼费用过多的问题。在维权过程中，大部分起诉人都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如果对方是握有权力资源的强势群体，那么诉讼费用过高就会使相当大一部分弱势群体望而却步。一起民工讨薪案件，他们每起诉一次都要分别缴纳几千元各种费用，最后他们只好撤诉，花了不少钱结果也只能不了了之。司法程序的设置必须切实体现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司法是公民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一道防线由于门槛过高而把弱势群体挡在正义的门外，那么司法又如何体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呢？这样就造成了有些当事人宁可屈死也不愿意打官司的结果，因为他们怕“争了一口气，卖了一顷地”这种在封建社会存在的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即使案件取得胜诉，也会使当事人缺乏心理认同感，公正就变了味道。

三、实现司法程序公正的对策探讨

针对我国司法程序公正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从宣传教育、体制改革、培育人才几个方面入手：

1．宣传教育

司法程序公正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多是由于观念上落后、封闭造成的。人的行为是由思想观念控制的，行为表现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司法观念和理念。在司法理念上西方贤哲们的一些政治、法律思想在某些方面可资借鉴，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针对目前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中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首要之计是大力提倡重视程序的新型观念。没有程序上的正义，实体正义这列火车就如同没有铁轨一样无法前进。那种将程序只当作实体工具的“工具论”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因此，一方面可通过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向司法人员宣传程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媒介以案说法，教育公民通过严格而公正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时监督司法人员严格执行相关的司法程序，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坚决令其纠正。

2．体制改革

司法程序不公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上的不科学造成的。司法体制隶属于政治体制的范围，单纯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会很彻底，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才能较为理想和全面。所以要改变司法程序公正中的问题，根本之策就在于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遵守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要去掉行政化色彩、地方化色彩，使司法机关和法官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以便更好实现社会正义。

针对司法独立的二难选择，一方面司法必须独立，另一方面必须探索司法独立后的监控工作。在现有的社会情形下，司法独立就一定能产生司法公正吗？不一定。关键是我们的监督机制必须进一步强化。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全面强有力的监控体系，司法独立必然造成更大的司法腐败，社会正义更加难以实现。在强化监督方面，如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加强和规范新闻媒体监督、社会监督及公民一系列上诉、上访制度。

司法体制本身也要进行改革，如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能削弱和取代法官的职能。司法体制要进行改革，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越位或者缺位。

对于调解工作要严格按照自愿、合法、中立的原则进行调解，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对于诉讼费过多、过杂的问题也要严格依照收费原则进行收费，取消一切乱收费的项目；对于简易程序也要遵循法定的原则，注意协调好效率和公正的关系，效率要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

3．培育优秀的司法队伍

司法程序不公的出现一方面与体制有关，但也与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关。要建立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在职人员的整顿。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对于把好源头、严格司法机关的用人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司法机关主要依靠退伍军人来补充和壮大，使一些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充任法官。因此，对于司法队伍中的不合格人员要进行培训，对于仍不合格的可以调离司法队伍或做其他安排。而对于那些肩负特殊使命却违法犯法的法官，必须严惩。二是做好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工作。我国的司法考试确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资格考试合三为一的做法，取得律师资格的人有资格成为法官、检察官。加强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横向交流，以缓解当前司法机关人力不足的现实问题。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要继续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好这项工作，因为有很多律师根本不愿意当法官、检察官。三是逐步建立法官专职制、终身制、退休制和适当的高薪制。

司法程序公正中存在问题还很多，本文只就其中的几点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司法改革的不断进行，司法程序公正一定能得到更全面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董茂云等著．宪政视野下的司法公正［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76．

司法程序范文篇4

本文拟对恢复性司法程序作一考察，并提出在我国构建该程序的初步设想，以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恢复性司法的内容、制度基础以及历史渊源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于犯罪问题的基本原则》宣言草案，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program)是指运用恢复性过程或目的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则是指作为恢复性过程的结果而达成的协议，如赔偿、社区服务和其他任何用来实现被害人和社会的恢复以及被害人和犯罪人关系重新整合的方案或反应。所谓恢复性过程则是指被害人、犯罪人和任何其他受犯罪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解决犯罪产生的事务的任何过程，这个过程经常是在一个公正、不偏私的第三方的帮助下进行的，如调解等。决议要求在刑事司法过程的任何阶段，原则上都应当允许恢复性司法方案，其前提是各方当事人确实自愿，并且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的任何时间当事人都可以撤销这样的同意。在不存在恢复性司法或恢复性司法的结果无法达成的时候，刑事司法官员应当尽其所能鼓励犯罪人对被害人和受影响的社区承担责任，重新整合被害人与犯罪人在社区的关系。[2]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决议草案也没有完全否定政治国家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草案要求立法当局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应当制定指南和标准以规范恢复性司法方案的运用。这种指南和标准，应当包括诸如提议运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处理的案件的条件，恢复性过程中的案件的处理，协助人的资格、培训和评估，恢复性司法方案的管理，恢复性司法方案的运作必须遵守的可行性和伦理准则等。[3]

恢复性司法具体包括：(1)见面(Encounter)：为有意愿的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成员创造见面的机会，讨论犯罪及其所造成的后果；(2)赔偿(Amends)：期待犯罪人采取步骤修复所造成的损害；(3)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寻求使被害人与犯罪人重新整合为完整的社会成员；(4)内容(Inclusion)：为特定犯罪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确定的机会参与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4]一般认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特征有四：第一，程序的非职业化，即该程序并非由职业法官所决定；第二，程序的非正式性，即该程序并不适用正式程序的严格规则；第三，经协商结案，即当事人在调解人的协助下自愿达成协议；第四，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实施地点为社区或者当地。

可见，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关注被害人遭受的损失的恢复程序、强调犯罪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重建社区和平的犯罪反应方式。构成恢复性司法基础的基本原则，是正义要求恢复被损害者的权利。直接卷入犯罪和被犯罪影响的人如果愿意，应当有机会全面参与对犯罪的反应。在这个程序中，政府的作用限于维护正义的公共秩序，社区的作用则是建设和保持公正的和平。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基础是对报应性正义取而代之的恢复性正义的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在于：犯罪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公共规则的违反或者对抽象的法道德秩序的侵犯，而应当被认为是对被害人的损害、对社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挑战。对犯罪的反应应当致力于减轻这种损害、威胁和挑战。纯粹报应性的犯罪反应不仅不能减轻社会的损失总量，无法有效地满足被害人的赔偿需要和促进社区冲突的解决，而且在促进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恢复性司法运动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害、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认为有效的刑事政策是恢复犯罪被害人被侵犯的权利、恢复公众的社会和道德意识，加强法律秩序。这种恢复性刑事政策不仅主张最低限度的压制，而且主张通过对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创设替代刑事司法的社会性机构，减少刑事司法的活动范围。

不过，恢复性司法并不完全排斥传统的强制性的、惩罚性的刑事司法，也不认为在恢复性司法中政治国家的公共权力毫无作为。在自愿性的恢复性行动失败或者对犯罪的强制性司法反应是必需的时候，公共权力仍然应当实施司法强制，而在恢复性司法处理过程中，公共权力有责任规定适用恢复性司法处理的案件的条件、监督和保证恢复性司法处理程序的正确以及对个人合法权利的尊重。[5]相比之下，报应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在于将国家视为主要的被害者，注意的焦点在于破坏了国家利益的加害者；被害者利益被漠视，被害人即使参与了司法过程，也是有限的。报应性司法范式主张被害人与加害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强调施加严厉的刑罚，以威慑或预防未来的犯罪。正如霍华德·泽尔(HowardZehr)指出：在这一古老范式中，加害者与其被害人之间的实际冲突被强化了。[6]总之，在报应性司法模式中，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个人特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被害者个人的利益也被忽略。

