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22:55:10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和谐社区;平安社区

近来,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都在论述和谐社会及其构建,从各个层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政治和谐、文化与社会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等,而提及和谐社会,就不得不提到和谐社区的构建,因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每一个基层社区都是和谐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如果基层社区不和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社区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忽视,从某种角度来看,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其实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和谐社区的构建,中国社区工作的本土化也将得到促进。

一、和谐社区

要想给和谐下个确切的定义很困难,大致来分析,和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和谐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和谐,生物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也即科学发展观角度的“和谐”,社会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社会层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各层面的和谐。

具体来谈,“和谐社区”是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区民众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和谐相处。在社会工作的意义上,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是一种共处情谊的培育过程,共处情谊是一种人际协调相处、友好往来、互帮互助的理想共处状态,是社会工作致力达到的理想目标,无论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还是社区工作,都是从“人在情境中”出发,在利他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助人自助”,解决个人、家庭、团体及社区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共处情谊”。

从社区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也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这从社区工作的界定就可看出:“社区社会工作是以社区及其成员整体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通过组织成员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要。在参与过程中,让成员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自助、互助和自决的精神,加强其社区参与及影响决策的能力和意识,发挥成员的潜能。”(王思斌,2004)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以和为贵”,这可体现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和谐上,传统乡土社会的和谐之处主要在于宗族的力量,是一种血缘性、地缘性的和谐,传统社会下的人们之间自然就有一种守望相助的传统。建国后,单位制社会中的人们因为单位而具有了另一种业缘性的和谐。现在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规范受到挑战,新的价值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价值缺失”的状态,这种环境下,许多社会问题出现,加之有效解决手段的缺失,种种不和谐的现象便会出现。具体到社区,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人们之间的陌生感增加,社区居民之间互为陌生,对社区也便缺乏归属感,因此也便少了和谐。

从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族性熟人社会”到后来单位制下另一层意义的“单位性熟人社区”,再到当代转型社会的“陌生人社区”,人们愈来愈感到陌生人之间的冷漠,也越来越怀念传统社会的守望相助。在这种陌生感的情境下,和谐社区创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消除社区居民间的陌生感,重新建构一个“熟人社会”意义上的社区网络,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归属感是一个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因此,社区归属感的培育便成为和谐社区建构过程中的首要任务。社区归属感的首要意义在于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联系程度,建立一个社区网络,促进居民之间的互识,增加熟识度,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社会资本。

二、社区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受到广泛关注始于1995年罗伯特•D•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的发表,这本著作的发表给人们发出了警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普特南,2000)

由于这一概念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人际疏离度,恰切地描绘了当代人的原子状态,因此正逐渐成为在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的时髦术语。与此同时,社会资本也甚至成为社会学抗衡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标志性概念,成为社会学家拓展自己观点的一个独特理论视角。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常被认定为是一套规范,网络和组织的组合,透过这些组合,人们得以取得权力和资源,进行决策和形成政策。具体而言,可以从个体视角与群体视角这两个角度去看待社会资本(桂勇,2004)。从个体视角而言,强调社会资本对个体获得资源的重要性;群体视角则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群体的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为群体间的信任、凝聚力和互惠互助等,进而会在整体上推动群体的存续和发展。从后者来看,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共同体”便成为了社会资本伸展的一定空间,如果要给这种伸展下个界定的话,可称之为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群体视角的社会资本,它涉及社区居民间的交往频率,社区居民的交往越频繁,对其社区的归属感便越强,便会在整体上提升全社区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谈,会有助于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社区社会资本的特点

具体而言,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具有以下特点:

1、网络性。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伸展形态便是网络,当社区居民之间构建了一个交往网络,便有了种种资源流动的可能性,社区网络的构建实质上是为社区居民搭建了一个交往平台,在这个交往平台上,居民之间可以进行资源的互通,从整个社区来看,居民之间的资源互动越频繁,社区社会资本也越具有生长性。

2、资源性。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有潜在的资源性,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民交往网络的每个节点都潜存着一定的资源,这里的资源是每个社区居民本身所拥有的,譬如说居民甲可能会修电脑,居民乙可能会针灸,修电脑是甲所拥有的资源,会针灸是乙所拥有的交往资源,如果在社区交往网络上,甲和乙的交往便有可能进行资源的互换。

3、组织性。如此的社区交往网络并不是杂乱的、无中心的,它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这里的组织性便是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居民之间的交往可能都是以社区居委会为中介的,如果没有社区居委会的力量,没社区交往网络这一平台,居民之间便会是原子状态的陌生人。同时,这里的组织性还包括社区各类组织间的交往促进了社区居民间网络的形成。

(二)社区社会资本的功能

社区社会资本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其功能:

1、增强贫穷社区居民间的互助。近来,随着高档住宅区的涌现,出现了住宅的贫富分化现象,有愈来愈多的贫穷住户生活在某一社区中,贫穷居民有愈来愈集中的趋势。贫穷和失业令贫穷社区中居民的社会网络解体,而社会网络的解体又反过来令贫穷人士长期处于失业和贫穷之中,贫穷与社会网络解体互为因果,令贫穷户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同时,贫穷社区居民的社会网络又出现了严重的弱化,其熟悉交往的也多是失业贫穷的一个群体,没法透过有关网络寻找工作或借钱,而这又反过来令贫穷人士长期处于失业和贫穷之中。因此,要消除贫困社区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要重建贫困社区中的社会网络,加强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促进贫穷社区居民间的互助。

2、养老社会化程中的社区照顾问题。从21世纪开始,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愈来愈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社区照顾也开始成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解决途径,要想很好地达致社区照顾对养老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以社区居委会为中介,将邻里互助的功能发挥出来,这里就有一个前提,即要首先构建社区居民的交往网络,利用这一平台,需要护理的老人才有可能找到同一在单元居住甚至在其楼上或楼下居住的拥有护理技巧的居民,这时,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便首当其冲。

3、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社区居民间的交往网络增加了居民间的交往可能,扩大了每个居民的交往网络,其从社区网络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也增加,邻里互助便有了伸展可能和伸展空间,最终必然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4、促进社区其他事务的发展。随着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社区居民间的交往网络构建出来,社区其他各项事务也会逐步得到促进,包括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增强、居民自治的逐步实现。综合而言,通过以上社区社会资本的功能发挥,最终会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那么,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社区工作者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三、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从社区工作的角度而言,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包括建构社会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络、促进组织发展等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综合来看,这三个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一项任务——即消除社区居民之间的陌生感,建构一个“熟悉社区”,因为只有消除了居民之间的陌生感,才会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性信任,才会促进居民之间的交往,同时,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形成也会最终促进社区居民间信任感的增强。促进社区组织发展也是为了消除居民之间的陌生感,因为各类社区组织的培育也是为居民建构各种交往平台,通过居民对组织活动的参与最终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为了达致这一目标,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往,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便需要各种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

社区工作的方法大体分成两大类:策略模式和实践模式。其中,策略模式包括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区照顾等,是技巧的组合;实践模式包括探索与准备、计划执行、撤离评估和反思,是不同阶段的技术。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社区工作的不同模式,例如策略模式的三个具体模式的具体应用可为:地区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以民众自身的力量,增强社区居民间的团结,依赖社区共识,倡导民众参与社区事务,在此种模式下,工作者是充当一种协调者、教育者的角色,建立社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维系社会稳定,并从思想和行为上进行革新,以建立社区正常发展所需的人文环境。社会策划即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来确定问题解决方案,这一模式强调专家意见的重要性,强调民间机构同政府之间的合作,工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实践取向。

同时,要想达致社区居民彼此接纳、以礼相待、互相尊重,社区工作者还要不断地开展各种社区教育活动,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的种种事务中来。另外,社区工作者还要采取各种方法技巧加强不同社区间的联系,达到社区间的资源互通。

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除了借鉴社区工作的专业理论、方法及技巧,传统的本土性工作方法也不容忽视,在延续本土性工作方法及模式的基础上,融合专业的社区工作理论方法,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会逐步促进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

四、和谐社区的构建与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作为三大社会工作方法之一的社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日益紧迫。本土社区工作是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后的最终模式,它既延续了传统的本土性社区工作的实践模式,同时也吸收了源自西方的被认为具有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理论、方法及技巧,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境的社区工作模式。本土社区工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行政性,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行政一直是社会主导,社区也是一样,行政力量始终是动员社区居民的主导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行政主导性使社区居委会获得了一种权威性,在获取资源、动员社区居民、协调各种关系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

当前,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也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是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的过程,在创建和谐社区的过程中,需要社区工作的理论、技巧作指导,同时在延续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又对现有的社区工作专业理论进行改进和创新,最终形成适合本土实情的社区工作模式,促进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

首先,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

和谐社区蕴含了社区工作的“共处情谊”,和谐社会整个创建过程,其实也是在社区工作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运用社区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最终达致社区工作目标的过程,因此,和谐社区的创建为本土社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空间。

其次,和谐社区的创建离不开社区工作理论、方法及技巧的运用。

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又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最主要的条件是,这个社区中应有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区内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程度较高,社区规划良好,社区内的居民生活环境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居民对社区有强烈的归属感,社区管理民主化,社区内有居民认同率很高的社区领袖,社区资源丰富,社区管理者和管理机构与政府关系协调,可以充当居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社区有很高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能力,当专业社会工作者退出社区后,社区仍然可以以良好的状况正常稳定的想前发展。这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社区,它的实现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建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社区建设也在迅速发展,为了更快地实现成熟社区的创建目标,社区工作势必发挥其功能作用,即在其理念的指引下,运用其理论、方法及技巧,最终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

