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范文10篇

社会信用范文篇1

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人问题，换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明镜呢？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的。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这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主张扩大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的人们总是以国有经济产权不清为理由，以效率第一为口号。是的。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化为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以实现产权明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或者说，继续沿着破坏信用关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吗？市场，这个产生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终保留着它桀骜不驯的本性。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或者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正在发育中的市场都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纵横古今、着眼长远的市场观。“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9的确，市场是从对外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和平的对外交换的关系，往往都是战争的结果。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人类在贸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当然地是掠夺他人。想一想与海上贸易如影相随的海盗行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当年所到之处的烧杀抢掠，想一想从房地产开发中一夜暴富的大亨们，他们的座右铭会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吗？正如对外的市场关系不是在互敬互爱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任何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关系也绝不会在轻松愉快中产生。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展为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血与火的长期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从希腊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在中国，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隶制度下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即作为奴隶主的国家与被奴役民族的对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领主庄园内的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转化为内在于一个社会的、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冲突的强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产阶级的不妥协与无法妥协最终使社会的妥协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西方福利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又会使该矛盾加剧和复杂化，从而把落后国家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生活于家族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又很容易与他们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的儒家理想发生共鸣。虽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国有经济尽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绝不应视之如敝屣、弃之而后快。因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全民不守信用，即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正。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忍受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或者说，没有可供我们剥削的落后国家。以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向国外低价出口的政策最终只能带来损人不利己的后果，因为这在国际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同时，既浪费了国内的资源，又影响了本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现在西方国家总以维护自由、人权来标榜自己，尽管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的确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最终造就出强大的社会阶级，使妥协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社会财富被大规模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也使尊重人、关心人、提高人的素质成为必要，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善待其国民、强大其国民开始。因此，如果听任少数人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则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这种人为的财产差距将不利于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权贵们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尴尬。如果无视这一切，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正，而且还将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参与机会的公正。产权不清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想一想在对居民住宅实行强制拆迁时的情况。私有产权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它在理论上是清的，但实际上是清的吗？再想一想县、乡政府强行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们的经营自主权又到哪里去了呢？简言之，不清的又岂止国有产权！产权是在对财产支配的过程中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第一，产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第二，产权无法离开其它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将自己得到的奖金主动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给其他人时，特别是以某种形式分一部分给自己的上司时，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对这笔奖金的产权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打了折扣。这个人知道在理论上他或她可以独享，但该理论恰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独享的结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国现在流行有太多的这样的理论。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要求中国的现实，就像一个拿着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长相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财产支配关系来看待产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是无法“独清”的。这是第一。第二，产权也无法“速清”。因为一种产权关系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除非这种产权关系具有与传统产权关系相似的内涵。想一想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其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数千年家族社会的历史却不知不觉地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们前面关于家族社会的阴影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是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管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主，少数人为多数人办实事、施恩于多数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为多数人做主的少数人只为自己办实事、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会主义不是把“家”变成国，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国来代替以家长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那么，这样的“分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分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社会的阴影既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中国传统社会的“软肋”究竟何在？以“情”、“义”、“人情”为横向纽带，以“忠”、“孝”、“节”为纵向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存在的社会。两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改朝换代，就像现在西方国家四年一次的大选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家族的本性是狭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专制的“忠”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作为皇室家族成员的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家族的狭隘性，皇帝只能产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实就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进行制约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当皇室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被牺牲的只能是国家利益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狭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协调一致、产生出有利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呢？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家军，留给后世多少遗憾？但一个“家”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历史的“软肋”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没有。这个“软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明晰产权的最大障碍，因为缺乏制约、极易膨胀的权力往往无视社会的公正，蔑视任何产权的神圣性。权力必须受到双向制约，这是产权明晰的前提。如果仅仅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文章，那实际上意味着企图割裂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制约。中国只能无愧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论语·学而篇第一

②孟子·离娄下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页。

④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⑤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

⑥白居易：卖炭翁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52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

社会信用范文篇2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主办会计竞聘，首先我要感谢联社领导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相互学习的机会。推行会计委派制，是联社党委为了提高信用社会计核算质量，进一步促进全县信用社系统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会计制度改革，我衷心拥护联社党委的英明决策＊。作为一名有十多年会计从业经验的竞聘者，今天重新挑战这个岗位，我有勇气担当重任，有信心把今后的工作做的更好。＊公平竞争，挑战自我，在这里，我也衷心祝愿今天参加竞聘的各位同仁，都能取得较好成绩。

参加今天的公开竞聘，我认为，我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我是一名党员。工作中我一直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提高自我的一项基础任务，能够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坚决同党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用党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不管是在照镜、位庄信用社，还是来到现在的营业部，我始终做到坚持原则，廉洁奉公，落实制度，明确责任，搞好团结，加强管理，使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会计业务得到了健康发展，受到了单位领导的肯定。

第二、具有扎实的业务基矗一九九三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在抓紧时间自学会计业务知识的同时，九七年我参加了联社组织的平大计算机财会专业学习，系统学习了有关会计业务理论。一九九八年，我通过参加全国考试，获得了助理经济师资格，二OO二年我又报考了中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目前经济法、会计实瘢ㄒ唬┮鸦竦猛ü褂辛矫趴纬探衲暾诮懈聪氨缚肌T谝滴窦寄苌希沂贾斩宰约貉细褚螅谘Э嗔罚?/o>OO一年获得了会计电算化资格证书，同年在市办组织的业务技能比赛中，我所参加的两项比赛全部获奖，取得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好成绩，为联社争得了荣誉。二OO二年初，我被授予了市级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我还连续多年被评为信用社系统先进工作者。

第三、工作经验丰富。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从事过信用社营业会计、储蓄会计、主管会计等诸多工作，不管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我都把坚持原则，细心谨慎，不折不扣执行规章制度作为一项准则，认真处理每一笔业务。在对外服务和内部管理上，用热情迎来每一位储户，把微笑留给每一位客商，凭公心赢得尊重，靠真诚换取信任，是我一向的工作原则，这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帮助，带动了所在单位各项业务的发展。特别是2002年全市推行电子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营业部被列入首批上机网点，凭着集体智慧和平时学习掌握的电脑知识，我和同志们一道虚心学习，认真钻研，细心操作，共克难关，在全市率先实现联网成功，加快了业务操作进度，并顺利完成了电算化年终决算，受到了联社的肯定和表彰，为以后全县信用社电算化推广积累了经验。

＊如果竞聘成功，我的工作打算是：

一、加强学习，进一步适应主办会计工作需要。要认真学习《会计法》、《农村信用社会计基本制度》、《农村信用社财务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积极组织开展会计业务培训，学习新的会计理论知识，同时进一步明确营业人员岗位职责，加强内控管理，提高信用社会计工作质量，提升信用社会计服务品牌。

二、积极配合联社和社领导开展工作。作为主办会计，在严格管理，忠于职守，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将积极配合联社和社领导开展工作，要认真落实联社各项工作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要协助社领导加强管理，搞好团结，凝聚人心和士气；要积极参与制订各项计划和规划，搞好分析和预测，合理建议，准确决策，当好参谋助手。

三、加强会计核算，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作为主办会计，我将严格遵循经济核算原则，加强财务控制，杜绝不合理开支和浪费现象，开源节流，不断降低经营成本，努力为所在信用社提高盈利能力创造条件，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严格落实各项会计业务要求，认真编制、汇总各类报表帐簿，确保会计核算质量。

四、大力推进会计电算化。在电子化建设方面，我们信用社刚刚起步，远远落后其他金融机构。只有在较短时间内迎头赶上，我们才能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虽然目前在营业部这方面有了一定基础，但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改进和提高，完善和发展，我将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学习，提高运用和操作能力，加强监督管理，并通过实践积极为全县信用社系统电算化的快速发展建言献策。

社会信用范文篇3

提要：本文作者在本刊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家族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情、义、忠、信。其中，“情”是最基本的。由此发展出“忠”，衍生出“义”及“人情”，而“信用”仅仅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些基本纽带如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直至现在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从而论证信用危机的现实原因以及建设信用社会和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径。关键词：家族分家失信公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这就意味着“孝”是“忠”的基础。笔者在《在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中曾谈到：“父为子纲虽然包括个体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关系，但这不是父为子纲的要义所在，因为父亲对成年已婚儿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维持的根本。”实际上，父亲对未成年儿子的控制是自然而无需强调的。尽管“情”是家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但“信用”依然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信用关系的从属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下对上不讲信用，则为不孝、不义和不忠，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为社会所不容。而上对下不讲信用虽然不为社会所提倡，但往往为社会所宽容。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注意，这里的“义”不是指“情义”，而是指“道义”。第二，信用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曾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讲信用比喻为能够行驶的车，不也是强调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与朋友交往吗？信用关系的普遍化有赖于经济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本身对自然经济的从属性质决定了信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从属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从而最终使个人、而不是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分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我们可以一推了之的东西。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总是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一样，不考虑中国的过去就来讨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就等于把一个成年人当作婴孩看待，结果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婴孩。家族社会的阴影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封建家族在战乱中不断瓦解，但家族的组织形式，家族的思想观念，家族的道德规范等等依然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结束，我们一直沿袭“讲成分、查三代”的作法。这是为什么？阶级是按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为什么要查“三代”？这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这种作法等于把个人仍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虽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说，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连”。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对于一个刚从家族社会走出来的新社会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有什么不对，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对，而是社会的不对。在家族社会，个人属于家族，这就好像蜜蜂属于蜂群一样。一人遭殃，满门不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能地将一切组织家族化，或一切组织本能将自己家族化，这是即使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所谓企业办社会，所谓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每个企业都力图把自己办成一个独立王国，即一个自给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会。因为只有自己靠得住，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计划是为国家完成的，与自己无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仅决定于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实际上也决定于计划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协调性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试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强调内外有别，一个组织排斥另外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排斥另外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区排斥另外一个地区，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进行协调，但高层政府官员又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始终大公无私呢？当然，组织家族化自有其温馨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至今留恋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国的“三年严重困难”4时期，由“三自一包”5、“物质刺激”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激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统论及各种个人崇拜的口号被并非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价响，再次显示了传统家族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场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促使中国人从此确信“猫论”才是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个人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但是，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发奖金，人人有份，拉不开差距，结果还是“大锅饭”。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行业之间，而这种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所谓“大锅饭”，其实正好来源于“大家庭”。“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气势恢宏，但培养出来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大家庭”内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公有制企业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内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铁饭碗，领导坐的是金交椅。从外部看，国有企业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权利就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的集体企业不如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民不如工人。市场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费品市场，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似。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调拨；虽然名义上有银行，但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统存统贷”，而且信贷计划由实物计划决定。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实际上不存在。只有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分家”？在农村，问题在开始时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分了“”的家。家庭，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枯木”终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的凝聚力都无法与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经济组织，更何况。在城市，问题在一开始就异常复杂，因为企业无法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不是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实际上，即使能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承包、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样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领导“让贤”呢？实践表明，相当部分的所谓“能人”其实都不过是骗子和“硕鼠”而已；与“让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肆无忌惮的“跑官”、“要官”。中国古来就有“父母官”与“子民”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国家化为家族，再进一步化为家庭的幻想。为官要爱民，如父母爱子女；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实际上，一旦超出个体家庭的范围，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是随着家族的扩展而降低的。要求一个家族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家族成员，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职工呢？如何才能保证企业领导者公正无私呢？遗憾的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家族制度，它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帮助。家族的稳定靠的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现在我们说论资排辈不好，但对于家族来说，严格遵循按辈分、长幼形成的等级是家族稳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国家的皇帝在确定接班人时，往往也不敢轻易废长立幼。家族内部讲和为贵，讲一家子其乐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别则决定于辈分和长幼，赏罚难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也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就正是这样吗？当然，王熙凤还有其自私弄权的一面。不过，在她看来，不以权谋私则她对家族的贡献就没有得到回报，就对不起自己。这其实又何尝不是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能人在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或之后贪污受贿时的想法呢？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选举制，有竞争力的家族领导者都难以通过选举产生，这是由家族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能盲目迷信选举制。第二，家族既难以产生和支持对家族有利的强者，也很难抑制对家族不利的败类，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必须要有耐心，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坚强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数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外来压力有利于团结则有利于改革。这正是家族体制本身的悲哀，而我们现在仍强烈地感受着这种悲哀，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其实仍在家族阴影的笼罩之下，挥之不去。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动力但缺乏制约的改革结果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企业的领导者可能既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东的利益，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为“穷庙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发横财之后远走他国。实践同时表明，由于控制链条太长，国家很难对无数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企业内部事实上存在的等级体制或准等级体制(因为需要加强领导而成为必要)又使企业职工对领导层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不可能，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国有资产在职工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流失的原因。总之，“家”分给谁？对于没有真正的家庭、也无法由真正的家庭来作为承担者的经济组织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结果就表现为产权不清。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分家”没有完成，或者说，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又何来的信用危机呢？当人们谈论信用缺失的时候，似乎把信用关系在过去的普遍存在作为前提。其实，中国在过去并没有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改革的任务正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在“情”、“义”和“忠”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信用关系总的来说是受到维护的，这实际上由市场存在的必要性所决定。“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碳值”6的情况肯定存在，但不可能总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市场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明确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受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首先，借助于市场的个人致富受到鼓励。市场、特别是由不成熟市场所天然具有的投机性而产生的巨大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马克思说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7对货币财富的疯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视一切，信用观念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观念本来就不够强大，不讲信用在很多场合仅被视为“赖”而已。时至今日，当人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羞惭呢？产权不清为失信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公肥私很容易发生，也容易得逞，虽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为失信者要么损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业的领导者违背对国家的承诺，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借了国家银行的钱不还；要么以欺骗的方式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不以强制手段直接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人们对不讲信用的现象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家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从一楼一直安到顶楼的沉重的防盗栏不正在向我们述说着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吗？假货也是消费者自己去买的嘛，因为人们或者可能不知道他们买的是假货，或者不得不买假货。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与种种不讲信用的社会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不讲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业领导、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个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国家的企业借国家银行的钱不还，对国有企业来说，似乎是应该的，而且在背后往往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业往往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政府官员索贿受贿，这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无秘密可言。因此，很明显，根源还是家应该分给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我们的某些人手中、即在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和某些相关的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而老百姓作为需要被加强领导的对象，又有多少可以作为的余地呢？其实，不讲信用是现象，而本质是：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大家庭”真的面临危机了。首先，在各种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无端地变得紧张，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一句话，家族式的组织体制开始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各种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兄弟情义”已开始经受利益争夺的考验，下级对上级已开始“不忠”，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此同时，新的家族已经开始萌芽，即权力家族。人们崇拜权力胜过崇拜金钱，因为有权就不难有钱，有权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而仅仅有钱则可能难以有更多的钱。于是，在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中，我们看到“39岁现象”。时间是权力的制约因素，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在对权力的滥用中，我们看到“59岁现象”。权力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控制系统或支配系统，因此，离开了支持者，就无法行使权力。在权力家族中，这个控制系统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因为被效忠的是位高权重的个人，是效忠者的利益来源。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从的关系。权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组织家族的权力中枢，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在社会下层，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开始出现，“义”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买马”旗帜。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中，圈内人相互“称兄道弟”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深思的。家族的幽灵始终不愿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成，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家族的幽灵就总有藏身之地，或者说，家族的幽灵被人们所需要，或用于谋私，或用于自卫。但是，家族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发展来说却是严重障碍，因为不管是“情”、“义、”“忠”还是“人情”，它们都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相违背。当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大声呼唤“三公”原则时，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三公”原则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啊！除了因产权不清而造成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渐进的模式对信用关系的建立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说，有控制、渐进的改革模式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选择才可能防止或减轻社会动荡，但这个选择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牟利，恰恰相反，它会在三个方面诱发和助长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原因很简单：第一，既然要改革开放，控制就必须放松，必须对企业“松绑”。在法制不健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了发财致富的“硬道理”，“松绑”后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因唯利是图而置信用于不顾势在必然。第二，既然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需要做试验，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全局的控制，但破坏了地区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不利于信用关系和信用观念的建立，相反，却会助长在中国本来就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和对特权的滥用。“搞关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场合还得以“搞关系”为基础，比如为争取成为改革的试点地区或试点单位而不得不上下打点，这就是特权普遍存在的证明，因为“搞关系”其实就是为了利用特权。第三，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进行调整或纠正不当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但却同时也使得不讲信用的行为有充裕的时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不断地毒化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不少的人对不讲信用的行为习以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害者往往也自认倒霉。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人问题，换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明镜呢？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的。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这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主张扩大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的人们总是以国有经济产权不清为理由，以效率第一为口号。是的。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化为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以实现产权明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或者说，继续沿着破坏信用关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吗？市场，这个产生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终保留着它桀骜不驯的本性。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或者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正在发育中的市场都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纵横古今、着眼长远的市场观。“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9的确，市场是从对外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和平的对外交换的关系，往往都是战争的结果。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人类在贸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当然地是掠夺他人。想一想与海上贸易如影相随的海盗行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当年所到之处的烧杀抢掠，想一想从房地产开发中一夜暴富的大亨们，他们的座右铭会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吗？正如对外的市场关系不是在互敬互爱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任何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关系也绝不会在轻松愉快中产生。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展为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血与火的长期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从希腊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在中国，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隶制度下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即作为奴隶主的国家与被奴役民族的对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领主庄园内的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转化为内在于一个社会的、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冲突的强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产阶级的不妥协与无法妥协最终使社会的妥协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西方福利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又会使该矛盾加剧和复杂化，从而把落后国家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生活于家族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又很容易与他们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的儒家理想发生共鸣。虽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国有经济尽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绝不应视之如敝屣、弃之而后快。因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全民不守信用，即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正。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忍受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或者说，没有可供我们剥削的落后国家。以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向国外低价出口的政策最终只能带来损人不利己的后果，因为这在国际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同时，既浪费了国内的资源，又影响了本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现在西方国家总以维护自由、人权来标榜自己，尽管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的确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最终造就出强大的社会阶级，使妥协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社会财富被大规模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也使尊重人、关心人、提高人的素质成为必要，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善待其国民、强大其国民开始。因此，如果听任少数人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则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这种人为的财产差距将不利于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权贵们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尴尬。如果无视这一切，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正，而且还将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参与机会的公正。产权不清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想一想在对居民住宅实行强制拆迁时的情况。私有产权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它在理论上是清的，但实际上是清的吗？再想一想县、乡政府强行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们的经营自主权又到哪里去了呢？简言之，不清的又岂止国有产权！产权是在对财产支配的过程中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第一，产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第二，产权无法离开其它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将自己得到的奖金主动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给其他人时，特别是以某种形式分一部分给自己的上司时，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对这笔奖金的产权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打了折扣。这个人知道在理论上他或她可以独享，但该理论恰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独享的结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国现在流行有太多的这样的理论。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要求中国的现实，就像一个拿着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长相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财产支配关系来看待产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是无法“独清”的。这是第一。第二，产权也无法“速清”。因为一种产权关系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除非这种产权关系具有与传统产权关系相似的内涵。想一想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其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数千年家族社会的历史却不知不觉地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们前面关于家族社会的阴影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是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管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主，少数人为多数人办实事、施恩于多数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为多数人做主的少数人只为自己办实事、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会主义不是把“家”变成国，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国来代替以家长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那么，这样的“分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分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社会的阴影既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中国传统社会的“软肋”究竟何在？以“情”、“义”、“人情”为横向纽带，以“忠”、“孝”、“节”为纵向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存在的社会。两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改朝换代，就像现在西方国家四年一次的大选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家族的本性是狭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专制的“忠”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作为皇室家族成员的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家族的狭隘性，皇帝只能产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实就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进行制约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当皇室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被牺牲的只能是国家利益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狭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协调一致、产生出有利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呢？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家军，留给后世多少遗憾？但一个“家”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历史的“软肋”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没有。这个“软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明晰产权的最大障碍，因为缺乏制约、极易膨胀的权力往往无视社会的公正，蔑视任何产权的神圣性。权力必须受到双向制约，这是产权明晰的前提。如果仅仅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文章，那实际上意味着企图割裂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制约。中国只能无愧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①论语·学而篇第一②孟子·离娄下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页。④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⑤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⑥白居易：卖炭翁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52页。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

