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观范文10篇

实践观范文篇1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实践观范文篇2

突出实践特色，是中央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必须把突出实践特色贯彻学习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先进理论的实践特色，不仅体现在指导人们提高认识、发现问题上，更体现在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上。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本质特征是实践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包含学习和实践这两个要素。实践是学习的目的，又是检验学习成效的基本标准。因此，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必须抓住学习与实践的结合点，通过学习推动实践，在推进实践中深化学习，做到学习与实践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把突出实践特色贯彻始终，要在深入调研、查找问题上下功夫。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分析检查，带头查找问题。要紧密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开展深入调研，把应对国际经济衰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影响作为调研内容之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状搞清摸透，把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找准找全，把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关键环节找准摸透，深入查找本单位在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分清哪些是思想观念不适应造成的，哪些是工作措施不落实造成的，哪些是决策有偏差造成的，哪些是执行不到位造成的，等等。要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科学制定对策，明确推动科学发展的总体思路、工作要求和主要举措，特别要紧密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具体举措。

把突出实践特色贯彻始终，要在抓紧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从活动一开始，就要着眼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突出重点，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多为人民群众办看得见、摸得着、促进科学发展的实事。要防止形式主义、短期行为和“形象工程”，出真招，见实效，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到边改边见成果，边改边增强广大群众的信心。当前，要紧密联系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着力解决经济运行、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体制机制的保障，是管长远、最根本的保障。中央和国家机关不少单位承担着管宏观、管政策、管方向的责任，要切实做好制度政策的废、改、立工作，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着力建立健全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法规和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解决制度缺失和制度障碍等问题，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正确导向。公务员之家:

把突出实践特色贯彻始终，要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推进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来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当前，必须认真贯彻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实践观范文篇3

20多年前在全国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冲破了、“”所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推动了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实践的权威，弘扬了马列主义、思想的革命批判精神，真正发挥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是上了“本本”的就是真理，也不是“有权就有真理。”只有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确立实践的权威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当代世界的特点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思想准备，从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过程，就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正确的理论，是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由于它是正确地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并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成功、得到证明了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即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理论形成之后，就必然会发挥它巨大的能动作用，变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二、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搞争论，拿事实说话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的实践史。指出，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邓小平则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完整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化为党的思想路线。他明确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我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仅坚持了这一观点，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搞争论”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中经常产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人们在一开始的认识往往不能达成一致，甚至引发争论。对此，邓小平主张在实践中“放两年再看”，最后“拿事实来说话”。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这句话包含的哲学意蕴丰富而深邃。邓小平不搞争论的创新，缘于他真正掌握了实践的精髓。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重新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坚持实践主导原则，勇于创新，提出“猫论”和“摸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猫论”。“猫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邓小平在关于“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提出的。他针对当时中国农民包产到户处于困境的现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哪种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像打仗一样，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后来的实践证明，搞包产到户，分责任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很快就得到恢复，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困境。“猫论”生动亲切，寓意深刻，是邓小平在寻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与“左”的或“右”的倾向艰苦斗争情况下提出的。“猫论”所倡导的正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猫论”所体现的正是坚持实践标准的精神。

同“猫论”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实践标准的生动体现。“摸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改革一炮打响，家庭联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进，农村经济形势喜人。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困难得多，又无现成模式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一种没有先例的尝试。正是因为没有先例，邓小平鼓励大胆试，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年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深沪股市没有被争论扼杀于摇篮之中，并在十年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股市一百年的历程。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胆子要大一些。邓小平对广东的殷切之情体现在字里行间。当时小平鼓励深圳的同志，对闲言碎语不要怕，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做事情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都不敢说这个话。搞改革开放，没有一点闯劲不行。他说：搞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反对。要允许看嘛！现在已经不是允许看的问题了，而是要大胆地闯。邓小平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四、把实践的内容深化、发展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也曾讲过，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这一正确思想并没有在以后的实践中巩固起来，党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到了建立和保护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上，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分析现实的情况，十分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狠抓不放。邓小平的贡献不仅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一般哲学命题和基本原则，他的贡献还在于将这一原理具体化、现实化。邓小平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认识论领域的实践标准，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生产力标准，再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形成了系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实践一定能鉴别认识的真理性。邓小平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倡导并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路线的保证。邓小平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把它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强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邓小平将这一原理具体化、现实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中，生产力标准内容更全面、丰富、具体，更具有操作性，适用范围更广泛。它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把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真理是实践过程中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价值是实践过程中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前者是客观的，后者具有目的性即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延伸和具体化，使其由抽象走向具体。

〔摘要〕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形成了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

〔关键词〕邓小平，实践观，新发展

实践观范文篇4

关键词：实践；认识论；权力；解释学

Abstract:Kuhnrealizedarevolutioninthetheoryofscience.Theessenceofthisrevolutionisreplacingrepresentism’sconceptionofsciencewithpracticalone.Throughinterpretingtherelationbetweenepistemelogy,powerandpractice,discussingtheconstructionofknowledgeanditsrelationwithcontext,thepaperconstituteavalidplatformforre-understandingscience.

Keywords:practice;epistemelogy;power;hermenutics

一

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飞速发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自然科学在理智与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技术创新的应用已使地球表面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这些重大的转变无疑会引发众多对科学知识及其本性的反思。事实上，对知识的反思早在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了。亚氏将他的工具论分为分析和论辩。在分析篇中，他创导了普遍性证明的逻辑手段，并将这种知识确立为分析的、确定的和普遍有效的；但同时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修辞学”与“论辩篇”（“topica”，指有立场的论辩），以这种方式确立的知识是一种实践的知识，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通过商谈和论辩而达成的一致。我们称前者是knowthat的知识，后者是knowhow的知识。

笛卡尔以后的近代哲学家都在试图为knowthat的知识奠立牢固的基础。这一对阿基米德点的笛卡尔焦虑引发了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哲学探讨，与此相关的合理性话语（discourse）几乎支配了之后所有为科学奠基的哲学思考。20世纪初兴起的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约定论、逻辑原子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沿此思路发展的。这些学派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诸如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理论等发展的推动，并最终促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这一20世纪初英美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

但是，由于奎因对其两个教条的批评，逻辑经验主义走向了衰落。这一批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判和“语言游戏”理论，以及波普尔对归纳逻辑的批判中得到进一步加强。1960年前后，皮特•温奇（PeterWinch）出版了他的社会科学著作，伽达默尔出版了关于哲学解释学的著作，意义的确证观念和说明的普遍法则（covering-law）的观念均受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挑战。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理解具有不可或缺的解释学维度。这一论点很快就为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应用到自然科学中。1962年，库恩出版了其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书中，库恩以范式为中心展开其观点，将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从而标志了对科学的理解已经从knowthat转向了knowhow——实践的知识。引入“实践”问题，可以说是库恩区别于以往科学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他对当代科学论转向的一大贡献。然而，真正的实践论转向并非库恩一人所为，而是一个由诸多思潮共同汇集而成的潮流。其中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言语行为论和解释学，以及稍后兴起的新实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之后更为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文化建构论者、众多解释学家和人类学家正是在这一转向的基础上谈论科学的。

其实，实践的科学观念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实践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早就提出过替代康德先验论的辩证法。根据辩证法，知识失去了其无时间性的特性，并在辩证过程中不断生成、被中介和进化。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进一步明确声明，以往的哲学都试图解释世界，而新的实践论哲学则以改造世界为宗旨，该宗旨要求我们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理解。之后，在尼采主义者那里，实践则更明确地作为权力的形式表现在对知识的理解中，因为只有实践才具有支配的力量，而支配就意味着权力的介入，从而有效地拒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知识、真理或合理性的基础。20世纪以后，实践的观念在大陆哲学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作为尼采的后继者，海德格尔告别了胡塞尔的科学主义迷梦。在其后期的实践解释学中，他将科学知识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并根植于语言体系中的世界观结构，即将科学知识实践地纳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来理解。

本文所涉及的实践问题，既与历史上的实践概念有联系，又具有当代语言学转向所赋予它的新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实践哲学”（PhilosophiaPractica）就已经超越了伦理学的范围，而进入政治学、经济学等实际问题的领域，“实践智慧”则是我们面对具体问题做出明智决断与妥贴应对的能力。马克思对实践的强调是想弥合近代认识论在自然的本质与人类历史的本质之间所造成的断裂。在这之后，尼采与福科等人则力图展现一个通过权力而不断打造的新的世界。而60年代以来的库恩、哈金、戴维森、罗蒂以及拉托尔等人则是在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引入实践概念。这个概念首先体现了言语行为论的成果。正如奥斯汀所说：“说话就是做事”，话语能引发行为，并能产生效果，说话获得他人的实际认同才叫有效。其次，实践是一个参与的概念，是科学家、工程师们置身于科学实验室、田野等场所构造科学事实的行动（action）本身。另外，实践的概念也体现了一种解释学的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对行为的理解只能通过行为者对自身的不断追问来进行，因而，理解行为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理解行为与理解整体的情境之间的循环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此意义上加以改造的实践概念，为我们在表象主义之外寻找到了一条重新理解科学的途径。