最后,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和谐社区的创建会促进本土社区工作的大力发展。

目前,针对和谐社区的创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各项工作目前都处于逐步摸索过程中,各社区只能根据本社区的具体情况,结合以前的工作经验,同时借鉴社区工作的专业理论,探索和谐社区的创建模式。

但是,和谐社区的创建引起各行业各部门的重视,以济南为例,近期的“十大和谐社区”评选活动、济南市民政局举办的“和谐社区”专题调研,都体现了政府对社区建设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工作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借鉴社区工作专业理论的过程中,结合现实情况,也有可能对理论进行改进,甚至进行理论创新,最终促进社区工作的理论发展。

五、小结

和谐社会的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个层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密切配合,还要能够落实成具体的实践形式来展开,即和谐社会的创建构成了一个大的指引方向,而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则需要每个阶段具体实践目标的完成。,无论是具体实践目标的完成还是和谐社会的最终创建,都离不开对社区功能发挥的关注,随着大量城市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身份的转变,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单元,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社区就成为和谐社会创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实践领域,而在这个实践领域中的工作开展又需要多层面工作的共同配合,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便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2]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载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社会资本范文篇2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欧洲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在这两各地方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纪的城市运动使商人成为城市市民的主体,形成了与封建主的领地、城堡相区别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会。在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艺人为主,他们尽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获得了同样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权(袁祖社,2003:16)。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首先是通过行会和兄弟会等市民自治组织和机构,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市政议会的权利来自公民群体,并受到市民大会的监督。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同政府的分离,而且表现在“它对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参与。但是,中世纪城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别是到了同业公会时期,这种排他性严重违反了现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在战胜各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危机过程中,人们开始对社会秩序的原则进行反思,开始越来越把视角转向社会内部,从社会自身的运作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存在(亚当·塞利格曼,1992,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51)。近代市民社会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国家,反对专制制度,明确地划分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会。1767年亚当·福格森将他的《市民社会史论》(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国爱丁堡,他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拥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会,是公民自治自决的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公民都自觉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发展,公民们丧失了公共精神,他们把政治和军事问题交给官僚处理,这就在无意中为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体现了近代市民社会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在19世纪,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认为制约专制政治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约瀚·基恩,1988,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117-120)。

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KarlMarx)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辨证关系。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看作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范畴,是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产物,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一道消失(转引自袁祖社,2003:4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但包含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同一性,还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据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投入社会实践再生产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制衡,或者说市民社会发挥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情况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国家来统治,这就必然出现专制政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混乱,彼此没有清晰的界限,干预过多、秩序混乱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会是否能够发挥这种制衡作用,取决于它本身的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正是这种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才使它对于形塑健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政治学的视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其理论主要有三个取向:洛克(Locke)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黑格尔(G.W.F.Hegel)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KarlMarx)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国家的基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辨证关系来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

(一)洛克的自由主义传统——社会外于国家的框架

洛克(Locke)关于市民社会的学说来源于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关于社会的政治思想。在中世纪政治学思想中,把社会界定为一个更大的单位,政权只是其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政权或国王被视为至上至尊,但就自然秩序及宇宙而言,政权被视为次要或隶属(邓正来,2002:29-30)。这是近代政治自由主义产生“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在”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中世纪基督教认定教会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提出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相区分,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分离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推动社会与国家在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分化提供了思想根源(邓正来,2002:32)。

洛克(Locke)关于社会的最基本的假设是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但并不是象霍布斯(T.Hobbes)所描述的一片灾难,而是和平的、善意的和安全的。但是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依旧存在缺陷,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一个按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争端的公允的裁判者;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于是,为了克服上述缺陷,人们互相协议,自愿将一部分自然权利赋予国家,“这便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可见,在洛克看来,国家的职能并不是要替代自然状态,毋宁说是社会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要将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予以具体的实现。如果国家违背契约,侵犯了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凭借恢复其自然自由的权利则可以推翻其统治”(邓正来,2002:32)。由此,洛克提出了社会先于国家而在的观点,认为国家只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为达致某种目的而形成契约的结果(邓正来,2002:32)。潘恩(ThomasPaine)是将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思想发挥至极端的思想代表,他认为社会产生于人们的欲望,因为单独的个人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于是人们就自然地结合成了社会,社会是个人天赋权利的集合载体,“公民权利就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具有的权利”。潘恩还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认为“权力是由人的各种天赋权利集合而成的”,因而人民是权力的源泉,其中包括消灭一切他们认为不适合的政体、创立法治和“组织我们自己政府”的权利(邓正来,2002:33)。潘恩的观点虽然比较极端,但是他最为明确地界分了社会与国家。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发展了由自然秩序中引申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观,以个人主义为其“天赋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认为既然个人是他本人利益最好的明断者,那么明智的做法当然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经济活动领域中抉择自己的道路,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邓正来,2002:86)。

可见,洛克的观点是从维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从保护公民的天赋人权和财产权的角度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可以制衡国家的权力。

(二)黑格尔关于国家高于社会的框架

黑格尔(G.W.F.Hegel)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了学理上的区分,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和国家的中间地带,它不再是只与野蛮或不安全的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邓正来,2002:37)。黑格尔承继并明确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在的观点,不再透过政治结构来界定社会,而是透过市场这一具有高度自律性的体系来规定社会。另一方面,市场规定性决定了市民社会中所有具有外在价值的东西都被认为可以通过契约并按照契约性规则进行交换和让渡,在这个过程中,满足彼此的需求,产生新的社会纽带。这实际上是分析了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目的性(邓正来,2002:38)。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然因拥有其自身规律而区别或独立于国家,但是,由于这种规律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盲目导向和机械导向,所以,市民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和谐。所以,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消弱的趋势,其根本要害在于市民社会本身无力克服自身的溃跨,亦无力消除其自身内部的利益冲突。如果市民社会要维护其“市民性”,那么,它就必须诉诸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即国家。国家代表着普遍利益,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并将其所含的特殊利益融合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所以,黑格尔提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架构(邓正来,2002:39-40)。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完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学理上的分野(邓正来,2002:40),这标志着市民社会两种理论架构的真正确立。

洛克和黑格尔的理论架构都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这两种理路作为学理上的分野看似对立,但实际上都是在关注市民社会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洛克的理论是建立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看成是对立的、相互制约的两个主体,其中,国家只是公民意志的体现,市民社会更多的是契约性原则发展的自组织形态;而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也承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但是国家应该主宰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只能在国家的权力和意志下运作。

(三)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

马克思(KarlMarx)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转引自袁祖社,2003:38)。马克思是把“市民社会”当做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涉及人的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来研究的。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转引自袁祖社,2003:37)。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从最终意义上说,政治国家将统一于市民社会(转引自袁祖社,2003:38)。袁祖社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概括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的公民首先是市民社会中活生生的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是政治国家的自然基础,是政治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第二,市民社会的成员与政治国家的成员是同一个人。前者是带有自我利益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后者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则是抽象的、人为的、虚幻的人,所以说“不是身为国家公民的人,而是身为社会的人,才是本来的人,真正的人”;第三,马克思指出了政治制度发展的动力,认为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争脱出来的时候,代议制民主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分离体现了三种意义;(1)从等级制转变为代表制,使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2)它使权力的分离成为必要。市民社会必须通过立法权的机关来参与政治国家的事务,政治国家要通过执行权的机关来干预市民社会的事务;(3)它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的原则。所谓人权,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个人的各项权利(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所谓公民权,则是作为政治国家成员的个人的权利即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第四,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随着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将一道消失。所以,从最终意义上说,政治国家将统一于市民社会(袁祖社,2003:38-41)。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看出,他是从历史的范畴,始终站在现实历史和社会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来阐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洛克与黑格尔所关注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本身的对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具有建构的意义。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结构既是分化的结果,又是投入再生产的资源,市民社会既然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构性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有着不同于政治国家的权利运作方式,是以自治性和契约性为原则,以各种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特定的阶层为主体,以关系网络和参与为运作机制,以公共精神为寄托的介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

三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建构机制

哈贝马斯(J.Habermas)从历史的范畴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定义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公共领域在比较广泛的市民阶层中最初出现时是对家庭中私人领域(privatesphere)的扩展和补充(哈贝马斯,1999:32)。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PublicSphere)中,他不仅仅把公共领域看作是市民社会交往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建构机制。

欧洲市民社会的出现是与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出现密切相关的。从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首先,社会要有一个允许自由活动的公共领域,正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指出的,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力量首先存在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当中,他们拥有各自的传统和利益(哈贝马斯,2002:22)。在这样的空间中,市民以契约性为原则的交往才成为可能,才能生长出各种利益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机构,才能出现各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各种社会组织。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才能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功能的分离,才能实现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各种利益的均衡,从而形成了自治性的市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领域不仅仅提供了建构市民社会的空间和场所,而且提供了建构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

(一)公共领域的界定

哈贝马斯(J.Habermas)认为,“‘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哈贝马斯,1999:29)。基恩(JohnKeane)认为,这些协会的功能与使命在于,“通过两个相互依赖而且同时发生的过程,来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一个过程是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扩展,另一个过程国家的重建与民主化”(转引自哈贝马斯,1999:30)。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1999:170)。也就是说,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要求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利分离开来,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关的管理方式,使私人领域从国家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发展成为私人自律的领域。

