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范文10篇

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分化体现出来。据分析，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支出差额从1990年的406元扩大到了2012年的7000多元，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比从1990年的1．7∶1扩大到2012年的2．16∶1，所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江西省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动与之呈现同步变化的态势（如图1），而且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

1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分析

江西省城镇和农村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江西省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因此消费的稳定性较强。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江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稳定，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消费支出的非稳定性波动十分明显。由图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和消费差距（根据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费差距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用线性方程拟合。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储蓄意识较强，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潜力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支撑。

2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1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数据都取自于《江西统计年鉴（1991－2012）》，具体的计量分析采用Eviews6．0完成。在模型的设定上，用y表示城乡消费差距，具体数据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减求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用x来表示，具体数值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出。

2．2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于非平稳序列的方程估计，容易造成不能预测未来信息的“伪回归”，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检验方法来判断，其中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IC准则自动选取。由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ADF检验选择既含有趋势项又有截距项。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确定二者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一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强了多少倍，人们不难计算。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成为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变化,也是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数据分析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并从多个角度阐明引起这种差距的原因,对于进一步采取对策缩小差距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乡差距问题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不断呈扩大趋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接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改革发展要求中将“统筹城乡发展”位于首要位置。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意义更加重大。2004年和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最终目标也就是想要通过农民收入的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

由此,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和新阶段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于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整体的现状数据分析

(一)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生了地区、城乡、行业、阶层和不同学历层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现象。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更有不合理因素。不合理因素有：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城乡二元结构；税收执法漏洞和税收手段落后导致的国税流失；违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收入”。对待收入差距，首先，重视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扩张和蔓延。

关键词：收入差距；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形式多样化，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分配模式的过程中，伴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这一问题因为逐渐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如何认识和对待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深入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找出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

一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有下滑趋势，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节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

近几年来，说起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进，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下岗、失业又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城市的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低收入和靠失业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使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不振，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解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将城镇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O＜Ch＜1);设低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i，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i(O＜Ci＜1);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Ch＜Ci成立；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Y，则有Y=Yh+Yi;设β=,（0<β<1），则β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体现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为收入差距系数。

总量消费的一个关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C=[βCh+(1-β)Ci]Y（2）记C=Y（＝βCh+(1-β)Ci)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就业收入。由于就业是民生之本，因而失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或者称“弱势群体”。这些人本来收入就不高，一旦失业有的就基本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成为新的“赤贫”。据权威部门的专家分析，近年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调查表明，80%左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无疑与我国广大农民长期“就业不充分”密切相关。可见，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笔者认为，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应该是积极扩大就业，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趋势

(一)是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高收入者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在一些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相当突出。据最新的调查统计，最富裕的20％的人口掌握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化人口在不断增加。据民政部调查，全国城镇应列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达1938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5.8％，在个别老工业基地占20％。而城市贫困人口中95％是下岗职工。尽管大多数城市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但由于多种原因得不到实施。一些下岗职工是再就业无去处、生活无着落、医疗无保障、甚至孩子上不起学。因此，笔者认为，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不在于“劫富”，而在于济贫，让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再就业。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5%以上。2000-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表面上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1，而实际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费，比如用电，公共交通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赵欣欣等，2003；吴忠民，2003），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按照“十五”计划安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保持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样，“十五”期末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将由2000年的4026.6元进一步扩大到2005年的5193元。“十五”前两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2倍以上。2003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差距仍保持在2倍水平。以此计算，则“十五”期末城乡收入差距将至少继续扩大到3.5：1左右。

二、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一、河南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现状

(一)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河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相对收入差距来进一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无论是从名义量上来看，还是从实际量上来看，城乡收入比都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84年，相对收入差距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乡名义收入比从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实际收入比下降到1.64。(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名义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为以上二者的实际量之比)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乡收入比变大，1994年名义收入比达到2.88;而实际收入比达到2.24。随后的四年间，城乡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义收入比下降到2.26;实际收入比则下降到1.79。而这种下降并没有在此后的几年继续下去。从1999年开始，我省城乡收入比再次扩大，到2003年达到最高水平，名义收入比为3.10;实际收入比为2.47。名义收入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名义收入比基本稳定在3.00左右，而实际收入比则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

