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范文10篇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管理；公民参与；网络

引言

社会资本理论属于一种投资未来的关系资本，虽然其报酬率在飘忽不定的关系网中难以用数理工具加以计量，但总会令人感到希望在握。由于社会资本仍属“资本”范畴，追求效率是“资本”的天然本性。同时，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提高政府效率。因此，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在追求效率目标上统一起来。除效率之外，社会资本强调的公民精神、信任、互惠规范等表现要素与政府绩效管理目标在逻辑上同样具有一致性。台湾政治大学谢俊义博士通过研究，在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之间创建了一个函数公式：视社会资本为独立变数，社会资本的多寡导致政府绩效的优劣。政府绩效的提升是与社会资本成正比的。

“F（g）=∑（s1+s2+……sn）F（g）=政府绩效sn=社会资本的各项要素”[1]

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个人与政府、社区与政府等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提高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建立互惠规范的沟通渠道，这些都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公平、有效的政府绩效管理方案，提升政府绩效管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一个社区、一个地域或者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本身就构成了政府绩效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地，政府一旦职能紊乱、运转失调，无法发挥最大绩效，追根究底，都可以在社会资本累积上找到答案。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的政府绩效管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两者之间的互动分析。

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与社会资本的规范分析

1.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缺失

政府的绩效管理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改进过程。一项好的绩效管理方案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这要求政府绩效管理要有一个比较稳定、持续的政治环境。美国会计总署列举了七项成功进行绩效改进的做法，其中一条就是高层的支持与承诺。“虽然高层领导人对绩效管理改革所显示的支持与承诺对排除阻力、推进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制度相比，高层领导人的承诺（指令）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且高层领导人的更换较为频繁，这就更加剧了绩效管理改革的不稳定性。”[2]

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建立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政府在各项管理领域里的法律法规基本完善，中央和地方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多部门法律体系。特别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以及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法治政府的任务和目标，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职能。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在法治政府的目标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从无到有，政府机构改革处于过渡时期，政府绩效管理的内容、评估的价值取向、绩效测评的技术指标体系等都不完善，带有很强的自发性、随意性、盲目性。“因此，要保证绩效管理改革深入发展，不至于中途夭折或停顿，就必须把绩效管理改革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以确保改革的连续性和延续性。”[2]

2.社会资本的规范要素有助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建设

社会资本的规范主要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共同行为准则。一套明确的共同规范对关系网络成员的维持是相当重要的。当组织成员有着共同期望、有着共同利益时，他们对规范的遵守就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因此，在个人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中，公众以理性的态度觉察到政府绩效管理改革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他们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政府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方式比以往有了较大改善（如一站式审批、首问负责制等，均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转变政府机关官僚作风，因而受到公众的欢迎）。基于社会资本的规范理论，当公众与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相同的利益时，公众就希望政府绩效改革能够稳定下来，成为一种长期的互惠规范，公众也因此变得积极参与、充分信任政府。因为普遍的互惠规范可以使钻营私利、以自我为中心、逃避责任的心态转变为命运休戚与共、利益互享、追求公共精神的积极行动。同时，政府的绩效管理也因为公众的参与、信任与合作而大大降低政府政策行为的执行成本。互惠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3].所以，一项好的政府绩效管理法案，是政府和公众互惠的基础平台，也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期待。所以，强化社会资本的规范要素，有利于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制度化建设。

二、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与社会资本的公民参与网络分析

1.公众评估主体的能力不足

厦门大学的卓越教授认为政府绩效的评估主体主要有四个方面：综合评估组织、评估对象的直接领导、公民和行政相对人、其他评估组织。吴建南教授则从政府绩效评估的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出发，把政府绩效评估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政府组织（包括上级政府、本级政府、下级政府）、同级人大组织、学术研究群体、一般公众群体。无论哪种划分方法更为科学，关键都取决于政府“绩效测评项目的作用范围、作用对象、作用时间、作用背景”[4].政府绩效评估不同于一般企事业、社会团体的管理评估，突出公众的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地位，则更能“直观的体现评估的满意特征，明确评估的价值取向”[5]，增强公共部门的民主性和合法基础。

既然公众评估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公众评估的实际效果与它的主体地位极不相称。根据经验和理论分析，公众评价能力的缺失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缺乏热情、偏好失误、信息匮乏和没有专业的评估知识。“公众的评价原则很简单，即是否和自己的利益相关，如果相关程度太低，公众将不会进行评价。”[6]事实上，从达尔的政治人分析来看，大部分公众就处在无政治阶层。“许多公民对实施他们的权利或履行他们的政治义务漠不关心。即使今天，这个问题也很尖锐。在大多数多头政治体制中，将近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合格选民一般不在全国选举中投票，更多的人不参与其他类型的政治活动。”[7]即使公众参与对政府的评价，但这种评价更多的是一种盲目、分散、不全面的评价，更多的是掺和着评价者本人的情感偏好。带着个人基于其独特生活所形成的对政府朴素、模糊的情感，公众的评价多数情况下是对政府优点或瑕疵进行放大和缩小。[6]

2.社会资本的公民参与网络提高公众评估政府绩效的能力

公民参与网络一般是指一群界定清楚的成员（包括个人、团体、组织乃至社区或是整个社会），透过社会关系相互联结并担当行动渠道的组织关系。本质上，社会资本探讨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多数学者将公民参与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公民参与网络与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能力关系密切。社会资本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培育公众与政府的宽容、合作精神，另一方面它还能训练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技巧，增强参与意识。在普特南看来，“人们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这种平等的网络成员地位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政府的关系。”[8]阿尔蒙德则认为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大多数公民把公共行政系统当成是促成公民利益得以实现的合法途径，并会向系统提出不断增多的期待与要求。[9]

社会资本使公众在一个平等、民主、合作、宽容的横向关系网络里，增强公众合作、交往热情，相互达成理解和妥协，更重要的是当公众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参与，就有可能实现期待的利益。于是，参与组织活动、积极发表有关看法和建议，就成了个人维护自身利益、维护和谐团体生活的自发冲动。尽管许多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公民参与政治的问题，但这丝毫不影响公民参与网络对政府绩效评估能力提升的探讨。公众既可以基于个体利益对政府做出请求与评价，也可以基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公共利益而对政府做出评价。个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为多个个体利益构成了社会公共利益。不管基于何种利益出发，公众都意识到，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价，都将有助于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也因此获得更多的民主合法性，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三、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导向与社会资本的信任分析

1.政府本位的绩效价值导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的组织机构、职能范围、人员素质历经多次变动与调整，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理论与实践方法。政府绩效管理作为全球政府变革的主流趋势，也已经在我国公共领域逐渐推广普及。但由于传统体制惯性的影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目前还主要是以国家、政府为核心来运作。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中的政府本位，导致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公众对政府冷漠和不信任的现象普遍存在。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大都还是停留在应付上一级政府下达的各项考核目标的层次上。有的学者称这种政府绩效考核导向为压力型体制导向。“压力型体制的实质是上级组织利用行政权力给下级组织下达任务和目标，并通过层层分解和量化的方式来推动体制的实际运作。”[10]以政府为中心的压力型体制最终简化政府绩效管理的综合要素，评估政府绩效的指标多涉及产值、GDP等的增长，而很少涉及生态环境状况、政府服务质量、社会文明道德意识、公民参与状况、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等。

2.社会资本的信任要素转变政府本位的价值取向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就是“在正式的、诚实的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11].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解释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地区，社会资本的信任与政府绩效、经济发展保持了稳定的正比关系。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黏和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于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12].我国学者王建民对美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动力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开展的绩效管理活动完全是行政管理者为了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美国国会制定的《1993年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对地方政府没有要求和约束。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巨大动力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而是“来自本县居民对议会和政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13].

