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主义范文10篇

实践主义范文篇1

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不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无疑是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我们反对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两者也并非毫无差别。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这里限于讨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1。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实践主义”来标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更为根本的考虑是，不论就当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还是就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特征来看，今天只有把马克思哲学径直理解为“实践主义”，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首先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论意义。这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显。”2

1．实践即存在

不论哲学还是科学，抑或日常思维，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从某种“观念预设”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此种预设乃是整个思维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其“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界定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即预设了“存在”。此“存在”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设定，这意味着：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

凡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

我思考着；

所以，我存在着。

这里的大前提便是他的一种信念：会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但我们要问他：你何以如此执着，非得要证成某种存在？显然，他有一个更为在先的信念前提：总得存在着什么。这就是他的最后的存在预设。他那个大前提本身就是以两个观念预设为前提的：思考着的存在着、存在着的存在着。必定“存在着”棗这就是他的“存在预设”。

再如，佛学以“空”为其最高教条，但中国最典型的佛学理论唯识宗，其基本教义“唯识无境”，仍肯定“识”、尤其“阿赖耶识”的存在。至于道家之所谓“无”，更不是“不存在”的意思。道家以“道”为“无”，是说“道”是“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在者”（海德格尔语）。此“无”其实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纯有”，纯有或纯存在是没有内涵的，故谓之“无”；换句话说，“道”是尚未展开其内容的纯存在。最彻底的怀疑论者要算是古希腊智者派的高尔吉亚，他说：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但事实上高尔吉亚的思想乃是经验主义的，他的意思只是说：认识不能超越感知经验。就此而论，他的思想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最早前驱。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并不否认经验本身的存在，所以，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经验”是其存在预设。

所以，如果以为哲学可以从怀疑存在本身开始，那是误解；哲学可以怀疑的，不是存在，而是某种具体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第一次严格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是很了不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一旦你指出某种存在，例如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它就已经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某种具体的“存在者”了。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所说的都不过是某种“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而他要追问的是“存在”本身。其实，马克思的哲学所要研究的也不是某种“存在者”、如“物质”，而是存在本身；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存在乃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马克思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就“追问存在本身”了，只不过他们对“存在”作了不同的阐释。3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

西方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曾经试图追寻世界的“本体”，即某种终极的“实在”(Reality)。然而，这种努力却导致了怀疑主义，并以中世纪对“上帝”的论证而告终。于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开始检讨我们对本体的这种“认识”本身的问题；但其前提仍然是对“本体”的承诺或者预设。认识论的任务是解决意识或者心灵能否、如何通达客观实在的问题，即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然而这种作为本体的客观实在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实体”，便是被设想为这种实体的某种“本质”属性；一言以蔽之，“实在”是可以离开人的存在来谈论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实体。然而我们看到，由此出发，无可避免地，近代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而理性主义则走向了先验主义，表明了不论古代本体论还是近代认识论都是“此路不通”的。自从康德宣布这种“物自身”的不可知，认识论时代便宣告结束了。后来的所谓“逻辑实证”的思潮，就其对“认识”的探索而言，不过是“认识论时代”的挽歌。此后哲学发生了“转向”棗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其积极意义是承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并且通过语言分析，深化了对认识或意识的认识；其消极意义是从“形而上”退缩到“形而下”，从“经验”退缩到“语言的外壳”里去。于是，关于“实在”的存在论问题就被“拒斥”或搁置起来了。

但马克思决不回避“形而上学”问题，他要回答关于“实在”的存在论问题。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是从人的“实践”来理解一切“存在”或者“实在”。在他看来，实践是唯一的实在；离开人的实践的所谓“客观存在”，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及其整个哲学的最高原理或其终极预设。这里，马克思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

我们尤其要注意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表述：“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存在”。此处所谓“社会”“现实生活”，不是说的任何实体或者社会性的“存在者”，而是“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所以，“实践”决不仅仅是所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范畴，也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初始范畴。有鉴于此，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那里寻求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乃至将此“本体”规定为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物质”抽象，那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过是某种“前马克思的”东西而已。

因此，那种将马克思哲学分解为“唯物论”加上“辩证法”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这种说法源于列宁，认为在哲学上马克思是同时“扬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事实上，其一，不论是对唯物论的改造，还是对辩证法的改造，抑或两者的结合，都不足以实现马克思式的“哲学的革命”；马克思之实现哲学的革命，乃在于他的“实践”范畴。“实践”范畴当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例如康德为解决意识如何穿透“现象界”通达“物自身”的问题，即已提出“实践理性”；但康德的“实践理性”其实是主观的自由意志，而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则是客观的存在或者活动。后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都重视实践，但他们至多把实践视为存在及其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而已。

其二，马克思的“唯物论”之区别于一切旧唯物论，并不在于重新把“本体”归还给“物质”或者“自然”，亦即不是回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是把“存在”或者“实在”设定为人的“现实生活”棗即“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棗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棗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5这就是说，作为哲学之思的前提的，不应该是直观的“主体/客体”那样的实体，不论这个“主体”是“人”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而应该是“实践”“活动”。凡是“主体”，必是某种“实体”棗机械唯物主义以“物质”“自然”为主体，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主体，莫不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使用“主体/客体”范畴，而是说：只能由实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而不能反过来由主体和客体来说明实践。

“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一语源于Matter、Material，其含义是物质实体；换句话说，“唯物主义”一语带有强烈的实体主义色彩。所以，这里我们想要指出：“实践唯物主义”一语不足以表征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它容易使人把“实践”理解为某种实体性的存在。事实正是如此，实践唯物论者在实践域中找到了人这个实体性的“主体”，并把他视为先在于实践的实体性存在（这样，就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导向了现今所谓“人学”的马克思主义）。此乃是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理解，即其实质仍然是“前马克思”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终极预设，实践才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客观实在，而此客观实在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存在状态”。

其三，马克思的“辩证法”固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辩证法，但也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更不是所谓“自然辩证法”或者“思维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实践的辩证法”。这就是说，离开了实践，既无所谓孤立的“自然的辩证法”，也无所谓孤立的“思维的辩证法”。辩证法乃是实践本身的辩证法。

所以，那种做法显然也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普遍规律”之下，有三大分支：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思维辩证法（辩证逻辑）。此说出自恩格斯。他写了《自然辩证法》。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那种从所谓“三大领域”中抽象出来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辩证唯物论”，因为这种“本体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属于同一思维方式的，就是设定了一个外在于、先在于实践的抽象的本体棗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这里则是“物质”或者“自然”。可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存在着某种“本体”，它绝非“思维”、“历史”、“自然”或者“物质”抽象，而只能是实践活动。同样，那种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起来、用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也是很不可取的。何况即便我们承认有所谓在实践辩证法之外的“历史辩证法”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它也跟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是不可能这样不伦不类地并列起来的。这种做法出自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批评。

2．实践即本质

说到“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我们知道，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也关注“人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对存在主义的“存在”的理解，可以从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著名命题上来考察。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关系，迄今为止的哲学，有三种“说法”：

（1）存在主义出现以前的哲学、尤其是古代“本体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概括为“本质先于存在”。这里所谓“本质”既指人的本质，也指世界的本质、即“本体”含义的一个基本方面。古代形态的哲学总是要去寻找某种“本体”，以之作为一切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依据。这种本体具有两种基本含义：或为一切存在的“本原”，或为一切存在的“本质”。不论哪种含义，都是基于同一的预设：此本体为一种实体或其属性。这种本体预定了一切存在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一切存在的存在。在中国哲学，是讲“天道变化，（人、物）各正性命”（《易传》），儒家讲“天命之谓性”（《中庸》），道家讲“朴（即道）散而为器”（老子），都是一种“天道”的本体预设。在西方，这种本体预设则是“上帝”、“理念世界”、“自在之物”、“物质”之类。总之，“人”与“物”的本质是由这种本体来预定的。

（2）存在主义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是说，是人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本质，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换句话说，人之本质是其意志的自由选择及其行动的结果。其实不特存在主义，意志主义以及生命哲学早已确立了这个基本精神：人的生命意志不仅是人自身的主宰，而且是世界之存在与本质的主宰。这就抛开了人之外的形而上假设，“上帝死了”（尼采语），“理念”也死了；唯有人自己独立自主地生活着。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里也存在问题：其一，人是何由、被谁“抛入”存在状态的？这个问题被存在主义者悄悄地悬置起来了。其二，先有人和世界的“存在”，然后才有人和世界的“本质”；这就是说，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人和世界有存在而无本质，即存在着一种“无本质的存在”。这是荒谬的、不可设想的。

（3）在马克思看来，既非“本质先于存在”，也非“存在先于本质”，而应当说“存在即是本质”。实践既是人的存在，亦即人的本质。人们爱引用、但常常误解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指的“社会存在”，亦即社会实践、社会生活（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实践。所以，严格来讲，说“人造成了自己的本质”，那是不对的，因为这里预设了一个先在于、外在于实践的“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实践作为人的存在而造成了人的本质”。所以，与其说“实践是人的实践”（似乎人是先于实践的），不如说“人是实践的人”（人与实践“同在”）。可是，通常理解，先有一个主体即人，然后他对一个对象或者客体采取行动，此即实践。其实这是大谬不然的。实践不是某种在先的主体和客体、亦即某种二元分析结果的综合的结果，而主体和客体倒是我们对原初的实践进行分析的结果。人以实践的方式而存在，没有实践便没有人。离开了实践，休谈人，也休谈世界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实践而创造人本身；另外一方面，“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8。所以，实践既是一切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现实起点，也应当是一切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我们从“实践”出发，是因为我们深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

3．实践主义与“本体论”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人们通常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它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这种划分固然有它的道理，也很方便，但却割裂了马克思的哲学，使人看不出它的整一性。而且，这种并列乃是一种混乱的排列：存在论是关于包括意识在内的整个“存在”问题的；而认识论、价值论则只是关于“意识”或者“心灵”问题的棗认识论关乎意识的认知方面，价值论关乎意识的意向方面。依照这种思路，既然把意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那么就必须确定与之相对的哲学领域，这就是在人的实践之外的“自然辩证法”之类的东西得以产生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整一的哲学理论，就是实践主义；实践主义既是存在论，也是认识论、价值论。这是因为，实践即是所谓“本体”（“本体”是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详见下文）；认知（认识论的对象域）与意向（价值论的对象域）是实践的内在要素或其“涵项”。这就是说，只说实践主义，便已经涵盖了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并不是说不能对认识问题或者价值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而是说只能把它们作为实践域内的要素或涵项来看待棗离开了对实践的存在论阐释，不论认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说明，因为它们都是实践的自返观照、实践的心灵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过去把“实践”理解仅仅为“物质活动”是不确切的，因为种种精神活动棗属于认知活动的事实判断、属于意向活动的价值判断棗都在实践域内发生。

我们知道，“存在论”是西语Ontology的汉译，过去多译为“本体论”。其实，这两种译法是大有区别的。“本体论”的汉译，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本末”和“体用”范畴的影响。传统“本体”(Noumenon)范畴有两种基本含义：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本末”范畴突出的是其本原论、发生论性质：“本”指本原的存在，“末”指派生的存在；“体用”范畴突出的是其本质论、功能论的性质：“体”是实体、实质，“用”是效用、功能。可见中国传统的本体观念与西方古代的本体观念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的译法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中、西传统“本体”观念一致认为：

（1）本体乃是某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

（2）这种客观实在乃是某种实体或其属性；

（3）这种实体乃是世界万物以及人的本原和本质。

这就是古典式的“本体”观念的全部内容。可是我们看到，传统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如此的：

（1）“物质”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2）任何“物质存在”不是物质实体就是物质实体的属性；

（3）这种“物质”实体乃是一切现象、包括精神现象的基础及其本质。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本体”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又被演绎到历史领域中，形成传统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历史也是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构成了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棗物质决定论。

然而现代哲学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所谓“本体”或“实在”乃是人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决定着人自身的本质，也决定着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将Ontology译为“存在论”是适宜的。存在论要研究的不是任何“在者之为在者”的实体性质，而是一切“存在之为存在”的过程状态，即人的生存的一切现实的、可能的存在状况。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实在是人的实践，“物质”与“意识”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那种在人的实践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存在”，不论“自然”、还是“物质”，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不仅客体，而且主体、即人本身，也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实践不是任何一种既成的实体或者“在者”，而是一种“活动”或者存在本身；这种实践活动不仅决定着人自身的本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本质；意识或者精神活动棗感知、思维、情感、意志，都是这种实践活动的内在因素；实践中的感知与思维决定了人是一种认知性存在，所谓“认识论”问题由此产生并由此得到说明；实践中的情感与意志决定了人是一种意向性、目的性、评价性存在，所谓“价值论”问题由此产生并由此得到说明。这就是马克思的存在论。

在某种意义上，物质自然界是实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0这里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当然是包括了物质自然界在内的，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这就是说，对人来说，自然界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在人的实践中、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借用萨特的话讲，离开了人的存在，“存在即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这并不是说自然界不存在，而是说它不是人的存在，不是为人的存在。从科学的观点看，自然界是从来就存在的；然而从哲学的观点看，从真正的人的“透视”观点看，如果没有人，自然界就不存在了棗“对人来说是无”。这就正如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3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过：“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14这就是说，客观世界乃是“人给自己构成”的，这种“构成”过程也就是“他的活动”棗实践；正是实践“去掉”了纯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外在性”、“虚无性”。

但是，我们并不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实践存在论”。无论译为“本体论”还是“存在论”，只不过是汉译的问题；它们毕竟本来是一个词Ontology。如果我们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实践存在论”，那跟称之为“实践本体论”是没有实质区别的；然而我们知道，“实践本体论”今天也已经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所以我们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主义”，而不说它是“实践存在论”。

4．实践主义与“认识论”

实践主义不仅涵盖了存在论，而且涵盖了认识论。这是因为，认识乃是实践的内在要素。我们既不能离开实践来谈论认识，也不能离开认识来谈论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椚鲜稐再实践椩偃鲜丁闭庋墓讲⒉蝗非校坪跞鲜妒窃谑导狻⒅蟮氖虑椤6率瞪希鲜妒悄谠谟谑导摹R磺卸荚谑导蛑冢际窃谌说拇嬖诒尘吧铣氏殖隼吹摹?/P>

认识之内在于实践、亦即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无认识的实践是不可想象的。实践活动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认识活动，认识过程乃是实践过程的一个侧面。离开了认识，实践就成了纯粹机械的动作。而事实上，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身心两个方面的协调行为。有身无心的活动不是实践，而不过是机器的运转。

进一步说，实践不仅必然包含认识活动，而且必然包含整个心灵活动棗认知活动（感性的，理性的）、意向活动（情感，意志）。心灵乃是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这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认识，而且情感、意志自始至终都在发生作用。实践作为本原性、目的性活动，是真、善、美的创造。如果没有意志，实践就不能创造“善”；如果没有情感，实践就不能创造“美”。我们过去注意了狭义认识论或知识论，然而大大地忽略了意志论或价值论。

其二，认识乃是实践系统的内在信息反馈机制。从系统的观点看，实践活动乃是一种动态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是一种信息控制和信息反馈的过程。而实现其控制与反馈的关键机制的，正是认识及整个心灵活动（下图只是一种粗浅的描写）。

心灵

棗棗棗棗棗棗棗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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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②认识③设计④行动

实践活动：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目标

⑤再需要⑥再认识⑦再设计⑧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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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

反馈

心灵作为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其机制为：一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意向，进行认识；再根据意向与认识的统一，进行设计，形成目标；根据目标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心灵始终随时根据目标来调整实践活动：修正意向，修正认识，修正设计，修正行动。显然，“需要”乃是实践中最本原的东西15。需要乃是一种意向活动，也就是说，它是意志性的（目的性的）、情感性的（倾向性的）。

其三，实践的结构只能通过心灵的结构呈现。“实践的结构”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的课题。“实践”概念的笼统模糊正是造成许多理论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揭示实践的结构是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因为实践的结构既非人体活动的结构，也非人之工具操作的结构；我们的研究表明，企图离开“心灵的结构”去揭示实践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发现，实践结构只有通过心灵结构才能呈现出来。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树的动态乃是风的动态的一种呈现。这是因为，对实践的反思，作为一种认识，其实是心灵的自我反思。这里，实践成为一种“现象”、一种“呈现”，即对心灵的呈现。心灵结构乃是实践结构的一个“镜象”、一个“映射”。

那么，心灵的结构又是如何的？其实，我们上面关于实践系统信息机制的图示，已经包含了这个内容：在那个图示中，实践的结构已经被表现为心灵的结构了。这已表明，实践的结构确实是不能离开心灵的结构来呈现的。

5．实践主义与“价值论”

实践存在论不仅涵盖了狭义认识论，而且涵盖了广义认识论（应该称之为“意识论”），即包括了价值论。换句话说，实践不仅决定了一切存在的事实，而且决定了一切存在的价值。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区分了认识与评价、知识与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却又造成了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今天，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应该超越这种对立，但问题却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实践中去”。胡塞尔倡导“面向事情本身”，而马克思则主张面向实践本身。

今天，人们都在津津乐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却没有看到另外一种重要的转向，那就是“意志论转向”。这个转向是从意志主义哲学开始的，却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这种哲学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齐头并进，但都未能解决认识如何把握客观实在的问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则宣告了认识论时代的结束。他为了解决心灵如何通达实在的问题，转而诉诸“自由意志”或者“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批判》的问世，可以说开辟了意志论时代。由此，德国古典哲学成为意志主义的前驱：费希特的“自我”本质上是自我意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其实也是一种绝对意志，所谓“思辩理性”，只不过是绝对意志的自我展现的形式。在我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智乃是意志的自我展开。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直接同一，是不足以充分揭示自由意志的，于是才有意志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的崛起。然而，这也就造成了现代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紧张对立。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康德想要通过“判断力”解决“现象界”与“物自身”的分离和“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脱节，但其努力不能说是成功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解决办法则是把两者看做是直接同一的，而其结果，则是未能逃出理性主义的藩篱。后来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跟弗莱堡学派（价值学派）的对立，将知识与价值、“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是一个很重大的进步；然而却已经注定了现代哲学的科学理智主义与人文意志主义的分道扬镳：一方面是从意志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注重“意志-价值意义”的路线，另一方面则是从实证主义到分析哲学的注重“经验-逻辑知识”的路线。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分裂”；此种精神分裂，在价值论研究中同样表现出来。两派都重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但其理路都是偏颇的：一派可称之为“意志论的价值论”，其极端是唯意志论或者唯我主义；另一派则可称之为“知识论的价值论”，其极端是用语词的意义来取代存在的意义。