社会信用范文篇4

诚信，即诚实守信。这个道德规范之所以被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20字规范中加以提倡，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特别适合有效率特长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 在社会交往中，诚信的人相互之间打交道，交易成本最低。其道理是双方都讲实话，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双方都信守承诺，于是交易很容易成功，又都不必在了解对方和预防不测上花什么投入，正所谓“好邻居不扎篱笆墙”。相反，则不仅交易成本高，且交易也难成。即使交易偶尔成功，也往往是一方吃大亏，一方占大便宜的不公平结局。 由于在现实社会中，诚信或不诚信的人都没标志，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诚信的人和一个不诚信的人打交道又会如何？这时，就要看外部的制度环境了。如果社会的有关制度安排是有利于诚信者的，那吃亏的就会是不诚信者，否则，吃亏的就会是诚信者。从我国目前坑蒙欺诈、假冒伪劣、赖账违约等恶行屡禁不止的现实看，虽不能说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本意是要鼓励不诚信者，但至少说明它对不诚信行为的抑制是很不理想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是已有防范制度在设计和操作上存在低效甚至无效的毛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尚缺少一个专门能对诚信给予有力支持的制度。目前我国最缺的制度，是社会信用制度。 社会信用制度，既是一种以维护金融秩序、市场秩序为目标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以维护信用、诚信等重要道德价值为目标的道德制度。因而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具有双重意义，不但对市场经济秩序有利，更重要的是还能如《纲要》所说，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

社会信用制度，是有关个人信用、法人信用、乃至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制度，它是指社会监督、管理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信用活动的一整套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和运作机制。当代社会信用制度以微机和互联网等高科技为手段，以信用机构、金融机构、工商管理机构、税务机构、司法等机构的协作构成信用管理体系，其基本内涵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信用风险预警、信用风险管理及信用风险转嫁等制度。它主要包括五层含义： 一是每个准备谋职、开立银行账户、参加社会保险、注册公司、经营企业和其它各种交易活动的人，事先都要用实名进行信用登记，获取社会编排的终生惟一信用代码号，然后才能进行这些活动并由此形成各自的信用史； 二是资信评估机构根据金融、税务、工商、司法等机构及用人单位、业务往来人提供的信息，掌握每个企业和个人的资信情况和信用史并予以评估； 三是任何人或企业都可以向资信评估机构咨询任何一个他准备与之进行交易的企业或个人的资信情况，以决定是否与之交易或以何种方式交易； 四是对某项交易没有把握的交易者，可向信用担保机构为其寻求担保； 五是对有不当交易行为或违规行为的企业或个人，资信评估机构给予不良信用记录，管理机构视情况做出赔偿、加倍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吊销银行账号乃至永远不得重新注册公司、永远不能重新申请设立银行账户等惩罚决定。 有了这样的信用制度，社会上各种无信行为就不能再横行无忌，以往诚信者常常博弈不过不诚信者的情况就会发生改观。其一，诚信者可以轻易地从资信评估机构了解到对方的资信情况，一旦发现对方信用度不好，就可终止与对方的交易，即使不小心上当吃亏，也有保证通过银行或信用担保机构较便捷地获得对方的赔偿；其二，不诚信者的损人利己伎俩风险巨大：不诚信的记录，肯定会让当事者在今后的就业或经营中困难重重；其三，越是信用好的个人或企业，越容易取得其他市场主体的信任并达成交易，不仅获利会多，而且其信用度也越高，由此形成信用与经济利益的良性循环。人们也就有了愿讲诚信的内驱力。 社会信用制度之所以能使不诚信者吃不开，一是由信用登记、评估、咨询制度构成的信息反馈机制，为防范违信损人建起了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二是信用制度内含的约束惩罚机制严厉，这种灵验的恶有恶报的机制，使那些想干违信损人坏事的不良之徒，不得不为之却步；三是违信损人，除了会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惩罚，还会受到普通大众的惩罚，增大其道德风险。这种状况按经济学的解释，是不讲诚信者基于自己的成本———收益比较：发现违信损人，不仅失败的风险大，而且即使侥幸得逞，长期成本也远大于短期收益。社会信用制度正是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构造了一个信用违约成本大大高于信用违约收益的社会环境。 社会信用制度不仅能有效防范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无信行为，也能有效防范其它领域的无信行为。因为权力领域中的权力寻租、徇私枉法行为和社会生活中的偷盗拐抢、黑黄赌毒行为等等，同样能作为个人信用史进入个人的信用记录。

三

社会信用制度起源于金融信贷业务，最古老的形式是高利贷。作为成型制度，在西方至少已有不下150年的历史，马克思当年就曾在《资本论》中专门用几个章节论述信用和信用制度的问题。 信用制度在中国本来也有发展，只是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中断了这一进程。计划经济体制，一切事情听政府安排，一切行动听政府指令，一切资源靠政府调拨，一切责任由政府承担，没有自主权的个人和工厂，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信贷、信用。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个人和企业逐渐成为拥有自主权的市场主体，但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使金融信用迟迟提不上议程；长期的短缺经济，使消费信用显得没有必要。更主要的是，我国的政策制定部门和理论界也没认识到社会信用制度的重大社会作用尤其是道德意义，这从当初各种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都没有提到社会信用制度就可略见一斑。 事实上，很久以来，信用制度一直被我们看作是一个纯经济类的不甚紧要的小制度，它只在金融学中被论及，而“信用”也被解释为“经济主体之间有条件让渡货币资金或商品的一种经济关系”。2000年我国虽然终于提出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并在上海率先试行，但也主要是针对市场由卖方转为买方，连续几年出现消费不振、内需不足的情况，而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考虑的。其实，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有刺激生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意义，还有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的道德意义。因而，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且急需的大制度。 惩恶亦是扬善。信用制度对不守信用行为的惩罚，就是对守信用行为的奖赏。当社会信用制度的安排让信用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社会通行证，让声誉成为人们弥足珍惜的无形资本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成为道德经济之日，它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不精心设计供给，也会变得形同虚设。就社会信用制度而言，对它的精心设计和供给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做通盘考虑。既要看到它的经济意义，也要看到它的道德意义；既要考虑它的整体结构、运作体制，也要考虑它的各个细节、操作程序；既要预测它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也要预测它可能遇到的对策对抗；既要顾及它的效率性，也要顾及它的公正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是要建立参照系。就是将国外各种类型的社会信用制度，搜集来做深入全面的比较和成败利弊分析，以供借鉴。 三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即结合我国的实际，从他人成功的经验中，选出最好用、最适合我国情况的部分为我所用，并对那些不尽如意的地方加以改善，最后整合出我们自己的新的社会信用制度。

