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价值范文10篇

实践价值范文篇1

关键词:刑法目的;实践价值;违法性;刑法任务

刑法目的是刑法建立的创造者，在法治体系中，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具有相同特点。制定刑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刑法的顺利应用，适用刑罚目的实际上也是对制定刑法目的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针对于犯罪的判定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充分的考虑。刑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要关注这一方面。

一、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

人们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也是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的区别。刑法目的同样也是如此，立法活动与司法活动都必须具备目的性，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有效。耶林认为，法的制定是由人而来的，如果缺乏人的要素，刑法也就失去了制定的意义，法的任务就是为人的目的而服务。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对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刑法是在一个特定的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目的指导下适用的，从开始到现在刑法的目的一直没有消失。作为刑法目的的“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惩治犯罪是一种法律手段，刑法的主要要求就是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针对一些违反刑法的行为进行惩罚，可以有效的保障我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刑法使用需要在整个形势立法与司法中应用。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刑法还可以起到重要的制裁与引导等作用。在我国的刑法文件中明确指出，刑法的使用目的要比刑法任务更高。刑法的目的对刑法的任务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降低了刑法目的在刑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刑法任务的执行应该以刑法目的为前提，将刑法目的与刑法任务紧密的结合起来，强调“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同为刑法目的，如果不以惩罚犯罪为目的，刑法自身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刑法的实践价值

(一)刑法目的的立法价值。我国对于刑事立法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主要依托于刑法典体系结构，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既涉及到刑法分则性罪行规范的修改，同样也设计总则中重大制度的修改与补充。在以往的刑事立法中主要围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贯穿整个刑罚制度和刑法规范的全方面。但是，有一些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活动是一个不断运转的过程，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才能促进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越发达，民商法律的作用就应该更重要，如果刑法在其中的调控范围过大，就会影响市场主体的自由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持续进步。对于这种观点我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当我国经济与政治社会在发展和改革中，法治实在不断变化和推进的，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是自由体，刑法作为高层次的法律制度对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刑法目的的司法价值。站在司法价值的角度看，刑法目的主要对刑法解释的引导作用。在刑法应用的时候主要起到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保护人员的合法权益。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要求与目的，对刑法进行详细的解释，站在正确的刑法立场上，采用适当的措施，保证刑法文件与法律事实之间的交流与应用。在刑法解释的整个过程中主要起到规范刑法行为的作用，在刑法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刑法立法不断完善的基础下，刑法解释的立场和观点逐渐变得复杂，给当前司法实践工作带来很多困扰。面对这种情况在处理刑事案件、解释刑法、评判案件的过程中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正确看待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危害程度，斟酌认定为“犯罪”或对行为人的处罚能否实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处罚，能否起到对类似事件的约束和影响。第二，对于案件的事实行为和规范解释，必须强调针对性、具体性，避免脱离主要的行为构成，甚至产生抽象、空泛的评价行为，必须确保解释结论有助于规范指向的犯罪，从而以正确的方向从规范的角度保护人民利益。第三，在区别一些关联性犯罪的时候，应该以刑法目的为准则，由于法律保护具有一定的多元化、精细化特点与法律规范、清晰化之间存在一个的矛盾，在刑法的分则中难免会出现构件之间的影响。这样的就是指关联犯罪，与此同时，对于真实的司法实践定罪处理等产生重要的干扰。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上面的论述，刑法目的主要是““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明确事件发生的事实情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人们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为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何承斌．试论人权的刑法保障的若干问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

实践价值范文篇2

1.音乐分析误区的批判

由于近年来音乐学开始面临诸多的挑战,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着力于对学科自身基础理论的讨论与建设,音乐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前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体审视,所产生的误区也引起了人们强有力的批判。

1.1单一、固定的视角。

现今所有的音乐分析方法几乎都是采用单元的、唯一的视角,在阐释作品时往往从单一的原则出发,将作品的所有细节都看作是这一原则衍生出来的产物,无法兼容其他方法的视角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同时,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也使在音乐分析的过程之中无法顾及音乐结构其他的方面。以申克的音乐分析法为例,这种方法在分析作品的和声对位线条结构时就很少注意音乐的动机联系等,而这种弊端,往往使人对各种分析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缺憾感。

1.2片面的着力点。

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音乐分析方法的着力点都集中于音高结构,不约而同地将乐谱所代表的整体音乐结构这个分析的对象置换成了仅作为音乐结构中一个部分的音高结构。不可否认,西方音乐最具特性的方面就是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音高结构,它可以成功地体现现实作品有机统一的属性,但显然音高结构并不足以代表音乐结构的整体。因此,对音乐结构的其他方面,诸如音响性质、时间性质、词曲关系等回避,是现今音乐分析犯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1.3孤立主义的态度。

在对音乐作品的分析态度上,现有的音乐分析法常秉持脱离历史上下的孤立主义态度,有意无意地忽视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曲家的创作意图,甚至割裂其他作品的联系,从而导致音乐分析不能向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音乐阐释。相关音乐史学家对此也颇多微词,他们指责音乐分析将作品仅是作为一个固定于乐谱文本上的标本。这种孤立主义的态度使得音乐分析在对歌剧这样的综合性体裁进行阐释时显得十分乏力。

音乐分析的这些误区是难以否认的,为它自身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只能在一条偏狭的道路上生存和前行。音乐分析应努力进行突破,积极汲取音乐学科其他方面的精髓和营养,向更高层次发展。

2.音乐分析的发展趋势

音乐分析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分析方法和体系,使各时期的音乐作品及其各个方面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极大地提高人们分析和研究音乐文化的能力。经过二十世纪的迅猛发展之后,如今的音乐分析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分析理论被分析家再次重视。

音乐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已走到二十一世纪,新的音乐分析法相继成形并逐渐成为主流,但是传统音乐分析作为新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在某些方面仍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不论音乐文化如何发展,其本身固有的某些特征都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传统理论依然是各种分析法融合、转化、互渗的必要平台,比如申克分析法是调性音乐分析的代名词,音级集合分析法也可以解释分析传统音乐等。音乐分析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的基础,在音乐现象异常复杂的今天,传统分析理论也要发挥应有的作用,紧密联系音乐创作,促进共同发展。

2.2音乐分析体系的分化与融合

音乐分析体系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将音乐作品中微观更单一的因素与乐曲的总体运动的关系作为分析对象,开始对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的音乐进行专门的研究。而融合方面,是指各种分析体系之间或某种音乐分析理论与其它学科理论之间进行了有机渗透,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自然科学的成果对音乐分析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今,音乐分析法的发展使得分析的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分析思维分与析方法的选择对分析实践的影响,这不仅是音乐本身的要求,而且是人对音乐艺术认识的需要。

3.音乐分析的实践价值

音乐分析对音乐实践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提高我们的专业能力和素养也有着巨大的辅助作用,大致可以从音乐欣赏、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3.1音乐欣赏。

在音乐欣赏方面,音乐分析能帮助我们提高对音乐的整体感受能力,有益于我们理解和体验音乐本身及其内在美,在整体上把握音乐结构,并使我们的听觉思维得到有效训练。听觉系统是人类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受能力,如果没有具备审美感受能力的人类听觉,根本就不会有音乐艺术的存在,因为音乐的价值只有通过欣赏者的聆听才能得以最终实现。音乐的感受力一方面含有先天的成分,另一方面却凝聚着后天培养的结果,因此这种能力在音乐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音乐分析的过程使我们充分了解了音乐要素,如旋律、节奏音色、曲式、和声等有机建构,进而能对其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感知。

3.2音乐教育。

在音乐教育方面,音乐分析能使老师准确地把握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提高音乐实践的能力。对音乐的理解既要依赖准确的听觉感受,还要通过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进行分析,毕竟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音乐是听觉和音响的艺术,要想提高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就必须在音乐实践中不断训练,对古今中外的名曲经常反复地进行分析,获得多层次的审美感受和体验。将音乐分析贯穿于音乐实践中,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便能准确地把握音乐艺术的普遍规律及音乐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教师将音乐分析贯穿于音乐教学之中,引导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并汲取相关的音乐知识和信息,便能在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上得到很大提高。

3.3音乐表演。

在音乐表演方面,音乐分析能帮助演奏者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情感,用更优秀的艺术表演来诠释作品,感染听众。音乐表演艺术是一门十分个性的艺术,同一首作品经由不同的音乐家表演往往会有不同的效果。因此,表演者要不断进行音乐理论的学习,提高音乐修养和音乐分析能力,对音乐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对于他们准确把握和诠释作品、吸引和感染观众及升华艺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践价值范文篇3

1提升学生的自学力

学生能力结构的构成要素很丰富，自学力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自学力是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阅读、自己理解、自己思考、自己对知识进行“内化吸收”的过程和能力。当今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自学力”就是“竞争力”。一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是否培养了较强的自学力，直接关系到学生步入社会后的前途和命运。与传统的教师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识的教学方法不同，辩论式教学更加重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力。当老师根据课程内容将设计好的辩题交给学生课后进行准备时，培养学生自学力的工作已经开始。主要表现在：一是围绕辩题，学生必须在课后阅读理解相关书籍、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将真正能够支撑己方观点的论点和论据制作成卡片为辩论所用。二是围绕辩题，学生必须将自学的知识经过思考以后进行“内化吸收”，运用内化吸收的知识帮助自己分析和解决辩题需要解决的理论或现实问题。由此可见，辩论式教学辩前学生的学习准备过程，是学生依据教师指引进行自觉自愿地阅读和汲取专业知识、理解和思考专业问题，并将已经内化的知识具体运用到分析和解决问题当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辩论式教学任务的牵引下学生主动完成学习的过程，不仅能够逐渐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精神，而且能够提升学生的自学力。