构建信任，是合作的前提。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信任要素，能够使政府与公众增加交流、沟通，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合作，提高政府管理绩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强，使政府的行动逻辑由上级压力转变为公众满意，由政府中心本位转变为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积极推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的评价。

四、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责任转变与社会资本的第三部门分析

政府绩效管理与传统行政效率相比，远远超过行政效率的单向维度。除了提高管理效率的追求，它还涉及公共责任、自治精神、行政伦理、服务品质、管理风格等综合维度。责任性是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之一，也是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社会资本的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与营利性经济组织之间的以公共利益或团体利益为目标取向，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民间捐款和会费收入为资金来源，以组织成员志愿参与为运作机制的正式自治性组织”[14].从社会资本的第三部门视角来审视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责任，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绩效管理的责任范围、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政府作为社会单一的管理主体，承担了许多本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政府职能不清，导致机关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政府绩效低下。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我国逐步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把政府承担的企业经济管理职能交还给企业，把属于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事项移交给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我国政府职能有两个基本走向，一方面把部分职能上移到国际组织；另一方面是把部分职能下放到社会自治团体和企业。

目前，我国第三部门发展迅速，同时也参与了大量的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的关键是：公共责任是任何承担公共事务组织的正当性理论预设。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现在转移给第三部门，那么，政府的公共责任将做如何变化呢？从无到有的自治团体（第三部门）是否已经做好了管理自治事务的能力？是否能承担起管理的公共责任呢？只有重新疏理清楚政府与第三部门的职能与公共责任，政府管理才能真正做到以绩效为导向。我国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如果政府失职，根据委托—理论，将由公众追究其责任。第三部门管理部分公共事务，相应承担部分公共责任。如果第三部门不能充分履行自己职能，其职能缺失行为必须有政府监管，进行必要惩罚。政府在下放部分公共权力的同时，又要承担起监管第三部门的责任。所以，政府的绩效管理既不是事无巨细的统包独揽，也不是推诿扯皮、逃避责任。在厘清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公共责任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绩效评估体系。“正在兴起的中国第三部门应成为沟通政府与公民的一座重要桥梁”，“第三部门成为协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平衡器，它有助于补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集权失灵和民主缺位的双重缺陷，有助于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14]政府与第三部门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完善我国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促进公共部门服务品质提升，最终使政府高效、公众满意。

参考文献：

[1]谢俊义。社会资本、政策资源与政府绩效[J].台湾：公共行政学报，2002，（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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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滢。重塑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J].中国行政管理，2004，（11）：88，90.

[4]何会涛。公众作为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主体的障碍性分析[J].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36.

[5]卓越。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主体建构[J].中国行政管理，2004，（5）：19.

[6]吴建南，阎波。谁是绩效的最佳评价者：区县政府的利益相关主体分析[C].厦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8.

[7][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2.

[8][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00-206.

[9][美]G.A.阿尔蒙德，小G.E.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6-60.

[10]唐亚林。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绩效的评估[C].厦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1.

[11][美]弗兰。汤克斯。信任、网络与经济[C].转引自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C].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242.

[12]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C].转引自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5.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古依斯等（Guiso，2001）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国家社会资本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社会信用系统

一

学术界关于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在国内较为少见，一些关于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只是闪烁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而国外相关研究则比较多，最早也最杰出的要算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对美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帕特南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993年基于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之上写成的《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在《美国展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独玩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1995年春季号）、《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1996年春季号）、《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1996年冬季号）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独玩保龄球——美国社群的兴衰》可以说是他对美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又一非常具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i]。在以往的研究中，他认为美国以公民社团形式体现的社会资本比上一代已大大削弱[ii]。在新作中，他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中市民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指出到20世纪末，美国的社会资本存量已大大降低，这对个人、社区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阻碍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的有效发展。在该书中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可信任性”，并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帕特南在研究中指出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

在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这个国家层次，而国家的社会资本与个人、组织的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遗憾的是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国家社会资本的概念，更不用说给之以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在本文中将国家社会资本界定为嵌于一定国家和社会结构中的内部关联的总和。它以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以及社会信任系统等为主要内容，对一个国家及人们生活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国家通过采取目的性行动可以增大或改变其流动方面。

二

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与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不与权力正相关，而与国家如何运用其权力来创建社会资本存在极大关联。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本文只分析国家社会资本的三个主要内容——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和社会信用系统。

（一）非制度性权威

国家是集合了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并将适应性予以普遍化的集体。国家的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当社会内部冲突无法通过社会自身机制予以解决时，社会往往诉诸国家，希望通过国家来化解冲突。而国家功能的实现和意志的传输都得以权威为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的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布劳指出，政治国家垄断了一个社会中的强制力量的合法使用，这可以用来作为控制他不听话的成员的最后一种手段[iii]。他的言外之意是，国家应尽量在不运用其强制权力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而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存在可不动用强制权力的手段。非制度性权威就包含在内。

非制度性权威与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是相对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它具有强制力，对个体产生的是一种外在约束。正式制度权威的创建需要长时间相当繁琐的工作，且耗资巨大。它是由法律制度赋予的，不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与前者相比，非制度性权威的规范和要求不需要借助于一个非凡的工程从外部引入，它已经或多或少地蕴含在社会中。它由人们内心认同、自发授予并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既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和引导力，又表现为一种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它是一种生产性而非压制性权力关系，较制度性权威更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之中。由于它主要从服从一方的赞同和认可中产生，因此它可使服从方在更广阔范围的社会生活中受到限制。

非制度性权威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对人们的外部约束转变为自我约束，人们逐渐忘却正式制度直接的、命令的约束，无形中接受了间接的、肯定式诱导的约束。这样非制度性权威让人们产生理性的自觉意识，从外在约束（禁止）过渡到自我控制，减少甚至消除对正式制度的敌视意结和抗拒行为，不再被动地服从正式制度权威。正式制度权威在人们眼中也变得更具有合理性，于是更乐意去遵从。内化了的非制度性权威从国家与公民的特殊主义纽带中获得其持久性和支持性的意义。其次，正式制度的运作中有非制度性权威护驾能更有效地实施。非制度性权威监视正式制度的运行，保证其运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非制度性权威的削弱则意味着制度性权威（政治权威）和国家统一性受到削弱。政治社会学认为，制度性权力的强制性越强，公共性程度越高，其所作的恶的可能性就可能越恶劣，恶的规模也可能越大，如公共权力的腐败问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非制度性权威为制约权力滥用提供了可能性。按迈克尔·曼恩对国家权力的分类，非制度性权威属于他所说的基础权力——国家渗透社会，在社会中合法地实施自己的政治决策的能力，它通过官僚系统，以常规化的方式运作[iv]。作为一种基础权力的非制度性权威具有很强的渗透社会的能力，能提高行政管理系统的实际权力和执行能力，弥补专断权力有限的通过官僚系统正常实施政策的能力。最后，当培植和创建非制度性权威成为支配方群体内的一种风尚时，非制度性权威便成为了该群体内的特殊主义的价值，是群体整合和团结的媒介。它还能把整合纽带的范围扩大到个人权力吸引的界限之外，这样除了能有效地抑制公共权力的腐败，还能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群体成员的素质，并有效改善其与权威服从方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此结果还体现为哈贝马斯所称的沟通理性的增长，可使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v]。

非制度性权威也是民主的需要，对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萨托利认为“民主应以把权力（一种强制力）转变为权威（一种引导力）为目标。”[vi]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而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要夺取权力，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增大权威，用“有权威者”取代“有权力者”。国家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要求支配方在与服从方的互动中将其权威置于本身的领导品质以及服务公众的能力之中而不是置于法律或职位赋予的权力之中，这无疑对加强他们的控制性影响、提高国家社会资本有好处。福山就曾指出，影响社会资本供应的最后一个因素关注的不是群体的内聚力，而是群体与非群体成员交往的方式[vii]。

我们称目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在广阔的“体制外”领域里，有以“非制度”形式存在的规则。这些规则的权力合法化便要通过被赋予非制度性权威。要在非制度领域获得权力就必须培植非制度性权威。我国非制度性权威主要来自于政府官员和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人格和工作作风。它在广大工作在基层的官员（特别是街道和村乡干部）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他们的非制度性权威实际上比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对人们行为具有更大范围的约束能力。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在正式制度调控越来越大的人们生活范围的同时，我国非制度性权威的下降导致其对人们的实际影响也在不断下降。转型期，法人行动主体的普遍出现冲击了传统社会秩序，而维持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规范又尚未形成，于是非制度性权威的相对短缺状态便出现了。

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平衡的产物，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各种社会因素发展已不平衡，存在某些社会离心力。转型期，旧的伦理人情权威和新的法律契约在交叉发挥作用，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显得很有必要。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社会光依靠法律制度是不行的。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非制度性权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逐步走向多元，现代社会的人们受现代文化的熏陶具有很强的独立、民主和平等意识。光依靠法理权威并不能使整个社会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非制度性权威不是制度性权威未能生效的补救手段，而是要与之同步创建并运作的社会资本。

(二)公民结

帕特南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率下降时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世代变更——二战后缺乏公民精神的一代取代了20至30年代活跃的、富有公民精神的一代。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当归结于二战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精神。现代主义精神是个涵义比较模糊的概念。美国学者贝尔认为这一精神的根本含义在于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行会、部落或城邦，它们都逐渐让位给个人。特别是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更是表现为一种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认为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它以解放、色情、冲动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这“正常”行为的价值观而后动机模式[viii]。可见，现代主义精神的主要哲学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精神大大冲击了美国社会原有的公民结，导致了美国公民参与比例和以公民社团形式体现的社会资本的大大下降。

