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路径范文10篇

实践路径范文篇1

关键词：美育;少儿舞蹈;舞蹈创作;北京地区

一、北京地区少儿舞蹈创作背景

（一）美育工作的开展。早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美育理论与体系的引入，蔡元培先生就撰写了《以美育代宗教》一文来宣传美育思想，提倡美育的制度建设。1987年2月，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国率先召开中小学美育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艺术教育委员会。1999年6月，主席于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就我国的教育方针做了新的表述：“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美育被正式写进教育方针，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正式确立。紧接着在2000年,北京市教委制订《小学美育大纲》《中学美育大纲》《高等学校美育大纲》。从新时期教育发展的角度,对美育的原则、培养目标、基本任务以及美育的内容与要求、实施美育的途径、学校艺术教育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学校美育大纲。由此可以看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对于党和国家美育政策方针与理念的实施反应灵敏、贯彻有力，因而北京地区的美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对于舞蹈美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二）舞蹈课程的开设。“素质教育舞蹈课”是吕艺生教授在教育部《素质教育与舞蹈美育研究》专项研究中的子课题成果，目前是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通过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舞蹈课程形式，以期培育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自我表现能力、知识迁移与融合能力，进而实现学生提升素养、完善人格、强健体格、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2014年在北京市教委的推动下，北京市50所中小学正式开设素质教育舞蹈课的教学工作，将其列入学校课表当中。至2015年，仅仅一年时间开设素质教育舞蹈课的学校就增加了100多所，足以见得舞蹈课程的开设符合当时学校教育的切实所需，获得众多学校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同时，2014年北京市教委为充分发挥高校与社会力量在美育当中的引领作用，开展了“高参小”项目①，先后筛选出20余所高校为“高参小”项目的实施提供帮助，其中设有舞蹈课程。（三）比赛与展演的举办。北京地区舞蹈创作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历史之久远、积淀之深厚的各级各类比赛与展演的举办。早在1980年4月，北京市团委、市教育局、市文化局等单位发出《关于举行中学生文艺演出的通知》，每年暑假举行中学生文艺汇演，到1990年共举行11届。②当前在愈发重视美育与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以原创为主的比赛与展演更是开展的如火如荼。以2019年为例，北京地区就有第二十二届学生艺术节、第十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艺术展演、第十六届北京舞蹈大赛等多项业界公认的具有较大规模与权威性的品牌比赛与展演，极大的促进与繁荣了北京地区的少儿舞蹈创作，搭建了北京地区少儿舞蹈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整体呈现方心未艾之势。在这三场具有代表性的比赛与展演中，体现出参加人数之多、入选作品之多、举办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等特征。舞蹈比赛以及展演中大部分均为原创作品。无论是从比赛或展演通知文件当中提到的的“鼓励原创作品”，还是各参赛单位踊跃的创作激情，亦或是比赛奖项设置上的“创作奖”，都不难看出少儿舞蹈创作领域蓬勃积极的发展势头和一以贯之的创作热情。随着比赛与展演的开设，大量的舞蹈作品呈现，随之衍生的一系列有关少儿舞蹈创作、少儿舞蹈美育、少儿舞蹈理论的现象与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业内专家学者的重视。

二、美育视域下少儿舞蹈创作中的矛盾

（一）创新思维的培养与作品评选机制之间的矛盾。在美育的总体理念当中，少儿舞蹈创作的本质是通过作品表现的形式，少儿在舞蹈活动过程中，被激发出可视化的创造性思维以及对生活美、艺术美的抽象把握，是近年来少儿舞蹈创作作为美育的评价标准的原因之一。但就目前少儿舞蹈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无论是从少儿舞蹈创作的选材、结构、编舞，还是后期的音乐选择、舞美设置、服装择定，都几乎由任课教师或者外聘编导来完成，并且最终的评价标准是舞蹈作品的质量优劣，即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一个“舞蹈作品”的成熟程度。虽然已经把童真、童心、童趣作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因素，但其关注点仍然聚焦在舞蹈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当中。其中参与舞蹈创作与表演的学生是否真正受到了美育的影响，对其产生了从身体到思想层面的变化，我们在这个评选机制中却无法得知客观有效的数据。二者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于重视过程还是结果。舞蹈美育以及少儿舞蹈创作的出发点是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性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苏珊在《美育基础》一书中提到：“现代审美心理学表明，学前少儿几乎没有什么审美鉴赏能力，7-9岁的少儿对艺术的评判标准是作品与实际像不像，审美标准单一。13-20岁之间，青少年的审美标准带有相对主义倾向，缺乏批判性。20岁左右，青年才开始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标准，审美趣味也初步形成”。③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也指出“构建大中小幼相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美育课程目标”。《意见》中目标的设立也是建立在美育的时间周期较长这一特征之上的。现阶段舞蹈美育以及少儿舞蹈创作的衡量标准为舞蹈作品质量的优劣，是一种结果性评价，追求短时间的成果转化。就北京地区的各类展演和比赛而言，一年一届或两年一届的开展与举办，促使大部分学校和舞蹈老师一直忙于准备或推出新的舞蹈作品。对于学生而言，当教师的关注点在对于作品呈现的极致要求时，就会缺失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与关注。尤其是那些受到学业压力，只有两年时间在舞蹈团中练习的初高中生，影响更为明显。最终少儿舞蹈创作呈现出在学生与作品之间关注对象颠倒的现状，似乎与我们所强调美育理念的初衷不符。（二）舞蹈创作理念与创作主体地位之间的矛盾。美育视域下的少儿舞蹈创作，是以舞蹈作为表现手段与呈现方式，通过感受美的发生———深化美的体验———进行美的创造三个审美过程，以达到少儿创造性思维与审美认知综合性培养的舞蹈活动。其中，少儿对于美的创造是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检验审美教育的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应该将少儿放置于舞蹈创作的主体地位。但由于少儿在学习阶段缺乏整体的艺术鉴赏水平和艺术行为能力，舞蹈创作活动中应由教师进行辅助性引导与总体性把握，以专业的艺术视角将少儿的创造性成果进行合理的选择与配置，最终形成一个既具有少儿主体性又富有艺术标准性的舞蹈作品。这一创作理念也与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囯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的“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这一教育理念相契合。随着少儿舞蹈的蓬勃发展，舞蹈作品反映出来的相关现象与问题引发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其中所出现的“成人化”“技艺化”“模板化”等创作问题在经过几次专家学者的研讨与强调后，大部分舞蹈教师在继续创作时带有思考性的问题规避，所呈现的作品质量显著提高，对少儿身心理的关注和童真、童心、童趣的挖掘成为创作主流。从创作结果中看，虽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究其根本，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创作主体地位颠倒所导致的必然现象。在少儿舞蹈创作中应以学生为创作主体，通过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辅以教师的艺术引导与激发，其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最为自然、最为贴切、最富有共情的舞蹈语言。以往占据创作主体地位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稚嫩的第一输出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与整合，再将其反馈于少儿，以检验艺术处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不断进行调整，由此达到一个少儿舞蹈创作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既是少儿的，又是舞蹈的。

三、少儿舞蹈创作的实践原理与方法构思

（一）美育视域下的少儿舞蹈创作实践原理。基于对美育原理的理解以及积累的创作经验，通过对少儿舞蹈创作中所出现的两大矛盾的梳理，紧握少儿舞蹈创作的根本原因与最终目的，本节通过思考后提出少儿舞蹈创作中的四个维度、四个方向与两个方法。四个维度分别为科学、文化、生活与情感。通过对四个维度的分类，进一步寻找在实践中可开展的方向，最终结合实际提出方法与路径。科学———规范与引导。少儿舞蹈创作首先要根据少儿的身心理特征，运用科学的舞蹈教育方法与手段，解决少儿肌肉、骨骼、心肺、机体等基本身体素质性的训练，开展包括科学的身体训练、理性的身体认知、客观的身体接受的舞蹈课程。通过规范的动作形态与引导式的身体开发，在促进少儿的成长与发育的同时，为进一步的动作编创中对身体的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文化———认知与尊重。舞蹈是情感表达的艺术载体，同时也是文化赋予的身体语言。无论是国外的芭蕾、现代舞、街舞，还是国内具有传统精神的古典舞、汉唐舞、敦煌舞或者是承载着民族风格特性的民族民间舞，文化都是支撑其起源、发展与流变的重要因素。少儿在学习与表演这些典型性、风格性的舞蹈动作时，应该主动认知其舞蹈背后的文化含义，而不是进行单纯的动作模仿；应该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背后的文化存在，而不是表现出泛泛的漠不关心。生活———体验与观察。丰子恺提出“人类最初，天生是和平的、爱的。所以小孩子天生有艺术态度的基础。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④我们在舞蹈创作中所要做的就是把少儿与生俱来的“生活优势”进行挖掘与放大，并在过程中寻找舞蹈创作的素材与内容。培养少儿对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能力，教会其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世界，在此基础上修正其对事物的看法，形成正确的生活态度与世界观，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巨大的艺术宝藏，也会对其未来的学习与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收益。情感———接纳与表达。情感在少儿舞蹈创作中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是生发内心认同的关键链接，也是表达思想世界的重要端口。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倡导“非指导性教学模式”,试图求得学生在主动、解放、自由的状态下,由积极情感作为动力推动学生的认知学习。因此无论是舞蹈创作、还是少儿教育的角度，情感都以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拥有着不可估计的力量。而在舞蹈创作中可以以启发式的游戏或创新性的引导使得他们在其中辨认和标识情感、学习接纳情感，在舞蹈创作所设置的特殊情境如悲伤的小青蛙、快乐的玩偶、奇怪的大脚等中适当的表达情绪，由此完成少儿的情感意识、情感接纳、情感表达的逐步发展。（二）美育视域下的少儿舞蹈创作实践方法构思。围绕以上四个维度与方向的美育核心内容，结合当下北京中小学舞蹈素质课的实际情况，在尽量维持总体教学环境与课程设置不变的前提下，拟通过局部的细节调整与教学中心偏移，在少儿舞蹈创作实践过程中提出两个切实具有可行性与开展性的方法构思。其一是以课程的形式，开展科学的身体教育与综合的舞蹈训练。科学的身体教育是舞蹈创作的前提。只有少儿在身体教育中对自己的身体接受与认知，了解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学会关注身体的发展与结构后，才可能灵活的运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其情感以及创造性思维外化的工具，实现舞蹈创作的真正含义。目前北京大部分舞蹈课程为素质训练课，在课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身体情况赋予极大的关注，但容易局限于软开度、技巧性、力量感等舞蹈动作的完成上。在美育视域下开展的身体教育的关注点应该放置于少儿的肌肉、骨骼、心肺的发育、身体各部位的灵活运用以及良好的身体形态上。通过科学化的舞蹈训练，解决已出现或潜在的身体问题，保护少儿身体的良好发育与成长。综合的舞蹈训练是舞蹈创作的基础。所有的艺术创作活动中的素材积累一定是地基性的存在，优秀的素材积累是美的鉴赏和体验，在创作中会形成美的转化与发展，从积累到运用再到创作的一个基本过程。因此舞蹈训练中应该包括多种丰富的舞蹈素材库，它包括基本的舞蹈动作元素，典型的舞蹈创作语汇，多样的舞蹈肢体表达。在这个部分中应该注意的是，规避专业教学中程式性的动作学习，在少儿的学习中，教师在强调规范的同时保留舞蹈本身的风格与趣味，避免学生陷入到只关注动作是否高难度的状况中。以上两者皆是线状的学习过程，是通过一以贯之的长时间的积累达到质量上的提升与飞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建议以能够保证学习时间与内容的课程形式进行开设。其二是以课题的形式，开展舞蹈的创新思维与多元的素材融合。舞蹈的创新思维是鉴赏舞蹈能力———解放少儿天性———鼓励创造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并且通过不断的练习与启发，使少儿最终形成一个自然的创新思维逻辑。这就需要学生接触大量的不同主题、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舞蹈，并且教师需要以生动灵活的方法刺激少儿内心的艺术感知与创新，在不同的角度与课题中，寻找适合学生个体的创新思维模式。多元的素材融合是指少儿无论是开展素质教育还是基础教育，其都会在这一时间段里接受大量的知识与信息，这些被我们忽略掉的、每天与学生息息相关的都是舞蹈创作中的重要素材。21世纪强调人才培养多元化，鼓励学术交流与跨学科研究，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学生背景与时代特性，进而开展相关的舞蹈创作课题与活动。比如，人大附中航天城分校目前就有开设相关的舞蹈融合课程，如舞蹈与诗歌、舞蹈与剪纸、舞蹈与音乐等。这是一种从形式开始推演到内容与结果的创新，而这种新形式下的环境背景所衍生出来的作品也容易达到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舞台效果。上述两个内容都需要不同角度的尝试与突破，其学习过程是点状的，并且基于学生创造思维与方向的不同，建议以课题的形式开展，可以由学生自发根据兴趣组成课题小组并由老师进行辅导，这一行为可以极大程度上的留给学生自我发挥的空间，留给创新孕育所需要的最大化自由。

四、结语

在开展美育的时代背景下，少儿舞蹈创作应运而生并总体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美育原理是少儿舞蹈创作的前提，也是指导实践的基础。其在开展过程中需要对少儿进行创造性培养、身体素质训练、认知水平等多个方面形成有效教育。文本基于这一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对少儿舞蹈创作的实践路径展开由历史到现状、由观点到方法的学理性研究，并最终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模式，对推动少儿舞蹈创作以及舞蹈美育走向科学而系统的未来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资华筠,刘青弋主编.舞蹈美育原理与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2]吕艺生主编,屈红梅,张乐乐副主编.素质教育与舞蹈美育研究成果丛书素质教育舞蹈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3]丁小棋,朱敏编.少儿舞蹈编创[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4]曾婕,刘海栋.少儿舞蹈的童真•童心•童趣记第九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发展研讨会[J].舞蹈,2017(09):20-23.