社会信用范文篇5

近年来，人们的理财途径越来越多，由过去较为单一的存款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购买国债等形式，逐步走向投资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允许进行投资的一些领域。由于所涉及金融领域的专业性，人们往往会出于对一些金融机构的信任而委托其作为自己的理财机构，以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应当看到，伴随委托理财行为的日益普及，在司法实践中，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济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擅自运用客户委托资金或财产的案件屡屡发生，且数额特别巨大。而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前，对于这类严重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刑法条文却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一旦发生这类案件，也往往只能对相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在研究起草《刑法修正案（六）》的过程中，公安部、中国证监会、银监会等单位强烈呼吁增设新罪名，专门规范该类行为。该建议最终也为立法者所采纳，《刑法修正案（六）》在第12条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一的规定，增设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85条之一第1款规定：“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10月25日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本款的罪名被确定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但笔者发现，尽管《刑法修正案（六）》已经颁布实施近5年了，学界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理论研究大多仍然散见于学者所编写的教材或者对金融犯罪的著述中，而并未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案件时还存在较大争议，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也远未能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理论研究，明确其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为今后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背信行为的本质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金融领域的特别背信罪，在理论上探讨背信罪的本质，对准确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背信罪，是指依法律、公务机关命令或法律行为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违背其义务，致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失的行为。①关于背信罪的本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滥用权限说”、“背信说”以及“背信的滥用权限说”等三种学说。滥用权限说将滥用法律上的权视为背信罪的本质，认为背信罪主要发生在与第三者的对外关系上，并且只有基于权的法律行为，才可能构成背信罪。②据此，金融机构只有在与客户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又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否则，即使金融机构擅自运用了客户的资产，也不能构成本罪。背信说将违背他人的信任、信赖关系及诚实义务而侵害其财产视为背信罪的本质，背信行为除了存在于与第三者的关系中外，还存在于与本人（委托人）的对内关系中，并且不限于法律行为，凡是破坏事实上的信任关系的事实行为，都可能成立背信罪。③据此，只要金融机构违背诚实信用义务，给客户资产造成损失的，就都有可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则认为，构成背信罪的基础仍然是违反诚实信用义务，但只有滥用对他人财产的管理权限或事实上的事务处理权限、从而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行为才是背信行为。④据此，金融机构只有以滥用对客户资产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管理权限的方式违背诚实信用义务时，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笔者认为，刑法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应结合刑法中有关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具体规定对上述各学说作出判断和分析。就刑法的规定分析，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理应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理由主要有：首先，“滥用权限说”范围限定太窄。如果采取“滥用权限说”，那么在委托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之后，委托人未及时处理其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财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履行清算义务，而擅自运用这类信托财产，造成委托人财产损失的，由于委托关系已经终止，金融机构并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①但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只要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即可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而且此处的“受托义务”，不仅包括约定的义务，也包括法定的义务。因此，只要金融机构违背了《证券法》、《信托法》等相关法律中规定的诚实信用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就可以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由此可见，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过程中，采取“滥用权限说”似乎范围限定太窄，显然并不妥当。其次，“背信说”范围设定太宽。如果采取“背信说”，那么在金融机构接到客户的交易指令后，不及时执行指令，从而错过了最佳交易时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机构这种消极的不作为同样违背了诚信，金融机构同样也可以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②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只有在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无论是从法条的字面含义还是从立法原意来看，“擅自运用”都应当是指在没有得到委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同意和批准的情形下运用。由此可见，这里的“运用”显然不能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也即上述所谓的“消极履行受托义务”的行为虽然违背诚信，但却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此外，虽然“背信说”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背信类犯罪“违背诚信”的本质，但仅仅通过“诚实信用”这类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的。由此可见，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过程中，采取“背信说”显然范围设定太宽，同样存在不妥当之处。最后，“背信的滥用权限说”范围设定适中，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内容。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既可以进一步明确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含义，又可以适当扩展滥用权限的范围，从而能够比较清晰地划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界限。该说不仅弥补了“背信说”与“滥用权限说”的不足，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规定。因而，在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背信行为的本质在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滥用委托权限。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

二、“违背受托义务”的认定

就本罪刑法条文中规定的“违背受托义务”而言，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义务”一般是指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基于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而具有的约定义务，但也应当包括基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而具有的法定义务。应当看到，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信托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就受托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以及受托人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必须履行的职责和禁止的行为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例如，根据《信托法》第25条至第30条的规定：“受托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七项义务：（1）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2）受托人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3）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4）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5）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6）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7）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但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一般的委托人对受托金融机构所应当遵守的这些法定义务，却不可能全部了解，从而委托人也就难以在委托合同中具体约定这些义务，特别是实践中受托金融机构往往会采取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等方式逃避这些必须严格依法履行的法定义务。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受托金融机构往往会通过许诺高额回报的方式，与委托人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以吸收委托人资金，而委托人对受托金融机构如何投资理财则往往不管不问，甚至明知受托金融机构进行违规违法的资金操作也不过问，只要受托金融机构能够按时返还本金并给予高额回报即可。①由此可见，仅仅将此处的受托义务限定为合同义务，就有可能会导致受托金融机构利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来逃避法律规定的义务，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从合同上看，受托金融机构并没有违背委托人与其的约定，但是只要受托金融机构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法定义务，同样也应构成“违背受托义务”。其次，合同并不是本罪中受托义务来源的唯一形式，只要能够形成受托义务的形式都可以成为受托义务的来源。例如，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存款，存款人与银行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存款人只有自动存款机输出的一张存款凭证，可以说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合同关系。但是，根据银行的存款操作交易习惯，自动存款机实际上是代表银行接受存款人的存款委托，双方的存储关系已经建立，银行接受存款人存款的受托义务即已经成立。最后，本罪中的“违背受托义务”与挪用类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所不同。就本罪中的“违背受托义务”而言，只要相关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存在委托事项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有所规定，即便是相关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职务便利的人员也可能“违背受托义务”；而就挪用类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言，只要行为人有主管、管理或经手单位资金的职务便利存在，其就可以利用这一便利，而无需委托事项或法定义务的存在，亦即无需受托义务的存在。

三、“擅自运用”的认定

“擅自运用”，是指未经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同意而私自动用受托资产的行为。如证券公司擅自动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等。在实践中，我们要注意区别擅自运用与不当运用。笔者认为，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违背受托义务，是否有客户的明确授权。其具体内容视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和信托文件的具体约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规则买卖证券。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只要该具体投资行为经过了客户的明确授权，就不应以本罪论处。特别是对于信托行为，由于一般授权比较概括，受托人的行为也就相对比较自由。如果信托文件没有特别约定，只要不违背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信托法理，即使由于受托人的过失导致决策失误，进而致使信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也不应以本罪论处。当然，如果信托文件有特别约定，则应按照其特别约定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指的“擅自”与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中的“擅自”是不同的。后两罪中的“擅自”都是指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批准，而本罪中的“擅自”不是指没有经过受托金融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金融监管部门的同意和批准，而是指没有得到委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同意和批准。也即只要没有得到委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同意和批准，即使得到了上述单位的同意和批准，就属于“擅自”。当然，此处的“擅自”还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具体的约定来加以认定，只要委托人在合同中已经授权受托人处理某项事务，即使后来受托人在处理这项事务中的具体情节时未征求委托者的意见，仍然不能将受托人的行为认定为“擅自运用”。此外，有学者认为，此处的“运用”理应包括“占有”、“侵占”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其理由在于：如果本条中的“运用”不包括“占有”、“侵占”等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在内，那么就只能处罚侵犯客户资产使用权的犯罪行为，而对于更为严重的侵犯客户资产所有权的行为，则难以依法惩治，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①但笔者认为，“运用”一词的落脚点应在于“用”字，如果不是为了进一步加以使用，而仅仅是单纯“占有”、“侵占”客户的资产，则不应构成本罪。对于这类行为，完全可以根据《刑法》第271条、第382条的规定，对行为人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加以认定，根本不会存在前述学者所提出的“难以依法惩治”的问题。

四、主观方面的认定

对于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能由过失构成，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议。但由于《刑法修正案（六）》第12条没有明确规定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否需要具有特定目的，因而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只要受托人按照设立信托的目的，基于善意地实施管理，就可以认为是履行了受托义务，不属于“擅自运用”。因为投资总是存在风险，对受托人不可能要求其永远不犯错误。在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投资失败，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只要受托人不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就可以认为其履行了受托义务，就算其投资行为存在一定过失或者不完全符合委托人的意思，也不属于“擅自运用信托财产”，不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而且在我国的财产犯罪中，特定目的往往是不成文的构成要件。所以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理解为目的犯，即金融机构必须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谋利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加害目的），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②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理由主要有：首先，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上述有观点认为，特定的目的通常是财产犯罪中不成文的构成要件，并以此为理由，可以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这一观点既不符合“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存在的前提条件，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应该看到，并非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都可以不在刑法条文中加以明确规定。我国刑法仅仅是对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存在共识”的且“显而易见”的一些犯罪构成要件才不在刑法条文中加以明确规定，例如，在盗窃罪、诈骗罪等犯罪的认定中，“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必要要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情况下，刑法就没有必要在条文中再加以具体规定。需要指出的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今天，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理应在条文中明确加以规定，只有对某些众所周知或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考虑，才会对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不作明确的规定。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只有在具备极为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某些犯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否则就极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分析刑法有关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规定，不难发现，对于本罪是否属于目的犯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意见，因而就很难说是“存在共识”，在此情况下当然不能得出本罪的犯罪目的要件是“显而易见”的结论。正因为如此，由于本罪的刑法规定中并没有犯罪目的之规定，当然不能以所谓“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为由，简单地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其次，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不符合《刑法修正案（六）》的立法原意。从司法角度来看，目的犯既然将特定的目的作为主观要件，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必然对这一目的加以证明。更何况特定的目的又属于主观上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证明，有时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加以推定。这样就必然导致司法成本增高，并且有时可能会因为特定的目的无法证明而导致案件无法处理。因此，取消某些犯罪的特定目的则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对相关犯罪的惩治。《刑法修正案（六）》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取消了修订前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中要求具备的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的特定目的以及第187条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中牟利的特定目的。此外，在新增加的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中也没有作特定目的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六）》的上述改变都说明立法者已逐渐地在考虑司法成本。①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将《刑法修正案（六）》中新增规定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认定为目的犯是有悖于立法原意的。最后，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不利于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如前文所述，本罪中的“受托义务”一般是指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基于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而具有的约定义务，但也应当包括基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而具有的法定义务。在委托理财的过程中，对于受托金融机构的具体理财方式，委托人往往不太关注，其只要求受托金融机构在委托期限届满时，能够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返还本金和回报即可，有的委托人甚至在明知受托金融机构进行违法违规的资金操作情况下也不过问。而在这类情况中，由于受托金融机构违反了法定义务，所以同样构成“违背受托义务”，也应对其以本罪论处，否则有悖于立法原意，也不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受托金融机构虽然实施的是违法违规操作，但往往其都是为了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并不具有为本单位或者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如将本罪认定为目的犯，这类情形则无法处理。这显然不合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至于行为人是否具有目的以及具有何种目的均在所不问，且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社会信用范文篇6

当前我省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贯彻落实“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改善和优化发展环境，再创浙江发展新优势，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国家有关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精神及《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特编制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规划期为2006—2010年，并展望到2015年。本规划是我省“十一五”期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性、指导性文件。

一、现实基础和条件

1、宏观背景

1.1国际经验

专栏1：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比较分析

国家美国欧洲（法国、德国、

比利时、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日本

体系性质经济信用体系经济信用体系经济信用体系

法律

制度体系建设系统完备不系统零星

基础立法全面部分没有

专项立法较系统零星少量

立法特点信息开放与权益

保护的平衡强调消费者

信息权益保护强调信息保护和行业规范

管理组织制度管理组织联邦政府所属

7个部门分工中央银行协会

管理职能推动立法、法规制定、执法监管执法监管及征信运营自律管理及

征信服务

征信服务制度服务体系结构信用服务机构

全部私营化公共征信机构为主、私营征信机构为辅行业协会信用

信息中心

信息开放程度除法律限制外

全面平等开放

和共享公共征信机构强制征信，私营征信机构受限征信信息征集和使用仅限于会员

内部，不对第三者和社会开放

信息系统建设由各征信机构

投资建设公共信息系统由政府投资建设，私营征信信息系统由其自身投资建设由各行业协会

投资建设

信用服务机制完全市场化政府公共运作为主，私营市场运作为辅会员内部

互助式运作

社会信用体系模式以私营征信服务为特征的模式公共征信为主的模式协会会员制

为主的模式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信用关系的日益透明和不断扩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一些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虽然各国在体系的发展模式、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其都具备以下共性：一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生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而发展；二是具有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信用交易行为和信用行业发展；三是具有较活跃的信用服务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类信用产品和服务；四是具有较健全的信用监管体系，政府、行业协会等在信用建设中相互补充，各司其职。

1.2国内实践

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地区相继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了“社会征信服务体系联合建设示范工程”，通过建设联合信用数据交换中心，推动政府以及各个部门信用信息有序地开放、共享；人民银行建立了企业和个人信贷征信系统；商务、工商、税务、质检等有关部门开展了本行业的信用管理工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全国有27个省（市、区）积极开展了本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探索。上海、辽宁、江苏、湖南、安徽、深圳等省市，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成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建立了信用信息系统，加强了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为全国积累了经验。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认识不统一、缺乏法规支撑、信用需求不足、监管惩戒不力等问题。

实践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正处于探索阶段，全国尚未形成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发展模式，面对新的形势，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借鉴国内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现实基础

2.1经济基础

近年来，我省克服资源环境约束、贸易摩擦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等困难，不断开拓创新，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台阶，2006年生产总值达到15649亿元，人均GDP达到31684元，三次产业构成为5.9∶53.9∶40.2，地方财政收入和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了1298.2亿元和1391.5亿美元，社会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居各省区之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8265元和7335元。全省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2.2社会信用基础

从古至今，浙江人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浙江人已意识到信用是一个地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和精神财富，面对新形势，省委提出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强调要进一步培育和弘扬“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要把诚信作为现代文明之基，使信用意识深入人心，成为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成为企业的兴旺发展之道，成为政府的公正公信之源，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这几年来，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2.3信用建设实践

自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信用浙江”的战略决策四年来，围绕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全省不断加强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努力提升我省的社会信用度，使“诚实、守信”成为全省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使浙江成为诚信社会的典范。在全国形成了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信用浙江”建设运行模式：

——选择企业为突破口。根据我省中小企业众多、信用需求迫切的实际情况，省政府明确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入手的工作思路，通过实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这个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带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设。

——政府推动建设信用数据库。省政府明确由省发展和改革部门承担组织协调全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职能，并成立事业单位，负责整合和征集各政府部门掌握和分散在社会各领域的企业信用信息，形成综合性和专项性并重、全省统一综合的信用基本数据库，作为公共产品为社会提供服务。

——信用法规建设先行。吸取国际经验，在信用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浙江省努力推进法治建设，2005年出台了《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办法》，确保企业信用建设工作有法可依，使浙江信用建设从政府推动向依法推动转变，同时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正确把握政府的定位。政府承担整合信用信息资源、引导信用需求、制定规章制度、监管信用市场和培育发展信用服务机构等职责，明确由各类信用服务机构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提供信用信息的增值服务，政府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企业信用评比活动。

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禀赋和有利条件，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清醒认识到，企业信用信息应用不够广泛、部门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个人信用建设刚起步、信用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信用服务机构发展比较滞后、信用理论研究的基础需要进一步夯实等方面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发展，继续保持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3.1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十一五”浙江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一五”时期，我省按照“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继续走在前列”的总体要求，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宝贵的社会资源，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实现从“三缘”（亲缘、人缘、地缘）、“三现”（现金、现场、现货）的初级市场经济，向非人格化交易占主导地位、法制和信用体系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3.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的内在要求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是落实“八八战略”、营造良好经济发展软环境的要求。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制度、市场、法律和道德等手段，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骗税、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维护市场公平交易；树立品牌意识，建设品牌大省，使“信用浙江”区域品牌成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信用文化，营造信用环境，吸引和集聚各类人才，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提高我省的综合竞争力。