公民结（Citizen’stie）是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意指公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联。它既包括公民私人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公民通过组织（包括社团和政党）而发生的交往。公民结包括帕特南所称的公民参与网络（Civicengagement），但不等同之。根据公民之间互动频率和强度的不同，公民结可分为强公民结和弱公民结。个人层次上的公民结强度受个体与他人亲近程度和彼此信任度的影响，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状态，而国家层次的公民结的强弱主要受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文化机制影响。二战后的现代主义精神改变了美国公民的价值理性标准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强公民结转变为弱公民结，也就表现为社会资本的下降。于是在80年代，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着采取行动来提高美国的公民结强度，这主要有一批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社群主义者开始试图重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当然并不是创建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而主要是恢复某些传统的精神和伦理价值。这些具体价值中有二点得到一致的认同，一是主张用“社群”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社群的目标和价值观同时也是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二是强调“公益”高于个人的“权利”，集体目标高于或优先于个人目标。笔者也认为要使美国社群生活再度兴盛、要使美国人再度一起玩保龄球，这些精神和价值伦理的重建是必不可少的。前面已指出，美国社会出现独玩保龄球的现象并不简单是其公民精神的缺乏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美国现代化的发展使其旧的精神和文化体系不再适应美国公民需要而新的精神和文化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产生的。这便出现了真空地带。并且工业现代化使许多原本属于家庭、邻里、社区等的功能由其它社会组织或机器所取代，个体与邻里、社区互动机会大大减少，因此建立个体之间亲密而稳定的强公民结变得困难。传统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规范及相应的奖罚措施在现代匿名社会里不复存在，更谈不上引导、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了。

帕特南研究的是已经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社会，如果假定现代化进程具有普遍的共性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社会同样可能出现。而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城市社会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经很正常了。虽然中国没有出现公民“越来越喜欢独玩保龄球”的报道，但是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几年也不知道邻居的姓名的事却不足为奇。中国公民结强度的下降还体现在新生一代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下降。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学生接受以集体主义的绝对性为主的价值观念。而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为社会、为集体服务的积极性已大大降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以自我需要满足为基础的价值观[ix]。这种价值观念虽然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但必须警惕朝那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农民由于受知识、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参与社团（包括入党）的比例和意识都很低。“独玩保龄球”是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表征现象，根源于美国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主义精神的崛起。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有着许多优良传统美德。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精神与文化领域显然具有优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及早采取一些措施遏制“独玩保龄球现象”的发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依靠迪尔凯姆设想为神圣之源的团结力量，团结力量产生强公民结。团结力量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精神。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许多医务人员不惜生命危险志愿加入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多歌星演员勇敢地上医院进行义演，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志愿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甚至捐款捐物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这表明我国的公民结强度还比较大，社会资本存量还比较丰富——尽管没有实地的系统调查和可供参比的数据。正是由于这方面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上对“非典”没有形成巨大的恐慌和骚乱，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并正常进行。1998年我们民族万众一心的抗洪精神把亿万中国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形成的强公民结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都是形成强公民结的基础。在倡导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各种亚文化异常活跃，其中恶性亚文化的盛行是导致国家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些恶性亚文化遍布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不可否认我国社会存在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不健康社会心理。功利主义使许多人只喜欢做实惠的选择，而不考虑道德情感价值的选择。于是同别人一起玩保龄球也还在考虑对方是否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要是没有的话还不如独玩。当然，我国总体上的社会资本还没有下降到出现这种现象，但却不能忽视社会资本在下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现代人越来越感受到孤独情绪和心理疲劳——出现弱公民结的表征现象——已成事实。

强公民结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实现多元文化的整合、寻求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集中和统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资本创建的重要途径。重构新的文化格局和精神体系是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不可轻视的重要问题，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应当给我们以启示。

（三）社会信任系统

社会转型期，法制的不健全让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得逞，造成了不好的连锁效应，以致使诚信与信任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诚信与信任问题在经济领域比较突出，但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存在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诚信与信任既体现为建立在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存在物，也体现为基于道德和习俗之上的文化规范。笔者在此统称为一种社会信任系统。它可分为普遍主义取向的制度信任系统和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信任系统。社会信任系统基于国家法制体系和道德习俗之上，维护和实现社会普遍有效的责任信用体系。与社会信任体系相对的个人信用体系建立在个人人格道德基础之上。社会信任系统建立在传统人伦文化和经济、社会制度体系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支持和制约体系。这种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人们的价值认同感。

信任是社会资本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信任系统的两种类别中，社会以何种类别的信任系统为主导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模式与道路的选择。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就提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x]。在该书中，福山首次从国家的高度提出信任是国家经济增长是重要因素之一。他实际上是在指出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系统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信任系统不完善或者说信任结构缺失的后果是全方位的，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的运行和维持变得艰难。而具体对于经济领域来说包括交易成本的增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国外不少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之上[xi]。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属于特殊主义的信任。我国许多家族企业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信任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信任在现代社会中显得不可或缺在于讲求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人要求节省交易费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内部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社会总有人想从事机会主义行为或搭便车获得额外或更多的利益。但信任的确不可缺乏，它是一种形成社会凝聚力量的东西。人们之间的关系最终需要依靠信任来调整或协调——不论是制度性信任还是人际信任。只不过在现代社会要建立普遍可靠的社会信任系统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体系和合理有效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民主制度和文化体制等）。

针对中国社会内部出现某些社会行为、经济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失衡、紊乱和无序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支付的“制序变迁”的成本[xii]。执这种代价论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而对于失范行为者而言，到底是社会迫使他们这样做，还是他们自己“理性选择”这样去做呢？假若是前种情况，那么韦森的解释便显得比较无力了。如果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进程向深层的推进实际上意味着像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整个社会会更加合理化的话。那么诚信与信任机制也应逐步走向合理化，目前的问题只能算作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交锋产生真空的结果，而不能归结于“经济改革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为重建诚信与信任系统作一些努力了。英国法学家艾伦（Allen）曾指出，随着法律规则的指定变得越来越明确，而且为立法和执法建立了精干的机构，习俗的有效范围也就随之缩小了[xiii]。基于人文关怀的角度我们应该倡导一个有较少法律干涉的人际信任环境，而未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整个社会秩序内部的制度化必将遍及到现在或以前习俗和惯例就可以维系正常活动秩序的领域。在公共生活中，制度信任逐步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社会的主要信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与中国在此方面社会资本存量无关。普遍主义的制度信任系统在总体上是一种选择性适应和演化的产物。人际信任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代价，我们已不得不尽快建立和完善制度信任系统。因为现代社会的成员异质性越来越高，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与生活方式使得人际互动或共同经验这样的信任基础越来越薄弱，这样信任不得不求助于制度和契约来约束。但在人文重建中将人际信任列为重要内容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

国家社会资本是一种广大范围内的共享物和规范、建构社会不可缺少的资源，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支持系统。丰富国家社会资本的好处在于其更有利于国家权威和利益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对于我国而言，国家社会资本就是有利于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国家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对于走出理性选择范式的解释困惑、重新认识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与人的社会需求的价值、恢复国内人本主义精神研究有重大意义。对非制度性权威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和探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础。前面已指出，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特征，本文只探讨了其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其它内容和形式以及可能存在的负面功效有待今后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正如周红云所说，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还刚刚起步，但这也为中国学者利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xiv]。

[i]帕特南《独玩保龄球——美国社群的兴衰》一书的中译本还未出版，其书评见林聚任的《独玩保龄球——帕特南与社会资本理论》，载《社会学家茶座》2002年第1辑。

[ii]Putnam,1993,‘TheProsperousCommunity:SocialCapitalandPublicLife’,AmericanProspect,13:35-42.