[5]王珍珍.少儿舞蹈作品创作中的“成人化”问题由第九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引发的思考与启示[J].舞蹈,2017(12):72-73.

[6]丰子恺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

实践路径范文篇2

关键词：建党精神；高校；思政课

我党在艰苦的革命历程中形成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担当使命、践行初心，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不负人民、对党忠诚的建党精神，这是我党的精神源泉，高校应继承红色血脉与光荣传统，将建党精神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阵地和关键课程，必须传承和发扬建党精神，将建党精神作为激励学生胸怀爱国之情、树立远大抱负、肩负时代使命的抓手，培养出担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重任的接班人。建党精神拥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将建党精神渗透并融入思政教育中，对激励和引领学生坚持理想信念、提升修养品德、树立理想抱负、提高素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证。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历史长河与人类文明发展中得到凝练和印证的理论创新和政治宣誓，拥有高度的科学性、开创性及先进性。深入探究并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明确高校思政课与建党精神的融合方向和重点，能够为高校思政教育优化升级、发挥主阵地作用提供抓手。简言之，把握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可以为思政教师明确融合“什么”提供指导。首先是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持真理主要指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十月革命所呈现的真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先驱，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的根本力量来源于“庶民的伟大胜利”。我党始终将该真理作为革命斗争的根本之道，时刻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引领人民不断开创出全新的历史格局，切实转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坚持理想也指坚守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我党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从没有放弃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执着和奋斗，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创造出伟大、壮观的中国奇迹。其次是担当使命、践行初心。我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切创造、一切牺牲、一切奋斗，归结起来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阶段，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任务。一是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二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三是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担当使命与践行初心都是我党始终坚持、恪守的历史责任。再次是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坚守理想、坚持真理、担当使命、践行初心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目标，必定需要英勇而顽强的革命斗争。有斗争便有牺牲，在革命奋斗的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辈都付出了牺牲，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而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不怕牺牲主要指牺牲小我，为人民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作出努力。最后是不负人民、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指忠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所以对党忠诚也代表着不负人民，忠诚于人民。我党始终将“立党为民”作为行动指南，不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脱贫攻坚、反腐斗争、扫黑除恶、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党所展现的人民情怀深刻烙印在百姓心中，烙印在历史的画卷中［1］。

二、伟大建党精神与思政课融合的价值意蕴

第一，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伟大建党精神是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民族复兴及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源泉。将建党精神与思政理论课融合，就要培养家国情怀、革命情感，引领学生跟党走、听党话，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则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将育德与育人充分结合起来，坚持将学生作为教书育人的主体，突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使学生成为品德高尚的优秀人才。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立德树人的重点不应局限在学生道德品质上，还应上升到社会建设、国家发展及民族复兴上来。而在某种程度上，伟大建党精神能够满足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将建党精神与思政课相融合，不仅要求思政教师做好思政教育工作，还需要积极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将建党精神作为立德树人任务落实的力量源泉。第二，有利于提升思政教学实效。思政教育关乎着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提升思政教育实效，为国家培养优秀的接班人和建设者逐渐成为高校教育的现实需求。建党精神是我党在革命斗争与历史奋斗中所积累、总结的宝贵经验，是人民情怀的现实表现。将思政课与建党精神融合起来，能够让学生有所悟、有所思，从而明白建立红色政权、民族主义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能够在思政学习中明白担当责任、坚定革命立场，坚持艰苦奋斗，提升报效祖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在思想和心灵上认同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主流核心价值理念。因此，将建党精神与思政课融合，逐渐成为思政教学实效提升的基本需求，成为提升学生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国家情怀的关键保障。并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高校思政课的提质增效，提供丰富的育人资源和力量源泉［2］。第三，有利于促进学生奋发图强。只要青年一代有担当、有本领、有理想，民族便会有希望、国家便会有前途，学生是我党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每个学生都应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与建设者。积极做好思政教育工作，将建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渗透到思政课中，不仅能够让学生群体对我党的奋斗精神有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也能为学生树立榜样，引领学生根据我党的要求，建功立业、成长成才、奋斗拼搏，谱写出激昂的青春乐章，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成为民族复兴、人民富强、国家昌盛所需求的时代新人。总而言之，将建党精神渗透并融入思政课中，就需要引导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梦的信念，将人生抱负渗透到民族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从而奉献力量和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崛起。

三、将建党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基本原则

第一，将精神谱系与精神之源相融合。建党精神是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精神之源，在百年奋斗中，我党始终坚持并弘扬建党精神，构筑包括抗疫精神、抗震精神、特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精神谱系。精神谱系与精神之源相互呼应、协调统一，共同推动了我党的建设和发展。所以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思政教师应紧紧结合精神之源与精神谱系的价值意蕴和精神索引，将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充分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以精神谱系所蕴含的英雄故事、革命故事、党的故事来阐述建党精神，让建党精神的融入和渗透，有依托，有抓手。第二，将四史教育与建党精神相融合。弘扬建党精神是对我党光辉历史的客观总结，将建党精神渗透并融入高校思政课中，就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发展史、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党史来开展，因为建党精神能够充分体现在四史中，而四史教育能够充分彰显建党精神在各个历史阶段、时期的精神状态，可以让学生对建党精神所拥有的时代内涵、现实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在将建党精神与四史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思政教师不仅要阐释建党精神内容，还要结合四史内容帮助学生深化对建党精神的认识，提升学生弘扬、传承建党精神的积极性、自觉性。第三，将学生认知与内容设计相融合。思政教育是用科学理论“教育人”“培养人”的教育形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行为特点，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讲透彻、讲清楚。是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任务。《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思政教师遵循学生认知规律，优化课程内容，体现学段特点，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①。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学生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思政教育理念、模式、体系、方法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思政教师必须明确新时代背景下学生的行为方式、思维形式、认知特点，通过优化内容设计，让思政教育更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从而为建党精神的融入奠定基础［3］。

四、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第一，提高思政教师的政治站位。提高思政教育实效，促进伟大建党精神的融入，思政教师必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传递。对此思政教师应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理论素养，准确把握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实现思政理论课政治性与知识性、价值性、学历性的协调统一。而在高校教育与发展的层面，学校需要打造一支对建党精神深入理解，理想信念牢、政治站位高、业务素质高的思政队伍，增强思政理论课的实效性、学理性、思想性、政治性，充分发挥思政教师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的作用。这便要求思政教师守好政治红线，明确价值定位，提升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准确认识和理解党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通过思政课向学生阐述我党的精神谱系与党史知识，让学生在体悟建党精神的过程中，积极成为不负人民、对党忠诚、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通过自主学习、专题培训及理论研究，能够帮助思政教师明确建党精神的基本理论、传承机理及精神要义，让建党精神真正与高校思政教育融合起来。譬如，通过开展党史教育培训工作、理论知识比赛、与名师交流等都能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政治站位。然而从实践探究的角度出发，高校要想提高思政教师的政治站位，还需要提高教师对建党精神的体悟、理解和领悟能力，譬如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等角度出发，深化思政教师对建党精神来源的理解。通过强化教师对建党精神价值的把握，引导其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此外，高校还需要提高思政教师融入建党精神的科学性、积极性、主动性，使其在合适的教学环节、合适的课程，以合适的方式渗透建党精神，在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更好地阐述建党精神，讲清我党的历史成就和奋斗成绩。对此，高校应建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深入教学实际，通过教育指导、教学评价等方式，指引思政教师更好地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更好地渗透建党精神。与此同时，还需要建构相应的激励机制、长效机制，确保教师在建党精神融入上，拥有较高的积极性、自主性及主动性［4］。第二，加强思想政治课程的实践教学。思政教师应在“实践和实际”上下足功夫，让建党精神在思政课传播与讲授中真正做到“趣味性”和“理论性”的充分融合。首先，实际与理论的融合。思政课之中，不仅需要将精神谱系、四史教育融入建党精神的主体内容中，还需要注重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的融合，关注学生、关怀学生。最后，优化评价机制。实践与理论的融合可以帮助思政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渗透并融入建党精神，深化学生对建党精神的认知，然而要想确保“实践与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融合实效，高校有必要优化当前的评价体系，突出其对实践教学的关注力度，使教学评价成为实践教学作用发挥、价值彰显的保障。如果缺乏对思政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缺失相应的评价体系，便会导致思政教育工作者难以利用实践教学工作，增强教学实效，进而导致建党精神的融合效率受到影响。因此，加强对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力度，拥有鲜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的作用。首先，思政教师应发挥好网络教学平台的实时性。通常来讲，网络平台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延伸，思政教师能够利用网络平台的互动性、融合性、高速性特点，整合最新的思政教育资源，让思政教育更贴近生活。在素材选取上，思政教师可以选取正能量的、趣味性高的新闻，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感悟建党精神。譬如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感人事迹等。当然也可选取负能量新闻，提高学生的明辨是非能力。其次，充分利用网络评价系统。深化教师对学生学习的了解。最后，优化网络教学方法。将建党精神与思政课程融合起来，不仅需要思政教师优化教学内容，增强思政理论知识与建党精神的内在联系，还需要通过优化教学方法的形式，提高建党精神的融合实效。

五、结语

将建党精神渗透并融入高校思政课中，可以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更好地提高思政教学成效、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促进学生发展提供保障。然而在建党精神与思政课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教师紧紧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坚持将“精神之源与精神谱系”“建党精神与四史教育”“认知规律与建党精神”相融合的原则，通过加强实践教育、提升政治站位、发挥网络教育作用的方式，提高建党精神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实效。

参考文献：

［1］武峥，仇翠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耦合［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5-8．

［2］贾钢涛，吴宁．“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11）：141-143．

［3］肖鑫．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若干思考［J］．文化月刊，2021（11）：150-151．

实践路径范文篇3

［关键词］脱贫攻坚;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扶贫实践

安徽大别山区是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规划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也是安徽省在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采取何种扶贫方略改变此区域的贫困面貌，是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2015年11月中央决策层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主基调。2015年12月，《安徽省贯彻落实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指出要坚持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加强生态保护建设，推进扶贫攻坚进程。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1］，走出一条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的生态扶贫道路。生态扶贫实现了从指导思想到实地运用的重大飞跃。学术界密切关注生态扶贫实践，研究成果逐步涌现，为持续推进生态扶贫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沈茂英、杨萍界定了生态扶贫的概念与生态扶贫的五大类型，提出了新时期生态扶贫建设的重点领域与制度保障(沈茂英、杨萍，2016)。曹诗颂等通过对连片特困区714个贫困县的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得出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共生共存［2］，提出将生态经济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走生态扶贫道路(曹诗颂等，2016)。莫光辉从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内涵和绿色减贫定位阐释了绿色减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取向［3］。但是生态扶贫的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基于全局性扶贫开发视野，缺乏较强的区域针对性。本文以典型的安徽大别山区为例，尝试分析生态扶贫在实践中的运行成效，探讨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路径寻找良方，也可为其他贫困地区深入开展生态扶贫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

一、生态扶贫:脱贫攻坚的一种新范式

传统的生态治理是作为一种脱贫手段被嵌入扶贫开发大格局之中。但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平行化前进的实践方式，并不能实现生态治理的持续有效和贫困人口的持续脱贫，从而导致贫困群体与当地生态环境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泥潭。进入新时代，绿色和协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也逐步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核心元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定位，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的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新策略。通过实施各具特色的生态扶贫模式，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要素并融入精准扶贫之中，让贫困人口从生态治理中有效脱贫，使其成为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一种选择。生态化是生态扶贫的内核。生态扶贫是绿色协调发展理念在反贫困领域的集中体现，基于贫困地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空间区域重叠、生态治理与贫困治理目标重合而形成，侧重于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4］依靠生态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赋予贫困人口参与并获得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权益，通过生态资源的持续有效利用，彰显脱贫攻坚道路的绿色化形态。生态扶贫是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并不是要单纯固守一地的生态资源，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践创新，充分利用好生态资源禀赋优势，串联起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两个战场，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实现绿色减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格局。生态扶贫的落脚点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5］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扶贫模式，将生态经济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让贫困人口参与重大生态项目建设，创新生态资源加工利用方式，以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为载体，形成绿色生态产业体系，着力将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融入其中，提高生态扶贫的益贫效果，最终实现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安徽省脱贫攻坚的重要阵地，安徽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生态功能定位注定该区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方向是实施生态扶贫，以生态立足的绿色脱贫之路在安徽大别山区全面开启。