二

在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知识就是世界的表象。科学作为“被大量书写的常识性知识”，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手段。科学哲学的任务是为成功的描述做出解释、说明和辩护。科学的成功通常是这样完成的：先观察对象，记录其相关特征，进而检验其理论表述，随之对那些与观察不符的理论进行修改或替换。当然，科学的表象主义模式无疑也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世界的存在方式与我们对其的表象是有差距的。正因为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象，我们的表象也可能并未正确地描述世界，因此，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用不断积累的经验事实来弥合这一差距。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点结论，这两点结论事实上对这种表象主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是，用于获得和积累经验事实的观察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或无偏见的，否则这些经验事实就不可能为理论提供独立的、唯一合法的检验标准。可是这种“中立的”观察者毕竟是理论上的抽象。任何实际的观察者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多少要受到历史、文化情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表象主义是一种“无主体”的哲学。二是，除了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征得他人的认同外，一个人凭什么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在这里，表象主义封闭了自己，很难摆脱唯我论，至少是卡尔纳普所谓的“方法论唯我论”的困境。

如果转换一下思路，我们也许会提这样的问题：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其目的何在？如何达到目的？科学研究的成就如何得到公认？等等。当这么思考时，我们已经转换了看待科学的视角。事实上，并非所有有关自然世界的真理都有科学的意义，都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科学史上，有多少正确的，已经证实的观点被人遗忘，悄然消失，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只是由于对当下的科学事业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罢了。试想一下，哪一种规划是值得实施的？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是值得重视的？哪些实验和计算工作是必需的？何种设备和技能是必需具备的？什么样的成果才值得推广、出版？“除非我们了解了科学家是如何区分什么是值得去知道，值得去做，值得运用，值得考虑的，什么是无关紧要，无用的和无意义的，否则我们将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1]

如果科学不再被看作是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一系列实践过程的集合，又会怎样呢？首先，你不必再为证明或者证实一个命题而颇费苦心，因为科学是一个尚未被给定，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与之相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施行过程。其次，这个过程不只是某一个体或抽象的类主体的实践，而是不同文化群体公共地参与的社会行为。对这样一种科学实践的研究与其说是哲学中的知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与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乃至与权力相关的政治学（福科与法兰克福社会批判）密切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引入了实践，才使我们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束缚，使科学论进入一个更广阔，更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用实践的观点如何看待认识论问题？早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就已提出，认识论不是独立于本体论，而是与本体论相一致，联接二者的纽带就是实践。在他们的理解中，本体论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或存在着什么，而是存在着的感性的人具有改变对象的物质力量，这使认识论与本体论得到统一。因而，马克思指出，实践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更是改造世界的能力。确切地说，认识与改造是同时进行的，认识就是改造。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种感性的活动、物质的力量，是力的较量和碰撞，体现了认识主体与对象间的力量对比。而实证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割裂开来，从而在认识主体与对象间建起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尼采、福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劳斯那里，实践则体现为权力问题。认识论也是与权力相一致的。劳斯将构造科学现象、生成科学知识的实验室理解为一个权力关系场。他认为，实验室小世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间：有工作台空间、材料处理空间、设备运行空间、储藏空间等，这种被分割的空间使得其中发生的事件被监视与跟踪成为可能。在福科的军营、监狱、学校、医院等规训机构中，人们被监视、封闭、隔离和分割。这两者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从而“实验室里对现象的构造、操作和控制的策略必须被视为贯穿现代社会的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使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生成的实验室活动也直接包含着对人的强制（约束）形式。”[2]鉴于权力在实验室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劳斯将权力刻画为场本身的特征，而不是场中的事物或其关系的特征，这一点与福科的“权力之网”是一脉相承的。在劳斯看来，既然对实验室中权力的说明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与实践，那么说实践包含着权力关系，权力对实践有极大影响，也就是说“实践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人们可能行动的场”[3]。总的来说，一方面，权力本身只有付诸于实践，才能显示出力量，才能控制与改造外在事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而这也正是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本意所在。另一方面，对权力的任何言说与讨论，仅停留在说的阶段是不完整与不充分的，只有身体力行，对权力的充分诠释才是可能的。

三

在实践的科学观中，实践的解释并非只是对科学知识做出辩护与奠基，而是通过实践本身来实际地构成知识。因为只有实践才直接相关于知识的发生，我们不可能脱离知识的发生来构成独立的辩护理论，发生本身已经包含辩护了。前边我们提到了“know-how”，这很重要。早在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明白，所谓“episteme”（知识或科学）就是，知道X意味着知道如何把X做出来，当时的工匠，乃至诗人只有在干活时才显示出知识。同样，在马克思及其尼采、福科、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解中，对知识的认识就意味着改造、权力的较量，或对自身的追问。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不应只看到那些文本的，业已形成的知识，而应该回到知识实际发生的情境中去构造并理解知识。在1975-1977年期间，拉托尔（BrunoLatour）和沃尔加（SteveWoolgar）着手尝试这样的工作。他们直接参与萨克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亲自体验构造科学事实的全过程，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描述并分析科研活动的实情。他们发现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自然规律的表象，不如说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相互协商，通过说服政府和企业获得经费资助等一些微不足道的活动过程构成的。[5]1987年，拉托尔出版了《行动中的科学：如何通过社会追踪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该书中，他带着读者直接跟随科学家本人进入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中去。发现科学领域并非一片圣土，这里的争论比在其它日常生活中的争论有过之而无不及。持不同观点的人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甚至列出一大堆数据、资料和文献，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正如拉托尔所描述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进入科学行为，从街上的行人到实验室人员，从政治学到专家意见，我们不是从嘈杂走向安宁，从激情走向理性，从热烈走向冷静。我们是从争论走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6]只要我们仔细想想那些铺天盖地的科学论文、不可计数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这样的争论和说服行为在科学中是极为普遍的，更不用说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中所进行的磋商行为，以及两个反对的实验室之间为证明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所做的一切辩论了。科学事实就在论辩、说服、协商这样一些“行动”过程中呈现出来了。

行动中的科学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它是一项集体参与的行为。参与科学活动的主体既包括科学家和研究者，也包括科学研究的对象、仪器设备以及以往的科学研究成果，甚至还包括学生、投资者等。因此，主体并非传统意义上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共同体，所研究的客观世界也不是被看作与主体对立的客体。相反，这里的主体是一个扩大了的共同主体，在这个共同主体中，所有参与研究的人与物都被纳入其中。其次，科学不再被理解为对客观世界的表象，而是所有参与者——共同主体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磋商和谈判在情境中共同构造出来的。最后，行动中的科学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科学永远处于进行中，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并持续重构的情境之中。

说到底，科学不是描述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纵并介入世界的方式。科学家不是对所看到的东西作中立的记录，而是以感兴趣的方式直接介入科学实践的活动。因此，我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实现，科学知识的性质直接取决于构成它们的情境条件的性质。我们知道，在解释学中，若想揭示个体的行为，必须揭示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的整体情境；反过来，对整体情境的揭示也须通过个体的行为进行。这就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解释学问题。解释学是欧洲大陆哲学发展的，但却对英美哲学，尤其70年代以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库恩就是最早在科学哲学中提及解释学的哲学家之一，他曾说：“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7]

然而，这里所提的解释学概念与狄尔泰意义上不同。在狄尔泰眼里，解释学的方法只适合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但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因为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社会、文化行为本身就具有反思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指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其实，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或与认识相割裂的本体。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它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因而本身就具有反思性。海德格尔将这种解释学称为“实践解释学”，关注的是事情的发生，或者行为所引发的现状的变化。

四

刚才已经提到作为实践的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本身就具有反思性，因为我们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在反思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这是科学的实践活动与其它躯体（body）活动的重要区别，也是科学之所以成为典范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科学实践活动如何在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解释？它与整体情境的关系如何？

首先，在实践的解释中，解释不是别的，而是解释的行为本身。事物是什么，如何存在，这些都是通过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处理而揭示出来的。参与世界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世界会成为什么，以及事物在世界中如何存在的解释。从而，我们理解世界的情境不再是“信念之网”，而是“生活形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在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情境，即生活形式是我们所不能选择的，我们只有，并且必然已参与其中了。例如，在燃烧理论中，拉瓦锡抛弃了传统的燃素说而选择了氧化说，但是实验所用的材料、操作程序以及表达新学说所用的语言等都是他从前人那里承袭下来的，“生活形式”对拉瓦锡实验来说不再是假设，而是别无选择的前提。[8]

其次，解释的情境并不是既定的，而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情境是不断变动更新的，我们找它却无法找到，因为它处于不断扩展、变迁与修正之中。”[9]事实上，情境不是一种理论，也并非外在于实践活动而存在，它本身就是由各种科学实践活动构造出来的。因而，一旦构成情境的这些要素发生变化，整体情境也就随之改变。劳斯将这种科学的实践活动比作“叙事”。叙事就是讲故事，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总是已经被置于故事之中了，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包括讲述者在内的故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共同叙事”（commonnarrative），我们总是依赖于与他人共同构成的情境来叙述他人，同时也是其他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角色。在互相讲述中，我们与他人一起构成并共享这个新的情境。[10]

第三，情境不仅是变迁的，而且还是重构的，是“持续重构”（continualreconstruction）的过程。叙事并不是已经完成的（completed）行为，而是正在进行中的（ongoing）。“我们与各种正在进行着的故事生活在一起，这是我们能够讲述它们的情境条件，或者是做其它任何可称之为行为之事的情境条件。”[11]科学的实践活动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包含对自身的辩护。正是批判与辩护的统一，使我们不致简单地认可，并委身于一种既成的情境，而是不断地重构它们。这样一来，科学知识就不存在确凿无误的意义，意义也始终处在重构和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科学知识的可理解性、意义和合法化均源自于它们所属的不断重构着的，由持续的科学研究这种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叙事情境。”[12]也正因如此，科学研究才能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并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更具开放性。

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到，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已经不是一套信念或对象的规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知”，而是内在于我们身体中的全部技能（即实践的知识），只有将我们、实践的对象以及物质环境一起置于一个实践的解释的情境中加以构造，才可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世界，同时我们的解释性行为也才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实践知识的获得同样也不是通过学习和使用规则或依据信念行事，而是通过库恩所说的范例的学习。这样所获得的技能或实践知识才具有创造性，具有向外延伸和发展的可能性。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之所以能从所教会的单个的词句中衍生出无穷多的句子，既不在于先天的深层结构，也不在于一个被给定了的文化与历史的语境，而是由于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实践地参与了生活。同样，只有实践地解释并参与科学，科学对我们才是开放的，其自身才具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10][11][12]JosephRouse:“TheNarrativeReconstructionofScience”,in:Inquiry,Vol.33,1990,186,183-185,181.