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是恢复性司法存在的社会基础。应当指出，这里的国家主要是指国家机构，而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机构的，不受国家控制的非官方自治领域。[7]在以往的各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中，差别在于到底是国家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至上论”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所有领域具有最高决定权。它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并否认国家体制内社会各种组织和利益团体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要求和冲突，认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只有纳入国家利益之中才能得以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必须与国家利益相一致；而“社会至上论”则主张社会以个人为中心，国家则应以社会为中心，国家只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种，其地位是从属性的，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8]在这两种模式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分别是“强国家——弱社会”和“强社会——弱国家”。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中，各种社会群体和利益组织都被纳入国家体制，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而社会群体和利益组织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很少能参与决策，它们只能是国家决策的执行者；而在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中，社会组织也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但更多的任务是抵制国家对社会领域的侵犯，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

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互动与融合的态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利益渐趋吻合。公共权力在介入私人交往过程中也把私人领域中间接产生出来的各种冲突调和了起来。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到解决，于是，冲突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便由此产生。长此以往，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和“私”的区别，也消解了私人领域中那一特定的部分，即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在这里，私人集合成为公众，管理私人交往中的共同事务。这种新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于以往的强国家——弱社会及弱国家——强社会模式，而是通过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强国家—强社会”的目的，本质上这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特殊的协调机制。在这种模式中，为了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社会团体及各种利益组织必须发挥重大作用。通过这些中介性组织，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得以顺利实施，而社会则通过团体有效地参与国家管理并监督制约国家机构的活动。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使它们相互协作，相互监督，以达到互惠的目的。

基于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现代西方由国家独占刑事追诉权的局面已被打破，刑事追诉并非全然是国家统制的事务，而是公共事务之一，因而容许社会有影响之可能性。[9]

恢复性司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6年，美国最为知名的法律家，其中包括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沃伦·伯格，参加了全美关于公众不满司法当局原因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旨在纪念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70年前在美国律师协会所作的题为“公众不满司法当局的原因”的演讲，该研讨会重提庞德当年的主题，意在推动相关的政策。会议认为，司法体系已不堪重负。在会议上，弗兰克·桑德尔提交了题为《纠纷解决程序的多样化》的论文，提倡采用灵活多样的纠纷解决程序，诸如在适当案件中使用仲裁或调解等技巧。[10]这次研讨会之后，美国司法部及美国律师协会开始探索替代传统法院解决纠纷的机制或方式。如果说司法当局专注于解决案件负担，那么，提倡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某些学者更看重这种方式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特别是能满足那些认为传统机制代价高昂、繁琐不堪、从而遥不可及的那部分人的需求。上述所谓“未能满足公众需求”的观念直接引领了“接近正义”运动。许多倡导者并不认为替代机制是不得已之举，而是视它为具有自身价值、更加人性化、较为温情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同时也是建构“社会化法庭”的方式。例如，美国刑事法教授格里费斯就倡导一种类似于家庭内部争论式的司法程序。学者克里斯蒂提倡以非正式的、分散的、非专业化的程序来取代现今的刑事司法制度。此外，克氏倡导刑事司法要以邻里或者社区为取向。因此，纠纷解决程序不仅要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而且也要关注纠纷所处的直接社会环境，不能仅仅以可望不可及，缺少人情味的整体性国家的马首是瞻。[11]还有一些倡导者对替代机制更为热衷，想法“浪漫”，强调应该要求犯罪人承担相应责任，力图倡导非正式的“恢复性”司法程序，这种程序要么代替、要么补充传统程序。

有学者认为建立替代机制的主要目的有三：首先，减轻司法负担；其次，接近正义；第三，构建更优的程序。[1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替代机制对犯罪行为所涉及的双方——犯罪人及被害人尤为有利。学者们的研究与倡导，终于促成了实践中对恢复性司法的探索。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些国家启动了恢复性司法的改革项目。如美国设立了许多街区司法中心(NeighborhoodJusticeCenter)，其中布鲁克林纠纷解决中心是由美国司法研究所设立并指导其工作。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纠纷解决法》，此举旨在鼓励该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不过国会并未拨付必要的资金。不过，美国部分州一直在该领域进行相应的立法活动，如今美国已经至少建立了350个街区司法中心。在英国，1997年执政的工党政府把恢复性司法原则和实践纳入青少年犯罪司法系统。在南非，非国大执政之后，成立了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为主席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利用恢复性司法程序解决种族隔离时期种族主义者所犯罪行。图图认为，南非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的结果为：被害人“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13]“恢复性司法，是在寻求抚慰、宽容与和解中伸张正义的。”应当说，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也是与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要求相吻合的，联合国1985年11月29日批准的《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7条指出：“应当勘酌情况尽可能利用非正规的解决争端办法，包括调解、仲裁、常理公道或地方惯例，以协助调解和向受害者提供补救。”

二、恢复性司法的利弊分析

恢复性司法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已成为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部分；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有关文件中也倡导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这是因为，恢复性司法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与正式审判程序相比有着显著的优势。首先，合乎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可以疏解检察官、法官的案源，从而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更为重要的事项；其次，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的地位，使被害人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只是充当证人角色。可以说，在该程序中，在某种程度上，被害人居于检察官或法官之角色；再次，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使被害人可以获得完全或适度的赔偿，而且加害人真挚的道歉也可以弥补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有助于被害人的再社会化；最后，加害人可以免受刑罚之苦，国家可减轻刑罚的负担，同时也可减少加害人回归社会的难度，鼓励加害人自新，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并具有快速解决社会冲突的效用。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还认为，恢复性司法存在下列优点：第一，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的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对策，它通过使受害人、犯罪和社区复原而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与平等，建立理解并促进社会和谐；第二，这种方法能够使犯罪所影响的人公开交流其感情和经历，而且是着眼于解决他们的需要的；第三，这种方法为受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使罪犯能够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切实承担责任，同时使社区能够理解犯罪的根本原因，促进社区福利并预防犯罪；第四，恢复性司法促使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能够灵活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现有刑事司法制度并与这些制度相互补充，同时考虑到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第五，采用恢复性司法并不妨碍国家起诉被指控的罪犯的权利。

应当指出，尽管恢复性司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但也有许多学者对于这种新的案件解决方式提出了种种非议。

首先，恢复性司法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恢复性司法主张犯罪侵害的是个人利益，而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的处理应该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协商解决，这等于混淆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用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是不恰当的。其次，恢复性司法自身具有的特点使其缺少相应的程序保障。由于恢复性司法强调非正式的、以协调和对话为基础的程序解决犯罪问题的重要性，这就使它的批评者们担心：恢复性司法缺乏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关注，因而会不可避免地给犯罪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造成损害。恢复性司法程序中根本没有证明的概念，而是假定只要犯罪人承认自己是行为的实施者，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证明，而是如何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这无疑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公然违背，在被告人缺乏经验而社区力量又相当强大时，极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因恐惧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犯罪人。另外，也会有被告人因为担心在正式的刑事审判中被误判而违心地认罪。同时，恢复性司法实践一直将律师视为妨碍达成和解协的因素，而不欢迎律师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出现并承担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的作用，也导致了在恢复性程序中缺乏对犯罪人权利进行有效保护的机制。