二、生态扶贫的实践探索

安徽大别山区包括六安和安庆两市全境，共含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寿县、霍邱、金寨与霍山九县，该区域担负着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变贫困面貌的双重责任。何以撬动大别山区既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依靠生态扶贫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安徽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安徽大别山区以消除绝对经济贫困和改善生态治理为目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与“扶贫”有效衔接，依靠区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岳西县将生态农业扶贫作为摆脱贫困的一种途径，依靠先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将茶业打造成生态经济首选产业，将以茭白为主的高山蔬菜作为一种特色主导产业，“岳西茭白”成为中国十大产业扶贫案例，积极推进全县蚕桑产业扶贫工作，生态特色农业成为岳西县绿色发展的主战场和增长极，2018年8月岳西成为全省首个“摘帽”的部级贫困县。太湖县积极打造蔬菜产业扶贫项目，宿松县实施“稻虾合养”新型模式，其他各县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不同样式的特色农业助力生态脱贫。(二)打造品牌，推广光伏产业。金寨坚持以“生态立县”，发展绿色经济，通过创新脱贫攻坚方式，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光伏扶贫是金寨县生态扶贫的一张靓丽名片。从2014年成为光伏扶贫的“试验田”开始，金寨县开启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光伏扶贫实践。为了让光伏发电与贫困户“结缘”，金寨县全面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到户项目。精准识别贫困户后，通过“到村到户到人到产业”的扶贫思路，运用扶贫资金为贫困户建设光伏电站，实现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以金寨县为代表的光伏扶贫，已成为大别山区精准扶贫的品牌项目，有条件的贫困县纷至沓来，学习借鉴金寨的生态扶贫模式，金寨县为安徽乃至全国生态扶贫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三)借力区位，发展生态旅游业。潜山县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精准扶贫，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将生态旅游业作为脱贫主引擎，构建全域“生态+旅游”发展大格局。依托天柱山天然品牌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将生态扶贫与乡村旅游相结合，通过将生态资源变成旅游收益，将贫困户变成旅游经营户，将生态农产品变成特色旅游产品等方式，走一条让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的生态旅游扶贫道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让乡村旅游变成贫困户的“金饭碗”。潜山县依靠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实现了金山银山的目标。(四)拔掉“穷根”，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针对部分生态功能脆弱区“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情形，如何让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静养”，如何让搬出“穷窝”的群众彻底拔掉“穷根”，望江县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把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坚持把生态移民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积极发展生态特色农业，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等方式，实现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岳西县将“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精确瞄准贫困人口，制定长期帮扶计划。根据搬迁群众的实际情况，采取就近务工、城镇就业、开办农家乐、易地扶贫搬迁加种植养殖等多种模式，为贫困户量身制定脱贫方案，解决可持续生计问题。各地用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生态移民加上就业安置等于满满的幸福感。

三、生态扶贫的实践困境

生态扶贫是安徽大别山区基于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扶贫理念与手段，生态扶贫虽然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试点，但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的双赢还存在亟待破解的29难题。(一)绿色减贫理念有待提升。作为极具特色的一种扶贫模式，生态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也是绿色发展理念在精准扶贫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实现“金山银山”，是安徽大别山区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立下的军令状。但从现实来看，绿色发展理念在该区域还没有形成共识。一方面，受脱贫指标和GDP目标考核的双重驱动，个别地区不愿扶持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可能还带有投资风险的绿色生态产业，对绿色发展方式尚无做好充分准备，即便规划了战略性绿色新兴生态产业，也仅限于将“绿色增长”作为宣传和显示政绩的口号，没有将绿色减贫理念严格贯彻。另一方面，贫困群体的生态意识较为薄弱，短期内难以扭转他们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扶贫的认知，这也阻碍绿色减贫理念的推行。(二)经济、生态效益难以兼顾。传统的扶贫开发偏重于短期物质财富的增长，忽略了要与当地环境互生共存。对经济效益的极力追逐导致生态效益的急剧衰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互悖逆，难以得兼，［6］其结果陷入了贫困与生态脆弱长期交织的窘境。为了扭转局面，生态扶贫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依靠当地既有的生态资源优势，创新脱贫攻坚新范式，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融为一体。但鉴于其效果的长期性特点，贫困主体在短期内较难从生态扶贫中获取较大收益，不免对生态扶贫心存疑虑，无法调动积极性投身其中。受制于短期脱贫的政治目标，扶贫主体也不愿致力于具有长期经济效益的生态项目建设。大别山区贫困主体和扶贫主体在生态扶贫上的一致性态度迫切需要发展高效的特色生态产业兼顾经济与生态效益。(三)生态扶贫的政策设计亟待完善。2018年1月颁布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表明中央决策层对于生态扶贫的重视，预示着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生态扶贫在安徽大别山区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某些生态扶贫项目需要大量投入，既依靠原生态优势资源，更需要雄厚资金的长期注入，这不仅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要随时接受是否具备可持续的风险挑战，还可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和返贫率。而“短期内出效益”的扶贫政绩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扶贫主体对生态扶贫的瞄准偏离［7］。各地为了让生态扶贫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纷纷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生态发展能力较强，脱贫难度较小的贫困村，塑造生态扶贫样板，展示地方扶贫政绩。对脱贫攻坚短期效益的急切期待，对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的严苛要求都可能为大别山其他贫困地的生态扶贫带来重压，急需优化调整现有的生态扶贫政策。(四)贫困人口的脱贫动力有待增强。提高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是生态扶贫的最终落脚点，安徽大别山区贫困人口积极主动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有待加强。当前，脱贫攻坚是各级党政干部的重大政治任务，以政府为主导采取自上而下的扶贫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贫困群体对外部扶贫资源的依赖性，助长了贫困人口“等、靠、要”的恶习，抑制了贫困人口依靠当地优势生态资源自主脱贫的积极性。大别山连片特困区集中分布使得贫困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较弱，整体素质较低和脱贫意识不足使得他们对生态扶贫半信半疑，驻足观望，只希望靠外部快速强大的资源投入改变贫困面貌。扶贫主体的工作重心不断下沉，在对贫困户的瞄准越来越精准，开拓多重利好叠加的扶贫模式时，必须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和贫困人口，激发贫困群体生态脱贫的内生动力，最大限度降低脱贫成本。

四、生态扶贫的长效举措

随着生态扶贫的不断推进，安徽大别山区的脱贫地域在逐步扩张，贫困范围在不断收缩。为了如期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任务，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安徽大别山区正在尝试构建生态扶贫的长效战略举措。(一)初心不改，坚守绿色发展理念。以破坏生态资源，污染生态环境为导向的传统扶贫开发不具有脱贫的可持续性。实践证明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方式的创举，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全新发展理念。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必须坚守绿色发展导向，编制大别山片区生态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打造生态的“原地”、生活的“宝地”、生产的“绿地”，走出一条绿色发展道路。通过生态扶贫促进绿色发展潜力的释放，并带来可观的生态经济效益，让绿色发展观成为连接脱贫攻坚各相关方的强大纽带。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务实创新助力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让大别山区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完美融合，提高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增强幸福感，实现安徽大别山区贫困群体同步小康的目标。(二)依托优势资源，推进特色生态产业体系建设。与其他扶贫模式相比，生态扶贫坚守绿色减贫理念，将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通过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长，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持久发展动力。为此，安徽大别山区应充分挖掘生态潜力，盘活沉睡生态资源，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围绕特色生态优势产业和乡村旅游业，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开发并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项目品牌，推进特色生态扶贫产业建设，促进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良性互动，构建大别山区特色生态产业体系的全新扶贫格局。对于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区，以生态建设为抓手，精确瞄准贫困户，有效推进生态移民搬迁，为贫困人口“挪穷窝”，并在搬入地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培育新的生态产业增长链，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优化政策设计，科学引领生态扶贫方向。生态扶贫是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由之路，可有效将“金山银山”减贫经济效益与“青山绿水”长远生态效益完美融合。鉴于在实践层面存在的种种障碍因素，必须优化生态扶贫政策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利好扶贫政策的叠加效应，快速推动生态扶贫进程。针对安徽大别山区生态资源优势，制定并实施生态产业扶贫的绿色标准，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打好生态扶贫“组合拳”，吸引一批绿色优质企业落户并形成特色生态产业体系。通过合作经营、入股分红、自主创业、以工代赈等方式，为贫困地区提供长久发展动力。落实生态移民搬迁、推行纵横相连的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协同机制，完善生态扶贫资金使用方式，建立健全长短期相结合的绩效考评激励机制，使生态扶贫的双重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四)变革扶贫方式，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以往扶贫实践表明，只依靠外部强大力量的扶贫举措是不可持续的。不注重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生计能力，一旦外部帮扶力度减弱，短期已经脱贫的群体很有可能二次返贫，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实现长久脱贫的关键之举。因此，生态扶贫必须要在绿色发展观引领下，创新扶贫方式，变“输血”为“造血”，整合各项生态扶贫资源，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首先，扶贫主体要帮助贫困群体树立脱贫攻坚的主体意识，将扶贫与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意愿和发展潜力，增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昂士气，实现从被动脱贫到主动脱贫的态度转变。其次，带动贫困群体一起参与到生态扶贫实践中，通过参与生态工程(产业)建设，开发生态公益性岗位，依靠生态保护补偿等多种渠道助力贫困人口脱贫，让其拥有直接的获得感，激发贫困群体生态脱贫内生动力。

五、结语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时不我待。“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生态扶贫，就是大别山区破解贫困难题的“绿色密码”，它让新时期的安徽精准扶贫呈现出全新的视野和格局。期待到2020年，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模式渐入佳境，绝对贫困得以消除，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落实，生态产业扶贫体系逐步构建，生态扶贫政策设计不断完善，贫困群众脱贫动力不断增强，逐步打造出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新样板，提高脱贫效益，为其他集中连片特困区域的生态扶贫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中央人民政府网，www．gov．cn/xin-wen/2018－01/24/content_5260157．htm，2018－01－18

［2］曹诗颂，王艳慧，段福洲，等．中国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关系———基于连片特困区714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2016，(8):2614－2622．

［3］莫光辉．绿色减贫:脱贫攻坚战的生态扶贫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16，(11):10－14．

［4］李仙娥，李倩，等．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减贫的长效机制———以陕西北河县为例［J］．生态经济，2014，(4):115－118．

［5］沈茂英，杨萍．生态扶贫内涵及其运行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16，(7):3－8．

［6］庄穆，刘建章．新发展观视野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的可能与途径［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14－19．

实践路径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五德并育；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多种场合深入阐述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要求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些都为我国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在高职院校德育实践中，如何打造更具实效性和亲和力的德育模式还亟待深入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厘清“人的哲学”与现行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探寻新时代我国高职院校德育的价值目标和教育规律，并以此为前提，针对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德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五德并育”的德育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立德树人的哲学前提

德育作为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人、塑造人。德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培育“人”的活动，其实践主体是人，实践对象是人，实践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正是关注现实的人的存在和发展，在目的和价值取向上与德育实践具有一致性，是德育活动当然的哲学前提。“所谓人学，就是以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物为对象，探讨其生存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人学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把对人的关注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包含人的起源、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及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人的发展等内容，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性、主体性和能动性为逻辑前提，以人的需要为逻辑重点，强调人的需要和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以关注人的发展为逻辑线路，并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逻辑归属的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高职院校德育在教育主体、教育过程和教育目标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层面得以遵循。首先，德育的主体也应该是现实的人，即鲜活的大学生个体。大学生这一受教育群体同样也是一种主体性、实践性和能动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劳动的主体，同时也在劳动中创造着自己，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德育实践中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促进其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的人格升华。其次，德育的过程中应尊重受教育主体的“人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最原始的动力，以人类的生产劳动为途径和手段使其得以实现。因而在德育中应尊重学生个体的、现实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营造学生个性发展的环境，满足受教育主体发展的需要。再次，德育也应以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片面发展而言的，是对于人的异化状态的完全超越，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是人在能力、需要、社会关系和个性自由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虽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能一蹴而就，但在德育过程中，应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德育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归宿，同时，在德育实践中将德育的行为规范功能、精神鼓动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掘自身潜能，使自身人格得以健全与完善。

二、“人学缺位”：当前高职院校德育三大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从业界研究与实践的情况看，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学生“无感”和措施“无效”及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内涵不明确。没有从人的认知规律出发，使学生明确“德”到底是什么，包括哪些方面，导致学生感觉不到明确的修德方向；二是主体不突出。没有从学生自身成人成长的内在需要出发，而是仅仅考虑外部环境对学生的期待，且教育教学中，主要采取灌输式、碎片化方式，导致难以激发学生从德的能动性；三是体系不完善。没有从人的实践规律出发，解决关于“德”的实践路径系统性设计问题，导致学生习德的效果达不到预期。总体而言，当前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未能很好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人学缺位”，没有把握学生“内因”，从而使外因无法通过内因起作用、见成效。