[3]J.Habermas:“交往能力的预备性考察”，in:TheoriederGesellschaftoderSOZIALTECHNOLOGIE:WasleistetdieSystemforschung?SuhrkampverlagFrankfurtamMain,1971,118,120.

[4]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53.

[5]BrunoLatourandSteveWoolgar:LaboratoryLife,London:Sage,1979.

[6]BrunoLatour:ScienceinAction,OpenUniversity.Press,1987,30.

[7]T.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V页。

实践观范文篇5

感受之一：组织驱动的强大推进力

3月17日《日记》：今天下午，县委组织部通知晚上在县委五楼会议室开会。晚上的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骆良华说，这次抽调了60名骨干成立县委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和10个县委指导检查组。骆部长强调，从现在开始，县委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就是学习实践活动“产品生产的加工厂”，办公室各组就是“生产车间”，办公室人员就是“技术员和工人”，缜密的思考、周密的计划就是“生产过程”，各组组长就是产品的“初级验收员”，上级简报、上级各类媒体刊载的文章以及各项工作成果就是“产品”，各级领导、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就是“质量的检验”。他强调要求办公室人员要当好“技术精湛的技术员和工人”，对每个岗位的工作进行细化、量化，确保责任明晰、环环相扣、流程精密、高效运转。从今天开始，我就被“强”抽到县活动办公室，成为了一名全脱产的学习实践活动工作人员。

4月1日《日记》：今天上午8：30，联系我县的市领导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永生一行驱车100多公里从市里来到旌德。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县委书记杨业峰向韩部长汇报了我县从3月20日召开动员会以来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得到了韩部长的高度肯定，她肯定了县委建立县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党员领导干部把联系工作当作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主动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编发了《县、科级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实践活动工作手册》，全程记录，跟踪问效；制发了《县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质量考评办法》，对学习实践活动实行质量监控。

5月26日《日记》：今天下午，我有幸参加了县委常委会分析检查阶段专题研讨会。会上，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委班子成员对县委常委会分析检查方案再次专题讨论，聘请的4名群众代表也分别发表了意见。

7月21日《日记》：今天上午，县委书记杨业峰参加县发改委转入整改落实阶段动员会，他强调在整改落实阶段，要注意“五个防止”：一要防止松劲思想和厌倦情绪的产生；二要防止将整改落实等同于常规工作；三要防止只抓具体工作，忽视思想层面的改进；四要防止只顾眼前问题的解决，忽视长效机制的建立；五要防止好高骛远定目标，不切实际抓整改。

我深切的感受到，由于县委主要领导和常委带头严肃认真地开展活动，努力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深化活动效果，为全县作出了表率，有力地引导和推动了各参学单位学习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

感受之二：群众参与的深刻评判力

3月22日《日记》：今天，领导交办我拟定《关于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全程参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通知》，确定邀请在全县范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先进模范人物、服务对象的群众代表，全程参与学习实践活动。

5月18日《日记》：今天下午，县委安排108名各界代表对各参学单位学习实践活动进行满意度无记名测评。活动开展以来，我县各参学单位确定安排“两代表一委员”及社会各界代表近1000人，全程参与学习实践活动，在全县营造了全民参与活动、全民监督活动的民主氛围。县委确定了30名“两代表一委员”全程参与全县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会议及进程，参与县委常委会每个阶段重要环节的活动。

6月6日《日记》：6月1日、2日、3日和4日，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委班子成员分别主持召开了“两代表一委员”、乡镇负责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和县直单位负责人座谈会。连日来，县四大班子领导以及各参学单位还通过走访帮扶村班子成员、群众代表、本单位的干部职工、服务对象代表，收集意见；全县开展了“面对面听诤言、心贴心求良策---诚邀千名党员群众建言献策活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我深切感受到，县委、县政府始终是坚持开门搞活动，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让群众评判。县委还坚持立体宣传，让全县人民全面了解掌握学习实践活动情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学习实践活动、参与学习实践活动、评价学习实践活动的良好氛围。感受最深的是县两家民间网站“旌德社区”和“旌德论坛”，成为推动舆论、监督活动的重要民声，发挥了有效、积极的监督作用，全县学习实践活动完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旌德社区”民间网站专门开辟一个科学发展观栏目，刊登我县活动动态和在中央、省、市媒体刊登的文章。

感受之三：干部动员的自觉奉献力

4月29日《日记》：今天上午，在影剧院召开了在全县开展“评议人民满意机关、民主考评县直单位百名股长、民主考评基层站所长”活动动员大会，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光勇作了动员讲话，全县1000余名干部参加了大会。为配合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展“三项”评议活动，以评议为抓手，改革机关效能、机关中层干部和基层干部评价机制，从而让干部动起来、活起来、用起来，让人民群众笑起来，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的潜能进一步发挥。

6月28日《日记》：近一段时期，我感受到机关干部在言谈中，有一种紧张、紧迫的意识。原来这段时间，县委已4次组织人员对县委、政府单位和60%的基层站所以及16个站所主管部门的工作效能情况进行了明查或暗访，检查情况在全县进行了通报，还两次召开基层站所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座谈会，8次召开基层站所长座谈会，进行工作督查。对在督查和暗访中发现工作效能不到位的，要求立即补课完善，对发现的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按照规定严肃处理。目前，县委、政府已对两个基层站所长进行了撤职处理。县委副书记胡刚在前不久会上强调：“我们要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优化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工作好转、推进旌德加速崛起的高度来认识和抓好这次‘三评’活动”。公务员之家

我深切感受到，县委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抓手有力，把干部队伍这条主线拎起来了，把干部推向了经济发展的最前沿。“三评”活动俨然成为学习实践活动落实整改、解决问题、创新机制的重要抓手，全县干部队伍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机关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工作效能有了很大提升，干部把压力变成了工作的动力，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自己平时工作的必须，从而由各级干部地有效带动，在全县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干部讲奉献、群众讲发展的舆论环境、作风环境、建设环境。

感受之四：加快发展的全面内动力

5月21日《日记》：近一段时间，县委、政府经常召集县直单位和乡镇负责人，研究会商经济发展工作。5月4日，县委着眼于选准参照系，组成党政代表团专程赴人口相近、地理环境相似的浙江云和县专题考察学习，借鉴云和县践行科学发展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和做法。昨天，我看见县政府的一份文件《关于认真组织开展全县“招商引资突击月”活动的通知》，文件中将今年5月20日-6月30日作为全县“招商引资突击月”，对突击月活动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

实践观范文篇6

根据区委的统一部署安排，我与大家一起探讨政绩观问题，我讲的题目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绩观的基本内涵；二是树立科学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

一、政绩观的基本内涵

所谓政绩观，主要是指怎样创造政绩和如何衡量政绩两个问题。其内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价值取向，即其为官一方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用什么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它是区分不同政绩观的基本量标。二是方法论取向，即用什么来取得政绩，特别是在主观需要和客观基础之间，决策需作何种取舍。它决定了政绩的效果。就我理解，政绩观还有以下几个特性：

一是政绩观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政绩观存在于每个从政人员的思想意识中，统治阶级都要求从政人员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政绩观。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待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政绩观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为谁创造政绩，就这点来讲，不同的统治阶级，其政绩观必然有明显的差异。如在封建社会实行“家天下”，是皇权统治，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支配下，更多的官员搞横征暴敛，以致官逼民反，造成中国历史上平均每30年左右就有一次战乱或动乱，这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柏杨研究得出的结论。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宪政政治制度，但各级官员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身份一直未曾改变，其衡量政绩的标准，大财团的看法是关键。从其价值取向来说，资产阶级政客之所以要出政绩，基于二方面考虑：一是要对扶其上台的垄断集团负责。政客竞选需要大笔的经费，而经费只能自筹，谁给他大笔的经费，谁就是他的股东。其上台后自然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美国就有驴象两党说，总统上台委派官吏原被称为“政党分肥制”。有的专家称：小布什之所以实行单边主义，就是为了迎合支持他上台的军火商的利益。而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在竞选纽约州议员时，为了取得美国犹太富翁的支持，一反过去限制以色列的主张，提出要帮助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后来干脆称自身就是犹太裔。（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以色列采取袒护政策，其根源就在于犹太富翁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决定了其政治生命的存亡续断）。可见，每一个政客都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二是对选民负责。票数的多少决定了政客的政治生命。政客在竞选前后必须尽可能满足选民的需要。在从政时，尽可能取悦选民。什么方式合适就干什么，如克林顿在朱钅容基访美时，原决定马上与中国签订WTO协议，但鉴于美国两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的巨大压力（这两个工会组织掌握着几百万钢铁行业选民和纺织行业选民），在最后关头却退却了。以至朱幽默地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客在迎合选民需要的时候，确实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但“选民”并不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也不能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为了财团和政党的自身利益，他们也可以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如国会弹劾克林顿案，就是某些国会议员为了所谓“政绩”而“小”题大作的典型写照。这种事在韩国也出现了。卢武炫现在被弹劾，说到底，就是议员们为了政党利益公报私仇，而导致韩国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损害了整个韩国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陈水扁不也是做着同样的事么？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里宣称：“不要问是否作恶，而要问是否善于作恶”，这正是资产阶级在政绩方面取向上的座右铭。