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把价值问题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意在通过对“实践”范畴的分析来得出并且厘清“价值”范畴16。这种努力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理论空白，而且本身在一般价值理论上也是一大发展：以实践范畴为基础，本身已经具备了克服在价值论问题上的上述“精神分裂”的理论可能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价值论”作为一种“价值关系说”，其前提仍然是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其结果，仍然是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分离。一种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真理”与“价值”的区分：真理是主体或主观符合客体或客观（规律），而价值则是客观或客体符合主观或主体（需要）。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不仅未能超越现代哲学的“精神分裂”，而且其基本思维方式仍然属于“前马克思”的西方传统。这是自“轴心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奠定了的致思方式：“主体”及其意识·“客体”及其规律（或逻各斯）·两者之间的符合的“关系”。

这里，作为实体的“关系项”（即主体和客体）必是先于“关系”的；所以，“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与存在乃是实践的前提。实践是主体对客体采取行动的结果。其实，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意思。说到底，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价值论的关系说，其形而上学基础乃是对“实践”范畴的误读。在马克思看来，事情恰恰相反：实践作为唯一客观实在的存在，乃是主体与客体之存在的前提。先有实践，然后才有主体以及客体。不是主体决定了实践，而是实践决定了主体存在。离开了实践，既谈不上主体的存在，也谈不上客体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用实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而不是用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来说明实践。用实践来说明主体，说明主体的存在和意识，说明意识的属于知认方面的认识活动和属于意向方面的评价活动，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的要求。只有用实践来说明人的评价活动，来说明价值问题，即把价值论建立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迄今为止在价值问题上的种种混乱。

例如关于“价值”概念的定义，我们认为这里首先应该区分两对相关的范畴：“价值”和“知识”，“认识”和“评价”。“知识”（knowledge）和“价值”（value）是名词性的，表征实践中某种活动过程的结果；而“认识”（understanding）和“评价”（evaluating）是动词性的，表征这种活动过程本身。因此，与作为活动过程的实践直接相对应、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的，不是作为活动结果的价值和知识，而是作为活动过程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理解“价值”与“知识”的区别，前提在于理解“评价”和“认识”的区别。认识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个侧面，是要使同样作为实践要素的事物呈现出其对于实践的真实（truth）、真相、实在，而其呈现的结果便是所谓“知识”；而评价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另外一个侧面，则是要使这个事物呈现出其对于实践的意义（meaning），而其呈现的结果便是所谓“价值”。换句话说，价值就是通过评价活动呈现出来的事物对于实践的意义；与此相对，知识就是通过认识活动呈现出来的事物对于实践的真实。这里所谓“呈现出来”，就是为心灵所意识到；但心灵所意识到的真实或者意义，并非对于人或“主体”抑或“客体”的，而是对于整个实践活动的。这就是说，无论认识还是评价、知识还是价值，都既非主体（主观）符合客体（客观），也非客体（客观）符合主体（主观），而毋宁说是事物符合实践，亦即符合实践本身的内在要求。

总而言之，极而言之，对于实践主义来说，实践就是一切。

注释：

1、这是我们新创的一个词，英文无Practicalism。

2、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学术界》2000年第2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关系，是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10《费尔巴哈》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1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

14、《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实践主义范文篇2

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不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无疑是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我们反对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两者也并非毫无差别。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这里限于讨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1。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实践主义”来标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更为根本的考虑是，不论就当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还是就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特征来看，今天只有把马克思哲学径直理解为“实践主义”，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首先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论意义。这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显。”2

1．实践即存在

不论哲学还是科学，抑或日常思维，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从某种“观念预设”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此种预设乃是整个思维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其“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界定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即预设了“存在”。此“存在”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设定，这意味着：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

凡思考着的，必定是存在着的；

我思考着；

所以，我存在着。

这里的大前提便是他的一种信念：会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但我们要问他：你何以如此执着，非得要证成某种存在？显然，他有一个更为在先的信念前提：总得存在着什么。这就是他的最后的存在预设。他那个大前提本身就是以两个观念预设为前提的：思考着的存在着、存在着的存在着。必定“存在着”棗这就是他的“存在预设”。

再如，佛学以“空”为其最高教条，但中国最典型的佛学理论唯识宗，其基本教义“唯识无境”，仍肯定“识”、尤其“阿赖耶识”的存在。至于道家之所谓“无”，更不是“不存在”的意思。道家以“道”为“无”，是说“道”是“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在者”（海德格尔语）。此“无”其实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纯有”，纯有或纯存在是没有内涵的，故谓之“无”；换句话说，“道”是尚未展开其内容的纯存在。最彻底的怀疑论者要算是古希腊智者派的高尔吉亚，他说：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说。但事实上高尔吉亚的思想乃是经验主义的，他的意思只是说：认识不能超越感知经验。就此而论，他的思想是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最早前驱。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并不否认经验本身的存在，所以，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个意思。换句话说，“经验”是其存在预设。

所以，如果以为哲学可以从怀疑存在本身开始，那是误解；哲学可以怀疑的，不是存在，而是某种具体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第一次严格区分了“存在”和“存在者”，是很了不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一旦你指出某种存在，例如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它就已经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某种具体的“存在者”了。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所说的都不过是某种“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而他要追问的是“存在”本身。其实，马克思的哲学所要研究的也不是某种“存在者”、如“物质”，而是存在本身；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存在乃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马克思早在海德格尔之前就“追问存在本身”了，只不过他们对“存在”作了不同的阐释。3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乃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实践即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

西方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曾经试图追寻世界的“本体”，即某种终极的“实在”(Reality)。然而，这种努力却导致了怀疑主义，并以中世纪对“上帝”的论证而告终。于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开始检讨我们对本体的这种“认识”本身的问题；但其前提仍然是对“本体”的承诺或者预设。认识论的任务是解决意识或者心灵能否、如何通达客观实在的问题，即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然而这种作为本体的客观实在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实体”，便是被设想为这种实体的某种“本质”属性；一言以蔽之，“实在”是可以离开人的存在来谈论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实体。然而我们看到，由此出发，无可避免地，近代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而理性主义则走向了先验主义，表明了不论古代本体论还是近代认识论都是“此路不通”的。自从康德宣布这种“物自身”的不可知，认识论时代便宣告结束了。后来的所谓“逻辑实证”的思潮，就其对“认识”的探索而言，不过是“认识论时代”的挽歌。此后哲学发生了“转向”棗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其积极意义是承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并且通过语言分析，深化了对认识或意识的认识；其消极意义是从“形而上”退缩到“形而下”，从“经验”退缩到“?镅缘耐饪恰崩锶S谑牵赜凇笆翟凇钡拇嬖诼畚侍饩捅弧熬艹狻被蚋橹闷鹄戳恕?/P>

但马克思决不回避“形而上学”问题，他要回答关于“实在”的存在论问题。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贡献，是从人的“实践”来理解一切“存在”或者“实在”。在他看来，实践是唯一的实在；离开人的实践的所谓“客观存在”，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及其整个哲学的最高原理或其终极预设。这里，马克思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

我们尤其要注意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表述：“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存在”。此处所谓“社会”“现实生活”，不是说的任何实体或者社会性的“存在者”，而是“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所以，“实践”决不仅仅是所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范畴，也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初始范畴。有鉴于此，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在那里寻求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乃至将此“本体”规定为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纯粹客观存在的“物质”抽象，那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过是某种“前马克思的”东西而已。

因此，那种将马克思哲学分解为“唯物论”加上“辩证法”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这种说法源于列宁，认为在哲学上马克思是同时“扬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事实上，其一，不论是对唯物论的改造，还是对辩证法的改造，抑或两者的结合，都不足以实现马克思式的“哲学的革命”；马克思之实现哲学的革命，乃在于他的“实践”范畴。“实践”范畴当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例如康德为解决意识如何穿透“现象界”通达“物自身”的问题，即已提出“实践理性”；但康德的“实践理性”其实是主观的自由意志，而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则是客观的存在或者活动。后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都重视实践，但他们至多把实践视为存在及其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而已。

其二，马克思的“唯物论”之区别于一切旧唯物论，并不在于重新把“本体”归还给“物质”或者“自然”，亦即不是回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是把“存在”或者“实在”设定为人的“现实生活”棗即“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棗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棗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5这就是说，作为哲学之思的前提的，不应该是直观的“主体/客体”那样的实体，不论这个“主体”是“人”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而应该是“实践”“活动”。凡是“主体”，必是某种“实体”棗机械唯物主义以“物质”“自然”为主体，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主体，莫不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使用“主体/客体”范畴，而是说：只能由实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而不能反过来由主体和客体来说明实践。

“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一语源于Matter、Material，其含义是物质实体；换句话说，“唯物主义”一语带有强烈的实体主义色彩。所以，这里我们想要指出：“实践唯物主义”一语不足以表征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它容易使人把“实践”理解为某种实体性的存在。事实正是如此，实践唯物论者在实践域中找到了人这个实体性的“主体”，并把他视为先在于实践的实体性存在（这样，就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导向了现今所谓“人学”的马克思主义）。此乃是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理解，即其实质仍然是“前马克思”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终极预设，实践才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客观实在，而此客观实在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存在状态”。

其三，马克思的“辩证法”固然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辩证法，但也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更不是所谓“自然辩证法”或者“思维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实践的辩证法”。这就是说，离开了实践，既无所谓孤立的“自然的辩证法”，也无所谓孤立的“思维的辩证法”。辩证法乃是实践本身的辩证法。

所以，那种做法显然也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普遍规律”之下，有三大分支：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思维辩证法（辩证逻辑）。此说出自恩格斯。他写了《自然辩证法》。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那种从所谓“三大领域”中抽象出来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辩证唯物论”，因为这种“本体论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属于同一思维方式的，就是设定了一个外在于、先在于实践的抽象的本体棗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这里则是“物质”或者“自然”。可是，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存在着某种“本体”，它绝非“思维”、“历史”、“自然”或者“物质”抽象，而只能是实践活动。同样，那种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起来、用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也是很不可取的。何况即便我们承认有所谓在实践辩证法之外的“历史辩证法”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它也跟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是不可能这样不伦不类地并列起来的。这种做法出自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批评。

2．实践即本质

说到“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我们知道，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也关注“人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对存在主义的“存在”的理解，可以从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著名命题上来考察。关于“存在”与“本质”的关系，迄今为止的哲学，有三种“说法”：

（1）存在主义出现以前的哲学、尤其是古代“本体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可概括为“本质先于存在”。这里所谓“本质”既指人的本质，也指世界的本质、即“本体”含义的一个基本方面。古代形态的哲学总是要去寻找某种“本体”，以之作为一切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依据。这种本体具有两种基本含义：或为一切存在的“本原”，或为一切存在的“本质”。不论哪种含义，都是基于同一的预设：此本体为一种实体或其属性。这种本体预定了一切存在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一切存在的存在。在中国哲学，是讲“天道变化，（人、物）各正性命”（《易传》），儒家讲“天命之谓性”（《中庸》），道家讲“朴（即道）散而为器”（老子），都是一种“天道”的本体预设。在西方，这种本体预设则是“上帝”、“理念世界”、“自在之物”、“物质”之类。总之，“人”与“物”的本质是由这种本体来预定的。

（2）存在主义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这就是说，是人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本质，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换句话说，人之本质是其意志的自由选择及其行动的结果。其实不特存在主义，意志主义以及生命哲学早已确立了这个基本精神：人的生命意志不仅是人自身的主宰，而且是世界之存在与本质的主宰。这就抛开了人之外的形而上假设，“上帝死了”（尼采语），“理念”也死了；唯有人自己独立自主地生活着。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里也存在问题：其一，人是何由、被谁“抛入”存在状态的？这个问题被存在主义者悄悄地悬置起来了。其二，先有人和世界的“存在”，然后才有人和世界的“本质”；这就是说，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人和世界有存在而无本质，即存在着一种“无本质的存在”。这是荒谬的、不可设想的。

（3）在马克思看来，既非“本质先于存在”，也非“存在先于本质”，而应当说“存在即是本质”。实践既是人的存在，亦即人的本质。人们爱引用、但常常误解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里的“社会关系”是指的“社会存在”，亦即社会实践、社会生活（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实践。所以，严格来讲，说“人造成了自己的本质”，那是不对的，因为这里预设了一个先在于、外在于实践的“人”，但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实践作为人的存在而造成了人的本质”。所以，与其说“实践是人的实践”（似乎人是先于实践的），不如说“人是实践的人”（人与实践“同在”）。可是，通常理解，先有一个主体即人，然后他对一个对象或者客体采取行动，此即实践。其实这是大谬不然的。实践不是某种在先的主体和客体、亦即某种二元分析结果的综合的结果，而主体和客体倒是我们对原初的实践进行分析的结果。人以实践的方式而存在，没有实践便没有人。离开了实践，休谈人，也休谈世界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实践而创造人本身；另外一方面，“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8。所以，实践既是一切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现实起点，也应当是一切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我们从“实践”出发，是因为我们深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

3．实践主义与“本体论”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人们通常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它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这种划分固然有它的道理，也很方便，但却割裂了马克思的哲学，使人看不出它的整一性。而且，这种并列乃是一种混乱的排列：存在论是关于包括意识在内的整个“存在”问题的；而认识论、价值论则只是关于“意识”或者“心灵”问题的棗认识论关乎意识的认知方面，价值论关乎意识的意向方面。依照这种思路，既然把意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那么就必须确定与之相对的哲学领域，这就是在人的实践之外的“自然辩证法”之类的东西得以产生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整一的哲学理论，就是实践主义；实践主义既是存在论，也是认识论、价值论。这是因为，实践即是所谓“本体”（“本体”是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详见下文）；认知（认识论的对象域）与意向（价值论的对象域）是实践的内在要素或其“涵项”。这就是说，只说实践主义，便已经涵盖了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并不是说不能对认识问题或者价值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而是说只能把它们作为实践域内的要素或涵项来看待棗离开了对实践的存在论阐释，不论认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说明，因为它们都是实践的自返观照、实践的心灵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过去把“实践”理解仅仅为“物质活动”是不确切的，因为种种精神活动棗属于认知活动的事实判断、属于意向活动的价值判断棗都在实践域内发生。

我们知道，“存在论”是西语Ontology的汉译，过去多译为“本体论”。其实，这两种译法是大有区别的。“本体论”的汉译，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本末”和“体用”范畴的影响。传统“本体”(Noumenon)范畴有两种基本含义：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本末”范畴突出的是其本原论、发生论性质：“本”指本原的存在，“末”指派生的存在；“体用”范畴突出的是其本质论、功能论的性质：“体”是实体、实质，“用”是效用、功能。可见中国传统的本体观念与西方古代的本体观念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的译法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中、西传统“本体”观念一致认为：

（1）本体乃是某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

（2）这种客观实在乃是某种实体或其属性；

（3）这种实体乃是世界万物以及人的本原和本质。

这就是古典式的“本体”观念的全部内容。可是我们看到，传统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如此的：

（1）“物质”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2）任何“物质存在”不是物质实体就是物质实体的属性；

（3）这种“物质”实体乃是一切现象、包括精神现象的基础及其本质。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本体”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又被演绎到历史领域中，形成传统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历史也是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构成了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棗物质决定论。

然而现代哲学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观念，认为：所谓“本体”或“实在”乃是人自身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决定着人自身的本质，也决定着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将Ontology译为“存在论”是适宜的。存在论要研究的不是任何“在者之为在者”的实体性质，而是一切“存在之为存在”的过程状态，即人的生存的一切现实的、可能的存在状况。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实在是人的实践，“物质”与“意识”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那种在人的实践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存在”，不论“自然”、还是“物质”，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不仅客体，而且主体、即人本身，也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实践不是任何一种既成的实体或者“在者”，而是一种“活动”或者存在本身；这种实践活动不仅决定着人自身的本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本质；意识或者精神活动棗感知、思维、情感、意志，都是这种实践活动的内在因素；实践中的感知与思维决定了人是一种认知性存在，所谓“认识论”问题由此产生并由此得到说明；实践中的情感与意志决定了人是一种意向性、目的性、评价性存在，所谓“价值论”问题由此产生并由此得到说明。这就是马克思的存在论。

在某种意义上，物质自然界是实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0这里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当然是包括了物质自然界在内的，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这就是说，对人来说，自然界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在人的实践中、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借用萨特的话讲，离开了人的存在，“存在即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这并不是说自然界不存在，而是说它不是人的存在，不是为人的存在。从科学的观点看，自然界是从来就存在的；然而从哲学的观点看，从真正的人的“透视”观点看，如果没有人，自然界就不存在了棗“对人来说是无”。这就正如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3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过：“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模?客观真实的）现实。”14这就是说，客观世界乃是“人给自己构成”的，这种“构成”过程也就是“他的活动”棗实践；正是实践“去掉”了纯粹自在的客观世界的“外在性”、“虚无性”。

但是，我们并不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实践存在论”。无论译为“本体论”还是“存在论”，只不过是汉译的问题；它们毕竟本来是一个词Ontology。如果我们称马克思的哲学为“实践存在论”，那跟称之为“实践本体论”是没有实质区别的；然而我们知道，“实践本体论”今天也已经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所以我们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主义”，而不说它是“实践存在论”。

4．实践主义与“认识论”

实践主义不仅涵盖了存在论，而且涵盖了认识论。这是因为，认识乃是实践的内在要素。我们既不能离开实践来谈论认识，也不能离开认识来谈论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椚鲜稐再实践椩偃鲜丁闭庋墓讲⒉蝗非校坪跞鲜妒窃谑导狻⒅蟮氖虑椤6率瞪希鲜妒悄谠谟谑导摹R磺卸荚谑导蛑冢际窃谌说拇嬖诒尘吧铣氏殖隼吹摹?/P>

认识之内在于实践、亦即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无认识的实践是不可想象的。实践活动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认识活动，认识过程乃是实践过程的一个侧面。离开了认识，实践就成了纯粹机械的动作。而事实上，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身心两个方面的协调行为。有身无心的活动不是实践，而不过是机器的运转。

进一步说，实践不仅必然包含认识活动，而且必然包含整个心灵活动棗认知活动（感性的，理性的）、意向活动（情感，意志）。心灵乃是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这就是说，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认识，而且情感、意志自始至终都在发生作用。实践作为本原性、目的性活动，是真、善、美的创造。如果没有意志，实践就不能创造“善”；如果没有情感，实践就不能创造“美”。我们过去注意了狭义认识论或知识论，然而大大地忽略了意志论或价值论。