三、“五德并育”：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德育模式探索

1.明晰“立德树人”之“德”的内涵。《辞海》中“德”的基本字义包括“人类共同遵循的规范”以及“品行”、“作风”、“善行”等。由此，要立“德”，就要考虑“立”哪些品行和作风、如何实践，如何对这些实践进行提炼，形成人们共同遵循的规范。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本观点，人的存在形式可分为三种：一是类存在，二是社会存在，三是个体存在。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将这一观点与高职院校德育实践相结合，我们看到，学生无论作为哪种形式存在，无论处于哪种社会关系之中，都有需要“共同遵循的规范”，都应具备相应的“品行”、“作风”、“善行”：当作为类存在时，需要具有整体性价值观，它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是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也是用来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当作为社会存在，人们涉及的社会关系领域主要包括家庭、社区或社会、职场、国家、世界，相应需要遵守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政治品德等道德规范；而当作为个体存在，需要不断认识和悦纳自我，处理好自我冲突、人际冲突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冲突。同时，无论作为上述哪种存在，人们都需要感受到自己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有由己及人的同理心，敬畏自然、尊重规律，正确处理人生过程的种种困惑，与外部环境相容相生，追求自我实现和解放，这就需要具备人文雅德。由此可见，高职院校“立德树人”之“德”的内涵，可依据上述脉络，相应着眼于政治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人文雅德这五个方面（简称“五德”），这也与党和国家倡导的新时代“立德树人”之“德”高度吻合。2.厘清“五德并育”的人学逻辑。“五德”即人的五项基本道德素质，是在政治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人文雅德”而成，也是将“雅德”这一偏重于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的人的基本素质纳入德育范畴的新尝试。“五德并育”是将以上五项人的基本道德素质整合起来，在德育实践中统筹培养，构成一种综合立体、相互支撑的德育模式。“五德并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遵循的德育模式，是充分发挥受教育者主体性和以满足受教育者的“人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以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德育尝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具体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在社会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而社会关系则是在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在社会关系的创造中达到自己的本质规定性。而政治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兼顾养成能够促进受教育者创造丰富的社会关系，其中既包括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包括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丰富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必然促使个人更好地形成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个世界包括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人要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则必然以处理好人与世界关系为前提，人文雅德培育正是关注到受教育者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培育学生的审美能力，并引导学生将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带入社会关系的创造和个人生活之中，有助于学生趋向于和谐、完美的人的本质的形成。从“五德”的相互关系来看，政治品德决定学生的成长方向，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决定学生能否与社会、职场相融，成为社会、企业有用之才，家庭美德关系学生的情感归宿与家庭和睦，人文雅德则对学生如何处理与己、与人、与事、与物的关系，能否度过一个幸福的人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将人文雅德纳入德育范畴是基于人的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必要的德育手段，是对传统德育模式的有益补充，“五德并育”既是对以人为本德育实践路径的潜心探索，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职院校的深入培育与落实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3.明确“五德并育”指导思想和整体思路。“五德并育”指导思想主要着眼于两个“遵循”：其一，遵循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把学生对“德”的内在需求放在第一位，把外部环境因素视为帮助学生道德养成的外在条件，促使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其二，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坚持德育的能动性、社会性、实践性与思辨性，使学生所学之“品行”、“作风”变成“善行”和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确保德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五德并育”的整体思路是：按照“德技双修、知行合一”的原则进行“四化”（专业化、标准化、课程化、系统化，下同）建设。即以办专业的思路“办”德育，将德育作为学生主修之外的兼修“专业”（专业化），通过制订德育质量手册、德育专业化建设标准、德育专业化人才培养方案、德育课程标准（标准化）及课程体系（课程化）等等，并系统安排德育与其他各专业建设（课程思政）、学院岗位责任制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系统化）等工作的有机融合，落实“三全育人”，使德育有关理念、方法、习惯随学生在校三年的学习与生活，日积月累，逐步形成。4.设计德育专业化实施的实践路径。（1）明确组织架构成立德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能是统筹全校德育资源，整合思政、意识形态管理、学生工作、创新创业、人力资源管理等力量，牵头部署、督促、协调德育相关工作，协同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具体包括：组织做好德育的“四化”，设计理论与活动两大类课程体系，制订好相关文件及制度规范；组织开展有关德育、思想政治工作的综合检查和课题研究；组织将“五德”核心要素及其拓展要素要求融入主修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为学生的主修专业提供课程思政指南；组织进行德育成效评价等。（2）构建“五德”核心要素模型运用人力资源管理关于岗位胜任能力模型的基本理念，结合学生的主体性、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内在要求，合理构建既适应学生人生幸福需要，又符合国家、社会、企业对学生的期待的德育核心要素模型，设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人文雅德五个维度指标，对每个指标分别进行核心要素的提炼。例如政治品德，将其核心要素提炼为“五爱”（爱国、爱党、爱人民、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再如职业道德，其核心要素可概括为“五守”（守信、受责、守规、守义、守拙）等等。此外，设计必要的拓展要素，例如有利于产生“愉悦”、增长“见闻见识”、体验“感动”、提高“情商”“逆商”“财商”等的要素，并为每个维度指标设置负面指标清单。（3）制订德育专业化实施规范德育专业化实施规范制定的主要目的在于打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主要包括德育质量手册、德育专业化建设标准、德育专业化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质量手册主要描述学院德育质量保证体系的组成及职责内容，重在对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德育进行程序性、制度性设计；德育专业化建设标准重在描述办好德育所必须具备的资源保障；人才培养方案重在明确人才“德”性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并进行详尽的课程（含理论和活动）设计及课时安排；课程标准重在将“五德”理念通过课堂落地生根。（4）形成相应课程体系围绕“五德”核心要素及其拓展要素，设计配套课程，分必修课、限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三类，每类课程形式包括理论课和活动课两种，其中，活动课包括所有由学院组织的学生活动，如第二课堂、读书活动、各类沙龙讲座、班会、竞赛、社会实践、研究型实践、专项训练等等。同样以政治品德为例：必修课，指根据国家教育部要求，必须学习且达到一定课时的课程，主要指毛概、形势与政策、思修、军事素养与训练等；限定选修课，是指能帮助学生基于史实、事实及自身的实践和思辨，真正理解必修内容的课程。因高职学制仅2.5-3年，理论学时数有限，故限定选修课的课程类型以活动为主，主要开设党史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500年、国防综述等；任意选修课，是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需要，为自己选择的课程组合，例如中国综合国力及世界地位、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及其作用、军事信息技术、现代战争等等。课程类型也以活动课为主。（5）为其他专业提供课程思政指南深入贯彻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相融合，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着力解决教书与育人缺乏协同的问题。寻找并运用“立德树人”之“德”育元素，是建设“课程思政”的重要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六个一”课程思政工程建设，是推动课程思政水平不断提高的必要举措。具体方法是：第一，将“五德”要求纳入各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对专业有关教育教学规范进行德育统领；第二，撰写《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指南》，就不同专业、不同课程、每堂课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提出指导。主要包括：灵活运用“五德”35个核心要素及其拓展要素，以课堂（包括理论课程和活动课程）为载体，通过确定几个重点（拟涉及什么德）、讲好几个故事，设计几项活动、准备几项拓展要素的方式，就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具体指导与示范。同时，建设一批校级课程思政建设示范专业；开发一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设立一批校级课程思政研究项目；选树一批校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打造一批校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并着力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6）进行德育效果测评一是严格按照德育专业化人才培养方案中关于考试、考评的要求，对德育成效进行检查和评价，德育评价标准重在完善学分制度设计，指导学生完成必修课、限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修足相应学分，获得合格评价。同时，对人才培养方案本身及学院德育相关工作进行内审和评价，以克服不足，持续改进。二是应用智能化教育教学手段进行过程监测和数据采集，及时反馈矫正，确保过程情况符合预期并不断优化。（7）巩固德育成果一是建设更加适应学情的校本教材，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进一步提升教职人员的德育及业务水平，特别是在全体教师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持续完善《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职院课程思政指南》，有力推动“三全育人”和“三教”改革。二是将德育职责与学院全员的岗位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为“三全”育人提供组织保障。三是将德育元素有机融入学院文化建设之中。四是完善学院《章程》，优化学院现代治理能力体系，促进学院持续、稳定地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大学的初心、使命也在于此。它体现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彰显了教育的根本价值。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出发，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内在需要，以办专业的思想抓德育，建立和完善适合高职学院学生特点的德育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师资队伍，与岗位责任制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章程建设等有机结合，“立德”任务的完成才更有保障，“树人”的效果才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0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3.

实践路径范文篇5

(一)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

低碳经济思想的早期探索来源于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提出的能源经济革命论。斯特•R•布朗认为:面对“地球温室化”的威胁，要尽快从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以太阳、氢能为核心的经济。［1］莱斯特•R•布朗还认为化石燃料或以碳为基础的经济，向高效的、以氢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十分必要和紧迫，要建构零污染排放、无碳能源经济体系。［2］而“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该政府文件中指出:其总体目标是205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国家。［3］2006年，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4］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订了倍受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8年7月，日本北海道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2010年的坎昆会议，正式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长期目标，此外还成立“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我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2006年底，中国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6月，中国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等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2007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式列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6月，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正式成立低碳经济研究院，重点围绕低碳经济、政策及战略开展系统和深入的研究。2009年3月中科院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之后，一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自己对“低碳经济”概念及内涵的理解和探析。目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经济和生态前沿理念，但没有统一使用的定义。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体制问题上，［5］而国内学者主要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绿色经济等角度进行研究。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角度来看，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6，7］从绿色可持续经济角度来看，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三低三高”为主要特征，以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整个社会最大产出的“绿色经济”［8］，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9］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10，11］并将低碳经济的内涵上升为是一种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续经济;是继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12］总体看来，低碳经济在发展的内容上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低碳经济在实现路径上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一种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在发展目标上是一种能够提高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的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三低三高”绿色可持续经济。

(三)低碳经济的特征

根据《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低碳经济概念可知，低碳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具有一下特点:第一，低碳经济具有低能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的特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基础上，以牺牲生态环境、消耗资源为代价，然而资源以及环境自我调节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无法继续进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便应运而生。第二，低碳经济具有经济性，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低碳经济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来发展，二是低碳经济的发展不应导致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明显下降［13］。也就是说，低碳经济强调更高的碳生产率，即每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GDP或附加值更高。同时，社会福利水平不因此而降低，不为了减排，抑制经济发展，降低生活质量。［14］第三，低碳经济具有创新性，即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较之以往的经济形态具有创新性。传统经济特别是工业化时代以来，主要以GDP的多少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考虑较少。低碳经济则强调对碳的排放进行计量，引入了碳排放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低碳化的目标，势必会带动并形成社会各个行业的新技术研发应用的创新潮流［14］。

二、低碳经济的实践模式

(一)城市建设中的低碳经济

据研究，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中，城市生产、交通及建筑碳排放量约占城市总的碳排放量的81．8%以上，其中交通17．5%(总温室气体的13．5%)，建筑使用中的电力及供暖19．8%(总温室气体的15．3%)，工业占据44．5%(总温室气体的34．3%)。［15］。因此，发展低碳城市能就大体上解决了低碳发展问题。低碳城市(Low－carbonCity)，是指在城市空间内发展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倡导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目标和蓝图、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的城市。［16］从城市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来看:低碳城市是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创新低碳技术，改变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17］保持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处于较低水平，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能源生态体系。［18］从城市构成的角度来看:低碳城市是指在保证城市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19］通过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20，21］以“顺时、因地、简约”为技术路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

(二)土地利用中的低碳经济

在众多的温室气体影响因素中，土地利用的改变和土地管理措施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22－24］据世界资源组织的碳排放计算器和著名碳循环研究专家的估算:1850～1998年间的全球碳排放中，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引起的碳排放是人类活动影响总排放量的1/3;中国1950～2005年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累计碳排放10．6PgC，占全部人为源碳排放量的30%，占同期全球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量的12%。［25］因此对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利用碳排放可进一步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又可细分为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碳排放和土地利用类型保持的碳排放:前者是指土地利用/覆被类型转变导致生态系统类型更替造成的碳排放，如采伐森林、围湖造田、建设用地扩张等;土地利用类型保持的碳排放，是指土地经营管理方式转变或生态系统碳汇所驱动的碳排放，包括农田耕作、草场退化、养分投入、种植制度改变等间接碳排放是指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上所承载的全部人为源碳排放，包括聚居区的取暖、交通用地的尾气排放、工矿用地的工艺排放等。［26］低碳土地利用是在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开发、再修复“5原则”下，［27］以低碳经济为标准，以达到最有效地利用土地、最少地排放CO2的效果，［28］形成高效、低消耗与低能耗的低碳循环性农业，紧凑、有序、节能的紧凑型城市用地布局，产业关联度高、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排放最小化的生态工业园区用地布局，以及产业梯度结构合理、市场竞争有序、生态环境友好的战略空间用地布局。［29］

(三)产业发展中的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又能保证低碳排放甚至零排放。所以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数据显示，德国的第一产业单位产值每增加1%，其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会增加15%。［30］(标明数据出处)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低碳产业是以碳减排量或碳排放权为资源，［31］以节能减排技术为基础，从事节能减排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的农业、工业化和服务业三者联动低碳化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32－34］从产业体系的角度来说，低碳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低碳节能和减排产业。主要涉及火电减排、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以及资源回收等领域;(2)清洁能源产业。主要涉及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以及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产业的开发和利用，此外还包括由于能源传输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新兴产业，比如由新能源发电并网而衍生出的智能电网业务等;(3)低碳金融服务产业。，主要包括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碳证券、碳基金等一系列金融服务行业。

(四)生活中的低碳经济

“低碳生活”(low－carbonlife)这一概念的提出较早见于2004年日本发起的“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这一计划首次将实行低碳生活方式纳入建设低碳社会的视野中。在2008年6月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倡导个人“低碳生活”，并对个人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提出了多项建议。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把生活作息时间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低成本、低代价、低能量、低消耗的生活方式。［34］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尚未在学界形成约定俗成的内容，且由于涉及很多生活细节，其内容具体而丰富。比如: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倡导个人“低碳生活方式”的建议就包括:每天使用传统的发条闹钟，取代电子闹钟;在午休和下班后关掉电脑和平板显示器;一旦不用电灯、空调，随手关掉;手机一旦充电完成，立即拔掉充电插头;选择晾晒衣物，避免使用滚筒式干衣机;用在附近公园中的慢跑取代在跑步机上的45分钟锻炼;用节能灯替换60瓦的灯泡;不开汽车改骑自行车等等。［35］