再次，恢复性司法存在着损害被害人利益的可能性。尽管恢复性司法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被害人在正规刑事司法中边缘化的地位。在恢复性司法中，不但犯罪人承担的责任形式是以补偿被害人的损失为目的，而且，被害人还被赋予决定犯罪人的责任形式的权利。另外，受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影响，美、英、加拿大等国的刑事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判处缓刑及是否对犯罪人进行假释时也往往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在一些地方，甚至还赋予了被害人最终决定是否给予犯罪人缓刑、假释的权利。但是，许多被害人组织对恢复性司法至今仍然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担心恢复性司法对社区主导刑事司法的强调会导致国家打击犯罪无力，从而使被害人利益更加无法保障。而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也往往会面临必须原谅犯罪人，否则就会面临被视为没有爱心，报复性强的压力。赋予被害人以是否同意给犯罪人减刑、假释的权利，又会使被害人面临来自犯罪人的威胁和收买的危险。

最后，恢复性司法也存在着损害犯罪人利益的可能性。尽管恢复性司法反对监禁刑，并主张以赔偿、道歉和社区服务代替惩罚性的刑事责任方式，但它的批评者们认为，恢复性司法的责任形式和运作方式中包含着导致加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重大危险。更多的犯罪人是为了避免被关进监狱才选择了恢复性司法程序，由于有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做后盾，所以，恢复性司法“以自愿为前提”的特征，不过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正因为有了恢复性程序，而不断增长的办案压力又使得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寄希望于通过恢复性司法减轻自己的办案负担，所以，凡是不愿“自愿”选择恢复性方式的犯罪人，都面临着在后来的正规司法程序中被从重处罚的压力，从而不得不“自愿”地选择进入恢复性程序。

综上，正因为恢复性司法存在上述缺陷，加之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法律文化及司法体制的差异，故此，尽管当今许多国家、地区都在进行试验，特别是在2000年4月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将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有效的刑事政策向各成员国推广，但恢复性司法仍然受到不少非难，尚不能成为解决刑事事件的主流方式。

三、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刑事诉讼

恢复性司法作为替代法院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通过调解人的主持及调解，使被害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方案，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那么，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类似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和解呢？下面分别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自诉程序、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及有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首先，就自诉程序而言，其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规定了相应的调解及和解程序，即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对于已经审理的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记录在案；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制作刑事案件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过，应当指出，我国自诉案件中的调解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而当事人自愿和解是在缺乏第三方调停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与恢复性司法这种在法官以外的调解人的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加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相比，尚存在显著区别。

其次，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只能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性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适用于民事诉讼法调解与和解的有关规定。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与和解除了自诉案件中的缺陷之外，只注重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对于精神赔偿问题置若罔闻，显然这与恢复性司法的旨趣相去甚远。

再次，就有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有权参加法庭调查，在法庭上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向被告人发问，

向证人发问和质证，就物证等其他证据质证和表达意见；有权参加法庭辩论，对证据和案件发表意见，并与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相互辩论。但是，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上述权利主要是为强化公诉权的行使，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诉案件本身不允许被害人与被告人接受调解或达成和解因此，有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与恢复性司法有根本性区别。

从我国现行立法可以看出，就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现有法律框架内恢复性司法的要素尚很有限。此外，在我国建构恢复性司法程序尚存在以下障碍：首先，我国刑事诉讼的国家本位价值观与恢复性司法的社会本位价值观大相径庭。刑事诉讼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的三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以国家与犯罪人的对立为中心，以国家利益为本位，呈现一种国家——个人的线形构造。而恢复性司法将社会纳入刑事诉讼，将其建构为以社会为顶点，被害人与犯罪人为两端的三方构造。在线型构造中，犯罪被视为犯罪者个人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冲突。在这种范式中，犯罪者尽管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接受国家的追诉与刑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三方构造中，犯罪被看作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关系冲突，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社会中介机构协调冲突的解决，对解决的方案国家予以直接的认可。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中尚告阙如。[14]

其次，我国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于犯罪者一般深恶痛绝，希望国家机关处罚犯罪，维持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社会公众对于犯罪人与被害人坐在一起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往往会感到匪夷所思，不可想象，这是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的观念障碍。

尽管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存在上述障碍，但我国也存在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有利因素。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社会都有为解决争端而建立的各项制度，其性质、结构和运作都是对该社会的文化、哲学、世界观以及社会模式和经济政治组织的一种反映。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调解的原理及实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调解制度迎合了传统社会的需要。这种社会以小农经济、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散的中央皇权统治模式以及强调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为特征。

其次，追求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之一。在儒家看来诉讼是消极的社会现象，而和谐是至上的理想，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要求官员们不要轻易就纠纷进行审判并颁布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而须就纠纷进行调解，以寻求双方当事人都乐意自愿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用劝说、教育的方法使当事人对自己原来的主张予以反思，以帮助他们在庭外和解，并因此放弃诉讼。这种方法就是中国人说的“劝讼”与“息讼”，其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相互和解，因而个人间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团结得以恢复至冲突发生以前的情况。

再次，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各地基层普遍设立人民调解组织，众多人民调解员对于调解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是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重要组织基础及人员基础。有学者指出，“民间调解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一种权利保护机制，与国家行政机制和司法机制相比，它在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具有一些突出的优点。民间调解广泛存在于中国民众生活之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普遍性的优点。正是由于民间调解具有简易性、灵活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优点，所以，它仍将是中国社会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15][28]

鉴于我国存在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上述有利因素，加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将会成为必然趋势。在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中，政府权力应当界定自己的边界，逐步发挥社会机制中多元主体的自治功能。实践证明，国家追诉、惩治犯罪是必需的，但并非所有犯罪都予以刑罚处罚、将所有罪犯都关进监狱才会产生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某些犯罪，有时采用其他处理方式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更有利于维护社会长久稳定。从修复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长久稳定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逐步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如何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呢？根据以上对于恢复性司法的相关分析，构建我国恢复性司法程序的一个前提为必须从现有司法实践出发，同时又要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作到即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根据联合国相关司法文件有关公正标准的规定，构建我国恢复性司法程序，应当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1.适用案件范围似应包括自诉案件、公诉案件中的轻微刑事案件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2.只有在有充分证据指控犯罪及受害人和犯罪自由和自愿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恢复性程序。受害人和罪犯在程序期间，可以随时撤回这类同意。协议应自愿达成并只载列合理而相称的义务。

3.受害人和罪犯通常应就案件所涉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意见作为参与恢复性程序的基础，而不应在随后的法律诉讼中将罪犯的参与用作认罪的证据。

4.在将案件交由恢复性程序处理或实施恢复性程序时，应考虑当事方的安全。

5.如果恢复性程序不适合或没有可能，应将案件交由刑事司法当局处理，并应毫不迟延地作出如何继续处理的决定。在这些案件中，刑事司法官员应尽力鼓励罪犯担负起对受害人和受害社区的责任，并支持受害人和罪犯重新融入社会。

