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障范文10篇

司法保障范文篇1

一、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它可以保证社会对于差别的尊重，并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协调与运行互动，从而建立起承认个体、元素互补、彼此互动、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二、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司法公正内涵的关键词是公正。司法作为解决纷争，判明是非曲直的方式，必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对纷争的解决所体现出来的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具体地说，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第二，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因此，司法公正包括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司法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关系能得到全面有效调整，人与人能和谐相处。由于现代社会关系主要依靠法律调整，因此和谐社会就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而要实现法治社会，首要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司法公正的内容。如果司法是公正的，即使社会上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亦可以通过司法的矫治来恢复公正；但若没有司法的公正，就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公正，也绝对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司法公正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读：1、司法公正保护合法经济行为。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新的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型，因此各种经济纠纷层出不穷。公正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通过大量的有效处理纠纷，依法保护规范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需的基础和条件。2、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和谐社会应当是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确立的治国方略，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公正是这一基本要求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则必须实现司法公正。3、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法律得以贯彻实施的最重要和最有实效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性条件和底线保障。司法不公不仅会纵容和放大社会的不公，而且必然造成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严重损害。因此，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4、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矛盾冲突的社会，而是它拥有一套有效处理和化解矛盾冲突的社会机制。司法就是这种社会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公正司法是化解矛盾冲突的有效方式。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法对社会的控制功能，依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冲突，引导民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使违法行为受到制裁和纠正，及时地消除社会的紧张关系，实现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三、当前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司法保障范文篇2

人权的司法保障，顾名思义，是指用司法途径来保障个人的权利，除了保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免遭他人的侵害，或权利被他人侵害后，对侵害人进行处分外，还要防止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犯，比如在司法活动中要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虽然司法途径保障人权的范围较为广泛，但人们总是可以有许多方式来解决纠纷，比如双方谈判、行政机关的调解等，诉诸法院仍是万不得已的最后的方式。在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剥夺公民的财产权益、自由乃至生命，众所周知的是，非经正当的程序和适用正确的法律不得剥夺公民的上述权益。诉讼参与人会基于此种理念获得一些权利，国家需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这些权利，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的历史进程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问世。它的颁布，为我国人权立法工作打开了大门，奠定了基础，意味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迈向了新的阶段。它为我国人权立法工作树立了正确的方向，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紧接着，1982年我国的第四部宪法就顺应时代的呼声应运而生。1982年宪法不仅直接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还规定了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保护本地方公民权利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让本地公民更加明确自己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他们的人权。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公民人权的保障。在人权立法方面，无论是法律种类，还是法律数量，都创下了几十年间的新高。到现在，我国人权方面的法律规范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但实事求是地讲，已经在慢慢地形成体系。

三、我国公民人权的司法保障的新发展

想要更好地实现人权的司法保障，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可或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作为纲领，加强了各个层级的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我国人权的保障构建好法律基础。(一)完善刑事、行政等公共领域的立法。首先，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确立少杀慎杀的原则，切实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将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增加了一个，就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法，也进行了修改，具体来说，对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限制没有以前那么严格和苛刻，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相应变大，加大对行政诉讼案件的法院执行力度。(二)健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修改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与劳动者相关的法律，加大力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在工作、生活中的各项合法权益;修改食品安全法，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者的惩罚力度;落实开放二胎的政策，鼓励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修改教育法，对乡村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公平发展，缩小城乡教育的差异性，更好地保障所有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全面修订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与民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例。修改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条例，加大了经营者存在欺诈时的赔偿责任，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此次的报告上，就特别对特定群体权利保障加强、完善了相应的立法。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具体、有效地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在遭受暴力时的合法权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收买方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将收买者的收买行为统一纳入刑事责任的追究范围。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权保障事无巨细，不断努力完善保护各类人士的合法权益的制度，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

四、结语

多年来，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各项法治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也包括人权的司法保障事业。在今天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跻身世界前列的时刻，党的又一次明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利，凸显了我国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代领下，我国公民人权的司法保障必将走向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N］．人民日报，2015－06－08(09)．

［2］刘玉民．人权保障在新刑诉法中的体现［J］．政法论坛，2012(12下)．

司法保障范文篇3

司法公正是时下司法界和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司法公正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类社会很早就关注这个话题,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产生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6)的刑罚原则,就是指宁可违反常规或不用常法漏杀有罪者,也决不错杀无辜或罪不至死者。西周统治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司法官要考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即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一定要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三思而后定断(5尚书康浩6),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司法公正,汉宣帝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5汉书刑法志6)因此,他遣廷尉巡查下级司法机关,以发现并平反冤狱。唐太宗也主张严明执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惩处,他本人也以身作则。由于有了思想上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努力探索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很多措施也走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证据的运用

证据的运用是否科学,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证据运用的合理程度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及科学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很重视据证定罪,有关证据的运用也明确载入法典,如5唐律疏议6规定: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验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这条规定就是要求据赃定罪,物证是能否定案的关键所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五听方法,就是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五听包括辞听,主要是观察受审者言辞,若语无伦次,则表明心里有鬼;色听,即观察其脸色,若面红耳赤,则表明所述非实;气听,即观察气息,如果理屈则紧张喘息;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若所言非实,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察其目光,亏理则慌乱失神。五听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审判案件,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还在完全依靠神判来断定案件事实,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五听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司法官用来审判案件,并且法律中还明文规定要用这种方法,如5唐律疏议断狱6讯囚察辞理条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五听方法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除了以五听来听狱治讼以外,也非常重视其他证据的运用,如:人证、物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法医学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达,早在秦朝,就有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医和隶妾等;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5洗冤集录6,这部书已经包括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尸体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对尸体的法医检验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务经验的总结,在明代被译成日、英、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欧洲和亚洲,是古典的法医学的代表作。继5洗冤集录6以后,又不断有新的法医学专著问世,如元代王与的5无冤录6,清朝许的5洗冤录详义6等,这些法医学著作为司法官进行法医检验,查找犯罪证据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古代中国还将检验方法法制化,元布了检尸式,规定了悬缢、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整程序,清朝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代检尸法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中的运用为司法公正提供了科学上的保障,通过法医学的运用,平反了很多冤案,这一点,很多古代的判例法著作和法医学著作中多有记载。