(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

哈贝马斯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使命在于调节市民社会(和国家事务不同);凭着关于内在私人领域的经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敢于反抗现有的君主权威”(哈贝马斯,1999:53)。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最主要体现在它的公共舆论的批判功能上,通过公开的讨论和公共舆论的批判,表达各利益团体的意见,监督政治国家的制度,对公共事务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促进社会道德和公民精神的形成。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此时,剧院、博物馆和音乐会中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的“泛”公众就其社会起源范畴而言同样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公众。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中,充满着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批评,由此,就形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定的市民阶层。在市民阶层经常化、制度化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参与和批评的传统。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整合力量,形成了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

公共领域中建立起来的各种自治性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中,描述了美国社团的情况:“各个年龄、各个阶层、各个个性的美国人都在永无休止地进行着结社活动。不仅所有的人们都参加了商业和工业的社团,而且还参加了其他的上千种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很普遍的和很狭隘的、庞大的和渺小的……因此,当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是这样的,那里的人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掌握了共同地追求共同的愿望所设定的目标的完美艺术,并且已经应用这个新技术追求者最广泛的目标”(转引自帕特南,2001:102)。帕特南指出,公民社团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内部”效应,而且它们对更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外部”效应。从内部效应来看,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从外部效应来看,大量的二级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了20世纪政治学家所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帕特南,2001:102-103)。看来,市民社会中的社团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

(三)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

本杰明·巴伯(Barber)指出,“强势民主的基础是国民自我管理共同体的理念,他们的团结是出于公民化的教育而非同质的利益,公民态度的美德和参与制度而非利他主义或善良本性使他们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并采取共同的行动”(帕特南,2001:136)。公共领域对市民社会的建构机制重要体现在它的自组织社会功能上。因为,正是在这种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各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和行业组织,如以沟通为目的行业协会组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保组织,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协会,各种基金会,还有各种志愿者组织等等。朱莉·费希尔(JulieFisher)在她的《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NGOsandPoliticalDevelopmentoftheThirdWorld)指出,公民社会的力量,与公民和国家之间起作用的中介组织的数量有关(费希尔,2002:13)。薄冰藤(Bebbington)和法瑞藤(Farrington)认为,NGO最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民主的发展,不如说是通向组织多元化的途径”(费希尔,2002:13)。

费希尔(JulieFisher)指出,NGO在最近30年的兴起中,起到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培育公民社会的作用(费希尔,2002:13)。这些基层组织的活动,为增强公民社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推动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西方消费者运动、可持续发展运动和绿色和平组织运动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精神与市民认同

公共精神(civic-ness,publicspirit)也称之为公民性或公民精神,都是指在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civiccommunity)中,公民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维护。在帕特南的“公民共同体”概念中,它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情况这四项内容。在这种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的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就构成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帕特南,2001:100-104)。

帕特南(RobertPutnam)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DemocracyWork)一书中,在对意大利南北方20个地区制度绩效的比较中发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之所以比较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是因为它们有更强的公共精神(civic-ness)(帕特南,2001:113)。这种公共精神包括公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规范和网络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帕特南的研究发现,公共精神和公民传统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大的预测参照,而且远较经济发展本身的预测更为准确。这种公共精神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主要是说明公共精神既可以对制度绩效产生很大作用,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重大影响(帕特南,2001:120)。

1793年福斯特(FriedrichGeorgForster)首次用公共精神一词来对应法语中的“公共舆论”,斯梯尔把公共精神从作为个人具有牺牲精神的崇高信念提高到为时代精神(大众舆论)的客观形式,博林·布鲁克则将公共精神看作是反对腐败当权者的自由精神(哈贝马斯,1999:111)。

爱得华·希尔斯(EdwardShils)指出,市民认同(civility)是对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制度或机构的一种珍视或归依(attachment),若无最低限度的市民认同,这些机构就不可能运作。他还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市民认同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被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部分取代的一种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的制度或机构乃是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的对象(希尔斯,1991,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41)。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指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civicvirtue)的关键标志”(转引自帕特南,2001:100)。

曼纽尔·卡斯特(MaunelCastells)将认同的建构和起源区分为三种形式:(1)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2)拒斥性的认同,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3)计划性的认同,指当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曼纽尔·卡斯特,2003)。他还认为,“在建构社会时,每一种认同建构的过程都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也就是一套组织生产合理化其结构支配来源的认同(M.卡斯特,2003:4)。

(五)公共领域的批判

黑格尔(G.W.F.Hegel)在称赞市民社会法则合理性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中充满了混乱和冲突,他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深刻矛盾:“市民社会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反而把它提高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加了……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使得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这里就显露出来,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哈贝马斯,1999:136)。从黑格尔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公共领域为市民社会建构了充分自由的交往空间,为市民社会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它本身所带有的阶级性使得它无法解决市民社会的不平等问题。

马克思(Marx)从阶级的观点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认为“由于市民社会实际上已经设定了其政治地位,因此,它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地位之间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在抽象的政治国家中,选举改革要求消灭国家,同样也要消灭市民社会”(转引自哈贝马斯,1999:141-146)。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在辩证法当中归纳出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财产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的基础上,其自律不是建立在私人领域当中,而是建立在公共领域自身当中。在这里,私人与其说转化成为私人公众,不如说社会成为公众的私人,资产者与人的同一性被公民与人的同一性所取代;私人的自由是由作为国家公民的人的角色所决定的,而国家公民的角色在也不是由作为资产者的人的自由所决定的。因为公共性所调节的不再是资产者的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反,它通过有计划地把社会中出现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个人自由领域,而保障公众的自律(哈贝马斯,1999:146)。显然,马克思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以及其中的社会关系都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而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具有集体的公民精神,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发育成熟使得市民社会从国家的专制权力中独立出来,建构成一种能够自动制衡的社会形态,它既为国家与社会的界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又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果,所以,公共领域的发展为市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四社会资本,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够利用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它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它更多地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社会实践中的运作。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基于格兰诺维特(MarkGranouetter)在他的《经济生活社会学》(TheSociologyofEconomicLife)中提出的三个假设:(1)经济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2)经济行为是在社会中定位的和(3)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结构)(MarkGranouetter&RichardSwedberg,1992:6)。就是说,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规范、社会网络之中展开的,反过来,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的运作就直接影响着经济制度、民主制度的绩效和发展结果。

(一)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功能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3)。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3-4)。帕特南(Robert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保罗·F·怀特利,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47)。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ofSocialTheory)中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财产,它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1999:354)。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Portes)指出,社会资本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3)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波茨是把社会资本当作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获得社会资源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PortesA,1998,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129)

社会资本也并不是总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Portes)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1)排斥圈外人,因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因为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阻碍了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在高度团结的共同体中,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产生了巨大的搭便车问题,在共同的规范结构的支持下,不勤奋的成员会向更成功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于要求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本恰恰是获得同样资源的特权。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累和成功的机会消失了。(3)限制个人自由,在高度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必然产生规范的压力,就会限制个人自由,使具有独立精神的成员感到受束缚,以至离开;(4)用规范消除秀异,由于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团体的团结得到了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成功消弱了团体的一致,最后的结果就是用规范来消除秀异之人,并强迫更有野心的成员离开(PortesA,1998,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137)。

(二)社会资本的结构

1999年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F.Brown)在因特网发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文,从系统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78)。他直接把要素、结构和环境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层面,提出了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关注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他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他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托马斯·布朗,1999,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2000:78-79)。

(三)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

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科尔曼,1999:356)。其中,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科尔曼,1999:360)。格兰诺维特(MarkGranouetter)认为,经济是嵌入于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朱国宏,1999:110)所以,社会资本的运作就是以关系和网络的方式运作的。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的私人财产,这是个人寄身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帕特南,2001:199)。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和运作,既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形成,又构成了民主制度运行的环境和社会基础。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一书中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等”(福山,2001:30)。他还指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存在于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获得不同于人力资本的获得,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如接受教育或培训而获得,而社会资本的获得必须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它不仅靠个人的遵守来获得,而且要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德行基础上。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基于道德习俗的积累形成,所以,社会资本的获得比其他形式的资本获得更难,同样,它也难以改变或摧毁(福山,2001:30-31)。

(四)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运作

陶传进指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为行为主体提供私人物品为目的的,而市民社会则是以为行为主体提供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为目的,以集体行动的普遍达成为目标的(陶传进,2003)。市民社会是以市民的自治性和契约性为原则,更多地是依靠公民参与网络,以公民自治性团体或机构为组织形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就成为市民社会最主要的运作机制。

1993年帕特南(RobertPutnam)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研究了意大利20年来南方和北方制度改革的经验,他得出结论发现“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帕特南,2001:2)。帕特南本来的目的是研究意大利20个地区的制度绩效,他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公民参与、社区领导人对地方行政官员的民主态度、社团组织、公民共同体等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来比较不同地区民主制度运作的结果,结果却发现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195)。因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的特征都是公共用品,不同于私人用品,要将私人之间的信任转化为社会的信任,就得通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来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形成普遍的互惠,即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帕特南,2001:202)。帕特南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帕特南,2001:202-204)。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由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阻碍经济发展的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帕特南,2001:206)。

帕特南(Putnam)还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互惠规范(normsofrecipocity)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也会自我增强的,在恶性循环、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鼓励、混乱和停滞,在相互强化着。这表明,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的社会,往往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帕特南,2001:208)。在这种反复的自我增强过程中,就促成了一种制度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互惠、信任基础上的均衡,而不是庇护、争斗的均衡。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用“路径依赖”分析了美洲的经验,发现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集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的传统。所以,同样的制度运转的结果却形成了南北的巨大差异(帕特南,2001:210-211)。