6.应对恢复性司法方案尤其是恢复性程序适用基本程序性保障措施，保证公平对待罪犯和受害人。包括：(1)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受害人和罪犯应有权就恢复性程序咨询法律顾问，必要时还有权得到笔译或口译服务。此外，未成年者应有权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帮助；(2)在同意参加恢复性程序之前，当事方应能够完全获知本人的权利、程序的性质和当事方的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3)不应以不公平的手段强迫或诱使受害人或罪犯参加恢复性程序或接受恢复性后果。

7.对恢复性程序期间非公开进行的讨论应予保密，且事后不得对外透露，但当事方同意或本国法律要求的情况除外。

8.恢复性司法方案产生的协议结果，应适当受到司法监督并纳入司法裁决或判决。这种情况发生时，其结果应有与任何其他司法裁决或判决相同的地位，且不得就相同事实进行起诉。

9.如果当事方之间没有达成协议，则应将案件交还现有的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并应毫不迟延地作出如何继续处理的决定。在随后的刑事司法诉讼中，不得将未达成协议本身加以利用。

10.对于恢复性程序过程中所达成协议未予执行的情况，应再交由恢复性方案或如果本国法律要求则交由既定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并应毫不迟延地作出如何继续处理的决定。在随后的刑事司法诉讼中，不得将未执行协议而不是司法裁决或判决作为加重刑罚的理由。

11.调解人应以公正方式行使职责，适当尊重当事方的尊严。调解人应以这种身份确保当事方以相互尊重的方式行事，并应使当事方能自行找出适中的解决办法。

[1]杨宇冠.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85.

[2]Article,2,3,6,7,10ofPreliminaryDraftElementsofaDeclarationofBasicPrinciplesontheUseofRestorativeJusticeProgrammesinCriminalMatters,UN,2000.

[3]Article11ofPreliminaryDraftElementsofaDeclarationofBasicPrinciplesontheUseofofRestorativeJusticeProgrammesinCriminalMatters,UN,2000.

[5]DeclarationofLeuvenontheAdvisibilityofPromotingtheRestorativeApproachtoJuvenileCrime,MadeontheOccasionoftheFir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RestorativeJusticeforJuveniles.Potentialities,RisksandProblemsforResearch,Leuven,May,12-14,1997.

[6]（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60.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73-174.

[8]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0.

[9]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9.

[10]Sander,F.E.A."VarietiesofDisputeProcessing"FederalRulesDecisions80:111-134.

[11]Christie,N."ConflictsasProperty".BritishJouralofCriminology17:1-15.

[12]JohnsonE."LettheTrialFittheCase"FederalRulesDecisions80_166_201.

[13]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M].江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2.

司法程序范文篇5

确保程序公正是我国司法界近几年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研究最多、感受最深的一个话题。在司法工作中落实程序公正的理念和法律规定。程序公正的法律概念在西方被称为正当法律程序。曾担任英国上诉法院院长的丹宁在《法律的政治程序》一书的前言部分有一段精彩的表述：“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一七九一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简单归纳一下，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启始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完善于美国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二战之后，世界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和体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我国现行宪法中是否存在一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及如何理解这个原则所涵盖的内容？如果仅从宪法的文句表述看，的确缺少系统全面地表达正当法律程序的立法条款，但这并不能否认存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且是我国宪法先进性和人民性的表现。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总概括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宪法》第五条从相对应面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正式提出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正式确认了这一原则，而且是在这一原则之下派生出司法公平与正义，产生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和宪政原则。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法治国家，宪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具有更加真实、科学的内容：首先，我国的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真实体现，立法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在宪法和部门法产生的过程中有严格的程序保障，人民有充分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渠道和机会；其次，严谨的法律体系，从实体法到程序法的完备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尤其严格而系统的程序保障立法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司法平台；最后，依法治国原则的确定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条款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等等。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人权保护原则，与世界各国宪政史上所创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国宪法中体现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内容。美国宪法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其最初的含义也仅指的是一个程序性原则，即在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被剥夺之前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也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不涉及立法机关法案的实体内容。但在这一原则的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和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样两个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听审的权利”，也就是说，合理的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提出主张、进行抗辩等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素。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剥夺了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我们认为，前者是程序法的范畴，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低层次的内容，是这一宪法原则发展初期所涵盖的范围；后者主要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范畴，尽管“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有程序性规定，但不影响它成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中高层次的内容，是这一宪法原则不断发展后的产物。这两个方面完整地组合准确地体现了西方国家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全部内容。对我国宪法的立法条款进行比较分析，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主要体现在宪法中，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律条款主要体现在宪法体系下的部门法中，尤其是三大程序法以及相配套的法规中。

三、我国三大诉讼立法及配套法规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是在现行宪法的总原则下产生的部门法，其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款的内在联系都是很完整和协调的；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等配套法律法规更是部门法助有机构成部分。特别是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加表明我国把建立一套完备的正当法律程序作为宪政建设的明确立场。在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中把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构成要件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程序的合法性，具体包括程序设定的法定性和程序运行的适法性，前者是指设计的程序必须通过法律规则加以明确，后者是指法律程序具有既定力和拘束力，程序的参与者（如法官或当事人）必须严格执行规则；二是主体的平等性，没有平等的主体就不会有程序的正当；三是程序的公开性，用目前司法界常讲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程序的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用英国的一句法律格言表述就是“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四是决策的自治性，这是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公法中的体现；五是结果的合理性，它是正当法律程序的逻辑性结论。从理论上讲，只要程序要件满足而且被严格遵守，结果必定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同意了程序，也就已经接受了最后结果；从司法实践中看，只要程序严格，证据展示在法庭之上，程序参加者充分行使了程序权利并遵守程序义务，裁判结果就应是公正而合理的。以这五点“要件”作为“对照点”审视我国现行的程序法，程序主体平等的原则及保障条款、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公开性、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的司法保障、法院审级的规定和司法终局的效力等，都以不同的侧面体现了正当司法程序这一宪法原则。

四、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得以实施的保障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司法程序范文篇6

司法现代化是一种法治化的现代进程，主要是为了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理应包括司法主体、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行使等方面的现代化，并从司法程序方面予以判断司法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以此推动中国诉讼模式现代化进程。

一、司法现代化的含义

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历史性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转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即规范体系抽法治型价值，即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从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更替是相当复杂的，人治与法治涵盖了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的基本尺度。换言之，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应当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兴起作为法制现代化的过程的基本评估系。[1]法治是人类摆脱自由专断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人们在长期变革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因而是法制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法治不仅要良好的法律，而且良好的法律要得到公正与正确地执行。再因为司法是连接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桥梁和纽带，是法治的关键性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得到司法现代化对法制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思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其产生的大致背景是冲破殖民主义体系纷纷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的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其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将现代化概括为：⑴民主化；⑵法制化；⑶工业化；⑷均富化；⑸都市化；⑹福利化；⑺社会阶层流动化；⑻宗教世俗化；⑼教育普及化；⑽知识科学化；⑾信息传播化等。[2]