3.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全面建设“平安浙江”的战略任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建设“平安浙江”是建设和谐社会在浙江的具体实践。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切实提高社会诚信水平，是全面建设“平安浙江”不可或缺的一项紧迫任务。信用是个人道德修养之必备，是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全社会应该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诚实守信的社会。通过营造“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制”的奖惩机制，提高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意识、道德水平和理性水平，创造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中的和谐氛围，促进社会平安、稳定。

3.4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进“法治浙江”的重要补充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相结合、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诚实信用是现代法治的内在品质和基础，诚实信用的制度化和普遍化是法治的追求目标。另一方面，诚实信用又需要法治来维护和保障，诚信进步的突出标志是诚信的法制化，完备的法律法规是维护正常信用关系的保障。通过加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建设，能促进社会各种合法的权益不受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侵害，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内容

诚信是现代社会文明之基。加快建设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必须注重建设信用道德文化，大力弘扬“诚信”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文化精髓，大力弘扬诚实守信为荣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诚信和谐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全面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引导人们诚信立身，诚信为人，诚信做事，增强企业诚信经营理念，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石，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二、发展总体思路

1、指导思想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为指导，以主体信用为基础，以道德法制为支撑，以健全信息征集和披露机制为切入点，以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为重点，统筹规划、政府推动、有序开放、严格监管，建立起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框架和运行机制，再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新优势。

2、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全局着眼，进行总体规划，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省情，深入调研，突出工作重点，分部门、分地区、分阶段推进，最终建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高效运行、监管有力的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推动、市场运作。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关系，政府应建立起有效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信用的法律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信用环境。按公平竞争的原则，开放和培育信用服务市场。信用服务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在市场化运作中实现行业自律。

——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统一的行业标准是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公共服务的保障，推动信息共享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要抓紧信用行业的标准化建设，确保标准的适用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要在实践中，逐步扩展行业标准，最终形成科学的标准体系。要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实现资源整合、联建共享。

——社会参与、开放合作。充分调动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支持和鼓励其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公共征信机构和社会征信机构互为补充、信用信息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相辅相成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国内区域间以及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3、总体目标

通过“建设两个平台、培育三大主体、构建五大体系”，努力提升我省社会信用水平，使“诚实、守信”成为全省人民自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重点建设企业和个人两大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积极培育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夯实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努力构建信用政策法规体系、信用服务体系、信用文化体系、信用监管与奖惩体系、区域信用联动体系等五大体系，形成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架构。到2010年，全省社会信用意识明显提升，区域信用竞争力明显提高，社会守信，环境和谐，基本形成规范社会信用活动的运行机制，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成为全国区域信用建设的先行区，为全省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

专栏2：“十一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指标

序号指标名称2010年目标指标属性

1经济信用化程度2.25指导性

2信用服务业产值2亿元指导性

3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覆盖率95%以上约束性

4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城镇居民覆盖率90%指导性

其中：重点涉信人群覆盖率95%约束性

5应用联合征信平台的地方政府比重90%约束性

6公务员和企业高管信用培训覆盖率70%指导性

4、建设步骤

4.1信用体系框架构建阶段（2006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2002年浙江省提出建设“信用浙江”以来的延续。目标和任务主要是，继续完善和推广应用企业信用查询系统，形成依法征集、更新及时、联建共享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以重点涉信人群为突破口，启动建设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逐步建立信用法规和制度；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机构，推进信用服务市场监管，逐步开放企业信用数据；推进沪苏浙区域信用体系建设，实施“信用长三角”信用信息共享工作。

4.2信用体系全面建设阶段（2008年—2010年）。这一阶段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攻坚阶段，通过该阶段的建设，要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目标和任务主要是，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全面应用，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基本建成；政府信用得到强化，企业信用显著提升，个人信用初步建立，基本形成有效的社会联防机制；信用服务市场规范发展，信用产品丰富，社会信用需求较为充分；建立健全信用立法，信用法规体系初步形成；“信用长三角”品牌日益提升，跨区域的信用合作与交流取得积极成效；信用理论研究百家争鸣，信用人才资源比较丰富；社会诚信意识进一步增强，创建良好的信用文化。

4.3信用体系深化完善阶段（2011年—2015年）。这一阶段是全面深化完善的阶段，要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浙江特色且与国际接轨、比较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目标和任务主要是，政府具有较高的公信度和诚信形象，企业和个人经济社会活动普遍遵循信用规则；形成比较成熟、规范运作的信用服务市场；我省的经济信用化程度居全国前列，形成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环境。

三、建设和完善两大平台

1、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

1.1基本情况

1.1.1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是指由政府牵头，遵循联建共享的原则，以政府监管、融资避险和市场规范为应用方向，依法征集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有关领域的企业信用信息，形成统一的企业公共征信数据库。

1.1.2我省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即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于2002年6月10日建成运行，是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由浙江省企业信用查询中心（以下简称省信用中心）承担此项工作。截至2007年7月，向信用查询系统提供企业信用信息的政府部门达到39家，基本涵盖了涉及企业信用的主要部门或系统；入库企业数达到795248家，基本涵盖了全省所有工商注册的企业；数据库指标项达到90类844项，基本涵盖了企业的信用信息，是全国率先开通、数据容量最大的省、区企业公共征信数据库。

1.2建设思路

1.2.1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的建设，要以“应用促进完善、完善推进应用”为主线，依法征集、整理企业信用信息，依法向社会公开披露信用信息，实现企业信用信息在政府监管等领域的全面应用，并向商业银行、专业贷款机构和信用服务机构开放信息服务。

1.2.2完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要充分应用现有的政务资源网和征信平台，减少重复投资，加强部门与地方、区域与区域、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把信贷、纳税、合同履约、质量、环保、劳动、司法、进出口、食品药品等各个方面的信用记录整合起来，建设全省统一的企业公共征信系统。

1.3发展目标

按照联建共享的原则，建立一个数据全面、更新及时、安全可靠、功能完备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不断探索创新企业公共征信平台建设和管理的有效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到2010年，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日均查询企业次数达到8000次。

1.4行动方案

1.4.1根据《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办法》，依法规范各部门数据报送格式、指标、范围、时效，各部门要建立准确、及时的信息更新机制。建立健全信用信息数据征集的长效机制，将数据征集工作与政务公开、部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结合起来。

1.4.2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加快平台的优化升级，提升“信用浙江”网服务水平，在界面设计、查询方式、功能开发等方面方便用户使用。充分发挥省企业基础信息交换平台的优势，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加快实现企业基础信息的在线实时交换和比对修正，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实时性，从源头上支撑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

1.4.3把信用信息征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公检法司、建设、交通、科技、文化、食品药品、金融监管等机构，同时，增加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直接报送，增加区域间的信息交流，进一步扩大数据来源的渠道，形成更完整、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数据。

1.4.4积极推进政府部门应用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发展改革、经贸、税务、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等政府部门应在日常监管活动中根据职能选定应用领域，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监管。

1.4.5推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应用平台信息，积极实现联合征信数据库与企业信贷征信系统之间的对接共享，在工行、建行等应用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其他金融机构在资金信贷、会计结算和商业保险等业务领域使用企业信用评价信息，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生态。

1.4.6倡导企业在市场交易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应用平台信息，降低企业信用风险。培育信用需求，运用市场力量推动企业信用信息应用。处理好信息开放与信息安全的关系，制定数据库管理办法。探索信用服务机构使用公共信息服务的运行方式，按照协议、合同，依法向有资质的信用服务机构开放公共信用信息。

1.4.7开展市县信用信息应用服务。在试点的基础上，由省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向市、县政府及其部门开放属地企业信用信息，实现省、市、县数据的互动，并按照查询规定，为其提供省内其他市县以及长三角区域内的企业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

2、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

2.1基本情况

2.1.1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是指由政府推动，收集、整理和分析个人的正面和负面信用信息资源的数据库。主要是指公民的信用消费、职业经历和评价、公用事业缴费信息、纳税信息、社会保障、欠账赖账、破产及司法记录等信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形成公共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2.1.2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即个人联合征信系统，由省信用中心具体承建。目前，公安部门通过第二代身份证的发放工作，形成了覆盖全省的人口基本信息；各级工商部门按属地管辖原则基本上建立了个体工商户数据库；社保、司法、财政等部门都已经建立了本行业的重点涉信人群信用数据库；杭州市已经着手开展市民卡工程，记录个人信用数据；央行建立了个人信贷征信系统，这些都为全省建设个人联合征信平台奠定了良好基础。2006年9月，省政府正式启动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建设，2007年2月平台初步建成。

2.2建设思路

2.2.1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建设是个人信用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遵循“政府引导、事业运作、全面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联建共享”的原则，强调个人隐私的保护，从重点涉信人群入手，全方位构建区域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依法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2.2.2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使用强调“来源合法、有限公开、期限披露、保护隐私”的原则，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的建设要体现联建共享、公共服务，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建立起科学、合理、规范，且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征信流程。

2.3发展目标

依法采集、应用和管理个人信用信息。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建成覆盖全省的数据采集网络，形成数据翔实、指标完整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并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基准评价系统和个人信用查询平台。到2010年，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日均出具个人信用报告达到5000份。

专栏3：个人联合征信系统总体建设方案

（一）基本原则

政府引导、事业运作；全面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稳步推进；创新机制、高效应用；统分结合、联建共享；可持续性、可扩展性。

（二）建设目标

1、第一阶段（启动阶段，2005年）

启动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建设工作。有关市、部门开展辖内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试点。

2、第二阶段（全面建设个人联合征信系统阶段，2006—2008年）

以个体工商户为突破口，实现企业到个人信用的自然延伸；逐步建立覆盖面较广的重点人群信用数据库（第一批为个人身份信息，个体工商户信息，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者、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等执业信息，个人纳税失信信息，个人社会保险失信信息，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信息，助学信贷失信信息等；第二批为审计师、医师、药师、导游、记者、教师、经纪人、人、评估人员、咨询人员、鉴证人员、科技人员等执业信息，药品生产及流通从业人员信息，个人职业技能信息，个人案件信息，个人公积金贷款失信信息，自然人股东等；第三批为其他重点人群信用信息，个人水电气、通讯等欠缴费信息，个人金融失信信息等。研究并建设基准性个人信用评价系统，开展个人信用信息标准化研究，依法向政府部门、相关机构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服务。

3、第三阶段（完善推广阶段，2009—2010年）

与金融部门的个人信贷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实现跨地区（省域）信用信息共享；探索新的运作发展模式；个人信用信息得到全面应用。

（三）功能应用

1、政府部门通过信息共享，应用于行政业务，强化公共管理；

2、社会实体依法查询个人信用信息，应用于商务交易、就业（雇佣）、公用业务办理及金融活动等领域；

3、信用服务机构依法利用个人信用信息，加工形成信息产品，为社会提供信用资讯服务；

4、其他中介服务业从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等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依法开展应用。

通过实际应用，达到防止信用风险发生，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的目的。

2.4行动方案

2.4.1根据建设方案，由省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实现个人信用信息的联建共享，借鉴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的建设经验，依托现有基础建设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

2.4.2加快制定《浙江省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和应用管理办法》、《个人联合征信系统运行工作规则》、《个人信用评价指标、方法和评价流程规范》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做到有法可依，规范运作。

2.4.3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优势，依托信息化基础，结合各部门的实际应用需求，明确各部门在公共个人联合征信平台中的职责，确保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有效推进。

2.4.4坚持标准化、可扩展和开放性的技术原则，采用统一的个人代码和数据交换标准，满足数据管理、系统升级、跨区域信息交换共享、各业务系统对接等需求。坚持独立和共享原则，在建设公共征信平台的同时，确保公安、工商、税务、劳动保障、食品药品监管、银行等部门业务系统网络和应用的独立性，在保证安全性和系统运行前提下共享个人信用数据库。

2.4.5重点突出、有序推进，以个体工商户、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为切入点，按照重点涉信人群分布特点，逐步征集政府行政部门、行业协会、公用事业单位所掌握的个人信用信息，建立覆盖面较广的重点涉信人群信用数据库。

2.4.6实现与央行个人信贷征信系统的对接，积极推动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在金融活动、公共管理、市场交易、电子商务、就业就读、信用服务等领域的应用。

2.4.7开展个人信用评价技术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分模型，制定个人信用基准评价体系。

四、培育三大主体

1、政府信用

1.1基本情况

1.1.1政府信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信用，是指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所显示的合法运作公共权力和竭诚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感和能力；在经济交易活动中所显示的践诺责任感和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公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价值判断或评价。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既是重要的信用主体，又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者和监管者，具有双重属性。

1.1.2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近几年来，浙江省各级政府率先垂范，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推行政务公开、严格依法行政、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举措，强化自身信用，政府信用形象和行政公信力得到明显改善。

1.2建设思路

1.2.1加强政府信用的指导思想是，牢固树立“诚信政府”的新理念，强化责任政府、为民政府的意识，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以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取信于民；以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保障取信于民；以政府在信用管理中的更大作为取信于民；提高政府信用形象和行政公信力。

1.2.2培育政府信用，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双重身份的关系。作为信用主体，政府要率先垂范，大力强化自身信用建设；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者和监管者，要清晰界定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要通过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各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3发展目标

努力建设一个诚信政府，政府行政公信力得到显著提高，政策透明度、可预见性和连续性增强，政府信用形象得到明显改善，为民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

——保障合法的群众利益，建设法治政府；

——创造诚信的发展环境，建设服务政府；

——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建设责任政府。

1.4行动方案

1.4.1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的信用观念和诚信意识，加强信用培训和教育，建立一支守法守信、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实行公务员信用档案制度，公正记录公务员的信用、奖惩等内容。

1.4.2按照国家的有关部署，健全行政决策程序，建立重大决策民意调查听证、专家咨询论证和政府会商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建立与行政决策相配套的决策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1.4.3全面推行政务信息公开，建立健全内容规范、形式完善、程序严密的政务公开制度。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办事程序以及行政重大事项等政务实行通报制度。