[iii][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第314页。

[iv]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页。

[v][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31页。

[vi][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第183页。

[vii][美]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3.02

[viii][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第65、98、99页。

[ix]佘双好.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念基本特征及发展走向透析[J].当代青年研究（沪），2002.01。

[x]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xi][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89页。

[xii]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69页。

[xiii]Allen,C.K.,1958,LawintheMaking,6thed.,London,p.126。

[xiv]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02.05。

参考文献

[1]（澳）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符平.小城镇个体户创办与发展中的社会资本研究[J].青年研究（京），2002.11。

[4]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转动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7]Durkheim,1972,SelectedWrittings,ed.A.Gidden.Cambridge:CUP.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权力腐败社会资本资源

权力腐败不仅在私有制社会存在，也有可能在公有制条件下产生，因此权力腐败是一个历史范畴。包括权力腐败在内的社会腐败不是现行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质言之，市场经济并非权力腐败得以滋生的根本土壤。（张锐1994）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行贿受贿，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等等，但是权钱交易是权力腐败的主要形式。以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权与钱”，“权”在资本的划分中属于社会资本，是与个体的身份和地位相一致，而钱在资本划分中应该属于经济资本，但是它们都是社会网络中行为个体所拥有的资源，当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把公共权力视为己有并与掌握金钱的行为者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个资源互换的过程就是权力腐败的过程。将公共权力视为自己的私物，认为其是自己的社会资本之一是权力腐败的根本前提，权力就是这样经历资本化，并成为可用来交易的资源。正如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的运作过程所分析的，笔者认为权力腐败的过程正是一个社会资本运作的过程,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的角度理解权力腐败，有利于对权力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本文正是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腐败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关于社会资本与权力资本化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是近二十年的事，此前社会资本的概念几乎不为人们所重视，它本身也没有独立完整的表述，这一状况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来，布迪厄、科尔曼和博特等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林南总结此问题前期的研究的一切成果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最为完备详尽的论述，并形成了社会资本的一套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林南2004）。社会资本定义将社会资本变为可操作化的、理论化的概念，在概念中，林南将定义划分为三大块，即资源、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行动，明确扩大了可用来分析的对象。分析的对象可以是经济政治的、也可以是社区的。突出行动者的作用，明确了社会资本本质是一种资源，是社会财产的一种，它的实现依靠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活动。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中，政府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利用手中所能控制的资源争相致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公共权力掌握者的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他们工资的增长速度与其所预期的收入不吻合，事实是仅仅依靠工资的收入并不能使其致富，他们想要致富，能够利用的最大资源就是公共权力。守着金山当“穷鬼”，已经有点把持不住，再加上无孔不入的贿赂，个人生活的需要等原因，公共权力的掌握者经常承受不住这种对社会地位的过高期望与其自身收入很低之间的落差，最后他们把手中的公共权力变成了其致富的“本钱”。这种把权力看作是社会资本的的行为使权力腐败出现了可能。那么权力资本化过程又是怎样运作的呢？或者说权力腐败如何成为可能呢？

二、权力作为资本的运作

在讨论权力腐败如何可能之前，我们必须回答的是社会资本的运作如何可能，因为权力腐败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运作的过程。

1．社会资本运作的四个要素

社会资本的运作与行动者的行动密不可分，行动的效果因为在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加强而加强，究其原因，林南认为有四种因素导致这个结果，“第一，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第二，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对人（如组织的招聘者或管理者）——他们在涉及到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晋升）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施加影响。第三，社会关系可以被组织或人确定为个人的社会信用的证明，部分社会信用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他或她的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能力。第四，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林南2004）。总结四点要素就是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这四个要素正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即行动者）所拥有，或能够带来的资源。下面我们用这四个要素来解释权力腐败的过程。

2．权力腐败的过程

腐败的核心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由此可见，权力腐败是一种损害公众或其他个体利益以满足自己利益的行为，它的主体行动者即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以权力为社会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下面从四个要素的角度具体分析权力是如何转化为行动者的具体利益：

（1）信息。在当今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转型，我国的经济形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猛烈转变的时期，计划经济的体系正在逐步瓦解，而市场经济的体制仍不健全，市场并不能完全按市场的规则对资源进行配置，政府在市场中仍然掌握着很大的控制权，所以，当下的市场并不完备。而处于一定战略地位的行动者能够很容易的获取市场的需求情况，这些信息和机会是别人不能够轻易获得的。当公职人员将这些信息透漏到与他发生社会关系的人那里，那么这个人将因而获得很大的利益，同时付出的成本并不多。问题是这些信息往往涉及许多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行动者的信息透漏也不是无偿的，需要想获得利益的人付出一定的成本。当行动者是国家的公职人员时，公职人员信息的获得手中的权力，将信息出卖给某个体并获利的过程就实现了权力的资本化，形成了权力腐败。

（2）影响。由于公职人员（行动者）处于一定的战略地位，拥有更多有价值的资源（权力），这样他就可以影响组织内部的决策。当公职人员为了个人目的而利用这种影响力，为部分个体和他本人获取非法利益时，权力腐败就形成了。

（3）社会信用。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与公职人员的）中的个体，本身并不能为其他的个体或组织提供有用的资源，由于他或她与处于某一战略地位的行动者有着密切关系，就使的需要这些资源的个体相信这些人，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如果个体充当的是媒介（公职人员与组织或个体之间），使组织或个体获得了需要的资源，公职人员也知道交易的进行，从中获得了好处，这是权力腐败发生的主要类型。行贿者知道自己的“投资”一定会有收益，并且很大，属于低成本高回收的交易，所以他们也乐意这样的交易。

（4）强化。当个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与处于某一战略地位的公职人员有着共享的利益时，不仅为他或她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而且为个人对某些资源权力的要求提供了公共承认。（林南2004）这些公共承认强化了个体对某些资源的控制。得到公共承认的个体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强化对于资源的控制权，会加强与处于战略地位公职人员的社会关系，由此而形成了权力腐败的接续性，使权力腐败成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交易双方通过资源的交换都获得了相应的利益，并且都付出相应较少的成本（在被揭发之前），这使得这种交易能够获得维持和继续的动力。

三、权力腐败的预防

预防权力腐败要对权力腐败的具体过程深入分析，采用新的治理模式，从“重惩罚轻预防”的模式向“预防和惩罚兼施，标本兼治，以预防为主”的模式转化。（李晓英2004）这样模式将是未来治理权力腐败的主要模式，既可以惩治已经腐败的腐败分子，又可以预防权力腐败和腐败分子的继续腐败。

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受益。（林南2004）社会资本理论关于权力腐败过程的分析研究表明，想要根治权力腐败，必须要控制腐败的具体过程，防止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取消把权力和金钱作为资源交换的空间和市场。控制权力可能作为资本运作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对社会资本运作的四个要素进行监督控制，减小权力腐败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离不开社会关系的运营，对于预防权力腐败我们能采取的积极措施就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入手，结合对四个要素的分析，对权力腐败进行打击。

从信息的角度讲，信息流动导致腐败，主要是因为在不完备市场情况下，公职人员（行为者）能够掌握作为稀有资源的信息，以此满足自己的利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各项体制不够健全，市场处在很不完备的阶段，要想根治这个问题,建设一个完备的市场体制，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是当今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也不能完全的避免权力腐败的问题。从影响的角度讲，可以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重大的问题可以举行听证会，使公共权力的行使置于阳光之下，以减少个人从中牟利的可能。从社会信用的角度讲和强化的角度讲，要打破所谓的“潜规则”，切断腐败联接，根除结党营私行为。

治理监督腐败的成本太高，而同时腐败行为的成本很小，是治理腐败的困境之一。每次发生权力腐败的过程，腐败者所支付的成本很小，而收益却很大。这样低成本的交易也是腐败分子前仆后继的原因之一。然而治理要严格法纪，建立象新加坡那样的防腐败的体系，对于我国这样的实际国情而言确实是成本过高。

往往权力腐败及其治理的过程伴随着各个要素的综合参与，导致权力腐败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所以治理权力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让腐败者切实的感觉到腐败所要支付的高成本，让行贿者感觉到“投资”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行为，而且成本很高，这样交易缺乏维持的动力，就很难维持下去，腐败的几率相对减小了。具体的建立“阳光政府”，增加公共权力掌握者的财政透明，更重要的是增加市民的权利，增加舆论的强度，发动他们自觉捍卫公共权力。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学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第351页

2．（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8到24页

3、成家：《权力的堕落——原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犯罪记实》，共产党员，2000.6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关系营销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一种促进合作的资源。布迪厄（1980）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许或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了的。美国的科尔曼（1990）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它是生产性的，能够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从中可以提炼出学者们对社会资本认识上的一些一致意见：社会资本是能够促进社会行为者之间合作的一种生产性的资源，网络、关系、信任、规范等都是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的要素。

企业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个人为主体，罗纳德·伯特首先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他认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Leenders和Gabby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社会关系所获得的能够促进其目标实现的有形或无形资源。Nahapiet和Ghoshal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应该是企业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Leana和VanBuren定义社会资本是反映企业内部社会关系特征的资源。因此，可以把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反映企业内外部社会关系特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中的信任、承诺、关系规范等,它们以关系网络为载体，促进网络内成员的合作。