司法现代化是个涉及到观念、制度、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式等系统的整合工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的一面，又有现代化司法行为方式、司法推理方式、司法价值观念的一面。”[3]也有学者认为：“司法现代化就是体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之权利、自由、平等价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并用以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地适用的全部过程。”[4]因此，司法现代化既是司法制度的全面革新的过程，又是司法精神的全面改观、适应和推动现代化法治文明发展趋向的历史过程。其实，司法现代化应该是：⑴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变的历史过程；⑵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从理想目标向现实目标逐渐转化的过程；⑶司法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5]

二、司法现代化的目标

正义是人类的理想与目标，是人类评价是非的标准，也是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因而罗尔斯说：“正义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6]人类有了法律和司法以来，人们就开始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又由于司法是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它将一般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个案，实现对个案的正义与公正的追求。因此，西方法谚有语：“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可以说司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永恒追求。

司法公正的实质含义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和审判过程中和结果中应该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7]因此，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司法裁判在查清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的基础上作出的；后者是司法的过程符合公开、公平和民主等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司法人员不偏不倚，公平地对待当事人等。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另外，司法公正还包括一般公正与个别公正。所谓一般公正是从全社会范围内看，司法所体现的公正性；所谓个别公正是在个案中体现的公正。一般来说，立法所体现的更注重一般公正，而司法更体现的是个别公正。[8]公正的司法对法治的实现也是很重要的，起最后防线的作用，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更为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为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给水源给败坏了。”[9]

为什么说司法公正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呢？美国学者勒斯克指出：“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10]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司法公平解决纠纷的机构，司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公正的场合，通过公正的程序进行公正的审判，从而实现公正的司法结果；另一方面，当事人将其纠纷交由司法解决，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一套公正的程序公平而不受影响地进行裁判，公正是人们的期望。因此，司法越公正就越能吸引人们通过正义的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尤其在法治社会司法公正与正义更是司法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三、司法现代化的内容

司法现代化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⑴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主体、司法过程以及司法的实体内容和目标的现代化。[11]⑵司法现代化的内容为：司法权的独立性，司法主体的是立性和公正性，程序规则的平等性。[12]⑶司法现代化的内涵可分为两方面的因素，即主观因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是司法过程主体或人的现代化，客观因素指司法程序或诉讼程序的现代化。[13]⑷司法现代化包括司法的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权威性。[14]⑸司法现代化除前文所说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以外，还包括司法主本、司法体制、司法程序、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15]我们认为司法现代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主体包括司法机构本身，也包括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司法主体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核心主，没有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现代化的司法职业阶层，法律的正义是难以完成的，正如所言：“如果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一个国爱不可能长期容忍不提供公平审判的法律制度”。[16]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⑴司法组织在整个国家机构的组织中，具一定有独立性，即司法机关不得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职能相重合，司法不得受至于行政，不能隶属于行政，否则就不具有现代化；⑵在司法组织内部，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业务指导和审级监督关系，而不是行政的隶属关系。这是从司法机关的方面来说的司法主体的现代化。从司法人员方面来看，应是：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现代化知识与现代化观念；另一方面是他们必须是现代化的司法者，具有现代化的司法观念、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

2.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司法理念现代化指人们对于司法的信仰、目标、理想、价值、精神等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获得对司法价值、作用与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意味着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表征的司法公正观、司法立法观、司法权威观等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人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而司法被奉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都需要一种新理念予以支持的，在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把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变为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3.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司法体制现代化就是司法体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系统，能够适应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作出及时、有效、权威的处理，从而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司法体制现代化要特别防止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现代化意味着司法体制的体系化、配套化、完整化和合理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符合；还意味着司法体制按照政治、经济、民主现代化的要求而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其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性以保持司法者的中立性；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诉讼权利等。

4.司法程序的现代化。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是指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程序的运行都能体现公正、正当、平等等现代化的司法原则。它是“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决的场所。”[17]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有最高目标是要把正义的法律和法律应有的正义精神现实地用于冲突的解决。[18]司法程序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司法人员在裁判中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地位；司法的过程应当符合公开性的要求；当事人应充分地参与诉讼程序；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有严格的法定规范；裁判的结果应当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支持；程序具有时效性等。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既要有诉讼机制的规范化，又要有诉讼机制运行的规范化，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司法程序才是现代化的司法程序。因此，司法程序的现代化与司法主体现代化等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即司法过程的现代化规则，必须从静态转化为与诉讼规则要求相适应的动态行为。

5.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是要求真正地按照公正裁判的要求，实现法官的独立性的审判。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要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各个不同的法官其地位都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不论是同一法院内部，还是不同法院之间，甚至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法官的地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职业的专门化。

四、司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

1.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司法程序的正当性要求司法体制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上构建合理，整个司法体制的功能系统的协调性和整合性较高，整个司法活动在操作和运行机制上应完全法律化和程序化，符合正当性的原则标准。英国学者丹宁勋爵把这一核心内容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概念本身说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时代。原来这一词语只是刑事诉讼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19]“我所说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开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救济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20]根据这些规定，正当的司法程序应当包括以下规定性：⑴司法者独立；⑵司法者中立；⑶程序平等；⑷程序公开；⑸程序的参与与自治；⑹程序的合理；⑺程序合法；⑻程序的民主；⑼程序的便利；⑽程序的及时性与时效性。[21]

2.司法程序的效率性。效率也称效益则指一个人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品，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22]诉讼活动从一开始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一是当事人各种费用；二是国家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及检察院的控诉活动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三是除这种费用外，可能存在因法官的错误的裁判而产生的费用。与诉讼费用相对应的是构成效益的因素也包括诉讼当事人从胜诉的判决中实际获得的实体财产利益及伦理上的效益，国家从冲突解决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等。

公正与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而且应当以效益进行评价，法律程序之所以公正，就是它在很大程序上符合效率原则的，具体来说表现为：⑴从全社会来看同，裁判公正是最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裁判不公而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公正的裁判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积极地参与竞争，积极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通过公正的程序而保障公正的裁判是最为有效的。⑵公正的司法程序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件的延误，从而避免了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程序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⑶公正的程序应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程序本身的成本。[23]

司法程序的效率性作为司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之一，主要在于：一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对社会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社会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化。相对应的是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司法也要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二是追求司法效率是司法主体作为理性主体的基本要求。三是追求司法效率也是司法公正的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相辅相成的，在追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严密的程序，则需要投入较多的社会资源，而追求效率，是减少司法程序，看是矛盾的，实际上确是统一的是因为追求司法效率要求快出结果，而追求司法公正也是要快出结果。正如英国法谚所言：“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司法公正是需要效率支持的，司法效率是以司法公正为前提的。

五、司法现代化与中国诉讼模式选择

1.英美法系的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这种诉讼模式是指“双方当事者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辩论过程中通过证据和主张的正面对决，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关于纠纷事实的信息，从而使处于中立和超然地位的审判者有可能据此作出为社会和当事者都接受的决定来解决该纠纷。”[24]其特殊的优点是：法官的超然和中立可以使摆脱具体的俗务，冷静地审理案件，由双方当事人进行正面的对质等，进行公正的裁判，而且为公正裁判提供良好的环境。

2.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诉讼模式。审问式的诉讼模式也称纠纷式的诉讼模式，是指“在审判过程中庭长不是以消极仲裁人的形式出现，而是主动对被告和证人进行讯问，指出证词矛盾的地方，征询鉴定人的意见，向双方或法庭成员展示有关文件和勘验报告。”[25]在大陆法系的各国已经对这种模式发生了处理重大的改革，例如德国出现了“当事者主导原则”，已经摆脱了绝对职权主义。这种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者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法院是否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不得考虑当事者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26]这种诉讼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积极法官与职权主义盛行；法官自由专断；律师作用有限等。其优点也是有的，例如发挥法官的积极作用等。