1.4.4全面贯彻《行政许可法》，健全行政许可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大力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和执法行为评议考核制度，健全行政问责和投诉受理制度。推行依法办事承诺制，切实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1.4.5积极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难事、多办实事，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

1.4.6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加强信用监督，建设和完善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建立信用信息披露机制，在开拓路径、创新模式、制定法规、完善监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加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大力整治危害社会信用的各种行为。

1.4.7加强党委、人大、政协对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加大监察、审计等部门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完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严厉惩治行政腐败和行政不作为等行为。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信用评估体系，建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制度。

2、企业信用

2.1基本情况

2.1.1企业信用是指企业履行合同、遵守法律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该能力和意愿在社会上获得的认知和评价。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既是信用的需求者，又是信用的供给者。

2.1.2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近几年来，浙江省以企业信用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建立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加强各领域信用监管、推进企业内部信用建设等方式，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形成了良好的浙江企业整体信用形象。

2.2建设思路

2.2.1培育企业信用的指导思想是，健全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披露制度，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促进企业间信用交易。努力营造规范的经济秩序、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诚实守信的经营氛围，积极鼓励、支持企业加强信用管理，促进企业间开展公平竞争，引导企业走诚信经营之路。

2.2.2培育企业信用做到外部监管和内部建设互动，创造有利于培育企业信用的外部环境，开放信息，建立规制。建立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强化企业信用自律。激发企业对信用产品的有效需求，市场要为企业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信用服务。

2.3发展目标

全省企业信用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市场信用环境明显改善，企业信用需求不断扩大，信用交易蓬勃发展，企业成为“诚实、守信”的市场主体。

——依法实现信用信息公开披露，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有效运转；

——企业信用意识全面树立，大多数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

——加强行业自律，全面建立失信惩戒制度。

2.4行动方案

2.4.1加强企业的诚信教育，提高企业法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信用素质，引导企业树立诚信经营理念，推行以诚信经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增强维护自身信用的自觉性。

2.4.2进一步完善公共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推进各部门专业征信数据平台的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投资企业商业性征信数据库，形成以公共平台为主、商业性征信数据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征信格局。

2.4.3工商、质监、税务、劳动、海关、检验检疫、食品药品、金融等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信用监管，实施信用信息公示、警示制度，建立企业信用奖惩机制，促进企业改善在生产、流通、税务、信贷、用工等环节的信用状况。

2.4.4行业协会要切实履行行业协调职责，建立有效的信用服务机制，加强信用管理交流，依法记录和曝光致使行业形象受损的企业失信行为，推动企业信用自律。

2.4.5倡导企业在市场交易中使用信用服务产品，激发企业信用需求。鼓励征信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满足市场需求。

2.4.6指导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引导企业建立信用管理部门，配备专职信用管理人员，建立信用风险控制系统，到2010年，规模以上企业从事信用管理人员数量达到4万人。帮助企业控制和防范信用风险，在国内外树立浙商、浙企、浙货的良好信用形象。

2.4.7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规范和发展信用担保机构，以担保设定为风险控制手段，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能力，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3、个人信用

3.1基本情况

3.1.1个人信用是通过考察个人收入和资产所体现的履约能力，通过个人正、负面信息所体现的履约意愿，通过遵守法律规则、承担社会责任所体现的义务和道德水准，以及该种能力、意愿、义务和道德水准在社会上的认识判断。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个人既是重要的信用主体，又是建设企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基础。

3.1.2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近几年来，浙江省通过公民道德教育、“八荣八耻”宣传、浙江精神弘扬，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的诚信意识，通过建立行业内个人信用记录，为开展个人信用建设打下扎实基础。

3.2建设思路

3.2.1培育个人信用的指导思想是，以法律法规为保障，以道德文化为约束，以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为切入点，提高个人信用水平，促进个人信用消费，发挥个人信用对社会信用体系及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支持作用。

3.2.2培育个人信用，要坚持法治环境、征信体系、监督奖惩和信用教育“四位一体”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按照全面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思路，分阶段推进个人信用建设。

3.3发展目标

建立依法推进、科学管理、信息权威的个人信用管理模式，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社会风尚，建立个人征信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的个人信用制度，使信用成为个人的“经济身份证”。

——个人信用素质明显增强，个人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

——重点涉信人群信用档案全面建立，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进一步完善；

——个人信用消费健康发展，个人信用服务市场较为活跃。

3.4行动方案

3.4.1宣传先行，教育为本，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德治和法治建设，增强公民维护信用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公民的信用素质。

3.4.2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加强个体工商户、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土地估价师、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者、保险经纪人、审计师、医师、药师、导游、记者、教师等重点征信人群的信用建设，建立个人专业信用档案，开展政府、银行、中介机构和公用事业单位的联合监管。

3.4.3有条件的城市结合市民卡等信息化工程建设，开展城市个人信用建设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拓宽试点范围和领域。

3.4.4加快建设公共的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鼓励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建设商业性个人征信数据库，依法收集、整理、加工个人信用信息，形成公共平台为主、商业性数据库为补充的基本格局。

3.4.5加强法规建设，切实保护个人的隐私权，按照信息保密、安全的原则，合理界定个人信用信息的分类和开放范围，并建立侵害个人隐私责任追究和信息纠错更正机制。

3.4.6培育个人信用服务机构，发展个人信用调查和评价、信用咨询等业务。鼓励市场主体在信贷、信用卡、保险、人力资源管理、租赁、公用事业等领域应用个人信用报告，逐步培养使用个人信用报告的习惯。

3.4.7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加快推进与个人信用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开展身份证、户籍管理和个人信贷管理的改革试点，进一步推行储蓄、电信等服务的实名制，完善企业出资人、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度。

五、构建五大体系

1、信用政策法规体系

1.1基本情况

1.1.1信用政策法规体系是指由涉及信用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政策性文件、行业自律规范和团体公约组成的规制体系。

1.1.2信用政策法规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外在约束。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我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省政府颁布实施《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办法》，各级政府和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信用建设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信用政策法规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1.2建设思路

1.2.1构建信用政策法规体系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法治浙江”，积极运用地方立法权限，在全国法律框架内，立足省情，以法制保障实践的成果，以实践促进法制的完善，构建起包含规范征信活动、信息标准、共享与披露、信用奖惩、市场监管等内容的信用规制体系。

1.2.2信用政策法规建设要遵循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处理好征信与监管、借鉴与创新、规范与发展、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商业信息，切实保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

1.3发展目标

构建以浙江省社会信用管理地方法规为核心的，以信用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信用服务行业监管为重要内容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门类齐全的地方性信用法制体系，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权益保护、公正诚信的法律环境。

1.4行动方案

1.4.1制定和落实《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出台《浙江省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和应用管理办法》等，切实做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征集应用有法可依。

1.4.2出台政府规章《浙江省信用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信用服务机构监管制度，规范信用服务行为，培育和规范管理信用服务市场。

1.4.3制定浙江省信用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完善信用信息异议纠错机制，妥善处理好信用信息公开与保护国家安全、保护商业秘密、保护个人隐私的关系。

1.4.4适时出台《浙江省社会信用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作为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法规，进一步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则、内容和管理体系。

1.4.5研究国际先进国家信用法律体系，并结合我国国情和省情，有重点、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制定公平交易、信用控制、反不正当竞争、商账追收、信用担保等其他与信用相关的法规规章。

2、信用服务体系

2.1基本情况

2.1.1信用服务体系是以信用服务机构为主体，通过信用调查、信息整理、信息加工等方式，向社会提供规范、优质、高效的信用产品和服务，构筑征信、资信评级、信用咨询、信用管理等信用服务市场。

2.1.2信用服务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省正常开展业务的信用服务机构有20家左右，全行业营业总额近5000万元。市场的潜在信用需求在逐步增加，但现实需求不足；信用服务机构数量有所增加，但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参差不齐。

2.2建设思路

2.2.1构建信用服务体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坚持“信用数据开放、信用服务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大力培育信用服务机构，有效激发信用需求，发展壮大信用服务行业。

2.2.2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要求，积极引导、规范我省信用服务业的发展。要制定长远规划、扶持重点发展、推进科学管理、实现稳步推进。

2.3发展目标

培育一批具有较大规模、经营规范、市场认知度高的信用服务机构，全社会信用需求和供给较为充分，信用服务监管机制较为完善，信用服务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到2010年，全省信用服务业产值达到2亿元。

2.4行动方案

2.4.1引进国内外知名信用服务机构，积极发展本地信用服务机构，培育以中小企业为对象的信用服务机构，形成层次多样、业务各有侧重、差异化竞争的信用服务机构群体。

2.4.2采取科学的管理方式，加强对信用服务机构的监管，要营造有利于信用服务机构平等竞争的环境。加强信用服务业从业人员管理和培训，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2.4.3鼓励和支持在政府采购、招投标、国债资金项目、政府贴息项目中，使用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和信用报告，有效激发社会潜在信用需求。

2.4.4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依法向有资质的信用服务机构开放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有效解决信用服务机构信息征集难、成本高的问题。

2.4.5推动企业和个人信用基准性评价方法等信用评级技术在信用服务机构中的应用，指导和规范我省信用评价市场。

2.4.6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引导信用服务机构“客观、独立、公正”地开展业务。

3、信用文化体系

3.1基本情况

3.1.1信用文化体系是以树立和弘扬履约守信的商业道德、诚信和谐的公共关系、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信用文化为目标的信用宣传、教育、培训和理论研究等制度安排的总和。

3.1.2信用文化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近几年来，浙江省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加强了信用理论研究，表彰守信典型，曝光失信行为，社会信用意识稳步提高，形成了建设“信用浙江”良好的道德文化氛围。

3.2建设思路

3.2.1构建信用文化体系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要求，把大力开展信用文化建设摆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突出位置，以企业和个人为对象，以信用宣传为手段，以信用教育为载体，以信用研究为基础，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的信用素质。

3.2.2信用文化体系的构建要与建设文化大省相结合，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相结合，与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相结合，成为全国信用文化建设的表率。

3.3发展目标

信用宣传广泛开展，信用教育得到基本普及，信用人才不断涌现，信用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信用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

3.4行动方案

3.4.1深入开展“共铸诚信”活动，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诚信美德，大力宣传信用文化，培养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相衔接的信用道德和意识。

3.4.2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图书、互联网等传播工具，大力开展内容丰富、寓教于乐、通俗易懂的信用宣传教育活动。编写信用知识读本，普及信用知识。

3.4.3广泛调动全省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的优势，组织开展主题性社会诚信创建活动、普及性社区诚信和谐活动和专业性行业诚信服务活动。

3.4.4加强诚信典型宣传和失信典型披露工作，强化商业道德教育，培育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的商业文化，建立起信用是资源、信用是财富、信用是商誉的信用价值观。

3.4.5加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信用教育，制定信用人才培训计划，切实推进信用领域人才的系统培养，鼓励大学开展信用研究和设立信用学科，加强信用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

4、信用监管与奖惩体系

4.1基本情况

4.1.1信用监管与奖惩体系是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道德等手段，通过对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进行记录、披露、预警，形成社会信用监管网络和社会联防，逐步形成失信惩戒和诚信褒奖机制。

4.1.2信用监管与奖惩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执行保障。近几年来，浙江省基本建立起企业信用信息披露机制，了近1000万条企业信用信息，各地各部门加强了对诚信经营、劳动用工、产品质量、食品药品、信贷和纳税等领域的联合监管和打击力度，增加了失信成本，市场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4.2建设思路

4.2.1构建信用监管与奖惩体系的指导思想是，要发挥政府在信用监管中的核心作用，以信息化为手段，坚持法律惩戒与道德约束、社会他律与行业自律、行政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提高信用监管水平。

4.2.2信用监管与奖惩工作，要强调“警示在先、惩戒在后，立信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突出省市县联动、部门联动，运用经济惩戒和道德谴责等手段，进一步提高守信收益和失信成本。

4.3发展目标

信用信息披露机制较为完善，失信惩戒和诚信褒奖机制较为健全，建立一个统分结合、整体推进的社会信用联防体系，市场经济秩序基本规范。

4.4行动方案

4.4.1强化政府部门对分管领域的信用监管，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分类监管制度，严厉查处各类失信行为，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到2010年，全省建立信用分类监管制度的省级部门达到25家以上。

4.4.2建立健全信用信息记录机制、预警机制和披露机制，突出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信贷、诉讼等方面的信用记录，及时加以跟踪、监测，防范和控制信用风险，通过政府网站、行业协会、信用服务机构、新闻媒体等依法向社会企业基本信息、提示信息和相关处罚信息，建立信息的快速传递机制。

4.4.3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根据失信的性质和程度，由信用主管部门做出监管性惩戒，由管理职能部门做出行政性惩戒，由金融、商业服务机构做出市场性惩戒，由司法部门做出司法性惩戒，并通过信用信息的广泛传播形成社会性惩戒。

4.4.4加强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用反面案例来产生社会震慑力，达到约束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目标。对于信用记录良好、商誉高的市场主体，在监管中采取倾斜政策，降低其商务成本。

5、区域信用联动体系

5.1基本情况

5.1.1区域信用联动体系是指省际间通过整合共享信用信息、信用服务、信用教育培训和信用监管等资源，建立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区域一体化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5.1.2构建区域信用联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完善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浙江省加强了与各部委、兄弟省市、国际机构及社会各界的交流和合作，参与实施了“信用长三角”建设，加入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交换中心项目，推动了区域信用的一体化进程。

5.2建设思路

5.2.1构建区域信用联动体系的指导思想是，要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以加强区域信用合作为主线，以互联、互动、互补为原则，打造区域信用品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

5.2.2区域信用联动，要加强政府间、民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工作协商机制，推动“品牌共铸、信息共享、规制共建、市场共育、监管共促”。

5.3发展目标

建立区域的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模式，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建立统一的信息标准，建立趋同的政策法规，建立统一的信用服务市场，提升区域发展软实力，树立区域信用品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5.4行动方案

5.4.1加强区域间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学习和交流，通过共同举办论坛、培训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5.4.2积极参与和推进“信用长三角”建设，凝聚三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力量，共同构建高水平的区域信用环境，提高长三角的国际竞争力。

5.4.3创造条件，逐步开展与华东地区、（泛）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信用建设的合作与交流，适时开展与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信用合作交流，为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实践经验。