2提升学生的思辨力

思辨力是人们运用逻辑知识进行问题思考和思想表达的一种能力，是人们的思维按照逻辑规范和要求，将分散的、碎片化的观点或论据有机的组织起来，并通过口头语言将其严谨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在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思辨力强的人既能说服别人,又能证明自己观点，沟通顺畅，效果良好，有助于问题的协调和解决。在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学生思辨力的培养，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探索。培养学生思辨力的路径很多，譬如开设思维逻辑学课程、举办逻辑思维知识竞赛、锻炼思辨力的演讲比赛、游戏活动、开展辩论式教学等等。比较而言，开展辩论式教学更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辨力，是学校培养学生思辨力的重要途径。在辩论式教学中，无论直接参与辩论的学生，还是坐在台下的旁听学生，都会围绕双方各自的辩题观点以及对方提问进行激烈的思考。在复杂的思考过程中，双方辩手能否将所收集到的资料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以佐证自己观点或用以驳斥对方观点，双方辩手能否将人脑中散乱的思想观点快速地、有条理地集中起来，或用以阐明己方论点，或用以回答对方提问，或者用以驳斥对方观点，这一系列紧张而又兴奋的人脑思维过程，就是不断锤炼学生思辨力的过程。实践证明，经过多次辩论式教学的训练，学生表达思想观点时已经能够做到有条有理，阐明观点时能够做到有理有据，学生的思辨力普遍得到提高。

3提升学生的表达力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交往的日益频繁，表达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里的“表达力”专指口语表达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是人类将自己经过头脑加工和思维处理的信息，通过人的“口”这一特殊的介体传递出来的一种能力。作为个体的人，在成长过程中，一般都能学会口语表达，由于受先天因素、家庭环境或后天训练多少的影响，不同的人，其口语表达能力并不相同。有的人表现得强一些，有的人表现弱一些，甚至有的人虽有较强的思维能力，但口语表达能力较差。头脑里想得很多，但表达不出来。因此，辩论台上双方辩手在具备基本的思辨能力基础上如何将所思所想准确地富有逻辑地流利地表达出来的确是一门学问。教育教学实践证明，人的口语表达能力，可以通过学校的专门训练得到提高，而辩论式教学就是提高学生口语表达力的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辩论式教学要求双方辩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必须将头脑里的想法张开嘴巴讲出来，在这种教学游戏规则和氛围的感召和影响下，平时善于表达的学生在辩论中会表现得滔滔不绝，而平时不善于言辞和思想表达的学生也开始说话了。经过辩论式教学这种方式的多次训练，基础好的学生口语表达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基础较差的学生口语表达力也会得到显著提升。当然，这需要教师对学生每次在教学辩论中的口语表达的优点和不足给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特别需要指出每个辩手口语表达的改进方向。

4提升学生的抗压力

抗压力是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是人们应对外界压力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处事能力。抗压力的强弱主要表现为心理稳定或不稳定两种状态。抗压力强的人，心理稳定，遇事冷静，从容应对；抗压力弱的人，心理缺乏稳定性，遇事急躁，应对慌乱。心理学原理揭示，人的抗压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进行科学的训练才能得以提高。尤其是在校学生涉世未深，阅历肤浅，其抗压能力普遍较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其进行抗压力训练是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实践证明，在学校抗压力训练当中，开展辩论式教学法可谓是一种操作方便、效果明显的方法。参加辩论的学生在辩论场上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当对方辩友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或很意外，学生毫无准备，脑子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最能锻炼人的抗压能力。面对这种压力环境、面对辩论场下同学的期待，如果参辩学生抗压能力强，就会心态稳定，冷静思考，不慌不乱，快速调动思维能力，认真组织思想观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地回答对方的提问。如果参辩学生抗压能力弱，就会神情慌乱，语无伦次，或缄默不语，左顾右盼，陷入尴尬境地。对于后者，如何提高其抗压能力，稳住阵脚，正确应对不利局面，唯有在教师的指导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多次辩论式教学的训练，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方能逐渐培养学生成熟稳定的情绪，不断增强其抗压能力。

5提升学生的应变力

应变力是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是人们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依据新的情势而对自己的行动方案作出调整或改变的能力。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应变能力，才能在工作或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就个体而言，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而大部分人需要后天学校培养或实践锻炼，才能增强他们的应变能力。作为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对于学生毕业以后走向工作岗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校培养学生应变力的方法和手段当中，辩论式教学是一种比较好的教学形式。在开展辩论式教学的过程中，作为正反双方参辩学生在正式辩论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设想了辩论场上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及其解决预案，预测了对方可能抛出的立论论据，并准备了己方进行驳斥的方法方案，估计了对方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以及反驳己方观点的种种理由，并备好了应对策略或技巧。但是，辩论式教学实践说明，无论正反双方辩手费尽心思进行周密细致的准备和安排，到了辩论式教学正式开始以后，辩论情势并不会完全按照双方各自所设想或所预测的方向发展，双方辩手都会遇到己方没有设想到的情况和问题，这就需要双方辩手依据所拥有的文献资料以及自己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积极开动脑筋，思维敏捷，即时调整己方辩论策略，快速作出应对对方所出难题的反应，以便尽快扭转对己方不利的辩论情势。诚然，这种学生应变能力的增强，并非一朝一夕即可成就，它需要学生在不断地参与辩论式教学活动中进行实践锻炼，同时需要教师的悉心指导和示范。

6提升学生的处事力

这里的“处事力”，特指人们遇事时所表现出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人们常说的“处理事情的能力”。提升人的处事能力必须经过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处事能力的强弱，既取决于人的知识积累和运用，更取决于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作为在校学生处事能力的提升，囿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机会极少，更多只能取决于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过程中渐渐地培养学生的处事力。实践证明，辩论式教学在增强学生处事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开展辩论式教学的过程，不仅是学生立论和驳论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问题需要解决的过程。在辩论的各个环节，辩论双方不管是捍卫己方观点，还是驳斥对方观点，都会提出一些需要对方给予分析清楚和如何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辩论式教学处处都有问题提出、时时都要想到解决办法，辩论双方每一个辩手都要经历或提出问题、或解答回答的锤炼和考验。可以说，辩论式教学的全过程，就是培养和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当然，有人曾经质疑辩论式教学对于学生能力提升问题，认为学生在辩论中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算作“纸上谈兵”，只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处事能力。其实不然，实践锻炼固然显得更加重要，但教学实践也已证明，辩论式教学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处事能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7提升学生的合作力

合作力是与人合作的能力，是一个人在职场活动中善于与人合作共事的精神表现和行为体现。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很多事情单靠个人的努力已经无法完成，需要社会成员具备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才能做好。因此，合作力又是一种软实力，它能把能力转变成执行力，再把执行力转变成最终的结果。一个人是否具有合作力，不仅影响个人事业的发展，而且影响部门的团结和稳定，事关单位工作的效率或成败，甚至有人认为“合作力”就是一种“生产力”。由此可见，合作力是一种宝贵的能力和素质，是单位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也是个人进阶的强大竞争力，对于成就个人事业和促进单位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辩论式教学是一种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特殊辩论形式，它具有一般辩论赛的特点和要求，需要参与辩论的正反双方学生具有合作精神，特别在自由辩论阶段，更需要双方辩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默契、相互补充、共同维护己方观点，驳斥对方观点，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教学实践证明，经历过多次辩论式教学熏陶和训练的学生，其合作精神强于其他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他们更加善于关心身边同学，更加乐于配合班委工作，更加甘于为班集体做出奉献。

8提升学生的凝聚力

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为实现群体活动目标而实施团结协作的程度。所谓群体是指人的集合，包括家庭、朋友、单位、集体、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凝聚力外在表现于人们的个体动机行为对群体目标任务所具有的信赖性、依从性乃至服从性上。凝聚力强的班级，同学之间犹如一家，相互关心，相互照应，关系融洽；凝聚力强的班级，学风优良，积极进取，团结向上；凝聚力强的班级，班委工作顺畅，课外活动丰富，学生阳光健康；凝聚力强的班级，学生热爱班集体，自觉维护集体荣誉，具有情感上的归宿感和强烈的向心力。开展辩论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以及整体班级的凝聚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展辩论式教学，有助于参辩学生充分展现自己个性和才华，增进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从而使同学之间相处更加融洽、关系更加和谐、气氛更加活跃。二是开展辩论式教学，有助于参辩学生经受自由辩论环节的锻炼以后，更加懂得同学之间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性，学生的班集体认同感逐渐增强。三是开展多次辩论式教学，学生轮流参加台上辩论，有助于增加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学生默契程度和班级向心力的提升。四是开展辩论式教学，有助于营造勤奋学习、积极向上、勇于探索真知的班集体学习氛围，促进良好班风的形成。