二是政绩观具有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政治经济环境，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政绩观。如在解放战争年代，战绩就是政绩。谁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用兵如神，谁就是统帅之才，邓小平能27岁就走上正军级领导岗位，也是27岁就当军长，就是对其战绩的肯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有过“多快好省”的建设高涨阶段，在“超英赶美”等不正确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出现时期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在当时，都曾作为值得表扬的“政绩”。虽然今天，看到这种政绩观显然不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在时代，政绩观更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直至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到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坚定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发展是硬道理，使我国二十多年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广大干部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的演变过程，实际也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三是政绩观具有导向性。决定领导干部晋升的因素，最大的标准就政绩标准。政绩观就象“高考”指挥棒，考什么内容，学生肯定得学什么内容。一个时期形成的政绩观，容易使各级干部的从政行为目标共性化，价值取向一致化。我们国家有搞运动的传统观念基础，有跟风从众的心理基础，有一哄而上的社会风气，无疑会使政绩观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上面讲要做什么，下面就一行百效、千篇一律，紧跟照办。一些地方发展某项产业大获成功，那各地就会快速仿效，遍地开花。如全国有23个省市区发展汽车产业，整车厂比世界其它国家总数还要多。这种盲目发展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比如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产生的“GDP”崇拜现象。GDP是一个重要指标，但GDP不是万能的，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正像砍伐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中国的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呈现高投入、高耗能、高增长，低效益。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GDP依然在增长。”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GDP都要增加一次。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各地都普遍扩大开发区建设规模，国土资源的利用呈失控状态。据统计，全国解放以来，建城区面积有3.1万平方公里，而近年来开发区的规划面积达到3.4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台湾省，超过我国50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这实际上就是追求GDP增长起着导向作用。

四是政绩观的检验标准具有实践性和群众性。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不管是哪个国度，真正的政绩应该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实践和群众检验是判断是否是政绩及政绩大小的根本尺度。心中想着群众，有群众观点，即使没有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老百姓却会把政绩一笔不漏地记在自己的心上。古人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疏浚西湖而用淤泥堆成长堤，千年后还被百姓称为白堤、苏堤。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兰考治风沙种下的泡桐树被称为“焦桐”。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流芳百世。

二、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这种新的发展观呼唤新的政绩观。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科学的政绩观”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并丰富起来，但真正明确提出“政绩观”概念的，却是最近的事。**年11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在最近结束的人大会议上，同志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科学的政绩观轮廓逐渐明晰起来。综合起来看：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民为本观念凸现出来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突出的就是一个“民”字，即解决政绩观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而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则要解决求政绩的方法取向问题。与此相对应，对干部考核的改革与研究也正在悄然兴起。据我所知，有这样四件事：一是北京市于1月7日起，专门邀请公共政策专家研究、制定群众评价政府部门工作的有关方案。二是由国家行政学院牵头《公共管理部门绩效评估和领导人员素质评估》课题，以及由中组部研究室开展的同类课题也在积极的进行之中。三是一些地方对干部考核改革也正在进行：如曾轰动全国的南京万人评议领导干部活动已进行了两年，据李源潮称：通过群众的意见，罢免不称职的干部获得了成功，今年还将继续做下去。四是最近出台了《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由此可见，政绩观正在逐步成为党的建设问题的焦点。因此，要充分理解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树立科学政绩观的重大意义。

1、发展理念的转变，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两个凡是”，提出了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由此走上了经济建设的快车道，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中国现象。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世界榜首，为10.7%。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可堪媲美。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中国也为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一是资源浪费严重。**年中国消耗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创造的GDP则仅占到世界的4%。如果按1美元生产总值能耗计算，我国比发达国家能耗高4至5倍。第二是城乡差别大。在经历了25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不算财政对城镇居民的补贴，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11倍，这个数字在1985年是1.72。第三是地区差别加剧。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情专家胡鞍刚称之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不同的省份如此，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也如此。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的人均GDP差距，1978年是9.1倍，2002年12.9倍。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没有错，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同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建设也不同于社会全面建设。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过去3年里，党中央先后作出了“西部大开发”（2000）、加入WTO（200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等重大决策，分别回应了地区差距、全球化、执政基础等重大问题。而**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第一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提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应该说，这是中共执政50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其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后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可见，我国这艘巨轮正在进行艰难的调整。从这点看，提出政绩观问题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2、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政绩的汇集、积累则是对一个党执政能力的检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创造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绩就是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西方有个著名学者提出“政绩合法性”概念，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如资产阶级财团等）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做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这个政绩合法概念就是相对执政能力而言的，对我们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是死路一条。”他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根据世界发展进程规律，在人均GDP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是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的关键时期。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比如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全国有近4000万“三无”农民），不注重农民及城市失业人员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很可能会落到“拉美陷井”里头去。“拉美陷井”是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失调的现象，这些国家都有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生态恶化等原因，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危机，经济社会发展趋于长期停滞。阿根廷在2001年12月，爆发了南美洲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政治领域，先后有4位总统在半个月时间内走马上任。在经济领域，失业率高达20%，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为预防“拉美陷井”在我国重演，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和人的发展，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20多年改革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在如此之大的国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现象。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呈扩大之势，影响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民意基础，“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老百姓采取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如上访呈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维护社会公正，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之一。

3、领导干部存在的追求政绩的不良倾向，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中央领导同志之所以近来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是针对目前政绩观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和如何创造政绩等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

一是追求政绩的“物化”倾向，表现为重视显绩。专干“显山露水”，只求表面风光。只重视看得见的“硬环境”，不重视看不见的“软环境”，只把硬环境当政绩，不把软环境当政绩。一些干部认为基础设施等硬指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因为这些政绩既能让人一目了然，让群众有所感受。这些干部陶醉于“工程政绩观”之中，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前阶段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1994年到东南亚转了一圈，回来后脑子一热，提出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并亲自起名为“龙潭虎穴”，要在动物园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设想，这将使阜阳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观光旅游中心。王怀忠没有经过规划和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就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最终动物园工程历时三年，耗资千万，半途而废。王怀忠所搞的政绩，并非学识不够，头脑发昏而决策失误，其出发点根本就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个人仕途的升迁而搞的形象工程。

二是追求政绩的“短期”倾向，表现为急于求绩。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从不科学计算投入产出比，不顾社会和人的发展，以为经济搞上去，其它诸如生态、资源都可以不管，“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三是追求政绩的“超前”倾向，表现为政绩作秀。不惜民力、借债开发，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一任政绩，几任包袱”、“前任政绩后任债”。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立志要把阜阳建成中国第一大市，要建设与“大都市”计划相匹配的“大机场”。机场建设项目共耗资3.2亿人民币，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勉强营运1年之后，现在只剩下两条短途航线，每年财政要贴几百万元搞维护，飞机场成为野鸡、野鸭的乐园，成了“飞鸡场”。

四是追求政绩的“数字”倾向，表现为谋求假绩。把数字指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以数字论英雄、定优劣，导致“政绩不够数字凑、数字不够水分凑”。“政绩注水”的背后“以数字论英雄”的倾向，引起某些追名逐利者推波助澜，以至于“层层加水，水到渠成”，“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朱钅容基视察安徽粮库成为一个经典的笑谈），给国家政策的制订造成了误导，如目前阶段的“圈地运动”，就与一些地区粮食统计“注水”有某种联系，使有关决策者误以为国家粮食储备很高，减少种植面积，或者改种各类经济作物不影响大局，去年年底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急剧变化，已经危及国家安全，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去年，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怀疑态度，因为中央和地方的统计机构在数据方面自相矛盾，这个就是受数字虚报的影响。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追求政绩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以外，还受观念、体制及官场不良文化的影响，对政绩观的认识还有几个误区：

一是“唯名”。搞“面子政绩”，对自己任内能看到政绩的抓，不能增加政绩的不肯抓；对容易出政绩就肯抓，对难啃的硬骨头，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唯恐避之不及，不肯承担责任，只做保险事。对本届明显利益好处的，就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对当前没有明显得益的，工作推动力度明显缺乏。

二是“唯新”。“一个艄公一道河”，“新官上任三把火”，月月都有新思路，年年都有新规划，陷于“浮躁政绩观”，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树政绩脱离实际，抓工作似蜻蜓点水，浮而不深，详而不入，汇报起来新思路层出不穷，客观情况却问题多多。

三是“唯稳”。有的干部守摊子思想严重，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有的干部面对复杂的工作局面，不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以拖应变，过分求稳，反而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使一些问题积重难返，不可收拾。有的干部一事当前，总是计算个人得失，避实就虚，避难就易，能推则推，生怕接手后一着不慎，影响自己的政绩，影响自己的形象。

四是“唯上”。已受到查处的王怀忠有这样的“政绩观”，“只要你能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唯上”，凡事都以上级领导的所好是瞻，“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树立科学政绩观方面存在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思想根源。这些不正确看法，不同程度地误导了施政行为，导致了浮躁作风的蔓延，不但给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影响了干部自身的健康成长。从这种角度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是非常必要的。