3.日本式混合诉讼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日本民事诉讼具有中等程度的对抗性，同时又适用于当事者主导原则的一种‘新型’对抗式制度。法官和当事者，或换言之他们的律师都发挥一种中等程度的积极能动性。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可以说位于德国制度（积极能动法官和缺少对抗当事者）与美国制度（消极法官和对抗性当事者）之间。一个具有‘新的’对抗性色彩的实验正在与美国的所谓‘管理型法官’同时进行。”其实，日本的这种模式是一种折衷式的模式。

中国目前的诉讼模式，比较类似于日本的模式，因为在《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前基本上是强职权主义的，特别是在这间法律实施后，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对抗性的趋势，在近期内中国又不可能完全摆脱职权主义的影响，只能在这种混合的环境下生存。也就是说，中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正在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而且这种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种当事人主义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法官的超然与中立，更利于公正地作出判决，更容易实现社会的正义目标，是一种现代化的确趋向。我们正视中国目前的诉讼模式的转换，可以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诉讼模式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实现司法现代化的过程。

【注释】

[1]周汉华.现实主义法律运动与中国法制改革[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65-66.

[2]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8.24.

[3][13]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法律出版社2000.6;20..

[4]集耀.司法现代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J].法学1995（5）.

[5]黎桦、叶榅平.司法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J].科技与法律季刊2001（2）.

[6]【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

[7][8]何家弘.司法公正论[J].中国法学1999(2).

[9]【法】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商务印书馆1983.193.

[10]【美】勒斯克.美国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1997.7.

[11]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55-460.

[12]蒋集耀.司法现代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J].法学1995(5).

[14]蒋惠岭.司法制度的改革的目标[J].人民司法1995(1).

[15][23]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40;76-77.

[16]转自杨一平.司法正义论[M].法律出版社1999.148.

[1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6.

[18]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50.

[19][24][2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26;24（增补本）.

[20]【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群众出版社1984.1.

[21]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50-53；夏锦文、黄建兵.司法现代化的实证标准[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2)48-49.

司法程序范文篇7

(一)审级多周期长。我国的专利商标确权制度实行实行三级两审终审制，委员会做出的无效裁定属于行政决定，还需要接受很多部门的审核。如若商标确权案件没有完成所有的司法程序，那么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很难及时对其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且由于专利是有时效的，且不能对保护延期，因而专利确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专利保护期的一种损耗。(二)循环诉讼多。在专利商标存在纷争的民事侵权案件中，当专利复审委员会或商标评审委员会根据判决对专利商标进行了确权之后，当一方当事人提起重新诉讼之后，又要进行重新一轮的审核与判决，一方若因为自身利益不断提起诉讼，造成循环诉讼问题就直接影响着专利商标的使用与保护期。这不仅影响着司法程序的效率，也难以保护合法权益。(三)审查内容重复。不论是专利还是商标确权的司法过程都有着，专利局/商标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进行着重复的工作，即对其事实问题和行政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四个部门在进行着重复的工作，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损耗了司法程序的效率。这是一次司法审核的流程，如若当事人重新提起诉讼那么又要重新再进行一遍这个流程，不断进行重复的审查。

二、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确立的基础

经济增长越快，人力资本的储备就越多，有利于经济环境对人类知识的积累。而通过创建一个环境有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的确立能够直接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PaulRomer(1990)认为如果是国际外部性范围内，那么经济一体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开放，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世界人力资本的存量;相应地，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会对经济产生轻微的边际影响而影响该国的增肌增长。同样，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有一个对该国增长率的边际影响，但从全球角度看，人类资本积累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不只影响国际贸易发展变革，专利商标的司法变更权同样影响着经济收入。学界尽管有许多理论模型，如创新和增长模型以及静态模型研究了知识产权和收入的关系，但是相对较少的论文模拟了知识产权和收入的动态影响。Segerstrom、Anant和Dinopoulos(1990)研究了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证实技术变革受专利保护期限的能直接影响关税高度，他们发现增加北美专利的长度(创新地区)可以增加研发活动。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中的确立，意味着更多的固定资源将用于生产现有产品。

三、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的具体运用

笔者认为，综合现今专利商标确权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司法变更权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确立能够带来的有益影响，笔者认为应在专利商标确权司法程序中明确司法变更权。具体操作如下:在委员会的行政决定或者法院的判决生效后，主管机关可以直接执行，没有必要再通过很多其他部门进行再次审核;当行政决定或者司法判决驳回请求时，对重复审查的内容没有必要进行重复论述;撤销被诉裁定或决定改判相应内容时，在主文部分可设计成三个及以上判项，第一项为撤销被诉裁定或决定，第二项为改判判项，第三项为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裁定或决定发回重审时，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发回重审的理由，在发回重审判项中明确重审内容。

四、结论

在知识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今社会，专利商标确权在程序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使得这一程序难以发挥其原本的意义。而在专利商标确权中司法变更权的确立，不仅能够更好地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且符合行政便宜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从我国现今的司法现状出发，实际探索专利商标确权中司法变更权的运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各级部门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崔哲勇．对专利授权确权审查程序中权利要求的理解［J］．知识产权，2016(10)．

［2］李宗辉．论专利确权诉讼的“非行政性”及其改革［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1)．

司法程序范文篇8

关键词：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模式；监禁刑

一、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及渊源

恢复性司法是以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者本人的创伤为目的，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罪犯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制度。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恢复性司法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的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恢复性司法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所提出的，而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据估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同时联合国也对恢复性司法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于1999年通过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决议。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呼声，愈加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这正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政策基础。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探索和研究新的解决方式。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方向，从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犯罪的教化、改造，对受害人的抚慰、赔偿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所以说恢复性司法是司法部门追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司法的人性化，适应现代社会司法理念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严格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有间接的、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轻微犯罪的不起诉、免于刑事处分以及缓刑判决等，但上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西方一些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得到发展的同时，在我国也基本具备了理论运行的平台和实践操作的基础。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并对被害人的损失加以赔偿。现今我国刑罚制度是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社会目的，在某种情况下，犯罪人还容易产生消极思想，甚至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显然并不利于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多年来，司法机关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害怕犯罪人刑满出狱后的报复；社会效果往往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意愿。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执行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足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犯罪人能有更好的悔罪表现，对受害方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三、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

国内外恢复性司法项目繁多，方式多样，如此广泛适用不能无章可循。确定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有助于积极开展恢复性司法的探索与实践，不至于让恢复性司法在实用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偏离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之内在核心。结合国情，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应当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规范适用范围原则

由于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形式，其范围的界定应当得到严格的控制，在我国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可以从案件范围、对象范围和特殊情节范围三方面来确定。

1、案件范围：从国外恢复性司法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主要运用于轻微的犯罪案件，但也不乏适用于严重犯罪，在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也应该主要应用于犯罪后果比较轻的过失犯罪。犯罪人并非故意实施犯罪，而是过失造成的危害结果，触犯了法律，如交通肇事罪、过失伤害案等，因为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犯罪后果比较轻，犯罪人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谅解，此类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2、对象范围：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总的趋势。由于未成年人思维还未定型，价值观还处于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可矫治性，对未成年人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通过犯罪人及其家庭、社会的积极参与，争取让其平稳回归社会，这一方面刚好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特点。

