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范文10篇

实践美学范文篇1

【论文摘要】实践美学萌芽产生于五六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更盛，涌现了诸如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学者，八十年代以来，发展更是繁荣，朱立元、张玉能、徐碧辉等知名学者都在坚持发展完善实践美学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力图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发展和未来趋向，可以说对我国美学理论发展研究做出了巨大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本文力图通过对实践这一概念的由来，实践概念在美学学科中的发展演变历史轨迹进行梳理，明确其历史功绩及依旧存在的问题，并且深入探讨实践美学观能否真正带领美学走出困境，能否解决“阿碦琉斯的脚踵”疑案，以及我们对于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作出判定。

一、实践的哲学阐释和美学流变

实践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标识，更是一个饱含哲学范畴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黑格尔等人，其著作理论都蕴含了对实践的言说和阐述。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实践这一明确概念的还是马克思，并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实践真正具有了唯物主义的性质，社会亦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时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把自身看做类的物”。

此外，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集中都有关于时间的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由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要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类的活动，人的感性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时物质生产，即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并且明确的指出全部社会的本质都是实践的。

国内最早论述实践概念的首推，他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时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一切活动得东西。并且在相关论述中把实践划分为三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一划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中国学术界便有了主要赖以划分实践类型的依据。

实践概念与美学的结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最早可以追溯至前苏联，其美学家在40年代左右首次使用实践概念，在中国实践概念和美学联系在一起凝聚了几代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下，美学学派出现了四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以吕荧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

其中，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生产实践说，并且力图通过生产实践这一概念来构建主客观统一说。李泽厚则通过对自己学说的发展扩充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实践美学，他在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等基础上，首次明确地运用了实践概念，把自然的人化等哲学命题引入美学，来解释诸如美的本质，美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无论从根源还是在出发点上李泽厚都是以实践为其基本范畴的，与李泽厚同时期的还有蒋孔阳，同样其美学体系也是以实践论为基础构造起来的，但又有新的地方：总体上讲，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但并不是以实践概念来界定美，而是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关于美和美感的本质和根源。

八十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体系逐步完善，学术著作纷纷问世，研究人员大量涌现，逐渐成为美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立元、张玉能、徐碧辉等，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进一步把实践内涵扩大，等同于人生，力图在同一序列同一层次上打通实践、生存、语言和人生。

朱立元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美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并且在李泽厚、蒋孔阳等老一辈美学家或淡出或故去之后，成为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界的领军人物，其理论著作颇具体系，学术观点日趋成熟，其对实践界定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形成了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

张玉能则主要从构建实践的多层累性和开放性入手，把实践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并且详细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之实践的含义和结构是多层累性的和开放的，因而内在于实践的美和美学问题也是多层累性的和开放的，实践的含义和结构也就内在的规定了美和美学问题的特征。同时，张玉能还界定了实践的类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践美学观。

徐碧辉和前两者又有不同，其主要致力于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界定，认为以前的实践观是有很大缺陷的，过多地强调了物质性，现实性等，如“实践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现实活动”，“实践是人或人类对象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流活动”，“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等等说法。

新千年以来关于实践的界定依旧层出不穷，观点也颇为新颖，但是大多是对实践观的质疑。

二、能否走出困境

在对实践概念以及在实践美学当中所起的作用的梳理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令人可喜的地方：心态由高高在上到心平气和，体系由简单重复到结构严谨，方法由空洞推想到注重考证等等，但是，实践美学依然存在着很多缺陷，概括地说：在实践的性质上过多强调主体的群体特征而忽视个体的独特价值，在实践的过程中过多强调理性的必然性而忽视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实践的结果上过多强调历史的积淀作用而忽视其现实的突破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持实践美学观的学者可谓汗牛充栋，他们对实践美学的突破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亦为此欣慰，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实践引入美学，找到了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和中介，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得以逐步消亡，这些不仅促使实践美学一派取得长足进步，同时，能更快更好更深入地促使当代美学跟上时代步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氛围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但是，以实践观为哲学基础所构建的实践美学同样存在着许多缺陷，无论从宏观着眼，还是在微观分析，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整体上，实践美学依旧采取了西方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虽然触及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实质上并没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同样，历史和逻辑并不能也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因此在这个路子上走得越远，越容易导致理性的高扬，不可避免导致对感性生命的贬抑，诸如实践美学无论是在哲学范畴还是在美学自身上都更强调群体性，理性，现实性等，而忽视个体性，感性，理想性等。在微观上，实践美学更注重理论的扩充和探索，对具体的美学现象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在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中无法区分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无法区分群体与个体，无法区分认识、伦理与审美。这样就理所当然地会造成对自由等个性化表达方式的忽视。因此，虽然实践美学的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弥补自身体系的理论缺陷，但实践美学是否真正可以统辖一切，还需要更多更认真的考证。

三、路在何方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旧交替趋势愈发明显。社会的发展模式由原先的单一传统计划逐渐向多元流行市场模式转变，整个社会出现了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端倪。社会乃至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指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后现代与全球化的理论世界和生活世界动荡颠覆，美学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特色：如因消费文化衍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呼喊，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呈现的生态美学的试探，此外生存美学趋向，超越美学趋向，古典美学趋向等，这一系列美学趋向都力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建构阐释关于美的一系列问题，在这股大潮流下。美学学科也出现了摆脱自己发展瓶颈的契机，美学学科开始从实践美学的牢笼中，由单一转变多元美学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获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各个体系仍旧存在着各自的缺陷，我们仍旧以实践美学为例，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实践美学确实解决了很多美学问题，但是存在的问题依旧明显，在实质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东西，对诸如美的本质等一系列美学问题的阐释仍太空泛，我们从方法论的立场上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仍然在此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角色，过去那种解决了哲学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的想法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美学研究，如实践美学在实践等核心命题上大做文章，后实践美学则把生命生存等哲学范畴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都力图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但这种为了体系的需要而不顾甚至违背具体的审美实际的现象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我们美学研究应该力求避免的一种思路。

既然哲学思辨模式已经行不通，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通过下面一段话也许会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如果你一边挂着洛克的头，你就会倾向这一边，但这时，你要是在另一边挂上康德的头，你就恢复正常了，不过你可陷入了可怜的苦境之中，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用永远不停的调停负荷来使船只保持平稳，啊！你们这些笨蛋啊，如果把这些大头都抛到海里去，你们不就可以轻松顺利的航行了吗？”

这里为我们解答了关于理论探讨常存在的一个误区，那就是习惯用两种理论的综合来构建新的理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全部抛掉的做法太过偏激，但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美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各位同仁学者老师依旧在构建美学体系，促其完善发展的道路上踏步前行，在这里也希望美学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4-57

[2].《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实践美学范文篇2

本文把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置放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中，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回顾考察了实践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本文认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50到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末到80年代前期为发展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本文不仅梳理了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而且对这些概念和命题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在当时所起的社会历史文化作用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本文还认为，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且，它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实践美学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新感性心理（情）本体

[ABSTRACT]

LiZe-hou’sConceptionofPracticalAesthetics

PracticalAestheticsisoneofimportantschoolsofContemporaryAesthetics.Inthe1980s,PracticalAestheticssurgedawaveof“crazeofaesthetics”withasenseofmissionforideologicalenlightenmentthroughoutChina.Thisarticletreatspracticalaestheticsnotonlyasinsulatedtheory,butalsoassomethingconnectedwithhistoryandreality.TheleadingphilosopherofPracticalAestheticsisLi-Zehou.Theformation,developmentandperfectionofhisPracticalAestheticsisassociatedwiththeexplorationofapossibleandworkablepathforthereconstractionofChina.Byreviewinghisthoughts,thearticledrawsaconclusion（结论、推论）that:Li-Zehou’saestheticsisbasedonthepossibilityofhumanexistences,andtriesitsbesttoseek（寻求，探索，寻找）afterthelivingwisdomforallofpeople.Becauseofthisitshistoricalbackgroundandrealisticmeaningshouldnotbeneglected（疏忽，忽略）whenweputforwardourownviewsincontrast（差别，对比）toLi-Zehou’sPracticalAesthetics.

Keywords:Li-Zehou;practicalaesthetics;subjectivity;accumulation（积聚，累积）;humanizationofthenature;naturalizationofthehuman;newsensibility;essentialsubjectivityofthemind（theemotion）

作为20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美学学说，实践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承担了超出美学范围的新一轮现代性启蒙任务，这在带给它肯定和赞誉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和批评。对实践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回顾和展望实践美学本身的历程与未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中国现代美学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思想的发展，这对于美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现代人文思想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依据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实践美学发展的学术进程，我们把它分为萌芽与初步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深入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遭遇也是一个颇堪回味的话题。

一、实践美学的萌芽：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转向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点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美的本质的大讨论。在讨论中，李泽厚和当时整个学术界一样，把美学定位为认识论，强调美和美感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就在这时，他已在认识论框架中引入了实践观点，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去阐释美的本质，所以他虽然坚持美学是认识论，美感是美的反映，但又强调美的客观性不是审美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说的关键正于此。

60年代以后，李泽厚的美学观转向了实践论。他强调，要论证美如何必然地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和发展，为什么社会生活中会有美的客观存在，“就只有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实践对现实的能动作用的探究中，来深刻地论证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从主体实践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实即从‘真’与‘善’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中，来看‘美’诞生。……一方面，‘善’得到了实现，实践得到肯定，成为实现了（对象化）了的‘善’。另一方面，‘真’为人所掌握，与人发生关系，成为主体化（人化）的‘真’。这个‘实现了的善’（对象化的善）与人化的真（主体化的真）便是‘美’。人们在这客观的‘美’里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自己实践的被肯定，也就是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或看到自己的理想……，于是必然地引起美感愉快。”[1]为主体所掌握的“真”即客观规律是美的内容，也因此，美的内容必然是社会的、功利的；对象化的善与客观的真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形式。实践通过自由的活动使“真”主体化和“善”对象化，产生了蕴含着对象的自由形式的“美”。这样，李泽厚给美下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定义：“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2]这一表述后来成为实践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经典表述。

60年代，李泽厚虽然仍然强调美的客观社会性内容，但已经把讨论的重点转向了美的客观社会性的哲学根基——自然的人化问题，并基本上提出了自然人化的核心思想——自然和人关系的改变，自然不再作为人类的仇敌，而是在实践改造的基础上，以其感性吸引人，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因此，可以说，从60年代开始，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点已具备了雏形。80年代，当他补充进内在自然人化的思想以后，自然人化学说得到了完整的表述。80年代末以后，李泽厚把视野重点转向了美感问题，应该说，只有在那时，实践美学观点才真正得到展开。萌芽阶段的实践美学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却是实践美学产生源头。正是实践观点的提出，把美的本质问题置放到一个坚实的哲学和现实基础之上，使得以后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展有声有色的研究，也为中国美学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实践美学的发展完善时期——“积淀说”与“自然的人化说”

70年代末，结束，思想****亦随之被撕开了缺口，思想文化界在“拨乱反正”、揭批“”的名义下开始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指导思想，哲学、文学、美学的许多问题重新被清理、分析。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整个学术文化基本上限定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无论是批判还是建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进行的。由于实践的革命性、现实性和包容性，使之成为具有极大阐释空间的概念，成为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支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但成为一个学术命题，更具有了政治含义，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实践观点也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有时代性、先锋性和现实性的观点。

由于美学的人文性质和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远离政治的特性，在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残余势力还较大、政治是乍暖还寒的时候，美学受到整个社会空前的关注，掀起了20世纪的第三次“美学热”。在这场美学热中，李泽厚是领军人物。在70年代末期，大多数人还在17年和话语中随波逐流的时候，他已在其《批判哲学的批判》中运用实践观点，较早地在国内提出了主体性学说，创立了积淀学说。这些概念和学说在当时不仅作为学术概念而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更重要的是，它们承担了为新时期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提供理论依据的社会作用，因而，对这些概念的分析，不仅要从它们本身的学术内涵去进行，还应把它们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考察它们在当时所承当的人文启蒙作用，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更为客观准确地理解中国现代美学在中国现代社会里的作用。

1、主体性

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后来的一系列论文中，李泽厚通过对康德哲学的分析和批判，去除了康德哲学中先验神秘的部分，把在康德哲学中被看成是先验的认识、道德和审美能力改造成为从人类生产实践中获得，从而，把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都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在《批判》中，主体性分为外在的工艺社会结构和主观的文化心理两方面。“人类主体性既展现为物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核心），这是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即工艺—社会结构亦即社会存在方面，基础的方面。同时主体性也包括社会意识，亦即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观方面。从而这里讲的主体性心理结构也主要不是个体主体的意识、情感、欲望等等，而恰恰首先是指作为人类集体的历史成果的精神文化：智力结构、伦理意识、审美享受。”[3]在《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李泽厚补充进了个体主体的维度，使其主体性概念更加全面了：“主体性概念包括有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第一个‘双重’是：它具有外在的即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它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这四者相互交错渗透，不可分割。”[4]在这四个方面中，李泽厚从哲学上强调群体的工艺社会结构面是基础性、根本性的，对个体的身心和人类文化心理结构面起决定的作用：“人类群体的工艺——社会结构面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在群体的双重结构中才能具体把握和了解个体身心的位置、性质、价值和意义。”[5]但是，应该说，这个补充非常重要，为以后新感性的建立打下了哲学基础。自8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个体的生存，个体活着的诸种问题：以“人活着”作为出发点，到人“怎么活”、“活得怎样”、“为什么活”，等一系列问题，[6]成为他的主体性思想的逻辑深化与推进。

但是，这个框架一经建立，问题就跟着来了，工艺——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心理的结构、人类群体和个体身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李泽厚提出了“积淀”说。