其二，认识乃是实践系统的内在信息反馈机制。从系统的观点看，实践活动乃是一种动态控制系统，也就是说，是一种信息控制和信息反馈的过程。而实现其控制与反馈的关键机制的，正是认识及整个心灵活动（下图只是一种粗浅的描写）。

心灵

棗棗棗棗棗棗棗棗

①需要②认识③设计④行动

实践活动：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目标

⑤再需要⑥再认识⑦再设计⑧再行动

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棗

反馈

心灵作为实践活动的控制中心，其机制为：一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意向，进行认识；再根据意向与认识的统一，进行设计，形成目标；根据目标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心灵始终随时根据目标来调整实践活动：修正意向，修正认识，修正设计，修正行动。显然，“需要”乃是实践中最本原的东西15。需要乃是一种意向活动，也就是说，它是意志性的（目的性的）、情感性的（倾向性的）。

其三，实践的结构只能通过心灵的结构呈现。“实践的结构”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的课题。“实践”概念的笼统模糊正是造成许多理论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揭示实践的结构是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因为实践的结构既非人体活动的结构，也非人之工具操作的结构；我们的研究表明，企图离开“心灵的结构”去揭示实践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发现，实践结构只有通过心灵结构才能呈现出来。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树的动态乃是风的动态的一种呈现。这是因为，对实践的反思，作为一种认识，其实是心灵的自我反思。这里，实践成为一种“现象”、一种“呈现”，即对心灵的呈现。心灵结构乃是实践结构的一个“镜象”、一个“映射”。

那么，心灵的结构又是如何的？其实，我们上面关于实践系统信息机制的图示，已经包含了这个内容：在那个图示中，实践的结构已经被表现为心灵的结构了。这已表明，实践的结构确实是不能离开心灵的结构来呈现的。

5．实践主义与“价值论”

实践存在论不仅涵盖了狭义认识论，而且涵盖了广义认识论（应该称之为“意识论”），即包括了价值论。换句话说，实践不仅决定了一切存在的事实，而且决定了一切存在的价值。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区分了认识与评价、知识与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却又造成了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今天，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应该超越这种对立，但问题却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实践中去”。胡塞尔倡导“面向事情本身”，而马克思则主张面向实践本身。

今天，人们都在津津乐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却没有看到另外一种重要的转向，那就是“意志论转向”。这个转向是从意志主义哲学开始的，却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这种哲学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齐头并进，但都未能解决认识如何把握客观实在的问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则宣告了认识论时代的结束。他为了解决心灵如何通达实在的问题，转而诉诸“自由意志”或者“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批判》的问世，可以说开辟了意志论时代。由此，德国古典哲学成为意志主义的前驱：费希特的“自我”本质上是自我意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其实也是一种绝对意志，所谓“思辩理性”，只不过是绝对意志的自我展现的形式。在我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智乃是意志的自我展开。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意志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直接同一，是不足以充分揭示自由意志的，于是才有意志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的崛起。然而，这也就造成了现代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紧张对立。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康德想要通过“判断力”解决“现象界”与“物自身”的分离和“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脱节，但其努力不能说是成功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解决办法则是把两者看做是直接同一的，而其结果，则是未能逃出理性主义的藩篱。后来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跟弗莱堡学派（价值学派）的对立，将知识与价值、“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是一个很重大的进步；然而却已经注定了现代哲学的科学理智主义与人文意志主义的分道扬镳：一方面是从意志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注重“意志-价值意义”的路线，另一方面则是从实证主义到分析哲学的注重“经验-逻辑知识”的路线。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分裂”；此种精神分裂，在价值论研究中同样表现出来。两派都重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但其理路都是偏颇的：一派可称之为“意志论的价值论”，其极端是唯意志论或者唯我主义；另一派则可称之为“知识论的价值论”，其极端是用语词的意义来取代存在的意义。

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把价值问题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意在通过对“实践”范畴的分析来得出并且厘清“价值”范畴16。这种努力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理论空白，而且本身在一般价值理论上也是一大发展：以实践范畴为基础，本身已经具备了克服在价值论问题上的上述“精神分裂”的理论可能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价值论”作为一种“价值关系说”，其前提仍然是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其结果，仍然是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分离。一种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真理”与“价值”的区分：真理是主体或主观符合客体或客观（规律），而价值则是客观或客体符合主观或主体（需要）。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不仅未能超越现代哲学的“精神分裂”，而且其基本思维方式仍然属于“前马克思”的西方传统。这是自“轴心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奠定了的致思方式：“主体”及其意识·“客体”及其规律（或逻各斯）·两者之间的符合的“关系”。

这里，作为实体的“关系项”（即主体和客体）必是先于“关系”的；所以，“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与存在乃是实践的前提。实践是主体对客体采取行动的结果。其实，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意思。说到底，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价值论的关系说，其形而上学基础乃是对“实践”范畴的误读。在马克思看来，事情恰恰相反：实践作为唯一客观实在的存在，乃是主体与客体之存在的前提。先有实践，然后才有主体以及客体。不是主体决定了实践，而是实践决定了主体存在。离开了实践，既谈不上主体的存在，也谈不上客体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用实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而不是用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来说明实践。用实践来说明主体，说明主体的存在和意识，说明意识的属于知认方面的认识活动和属于意向方面的评价活动，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的要求。只有用实践来说明人的评价活动，来说明价值问题，即把价值论建立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迄今为止在价值问题上的种种混乱。

例如关于“价值”概念的定义，我们认为这里首先应该区分两对相关的范畴：“价值”和“知识”，“认识”和“评价”。“知识”（knowledge）和“价值”（value）是名词性的，表征实践中某种活动过程的结果；而“认识”（understanding）和“评价”（evaluating）是动词性的，表征这种活动过程本身。因此，与作为活动过程的实践直接相对应、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的，不是作为活动结果的价值和知识，而是作为活动过程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理解“价值”与“知识”的区别，前提在于理解“评价”和“认识”的区别。认识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个侧面，是要使同样作为实践要素的事物呈现出其对于实践的真实（truth）、真相、实在，而其呈现的结果便是所谓“知识”；而评价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另外一个侧面，则是要使这个事物呈现出其对于实践的意义（meaning），而其呈现的结果便是所谓“价值”。换句话说，价值就是通过评价活动呈现出来的事物对于实践的意义；与此相对，知识就是通过认识活动呈现出来的事物对于实践的真实。这里所谓“呈现出来”，就是为心灵所意识到；但心灵所意识到的真实或者意义，并非对于人或“主体”抑或“客体”的，而是对于整个实践活动的。这就是说，无论认识还是评价、知识还是价?担技确侵魈澹ㄖ鞴郏┓峡吞澹凸郏卜强吞澹凸郏┓现魈澹ㄖ鞴郏隳凳鞘挛锓鲜导嗉捶鲜导旧淼哪谠谝蟆?/P>

总而言之，极而言之，对于实践主义来说，实践就是一切。

注释：

1、这是我们新创的一个词，英文无Practicalism。

2、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学术界》2000年第2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3、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范畴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关系，是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10《费尔巴哈》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1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

14、《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实践主义范文篇3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和建构唯物主义实践观发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深

刻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并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学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主张深入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立足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关系。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而进行活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为此而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批判与革命实践为他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尤须关注。第一，对于实践及其与理论和哲学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人的实践，构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解决理论难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9、150、127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批判与改造。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并没有根本抛弃他，而是同时也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人在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外化、对象化、实在化，使外部世界发生合目的性变化，而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得到自我发展和确证。而这个过程正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黑格尔对于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后来在实践论的根据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将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得到扩展，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和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别关注有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方式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努力克服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为以唯物主义方式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并论证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来理解人及其本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来阐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高度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他尤其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坚实基地之上，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这就为他后来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做了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与人道性内在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做了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唯物主义诠释，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论述和阐发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哲学观内在地契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得到了提升，跃迁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认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难看出，他们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把实践观提升到哲学观高度，实践论思维方式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科学地理解实践和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就其理论指向和方法论构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具有如下基本点。

1.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首要前提

从实践出发探讨其它一切哲学问题，必须以对实践的科学合理理解作为出发点。我们知道，实践并不是一个新范畴，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实践有过论述。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当时的人类实践，另一方面在唯物性与辩证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性与人类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结合点上加深对于实践的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普遍性。其次，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也是人的自觉性和自由精神运动的最现实表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再次，实践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而展开的中介性活动。实践具有工具性和中介性。又次，实践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人以一种主体性方式来批判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参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过程，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和社会生活，建构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最根本最现实的途径，因而是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实现形式和确证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因此，实践是世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和自觉形式，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人的自觉活动和创造过程，是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过程，它集中表现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道主义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得以不断展开、进化和发展的最革命和最积极力量。

2.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依托

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实践论思维方式正是对于这种哲学观的一种自觉运用。

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如下基本要点。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哲学方式统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具有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认识或哲学解释方式，在人类处理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体系中居于一种特殊的总体性地位。

就其对象而言，哲学不应当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当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一种理论表现，因此，哲学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

就其内容而言，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的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些内容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反映在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中。作为时代内容的表现和反映，它们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因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哲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哲学是一种高度体系化的学问，它是一种以哲学层次上的概念、范畴体系向人们提供的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世界图景，一种宏观的理想信念，一种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居于一种集精、荟萃的灵魂地位。

3.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这是从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看待哲学对象，看待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某种非人的存在，而是指向人、为了人、服务于人的高层次精神活动，是人通过对世界的关照而展开的自我意识，其目的和价值正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哲学应当以人和人与世界关系为对象，成为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自觉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而且强调要从实践的高度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视角和思路。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把人看作实践的存在。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强调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人的内在本性和人的价值，认为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是人的最本质的功能特征，也是人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演变发展。人的实践性决定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性。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实践，参加到并影响着现存感性世界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了它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承认“天择”对于人的活动的前提意义，同时强调人在实践中的选择、创造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在“人择”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也承认其同时必然具有的消极的和制约的方面，主张通过实践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健康互动。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人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而达成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改造，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改造，人才能自觉地进行选择与创造，才能理论地和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现实地和实际地依赖和掌握外部世界，促成人属世界向属人世界的持续转换。

三、会通古今中外进行新的创造——实践论思维方式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简而言之，可以说就是“返本开新”。返中国和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精华之本，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之本，开时代性哲学之新，开当代哲学形态之新。为此，深入发掘、全面阐发、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我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与建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以实践性为基点来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是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面。全面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和基本规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并得到说明的。就其与各种形态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性或基本规定：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参见陶德麟、欧阳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在这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而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

2.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批判性地审视当代哲学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新世纪的哲学发展切实奠基于新世纪的人类实践，从当代人类实践中发现哲学问题，吸取哲学营养，发展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必须自觉地对当代人类实践进行合理性反思与批判，发挥哲学功能。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完全有效的和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各种无效的或负效应的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歧视与压迫、封建迷信等）。这种实践及其结果不是有助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强化，而是对其起着消极、背反，甚至阻碍的作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主体效应的不合理实践。而以此类不合理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流派，也势必成为真正时代哲学的对立和反动的方面。因此，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哲学，而不合理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合时代精神的哲学。要使一定的哲学始终行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就必须保持对人类的各种非合理化实践的严肃的反省和科学的批判，使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历史运动自觉地趋向和逼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升华的基本方向。这正是哲学的实践性。当前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不论是全球问题还是个性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和平问题还是战争问题，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一体化问题还是多极化问题，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3.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意义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典型形式，是人类实践最为重要的推进因素和制导力量，也是哲学的最重要基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反映着并引导着实践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求并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上的迅猛发展变化，人类科学以几何级数加速度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当代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以计算机为中枢的当代大技术体系。只有从实践的高度正确认识并合理说明科学的范围和限度，才能为当代大科学的发展找到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提高其功能限度的有效途径。当代大科学和相应大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大科学技术观念，从而要求并促进哲学的科学技术观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当代哲学的科学基础，从而要求并必然促进当代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更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大科学技术的关注具有双重的目的和任务：一方面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来更新和充实自己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解释，建立、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大科学技术观，另一方面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并以此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哲学内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哲学形态。

4.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及其走向

我国哲学的当展离不开当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这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于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应当借助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宏大背景来考察当代世界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应该看到，随着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各自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必然要求也将实际地促进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是哲学内部和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增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互通增强，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正在形成一种哲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甚至产生出各种类型的“非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在我们看来，“非哲学”或“后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尽管严格说来它们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取消传统哲学的生存权；他们不是完全不要哲学，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所做出的种种结论，但却不能忽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正是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向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透视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弊端，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其加以批判、克服和扬弃；另一方面则更加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去反思“哲学是什么”这样一类根本性问题及其现代意义，从而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以推进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5.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

传统哲学是现代哲学之根。只有扎根传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和未来。我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和复杂的思想系统，它们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所不可逾越且又十分坚实的历史基地，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途径和对现代哲学的传统根源性的双向关注和深层探索，既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展获得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之根，也使中国哲学真正有可能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到贡献。

实践主义范文篇4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服务群众、恪守职责。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公民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应该在本职岗位上通过不同形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如皋市137位乡邮员虽然都是普通员工，但他们都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为群众服务，表现出追求上进、乐于奉献、不图名利、爱岗敬业、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团结互助、扶危济困。团结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强调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互帮互助精神，形成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人群的凝聚力，最终汇集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凝聚力。“爱心邮路”上的乡邮员以本职工作为纽带，演绎着一个个扶危济困、团结互助的动人故事，其行为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国家是难以进步的。艰苦奋斗，要求保持不畏艰险的精神状态和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如皋“爱心邮路”的乡邮员虽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不畏艰苦、以苦为荣，坚持准时精确地完成投递任务，同时利用邮政服务产品，为当地群众提供资金流、信息流和物质流的绿色通道，帮助不少群众走上致富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用不平凡的业绩诠释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从自身做起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如皋“爱心邮路”先进集体的事迹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启示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从自身做起。

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全体公民自觉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公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确立了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指导方针。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全体公民的荣辱观，需要全体公民自觉实践。只有每个人都坚持从自身做起，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主人翁的地位要求每位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荣与辱的抉择，不仅表现在事关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这就要求公民从实际生活出发、从点滴小事做起，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奉献中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反映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全社会共同来营造。“爱心邮路”上的邮递员们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顺带着为段道上的老百姓做一些他们需要而又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了贡献、树立了榜样。

形成和巩固知荣明耻的基础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提高的过程，道德建设要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如皋“爱心邮路”先进集体的事迹启发我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注重形成和巩固知荣明耻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坚持知行统一，打牢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荣辱观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客观评价，即社会对人们行为的要求和评价；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观感受，即个体的荣辱心理体验，表现为主体的荣誉感、耻辱心。荣辱观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把社会的道德评价转化为个体的荣辱心理体验，并不断加以巩固和深化。道德是一种自律，知荣明耻的道德心理是自觉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思想基础。坚持知行统一，不断巩固和深化荣辱心理体验，是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方面。如皋邮政局不但把职工道德教育看作一个学习过程，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一个实践过程，引导职工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在知行统一中形成特殊的荣辱心理体验，在奉献中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实践中陶冶道德感情、锤炼道德意志、增强道德信念。

实践主义范文篇5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列为和谐文化的根本，也就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这个体系由三个方面组成：价值原则、目标追求和实践原则。

任何价值体系或价值观的实践要求都是由该价值体系的内容和特点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也不例外。辩证性或对立面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进行价值实践（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价值协调等）时必须首先遵循的原则，具体地说要做到以下四个统一：

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理想是建立在对社会规律认识基础上的对未来的一种确信和追求，具有扬弃现实、高于现实、超越现实的特征，是感召、激励和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力量源泉。理想对社会成员的感召力取决于两个方面：理想的科学性，即有没有确切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据；理想的现实性，即人们能否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理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价值。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是当今我国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然而，和谐社会价值理想的最终实现是在理想与现实的持续转换中实现的，就当前来说，就是要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下，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和实践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和信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贯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覆盖各个利益群体，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所以，通过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并进而奠定实现共同理想的坚实基础。

多样性与主导性的统一

价值是客体相对于主体的效用，由于主体或其对客体关注角度的不同，一个社会的价值既是多样的，又是多元的。通过核心价值准则对社会各种价值取向的引导和协调，可以使社会的各种价值取向基本符合社会良性运行的要求，使社会的价值冲突保持在社会良性运行允许的范围内，否则社会就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毫无凝聚力和生存能力。

我们应该明确：建设核心价值体系，不是要消灭价值观的差异性，而是要以主流的价值取向引导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并借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确切地说，是通过大力倡导同社会发展进步一致的主导价值取向，去鼓励和保护那些积极进步的价值取向，努力造就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价值认同感，进一步巩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同时，在多元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社会的价值冲突保持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范围内。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不是否定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而是要使多样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相互补充、统一于社会共同理想”的局面。

民族性与全球性、传统与时代的统一

任何系统都是内部要素、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上既要坚持本民族价值观的独特性，又要以某种被世界各民族公认和接受的价值观为基础和前提，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倡导以对话、交流与合作等手段调解民族间的价值冲突，促进人类多元价值体系的共同进步。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我们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上要把民族性与全球性协调统一起来，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发掘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在中华文化发展中提炼人类文化的一般性，通过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充实中华文明又不断回馈世界。

任何事物又是该事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统一，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还要做到传统与时代的统一。其实，民族性与全球性统一的同时也是追求传统与时代统一的过程。因为，要实现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民族传统不断增添新内容，挖掘新内涵，培育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的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建立既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又合乎自身国情的价值观念。从这一点讲，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统一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内容，在传统与时代的统一中传承、光大民族精神。

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统一

社会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全面、自由和有个性的发展，可以说，个体的人发展的全面性和个性化程度是社会全面发展程度的体现；同时社会的全面发展又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关于“社会的”、“共同的”价值原则、价值理想和行为底线，是每个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和追求的一种价值和信念，是社会群体对现阶段社会规律的集体认识，是社会成员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综合反映，因此，这一体系具有普适性或者说社会性，是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该遵循的价值原则。但是，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个体独特的价值活动来实现的。