5.4.4加强与先进国家的信用建设的合作与交流，鼓励政府、协会、服务机构之间开展多层次的合作，借鉴国际成熟的信用制度、服务模式及管理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

六、突出十大任务

1、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1.1加强司法、监察等领域的信用建设。围绕具有浙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形成惩防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坚决纠正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法院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建立健全包括涉案受理、诉讼判决和案件执行的信用记录制度。

1.2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对企业信用管理的指导，在生产、经营各环节中，强化信用自律，引导企业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推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构筑建设市场信用体系诚信评价标准，重点评价建筑市场责任主体的诚信行为。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完善集体审价制度，探索建立专家论证制度；加大对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惩治和价格违法信息的披露力度，完善价格公示、价格听证制度。

1.3推进企业诚信纳税。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强化税务专项检查和日常稽核，加强诚信纳税宣传，表彰诚信纳税先进典型，完善欠税公告制度，普及税法知识，优化涉税服务，营造良好的“诚信纳税”社会环境和氛围；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专项数据库，继续开展纳税信用等级的评定和工作，加强分类管理。

1.4加强金融领域的信用建设。强化金融机构诚信意识，规范金融机构从业行为，宣传金融政策法规，普及金融知识；大力维护金融债权，打击恶意拖欠借款、逃废债、恶意骗保骗赔等行为；推动企业信贷征信系统、个人信贷征信系统及保险、证券期货等信用监管专业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推进和完善上市公司信用管理。推动银行、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和保险机构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源头上增强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意识。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鼓励参与地方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信息共享，服务地方经济。

1.5加强生产、流通领域的信用建设。继续开展打击商品假冒伪劣、虚假违法广告、无照经营、不正当竞争、合同欺诈、商标侵权和非法中介经营等失范行为，实施工商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健全工商企业信用监管专业数据库，提升工商企业信用监管系统，建立起精确、联动和动态的工商企业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产品质量预警机制，深入开展区域性、行业性产品质量问题整治及打假治劣工作，努力提高我省企业和产品质量诚信度，积极推进企业质量认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建设。制订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信用的制度规范，建立食品药品企业信用监管档案和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系统。加强检验检疫机构与有关国家部门在质检领域的合作，深入开展诚信出口生产体系管理系统建设。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农村消费品市场秩序，结合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加强农村商品流通工作。

1.6加强劳动保障领域的信用建设。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全面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继续深入开展以清欠民工工资（春雨）、打击非法使用童工（春苗）、查处非法职业中介（春雷）为重点的“三项行动”；大力推进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制度，逐步建立覆盖全省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库；研究制订针对失信单位的重点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分类监管机制。

1.7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监管，提升行业知识产权自律水平，加快构建行政、司法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开展“正版”、“正货”承诺单位创建活动，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侵权防范机制，防止和杜绝侵权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8大力开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科教文卫事业、安全生产、综合交通、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信用建设。

2、加强地方信用探索和实践，提升区域信用水平

2.1环杭州湾地区。杭州市作为浙江省个人信用建设试点城市，要以“市民卡”为依托，在个人征信领域着手开展试点，加强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收集，推进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宁波市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社会中介信用和个人信用建设，重点培育各类信用征信服务机构，开展信用征信中介服务，继续深化对行业的信用监管。湖州市要推进重点行业的诚信建设，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评级试点，建设统一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嘉兴市要逐步完善和推广在“一业（房地产业）一镇（乌镇）一城（嘉善商城）”信用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序发展信用服务。绍兴市要以金融信用、中介组织信用、信用市场培育为突破口，继续深化中介组织管理，切实加强政府信用建设。舟山市要继续抓好重点行业的信用建设，开展诚信创建，创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

2.2温台沿海地区。温州市作为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综合试点城市，以金融信用、中介组织信用和信用市场培育为突破口，建立行业协会信用服务体系，完善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制度，建立体现温州特色、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信用体系，进一步激发温州的发展活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台州市要继续做好全国小企业信用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形成以台州市信用管理系统为基础的区域信用体系，进一步树立“诚信台州”的良好形象。

专栏4：杭州、温州市信用建设试点城市工作要点

杭州市——浙江省个人信用建设试点城市

◆试点内容：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信用浙江”的战略部署，以“市民卡”信息工程为切入点，逐步探索建立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信用监管，发展信用服务，深化信息应用，推进区域合作，努力在全省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

◆试点要求：要加强领导和协调，健全组织机构；要总体规划，有序推进；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要整合资源，互联共享；要以开展试点工作为契机，全面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打造“信用杭州”，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温州市——浙江省信用建设综合试点城市

◆试点内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为切入点，以政府、企业和个人信用为重点，逐步建立政府守信监督机制，加快完善企业征信体系，稳步推进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行业协会信用服务体系，探索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完善有效的失信惩戒机制，积极构建联合征信平台，深入开展诚信教育工程，努力在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列。

◆试点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组织机构；要总体规划，有序推进；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要整合资源，互通共享，为全省信用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2.3金衢丽地区。金华市要积极推广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信用建设的经验，促进专业市场和区域特色经济的健康发展，建设“信用金华”。衢州市要重点突出政府信用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转变政府职能，改进行政方式，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丽水市要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快信用制度、信用监管、信用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推进药品等行业的分类监管。

2.4加快推进省级公共的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与地方共建、共享、共用工作。以企业信用信息共享为切入点，加快面向市、县级层面共享属地信用信息的工作步伐，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全省统一平台的基础上，全面推广应用信用信息，为地方政府各部门开展监管提供服务。到2007年，全省11市和扩权县市开展信用信息应用工作，到2010年，全省90%以上的市县开展信用信息应用工作。

2.5继续开展信用建设试点。在深入推进温州信用综合试点工作的同时，选择杭州等若干个城市开展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信息应用的综合试点，选择义乌等若干个县市开展专业市场信用应用的专项试点，及时总结市县在市场信用、信用监管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积极加以推广。

3、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机构，发展信用服务市场

3.1培育信用服务机构。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信用服务机构，鼓励和支持在浙江设立总部，培植和壮大本地信用服务机构。通过规范发展、品牌铸造、自主创新，在省内形成10家左右有较高知名度的信用服务机构。

3.2加强对信用服务业的监管。实施备案管理，明确机构准入的条件和要求，实施定期检审、重大事项报告和日常检查制度，加强对高管、从业人员的管理。建立违规处罚、责任追究和市场退出制度。

3.3推动行业自律。制定行业规范，组织开展交流和培训等活动，发挥协会在协调互助、交流共享、维护权益、咨询服务和行业自律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企业自律、行业约束”的机制。

3.4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有实力、有资源的社会机构，积极参与到信用服务行业之中，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市场化为导向，实现信用服务机构的优胜劣汰，提高信用市场的效率，使信用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

3.5拓宽信用服务市场。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在现有信用服务品种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信用产品和服务，细化服务市场，满足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商品市场等对信用服务的需求。

专栏5：信用服务种类

信用服务机构主要分为征信产品生产类和咨询服务类，有以下业务：

◆企业信用调查与评估◆个人信用调查与评估

◆资信评级◆信用管理咨询

◆商账追收

4、开展信用标准化研究，提高信息共享和应用效率

4.1制定信用信息数据共享标准。制定全省统一的信用信息数据标准，对企业、个人信用信息的主题词、代码、数据元、数据交换和安全服务等规范进行约定，应用于公共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和政府部门专业征信系统的新建、改造和维护，并指导信用服务机构和其他单位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4.2制定信用服务行业标准。制定企业识别编码、个人识别编码、信用评价技术框架、信用服务工作规程、信用报告格式文本、信用服务格式合同、专业人员执业守则等规范，指导和规范信用服务机构的市场行为。

4.3制定企业信用管理指导性标准。结合我省企业的信用状况，制定信用档案建设规范、信用部门和岗位职责规范、内部信用管理制度等规范，推广企业信用管理标准的应用和认证工作。

4.4建设科学的标准体系。开展信用的标准化研究，建立一套与国际标准接轨且适合我省省情的信用标准化体系，推动信用服务行业的快速成长，提高信用管理水平。

5、开展信用基准评价，防范区域信用风险

5.1制定信用基准性评价方法和标准。组织力量开展信用基准性评价研究，提出区域和行业的信用发展指数、企业和个人的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等。根据数据和事实，真实客观地评价对象的信用状况。

5.2开展区域、行业、主体信用基准性评价。应用信用基准性评价方法，每年对全省各市县的区域信用状况进行评价，区域信用发展报告蓝皮书；加强对重点行业或领域，以及企业、个人等信用发展状况的研究，信用发展报告白皮书；为社会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提供便利，为政府分类监管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行为提供依据，为信用服务机构开展信用评价提供指导，为加强宏观调控、防范区域信用风险、提高区域竞争力提供参考。

5.3推广应用信用基准性评价方法。公共的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应提供综合信誉度提示信息，满足政府部门分类监管的需求；通过“信用浙江”网等政府网站，依法向社会企业和个人基准性评价信息，加速信息传递，扩大社会影响力；倡导企业、个人等应用信用基准性评价方法，开展信用的自测自评，提高信用风险的控制意识；鼓励信用服务机构以信用基准性评价方法为基础，创新信用产品和服务。

专栏6：信用基准性评价

◆企业信用基准性评价

依照政府的基准性评价方法，按照统一的标准，对企业信用能力、意愿及行政监管信息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形成等级符号和报告，供有关用户参考。主要用于指导企业信用评价活动，促进政府职能部门开展信用分类管理，加强对信用服务机构的监管，进一步规范信用评价市场。

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资金信用状况、资产营运状况、财务效益状况、发展能力状况和创新能力状况等基础指标，人力资源素质状况、经营管理状况、竞争地位状况、发展前景状况等评议指标，以及省企业信用查询系统掌握的工商、质监、劳保、环保、物价、税务、海关、检验检疫、食品药品监管等行为指标。

◆地区信用基准性评价

是指根据统计数据和事实，从信用的角度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描述、评价、监测，以指数、符号等形式量化该地区的综合信用环境和竞争力，并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地区信用基准性评价是衡量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地区信用基准性评价主要包括经济基础、监督管理、文化教育、行业发展在内的信用环境评价指标，以及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在内的信用主体评价指标。

6、实施“金诚”工程，夯实信用信息化基础

6.1“金诚”工程是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通过企业和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区域共享平台、产业孵化工程及诚信宣传教育培训研究示范工程等建设，增强信用信息征集和共享能力，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弘扬信用文化，满足公共服务需求，提升信用的信息化水平。

6.2实施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项目（续建）。整合企业基础信息交换平台和企业信用查询系统的企业数据，拓展查询、等服务功能；建设市县信用信息应用项目；建设重点行业和专业市场信用信息应用项目；建设全省企业、行业信用基准性评价及信用预警监测分析系统。

6.3实施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项目。建设包含个人基础信息数据库、个人社会信用数据库、个人金融信用数据库的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建设个人基准评价及信用预警监测分析系统；建设全省市县和行业的应用项目。

6.4实施区域数据交换中心项目。建设和完善“信用长三角”网络共享平台；制订信用数据交换标准，依托省级信息交换平台和政务网络，建设省内信用信息共享的统一平台；建设跨省市，并与国家有关部委联通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地区信用基准性评价及信用预警监测分析系统。

6.5实施信用服务产业孵化培育工程。多元化筹措资金，加大对信用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制定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培育成熟、规范、有较高知名度的信用服务机构，并根据市场细分，形成较为完备的信用产业。

6.6实施诚信宣传教育培训研究示范工程。利用各种媒体开展信用宣传，组织各行各业开展各种信用宣传活动；建立信用研究机构，创办信用研究期刊，创建信用学科，实施信用培训。

6.7加大对信用信息化的投入。“金诚”工程是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工程，按照“标准统一、重在应用、避免重复”的原则，建立全省统一的、集中的、完整的数据库。省级和各地财政在经费上应积极支持“金诚”工程的建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要加大对部门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6.8建立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按照管严管好政府投资项目的要求，加强对项目前期、可研、论证、建设、验收、评估等环节的工作，实施项目稽查，切实加强建设资金的管理。

专栏7：“金诚”工程五大重点项目

序号项目建设内容

1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平台

（续建）1、整合企业基础信息交换平台和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企业数据，拓展查询、等服务功能；

2、建设市县信用信息应用项目；

3、建设重点行业和专业市场信用信息应用项目；

4、建设全省企业、行业信用基准性评价及信用预警监测分析系统。

2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1、建设包含个人基础信息数据库、个人社会信用数据库、个人金融信用数据库的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平台；

2、建设个人基准评价及信用预警监测分析系统；

3、建设全省市县和行业的应用项目。

3区域数据交换中心项目1、建设和完善“信用长三角”网络共享平台；

2、制订信用数据交换标准，依托省级信息交换平台和政务网络，建设省内信用信息共享的统一平台；

3、建设跨省市，并与国家有关部委联通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4、建设地区信用基准性评价及信用预警监测分析系统。

4信用服务产业孵化培育工程加强对信用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培育信用服务产业。

5诚信宣传教育培训研究示范工程开展信用宣传，建立信用研究机构，创办信用研究期刊，创建信用学科，实施信用培训。

7、建设“信用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

7.1加快建设“信用长三角”共享平台。在加快建设两省一市（沪苏浙）信用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共同开展信用信息共享标准化研究，制定统一的标准规范，完善“信用长三角”共享平台，实现三地信用信息的“无障碍交流”。

7.2营造趋同的制度环境。以信用制度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信用信息应用、信用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共同研究制定内容大体相近、精神基本一致的地方性信用政策法规。

7.3促进区域信用服务市场一体化。坚持“公共征信机构和社会征信机构共同发展、信用信息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有序开放”的政策取向，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较高公信力的信用服务机构，建立统一的信用服务机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鼓励信用服务机构跨省市开展业务。加强信用领域的人才合作，实现三地信用管理专业人才资格互认。

7.4建立区域联合奖惩机制。加强两省一市在信用记录汇集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分类监管机制和联合奖惩机制上的合作，共同打击偷逃税款、恶意违约、商业欺诈、拖欠债务和假冒伪劣等失信行为，营造“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区域信用环境。