二、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强化对司法官的监督。

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对于违法司法的官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措施,中国古代也有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官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司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要依法办案,5尚书吕刑6就记载: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矜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就是要求重视司法官的人员素质,禁止任用奸佞之人决狱断案,要求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要慎重量刑,要依照刑书量刑,对于刑书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类推原则,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对于司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违法断案的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如5尚书吕刑6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就是说对于司法官徇私枉法的五种行为,即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行为,按照与犯罪者同等的罪处罚。以后各个朝代都对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秦朝就非常重视法官责任的规定,5秦简法律答问6规定: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强调法官判案量刑不当,应承担失刑之责,故意重判或者轻判,应承担不直之责,故意有罪不判,应承担纵囚之责。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必须承担责任,出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不判,入罪就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有罪,对于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对于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量刑。明代则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对司法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大多能做到公正司法。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从秦代开始,就设有专门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同时参与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汉代则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在监察机关方面,中央以御史大夫为监察长官,其下设御史中丞,地方则设司隶校尉负责京官之监察,州刺史负责外官之监察,在地方行政组织中,还设有都吏监察官风官纪。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面文官政治的重要时期,与文官政治相适应,就是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完备化。唐朝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备,内设有殿院和察院,其察院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其中就有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职能。宋代随着皇权的发展,并在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御史之任用权由皇帝掌握,对御史之任用要求也更为严格,宋代要求御史必须曾经担任两任县令,以保证其有足够的施政经验,此外,宋代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明清时期,中央的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都察院有权纠弹全国大小官吏,此外,在刑部还设有给事中组织,监督刑部官员,地方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其职责是掌一省刑名弹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5明史职官志6)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的职能是纠弹违法犯罪的官吏,也包括司法不公的官吏。

三、通过回避制度来确保司法公正

回避制度是现代诉讼制度中一项很重要的制度,回避制度就是要求司法人员若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得参与本案的审理的一项诉讼制度。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回避制度,西周时期禁止司法官员犯五过之疵,其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凡是与涉案囚犯有同僚关系,有亲属关系,或者有其他特殊关系,就不得参与案件的审理。在唐代,回避制度的规定更加系统完善,唐代规定,凡是主审官与当事人是五服之内的亲属或者姻亲,或者是师生关系,或者此前曾经有仇嫌关系,均应回避。同职连署连判的官员之中,如果是当事人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应该回避。比起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唐代回避制度中要求回避的亲属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亲属回避之范围仅限于近亲属,主要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唐代规定的亲属范围则可以算到上、下四代的亲属之间,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古代之家族血缘纽带之强韧,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审判程序公正之重视。宋代也有法官回避的规定,5宋刑统6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明清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如5大明律6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与唐律相比,明律还明确规定了不回避的刑事责任。中国古代逐步完善的回避制度也有力地保障了司法公正。审判制度的设计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应该是两宋时期,主要体现在鞫谳分司制度和翻异别勘制度。鞫谳分司制度就是审判分离的制度,及规定在一些审判机关内部,由专职的官员分别负责审理和判决,两司独立活动,不得互通信息、协商办案。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官吏互相串通,保障审判公正,翻异别勘制度就是指犯人如果在录问或者行刑时提出申诉,案件就必须重新审理,这一制度能够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申诉权利,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力地保障司法公正。

四、通过录囚和会审制度来保障司法公正

录囚制度也是中国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审判制度,录囚就是对在押囚犯的审录,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司法官吏每年仲春三月省视监狱的制度。西汉时期,鉴于秦代历二世而亡的教训,为了更好地维护汉朝的统治,统治者就吸收西周初期统治者及儒家的慎刑思想,建立录囚制度,但当时仅限于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据5后汉书百官制6记载,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定制,各州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东汉时期,皇帝开始亲录囚徒,汉明帝在一次亲临洛阳监狱录囚过程中,曾经理出千余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更多地参与录囚。唐代,唐太宗也亲自录囚,5新唐书刑法志6记载,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其他官吏,也定期录囚,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宋代也有皇帝亲自录囚的记载,5宋史刑法志6记载,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5审刑铭6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皇帝亲自参与录囚,一方面表明最高统治者欲牢牢控制全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对司法公正的重视。到了明清时期,录囚制度演变成了会审制度,皇帝一般不亲自录囚,而是委托高级官吏或者身边的心腹参加录囚,但最后要由皇帝定夺。明清的会审制度化、体系化、完备化,会审制度相当发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法制的一大特色。明代的会审制度主要有朝审、大审、三司会审及圆审,其中三司会审及圆审主要是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朝审和大审则是前代录囚制度的延续。明代的朝审制度始于洪武年间,先是对京师在押重囚的会官审理,参加的官员有五军都督府、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等,参加官员阵容之庞大,为前代所不及。永乐十七年,又令在外死罪重囚,急送京师会官审录。明英宗天顺二年,鉴于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下令自天顺三年为始,每至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著三法司奏请会多官人等,从实审录,庶不冤枉,永为实例。(5明史英宗记6)此外,从明英宗起,皇帝还定期派太监和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的长官审录在押囚犯,到明宪宗成化年,遂成定制,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5明史刑法志6),大审一般五年一次,对象主要是现监囚犯及累诉冤枉者。清代将朝审制度发展成秋审,每年秋季对各省斩监候、绞监候的案件进行会审,其程序较为复杂,对于重罪囚犯由州县到督抚逐级审录,然后将案犯清册奏报皇帝并报刑部各司,刑部各司再将案犯清册报给参加秋审大典的其他机关,最后就举行会审大典,并将会审结果奏报皇帝,由皇帝作最终裁决,清代皇帝对秋审也非常重视,据5清史稿刑法志三6记载,顺治十三年,曾经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康熙皇帝也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明清的会审制度有利于平反冤案,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保障范文篇4

第一，坚持把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紧紧围绕旗委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调整、完善和落实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和方法。坚持把抓好执法办案作为服务大局的基本途径，充分运用打击、预防、监督、保护等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认真落实“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要求，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创新完善维护稳定工作机制，把化解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量刑建议等工作制度。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检察服务站工作机制，切实加大检力下沉、延伸服务的工作力度。

第三，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按照保证规模、突出重点、注重质量、提高效率、彰显效果、保证安全的工作要求，以查办侵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案件为重点，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加强与执法执纪部门的协调配合，健全侦查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进一步推进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和预防工作规范化建设。

第四，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作为诉讼监督的着力点，坚持经常性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切实加强对司法不公不廉的监督。主动争取有关方面支持，积极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加强与政法各部门的联系沟通，注重改进监督方式和方法，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司法保障范文篇5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力不能辍。

首先，完善法官选拔制度，提高法官素质。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而尽快建立一种完善的法官选拔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1．从统一司法考试资格获得人选中，经考核遴选充实到各基层法院。2．精减现有的法官队伍，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法官资源。3．实行任职公示制度，保证法官的良好品行。法官除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会，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这样的法官裁判的案件必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4．实行法官高薪制度，使法律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5．当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基本建立，当公众和社会仰慕法官的人文社会环境基本形成，真正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遴选制度也就可真正建立了。

其次，建立并完善司法权制度。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任何个人干涉。”为了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建议在法官任免上，大法官由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司法保障范文篇6

关键词:准扶贫;法治;中央立法;司法;全面保障

党的报告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精准扶贫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指的是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而相对贫困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发展的不平衡是以后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所以，扶贫工作会长期在路上。目前，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显然已经成为法学界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从法理的角度讲，法治保障应该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这些环节，但由于我国目前扶贫领域总体处于立法缺失状态，所以执法、守法这个两个环节无法纳入本文的研究内容。精准扶贫追求最大限度减少贫困情况的发生和扶贫效益的最大化，它强调瞄准效应，不但要瞄准贫困对象，还要瞄准贫困原因、瞄准扶贫资源的效益。不可否认的是，违法犯罪是导致贫困情况发生、扶贫资源不当漏出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加强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基于此，本文将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限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