实践主义范文篇6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0页}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论述了分工带来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同时指出杜林的：“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观念；同时还讽刺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且，他在论述中还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全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仅是个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说的那样：“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空想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全民占有在逻辑上就是全民都不占有，因而在现实中就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才能实现的经济体制，这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除此之外，如果深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要以消灭分工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把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正如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事物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的，而联系本身从逻辑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别与同一的统一，就是特殊，事物总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发生联系的。既然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逻辑上就是必然要承认绝对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形式就是运动，事物总是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拿劳动来说，一方面，各种特殊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衡量劳动的特殊标准，简单劳动的一小时不可能等于复杂劳动的一小时；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劳动又都是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应该能够相互比较。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的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我们先来简单的考察一下这个转化过程的运动形式，当由于竞争使某个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格时，就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这个复杂劳动部门涌向简单劳动部门，直到这个复杂劳动部门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竞争减弱，价格又回升到自己的价值以上为止。商品交换的这个运动过程告诉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同质的劳动的转化是在社会过程背后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转化的实现是以竞争引起的往复波动为其实现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竞争是可以消灭的，但是，不同质的劳动的直接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抛开私有制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因而抛开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呢？是劳动者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消灭分工的运动。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消灭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然，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个我们下面就会涉及到。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关于自治的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探索。曾经作为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常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两年的中国人迎秀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介绍说：“约万诺夫又接着说自治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他强调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全社会所有。它意味着，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人有权管理生产资料，创造总收入的人有权分配总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没有分工，因此，所谓消灭分工的意思就是指个人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社会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这种固定化的分工与私有制就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和剥削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必然的产物，而要达到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即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分工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政治任务的提出正是人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大工业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经济意义的劳动阶级的时候，这个历史任务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迫切的政治任务交由无产阶级来执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综上所述，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并没有实现消灭分工，因而他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实践、通过一定的时间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以人们的计划和头脑中的想法为依据的；也不是以未来的、尚未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社会的性质是由现实存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现实社会的性质。

上述那种分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社会位置的直接体现，不管英雄人物的计划多么宏大，确保现有社会的生存总是最基本、最现实的任务。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保证现有的社会的生存，而为了保证现有社会的生存，人们就不可能不进行社会生产。毋庸质疑，人们不可能从想象的、理论的、一般的基础开始他们的社会生产，人们必须而且只有可能从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生产或者生产的一般，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十分确定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生产。“人们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恩格斯语），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必然的产物。剥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剥削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他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借口有一个长远的关于消灭剥削的计划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条文，从而根据这些东西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诞的。以旧式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依靠剥削才能保持其社会生存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筑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这种性质不会由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知道了某种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而发生改变。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对过去社会性质的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国度里曾经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他既没有实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消灭了旧式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实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上不就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结晶吗？不就是意味着由于个人之间盲目地相互作用，从而个人不能控制他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吗？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体现为个人的力量，尽管他是社会个人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体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体现为人类个体与其“类”的对立、人类的异化等等。而个人就始终活动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普遍分离的界限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但是，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演变成为现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却作用出一种与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背景。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预示着使以往个人成为某种特殊门类、变成某种狭隘经济变种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开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将是流动的、不会使人们被特殊劳动条件规定为特殊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达到上述这种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把私有制内在的矛盾推向了顶端，从而产生出扬弃全部形式私有制的历史根据，从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发展过程得到扬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摧毁，私有制的渐进的量变过程被质变所中断，一个新的社会物种就此诞生了。这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那样：“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现象学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

由此看来，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或者阶级如果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成为社会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形式；如果不能使这种暂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全部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力量的话，那么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就仍然是一种幻想，一种用现代词句掩盖了的幻想，因为一切被消灭了的旧东西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人类尽管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多么象低等动物，尽管他们那时身上还到处显露出低等动物的痕迹，但是，他们毕竟有着与低等动物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比动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毕竟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看见量的区别而忽略了质的区别，如果只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连续性而没有看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辩证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从而作用出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把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社会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社会里，价值范畴是不存在的。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多么滑稽可笑！这种理论无非是旧式分工还顽固存在的反映，无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导致对过去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往往是从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东西，是从现存社会的哲学中，从现存社会的某些社会领导人的计划和理想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这些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却仍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句话其实上面我已经做出了回答，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只有机器大生产才有可能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把人类生产自己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时间去从事精神方面的发展，从而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创造了条件。此外，机器大生产把一切原来复杂的劳动都变成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变成了简单劳动。最后，机器大生产本身只有建立在个人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别在这里不具有、并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意义，只有协作本身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社会个人之间的协作就变得牢固不可摧灭了，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体现为外在的、偶然的、自发的因素，而体现为内在的、必然的、自觉的因素。而机器，不论是过去较为简陋的机器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们在基本性质上都具有上述经济特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才会说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战车把最后一个小生产者碾碎，才去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没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出现或者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当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社会从生长到灭亡进程，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可见，问题不是来自于人们不能理解上述结论，问题来自于人们的幻想，而《“补课论”批判》中援引列宁那第二句话就正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第二句话：“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暂时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党能否保持不变质？能否保证在以后条件具备后就立即无可争议的率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至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大分工后，人类就进入了阶级社会。而阶级的产生，剥削阶级的形成虽然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暴力行为，但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根本原因毕竟不是暴力而是人类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结果。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代表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人开始总是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脚色出现在历史中的，只是后来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这些原来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才变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手段，而这种掠夺并不总是在明火执仗、不加遮掩、直截了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掠夺从一开始时候就与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一样，他们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的组织职能一起进行的，这就使得这种掠夺具有了迷惑性的外表，从而在历史上，不仅剥削者把这种剥削行为看作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看作是必要的、永恒的一般性范畴，同时甚至被剥削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也会同样认为这种行为是必要、永恒的。剥削者这样宣传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被剥削者也这样认为呢？原因就在于，当人类的历史发展还没有发展出可以消灭分工的生产力的时候，分工就仍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任何个人，不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平民都不可能通过法律来简单的取消这种分工，而“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分工还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阶级就依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我们就发现，既然人们无法消灭以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就同样无法消灭阶级。再言之，既然原来的被剥削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也只能按照原来社会的样子组织社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提出与工人阶级一样的历史任务。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只能是在对旧社会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改良，充其量不过只能是在行将复活的剥削中总结了过去社会的历史教训、从而使现在社会剥削的程度暂时有所缓和而已。

除此之外，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自觉的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的是去实现人类的平等幸福呢？我们又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按照邓小平先生说的那样：先富裕起来的人带动还没有富裕起来人实现共同富裕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某个阶级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虽然社会的的确确是由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我们的考察总是以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前提的，我们考察的是他们因为不同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群体，我们不是考察他们的自然人格而是考察他们的经济人格，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考察他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存在”。个人逃逸出原先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事情在历史常有发生，但是，只要产生特定阶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着，这个阶级就不会灭亡，这个阶级存在的历史根据没有消失，这个阶级就不会消失。

由此可见，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样，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如果在取得了政权以后，不立即全部中断或者主要中断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立即全部建立起或者至少主要建立起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方式，而是天真的以为取得了政权后，造成某种前提逐步去积累必要的物质条件，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了，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显然，从旧的生产方式中一方面发展着创造新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积累着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发展着剥削，积累着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指望这个阶级能够自己革自己的命，自觉地带领人民去实现共产主义吗？

好吧，让我们现在再退一步吧，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由此就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我们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就不难得出分工的规律并不就一定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样说来倒是恩格斯错了；其次我们又可以得出分工和私有制并不是一个同义语，讲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的结论——这样看来马克思也错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旧的生产方式中活动的人们并不必然分裂成为阶级，或者即使分裂成为阶级也并不必然会有剥削，再或者即使有剥削，这些人也可能不会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哪怕暂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后来也可能会自觉的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去带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先生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又何尝不是正确的呢？又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共产党可以不受任何利益的影响而去代表所谓一切阶级的普遍利益的说法又何尝不无道理呢？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础是根本对立的，他决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庸俗化，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着的造神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不受人间物质生活方式的影响，既不会受人间物质利益的影响同时又拥有绝对的权威来支配任何人。可见，在这种理论中完全包涵了现在的被认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其实早就作为一种必然的推论存在于前一种理论之中了，就象革命性的推论早就存在于黑格尔的理论中一样。尽管创造这些理论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还激烈的反对过这些推论，但是，这毕竟是存在着的事实，他们毕竟在理论方法上，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7页）。

紧接下来恩格斯通过举例来详细的分析杜林的经济公社，最后得出结论说：要么公社忘记生产积累而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那么这就会导致经济公社的崩溃；要么就由公社来进行生产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按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0~341页）。

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生产积累，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是，生产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成员是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的，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得了整个的社会财富的。虽然一般的说生产关系的变革有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仍然是要以创造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为前提的。只有这种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旧的生产关系才会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新的生产关系才具备了实现的现实的必然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去促进新的生产力顺利持续的发展。可见，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种积累即使是由公社或者国家来进行的也必然带有私有制的性质，带有剥削性质，而且这个剥削的方式甚至比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公开、更直截了当。此外，我们还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都彼此默认对方是自己商品的所有者，彼此都默认除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之外，不承认有任何特权，任何人都不能从对方手中剥夺对方所具有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形式是自由的。而东方的这种社会主义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因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因或者说内部根据并没有被这种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所改变，因此，为了保证在这种旧形式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必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需要灌输和强制。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连形式上自由都不具备，人生依附、家长制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典型的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从生产过程本身做点考察。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必要的生存资料，一个社会要发展又必须要有必要的发展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与整个社会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相对立的。社会总体获得了上述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并不等于社会个人就能获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这个社会从整体上说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盲目冲突、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来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于是，在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对于个人来说太抽象、太不现实了，只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出发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相互冲突背后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决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立统一的而是直接统一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生产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根源，因此，为了消灭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就必须使个体利益的存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为了使个体利益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就必须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为了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就必须使人们能够直接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能够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为了能够实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就必须消灭旧式的社会分工，而要达到这一点又是以机器大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样，我们就发现，由于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这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不消灭，那么，按照劳动复杂性的不同来分配社会产品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等级制度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特权、官僚、超人身强制、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就仍然还是这种社会必然的产物和不可治育的顽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被东方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实践是从旧的、不具备消灭旧式分工的物质条件下开始，那么，在这种实践中就必然产生阶级，从而必然形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而这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时，他们也决不会带领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只会象历史中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一样，毫不犹豫的去保护他们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可见，我们从这里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要以为简单的说一句“极左思想”就认为明白了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呢？因为阶级在不断的再生产出来；为什么阶级会不断的再生产出来呢？因为那个社会的基础仍然是旧社会的基础。也许那个时代的阶级分化并没有象中国现在这样明显，也许那个时代对阶级分化估计得过于严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不正是从过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吗？从过去那个社会的内因或者基础上看，对阶级分化的估计难道不正是他的睿智之处吗？我们可以深信对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有深刻了解的。我们大概都熟悉同志在谈到时的那段话吧！大意是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打倒这件事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这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这段话，要知道那时有多少人在支持呵！有多少红卫兵呵！又有多少人的的确确是出自真心地在阅读的著作呵！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还会说这种话呢？难道他认为人民大都是装模作样、虚情假义吗？完全不是这样！

原因在于，在旧的分工还顽固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而在这种社会中，说是人民掌权，其实人民根本就掌握不了社会的实际权力，权力仍然是由外部赋予的，人民能否得到权力，完全不取决于人民，取决外部环境的性质。实际掌权的仍然是执政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可以利用这种权力非常自然的、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口号下去积累起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个集团不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是偶然的，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才是必然的。虽然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决定这个集团性质的不是这些个人，而是这个集团在旧的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个人的属性（指社会属性）就最终必然会与这个集团的属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上述物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个人逃逸出这个集团；一种是这个集团同化了这些个人。而选择了第三种，即，既处身于这个集团中又想改造这个集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他根本不能在这个集团内获得真正的力量，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这个集团以外，求助于他认为的人民。但是，人民，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分工这一步，社会还没有把他们的人民锻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人民还不具备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人民，从整体上说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本意。人民能够把理解为消灭官僚主义的运动就算不错了，谁又能知道这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本性所作的政治抗争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深知那时中国社会的本性的，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他就不会说他死后会被人打得粉碎的，连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之类的话了。

我们在分析历史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抽象的去理解人民，甚至把人民等同于无产阶级，把近代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王明在红军时期就是犯的这种错误，他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些经济活动方式应用于了当时根据地的农民身上，结果他就脱离了群众。而的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政策却是正对于农民阶级的，正是这些政策赢得了农民，从而就赢得了革命。解放之后，中国虽然相对于解放前而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机器大生产毕竟还是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旧的分工毕竟还是无法消灭，社会毕竟还是一个小农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在个人自然的劳动力还是主要的生产力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就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就必然倾向于私有制。这种小生产方式的本性不是通过教育就能够改变的，能够改变他的只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力量。所以，只要这种小生产方式没有过时，没有基本灭亡，那么，农民阶级，虽然其中有些个别人会因为某些偶然的外部原因逃逸于这个群体以外，但是作为这个群体的整体、这个阶级本身是不会超出他自身的历史眼界而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阶级更是不可能在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去真正从本性上发生改变的。不要以为这个阶级有时答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认为他们就超出了他们的历史眼界，这个阶级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基本过时，他就不可能真正想去走社会主义。造成他们暂时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小农式的幻想；只是由于某些不利的外部环境，比如外族侵略、战争、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等，由于这些外部因素使得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时，他们才会偏向于工人阶级，偏向于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理论来指导人们克服外部灾害、这个理论是否符合某种原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有效，关键是能够克服灾难并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一旦这个外部环境变得缓和下来，这个阶级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要使这个阶级彻底的走上社会主义，就必须使这个阶级群体中的上述逃逸现象变成经常的和巨大的，而这是要以他们的生产方式成为过时的，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其说是修正主义者掌握了政权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人民自己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人民身上那些远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造成的。

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论化的人民，人民从一开始就是指历史中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不是以一般的人或者人的一般进入历史的，这些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以部落成员、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等等非常具体的身份进入历史的，这些具体的身份体现着他们之间不同的经济联系，规定着他们的是一些完全不同历史条件，这些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彼此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眼界。人民如此，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抽象的、一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指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等等具体阶级的斗争。诚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斗争都统称为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在内容上毕竟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毕竟不一样，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把一切阶级的斗争统称为阶级斗争，从而把一切近代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荒谬的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从古代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压迫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确立了。那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假如那时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也有可能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在那时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写出来，但是他确确实实是那种理论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论或者精英创造历史论。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实际上不是依据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考察和认识事物，不是通过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认识事物即定的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内部根据，而是恰恰相反，从事物存在的外部环境中去认定事物的性质，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这样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说政权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种结论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变革和进化总是体现在政权的更迭上，但是政权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来决定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25页~~627页）。

我请大家仔细的读一读恩格斯上面的话，这段话清楚的说明：如果想使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大土地所有制不被内部成长起来的小私有制的力量所摧毁，从而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的过渡，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请大家注意！一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恩格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说存在着被压迫人民夺取政权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这种可能性呢？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完全不是！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想达到某个目的总是会力图去获得相应的控制权。小到官场做官、商场经商，大到党派相争、疆场逐鹿都无不如此。这样寻常的道理，我们说恩格斯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想到这些的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因为过去的革命者都不可能夺取政权而只有现代的革命者才能够夺取政权呢？仍然不是这样！过去被压迫者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时间长短不一，政权控制的范围也大小不一，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取得了政权，毕竟还是能够在特定范围内实施自己的实践路线。可见，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是否是因为古代的革命者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才导致的失败呢？既然如此，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要使俄国公社不必解体就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仍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精英集团虽然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很巨大的影响，但是，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并不是理论家眼中的那种典型的人民，人民就是市民社会，就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被一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处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进行着现实生活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这些个人的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并创造着历史。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扬弃剥削制度的程度的时候，不仅剥削者具有剥削的意识，被剥削者也会具有剥削的意识（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阶段上的人民，不论革命家们把他们描述得多么伟大，他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仍然只是自己目前的处境，而决不是剥削制度本身。只有大工业的出现，才使得阶级存在的现实根据得以消失，才锻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去应经济生活本身的要求而去执行彻底消灭阶级制度和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任务因此，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创造某种前提，但是又不能立即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而仍然只能是通过旧的生产方式、通过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去积累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的想法无疑是空想，这正如恩格斯说的：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一次请大家研究一下恩格斯上述关于俄国公社的论述。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说要使俄国公社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需要欧洲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请注意！恩格斯在这段话中并不是一般的讲到帮助或者支援，而是认为欧洲需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这种帮助或者支援。为什么恩格斯不认为由俄国的社会主义们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按照现在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去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最终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原因就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是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那么他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者其他的政治干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

可见，只要你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只要你还想正常的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你就必然会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受到共同的经济规律的制约，你就必须按照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生产方式去组织你的社会生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收益。而如果你实行的经济交换方式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却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去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那么，你这个社会的生产组织不破产，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而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国营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单是经济发展本身就足以说明那种所谓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下，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说法和做法如果不是出于幻想就必然是出于别有用心。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即使从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不论从哪种方面说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努力建立起的集中的、大土地的生产组织，却正好不幸为后来必然要复活的资产阶级准备好了他们进行原始积累的巨大的资本，这些逐步复活的资产阶级现在再也用不着象过去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靠血与火去进行原始积累了，他们现在可以非常顺利的在发展经济、组织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去进行原始积累了。反正人民本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社会权力；反正人民因为旧的分工的制约也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有没有问题，社会财富怎么在分配，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舆论工具全部都被控制在那个统治集团手里，这个统治集团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实际监督的权力，社会财产的去从人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却从来也没有实际处置的权力。

可见，如果说上面我们是对过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剖析，那么现在，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推进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就越是全球化，东方社会就越是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东西方经济就越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东方或者某个国家现在根本不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既然如此，推进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和在资产阶级已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

实践主义范文篇7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0页}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论述了分工带来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同时指出杜林的：“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观念；同时还讽刺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且，他在论述中还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全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仅是个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说的那样：“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空想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全民占有在逻辑上就是全民都不占有，因而在现实中就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才能实现的经济体制，这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除此之外，如果深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要以消灭分工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把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正如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事物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的，而联系本身从逻辑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别与同一的统一，就是特殊，事物总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发生联系的。既然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逻辑上就是必然要承认绝对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形式就是运动，事物总是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拿劳动来说，一方面，各种特殊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衡量劳动的特殊标准，简单劳动的一小时不可能等于复杂劳动的一小时；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劳动又都是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应该能够相互比较。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的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我们先来简单的考察一下这个转化过程的运动形式，当由于竞争使某个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格时，就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这个复杂劳动部门涌向简单劳动部门，直到这个复杂劳动部门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竞争减弱，价格又回升到自己的价值以上为止。商品交换的这个运动过程告诉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同质的劳动的转化是在社会过程背后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转化的实现是以竞争引起的往复波动为其实现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竞争是可以消灭的，但是，不同质的劳动的直接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抛开私有制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因而抛开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呢？是劳动者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消灭分工的运动。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消灭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然，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个我们下面就会涉及到。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关于自治的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探索。曾经作为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常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两年的中国人迎秀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介绍说：“约万诺夫又接着说自治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他强调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全社会所有。它意味着，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人有权管理生产资料，创造总收入的人有权分配总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没有分工，因此，所谓消灭分工的意思就是指个人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社会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这种固定化的分工与私有制就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和剥削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必然的产物，而要达到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即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分工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政治任务的提出正是人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大工业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经济意义的劳动阶级的时候，这个历史任务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迫切的政治任务交由无产阶级来执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综上所述，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并没有实现消灭分工，因而他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实践、通过一定的时间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以人们的计划和头脑中的想法为依据的；也不是以未来的、尚未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社会的性质是由现实存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现实社会的性质。