9提升学生的组织力

所谓组织力,就是设计组织结构和配置组织资源的能力。组织力也是领导者或负责人影响追随者或者同事的能力。领导者或者负责人只有使追随者或者同事真诚地集合在自己身边,并引导他们自觉地沿着一定方向前进，自己的组织力才会产生。领导者或者负责人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一个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最终活动效果。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应重视学生组织力的培养。这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本质要求。组织力是学生素质结构要素之一，加强学生组织力的培养，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素质结构。实践证明，辩论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组织力。在辩论式教学活动中，虽然教师是总策划者、总导演者、总的组织者，但是一系列的具体的教学活动必须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一是辩题正反观点的选择必须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二是正反双方辩手的组成人员、主持人、学生评委、计时员等直接参与活动的人员必须由学生自己组织确定；三是正反双方围绕己方观点进行资料准备、汇总和交流的过程必须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四是正反双方各自商讨辩论策略和技巧的过程必须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如此等等。学生在负责或参与这些具体的教学准备活动时，教师只能充当指导或监督的角色，每个环节的准备工作都不能越俎代庖，都必须由学生自己组织开展，这样才能使学生的组织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在这个自我组织完成的过程中，尤其是经常负责班级具体组织工作的班委成员的组织能力将会得到明显提升。

10提升学生的礼仪力

礼仪是礼貌和仪式的总称。礼仪力是人们在工作交往和社会活动中遵守和运用礼貌行为规范和仪式行为规范的能力，是人们内在素养的外在体现，是人的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之称，讲究礼仪成为人们的传统美德。但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人过度地注重了物欲的追求和崇拜，而淡化了传统的传承和弘扬，许多人逐渐丧失了中华民族的礼仪素养和行为规范，因此，当今的学校教育必须勇敢地承担起培养学生良好的礼仪素养和行为规范的重任，创新实践教学方法和模式，提升学生正确运用礼仪规范的能力。实践证明，辩论式教学是培养学生礼仪素养，提升学生礼仪力的重要路径。辩论式教学是讲究礼仪规范的教学，辩论式教学过程中的辩论礼仪包括仪表礼仪、仪容礼仪、仪态礼仪、称呼礼仪、用语礼仪、反驳礼仪等方面的内容。仪表礼仪要求双方辩手着装得体、大方，最好身着正装；仪容礼仪要求双方辩手头发干净、男生面部清爽干净、女生面部自然淡妆；仪态礼仪要求学生坐姿端正、站姿直立、肢体语言运用恰当，不能直指对方；称呼礼仪要求学生使用“您、对方辩友您好”等礼貌称呼；用语礼仪要求学生使用“谢谢主席、谢谢对方辩友”等礼貌用语；反驳礼仪要求学生摆事实、讲道理，做到有理有据，不能进行辱骂和恐吓，严禁学生粗言恶语，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将辩论式教学视为美学教育过程，那么，它既能体现语言之美、逻辑之美，同时也能体现礼仪之美、形象之美。学生参与辩论的过程，就是培养其运用礼仪规范的能力训练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展现自我形象的过程。经过辩论式教学的多次训练，学生运用礼仪规范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将会得到显著提升。

11提升学生的自信力

自信力是人类相信自我能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种心理能力，是人类突破自我，唤醒自身潜力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进取的能力。它主要包括精神自信力和行动自信力两个方面。精神自信力是人类对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人类内心世界强大的力量展现，是影响人生成败的首要因素。行动自信力是建立在精神自信力基础上的一种主动进取、发奋图强、对结果充满预期的能力。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力是影响人生成败的首要因素。实践证明，辩论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力。通过辩论式教学的锻炼，一是沉默不语的学生，开始敢于在同学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二是谨小慎微的学生，开始敢于在班上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三是轻声细语的学生，开始敢于在公众场合大声地与同学进行交流和沟通；四是情绪低落的学生，开始焕发青春的光彩，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五是学习气氛沉闷的班级，开始迸发出勤奋好问、相互学习、主动探索的精神和力量。总之，通过辩论式教学的不断强化和训练，在教师的反复鼓励和肯定之下，辩论式教学点燃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仿若一副医治自卑心理的良药，让胆小的学生变得胆大起来，让自卑的学生开始走向自信，让后进的班集体逐渐展现出刻苦努力、团结向上、活泼阳光的良好风貌。

参考文献：

[1][日]白取春彦.自学力[M].刘海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美]泰勒.自信力[M].李中，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

[3]祈莫昕.合作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4]程平.应变力[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5]倪健民.组织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实践价值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概念，宪法思维，宪法规范，宪法事实，规范发现，宪法解释

一、引言：谁思维？法律思维还是法学思维？

欲使宪法摆脱昔日人们心目中作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那种形象，其途径之一就是增进宪法的科学化，这就需要加强对宪法问题的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是一个以宪法概念为起点和工具，对特定宪法事实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在于对宪法事实形成一个新的陈述。在形式逻辑上，这一新陈述既可以是全称判断，也可以是一个假言判断；既可以是肯定判断，也可以是否定判断。在司法实践上，这一新陈述就是一个新规范。

那么，宪法思维和宪法学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吗？这须探究法律思维与法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或者更正人们原来对某一事实的错误认识，并用文字形式将这一事实描述出来。这也是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学科的由来。所谓描述性，指的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亦可称为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所谓规范性，指具有评价性，评价需要标准，标准带有规范性质，涉及价值判断，可称为规范陈述。“自然科学、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以及经验性的语言通常被理解为描写性（描述性）科学，而诸如法律或者伦理则被称为规范性科学。”[1]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科学并非总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世界观、自然观、生活态度、科学目的等均作用于科学发现过程，这使得即使是科学研究，也总是在一定价值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法律研究，法律思维无非是以法律概念为工具对一个法律事实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的和结果是发现一个规范。广义上的法律思维主体是法律人，包括立法者、律师、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实践者，狭义上的法律人仅指法官。如果将法学视为一门科学，则法学就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这就是发现。只是法学思维主体是法学家，而不是法律实践工作者，法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法律问题，而非法律规范。由于法学研究不仅是对司法实践中各种方法的评说，法律问题的发现还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蕴涵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程序创设新规范的可能性。这使得法律思维和法学思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也是为什么英美法学传统并不甚区别“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原因。

一本美国作者所著的《法律研究过程》（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也被翻译为《法律研究方法》，[2]翻开来，通篇所讲的是“什么是首要法源？”（primaryauthority）“什么是次要法源？”（secondarysources）及法律语言、法律术语、怎样使用法律词典、为什么要研究判例？程序规则是什么？法律道德如何等。台湾学者所著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名为“法学方法论”，其全部内容是对充满法官中心的法律、法律类推、类推适用、解释方法等的评说。[3]这样的内容曾经引起我的困惑。我就想，这是谁的方法？这不是法律家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所关心的事吗？作为学者或者法学研究难道与作为纯粹实践意义上的法律家的工作没有区别吗？翻开欧陆法学家的著作，可以看到，欧陆法学家在充分认识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和法律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差异的前提下，在撰文过程中通常将两者等同起来使用。例如，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在谈到法律方法问题时就认为，关于法律方法并非只涉及到甚至也不是主要涉及到“法学”。在权力分立的国家，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首先的问题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在实践中适用法律规范。这是因为，法学除了教育的功能外还有一个任务，即立法中支持立法者、在法律适用包括法官造法中时支持法院。它也支持着方法规则的发展以及对方法规则适用的批评。并说道：“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在实践中使用的、司法与行政的法律方法就是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批判的重要对象。”[4]因此，从方法思考的主要目的看来，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学方法论”，而是真正相互竞争的法律实践的方法。正因为此，司法实践中法官所适用的包括程序在内的各种规则、解释方法就既是法律实践中的方法论，也构成法学研究的对象，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意义上被既作为一种工具，也作为一种术语使用着。只是在此需要注意这一问题，既然实践意义上的法律方法被法学家作为对象研究着，在此意义上两者合一，那也需要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法律方法除服务于实践中的规范发现之外，作为研究对象，它还是学者对法院裁决使用方法的说明与批判，或者批评性讨论。[5]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工具的法律方法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方法并无实质区别。同时，在区分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以识别出判例法和大陆法两种法学传统的差异，及两大法系分别注重法学家和法官对法律解释和法律形成影响的特征。此外，英美法研究传统一直注重服从实践中问题的需要，无论是分析、研究，还是推理和判断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少有大陆法传统那样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抽象与思辨。这或许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英美法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英美法传统中的体现。此处便不难理解霍姆斯那一著名的“普通法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的法律论断所体现的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判例法基础，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即英美理性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经验理性和个案理性，大陆理性传统则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理性和普遍理性。

作为一种实践工具，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获得法律和形成法律。德国法理学家就认为“法的获得属于方法问题”，“法律适用的方法也总是法律形成的方法”。[6]由于法律适用者应该将有效的法适用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纠纷，而这一问题或者纠纷就是疑难案件，因此，“方法的任务之一就是指导法院和其他法律适用者从有效的法中去获得法”。“这也是一个符合宪法地、被合理监督且可监督地将一般抽象性表述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纠纷或者问题的过程”。[7]法律方法就是一个涉及到法的发现、法的形成、法的获得的问题。这样，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过程也就可以等同起来。思维的最终结果不外是根据一个确定的、已知的、权威的、实定的或者有效的法去发现一个解决案件和纠纷的规范。具体到宪法而言，在司法适用宪法的国家里，宪法的实施主要是一个法官在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的规范涵摄过程。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经过精密的证立过程推导出新的规范。这一过程是宪法解释、宪法思维和规范发现的有机统合，它们构成全部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宪法学者对这一过程的客体化或者对象化的结果也是一个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的综合运用，其目的也不出宪法规范的发现、形成或者获得。所以，法律