2、积淀

李泽厚认为这四者互相交错渗透、不可分割，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人类群体的工艺——社会结构方面，这也是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只有理解了这个方面才能具体把握个体的心理、地位、价值和作用。因为人要生存下去，首先需要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极为漫长的物质生产劳动中，人类不断地使用、创造、更新、调节工具，这个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群体性的积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实践经验、意志和对实践中对象的形式结构的感知内化、凝聚和积淀到内在心理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了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虽然人类群体的工艺——社会结构方面是动力、是基础，但李泽厚强调的不是这个主体性的客观方面，而是主体性的主观方面，即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这个方面也有着集体和个体两个方面和层次。其中，个体的心理结构既受制于人类整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又受制于集体的社会意识：“如果没有集体的社会意识的活动形态，即如果没有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没有群体性的语言和符号活动，也就不可能有区别于动物的人的心理。”[7]人类整体的文化——心理结构通过遗传和教育又保存凝聚在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之上，这个过程也就是积淀。积淀就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上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为人类性的东西。”[8]

积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积淀指所有由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的建构行程。它可以包括理性的内化（认识结构）、凝聚（意志结构）等等，狭义的积淀是指审美的心理情感的构造。”[9]从艺术角度讲，李泽厚把狭义的积淀分为：原始积淀、艺术积淀和生活积淀。分析狭义积淀的这三种形式，可以使我们从微观上把握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积淀的产生和发展。[10]

“积淀”说所讲的其实就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自然的人化”，特别是“内在自然的人化”的结果，这也是李泽厚哲学和美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

3、自然的人化

“自然的人化”概念萌芽于50年代，形成于60年代。在80年代，它被说进一步充实，在原先主要强调外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在自然的人化”这一重要概念。

外在自然的人化包括狭义自然的人化和广义自然的人化。“狭义自然的人化”是人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事物。“广义自然的人化”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改变：“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整个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自然的人化’不能仅仅从狭义上去理解，仅仅看作是经过劳动改造了对象。狭义的自然的人化即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对象，如人所培植的花草等等，也确乎是美，便社会越发展，人们便越要也越能欣赏暴风骤雨、沙漠、荒凉的风景等等没有改造的自然，越要也越能欣赏像昆明石林这样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奇特美景。这些东西对人有害或为敌的内容已消失，而愈以其感性形式吸引着人们。人在欣赏这些表面上似乎与人抗争的感性自然形式中，得到一种高昂的美感愉快。”[11]狭义“自然的人化”是广义“自然的人化”的基础，狭义“自然的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有广义“自然的人化”。

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应该说这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中最基础的几个概念。这几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为80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了理论和思想的支持。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解放时代。从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中国思想界对左倾路线的批判逐渐深入。随着讨论的深入，所涉及的问题从原先的政治层面真正深入到了思想和学术层面，并且由现实向历史延伸。继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哲学界开展了关于人道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人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位置和价值问题，特别是个体的位置、个体在隶属于群体之外其本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的异化等，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当时政治话语层面更涉及学术理论。稍后，中国思想界思考的视角由现实深入到了历史层面，开始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劣进行反思。

在这个过程中，李泽厚一直站在学术和思想界的前列，他提供、呼吁、倡导了一系列观念、命题和思想，这些概念和思想由于真切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体性”概念为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支持。人是主体，而不再只是历史和社会机器的巨大齿轮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个性、个体不再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目标。这种观念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经由文学理论界的运用，主体性概念在文艺理论上引发一场革命，“文学的主体性”成为文艺理论上机械反映论观点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挑战者和批判者。主体性观念也由此而向大众文化层面渗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概念则为稍后一些出现的“文化热”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对落后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切感受，人们迫切希望尽早进入现代化——那时，现代化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先锋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观念，因而，对于那些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的批判和反思就成为反思传统文化的基调。

因此，无论从学术上人们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如何指责和批判，但实践美学所提出的这些观念、概念和思想对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启蒙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这一点却是无法否认的。正是由于这个启蒙为90年代整个民族向经济建设转向提供了思想文化的保障。对实践美学的理解和评价首先应该从这一历史语境出发，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时代条件下去解读、阐释、理解和评价。否则抽象地学术批判，没有具体的历史分析，无论对实践美学还是对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历程，都是既不公平也不负责任的。

三、实践美学的深入时期——“情本体”与“人的自然化”的提出

实践美学的萌芽、完善和深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这个划分只是根据每一时期的特点所作的大致划分。深入时期指的是80年代后期至今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李泽厚不满足于仅仅从西方学术史中寻找实践美学的理论依据，而是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传统儒家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来对抗、补充西方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异化，以中国传统的宗教性道德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对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中为中国未来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一份思想参照。

在这一时期，李泽厚又有新见，又发表了《美学四讲》、《世纪新梦》、《己卯五说》和《历史本体论》等著作。但是，这几部著作在90年代的遭遇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话题。虽然它们对实践美学有所深化和系统化，其中许多新的思想对中国当代美学和哲学来说是极有价值的，但它对社会的影响远远没有50年代那篇论文大，更赶不上70年代末期的《批判》和80年代初期的两篇文章以及《美的历程》。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1、“新感性”

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建立“新感性”的问题。法国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提到过“新感性”，它被马尔库塞看作是生命本能部分的升华，并借助这种升华反抗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和压制。“新感性”于是被马尔库塞诠释为“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2]李泽厚的“新感性”和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不同，马尔库塞所要舍弃的恰恰是李泽厚所要强调的。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已被技术理性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感性、幻想、艺术是唯一有可能被解放、被突破的途径。对技术理性的抗拒、对自由的充分实现的斗争，都只能在感性、幻想和艺术中找到实现的形式，也只有它们才是不屈服于意识的统治和控制的力量。当马尔库塞夸大感性的地位和作用，把革命和解放的途径寄托在人的本能和欲望的解放上、赋予美学不能承受之重时，已经决定这种解放途径是条不归路，是审美的乌托邦。李泽厚的“新感性”所强调的是，看似自然的、感性的心理结构中其实蕴含社会的、理性的内容，他所研究的是理性的、社会的因素怎样积淀在感性和个体的身上，通过对个体感性心理结构进行理性的积淀和改造而完成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建设和改造，从而当历史终结、人类走出唯物史观之后建立心理本体。显而易见，这一学说既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同时更是指向未来的。

“新感性”是李泽厚在对“自然的人化”概念进行梳理和完善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在《美学四讲》中，他对“自然的人化”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在从前主要指外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在自然的人化”的概念。“内在自然的人化”是“指人本身的情感、需要、感知、愿欲以至器官的人化，使人与其他生物所共有的生理性的本能性的东西也人化，成为具有人性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塑造。”[13]内在自然的人化包括两个方面：感官的人化和情欲的人化。感官的作用不仅仅是维持人类的生存，它本身就融入了社会性、理性，其功利性功能消失，非功利性功能开始呈现并强化。情欲的人化是指人的本能冲动、生理欲望中加入了精神性、情感性的因素，人化为爱情。内在“自然的人化”的成果就是“新感性”。“‘新感性’就是指的这种由人类自己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心理本体。它仍然是动物生理的感性，但已区别于动物心理，它是人类将自己的血肉自然即生理的感性存在加以‘人化’的结果。”[14]“外在自然的人化”阐释的是美形成的原因，“内在自然的人化”则是打开美感之谜的钥匙。感性、欲望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人的自然生理现象，是一种本能，但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和积累的经验、意志和情感使得这些纯粹生理性、动物性的心理逐渐积淀、融会进社会性、理性的因素，感性、生理性、本能冲动都还存在，但它们已融进了社会性、理性的东西，如盐之溶于水。水的形态未变，其味道、性质却已改变。“吃饭不只是充饥，而成为美食；两性不只是交配，而成为爱情；从旅行游历的需要到各种艺术的需要；感性之中渗透了知性，个性之中具有了历史，自然之中充满了社会；在感性而不只是感性，在形式（自然）而不只是形式，这就是自然的人化作为美和美感的基础的深刻含义，即总体、社会、理性最终落实在个体、自然和感性之上。”[15]

2、人的自然化

人的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的对应物，它们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自然化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相互依存、友好和睦的共生共在关系；二是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体验；三是人通过某种学习，如呼吸吐纳，使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呼应，而达到与“天”（自然）合一的境界状态。[16]在《己卯五说》中他扩展了人的自然化的内涵。像“自然的人化”一样，“人的自然化”也有“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上文所讲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层次，其“软件”则是指本已“人化”、“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精神又返回到自然去，以构成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由享受。自然的人化是规律性服从于目的性，人的自然化是目的性服从于规律性。“‘人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在广泛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中，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的才智、能力，性格。”[17]由此，“人自然化”的“软件”与“自然人化”的“软件”是同一个“软件”。但“人自然化”的“软件”层次更高一层。这也就是说，审美高于认识和伦理，它不是理性的内化（认识）或理性的凝聚（伦理），而是情理交融，合为一体的“积淀”。“总之，这种‘人自然化’的‘软件’，既包括‘七情正’，也包括‘天人乐’；既包括‘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悠然心境，也包括‘群籁虽参差，适我莫非新’的‘为科学而科学’所得到的幸福和快乐。”[18]

从60年代的单纯的外在自然的人化，到70年代末期的主体性学说和积淀说，到80年代的新感性，再到90年代对人的自然化的强调，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实践论基础上不断地推向深入，从对外在自然人化的注重转向对内在自然人化的强调，而在经过若干否定之否定之后，人的自然化问题成为李泽厚实践美学中最具发展潜力和阐释空间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一个可能使实践美学从哲学美学向人生生存领域、向生态与环境领域及当代工艺设计等领域幅射和展开的问题。人的自然化问题的浮出水面，不仅是李泽厚美学的逻辑之圆的完成，也是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的构建的最后完成。在这个体系之中，美学超越认识论和伦理学，成为最高的哲学，审美超越于认识和道德，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李泽厚曾经断言，美学将在未来社会成为第一哲学，而人的自然化问题亦将成为最重要的哲学和美学问题。这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90年代的发展，也是实践美学不断深化、向前推进所给予新世纪的一份重要贡献。当然，这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展开的概念。

3、情本体

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美学问题，而是整个人生的归依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宋明理学曾经试图以超验的道德伦理作为人生本体，但由于中国文化“一个世界”的巫史传统，这种超验追求始终与经验纠缠不休而归于失败。而康德的伦理本体则最终走向了道德神学，以上帝作为保证人类信仰的终极力量。但是，以某种道德伦理作为人生本体容易导致人为神役，正如以自然欲望为本体将会导致人为物役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理性的凝聚”不能取代和控制一切。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也不是理性秩序和伦理道德所能全部概括。因此，他认为，只有包容而又超越了作为理性凝聚的伦理道德的“理性积淀”，即作为自由享受的审美感性才是人生的本体所在。人类学本体论一方面承认人的自然欲望（情）的合理性，给予它以充分肯定和重视，另一方面，注重充分体现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独特性的理性凝聚（理），让个体在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中充分实现其作为人的尊严和独特个性。[19]这二者的融合、积淀便是审美感性。对于审美来说，不是感性之中积淀有理性，而是感性本身就是理性的积淀，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这样，情本体作为人生本体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情本体”之“情”的主要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在巫史传统中，神间与人世可以通过巫的活动得到沟通，所以中国传统没有西方基督教那种天国和尘世泾渭分明的界线。原典儒学继承了这种“一个世界”的巫史的传统，把活着的意义定位在此世。活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既然活着不易但又要活下去，古人于是给这世界宇宙赋予了人的情感和生命，将“‘人活着’和自然界的存在和生育，看作宇宙自然的‘大德’”，[20]在富有人情味的宇宙自然中活下去。这是艰辛活着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它既不是理性的抽象思辨，也不同于非理性的宗教的迷狂，而是理性和感性的交融，是个体的泯灭了主客之分的审美境界和“天地境界”。这是一条更为艰辛、更为悲凉、更加不容易的道路。因为没有上帝可以依靠，一切都须自己承担。当然，因为宇宙是个有情的宇宙，人生是有情的人生，由亲子情为核心向整个宇宙人生幅射开来的情感的世界，使得这个悲苦的人生又有了相当的活着的意义和幸福感。所以活着本身，在艰辛困苦中活着，就是一种意义。当梁燕城问李泽厚最后的信念时，他回答到，“我认为是情感，人生的意义在于情感。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最后还是一种情感问题，不是认识关系。”[21]情感是个体性的，以情为本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对个体的伦理约束，也不是技术、理性的崇拜引导的对物欲的迷狂，而是个体在异化的社会中，通过把他人、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一个有情的世界，缓解生活之苦，更好的生活下去的精神性调节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作为人生本体的情，其具体内涵是什么？李泽厚反对西方基督教那种以绝对理性神圣情感压制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从而使人必须在经过心灵上的惨痛折磨、痛苦之后，在克服人的一切自然欲望之后才能达到灵魂的洗涤和升华的宗教性情感，而认为，中国原典儒家哲学以亲子情爱为核心的伦常情感经过转换性创造的提升和改造之后，当可以为今日人生本体。人生的意义既不在天国，不在上帝，也不在脱离自然人性的绝对理性或道德神性之中，而就在人活着对生命、对亲人、对朋友、对同志的各种关系、情感之中：“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归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为什么不就在日常生活中去珍视、珍惜、珍重它们呢？为什么不去认真的感受、体验、领悟、探寻、发掘、敞开它们呢？”[22]

四、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意义——实践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

总的说来，实践美学的萌芽、完善和深入是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一致的，二者相互作用，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引导美学的发展方向，实践美学的提出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促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从实践美学的发展轨迹上，我们可以看出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怎样肩负起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崇高使命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和坎坷历程。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也有多种多样。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从外面输入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不仅关系到时间/历史，而且与民族国家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从它自身的传统文化之根中生长出来……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却是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而被迫开始的，是被输入、被强迫的，因而，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要为个体争取自由与发展，不是要为每个个体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要为整个国家民族争取生存的空间，要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被开除球籍。因此，国家的富强，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展，这才是中国现代化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个体的价值，个性的解放虽然是稍后一些发生的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内容，但实际上，在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中，个体、个性的位置却从来没有真正被放到与民族国家相等的位置上。”[23]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一边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24]这个工程开始于19世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救亡运动，制度上的变革是从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开始，而真正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启蒙则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由于20世纪中国历史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几度中断，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亦是几起几落。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变开放政策使得被迫中断的现代化过程再次开始，而知识界的现代性启蒙亦再次启动。