上述那种分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社会位置的直接体现，不管英雄人物的计划多么宏大，确保现有社会的生存总是最基本、最现实的任务。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保证现有的社会的生存，而为了保证现有社会的生存，人们就不可能不进行社会生产。毋庸质疑，人们不可能从想象的、理论的、一般的基础开始他们的社会生产，人们必须而且只有可能从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生产或者生产的一般，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十分确定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生产。“人们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恩格斯语），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必然的产物。剥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剥削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他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借口有一个长远的关于消灭剥削的计划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条文，从而根据这些东西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诞的。以旧式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依靠剥削才能保持其社会生存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筑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这种性质不会由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知道了某种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而发生改变。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对过去社会性质的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国度里曾经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他既没有实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消灭了旧式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实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上不就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结晶吗？不就是意味着由于个人之间盲目地相互作用，从而个人不能控制他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吗？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体现为个人的力量，尽管他是社会个人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体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体现为人类个体与其“类”的对立、人类的异化等等。而个人就始终活动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普遍分离的界限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但是，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演变成为现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却作用出一种与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背景。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预示着使以往个人成为某种特殊门类、变成某种狭隘经济变种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开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将是流动的、不会使人们被特殊劳动条件规定为特殊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达到上述这种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把私有制内在的矛盾推向了顶端，从而产生出扬弃全部形式私有制的历史根据，从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发展过程得到扬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摧毁，私有制的渐进的量变过程被质变所中断，一个新的社会物种就此诞生了。这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那样：“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现象学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

由此看来，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或者阶级如果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成为社会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形式；如果不能使这种暂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全部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力量的话，那么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就仍然是一种幻想，一种用现代词句掩盖了的幻想，因为一切被消灭了的旧东西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人类尽管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多么象低等动物，尽管他们那时身上还到处显露出低等动物的痕迹，但是，他们毕竟有着与低等动物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比动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毕竟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看见量的区别而忽略了质的区别，如果只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连续性而没有看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辩证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从而作用出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把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社会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社会里，价值范畴是不存在的。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多么滑稽可笑！这种理论无非是旧式分工还顽固存在的反映，无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导致对过去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往往是从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东西，是从现存社会的哲学中，从现存社会的某些社会领导人的计划和理想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这些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却仍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句话其实上面我已经做出了回答，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只有机器大生产才有可能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把人类生产自己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时间去从事精神方面的发展，从而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创造了条件。此外，机器大生产把一切原来复杂的劳动都变成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变成了简单劳动。最后，机器大生产本身只有建立在个人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别在这里不具有、并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意义，只有协作本身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社会个人之间的协作就变得牢固不可摧灭了，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体现为外在的、偶然的、自发的因素，而体现为内在的、必然的、自觉的因素。而机器，不论是过去较为简陋的机器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们在基本性质上都具有上述经济特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才会说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战车把最后一个小生产者碾碎，才去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没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出现或者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当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社会从生长到灭亡进程，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可见，问题不是来自于人们不能理解上述结论，问题来自于人们的幻想，而《“补课论”批判》中援引列宁那第二句话就正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第二句话：“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暂时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党能否保持不变质？能否保证在以后条件具备后就立即无可争议的率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至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大分工后，人类就进入了阶级社会。而阶级的产生，剥削阶级的形成虽然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暴力行为，但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根本原因毕竟不是暴力而是人类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结果。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代表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人开始总是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脚色出现在历史中的，只是后来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这些原来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才变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手段，而这种掠夺并不总是在明火执仗、不加遮掩、直截了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掠夺从一开始时候就与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一样，他们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的组织职能一起进行的，这就使得这种掠夺具有了迷惑性的外表，从而在历史上，不仅剥削者把这种剥削行为看作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看作是必要的、永恒的一般性范畴，同时甚至被剥削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也会同样认为这种行为是必要、永恒的。剥削者这样宣传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被剥削者也这样认为呢？原因就在于，当人类的历史发展还没有发展出可以消灭分工的生产力的时候，分工就仍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任何个人，不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平民都不可能通过法律来简单的取消这种分工，而“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分工还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阶级就依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我们就发现，既然人们无法消灭以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就同样无法消灭阶级。再言之，既然原来的被剥削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也只能按照原来社会的样子组织社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提出与工人阶级一样的历史任务。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只能是在对旧社会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改良，充其量不过只能是在行将复活的剥削中总结了过去社会的历史教训、从而使现在社会剥削的程度暂时有所缓和而已。

除此之外，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自觉的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的是去实现人类的平等幸福呢？我们又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按照邓小平先生说的那样：先富裕起来的人带动还没有富裕起来人实现共同富裕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某个阶级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虽然社会的的确确是由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我们的考察总是以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前提的，我们考察的是他们因为不同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群体，我们不是考察他们的自然人格而是考察他们的经济人格，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考察他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存在”。个人逃逸出原先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事情在历史常有发生，但是，只要产生特定阶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着，这个阶级就不会灭亡，这个阶级存在的历史根据没有消失，这个阶级就不会消失。

由此可见，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样，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如果在取得了政权以后，不立即全部中断或者主要中断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立即全部建立起或者至少主要建立起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方式，而是天真的以为取得了政权后，造成某种前提逐步去积累必要的物质条件，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了，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显然，从旧的生产方式中一方面发展着创造新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积累着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发展着剥削，积累着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指望这个阶级能够自己革自己的命，自觉地带领人民去实现共产主义吗？

好吧，让我们现在再退一步吧，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由此就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我们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就不难得出分工的规律并不就一定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样说来倒是恩格斯错了；其次我们又可以得出分工和私有制并不是一个同义语，讲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的结论——这样看来马克思也错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旧的生产方式中活动的人们并不必然分裂成为阶级，或者即使分裂成为阶级也并不必然会有剥削，再或者即使有剥削，这些人也可能不会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哪怕暂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后来也可能会自觉的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去带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先生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又何尝不是正确的呢？又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共产党可以不受任何利益的影响而去代表所谓一切阶级的普遍利益的说法又何尝不无道理呢？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础是根本对立的，他决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庸俗化，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着的造神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不受人间物质生活方式的影响，既不会受人间物质利益的影响同时又拥有绝对的权威来支配任何人。可见，在这种理论中完全包涵了现在的被认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其实早就作为一种必然的推论存在于前一种理论之中了，就象革命性的推论早就存在于黑格尔的理论中一样。尽管创造这些理论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还激烈的反对过这些推论，但是，这毕竟是存在着的事实，他们毕竟在理论方法上，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7页）。

紧接下来恩格斯通过举例来详细的分析杜林的经济公社，最后得出结论说：要么公社忘记生产积累而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那么这就会导致经济公社的崩溃；要么就由公社来进行生产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按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0~341页）。

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生产积累，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是，生产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成员是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的，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得了整个的社会财富的。虽然一般的说生产关系的变革有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仍然是要以创造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为前提的。只有这种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旧的生产关系才会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新的生产关系才具备了实现的现实的必然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去促进新的生产力顺利持续的发展。可见，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种积累即使是由公社或者国家来进行的也必然带有私有制的性质，带有剥削性质，而且这个剥削的方式甚至比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公开、更直截了当。此外，我们还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都彼此默认对方是自己商品的所有者，彼此都默认除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之外，不承认有任何特权，任何人都不能从对方手中剥夺对方所具有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形式是自由的。而东方的这种社会主义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因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因或者说内部根据并没有被这种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所改变，因此，为了保证在这种旧形式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必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需要灌输和强制。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连形式上自由都不具备，人生依附、家长制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典型的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从生产过程本身做点考察。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必要的生存资料，一个社会要发展又必须要有必要的发展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与整个社会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相对立的。社会总体获得了上述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并不等于社会个人就能获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这个社会从整体上说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盲目冲突、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来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于是，在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对于个人来说太抽象、太不现实了，只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出发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相互冲突背后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决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立统一的而是直接统一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生产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根源，因此，为了消灭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就必须使个体利益的存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为了使个体利益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就必须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为了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就必须使人们能够直接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能够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为了能够实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就必须消灭旧式的社会分工，而要达到这一点又是以机器大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样，我们就发现，由于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这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不消灭，那么，按照劳动复杂性的不同来分配社会产品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等级制度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特权、官僚、超人身强制、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就仍然还是这种社会必然的产物和不可治育的顽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被东方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实践是从旧的、不具备消灭旧式分工的物质条件下开始，那么，在这种实践中就必然产生阶级，从而必然形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而这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时，他们也决不会带领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只会象历史中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一样，毫不犹豫的去保护他们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可见，我们从这里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要以为简单的说一句“极左思想”就认为明白了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呢？因为阶级在不断的再生产出来；为什么阶级会不断的再生产出来呢？因为那个社会的基础仍然是旧社会的基础。也许那个时代的阶级分化并没有象中国现在这样明显，也许那个时代对阶级分化估计得过于严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不正是从过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吗？从过去那个社会的内因或者基础上看，对阶级分化的估计难道不正是他的睿智之处吗？我们可以深信对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有深刻了解的。我们大概都熟悉同志在谈到时的那段话吧！大意是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打倒这件事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这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这段话，要知道那时有多少人在支持呵！有多少红卫兵呵！又有多少人的的确确是出自真心地在阅读的著作呵！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还会说这种话呢？难道他认为人民大都是装模作样、虚情假义吗？完全不是这样！

原因在于，在旧的分工还顽固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而在这种社会中，说是人民掌权，其实人民根本就掌握不了社会的实际权力，权力仍然是由外部赋予的，人民能否得到权力，完全不取决于人民，取决外部环境的性质。实际掌权的仍然是执政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可以利用这种权力非常自然的、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口号下去积累起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个集团不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是偶然的，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才是必然的。虽然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决定这个集团性质的不是这些个人，而是这个集团在旧的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个人的属性（指社会属性）就最终必然会与这个集团的属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上述物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个人逃逸出这个集团；一种是这个集团同化了这些个人。而选择了第三种，即，既处身于这个集团中又想改造这个集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他根本不能在这个集团内获得真正的力量，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这个集团以外，求助于他认为的人民。但是，人民，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分工这一步，社会还没有把他们的人民锻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人民还不具备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人民，从整体上说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本意。人民能够把理解为消灭官僚主义的运动就算不错了，谁又能知道这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本性所作的政治抗争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深知那时中国社会的本性的，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他就不会说他死后会被人打得粉碎的，连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之类的话了。

我们在分析历史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抽象的去理解人民，甚至把人民等同于无产阶级，把近代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王明在红军时期就是犯的这种错误，他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些经济活动方式应用于了当时根据地的农民身上，结果他就脱离了群众。而的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政策却是正对于农民阶级的，正是这些政策赢得了农民，从而就赢得了革命。解放之后，中国虽然相对于解放前而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机器大生产毕竟还是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旧的分工毕竟还是无法消灭，社会毕竟还是一个小农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在个人自然的劳动力还是主要的生产力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就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就必然倾向于私有制。这种小生产方式的本性不是通过教育就能够改变的，能够改变他的只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力量。所以，只要这种小生产方式没有过时，没有基本灭亡，那么，农民阶级，虽然其中有些个别人会因为某些偶然的外部原因逃逸于这个群体以外，但是作为这个群体的整体、这个阶级本身是不会超出他自身的历史眼界而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阶级更是不可能在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去真正从本性上发生改变的。不要以为这个阶级有时答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认为他们就超出了他们的历史眼界，这个阶级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基本过时，他就不可能真正想去走社会主义。造成他们暂时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小农式的幻想；只是由于某些不利的外部环境，比如外族侵略、战争、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等，由于这些外部因素使得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时，他们才会偏向于工人阶级，偏向于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理论来指导人们克服外部灾害、这个理论是否符合某种原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有效，关键是能够克服灾难并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一旦这个外部环境变得缓和下来，这个阶级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要使这个阶级彻底的走上社会主义，就必须使这个阶级群体中的上述逃逸现象变成经常的和巨大的，而这是要以他们的生产方式成为过时的，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其说是修正主义者掌握了政权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人民自己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人民身上那些远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造成的。

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论化的人民，人民从一开始就是指历史中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不是以一般的人或者人的一般进入历史的，这些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以部落成员、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等等非常具体的身份进入历史的，这些具体的身份体现着他们之间不同的经济联系，规定着他们的是一些完全不同历史条件，这些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彼此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眼界。人民如此，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抽象的、一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指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等等具体阶级的斗争。诚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斗争都统称为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在内容上毕竟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毕竟不一样，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把一切阶级的斗争统称为阶级斗争，从而把一切近代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荒谬的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从古代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压迫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确立了。那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假如那时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也有可能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在那时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写出来，但是他确确实实是那种理论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论或者精英创造历史论。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实际上不是依据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考察和认识事物，不是通过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认识事物即定的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内部根据，而是恰恰相反，从事物存在的外部环境中去认定事物的性质，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这样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说政权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种结论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变革和进化总是体现在政权的更迭上，但是政权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来决定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25页~~627页）。

我请大家仔细的读一读恩格斯上面的话，这段话清楚的说明：如果想使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大土地所有制不被内部成长起来的小私有制的力量所摧毁，从而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的过渡，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请大家注意！一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恩格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说存在着被压迫人民夺取政权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这种可能性呢？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完全不是！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想达到某个目的总是会力图去获得相应的控制权。小到官场做官、商场经商，大到党派相争、疆场逐鹿都无不如此。这样寻常的道理，我们说恩格斯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想到这些的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因为过去的革命者都不可能夺取政权而只有现代的革命者才能够夺取政权呢？仍然不是这样！过去被压迫者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时间长短不一，政权控制的范围也大小不一，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取得了政权，毕竟还是能够在特定范围内实施自己的实践路线。可见，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是否是因为古代的革命者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才导致的失败呢？既然如此，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要使俄国公社不必解体就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仍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精英集团虽然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很巨大的影响，但是，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并不是理论家眼中的那种典型的人民，人民就是市民社会，就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被一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处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进行着现实生活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这些个人的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并创造着历史。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扬弃剥削制度的程度的时候，不仅剥削者具有剥削的意识，被剥削者也会具有剥削的意识（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阶段上的人民，不论革命家们把他们描述得多么伟大，他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仍然只是自己目前的处境，而决不是剥削制度本身。只有大工业的出现，才使得阶级存在的现实根据得以消失，才锻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去应经济生活本身的要求而去执行彻底消灭阶级制度和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任务因此，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创造某种前提，但是又不能立即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而仍然只能是通过旧的生产方式、通过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去积累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的想法无疑是空想，这正如恩格斯说的：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一次请大家研究一下恩格斯上述关于俄国公社的论述。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说要使俄国公社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需要欧洲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请注意！恩格斯在这段话中并不是一般的讲到帮助或者支援，而是认为欧洲需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这种帮助或者支援。为什么恩格斯不认为由俄国的社会主义们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按照现在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去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最终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原因就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是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那么他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者其他的政治干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

可见，只要你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只要你还想正常的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你就必然会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受到共同的经济规律的制约，你就必须按照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生产方式去组织你的社会生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收益。而如果你实行的经济交换方式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却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去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那么，你这个社会的生产组织不破产，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而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国营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单是经济发展本身就足以说明那种所谓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下，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说法和做法如果不是出于幻想就必然是出于别有用心。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即使从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不论从哪种方面说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努力建立起的集中的、大土地的生产组织，却正好不幸为后来必然要复活的资产阶级准备好了他们进行原始积累的巨大的资本，这些逐步复活的资产阶级现在再也用不着象过去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靠血与火去进行原始积累了，他们现在可以非常顺利的在发展经济、组织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去进行原始积累了。反正人民本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社会权力；反正人民因为旧的分工的制约也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有没有问题，社会财富怎么在分配，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舆论工具全部都被控制在那个统治集团手里，这个统治集团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实际监督的权力，社会财产的去从人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却从来也没有实际处置的权力。

可见，如果说上面我们是对过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剖析，那么现在，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推进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就越是全球化，东方社会就越是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东西方经济就越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东方或者某个国家现在根本不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既然如此，推进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和在资产阶级已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

实践主义范文篇8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0页}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论述了分工带来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同时指出杜林的：“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观念；同时还讽刺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且，他在论述中还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全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仅是个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说的那样：“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空想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全民占有在逻辑上就是全民都不占有，因而在现实中就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才能实现的经济体制，这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除此之外，如果深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要以消灭分工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把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正如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事物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的，而联系本身从逻辑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别与同一的统一，就是特殊，事物总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发生联系的。既然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逻辑上就是必然要承认绝对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形式就是运动，事物总是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拿劳动来说，一方面，各种特殊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衡量劳动的特殊标准，简单劳动的一小时不可能等于复杂劳动的一小时；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劳动又都是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应该能够相互比较。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的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我们先来简单的考察一下这个转化过程的运动形式，当由于竞争使某个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格时，就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这个复杂劳动部门涌向简单劳动部门，直到这个复杂劳动部门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竞争减弱，价格又回升到自己的价值以上为止。商品交换的这个运动过程告诉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同质的劳动的转化是在社会过程背后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转化的实现是以竞争引起的往复波动为其实现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竞争是可以消灭的，但是，不同质的劳动的直接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抛开私有制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因而抛开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呢？是劳动者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消灭分工的运动。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消灭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然，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个我们下面就会涉及到。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关于自治的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探索。曾经作为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常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两年的中国人迎秀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介绍说：“约万诺夫又接着说自治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他强调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全社会所有。它意味着，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人有权管理生产资料，创造总收入的人有权分配总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没有分工，因此，所谓消灭分工的意思就是指个人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社会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这种固定化的分工与私有制就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和剥削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必然的产物，而要达到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即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分工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政治任务的提出正是人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大工业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经济意义的劳动阶级的时候，这个历史任务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迫切的政治任务交由无产阶级来执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综上所述，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并没有实现消灭分工，因而他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实践、通过一定的时间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以人们的计划和头脑中的想法为依据的；也不是以未来的、尚未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社会的性质是由现实存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现实社会的性质。