帕特南(Putnam)还发现,社会资本运作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权威关系,在公民性程度较低的地方,政治生活以权威和依附的垂直关系为主要特征,体现在庇护——附庸的关系网落上,政治领导人都出自一个比较狭小的社会等级,他们对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持怀疑态度;相反,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治领导人多数来自背景较一般的人群,他们积极支持地区民主改革,赞同大众参与地区事务。而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与公民之间较少发生冲突和争端,领导人一方面也更愿意解决他们的冲突,另一方面有一个开放的伙伴关系。所以,地区政府的效率与该地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横向地组织起来还是等级化地组织起来的程度密切相关(帕特南,2001:116-117)。

帕特南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这种社会环境即是包括了文化传统和社会交往的市民社会,一个市民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市民社会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发挥至极大;相反,在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勾心斗角、混乱无序的市民社会则会将相同制度的绩效降低至最低。

社会资本范文篇3

一、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有利方面

1.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具有工具性作用农民对农业保险既力不从心又心有疑虑。一是不相信保险;二是依赖保险,部分农民买了农业保险后,不积极参与防灾防损,导致损失扩大;三是道德风险严重,少数农民利用农业保险进行欺诈活动。社会资本介入农业保险可以制约以上的行为,对农业保险具有工具性作用。社会资本提供的保险信息搜寻便利降低了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弱化或解决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2.弥补保险中介机构缺位规范化的保险中介机构是现代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然而,我国保险公司并没有利用农村保险和保险经纪公司这一中介形式。其可以利用社会资本弥补保险中介机构的缺位。社会资本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保险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多途径的让广大投保人了解农业保险,提高农业保险产品的搜索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农业保险中介的缺位。

(二)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负面影响

1.社会资本缺少规范的市场处于较为有利的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在保险行业中,保险人自觉地调动各种关系网络的能力是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基础,但如果缺乏保险法规条例,则可能导致市场竞争无序,低层次的价格战、高回扣、高返还导致市场恶性竞争。在进行破坏性市场竞争的同时,最主要的竞争手段当属“人才”争夺战。只要能收取保费,那就是保险业内公认的人才。但是,在这些人才中,有一部分人在为保险公司带来一定的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其专业知识不全面、实际业务能力不强,不能帮助农民选择最适合的保险产品,从而使农民对农业保险丧失信任。这对农业保险供需不能起到稳定作用,更不用说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业保险网络体系不健全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险种集中在农作物和养殖业。农作物险种主要对自然灾害险进行承保,不承保社会政治风险等责任。农药和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等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以及设施农业、水产养殖业等均未列入保险责任,导致农业保险存在疏漏。我国从2007年开始推行由中央财政支持并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初期确立了玉米、水稻、小麦、棉花、大豆和能繁母猪等6个承保品种。2009年又新增加了育肥猪保险和森林保险两个品种。至今,我国中央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已达10个,但与发达国家对农业保险补贴的品种数量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全国性农业保险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其他保险公司基本未涉及农业保险业务。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开办了全国性农业保险的两家公司还在不断对承保范围、数量和险种等进行压缩,造成自然灾害较多的地区和年份,农业保险则呈现萎缩的趋势。

二、社会资本制约我国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原因

(一)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差异性社会资本拥有量的差异性使非生产性的行为收益大于生产性的行为,社会资本存量多的保险公司不费力就可以获得大量农业保险保单,而社会资本存量少的保险公司则经营困难,难以获取保单,有的保险公司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这种强烈的差异性很容易使那些社会资本存量少的保险公司产生失望消极心理,退出农业保险行业,不利于营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和农业保险的发展。另外,保险业中的社会资本收益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更多的成本投入到“非生产性努力中去”,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排外性社会资本的排外性为圈外的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行业设置了障碍。一定地域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群体,对群体外的保险公司实施区别对待的规则,对其内部的保险公司实行保护,都来投保本地的保险公司,对群体外的保险公司实施排斥,导致其在本地难以生存经营,无法避免地走上倒闭的道路,正式制度被扭曲。这使得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不足。

(三)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缺乏信任在保险行业中,信任因素是双方面的,不仅包括保险公司对农民的信任,也包括农民对保险公司的信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它是人们长期互动的产物,获得信任感是人们进行人际交往的前提。在农业保险中,信任这一社会资本起巨大的作用。农民正是基于信任心理,对保险公司和制度予以信任,才会愿意投保。当农民对保险公司和制度不信任或不完全相信时,他们就不愿意投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浪潮的影响,不可否认,社会资本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信任范围的半径会缩减。同时,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直接导致农村社会资本结构在量上的转移和质上的分化,在量上表现为先赋性社会资本数减少而获得性社会资本数量增加。在质上表现为社会资本的稳定性和同质性降低。伴随着农村社会资本的变化,其人际关系的稳定性与同质性趋于降低,特殊性信任基础弱化,使得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量大大减少。

(四)合作共享困境合作共享是指互助,它不但满足了农村居民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农村社会生活,使农民获得社会归属感。社会资本是在长期交往合作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形成的这种长期性,个人、组织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以及认同关系的互利性,使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然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互动,农村各种社会组织容易产生合作共享困境。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保险公司的诱导过度投保;二是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这制约了农业保险的需求量。

三、优化社会资本改善我国农业保险供需的对策

(一)利用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信任从推动力来看,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如果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救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提高农业保险制度的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培育一种超越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信任意识。社会资本将会推进我国农业保险中显示出巨大优势。

(二)利用社会资本加大对我国农业保险知识的宣传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由于我国农业以个体为单位,对个体潜在保险客户而言,农民更愿相信看得到的利益。在发生自然灾害等人为不可抗拒的损失时,如果农民看到周围有亲戚朋友通过农业保险获得补偿时会促进当地农业保险的需求,从而推动保险业的发展。由调查访谈可知,大部分农民是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才得知农业保险,但对农业保险的险种及如何办理投保等不太了解。故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与知晓途径也成为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提升社会资本的利用率。

社会资本范文篇4

[关键词]投资;社会资本;农村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

1社会资本的引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网络关系的优势,通过信任和这种网络关系内在的沟通实现高度的自治。这种自治是在分权的逻辑下进行的,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有组织的生活,每个组织又能够发挥其职能的优势。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人为什么逐渐倾向于过一种没有组织的生活并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现象在我国也有着明显的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在观念上其实是自由主义的获胜。之前我们在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人们习惯于用集体的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虽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悖论,但集体行动的逻辑不能解释在高度政治热情下的群众参与行为。所以以一种案例式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带有政治热情驱使的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一旦丢失,集体的行动就会回归到理性选择的逻辑内。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广泛的参与历程,按着路径依赖的理论,又很容易会组织起来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进而实现互利互惠的自治模式。所以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性问题凸显的重要节点,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农民过上多元组织的生活,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民主化进程、内聚型文化建设、分权制改革等制度供给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2从农村社会治理现象审视社会资本的投资欠缺

农村人口外移导致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城乡差别的存在和近年差别的扩大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等;又有政策因素,如投资、财政、金融和流通政策的不协调等;也有发展方面的因素,如农村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滞后等。其中立法和政策是主要的原因。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乎成为中国城乡分离的有力证明,一般认为自由市场加上理性人等于公共选择的悲剧,而大规模人口流动加之法制不健全等于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达到互助共赢的自治状态。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恰恰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经历了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的阶段,社会资本的评估几乎是以人口的状况为参照标准,而人口状态是政策导向的集中体现。农村社会资本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使用固化而流失,而人口规模没有能控制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人口频繁流动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缺少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是人口过多地堆积在土地上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构成了社会不安定之源。正是基于对农村贫困化的考察,有学者便将农村流动视作农村革命的替代品,是因为人口的外流缓解了农村由于贫困而埋下的秩序混乱的隐患。