3、特殊情节范围：其他一些具有特殊情节的犯罪也可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如初犯、偶犯、激情犯、家庭暴力受害者针对施暴者实施的犯罪，其他如除恶扬善、大义灭亲型犯罪，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犯罪等，由于民众对此类犯罪者有原谅和同情的心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二）坚持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原则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础，这就要求各方都必须自愿地参加恢复性程序，不能强迫或诱使受害人或罪犯参加恢复性程序。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均不可启动恢复性司法程序。但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启动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者的罪行并且犯罪者已承认自己的罪行，没有这一必要条件的存在则恢复性司法程序无法启动。自愿原则还表现在受害人和罪犯在恢复性程序进行中可以随时终止该程。无论恢复性程序进行到哪一阶段，当事人都有权中止该程序，这一要求无形中成了自愿原则的保障。因为即使程序已经启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均可随时中止恢复性程序。为了保证自愿原则的全面贯彻，无论是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协议，还是在恢复性司法进行中反悔而终止，均不能成为以后刑事司法程序中加重处罚的理由。

（三）第三方介入性原则

这里的第三方是指受害人与罪犯之间的调解员。在司法机关界定案件适用于恢复性司法制度后，可委派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一点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宣言要素的修订稿》所倡导的恢复性司法程序中也有注明。构建中国式的恢复性司法如何选择充当中立的第三方呢？不言而喻，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地基层普遍都设立了人民调解组织，并且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此外，广大人民调解员长期从事调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人民调解是构建中国式恢复性司法的重要组织基础和人员基础。我区的轻伤案件委托调解，也是选择的人民调解组织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组织也完全能担当此重任。

（四）均衡性原则

寻求被害人人权保障与犯罪人人权保障的平衡是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与走向，恢复性司法制度也不能例外。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无论是对被害人权益还是犯罪人的权益，在刑事程序上都应给予同等的尊重和关注，这样才有利于犯罪人的矫正和回归社会，同时也有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恢复性司法是以犯罪人自愿认错、被害人获得赔偿、社区公共利益得以补获等方式实现。在此过程中，涉及多主体的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在这一再分配过程中，应当均衡多主体的利益关系，既要尽量使受损的被害人获得赔偿、增进受损社区公共利益，但同时也要适当考虑犯罪人的主观认识与态度、赔偿能力、家庭经济状况等综合因素，保障犯罪人的正当权益，防止犯罪人过分承担惩罚性赔偿而忽视其权益的保障，不能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随意向犯罪人漫天要价，调解结果必须公正合理。

总之，国家在刑事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应是矛盾的激化者和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能用调解解决，就不要用“暴力”解决；能息事宁人，就不要去挑开伤疤；能皆大欢喜，就不要两败俱伤。

参考文献：

1、JenniferGerardaBrown.TheuseofMediationtoResolveCriminalcases:AProceduralCritique[J],EmoryLawJournal,Fall,1994.

2、张庆方.恢复性司法——一种全新的刑事法治模式[A]，刑事法评论(第12卷)[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游.从无讼到恢复性司法[DB/CD].中国期刊资料库.

司法程序范文篇9

恢复性司法是以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者本人的创伤为目的，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罪犯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制度。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恢复性司法的定义是：恢复性司法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关涉各方共同解决犯罪问题，处理犯罪的后果的过程及其对未来的意义。恢复性司法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所提出的，而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据估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同时联合国也对恢复性司法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并于1999年通过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决议。

二、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呼声，愈加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任务，这正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政策基础。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探索和研究新的解决方式。恢复性司法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方向，从对犯罪的惩罚和报复转向对犯罪的教化、改造，对受害人的抚慰、赔偿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所以说恢复性司法是司法部门追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体现司法的人性化，适应现代社会司法理念的充分体现，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严格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有间接的、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轻微犯罪的不起诉、免于刑事处分以及缓刑判决等，但上述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西方一些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得到发展的同时，在我国也基本具备了理论运行的平台和实践操作的基础。

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并对被害人的损失加以赔偿。现今我国刑罚制度是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社会目的，在某种情况下，犯罪人还容易产生消极思想，甚至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显然并不利于建立和谐安定的社会。多年来，司法机关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害怕犯罪人刑满出狱后的报复；社会效果往往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意愿。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执行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足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犯罪人能有更好的悔罪表现，对受害方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三、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

国内外恢复性司法项目繁多，方式多样，如此广泛适用不能无章可循。确定恢复性司法的基本原则，有助于积极开展恢复性司法的探索与实践，不至于让恢复性司法在实用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偏离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之内在核心。结合国情，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应当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规范适用范围原则

由于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形式，其范围的界定应当得到严格的控制，在我国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可以从案件范围、对象范围和特殊情节范围三方面来确定。

1、案件范围：从国外恢复性司法实际操作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主要运用于轻微的犯罪案件，但也不乏适用于严重犯罪，在我国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也应该主要应用于犯罪后果比较轻的过失犯罪。犯罪人并非故意实施犯罪，而是过失造成的危害结果，触犯了法律，如交通肇事罪、过失伤害案等，因为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犯罪后果比较轻，犯罪人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谅解，此类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2、对象范围：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处罚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总的趋势。由于未成年人思维还未定型，价值观还处于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可矫治性，对未成年人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通过犯罪人及其家庭、社会的积极参与，争取让其平稳回归社会，这一方面刚好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特点。

3、特殊情节范围：其他一些具有特殊情节的犯罪也可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如初犯、偶犯、激情犯、家庭暴力受害者针对施暴者实施的犯罪，其他如除恶扬善、大义灭亲型犯罪，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犯罪等，由于民众对此类犯罪者有原谅和同情的心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适用恢复性司法程序。

（二）坚持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原则是实行恢复性司法的基础，这就要求各方都必须自愿地参加恢复性程序，不能强迫或诱使受害人或罪犯参加恢复性程序。如果任何一方不同意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均不可启动恢复性司法程序。但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启动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者的罪行并且犯罪者已承认自己的罪行，没有这一必要条件的存在则恢复性司法程序无法启动。自愿原则还表现在受害人和罪犯在恢复性程序进行中可以随时终止该程。无论恢复性程序进行到哪一阶段，当事人都有权中止该程序，这一要求无形中成了自愿原则的保障。因为即使程序已经启动，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认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均可随时中止恢复性程序。为了保证自愿原则的全面贯彻，无论是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协议，还是在恢复性司法进行中反悔而终止，均不能成为以后刑事司法程序中加重处罚的理由。

（三）第三方介入性原则

这里的第三方是指受害人与罪犯之间的调解员。在司法机关界定案件适用于恢复性司法制度后，可委派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是不完整的，这一点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宣言要素的修订稿》所倡导的恢复性司法程序中也有注明。构建中国式的恢复性司法如何选择充当中立的第三方呢？不言而喻，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地基层普遍都设立了人民调解组织，并且拥有国家的各种资源支持，此外，广大人民调解员长期从事调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人民调解是构建中国式恢复性司法的重要组织基础和人员基础。我区的轻伤案件委托调解，也是选择的人民调解组织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实践证明，人民调解组织也完全能担当此重任。