思维与法学思维、宪法思维与宪法学思维既无法，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的。

在此，尚需特别明确的是，无论是宪法还是宪法学，都无从能够在纯粹意义上隶属于真正科学的范畴，因为真正的科学只有自然科学才能做得到。康德就曾经坚定地认为：“只有数学才是真正的科学”。[8]这样，按照数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标准，作为从属于法学分支学科的宪法学是无法被称为“科学”的。通常，可将科学划分为规范性、描述性和分析性科学。其中描述性的即为自然科学，是指主体对客体或者对象的客观陈述；而分析性的则为逻辑的，指对某一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说明；而规范性的，则指带有主观的评价功能。按照这一标准，宪法学就不能单独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它既非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也并不是对宪法规范结构的抽象分析，更不只是停留在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上，而是对实践具有评价功能。同时，法教义学理论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的学科，可分为三个维度：描述——经验的维度；逻辑——分析的维度；规范——实践的维度。[9]其中，第一个维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第二个维度是对规范的分析，第三个维度是规范的适用和实施。这样，与其说将宪法和宪法学恢复其科学性，毋宁说，宪法学既带有科学品质，也不乏分析性格，还有实施和适用意义上的规范属性。而宪法学的科学性，也就仅限于以宪法概念为依据分析和评价宪法问题，一如考夫曼对法学的科学性所做的评价那样：“法学的科学性只在于一种合理分析不是处处都合理的法律发现的过程”。[10]

二、何为宪法概念和宪法思维？

既然宪法的科学性在于主体以宪法概念为依据解决宪法问题，这就意味着对规范的评说和分析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历史的，更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政治分析将宪法规范——事实视为一种服从既定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交易和利益权衡，属于实质法治主义的政治决断论；历史分析则将宪法规范视为历史的形成；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是对实定的宪法规范进行纯粹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是宪法概念和宪法思维？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概念？二是什么是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三是宪法概念和宪法学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何在？

所谓概念，就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被证明为是真的事实陈述，这些陈述必须共同构成一个系统，亦即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且这一系统还须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11]概念的另外一个替代词是“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12]一个概念的生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对根源于某一特定或者既存事物的高度抽象。往往，一个概念和语词除了有与之对应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个甚至多个与之区别的事物和指代这一事物的概念存在，概念的相互区别使各自成为区别于他物的存在，从而具备自己的独有属性。《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对“概念”解释为：“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中国古代称为“名”之是也。概念虽在形式上是抽象的，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事物的关系，也即“名”与“实”之间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墨子·小说》中指出：“以名举实”。《荀子·正名说》中指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概念既指事物的属性，又反映了具有这些属性的事物。前者就是概念的内涵，后者就是事物的外延。简言之，概念就是事物本身。[13]形式逻辑上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概念本身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明确的了解；对于不易为人了解的概念，必须加以明确的表达。[14]一方面，无论何种概念，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事物中抽象出特有属性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的阶段。概念是思维的起点，有了概念才能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15]因此，可以这样描述概念的一些特点：事物的本质属性；是特定事实的语词表达；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获得；必须经过说理和证明。

各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概念就是名与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哲学中的物质、意识、矛盾等。法律概念是什么？[16]法律概念和法学概念有区别吗？《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想家通过具体的法规和案例进行研究以后进行归纳而产生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的概念。概念是法律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是我们将杂乱无章的具体事项进行重新整理归类的基础。”[17]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概念是由法律制度所确定的”，“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和必不可少的工具”。[18]德国法理学家考夫曼认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法律基本概念的学说，传统上即属于一般法律学说的领域”，他将法律概念区别为两类。一类是“与法律相关的，非原本的法律概念”；一类是“法律的基本概念或原本的或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并认为“最基本的法律概念之一，就是法律规范”。[19]非原本的法律概念是指那些源自于事实，而非取自于法律，虽然他们偶与原本的法律概念相重合，如出生、死亡、物、财产等。原本的法律概念是指那些取自法律上的，亦即立法上的或者制定法上的规范，他们是“纯正的”。虽然有的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想家抽象出来的，有的认为是法律概念是立法者创立的，有的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创设的，但从上述定义中依然可以看出法律概念的一个共有特性，即法律概念是与实定法律规范或者判例规则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法律概念源自既定的规范，这个规范既可以是制定法上的规范，也可以是判例法上的规范。如果概念是用语言所表达的事实，则法律概念就是以法律规范所表述的事实。只不过这里的事实是法律事实或者制度事实，而不是自然事实。因此，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事实，它们与特定的规范连接在一起。[20]也可表述为，一个法律概念或者法律事实是一种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认识将为其后的讨论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法律概念可以区分为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创设的概念及法学家所创设的概念。

以此类推，作为法律概念的一个种类，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就是宪法规范的那些事实关系，它们由当为语句组成，调整着国家和社会，并指导着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行为。也就是说，宪法概念就是写入宪法的那些概念，既然它们被写进了宪法，当然也就表达着特定的宪法关系或者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它也就是一个宪法规范。且如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写入宪法的重要概念都包含者若干彼此冲突的理念。”[21]实定法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不是能动的，它们不能自动创设和生成，从概念关系中演绎和推导出来，而只能经由立法者或者宪法修改才能产生新的宪法概念，或者通过法官在个案审理中解释宪法创设出来。这里，必须区别法学家的法律概念证立和作为规范的法律概念证立。如前所述，概念的成立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也就是需要证明，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皆然。一般而言，法律概念的证立包括逻辑证立和实践证立。法学家的概念证立即属于前者，其过程是能动的，他可以将“法律政策的设想或者愿望装进法律概念的语言外壳，之后将预先装入的内容假定为逻辑规范的命令从已经改变过

的概念内容中再次抽取出来（解释）”。[22]严格而言，这类概念只是存在于教义学上，是法学家所使用和创设的概念，只是经过了理论和形式逻辑的证立，并没有经过实践的证立，因而不能算做完全的法律概念或者宪法概念，只能称为法学或者宪法学概念。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的实践证立则是立法者或者法官经过了立法程序或者司法程序的证立过程。以“隐私权”、“乞讨权”和“生命权”为例，“隐私权”就是一个由美国法官创设出来的宪法概念，是法官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分别结合对实定宪法规范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解释而创制出来的，因为美国宪法无论在哪儿都没有提到这一名词。我国法学界所讨论的“乞讨权”则是一个学者经过理论论证所创设的宪法概念。“生命权”作为一个宪法概念，虽然存在于外国宪法规范或者判例法上，但在我国却依然属于一个宪法学概念，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宪法概念，不像“隐私权”在美国那样，可以通过判例拘束力而产生宪法效力。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这一命题与判断。“隐私权”在美国一俟创设，就产生了判例法上的拘束力，成为一个新的宪法规范。我国学者所讨论的“乞讨权”和“生命权”只是对立法和司法提供一定的学理指导和参考。在没有通过立法或者修宪将其规定为一个实定规范之前，“乞讨权”和“生命权”这两个宪法概念并没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又以美国宪法上的“默示权力”为例。这一宪法概念就是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诉马里兰州”一案中，结合对宪法第1条第8款第18项规定的国会有权“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和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需和适当的法律”而创设出来的。还如“道德滋扰”（moralpestilence）这一概念，它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837年的“TheMayorv.Miln”中通过对宪法中的“商业条款”的解释而创制出来的，用以允许对那些本来仅应由联邦政府管制的流通物进行管制或排除。[23]就此，法律概念和法学概念、宪法概念和宪法学概念可以区别并被识别出来。

宪法思维既具有一般思维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独有属性。思维是整个认识活动和过程的总称。宪法思维就是主体以就是以宪法概念（规范）为工具和前提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具体表现为法官依据宪法规范解决宪法案件、纠纷和疑难案件过程中的一个规范证立过程，亦即主体通过一个实定的宪法规范确立一个新规范的过程。前一个规范是实定的宪法规范，后一个规范就属于规范发现，或者价值确立。这里的“价值”是指与事实对应意义上带有评价、规范和指引功能的宪法规范，而非纯粹与法规范对应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应然规范；此处的主体则主要指法官。

三、为什么要以宪法概念思维？

概念是思维的起点，宪法概念是主体判断、推理和论证的起点。解决宪法问题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亦即以宪法概念思维是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衡量、评判宪法事实（问题）及解决宪法纠纷的客观需要。