三、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折射，是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反映。科学的政绩观的基本内涵是为公为民、全面发展、求真务实。根本价值取向要符合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指出：“国家官吏应当是人民的公仆”。则把为人民服务定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条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同志则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地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要求干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尽管言辞不一，但应该说，从其根本观点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如何树立科学政绩观，我想可以从自身的、组织的、社会的三个方面去把握：

（一）要准确理解、把握科学政绩观，在谋求政绩时实现价值观取向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做到五个统一：第一，要用政治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第二，要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第三，要用发展的观点看政绩，坚持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统一；第四，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开拓进取与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统一；第五，要用全面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客观公正地看成绩与实事求是看问题的统一。总之，要用科学的发展观评判领导干部政绩，有利于走出评价政绩单纯以几项经济指标论成败甚至单纯以GDP论英雄的误区，而是以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多方面对政绩进行评价，促使领导干部注重三个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

（二）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为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提供制度保证。

在我党历史上，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乃至考核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但具体标准和方法却因时而异，它反映了每个时期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战争年代对干部的考核标准以战绩为主；“”年代则看谁放的“卫星”最高；“”时期，则把能否积极地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作为考核干部的最高标准；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干部的选拔和考核主要强调“德才兼备”。这没有错，但关键是它仅着眼于干部本身的素质，而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一个干部具备了好的素质就能够做出成绩的。

真正为干部的选拔和考核标准赋予了具体的内容的，是1989年邓小平提出的“要让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要让人民感到满意”。这段话为后来选拔和考核干部的标准定下了基调，即今后在选拔和考核干部时要遵循三个标准，第一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第二要让人民满意，第三政绩突出。我党注重和强调干部要有政绩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使干部选拔有了可操作的尺度，推动了一大批干部作出实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点又开始出现，因为对官员政绩的衡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困难之处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是很难量化，而且公共管理部门的目标往往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给写了一封信，提出怎样才能科学地鉴定一个干部的政绩，他以省长和部长为例，说现在考核省长的政绩主要看他所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完全看国内生产总值行不行？财政收入很重要，但是不是有了财政收入什么都好？

其后，1994年至1996年，中组部出台了一个“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核标准体系”，并在部分县市试点。这个考核标准体系共分三大类十八个指标体系。三大类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指标。1996年，中央正式颁布了这个指标体系，并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它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注意了统筹协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太偏重于经济发展的内容，特别是偏重GDP考核。第二，它是按照全能政府设计的一套指标体系。譬如这套指标体系中设立了企业应减亏多少，这就明显不是现代有限政府的管辖范围。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五大“绿色”标准，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强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出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

我认为，要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在目前，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从“硬指标”与“软任务”的成果上检验绩效。要以“三个成果”来衡量干部的实绩，既注重干部在物质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又注重干部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在评价标准上，既要重数字，又不能唯数字。防止“数字出干部”的倾向。

二是要从个人实绩与集体实绩的区分上看待绩效。一个班子工作上能够取得成绩，往往是班子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又与班子成员的努力密切相关。要根据干部在班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责任和应发挥的作用，通过仔细考察，实事求是地看每个成员所起的作用。要在突出对领导班子正职考核的同时，强化对领导干部班子副职的考核，解决好干部在实绩上吃大锅饭的问题。

三是要从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上透视绩效。既要看干部局部工作成绩，又要看干部对全局利益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贡献。领导干部在局部范围内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局利益的影响和作用越大，绩效就越大。

四是要从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完成上衡量绩效。日常工作体现了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而重点工作则体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考核中既要重视日常工作的完成情况的考核，又要把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足以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实绩的若干重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重点内容。

五是要从当前和长远的结合上考核绩效。我们在考核干部时，就不能只看干部近期取得了多少成果，还要看这些成果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否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是要从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的程度上把握绩效。由于干部的岗位不同，物质条件、工作基础不尽相同，取得实绩的难易程度就有所区别。在考核中既要看干部的主观努力、工作态度、创新精神等，也要看实绩的外因条件，分清哪些是主观努力得到的，哪些是客观环境带来的。

七是要从领导和群众的统一上评价绩效。考察干部实绩必须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主要依据。

八是要从真实绩与假政绩的辩别上判断绩效。要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辩别，剔除那些贪大求洋、短期行为、形式主义等与求真务实和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所谓“政绩”。

九是要从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的结合上考察绩效。在重视定性考核的基础上，要加大定量考核的力度。没有质的考核，就难以作出基本评价；没有量的考核，考核工作就难以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完善深化。要建立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在明确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制订好领导干部年度工作目标，为实绩考核提供依据。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没有具体指标但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也要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等方式，将抽象变为具体。

十是要从成绩和失误的识别上洞察绩效。成绩总是与失误相伴产生的。在处理二者关系上要做到一看主流，二看发展，特别要善于把握成绩的发展态势和失误的发展态势。善于分析过失的性质、程度、因素及其关系。同时还要观察干部对过失的态度。

（三）在全社会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破除“官本位”的社会土壤。这是树立科学政绩观的治本之策。要树立科学政绩观，必然要求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即要有正确的宗旨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尤其要正确对待权力，进一步解决权力是谁给的，为谁掌权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干部政绩观之所以出现偏差，说到底是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孕育而成的“官本位”观念作怪。美国一名学者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撰写了一本书，当他成为州政府部门主管和州内阁成员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他想见面的时候，商业和社团领导人会随时恭候，经常有上电视、报纸的机会，而当职务终止的时候，不再“重要”，没有“地位”了，就没有再受到邀请，也没有媒体的采访了。这种突然间得到朋友，又突然间全部失去的现象，他经历了多次，他经过思考认为与成功相伴而生的荣耀和失落，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个学者提出不管在位不在位，你都应善待得意时遇见的人，因为他们和你失意时再次遇到的人是同一群人。作为领导干部，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得失皆坦然，善待自己的职责，切实践行“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而要破除“官本位”，就是要树立“民本位”，即人本位。“以人为本”观念恰恰是从根本上树立干部科学政绩观的基石。首先，它决定干部在执政时必须平等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它决定了干部必须在执政中破除“GDP神话”。本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可有段时间，人没能成为尺度，反倒是GDP成了尺度，人没能成为万物的灵长，反倒为GDP所驱使。而现在要把它重新倒过来。再次，它决定了领导干部必须深入贯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所以，如果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都能牢记并践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科学的政绩观在每一个干部中的树立就已经指日可待了。

实践观范文篇7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服务群众、恪守职责。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公民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应该在本职岗位上通过不同形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如皋市137位乡邮员虽然都是普通员工，但他们都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为群众服务，表现出追求上进、乐于奉献、不图名利、爱岗敬业、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团结互助、扶危济困。团结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强调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互帮互助精神，形成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人群的凝聚力，最终汇集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凝聚力。“爱心邮路”上的乡邮员以本职工作为纽带，演绎着一个个扶危济困、团结互助的动人故事，其行为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国家是难以进步的。艰苦奋斗，要求保持不畏艰险的精神状态和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如皋“爱心邮路”的乡邮员虽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不畏艰苦、以苦为荣，坚持准时精确地完成投递任务，同时利用邮政服务产品，为当地群众提供资金流、信息流和物质流的绿色通道，帮助不少群众走上致富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用不平凡的业绩诠释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从自身做起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如皋“爱心邮路”先进集体的事迹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启示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从自身做起。

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全体公民自觉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公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确立了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指导方针。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体公民的荣辱观，需要全体公民自觉实践。只有每个人都坚持从自身做起，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主人翁的地位要求每位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荣与辱的抉择，不仅表现在事关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这就要求公民从实际生活出发、从点滴小事做起，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奉献中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反映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全社会共同来营造。“爱心邮路”上的邮递员们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顺带着为段道上的老百姓做一些他们需要而又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了贡献、树立了榜样。

形成和巩固知荣明耻的基础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提高的过程，道德建设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如皋“爱心邮路”先进集体的事迹启发我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注重形成和巩固知荣明耻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坚持知行统一，打牢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荣辱观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客观评价，即社会对人们行为的要求和评价；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观感受，即个体的荣辱心理体验，表现为主体的荣誉感、耻辱心。荣辱观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把社会的道德评价转化为个体的荣辱心理体验，并不断加以巩固和深化。道德是一种自律，知荣明耻的道德心理是自觉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思想基础。坚持知行统一，不断巩固和深化荣辱心理体验，是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方面。如皋邮政局不但把职工道德教育看作一个学习过程，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一个实践过程，引导职工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在知行统一中形成特殊的荣辱心理体验，在奉献中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实践中陶冶道德感情、锤炼道德意志、增强道德信念。

实践观范文篇8

为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把“八荣八耻”的要求落到实处，按照上级工作部署，团区委将在全区组织开展以“知荣明耻树新风”为主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系列活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学习，充分认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意义

全区各级团组织要把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帮助青少年理解掌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增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要通过组织学习，使广大青少年充分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通过组织学习，在青少年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紧紧围绕**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落实“十一五”规划各项任务，紧密结合团十五大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迅速掀起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热潮。

二、广泛宣传，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在青少年中深入人心

各级团组织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全面部署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工作。以举行宣誓仪式、成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报告团、开展“两代人”对话活动等为形式，号召团员青年深入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做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锋。要充分发挥青少年网站及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认真安排部署，加强整体策划，做好重点宣传。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丰富内涵，宣传青少年中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典型，宣传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良好导向，营造浓厚氛围。青少年教育阵地等青少年活动场所要发挥自身优势，发掘教育资源，针对青少年特点，运用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积极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扬荣弃辱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深入实践，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各级团组织要紧密结合本单位实际和青少年思想特点，紧扣理想信念教育这一核心，以“知荣明耻树新风”为主题，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广泛开展生动活泼、富有特色、效果明显的道德实践活动，使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青少年中蔚然成风，成为广大青少年的道德追求和生活方式。