在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过程中，中国的美学家们曾经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丰子恺等都曾经从美学上普及审美现代性的观念，鼓吹通过对国民进行审美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康梁等人的社会启蒙和蔡元培等人的审美启蒙构成了中国社会现代性启蒙的两翼。

80年代的新一轮现代性启蒙中，美学和美学家担当了先锋角色，这在前文已经叙述过。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人文启蒙运动的热情大为减弱，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之下，人文关怀、主体性、个性、价值、审美理想等这些曾经让一代人深受感动和震憾的概念和思想成为陈腐过时的代名词。因此，尽管李泽厚在80年代末以来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建立新感性、情本体、对传统的转换性创造等是其实践美学和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逻辑延伸和深化，它们仍然极有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却远不如80年代。“李泽厚”这个名字本身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成为过时的代名词。古人说过，英雄末路，美人迟暮，人生最悲凉者，莫过于此。而李泽厚作为一代人文启蒙运动的思想代表所遭所遇却正是英雄末路。但是，正如李泽厚本人所言，任何人物和学说只有放在历史中才能见出意义。

李泽厚不仅仅是一位美学家，他同时更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的目光远远超过狭隘意义上的美学问题，而是把美学同他的整个人类学本体论哲学联系在一起，试图为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寻求现代化发展的思想道路。这个道路就是在重视“工具本体”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建设“心理本体”。“工具本体”指的是注重科技、发展经济，并且在工具本体和经济发展中发掘、发现人生的诗意光辉。针对过分推崇经济（科技）而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精神思想的沦落和异化，他又提出建立“心理本体”的设想。“理性的内化”、“理性的凝聚”特别是“理性的积淀”，在塑造整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时，也对个体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界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机器工业、科技极其发达的今天，当人的消费、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被市场和传媒引导下而失去其本真的意义的时代，重建在此境况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才是时代的真正主题。因此，李泽厚的“新感性”、“情本体”、“人的自然化”等理论的提出，美学问题的深入，已不仅仅具有美学上的纯学术研究价值，而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刻意义。它深切地把握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启蒙的历史脉博。

总而言之，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生命力并没有终结，美学作为“第一哲学”，是指向未来的。实践美学所关注的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下，整个人类和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这和人类的命运、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在文化心理结构中，情感、想象、理解和知觉四因素如何组合，情感怎样与其它三种因素组合都可能成为未来实践美学研究的切入点。在当今时代怎样能够既不否定科学和技术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文化心理结构的建立，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使实践美学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广阔的天地。人的自然化学说的提出，在使实践美学理论从逻辑上更为自洽和圆满的同时，也为实践美学切入生态问题的研究和个体生存领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此外，实践美学的一些命题和概念，如“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心理本体”、“情感本体”、对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进行“转换性的创造”等等，不但使得实践美学本身可以有深入发展的巨大空间，而且为它在未来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再次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

注释：

[1]李泽厚《美学三题议》，《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161～162页。

[2]李泽厚《美学三题议》，《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164页。

[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版，100—101页。

[4]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64页。

[5]李泽厚《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65页。

[6]李泽厚《哲学探寻录》，《见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李泽厚《关于主体性论纲的补充说明》，见《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66页。

[8]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2001年版，前引书，141页。

[9]同上，317页。

[10]参见《美学四讲》“艺术”章。

[11]李泽厚《美学四讲》，见《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494～495页。

[12]［法］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106页。

[13]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2001年版前引书，，139页。

[14]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2001年版，139页。

[15]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516页。

[16]参见《美学四讲》。见《美学三书》498～501页。

[1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三联书店2003年版，262页。

[1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三联书店2003年版，263页。

[19]参见李泽厚《实践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55～72页。

[20]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22页。

[21]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243页。

[22]李泽厚《哲学探寻录》，见《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27页。

实践美学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古典美学；油画教学；教学实践

油画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代带入我国的，油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和探索已有四百余年，油画的本土化问题也成为各个时代重要的艺术探索方向。经过了明清及民国的发展之后，油画艺术的本土化问题逐渐由对创作技法的关注转向对内在审美的关注，中国文化中的哲学观念、美学观点正逐渐融入中国油画艺术创作之中，与油画艺术原本的西方美学观念不断碰撞和融合，成为油画艺术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古典美学对油画艺术的渗透和融合，传统儒、释、道中的美学观点被加以运用，在当代油画艺术创作中呈现出众多脱离西方美学思路且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油画作品。因此，在当代油画创作教学中，教师应当认识到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创作意识的重要作用。中国古典美学在油画教学中的融入，可为学生创新提供重要的观念支撑，同时对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特色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中国古典美学与油画创作的结合仍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以进一步优化教学实践。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追求

中国古典美学的概念大多是基于《道德经》所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中国古代哲学观，相较于油画艺术原本的文化土壤——西方哲学所主张的“二元论”，其在根本上形成了油画艺术与中国文化的隔阂，也是油画艺术在中国本土化发展所应面对的根本问题，即画家需要减弱或消除油画艺术形式与中国美学之间的疏离感。对此，应当首先认识到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意识和整体思路。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以先秦老子为代表，主要围绕所谓的“道”“气”“象”，即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而展开。以“道”为宇宙的原始混沌；以“气”为“道”的有序规律，划分阴阳，即万物的生命；以“象”为万物的形式和内容，是“道”和“气”的客观呈现。后世发展大都循此而释，在基于宇宙观的基础上探寻自然规律或追寻人生理想，强调共性的思考，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基本的审美意识，形成了对美的追求。在审美追求方面，可以《易传》为代表，其强调“立象以尽意”，从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中能够看到，自三国两晋始，从人物画到山水画，中国传统绘画的演进是由“形似”向“神似”。例如，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笔不周而意周”的艺术创作理论，宋代梁楷的“减笔”技法，这些审美追求的演进和发展多源自于“立象以尽意”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追求始终以“尽意”为目的，而“再现”则多是阶段性的过渡存在。这一观点在唐代至元代的绘画发展中均较为明显，成熟的绘画技法满足了“再现”的需求后，进而转向对“意”的抒发和表达。相较于西方，在哲学思想“二元论”的基础上，西方绘画以一种接近“钟摆理论”的状态发展，即围绕一个中心值在一定范围内作有规律的摆动，但这个“中心值”似乎更倾向于物象的“再现”。如果简单地将中西方美学观点进行对比，最直接的差异或许就是“尚意”与“尚形”的区别，以及“共性”与“个性”的差异。西方绘画在近现代之前，似乎更忠爱对“形”的追求，围绕造型、色彩展开探索和追寻，且极具个人风格和个人意识；而中国传统绘画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则倾向于围绕宇宙观、人生观展开探索和追寻，物象的呈现多被作为精神的外化，具有共性的思考，更强调情感共鸣。但值得注意的是，自近现代以来，西方绘画所呈现的精神外化趋势与中国传统绘画具有相近的审美意识，且更为激烈和彻底。而回观中国传统绘画，始终在“形”和“意”之间处于一种平衡，这或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的“中庸”有所联系，但也体现出了一种滞后感。当下绘画艺术发展已呈现出新局面，因此，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一方面要加以明确，使其为油画教学的审美培养和创新提供思路；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古典美学的时代滞后性，应以“借古开今”的教学思路对其进行创新，将其更好地融入油画教学之中。

中国古典美学在油画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1.为油画本土化创作创新提供思路数十年来，中国的油画创作发展已形成规模和体系，优秀的高校师生作品层出不穷，西方油画教学体系中的造型教学和色彩教学在国内已形成极为成功的教学模式，油画基础教学中对于线条、结构、光影、空间、材料、技法及色彩的研究，以及在各个方面的深入和细致程度甚至超越了西方的油画教学体系。但关于中国油画本土化的问题仍是国内油画创作发展的一个瓶颈，[摘要]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中国油画的发展问题，同样也是油画教学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当代油画创需要在油画创作教学中给予重视。中国古典美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将中国本土思维方式下形成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用于油画创作实践时，应以新的思路，从审美层面出发，审视油画艺术中的西方美学观念，赋予油画创作新的美感和审美追求，即在意识层面建立油画创作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联系与结合，让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审美追求在油画艺术中得到呈现。2.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学生的知识积累比较薄弱，认识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导致学生普遍具有直观式审美的情况，对油画创作的技法和画面的直观感受过度重视，而对于作品创作过程中关于美的来源的深入思考较为缺乏，对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没有系统的认识，以致多数学生止步于无意识或直觉的创作，仅停留在经验主义阶段。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出现了因过分追求西化，而缺失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和特质的现象，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抵触情绪，认为传统文化“俗”“土”“僵”，仅一味地追求西方所谓的自由文化、个性文化，对美缺乏科学的辨别和思考。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学生的审美意识缺乏、审美水平不足，在此方面需进行着重培养，应让学生明确审美的相关内容，正确认识对于美的把握，树立系统的审美意识、审美追求、审美领域、审美视野，这样将有助于学生科学思考创作方向，形成正确的创作构思模式和习惯，进而提升审美水平。中国古典美学是由中国传统哲学萌发的思想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和熟悉感，相较于西方美学观念，会更容易接受。数十年来，我国油画艺术的本土化创作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但能与中国本土文化根脉产生密切联系与共鸣的作品不多，多数作品仍停留在文化图像的迁移阶段，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难以突破油画自身的西方传统。中国古典美学可拓宽学生的审美思路，有利于引导学生对油画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展开思考，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审美水平，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画作品。

中国古典美学融入油画创作教学的路径

1.以美术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在油画创作教学中，学生对美术史的了解程度与其审美水平具有密切的正比关系，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美术史的学习，以及对历代优秀作品的钻研能够让学生建立基本的对于美的初步认识，形成良好的审美品位。良好审美水平的建立，反映在学生的创作实践中，可有效保证学生的创作美感，能从作品中直观反映出类似于名家名作在形式上的美感。这一点可在近年来各大院校的毕业展览中看到，各作品在创作的风格样式、技法运用、色彩表达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对名家名作的学习，如安格尔的人体曲线、米开朗琪罗的素描结构、现代主义流派的色彩和抽象意味等。因此，提高美术史的教学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古典美学教学的发端，需要以美术史教学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让学生在较高的审美水平基础上更轻松地接受中国古典美学。2.以中国古典美学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将中国古典美学融入油画创作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油画艺术本土化发展，在教学上形成良性的、具有中国特色油画创作的思路和体系。中国古典美学中所涉及的各时期的各家观点，本质上是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精粹。让学生在教学中接受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观点，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所萌发的审美意识，使其在油画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具有系统化的创作思路。3.以优秀油画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追求美术史和中国古典美学的内容多以理论教学形式教授，因此在实践教学方面，教师要以更清晰的方式和途径对学生加以指导，用优秀的油画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追求。所谓优秀的油画作品，主要指中国优秀的本土化油画作品，此类作品代表了中国油画发展的趋势，如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这些作品能够直观地引导学生进行创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引导：一方面是通过画面让学生直观了解创作实践中的可行方法，在构图、造型、色彩等方面有所借鉴；另一方面是学生可通过优秀作品感受创作者的审美追求，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将学生的审美追求从西方的自由、个性，引导到中国的民族、共性的审美上，使其在思考和感受中国油画本土化的发展时更注重内在精神。

结语

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问题，本质上是中国油画的发展问题，同样也是油画教学中应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油画本土化发展中，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对于油画艺术的本土化发展是不可忽视的内在“灵魂”。对于油画教学来说，虽然中国古典美学的部分内容并不适合于直接融入油画教学之中，但可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培养学生的审美观。中国古典美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审美意识、审美追求等具有较高的价值，同时，其在油画艺术的本土化创作和创新方面能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思路，使中国特色油画创作取得不错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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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美学范文篇4

一

“实践”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建构中最为耀眼无与伦比的词汇。当年从“实践”出发建构的实践美学曾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发展具有决定性或根本性的意义，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迈出了极其关键性的一步。后实践美学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孰是孰非、评价如何是一回事，“实践”本身的真理性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因此，“实践”这个美学的“基点”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而这是由“实践”的特殊本性所决定的。那么，“实践”究竟具有何种特性和品格呢？这里，我们必须真正回到马克思、真正回到“实践”本身、真正回到“实践”的现实，才能真正完整准确地把握“实践”的特性和内核。

在规定“实践”之前，有必要先看看“实践”不是什么。这更利于问题的呈现和解决。

“实践”不是一种纯自然的本能活动和行为。“实践”不只是有理性的行为和活动，同样也包括人的自然的本能行为和活动。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自然本能活动决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纯粹自然的本能活动和行为。“做梦”在人们看来是人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本能的所谓“无意识”的无法控制的活动，但依然有着人类所特有的意识蕴涵其间。

“实践”不是一种纯物质的生产劳动行为。一般而言物质生产活动好像只是将客观的物质实体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物与物的关系，其实不然。任何一种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都蕴涵着某一特定人类的精神的、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在物质生产的前期或过程中都有其精神的意识的思维活动伴随着。

“实践”不是一种纯粹伦理道德关系行为活动。“实践”包含着或应有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行为活动。伦理道德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但不能说实践就是伦理行为活动。如“君臣”、“父子”、“师生”等最为普遍的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在“真理性的”“实践”被“遮蔽”的时候，“实践”者有理由和义务去打破这一伦理道德关系。于是就有“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箴言。

“实践”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空想”“和“建构”活动。“实践”内涵着人的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思维活动，但决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只要一谈到“实践”就首先要考虑到主客体关系。这是由人的内在本质特征（本性）所决定的。人永远是社会的人的存在、无法脱离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存在而去进行所谓的“空想“等纯粹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精神活动都有其最终的客观现实基础。

“实践”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行为实体。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实践”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存在的方式和事实。“实践”充分地体现了人所特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实践”是一个开放性的视域，不可能是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高高在上的实体。因此由“实践”为核心的体系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或结构方式，永远指向未来。