概念是任何一门学科大厦的基石，法律概念则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单位。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也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建筑材料。”[24]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文中指出，王伯琦先生在其“论概念法学”论文中谓：“我可不韪的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还是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法律概念。”并认为，“可见，确实掌握法律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和何等的不易。概念是法律的构成部分，处理问题的思考工具，因此必须藉着实例的演练去理解和运用。”[25]也就是说，包括学者在内的法律人，不害怕大家没有自由的思维，而是太自由了，以至于不按照科学进行思维；不害怕大家不懂得逻辑，而是太拘泥于形式逻辑，不按照法律概念去思维。此即是指出运用一般的法律概念进行科学思维对于一个法律人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结合实例去锻炼法律思维能力。这里的实例，既可以是具体的法律纠纷，也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问题。只有将已有的法律概念结合实例进行思维，才能判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法律概念才不至于沦为一堆知识的机械累积，而是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宪法概念以规范形式表现，既是宪法规范对特定事实的高度抽象，也是对一个或者若干个基本宪法关系的精妙陈述。在一般意义上，概念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名”，也即“符号”，其还保有“实”。对概念的掌握不能单纯停留在对它的机械记忆上，而是须对与之对应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透彻的了解。这就要求对所使用的概念有清晰的了解，不仅明确其内涵，也要熟悉其外延。从表面来看，思维也好，写作也好，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文字”或者“符号”游戏。实际上，由于各“符号”不仅有内涵，也有外延，符号游戏就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排列组合过程。[26]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在服从形式逻辑这一基本法则的前提下，又有自己的属性。这就是，既然一个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就是宪法所规范的那种事实，则各种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构成各种规范事实之间的关系。对宪法概念的思考也是对宪法所规范的各种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

因此，以宪法概念思维是宪法的规范性要求。作为对实践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宪法始终须面对着事实（问题）或者纠纷。解决宪法纠纷需要以现有的、实定的、有效的宪法规范为依据，对这些纠纷和事实（问题）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形成一个新的宪法认识，因而也就抽象出一个新的规范，疑难案件得以解决。可见，宪法概念或者宪法规范是进行宪法思维和判断的工具。没有宪法概念，就既不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也不可能对这些宪法问题形成一个确当的认识，更不可能发现、找出、获得或者形成解决这些宪法问题的思路或者方法。简言之，以宪法概念思维是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

四、怎样以宪法概念思维？

思维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命题或者陈述。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宪法事实的分析、推理和评判结果所形成的新命题则是一个新规范。这既是教义学上规范分析的任务，也是司法实践意义上法律或者宪法思维的目的与结果。

根据德国法学家的概括，教义学有三方面的使命：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27]这是法学家（者）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社会政治事物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法学家或者学者。学者的宪法评判过程是一个教义学意义上的纯粹学术推理过程，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包含着具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那样的规范发现，但却可以发现法律问题，并将法律问题再概念化，从而蕴涵着知识的创新，可指导立法者制定规范，也可在一定意义上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表现为在判例法国家，法学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作为规范法源，故而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思维过程所包含的问题发现有着积极意义。

实践意义上的宪法思维也遵循这一过程，只不过由于主体不同，各自的宪法思维有一定的差异，其所得出的新陈述与规范又有一定的区别。归纳起来，有三类宪法思维主体。第一类是社会公

众就生活中的宪法问题结合宪法规范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社会公众；第二类是制宪者、立法者（修宪主体）按照修宪程序从事的创设宪法规范的过程，思维主体是立法者；第三类仅指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法官运用宪法规范，结合司法程序对宪法案件（事实）进行裁断的过程，思维主体是司法者。虽然这三类宪法思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以宪法规范对特定宪法事实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

实践意义上第一类宪法思维是社会一般公众以自己的宪法知识对宪法事实的分析评判过程，涉及宪法意识，在此不予赘述。立法者的宪法规范制定因按照修宪程序进行，其所发现问题并非是教义学意义上的学术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毋宁说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也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的冲突权衡和政治交易过程。司法者的宪法思维既不同于教义学上的学理分析，也不同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宪法实施决定着司法者的宪法思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宪法的司法实施过程是法官就个案（宪法事实），依据具有约束力的既定规范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者获得的新规范被运用于纠纷与个案的解决。这也是一个司法裁断和推理过程。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一般的法律适用，它包含着“目光的来回穿梭”。法官需要在大量的浩如烟海的规范中寻找挑选出适合于当时的问题或者纠纷的法律规范并予以适用，也就是解释。[28]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四个步骤：认定事实；寻找一个（或者若干个）相关规范；以整个法律秩序为准进行涵摄；宣布法律后果。在此再次明确，这里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事实，而是规范事实，是指某一事实认定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又因其必须根据法律规定以认识认定为前提调整其内容。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规范涵摄”。由于规范适用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所以，这一规范涵摄事实的过程也并非就是法官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机械地“来回穿梭”，而是将一个有效规范作用于特定事实（问题）。在法官的规范涵摄过程中，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认为规范涵摄过程就是一个演绎推理或者逻辑推理过程。规范涵摄同时包含着规范作用于事实过程中的逻辑推论，这表现为规范的逻辑推理。由于此处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事实，而是不确定的事实，故法官并不能机械地将规范与事实对应，宣布结果。在将一个既定规范作用这一不确定的事实之时，蕴涵着新规范获得和形成的契机。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事实并非一般事实，而是规范事实，即规范规定的事实，而规范对事实的规定并非绝对严密和完整。在事实构成中，立法者有时故意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定义权授权给法律适用者；在自规范颁布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变化中有一些立法故意不予解决的地方；在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中存在着不准确的、有歧义和错误的表达，此即为法律漏洞。这样，司法者在适用规范面对事实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对上述漏洞和空缺予以填补，从而预示着新规范的诞生。

五、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规范）创新：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

创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发现。如前所述，一方面，抽象出概念的目的既是为了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将某问题再概念化的过程，它预示着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思维的成立及解决问题的可能。这一状况同样适用于宪法思维。在以宪法概念思维的规范涵摄过程中，不确定的宪法事实蕴涵着新规范的成立契机，因而宪法思维中的概念创新就是一个规范发现。

概念创新并非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发展的结果。在此，思维通过以语言为符号形式的概念作为载体，这一概念承载着大量的事实信息。概念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学理上的，也可称为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一类是在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是主体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抽象思维过程，它需要符合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须有学术源流为依据；二是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高度抽象；三是须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则是一个法官规范证立和推理判断过程，也是一个规范发现和确立价值的过程，即法官造法。美国学者也指出：“判例法可从具体的情境中创制出概念。”[29]这样，宪法思维过程实质上就是宪法解释过程，对宪法问题即对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集中在对宪法规范如何“理解”上，这便是一个“诠释”问题。说到底，理解既涉及到方法论，也是一种程序。程序应在此引起充分注意。前面曾提到，“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因此，不借助一定的程序，既无法进行解释，也无法取得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所以成为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并进而影响了法解释学，原因就在于它强调程序在获得理解和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此处的程序主要指交往和对话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如平等地参与、平等地发表意见等。如果没有这种程序上的机会均等，则达成的所谓共识就有可能是独断的，因而也就不具备客观性。宪法解释过程中对宪法规范的理解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司法释宪则需要遵照司法程序规则。借助各种方法论和程序，可以成功地将符号还原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暂时地达成理解。在此，不管是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抑或是历史解释和目的论解释，其目的都在于依据一个实定的和有效的规范，通过不同的方法扩充、更新、发展其内涵，从而为解决纠纷提供依据。至于法官选择使用哪一种方法，则服从于眼前的宪法事实或者宪法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宪法解释方法有很多，法官选择哪一种方法并无一定之轨的原因。而诠释学法学之所以在各种异彩纷呈的法学流派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在教义学意义上，法解释学和宪法解释学实际上是各种法学流派和方法的汇集，它既有描述——经验的维度，也不乏逻辑的分析，还是一个规范实践的过程。因之，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各种司法解释方法就成为发现规范的工具和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因此，“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新规范的形成过程，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共同认识就是一个新的规范。[30]以新的共识为起点，人们在充满荆棘的问题之路上继续前行，周而复始。

但是，这一过程也有一定的风险，缺乏基础、证明或者证明不当的所谓概念创新很有可能是在曲解事物内涵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得概念创新需要格外谨慎。对于宪法学研究者而言，学术意义上错误的宪法思维很可能使其得出的宪法判断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判断，确立一个本身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一个伪问题和假问题，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因而也失去其科学性和可采性。在实践意义上，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宪法思维有误，一个新的宪法概念或者规范的创新很可能得出一个错误判断，进而对其行为产生误导；对于立法者而言，错误的思维很可能导致形成一个与事实不符的规范，从而使这一规范丧失实际的规范、评价和指引意义。对于司法者而言，错误的宪法思维会使新规范面临着不客观的指责，进而影响个案正义。这是因为，规范发现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创新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着显著区别。实践意义上法官的规范发现必须服从民主法治国家的一般原则，如民主原则、权力分立原则与法治原则等。与前几种规范发现和新概念的确立相比，司法者在解决个案纠纷中的规范发现始终无法回避对自身民主合法性的质疑，即使立法者制定新规范有误，民主合法性本

身就是一块挡箭牌，大不了日后再行修改。法官创制规范则不然，他必须面对诸如是否有代替立法者造法的倾向？是否取代了民主主义机构本身的职能？是否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公众？是否偏离实定规范太远？等问题的质疑。因此，对于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和规范发现，法官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证明方法或者司法审查标准，方可从事实中提炼出规范。这一方法或者标准的确立既须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如特定事实须符合历史与传统、人们的基本信念、社会理论、价值观等，也须受到严格的司法程序规则的约束。只有在两者统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和论证过程才比较可靠，所做出的判断即发现的规范才是一个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具备正当性，具有生命力和实际约束力的规范，或者说是一个真实和有效的规范，个案正义才可能实现。