企业社会资本可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前者是由企业内部的员工、部门、团队等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后者是由企业嵌入在外部关系网络中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又被称为企业的组织间社会资本。从企业组织间社会资本的角度诠释关系营销，有利于更好的把握关系营销的本质。

组织间关系营销的本质

关系营销概念由美国学者贝瑞提出，定义为服务性组织吸引、保留和增强顾客关系的行为。后来，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关系营销进行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科特勒指出关系营销是企业与关键成员——顾客、供应商、分销商——建立长期满意关系的实践，目的是保持长期的成绩和业务。Morgan和Hunt（1994)从交换关系的角度界定关系营销，认为关系营销是旨在建立、发展和维持成功的关系型交换的所有营销活动。学者们的界定，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关系营销应该以关系为核心，以建立和发展长期、良好的关系为目的特征。

关系营销理论不同于传统的交易营销理论，后者是在“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营销理论和营销行为，交换方之间进行的主要是功利性的经济交换。而关系营销关注企业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把正确处理这些关系视为企业营销的核心。在关系营销中，企业不再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经济理性人的行为假设不能解释企业的关系营销行为。关系营销是社会理性人假设，社会理性人主要有以下内涵：理性人内涵，企业仍然希望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人内涵，一方面强调企业有目的的行为要受关系网络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企业可能主动选择某种非最大效应结果的行动。社会理性人并没有完全否定经济理性人，但为经济理性人增加某些限制条件，强调某些表面“非理性”实际具有合理性的行为选择。在社会理性假设下，企业利益是短期利益与长期自利相结合的产物，企业可能为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短期利益，但企业期望这种牺牲能够在将来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得到回报。

以社会理性人为假设前提的关系营销，更多地体现为社会交换。Morgan和Hunt认为，从纯粹的经济交换转向具有社会交换特征的关系交换，关系营销的本质在于建立和发展关系中的信任和承诺。Morgan和Hunt虽然把信任和承诺与关系营销的本质联系起来，但没有继续探索，信任和承诺的本质又是什么？根据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信任和承诺都是以关系为载体的促进关系方之间合作的一种资源，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因此，可以说建立和发展关系中的社会资本是关系营销的本质。

根据企业社会资本理论，除了信任和承诺，关系规范也是其构成要素。在关系营销领域，关系规范被认为是决定关系成功的重要因素。关系规范源于社会学，跟信任和承诺一样，它不仅对成功的关系营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显示出了关系营销所具有的社会交换特征的交换逻辑，因此，笔者认为，建立和发展企业之间关系中包括信任、承诺和关系规范在内的社会资本，是组织间关系营销的本质。

组织间关系营销模型与策略

企业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关系

信任、承诺和关系规范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关系营销模型和策略的前提。

在关系营销领域，信任被认为是关系交易的中心，McAllister(1995)把信任分为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认知型信任是关系一方因为对另一方的充分了解和通过一些值得信赖的依据而信任对方。一方的能力、责任感等都是另一方对其产生认知型信任的源泉。情感型信任建立在关系方间的感情纽带中，它能够表明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关心，依赖于良好的沟通和对误解的消除。一般来说，认知型信任是信任关系的起点，当一个企业觉得另外的企业有能力为本企业带来利益时，它便与其建立关系。而在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双方边界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就产生了情感型信任。同时，双方间的情感型信任又可以增强相互间对可靠性的认知，提高认知型信任。

承诺是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最普通的变量，Achrol和Mentzer(1995)将承诺分为态度承诺和工具性承诺。态度承诺是一方表示愿意发展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的持久愿望。工具性承诺是指一方对关系进行投资，通过行为来表明对关系的承诺。一般来说，态度承诺先于工具性承诺。态度承诺表明一个企业愿意为关系进行投资的意图，但仅有态度承诺不能保证关系的稳定，因此，企业要对值得维持的关系进行实际投资，用行动来表明对关系的重视，以工具性承诺进一步促进态度承诺。

对于信任和承诺的关系，一般认为信任是承诺的一个重要的前因，一个企业只有信任它的关系方，才会对关系承诺，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对态度承诺和工具性承诺都有促进作用。

关系规范是指对相关行为的共同期望。承诺是实现关系规范管制的基础，当关系方之间有共同的承诺目标及长期导向时，关系规范就会发展。关系规范一旦发展为关系的管制机制，就会强化关系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形成一个企业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圈，如图1所示。

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组织间关系营销模型和策略

模型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组织间关系营销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关系营销策略，建立企业社会资本，提升关系营销绩效。

图2是以建立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为核心的组织间关系营销模型。

策略企业间关系的发展可分为建立、发展、深化、结束等阶段。在各个阶段，关系营销都有不同的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任务。企业的关系营销策略必须根据不同的任务而展开。

关系建立阶段在这个阶段，关系营销的任务是实现交易对象间的认知型信任。企业首先要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其次，要向对方传递本企业的诚信。第三，积极利用第三方信任，实现信任转移,即通过对方信任的第三方对本企业的信任，来促进对方对本企业的信任。认知型信任是企业理性的计算与感知过程，当认知型信任建立起来，企业间才会在互动中进入关系发展阶段。

关系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对方对本企业的认知型信任，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双方企业的互动，特别是边界管理者之间的交往，建立起情感型信任，并在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的基础上，实现态度承诺和工具性承诺。

这个阶段的认知型信任，是企业间在合作过程中，对方对本企业的工作流程、工作能力等方面的满意的评价。随着企业之间熟悉程度的提高，企业的边界管理者之间会建立起一种人际互动的情感，这种情感会逐步在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友谊”，这就是企业间的情感型信任。因此，情感型信任的建立，需要企业间频繁的人际互动，需要双方良好的沟通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态度承诺是企业对可信任的的关系努力维持的愿望。态度表明投资的意图，当态度承诺逐步增强时，就会产生对关系的专用性投资，或根据关系需要对企业自身行为作出调整，形成工具性承诺。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6

技术创新的概念来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概念包括了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个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这个定义一直到现在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研究，即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转向管理学视角，并向社会学视角演进。

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也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和特征，理论界和企业界开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打开技术创新这一“黑箱”。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技术创新就是从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剧研究、发展、试制、生产制造到首次商业化和扩散的过程。解释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强调，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导致创新的滞后甚至失败。

由于孤立的创新性企业或者高度专业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本身很难迅速创新并开发足够多的、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它需要在与其它企业或组织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基础上才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当代的技术创新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即技术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

因此，如何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同时，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来研究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是技术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它可以为技术创新理论自身的“创新”提供—个新的突破口。

技术创新过程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不确定性的存在既是创新存在的根据，又是创新行为发生的障碍。由于没有历史的惯例可以依循，技术创新的产生、发展以及创新后果的不确定，使企业的创新行为面临较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也滞缓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在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一项技术从科学原理到完全应用于生产，中间要经历多个层次产品，每个层次产品都是在前一层次产品基础上完善的，是前一层次的科技产品生产的继续，目的在于使科学转化为技术，并使技术接近生产，使之成为成熟的生产技术。但在实际的转化中，技术本身可能难以直接应用于生产，而且企业在处理技术的过程中，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自身科研实力不足等诸多原因，相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2．生产实现的不确定性。即使是一项已成功开发并相对成熟的技术，要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活动，也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开发或引入的技术对生产的环境、设备的要求，对原料的供给、人员的提供、管理体系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3．市场销售的不确定性。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品最终要经受市场需求的检验。创新产品能否为市场所接受是不确定的；同时，市场的竞争程度、经济政策等因素也是企业在推出新产品时难以事先预见的。4．资金支持的不确定性。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必须要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技术经济活动，在技术开发、设备调整等环节上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如果资金供应无保障，加之企业的财务制度不规范，企业的创新资金将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信息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技术进步加速发展的趋势，使企业利用信息的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信息已经成为继资金、技术之后影响企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增强利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是增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能够帮助企业充分有效利用科技知识和信息，缩短技术差距，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它特别强调了随时间演变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频繁、交叉的关系网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关系网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合作和采取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石。目前，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发展，它已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和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繁荣，而且，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资本不仅会影响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发展，更会影响到企业和区域的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经营绩效，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正式从社会学意义上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对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中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产生中的作用，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其仔博士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研究，他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其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上述的学者和专家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们都认识到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资源对社会活动的重要性，而且一致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行为主体借助于社会网络或其他的社会结构来获得各种利益的能力。在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等一样，社会资本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即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1，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技术创新是一个过程，它从一个新构思出发，先后经过研究发展、工程设计、生产试制、市场营销等等过程。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研究发展部门，而且还取决于企业的生产制造部门、市场营销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等等。尤其是研究发展部门、生产制造部门和市场营销部门的有效合作是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2．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而知识的创新主要依赖于大学和科研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的生产、转移和传播。培训机构和信息咨询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由于技术创新的来源不仅仅限于企业内部，企业的外部资源也是技术创新的有效来源，因此，企业既要加强与纵向部门(如销售商和供应商)的联系，也要加强与横向部门(如竞争对手)的联系，更要重视与用户之间的联系，通过企业良好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技术合作和技术创新的效率。