3问题导向下的农村社会资本投资的模式选择

3.1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民主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资本的理论产生可以说是与民主化并驾齐驱的。社会资本呼唤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与人与人的彼此信任,这种环境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民主的价值内核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决策在人民的参与下进行,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主实现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形成、自由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教育的普及。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制度体现,首先民主的逻辑一般遵循从选举民主到监督民主再到决策民主。我国农村的民主建设也基本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实现的。在解体之后,我国农村地区建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定位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切事务由村民自己管理,要充分体现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功能。村民在法律上拥有了话语权和自主权。所以民主化是现代农村治理的先导,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背景,这是投资社会资本的有效土壤。我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而这一制度的确立来源于农民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之所以能够全面推广就在于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与农民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生产有了自主权,政治参与有了话语权,社会资本的运行与进一步投资才具备前提。生产合作与经济效益挂钩,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农民的自身利益挂钩,逐渐就形成了具有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投资的成功体现,所以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3.2制度供给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是大陆法系法制精神的集中体现,制度主义是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革命前的主流范式,制度主义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和阐释,进而通过制度设计将有效合理的制度在政治体系及组织中运行。新制度主义的回归再次把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制度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传统制度主义的命题被非正式制度取替。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开始于经济学领域,这一范式的回归及时地关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制度在现实社会的需求,我们认为新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过渡。新制度主义的回归也可以认为是市民社会兴起的理论回应,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正是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为民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市民社会是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为协同发展、互利互惠提供了空间。因此社会资本的运行需要用民主做基础,需要市民社会做依托,需要制度供给做保障。农村发展建设很多时候都是以政策为指挥棒,而政策不具有长效性,因此需要不同层级的制度进行规定。社会资本的运行与投资同样呼唤制度的关注,同时制度为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制度建设应根据地方特点和历史需要而有所差异,但制度建设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什么样的制度算作好的制度,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这样制度建设本身也就有了长效的机制,至少不会出现制度脱离实际、制度过于刻板等问题。首先,制度建设应该秉持混合原则,波力比阿就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成功归结于当时的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也称赞混合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有效运行的保障。混合型制度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能够足够地包容现实中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制度能够发挥长久的作用。其次,制度建设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动态体现的是制度的多向运转,有足够的空间保障信息的有效沟通,这在农村发展中非常必要。再次,制度建设要保证精英和大众的共同参与,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一言堂式官僚主义作风。只有将利益群体真正纳入决策轨道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有效。制度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体现在社会资本作为无形的资源需要有形存在的制度规制和调整。3.3文化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基础。公民文化的视角为民主的测量提供相对科学的依据,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成顺从型、地域型和参与型。顺从型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闭塞和信息的流通不畅导致人们仍然处于服从和顺从于当地政治精英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显然缺少民主成分和现代性的成分。地域型也是相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类型,民主化程度更为局限。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体现了公民愿意在共同体内广泛地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组织人员的变更。阿尔蒙德很清楚这种理论的划分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他说单独的某一种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大多是这三种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就是参与型占主要地位的公民文化。这种理论为农村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一种方向,就是要广泛地动员村民和鼓励村民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程序中来。政治参与是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从中国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文化对社会资本的投资的价值和作用是另一个维度。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文明体系。用文明的概念来替代文化的概念更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厚重感,在《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再次站在世界格局的变迁角度把世界文明分成了七个主要类型,中华文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一文明中的思想硕果是否能够为社会资本的投资提供理论支撑,抑或说是否影响着中国社会结构向自治和民主现代的方向发展。刘泽华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不蕴含现代性,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权统治,王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会产生民主和自治的萌芽。也有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的制度传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自治空间,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理论都论证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甚至有着更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从政治思想本身看,自董仲舒开始把儒学视为官方正学,中国文化的走向始终在儒学思想的正统下与其他思想进行着交流和影响。儒家学说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随着儒学的发展民本思想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理论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的确不同于民主思想,但这充分说明中国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重视人民自主行为的内容。同时“大同思想”和“大一统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指导和支配着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桃花源”。

4结论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执政的科学化,并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农村治理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主化释放农村社会的政治压力,把广大农民的参与诉求转变为决策程序的必经过程。以制度化推动农村社会的法治进程,农村的法制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广泛的社会自治是让农村的发展更具活力和能动,而法制建设是为社会自治设防。因此农村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黎玉琴.公共权力———法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J].现代哲学,2009(2).

[2]何君安,梁忠民.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系统的关系[J].政治学研究,2006(3).

[3]黄其松.社会资本:科尔曼与帕特南的比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

社会资本范文篇5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将供应链支撑的生产经营领域的共生机制引入和扩展到中小企业融资及小额信贷运营,是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那么作为这一体系的“衍生产品”的信誉链和合约构成了融资链的战略基础。虽然分工细化导致的企业间的强联系,使价值链上升到供应链而形成一种广泛的共生机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场环境的左右);而高级共生模式在于以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的信誉链——供应链的本质应是一种信誉链,其核心与升华是以合约连接的信誉的共建与共享。由于信誉链的建立伴随着企业信誉边际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应链的各企业的边际信誉度将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誉链基本稳定,处于该链条的企业融资模式,会改以企业为单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应链—信誉链”的共同项目为单位的模式,这标志着企业间的融资链——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形成。这正是共生融资模式的实质。融资链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体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

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的纽带)的划分,贫困群体(含中小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在此,“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互动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因信誉同样作为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其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只有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表明,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及其分析应全面审视——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恰是助推贫困群体成长的关键性内容。

三、构建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看来,倚重甚至迷信这种基于“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失之偏颇。毕竟从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的乡土社会,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现代契约社会过渡,或者说,从单重隐性的契约(信誉等)的社会向更重显性的契约的社会转型,虽然必历经陈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但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这样的“道德悖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格局极有创意和深度的说法)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这个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非常脆弱。这根本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监督、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显然,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对应的规定性。就格莱珉模式来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而只是一种风险转移——五人小组机制的相互监督与激励的“双刃剑”,在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外化为求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同时,银行也由此实现了成本转移,即将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这种个人风险向团队风险的转移,虽减少了信贷审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违约。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据此,解决小额信贷难题,寄希望于一种法则、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格莱珉模式也不可复制。以“供应链一信贷链一融资链”联动机制构建的共生融资模式表明,融资链作为连接企业和信贷机构的中间组织,可以以信誉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为基础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鉴于信贷组织要调查和掌握中小企业的隐蔽信息(指中小企业通常存在的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较强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需投入相当成本,可依赖融资链的信誉行事而不必太费时费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资链的相应合同条款,起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担保的作用。因融资链上游的大企业,通常在与多家信贷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关系型融资体系,并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融资机制,从而会产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誉和合同等显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效应。

对此,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借GB模式的样本效应,通过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一种使小额信贷走出困境的全新维度和可行路径清晰呈现。基于“供应链一融资链”的完善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一个信贷资信等级很高的大企业为核心,凡与这个核心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同样受到信贷机构关注的中小企业,可持与该核心企业的业务票据到信贷机构申贷。这就构成了信用链条的复合式结构,即“1+N”模式——作为“1”的核心企业与作为“N”的中小企业群的有机组合:而“1+N”实质是中小企业群与大企业的互动共生。要通过培育合格的共生单元(培育大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赋予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并举),加快共生秩序建设(破除垄断与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并行),催生内生媒介和外生媒介的发育与成熟,逐步建立起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1]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4-56

[2]唐学鹏.用生态学眼光解决小额信贷难题[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9-27(3)

社会资本范文篇6

勘查投资主体指的是实施勘查项目的出资人。在我国,探矿权是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中派生出来并相对独立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限定性物权。探矿权人享有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但没有处分矿产资源的权利。探矿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同样应该表现为:行为能力或承担责任的能力是衡量申请该项权利的民事主体是否符合规范的前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行为能力的根本体现就是一种经济能力。因此,凡具有足够经济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均具有申请探矿权的资格。经核准、登记等法定程序,可以成为探矿权主体。在此前提下,探矿权人成为勘查投资主体,履行勘查出资义务,并可以通过“招标、招聘”等途径,来解决行使探矿权过程中所需的特殊手段或技能问题。允许一般民事主体申请探矿权,成为探矿权主体,实际上是从法律上赋予社会资本勘查投资合法地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质找矿突破战略,允许和鼓励勘查投资主体多元化,维护投资主体权益,鼓励更多的非国有企业投资商业性地质找矿。近十多年来,随着地质找矿机制的改革,国家允许国有地勘单位以持有的探矿权为条件,与其他企业和个人合作勘查,勘查出资主体发生了很多的角色变化,非国有的探矿权人与他人合作勘查的行为非常普遍,因此,除了通过成为探矿权人实现勘查出资主体权利外,一些企业和个人出资与探矿权人合作勘查,事实上也是勘查投资主体。合作勘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同来约定,社会资本勘查投资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提出:完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机制。对可以由企业投资的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政府原则上不再出资,主要运用政策调控,改善市场环境,发挥引导和促进作用。对勘查风险大的能源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政府适当加大前期勘查力度,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投资。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培育壮大商业性勘查市场主体,确立企业在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中的主体地位。各类矿业企业新建矿山或采区,必须依法投资矿产资源勘查或有偿取得矿业权,承担投资风险,享受投资权益。上述政策的提出,解决了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的投资主体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查,降低商业性地质勘查的风险,保护商业性地质勘查的权益。旨在通过拉动社会资本投资,加大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实现在短期内形成显著找矿成果的目标。在国家倡导地质投资多元化的今天,我国诞生了一批专注于风险勘查的民营企业,投资进行商业地质勘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梁伊广西国土资源规划院广西南宁530022投资的民营企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实施找矿突破行动的2011年,我国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找矿资金投入已实现了1∶10的比例,随着地质找矿新机制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这种拉动比例必将更大地提高,社会资本勘查投资在地质找矿中将发挥更多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勘查投资导致地质勘查队伍发生变化

社会资本勘查投资活动是打破地质勘查队伍单一性的决定因素。地质勘查活动是一种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产业活动,因而各国矿业法一般都规定,必须满足特定资质和条件才能从事地勘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地勘项目由国家投资,实施计划管理,国有地勘单位承担,因此,没有制定地质勘查资质准入制度,更不可能存在非国有的地勘单位。改革开放后,在允许社会资本投资勘查的形势下,地质勘查也逐渐向社会开放,非国有地勘单位有其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地质勘查资质管理制度应运而生。1991年9月3日,原国家地质矿产部令第14号《地质勘查单位资格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地质勘查资格管理工作进入新的时期。非国有地勘单位由此诞生并逐渐在地质勘查行业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地质勘查单位资格管理办法》实施十多年后,由于其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原有的规定和要求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地质勘查资格管理工作的需要,尤其是缺乏竞争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导致勘查工作能力水平相差很大或十分悬殊的地勘单位持相同的地质勘查资格证书,不利于地勘单位提高素质、增强地质勘查能力、提高地质勘查工作质量水平。为此,国土资源部适时总结,进行制度完善,2003年了《矿产资源勘查资质注册登记办法》。2008年国务院了《勘查资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0号)。将勘查资质管理的制度上升为行政规范,这些制度规定了勘查资质的准入条件,消除了国有与非国有的界限,强调技术能力是取得资格的主要条件,从而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规范地质勘查行为,维护地质勘查市场秩序,促进地质勘查工作健康发展。非国有地质勘查队伍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实施地质找矿战略行动,需要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勘查单位。《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提出:鼓励国有矿山企业实行探采结合、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公司或企业集团,增强在国内外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能力。鼓励国有地质勘查单位与社会资本合资、合作,组建矿业公司或地质技术服务公司。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公司和机制灵活的找矿企业。近几年,不仅国有地质勘查单位申请地质勘查资质,而且有一批非国有的企业陆续申请地质勘查资质,成为地质勘查的新军,国有与非国有的地质勘查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应清醒地看到,非国有地质勘查单位自有的技术人才相对缺乏,在申请地质勘查资质过程中,为了满足各类技术人才的限制条件,一些公司四处拉人的现象依然普遍。虽然聘在公司的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但实际上这些人员并不在公司承担项目工作,这些公司承担的项目,往往项目人员少,成果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有地质勘查单位仍是地质勘查的主力军,非国有的勘查公司应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在地质找矿战略行动及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保护社会资本勘查投资权益需要规范勘查行为