还需要说明的是，法学或者宪法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创新或者发现并非如哲学那样，是发现真理；并且，法学或者宪法学的概念创新必须借着常识和个案，而非形式逻辑意义上以某一定理为前提的逻辑推演。在严格意义上，这一过程已超出了科学或者形式逻辑范畴，是一个诉诸热情、真诚、执着与投入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事情。这是因为，绝对意义上的真理是永恒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说的真理实际上即为“客观性。法学或者宪法学中的概念或者规范的客观性则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或者宪法需要经常立、改、废的原因。特定规范在一个时期有客观性做基础，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丧失客观性；在一个时期没有客观性的主观诉求，在另一个时期则具备了客观性，需要将其上升为法规范或者宪法规范。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和法律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工具属性，作为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存在，虽然其不乏价值属性，但当一定的社会情况发生变化之时，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由于其失去存在的客观性基础，因而法规范或者宪法规范相应地也需要修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事实与价值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中蕴涵着价值。美国宪法中的奴隶制及其后的废除，以及法官创设的许多非文本的宪法外新权利就是一例。正因为此，在强调宪法的科学性的同时，不应忽视这一学科独有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即它不是自足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的感悟与认识对宪法学研究颇有启迪。弗里德曼倾毕生精力致力于经济学研究，撰写并发表了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所提出的范式其后成为实证经济学的经典框架。他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段话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他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推论和定理促进。“[31]所以，法学家在概念创新过程中，必须借着宪法概念和个案进行推理，经过严密的证立过程，俾使新概念具备客观性，避免独断，

六、以宪法概念思维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以宪法概念思维既是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如何在规范与事实确立恰当联系，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公众宪法意识的提高，即使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也呈日益增多的趋势。无论对学术意义上的宪法学，还是对实践意义上的宪法都提出了挑战。学者、政治家和法官，都需要以宪法思维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的判断和形成的认识才可能对我国的宪法学学术研究和宪政治建设有所助益。

首先，以宪法概念思维是深化宪法学理论研究和宪法学科学化的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说到底是一种方法，目的不外是对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提供专业的理论分析和阐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正确的方法既有助于提炼出符合事实的问题，也有助于提升一门科学的专业化程度。在法学家族中，只有具备专业品质的宪法学才能为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贡献出具备自身学科特性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阐释，指导实践的发展。同时，以法律实践中的各种规范发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作出评价，还可以丰富宪法学自身的研究内容。

其次，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提高宪法学研究过程中的规范化程度。前述分析中所指出的概念创新对于宪法学研究者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即学者不是不可以创造新概念，且学理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对于立法和司法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宪法学概念创新必须遵守规范，必须以人们公认和已知的宪法概念为前提，凭借着实例去进行推演，经过充分的证明，而不是经过纯粹的形式逻辑推论或者凭空自造。否则，所创造出来的概念既可能因缺乏客观性而沦于独断或者武断，也会对立法者和司法者形成误导，进而影响法律或者宪法的正义价值。

再次，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加深对宪法文本的认识。作为规范科学，宪法规范以文本形式表现，这些文本对宪法学和宪法实践具有约束力，是所有宪法思维的规范起点。宪法的规范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以文本形式表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又可称为文本学。[32]这里的文本并非单纯指宪法典，而是指所有有效的宪法依据，包括宪法判例、宪法修正案、条约等在内的规范文本。另一方面，宪法的规范性还表现在宪法规范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表现在宪法整体价值（规范）秩序、宪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规范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规范内部的逻辑结构与关系、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等。严格而言，对规范的逻辑分析最具科学性。无论从加强宪法学学科科学性，还是从指导法律实践的角度而言，都需要提高规范的分析能力，在学术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摆脱宪法对政治、历史和哲学解读的依赖，将宪法纳入规范分析之中。

第四，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增强对各种宪法规范的规范属性和效力的多样性认识。当今宪法已走过了纯粹政治宪法，而进入了多样性宪法范式并存的时代，经济宪法和文化宪法的出现使宪法的规范形式和效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宪法多以严格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规范形式存在，它们对司法有拘束力，可被法院强制执行；经济宪法和文化宪法规范多属于宣示性格，具有纲领性和政策性特点，在文本形式上多样化，其名称也各有分别，规范效力亦不同于传统规范。例如，一些具有经济和文化内容的规范不在宪法正文而在“总纲”之中；有的在名称上冠以“政策指导原则”等，以与传统具有司法强制力的、可被法院实施的规范区别开来。这些规范的属性和效力与传统规范相比有了较大改变。对这些纲领性或者政策性规范，既不可以传统规范视之，也不可简单否定其规范价值，而是须确立其新的规范属性认识，将其视为对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指导。同时，对这一类型规范的违反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违宪形态，相应地司法审查标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例如，立法不作为及其违宪责任的确立即属其一。

第五，以宪法概念思维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指导制定宪法规范和解决宪法纠纷。前述分析多次指出，宪法思维的最终目的和取向是为了解决纠纷，发现规范，宪法思维可以帮助法律人提供这方面

的能力。目前，公众宪法意识的提高和宪法问题的增多对宪法法律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基本的宪法判断，提供解决问题的宪法思路。以宪法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认识各种宪法问题，并可对宪政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第六，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增进对各种宪法解释方法的了解。凭心而论，我们对各种司法释宪方法的精微之处还缺乏深刻认识，特别是由于我国缺乏违宪审查制度，实践中少有法官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推理和论证机会，客观上缺乏实践这些方法的机会，自然更无从在此基础上发展宪法解释方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须在深入的意义上学习、识别和领会其精深之处，相反，两大法系的趋同使我们非常有必要熟悉判例法国家法官的活动，对有别于制定法体系的法官法的创制和发展有一个基本认识。

第七，以宪法概念思维蕴涵着宪法发展的契机。以宪法概念思维所从事的规范发现是宪法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很大程度上，法官在宪法思维指导下的宪法解释使宪法成为活法，而不致被沦为僵死的教条，或者使宪法成为社会现实发展的桎梏。法官造法虽然不断招致指责和批评，但并未在根本上动摇这一制度。凭借法官的规范发现活动，新的价值和规范通过个案不断被从事实中提炼出来，弥合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既解决了纠纷，也为宪法发展提供了通路，使宪法不必动辄通过修改而历久弥新。

注释：

[1][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2][美]克里斯蒂纳·L·孔兹等著：《法律研究方法》（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英文影印本，2000byAspenPublishers，Inc，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3]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6][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9、290页。

[7][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8]参见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转引自[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10][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1]参见[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12]《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9页。

[13][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4]《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2页。

[15]《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2页。

[16]本文在撰述法律概念的过程中没有引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因为《法律的概念》一书所分析的内容并非本文所指的法律概念，而是分析法律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对“法律是什么”的说明，其具体内容是对“法律是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法律是正义”、“法律是规则”这三个命题的反驳。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7][英]戴维·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533页。

[1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488页。

[19][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20]关于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可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4页。另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第九章“法律概念——法律与制定法——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00——224页。

[21][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2][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23][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2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25]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6]语言哲学认为，“符号”除了其所指代的事物外，也有自己的规则。如语言除了与言说的事物有关系之外，语言本身还服从自己的规则。这一认识因此成为后现代思想流派之一，并促成当代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向。传统观点认为，人的行动包括思维和写作是由意识支配的，用中国化的说法就是“吾手写吾口”，“吾手写吾心”。但语言哲学认为，人的行动或者写作本身与其说是由思维或者意识支配的，不如说是由语言支配的。这一现象可以更为通俗地表述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许多话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说出的，说完之后自己都奇怪，怎么这样说话？或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完全没有受大脑或者意识支配，而是受控于语言自身的法则和冲动。可是，说出去的话，反过来又约束言说者自身。所以，到底是人在说话呢？还是话语支配了人的行动？同时，语言也是法律思维、法律证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语言哲学问题，可参见[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关于法律与语言的关系，可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之第五章“法与语言”，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0——101页。[德]考夫曼：《法律哲学》之第八章“法律与语言——归责行为沟通的过程”，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3——199页。

[27]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

[2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29][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51页。

[30]实际上，各学科和知识领域殊途同归，最后的问题无不归于“理解”一题上。我们看到，几乎各种学科和知识领域都经历了一个经由价值的、分析的，最后发展到以“理解”和“诠释”为中心的阶段。法学皆然，它由早期的自然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以及各种交叉和边缘性的法学流派，最后发展到诠释学法学占据统领地位的时代。当然，对该问题的思考还牵涉到另外一个更深层问题的追问上，这就是，理解是可能的吗？或者为什么能够理解？对这一问题，哲学家们的回答不同。意大利的维柯1725年认为，我们只能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对我们来说，自然则是永远无法被理解的，亦不可能被我们所理解。德国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则认为，“理解”是将自己投入到另外一个人的境况中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其后又将之补充为“一是对照比较，二是创造发挥”。对他来说，理解是一个通过将自己置入作者的思路之中，重建另外一个陌生人的内心活动的过程，因为人与人之间具有本质上即灵魂的共同之处。对他而言，“感情”与“设身处地”的能力使理解成为可能。狄尔泰吸收了两者的思想，认为理解的基础是前科学时代人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生命把握生命。但由于这一认识只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因而所有观点和理论只能相对有效，只与解释者所生活的世界有关，而不能适用到自然科学领域。参见[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8——182页。而人们究竟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交往，还是误解使人们更能和谐相处？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作者注。