在我国，由于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缺乏信任而导致各种合作失败的案例时常发生。因此，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技术合作和科技创新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深入研究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从社会资本视野看企业技术创新

随着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科技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为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投资风险的不断增加、产品和工艺生命周期的缩短、竞争对手的增加、企业内部资金及人才等各方面资源的约束，再加上知识和资源互补性的不断增加，单靠企业自身实力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日趋困难。因此，与竞争对手进行技术合作、联盟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

社会资本根植于本地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是难以流动的资源。由于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使得企业只有加强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知识的交流和沟通的速度，才能掌握较高的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隐性信息资源，这对企业自身来说无疑是一笔财富。隐性的信息资源并不是在公开的市场里可以买卖的，它需要通过信任和类似的价值观、忠诚等高社会资本来获得。一个具有高度信任的企业才可能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高度的信任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能使企业生产出更多的新产品或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企业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所依赖的主要资源不再是资本，而是信息。企业技术创新与信息息息相关，企业应积极搜集和充分利用信息，来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提高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将需要如下各类信息：1．市场信息。市场信息是技术创新的诱因。为避免因信息不灵或信息不准而导致立项失误所带来的损失，技术创新就必须首先从市场信息调查抓起，促进创新与需求的协调和产销的衔接，避免创新的盲目性。2．科技信息。为避免因信息闭塞而导致创新的失败，技术创新必须有科技信息的支持。例如专利信息、成果信息和工程信息等。只有掌握了雄厚的科技信息，才能使本来前景难断的创新项目转变为成功在握的可控工程。3．政策信息。政策信息是企业确立创新战略的指南。了解税收政策信息、熟悉产业政策信息、研究采购政策信息、掌握科技政策信息和通晓金融政策，企业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避免一些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产生。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指向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相一致。

企业的社会资本正如企业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它也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企业自身应提高把握更多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减少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不足，技术创新才能有所突破，企业才能有所发展。

四、前景展望

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技术合作和科技创新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关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应从我国企业创新的现状出发，以构建信用体系为基础来重新审视我国的创新战略，这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促成我国信用经济、虚拟经济的良性发展，提高我国企业和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将社会资本理论融入技术创新理论将突破传统技术创新研究中对社会网络和信任的忽视，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成功的社会条件，将技术创新理论体系与社会学、经济学进行有机的整合，为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开拓一个新的视野。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7

【摘要】从群体的角度和一般意义来讲,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有价值的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既能促进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又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尽管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但是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怎样从为个人、小团体和小圈子所拥有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群体、社会所拥有的准公共产品和甚至纯粹公共产品,是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本土化对接后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互惠机制、转换机制、共建机制和共享机制的有效运行,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组织间的力量的大体均衡、各种组织目标的互补与兼容以及组织体系中主导力量的形成。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产品转换机制

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成为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它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因此,得到了学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同。

但是,还没一个完全得到公认的社会资本概念。正如“有多少个社会学家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的定义”一样,“有多少个社会资本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一、社会资本含义的纷争与批判

国内有人将这些不同的定义简洁明了的归纳为五种类型。通过较为详细归纳和总结,可以发现资源说还是处于主导地位,下面简单梳理一下它们的具体表述。

1.资源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这种观点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林南(2001)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有人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力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2.能力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亚历詹德罗•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3.功能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能为人的行动带来便利的社会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根据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由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法人参加者)的某些行动。”

4.网络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张其仔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他无疑忽视了信任、规范以及制度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5.文化规范说。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和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

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将有关社会资本的定义概括为三种主要观点,认为帕特南提供了最严格的定义,把社会资本看做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纳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科尔曼提供了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把社会资本看做支配人们行动的所有横向和纵向的社会结构和准则;后来其他学者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除包括前两种观点的内容外,还包括使准则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然而,正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必然会引起争论和批评一样,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肯尼思•阿罗甚至主张放弃,因为“度量社会相互影响的概念或许是一种错觉、一个陷阱。不是考虑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问题”因此极力主张放弃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本土化对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所奉行的关系说和所践行的关系网,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滥觞和实践。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梁认为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是通过“关系”体现出来的:“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着重指出,这种“差序格局”发生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这种乡土社会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等。从以上这些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血缘特性、熟人特性和差序格局是其基本特征。

居延安教授在《关系管理》一书中指出,关系价值包含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的确,在中国这样特殊的人文社会里,对于关系资本的认识要兼顾其经济特征和人文特征。其实,这对于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人,无论他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有体会并深知其妙,都或多或少为自己、家庭、朋友和单位等等建构关系网。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杨光飞认为,社会资本蕴含着一种公共性,是对市场和政府功能缺失的有益补充,而关系资本的建构则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是在规避正式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特殊主义”的秘密渠道获得的;并进而认为关系资本的升格会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在总体上大大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同时也不利于一种普遍主义制度的建构,而且也不利于现实制度、政策的选择。由此可见,关系资本既有利也有弊。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与结构的重要表征,正确地认识关系资本,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关系资本,规避其不足,更重要的是,要适时向现代化转型,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必须学习的一门新课程。

三、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现代化转型

怎样从为个人、小团体和小圈子所拥有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群体、社会所拥有的准公共产品和甚至纯粹公共产品,是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

结合学者们的论述,本人认为,社会资本从群体的角度和一般意义来讲,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有价值的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既能促进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又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社会资本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能避免自身供给的不足。尽管社会资本是群体共享的资源,但对于个人来说,也有着内在的驱动力,个体不仅能以成员资格共享组织内的各种资源,而且能凭借组织平台分享组织外的各种资源,从而每个人都有着建构社会资本的动力。因此,作为特殊公共产品的社会资本是可以内生的。当然,内生是有条件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资源不能处于一种结构锁定状态之中。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资源,社会资本既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又从本质上来说能满足社会群体共同需要。因此,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当然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本身蕴含着共建、共享和共同发展的核心理念。在群体内部和之间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微妙而伟大的机制,如互惠机制、转换机制、共建机制和共享机制。

每个人、群体或组织都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每个人、群体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对于社会来说,多样化的群体或组织之间的互动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群体或组织的视角来探讨社会资本就显得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尽管也更有难度。

尽管个体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但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个体的个人资源要远远小于个体的社会资源,而个体的社会资源更远远小于群体或组织的社会资源,也因此,更多的个人和组织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当今这个网络社会之中,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更深更广的融入当今的全球化之中。

只拥有有限资源的个体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只有融入各种群体或组织之中,在群体和组织内外进行资源交换和投资,互惠互利。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中,更多的资源融入其中,并得到了长期的互惠和转换,人们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共建机制,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共享意识。而这种共建机制与共享机制是息息相关的,有共建才有共享的可能,共享也能进一步推动共建,如果只有共建没有共享,那么共建迟早会瓦解。

本土化对接后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那些机制的有效运行,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组织间的力量的大体均衡、各种组织目标的互补与兼容以及组织体系中主导力量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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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回应；公民社会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社会理论，为社会行为、政府管理、制度研究以及社会民主等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社会资本增长在公共利益表达、公共利益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群体间的有效沟通等公共性维度上体现诸多作用，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进程，对增强政府回应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回应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它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及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当前，政府本身正做出变革体制、加强监督、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推进民主进程等各种努力来提高政府回应。实践中我国政府已经在执行的有利于促进回应机制建设的举措，主要有承诺制、公示制、政务公开制、听证制度、国家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行政质询制度等。这些实践对于促进“阳光行政”和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对于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但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看，形式有余，效用不足。这些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查缺补漏，平息社会矛盾，弥补权力作为的过失，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沟通单向性、回应被动性的缺陷。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在反应过程的迟钝和回复过程的隐形化、非制度化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也存在政府对不同社会群体回应不对称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我们要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政府回应不足问题，笔者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找到答案。

二、理解社会资本理论

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我国学者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将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运用到分析政府与民主绩效当中，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了一条途径。按照普特南的定义，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至少可作三方面的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支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的特性。

尽管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但社会资本具有以信任、互惠、合作而使社会成员相互联系成网络这一核心特征是学者们都能接受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资源，它作用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可以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软环境，特别是在主体公共精神融合、凝聚和个体精神的体认与认同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政府回应的内在关联性