看来，“实践”是自然本能性与超自然本能性的统一体、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统一体、是道德性与超道德性的统一体、是静态的客观事实与动态的发展态势的统一体。“实践”有哪些基本的规定性呢？

“实践”的批判性或否定性。人类的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都已雄辩地证明：每一新的“实践”都是对原有“实践”的“批判“或“否定“，是对原有“实践”的发展和完善。从历史事实而言，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的新的“实践”对原有“实践”的“否定“或“批判“。比如“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对原有的“工业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乃至“采集经济时代“等原有的“实践”的“批判“或“否定“，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全面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全新的发展阶段。就理论研究而言，任何一个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实践”体系的出现，都是在原有理论“实践”基础上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就是在亚理士多德以来的“实践”理论的基础上的改造、批判、否定和发展完善。“实践”永远关注人的或人类的现实并指向未来。“实践”的最基本品格就是“批判“或“否定“。

论“实践”与中国当代美学建构

“实践”的创造性。“创造性“是人的最为本质的、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性因素之所在，是人成为世界万物之灵的基本原因。人类的依赖自然、模仿自然的因素固然重要、不可或缺，但人类的创造更具有能与上帝鬼神相匹敌的威力。试想若没有人的创造性的“实践”，哪有世界上的各种奇迹，哪有向人类敞开的“意义世界“。

“实践”的价值性。“实践”是具有价值性的，而价值有正价值和负价值之分。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利的“实践”就具有正价值，而那些反人类或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实践”就具有负价值。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个体）的“实践”就是在这种矛盾悖反的价值性的激烈斗争和痛苦选择中进行的。无论是整体人类，还是个体人的存在都更趋向于正价值的“实践”，而反对或排斥负价值的“实践”。自席勒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这种负价值“实践”的忧虑和批判以及对人的特别关怀，就充分体现了人类的重大的价值选择。

“实践”的自由性。从本质上说“实践”是人的区别与一般动物的那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活动或方式。有“实践”，才会有人的自由可言。人的自由也就体现在人的“实践”对现实、对历史、对自然的不断超越之中。正是“实践”的超越性，人才有了历史、有了相对独立的思想、有了照亮世界的能力；正是“实践”，世界之为世界的意义才真正为人敞开，也才有“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论文论“实践”与中国当代美学建构来自

“实践”是物质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的统一体，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过程。可以说，人是“实践”的动物。只有用“实践”才能从本质上阐释人的意义、真正揭开“人之谜“，同时也是“美之谜“真正揭橥者。

二

上述对“实践”的完整准确的把握、阐释和规定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要真正超越现有的实践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等派别，必须以“实践”为“基点“建构起“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以消释当前美学研究中的偏差。为此，我们倡导建构“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那么“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究竟有些什么内涵呢？也就是说，这种“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学体系呢？简单地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以完整的人的生命存在为目的，充分吸纳现当代中外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中国传统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美学观念而建构起的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的开放式的“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这一美学体系的建构主要依据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实践”和“人生”是本体系的中心或核心范畴。在这一体系中，“实践”和“人生”属于同一序语，可以互通或互释。“实践”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具体化或事实化；而“人生”也只能是“实践”的“人的生命存在“。这样就把美学定位为“为人存在“的学科，杜绝了那种将美学泛化为“动物也有美学“等倾向。“人生”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形式。就整体的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而言，个体的“人生”既有性质的不同，也有层次的差别。但就个体的心理的理想追求而论，每个个体的“人生”又具有同质性或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个体对美好未来和幸福生活的主观追求中。在社会现实中，这种“主观追求“不可能都得到实现，在这种追求中不可能都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生”的价值悖立现象。人毕竟是社会的人，总是生活在个体感性的扩张与社会历史现实的“遮蔽“矛盾之中。但人自身又总是在消解旧矛盾之中制造新的矛盾。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人生”才更加显示出极大的魅力或美感。这种“人生”也就是“实践”的品质或特性。“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就是围绕着“人生”或“实践”的这一矛盾统一体展开其学理之思的。

其次，“完整的人的生命存在“是“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如前所述人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生命体。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溶自然性、非理性、道德性、社会性、价值性、超越性等性质为一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复合生命体。因此，美学研究必须将人的这种复杂性充分加以考虑。就人的动态过程而言，人的审美是随着人的实践而同步发生和发展变化的。从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命存在“发展进程（无论是人的类还是人的个体）来看，只要有人或“实践”的人就必定会有审美的发生。而审美的发生是与“实践”的人的审美需要同步进行的。但是人的审美需求有着发展阶段的差异、有着层次的区别、有着量和质的不同等。这就如同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就历史和现实逻辑而言有生存、发展和享受等三大需要。在这三大需要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审美需要。一般而言，生存需要阶段有着该阶段特有的审美活动方式或需要，但相对于发展阶段和享受阶段，人的审美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内容上不那么丰富、形式上也比较单一化等。随着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人的生存与环境的不断进化和人的审美触角的不断延伸，人类就有时间有精力更加丰富多彩地、更加直接地、更加便利地从事着审美活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人的实践和存在方式之一的“艺术“及其发展史获得极为具体的现实的感性说明。就人的静态方面而言，人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结构体。审美活动在人的这种结构体中同样也呈现出非理性、理性甚至是超理性的样式。因此，在“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体系中，审美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表现为多层次多结构的态势。就最基础的层次而言，审美呈现为感性的形而下的“意象“情态。最高层次则显现为理性的形而上的或超越性的“境界“样态。当然，无论是“意象“状态、还是“境界“状态都是内在于人自身的，是人自身“实践”性质的体现。

论“实践”与中国当代美学建构

再次，“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要大力吸收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当代中西方美学研究成果。二十世纪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中国美学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如西方的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以及后现代美学等对美学学科的学理建设具有极大的推进。中国美学如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以及以传统中国美学为基点的意象美学、和谐美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发展，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美学的多元趋向，使中国美学真正开始走向美学的本体之思。同时有些美学大师的美学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如宗白华先生的美学对九十年代中国美学的转型（真正关注人本身、摆脱那种非学术的干扰等）所具有的巨大学理意义，是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者必须加以认真思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就是对宗先生美学意义的新推进。

最后，“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永远面向人生现实、面向未来，时刻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时刻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着世界的发展。只有这样，人的一切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审美。那种“意象“和“境界“等世界的“本真“、“天人合一“以及“共产主义“等意义才会充分显现。

总之，真正回到马克思、回到“实践”本身、回到“实践”的现实、回到“人生”，以“实践”或“人生”为“基点“建构的“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应该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新突破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之一。

参考文献：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第一版。

阎国忠：《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叶朗主编：《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版。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J]载于《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实践美学范文篇5

【论文摘要】：生态困境是人类工业化历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一问题一方面构成危机，另一方面又引导着人们视阈的扩大。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基础的美学体系，实践美学内涵着阐发生态问题、拓展生态维度的思想机理，并将随着代表时代主流的生态科学与观念更新自身，在发展中坚持。当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最新成就，成为自然的最高价值所在和人类的最高价值所在，人类第一次能够跳出生态之外，以整体的眼光看自然，以他者的视角体验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万物，将审美的视野扩大到不可全见的整体生态系统。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哲学本体论是有关存在及其本原和方式的理论。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基础之上的体系，实践美学是以人类探索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逻辑起点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众所周知，大自然是诞生人类的本源，而实践作为本体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人类能够以属人的方式在自然中存在，以及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关于人类的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归宿，并蔓延至与人类有关的所有现象与过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对马克思"自然人化"、"自然向人生成"伟大思想的继承，实践美学内在地具备延伸生态问题的基础。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实践方法论、实践价值观、实践发展观等有机关联，共同成为生态维度阐发的更为直接的的中心。

从实践本体论来讲，实践美学充分肯定自然对于人的本源性、先在性，并认为肯定这一先在性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刘纲纪先生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一书中对此作出过重点论证）。与生态中心主义不同，实践美学并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停滞不前，而是将这一前提性辩证地融合到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为起点的实践本体之中。将"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实践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①实践美学认为自从人类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相对独立于自然，自然界对于人类与自身都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自然界不再是一个自在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从自然的混沌中分离出来。自然整体的流变由以往的单一性存在进入了与人类形成对象性关系的历史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分离意义上的沟通正式开始。人类首要的生存内驱力引导人们进行自觉的物质生产，靠劳动与自然交换获取生活资料。这一生存发展的前提确立了自然生态保护的最基本层次：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人类能够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同自然交流并最终达成一致。在保障人类基本生存繁衍需求与条件的基础上，人类必须将自身行为（包括物的生产与自身生产）建立在不破坏自然整体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人类正当需要与非正当需要的范围，建立以生态平衡为标准的超越一己目的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

就实践辩证法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伊始，即以实践为本体的现实性割断了传统主客二分对立的脐带，清除了自然本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将二者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人类实践将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振相关联，两种关系互为逻辑前提与条件，互为因果与目的，并且在实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实践美学从人与社会与自身之间的实践关系（劳动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实践，处理和表现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深层内涵。这就是说，所谓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实际上乃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②因此，从根本上说，正是与三者关系的综合才决定了人类处境的真正本质。当代生态人文研究，多从自然整体性出发，洞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而忽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对于生态和谐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作为价值观的道德的"软性"作用忽视了政治、经济、技术模式的"刚性"效力。在追问生态危机的社会及人性根源，呼唤生态人格的今天，实践美学这一辩证关联的深层内涵，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深入认识，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生态化改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发展观来看，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向人生成，在这一过程"人类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③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双向对象化关系。④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依赖自然求生存，工业社会，人类逐步建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在新的意义上开始与万物的沟通。但随即而来的是单向的"自然人化"导致的生态危机，正是在对这一危机实践根源的探求之中，包含人类学内容的自然界才将其生态内涵逐步向人们敞开。由此可见，自然美的追求、生态美的论证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或者对达到某种自由有了新的实力之后，新的审美现象的历史展现。是"人化自然"的辩证内涵经历了"自然的人化"单向过程之后，其"双向对象化"内容的全面展开，并突出表现为特定生态时代的"人的自然化"方向的凸显。

从实践认识论来看，实践唤起了人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意识，形成反思自然与自身的特有能力，即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正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思维与存在辩证地同步。与生态中心主义重点批判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不同，"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指出人只有在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认识外部物质世界，这时，它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把人所生活的外部物质世界同人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的错误观念。"⑤人类与动物不同，能够兼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⑥尺度是人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所总结出来的测量客观事物的标准。生态观念的形成正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万物尺度的新认识。在对尺度的对象化认识当中，人类通过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生态现象反观自身、认识自己，在劳动中按照生态的规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生存目的和要求与这一规律性认识相结合，即是人类以其主动地"自然化"认识、实现自己的表现。而生态美感的形成，同样是人类兼及万物的尺度而达到某种自由认识水平的产物。就实践提升为美的自由理想而言，自然孕育人类的超然的无限性与人类追求自由理想的潜力相互发掘（启示）构成美的追求无止境。这一以物质生产为起点的过程反复循环，不断上升，人们就不断创造出了更新更美的生活，也不断创造出更新更美的艺术。"马克思说得好：只有通过客观上展开的人类生活的丰富内容，才能使人的主观感受性丰富起来。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发生多方面的丰富关系。"⑦生态意识正是人与自然丰富关系的体现，而在生态关系的视阈中，实践的自觉与自由，都离不开对对象性前提的遵循和掌握，只有真正认识和遵循生态规律的终极性内涵，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化实践的自觉。仅仅靠人类自身达不到真正的自由，人能够欣赏整体生态以至超越一己包容自然整体的生命，正说明其自由能力与自由度的提高，说明了人与自然共有的无限。尊重生态高于人类的系统法则，强调对于土地、大自然的热爱，并以此追求与自然统一意义上的人性的完善，正是新时代"天人再合一"的人类理想的表达。这一理想与实践美学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完全一致，最终目标都是对于"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塑造，即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在社会实践中和谐统一的美好理想的最终实现。

生态维度的拓展将以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以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将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论法纳入到生态问题研究，探讨生态问题的解决以及生态审美观确立的途径，从生态问题与生态学科的启示出发追寻审美活动自身应具有的生态特性，实现生态观念与审美活动的原生特性之间的两极融合。并通过其生态维度从另一途径（人与自然）探索实践美学最终目标--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一个人，这也是生态人文学者在人与自然达致和谐的基础之上所最终关注的最终对象。

注释：

①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54-155页.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33页.

④参见张玉能.《实践的双向对象化与审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辑.