实践价值范文篇5

1、科学发展观基于唯物史观与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发展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指向清晰的描述，是一种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的进步过程，是人类实践的一种结果。发展观则是对这种变化、进步过程的基本认识，是对实践结果的一种评价尺度，要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发展观是历史观的一种延伸。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哲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正是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物质的生产力。同时，又不能仅仅把经济、物质、生产力归结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因素，要讲自然、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因素在整体社会发展中的制约作用。即既讲历史决定论，又讲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揭示了人与环境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他强调，能够“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卷，234页）这体现着对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性的双重尊重。恩格斯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这种“同一些规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与全面生产理论，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

2、科学发展观更进一步体现

关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从理论到实践上一系列重要的进步与变化，标志着发展的着眼点从强国富民到以人为本，从比较注重物质增长到追求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这更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全面发展的理论。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与满足能力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人不能够被淹没在自然、物质与社会中，人本身的主体性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必须关注的中心问题。因而，以人为本的提出，不仅仅是确立发展的主体与目标，更重要的是借此从理念与实践上把我们的所有努力统一进来，完成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科学发展观符合世界潮流与

人民群众的发展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基于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是在把握时代主题、世界潮流的基础上做出的。在吸纳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又增加了更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理论认识，已不仅限于发展理论，从而体现了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也体现了强烈的指导力。

从单纯地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到把发展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连结起来；从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到探索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学者以及各方面的人们在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获得了一系列宝贵的认识与成果。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等等看到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从《寂静的春天》到《只有一个地球》，从《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到《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从《新发展观》到《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系列文献中提出的思想引起整个世界的深刻思考。在政治家中是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首先使用这个概念。1987年，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可以说，这样的思想成果与实践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启发、丰富了我们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这样的成果也是全人类的共识与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近代史证明，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

这样的发展认识更符合人民群众的内在发展要求与利益诉求。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与成果拥有者。从整体上说，他们长远与眼前的利益需求都汇集到科学发展观所昭示的发展模式与理念。

4、科学发展观是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

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发展和进步的水平。

回顾历史，过去，我们党执政理念所体现的执政能力主要是硬力量，主要为发现力、组织力、控制力。

所谓发现力，即发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各阶层力量，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发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时代的要求等等，从而确立自己的理想、信念、宗旨与目标，确立自己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从而真正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所谓组织力，即通过动员、组织等等，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与目标，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农村包围城市等创造性措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把人民群众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体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与支持能力，从而能够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持续推向前进。

所谓控制力，是通过组织、纪律，通过一整套措施体系，体现出对自己的组织与社会的强大控制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新执政理念的提出，标志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已经升华。这些新执政理念包括以更宽广的眼光看世界的新国际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权力观，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基于新发展观的新政绩观，基于把人才资源视为第一资源的新人才观，等等。这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本身就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产物。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执政力更体现出拥有新的特点、新的构成，即主要是软力量，执政力中加入了感召力、凝聚力、领导力等更具有时代感的组成部分。

实践价值范文篇6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举世瞩目的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集中代表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对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的理论的突破与创新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自此提出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其多次阐明和论述，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精辟地阐述了其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境界，为我们自觉把握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深厚、思想内涵丰富、内在逻辑严密、理论框架清晰，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表述，其中每一点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构成了科学发展观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与此同时，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断，比如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比如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必须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必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等。这些思想和论断进一步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上述这些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领域，涵盖了新世纪党和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整体，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产物，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深化的基本标志，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实现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创立的，也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紧密联系、内在统一、各有侧重、层层递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境界。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共同的主题，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当中的问题。同时，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新要求，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刻指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就能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历史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凝结着过去的经验和智慧，又标志着未来探索的新起点，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面向未来，我们还面临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

三、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强大武器

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为我们解决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在这个时期，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实践价值范文篇7

关键词:黑龙江;大学生;创业价值观

个人的价值观对创业具有较为显著地影响［1］，价值观所特有的思想内容并不是人们先天具备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中后天形成的［2］。现有文献大多从两个角度来研究创业价值观，一是将创业价值观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研究创业意愿、创业成就动机等相关问题;二是将创业价值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编制测量问卷或对其现状进行分析思考。创业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种，既具有价值观的普遍属性，也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并受到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基于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相对于我国南方经济活跃地区，创业仍未成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主流选择。大学生在进行是否创业的决策时仍会受到其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3］和文化氛围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创业价值观的内涵、黑龙江高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现状和解决路径，对丰富关于创业沉寂地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一、创业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学者对创业价值观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王勇将创业价值观定义为“主体以自己的创业需要为出发点，对创业动机及创业过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的判断，取舍的标准，它指导和调节着人们创业目标的确定和创业行为的选择”［4］;胡余波提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是“具有创业期待、积存创业潜能并以一定社会责任感等要素结成的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亦即创业主体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对创业目标重要性的认识和在创业时采取的行为方式的判断和选择的标准”［5］;李平仪则认为“大学生创业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创业目标的认知程度和创业方式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大学生创业价值观，且“对学生的创业目标和方式有着指导和调节作用”［3］。创业价值观具有主观性、社会性、导向性、稳定性、发展性和系统性共六个基本特征［3，6］。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创业价值观首先是基于主体的自身创业需求，对创业动机及其过程进行判断的标准，能够对主体创业过程中的创业行为和目标起到必要的指导和调整作用。除了上面提到的创业价值观具有的六个基本特征，大学生创业价值观也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生存性和成长性的统一［6］。

二、黑龙江的文化特征与高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现状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黑龙江省是典型的内陆省份，地处中国东北的最北端，缺少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的地理优势，相对而言创业机遇较少。从产业结构来看，黑龙江省2011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3．4%、20．8%、35．8%［7］，与全国相比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其他单位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67%、6．5%、26．5%［7］，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仍占较大比重。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黑龙江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战争文化，同时受到建国初期“一次创业”的影响，铸造了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和抗洪精神等，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下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当代市场经济个体主导下的创业精神有着巨大的差别。高校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学生处于初探社会的阶段，对社会生活尚知之甚少，这一时期是多数学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学生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选择。黑龙江独有的地域文化对高校的校园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形成。黑龙江地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创业意识淡薄，风险承担性较弱

创业离不开文化氛围和经济氛围的熏陶，从人的主观角度来讲，受黑龙江地区文化氛围影响，人们的思想和家庭观念普遍保守，认为所谓的好工作通常是在效益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是考取公务员。创业被认为是没有保障的，是未能就业、迫于生计的不得已选择，这种现象在黑龙江地区是比较普遍的，相对于高风险高收入的创业活动而言，拥有稳定持续的经济收入才是多数大学生的毕业首选。从机遇的客观角度来讲，由于地处内陆，且在建国初期经历了“一次创业”和建设“北大荒”的特殊历史阶段，黑龙江形成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同时由于信息和资源等相对于沿海和南方地区而言，略显闭塞和匮乏，使得黑龙江地区进入创业沉寂地区行列。缺少必要的经济环境支撑是导致大学生创业意识浅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对创业的认知不足，社会责任意识较弱

在转型经济时期，当代大学生普遍重视通过找工作就业带来稳定的收入，职业选择的风险规避性较强，对创业带来的潜在价值认识不足。大学生创业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对个人精神层面自由和个性的追逐，以及在物质层面个人财务自由的实现。但是，实质上创业不仅仅是创业者个人的创业活动，创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活动与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的有效互动。创业必然蕴含着社会使命和责任，如，马云创建阿里巴巴，李彦宏创建百度，在收获创业带来收益的同时，这种经济活动均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丰富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创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容忽视。相对而言，受限于时代特征和黑龙江地域文化特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选择创业多数看重的是其潜在的高收益，以及个性和自由的追求，而对于创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创业活动对个人综合能力的锤炼等方面缺乏应有的认识。

3．高校创业活动的受众面小，创业实践不足

一方面，黑龙江地区经济活动并不活跃，国有企业比例较高，大学生个体创业比例偏低，不利于培养和激发大学生创业意识与创业热情。虽然当前高校积极开展创业大赛和建立大学生创业园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一定的环境和政策支持，但是真正参与到创业实践的学生受众面较小。另一方面，尽管高校开设创业课程让学生能够了解创业的必要知识和理论，但创业教师普遍缺少创业经验，黑龙江整体创业活动的不活跃特点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负面效应，进而导致学生在创业实践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很难获得及时、有效的创业指导。

4．大学生创业的综合素质有待加强

在大多数创业条件缺乏的情况下，大学生创业更像是一种尝试，是一个全面的探索、学习过程［6］。创业通常伴随着高风险，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创业活动的失败，这也是考察大学生综合能力的过程。尤其在面临困境和风险的情况下，仅凭单一的技术能力无法应对创业活动中的复杂状况。大学生群体虽然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但创业更需要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黑龙江高校的大学生本地生源较多，普遍缺少商业氛围的感染与必要的市场营销和管理运营等技能，面对创业困难和挫折时，大学生自我心态的调整也会直接影响创业成功的概率。

三、黑龙江高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问题的解决路径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接触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学校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以及对其正确创业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1．在实践活动中培养正确的创业价值观

创业实践经验不足是造成大学生创业价值观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首先，由于传统思维的局限，黑龙江在校大学生普遍意识上认为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专业知识，不会主动开展创业活动。其次，由于缺少实践经验的指导，课堂上学习到的创业理论和知识，无法在创业活动中最大程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学校需要为大学生创造更多丰富的创业实践机会。例如，与当地企业形成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接触实际商业运行的实习机会，同时，还可以定期开展创业实践大赛等活动，并提供专项支持资金，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切身体会创业精神和创业价值，从而形成正确的创业价值观，引导学生自主创业。