（一）机关、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要结合团员青年思想实际，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青年公务员和职工中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机关团组织要立足岗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活动，团员青年把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在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的具体行动上，在增强技能、开拓创新、优质服务、依法行政、无私奉献等方面加强实践锻炼，努力向高素质和专业化发展，为青岛建设全国重点中心城市和世界知名特色城市贡献力量。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要组织青年职工深入学习讨论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通过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大讨论等活动，引导青年职工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和理解，争做崇荣拒耻的社会主义新职工。要大力开展青春建功行动，把广大青年职工对荣辱观的认识转化为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奉献青春、建立功勋的实际行动。要深入开展创新创效活动，引导广大青工崇尚科学，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生力军；要深化青年文明号、优秀青年服务品牌创建活动，带领广大青工倡树职业文明，争当职业道德建设和弘扬新风正气的先锋。要推进青春创业行动、青工技能振兴计划，引导广大创业青年艰苦创业，文明经营，做创业的领头兵。

（二）发挥街道、社区共青团、少先队及其它青少年组织的作用，通过组织上团课、举办主题队会、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办宣传栏等形式，在社区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社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各级少先队组织要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不断加强少先队员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开展“民族精神代代传”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八荣八耻”校园舞台剧和道德新歌谣编创、展演和传唱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少先队员的自我教育。要以“雏鹰争章”活动为载体，通过争戴社会主义荣辱观特色章，引导少年儿童知荣辱，辨是非，自觉践行荣辱观。开展荣辱观互动教育，通过少先队“手拉手”活动，广泛开展城市少年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之间互动学教活动，实现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四）开展“新市民”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加强外来务工青年思想道德教育。要积极探索建立灵活多样、多层覆盖的外来务工青年团组织及其组织设置模式，把更多流动分散的外来务工青年团结和凝聚在团组织周围。组织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发挥榜样的辐射带动作用，帮助外来务工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投身和谐社区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有针对性的荣辱观教育、技能培训等活动。通过组织文明礼仪展示、交友联谊等活动，在广大外来务工青年中倡树文明新风，搭建联谊交友的平台。开展“三送一助”活动，为广大外来务工青年多办实事。

四、强化领导，建立有效工作机制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切实把宣传教育活动抓出成效。

（一）率先垂范，精心组织。各级团干部要带头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实际行动加强自身修养、争做时代先锋，为全区青少年做好表率。要加强和改进团的作风建设，努力做“党放心、青年满意”的团干部。各级团组织要把组织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当作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摆上突出位置。要切实安排好本地本单位的学习实践活动，精心组织，不断把宣传教育活动引向深入。

（二）联系实际，注重实效。要紧密联系广大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实际，按照贴近青少年、贴近基层、贴近实际的要求，从具体事情抓起，着力解决当前青少年群体思想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改进创新，切实增强学习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实践观范文篇9

一、充分认识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意义

总书记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相连、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指导方针。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全社会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热爱祖国，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科学文明，团结互助已成为我国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道德情操，构筑抵御不良风气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规范，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重大举措，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

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三贴近”的要求，以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为主题，以促进社会风气不断改善为目标，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与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结合起来，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与学习宣传先进典型结合起来，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弘扬正气上下功夫，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深入人心，重在联系实际，重在弘扬正气。深入人心，就是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教育，引导人们牢记“八荣八耻”的基本内容，理解“八荣八耻”的丰富内涵，熟知“八荣八耻”的行为规范，使“八荣八耻”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入耳入脑入心，成为全体公民的广泛共识。联系实际，就是要立足自身，注重言行，着眼养成，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贯穿到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中，引导人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成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弘扬正气，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崇尚真善美，抵制假恶丑，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风气、行业风气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三、深化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宣传教育

要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机关、进单位、进军营。进一步加强机关建设，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机关理论学习和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程，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创文明机关，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使机关干部学在前面、做在前面。在企事业单位广泛开展“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宣传教育，利用党团员活动日、班前班后会、职工培训等方式，采取专题讲座、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和文艺汇演等形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开展向劳模学习活动，弘扬劳模精神，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在部队广泛开展“学传统、知荣辱、明责任”主题教育，宣传普及“八荣八耻”，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部队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同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贯穿到教育、训练和日常生活之中。

要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进一步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大中小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之中，贯穿到德育课程和相关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要以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组织开展专题读书活动和新童谣编创传唱活动，唱响“八荣八耻”等反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优秀歌曲，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要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发挥基层宣传教育阵地作用，充分利用市民学校、村民学校、民工学校、家长学校等各类阵地，领导干部带头，组织干部、职工、专家、学者以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广泛开展“八荣八耻”宣讲报告活动。组织编写出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和宣传挂图、宣传口号，发放到社区、农村和家庭。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评议活动，引导群众对身边的道德行为展开评判，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和互联网、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等传播工具，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新闻报道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成为“八荣八耻”的自觉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运用言论评论、理论文章、通讯报道、专家访谈、群众讨论等多种形式，深入阐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充分报道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取得的进展和实效，及时宣传推广各地各部门富有成效的好做法好经验。要认真总结和宣传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典型，注意发现和宣传普通人群中的道德楷模，发现和宣传人们身边的好人好事，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激励人们见贤思齐、积极向上。要制作播出一批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公益广告。在城市社区、乡村集市、公园广场、车站机场、港口码头等公共场所设立宣传荣辱观的标识，让人们耳濡目染，受到熏陶。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的作用，切实加强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道德热点问题的引导，褒扬高尚品德，谴责不良行为。

四、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践活动

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到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道德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等各类活动，都要突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突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之贯穿创建活动全过程，覆盖到广大城乡基层。

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践活动，要突出重点领域，集中解决公民行为习惯和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文明礼仪、公共秩序、社会服务、旅游出行、城乡环境、文化市场、互联网管理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使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良风气得到改善。街道、社区、村镇、学校以及各基层单位，要广泛开展礼仪宣传和实践活动，引导人们懂礼貌、知礼仪、重礼节，养成文明言行，摒弃不礼貌、不文明的粗俗行为。铁路、民航、交通、城乡公交等部门要在为乘客提供安全正点、热情周到服务的同时，加强对乘客的文明提示，引导大家遵章守纪，文明礼让，友爱互助，共同维护交通秩序。商业网点、医疗卫生、公用事业、车站港口等窗口行业和公安、工商、税务等执法部门要规范服务，诚信经营，文明执法，为全社会做出表率。建设、旅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景区、旅行社、宾馆饭店的服务人员和导游讲解人员的教育管理，文明服务，文明讲解，主动热情地为游客排忧解难。各类景区景点要继续深化创建文明风景旅游区活动，进一步提高景区的建设和管理水平。旅行社在搞好优质服务的同时，要加强对游客的文明礼仪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出国游客的礼仪规范培训，引导他们文明旅游，礼貌交往，展示我国公民的文明风采。城管、环卫等部门要加强对公共场所的管理，主动劝阻各种违背社会公德、污染环境卫生、危害公共秩序等不文明现象，使广大公民养成文明卫生习惯，共同创造整洁优美的城乡环境。新闻出版、文化、广电、公安等部门要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强力净化银屏声频，净化网吧，净化手机短信，净化出版物市场，净化文化娱乐场所，促进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外宣、信息产业、公安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集中开展网络清理，打击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迷信、、暴力、欺诈等有害信息的违法行为，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党员领导干部要做表率。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党的宗旨，加强党性修养，在本职岗位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好人民公仆，在社会生活中严格要求、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良好的党风政风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加强师德建设，引导广大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要组织广大青少年开展各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实践、公益行动、团队生活以及校园文化活动，使他们成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最活跃的群体，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

要以迎接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大力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全社会公民思想道德水平。通过广泛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广大公民在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讲究公德、遵纪守法、维护秩序方面有明显进步，全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要以“公民道德宣传日”和重要历史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活动为载体，运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倡导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

五、努力创造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化环境

书刊、音像等各类出版物以及各种文化艺术产品，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体现“八荣八耻”的价值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导创作，努力生产和推介体现民族传统美德和鲜明时代精神的优秀文学作品、优秀影视剧和优秀文艺节目，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各类娱乐节目、都市报纸、时尚杂志等大众文化消费品以及商业广告，都要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和道德风貌的主流，反对和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和愚昧迷信、消极颓废倾向。要充分挖掘利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推介经典名作，引导人们在欣赏品读中受到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熏陶。

要广泛开展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群众文化活动，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和乐于参加的形式，活跃基层文化，把“八荣八耻”的要求渗透在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之中。要广泛开展科普活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提倡科学观念，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各类基层宣传文化阵地，都要面向社会、服务群众，通过专题展览、知识问答、动漫展示、影视展映、文体表演等形式，传播社会主义荣辱观。

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净化社会文化环境。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监管体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综合执法水平，落实责任，强化管理，逐步形成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长效机制。深入持久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严厉查处各种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背离的不良行为，依法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六、扎实推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导向的“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

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网络阵地，运用网络宣传普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充分发挥网络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重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要开辟宣传“八荣八耻”的网页、专栏，在各类网上论坛组织“八荣八耻”学习讨论。校园网要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针对学生道德行为中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使校园网成为学校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渠道。