⑤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⑥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⑦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实践美学范文篇6

关键词音乐美学；实践形态；理性；感性；形式；现代

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从1885年奎多.阿德勒的《音乐学的领域、方法及目标》出版才基本成形。音乐美学的名称，最早出现在舒巴尔特死后出版的《论音乐美学思想》一书。真正的音乐美学著作的出现是在19世纪下半叶。

音乐美学是研究音乐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学科，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也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它作为一个系统，不仅仅是美学与音乐相加的结果，它的本质的特点是音乐的特点和美学思考的相互渗透。

音乐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日月轮回，历史是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因而人在精神上的需要不是一个定值，不同的历史时代对文化的要求也不同，因而孕育了丰富的艺术，在音乐方面也就形成一定的音乐美学。西方实践形态的音乐美学主要表现在：理性主义美学、感性主义美学、形式美学、现代美学等。

一、理性主义美学

文艺复兴以来，在音乐领域中作为人文主义而兴起的，首先就是理性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古典乐派的作曲家们，广义的包括巴赫，亨德尔以来的古典乐派，狭义古典乐派专指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曲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即法国1789年革命前后，他们的思想观念受到文艺复兴时自由、平等、博爱、争取人权思潮的影响，作曲家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首先是尊重人权，反对神权，反对君权神受，虽然西方的音乐多源于教会，但宗教题材只是外衣，人文主义才是内容，禁欲主义不准人表达感情，而巴赫的音乐就是要表现喜、怒、哀、乐，他的作品常常闪烁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深刻的反映了在使德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三十年战争，处于封建割据局面和贫穷落后状况下的德国人民感到痛苦压抑，期望和平统一的心态，他把人作为音乐的主人，不追求彼岸世界进入天堂，而是追求今生今世的幸福，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争取自由，争取更美好的生活。在个性解放上不仅在于内容方面，也表现在艺术的个人独创性，在艺术上是个划时代的特征，维也纳乐派活在个性意识觉醒的时代，例如海顿，18世纪70至80年代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的猛烈冲击。海顿在狂飙思潮的影响下，作品中出现了强烈的感情表现，例如第44(1772)、45(1773)49(1768)和52交响曲作品的规模较大，主题的气息比较宽广，快乐章常从威风凛凛的全奏开始，象是在大声疾呼，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侧重于感情的表达，乐观、风趣，轻松是他音乐的个性特点。而贝多芬则以英雄性与戏剧性见长。贝多芬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具有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激起了他的满腔热血，最初，他把拿破仑当作摧毁专制制度，实现共和理想的英雄，写了一部《拿破仑.波拿巴大交响曲》后改为《英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1808)称为《命运交响曲》，因为贝多芬对他的朋友兴德勒提到开头四个音符时曾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这部作品是人民群众向专制暴政进行英勇搏斗的战斗和凯歌，表达了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的光辉思想，它最代表法国革命的叛逆精神，他集崇高与平易，豪放与优美，粗犷与细致，热情与理智，英雄与诗人，悲剧性格与乐观精神，深刻心理体验与哲理思考于一身，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正是他的精神和音乐鼓舞了一个时代的人们，也将一直鼓舞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虽然现实社会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已不在有炮火和硝烟，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以新的音乐发展内容，也就是音乐美学的延续性。

二、感性主义美学

无论是那破仑的热政及其发动战争的侵略，还是封建王朝的复辟，都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人们曾经寄予极大信赖的理性，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信仰危机面前，人们自然转向于在感情上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由于进入了一个苦闷的时代，就导致了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阶段，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没有改变，但浪漫乐派的作曲家们崇尚感情，并表现在他们的音乐实践之中，从内容与形式的协调走向了内容突破形式，表达功能压倒结构功能，为表达感情需要可以突破的，音乐语言从清晰走向了复杂化，突破了稳定特征功能性和声逐渐以色彩性技法代替，例如，法国作曲家埃克托尔.柏辽子(1803--1869)他的一部规模最大的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交响曲。全曲按戏剧情节构思，分为三部分，分别描写械斗、幽会和坟墓三个场面。他把人声(独唱和合唱)加进了这部交响曲，把声乐、器乐和戏剧熔于一炉，他是浪漫乐派作曲家中创作标题音乐的健将，他的交响曲包蕴着烂漫主义音乐的各种特征；内容是自传性的，强调个人的自我表现；随机应变，充分发挥交响乐队中各种乐器的表现性能，以满足抒情写景的技术要求，除这以外它还强调现实性，客观性走向了强调精神性，主体性。浪漫乐派比古典乐派更强调揭示内心世界，更具体地发展个人自传性抒情性，幻想性，历史题材，神话题材与借古喻今得到很大的发展；在那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就是民族战争频繁，民族矛盾尖锐化，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因而从重视民族性走向了突出民族性，并且追求音乐的社会功利性；他们追求个性解放，群众性与艺术独特性结合，提倡音乐作品的标题性与综合艺术，因而感情美学是理性主义美学在某一特定时代的特殊表现。

三、形式美学

1892—1894年，印象派诞生，德彪西与印象派的画家莫奈等人是好朋友，再一方面受到以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梅为代表的印象之一诗歌的启发，印象主义诗歌力图用扑逆迷离的语言暗示隐藏在现实世界背后的理想世界，印象主义音乐和印象主义诗歌一样，不是用组织严密，条理清晰的音乐语言表达意，而是用恍恍惚惚、松松散散的音乐氛围来暗示和象征，它强调内容美学转向了形式美学，它音乐的独创性，艺术性，形式美，主要表现在要求音乐去表现足迹，芳香等等。从现象就是本质，就导致了题材就是内容，因而我们不能用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观念来理解印象主义作品，例如印象主义特征在拉威尔的早期作品中比较明显，他的《水之游戏》和德彪西《意象》第一集中《水中倒影》都是描写水的印象主义的钢琴珍品。在德彪西的前面，拉威尔的创作比德彪西广阔得多，他除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外，还有如《鹅妈妈》组曲一类的童话题材作品；印象主义者认为创造形式美满足审美追求才是艺术目标的，所以印象派的音乐是冷静的。强调审美的“静观”态度，并且，他们认为艺术创造必须求新，否则没什么意义，印象派把听觉与视觉之间的通感或统觉推向了极端。

四、现代美学

历史上的每一个新乐派的兴起，往往都是从旧乐派中孕育出来的，艺术具有继承性，也在继承的基础发展形成新的艺术形态，现代音乐是一个不断变迁的概念，而且不是一个乐派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勋伯格是新维也纳乐派的代表，他把12音体系把不同音高的音编排成12音列，是序列主义音乐的滥触，1928年韦伯恩在《室内乐队交响曲》中把编排12音序列所依据的音乐要素，从音高扩大到音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序列主义音乐进一步向整体序列发展，编排序列所依据的音乐要素扩大到把音高、时值、节奏、速度、力度、密度、音量、音色、起音、音区分布都包括在内，如布莱兹在为两架钢琴创作的《结构I》中用音群技术处理《时值和力度的模式》中的12音音高序列，其中组成整体序列的是一群群有共同特性的音；20世纪50年代，凯奇发明了偶然音乐或机遇音乐，他认为生活就是音乐；在前卫派看来，判别艺术的价值，主要不是看创作的结果如何，而在于“意念”的独创性，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审美追求：新、怪、曲、难，这都是在探索过程中的实践形态的具体特点。

艺术——从人类社会实践之中萌芽，就进入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音乐、舞蹈、劳动三位一体到今天种类繁多，体裁各异的艺术形式，都显示了艺术发展嬗变的轨迹，纵观艺术的发展史时，最突出的印象应该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时代交移，质文代变，”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学，艺术在内容、形式、风格诸多方面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在小的方面来描述这样的变化，正如我以上谈到的实践形态的音乐美学，从理性主义美学到感情美学到形式美学，再到现实美学，这样的发展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因为艺术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和革新性，每一时代都必须接受前一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而前一时代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又对新的时生一定影响，从而使新的一代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性质。

生无涯，固艺也无涯，每一个时代孕育着不同的音乐美，因而，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创建适应当代需求的新文化，以人民大众的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让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

参考文献

[1]周畅.音乐与美学[M].京华出版社，2001.

[2]王朝闻.美学概论[M].人民出版社，1981.

实践美学范文篇7

关键词：劳动美学；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

艺术追求美，“以美育人”是高校艺术类专业建构的重要内涵；劳动创造美，“以劳育人”是推进新时代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因此，全面加强劳动教育和美育相融合是构建新时代高校艺术类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高校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为指导，结合艺术类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专业特色，积极探索“以劳育美，以美育劳”的双向协同育人路径，实现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劳动实践与专业理论相结合，不断完善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和美育课程体系；借助互联网，拓展劳动教育新场域，多方位、全方面构建高校劳动教育实践平台，以达到劳育和美育的最佳育人效能。

一、劳动美学的基本内涵

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主观见之于客观最直接的过程。人类的意志、情感、思维、才能等通过创造性劳动形成了客观的劳动产品，在此过程中劳动创造了美———为人类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审美客体即劳动产品。而且在此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思维和才能都会不断完善，其过程也是作为主体重新塑造的过程。

（一）劳动创造了美

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过程中审美关系以及美的规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美发源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劳动不仅使人从动物中区分出来，而且还创造了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状态。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亿万劳动者也正是在辛苦的劳动中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遗产。劳动创造美的过程不仅仅是追求对自然的人化，创造具有人化特征的对象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过程中蕴含的情感、价值取向等内在美。“劳动创造美”为人类探索美、解决美学诸多问题提供了基本线索。

（二）劳动改造了产生美的主体

对于生产劳动者而言，在创造性生产过程中，其情感、态度、价值观、思维和技能都转化为物质性的劳动产品，也会在人类追求美的过程中日趋完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就是人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将自我意识融入其中，进行自主性创造的劳动。在此过程中，劳动为个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情感、态度、智能以及体能等个人本质属性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劳动对于人而言也就不再是痛苦的，而是快乐的，人可以根据自我意识创造美，劳动的过程也就成为了创造价值和美的过程，人的审美情趣和对美的理解以及表现力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当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时，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审美作用和审美价值将更加会有质的飞跃。因此，生产劳动过程美化了劳动主体，劳动创造美和劳动者审美统一于创造性劳动过程中，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美的基本内容。

（三）美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是建立在劳动异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人的本质力量贯穿于劳动美学。马克思认为：“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那么人的“内在尺度”就成为了马克思劳动美学的理论出发点，而人的“内在尺度”是具有思维的，人能够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将“内在尺度”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进行劳动产生一种对象化的物———美。劳动的过程必然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人类发展的总体尺度决定人类劳动进行美的创造是为了人类具有更好的生存状态。人类创造美的过程必须符合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劳动创造美是人的主观性和客观规律相结合的过程。

二、劳动美学融入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不仅深刻揭示了美产生的根源、本质及其规律，形成了劳动美学这一新的美学理论，而且深刻揭示了劳动在人类及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成为当下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新时代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必然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相连，将劳动美学融入到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也是发挥其“以劳育美”综合育人价值的过程。

（一）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②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力量，正是这种基础性力量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劳动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科学地将劳动教育纳入到了学生的素质教育体系之中。唯此，将劳动美学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就有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即劳动美学与劳动教育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

（二）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的实践逻辑

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过程就是其将所学的艺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是艺术类大学生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第一，艺术创作的过程深刻揭示了何以产生美的首要条件。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美产生的来源，那么产生美的首要条件，就是具有类本质的人，即“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③而大学生艺术创作过程中就必须紧密依靠人发达的大脑、灵活的双手等，这些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就是艺术类大学生在反复的艺术创作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肌肉记忆，并逐渐内化为人的内在技能属性。第二，艺术创作的过程深刻揭示了劳动创造美是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真理。美是依托于一定的对象物而客观存在的，艺术创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劳动的过程，其最终呈现出来的艺术作品也是展现艺术美的对象物。基于此，劳动实践过程特别是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为揭示劳动美学的内涵提供了实践境遇。

（三）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

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教育的优良传统，并在推进劳动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群体中建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夜校，对广大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宣传，唤醒广大工人群体的劳动自觉，反对劳动奴役。这一时期劳动教育旨在唤醒广大工农群众的劳动革命热情，树立劳动最光荣的意识。这一阶段虽然没有提出劳动美学的理念，但劳动光荣的思想以及对劳动本质的探索已经蕴含着劳动美学的胚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百废待兴，劳动教育就紧密地和生产技术教育相融合，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将“美学”置于物质生产体系之中进行研究。④基于此，我国提出了劳动教育应该注重综合生产技术的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工农生产技术的基础性教育，当时我国的劳动教育具有苏联劳动美学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建设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对人才的需求，为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国家审时度势地将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培养人的目标，并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把美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明确提出“劳动最美丽”“以劳育美”的劳动教育理念，将劳动美学与劳动教育紧密结合，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发挥劳动教育的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撑。回顾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将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体系之中，是在对劳动教育不断探索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并对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四）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劳动教育不仅需要深刻把握其思想认知目标、情感态度目标、能力习惯目标，更需要立足于育人选才的目标，发挥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这就需要从学生的认知与能力入手综合施策，深化学生对美的本质、审美观、审美价值观的认知，提升学生创造美的能力和手段。学生关于美的认识取决于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所传授的思想和理论，而劳动教育就是学生将所学的理论与思想外化于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劳动美学所蕴含的关于美的根源、美的本质以及美的规律就将是高校劳动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艺术类大学生的创作劳动更是展现美的创造过程，其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观等美学理论修养，其创作劳动的过程也是学生审美情感和艺术表现力培养的过程，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学生关于美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理论功底。基于此，将劳动美学融入劳动教育也就成为发挥劳动教育综合育人价值的现实所需。

三、劳动教育培养艺术类大学生的实现路径

劳动美育是艺术类大学生培养过程中“以劳育美”和“以美育劳”相融合的过程，是以培养美的创造者和审美者为主要目标。首先，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过程就是通过劳动创造社会主义艺术作品，推动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发展；通过加强创造型劳动审美观的培养，培育精益求精、求真尚美的艺术作品创作精神。其次，通过将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艺术类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高校在构建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实施体系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拓展劳动课程实践内容，培养一批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艺术专业水平的实践型师资队伍，整合网络空间的劳动教育数字资源，通过与政府、企业、社会群体的合作构建劳动教育实践平台，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一）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教育教学过程的主线和核心，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施应该基于系统的课程体系基础之上，既是一个分阶段又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以此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构建切实可行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一是需要开展广泛的调研，了解艺术类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劳动课程体系的设置应该契合学生的发展规律，贴近学生的实际，以此增强课程的针对性；同时，教育还承担着为国育人选才的重任，因此劳动教育的课程设置还要符合国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广大艺术类大学生未来将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要建设者，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须围绕培养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中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特色与特点融入其中。二是艺术类大学生劳动课程体系的设置不仅要与劳动教育、美育相融合，还需要同专业艺术课程相贯通。在课程设置过程中，需要汇同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综合研讨、系统谋划、科学规制，做到课程设置既能落实、落细，又能符合专业要求，达到劳动美育的最终目的。总之，构建完善的劳动教育课程实施体系是高校针对艺术类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关键，应立足于当前的实际情况，整合教学资源，把握学生成长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真正实现“以劳育美、以美育劳”的双向融合、协同育人目标。