2．增强大学生对创业的社会责任认知

创业教育在引导大学生产生创业兴趣的同时，也要关注其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大学生需要明确创业带来的不仅是“我的公司我说了算”这种决策自由的个人行为，同时也肩负着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黑龙江省作为创业沉寂地区，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与有着丰富创业实践的创业者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例如，高校邀请创业者定期举办讲座或交流会，有利于促进创业沉寂地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提升。也可以与企业建立创业合作项目，以便深化大学生对创业与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认知。

3．政府和高校有针对性地对创业者提供创业政策和资源支持

我国政府已经深刻意识到创业活动的重要性，根据党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导精神，各级政府都将创业作为一项工作重点。除国内的创业政策支持外，对于黑龙江大学生群体，政府更应在宣传上增加力度。例如，高校可以加大对大学生创业成功案例的宣传范围和深度，让黑龙江这样的创业不活跃地区在大学生的家庭层面和学校层面都对创业有一个正向、积极的认知和反馈。同时，高校也可以积极地扩展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大赛的范围，并主动与校内外的相关创业者深度交流与合作，对大学生潜在创业群发挥更大的带动、支持和帮扶作用。

4．充分发挥区域文化精神的辅助作用

相对于技能的缺乏，大学生群体更需要磨练的是他们面对挫折时的心态和意志力。黑龙江高校大学生通常缺少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实践经验，对创业活动的高风险特征认知不足，这些都会造成大学生对失败的承受能力薄弱。高校在重视对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更应加强其心理耐受力和积极健康心理的培养。独特的历史时期造就了黑龙江人特有的文化，如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正是这些文化精神造就了黑龙江人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人文精神。黑龙江高校应充分发挥这种独特精神的感染作用，通过资料宣传和经验分享等方式将其融入到校园文化及创业教育中，全方位提升黑龙江高校大学生的创业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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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平仪．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建构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学院，2011．

［4］王勇．高职学生创业能力开发的对策研究———基于创业价值观的视角［J］．职教论坛，2009(28):23—25．

［5］胡余波．对大学生创业价值观教育的理性思考［C］．KAB创业教育年会暨首届大学生创业教育论坛论文集，2009:37—41．

［6］于丛聪．当代中国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

实践价值范文篇8

[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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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新华.新课改评析一、二、三、四[EB/OL].[2006-07-29]./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23.

实践价值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发展观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导。

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开始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到期间发展到极至，造成了人际关系破坏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根本没有社会生活的和谐可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转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如果继续坚持，只会破坏社会和谐。各阶级、阶层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着的各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根据经典作家的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的许多新举措。一是实现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大改变了“”时期所造成的人际关系混乱、不和谐状况。二是把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从细节问题出发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路。四是指出妥善处理、协调各阶层、各群体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五，统一战线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途径和方法，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新思想。总之，正是由于邓小平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才把中国各条战线、各行业各、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凝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伟大理想上，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国际上，邓小平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及彼此之间和谐共处的必要性，大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团结一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人士，以智力、资源、资金引进的多种方式，进行交往与合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仅彻底改变了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是抓住了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根基——物质建设。没有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设成就，就没有和谐社会理论产生的的物质基础。富裕是和谐的物质前提，贫穷与和谐是格格不入、毫不相干的。和谐社会是物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根本谈不上和谐，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越穷越革命、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等种种“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荒谬论调。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一心一意搞建设的道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摆脱贫穷的首要措施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而这需要经济建设的支撑。温饱问题的解决，由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过渡，是和谐社会的最原初的物质起点。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还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这些理想的实现如果没有物质基础做保障，都是不可能现实的，因此，在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必须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二、制定“共同富裕”的战略方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

共同富裕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源头之一，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邓小平把共同富裕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

邓小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的理念，又赋予共同富裕更丰富的内涵，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表明，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其领域既包括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涵盖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丰富性，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这段经典论述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把实现共同富裕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找到了一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道路:先富——后富——共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的二十多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人民逐渐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至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仍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分配不公、先富者为富不仁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这也是改革中、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本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提到共同富裕的问题时，总是完整地阐述“先富、后富、共富”之间的辩证关系。“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科学地预测:“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就标志着共同致富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

三、提出了解决发展与代价问题的思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辟了道路

鉴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情况，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了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发展中的代价，也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和谐因素。邓小平认识到解决发展中代价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方针，提出了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公务员之家

我国发展中的代价问题，总起来说，包括两种性质的问题，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滑坡，在自然领域表现为生态破坏。针对社会领域存在的道德滑坡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通过“两手抓”，较好地处理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并有效抑制了现代化变革中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

针对自然领域存在的生态破坏问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p274大力提倡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工业、农业水平的科技含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方面做文章，改变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被动局面。这对有效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还指出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努力做到环境保护方面有法可依。另外，邓小平还主张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环境和生态问题。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硬道理”，再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其中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精华，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思想渊源。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并以之为指导，有助于创造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喜人局面。

四、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造了平台

稳定不等于和谐，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稳定。鉴于亲身经历了十年的动乱局面，邓小平深知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重要性。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的重要性，并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p284邓小平所说的稳定，其含义是广泛而丰富的，既指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也指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既指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指政策的连续统一;既指农村的稳定，也指城市的稳定。

和谐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个不断向理想状态过渡的动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以稳定为基础和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这个动力就失去了支撑点，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就失去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成就会遭到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失去牢固的物质基础。稳定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只有稳定，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构想的那种安定有序，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五、以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是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历来主张从实际出发，关注人的现实需要，努力满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等各种利益在内的整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指人的发展目标的和谐，邓小平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实际上是要培养“德才身心”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也是最终意义上管理社会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然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可以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采用行政的、经济的或法律等手段实施管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企业单位以及人民群众又往往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成为管理的客体。在我国行政管理中，人民群众这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主客体相一致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民群众这种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邓小平提出的“领导就是服务”是解决这个矛盾性问题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倡导的“领导就是服务”这个命题反映了我国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

首先，管理者树立服务意识，符合现代管理理念，是对人的尊重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要求;其次，以“领导就是服务”为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建立新型干群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公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理实践的必然要求;再次，邓小平倡导的民主管理大大调动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增添了新的活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得到空前发挥。

总之，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关于发展的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序曲，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巩固改革成果，消除不和谐因素的道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新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参考文献:

实践价值范文篇10

（一）提出的时代背景

有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是以胡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路径的连续性的体现。回顾“三个文明”的提出，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不断充实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使我们看到务实亲民的执政党形象和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与此同时，在这些新战略背后都有一个主体道德和精神的支撑。在主体建设上，首先注重从党的先进性要求上提升党员队伍的良风道德风尚。为期三年的全党保持党员先进性活动，旨在使“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构建党的合法性。但仅靠党员的先进性是建不成“三个文明”的，更不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还必须有全社会民众参与的国民道德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才可能是坚实的，有群众基础的。一句话，没有群众伦理精神参与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八荣八耻”，旨在扩大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主体。从党员先进性到社会各阶层的共建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是明智之举，也是遵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识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是对全社会遵循的

道德的基本规范。“八荣八耻”，简洁易记，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但是，这绝不是对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规范的简单回归，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升华，我认为主要表现在，首先，要解决当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判断问题。现在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的发展与道德建设是不同步的，甚至认为，基本道德规范都缺乏坚守，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梳理的话题，限于篇幅，我不在此过多论述。但有一点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也经历了不断变革，而且也推动社会主义伦理观念的发展，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进步的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首先我们要自信地看到一个包容、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本身就是社会伦理精神的一次大变革。我们不能以偏概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次，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是简单地问答社会风气和伦理精神“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社会风气和伦理精神如何构建？“怎么干”的问题。我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特别是随着执政能力的提高，对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我们党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拓性。通过制度和机制来建设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是一个必然选择。道德的法治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它的确是实现道德规范成为社会民众行为规范的制度保障和有益经验。所以，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仅是各部门，各主体要践行“八荣八耻”，更重要的是还要寻找一个全社会有效遵循道德规范的制度激励和惩罚制度和机制，使国民道德风尚得到可持续地发展。

（二）结合政治学研究，我认为当前我们在宣传、研究和贯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发挥研究的主导作用。“八荣八耻”看似一个道德规范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国民精神问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充实了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因此，我们要把荣辱观提高到政治文明建设高度去认识，既要注重继承，同时也要借鉴世界国民精神教育的好的经验与做法。通过法治化的方式来构建道德规范，塑造国民精神。仅从政治学角度，八荣八耻就涉及到“政党的先进性标准”，“政府的公共性标准”，“民众的道德普适性标准”，这些内容就有许多可以研究的重大课题，如官员道德的制度和机制建设问题。从机制和制度的角度看，以荣辱观的践行情况考评官员道德，涉及如何创新我国政府人才的考核机制。在有些国家，由于制定了具体的公务员道德法，譬如《政府道德法》、《政府官员道德法》等，所以对官员的道德考核能够持之有据，进而分化出合理的考核指标，取得较好的考核效果。这方面，我们可以争取立项，结合中国和省情提出相关的调研报告和《政府道德法》大纲。进一步使理论结合实际，变成可操作性地制度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