三、低碳经济的实现路径

(一)低碳经济的技术支撑

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对于城市建设、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和生活中低碳经济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近年来国际上低碳技术发展在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碳捕存技术等方面都成效显著。［36］第一类是减碳技术，是指高能耗、高排放领域的节能减排技术，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技术等。根据所需节能资源的类型可以将节能技术划分为五种:节电技术、节煤技术、节水技术、节油技术和节气技术。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耗能产业集中在工业生产、发电、建筑业以及交通运输行业，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节能减排的效果，应主要在这些领域发展节能技术。第二类是无碳技术，比如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泛指多种取之不竭的能源，它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具有资源分布广、利用潜力大、环境污染小、可永续利用等特点，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能源。可再生能源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保障，同时低碳经济发展也必将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37］第三类就是去碳技术，典型的是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CCS)。二氧化碳捕捉和埋存是指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能源的排放源中分离出来，输送到封存地点，并且长期与大气隔绝，以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CCS技术的研发能够保证在满足世界经济发展所需化石能源供应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对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CCS技术组要包括二氧化碳捕捉、运输和封存三部分。

(二)低碳经济的政策支撑

1．国外低碳政策和措施

英国是早期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其经济发展模式是高碳型的，然而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给英国带来一些诸如环境问题等社会问题。2003年，前首相布莱尔代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宣布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国家。而且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承诺，2012年欧盟温室气体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8%，英国表示愿意为欧盟成员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欧盟内部的“减排量分担协议”中英国承诺减排12．5%，比平均减排8%的目标高出4．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进一步表示，力求在2010年减排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20%，2050年减排60%。德国政府作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技术上处于世界前列。德国政府实施了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将气候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列入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并在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中通过立法和约束性较强的执行机制制定气候保护。德国还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计划在2020年赶超传统的汽车及机械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38］近10年来，法国大力发展以核能为主题的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取得了显著成效。丹麦在风力发电、秸秆发电、超临界锅炉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高效能源技术方面创造了独特的经济，丹麦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减少二氧化碳并将能源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走上了一条能源可持续发展之路。丹麦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形成了由政府、企业、科研、市场关联、互动的绿色能源技术开发社会支撑体系。［39］瑞典将低碳经济的理念与执行运用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如加强了对环保型汽车的推广，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国民使用环保型汽车，在各地的加油站都出售汽油和乙醇混合燃料，以方便环保型汽车用户。［40］2008年，加拿大政府细化了“让科技成为加拿大优势”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四大科技发展领域的具体范畴，尤其是在环境科技与能源领域两个方面。加拿大政府分别拨款6600万加元支持制定工业废气排放法规框架，并对生物燃料排放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另外，政府承诺5年内拨款2．5亿加元支持汽车工业执行汽车工业创新计划，主要是开发环保型汽车的战略性大项目。加拿大政府将继续支持生物燃料、风能和其他替代能源的研究，计划拨款2．3亿加元执行生物能源技术计划。美国虽没有加入《京都协定书》，但近20年来，美国十分重视节能减碳。美国于1990年实施《清洁空气法》，2005年通过《能源政策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并采取了以下方法: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迈向清洁能源型经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同时也是对世界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严重破坏的国家。1997年，日本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积极开发潮汐能、水能、地热能等方面的研究。日本实现低碳社会的四大措施:开发革新技术并普及现有的先进技术;建立一套让整个国家朝着低碳化目标努力的机制;提高农村和地方城市对实现低碳社会的贡献;重要每一位国民的作用，让国民理解减排的意义、重要性、做法和可能伴随的负担，从而采取实际行动。以此同时日本海不断地强化政策法规的引导和保障作用，积极推动向低碳城市与低碳社会转型，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目前日本的太阳能占据世界半壁江山，新能源在汽车产业新引擎中得到广泛使用，风电日益受重视，生物能源又能另辟蹊径，碳基金与碳交易势在必行。［41］

2．国内低碳政策和措施

第一，将减排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实现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一方面，它标志着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它标志着从政府到民间组织、从企业到个人都必须成为这一场革命的当事人、参与者、奉献者和受益者。此外，我国还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保证“低碳经济”健康发展。例如:吸纳国际先进经验，制定出台产业导入政策;土地使用配套政策;资金配套政策;完整的技术理论;系统的产业、产品认证及检测标准以及加速人才培训。第二，成立专门机构指导“低碳经济”。推行低碳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要改善环境，形成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并重。行政手段是引导，法律手段是规则，经济手段是平衡。因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最终是要靠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来解决。为确保全社会都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使“低碳经济”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并顺利完成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和生存方式的革命，国家完全有必要成立“低碳经济指导机构”。第三，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为了实现低碳，停止发展与低速发展都不可取，惟有加速发展，同时提高我国在低碳经济与技术方面的竞争力。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同时，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低碳经济不仅仅是需要去郑重承担起来的一份责任，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机会，必须在转型、转变中培育和创新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国第一个规模达50亿元的杭州市“低碳产业基金”就是政府主导的典型的低碳产业，其投资方向是三大类:即为“高碳改造、低碳升级和无碳替代”。高碳改造包括节能减排;低碳升级包括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升级原有设备;无碳替代包括新能源;核能、风能、太阳能等。第四，抓好试点，树立典型。目前，深圳成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的第一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住建部支持将国家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最新政策和技术标准优先在深圳试验，引导相关项目优先落户深圳，并及时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深圳负责承接国家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政策技术标准和示范任务。同时，住建部支持深圳市将每年一次的“光明论坛”提升规格，使其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低碳生态城市理论与实践的交流平台。南昌出台的《南昌市国家低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到201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3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7%，森林覆盖率达到24%，活立木蓄积量达到380万立方米。其主要目标就是从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向示范城市迈进。主要任务是建立四大低碳示范区、建设低碳产业体系、形成低碳高效的城市结构。第五，认真做好宣传教育普及以及舆论监督工作，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在低碳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利用各种方式宣传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利害关系，经常向社会通报减排进展、成效与不足，同时要组织媒体配合政府号令及时进行相关报道和揭露。开通低碳经济网络专线，搭建老百姓与政府勾通的桥梁，发挥人民群众“低碳经济”主人翁作用。各级政府在新上项目、投资方向、减排成效等工作中，充分尊重人大、政协的审批、监督权力和作用。除经常组织代表、委员视察新上低碳经济项目外，在每年两会上都应由政府向代表、委员通报“低碳经济”运行情况、“低碳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及“低碳经济”对人民幸福度的贡献率。

四、结语

(一)小结

自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政治和体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维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等方面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阐述。低碳经济不仅是技术和经济上的问题，也是政治和体制上的问题，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低碳经济还具有经济性和创新性。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国家政策等的推动下，低碳经济的研究领域涉及到城市低碳经济、土地利用低碳经济、生活低碳经济和产业低碳经济等。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减碳技术、无碳技术、去碳技术来为人类建立低碳经济环境，除此之外还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国际气候会议决议来实现全球各国低碳减排目标。虽然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引起热议，但是其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概念内涵的理解不明确，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低碳经济进行不同角度的认识;第二，低碳经济倡导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但目前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以及运行机理;第三，对实现低碳经济的技术支撑、制度创新、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都处在初步阶段。

(二)研究展望

实践路径范文篇6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基础;内外环境

党的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提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文化形态，是加强自身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提升，是党的建设的深层次基础性建设，直接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是形成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丰厚土壤。要按照关于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要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一、打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改造和重塑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为此，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定信仰。党内政治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信仰文化。信仰是一个政党的政治灵魂，是一个政党政治实践的“初心”。正是由于不同政党的信仰存在差异，它的政治实践、价值追求、根本目标才各有所异。因此，一个政党的信仰就是对政党政治文化精神内核的塑造，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信仰文化特点。因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信仰作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核，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指示精神上来，把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确保党员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同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坚定信仰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营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

在外部环境上，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文化建设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下进行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不例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净化外部环境。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信念，自觉抵制腐朽文化和不良思潮，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与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二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当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有力的主导性因素，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才没有了其滋生的土壤，才会日趋消亡。为此，应当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逐步形成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同时，确立党内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先进的党内价值体系。党内的核心价值体系要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充分反映党章党纪要求。在内部环境上，坚决清除党内“潜规则”。一要在思想意识上铲除党内“潜规则”滋生蔓延的土壤。继续肃清封建残余思想文化的影响，树立现代民主政治理念，重视社会政治文化的再塑，培植和巩固人们对“显规则”的认同、敬畏、尊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抵御“潜规则”腐蚀的能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着力培育知荣明耻、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用优秀的法治文化代替鄙陋的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圈子文化，依法规范各种社会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要增强党内“显规则”的约束力。着力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堵塞各种制度漏洞，增强党内“显规则”对党内政治生活和党的各项工作的约束力；加快推进党内权力结构改革，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快推进党务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决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严格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三要强化党内监督。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构建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同时，建立内外结合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机制，把党内监督和各方面的监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这样，党内“潜规则”才会失灵，党内“显规则”才能彰显主导性。

三、创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组织载体的创设。各级党组织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体，承担着领导、组织、协调的重要任务。必须规范、科学地设置各级党组织，发挥党组织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依托和基点的作用。一是明确党组织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治集合体，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通过各级党组织来加以实现。各级党组织承载着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全体党员进行教育实践活动以及紧密团结并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任务。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并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重要指示，并通过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分步骤的工作，把党的意志转变为全党的共同行动，把党组织的决定转变为全体党员的自觉行为，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科学的组织载体能够全面带动党内政治文化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保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科学化、有序化。二是科学、灵活地设置党的基层组织。如针对非公组织、“两新”组织党员数量少、流动性大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党支部、党小组，并积极沟通，保持与上一级党组织的顺畅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建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方向，保证支部正常组织生活，保证支部成员能经常性地得到教育和实践的机会。二是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抓好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摸底、排查、确定工作，并认真开展整顿提升。实行领导干部包挂联系指导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转化工作制度，强力推动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对班子配备不齐、党组织书记个人能力素质较弱或班子内耗严重、成员间相互推诿扯皮的党组织，分别进行选优配齐和组织调整，消除不团结因素，督促班子成员认真履职，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活动载体的创设。活动是承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活动载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能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能将其功能发挥到最大化，使其保持优化状态。一是在活动内容上创新。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工作对象，有侧重点、有针对性地设计活动内容，使活动真正发挥出实效。比如通过“结对帮扶”、“支部共建”等形式，实现各级党组织资源、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有机配置、优势互补、互帮互助、同步提高；通过“数字党课”、“流动党课”、“掌上党课”等形式，构建“大数据+大党建”模式，为党员干部发送党的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开展远程思想教育；通过整合活动场所，建立党员学习阅读、文体娱乐场所，建立常年向周边党员群众开放的活动平台。二是在活动形式上创新。根据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根据不同层次、不同职位党员干部的认识规律和接受程度，考虑实际工作环境和客观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以保证效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既注重正面宣传引导，又结合反面教材警示教育；既要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也要注重其形式的变化性和创造性。寓教于乐，不拘一格，以此增加活动的新鲜感、吸引力。传播载体的创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创造同等重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关注文化传播的作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新载体、新途径，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发展。主动地、有意识地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以及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一是促进传统传播载体的创新。报刊、图书、影视等传统大众传播载体，是大众文化时代重要的传播阵地。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要把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规范和政党行为方式生动活拨地传递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增强文化认同感，提升文化传播的穿透力和渗透力。在内容上改变一味的政治说教，运用体现人文关怀的情理交融式话语；在形式上改变生硬的教条式话语，运用鲜活生动的大众话语；在风格上改变居高临下的单一灌输方式，运用包容、平等的双向对话方式。二是推动新兴传播载体的创新。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拓宽和方便了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并促成了传播方式的网络化。要充分适应并有效利用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传播载体，借助网络途径传播党的声音，用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意识形态、政党规范和行为文化。如开通党建网站，设立党建动态、学习园地、党务手册、工作回答、网上党校、经验交流等网页和栏目，通过互联网实现党建动态、党建理论及党的知识信息等资源共享。同时，坚决防止有害的封建文化和西方腐朽、错误文化思潮在网络空间传播，坚决不给那些错误的思潮、政治观点提供传播的渠道和场所，大力净化网络虚拟空间的文化环境。

四、塑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良好主体形象

倡导并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态的灵魂。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党内政治文化，价值观则是其核心所在，它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共产党是具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和价值追求于一体的先进政党，共产党人组党建党的源起，就是一批先进分子为了实现共同的价值理想而凝聚在一起，结合为一个具有共同的道德追求、价值理念和精神气质的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共产党人相互之间以及对于党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首先源自对具有自身特质的价值观的信仰和认同。因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积极倡导并大力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发挥其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作用。报告提出的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基本评价标准的价值观。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文化的精髓，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风的集中体现。要把倡导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使共产党人价值观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中，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落实到每个党员的行动上，以此强化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认同，凝聚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既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充分展示了党的光辉历程以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优良作风，又为我们党完成新的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源泉。党的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党领导人民克敌制胜、奋发图强的精神纽带和强大动力，也直接影响到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任何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在新的方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倍加珍惜、继续弘扬、积极践行这些优良传统。注重党的形象的对外传播。开展外交传播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效路径，注重以行动说话，借外国媒体传声，其效果也更加深刻、有效。一是从现实政治到价值观的输出。将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价值传达给受众。对外传播应该做好谋划，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包装在各类事件中，向世界展示自信、包容、民主、和谐的形象。二是注重外交实践传播。可通过学习、交流、开展慈善活动等形式，向外国派遣党团组织，与他国党派党员、民众、机构交流沟通，增进彼此了解，传递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三是完善新闻制度。定期举行新闻会。向外界公开党务信息，同时邀请港澳台以及国外的记者出席，借船出海、借口传声，向外界展示一个开放、透明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四是运用新媒体创造新的宣传契机。应发动党员网民在网上建立个人社交网络，传播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通过以点对点、点对面的形式不断扩大影响力。