上述那种分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社会位置的直接体现，不管英雄人物的计划多么宏大，确保现有社会的生存总是最基本、最现实的任务。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保证现有的社会的生存，而为了保证现有社会的生存，人们就不可能不进行社会生产。毋庸质疑，人们不可能从想象的、理论的、一般的基础开始他们的社会生产，人们必须而且只有可能从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生产或者生产的一般，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十分确定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生产。“人们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恩格斯语），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必然的产物。剥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剥削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他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借口有一个长远的关于消灭剥削的计划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条文，从而根据这些东西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诞的。以旧式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依靠剥削才能保持其社会生存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筑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这种性质不会由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知道了某种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而发生改变。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对过去社会性质的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国度里曾经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他既没有实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消灭了旧式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实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上不就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结晶吗？不就是意味着由于个人之间盲目地相互作用，从而个人不能控制他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吗？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体现为个人的力量，尽管他是社会个人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体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体现为人类个体与其“类”的对立、人类的异化等等。而个人就始终活动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普遍分离的界限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但是，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演变成为现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却作用出一种与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背景。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预示着使以往个人成为某种特殊门类、变成某种狭隘经济变种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开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将是流动的、不会使人们被特殊劳动条件规定为特殊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达到上述这种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把私有制内在的矛盾推向了顶端，从而产生出扬弃全部形式私有制的历史根据，从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发展过程得到扬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摧毁，私有制的渐进的量变过程被质变所中断，一个新的社会物种就此诞生了。这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那样：“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现象学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

由此看来，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或者阶级如果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成为社会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形式；如果不能使这种暂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全部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力量的话，那么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就仍然是一种幻想，一种用现代词句掩盖了的幻想，因为一切被消灭了的旧东西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人类尽管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多么象低等动物，尽管他们那时身上还到处显露出低等动物的痕迹，但是，他们毕竟有着与低等动物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比动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毕竟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看见量的区别而忽略了质的区别，如果只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连续性而没有看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辩证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从而作用出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把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社会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社会里，价值范畴是不存在的。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多么滑稽可笑！这种理论无非是旧式分工还顽固存在的反映，无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导致对过去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往往是从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东西，是从现存社会的哲学中，从现存社会的某些社会领导人的计划和理想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这些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却仍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句话其实上面我已经做出了回答，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只有机器大生产才有可能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把人类生产自己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时间去从事精神方面的发展，从而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创造了条件。此外，机器大生产把一切原来复杂的劳动都变成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变成了简单劳动。最后，机器大生产本身只有建立在个人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别在这里不具有、并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意义，只有协作本身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社会个人之间的协作就变得牢固不可摧灭了，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体现为外在的、偶然的、自发的因素，而体现为内在的、必然的、自觉的因素。而机器，不论是过去较为简陋的机器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们在基本性质上都具有上述经济特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才会说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战车把最后一个小生产者碾碎，才去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没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出现或者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当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社会从生长到灭亡进程，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可见，问题不是来自于人们不能理解上述结论，问题来自于人们的幻想，而《“补课论”批判》中援引列宁那第二句话就正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第二句话：“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暂时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党能否保持不变质？能否保证在以后条件具备后就立即无可争议的率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至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大分工后，人类就进入了阶级社会。而阶级的产生，剥削阶级的形成虽然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暴力行为，但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根本原因毕竟不是暴力而是人类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结果。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代表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人开始总是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脚色出现在历史中的，只是后来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这些原来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才变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手段，而这种掠夺并不总是在明火执仗、不加遮掩、直截了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掠夺从一开始时候就与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一样，他们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的组织职能一起进行的，这就使得这种掠夺具有了迷惑性的外表，从而在历史上，不仅剥削者把这种剥削行为看作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看作是必要的、永恒的一般性范畴，同时甚至被剥削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也会同样认为这种行为是必要、永恒的。剥削者这样宣传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被剥削者也这样认为呢？原因就在于，当人类的历史发展还没有发展出可以消灭分工的生产力的时候，分工就仍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任何个人，不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平民都不可能通过法律来简单的取消这种分工，而“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分工还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阶级就依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我们就发现，既然人们无法消灭以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就同样无法消灭阶级。再言之，既然原来的被剥削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也只能按照原来社会的样子组织社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提出与工人阶级一样的历史任务。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只能是在对旧社会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改良，充其量不过只能是在行将复活的剥削中总结了过去社会的历史教训、从而使现在社会剥削的程度暂时有所缓和而已。

除此之外，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自觉的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的是去实现人类的平等幸福呢？我们又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按照邓小平先生说的那样：先富裕起来的人带动还没有富裕起来人实现共同富裕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某个阶级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虽然社会的的确确是由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我们的考察总是以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前提的，我们考察的是他们因为不同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群体，我们不是考察他们的自然人格而是考察他们的经济人格，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考察他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存在”。个人逃逸出原先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事情在历史常有发生，但是，只要产生特定阶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着，这个阶级就不会灭亡，这个阶级存在的历史根据没有消失，这个阶级就不会消失。

由此可见，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样，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如果在取得了政权以后，不立即全部中断或者主要中断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立即全部建立起或者至少主要建立起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方式，而是天真的以为取得了政权后，造成某种前提逐步去积累必要的物质条件，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了，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显然，从旧的生产方式中一方面发展着创造新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积累着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发展着剥削，积累着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指望这个阶级能够自己革自己的命，自觉地带领人民去实现共产主义吗？

好吧，让我们现在再退一步吧，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由此就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我们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就不难得出分工的规律并不就一定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样说来倒是恩格斯错了；其次我们又可以得出分工和私有制并不是一个同义语，讲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的结论——这样看来马克思也错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旧的生产方式中活动的人们并不必然分裂成为阶级，或者即使分裂成为阶级也并不必然会有剥削，再或者即使有剥削，这些人也可能不会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哪怕暂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后来也可能会自觉的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去带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先生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又何尝不是正确的呢？又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共产党可以不受任何利益的影响而去代表所谓一切阶级的普遍利益的说法又何尝不无道理呢？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础是根本对立的，他决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庸俗化，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着的造神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不受人间物质生活方式的影响，既不会受人间物质利益的影响同时又拥有绝对的权威来支配任何人。可见，在这种理论中完全包涵了现在的被认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其实早就作为一种必然的推论存在于前一种理论之中了，就象革命性的推论早就存在于黑格尔的理论中一样。尽管创造这些理论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还激烈的反对过这些推论，但是，这毕竟是存在着的事实，他们毕竟在理论方法上，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7页）。

紧接下来恩格斯通过举例来详细的分析杜林的经济公社，最后得出结论说：要么公社忘记生产积累而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那么这就会导致经济公社的崩溃；要么就由公社来进行生产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按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0~341页）。

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生产积累，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是，生产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成员是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的，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得了整个的社会财富的。虽然一般的说生产关系的变革有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仍然是要以创造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为前提的。只有这种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旧的生产关系才会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新的生产关系才具备了实现的现实的必然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去促进新的生产力顺利持续的发展。可见，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种积累即使是由公社或者国家来进行的也必然带有私有制的性质，带有剥削性质，而且这个剥削的方式甚至比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公开、更直截了当。此外，我们还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都彼此默认对方是自己商品的所有者，彼此都默认除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之外，不承认有任何特权，任何人都不能从对方手中剥夺对方所具有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形式是自由的。而东方的这种社会主义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因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因或者说内部根据并没有被这种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所改变，因此，为了保证在这种旧形式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必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需要灌输和强制。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连形式上自由都不具备，人生依附、家长制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典型的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从生产过程本身做点考察。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必要的生存资料，一个社会要发展又必须要有必要的发展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与整个社会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相对立的。社会总体获得了上述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并不等于社会个人就能获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这个社会从整体上说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盲目冲突、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来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于是，在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对于个人来说太抽象、太不现实了，只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出发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相互冲突背后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决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立统一的而是直接统一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生产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根源，因此，为了消灭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就必须使个体利益的存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为了使个体利益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就必须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为了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就必须使人们能够直接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能够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为了能够实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就必须消灭旧式的社会分工，而要达到这一点又是以机器大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样，我们就发现，由于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这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不消灭，那么，按照劳动复杂性的不同来分配社会产品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等级制度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特权、官僚、超人身强制、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就仍然还是这种社会必然的产物和不可治育的顽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被东方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实践是从旧的、不具备消灭旧式分工的物质条件下开始，那么，在这种实践中就必然产生阶级，从而必然形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而这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时，他们也决不会带领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只会象历史中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一样，毫不犹豫的去保护他们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可见，我们从这里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要以为简单的说一句“极左思想”就认为明白了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呢？因为阶级在不断的再生产出来；为什么阶级会不断的再生产出来呢？因为那个社会的基础仍然是旧社会的基础。也许那个时代的阶级分化并没有象中国现在这样明显，也许那个时代对阶级分化估计得过于严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不正是从过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吗？从过去那个社会的内因或者基础上看，对阶级分化的估计难道不正是他的睿智之处吗？我们可以深信对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有深刻了解的。我们大概都熟悉同志在谈到时的那段话吧！大意是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打倒这件事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这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这段话，要知道那时有多少人在支持呵！有多少红卫兵呵！又有多少人的的确确是出自真心地在阅读的著作呵！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还会说这种话呢？难道他认为人民大都是装模作样、虚情假义吗？完全不是这样！

原因在于，在旧的分工还顽固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而在这种社会中，说是人民掌权，其实人民根本就掌握不了社会的实际权力，权力仍然是由外部赋予的，人民能否得到权力，完全不取决于人民，取决外部环境的性质。实际掌权的仍然是执政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可以利用这种权力非常自然的、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口号下去积累起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个集团不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是偶然的，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才是必然的。虽然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决定这个集团性质的不是这些个人，而是这个集团在旧的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个人的属性（指社会属性）就最终必然会与这个集团的属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上述物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个人逃逸出这个集团；一种是这个集团同化了这些个人。而选择了第三种，即，既处身于这个集团中又想改造这个集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他根本不能在这个集团内获得真正的力量，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这个集团以外，求助于他认为的人民。但是，人民，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分工这一步，社会还没有把他们的人民锻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人民还不具备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人民，从整体上说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本意。人民能够把理解为消灭官僚主义的运动就算不错了，谁又能知道这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本性所作的政治抗争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深知那时中国社会的本性的，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他就不会说他死后会被人打得粉碎的，连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之类的话了。

我们在分析历史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抽象的去理解人民，甚至把人民等同于无产阶级，把近代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王明在红军时期就是犯的这种错误，他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些经济活动方式应用于了当时根据地的农民身上，结果他就脱离了群众。而的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政策却是正对于农民阶级的，正是这些政策赢得了农民，从而就赢得了革命。解放之后，中国虽然相对于解放前而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机器大生产毕竟还是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旧的分工毕竟还是无法消灭，社会毕竟还是一个小农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在个人自然的劳动力还是主要的生产力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就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就必然倾向于私有制。这种小生产方式的本性不是通过教育就能够改变的，能够改变他的只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力量。所以，只要这种小生产方式没有过时，没有基本灭亡，那么，农民阶级，虽然其中有些个别人会因为某些偶然的外部原因逃逸于这个群体以外，但是作为这个群体的整体、这个阶级本身是不会超出他自身的历史眼界而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阶级更是不可能在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去真正从本性上发生改变的。不要以为这个阶级有时答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认为他们就超出了他们的历史眼界，这个阶级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基本过时，他就不可能真正想去走社会主义。造成他们暂时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小农式的幻想；只是由于某些不利的外部环境，比如外族侵略、战争、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等，由于这些外部因素使得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时，他们才会偏向于工人阶级，偏向于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理论来指导人们克服外部灾害、这个理论是否符合某种原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有效，关键是能够克服灾难并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一旦这个外部环境变得缓和下来，这个阶级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要使这个阶级彻底的走上社会主义，就必须使这个阶级群体中的上述逃逸现象变成经常的和巨大的，而这是要以他们的生产方式成为过时的，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其说是修正主义者掌握了政权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人民自己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人民身上那些远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造成的。

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论化的人民，人民从一开始就是指历史中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不是以一般的人或者人的一般进入历史的，这些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以部落成员、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等等非常具体的身份进入历史的，这些具体的身份体现着他们之间不同的经济联系，规定着他们的是一些完全不同历史条件，这些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彼此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眼界。人民如此，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抽象的、一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指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等等具体阶级的斗争。诚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斗争都统称为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在内容上毕竟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毕竟不一样，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把一切阶级的斗争统称为阶级斗争，从而把一切近代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荒谬的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从古代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压迫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确立了。那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假如那时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也有可能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在那时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写出来，但是他确确实实是那种理论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论或者精英创造历史论。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实际上不是依据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考察和认识事物，不是通过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认识事物即定的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内部根据，而是恰恰相反，从事物存在的外部环境中去认定事物的性质，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这样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说政权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种结论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变革和进化总是体现在政权的更迭上，但是政权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来决定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25页~~627页）。

我请大家仔细的读一读恩格斯上面的话，这段话清楚的说明：如果想使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大土地所有制不被内部成长起来的小私有制的力量所摧毁，从而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的过渡，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请大家注意！一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恩格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说存在着被压迫人民夺取政权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这种可能性呢？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完全不是！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想达到某个目的总是会力图去获得相应的控制权。小到官场做官、商场经商，大到党派相争、疆场逐鹿都无不如此。这样寻常的道理，我们说恩格斯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想到这些的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因为过去的革命者都不可能夺取政权而只有现代的革命者才能够夺取政权呢？仍然不是这样！过去被压迫者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时间长短不一，政权控制的范围也大小不一，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取得了政权，毕竟还是能够在特定范围内实施自己的实践路线。可见，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是否是因为古代的革命者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才导致的失败呢？既然如此，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要使俄国公社不必解体就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仍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精英集团虽然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很巨大的影响，但是，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并不是理论家眼中的那种典型的人民，人民就是市民社会，就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被一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处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进行着现实生活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这些个人的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并创造着历史。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扬弃剥削制度的程度的时候，不仅剥削者具有剥削的意识，被剥削者也会具有剥削的意识（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阶段上的人民，不论革命家们把他们描述得多么伟大，他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仍然只是自己目前的处境，而决不是剥削制度本身。只有大工业的出现，才使得阶级存在的现实根据得以消失，才锻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去应经济生活本身的要求而去执行彻底消灭阶级制度和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任务因此，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创造某种前提，但是又不能立即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而仍然只能是通过旧的生产方式、通过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去积累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的想法无疑是空想，这正如恩格斯说的：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一次请大家研究一下恩格斯上述关于俄国公社的论述。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说要使俄国公社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需要欧洲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请注意！恩格斯在这段话中并不是一般的讲到帮助或者支援，而是认为欧洲需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这种帮助或者支援。为什么恩格斯不认为由俄国的社会主义们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按照现在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去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最终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原因就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是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那么他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者其他的政治干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

可见，只要你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只要你还想正常的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你就必然会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受到共同的经济规律的制约，你就必须按照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生产方式去组织你的社会生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收益。而如果你实行的经济交换方式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却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去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那么，你这个社会的生产组织不破产，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而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国营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单是经济发展本身就足以说明那种所谓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下，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说法和做法如果不是出于幻想就必然是出于别有用心。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即使从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不论从哪种方面说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努力建立起的集中的、大土地的生产组织，却正好不幸为后来必然要复活的资产阶级准备好了他们进行原始积累的巨大的资本，这些逐步复活的资产阶级现在再也用不着象过去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靠血与火去进行原始积累了，他们现在可以非常顺利的在发展经济、组织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去进行原始积累了。反正人民本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社会权力；反正人民因为旧的分工的制约也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有没有问题，社会财富怎么在分配，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舆论工具全部都被控制在那个统治集团手里，这个统治集团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实际监督的权力，社会财产的去从人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却从来也没有实际处置的权力。

可见，如果说上面我们是对过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剖析，那么现在，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推进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就越是全球化，东方社会就越是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东西方经济就越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东方或者某个国家现在根本不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既然如此，推进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和在资产阶级已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

除此之外，东方的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同样坚决地态度推进一切旨在扩大全球市场范围（经济全球化）和消灭经济国界（经济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支持一切旨在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工人从经济方面到政治方面联系起来的行动。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受本国的资本家的剥削和受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剥削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上述进程中除了失去狭隘的地域性观念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工人阶级使资本越集中越团结，工人阶级就越集中越团结。资产阶级内部个体的兴灭与工人阶级没有关系，只有资产阶级的整体即资产阶级本身的兴灭与工人阶级才有关系。如果我们承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民族性、地域性、和爱国主义已经失去了他们存在的根据。虽然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虽然这个历史过程必然会充满曲折，但是，既然他们的存在已经丧失了历史根据，那么，我们从现在起就有必要积极推动这些东西的灭亡，从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

实践主义范文篇9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诚然，对于杜林先生那种从有教养的阶级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方式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40页}

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在上面论述了分工带来的必然的社会后果，同时指出杜林的：“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这种观点是幼稚的观念；同时还讽刺杜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并且，他在论述中还非常明确、非常直接地指出：

1、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2、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

很显然，在旧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的情况下，所谓全社会（全民）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见，正因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直到他们灭亡为止都没有能够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不仅是个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问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那篇短文说的那样：“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一天，人民就不可能掌握全社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不过是空想和不真实的存在。所谓全民占有在逻辑上就是全民都不占有，因而在现实中就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才能实现的经济体制，这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除此之外，如果深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实现也是要以消灭分工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实现的基础就是要把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正如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事物总是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的，而联系本身从逻辑上反映出来就是个别与同一的统一，就是特殊，事物总是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彼此发生联系的。既然我们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存在，那么反映到逻辑上就是必然要承认绝对的同一是不存在的，同一本身就是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形式就是运动，事物总是在运动中保持同一的。拿劳动来说，一方面，各种特殊劳动是不同质的劳动，他们有着不同的衡量劳动的特殊标准，简单劳动的一小时不可能等于复杂劳动的一小时；另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劳动又都是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应该能够相互比较。资本主义是怎样实现不同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的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我们先来简单的考察一下这个转化过程的运动形式，当由于竞争使某个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格时，就会有很多劳动力脱离这个复杂劳动部门涌向简单劳动部门，直到这个复杂劳动部门由于劳动力的减少，竞争减弱，价格又回升到自己的价值以上为止。商品交换的这个运动过程告诉了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同质的劳动的转化是在社会过程背后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转化的实现是以竞争引起的往复波动为其实现形式的。那么，能否直接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呢？回答是不能！盲目的竞争是可以消灭的，但是，不同质的劳动的直接转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实现不同劳动的转化必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抛开私有制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因而抛开这个特殊的规定性引起的事物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呢？是劳动者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消灭分工的运动。因此，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消灭分工，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然，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这个我们下面就会涉及到。