（二）培养专业的劳动教育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是高校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直接关系到课程实施的效果，组建一支具有良好育人涵养的教师队伍是推进劳动教育的固本之策。其一，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艺术专业素养。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应该与其专业紧密相结合，具有较高的艺术专业素养将是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教师的基本要求。其二，劳动教育作为一门以劳动理论和教育理论相融合的实践课程，其本身就具有系统性、学理性、实践性等学科特色。高校的劳动教育课程教师应该熟悉掌握劳动教育的规律、原则、方法，明确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教学要点，具备较高的劳动教育课程专业素养。其三，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课程还涉及德育等相关教学领域，如何发挥劳动教育“以劳树德”，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育人功能，如何深刻把握劳动育人规律，做好“课程思政”这篇文章，也是艺术类大学生劳动课程教师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总之，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是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内在要求，高校在组建专业教师队伍的过程中，一是要注重选拔，要在校内外广泛遴选一批专业素养高、实践能力强、对劳动教育充满热情的教师；二是要注重培养，根据不同教师专业背景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搭建培养教师劳动教育综合素养的平台，通过教学培训、专业拓展、实践研讨等方式提升劳动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三）赋能创新的劳动教育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拓展了人的行为活动范围，也为高校实施劳动教育带来了新的内容、资源和平台。在网络时代，劳动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特征，创造性劳动将是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使得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但网络空间所充斥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又冲击着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观，特别是独具个性的艺术类大学生更易受到各种非主流网络思潮的冲击。面对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主动作为，拓展劳动教育的网络空间阵地，探索网络空间劳动教育新模式。首先，利用网络空间平台资源优势，打造移动数字化网络课程平台，通过网络课程对艺术类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整合网络资源优势，利用劳动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杰出校友的成长史等案例，从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情理交融的劳动价值观教育。其次，通过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可以将劳动美学的抽象理论具体化，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劳动美学作为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核心，对中国现代艺术专业的美学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极大影响。高校利用网络平台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把晦涩的理论以具体的实例加以呈现，将劳动创造产生美的实践与劳动美学的理论相融合，升华艺术类大学生对劳动美学的理解。第三，利用网络空间技术打破劳动教育的空间限制，建设艺术虚拟仿真实验室，解决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实训场地、实训器材等多方面的限制。在虚拟环境中，学生通过对实训案例的过程学习以及实验样品的虚拟展示等，全方位理解掌握实训作品的样态，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可以根据自身的艺术创作思路进行全新的作品建构。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虚拟技术进行创造性劳动，网络技术的记录功能就能更好地展现出劳动教育的过程性、情态性、创作性，改变过去重视结果，轻过程的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有助于对艺术类大学生劳动教育成效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总之，网络空间拓展了劳动教育的模式，也有效地改进了劳动教育的评价体系，但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劳动教育也需要做到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线下教育做好基础性实践性工作，线上教育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推动艺术类大学生的劳动教育向智能化转变。

（四）构筑三维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

实践美学范文篇8

关键词：欧美；教育数据；数据隐私；隐私保护；立法与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教育信息化特别是智慧学习环境建设工作的推进，教育数据在支撑教育决策、改进课堂管理、提供个性化学习服务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各种隐私信息的泄露随之而来，隐私侵权问题成为新挑战。比如，某培训机构收集了14万条学生个人信息，在未取得学生、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拨打电话推销教育培训服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0）。又如，某大学泄露了50余名本校学生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均被一家企业所利用，伪装成在这家企业兼职的大学生，利用大学生的身份来达成偷逃税款的目的（陈禹潜，2020）。这类事件屡见不鲜，几乎成为常态。而大多数学生仍旧是未成年人，隐私数据的泄露可能会对他们后几十年的成长、就业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学生个人数据隐私的保护非常重要，也十分必要。当前，我国在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完善。宪法第38条、第40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第253条、第286条规定了对向他人出售、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网络服务者致使用户信息泄露等行为的刑罚处置。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上的数据收集、使用及保留的处理方式。2020年出台的《民法典》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明确界定。第1032条第2款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4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同时适用隐私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然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隐私保护体系，许多条文规定的内容过于抽象，难以有效执行，且存在重复、交叉，形成了多头执法和多头管理的局面（张彤，2020）。专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已经公布草案，并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但还未正式颁布。如何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关系、保护个人信息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冲突等法理障碍尚未解决（毛牧然，2020）。从全球范围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已经有数十年的经验，法律和制度较为健全。美国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隐私权的涵射范围内，其基本立场是反对滥用。从个人权益保护的角度，自然人有权选择披露的信息都在隐私保护范围之内（汤敏，2018）。欧盟明确界定了私密信息标准，原则上禁止对个人私密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种族、宗教信仰、犯罪记录、政治观点等均属于禁止收集的私密数据（张新宝，2019）。和欧美相比，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才刚刚起步，保护范围有限，相关政策法律的制定远落后于实践。与此密切相关的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更是从立法到实践都不完善。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调查国外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立法和实践现状，梳理欧美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立法产生的影响、实践中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等，为推进我国的学生数据隐私保护工作提供参考。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欧美国家学生数据隐私研究现状；（2）欧美国家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立法和实践经验与教训；（3）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研究主要从文献和案例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研究以WebofScience核心集SSC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以“Student”“Data”“Privacy”为关键词组合检索，获得相关度较高的外文文献30篇作为样本，总结国外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研究及实践现状；案例分析则基于立法模式的差异，分别选取美国和欧盟的代表性案例，介绍各国在保护学生数据隐私方面的成熟经验，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使用国际通行的术语“数据隐私”作为核心概念，对“信息”和“数据”不作刻意区分，私密信息约等同于私密数据；当自然人为学生时，即为本研究的对象“学生数据隐私”。

二、美国的立法和实践

1.联邦和州层面的立法情况。美国的政治和法律结构较为特殊，在联邦和州两级均有涉及隐私的法律和法规颁布。整个体系比较完善，但又庞杂和交叠。早在1974年，联邦政府就颁布了《隐私法案》（PrivacyAct），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侵犯。在教育领域，为了适应社会快速发展和技术不断更新的需要，联邦政府又颁布了《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FamilyEducationalRightsandPrivacyAct，FERPA），并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修订。该法案赋予家长诸多权利，如，在学生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中，家长有权审核、修改、删除数据等；学校学生个人信息需得到家长同意；使用方仅可将学生数据用于授权用途（U.S.DepartmentofEducation，2011）。该法案通过家长的介入保护了学生数据隐私，减少了信息泄露和滥用。另一个联邦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颁布了《儿童互联网保护法》（Children’sInternetProtectAct，CIPA）和《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Children’sOnlinePri-vacyProtectionAct，COPPA），以保护儿童在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安全，减少网上不良内容对儿童的影响。这两项法案规定了儿童数据的收集范围、收集方式和家长的监管权利，对教育机构和儿童主题的商业网站提出了硬性要求。进入大数据时代后，2015年FTC又颁布了《学生数字隐私和家长权利法》（StudentDigitalPrivacyandParentsRightsAct，SDPPRA），规定了第三方供应商应当遵守的数据保护标准，而且要求在收集和使用（未满18岁或未进入大学的）学生数据前必须获得家长（学生）同意，并禁止利用学生数据从事任何广告或商业活动。美国各州也颁布了州内的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法案，如密苏里州的1873号法案（HCSHB1873）、弗吉尼亚州的2350号法案（HouseBill2350）等。加利福尼亚州在2014年通过《加州电子通信隐私法》（CaliforniaElectronicCommunicationsPrivacyAct，CECPA），明确禁止科技公司收集学生信息用于广告和宣传（唐亮，2016），同年，又颁布《学生在线个人信息保护法》（StudentOnlin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Act，SOPIPA），将学生在社交媒体、互联网站点、在线服务、移动软件上生成的内容列为数据隐私，要求在线服务运营商在一定时限内删除未成年人在网页上的信息（王正青，2016）。从2013年到2019年，美国共有45个州颁布了128部与学生数据隐私相关的法律（DQC，2019），此领域的立法工作趋于完备。2.隐私保护的基本原则。1973年，美国联邦政府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部（DepartmentofHealth,Education,andWel-fare，HEW）首次提出了《公平信息实践》（FairInformationPractices，FIPs）。在此基础上，美国逐渐形成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五大基本原则：（1）公开性原则，即个人信息处理机构应公开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一切政策、流程和处理实践；（2）限制性原则，即个人信息在最少必须原则下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保存期限和销毁应受到限制；（3）数据质量原则，即机构对个人信息应当准确、完整和适时更新；（4）责任与安全原则，作为数据控制者的机构必须承担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责任，要将个人信息保护内化于其业务流程和技术设计中；（5）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原则，充分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查询权、异议与纠错权、可转移权等。1997年，联邦政府在《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中提出了个人隐私保护的原则：告知和许可，即数据采集者应当告知消费者他们在收集什么信息，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数据采集者应向消费者提供限制使用和再利用个人信息的有效手段。美国的数据保护制度立足于保障数据自由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多方平衡的数据保护准则。美国教育界在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方面基本取得了共识。除了关注学生隐私数据的保护，还强调数据利用的价值和数据开放的意义，提倡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数据本身的价值。卓越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forExcellenceinEdu-cation，ExcelinEd）是美国的一个专注提高教育机会、教育创新和教育质量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建议应从数据价值、数据开放、有限存储和使用、准确性和可访问、安全性以及问责制等方面入手推进学生数据隐私保护（ExcelinEd，2017）。致力于推进教育数据应用的民间组织“数据质量运动”（Da-taQualityCampaign，DQC）和“学校网络联盟”（ConsortiumforSchoolNetworking，CoSN）合作，共同了“使用和保护学生个人信息的10项基本原则”（DQC&CoSN，2015），从透明度、治理和数据保护程序等方面对收集和使用学生数据的过程进行了规范。3.行业协会积极参与。除了法律保障，行业自律是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一些行业协会自愿加入保护学生数据隐私的活动中。比如美国软件和信息业协会（Software&InformationIndustryAssociation,SIIA）联合“未来隐私论坛”（FutureofPrivacyForum,FPF）发出了《学生隐私倡议书》，详细解释了有关收集和处理学生数据的现行法律和法规，呼吁会员（服务供应商）签署倡议书，遵守“在教育机构、教师或父母/学生授权下，收集、使用、共享和保留学生的个人信息，支持学生/父母访问和更正学生的个人身份信息”等相关规定。截至2020年6月，以谷歌、Coursera等为代表，共有426家美国企业和机构在此倡议书上签名。4.构建多方共治的体系。美国数据隐私方面治理体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由联邦、州、行业协会及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在行政组织架构方面，联邦教育部设立了首席隐私保护官，成立了“隐私保护技术中心”（PrivacyTech-nicalAssistanceCenter，PTAC）等专业机构，向学区学生在线隐私保护指南，为州和地方提供隐私保护咨询和技术支持。大多数州也成立了具有数据隐私治理职能的机构，监督和管理学生数据，如华盛顿州“教育研究和数据中心”（EducationRe-searchandDataCenter，ERDC）、肯塔基州教育和劳动力统计中心（KentuckyCenterforEducationandWorkforceStatistics，KCEWS）、马里兰州纵向数据系统中心（MarylandLongitudinalDataSystemCenter，MLDSC）等，成为美国教育大数据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DQC，2015）。政府以外的协会和民间团体在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方面也非常活跃。全美州教育委员会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tateBoardsofEducation，NASBE）提供服务，帮助各州的教育委员会成员了解数据隐私法规和教育数据的潜在价值，支持教育创新和发展（Gradyetal.，2014）。“未来隐私论坛”（FPF）了《家长保护学生数据隐私手册》，美国软件和信息业协会（SIIA）编制了《学校服务供应商保护学生信息隐私和安全的实践案例》，均依据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法律条款，向家长、学生、服务供应商等相关人员，阐释每个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有的权利。数据质量运动（DQC）和全国家长教师协会（NationalParentTeacherAssociation，NPTA）合作编制了《家长教育数据指南》，向父母、教育者、决策者解释学校收集教育数据的类型及收集数据的目的。