参考文献：

实践路径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扶贫；特惠特；信贷

一、研究背景：我国的扶贫政策与金融扶贫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规划和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先后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中长期扶贫规划，有力地推进了农村扶贫开发进程。我国农村减贫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是制度变革下经济增长拉动型的反贫困阶段，即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缓解贫困的模式；第二阶段（1986—2000年），是政府主导下开发式扶贫阶段，实行以开发式扶贫政策为主导的扶贫模式；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是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阶段，即开发式扶贫与多项惠农扶贫政策并举的整合式扶贫阶段［1］。我国的金融扶贫是随着国家扶贫开发的进程及政策演变而不断变化，自1994年我国出台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要安排“各项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增加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等扶贫资金投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要“继续安排并增加扶贫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扶贫贷款执行统一优惠利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完善国家扶贫贴息政策，推动贫困地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加强金融精准扶贫服务”。由此看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理念经历了从单一信贷优惠到综合金融服务的过程，可划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年至1985年）、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年至2010年）、金融扶贫大格局阶段（2011年至今）。

二、金融精准扶贫体系与金融扶贫政策梳理

（一）金融精准扶贫体系。金融扶贫是政府运用法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机制或手段，调动金融机构增加对贫困地区信贷资金的供给，为那些长期遭受金融排斥的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和贫困群体提供均等的金融服务机会［2］。经过40年的金融改革，中国农村金融形成了以商业、合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补充，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合作金融机构、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持续扩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扶贫方式、扶贫信贷投放量不断增多，各金融组织通过发挥各自经营特点和业务优势，公开、公平竞争，逐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金融扶贫服务供给体系。（二）金融扶贫政策梳理。1.国家层面金融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开发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金融扶贫体制机制，金融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加大金融扶贫力度，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对各类金融机构的专项贷款进行贴息，支持贫困地区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扶贫再贷款使用管理，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定价机制……加强金融精准扶贫服务……创新产业扶贫信贷产品和模式，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与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挂钩机制和扶持政策。”由此，在国家层面的金融扶贫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2.省级层面金融扶贫政策贵州结合本省脱贫攻坚实际，根据中央有关脱贫攻坚政策精神，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脱贫攻坚的金融扶贫政策文件，为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发挥制度保障作用。2015年10月16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对支持各类金融企业到贫困县设立分支机构，支持贫困县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业务作出明确要求。同时提出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担保、低利率、财政贴息补助的小额信用贷款。2015年12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大扶贫战略行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强化金融扶贫制度设计。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成立扶贫开发投融资平台。贫困县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设立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2018年6月26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发起总攻夺取全胜的决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的存贷款支持提出明确要求。与此同时，当地人民银行、银监局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金融扶贫政策制定出台支持地方扶贫开发的金融配套制度文件，形成地方的金融扶贫政策体系。

三、贵州脱贫攻坚与金融扶贫现状

（一）贵州脱贫攻坚现状。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汇融合的内陆山区省份，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等方面原因，经济总量小、人均收入水平低，发展相对滞后既是贵州的基本省情，又是贵州贫困的症结。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省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贵州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大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在过去五年中，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670.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173.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6.8％下降到8％以下。减贫和搬迁人数是全国最大的省份，为全国的扶贫创造了“省级模式”。截至2017年年末，贵州剩余贫困人口280.32万人，占全国总数的9.3%。贫困县66个，其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50个，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73.12万人、占18.52%，长期患病和大病人口33.7万人、占8.54%，残疾人28.15万人、占7.13%，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156.65万人、占55.9%。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二）贵州金融扶贫现状。新形势下，贵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遵守金融规则、顺应金融规律、确保合理利润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助推脱贫攻坚，充分发挥金融在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支撑作用。1.贵州金融扶贫状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末，贵州精准扶贫贷款余额3931亿元（其中个人精准扶贫贷款余额301亿元），新增1317亿元，均位居全国第一；全省扶贫再贷款限额244.2亿元，余额240.6亿元，均位居全国前列。在扶贫资金投入上，贵州在全国率先发行首批扶贫票据，注册金额达114亿元。贵州农信（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特惠贷”144亿元，自开办以来累计发放350亿元，余额271亿元。贵州银行、贵阳银行向贵州农村“组组通”项目投放资金98.4亿元，支持89个县（区）市共计9726个建设项目，建设规模达24861公里。目前，贵州“政府主导、央行牵头、各方参与”多频共振的金融扶贫工作机制更趋完善，全省金融大扶贫格局初步形成［3］。2.贵州农信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农村信用社积极投身“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坚持金融精准扶贫方向，以改革发展为主线，以助力脱贫攻坚为目标，以打造“五张名片”为手段，精准把握扶贫命脉，找准扶贫难点痛点，脱贫攻坚金融服务成效明显。截至2017年年末，全省农信系统向66个贫困县贷款余额2531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59.3%。20个极贫乡镇贷款余额达到26亿元。惠及73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四、贵州金融扶贫的工作措施与成效

贵州把扶贫开发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强化顶层设计，着力完善金融精准扶贫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参与精准扶贫，大胆探索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创新金融精准扶贫机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中形成了新的模式和经验。（一）强化顶层设计，完善金融扶贫制度体系。贵州加强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制定出台了《贵州省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实施意见》，从扶贫对象、范围及方式和贴息资金来源、政策措施等方面构建扶贫、财政、金融相互协调配合的新型扶贫模式。作为《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大扶贫战略行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的配套文件。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贵州扶贫开发力度的意见》，并牵头出台包括金融扶贫在内的10项扶贫工作政策配套举措，形成了“1+10”的政策框架①。贵州银监局出台了《关于银行业支持扶贫开发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银行业采取三十条措施支持我省“三变”改革、“三社”融合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地方金融扶贫的制度政策体系。（二）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特惠贷”助力脱贫攻坚。一是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和优势，利用机制建设、产品创新，探索以一县一特色，通过管理平台、统贷平台、担保平台和信用协会的模式，向小企业客户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创建“金融+三变”模式。“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贵州“三变”改革被纳入2017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金融促进贫困户与扶贫主体利益联结，加大对入股企业的支持，帮助农户获得稳定分红和务工收入，已累计发放“三变”贷款50亿元。三是设立脱贫攻坚投资基金。贵州脱贫攻坚基金由省政府委托省财政厅发起设立，采取“募投制”，计划募集总规模3000亿元，采取“统一设立、分包实施、成熟一包、实施一包”，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力争通过基金投资，“发展一批特色产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贫困群众”［4］。另外，贵州农信在长期的扶贫实践中，结合“特惠贷”、农村信用工程建设、普惠金融建设、贫困县一对一攻坚脱贫等措施，探索出一条搭载金融扶贫、社会扶贫“双引擎”的扶贫之路。1.大力实施“特惠贷”2015年以来，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省扶贫办、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贵州银保监局（原贵州银监局）的政策引导下，贵州农信率先在全省金融机构中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打造了精准扶贫贷款产品“特惠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除抵押担保、扶贫贴息支持、县级风险补偿”的低利率、低成本贷款，帮助贫困户“换穷业”，积极肩负起扶贫攻坚重担。截至2017年12月末，累计投放“特惠贷”资金350亿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73万户。2.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全面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创建，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贵州农村信用社创造性推动和创建的覆盖全省乡村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着力于打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从而增强农信社风险防控能力、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成为贵州地方标准项目建设。截至2017年12月末，全省已评定农村金融信用市（安顺）1个、农村金融信用县（市）21个、信用乡（镇）986个、信用村1.3万个。实现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信用工程体系。3.多措并举践行普惠金融（1）铺设“信合村村通”，完善农村支付结算渠道。“信合村村通”是指贵州农村信用社将具有现金支取功能和查询、转账功能的支付结算“POS”机布设于相对偏远的村寨，实现了农户在本村寨就可以安全、便捷、高效地办理基础金融业务。截至2017年12月末，全省投入2.80亿元布设“信合村村通”自助POS终端达17987台，覆盖省内行政村15426个，实现全省行政村全覆盖。“信合村村通”的布设提高了扶贫和补贴资金发放效率和精准度，使边远山区农民能够享受到普惠性和均等化的金融服务，并为农户节约了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2）“金融夜校”为金融精准扶贫提供智力支持。“金融夜校”是贵州农信员工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独创的，利用工作之余开展的金融基础、种养殖技术、市场信息、扶贫政策等知识培训，活动方式包括单一授课、公开宣讲、送文艺下乡等，活动地点涵盖村寨、社区、学校、企业等。截至2017年12月末，全省农信社累计举办“金融夜校”20万场，参与人数达到600余万人，实现了全省行政村全覆盖。“金融夜校”提高了农户的思想意识，为脱贫攻坚奠定了思想基础，是贵州农信实施智力脱贫的典型方式。（3）“助农脱贫流动服务站”构建脱贫攻坚的新平台。2016年，贵州农信通过自主研发和多次实验，在全省创新开展“助农脱贫流动服务站”，实现多功能终端机、打印机、复印机、现钞保险箱等设备的整合，只要有无线网络覆盖的地方，就能进村入寨为老百姓办理开户、转账、电汇、贷款、还款收息、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业务，把传统的柜面服务变成“长腿银行”，既便捷灵活又及时高效。截至2017年12月末，贵州农信建立“助农脱贫流动服务站”1300多个，实现全省行政村100%全覆盖，进村入户为3000多万个，农户办理银行卡14余万张，办理现金业务18余万笔，金额达15亿元以上。（4）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实现了金融服务到身边。据统计，贵州每年外出务工人员约650余万人，为解决农民工在外省享受金融服务不便的问题，2008年3月贵州农信在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设立13个驻外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特色金融服务，为农民工提供金融知识、致富信息、维权帮助等，成为了全国首创。截至2017年12月末，设立在全国各地的13个农民工服务中心为650万农民工提供服务，发放农民工创业贷款73.61万笔，金额达到325.40亿元，累计免费为农民工进行维权1218人次，帮助农民工讨回薪酬及各类赔偿4087万元，对有劳动能力但无创收项目和就业门路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帮助，介绍农民工就业达23万人次。4.聚焦贫困县脱贫攻坚为深入开展金融精准扶贫，贵州农信对省委、省政府指定帮扶对象务川县实行定点帮扶。（1）实施捐赠帮扶。近两年来，贵州农信在旅游扶贫、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医疗扶贫和教育扶贫方面共为务川县捐赠资金1.44亿元。（2）实施信贷帮扶。近两年来，贵州农信为务川县累计投放信贷资金56.4亿元，完成了五年帮扶计划的56.4%。（3）实现基础金融服务精准全覆盖。贵州农信在务川县共计布放ATM机50多台，安装“贵州农信村村通”助农取款机、POS终端共400多台，建立了“助农脱贫流动服务站”，使全县人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金融服务。（4）实施智力扶贫。贵州农信在务川县组织召开“金融夜校”2000多场，推进金融知识在贫困地区普及，引导贫困农户群众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受益群众达12万多人次。（三）建立扶贫金融合作体系。一是大力开展信用工程建设，深入开展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创建，着力于打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对于创建的金融信用市、信用县、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给予优惠、低成本的贷款利率，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贫困农户和扶贫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贵州省还与国家开发银行贵州分行联合实施新型扶贫金融合作项目。2014年，共向22个扶贫金融合作试点县提供融资授信43.8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7.1亿元，支持十大扶贫产业发展，直接惠及农户10822户、合作社140家、中小企业122家，带动贫困地区30万农户走上增收脱贫道路。三是开启扶贫融资租赁合作业务。贵州开展扶贫融资租赁合作，利用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破解扶贫龙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瓶颈，从而激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解决因资金瓶颈造成的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产业规模小、效益差、农民难致富等问题，进一步增强扶贫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规模化、基地化、标准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持续稳定地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采取项目融资方式筹集低成本、中长期信贷资金，落实与省国家开发银行、省农业发展银行签订的金融扶贫合作协议确定的2500亿元融资［5］。