社会资本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回应;公民社会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社会理论,为社会行为、政府管理、制度研究以及社会民主等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社会资本增长在公共利益表达、公共利益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群体间的有效沟通等公共性维度上体现诸多作用,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进程,对增强政府回应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回应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它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及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当前,政府本身正做出变革体制、加强监督、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推进民主进程等各种努力来提高政府回应。实践中我国政府已经在执行的有利于促进回应机制建设的举措,主要有承诺制、公示制、政务公开制、听证制度、国家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行政质询制度等。这些实践对于促进“阳光行政”和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对于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但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看,形式有余,效用不足。这些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查缺补漏,平息社会矛盾,弥补权力作为的过失,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沟通单向性、回应被动性的缺陷。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在反应过程的迟钝和回复过程的隐形化、非制度化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也存在政府对不同社会群体回应不对称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我们要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政府回应不足问题,笔者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找到答案。

二、理解社会资本理论

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我国学者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将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运用到分析政府与民主绩效当中,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了一条途径。按照普特南的定义,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至少可作三方面的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支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的特性。

尽管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但社会资本具有以信任、互惠、合作而使社会成员相互联系成网络这一核心特征是学者们都能接受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资源,它作用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可以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软环境,特别是在主体公共精神融合、凝聚和个体精神的体认与认同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政府回应的内在关联性

所谓增进政府回应,就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和回复。增进政府回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政府管理民主、富有责任感和效率的体现,也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信任、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有效的政府回应隐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社会资本”的存在。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普遍具有团结、互助、信任的人文精神,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与这些精神和意识相伴而生的独立、自愿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发展的前提下,公民社会才能作为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的普遍主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从而促进政府对公众的诉求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社会资本与政府回应的内在关联在于:

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要素有利于政治参与活动中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团体,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互相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所以,社会资本非常重要,因为它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从公民与政府互信的层次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源作用于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使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当权者——政府产生信任,同时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的人文关怀在行政伦理方面得到体认。社会文化资本对促进政府回应、维持社会稳定在深层次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可以整合各种利益和要求,为伸张公平正义、政府善治创造基础。一方面,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促进公众彼此联系,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社会资本的存在使信息等资源的互通有无成为可能,使普通民众能够在社会话语权方面改善劣势状况。同时,使彼此之间的整合与影响成为必然,它将各个社会成员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分层所造成层级间的断裂,可以使公众的诉求更多以团体的形式反映出来,以获得政府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立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还有赖于“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支撑。随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社会管理的主体己不可能再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政府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管理者,它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众多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资本所蕴含的参与网络为政府善治提供了基础。

四、政府回应不足的成因分析——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结构、精神层面的价值选择、社会信任机制及社会群体行为方式纳入到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为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会行动系统中行动者的动因解释得更加全面深入,为我们透视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当前政府回应不足固然有制度、体制上的原因,需要我们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加以完善,而我们更要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洞悉政府回应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为生产活动提供便利的积极功能,“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还指出,“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如果没有社会资本,成员的目标很难实现或者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受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弱小且彼此间链合脆弱、沟通不畅;社会信任下降、腐败现象、公德缺失、社会不公平、个人与社会关系疏离化等,可以概括说是社会资本中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阙如。现代公民意识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而公共精神的强弱体现着公民彼此心理认同、相互团结、信任合作、互惠互利的水平。

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阙如对政府有效回应产生了极大的制约。现实中国家机构行使着太多的权力,承担着太多的责任,形成所谓的“超载政府”。一方面,政府是有心无力承担更多的回应责任;另一方面,超载政府使权力本位意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公务员的权力本位思想导致行政伦理失范,漠视民众的利益,民本位的价值取向被忽视;相应地,民众个体则习惯于被规范、被束缚,造成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依附心理和对权力的屈从,进而抑制了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争取。因而,社会联系的纽带、交流的准则、行为的尺度、集体行动的取向等等,都会带有权力操控的味道,这时的社会资本为“权力本位”张目了,而一旦社会资本为“权力本位”张目,那么,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就会受到吞噬,等级、封闭的“垂直”体系就会卷土重来,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政府回应不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五、增强政府回应的对策

鉴于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诸多缺陷以及社会资本增量不足,一方面我们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要全方位培养公民意识、人文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加强政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建设以发展社团式社会资本,提升弱势群体及公民的社会融合度。通过社团组织与政府、社团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从而形成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

1.强化政治社团在政府回应中的作用。塞谬尔·亨廷顿指出:政治社团凝聚公民的利益要求,把分散的、模糊的个人意志转化为明确的、一致的组织意志。同时,政治社团还把个体公民组织起来,将分散的政治资源统一为整体力量。政治社团处于公民和政府之间,通过同双方的经常联系和对话,能够有效地缩短决策者和公民之间的距离,沟通政府和社会成员。政治社团把分散、无序的群体力量组织起来,使之形成为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统一领导指挥的完整、有序的整体合力。以组织化参与方式将民众集体利益传达给政府,影响政府决策,让民众更真实、更有效地参与和影响并监督政府活动,形成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氛围,使民众能切实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而政府可以利用政治社团的组织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图。政府在重大决策中主动地与相关的、有影响的团体进行协商,通过政治社团这个渠道宣传、贯彻自己的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足够力量为实现政治目标奠定组织基础。

在“统治——管制型”的行政运行模式中,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其对于社会、市场、公众的管理和规制活动体现出强自我中心主义,公众与社会的意见和需求只被理解为一系列公共政策实施和公共权力行为后的附带结果。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在实际的运作中会因为集权、僵化、以层级节制为特点的低效官僚机构运作方式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以其自身的优势可以对公众诉求有效回应,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参与,可以承担大量的政府组织无力完成的社会服务性职能。

社会资本范文篇8

关键词:产业新城;PPP模式;社会资本;风险管理;应对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诸多问题,例如:城乡分离、对资源过度的掠夺式开发、产城分离,甚至有的城市出现了“空城”、“鬼城”,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我国大量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更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产业新城是一种城镇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全新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的推出不仅保留了传统园区的优点、有效弥补了不足,同时更对园区经济合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原来单一的生产园区向着汇集了生产、服务、消费等多种功能支撑的新型城市经济园区。产业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建设工期较长、工程量较大,这对各地政府的财政资金提出了新的挑战,再加之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并且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等,从而导致在产业新城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PPP模式的引进有效弥补了政府财政资金的缺口,更为新型城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在PPP产业新城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是其中的一项主体,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有效识别和分析社会资本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PPP模式下产业新城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门槛较高。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社会资本进入最为艰难、门槛最高,更是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由此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社会资本投资中发展最为不足的领域。我国各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监管规范的监督者、实施者、制定者,更是出资者,这就出现了一些权力寻租现象;出现了政资合一、政企合一的问题。当社会资本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时,虽然市场准入壁垒已经不再明显,但是,仍存在一些不顺畅的现象。例如: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期由政府垄断,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表面上看实现了脱钩,但是实际上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容忽视。这种对社会资本其实的观念必须尽快转变。(二)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社会资本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的基础之上,一旦出现监管职能的越位、缺位的现象,将会危及到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也会造成无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国现行的监管机制缺乏完善性,如: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范围不具体、监管水平低下、监管部门存在交叉管理的现象、监管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升。(三)融资难和投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要跨越很高的门槛,与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资本的融资机会少、规模小、比重低、品种少、期限短、融资成本高、担保难等问题造成融资难的现状。另外,很多民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投资所有权的安全性、独立性、完整性受到威胁。