三、欧盟的立法和实践

1.法律与政策的制定。欧盟是一个包含27个欧洲国家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遵守共同制定的统一法律。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欧洲一直将隐私视为一项基本人权（Weippletal.，2005）。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第8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个人数据，”“在相关人许可或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为了特定目的对个人数据进行处理，任何人都有权查阅自己的个人数据，并有权要求改正”。《里斯本条约》也明确提出了保护个人数据的权利。1995年欧盟颁布的《数据保护指令》（Directive95/46/EC）规范了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为欧洲国家立法保护个人数据设立了最低标准。各成员国均根据该指令颁布了各自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例如，英国（当时仍为欧盟成员）的《数据保护法》（DataProtectionAct，DPA）、德国的《联邦数据保护法》（FederalDataProtectionAct，FDPA）（刘云，2017）。2016年，欧盟通过了《数据保护通用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取代《数据保护指令》。该条例于2018年5月生效，加强了对个人数据的隐私保护，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盟在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方面尚未专门制定法律和政策，但是GDPR也适用于处理学生数据的机构以及第三方服务商，为其数据业务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例如，根据GDPR第8条规定，即便数据主体已经同意，当儿童不满16周岁时，还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或授权。同时，GDPR为各国进一步就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2.隐私保护的原则框架。欧盟国家一直以来不断细化和增补数据处理原则，以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GDPR的第5条规定了个人数据的7条处理原则：（1）合法、公正和透明，即个人数据应当以合法、公正、透明的方式处理；（2）限制目的，即收集的数据只能用于限定的目的；（3）数据最小化，即仅收集必要的数据；（4）准确，即个人数据应当准确；（5）留存期限限制，即达成数据处理目的后，在留存期到期后及时清理；（6）完整性和保密性，即采取适当的技术或组织措施，阻止未授权的访问，防止数据被破坏或丢失；（7）问责制，即数据控制者有责任且能够证明自身合规，在必要时提供给监管机构。第26条还规定了“数据保护设计”，即数据控制者应当采取合适的技术（如匿名化）与组织措施，以保障在默认情况下，只有某个特定目的所必要的个人数据被处理。GDPR规定的以上原则也适用于教育领域内的隐私保护。在学生数据隐私保护上，欧盟针对学习分析等具体教育场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2014年，欧盟学习分析社区（FP7项目）和SURF基金会联合组织了“学习分析中的伦理与隐私”（Ethics&PrivacyinLearningAnalytics（#EP4LA））研讨会，探讨学习分析中存在的伦理和隐私问题，提出了平衡学习分析与学生数据隐私的相关建议。欧洲委员会资助的学习分析项目LEA’sBOX，提出数据隐私保护必须符合所在国家的法规和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合法地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并提供适当的隐私保护（Steineretal.，2015）。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JISC）一直致力于为教育机构提供数字解决方案。该机构邀请教育技术专家和利益相关方编制了《学习分析实践守则》，以支持英国教育机构合法地使用学习分析技术，妥善处理学生数据隐私问题（Sclater，2016）。此外，SURF基金会针对学生数据隐私保护也了一份指导文件，帮助研究者和服务提供商合法处理教育数据（Engelfrietetal.，2015）。3.多国参与的治理体系欧盟的治理体系由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构建。在组织架构方面，1995年颁布的《数据保护指令》提出，设置“数据保护工作组”（TheArticle29DataProtectionWorkingParty，A29DPWP）作为研究机构，设置欧洲信息保护监督局（EuropeanDa-taProtectionSupervisor，EDPS）作为行政机构，并在欧盟各机构中设立信息保护官（DataProtectionOfficer，DPO）。DPO负责监督机构内部的个人数据处理流程，与EDPS合作，共同推进欧盟机构的数据保护工作。2016年，欧盟又在GDPR第68条规定，设立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DataProtectionBoard，EDPB）取代之前的“数据保护工作组”。各成员国先后建立了部级数据保护机构。英国设立了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Commissioner’sOffice，ICO），负责监管数据、编制数据管理规范，以及数据隐私保护的宣传教育。荷兰数据保护局（DutchDataProtectionAuthority，DDPA）、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genciaEspañoladeProteccióndeDatos，AEPD）等也相继成立，营造出较为安全的数据环境，促进了数据持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解决隐私保护的实际问题。在实施层面，GDPR要求各企业/机构设立数据保护人员，进行文档化管理，明确了数据泄露报告的义务，加强了问责机制；通过扩展“标准合同条款”、明确“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等举措，规范数据的跨境流动。在教育方面，欧盟资助的学习分析社群（LACE）负责推进相关研究和实践。从2014年起，LACE组织了多个关于学习分析道德和隐私（#EP4LA）的工作坊，以提高研究人员对数据道德和隐私问题的认识，在教育活动中合法合理地使用数据。

四、欧美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经验及不足

1.可资借鉴的经验。欧美国家在隐私保护领域积累了半个世纪的经验。其在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无论是在法律体系，还是在业务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能够为我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1）构建了相对全面的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法律体系美国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都颁布了相关法律，强化企业对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关注度和责任。联邦层面的FERPA和COPPA，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群体，严格规范了教育机构、网站和应用软件等在线服务商在处理学生数据时的具体行为，赋予学生和家长更多控制个人数据的权利。各州也制定了适应本地的法规和政策。有学者称之为“美国模式”，特点是采取分散立法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保护学生数据隐私（魏玉东，2018）。GDPR作为一项对欧盟各国均具有约束力的法规，对同意数据处理、访问个人数据、移植和删除个人数据等进行了详细规范，强调最小程度地使用数据以及具体使用的限制，能够较好地约束教育机构涉及学生数据的活动。同时，在数据处理者（学习分析机构）和数据主体（学生）之间建立了对话机制，降低了数据用于非授权商业目的的风险；并且取得了家长和学生的信任，有利于数据应用生态的建立。这种采取统一立法模式保护学生数据隐私的做法可称为“欧盟模式”。（2）隐私保护框架原则趋于完善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了《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国际流通的指南》，包含收集限制、目的规范、使用限制等8项隐私保护原则。200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了“隐私框架”，提出了各国应遵循的数据隐私保护原则，降低企业应对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的风险。这两者加上GDPR，均对机构收集和使用数据、个人提供和参与数据，以及运行过程的安全性三个方面进行了规范（Hoeletal.，2017），具体见表1。这三个文件或法案的时间前后间隔十多年，相关实践产生了较大变化，后者在前者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扩充和完善。三者在“目的规范”等原则上基本一致，但在“收集限制”“个人参与”等原则上具有不同的解释（Hoeletal.，2017）。例如，OECD的“收集限制”原则在GDPR中被细化成“数据最小化”，OECD的“个人参与”原则在APEC文件中修订成“访问和更正”原则等，GDPR还额外提出了“数据保护设计”和“默认”原则。各种原则的逐步细化，意味着数据隐私保护逐渐实现了制度化和系统化，GDPR在应对大数据挑战方面做了更全面的准备，赋予个人更多的自我保护权力。（3）充分强调行业自律最近几年，美国出现了一些涉嫌侵犯学生数据隐私的典型事件，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InBloom教育科技公司被曝光采集和向第三方分享学生个人隐私；课堂学生行为跟踪软件ClassDojo过度采集学生信息，扫描学生电子邮件。在各界的推动下，美国教育信息化产业提高了对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的关注度。企业和教育机构开始反思运营中存在的数据隐私泄露问题，加强学生数据保护。通过行业自律保护学生数据隐私（通过制定企业的行为准则，约定民间认证制度等方式），有助于避免对数据流动的过度干预，达成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双赢（王瑞，2018）。（4）构建全民参与的生态美国的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治理体系，是由联邦、州、行业协会，以及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形成了全民参与、多方合作的局面。“卓越教育基金会”（ExcelinEd）、“数据质量运动”（DQC）和“学校网络联盟”（CoSN）提供了原则框架，还有全国家长教师协会（NPTA）等越来越多的组织加入进来，构建全民参与的生态。欧盟的数据隐私治理体系除了自上而下的模式，也有诸多来自不同欧盟成员国的研究者的参与。为了解决数据利用和数据隐私之间的矛盾，欧盟资助了各种社群，开展了多个工作坊，共同探讨如何在道德和法律下合理使用学生数据，提高教学质量，体现数据价值。2.存在的问题。欧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全社会参与的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学生数据隐私，但数据隐私风险仍然存在。关于学生数据的隐私保护，欧美国家还普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1）法律仍旧滞后于实践的需要美国早在1974年就颁布了FERPA，欧盟也相继推出了Directive95/46/EC和GDPR。但是，对FERPA的批判表明，在学习分析和教育数据挖掘的背景下，如何定义教育记录以及这些记录包含哪些数据等却越来越困难（Polonetskyetal.，2014；Rubeletal.，2016）。FERPA是制定数据隐私政策的“底线”，而不是管理和保护学生数据的“上限”（FamilyPolicyComplianceOffice，2011；Rubeletal.，2016）。现行法律体系还存在漏洞，例如，学校领导可以代表学生许可对其数据的使用，使得学生个人数据可以不受限制地收集（Pascalev，2017）。此外，法律“执行难”的问题也普遍存在，第三方对学生数据权利的侵害行为难以界定和惩处。在欧洲，GDPR约束了欧盟教育行业的数据保护实践，但对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企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限制。短期内，相关企业合规成本将显著上升，这给中小企业发展造成障碍；类似的长臂管辖原则或将冲击现有商业模式，全球商业科技发展或受影响（王瑞，2018）。（2）数据所有权不明确、处理过程不规范数字世界中的数据所有权难以辨别，尤其是在去除个人身份属性的数据交易中，数据所有权到底属于产生数据的个人还是记录数据的企业，法律层面也没有明确规定（Pardoetal.，2014）。而且，对个人数据所有者的界定存在国家差异：在美国，收集获得的数据属于收集者；在欧洲，个人数据属于个人（Weippletal.，2005）。数据的许可和控制机制不健全是隐私保护中的另一个难点。学生在与学习管理系统或其他教育应用程序交互时，会在系统日志中留下“数字痕迹”。很多情况下，此类数据多不经过学生同意被使用，其传播也不受学生控制。尽管教师应对学生数据保密，但是数据进入教育管理系统后，可能会被纳入数据仓库进行分析，并向机构内外的参与者披露（Young，2018）。第三方使用教育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灰色地带，处于合法和非法边缘。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授权收集、使用和买卖学生数据的现象，甚至成为个别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数据泄漏所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个人在同意他人使用数据时无法预估自身数据的价值；一旦数据进入处理环节，用户很难叫停和退出。Prinsloo和Slade（2015）研究了三个主流慕课平台的数据隐私政策，发现尽管供应商依法明确告知用户收集了哪些数据，仍旧未提供“退出”选项。SDPPRA禁止利用学生数据从事广告或商业活动，这就和一部分企业的利益冲突，导致某些大企业花费数百万美元游说立法机构，试图阻止、弱化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立法（Strauss，2015）。（3）学生、监护人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数据隐私保护意识薄弱大部分人在接受服务时并不会认真阅读、甄别涉及自身权利和义务的服务条款。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普通大众也难以辨明这些条款的真正含义，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Prinslooetal.，2015）。学生群体也很少关注自己数据隐私泄露的情况，不知道哪些涉及自身的数据被收集，更不知道数据在何处被使用，常常在阅读“打钩并签字”的隐私政策后，习惯性地同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教师、信息技术人员、管理层以及家长对学生数据隐私和安全同样认识不足，或是缺少专门培训。相关人员选择和使用教育软件时，很少有意识地将数据隐私和安全作为考虑因素。调查显示，美国教职员工的数据安全意识有限，没有完全满足联邦的隐私培训要求（Hipskyetal.，2015）。有学者建议教师在在线课程中明确学生数据隐私保护条款，同时链接现有的法律政策或其他数据隐私保护规定（Waterhouseetal.，2004；Diaz，2010）。但调查显示，仅有2%的在线课程包含了隐私条款，且主要基于政府、机构现成的通用数据隐私保护规定（Jonesetal.，2019）。（4）隐私保护和开放教育数据、学习分析之间存在矛盾近几年，开放数据运动在全球兴起，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公共数据的开放进程。加大教育数据的开放力度，将数据共享给需要的人，才能更有效地挖掘教育数据的价值，实现教育共享与公平。但是，保护学生隐私和开放数据之间存在矛盾。比如，学生一方面期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获得全方位且精准的服务，另一方面又会担心隐私数据泄露（Ifenthaleretal.，2016）。跨机构共享数据或向社会公开数据时，隐私侵权的风险更大。而且，共享数据未必是数据产生者的本意，因此应注意数据的授权使用范围是否有限制，是否许可共享给第三方。

五、启示和建议

实践美学范文篇9

实际上，90年代以来，美学在中国的危机同样来势迅猛，中青年美学学者在纷纷背弃或解构美学的同时，也开始对美学“合法性”进行质疑。赵汀阳先生便曾尖刻地指出“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简单地说，那些美学理论没有用处。”“美学只是一种手法”而已[3]。试问：如果美学学科本身都没有存在价值了，那各美学派别之间的论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因如此，我在对陆、朱二位先生深表钦佩的同时，也对他们之间的讨论，以及围绕实践美学的论争前景深表忧虑。美学论战，从来易攻难守，极易两败俱伤。我国美学界数十年论争不断、“增熵”不已、使美学学科日趋衰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所以，我想借两位先生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一下我对美学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规范性、建设性意见，一并请教于两位先生及美学界同行。

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

无论对中国那一派美学来说，《巴黎手稿》中包含的美学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它不仅对审美发生学美具有纲领性意义，而且对审美价值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但无论那一派美学家从《巴黎手稿》中获得怎样的美学理论资源，得到怎样的启迪，有一点，我认为应当达成共识，即《巴黎手稿》不是马克思的美学著作。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这是美学的缺憾，但不是马克思的缺憾。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是真正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理论巨人，他是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研究的。众所周知，《巴黎手稿》全称是《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中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帅地拼凑或建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退一步讲，即使马克思美学已经成为完善体系，如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那样，它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大大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我们的美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停留在对《巴黎手稿》的推演和阐释上呢？当代的美学研究，应当是开放的，方法也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采取西方引进的各种方法，但唯有这种从本本出发的“经典演绎”方法不应提倡，这不仅因为它早已为经典作家所深恶痛绝，而且将遗害美学研究本身。到头来，不仅将导致美学的悲剧，还将酿成美学学者自身的悲剧。

我讲这些，决没有否定陆梅林先生对《巴黎手稿》重新译校的贡献的意思，我完全同意朱先生对陆先生努力的肯定。而且我还认为，陆先生的译校，可以从此终结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晚近的这种努力见《云南学术探索》97年3期发表的《试论“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一文），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释，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同时，我也赞同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我认为陆先生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重新阐释上，从方法论上便是不可取得，而正象朱立元先生已经指出的，若干结论，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逻辑偷换中获取的。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陆先生所推演得出的美学结论，关键是美是“物的客观属性”。这当然不是新的美学观点，只不过是借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强化这一观点的权威性而已。朱立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过蔡仪先生的学说。其实，

“凡是符合美的规律的东西就是美的事物。……那也就是说，事物的美不美，都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美的规律。那么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美就是由于它具有这种规律。”

这里的关键是把“符合规律”偷换成“具有规律”。“具有规律”虽然极不合常理，但却是蔡仪先生得以推出他的结论的关键环节。因为蔡仪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所要求的，“就是以非常突出的现象充分地表现事物的本质，……这不就是我们在艺术理论中所说的典型的法则吗？是的，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话的意思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蔡仪先生这篇大作的题目是《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4]其实，却是蔡仪先生在论美。不知这是否也是一种“规律”：所谓“经典推演”方法，最终都变成了“六经注我”；彻底的唯物主义，导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经典演绎”的美学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些中年美学家对待《巴黎手稿》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于中青年美学家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经典的态度上，只不过他们的美学研究起点和逻辑归宿，是换成更时髦的海德格尔等人罢了。但愿新一代美学家不要把这种方法带进21世纪——如果21世纪中国的美学依然存在和繁荣的话！