所谓增进政府回应，就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和回复。增进政府回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政府管理民主、富有责任感和效率的体现，也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信任、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有效的政府回应隐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社会资本”的存在。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普遍具有团结、互助、信任的人文精神，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与这些精神和意识相伴而生的独立、自愿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发展的前提下，公民社会才能作为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的普遍主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从而促进政府对公众的诉求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社会资本与政府回应的内在关联在于：

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要素有利于政治参与活动中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团体，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互相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所以，社会资本非常重要，因为它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从公民与政府互信的层次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源作用于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使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当权者——政府产生信任，同时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的人文关怀在行政伦理方面得到体认。社会文化资本对促进政府回应、维持社会稳定在深层次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可以整合各种利益和要求，为伸张公平正义、政府善治创造基础。一方面，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促进公众彼此联系，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社会资本的存在使信息等资源的互通有无成为可能，使普通民众能够在社会话语权方面改善劣势状况。同时，使彼此之间的整合与影响成为必然，它将各个社会成员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分层所造成层级间的断裂，可以使公众的诉求更多以团体的形式反映出来，以获得政府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立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还有赖于“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支撑。随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社会管理的主体己不可能再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政府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管理者，它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众多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资本所蕴含的参与网络为政府善治提供了基础。

四、政府回应不足的成因分析——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结构、精神层面的价值选择、社会信任机制及社会群体行为方式纳入到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为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会行动系统中行动者的动因解释得更加全面深入，为我们透视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当前政府回应不足固然有制度、体制上的原因，需要我们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加以完善，而我们更要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洞悉政府回应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为生产活动提供便利的积极功能，“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还指出，“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如果没有社会资本，成员的目标很难实现或者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受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弱小且彼此间链合脆弱、沟通不畅；社会信任下降、腐败现象、公德缺失、社会不公平、个人与社会关系疏离化等，可以概括说是社会资本中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阙如。现代公民意识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而公共精神的强弱体现着公民彼此心理认同、相互团结、信任合作、互惠互利的水平。

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阙如对政府有效回应产生了极大的制约。现实中国家机构行使着太多的权力，承担着太多的责任，形成所谓的“超载政府”。一方面，政府是有心无力承担更多的回应责任；另一方面，超载政府使权力本位意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公务员的权力本位思想导致行政伦理失范，漠视民众的利益，民本位的价值取向被忽视；相应地，民众个体则习惯于被规范、被束缚，造成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依附心理和对权力的屈从，进而抑制了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争取。因而，社会联系的纽带、交流的准则、行为的尺度、集体行动的取向等等，都会带有权力操控的味道，这时的社会资本为“权力本位”张目了，而一旦社会资本为“权力本位”张目，那么，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就会受到吞噬，等级、封闭的“垂直”体系就会卷土重来，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政府回应不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五、增强政府回应的对策

鉴于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诸多缺陷以及社会资本增量不足，一方面我们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要全方位培养公民意识、人文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加强政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建设以发展社团式社会资本，提升弱势群体及公民的社会融合度。通过社团组织与政府、社团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从而形成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

1．强化政治社团在政府回应中的作用。塞谬尔·亨廷顿指出：政治社团凝聚公民的利益要求，把分散的、模糊的个人意志转化为明确的、一致的组织意志。同时，政治社团还把个体公民组织起来，将分散的政治资源统一为整体力量。政治社团处于公民和政府之间，通过同双方的经常联系和对话，能够有效地缩短决策者和公民之间的距离，沟通政府和社会成员。政治社团把分散、无序的群体力量组织起来，使之形成为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统一领导指挥的完整、有序的整体合力。以组织化参与方式将民众集体利益传达给政府，影响政府决策，让民众更真实、更有效地参与和影响并监督政府活动，形成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氛围，使民众能切实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而政府可以利用政治社团的组织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图。政府在重大决策中主动地与相关的、有影响的团体进行协商，通过政治社团这个渠道宣传、贯彻自己的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足够力量为实现政治目标奠定组织基础。

在“统治——管制型”的行政运行模式中，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其对于社会、市场、公众的管理和规制活动体现出强自我中心主义，公众与社会的意见和需求只被理解为一系列公共政策实施和公共权力行为后的附带结果。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在实际的运作中会因为集权、僵化、以层级节制为特点的低效官僚机构运作方式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以其自身的优势可以对公众诉求有效回应，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参与，可以承担大量的政府组织无力完成的社会服务性职能。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投资;社会资本;农村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

1社会资本的引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网络关系的优势，通过信任和这种网络关系内在的沟通实现高度的自治。这种自治是在分权的逻辑下进行的，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有组织的生活，每个组织又能够发挥其职能的优势。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人为什么逐渐倾向于过一种没有组织的生活并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现象在我国也有着明显的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在观念上其实是自由主义的获胜。之前我们在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人们习惯于用集体的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虽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悖论，但集体行动的逻辑不能解释在高度政治热情下的群众参与行为。所以以一种案例式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带有政治热情驱使的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一旦丢失，集体的行动就会回归到理性选择的逻辑内。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广泛的参与历程，按着路径依赖的理论，又很容易会组织起来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进而实现互利互惠的自治模式。所以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性问题凸显的重要节点，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农民过上多元组织的生活，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民主化进程、内聚型文化建设、分权制改革等制度供给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2从农村社会治理现象审视社会资本的投资欠缺

农村人口外移导致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城乡差别的存在和近年差别的扩大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等;又有政策因素，如投资、财政、金融和流通政策的不协调等;也有发展方面的因素，如农村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滞后等。其中立法和政策是主要的原因。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乎成为中国城乡分离的有力证明，一般认为自由市场加上理性人等于公共选择的悲剧，而大规模人口流动加之法制不健全等于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达到互助共赢的自治状态。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恰恰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经历了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的阶段，社会资本的评估几乎是以人口的状况为参照标准，而人口状态是政策导向的集中体现。农村社会资本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使用固化而流失，而人口规模没有能控制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人口频繁流动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缺少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是人口过多地堆积在土地上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构成了社会不安定之源。正是基于对农村贫困化的考察，有学者便将农村流动视作农村革命的替代品，是因为人口的外流缓解了农村由于贫困而埋下的秩序混乱的隐患。

3问题导向下的农村社会资本投资的模式选择

3.1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民主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资本的理论产生可以说是与民主化并驾齐驱的。社会资本呼唤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与人与人的彼此信任，这种环境的需求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民主的价值内核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决策在人民的参与下进行，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民主实现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存在、市民社会的形成、自由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教育的普及。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外在的制度体现，首先民主的逻辑一般遵循从选举民主到监督民主再到决策民主。我国农村的民主建设也基本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实现的。在解体之后，我国农村地区建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定位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切事务由村民自己管理，要充分体现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功能。村民在法律上拥有了话语权和自主权。所以民主化是现代农村治理的先导，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背景，这是投资社会资本的有效土壤。我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而这一制度的确立来源于农民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之所以能够全面推广就在于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与农民的现实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生产有了自主权，政治参与有了话语权，社会资本的运行与进一步投资才具备前提。生产合作与经济效益挂钩，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农民的自身利益挂钩，逐渐就形成了具有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是在民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投资的成功体现，所以基层民主是社会资本运行的背景。3.2制度供给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是大陆法系法制精神的集中体现，制度主义是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革命前的主流范式，制度主义重视对制度的研究和阐释，进而通过制度设计将有效合理的制度在政治体系及组织中运行。新制度主义的回归再次把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制度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传统制度主义的命题被非正式制度取替。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开始于经济学领域，这一范式的回归及时地关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制度在现实社会的需求，我们认为新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向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过渡。新制度主义的回归也可以认为是市民社会兴起的理论回应，社会资本理论所关注的正是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为民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市民社会是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为协同发展、互利互惠提供了空间。因此社会资本的运行需要用民主做基础，需要市民社会做依托，需要制度供给做保障。农村发展建设很多时候都是以政策为指挥棒，而政策不具有长效性，因此需要不同层级的制度进行规定。社会资本的运行与投资同样呼唤制度的关注，同时制度为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有力保障。制度建设应根据地方特点和历史需要而有所差异，但制度建设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什么样的制度算作好的制度，应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把握，这样制度建设本身也就有了长效的机制，至少不会出现制度脱离实际、制度过于刻板等问题。首先，制度建设应该秉持混合原则，波力比阿就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成功归结于当时的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也称赞混合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有效运行的保障。混合型制度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能够足够地包容现实中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进而使制度能够发挥长久的作用。其次，制度建设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动态体现的是制度的多向运转，有足够的空间保障信息的有效沟通，这在农村发展中非常必要。再次，制度建设要保证精英和大众的共同参与，农村地区长期存在一言堂式官僚主义作风。只有将利益群体真正纳入决策轨道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有效。制度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保障体现在社会资本作为无形的资源需要有形存在的制度规制和调整。3.3文化建设是社会资本运行的基础。公民文化的视角为民主的测量提供相对科学的依据，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成顺从型、地域型和参与型。顺从型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闭塞和信息的流通不畅导致人们仍然处于服从和顺从于当地政治精英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显然缺少民主成分和现代性的成分。地域型也是相对传统的政治文化类型，民主化程度更为局限。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体现了公民愿意在共同体内广泛地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组织人员的变更。阿尔蒙德很清楚这种理论的划分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他说单独的某一种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大多是这三种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就是参与型占主要地位的公民文化。这种理论为农村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一种方向，就是要广泛地动员村民和鼓励村民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程序中来。政治参与是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从中国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文化对社会资本的投资的价值和作用是另一个维度。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文明体系。用文明的概念来替代文化的概念更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厚重感，在《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再次站在世界格局的变迁角度把世界文明分成了七个主要类型，中华文明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这一文明中的思想硕果是否能够为社会资本的投资提供理论支撑，抑或说是否影响着中国社会结构向自治和民主现代的方向发展。刘泽华教授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中不蕴含现代性，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权统治，王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会产生民主和自治的萌芽。也有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的制度传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自治空间，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理论都论证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甚至有着更为悠久的自治传统。从政治思想本身看，自董仲舒开始把儒学视为官方正学，中国文化的走向始终在儒学思想的正统下与其他思想进行着交流和影响。儒家学说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随着儒学的发展民本思想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理论成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民本思想的确不同于民主思想，但这充分说明中国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重视人民自主行为的内容。同时“大同思想”和“大一统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指导和支配着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桃花源”。