要继续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把各项要求进一步落到实处，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阵地。有关单位要明确责任，落实分工，各司其职，密切合作，确保活动扎实推进。要推动参加“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议活动的各类网站切实履行承诺，自觉对照倡议内容，自查自纠不良网络行为，带头净化网络环境，带头倡导网络文明。要进一步扩大“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参与面，把各级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各类商业网站以及个人网站、博客等都吸引到“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中来，根据各自特点，发挥各自优势，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不文明行为。要积极引导广大网民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做到文明上网。各相关监管部门要根据互联网管理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管理，组建社会网络义务监督员队伍，广泛发动群众揭露举报有害信息和不良网络行为，加大监督查处力度，不断提高网络信息的社会公信力，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文明新风。

七、切实加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的领导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活动，作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大举措，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上突出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责任机制。各级文明委和党委宣传部要加强对活动的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工作责任，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残联、红十字会等群众团体，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工作做到各自联系的人群中去。

实践观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天经地义的客观时空本身并不客观，其客观性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建构的，文章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规训系统揭示客观时空取得统治地位的全过程，试图为重新理解时空问题打开新的理论视界。

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观念，确实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普遍的共识。但若回顾时空的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客观的时空本身并不客观，相反其客观性本身却是由生活实践一步步内在规定的，是一种被建构生成出来的“客观性”。因此在这里，我们从实践发展的要求，时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的“规训”这三个方面系统揭示这一客观时空形成的社会实践基础，揭示其客观性背后的生活实践真义，这对我们更新传统的时空观念，为从实践哲学维度重新认识时空的本质，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原初的时空中，时空与实践是合而为一的，因此时空皆可直接用实践来表示。用实践表示时间，如“掌灯时分”、“一顿饭工夫”、“一袋烟工夫”，就是如此。像蒙古族人表示短暂的时间单位就直接源于其生活方式，如“安装蒙古包的时间(1小时多)，备马鞍的时间(2～4分钟)，挤羊奶的时间(约10分钟)，一袋烟的工夫(5分钟左右)，一顿茶的工夫(约30分钟)，等等”。同样空间用实践来表示具体体现在空间的尺寸是由行动主体自身携带的，因此最初的长度单位是以人体的某部分的长度作为标准的，如手指的宽度，脚的长度，手腕的周长等。“比如我国古老的针灸术中，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种度量的习惯。针灸医师就以食指的第二指节的宽度作为1寸，以食指和中指的第二指节宽度之和作为2寸，以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的第二指节宽度之和作为3寸。”这种时空表示方式虽笼统，欠精确，但在生活实践中却是十分有效的，不过其弊则在于受生产生活方式和地域环境的限制较明显。因此为克服地域及生活的差异，一种外在化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观念的产生，就成了生活实践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历史情形来看，这种可测度的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的诞生，确实经历了一个从不客观到客观、从局域性到普适性的发展过程。

在最初的时间测定中，先民们先把时间分为白天、黑夜两部分再进行具体的细分，由于昼夜在不同的季节长短不一样，据此划分出来的时间间隔也是不相等的，这种计时方法被称之为不等时计时法。如我国的敲梆报时，把夜间分为五更五点，即一夜五更，每更五点，显然更与点的时间间隔在不同季节是不同的。古代埃及把一天的时间分为白天12小时，夜晚12小时，也属不等时计时法。因此，古埃及的漏壶在不同的季节必须取不同高度的流水量。这种计时方法传人欧洲，一直使用到公元十四世纪。从不等时计时法到等时计时法，固然需要计时技术的进步，但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粗糙的自然生产中，把时间视为间隔相等的等时计时法并无必要，只有当生产规模扩大，分工和交换进一步发展，当每一时刻都被有效地利用，不管白天抑或黑夜，时间和劳动成果都会出现某种一一对应关系时，这时一种绝对平均化、精密化的时间要求才会提上日程，并最终规定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精辟地指出：“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才能不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因此，具有等时性的客观时间的形成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本身提出了时间精密化的内在要求，而且这种精密化随实践的发展而日趋完善。如机械钟最初的刻度只有时针，分钟的精度都很难保证。而今天运用“核共振吸收”方法可测出10～14秒的时间误差。不仅如此，社会实践还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使统一的时间标准成为可能。试想如果没有全球化，没有国际交流，把格林威治的时间确立为世界时，把全球划分为24区时还有无必要，因此全球化和国际交流才是具有普适性和统一性的时间的真正缔造者。也正基于客观时间为实践所决定，所以随实践的发展，时间总是表现为愈来愈客观化的进程，对此牛顿的解释是真正绝对的客观时间只是数学意义上的时间，与我们无关的纯粹存在，而我们的解释是客观时间只是实践所化的时间，因而实践永远创造出新的时间客观性。

与时间类似，空间的客观性也是应实践发展而形成。世界各国因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都有一个统一计量长度的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税收的需要。正如鲍曼指出的：“当权者想千篇一律地对待更众多的臣民，向他们强行征收‘同样’的苛捐杂税时，总是会困难重重。这样，就必须想方设法避免和消除多样性和偶然性所带来的冲击。办法就在于强行实施标准的和有约束力的距离测量——无论是表面还是体积——而同时禁止其他一切地方性、团体或个人性的操作。”当然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说，政治因素永远都是辅助性的、次要的，毕竟商品和市场交换本身就需要公正合理、统一的计量尺度。最初这种尺度的统一只限于统一国内的地区差异，像法国18世纪统一度量衡工作有一段记载：“1米在巴黎是102厘米。马赛98厘米，利尔102厘米，波尔多96厘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区差异，表明其经济生活仍然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因此随着经济交往的扩大尤其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全球性的统一的空间计量尺度的产生。事实上也是如此，以“米”为例，早在1889年设在巴黎的国际计量局就统一了“米”的标准。正由于客观的空间尺度是源于实践的要求，因而实践愈发展，空间与时间一样，其“客观性”和精密化亦进一步增强。就此，英国物理学家里德雷便指出：“米的定义随技术和理论的进步而改变。铂铱合金棒是1889年开始使用的标准；86Kr的谱线定义是1960年通过的。1983年，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米的新定义：‘米的长度等于在真空中的平面电磁波在1／299792458秒内所经过的距离’。这个以物理学常数(光速)为标准的定义，更好地满足了理论和实际的需要。”须强调的是，里德雷的这段话不仅一般性地诠释了空间的客观化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且这段话还涉及到了客观时空得以强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时空技术的进步。

二、时空技术的进步

在时空客观化的过程中，时空技术本身助长了这一趋势。最早的空间测绘技术，无疑是以尺子和圆规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正是尺子和圆规的使用，即如俗话说的“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人们形成了方圆的概念，并进而产生了研究空间形式的几何学的萌芽。不过尺子和圆规对世界的客观化，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成立，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标出每一个地方的精确位置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因此对于我们观察不到的地球上遥远的事物来说，像太阳、月亮和布满星辰的天空，人们认为那是天国，是神居住的地方，这就仍然给信仰留出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客观空间的观念显然还不占有统治地位，世界仍然是一半主观、一半客观的，即近处的是客观的，远处的是主观的、神灵的。因此，当望远镜在17世纪初被发明时，尤其是当早期发明者之一的伽利略把它对准遥远的星空时，这一技术本身一方面加速了把世界作为纯粹客观化的空间来理解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传统信仰者的敌意。“一些人拒绝相信他们的眼睛，并且断言，虽然用望远镜看地上的物体是很好的，但当它指向天体时，就变成虚妄和幻觉了。另一些人拒绝用望远镜看东西”。牧师们开始斥责伽利略和他的方法，神父卡西尼说：“你伽利略这个人，为什么要坚持凝视天国?”但天国转化为世俗的进程却是不可逆转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应用，使神话、传说和宗教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面前遁形了。在望远镜的基础上又很快发明出了经纬仪。经纬仪是望远镜的机械装置，作为测量和土木工程的基本仪器，把它水平架设在三脚架上，可以量度水平和垂直的角度。瞄准线交叉时，可将非平面的表面转绘于精准描制的网格上。经纬仪的发明大大简化了绘制各类地图、图形的测量和运算过程，使可测度的空间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另一种测度空间距离的仪器——游标也被发明了。游标(Vernier，原为法国发明者的名字)作为一种仪器，相当于钟表的秒针，可附加到较大的仪器上，提供较精确的距离分划读数。望远镜、显微镜、经纬仪、游标等仪器的发明，无疑丰富了可测度的空间观念，使一种单质的取缔自然形状的客观空间观念，在测量中被真正建立，并在生活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同样，时间的客观化也与时间测度技术——钟表的改进密切相关。最早的钟表是利用日影计时的日晷，但是由于日影在不同的季节中长度不太一样，这样划分出来的时间间隔显然是不均等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日晷只能是一种最粗糙的钟，毕竟真正的钟应该是等周期运动的东西，爱因斯坦关于时钟就下过这样的定义：“时钟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自由地、相继地经历一系列(实际上)相等的事件(周期)。它所经历过的同样的数目(钟时间)用来作为时间的量度。”既然日晷由于其不具等时性与真正的钟差距甚远，而且它只能用于白天不能用于无阳光的晚上，它便注定被一种全天候的计时更均匀的钟所取代。这种按等时计时法发展起来的古老的钟包括水钟、灯钟、火钟、沙漏等，最常见的是水钟(又称水漏)和沙漏。水钟是以容器下面的小孔中流出的水来计算时间，但水的流速受水压、水的清浊的影响较明显，其计时的等时性很难保证，而且水钟在冬天水结冰时也就派不上用场。为克服水钟的上述缺陷，沙漏问世了，它是通过沙粒的缓慢下沉来计量时间的长度的，但沙漏的最大麻烦是须防潮。到了十四世纪，出现了重力钟，这是第一种近代意义的机械时钟。这种钟是通过一个空气制动器使一个重锤慢慢下落，再通过机械活动传动形成自身的周期运转来计量时间，这种钟比沙漏更精确，重锤落下的时间间隔也长得多。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当重锤落下后，还需要一个操作使重锤升上去，而重锤升上去的过程，钟是不走的。以后的机械钟基本朝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向是计时更精确。而这得益于伽利略单摆的等时性原理的发现，惠更斯据此在1659年制造出了第一台具有现代意义的摆钟。“随着单摆被用于时钟，时钟的精度越来越高，到了17世纪中叶，时钟的最小误差已由每天15分钟，减少到10秒钟。”另一个方向是与天象运动同步。这体现在钟表采取圆形的走针显示系统。走针沿圆形转动，乃是模拟天体运行轨迹的结果，其便利在于使精密的机械时间与调整昼夜的自然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时针走的两圈不仅代表时间间隔24小时，同时也代表一昼夜，也就是说时间的标度既是时间间隔的标度，也是昼夜早晚的标度。时间与天象的结合，使时间不仅精密化，而且也因其能指导作息，也生活化了。这两个方向的努力，使由钟表支撑的可测度时间完全从自然时间中独立出来。从此，钟表显示的时间不仅是均匀流逝的，而且同时也代表了大地上日升日落的昼夜变化。尤其是后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方式：我们不再依赖天象的变化，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样来安排生活，而是仅凭钟表就可以判断早晚，并确定相应的生活节奏。在这里钟表显示的时间已经完全脱离自然时间的束缚，成为独立的实体，而时间的独立、时间的客体化又促成了世界的客体化，人们甚至认为宇宙不过是一个上紧发条的大钟，其运行秩序是与人无关的永恒持续的，所以曼福德就说：“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帮助人类建立了独立的科学世界的信念”。