从“美的规律”性质谈美学学科定位

无论马克思是在普通语义上还是在美学意义上运用“美的规律”概念，“美的规律”对于美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美的规律”如何认识和把握，却涉及到美学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美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提出的自明性问题。翻开任何一本美学史，尤其是中国人编著之美学史，我们会看到，几乎中外古今所有名家涉及“美”的学术言论艺术思想统统被纳入视野之内，横串纵联，网络成篇，似乎人类历史上真有那么一门以“美”为探究对象的“美学”，流派纷呈、但学科性质相同，有某种与伦理学、文艺学比肩平坐之学术地位。其实，这只是近现代人，尤其是专冶“美学”学者自作多情地主观架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同一性质的元美学。同样“美”的“话语”，在不同学者那里，其语义所指、逻辑意义、哲理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依据各自研究的方法和向度的不同，我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类四种不同的美学：一大类是属于人文哲学学科的思辨美学、诗化美学，另一大类则是社会科学美学和自然科学美学。当然，这两类美学是有关联的，人文美学自然也要摭拾一些美的经验羽片，但那只是它用来进行哲学思辨和美感体验的素材，它们往往是所谓唯心哲学或分析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的附属，其美学往往是与相应哲学一体的存在；科学美学也有人文哲学基础，但它的哲学基础一般是科学的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这些哲学只是其探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理性工具，其美学本身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便是所谓美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和复杂之处。[5]

对这几种美学性质的详尽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此所要强调的只是这种划分本身。因为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陷于统一“美学”的误区中，似乎只要沿着既往美学家思路探寻下去，便能走出美之迷宫，发现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奥秘。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对古典和现代许多思辨哲学或诗化哲学家们来说，“美”是他们思辨苦海中的一叶扁舟、心灵索道上的一根青藤。只有凭籍它，哲学家才获得思辨的自由、才能进行自由的思辨；只有抓住它，哲学家才能寻到自由的灵魂、才能体验到灵魂的自由。从本质意义上讲，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而对意义的终极追求、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美的规律”也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科学美学来说，诠解美的本质，阐释美的规律，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美的本质、规律阐释对于它来说，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应当具有共度性，具有可复验性，“美的规律”也应当具有真理性，即使是相对真理。因此，各类不同性质的美学虽然可以互补共存，为美学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它们之间，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不同，所揭示的“美的规律”基本上是无法兼容共度的，也难以通过论争辨明“是非”的。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科学美学的派别之争，好比足球，通过激烈角逐，可以分出胜负、发现美的真理；而哲学思辨美学，好比气功，虽皆体大精深，益智启明，美妙无比，但各派之间难以兼容；而人文诗化美学，干脆如同中国的太极，一人一套路数，感悟甚美，但你却无法与其过招。这便是宗白华先生、王朝闻先生极少遇到批评对手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进行“美的规律”讨论时，便首先要确定自己并搞清对方的美学性质。朱立元先生在批评陆先生将“美的规律”客观性混同“自然规律”时，指出：“‘美的规律’在我看来，无疑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美的规律显然是与人不能分离的，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根据上述美学分类，这里的“无疑”显然是有限度的：对于社会科学美学来说，它“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本人也认同这一观点；但放到其它美学之中，却是可以“有疑”的。譬如对人文哲学美学来说，虽然其本身属于社会历史现象，但所阐释的“美的规律”却不一定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同样，对于自然科学美学，其“美的规律”虽然与人不能脱离，但也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在前文化审美物理、生理、心理层次上，所谓“美的规律”就是与人体结构直接相关的自然规律。离开若干自然规律，前文化“美的规律”便荡然无存。

目前美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对学科性质定位的自觉，许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所建构、所研究、所坚持的美学是一种既有思辨性、又有科学性的“元美学”，自己所发现和把握的“美的规律”是普遍性规律，结果却往往衍生出某种既非人文美学亦非科学美学、既无哲学品格又无科学生命的僵死美学教条。某些洋洋大观的美学著作，一面言明要用“美的规律”唯物地指导审美实践、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一面却得心应手地操作着各派哲学美学语言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使“美的规律”越来越玄学化，越来越失去实践意义。譬如“美是和谐”、“美是自由象征”、“美是形式内容统一”之类的美的定义或规律，对康德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放到“形而下”的科学美学体系中用来指导审美实践，则近乎处处通处处不通的谶语。其实，中国很需要有自己的纯思辨美学，需要有思辨的“美的规律”；但前提是要有纯思辨的哲学，而在“形而上学”已被解构的今天，要建立这样的哲学和美学体系，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同样，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说，如果放到自然科学美学体系中，完全可以成为重要派别，笔者曾将其运用在前文化层次人体美的阐释上，发现它很有科学性。无论女人体还是男人体，凡是不能充分体现类特征的个体，很难被视为美。但遗憾的是，蔡仪先生将“美是典型”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普遍规律，则漏洞百出。陆梅林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是前人类就存在的，在譬如物理或生理美层次上，也无不妥。笔者也认为，若干前文化美的确与人的动物躯体和生理结构密切相关。譬如，如果人的双眼不是对称结构而是如比目鱼那样挤在一边，那今天人类视觉对称美便荡然无存，这也与实践毫无关系[6]，但陆先生同样把它视为普泛的“美的规律”，则难以自圆了。

这里附带谈一下我对实践美学的认识。我认为，实践美学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国内其它美学派别相比，最具有理论阐释功能，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缺憾。弥补实践美学缺憾的关键，我认为并不是宣布要“超越”或“否定”它——任何想超越和否定它的美学学者，尽可去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而不必靠“超越”、“否定”的舆论迫使实践美学的“引退”——而是实践美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它究竟是给审美实践以指导的社会科学美学还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文思辨美学。目前的实践美学是具有科学品格的，譬如，在对审美发生规律的揭示上，实践美学的科学性是无可替代的；在文化审美价值生成的阐释上，也是有阐释力的，当然需要对“本质力量对象化”所造成的“泛美主义”加以适当限定（详见后文）。但就实践美学的整体学科特征来看，我个人认为，它更接近于思辨美学。实践美学中不仅有“积淀”、“有意味的形式”等难以证真或证伪的思辨概念，而且，“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也成为以实践为本体思辨展开揭示“美的本质”与“规律”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石。这使实践美学所揭示的美的本质与规律，同样具有极大的审美阐释盲区。

当然，对于思辨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并不是缺陷，或许正是其纯正学术品格的体现。譬如说视觉对称美，只是源自人的两眼结构，显然毫无学问深度可言，而如果用思辨的语言，将其解释为“有意味形式”、“自然向人生成”或“实践劳动创造”等等则显然深奥的多。但对于要走向科学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却是严重的缺陷，但它并不能靠对现有体系的修补来解决，而是要靠新的体系建构和对“美的规律”的充分揭示来实现。这却是很难的。笔者从事社会科学美学研究，自知才疏识薄，用了几乎15年时间也没有穷尽对“美的规律”的把握。因此，看到有些先生能在一篇论文揭示美的规律，而且附带将真、善、美规律统统网尽，我只有像当年福楼拜对乔·治桑所表示的那样，羡慕之余，只能自愧弗如[7]。

从价值属性谈审美价值

从价值学角度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朱立元先生指出的，的确不是美学新说；但引进价值概念后对美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事实。究其原因，我想大半不在美学自身，而在价值学。数十年来，哲学界对价值学深入研究后，竟得出几乎与二千前年柏拉图“美是难得”的同样的结论：价值是哲学理论中“最深奥、最烦难的领域之一”[8]。我这样说，也决没有否定价值学美学的意思，而只是说，美学学者在运用价值概念时要多一些谨慎。像陆梅林先生认为价值是“物的物质属性”的观点，今天在价值学研究中便已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否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说法”，而是因为其学说本身难以自圆。像商品价值，它“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9]，怎么能说成是“物的物质属性”呢？朱立元先生认为价值是“关系范畴”，是目前哲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我则认为价值的存在论本质是一种系统属性，是一种结构性和获得性系统质，如商品价值，只有在商品交换系统中才存在。当然，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共存，彼此间的论争也不属于美学范畴；无论我们引进怎样的价值理论，关键是要能解决美学的理论困境。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之中同样不应当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这与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价值学”较经济学“价值学”诞生较晚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陆先生所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看来”云云，是欠严谨的。而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也有误，“‘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10]，并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恰恰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这一“误读”，是十多年前郝晓光先生首先发现并更正的。其后，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价值论》中又有详尽的考证。马克思不同意把“商品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属概念的原因很清楚，因为这种作为种概念的“价值”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演绎出来的等值概念，瓦格纳企图用这种推演将“商品价值”变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派生物，以抹煞“商品价值”的特殊社会本质。因而，无论这一表述多么合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也不能拿来作为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定义[11]。但十多年来，由于学科隔阂，美学界经常有人将其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习惯性地转引，这里顺便更正，以免继续误读下去。

其实，这段话是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并不影响它的真理性。李德顺先生自己也认为哲学价值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他的“价值”定义也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属于价值“效用”说。因此，上述“误读”，也不影响朱立元先生对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和他对陆梅林先生的批评。而正如朱先生指出的，陆先生同样也认同价值“效用”说，陆先生甚至直接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价值”的定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效用”说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无法涵盖作为价值“特殊”的“商品价值”，更无法充分解释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一些学者在运用效用价值探讨审美价值时，甚至陷入了阐释的循环：客体具有审美价值，所以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而客体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则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这样的“美学研究”，确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没有用处”。同时，审美应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功利性，这也是各派美学的共识，而效用价值恰恰是指物的功利价值。尽管效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审美价值，但毕竟不应成为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的主体。正因如此，价值“效用”说使我的审美价值系统研究，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观点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共存的“价值二重性”观点。

大家知道，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文化实践活动，都是自觉的意志行为，都有着既定的实践目的；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客体的文化效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和对象的文化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创造力合目的性的付出，体现出主体的文化效应价值；作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客体的千差万别的文化效用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人类创造力本身的确证，它体现出主体的文化价值；作为性质相同的人类创造性活动，它对象化形成客体的文化价值。客体的效用价值不完全等同于主体的效用价值，更不完全等同于主体或客体内含的文化价值。而主体的文化价值对象化为客体的文化价值，并由客体文化价值加以对象性确证，因此，这两者是完全等值的。

明眼人很容易看出，我这里所谓的“文化价值”，就是客体所“对象化”、“物化”的“人的本质力量”，它同样源自《巴黎手稿》，而且应当成为科学的实践美学中应有的概念，因为它既是对“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价值描述，又可以解释文化审美价值的客观性。的确，人们欣赏实践创造文化客体时，主要并不是欣赏它的效用价值，而是欣赏它所内含的主体创造性——人类的力量、技术、学识和智慧。尽管离开效用价值，很多文化客体将失去审美价值，但客体的审美价值却与其效用价值没有直接关系。那些模仿名家足以乱真的赝品，并不影响对外行观众的审美效果，但在行家眼中，它却一文不值，因为其中缺少人类最宝贵的文化独创性。当然，引进“文化价值”概念，并不能完全克服实践美学固有的理论阐释盲区和误区，这不仅因为前文化审美价值和社会审美价值[12]无法由它阐释，而且因为，所有的文化客体皆具有文化价值，但显然并不都具有文化审美价值。这的确是实践美学的一大理论缺憾，甚至连坚持实践美学的杨恩寰先生在承认“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确有混淆“物质生产实践与审美实践”弊端的同时，也认为“这个命题不完全适合表述实践和审美实践”[13]。其实，正象现实的物质实践和审美实践之间并不存在堑沟一样，文化价值与文化审美价值之间也不存在质的绝对差异。差异只存在于文化价值的量的或程度的方面。这个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异，也就是制约文化价值向文化审美价值转化生成的一种价值差距或价值尺度。

实践美学范文篇10

一、互相合作、相互促进，共建基础课程

“思政美育+建筑美学课堂教学”，紧扣培固思想之源的育人要求，而通过将“四史”与建筑经典作品的巧妙结合，将思政与建筑领域工匠精神的有机结合，可做到以美为体，以史为魂，以气为引，向学生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向学生展示建筑的气质与内涵，推动“课程思政”与“筑美学课堂教学”同行同向。对此，本书为“课程思政”与“建筑美学课堂教学”同行同向指出建议，试图为相关人员了解、开展建筑美学课程思政提供有益参考。可将“四史”学习融入《建筑绘画》《建筑美学》《建筑设计》《建筑构造》《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建筑鉴赏》等课程教学，加深学生对红色革命文化与建筑文化的了解，激励青年学子朝着正确方向进行艺术创作；通过讲解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武汉剧院、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主楼、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等红色建筑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优良作风，做到从专业创作角度去开展党史教育、专业课教学。另一方面，借助视频、音频阐发具有中国气派和华夏风韵的传统建筑，建筑设计、建造过程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美育培养融为一体，创新学生对于课程思政元素的获得感，激发学生创作兴趣。

二、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开展实践教学

走出理论课堂的思政课与建筑美学，走入校园活动、基层活动的思政课与建筑美学课紧扣实践性与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导向，将建筑美学教学与思政教育从理论课堂拓展社会课堂，从校园内延展至校园外，积极引导学生从理论走向实践，扩展视野、巩固知识、丰富体验、提升动手能力，既可创新教学方式与模式，又契合现代人才培养导向。而本书以此为导向，回答了如何拓展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美育实践，如何有效开展建筑美学实践教学等问题。其一，建筑类院校要积极开展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等实践活动，例如在校园内开展“共赏一次建筑展”“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技术鉴赏展”等活动，在基层中开展传统建筑考察活动、民族建筑调研活动、民族建筑美学探讨活动等，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建筑之美。其二，建筑类院校与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建设多个实践基地，并在实践基地开展“访建筑、看发展、拓视野”等艺术实践活动，引领学生深入基层、观察家乡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建设情况，提升学生的美学鉴赏能力。其三，拓展线上公益服务实践平台，例如开创“建筑美学鉴赏云课堂”，将疫情危机转变为思政育人、建筑美学教学模式创新的契机。

三、以文培元、互融互通，拓展教学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