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关于自治的理论中有关这方面的探索。曾经作为中南两党恢复关系后常驻南斯拉夫的记者，在南斯拉夫生活了近两年的中国人迎秀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介绍说：“约万诺夫又接着说自治的基础是什么？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他强调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全社会所有。它意味着，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人有权管理生产资料，创造总收入的人有权分配总收入”。（《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第7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版）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不可能没有分工，因此，所谓消灭分工的意思就是指个人能够而且必须能够在社会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分工不是固定化的。而这种固定化的分工与私有制就是一个意思。在这种旧式分工还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和剥削就是这个社会基础必然的产物，而要达到消灭分工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象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些职能，从而把按不同机器分配一批一批工人的情况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门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可见，大工业即机器大生产是消灭分工的经济条件，而恩格斯说的：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3页}。

即是说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消灭分工的政治条件，而这个政治任务的提出正是人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历史水平才有可能提出的历史任务。只有在大工业成为一个社会主要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成为社会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性经济意义的劳动阶级的时候，这个历史任务才会变成这个社会迫切的政治任务交由无产阶级来执行。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上所述，由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并没有实现消灭分工，因而他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相信能够通过实践、通过一定的时间最终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实社会的性质并不是以人们的计划和头脑中的想法为依据的；也不是以未来的、尚未实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社会的性质是由现实存在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为依据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着现实社会的性质。

上述那种分工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社会位置的直接体现，不管英雄人物的计划多么宏大，确保现有社会的生存总是最基本、最现实的任务。为了创造新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保证现有的社会的生存，而为了保证现有社会的生存，人们就不可能不进行社会生产。毋庸质疑，人们不可能从想象的、理论的、一般的基础开始他们的社会生产，人们必须而且只有可能从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生产或者生产的一般，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被现实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十分确定的现实基础之上所进行的生产。“人们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恩格斯语），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只能在旧式分工的形式上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活动。正因为这样，私有制和剥削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必然的产物。剥削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范畴，剥削归根结底是一个现实的经济范畴。这种现实的经济关系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他总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借口有一个长远的关于消灭剥削的计划和制造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条文，从而根据这些东西否认现实社会的阶级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非常荒诞的。以旧式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依靠剥削才能保持其社会生存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筑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这种性质不会由于这个社会的领导人的道德因素或者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因为人们知道了某种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而发生改变。

上面我们谈了一些对过去社会性质的认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东方过去和现存所有曾经宣布自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的国度里曾经建立起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说那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他既没有实现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消灭了旧式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没有实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本质上不就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的结晶吗？不就是意味着由于个人之间盲目地相互作用，从而个人不能控制他们之间进行社会交往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吗？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体现为个人的力量，尽管他是社会个人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体现为与个人对立的私有制的力量，按照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体现为人类个体与其“类”的对立、人类的异化等等。而个人就始终活动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普遍分离的界限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但是，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演变成为现代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却作用出一种与以往全部私有制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社会背景。这种全新的社会背景预示着使以往个人成为某种特殊门类、变成某种狭隘经济变种的经济活动方式已经开始失去他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将是流动的、不会使人们被特殊劳动条件规定为特殊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达到上述这种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把私有制内在的矛盾推向了顶端，从而产生出扬弃全部形式私有制的历史根据，从而才使得私有制的全部发展过程得到扬弃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摧毁，私有制的渐进的量变过程被质变所中断，一个新的社会物种就此诞生了。这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那样：“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了新世界的形相”。{《精神现象学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

由此看来，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或者阶级如果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不能立即使得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成为社会基本的、主要的生产形式；如果不能使这种暂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全部或者至少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力量的话，那么所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就仍然是一种幻想，一种用现代词句掩盖了的幻想，因为一切被消灭了的旧东西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人类尽管在他们的幼年时期多么象低等动物，尽管他们那时身上还到处显露出低等动物的痕迹，但是，他们毕竟有着与低等动物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比动物高明得不到那里去，但是，他毕竟与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看见量的区别而忽略了质的区别，如果只注意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连续性而没有看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那么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违背了客观辩证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社会生活对立起来，从而作用出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把人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社会社会生活统一起来。在这种社会里，价值范畴是不存在的。可见，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是多么滑稽可笑！这种理论无非是旧式分工还顽固存在的反映，无非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在以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形式，……”（《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9页）。

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导致对过去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是从现存社会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他们往往是从现存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东西，是从现存社会的哲学中，从现存社会的某些社会领导人的计划和理想中去寻找判断现存社会性质的依据。这些做法不管动机如何正直和善良，但是却仍然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提《“补课论”批判》中引用的列宁的那两段话：

“（1）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是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一定的文明水平究竟是怎样的，因为这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发展情况中是不同的，即使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2）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对于列宁的这两句话所在的原文我没有看到过，因此，为了避免偏颇，我只想单独对这两句话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句话其实上面我已经做出了回答，就这句话而言，显然是偷换概念了，这里是用事物量变的概念偷换了事物质变的概念。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文明的发展水平的确不一样，这一点不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一切时代都有这个现象存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没有某种客观的标准呢？完全不是！机器大生产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质的标准。原因很简单，只有机器大生产才有可能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把人类生产自己生存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非常低的地步，以至于人们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时间去从事精神方面的发展，从而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裂创造了条件。此外，机器大生产把一切原来复杂的劳动都变成了一些简单的操作，变成了简单劳动。最后，机器大生产本身只有建立在个人之间密切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进行，个人能力的自然差别在这里不具有、并且越来越不具有经济意义，只有协作本身才具有经济意义。这样，社会个人之间的协作就变得牢固不可摧灭了，反映在生产关系上，平等互助才不再是体现为外在的、偶然的、自发的因素，而体现为内在的、必然的、自觉的因素。而机器，不论是过去较为简陋的机器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机器，它们在基本性质上都具有上述经济特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才会说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战车把最后一个小生产者碾碎，才去组织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如果没有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出现或者这种性质的生产力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所谓的建立社会主义当然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说“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社会从生长到灭亡进程，从而加速历史的进程，但是，我们却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可见，问题不是来自于人们不能理解上述结论，问题来自于人们的幻想，而《“补课论”批判》中援引列宁那第二句话就正是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第二句话：“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利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追上别国人民的前提是可能的，利用这种前提追赶上别国人民也是可能的，但是，“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能否追上别国人民，问题在于建立的是否真正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暂时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的党能否保持不变质？能否保证在以后条件具备后就立即无可争议的率领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至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大分工后，人类就进入了阶级社会。而阶级的产生，剥削阶级的形成虽然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暴力行为，但是，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根本原因毕竟不是暴力而是人类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的结果。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代表剥削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人开始总是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脚色出现在历史中的，只是后来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这些原来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才变成了掠夺社会财富的手段，而这种掠夺并不总是在明火执仗、不加遮掩、直截了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掠夺从一开始时候就与阶级社会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一样，他们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的组织职能一起进行的，这就使得这种掠夺具有了迷惑性的外表，从而在历史上，不仅剥削者把这种剥削行为看作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一般职能，看作是必要的、永恒的一般性范畴，同时甚至被剥削者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也会同样认为这种行为是必要、永恒的。剥削者这样宣传我们大概不难理解，但是，为什么在特定历史阶段上被剥削者也这样认为呢？原因就在于，当人类的历史发展还没有发展出可以消灭分工的生产力的时候，分工就仍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任何个人，不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平民都不可能通过法律来简单的取消这种分工，而“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分工还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阶级就依然具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于是，我们就发现，既然人们无法消灭以分工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他们就同样无法消灭阶级。再言之，既然原来的被剥削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也只能按照原来社会的样子组织社会生产，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提出与工人阶级一样的历史任务。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只能是在对旧社会进行着程度不同的改良，充其量不过只能是在行将复活的剥削中总结了过去社会的历史教训、从而使现在社会剥削的程度暂时有所缓和而已。

除此之外，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来，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自觉的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的是去实现人类的平等幸福呢？我们又什么时候发现过哪个剥削阶级会按照邓小平先生说的那样：先富裕起来的人带动还没有富裕起来人实现共同富裕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某个阶级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我们考察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虽然社会的的确确是由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我们的考察总是以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前提的，我们考察的是他们因为不同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群体，我们不是考察他们的自然人格而是考察他们的经济人格，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就是考察他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类存在”。个人逃逸出原先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事情在历史常有发生，但是，只要产生特定阶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着，这个阶级就不会灭亡，这个阶级存在的历史根据没有消失，这个阶级就不会消失。

由此可见，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样，任何力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们，如果在取得了政权以后，不立即全部中断或者主要中断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立即全部建立起或者至少主要建立起消灭了旧式分工的生产方式，而是天真的以为取得了政权后，造成某种前提逐步去积累必要的物质条件，待到条件成熟后再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了，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显然，从旧的生产方式中一方面发展着创造新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积累着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发展着剥削，积累着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指望这个阶级能够自己革自己的命，自觉地带领人民去实现共产主义吗？

好吧，让我们现在再退一步吧，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吧！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由此就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我们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就不难得出分工的规律并不就一定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样说来倒是恩格斯错了；其次我们又可以得出分工和私有制并不是一个同义语，讲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件事情的结论——这样看来马克思也错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旧的生产方式中活动的人们并不必然分裂成为阶级，或者即使分裂成为阶级也并不必然会有剥削，再或者即使有剥削，这些人也可能不会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哪怕暂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后来也可能会自觉的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去带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先生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又何尝不是正确的呢？又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共产党可以不受任何利益的影响而去代表所谓一切阶级的普遍利益的说法又何尝不无道理呢？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础是根本对立的，他决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庸俗化，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着的造神论。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不受人间物质生活方式的影响，既不会受人间物质利益的影响同时又拥有绝对的权威来支配任何人。可见，在这种理论中完全包涵了现在的被认为是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庸俗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修正主义理论其实早就作为一种必然的推论存在于前一种理论之中了，就象革命性的推论早就存在于黑格尔的理论中一样。尽管创造这些理论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还激烈的反对过这些推论，但是，这毕竟是存在着的事实，他们毕竟在理论方法上，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许我们有的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的目标。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阶级的专政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只不过，这种专制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因这个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所以，专制只有在这个阶级手里才是通向人类自由的必要的手段，由此我们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自由本身。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能够真正的把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消灭旧式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从而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武器。在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仍然还是社会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指能够消灭分工的生产力还没有历史的出现或者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想去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愈不能依靠经济力量，因为那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这样，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愈是只能依赖于政治，就愈是只能在政治领域内搞些消灭分工从而从形式上消灭阶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内因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旧的社会物种还没有进化为新的社会物种。既然改变的只是旧的社会躯体存在的外部条件，那么当这个外部条件撤消后，社会恢复到他的本性，一切旧的东西死灰复燃就不足为怪了。那么，这个外部条件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就是指这种实践没有改变旧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没有改变旧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旧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消失，旧社会的存在就仍然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既然旧社会本身并没有在他的发展中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历史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显然就只能是由外部提出来的，显然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就必然需要我们造就的这种外部环境要象自然环境那样具有强大的必然性，虽然这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于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仍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人支配人的权威。由此我们发现：专制、人身依附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制度的本性之中。不错，东方的很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声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怎样来确立社会主义呢？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在思想中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东方社会的生产力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这一步，既然这样，社会生产就仍然只能以旧的方式来进行，所改变的就只能是分配方式。那么，我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要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37页）。

紧接下来恩格斯通过举例来详细的分析杜林的经济公社，最后得出结论说：要么公社忘记生产积累而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那么这就会导致经济公社的崩溃；要么就由公社来进行生产积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按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0~341页）。

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很好理解，后面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为了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进行生产积累，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是，生产积累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在机器大生产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和旧式分工还是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里，整个社会成员是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了解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的，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掌握得了整个的社会财富的。虽然一般的说生产关系的变革有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仍然是要以创造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为前提的。只有这种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旧的生产关系才会丧失其存在的历史根据，新的生产关系才具备了实现的现实的必然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去促进新的生产力顺利持续的发展。可见，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进行的这种积累即使是由公社或者国家来进行的也必然带有私有制的性质，带有剥削性质，而且这个剥削的方式甚至比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公开、更直截了当。此外，我们还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都彼此默认对方是自己商品的所有者，彼此都默认除了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关系之外，不承认有任何特权，任何人都不能从对方手中剥夺对方所具有的东西，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形式是自由的。而东方的这种社会主义正如我上面分析的那样，因为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因或者说内部根据并没有被这种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所改变，因此，为了保证在这种旧形式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必然需要超人身的强制，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需要灌输和强制。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连形式上自由都不具备，人生依附、家长制就仍然是这个社会典型的特征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从生产过程本身做点考察。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生存就必须要有必要的生存资料，一个社会要发展又必须要有必要的发展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与整个社会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相对立的。社会总体获得了上述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并不等于社会个人就能获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这个社会从整体上说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盲目冲突、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成员来取得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于是，在这个社会中，所谓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会成为人们的出发点，这种出发点对于个人来说太抽象、太不现实了，只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出发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这个社会的成员相互冲突背后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决不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立统一的而是直接统一的。个人主义性质的生产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的根源，因此，为了消灭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就必须使个体利益的存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为了使个体利益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就必须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为了使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直接统一起来，就必须使人们能够直接支配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能够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为了能够实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生产部门中从事劳动，就必须消灭旧式的社会分工，而要达到这一点又是以机器大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样，我们就发现，由于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成为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就不可能消灭旧的社会分工。这种固定的社会分工不消灭，那么，按照劳动复杂性的不同来分配社会产品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等级制度就仍然深深的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本性之中。由此可见，特权、官僚、超人身强制、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就仍然还是这种社会必然的产物和不可治育的顽症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过去被东方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实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由于这种实践是从旧的、不具备消灭旧式分工的物质条件下开始，那么，在这种实践中就必然产生阶级，从而必然形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而这个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分工、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平时，他们也决不会带领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只会象历史中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一样，毫不犹豫的去保护他们业已形成的既得利益。可见，我们从这里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要以为简单的说一句“极左思想”就认为明白了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呢？因为阶级在不断的再生产出来；为什么阶级会不断的再生产出来呢？因为那个社会的基础仍然是旧社会的基础。也许那个时代的阶级分化并没有象中国现在这样明显，也许那个时代对阶级分化估计得过于严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不正是从过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吗？从过去那个社会的内因或者基础上看，对阶级分化的估计难道不正是他的睿智之处吗？我们可以深信对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有深刻了解的。我们大概都熟悉同志在谈到时的那段话吧！大意是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打倒这件事赞成的人多反对的人少，这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我们应该好好的思考这段话，要知道那时有多少人在支持呵！有多少红卫兵呵！又有多少人的的确确是出自真心地在阅读的著作呵！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还会说这种话呢？难道他认为人民大都是装模作样、虚情假义吗？完全不是这样！

原因在于，在旧的分工还顽固存在的社会里，阶级就根本不可能消灭，而在这种社会中，说是人民掌权，其实人民根本就掌握不了社会的实际权力，权力仍然是由外部赋予的，人民能否得到权力，完全不取决于人民，取决外部环境的性质。实际掌权的仍然是执政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可以利用这种权力非常自然的、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口号下去积累起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这个集团不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是偶然的，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原则才是必然的。虽然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决定这个集团性质的不是这些个人，而是这个集团在旧的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个人的属性（指社会属性）就最终必然会与这个集团的属性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在上述物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个人逃逸出这个集团；一种是这个集团同化了这些个人。而选择了第三种，即，既处身于这个集团中又想改造这个集团。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他根本不能在这个集团内获得真正的力量，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这个集团以外，求助于他认为的人民。但是，人民，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消灭分工这一步，社会还没有把他们的人民锻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人民还不具备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人民，从整体上说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的本意。人民能够把理解为消灭官僚主义的运动就算不错了，谁又能知道这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的本性所作的政治抗争呢？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深知那时中国社会的本性的，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认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否则，他就不会说他死后会被人打得粉碎的，连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之类的话了。

我们在分析历史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抽象的去理解人民，甚至把人民等同于无产阶级，把近代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王明在红军时期就是犯的这种错误，他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些经济活动方式应用于了当时根据地的农民身上，结果他就脱离了群众。而的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政策却是正对于农民阶级的，正是这些政策赢得了农民，从而就赢得了革命。解放之后，中国虽然相对于解放前而言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机器大生产毕竟还是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旧的分工毕竟还是无法消灭，社会毕竟还是一个小农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在个人自然的劳动力还是主要的生产力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就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就必然倾向于私有制。这种小生产方式的本性不是通过教育就能够改变的，能够改变他的只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力量。所以，只要这种小生产方式没有过时，没有基本灭亡，那么，农民阶级，虽然其中有些个别人会因为某些偶然的外部原因逃逸于这个群体以外，但是作为这个群体的整体、这个阶级本身是不会超出他自身的历史眼界而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阶级更是不可能在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去真正从本性上发生改变的。不要以为这个阶级有时答应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认为他们就超出了他们的历史眼界，这个阶级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只要他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基本过时，他就不可能真正想去走社会主义。造成他们暂时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不是别的，只是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小农式的幻想；只是由于某些不利的外部环境，比如外族侵略、战争、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等，由于这些外部因素使得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时，他们才会偏向于工人阶级，偏向于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理论来指导人们克服外部灾害、这个理论是否符合某种原则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有效，关键是能够克服灾难并符合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一旦这个外部环境变得缓和下来，这个阶级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了。要使这个阶级彻底的走上社会主义，就必须使这个阶级群体中的上述逃逸现象变成经常的和巨大的，而这是要以他们的生产方式成为过时的，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其说是修正主义者掌握了政权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人民自己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人民身上那些远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造成的。