7.5合力打造“信用长三角”金名片。以提升长三角的区域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指向，率先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适应中国国情、满足三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区域信用意识明显提升，“诚实、守信”成为两省一市人民共同的道德规范，区域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明显降低，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8、开展信用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信用建设的国际化水平

8.1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主动了解国际现代信用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的信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信用技术，借鉴成熟的信用制度、信用服务模式和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经验。

8.2有序引进国际知名机构。逐步开放信用市场，引进国际若干家跨国信用服务和风险管理机构，鼓励和支持国际跨国信用机构在浙江设立总部，促进信用服务业的规范发展，提高全省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

8.3切实防范对外贸易信用风险。鉴于我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为防范国际贸易风险，要加强与欧美等国家信用协会和机构的合作，向企业推荐一批国际知名信用服务机构名单，在国际贸易中，推动使用信用报告；同时建立与国际信用服务机构失信记录通报机制，增加外贸的失信成本，切实维护企业的利益。

9、加强信用人才培养，开展信用研究交流

9.1普及信用教育。鼓励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学院等高校开设信用管理课程，设立信用管理专业，在研究生专业中开设信用管理研究方向，培养专业的信用管理人才。加强中小学生信用教育，增加诚信为主题的德育教育内容。

9.2开展信用管理培训。编写信用知识读本和信用培训教材，加强对企业高管和信用管理人员培训，实施信用服务机构高管及从业人员的系统培训计划，开展公务员信用知识普及教育。

9.3加强信用研究。围绕信用理论、信用管理、信用技术、信用政策等内容，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开展信用学术交流。信用管理机构要联合高等院校、社会研究机构、公共征信机构、信用服务机构共同开展信用研究。

9.4创办信用研究期刊。加强杂志、报纸对信用建设和信用研究的组稿力度，创办信用研究期刊，作为信用理论和信用建设的交流平台，展示我省信用建设成就和研究成果，传递政策信息。

10、创新实施机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

10.1加强组织领导。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同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新生事物，需要各方面的呵护、创新。省发展改革委（省信用办）作为负责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组织、指导、综合协调工作，省信用中心作为全省企业、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单位，要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的功能。各级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健全组织，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纳入政府的日常管理工作，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各级政府部门在履行行业监管和信息化建设中，要切实做好行业信用监管职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社会信用范文篇7

摘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必备要素。目前我国落后的信用体系已经极大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构建一个符合国情的信用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信用；信用体系；

一．引言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市场经济承认人们独立利益及独立的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并要求人们在为自身的独立利益而劳动、主产、交易的过程中，不得靠侵害他人的权益和财产权利而牟取私利。在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规则之上，为了使交易活动顺利进行．减少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和交易的效率，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所谓信用，就是指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关系。在债务人对债权人承诺偿还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取商品、服务或货币等。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交易都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从人们之间简单的买卖关系到国家发行货币，无时无处都需要信用作为中介，信用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个必须具备的要素。普遍的守信行为是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的前提，也是每一个企业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然而，信用是会带来风险的。提供信用的一方授信失当或接受信用的一方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因此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信用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体制，就不会有信用制度．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信用制度、信用体系，就不会形成保护市场经济的体制，从而丧失市场经济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现状

1.信用及信托关系不发达。在市场交易活动过程中，现金支付仍是主要形式，这使得社会额外承担了巨额的流通费用。消费中的信用关系不发达，人们还不习惯也不太愿意超前消费，不太习惯借贷消费。信托关系也不发达，受人之托、代客理财还不规范，不能取得广泛的信任。

2.信用工具太少。目前使用的很多信用卡只是代记卡，不是真正的信用卡。在美国等许多国家中学生都可以拥有信用卡，持卡者不需要先注入资金，可以预支，事后再付款，手续费也很少。

3.缺乏信用中介体系。中国还没有建立全国的征信网，只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初步建立起一些征信机构。要建立全国征信网很难，因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全国征信机构很难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雇佣关系也妨碍了审计的公正执行。建立信用中介体系就变得日渐重要。但信用中介不能仅仅发展征信公司，还需要建立更多相关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担保中介机构、资质认证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鉴证机构。

4.信用服务不配套。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时常常缺乏征信机构和担保机构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担保，从而导致银行惜贷。

5.相关法制不健全。中国目前尚无一部规范信用关系的《信用法》，更谈不上建立信用法律体系。现行与信用有关的《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失信惩罚的力度太轻，不能很好的起到规范信用关系的作用。

三．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

由于我国信用体系发展起步晚，存在的问题多，因此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经验将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有益的帮助.

1.美国的经验。

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对美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状况。

(1)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期间，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美国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CreditReportingAct)，简称（FCRA）》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其他和信用行业比较密切的法律包括：《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CreditOpportunityAct)》、《公平信用结账法(FairCreditBillingAct)》、《信用卡发行法(CreditCardIssuanceAct)》、《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FairCreditandChargeCardDisclosureAct)》、《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RepairOrganizationAct)》、《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Act)》等等。上述法案，构成了美国国家信用法律体系，而且几乎每一项法律都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了若干次修改。

(2)发达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美国有许多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美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由私人部门所有，一般来说，每一家信用中介机构都是以一种核心业务(如消费者信用报告、资信评级、商账追收等)为主，同时提供咨询和增值信息服务。在个人资信服务领域，主要是Equifax，Expefian／TRW和TransUnion三家最为主要的信用报告服务机构，这三家公司都建有覆盖全国范围的数据库，包含超过1.7亿消费者的信用记录。同时每年提供5亿份以上的信用报告；在企业征信领域，邓白氏(Dun&Bradstreet)是全世界最大、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影响的公司，在很多国家建立了办事处或附属机构。邓白氏建有自己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超过全球5700万家企业的信息；在资信评级行业，目前美国国内主要有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andPoor’s)、菲奇公司(Fitch)和达夫公司(Duff&Phelps)，它们基本上主宰了美国的资信评级市场。

(3)市场主体较强的信用意识。市场主体主要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在美国，信用交易十分普遍，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很难生存和发展，而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信用消费、求职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不论是企业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很强的信用意识。美国的企业中普遍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在较大的企业中都有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为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企业一般不愿与没有资信记录的客户打交道。由于信用交易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美国的消费者都十分注重自身的信用状况，并会定期向信用信息局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尽可能避免在信用局的报告中出现自己的负面信息。

(4)政府和行业协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美国的信用行业的管理基本是建立在行业自律基础上的，因此政府在对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有限，但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仍然起到信用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对信用管理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司法部、财政部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储备系统等在监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对信用行业管理中，行业协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论是资信评级、征信、个人资信、收帐都建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是一种行业的自律管理部门，面对从业者进行一些培训工作。同时它也是企业和政府机构联系的纽带，比如这个行业面临什么问题，或者企业有什么司法建议等，通过它，可以把大家的意见更好地表达出来。

2.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

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同美国存在一定差别。

(1)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在法国，法国中央银行的信用局部以每月为间隔向银行采集它们向公司客户发放超过50万法郎的信息。在比利时，信用信息办公室根据一个记录有关分期付款协议、消费信贷、抵押协议、租赁和公司借款中的不履约信息的皇家条令建立起来，并作为比利时中央银行(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BankofBelgium)的一个部门。

(2)银行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在比利时、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建立的信用风险办公室或信用信息局提供所要求的信息是一种强制行为。比如，在德国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被要求向德国联邦银行(GermanFederalBank)的中央报告办公室报告负债总额达到或超过300万德国马克的借款者的详细资料。

(3)中央银行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以比利时、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由于信用信息局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因而对信用信息局的监管通常主要由中央银行承担，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使用等方面的管制制度也由中央银行提供并执行。

四．构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议

通过对发达国家社会信用体系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信用立法。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我国可以从两方面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一是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尽早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制度框架。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报告法》，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加快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历史记录基础上，因此，功能完善的信用数据库就成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各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信用数据库，记录企业或个人的相关信用信息。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但数据库规模普遍偏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为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3.建立科学严谨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目前美国金融机构普遍应用“个人信用风险评分模型”和“消费信贷电脑审批系统”。一般情况下，银行在接到申请人的贷款申请后，会要求申请人提供个人财务状况等个人基本资料，并通过Internet获取信用历史报告，然后将这些资料输入电脑，通过内部评分系统立即得出申请人所得的分数，从而决定是否向申请人发放贷款。该过程的理论基础实际是“5C”原则：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品（Collateral）和行业环境（ConditionofBusiness）。借鉴国外将客户信用能力数字化的趋势，我国应基于“5C”原则建立起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电脑评分方式对申请贷款者的信用进行数字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申请人的职业状况、收入、居住情况、个人信用记录、个人财务指标等根据预先制定的标准对申请人资料的各项指标分别评分，最后汇总进行综合评价。

4.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由于信用中介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信用交易方面的重要性，信用中介机构本身的信用就成为各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还刚刚起步，直到1999年,我国才成立首家资信公司——上海资信有限公司，2000年8月成立首家全国性的专业资信评估机构——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目前我国的中介机构都是采取公司制的市场运营方式，但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需求不足，业务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对信用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由于竞争激烈，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的运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来看，根据我国行业发展现状和别国的经验，对于企业征信咨询类机构可以采取通过竞争优胜劣汰的方式，使其业务逐步向有规模、有影响的征信公司集中；但是对于资信评级机构和个人信用信息征信咨询机构建议通过比较明确的进入退出机制的办法加以规范。

5.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管是建立健康的信用体系的保证。政府的监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央银行为监管主体，另一类是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信用管理法律体系的状况密切相关。法律法规越完善，政府的直接管理职能就相对弱化，信用行业的发展也比较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直接管理职能就更为重要一些，信用行业的发展状况更容易受政府行为的影响。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因此，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当前，需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的信用行业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的状况，而且单一监管主体的确立有助于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推出。

6.加快信用体系的试点工作。国家应该选择几个条件较好的省市进行综合试点。综合试点要特别注重探索部门间的联合、协调以及信息资源共享、营造市场信用环境、完善信用制度、制定信用标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信用管理系统等方面的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例如，上海市从1999年7月开始率先启动了个人信用征集试点，2001年10月又启动了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的建设，随着2002年3月28日企业联合征信系统的正式开通，上海市将初步形成以中小企业为主要群体包括个人和企业征信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截至目前，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库已汇集240万个个人信用记录和48.7万个工商企业信用记录，已为社会出具个人信用报告14.5万份，已具备为社会出具企业标准信用报告的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2.17

社会信用范文篇8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信用体系已相当完备，达到了

一是个人信用记录公开化。主要体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终身的、无法伪造的社会安全号，政府部门、银行与公司客户都可以通过这个号码在网络上查询到每个公民的信用记录，对有不良信用记录者，各家银行均不授信。个人信用报告制度已成为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资料。二是信用管理社会化。信用管理类公司是完全私有的，这意味着从征集数据到信用管理完全由私人公司运作，作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民间信用管理机构大量产生，包括信用管理协会，追帐协会，信用联盟等，形成了信用管理社会化。三是信用观念普及化。在西方一些国家，信用交易十分普通，因此，无论企业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很强的信用意识，都把个人信用当作一种十分重要的个人财富来看待。

目前我国的信用公司、咨询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还刚刚起步，对企业信用评估既没有统一的审核标准，也没有完善的监管机制，甚至某些评估机构本身都存在信用问题。

由于我国信用中介体系的不完善，银行也就不得不依靠自己力量去考察企业的资信状况，去了解担保企业的担保能力，从实际情况看，存在以下困难：

一是单靠银行方面的力量势单力薄。一方面是银行获得企业或个人信息的渠道狭窄，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人员对借款所处行业的了解缺乏专业水平，对企业作假问题发现不了，以至于对客户真实信息特别是对于贷款企业的内部状况、还款意愿等对信贷风险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往往缺乏了解。

二是得不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配合，信息资源不能实现共享。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料分布在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工商部门以及其它金融机构中，由于同业竞争的存在，人民银行还没有实行统一的监控，对一家企业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的问题还没有进行控制，这些信息管理的滞后，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对统一管理信用带来了很大困难。

因此，现阶段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有关信用的立法，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利益奖罚机制的作用，在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失信成本，使不诚信者不仅声名狼藉、无利可图，而且得不偿失，甚至受到刑事处罚。加强信用法制建设，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更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诚信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法制基础上。

一、建立银行信用体系，构筑良性的金融法制环境。银行信用体系的完整应取决于金融秩序状况；金融资产运行质量状况；现代金融信用工具的使用程度。银行信用体系在法律上应通过以下途径。1、完善金融立法。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化运行的金融框架，并与国际惯例接轨。2、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并以此为契机，提高全社会信用度。3、扩大信用工具种类的使用，为全社会信用观念的重建创造条件。对银行消费信用在立法上应予确认和推行，这样既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增长也利于将消费信用纳入法制化轨道。4、严惩破坏金融程序、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为银行信用体系的确立提供法律保障。

二、建立企业信用体系，使商业信用根植于“法治”。首先，要完善企业准入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控制企业的设立，从而堵住“皮包公司”产生的源头。其次，要疏通企业退出渠道，使那些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能及时退出市场，维护企业法人的社会信用度，树立企业外部形象。第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督促企业守法经营，把《产品质量法》作为企业发展的立身之本，提高企业的诚信度。第四，建立企业法定代表人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国家考试对企业管理层人士的资格进行认定，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企业家队伍的素质。对取得企业家等职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建档并考核，凡因个人原因致使企业破产倒闭者，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再担任新成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五，广泛使用现代商业信用工具，减少小生产者式的类似于物物交换或是现金交易的结算方式，使商业信用注入现代科技与文明的生机。第六，完善民商法律体系，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对诚实信用已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大前提下，再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商业信用法律原则作细化规定，使其更具现实性和操作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切实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加强诚信宣传教育。了解企业，帮助企业，与企业建立新型的信用关系，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包括资信调查和信息咨询在内的多方面的金融服务。稳定的社企关系，既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信用程序。此外，还要致力于增强企业的信用意识，让企业认识到，信用是一种资源，是有价的。失去信用不仅危害自身品质，其社会地位也将随之降低，而良好的企业信誉则是一大笔无形资产，是企业独具的优势。在诚信的宣传方面，诚信法则的建立，不仅需要制度制约的处罚，更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舆论的配合，这是重塑社会信用的基础。要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社会风尚；要加强公民诚信道德感培育，引发人们自觉地把诚信作为一种人生目标，作为自己的操守和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当人们以信立身时，才会真正珍惜自己的信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根本上使社会程序得到好转。