一、学术回顾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针对扶贫立法研究的学术成果，笔者目力所及，主要限于学术论文。由于这些成果大都发表在2013年之前，缺乏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中央扶贫立法具体问题的研究，此研究的不足与客观原因有关，因为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有学者从精准扶贫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立法方面的思考，一致当前我国扶贫立法是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保证并且已经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这种认识十分到位，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当前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内容比较单一，不够全面，仅集中于地方扶贫立法保障，没有从精准扶贫的角度清晰论述中央扶贫立法的必要性，如张静认为将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实局限于地方扶贫立法的创新。［1］再如杨秀丽认为由于精准扶贫处于困境要依法扶贫，依法扶贫是不是仅靠地方立法扶贫就够了，并没有从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需要中央立法的保障来探讨。［2］此外，学界对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的研究主要限于立法领域，司法保障的研究相对薄弱，并且对精准扶贫司法保障的内容相对狭窄，主要围绕如何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展开研究。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可以有效减少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防止扶贫资源的不当漏出，提高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益。但这样的研究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但在我看来，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不限于此。当然这种研究的片面化也许是受到了实务界的影响，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加强和整治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会议上指出，通过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保障扶贫资金落实到位，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基于此，需要深化对精准扶贫司法保障的研究，提高司法者的相关思想认识水平，以促进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能够全面到位。

二、精准扶贫的中央立法保障

(一)精准扶贫中央立法的必要性。1.扶贫形势的严峻性决定了必须依法扶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通过扶贫摆脱了贫困，但目前仍有4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到2020年每年需要减贫1000多万人，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依然是我国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采用常规思路和方式、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以法治扶贫的思路、以法治配之以政策的的手段、以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以法治手段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扶贫工作的成熟政策与成功经验亟待法治化。30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国在扶贫工作中制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成熟的政策和制度，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在扶贫基本原则上中央提出了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政府主导是落实关键，精准扶贫是基本方略，保护生态是重要屏障，群众主体是内生动力，体制机制是激励手段等“六大基本原则”;在扶贫方略上中央提出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六大精准”;在扶贫方式上中央提出了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务输出、实施易地搬迁、实施生态保护脱贫、加强教育脱贫、实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资产收益扶贫、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扶贫等“九大脱贫”体系。在地方扶贫实践中，如河南省通过“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定”，精准识别贫困户。贵州省通过“六看一算”，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有无读书郎、五看有无病怏怏、六看有些啥家当、算一算家庭年收入账”，从而精准掌握扶贫对象的贫困状况和需求，为进一步因户施策打下基础。这些成熟的原则、制度和成功做法急需认真总结，加以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固化为上升为国家法律，发挥法治特有的作用与优势。在构建合理的扶贫体系中，政策、制度和法律是三个基本的干预工具。法律在确定扶贫的地位、规范扶贫行为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保持扶贫工作的持续性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尤其需要加强法律在扶贫中的作用。3.地方扶贫立法的局限性。目前有17省份制定了扶贫开发条例或扶贫条例。经笔者简单统计后发现，17部农村扶贫地方性法规的结构设置基本雷同，一般由“总则”、“扶贫对象标准”、“对象和范围”、“扶贫措施”、“项目与资金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章节组成。这些地方立法的规定普遍比较粗劣，缺乏具体的实施机制，例如扶贫体制不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和权力是什么，由于体制不清就会导致扶贫项目、扶贫资金的监管不到位，扶贫资源就容易外漏，腐败现象就容易滋生;没有赋予扶贫对象程序性参与的权利，降低扶贫对象维护权益的几率。另外，精准扶贫活动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保障其有效实施，由于社会保障立法层次不高，导致法的强制性被弱化，弱化了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政府的扶贫活动本质是一种行政行为，属于给付行政的范畴。根据民主主义原理或者社会保障全的原理，给付行政的“本质的法的关系”或者重要的法关系要有法律的根据。［3］14－16(二)中央扶贫法的立法理念与适用范围。1.中央扶贫开发法的立法理念。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有着具体明确的内涵。中央扶贫立法要助力精准扶贫，就必须把精准扶贫的内涵落实到立法中去。精准扶贫一是扶贫对象识别要准确，这是基础性工作。二是贫困原因要诊断准确，这样扶贫措施才有针对性。三是扶贫方案要准确，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有可操作性。四是扶贫资金管理要精细化，确保其安全有效使用。五是扶贫责任要精细化，把扶贫责任落到实处。六是扶贫管理要精细化，建立动态管理与退出机制。中央扶贫立法的基本制度应围绕这六个方面具体展开。2.中央扶贫法的适用范围。中央扶贫立法定位涉及到是一般法还是特别法，法的形式是法律还是行政法规，名称是扶贫法还是扶贫开发法等重大基础问题。国家扶贫开发立法是在改革与完善现行有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着眼于扶贫工作中特定类型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是一种特别立法、专门立法，而不应是一般法。由于我国扶贫工作从扶贫救济进入到扶贫开发阶段，所以名称应是扶贫开发法(条例)比较科学。鉴于中国脱贫攻坚现实的急切需要，建议由国务院先行制定扶贫开发条例，待条件成熟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扶贫开发法。国家扶贫开发法适用的范围是农村而不是城镇，这是由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法治现状所决定的。(三)中央扶贫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央立法需要在地方立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在立法上明确或者规范“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真脱贫”等问题。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1．扶贫的管理体制(谁来扶问题):扶贫工作的重点。国家扶贫法要确立中央确定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扶贫责任体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扶贫事权。国家扶贫法要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分类指导，以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组织编制规划，加强政策指导，强化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力布局、经济协作等事项的督促、衔接和协调，公共投资要向贫困地区倾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对本区域内贫困地区的扶贫脱贫负总责，逐级建立扶贫开发目标责任制，组织制定贫困县、村脱贫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整合省内资源予以支持。各县(市、区、旗)政府要采取措施，帮扶到村到户到人，把扶贫开发任务和政策逐项落到实处。对于政府主导的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原则、机制等立法也应该明确。