201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达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虽然城镇和农村消费额都在不断提高，但城镇居民的消费的绝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水平。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是趋向于降低的。这符合凯恩斯的假设，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带动了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我们还能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内，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与凯恩斯的理论相悖，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高收入人群应该有较低的消费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对高的消费倾向。产生这样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进行储蓄，从而导致当期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多种因素，利用1992－2017年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核心变量的多种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差距面板回归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逐步确立，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开放政策、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的市场吸引了大规模的外国资本，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之一。有资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资本扩充、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竞争力等层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外资的大量流入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等层面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收入差距的恶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据统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减至1985年的1.86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优先实施农村改革，引领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但之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已超过3倍，2009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倍。虽然2015年下降至2.73倍，但目前还保持着3倍左右的水平。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不仅对我国扩大消费和投资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带来隐患。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该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聚集在城镇的熟练产业工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从而影响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以往研究，以1992－2017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环境等的差异性，在对我国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Kuznets(1955)提出了国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而波动，即在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加大，但经济发展达到特定水平，收入差距便会缩小，这就是倒U形假设。Williamson(1965)以美国1950－1960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但经济发展至成熟时期后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进而证明了Kuznets的假设。收入差距呈现出多种类型，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产业间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所有主体间的收入差距等。李实(2007)通过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40%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从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且强调了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型。首先是缓和效应。周娟、张广胜(2009)采用1988－2005年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农村地区内的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外资的流入虽然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限制，整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未能改善。盛斌、魏方(2012)以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资开放度、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就业率、贸易依存度、人力资本等为研究对象，采取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知，外资的流入能够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其效应较为显著。李贵茜(2012)应用2001－2008年山东省内1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率、经济开放度、贸易依存度、人均教育费用支出、医疗保险等变量进行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缓和作用。其次是扩大效应。周春应(2010)通过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1986－2007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外资的流入扩大了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陈钊、万广华、陆铭(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到城市，所以有利于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外资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王海军、李愿宏(2010)分析了1979－200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的增加使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对城镇居民的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倒U形关系。何枫、徐桂林(2009)以库兹涅茨假设为基础，采用1997－2006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到U形，还提出了当时我国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因此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詹宇波、刘荣华(2010)采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也证明了外资的流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而且外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生了地区、城乡、行业、阶层和不同学历层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现象。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更有不合理因素。不合理因素有：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城乡二元结构；税收执法漏洞和税收手段落后导致的国税流失；违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收入”。对待收入差距，首先，重视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扩张和蔓延。

关键词：收入差距；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形式多样化，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分配模式的过程中，伴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这一问题因为逐渐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所以，如何认识和对待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深入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找出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

一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一、引言

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经历了由早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到目前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从早期主要占据加工装配环节逐渐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加工贸易增值率不断上升的发展过程。加工贸易活动主要吸纳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1世纪初与加工贸易活动有关的就业人数近1亿人，造成农民工跨地区的大规模流动。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更为严重。林毅夫等(1998)［1］采用TheilEntropy分解法考察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后认为，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罗楚亮(2006)［2］认为，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21倍，1995年、2002年则分别上升到2．63倍、3．03倍。尽管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是伴随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而扩大的，因此加工贸易活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与城乡收入不断扩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究。林毅夫等(1994)［3］从赶超战略，李实等(2007)［4］从城市居民隐性补贴与地区价格差异，薄滂沱等(2015)［5］从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匹配程度和保险业去垄断化，常远等(2016)［6］从财政分权和产业结构调整，邹杰等(2016)［7］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农力度，余菊等(2014)［8］从城市化率和社会保障支出，何富彩等(2016)［9］从城市化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王建康等(2015)［10］从城市化进程，郑万吉等(2015)［11］、刘慧等(2017)［12］从产业结构升级，张璇等(2016)［13］从行政腐败，刘晓光等(2015)［14］从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马绰欣等(2017)［15］、邓伟等(2016)［16］、丁忠民(2013)［17］等从我国金融发展，杨金阳等(2016)［18］从农地产权，吕炜等(2015)［19］从土地财政，刘吕吉等(2015)［20］从政府卫生支出，朱红恒等(2017)［21］从私营及个体经济发展等诸多视角分析了有关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外贸易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国内学者在对外贸易怎样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上观点不一。袁冬梅等(2011)［22］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以及分地区来看，贸易开放度的扩大和制成品贸易比重的上升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沈颖郁等(2011)［23］利用我国29个省区市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贸易、FDI等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FDI的增加均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魏浩等(2011)［24］利用1978—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总额、进口和出口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表现为“倒U型”;魏浩等(2012)［25］利用1978—2007年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主要通过就业和工资水平途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就业数量扩大效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业质量偏向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魏浩等(2015)［26］还研究了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基本态势，不同类型商品贸易、不同类型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应;陈旭等(2016)［27］认为出口专业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出口多样化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笔者认为，相对于总贸易而言，加工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更大，更值得研究。首先，加工贸易活动主要从次要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用工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为主(王怀民，2005)［28］，这部分农民工将在加工装配企业打工挣得的部分收入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将增加农村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人均收入，也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出这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至关重要。正如李实(2009)［29］所说，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范围而言还会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作用。所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不能不考虑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有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金智娟等(2007)［30］认为，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劳动要素在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提高了技术创新频率，从而降低了收入差距。但他们同时认为造成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的原因并非对外开放本身，而是开放程度的不均衡以及其他内部制度因素(如城乡之间的歧视性制度)。喻美辞等(2014)［31］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沿海地区较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强化了贸易开放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内陆地区由于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Hu(2002)［32］曾提出一个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将我国的移民①＊限制纳入模型当中，分析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制造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他认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都扩大了。程新章(2005)［33］认为，Hu(2002)［32］的模型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Hu(2002)［32］认为移民限制导致了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缺失，而实际情况是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大量流动，根本不存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问题。此外，Hu(2002)［32］只是提出了一个研究对外贸易、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所以程新章(2005)［33］基于Hu(2002)［32］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空间模型，分析FDI、农民工流动、产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前提条件下，由于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移民，而是农民工，他们的收入低，且收入中的一半在东部地区消费，而东部地区在使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时得到了农民工所创造的额外利润，因此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过程中，内陆地区实际收入的增长有限。但是，上述研究有三点不足，第一，缺少研究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文献。第二，没有考虑加工贸易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没有考虑加工贸易、农民工的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Hu(2002)［32］、程新章(2005)［33］虽然研究了FDI(与加工贸易活动有关)、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他们研究的是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缺少严密论证加工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以及深入的机制分析。所以，本文将通过建立一个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开展加工贸易活动所引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民工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加工贸易与劳动力流动