三、对产业新城PPP模式建设中社会资本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加强对政策风险的管理。政策风险是社会资本投资时必须高度关注的一项风险,在投资前可以同政府部门进行投资谈判有效协商。谈判与协商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在产业新城项目建设上能够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贷款利率的优惠,并且希望获得相应的政府补贴额度,同时要求政府就这些谈判的内容做出书面保证或承诺。当政策发生改变时,社会资本投资商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失,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能够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补贴。由于在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在项目的实际操作中社会资本要寻求政府的保证或承诺存在很大的困难,此时社会资本投资商可以向商业保险公司、官方机构投保政策风险或寻求担保。(二)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在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中,应全面发挥政府合作部门的政策支持作用,全面拓宽项目融资渠道。为了筹集资金,社会资本应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能大大推进融资的进度,同时还能更好的对项目融资的风险进行合理分散。另外,社会资本还应积极争取税务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规划项目财务计划。例如:可以加强与政策性银行的合作。(三)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社会资本应加强对信用风险的管理。民间资本的投资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速度,为了保证社会资本投资方利益不受侵害,应与当地政府签订排他性特许经营协议、相关补充协议,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了社会资本自身的权益,与地方政府构建契约、信任、平等、诚信的供应机制。(四)加强合作共赢实现风险的分散。PPP项目的实施都存在各种风险,社会资本投资商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打造全新的产业平台,平台中包括设备供应商、银行、保险公司、项目建设者、项目设计公司等,在这一全新的产业平台体系中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局面,在全面提升社会资本投资商专业化程度的同时,提高PPP项目的运作效率。(五)合理应对生产经营风险的管理。为了有效避免生产经营中出现的管理风险,必须高度关注对专业人才资源的培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为了合理规避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必须争取项目的一部分控制权和决策权,避免在PPP项目中出现多头领导的问题。不断完善沟通渠道,营造良好的沟通环境,及时反馈项目信息。例如:在产业新城项目建设运营阶段应选择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合作完成,从而有效避免出现不规范行为;结合项目和企业的实际,建立健全管理运营机制,加大对项目的监管力度;对于建设期间出现的项目问题及时进行处置。(六)加强对市场风险的管理。社会资本必须合理选择开发的规模,并充分考虑当地政府有限的财力、行政管理水平等,以此来确保合作项目的长期性、安全性。例如:社会资本商可以通过对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方面的调研和测算,得出最适合开发的规模,说服当地政府避免出现盲目投资、冲动投资的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鉴于我国实际国情和发展状况,产业新城开发通常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进行,PPP模式的引进对社会投资商的风险识别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巨大优势,有效防范各种风险的发生,为我国城市发展铺路搭桥。

参考文献:

[1]李晓鹏.产城互融模式下的产业新城规划初探[J].山西建筑,2015,41(04):11-12.

[2]李忠.PPP风险因素分析与控制研究[J].工程技术:全文版,2016(09):284.

社会资本范文篇9

[关键词]PPP;会计处理;影响;应对建议

2021年2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下称解释14号),解释14号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下称解释2号)第五条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社会资本方对PPP项目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并规定了应当进行追溯调整的情况。解释14号规定: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有权向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应当在PPP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PPP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以下称该处理为“无形资产模式”;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满足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应收款项,以下称该处理为“金融资产模式”,对包含以上两种情况的成为“混合资产模式”,对应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于2006年11月30日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第12号———特许经营协议》披露的三种资产属性下运营方的会计处理规范[1]。文章重点探讨PPP项目中同时存在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情形,分析解释14号会计处理的影响以及提出切实的应对措施。

一、影响分析

(一)会计处理操作

解释2号明确了企业采用BOT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了项目公司可以无条件收取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或取得约定差额补偿的应当确认金融资产;项目公司有权收取服务对象费用但金额不确定的,应当确认无形资产,从文件的规范内容来看,解释2号是应急性的,许多有关PPP项目的会计核算问题并未涉及,如采用控制法还是风险报酬法确认资产,收取货币资金等的权利如何确定[2]。此外,解释2号主要针对BOT项目,其中不少规定对其他PPP项目并不适用[3],在实务工作中,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确定没有统一、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分割缺乏操作案例,且政府主体的会计处理没有明确、各地税务机关认定存在一定差异,部分PPP项目资产并未按照解释2号规定进行划分,而是直接计入了无形资产。解释14号从适用范围、资产确认、附注披露等方面对社会资本方下PPP项目会计处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且2020年12月财政部了《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应用指南(下称政府第10号指南),政府主体对PPP项目会计处理有了更详细的操作办法,社会资本方与政府主体对于PPP项目的会计处理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明确。解释14号已开始施行且对追溯调整进行了相关要求,即以往会计处理不符合解释14号的将需要根据进行追溯调整。

(二)无形资产模式分析

某轨道交通项目总投资26.95亿元,分三年投资建设,金额分别为6.26亿元、14.32亿元、6.37亿元,运营期17年;轨道交通项目公益性较强,自身运营客运收入一般不能覆盖投资成本及合理收益,政府方通过可行性缺口补助进行补充,同时在PPP合同约定当客运收入低于可研报告的90%时,政府方将补足至可研报告的90%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可行性缺口补助;并通过绩效考核对可行性缺口补助进行适当调整,以促使社会资本方按照要求运营项目。无形资产模式:运营期1—3年可研不含税客运收入分别为0.22亿元、0.23亿元、0.24亿元,运营期第17年可研不含税客运收入为0.91亿元,合计10.65亿元;运营期1—3年可研不含税可行性缺口补助收入分别为2.64亿元、2.62亿元、2.61亿元,运营期第17年可研不含税可行性缺口补助收入为2.21亿元,合计39.98亿元。运营期1—3年企业所得税均为0,运营期第17年企业所得税为0.19亿元,合计1.16亿元;运营期1—3年净利润分别为-0.12亿元、-0.09亿元、-0.05亿元,运营期第17年净利润为0.56亿元,合计3.35亿元,运营期第8年累计净利润由负转正(见附表1)。

(三)混合资产模式分析

混合资产模式:根据政府方补足条件和绩效考核计算,相对于该项目总投资额的59%为可确定的无条件收取货币资金,满足解释14号金融资产确认条件,应确认为金融资产,解释14号规定“在运营期间,应对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该项金融资产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一般情况下,项目达到预计使用状态进入运营期后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对价的权利,故使用摊余成本法计算的建设期第2、3年利息收入实际于运营期第1年进行确认。根据PPP项目总投资额和投资进度、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分割比例以及对应的现金流进行折现,使用插值法计算得到金融资产实际利率为8.03%,以此计算每期利息收入。此时,可行性缺口补助可以分成三部分,一是对客运收入的补足,二是金融资产相应利息收入,三是金融资产本金的回收;但目前税务机关并未针对PPP项目相关规定,文章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暂时参考客运收入增值税税率计算所有收入增值税销项税额。运营期1—3年含税利息收入分别为2.68亿元、1.35亿元、1.3亿元,运营期第17年含税利息收入为0.15亿元,合计16.67亿元,运营期1—3年含税可研客运收入及补助收入均为1.28亿元,运营期第17年含税可研客运收入及补助收入为1.39亿元,合计22.61亿元,运营期1—3年企业所得税均为0,运营期第17年企业所得税为0,合计0.58亿元,建设期1—3年净利润分别为-0.06亿元、-0.26亿元、-0.38亿元,运营期1—3年净利润分别为1.7亿元、0.4亿元、0.4亿元,运营期第17年净利润为-0.13亿元(见附表2)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用混合资产模式核算,营业收入和总成本同步减少,且营业收入呈前高后低的趋势,与无形资产逐步抬升正好相反;由于混合资产模式下金融资产对应部分利息支出不能资本化,所以混合资产模式下的财务费用低于无形资产下的财务费用,但混合资产模式下的摊销远低于无形资产下的摊销,两种模式下利润总额总计一致,但其期间分布基本与营业收入分布吻合,本项目符合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政策,运营期第1—3年免企业所得税,运营期4—6年企业所得税减半,混合资产模式下,利润总额前高后低,项目公司实实在在享受了该政策,减少企业所得税0.59亿元,无形资产模式下,运营期前4年处于亏损状态,运营期第4—6年还存在尚未弥补的亏损,实际上没有享受到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政策;排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两种模式下的净利润基本一致,期间分布与营业收入基本一致。

二、对PPP项目融资的影响

截至2021年1月底,已纳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PPP项目总投资额超过了15亿元,PPP模式在减轻政府初期建设投资负担的同时也给社会资本方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但PPP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额较大,挤占了社会资本方有息负债额度、推高了资产负债率,尤其是建筑类央企,一方面面临国资委压降资产负债率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承揽PPP项目巩固市场。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社会资本方中标的PPP项目为2.87亿元,其中八大建筑央企为1.8亿元,占62.7%,建筑央企仍然是承揽PPP项目的主力军。产业基金投融资在PPP项目中的应用,能有效降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负债压力,同时大大提高企业投融资的安全性[4],建筑央企一般通过引入产业基金解决部分资本金出资问题,进而对PPP项目进行表外运作;但PPP项目期限长,投资收益相对偏低,与其匹配的资金仅有保险资金、社保资金、部分引导基金等,此外,PPP项目培育期较长,有的长达十几年,即投资方可能面临十几年无收益的难题,其内部审批难度更大,进一步限制了PPP项目产业基金的资金来源,一定程度影响了PPP项目的落地实施。解释14号与政府第10号指南基本同步,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社会资本方和政府主体对PPP资产的会计处理,使得符合金融资产确认条件的PPP项目确认金融资产更顺畅,主要从两方面影响PPP项目融资:一是产业基金融资。如上述分析,部分资产符合金融资产确认条件的PPP项目采用混合资产模式核算,可以实现部分收益“前移”的效果,包括产业基金在内的社会资本方在运营期第1年就可以收到或确认投资收益,而在无形资产模式下,直至运营期第8年累计净利润方回正;且对于符合“三免三减半”的PPP项目还可实实在在享受税收优惠,提升了项目的投资收益。即通过混合资产模式的会计处理,一般可以将投资回收期“前移”,也可以充分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与产业基金收益要求的契合度,增加PPP项目的吸引力,为PPP项目顺利快速落实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二是债务融资。债务融资主要是PPP项目公司的项目贷,即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请项目贷,贷款行一般会要求质押项目公司收费权并对项目公司股东分红进行相应限制;混合资产模式相对于无形资产模式“前移”了投资收益,为项目公司股东较早分红提供了基础,贷款行可能会认为此举将损害其利益,进而影响项目贷的审批或后续还款节奏。