时空技术的发展的确强化了可测度的客观时空观念。但须强调的是，在技术的强化作用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是实践在起着基础作用，测度时空的尺子和钟表，是从属于社会实践的大尺度和大钟表的。这不仅在于时空技术是一定实践条件下的产物，更在于时空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实践约定的测度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刚性不变的物体都可以充当尺子，任何一台匀速转动的机器或生产流水线都可视为走时准确的钟表，如果实践本身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机械化生产中，不蕴涵着一种时空精密化的内在要求，不与时空具有同质的关系，那么时空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可能呢?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赫胥黎的话：“瓦特和史蒂文生发明铁路机车，成为时间的发明者。”三、社会的“规训”

在探讨具有公共效准的客观时空为实践所需而产生，随时空技术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之后，我们认为最终确立客观时空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社会对我们身体和活动的长期整合和“规训”(福柯语)。

这种整合和“规训”或者更通俗地说，纪律约束或训练机制，广泛出现在学校、工厂、军队、医院、监狱里，它既体现了社会对其成员的有效控制，又能使这种控制以分工的形式整合成某种现实的力量，但说到底“规训”或纪律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使时空内化到我们的活动和肉体中，从而有效利用时空的艺术：

一是规训中的时空分割。规训是对其成员的纪律控制，因此它需要一种空间的分配，尤其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源于封闭的场所才能分解庞杂多变的因素，能对流动、混乱、模糊不明的东西加以驾驭和清理，所以规训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校、兵营、工厂、医院堡垒化了，成了贯彻纪律执行的保护区。在学校尤其是大学、中学，“它们逐渐采用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变成了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随着工厂的发展，也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而明确的工业空间。“工厂明显地类似于修道院、要塞和城堡。警卫人员‘只在工人返回工厂时，在宣告工作重新开始的钟声响了以后才打开大门’。一刻钟之后，任何人不得进入。白天结束时，车间领班把钥匙交回给工厂的瑞士卫兵，后者才打开大门(Amboise，国家档案，12，1301)。其目的在于……保护生产工具和资料，驾驭劳动力。”纪律控制除了空间的分配还有时间的切割。一种统一的步骤，统一的节奏，是社会秩序和规范化形成的重要保障，而这就涉及到了对时间的精细划分。这种精细划分一开始出现在宗教活动仪式中对节奏和有规律活动的自觉控制，后来又被军队训练广泛采用，最后扩散到学校、工厂及各级各类教育培训体制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形象地列举了早期学校教育和工厂的时间管理：“在19世纪初，有人建议‘互教学校’(Ecolesmutuenes)使用下列时间表：8:45班长进入，8:52，班长会，8:56，学生进入和祷告，9:00，学生就坐，9:04，听写第一块石块，9:08，听写结束，9:12，听写第二块石块，等等(Tronchot221)。工薪阶级的逐渐扩大伴随着对时间更细致的划分：‘钟声响后，若工人迟到超过一刻钟……’(Amboi-8e，第2条)；‘上班时，若请假超过五分钟……’；‘凡不准时工作者……’(Oppenheim，第7～8条)。与此同时，人们还设法确保时间使用的质量，如不断的监督，监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干扰。其目的在于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时间。”时空的分割一开始是有形、具体的，后来则无形、抽象化了。它由具体的单元、位置、座次、节奏、进程、步骤等等的区分，逐渐演化为层级、品类、科目、计划表、进度表、议程表等抽象的时空分类形式，以至于最后一切都秩序化、条理化、逻辑化了，时空无处不在。而且时空本身也互相渗透在一起。如计划表既是空间的规定，又是时间的规定。科目分类既有时间的分类，如历史学、考古学、未来学，又有空间的分类，如物理、地理、生物，也有二者的融合的更细的分类。如中国历史、古生物学等等。种种或具体或抽象的分类，使社会的控制或规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由此一种外在化的独立的时空观念也就通过规训在社会中趋于强势。但是社会的控制或规训不仅是消极的、封闭式的静态的分割，更重要的还是以此为基础对人们的活动、行为、生产方式形成新的组合，凝结成某种现实的整体的力量，而这就涉及到了时空的整合。

二是规训中的时空整合。规训中的时空整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一种是训练机制下的时空整合。前者是由生产机制和职业功能现实形成的时空组合，这尤其以工业生产机制为典型。在工厂里，统一的生产流程被划分为若干相对隔离的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构成了协作与分工的关系。这种协作与分工，既是时空的分割，更是时空的组合，或者说分割是为整合作准备的。一方面，分工导致了时空的相对隔离，空间被分为不同的车间、部门、位置，时间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工序和操作过程，在这里整个生产进程似乎被肢解、片断化了。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因为另一方面，这种相对隔离，有利于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更好地组织起来。这不仅在于能形成分工的优势，毕竟就一般意义而言，“劳动越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而且也有利于实施控制。例如：“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板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寻视，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系列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网格，从而消除了混乱。”豪无疑问，时空的既分化又整合，其直接的目的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加强控制和监督。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中的时空分割和整合，通过机器的运转节奏，逐渐内化到从属于这一生产机制下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活动中。于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内在地具有了一种时空特性，它具体表现为节奏的掌握、操作的辐度、身体的姿态和四肢的灵敏性，虽然这种时空特性只是为配合一定类型的生产下意识地形成的，但它的出现毕竟表明我们的身体和活动是受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时空节律支配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对时空客观性的切身体认。

与之相比，训练机制下的时空整合，则有意识地在训练中对我们的身体和活动进行时空的分割和整合，即把有机的身体活动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细致分解，然后再通过训练把这些不同的姿势、步骤、片断组合起来，形成身体的新机制。由于这种分割和整合不受具体的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与实际运用型的时空整合相比。它对我们身体和活动的时空塑形便更具有广泛性，其典型表现便是学校和军队的训练机制。学校的训练机制是为进入生产领域及各级各类职能部门作准备的，其训练机制全面而广泛。它不仅有时间节奏的训练，例如早期某小学有如下规定：“‘当时钟敲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下时，一个学生就开始敲钟。当第一声钟声响起时，全体学生就跪下，双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祷词后，教师将发出一个信号，让学生站起来，第二个信号是让他们赞美基督，第三个信号是让他们坐下’。”还有身体空间姿态的要求，包括标准的站姿、坐姿、步伐等等。譬如关于正确的书写姿势，便有这样的规定：“学生应该总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挡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颌。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间应有二指宽的距离……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在这里为了一种更有效率和正确的书写习惯，全身的各部分都被进行了细致的空间编码了。相比学校，由于战争的极端残酷性，军队对士兵训练时身体和活动的时空编码则要严格规范得多。例如：“1743年的普鲁士军事条例规定，武器贴脚持立有六个步骤，握枪有四个步骤，举枪到肩部有十三个步骤。”就是对一般的步伐训练，也有对时空节奏的近乎苛刻的标准化要求：“18世纪中期，有四种步伐：‘短步伐的长度是一英尺，一般步伐、加倍步伐和正步伐的长度是二英尺，其距离是从一个脚跟到另一个脚跟。就时间而言，小步和一般步伐用一秒钟，两个加倍步伐用一秒钟。正步步伐的时间比一秒钟稍长一点’。”学校和军队这种对肉体和活动反复操练的训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纪律和力量的结合，灵活和规范的统一。而且由于在身体和活动中树立了理想的时空标准，而训练就是对标准和精度的不懈追求，由此训练也就呈现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理想和现实不断寻求和解并最终臻至统一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外在的时空节律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活动，内化为我们本能意识、本能反应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