(一)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加工贸易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由加工贸易活动连接起来的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亚洲经济四小龙”先后通过参与加工贸易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腾飞。70年代末之后，加工产业陆续转移到我国内地，打开了外部资本进入的通道。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内生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首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在国内资金非常短缺的情况下起步的，这就要求尽可能利用外部资金，所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实施该战略的必然结果。其次，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必然要在传统的行政或计划手段之外，通过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有时可能会限制农民工进入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以避免对城市就业造成冲击，但同时又必须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以满足外资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达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目的。再次，投资于加工产业是外资企业的理性选择，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其比较优势产品，外资企业的资金、技术和营销优势与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使我国加工贸易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相对收入更低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加工装配为主的产品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产品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区域与代际特征我国加工装配企业劳动力成本长期保持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大量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源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制的放松。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我国就只能获得潜在而不是现实的比较优势。1．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力流动:从限制到放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逐渐放松的过程。先后出台的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城市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就业分配制度等，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开始显现，农民开始自发向城市转移。但由于城市本身的吸纳能力有限，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也未根本解决，因此，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仍有较多限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加，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形成了当时壮观的“民工潮”。2000年以来，劳动保障部等多部委联合出台了一系列清理和取消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加工贸易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1980年末全民所有制单位通过各种形式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共有931万人(不包括招收的固定工)。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处于“人户分离”的非正式流动人口数为657．5万人，1990年上升至2169．9万人，2000年为1．44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4］和《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35］，2009年这一数据为1．45亿人，2015年达到2．77亿人。从流入地构成来看，东部地区曾经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2005年全国有84%的跨省流动人口流入东部地区。此时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吸纳的跨地区迁入人口的比重高达78%。而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重在不断萎缩，这与20世纪80年代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入中部地区形成明显反差。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74%)、第三产业为辅(19%)，而中、西部迁入人口最集中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制造业次之。这种变化与差异是与东部地区开展的加工贸易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融入产业工人阶层，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但是，2015年流入东部地区的跨省农民工人数占比已不足60%，中西部地区超过四成农民工在本地区就业，这也与近年来我国加工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有关。3．农民工流动的代际特征与不同代际“农民工”转移汇款规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出农民工也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①＊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据统计，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超过46．6%，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49．7%。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是将其一部分收入汇回或带回农村老家，这部分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以四川省为例，2006年全省实现劳务总收入913．5亿元，农民家庭人均劳务收入1384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2%。2008年，浙江工业大学联合浙江大学的调查表明，被访者平均年收入约为14969元，平均结余为8529元。但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和收入汇回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09年对全国31个地区的农民工监测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寄回带回人民币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老一代农民工则为51．1%。《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②＊＊［36］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寄回带回老家的现金为12802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少29．6%。4．劳动力流动、收入转移与农民收入对于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会相应地提高。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一个效应。另一方面，外出劳动力除了用于个人在外消费之外，其节余部分汇回或带回后即可视作家庭总收入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转移收入。这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另一个效应(李实，1999)。［37］不过，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汇回比率较低，所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