社会信用范文篇9

关键词：合同信用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把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放在全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高度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活动必须以诚信为本，因为诚信体系中的信用机制、信号机制、信息机制和舆论机制是市场机制完善的基本运行机制，只有在完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下，人们才会有较稳定的预期和长期投资的行为，社会成员才会有和谐社会。

一、构建和谐社会与诚信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诚实守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规律的新探索和本质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诚实守信既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又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核心要素和基本保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诚信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关系体现为：

（一）诚信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诚信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必须以诚信为基础。诚信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前提，只有遵守诚信规则，人们的创造活力才能得到保护，创造性得到发挥，也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问题。没有诚信，社会规则就会出现混乱，人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公平、公正就难以实现，安定和谐也会成为空话。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在传统伦理道德范畴中，诚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整个道德体系的基础。自古以来，我们就崇尚“和为贵”；然而“和”以“诚”为要，“诚”是“和”之首、“信”是“和”之根。“诚”是人的内在德性，包含着对自己良心的不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加强个人道德的内省，存善去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人诚于内必显于外，心有诚意，则必有信语，对他人不存诈伪之心，不说假话，不办假事，开诚布公，取信于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与信互为表里、兼具神形。因为，诚信、诚实守信，是人立身之本、是做人之本，是做事之基、立业之基；甚至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行一致、取信于民。诚信是和谐的核心，诚实守信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关键，诚实守信的目的和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因此，社会和谐就成为现今中国人民的最大期盼，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最重要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重要原则、实施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的最重要任务。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关键就是加强诚信建设，确立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的社会风尚。诚信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我们坚持诚实守信以弘扬正气、凝聚民心、营造温馨的环境，就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诚信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其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其中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要求的是一种秩序的和谐，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要求的是人际的和谐，归根到底还是要求体现一种“诚信”的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是高层次的要求。因此，诚实守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三）诚信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机制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信用交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交易方式。近年来，我国商品的“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为刺激市场需求的扩大，各种信用交易方式不断推出，银行信用贷款、企业赊销赊购和个人信用消费行为日趋增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之一，就是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它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所谓社会诚信体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由一系列与信用有关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的信用道德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组织形式、技术手段、运作工具和运作方式而构成的综合系统。社会信用体系是保证经济良好运行的社会机制。社会诚信体系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社会信用制度、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和社会信用活动。

二、合同信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一）合同信用是社会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与信用都广泛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都同样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作用，相互间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合同是合意行为，这种行为发生的最重要的基础是信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事人的决断，如果合同当事人之间明知对方没有信用可言，即使有强烈的需求，也不会与之订立合同；但在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信用不确定的情况下，信用又主要通过合同实践来取得，即合同产生信用，信用反作用于合同，二者相互依存；在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对当事人的信用也有着直接影响，当事人只有以真实、现实的意思表示与他人签订并通过完全履行合同才能取得真正地社会信用，反之则丧失信用；经济生活中的合同，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具有确切、现实内容的对价关系，但价值的交换并不苛求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信用是一种不具备确切、现实内容的社会评价形态，合同当事人正可以利用合同信用的这一特性，通过既往成就的信用促使对方深信不疑，按规定履行合同，促进了交易活动的发展。因此，是合同信用共同构建了和谐社会中的市场经济、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的重要基石。

和谐的社会需要诚信，合同信用是诚信的基础，是诚信中最主要的部分。合同信用程度决定了合同关系成立的可能性并为合同得到履行提供保障。合同的基本原则就是诚实信用，换句话说，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都会依靠诚信作为保障，只有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合同才最充分代表和反映了双方共同的利益期待。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任务和重要途径必须要加强诚信建设。即是加强合同信用建设。

（二）和谐社会需要合同信用。

合同信用是指企业在市场交易行为中通过履行承诺表现的行为特征，是企业以合同方式行使合法权利并履行承诺和义务而累积形成的信用。在诚信信用的各种形式中，合同信用是最主要的部分。从企业活动的角度对企业信用进行分类，企业信用可以分为：销售信用、内部信用、银行信用、质量保证和维权信用等。从企业信用的各种分类中可以看出，各种信用几乎都离不开合同，销售信用需要买卖合同，内部信用需要劳动合同，银行信用需要严格的金融业合同，质量保证需要“三包”合同，维权信用需要权益合同。合同信用是从道德层面向实际活动落实的表现，在这里我们给合同信用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从最普通的书面买卖合同扩大到了抽象的承诺。从中可以看出合同信用贯穿了诚信的各个方面，因此，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诚信，更离不开合同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不以一定的信用为基础，并通过市场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深刻影响着经济领域商业信用合同的履行及其效果。可见，“契约意识包含诚信，起源于诚信，无诚信就没有合作，也就无契约。”

（三）合同信用、社会诚信与和谐社会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需要诚信，诚信体系中最重要表现就是合同信用，合同信用是维持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与合同相比，信用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特别是在合同不完备的时候，通过合同的约束是无法实现实质性正义的，只有依靠信用来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合同信用的确立与维护，能够激励交易动机，维护交易信用，促进交易安全，减少交易过程的风险与代价，因而成为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最基本的信用方式和法律手段。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市场信用行为，是平等主体间的法律行为，即合同信用行为。合同信用是联系市场主体，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的纽带。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合同信用要真正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中心，规范企业中的一切经济行为，自觉做到诚实守信，形成“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社会氛围。同时还要增强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观念，使大家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基础上。

社会信用范文篇10

关键词：信用危机；社会转型；信息不对称；道德共识

信用危机是当下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人人认为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引起的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它无法解释当下中国所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那么信用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应对信用危机?本文试图从学理层面作简要分析。

一、社会转型：原因之一

信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人格信用，另一种是抽象信用。人格信用是基于亲情或友情的一种信用形式。抽象信用是基于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一种信用形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来探讨当下中国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前已备述，信用危机是一个经验事实。对信用危机的考察要放到当下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来思考。当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即它是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类型的转向，而且是包括经济基础在内的社会结构的转向，是一种新的生活类型。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清楚的理解。

1、传统社会人格信用的运行机制

A、社会结构。传统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封闭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社会里，农民大多安土重迁，大多比邻而居，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除了必要的日常生活品交换外，很少与外界交往，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性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个人只有依赖社区才能生存。一个人要想在社区中生存，就必须有德行，讲信用，才能保证与他人交往的持续进行。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与之交往的对象大部分都彼此了解，也就是说，是与已知确定对象的重复交往，要持续个人之间交往的重复进行，个人必须讲信用，它是建立在对交往对象人格的高度信赖的基础上。

B、信息传播机制。传统社会是地方性社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成员比邻而居，彼此非常熟悉。在这种地方性社会中，人们有着非常灵敏且有效的非正式信息传播渠道。通过闲聊等途径，有关谁诚实可靠、谁好吃懒做或谁喜欢交际的信息在一种非正式网络中很容易传播开来，对成员的监督由群体自身进行，而不必由专门机构来承担。一旦某人欺诈、不讲信用的行为被揭露出来，他在群体内就脸面丢尽，受到孤立，因而也就很难在群体内立足。

C、调控机制。除了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机制外，为了保障信用被人们遵守，还必须有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社会通过及时惩恶扬善，善行才得以弘扬，恶行才得以克服。传统社会中对信用的调控机制是通过“脸面”来实现的。迈克·彭曾对中国人的“脸”和“面子”做了细致而精妙的分析。他认为“面子”在中国语境中代表一种地位、一种声望，而“脸”则是社会中维系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联系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我们在此不区分这两个术语，而把它们合称“脸面”，它更具有道德含义，即个人道德品行的完整性。如果一个人的脸面被他人尊重，那么交往就会顺利进行。一旦某人有了不良行为，被揭露出来，人们就会敬而远之，于是他就会感到羞愧、丢脸和窘迫。毕竟，丢脸在中国人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顾全自己的脸面。借助于传统社会中闲聊等非常迅速而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一个人的失信行为被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丢脸，这样，人们再也不愿意与之交往，正是借助于人们对自己“脸面”的重视，才能有效地保障信用被遵守。

2、现代社会系统信用的运行机制

A、社会结构。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开放性社会。现代社会流动性极强，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层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面临的是与不确定对象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在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次性的，机时非传统社会中的重复性交往。吉登斯明确指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与熟人的重复性交往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地是与陌生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往往是一次性的。在流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普遍有效的规则，来预期他人行为，使其感到有规矩可循，否则变成完全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社会就会完全陷于无序之中。

B、信息传播机制。既然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与不确定对象进行的非重复性交往，个人没有精力也无法自己获得将与之交往对象的有关资料，比如个人信用状况等资料。在现代社会中，只有象信用公司、银行、社会保障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专门收集有关资料，予以整理，向公众提供服务。个人通过这些中介组织了解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与之交往下去。

C、调控机制。现代社会中同样也需要惩恶扬善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使那些失信行为得到及时惩治，从而使信用得到弘扬，使社会成员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德行有用”，即讲信用和个人合法正当利益相联系，不能造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种现象泛滥。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信用是通过“脸面”这种非正式的人格化形式进行调控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信用调控机制是通过社会专门组织，如法院、各种仲裁机构等社会公共部门不发挥作用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只能由社会公共机构依照普遍有效的规范进行。个人只有选择是否与之交往的权利。

二、信息不对称与道德共识瓦解：原因之二

通过对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中信用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用的有效运作有两个条件：信息对称和道德共识。

第一，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是一对一的直接交往，彼此对对方的人格、品质、信用状况非常清楚，因而才会信任对方并予之以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格信用中交往双方彼此信息是对称的。假如一方信用状况不良，那么就不可能有交往发生。

但现代社会中，人格信用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转而依靠建立在专家系统基础上的抽象信用。抽象信用充分发挥自己功能的前提是必须有社会的中介机构。个人信用状况只是他过去行为的记录，只表明他过去如此，并不说明他一定必然如此。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交往是在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场景下进行的，未来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基于别人过去信用状况而作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风险。他过去如此，我们相信他今后也必然如此；这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信念，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获得的有关他人的信息必定是不完全的，我们无法获得有关他人的所有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相信他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这种信任需要一定的勇气。

第二，传统社会中，在成员中存在道德共识，即对某种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和信仰。这种信仰是持久的也是唯一的，它有力的维系了传统社会的有序运行。

但现代社会却瓦解了这一道德共识。市场经济依靠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关注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他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只关注当下的现实利益。过去已成为历史，未来由于过于遥远而虚无飘渺，唯有当下的实际利益才是切实的。

不过，现代人所推崇的这种理性是经济理性，且由于市场经济具有渗透一切的能力，由于经济理性带给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人们对经济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作为人类理性一部分的经济理性俨然成为理性全部，进而成为现代人的终极价值目标，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人评判一切的依据。

前已论及，市场经济中主体自由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在他看来，他人、集体或者国家不过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已。社会被“原子化”、“单子化”了，时至今日，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仍旧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因。

现代社会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与之相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也从属于不同的领域，个人生活“碎片化”，其生活的不同领域有其不同的价值规范，不同的价值规范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带来价值的冲突和选择的困惑，而没有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现代人生活类型瓦解了原有的道德共识。

三、多学科整合：治理信用危机

从以上透视中可以看出，解决当代中国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决不是哪一门学科的力量能应付的了，而且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意味着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信用的转换。因此，必须突破单一学科视野，从多学科角度，来解决当代中国发生的信用危机。

1、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是交往范围和程度都非常广泛的社会，为了能对行为有所预期，使交往有序进行，必须有普遍有效的规则作为人们交往的准则。现代社会所依赖的普遍有效的规则，只有通过制度安排。制度的优点是它不因人而异，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边界，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社会鼓励的，什么是社会谴责的，都明确无误的诉诸于规范。人虽然在普遍交往中感到种种牵制，但这种牵制却使人的行为有所预期，有规律可循。反之，没有制度、规范，一切都听命于偶然性，才真正使人感到无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社会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规则稳定下来，使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有明确的预期，在现代社会就是法治。

2、政府在信用建设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间不长，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因此单靠市场的自生自发演化很难有效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而且自生自发演化并不必然就是线性的进步关系，它也有可能向不好的一面演化。所以政府应当在信用建设中发挥其独特作用。第一，建立信用资料数据库和实现信用资料的开放，并对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体系，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第三，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中介机构，通过这些中介机构，一方面向客户提供所需的信用资料帮助客户规避信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它们特有的信息传递机制，促进社会有效的惩恶扬善机制的形成。

3、专家系统的建立

吉登斯曾总结了现代社会的两个特点，即时空分离和专家系统的建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社会关系从地域性的具体情境中分离出来具有了普遍性特征。专家系统的建立从根源上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工日益深入，社会组织的功能日益专门化，不同的组织在整个社会巨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协调有序共同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作为社会分工在知识层面的表现则发展出一个庞大且分工细密的知识体系。对个人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只能拥有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在现代性情境下，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依赖专家系统所掌握的知识。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开放性意味着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存在。吉登斯曾以明快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未来日益被看作越来越不可知的，并且越来越与过去相分离开；与此同时未来也成了一个新的地域，一个不真实的可能性的地域。”流动性意味着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当中，一切都是暂时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永恒神圣的。但生活于现代性情境下的人们又企求某种确定性，某种“常规”，专家系统以其掌握的专门知识而成为某一方面的权威，为人们提供了某种确定性，成为人们生活的依靠，人们之所以信赖专家，不是建立在对他的“道德品质”信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专家所掌握的知识的正确性基础上的。

但正是专家所掌握的专门知识恰恰又是值得怀疑的。现代性是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它剥去了事物神圣性的外衣，使任何东西都世俗化，处于暂时性之中，专家系统也不例外。吉登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今天所能够接受的，得体的、可取的行为，可能就会随明天的情境或后来知识观的改变而改变。”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现代生活场景下的人们需要某种确定性，而生活本身又在不断打破这种确定性。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不断怀疑的基础上。因此，走向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走入绝境。相反，认识到悖论，标志着我们认识上的进步。对于象中国这样刚刚步入现代性社会的国家来说，社会分工还很不完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深入，现代性本身正处于发育和完善之中，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值得信赖的专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