五、金融扶贫存在的问题

在金融精准扶贫过程中，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银行、企业、农户及保险公司等，每一个环节都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和客观条件限制，产生诸多问题。（一）金融扶贫政策体系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金融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助力、全社会参与的民生工程。当前，扶贫的政策文件多，而金融扶贫的实施政策文件却不完善，部分文件规定操作性不强，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农村合作金融的扶贫责、权、利边界不清晰，缺乏科学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设立、监管评级、监管指标、考核的差异化；信贷货币倾斜政策不充分，如人民银行对贫困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农再贷款、扶贫贷款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扶贫贷款支持的贫困地区专项财政税收政策配套不够，缺乏支持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的专项风险补偿、税收优惠、财政奖励等配套制度。金融扶贫制度政策保障的不充分，导致金融机构参与扶贫的内生动力不足。（二）金融扶贫风险补偿机制不到位，金融扶贫隐性风险加大。贫困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成本较高，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受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承贷主体的偿债能力无法保障，加之因农村地区缺乏足值有效的抵押物，虽然部分试点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宅基地等不动产和动产从法律层面可以作为银行抵押物融资，但因价值偏低、不易变现和处置，贷款农户受自身条件限制，贷款发生风险后，实际的损失往往由金融机构承担。而贫困地区受财政实力的影响，风险补偿基金也不到位。目前，如贵州各市县按照《贵州省精准扶贫“特惠贷”实施意见》的要求，出资建立了“以县为主”的风险补充机制，但由于部分地方财政资金较弱，按照比例补充资金的能力不足，金融扶贫隐性风险加大。（三）金融扶贫产品模式创新性不足，难以满足。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多元化需求金融扶贫信贷产品过于单一，产品创新严重滞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了积极拓展农村金融市场，在充分调研农民信贷需求的基础上，统筹自身效益和政府扶贫计划的关系，研究开发各类独具特色的“三农”金融产品，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针对穷人研制的小额贷款。而从我国现行的金融扶贫情况来看，没有针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教育脱贫、健康扶贫、农村危房改造、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等专门、系统的金融扶贫产品，虽然部分金融机构出台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安排会议的“走过场”现象，缺乏针对贫困地区脱贫的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金融产品。即现有的金融产品不能很好地满足贫困地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在贷款用途上主要投向种、养殖业，各金融机构金融扶贫基本上都是以小额贷款为主，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产品创新严重滞后。（四）金融扶贫信贷手续复杂，审批效率低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金融机构简化贷款手续、优化信贷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托，也是提高客户服务满意度、体验感、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更是为贫困地区及时输入“金融活水”的迫切需要。在对贵州某一贫困县调研中，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申请办理“特惠贷”，需要提交借款申请并填写《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资信调查表》、《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农户初始评级授信审批表》（此表需要评定小组、经办网点审批后，报送县级联社、农商行总行审批）、《某县精准扶贫“特惠贷”申请审核审批表》（此表需要详细填写申请人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贷款事项等，需经村委会审查人审核、驻村第一书记审核、乡镇扶贫部门审核、银行经办网点审核等）、《贵州农信“特惠贷”贷款资金情况告知书》、《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等，同时还需要签署各类承诺及授权手续，以及提交身份证明、财产证明等繁琐手续。办理一笔扶贫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多达十几处，初次办理周期在一个月以上。如此繁琐的贷款手续及漫长的贷款周期严重制约金融精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地区金融支持经济的发展。（五）贫困地区教育文化水平低，借助金融发展的自我意识不强烈。贫困地区的农户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市场经济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不强，现代农业实用的新知识、新技术较为缺乏。一是文化水平低。由于文化水平和个人素质的差异，存在“要懒就懒，国家会照管”的“等靠要”思想，主动借助金融发展的意识不强烈。二是内生动力不足。部分贫困户“比穷”、争戴“贫困帽”的现象突出，有的地方还存在陈规陋习和不良习气，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没有全面有效激发，存在把银行扶贫贷款当成“救济款”“慈善款”只借不还的错误意识。而少数贫困户存在怕贷、惧贷的现象，虽然其具有一定的种养殖条件和发展农业产业的能力，但对“借鸡生蛋”的融资意识不强，导致一些具有发展前景的农业产业因资金短缺错失发展机会。（六）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改善。部分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当地党委、政府对诚信环境的营造不重视，信用县、信用乡（镇）、信用村组的打造由农村信用社自身推动实施，缺乏政府主导下的诚信体系整体规划建设，甚至存在少数部分当地政府公职人员长期拖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情况，一部分历史遗留的政府平台公司及乡镇企业拖欠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至今仍未解决；部分农户信用意识较差，“等靠要”思想严重，一个村组只要有少数几户拖欠不还农村信用社贷款，其他农户也跟着不还，存在“法不责众”的想法，最终形成一种“不还钱也没有什么后果”“其他人不还我也不还”的风气，信用环境急剧恶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信用体系建设不重视，司法机关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营造缺乏有效保障，贫困地区“赖账户”“钉子户”形成的金融债权，因受到执行难、难执行的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差。如一些基层法院为了提高案件执行结案率，从年底前的10月份开始要求金融机构不再立案，许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没有采取法律执行措施，要求金融机构主动撤回申请执行或采取终结执行程序，应付上级考核。一些基层法院为了落实上级要求“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精神，在形式上推出“执行雷霆行动”，但从实质效果来看，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形式主义较为严重。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和金融生态环境营造任务艰巨。

六、推进金融扶贫常态化机制的有效路径

在我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用好“金融的力量”，增强金融扶贫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常态化金融扶贫机制，找出解决目前金融扶贫存在问题的有效路径。根据贵州金融扶贫的实践，做好新时代的金融扶贫，需要从以下七个方面着力。（一）完善相关制度，做好顶层设计。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中国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委配合，对现行的金融扶贫政策文件进行全面评估和梳理，对原有的不符合当前金融扶贫的文件，需要废止的应及时废止，需要修订完善的，应及时修订完善，对需要填补现行金融扶贫的政策，应早日纳入政策起草的规划日程，在充分调研、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科学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新时代背景下的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系统性的金融扶贫政策文件，为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厘清政府扶贫与金融扶贫的关系，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一是厘清政府扶贫与金融扶贫的关系。在当前扶贫体系中，政府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解决扶贫市场的失灵问题，避免由于扶贫资源的稀缺性和监督不到位而导致的寻租行为，为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确保扶贫资源的高效利用。要解决好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性与金融资源运作的市场性之间的矛盾，减少行政对扶贫信贷资金的干预。各级政府部门应当自觉遵守金融工作制度，不参与、不干预金融机构对信贷资金发放的审批。二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金融扶贫应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扶贫，不但可以增加金融机构的利润，而且可以提升社会形象，为金融机构创造更多的无形价值。因此，金融机构要落实好扶贫资金低利率的原则，即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则，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三）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提高扶贫信贷资金风险保障能力。一是足额注入风险补偿金。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区脱贫攻坚实际，统筹各级财政资金设立和补充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要按照扶贫小额信贷余额与风险补偿金的比例，每年预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足额注入风险补偿金。二是建立财政扶贫担保机构。建议以财政资金为主导，引入民间资本参与的方式建立扶贫担保公司，由省市县级财政履行扶贫担保职能和风险补偿职能，解决金融机构贷款风险问题。明确财政扶贫资金为金融扶贫贷款的贴息、担保和风险补偿资金。三是建立保险分担机制。积极支持贫困户或承担脱贫任务的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农民合作社、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分散贷款风险。对贫困户购买中央财政保费补贴险种、地方特色农业保险险种建档立卡农户自缴部分，由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予以全额补贴。四是完善贷款贴息机制。扶贫小额信贷贴息期限与贷款期限保持一致（含续贷和展期），明确细化扶贫、财政、金融机构在各类扶贫贴息贷款发放、回收等方面的权责。县级财政部门要按季按时对扶贫小额信贷据实贴息，防止因贴息不及时形成新的不良贷款。（四）加快金融扶贫产品创新，不断满足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多元化需求加快农村金融扶贫产品创新，研究开发各类独具特色的“三农”金融产品。一是总结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的经验，进一步稳妥扩大试点地区。二是开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信贷产品，创新“三变”改革经营主体抵押或质押方式，探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等新型抵押质押方式。三是针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教育脱贫、健康扶贫、农村危房改造、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等脱贫攻坚情况，研究专门针对脱贫攻坚的系列金融扶贫产品，不断满足贫困地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缓解“三农”经济实体“贷款难、抵押难”问题，大力支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适时推进。（五）简化金融扶贫信贷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建议由政府扶贫办牵头，金融办和金融机构配合对现有的金融扶贫信贷办理审批手续进行充分调研，对贫困户申请办理扶贫贷款的手续和金融机构的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全面的梳理，优化信贷审批流程，精简信贷手续，提高信贷审批效率。一是整合政府扶贫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审核流程，精简相关申请表格填写内容。二是精简办理扶贫贷款的信贷资料，简化扶贫对象提交的贷款申请资料。三是优化金融机构的内部信贷审批流程，加大金融机构对乡镇网点办理金融扶贫贷款的授权，简化信贷审批流程。四是借助互联网金融，充分用好线上线下的信贷网贷平台，快速办理金融扶贫贷款，更好满足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信贷资金需求。（六）加强部门履职协作，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建议由地方政府扶贫办牵头，金融办、财政局、人民银行、银保监局等部门配合，强化协作分工、上下联动和信息共享，强化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意识。一是扶贫部门负责扶贫小额信贷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和检查，负责向放款金融机构提供真实、规范、准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册，负责审核审批贷款贴息及贷款损失，参与管理风险补偿金，协助做好政策宣传、利益联结，配合整改工作。二是财政部门负责贷款贴息资金安排并办理拨付，管理贷款风险补偿资金，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贷款发放工作的监督管理。三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负责加强扶贫再贷款管理，督促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使用扶贫再贷款资金及落实相关配套政策。四是银保监部门负责依法对扶贫小额信贷监管，积极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高扶贫小额信贷容忍度，防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加强涉农保险市场建设，引导保险经办机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定制信贷保证保险产品，创新发展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不断增强贫困户风险保障。五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脱贫攻坚中应主动作为，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支持对象的信贷投入，更好地满足金融扶贫的资金需求。六是金融办负责督促金融部门将金融政策及金融扶贫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七）持续推进深度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一是严格按照“政府主导、信用社主抓、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的要求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为脱贫攻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应当充分发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推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推动地方政府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纳入精准扶贫战略［6］。建议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将该项工作纳入地方规划体系，开展工作考核督导，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框架，同时引导人民银行、财政、农委等部门逐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部门合力，如通过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出台对信用等级较高的农村经济主体的政策倾斜和优惠补贴措施、对信用户优先推荐评优评先、对信用村和信用乡（镇）优先安排财政投入的扶贫资金等政策。二是加强国家有关扶贫政策、金融知识的培训与宣传，培育农民的诚信意识和守法合规意识，不断提高公民的金融素养和文明素质，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三是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信用环境营造中的司法保障作用，对恶意拖欠、逃废金融机构扶贫贷款的“赖账户”“钉子户”，要依法加大对其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地方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要为金融机构的合法债权提供坚实的保障，建议省联社、监管部门要加强与省法院的沟通协调，出台省级金融司法保障意见或搭建银法沟通处置平台。要切实为金融机构诉讼提供便利条件；开展历年积案清查活动，限期审结执结旧存案件，依法快审快执新收案件，尽量缩短办案周期，提高金融债权受偿率；强化执行，提升金融债权执行效果；加大对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的制裁力度。

参考文献：

［1］刘坚.中国农村减贫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31-35.

［2］王宁.金融扶贫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5.

［3］李榛.新时代贵州金融扶贫的实践［J］.银行家，2018（7）：124-125.

［4］李榛.做好金融精准扶贫文章［J］.当代贵州，2018（32）：34-35.

［5］黄承伟，叶韬.脱贫攻坚省级样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46.

实践路径范文篇8

关键词：体教融合;体育;教育公平;实践路径

2020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指出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要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要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要深化体校改革；要规范社会体育组织；要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要强化政策保障。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坚持德育为先、以人为本，通过正面的、合适的教育来引导人、塑造人，体教融合旨在将体育和教育融为一体，这是实践立德树人战略的重要举措。教育公平体现在资源分配、发展规划等各方面，体育教育公平受身体素质、学科地位、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导致学生无法接受平等的体育教育，本文从体育的功能及实质入手，探析高校实践体育教育公平的路径。

1、将“体教融合”政策落实

1.1、体育回归教育本位

体育教育公平的实现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必然条件，因此体育回归教育是更好地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现实选择。姚明认为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离开教育的体育是不牢固，因此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融合能更好地让体育融入教育之中，将体育进中考、高考落到实处，而不是喊喊口号而已，因此体育回归教育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体育是教育的多元载体，教育是体育的有效体现，体育和教育的有效融合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源，从而带来1+1＞2的效果。体育与教育相融合尤为重要，体育课堂不再是曾经的体能课，它是一节不能缺少德育的体育课，是一节体育教育课程，是实现五育并举的途径。

1.2、加强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

体育教育公平应该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实现全方位公平。高水平队建设也不例外，将立德树人贯彻队伍建设全过程，才能培育出德才兼备的大学生。体教融合旨在培养的是学生，再是运动员，是学生运动员。1987年我国开始试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至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成熟已有34年之久，高校运动队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上大学主要途径，也为体育部门国家队输送部分人才，截止2021年我国已有316所高校具有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高校在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规模、招生规范方面严格遵守教育、体育部门相关制度，同时应进一步增强高水平运动队素质教育培养、教学管理，提高学生运动员的文化水平，促进学生运动员完成学业，加强学生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不仅提高高水平运动队的身体素质，更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为国家输送运动、文化水平都高的人才。

2、将“以人为本”理念深化

2.1、使青少年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教育要关注到每个孩子的利益，要以人为本，这是毋庸置疑的尊重。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是教育的对象，教师在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体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教育不只是运动技能的形成，更是终身锻炼意识的培养。学生主体性是落实立德树人战略的必然路径，应该以提高学生健康为目标开展体育课。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状态总体令人堪忧，体能素质逐年持续下降，超重、肥胖现象越来越严重，深究其原因在于青少年缺乏体育锻炼意识。陶洪在2021年3月的两会上讲到要保障学生每天1小时以上的体育活动时间，因此培养学生锻炼意识尤为重要。体育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让学生有兴趣参加体育活动。青少年体育教育是一项长远且艰巨的任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教会学生运动技能，从而达到增强体质、锤炼意志的作用。