对于行业扶贫，立法应包括:行业部门职责、发展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扶贫、改善公共卫生和人口服务管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能源和生态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要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引领市场协同发力，支持和鼓励社会参与扶贫活动，努力构建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对于社会扶贫，立法应包括: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国际合作等内容。政府有义务加大对村级能力的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我国贫困户绝大部分在农村，并属于集体成员。当贫困户自身难以持续造血、实现自我脱贫时，村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实践当中，不少地方党委和政府都采取措施强化村级党组织建设、村委会治理能力建设和村庄带头人的能力建设。具体保障措施如强化选派贫困村第一书记、健全驻村工作队制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村村级能力建设等。［4］2702．扶贫对象的识别(扶持谁问题):扶贫工作的基础。国家扶贫法要制定统一的国家扶贫标准，划定扶贫对象的范围，建立可参考性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为了便于对全国扶贫工作的宏观把握和各地扶贫工作成效的比较和评价，中央立法需要确立一个最低限度的贫困标准。在识别方法上，应确立“贫困户申请、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评议，按时将贫困对象识别信息进行公开公示，上级机构对识别结果进行抽验检查以及最后将贫困人口信息录入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等“四步工作法”。同时，基于“贫困的度量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描述性问题”［5］16，考虑到部分特殊群体因各种原因存在难以被识别的情况，应明确“四步工作法”与特殊群体非常规识别程序衔接使用的原则和情况，将贫困户充分有效识别出来，确保识别结果真实、准确。各省按照县为单位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识别信息应做到户建卡、村造册、乡归薄、县归档，建立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3．扶贫方式(怎么扶问题):扶贫工作的抓手。国家扶贫法要将扶贫方式法制化。国家扶贫法要明确确立中央确定的各种扶贫方式，坚持以开发式扶贫为主，救济式扶贫为辅的扶贫原则。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是基于贫困与发展应该统一而非对立的理念，“发展意味着消除贫困、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6］1扶贫开发目标实现的标志在于扶贫对象具备内生动力，形成不断增强的“造血”功能，其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立法应从两个方面保障扶贫式开发产生最大的减贫效益。国家扶贫开发法要将扶贫方式法制化。国家扶贫开发法要明确规定: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就地脱贫。引导劳务输出，实现靠技能脱贫。实施易地搬迁方式，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结合生态保护，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而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统筹协调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由社会保障兜底。探索建立资产收益扶贫方式。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完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扶贫，提高救助水平，并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特殊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另外，考虑到不少贫困户之所以贫困，主要源于劳动能力和精神状况的缺陷，靠自我脱贫实际上存在很多困难，开发式扶贫无法承担脱贫攻坚的全部功能。这就需要政府还要坚持救济式扶贫，为脱贫工作做一些兜底。但是，政府的兜底工作在精准脱贫保障体系中不宜成为主战场，而只应作为最后防线。只有贫困户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脱贫，其所在集体一时间也无能力解决问题时，政府才有必要在最低程度上兜底，否则必将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令政府难以承受。应统筹协调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实现无缝衔接，努力打造最后一道救助保障网。最后，国家立法应该明确和规范“五个一批”的不同模式，并且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新的帮扶模式。对于每种模式的运用强调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以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对于这五种模式如何推进立法应分别作出概括性的规定，给予地方立法以原则性的指导，或者使得地方的扶贫立法或者制定政策也有法可依。在拉美等不少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扶贫方式，其实质是一种“以金钱换行动”性质的扶贫策略，［7］197就是对贫困人口附加义务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其自身脱贫能力的提高，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该计划在拉美大多数国家展开，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这种计划对我国未来的扶贫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现阶段，我国不宜借鉴该计划，因为在2020年之前我国扶贫事业的目标是消除绝对贫困，时间紧，任务重。同时，我国相比拉美国家有着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1981－2008年全球的贫困人口从15亿减少到8．05亿，中国贡献了全球减贫的90%。［8］44我国贫困人口由1978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4下降到2005年的1/20。［9］68而拉美国家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短时间内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不太可能，只能有条件、有选择地解决贫困问题。到2020年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国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阶段，在那个时候考虑借鉴拉美国家的这一经验较为合适。4．扶贫退出机制(如何退问题):扶贫工作目标。国家扶贫法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普遍认可的尺度为标准，建立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退出机制，制定退出标准和程序，促进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依法保证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贫困人口退出要以户为单位，退出标准应当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两不愁、三保障”即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户退出程序，应当由村“两委”组织民主评议后提出，经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核实、拟退出贫困户认可，在村内公示无异议后，公告退出，并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销号。贫困村退出要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统筹考虑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收入等综合因素。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在乡镇内公示无异议后，应当公告退出。贫困县退出要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由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退出申请，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审，省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核查，确定退出名单后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无异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另外，在国家进行扶贫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贫困对象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①这样规定可以有效防止如前所述的扶贫对象骗取扶贫优惠待遇主体资格、扶贫对象脱贫后仍然享受扶贫优惠待遇等问题的出现。同时，为了避免贫困县穷县“富衙”、“戴帽”炫富的现象，引导贫困县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应当建立在立法中确立贫困县约束机制，对贫困县应当作为事项、禁止作为事项作出明确规定。5．扶贫监督考核机制(如何监督问题):扶贫工作的关键。地方扶贫立法监督机制的薄弱体现为:扶贫程序规范缺乏;责任规范缺失;权利救济规范缺失。中央扶贫立法应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健全扶贫工作中的程序，做到程序法定。对于违法行为设立严厉的制裁措施和手段，通过惩罚性规范预防和控制扶贫违法行为，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率。针对侵害贫困者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扶”而不能“被扶”扶贫对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应在立法中明确和细化贫困者有从国家获得救济的权利和相应的程序性权利，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济主要体现为行政复议，司法救济主要体现为行政诉讼。扶贫国家扶贫开发法要建立农村贫困统计监测体系，提高监测能力和数据质量，实现数据共享。要建立扶贫工作责任清单，制定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和逐级督查制度。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等。