（四）均衡性原则

司法程序范文篇10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审判、检察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也是我国人民民主政体的一项宪政制度。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来,这项制度对于司法公正的意义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如何切实有效地实施以及如何发挥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尚在探讨和尝试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已在研究草拟中,但立法的准备和经验的积累尚不充分。本文拟从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律结构、实践经验以及立法趋向等方面作一梳理和探讨。

一、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律构建及其实践

(一)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它所产生的司法机关的工作,这是一条宪法原则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0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职权。0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0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05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6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0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6也分别作了两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宪法以及法律的规定组成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的基本体系。虽然这些规定只是框架,确实有待于完善,但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分立和监督关系有着明确规定。工作监督并不完全是司法监督,但司法监督应是工作监督的内含部分。毋庸置疑,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力有职责监督两院的工作。作为司法机关的两院,其司法行为应不折不扣地对法律负责,通过对法律负责的形式实现对人大的负责;人大监督的要意是监督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此点必须严格加以析别,否则无法理清人大司法监督的责权关系。(二)人大司法监督工作一直以来处于尝试和探索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和检察机关的监督逐步走向法制轨道,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同时,司法不公、司法不力、司法腐败的问题十分突出,司法程序内的监督纠错能力受到质疑。这就使社会各方把获求司法公正的注意力投向人大,对人大监督两院及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人大司法监督受到重视。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地位。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有史以来首次执法检查。199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6,各级人大将两院法律实施工作的监督纳入人大工作范围。各地先后制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律监督条例,将执法检查和有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开展起来。这个阶段,人大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听取两院工作报告;就专项法律的执行进行检查、听取汇报;就专项工作提出质询或要求汇报说明;依法罢免、撤销严重违法失职的两院人员等。事实上,人大监督这时处于宽泛局面,一方面监督的职权责任和社会期望在加重,另一方面对司法的监督又无从下手、无章可循、无力可使。刚性监督、零距离检查、错案追究等做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尚未实现明显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机关的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强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促进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事实上这是正式提出人大对两院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在实践中,个案监督作为人大监督的日常工作提了出来。两高先后作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决定。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率先对个案监督作出规定,广东、河北、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相继出台有关个案监督方面的法规或规章。5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6规定:/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已经办结生效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以及虽未办结但程序严重违法案件进行监督。05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6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执行本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决议和案件监督书的意见。0,/人大常委会交由本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的案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在三个月内报告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限期内确实不能办理完毕的,应当及时向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0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5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实施个案监督办法6对个案监督的主体、原则、范围、程序和责任追究作出规定。(三)个案监督是人大司法监督在原有基础上的突破由于没有国家统一的具有程序操作性的立法,更由于个案监督本身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惑。首先面临的是对司法独立性的论释;其次是对司法程序监督功能的影响;接下来是人大机关监督职能如何掌握、个案监督如何胜任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对这项制度的本意)))追求司法公正这一目标出现疑义。尽管地方法规都规定了一些不干预独立司法、不代替司法机关、不违反司法程序的原则,但个案监督一经提起,介入司法的深度和力度不是可以把握的。深度较大时,人大监督机构直接进行案件事实的调查确认和法律适用,作出处理决定以文件方式下达司法机关执行;深度较小时,以既定的倾向性意见要求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通过汇报、落实等压力使司法机关执行该意见。人大监督意见虽然不是在司法程序中作出,但效力往往高于法院判决。通过对一些个案监督的案例进行审视,司法监督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独立检察的宪法和法律原则是否严格实施;二,司法程序中的监督机制何去何从;三,司法公正是否得以实现,公正的标准怎样确立。

二、个案监督辨析

个案监督迄今尚未上升为法律,各地的规定见仁见智,因此对它的定义只能依约定俗成之意: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办理的具体案件,针对办案程序和实体处理进行的促查督办或调查纠正行为。个案监督强调/集体性0,由人大常委会内设机构启动和执行。案件来源于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和群众申诉、控告、信访,以及人大检查工作和阅卷审查等。对象是法院、检察院(及公安局)正在办理或已经办结的各类案件,实际中多为法院的案件。方式是以监督意见书等书面文件向办案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并跟踪督办,直至以人大常委会决议、决定交由办案机关执行。凡是监督有力、有效的个案,其结果都是以人大的意见取代司法机关的处理为终结。(一)个案监督与司法独立原则相排斥个案监督势必在两个方面以人大常委会作为主体直接进行工作:一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甄别和确认;二是在认定的事实基础上适用法律、决定案件的处理。虽然处理案件的法律文书由有权机关出具,但人大的上述工作其实就是司法行为。司法独立是宪法原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人大在本行政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司法机关的实施首先表现为独立依法办案,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是保证其实施而不是代行之。虽然个案监督也强调不越俎代庖,不包办代替,不超越程序,但从上述两方面的具体工作可以看出,以权力机关实施的个案监督,对司法工作形成干预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人大的意见可以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种情况;事实是,人大作为监督司法的有权机关对个案处理提出意见,权力的特征非常明显,对司法产生的影响足以动摇司法的独立性。(二)个案监督危害司法程序的实施个案监督是在司法程序之外添加一个新的程序,除了合宪性,首先要解决的是必要性问题。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中的监督果然不能奏效吗?出现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司法程序制度自身缺损,恰恰相反,主要是司法制度和程序运行保障不力以及程序监督效能发挥不力。其中还有一部分问题直接出自对程序的破坏。司法程序之上的制度化日常化监督,必然使司法程序监督机制陷入混乱,监督机构及职能作用萎缩。以个案为例,判决生效后,尚有再审监督程序和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程序可以启动,理论上审判监督程序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此时个案监督介入,正常的监督程序要么无所适从,要么萎缩退出,而且该案其他法定的纠错渠道也在无形中受到阻塞。个案监督与司法程序监督似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纠错渠道,其实二者不可协调不能配合。(三)个案监督背离促进司法公正的初衷就个别案例而言,强有力的人大个案监督可能有助于使之获得公正处理,就整体意义而言,个案监督则未必有助于司法公正。司法是否公正,要看办案过程以及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相关法律是否得以实施。崇尚个案监督的人们实际上假设了一个前提,即权力愈高愈代表公正,寻求公正的最终途径在于国家权力的塔尖。司法不足以信任,就在司法之上获取公正。这种思维方式远离法制轨道而带有明显的集权观念。(四)个案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宪法原则相冲突人大司法监督的一个原则是不代行司法权。这一原则为人公认但却理解不同。5宪法6规定:人大监督由它产生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这一规定我们理解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指向司法机关是否依法组成、依法运行,是否严格贯彻实施国家法律。对具体司法行为(即办案)不代行、不介入、不干预。进一步说,不针对个案进行纠错工作。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并不是不能干预司法,问题在于把纠正具体案件作为人大的常规工作超出了人大的职责范围。个案监督合法化将使之成为国家司法的组成部分,司法就有了两套机构在/监督制约0中平行运行。如果职责要求人大具备纠正司法错案的能力,那么人大监督机构理应配置比司法机关更有效益的程序、更专业化的组织和更高水平的队伍,胜任这么多职责,人大机关就需要膨胀为集权一体的庞大机构;保持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体制,则无法胜任上述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