2.2、制定不同的课程体系

体育教育公平不仅体现在教育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在教育的效果评价。坚持综合评价是落实立德树人战略的必要举措，当前大部分教师采用结果评价对学生的学习作出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欠缺，学生体质差异大、接受能力不同，从而学习成果也会有所差异，因此针对不同人群应制定不同的体育课程程效果评价机制。结果性评价虽然具有标准化、客观化等特点，但不能反映“健康第一”的特点，而过程性评价正好可以弥补结果性的不足，可以更全面地评价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应该遵循因人制宜的原则，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在制定课程评价体系时，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对不同运动能力的学生制定出不同的评价标准，以此鼓励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激发学生参加活动的兴趣，将“以人为本”贯穿教学、育人、评价的全过程。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应基于体育公平评价指标体系制定，是检验体育发展的依据，加强指标体系的完善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3、将“体育育人”价值体现

3.1、实现青少年全面发展

体育是一门承载着“社会价值”的学科，“体”只是形式与方法，“育人”才是最终目标，让体育成就更全面的教育是高校不断探索、前进的方向。立德树人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蔡元培认为体育处在人格教育的首要位置，因此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发展体育。“清华体育”模式是各高校体育发展的目标，该模式强调体育对于身体和心理正向的促进作用，以及体育在个人品质和社会品质方面所产生的迁移价值影响。清华历代校长都亲自抓学校体育的发展，秉持“体魄与人格并重”的教育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形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最终达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

3.2、完善体育设施系统的配置

教育公平应融入到教育各环节，完善体育设施的配置是落实教育公平的路径之一，因此要加快学校体育场地建设。2004年8月22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体艺厅[2004]6号文件《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作为学校体育设施配置的指南，依然有部分高校存在体育场地设施、器材配备不足的情况，各高校应配足配全体育设施、场地，让学生有体育场所参加锻炼，让学生运动员有体育场所参加训练，让学校运动会有体育场所开展竞赛。在完善体育设施系统配置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大财政投入，使高校有资金改善体育设施；高校也可以寻求一些相关企业赞助，高校可以给企业做宣传，最终达成双赢。

4、将5G技术应用至体育教育

2020年5G网络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40余个城市，5G时代成为当今新的发展主题，这为体育教学更好地开展奠定了技术基础，5G时代推动体育多元化发展，利用数字化开展体育教学，实现体育教育智能化，为学校体育的开展提供便捷。

4.1、5G让师生的交互性越来越频繁

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是教育公平的表现之一，将5G技术运用到高校体育教学中，能够实现教师同时管理多名学生，通过视频回放等功能远程进行指导，避免“偏心”现象的出现。交互是指教学信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教授与反馈。随着5G技术的成熟，教学模式从传统的师生面对面教学，教师示范学生练习，到现在的网络课程，教师远程监督，教师、教学内容、学生三者之间衔接变得更加流畅、方便，更明显的体现出教师处于指导地位，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而教学信息不再停留在教师课堂上讲的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多途径拥有学习资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和教师进行更多的交流与讨论，提高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5G让体育教学“教”与“学”数字化，用统一标准衡量学生学习效果，消除教师对个体的差异对待。5G技术的成熟，淡化了省、市、县、校各阶层的主观水平差异带来的教育管理不公平；提升了教育资源公平性的感知，教育资源体现在师资力量、体育活动设施、学生素养等方面；弥合了老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的育人互动投入不公平问题。将5G技术运用到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运动技能训练方案，促进学生运动兴趣的养成，体育个性化教学的实现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4.2、5G让学生的学习越来越便捷

5G技术的日益完善，高校之间实现共享教育资源是指日可待的，使学生学习不受东西部经济水平差异影响，进而实现教育公平。在5G技术的支持下，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通信设备进行学习，实现了地下室内、山间村内等信号不佳地方的通讯流畅，让学生学习不受外界条件影响。学生遇到上课遗留的问题时，可以借助各类电子设备进行问题查询，也能联系老师，老师也可以在空余时间答复学生，这让学生更有动力进行学习，让学习不受阻挠。学习形式的灵活化，让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学生获取学习资源更便捷，让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到各个区域。5G技术让学生学习体育项目技术动作时能反复看视频反复练习，让学生体验极佳；全景课堂的实现，使学生学习更加多元化、自由化。网络课堂可以聚集众多优秀教师的教学资源，让每个教师的优势共同体现在同一课堂，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5G技术在体育教育中的运用，能够让学生学习更便捷、有效，不受时间、空间等因素影响，从而实现体育教育公平。

5、结语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指导下，大力宣传体育的重要性及其地位，进一步加强体育强国建设，提高中国在体育国际大舞台上的地位。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指导下，加强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意识，可以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从而实现健康中国。在教育公平一步步完善的今天，更要重视体育教育的公平，让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可以接受同等的体育教育，高校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路径还需要一步步摸索。在学校体育发展道路上，要将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发文落实下去，实现高校体育教育公平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力量，让学校体育的发展向着体育现代化和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Z].2020,4,27.

[2]王家宏,董宏.体育回归教育:体教融合的现实选择与必然归宿[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1).

[3]刘海元,展恩燕.对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思考[J].体育学刊,202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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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网.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Z/OL].[2012-12-03].

[6]刘喜林.百年清华体育在救国强民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价值弘扬[J].科教导刊(下旬刊),2020(08).

[7]教体艺厅.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EB/OL].[2004-8-22].

[8]童莉莉,周伟,张鹏.5G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理论模型与实现路径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0(12).

实践路径范文篇9

一、名家荟萃，多维探索法学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本书整体结构上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依据探讨法律主题的不同，主要分成理论探讨、教学研究、比较研究、教育法制、法务反哺等几个版块，呈现出较为合理的结构划分。这些版块中的内容由不同法律领域专业学者的论文组成，他们多数在各自领域有着丰富的法律从业和研究经验，出版了不少法律著述，因此本书论文中所呈现观点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有基本保障。从内容来看，本书名为“法学教育研究”，但并不直接、单纯从高等教育角度谈法学教育，而是将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法律实践中，将高校法律教育创新改革与社会法律体系运转和法律实践动态密切结合，从法律的实践运动中汲取法学教育革新灵感，使本书的框架结构和策略建议的可操作性有了保障。这种社会实践探索和校园教育的融合维度是多元的，涉及了各项热点、冷门法律领域，融合了国内国外的比较分析，兼顾课程改革与师资培养，体现出较强的完整性、系统性。

二、注重创新，以新兴技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领域和应用深度的不断拓展，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新兴技术的诞生发展为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空间，法学教育摆脱了一板一眼的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向着更加便捷、更加新颖、趣味性更强、效率更高的现代化法学教育路径飞奔。本书提倡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来实现法学教育的创新，尤其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例如在“人工智能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作者先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现状作了总结，之后对人工智能在法学教育实践教学中可能的运用领域和运用方式作了专业分析，提出了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法，最后对当前信息化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整体行文体现出较高的创造性和实践研究倾向。

三、问题意识，注重解决当前法学教育突出问题

实践路径范文篇10

关键词:新时代;斗争精神;内涵;生成逻辑;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提到，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今逐渐发展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自己拼搏斗争出来的，在未来中国共产党也必然要依靠斗争战胜未来征程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斗争精神的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续发展，新时代只有不放弃发扬党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夺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1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的内涵

简单来说，斗争精神就是人们在解决矛盾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质。随着时代的变化，党的斗争精神的具体内涵也会随之改变。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指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时，表现出来的一种信念坚定、敢于担当、敢于碰硬的一种精神品格，能够以闯关夺隘的意志品格，善于攻坚克难，冲破困境的现实行动。

1.1坚定的理想信念

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的必要前提，也是新时代引领党员干部的发扬斗争精神的思想基础。根据以往历史经验，我们应当充分了解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只有在坚定的理想信念的引领下，党领导人民的斗争才能焕发出无穷的精神力量，才能经受住风雨锤炼，为实现新时代的新使命而始终如一地奋斗。同时新时代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部署下进行的斗争，必须坚持政治忠诚，没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斗争过程也会与社会主义的方向逐渐背道而驰。总而言之，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忠诚是新时代斗争精神不可或缺的政治灵魂。

1.2敢于担当

敢于担当意味着敢于斗争的勇气和能力，斗争精神是敢于担当的精神支柱，没有斗争精神的指引，就很难涌现出在艰难困境中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敢于担当是新时代衡量领导干部的党性的重要参考。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遇事退缩丝毫没有拼搏的勇气、也不善于斗争，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挺身而出，不能豁得出去，反而选择畏手畏脚明哲保身，这就是缺乏敢于担当品格的表现，从本质上讲就是极度缺失斗争精神。努力做到敢于担当，发挥好斗争精神的动力作用，就要坚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在是非原则问题上，勇于明确立场，勇于正面对抗，迎难而上，丝毫不怯懦退缩;面对在各种艰巨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敢于挑起最大最重的包袱主动投身建设，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以争取最好的结果。

1.3敢于碰硬、敢于亮剑

从表面上看，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就是党在面临错综复杂的挑战时表现出的敢于碰硬、敢于亮剑的精神，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是党的斗争精神的内核。我们提倡这种状态并不只是空谈口号，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斗争历练过程中，时刻保持在实践中。“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斗争向前才有获胜的希望，没有斗争勇气，缴械投降，只能受到更大的损伤。有没有敢于碰硬、敢于亮剑的品格，决定着我们事业的成败。列宁曾说，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亦是人民最信任的政党，肩负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责任。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共产党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退缩逃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与一切困难硬碰硬，敢于在困难面前亮剑，将斗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永不服输，在不断拼搏斗争中换得新生。

1.4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秉持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每一次的斗争无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的拥护也是党时刻保持着昂扬的斗志的重要底气。任何斗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参与，都不会取得胜利。百年来，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破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在新长征路上，只有在凝聚群众共识中才能确保不松劲、不停歇，不断开启新征程、肩负新使命，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2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生成逻辑

党的斗争精神贯穿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增多，斗争精神也总是在不同重要场合场合被提起，时刻提醒着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继续秉持斗争精神，接续奋斗。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的逻辑性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呈现。

2.1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斗争基因的继承。党的斗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斗争理论中孕育成长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受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革命基因落到实处，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斗争实践。其次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斗争基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一贯坚守的斗争立场根本上就是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最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斗争基因有了良好的延续。辩证法始终坚持以批判和革命的观点来看待现存的一切事物。发扬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既要看到矛盾对抗性的一面又要承认其同一性的一面，恶意贬斥斗争非但解决不了矛盾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恶果，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2.2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的革命环境和切身实际状况，和党内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反动的势力和力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伟大精神的背后定是伟大革命的支撑，在这一次次艰难困苦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敌人的战斗中淋漓尽致地把展现了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也在险恶严峻的境况的磨练中不停提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着国内百孔千疮、百废待兴，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对我国包围封锁的紧急局面下，迅速担起了重建家园的历史重任。带领人民同极端顽劣的环境条件作斗争，大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中国国情为立足点，把人民意愿作为出发点，领导人民整顿转变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开拓性的举措，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正确答案，都要在斗争精神的引领下探索完成。

2.3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生成的现实逻辑

首先，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交融，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不断深入，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同时，世界也处在一个挑战层见叠出、风险不断增加的时代，对发扬斗争精神有了迫切的要求。作为一个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国，今后一个时期将不可避免出现一种复杂的局面，合作之中有竞争、竞争之中有合作，而竞争必然包含着斗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拥有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还有更难的关卡等待我们去跨越。国内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考验和危险持续存在，面对国内困境的挑战，我们需要坚定决心，积极探索创新，保持积极应对的姿态，时刻做好斗争的准备，冲破困境创造佳绩。再次，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轻轻松松完成，因此，党政干部要把党的斗争精神内化于心，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坚如磐石的信心和决心，不忘党的初心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全面从严治党顺利推进，将弘扬斗争精神在党内进行到底。

3新时代党的斗争精神的实践路径

斗争精神不是生而就有的，斗争本领也不能凭空拥有。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从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新时代涵养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3.1讲求思想淬炼，夯实斗争根基

革命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在先进理论指导下才能铸就先进的革命战士。各级党员干部只有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才能政治上不偏不倚，永远保持正确的方向，这样才能避免许多失误，在实践中最大程度发挥出斗争精神的无限力量。对各级党政干部进行严格的思想淬炼是新时代科学培养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路径之一。首先要明确党员干部在认识层面浮现出了哪些问题，然后再对症下药，让其在思想层面弄清进行斗争的原因、对象及目的，清晰明确我们党无论何时进行的斗争，都是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行动，引导所有党员干部能自觉传承弘扬党的斗争精神，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更加扎实稳固，做积极向上、充满斗志的战士。

3.2强化政治历练，重视党内政治生活

党内政治生活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培育斗争精神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方法。首先必须要规范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纪律规定，要求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到位，在遵守原则中不断使思想觉悟提升、使斗争意识增强。其次，要在学习上创新和完善学习制度，要经常举办多种主题教育活动，最大程度调动党员干部参与的积极性，并使其成为制度化的学习机制，在活动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素养，做到随时保持政治清醒，让党员在践行斗争精神时不逾矩。最后要时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开展活跃的思想斗争不断发现自身问题并改正，不被歪风邪气污染，时刻坚持原则，在“团结—批评—团结”的良性循环中不断强化斗争意识。

3.3注重实践锻炼，提高斗争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