三、精准扶贫的司法全面保障

在以往粗狂式扶贫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大，违法犯罪所造成的贫困人口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司法对扶贫的保障作用就显得非常有限。如今，我国贫困人口已经大大降低，精准扶贫追求贫困发生率最小化，司法的保障作用就会得到显现。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4月27日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的意见》就将贫困发生率作为贫困县是否退出的主要衡量指标。司法相对与立法而言，在精准扶贫法治保障中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因为司法的优势在于实现矫正正义，立法的优势在于实现分配正义。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实现公民的社会救助权利，它的实现依赖普遍意义上的国家给付和平等对待，立法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所以它的保障是最有效的方式。但司法通过恢复正义、人权保障、司法监督的方式减少、预防贫困现象的发生和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为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进减少难度和阻力，从而提供积极地保障。根据司法的具体职能活动，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可以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得到落实。(一)在刑事诉讼中的保障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理念最终目标是消除贫困，要求找准致贫的原因，根据致贫的原因对症下药，不但要扶助已有的贫困者脱贫，而且要最大限度地防止贫困的发生和提高扶贫的长远效益。①国家目前以开发扶贫为主要导向，救济扶贫为辅助机制，就是要让贫困者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减少国家的“输血”成本，让国家财政用到无法自我“造血”的贫困户上。不可否认的是，犯罪行为会导致贫困现象的发生。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可能因为一起刑事案件而陷入贫困之中，比如一起交通事故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者致命，极有可能导致这个家庭陷入贫困之中。犯罪对于被告人和受害人而言，都有可能基于该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使其家庭陷入贫困潦倒。犯罪是导致众多家庭贫困的原因之一。对于犯罪者而言，长期被羁押，失去人身自由，是其家庭因缺乏劳动能力而陷入贫困。另外，出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国家打击犯罪必可避免的会导致一些罪犯家庭的贫困，但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不力也会导致不必要的贫困现象发生，增加国家的扶贫负担。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应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将刑事司法与精准扶贫联系起来。在我看来，法院应该在以下两点上工作做到位，就是在为精准扶贫提供法治保障。1.依法贯彻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属于恢复性司法而非报复性司法。［10］它不但有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风险的优势，对于那些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的被害人的生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民间纠纷引发的人身伤害案件，被害人重伤至残之后，就成为丧失劳动能力之人，并且家庭还要为他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如果再无法获得相应的民事赔偿，则这个家庭很容易陷入贫困。这样的被害人在诉讼中更关注的是民事赔偿能否兑现，而非对被告人的刑罚问题。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编第2章第二百七十七至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条件、启动和受理程序。法律之所以为刑事和解正名，并且其适用范围由自诉案件扩大到部分公诉案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刑事司法判决中的民事赔偿部分执行难，司法实践中，判决白条现象普遍，被害人赢得了官司却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而一般情况下，赔偿数额的增大会增加和解达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之内，法庭应该深入调查，针对已经贫困的当事人或者判决结果极可能导致当事人贫困的案件中最大限度地落实刑事和解制度。目前，司法机关落实刑事和解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顾虑，因为“花钱买刑”的批评声音在社会上一直存在，但法院作为司法部门，应该秉承审判独立的原则，依法审判，在法律之内追求最大的社会效果。2.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客观上也有助于减少贫困现象的发生。虽然我们刑法上规定罪责自负，但客观上不可能对一个家庭产生极大的影响。对被告人长期的羁押，限制其人身自由，不仅严重侵犯了被告人权益，同时也是时间、精力、财力上的浪费，在客观上往往导致他们家庭的贫困，如佘祥林、赵作海案。疑罪从有、疑最从挂，疑罪从轻。刑讯逼供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和精神摧残，极有可能因其受到的伤害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丧失生命，其家庭也会因此而贫困，所以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推行刑事司法中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它们的落实依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完善，目前，国家正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应树立和坚守人权保障的观念，自觉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通过人权的司法保障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贫困现象发生。(二)在民事诉讼中保障精准扶贫。现实生活中，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如期实现，也是导致不少家庭贫困的原因。债务纠纷是最常见的民事纠纷之一，法院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也是民事裁判的执行机关，可以通过债务纠纷的解决为精准扶贫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1.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债权人难以实现债权而导致家庭贫困的情形。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基于国家赔偿、市场交易、在工程建设中让对方垫支等很多原因都有可能债务人，而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并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充足的财力去还债，这个现象尤其体现在一些贫困地区、不发达地区的乡级政府中。而债务人相对于地方政府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政府的人事变动，债务往往不能如期实现，长期拖欠，使得很多债务人长期处于要债之中，去法院告状，往往因为对方是一级政府而不被法院受理，无法得到司法的保护。全面推荐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部门的省级统管也为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创造了较好的制度条件。所以，司法部门应该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起诉的案件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条件，法院就应该依法受理。另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十分匮乏，政府还债包括国家赔偿或者补偿的财力十分有限。对于此类情况，地方法院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查统计，汇总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央政府提出由中央代地方还债的建议，以便下级法院能顺利执行司法裁判。2.债权人弱势而导致债权不能实现导致贫困的民间债务。笔者在农村中调查发现，我国不少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大量的非常集资现象。贪便宜、多挣钱心理的给出高额利息。一类非法集资纯粹是诈骗，一类非法集资不能退换集资款是因为市场原因。对于前者不少地方政府都成了打击非法集资办公室，但政府主要打击的诈骗性质的非法集资。对于正常市场经营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却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比如，很多集资者的财产或者居住地都比较分散和隐蔽，投资者要么不知道他的财产在那，要么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即使打官司胜诉了，判决书也是一纸空文，债权难以实现。法院应该对此类案件应该加强执法力度，在执行当中积极主动，及时查封、扣压、冻结、处理涉案财物，保障处于贫困的集资者实现其合法债权。(三)在行政诉讼中对保障精准扶贫。在政府的扶贫工作中，精准识别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最容易产生行政纠纷的阶段，因为精准识别在实践当中仍然是由人来识别，难以避免识别的主观性，主观性就容易产生不同的见解。有些农村公民会自认为应该成为贫困户从而享受国家扶帮的待遇，但政府工作人员基于自己的认识而没有将其识别为贫困户，涉及当事人的根本利益，难免发生纠纷。从行政法理的角度讲，这种识别应该属于行政确认，具体的贫困户识别应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贫困对象的识别与认定关系到当事人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这一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无疑属于“合法权益”的范畴，所以扶贫工作中的行政识别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鉴于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存在很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扶贫工作中的行政识别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被告是地方政府，在审判和执行中都难免有一定难度。地方法院要做好受理和妥善解决此类案件的思想准备。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案件不适用调解，这就要求法院充分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调查权力，公正地做出判决，以保障扶贫工作的精准性，为社会把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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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障范文篇7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司法工作在关注民生、保障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层人民法院肩负着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职责，承担着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任务。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群众打官司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提高法官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打造一支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司法队伍。准格尔旗法院加大法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培训教育的工作力度，提高法官文化素质和执法水平。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开展“审判质量年、执行效率年”、“法律服务年”和“打造信用法院”等活动为载体，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扭转“判决多、上诉多、上访缠诉多、调解少”的“三多一少”被动局面，认真贯彻“多调少判”原则，努力建设信用型、创新型、学习型、阳光型、服务型法院。

强化执行工作，提高办案效率。2004年以前，准格尔旗法院是全市法院系统的“积案大户”。3年来，准格尔旗法院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案件执行问题入手，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和清理执行积案力度，开展集中清理未结执行积案、清理执行钱财物、清理案件卷宗的“三清理”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由院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对积案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整理，制定了定案、定人、定时的执行方案，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目前，准格尔旗法院已从“积案大户”变为“结案大户”，清理执行积案率居全自治区第一。

规范诉讼收费，方便群众诉讼。老百姓“打官司难”，难就难在费时、费力、费钱。特别是对农民群众而言，“费钱”尤不堪负。解决这个问题，既应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又应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让有理无钱的困难群众也打得起官司。为了规范收费管理、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准格尔旗法院率先在全国法院系统取消向当事人收取案件“实支费”，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完善收费管理制度，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杜绝了乱收费现象；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的规定，重点对下岗职工、农民工、“五保户”、残疾人等群体给予救助；采取便民、利民措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打官司提供方便。

开展法律扶贫，维护农民权益。准格尔旗法院的许多工作都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长期的工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农民群众在学法、知法、用法方面还很薄弱。一些农民诉讼意识淡薄，不知道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一些农民缺乏证据意识，起诉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一些农民因不懂法签订转让合同、购销合同、买卖合同、担保合同而上当受骗，权利被侵害乃至返贫的现象时有出现。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准格尔旗法院实施了法律扶贫工程，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维护农民群众权益。采取院内各部门包扶各乡镇的办法，把审判工作和普法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实行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理、就地执行等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以身边的人和事教育身边的人，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同时，深入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借助媒体开辟法律宣传栏目，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司法保障范文篇8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意见。