三、对税务的影响

目前,我国PPP项目税收政策仍存在很多空白,与现有税收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用或冲突[5]。另外,PPP项目交易结构相对复杂、涉及环节较多、相关税务指引相对缺乏,PPP项目如何进行增值税与所得税处理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各地税务机关的执行口径亦不尽相同。解释第14号对PPP项目会计处理的确定和完善将一定程度影响税务机关的处理,但是税务机关未相应的指引前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PPP项目收入一般来自使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解释14号前,实践中对于可行性缺口补助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认为可行性缺口补助与项目公司提供的服务活动密切相关,可行性缺口补助最终受益者为公共设施的使用者,故参照运营期取得收入的类型适用相应的增值税税率;二是认为可行性缺口补助是政府补助资金并非其服务收入,故不缴纳增值税。解释14号后,明确了从政府方取得的资产是应付合同对价的一部分,社会资本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不作为政府补助,即上述处理方式一;如果税务机关参照解释14号进行税务处理,那么上述处理方式二可能会面临税务风险。混合资产模式下,金融资产对应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分为偿还金融资产本金及利息收入两部分,那么作为偿还本金的部分可行性缺口补助会计上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如上述分析,项目公司营业收入减少了金融资产本金对应的部分,实质上减少了税源,但作为偿还本金的部分可行性缺口补助最终受益的实质上也是公共设施使用者,这部分补助原理上应缴纳相应增值税;另外,利息收入适用金融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与项目公司运营期间取得收入的类型适用相应的增值税税率可能存在差异,很可能实质降低了项目公司增值税税率。以上两方面不同角度和程度降低增值税,税务机关是否会参照解释14号进行处理仍然是未知数。混合资产模式下,项目公司收益出现了“前移”的情况,相应地应纳税所得额一般也会随之“前移”,如税务机关参照解释14号进行处理,没有“三免三减半”等类似税收优惠政策,则项目公司需要“提前”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此时项目公司并不一定有足额的现金流支撑,可能需要进一步贷款并推高财务费用,一定程度压缩后期收益,有“三免三减半”等类似税收优惠政策,则税务机关税收收入将实质减少;PPP项目情况不一样,各地税务机关税收压力也不一样,没有统一的规定的情况下,各地税务机关实际执行时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四、应对建议

(一)提前与政府主体确认相关事项

解释14号明确了金融资产确认的条件,政府准则10号也进行了对应的规定,社会资本方确认金融资产,政府主体确认相应的负债,可能会影响政府主体确认相应负债的金额,建议社会资本方根据PPP合同相关条款计算并分割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比例前及时与政府主体进行充分沟通、协商,确保各方对PPP合同相关条款理解一致,测算各方共同认可的分割比例、实际利率,再进行会计处理。此外,建议就项目公司分红条款进行确认,混合资产模式下项目公司收益一般会“前移”,特定情况下,政府主体可能不希望社会资本方在项目培育期“提前”拿走收益。

(二)获取当地税务机关实操指引

解释14号已开始施行,且过往项目也需进行追溯调整,而相关税务指引暂未,还没有统一的税务处理规范,建议社会资本方从以下三个方面及时获取当地税务机关的实操指引做好税务筹划:一是过往项目追溯调整后,是否需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如何处理,是否需要缴纳滞纳金等;二是混合资产模式下,可行性缺口补助作为偿还金融资产本金的部分是否需要参照运营期取得收入的类型适用相应的增值税税率计提缴纳增值税,金融资产利息收入是否可以按照金融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计提缴纳增值税;三是混合资产模式下,项目公司收益发生了“前移”,企业所得税也相应“前移”,但实际上没有运营收入和可行性缺口补助的现金流支撑,也没有“三免三减半”等税收优惠,是否可以申请延迟缴纳。

(三)与项目贷款银行协调项目公司分红条款

按照解释14号处理,混合资产模式下项目公司收益一般会“前移”,如项目公司希望在获取相应现金流时或通过外部补充现金流“提前”进行分红,以吸引产业基金等投资人,建议社会资本方从以下两个方面与项目贷款银行进行协调:一是对于PPP项目贷款,社会资本方一般处于强势地位,建议充分利用贷款银行的竞争争取有利条件,如项目公司偿还当期银行本息之后如有剩余收益即可正常分红;二是补充限定条款,如项目公司前期进行了分红,后期偿还银行本息存在困难时优先将已分配的收益进行“回拨”,确保“提前”分红不损害银行利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社会资本方对PPP项目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PPP项目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采用何种方式进行会计处理,而会计处理方式直接影响PPP项目融资、税务等具体事项。PPP项目的具体实施方需要根据解释14号提前做好会计处理和调预案,并根据会计处理的影响提前与相关政府主体、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做好对PPP项目融资、税务处理影响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徐硕,徐玉德,田琳.特许经营协议(IFRIC12)运营方的会计核算与启示———以PPP项目为视角[J].会计之友,2018(4):26-31.

[2]吉富星.国内外PPP项目核算原则及我国的核算思路[J].财务与会计,2018(6):82-84.

[3]孙永尧.PPP项目运营方会计研究[J].财会月刊,2019(9):74-82.

[4]丽娜.产业基金投融资在PPP项目中的应用[J].财经界,2018(6):53-54.

社会资本范文篇10

【摘要】从群体的角度和一般意义来讲,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有价值的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既能促进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又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尽管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但是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怎样从为个人、小团体和小圈子所拥有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群体、社会所拥有的准公共产品和甚至纯粹公共产品,是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本土化对接后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互惠机制、转换机制、共建机制和共享机制的有效运行,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组织间的力量的大体均衡、各种组织目标的互补与兼容以及组织体系中主导力量的形成。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产品转换机制

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成为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它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因此,得到了学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同。

但是,还没一个完全得到公认的社会资本概念。正如“有多少个社会学家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的定义”一样,“有多少个社会资本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一、社会资本含义的纷争与批判

国内有人将这些不同的定义简洁明了的归纳为五种类型。通过较为详细归纳和总结,可以发现资源说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下面简单梳理一下它们的具体表述。

1.资源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这种观点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林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有人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力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2.能力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亚历詹德罗•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3.功能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能为人的行动带来便利的社会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根据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由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法人参加者)的某些行动。”

4.网络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张其仔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他无疑忽视了信任、规范以及制度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5.文化规范说。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和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将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概括为三种主要观点,认为帕特南提供了最严格的定义,把社会资本看做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纳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科尔曼提供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把社会资本看做支配人们行动的所有横向和纵向的社会结构和准则;后来其他学者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除包括前两种观点的内容外,还包括使准则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然而,正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必然会引起争论和批评一样,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肯尼思•阿罗甚至主张放弃,因为“度量社会相互影响的概念或许是一种错觉、一个陷阱。不是考虑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因此极力主张放弃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本土化对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所奉行的关系说和所践行的关系网,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滥觞和实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梁认为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是通过“关系”体现出来的:“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着重指出,这种“差序格局”发生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这种乡土社会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等。从以上这些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血缘特性、熟人特性和差序格局是其基本特征。

居延安教授在《关系管理》一书中指出,关系价值包含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确,在中国这样特殊的人文社会里,对于关系资本的认识要兼顾其经济特征和人文特征。其实,这对于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无论他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有体会并深知其妙,都或多或少为自己、家庭、朋友和单位等等建构关系网。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杨光飞认为,社会资本蕴含着一种公共性,是对市场和政府功能缺失的有益补充,而关系资本的建构则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是在规避正式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特殊主义”的秘密渠道获得的;并进而认为关系资本的升格会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在总体上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不利于一种普遍主义制度的建构,而且也不利于现实制度、政策的选择。由此可见,关系资本既有利也有弊。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与结构的重要表征,正确地认识关系资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关系资本,规避其不足,更重要的是,要适时向现代化转型,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必须学习的一门新课程。

三、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现代化转型

怎样从为个人、小团体和小圈子所拥有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群体、社会所拥有的准公共产品和甚至纯粹公共产品,是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结合学者们的论述,本人认为,社会资本从群体的角度和一般意义来讲,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有价值的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既能促进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又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社会资本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能避免自身供给的不足。尽管社会资本是群体共享的资源,但对于个人来说,也有着内在的驱动力,个体不仅能以成员资格共享组织内的各种资源,而且能凭借组织平台分享组织外的各种资源,从而每个人都有着建构社会资本的动力。因此,作为特殊公共产品的社会资本是可以内生的。当然,内生是有条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资源不能处于一种结构锁定状态之中。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资源,社会资本既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又从本质上来说能满足社会群体共同需要。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当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本身蕴含着共建、共享和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在群体内部和之间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微妙而伟大的机制,如互惠机制、转换机制、共建机制和共享机制。

每个人、群体或组织都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每个人、群体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对于社会来说,多样化的群体或组织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群体或组织的视角来探讨社会资本就显得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尽管也更有难度。

尽管个体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但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个体的个人资源要远远小于个体的社会资源,而个体的社会资源更远远小于群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源,也因此,更多的个人和组织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当今这个网络社会之中,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更深更广的融入当今的全球化之中。

只拥有有限资源的个体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只有融入各种群体或组织之中,在群体和组织内外进行资源交换和投资,互惠互利。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中,更多的资源融入其中,并得到了长期的互惠和转换,人们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共建机制,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共享意识。而这种共建机制与共享机制是息息相关的,有共建才有共享的可能,共享也能进一步推动共建,如果只有共建没有共享,那么共建迟早会瓦解。

本土化对接后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那些机制的有效运行,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组织间的力量的大体均衡、各种组织目标的互补与兼容以及组织体系中主导力量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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