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但是人民不是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论化的人民，人民从一开始就是指历史中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不是以一般的人或者人的一般进入历史的，这些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以部落成员、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等等非常具体的身份进入历史的，这些具体的身份体现着他们之间不同的经济联系，规定着他们的是一些完全不同历史条件，这些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彼此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眼界。人民如此，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抽象的、一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指奴隶与奴隶主、农奴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等等具体阶级的斗争。诚然我们可以把这些斗争都统称为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在内容上毕竟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毕竟不一样，他们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把一切阶级的斗争统称为阶级斗争，从而把一切近代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都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荒谬的在旧式分工还不能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所谓靠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种方法行得通，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从古代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了，在古代被压迫人民起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确立了。那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具备，而是因为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假如那时他们知道了这些，他们也有可能能够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然并没有在那时东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写出来，但是他确确实实是那种理论方法所必然得出的结果，这种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论或者精英创造历史论。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种理论实际上不是依据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考察和认识事物，不是通过分析一个事物内在的有机结构去认识事物即定的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事物建立必然性的内部根据，而是恰恰相反，从事物存在的外部环境中去认定事物的性质，把事物的必然性建立在事物存在的外因上面，这样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说政权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这种结论似乎很符合于人的生活经验，但是，这种结论却是不正确的。虽然社会变革和进化总是体现在政权的更迭上，但是政权更迭并不一定都能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社会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来决定的，社会性质的变化是因为生产力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引起的。经济结构变了，新的分工形式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就出现了代表这种变化了的经济关系的个人或者党派来要求确立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当新的经济结构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时，这些个人和党派就会要求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从而要求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可见，只有在社会具备了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那些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才可以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而如果产生新的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零星的、还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力量，那么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就最终根本不会改变或者决定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更迭最终仍然不过是社会财富按照旧的社会方式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好一些或者坏一些，就只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分配社会财富的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旧社会的社会矛盾或是表现得缓和一些或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政权更迭归根结底仍然还是是对旧社会进行了一次改良，从而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重新孕育原来那个社会的内在矛盾、重新经历那个社会的矛盾从潜在到尖锐的发展过程而已。由此可见，不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多么好，如果我们不能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建立起或者基本建立起消灭了分工的社会生产方式，那么，这些理论最终就只能沦落为空想，虽然我们丝毫不怀疑领导这种实践的领导人坚定的阶级立场，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这些领导人、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在的这个统治阶层却仍然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阶层。剥削归根结底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剥削是否存在不取决于人们的思想，不取决于人们已经认识到剥削与道德、正义相违背。剥削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由这个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只要旧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剥削这个阶层就必然存在着，而这个阶层就依然会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个阶层------确切说这个阶级，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逃逸出这个阶级以外，但是，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灭亡的。只要旧的分工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个阶级就没有失去他存在的根据，这就是历来被压迫人民起义最终归于失败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从根本上说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改变旧的生产方式，他们仍然只能按照旧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产，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重复阶级产生的社会过程。

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25页~~627页）。

我请大家仔细的读一读恩格斯上面的话，这段话清楚的说明：如果想使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大土地所有制不被内部成长起来的小私有制的力量所摧毁，从而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向社会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的过渡，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

请大家注意！一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恩格斯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到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说存在着被压迫人民夺取政权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这种可能性呢？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完全不是！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想达到某个目的总是会力图去获得相应的控制权。小到官场做官、商场经商，大到党派相争、疆场逐鹿都无不如此。这样寻常的道理，我们说恩格斯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想到这些的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那么，是不是因为过去的革命者都不可能夺取政权而只有现代的革命者才能够夺取政权呢？仍然不是这样！过去被压迫者通过起义夺取政权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可以经常见到的，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时间长短不一，政权控制的范围也大小不一，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取得了政权，毕竟还是能够在特定范围内实施自己的实践路线。可见，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后，是否是因为古代的革命者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才导致的失败呢？既然如此，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要使俄国公社不必解体就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仍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别英雄人物或者某些精英集团虽然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很巨大的影响，但是，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人民并不是理论家眼中的那种典型的人民，人民就是市民社会，就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被一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处在特定历史阶段中进行着现实生活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这些个人的交互作用形成社会并创造着历史。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扬弃剥削制度的程度的时候，不仅剥削者具有剥削的意识，被剥削者也会具有剥削的意识（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阶段上的人民，不论革命家们把他们描述得多么伟大，他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仍然只是自己目前的处境，而决不是剥削制度本身。只有大工业的出现，才使得阶级存在的现实根据得以消失，才锻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去应经济生活本身的要求而去执行彻底消灭阶级制度和彻底消灭产生阶级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任务因此，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夺取政权创造某种前提，但是又不能立即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而仍然只能是通过旧的生产方式、通过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去积累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的想法无疑是空想，这正如恩格斯说的：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流亡者文献——论俄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

除此之外，我还要再一次请大家研究一下恩格斯上述关于俄国公社的论述。在这段话中恩格斯说要使俄国公社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需要欧洲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请注意！恩格斯在这段话中并不是一般的讲到帮助或者支援，而是认为欧洲需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由欧洲的无产阶级来实行这种帮助或者支援。为什么恩格斯不认为由俄国的社会主义们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按照现在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做法去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最终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原因就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只要是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那么他就会象恩格斯说的那样：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者其他的政治干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3页）。

可见，只要你实行现代的市场经济，只要你还想正常的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你就必然会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受到共同的经济规律的制约，你就必须按照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生产方式去组织你的社会生产，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收益。而如果你实行的经济交换方式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却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去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那么，你这个社会的生产组织不破产，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了，而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国营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单是经济发展本身就足以说明那种所谓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下，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说法和做法如果不是出于幻想就必然是出于别有用心。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通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即使从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做法，不论从哪种方面说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东方社会主义者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努力建立起的集中的、大土地的生产组织，却正好不幸为后来必然要复活的资产阶级准备好了他们进行原始积累的巨大的资本，这些逐步复活的资产阶级现在再也用不着象过去西方的资产阶级那样靠血与火去进行原始积累了，他们现在可以非常顺利的在发展经济、组织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去进行原始积累了。反正人民本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社会权力；反正人民因为旧的分工的制约也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有没有问题，社会财富怎么在分配，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整个社会舆论工具全部都被控制在那个统治集团手里，这个统治集团想说什么就是什么，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实际监督的权力，社会财产的去从人民只有干瞪眼的份，却从来也没有实际处置的权力。

可见，如果说上面我们是对过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的剖析，那么现在，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资本主义纷纷复活的今天，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东方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推进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生产的社会分工就越是全球化，东方社会就越是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东西方经济就越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东方或者某个国家现在根本不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了。既然如此，推进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最终把社会推向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和在资产阶级已占有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

除此之外，东方的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同样坚决地态度推进一切旨在扩大全球市场范围（经济全球化）和消灭经济国界（经济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支持一切旨在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工人从经济方面到政治方面联系起来的行动。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受本国的资本家的剥削和受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的剥削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上述进程中除了失去狭隘的地域性观念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工人阶级使资本越集中越团结，工人阶级就越集中越团结。资产阶级内部个体的兴灭与工人阶级没有关系，只有资产阶级的整体即资产阶级本身的兴灭与工人阶级才有关系。如果我们承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民族性、地域性、和爱国主义已经失去了他们存在的根据。虽然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虽然这个历史过程必然会充满曲折，但是，既然他们的存在已经丧失了历史根据，那么，我们从现在起就有必要积极推动这些东西的灭亡，从而有力地推动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

实践主义范文篇10

【内容提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那种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践的意识”（社会权力），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其中，“唯心主义”一词表示这类国家颠倒了公共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它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实践的”一词则表示借以进行剥削的手段是暴力实践。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它来揭示作为上层建筑首领的国家的本质。

【英文摘要】ThepracticalidealismisafundamentalconceptioninMarxshistoricalmaterialism.Itreferstoacertainpracticalconsciousness(societalpower)thatregardeditselfasadeterminativefactorofsocietalbeing(civilsociety),namely,tothestateofexploitingclass.Intheconception,idealismindicatesthatthestats,whichputtherelationofpublicpowertocivilsocietyupsidedown,rurntheirleadershiponsocietallifeintoeconomicexploitationofthepeople;practicalindicatesthatthemeansofexploitationisforciblepractice.Thepracticalidealismwasthefirsttypeofidealisminhistory,withthisconceptionMarxbroughttolighttheessenceofstatethathadbeentakenbyhimastheheadofsuperstructure.

【关键词】实践的意识/实践的唯心主义/市民社会/国家Praciicalconsciousness/Practicalidealism/Civilsociety/State

【正文】

卡尔·马克思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创始人。这个全新的世界观作为一项划时代的功绩已永炳史册。另一方面，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把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制度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这样，便引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于他所规定的革命对象应该有一个世界观层次上的说明。本文认为，他关于“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实践唯心主义的镜象”的思想便提供了这种说明[1](P.126)。“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关系，以及国家本质的深刻描述。就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中英文研究资料来看，对该概念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拟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索，权充引玉之砖，以使得这项研究能够开展起来。

一、判定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的涵义时面临的理论困难

关于唯心主义(Idealismus)这一概念，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曾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把他们自身分成两个大的阵营。那些主张精神而非自然界是本原的人，……组成唯心主义的阵营。另一些把自然界看作本原的人，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这里，“唯心主义”指哲学两大派别中的一支。的确，“唯心主义”一词的发源地属于哲学的领域，其词根idea便来自柏拉图哲学的中心概念——Idee（理念）；Idealismus（唯心主义）一词若直译便是“理念主义”。

另一方面，把唯心主义同建立在对思维和存在之关系的特定解答上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虽然是有历史根据的，却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这种联系绝对化，以至于认为唯心主义这个概念只能用在哲学领域之中。稍后我们将看到，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次生的唯心主义。然而，把它同某种特定世界观的联系固定化的做法似乎已习以为常。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度。下面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有这样一段话：

daβdieBedingungen,innerhalbderenbestimmteProduktionskr＠①fteangewandtwerdenk＠②nnen,dieBedingungenderHerrschafteinerbestimmtenKlassederGesellschaftsind,derensoziale,ausihremBesitzhervorgehendeMachtinderjedesmaligenStaatsformihrenpraktish-idealistischenAusdruchhat,……[1](P.122)

它的中文版译文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2](P.35)

我以巴黎社会出版社德法对照版的《费尔巴哈》中的德文原文为依据，参考对照页中的法文译文，把它翻译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被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统治条件；这个阶级的由篡夺而来的社会权力，在历次的国家形式中都得到了实践唯心主义，的表达，……（注：马克思此处所用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在德语中称为“带连词号‘－’的复合形容词”。被连词符号连接起来的两个形容词之间可能的词法关系有：并列关系，同位关系，限定词（前者）对基础词（后者）的修饰关系，等等。第三种情况在德语中极为常见（参见：窦学富·带连词号“－”的德语复合形容词词义分析。德语学习，1996.(5).34-38.）。从praktisch-idealistisch所处的上下文来看，该复合形容词属于第三种情况。据此，本文将它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它的词法涵义是：与之相应的复合名词为“实践的唯心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

按照编译局的译文，这段文字有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是阶级统治的物质条件；2.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其“财产”；3.作为国家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实践的观念”。

按照我的译文，也可以划分出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阶级统治提供了物质条件上的可能性；2.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主体条件是：在社会分工中履行公共职能的那个阶级，凭借工作之便，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谋取阶级私利的工具，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用Besitz一词来刻画这个转变过程（我译之为“篡夺”（注：Besitz是由及物动词besitzen转化而来的名词。它的基本义是“占有”，“占据”，引伸义是“占有物”，“财产”。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是该名词的本义：“占有”。他在《费尔巴哈》中涉及“财产”这一概念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较正式的名词Eigentum。Besitz在语义上要求一个宾语，以表示“对…的占有”。这个逻辑宾语在文中由Macht（权力）一词承当。所以，对照页中的法译文把Besitz译为及物动词Posséder（占有）。Bestiz被马克思用来描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社会权力最初并不是行使权力的那个分工集团的私有物，但该集团却利用履行社会职能的机会“占有”了这个权力，更确切地说，“篡夺”了这个权力。因此，他在后来用英文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用usurp（篡夺）一词来描述这个公共权力被剥削阶级化的过程。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Dietz出版社，1978.(I,22).56。）；3.对公共权力的这种阶级性质的“占有”或“篡夺”，使得社会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即国家。经历了这一重大转变的社会权力，无一例外地具有“实践的唯心主义”之性质。

比较这两段译文，二者对第一层涵义的理解是相同的。编译局译文中的后两层涵义恐怕都有违背原意的不妥之处。第二层涵义的失误在于，没有注意到在短语derensoziale,ausihremBesitzhervorgehendeMacht中，Besitz和Macht之间在语义逻辑上有一种动宾关系。相形之下，德法对照本中的法译文则以法文惯有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将它译为：lapuissancesocialedecetteclasse,découlantdecequellepossède。颇得德文原文的真意。第三层涵义的误译似乎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受阻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译者并非不识idealistisch这个词的正常所指，令他不理解的恐怕是复合形容词praktisch-idealistisch所要表达的思想。按照该复合词正常词意和所处的上下文，应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然而，根据哲学界的现有思考模式，唯心主义必定是同纯粹思想有关系的，绝不能把它同国家机器这一类以暴力实践为形式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便全然不顾idealistisch（唯心主义的）和ideell（观念的）是两个意义十分不同的词这一事实，将前者强行译为后者（大概由于两者都有相同的词根Idee之缘故吧）。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翻译错误从一个侧面说明，多年来，我们对“唯心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狭窄，只知其一（哲学唯心主义），不知其二（非哲学形式的唯心主义）。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现行教科书中关于唯心主义的概念，以使它能够适用于像国家这样的非纯粹精神的现象。

二、关于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

从上面我们对praktisch-idealistisch的翻译和诠释中可知，唯心主义并不是哲学领域里独有的现象。那么，这个“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如何定义的呢？它与哲学唯心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的另一段话为此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

对现存经济界限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达(idealistischeAusdruck)，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也存在于实践的意识(praktischeBewuβtsein)当中；就是说，使自己获得独立并同现存的生产方式对立的意识，不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1](P.102)

这里，人们的社会意识被分成两大类：实践的意识和理论的知识。公共权力或国家被归之于实践的意识。这个分类对于扩展唯心主义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因为，既然公共权力的一般本质是意识，那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就可能变成唯心主义化的权力——国家。唯心主义的概念只有对于意识这种第二性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这段话所蕴含的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与哲学唯心主义定义中的“存在”（自然界）相当的角色是“经济界限”（社会化的自然），也可称之为“社会存在”；而与“思维”（精神）相当的是“意识”，包括理论的意识（如哲学）和实践的意识（如社会权力）。可以看出，这个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与狭义的唯心主义定义中思维对自然存在的关系在结构上相似，即广义的关系是对狭义的关系的扩展。因此，可以用这个扩展了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来定义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不难设想，在这个广义的关系中，如果意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脱离了客观存在，即实现了“自我独立”，把自己设想为第一性的东西，便构成了意识对存在的“唯心主义表达”：或者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如哲学；或者是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如国家。前者是我们在狭义的定义中已经熟悉的，而后者正是广义的定义所要规定的。

总之，实践的唯心主义就是“主张”实践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那种唯心主义。这个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的“实践的意识”即国家。由于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上还有一些难点有待澄清。例如，实践的唯心主义究竟是如何“主张”社会权力为第一性的呢？是否由当权者在群众集会上大声宣布：“公共权力决定社会生活”，这个权力便唯心主义化了呢？果真如此，政治唯心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要弄清楚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又涉及到被唯心主义的抽象定义所掩盖着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一重要的问题。

原来，当实践的唯心主义“主张”公共权力为第一性事物的时候，并非象哲学唯心主义那样以纯粹理念为中心（本体）来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从而用抽象概念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实践唯心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为中心来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进而用政治行动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这意味着，作为实践的意识，国家权力既是意识的主体，又是行动（实践）的主体，一身而二任。该权力的行动指南是某种由悠久的掌权经验积淀而来的政治本能，使得它在能够理论地编造出“公共权力是第一性的”这一信条之前，就早已经在本能地如此行动了。至于如何从理论上来为这个原始的、粗俗的唯心主义辩护，那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任务。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理论的唯心主义之祖。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词语概念和思辨技巧是基本的要素；但是，要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不仅需要武装的人们，而且也需要物质性的附属物，即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维持这些统治要素的开销是很大的。于是，全体社会成员便被强行征收所需要的财物，这就是捐税。作为整个社会生活都必须为之低头就范的统治费用，捐税的出现是公共权力唯心主义化的基本标志。表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公共权力已经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而独立，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的东西。随着这个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扩大，甚至连捐也不够用了，国家便发行期票，以国债的方式借款。再接下来，更有那纯属国家单方面行为的赤字预算，卯粮寅吃……与此同时，当政府官员的薪金不够用时，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便在所难免。

上述丑行和腐败之所以产生，从当事主体这方面剖析，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以此类逻辑为基础的：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万物主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而，整个社会生活都应该围绕着这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权（实践的意识）来旋转，服从于它的巧取豪夺。这个头足倒置的逻辑清楚地说明，复合词“实践的唯心主义”中的基础词“唯心主义”指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限定词“实践的”则指用以维护这种剥削掠夺的手段是某种具有普遍形式的强制力量（注：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质，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质。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22-523。），即有组织的暴力，阶级的暴力。

下面，我们从“实践的唯心主义”的和历史起源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内容（经济剥削）和形式（暴力实践）。

三、实践唯心主义的历史起源

如前所述，实践的唯心主义是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社会权力对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唯心主义表达。马克思把这个经济基础称之为“现存的经济界限”、“现存的生产方式”，或“市民社会”。追溯这些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的前提；而劳动的分工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注：以下的历史描述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分工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分工又成为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最初，只有以男女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一些简单分工。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工商业劳动逐渐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后来，又出现了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这样，以农业生活为自然前提，以工业和商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便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面貌。此外，在工业和商业各自的领域中，又有许多具体的分工。另一方面，由不同的分工部门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说，分工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某种公共机构来管理、协调不同的分工部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这个基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管理机构，即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公共权力固然是由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然而，作为不同的分工部门的协调者、管理者和集体安全的保卫者，这个公共权力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部门。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个新部门也在扩展：在量上越来越大型化，在质上越来越独立化。表明，一个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专职权力机构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产生了对相关知识和技能（如书写，测量，计算等）的需要。于是，从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管理部门中，分化出来一些专门从事“纯粹的意识”的子部门。至此，劳动的分工走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完全分离的社会大分工。经过这个分工，原来站在社会之中行使社会公共职能的那一部分人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开始站在社会之上，专门从事经济生活的领导、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属于精神生产的活动。这部分人便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继续停留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保证除了生产出维持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要生产出维持精神生产的部门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产品。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便沦为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大分工，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后果：在精神劳动（或意识生产）的若干分支机构中，执掌公共权力的那个部门通过对权力的篡夺，率先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机构，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并动用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暴力工具来保卫这种统治阶级的私利。这样一来，在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和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上就产生了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现象：本来是第二性的、作为社会公仆的公共权力由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从而将自己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事物，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个利用组织化的暴力作为其生存手段的唯心主义就是国家，即剥削阶级用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关。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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