一、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人民权益提供司法保障

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努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去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79.7万件，同比上升7.7%。

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司法应对。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加查研究，能动司法的要求，适时调整司法政策；制定适用合同法、保险法等11个司法解释，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和规范；及时制定审理企业破产、公司清算、房地产、劳动争议案件等14个司法文件，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妥善审理相关案件。各级法院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及时就审判活动中发现的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向有关部门司法建议；各地法院围绕国家出台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完善司法保障措施，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依法审理事关经济发展的各类案件。着眼于维护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各级法院审结合同类案件315.4万件，同比上升8.6%。为维护金融安全，制定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等案件的指导意见，各级法院审结金融案件51.9万件，同比上升12.9%。依法审慎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审结3573件，同比下降4.7%。坚持保障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并重，制定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各级法院审结劳动争议案件31.7万件，同比上升10.8%。为促进自主创新，制定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见和保护驰名商标等司法解释，指导地方各级法院深入开展“优化自主创新司法环境”主题活动，审结知识产权案件3.6万件，同比上升29.7%。

依法审理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高度重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各级法院审结人身损害、婚姻家庭、医疗纠纷和其他涉及民生的各类案件201.6万件，同比上升7.0%。制定审理涉农案件的意见，指导地方各级法院依法制裁制售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等坑农害农行为，妥善审理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村土地承包、农民权益保障以及家电、汽车下乡等拉动内需政策落实中发生的纠纷，共审结涉农案件23.2万件，与上年基本持平。制定审理物业服务、房屋租赁等案件的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审结此类案件26.1万件，同比上升6.1%。高度重视涉军案件审判，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加强涉外、涉台和涉港澳审判工作。针对外需下降、外贸纠纷增多等新情况，制定审理涉外案件的司法解释，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级法院审结涉外民事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6%；审结海事海商案件8621件，同比上升7.5%。适应两岸“大三通”的新形势，完善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相关制度，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司法协助，依法促进大陆与台湾地区、内地与港澳地区经贸交往持续健康发展。

二、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准确把握社会治安形势变化，依法惩处刑事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6.7万件，判处罪犯99.7万人，同比分别下降0.2%和1.1%。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杀人、绑架、抢劫、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盗窃、抢夺、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上述案件26.7万件，判处罪犯37.5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3%和0.8%。会同有关机关制定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适用法律意见，推进打黑除恶斗争依法开展，各级法院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527件，判处罪犯3231人，同比分别上升13.8%和16.6%。积极参与实施国家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判处罪犯2413人，同比分别上升20.9%和11.7%。加大对犯罪打击力度，审结此类案件5.1万件，判处罪犯5.6万人，同比分别上升16.5%和11.6%。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严把死刑案件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关，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认真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审判工作。

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制定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依法惩处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犯罪行为，各级法院审结此类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3.0%。加大对集资诈骗、信用卡诈骗、制售假币和假发票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净化市场环境，审结此类案件5.5万件，挽回经济损失152.1亿元，同比分别上升6.3%和37.8%。依法制裁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件25912件，判处罪犯26226人，同比分别上升0.1%和2.0%。会同有关机关制定严格认定职务犯罪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意见，统一裁量标准。

妥善处理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高度重视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所涉刑事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坚持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争取大多数，指导相关法院严格依法办案，重事实、重证据，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办理利用互联网或手机制作、复制、传播淫秽信息案件的司法解释，依法打击淫秽电子信息犯罪，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1703件，同比上升47.5%。妥善审理因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及时向社会通报案件审判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制定关于醉酒驾车犯罪适用法律的意见并典型案例，遏制醉酒驾车犯罪的多发态势，保障公共安全。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少年司法工作，推进少年法庭建设，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各级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51.3万件，同比下降3.6%。协助有关方面认真做好对被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工作，共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对审判、执行中发现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问题，配合有关部门妥善处理。

三、加强行政审判及国家赔偿工作，维护和谐的社会管理秩序

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2.1万件，同比上升10.5%；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531件，同比下降6.3%。

依法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制定加强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指导各级法院积极受理、依法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去年，各级法院审结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资源、劳动和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工商管理等行政诉讼案件3.8万件，同比上升18.4%；审结城建、公安、交通行政诉讼案件3.5万件，同比下降18.5%。

探索建立化解行政争议新机制。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积极探索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和解等工作机制，促进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互相理解、彼此沟通，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在去年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中，通过加大协调力度，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和解后撤诉的案件4.3万件，占一审行政案件的35.9%。各级法院还就行政审判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通报行政机关，促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认真做好国家赔偿工作。规范案件审理程序，探索建立听证制度，由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就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就侵权事实确认、损害赔偿标准等进行陈述和辩论，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在审结的国家赔偿案件中，决定赔偿的450件，赔偿金额为3406.8万元。加大赔偿决定执行力度，确保赔偿请求人的权利尽快得以实现。

四、加强民事执行工作，下大气力解决执行难问题

以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为突破口，以完善执行制度、规范执行行为为保障，切实加强执行工作。在加强清理积案的同时，各级法院执结新收案件244.6万件，标的额5760.1亿元，同比分别上升9.9%和9.5%。

大力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经过深入细致排查，各级法院共清理出年以前积累的执行案件347.9万件。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清理积案工作的组织协调，明确清理目标和具体要求，及时检查工作进度和效果。会同有关部门组成7个督导组进行巡回督查，对一批执行难度大的案件挂牌督办。各级法院采取提级执行、指定执行等方式和强制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悬赏举报、强制审计等方法，加大清理力度，共执结各类积案340.7万件，标的额约3430亿元，使一大批积压多年、当事人长期上访申诉的执行案件得以解决。

加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协调金融机构和有关部门，将被执行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推进公民身份、出入境管理、车辆登记等信息共享，合力化解执行难。完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收录630万件执行案件信息，方便当事人查询和社会监督。完善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本辖区执行工作的管理体制，努力提高执行质量和效率。

切实规范执行工作。针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下发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的意见，制定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完善立案审判执行协调配合、执行流程管理、分权制约、执行听证等工作制度。坚持依法执行，切实纠正一些地方存在的违规执行、消极执行等问题。推行执行全程公开和执行事项告知制度，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执行监督员，规范执行行为，提高执行工作水平。

五、加强立案信访和审判监督工作，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求

高度重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依法纠正错误裁判，促进司法公正。各级法院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2.5万件，同比下降8.0%；依法提起再审3.2万件，同比上升6.2%。

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申诉立案大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各级法院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强化诉讼引导、诉前调解、判后答疑等职能，推广远程立案、预约立案等方式，为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便利服务。