4结论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执政的科学化，并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农村治理现代化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主化释放农村社会的政治压力，把广大农民的参与诉求转变为决策程序的必经过程。以制度化推动农村社会的法治进程，农村的法制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广泛的社会自治是让农村的发展更具活力和能动，而法制建设是为社会自治设防。因此农村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黎玉琴.公共权力———法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J］．现代哲学，2009(2)．

［2］何君安，梁忠民.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系统的关系［J］．政治学研究，2006(3)．

［3］黄其松.社会资本:科尔曼与帕特南的比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

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个体知识分享；计划行为理论；组织社会资本；影响机理

1引言

个体知识分享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个体在复杂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了研究。鉴于知识分享的社会化性质，基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人们利用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知识分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组织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更成功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影响组织内资源交换的数量和范围，并通过影响知识交换和整合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影响智力资本的创造。那么，组织社会资本通过何种路径以及如何影响知识分享动机的产生，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未做详尽说明。本文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学解释，说明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原理和过程。

2个体知识分享行为产生的心理学阐释

个体是否分享他们工作中的知识，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分享态度，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图从而影响行为，因此应研究影响个体知识分享态度的因素。知识分享不会自然发生，个体致力于知识分享的意愿是持续知识分享行为的关键，因此个体知识分享的意愿或动机成为行为发生的源泉和起点，知识分享研究的重要部分是识别何种刺激能促使个体产生分享知识的意愿。个体行为意愿在心理学中有许多探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克服了期望理论、理性行动理论(Theoryofrationalaction，TRA)等的缺陷，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个体意愿的产生。

TPB是在TRA之后由Ajzen[11991年创立，它弥补了TRA假设的缺陷，期望能够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根据TPB，影响行为的因素是行为意愿，而意愿又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价，它受行为信念影响；行为信念是个体拥有的行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及对结果的评价。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它反映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受社会标准规范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的执行某特定行为时的难易程度，它反映个体对促进或阻碍行为执行的因素的知觉。当个体认为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就会越少，则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

根据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因素，如果个体所在的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念、主观规范、共同信念等方面认可知识分享行为，个体感知的外部因素(组织规范、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组织气氛、组织支持等)能够支持、促进知识分享行为，行为者认为通过该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大而且结果不会对自己不利，则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就越正向，从而就越有利于知识分享意愿和行为的产生。

3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路径分析

3．1组织社会资本

由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主体和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表述。Leana等2002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共有资源而非某个体或团体所控制，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反映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成员层次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是有益于组织(为组织创造价值)和员工(提高技能)的一种资产Ⅲ。该观点同时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和私人物品性。Adler等认为社会资本因关注主体内部还是外部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员工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企业来说是内部的，内外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集体内部“胶粘”(bonding)而成的社会资本，是内部成员或群体间的组织内联系结构，能够增强集体凝聚力，促进对集体目标的追求。

本文借鉴Leana等1998年的定义，认为组织社会资本是反映组织内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同时拥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既有利于组织也有利于个人。它既有“胶粘”而成的社会资本性质，能够给予集体凝聚力，促进集体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又有强联系的特征，利于组织内复杂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传递。

3．2影晌路径及模型建立

1998年Nahapiet等从社会资本自身特性出发，将其划分为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结构维度是把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描绘个体或单位间的联系模式，说明可以联系谁及怎样联系，重点分析网络特点如联系的强弱、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互动等。关系维度则描述了人们通过长期过程发展起来的信任、认可、认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强调影响行为的特殊关系比如尊敬、友谊、信任、共享等，说明整个网络联系的本质和质量。认知维度是指网络成员间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念等，有助于成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促进利于整体目标的个体或群体行为。这3个维度的划分为社会资本在组织理论和管理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和测量框架哺]，是检验组织内社会资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

组织是由众多节点构成的网络(内部网络)，员工、部门等节点在正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组织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同样可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进行分析。结构维度表示组织内节点的联系模式、网络密度和互动强度，关系维度表示成员问、成员与组织问的信任程度和联结性(associability)，认知维度则是组织成员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及愿景。组织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构成并说明了组织内的社会关系环境，它们通过对行为信念、标准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进而影响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的产生，如图1所示。

4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具体过程

4．1结构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结构维度是由双边互动和多边互动形成的网络，互动是结构资本形成的基础。互动为信息流动和信息获取提供了机会和渠道。通过互动，知识发出者可以了解组织、同事和上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看法，判断组织和上级对知识分享的赞成程度以及给予的评价和奖酬、个人分享知识后的得失情况，从而形成对该行为的好与坏的判断。经常和亲近的社会互动还可以促进互相了解和理解，分享共同的信息，形成共同的观点，达成对知识分享的共识。互动关系不仅交换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和资源(如任务建议和战略信息)，还会传播与组织有关的集体规范、上级支持、组织支持等信息，利于形成个体与组织一致的主观规范和价值观念。另外，互动增加的沟通机会，可以降低知识发出者的知识发出成本和接受者的搜寻成本，提高个体感知的环境支持及控制水平，提高个体通过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因此，结构维度从态度、规范和感知等不同方面促进分享意愿的产生。

4．2关系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关系维度说明了整个网络关系的质量，其核心是信任关系和联结性。由于知识分享的风险及成本，知识发出者会判断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互信关系可以减少发出者对分享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恐惧，增加对方的可预测性，不必担心别人占他的好处，从而提高知识分享的信念，改变知识分享态度。Coleman曾指出，社会资本会促使人们在信任的基础上付出自己的帮助和行为，并相信未来会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组织就不会存在。同时，互信关系利于形成对事物的共同判断，产生共同信念和规范。共同信念和规范可以促进组织成员大胆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勇敢地从事有利于组织的行为而不必担心环境会产生副作用。互信关系可以使下级信任和感知到组织和主管的能力、品德，感知到组织制度的公正性及对个体行为的支持，进而提高感知的行为控制强度。联结性是个体将个人目标服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个体不仅有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而且还有定义共同目标的能力。良好的联结性使个体行为更符合组织的要求，进而得到更多组织支持，个体知觉行为控制增强。

4．3认知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认知维度主要是共享愿景和语言。共享愿景体现了员工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可以避免成员交流与沟通中的误解。在共同目标和期望下，员工更愿意成为工作伙伴，不会害怕某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伤害自己，使个体对行为结果产生积极判断，并产生积极的分享态度。

语言和编码是沟通、交流和信息交换的首要工具，可以减少沟通障碍。它们也是对外界环境进行评价的工具，共享的语言和编码有助于双方对共享知识进行评价，了解双方的知识供需，减少双方行为时间，提高双方的知识分享兴趣。共享语言和编码还可以提高双方的知识传递能力和吸收能力，提高个体知觉行为控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