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尽力改善人民来访接待条件，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方便；推行法官带案下访和巡回接访制度，组成5个接访组赴信访高发省份驻地接访4887件次；加强上访老户息访工作，分9批审查、甄别上访老户案件2871件；全力做好集体访、越级访特别是进京上访案件的排查处理工作，加强信访法规宣传教育，引导信访下移，督促地方法院依法将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各级法院从提高办案质量、抓好初信初访入手，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去年，群众来访105.5万人次，同比下降9.4%。

强化审判监督工作。实行来信来访与申请再审分离制度，制定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法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坚持依法纠错原则，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加强申诉审查工作，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诉，依法提起再审；对申诉无理的，做好服判息诉工作。在去年审结的再审案件中，因原判确有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改判的11669件，占生效裁判的0.18%。实行改判与发回重审案件定期通报、原因分析、责任追究制度，努力提高办案质量。

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创新人民法院工作机制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按期完成刑事被害人救助、司法公开制度等5项改革任务的实施方案，制定《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13）》。同时，为确保审判公正高效，大力推进人民法院工作机制改革。

构建符合国情的调判结合工作机制。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促进和谐、确保公正作为审判工作目标。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将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工作全过程。重视立案调解，尽可能将一些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案件化解在开庭之前。与村委会、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侨联等组织密切配合，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相结合的大调解格局，形成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在去年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调解和撤诉结案359.3万件，占62%，同比上升3.1个百分点。对不能调解和调解不成的，及时依法裁判，充分发挥裁判在明辨是非、规范行为、惩恶扬善中的积极作用。

推进审判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制定司法公开的若干规定，全面推进审务公开，规范裁判文书上网和庭审直播，开展人民法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实行新闻例会制度，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扩大选任范围，全国人民陪审员数量由5.7万人增加到7.7万人，全年参与审判案件63.2万件，同比上升25.1%。严格规范法官裁量权，推进量刑制度改革，促进量刑公平公正。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案件裁判标准。严格审限制度，开展专项检查，着力解决一些案件超审限问题。指导地方各级法院成立专门审判管理机构，加强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案件质量评查、办案绩效考评等工作，促进审判、执行工作规范运行。推进审判流程、司法统计的信息化管理，提高管理效能。

完善司法为民工作机制。落实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意见，在诉讼服务、调查取证、档案查询、公民旁听庭审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便利。制定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完善法院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开通853个电子信箱，拓宽民意采集途径。完善简易案件速裁机制，提高审判效率。推广巡回审判，减轻当事人的奔波劳苦。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依法为当事人减、缓、免交诉讼费7.6亿元，为一些生活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人、申请执行人提供救济金。

完善基层工作保障机制。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人民法院经费保障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改革人员招录办法，西部地区法官断层状况有所缓解。向全国9835个人民法庭配送法律应用软件，提高信息化水平。继续开展东中西部法院之间结对帮扶工作，积极解决西部民族地区法庭布局不合理问题，提高西部基层法院的司法能力和保障水平。

七、全面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关键来抓，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把加强司法廉政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不断提高人民法院队伍整体素质。

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法官的大局意识、为民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力解决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突出问题，深化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认识，确保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

狠抓司法廉政建设。加大教育力度，在各级法院深入开展司法廉洁大讨论活动，引导广大法官加强自我约束；抓住黄松有违法犯罪案件这一反面典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作出决定，在法院系统领导干部中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深刻反思在法官队伍管理、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吸取教训，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整改。加大监督力度，创立司法巡查制度，先后派出4个巡查组，对下级法院的司法廉政状况进行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并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14个审判、执行部门设立专职廉政监察员，全国有2914个法院设立廉政监察员27745名，对审判、执行工作实行直接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组成6个督导组，对各地法院贯彻落实“五个严禁”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开通违纪违法举报网站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加大查处力度，颁布《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全面清理排查举报线索，坚持主动抓、主动查，不隐瞒、不掩饰，有报必查、查实必究，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去年，各级法院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795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137人。

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在各级法院开展法官全员大培训，大力推广法官教法官、远程教育、交流挂职等培训方式，增强培训效果。制定全国中级、基层法院院长两年培训规划，去年培训928人，着力提高把握全局、做好工作、带好队伍的能力。组成讲师团赴中西部法院培训法官3万余人次，举办少数民族中青年法官培训班，定向培养双语人才。推行岗位轮换、技能竞赛、新进人员到信访窗口锻炼等做法，着力提高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善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大力改进司法作风。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加强“学习型、团结型、创新型”机关建设，努力在工作上、作风上、服务上发挥表率作用，机关作风明显转变。在各级法院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活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重点纠正一些法官语言不文明、行为不规范、文书不严谨等问题。学习推广省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管理保公正”的先进经验，大力宣传宋鱼水等优秀法官的感人事迹，涌现出以“群众信服的好法官”陈燕萍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典型。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共有9461个集体、25452名个人立功受奖。其中，285个集体、388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奖励。

八、自觉接受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进一步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始终把接受监督作为正确履行职责、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努力把决议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国家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民事执行工作，根据会议审议情况，制定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的具体措施。高度重视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意见的办理，明确责任部门，加强工作整改。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实行分级负责、逐级督办等制度，并及时向代表反馈办理情况。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及其他事项766件，走访、接待全国人大代表483人。加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内地法院，加强沟通交流。地方各级法院邀请各级人大代表5万余人视察法院工作6千余次，邀请各级人大代表8.4万余人旁听案件庭审1.7万余次。

认真接受人民政协和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及时向政协通报人民法院工作情况，进一步完善与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沟通协调机制，确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联络工作，促进工作交流，虚心听取意见。高度重视办理政协委员提案，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办理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及其他事项140件，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121人。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沟通机制，共同制定《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支持、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各级法院审结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案件9332件，其中，维持原判的3070件，改判2017件，发回重审732件，以调解、撤诉等方式结案3513件。认真对待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及时检查和纠正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成立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通过多种方式，全面加强与社团组织、专家学者、律师、基层群众等各方面的联系。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共邀请各方面代表召开座谈会33次，聘请第三届特邀咨询员40名和首届特约监督员60名，重点加强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出台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认真听取媒体和网民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各位代表，法院工作的成绩和进步，是党的坚强领导、人大有力监督和政府、政协、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法院工作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法院解决了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深表感谢和敬意，恳请大家今后给予更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督指导还不够及时有力，针对性、有效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二是一些法官的司法理念不端正，为民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不强，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维护法治权威的自觉性不高。三是一些法官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不强，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四是一些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不高，司法作风不正，工作方法简单，一些案件久拖不决，群众意见较大。五是少数法官司法不公、不廉，枉法裁判、徇私舞弊；个别法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问题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人民法官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同时，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下，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年，最高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党的大、届三中、四中全会和本次大会精神，紧紧围绕党中央“五个更加注重”的要求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坚持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坚持狠抓队伍建设，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强化基层基础，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发展。

一要依法履行审判职能，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全面做好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等工作，依法妥善处理在调结构、促转变、扩内需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确保党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犯罪，严惩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分裂、恐怖、渗透、颠覆等犯罪活动。加大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强支持自主创新的司法环境建设。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损害赔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劳动争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切实保障人民权益。进一步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妥善审理涉及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相关案件，为上述活动顺利举行提供司法保障。

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高效。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继续落实《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13）》。完善审判管理机制，细化工作标准，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水平。加强和改进审判监督工作，切实纠正错误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完善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机制，进一步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加强民意沟通，做到透明公开、阳光司法。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年民事执行工作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建立执行分权制约与责任追究等制度，提高执行水平。完善信访工作机制，落实信访责任，完善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上级法院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制度，切实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问题。

三要努力提高队伍素质，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培养法官良好的职业道德。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扎实的工作，重点抓好教育、监督、预防、查处等制度建设，严格落实“五个严禁”，进一步加大查办惩处力度，完善惩防体系，确保司法廉洁。进一步加强政治、业务学习和实践锻炼，着力提高法官的实际工作能力。继续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完善法官培训、晋级和遴选制度。深化司法作风和法院文化建设，树立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着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自身建设，为地方各级法院做表率。

四要大力加强基层建设，进一步夯实法院工作基础。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完善培训制度，加强对中西部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等地双语法官的培养，继续做好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培训工作。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支持，进一步解决好基层法院经费保障问题，改进人员招录办法，缓解一些地方案多人少矛盾。继续改善边远地区基层法院的司法条件。加强信息技术在基层审判、执行等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司法水平。

司法保障范文篇9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肩负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平安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人民法院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在审判工作中始终着眼于和谐、致力于和谐、服务于和谐，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

以正确的理念指导和谐。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和谐社会对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人民法院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把握方向，指导审判实践。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推进和谐司法为目标，确立“政治建院、审判立院、改革强院、规范治院、廉政树院、人才兴院、文化育院”的方针，在广大干警中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努力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司法观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有效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问题。

以公正的裁判保障和谐。公正裁判既是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必须始终着眼于和谐，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工作，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和防火墙。近年来，滨州法院大力实施“三案”工程，努力把每起案件办成经得起法律推敲、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成辨法析理、弘扬正义的“精品案”，办成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和谐案”。坚持把依法调解作为办案的首选方式，“调判”结合，“情法”并用，减少和消除不和谐因素，使每起案件的审判都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具体实践，不仅让当事人得到公正裁判，还从中感受到司法是和谐的、社会是和谐的。

以便民的服务促进和谐。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法院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有公正审判的力度，以规矩促方圆；还要在审判中真情实意地关心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近年来，滨州法院认真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实施立案、审判、执行“一条龙”服务，开展“道一句问候、送一把椅子、端一杯热水、说一声再见”的诉讼服务“四个一”活动，并积极构建便民诉讼网络，尽可能让当事人少花一分钱、少费一份心、少跑一次腿。同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积极落实司法救助，实行诉讼费用缓、减、免，确保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打赢官司的当事人权益得到及时兑现。

以清廉的形象维护和谐。法院队伍的作风形象，直接关系着和谐司法能否取得成效。近年来，滨州法院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以及作风建设年等活动，并按照同志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为营造和谐的司法环境，积极开展工作“零”缺陷、程序“零”违规、办案“零”差错、服务“零”投诉活动，强化对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健全和完善促使干警“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同时，引导干警比作风、比服务、比能力、比贡献，使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弘扬司法正气，树立公正形象，以形象公正促进司法公正，以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以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和谐。

司法保障范文篇10

市司法局紧紧围绕第三次创业工作大局，努力打造工作精品，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作用。连日来，该局党委分别组织召开了处级领导干部、局机关和直属单位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司法局局长和司法所所长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市十一次党代会和全市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围绕以推动第三次创业为重点，坚持“跟踪需求，主动出击，优化服务，追求实效”，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结合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谋划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制定工作举措，深入开展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持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第三次创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强力法律保障。

提升法律宣传实效。该局围绕贯彻实施我市“六五”普法规划，在认真总结“五五”普法经验、巩固“五五”普法成果，继续深化“法律七进”活动基础上，坚持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将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法制宣传的重中之重，努力提升普法效果。扎实推进“重民生、转作风、促管理、走基层”主题宣传活动和“创建文明城、法治伴我行”主题活动以及“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手机短信法制宣传等系列活动。重点开展招商引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法制宣传教育和《森林法》、《环境保护法》、《森林防火条例》、《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并将开展“民主法治示范单位”创建活动，通过召开“法治县（市）、区（局）”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总结、提炼、推广“友好经验”。

创优法律服务。努力提升法律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我市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该局将紧紧围绕政府中心工作，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发挥公证职能作用的切入点，开展公证法律顾问工作，填补我市公证法律顾问空白，积极向金融界、企业界推介公证，主动跟进，突破原有定位，为顾问单位提供好公证法律意见和建议。开展公证质量评查活动，强化公证员公证质量意识，牢把公证质量关，杜绝错证、假证、人情证，降低瑕疵发生率；该局围绕我市第三次创业活动中今年要抓的十项工作，将组建律师法律服务团，为我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企业防范风险、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改善民生、城市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同时，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和律师协会规范化建设，将制定出台《市律师行业综合评价办法》，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考评，确定信用等级，努力打造一批品行优良、业务精通、社会公认的律师；拓展司法鉴定工作业务范围，申请增加1—2个鉴定机构，增加法医毒物（酒精）司法鉴定业务，主动与法院沟通争取鉴定案件，解决多数鉴定机构无案可鉴的现状；认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优年”活动,降低受援门槛,完善法律援助站点、延伸工作触角、扩大援助范围、拓宽申请渠道、简化程序和手续、提升拓展三级平台功能。开通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直通车，开辟困难群众“绿色通道”，完善“一站式服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方便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创新法律保障。继续深化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多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完善公调、诉调衔接机制，推进人民调解与信访案件、民诉案件、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治安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的“六个有效衔接”工作。该局将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大力推广铁力人民调解工作“七字调解法”的成功经验，全力打造人民调解工作的“铁力品牌”，不断提高矛盾纠纷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和调解协议履行率，努力把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和基础性、主力军作用。进一步提升安置帮教工作创新水平，完善社会化安置帮教工作网络，实施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结对子”工程。继续推进安置帮教“双延伸”工作，开展法制、心理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培训进“高墙”活动，从根本上解决服刑在教人员融入社会前的就业“真空”区问题。实现“大墙内”的改造教育向社会、“大墙外”社会帮教向监管场所、社会帮教向家庭的3个“有效延伸”。进一步完善释解人员回归社会后的衔接管理机制，落实衔接、帮扶措施，坚持做到监管教育改造工作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目标任务、监所的改造教育与社会帮教、监所单位与县(区)司法局在工作机制上和在整合利用资源上的4个“无缝对接”。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管理机制，拓展释解人员过渡安置渠道，提高释解人员就业率，防止脱管、漏管现象发生。深入开展“监所基层基础建设年”和“规范化管理年”活动，坚持不懈地推进“四防一体化”建设，落实监管制度体系，强化对劳教人员“三大现场”、“四个重点”的管理，保证场所安全稳定，确保劳教场所连续十五年实现“四无”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