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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12:40:54

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范文篇1

[摘要]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向上流动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非常关注。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李强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认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和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边燕杰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1980年以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和生活在城镇。赵耀辉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考察了移民网络(migrantnetworks)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过回归分析证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经验的移民对于后来的移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概括起来，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自发性流动逐步向制度化流动过渡。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初是纯粹自发性流动，近年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流动。(2)就业状态的不稳定性。流动农民工主要是在城镇的第三部门就业和流动就业。(3)不受地域和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与城镇体制内的职工相比，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流动往往不受户籍和身份档案关系的制约。本文以描述研究为主，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城市地位获得等方面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课题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间，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4个城市的2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109个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调查的个案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M.Weber)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自身地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个圆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首先表现在户籍身份歧视上。[案例1]男，30岁，未婚，四川省白沙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进城务工。问：实际上，他们还是看不起你们，对吗?答：其他的人对我们还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对你打工仔，对你这个农民哪，不是看成一样的人，是分成两样人，你是打工的始终是打工的，你是农民始终是农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还以下。[案例2]女，34岁，已婚，甘肃省泾川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进城打工。理发店女工。问：你觉得农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吗?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觉得你是农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视的。在社会群体的构成关系中，地缘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地域认同是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岁，已婚，陕西省咸阳市乾县薛录乡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开始外出务工。物业管理员。问：您在广东也呆过，现在又在苏州，您与当地人打交道多吗?答：唉!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广东人有一种排外的心理。为什么说他排外呢?因为很多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讲白话的优先，或者有的企业干脆就只要会讲白话的。这个条款就使很多外来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认为广东是有歧视的。现在正在推广普通话，您广东人学普通话学不会，反过来要其他人去适应你，这是没有办法的。[案例4]男，30岁，已婚，江苏省盐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军人。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已累计在外打工7年。问：上海您去过吗?答：去过，我去过一次。排外的。打个电话，明明一个市话，公用电话，我不知道，你就客气一点儿跟我说这个是市话，讲话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排斥反应强烈，而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排斥则没有太多的怨言。当然，这并不表明没有经济排斥，而是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农民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城镇劳动力“抢饭碗”，他们所从事的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城镇劳动力宁肯享受国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业，而农民工则更多从事着劳动力市场上那些不被人们看好的职业。三、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个人地位的变迁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关。个人出生以后的社会流动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会的因素。但是，现实社会中遗传性继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会性继承(socialheritage)。如果个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对于个人的社会位置来说更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高。如果个人的培育决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低。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受先赋性因素影响较少，在流动过程中，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决定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岁，江西省黎川县人，高中学历，某日资企业职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该企业工作已经8年，目前已经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工人晋升为人事主管。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一路晋升的过程?答：我刚进这个公司时作了3个月的清洗工，3个月以后，我被转去模具制造部门，负责6台工具的维修。当时内部招聘技术员是需要考试的，考试之前还要部门领导写联络书，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考试，所以就没有申请。考试那天，我看到许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拿着笔去考试，当时我正在干活，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着去考试了，结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内部考试要求笔试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对我的印象特别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也就因为为人好当选了。问：那您进了这个部门之后怎么样呢?答：进去了之后也同样很吃苦。在我来之前我的活是由两个男孩分担的，他们干了两年还只是技术员，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进去之后顶他们两个人的活，工作量特别大，当时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浃背，跟洗了澡一样，非常累。我一边维修设备，一边学着装卸材料，我又学会了开叉车，还考了驾驶证。我干活很卖力，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们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现，几个月以后，我被提升为班长，又在这儿干了1年。问：您被提升为班长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最大的收获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责任增大了。再有就是与同事和上级接触的机会多了，能让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优点和缺点。问：那您接下来又换了工作吗?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调去给国外的产品下订单，负责组织对外催货、联络，也负责班组沟通、质量检查。问：那个时候您的工作已经从工人走向管理岗位了吧，您满足吗?答：感觉很满足，但是心里想还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问：然后您成功了，是吗?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进入了公司的总写字楼，负责管理6个部门。问：您自己也说了，您的学历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来自农村，本身的条件并不好，到城市里发现我学的东西既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决心一定要学习，给自己充电，不断地向上爬。问：那您都进行了哪些充电活动呢?为什么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呢?答：我正在攻读“安全管理工程”专业的大专文凭，要两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没有大学文凭，要想往高处发展是不可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毕业生越来越多了，竞争也越来越强。现在公司员工的工伤意识越来越强烈，各个企业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控制、管理这方面，我拿了这个文凭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还考了驾照什么的，为以后做准备。这些课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还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课，有时候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还总是想坚持就是胜利，两年时间很快的。问：好，那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我们的访谈快要结束了，您还想说点什么呢?答：想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学习，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学习、读书是对人生以后的投资。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农民工后来的劣势，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农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样的，都是人，只不过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时候不是别人在歧视他，而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当年和我一起进厂的还有一个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还在最底层，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也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够取得成就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刚性的社会，个人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必定是阶层间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先赋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现代社会中，教育在个体地位获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向上流动的通行证。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农民工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向上流动。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比如在业余时间通过学习法律、外语等专业知识，获得大专或更高的文凭，实现向上流动。二是凭借个人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等个性品质，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艺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机会，比如结识上层人士，理顺“人脉”等。四是通过婚姻关系或者其他途径。但从总体来看，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得到城市社会认可的农民工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对于农民工未来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两个方面。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们把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流动称为逆向流动。白南生、何宇鹏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产生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9]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业，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几年工，然后回家继续务农，或者学门手艺回去办企业当老板。[案例6]周某，男，20岁，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茅庵乡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开始外出打工。问：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远留在城市里吗?答：不愿意。问：为什么?答：因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业的话，没有办法，可能你连怎样种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维持。如果是在农村，不管怎么样，至少还可以种点东西吃，有土地，自己种自己吃。[案例7]男，38岁，北方人(籍贯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现在张家港市长桥镇卖水果。访谈时在苏州火车站候车厅接人。问：那您是准备长期在外面吗?答：在我们北方有句话：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几年，还是会回去的，这里毕竟不是家乡。问：您没想过把户口落在这里吗?答：没有，我如果想办法可以把户口落下，是对我用处不大，家里的地也会被收回去，我觉得不划算。小孩也不上学，要户口意思不大。上述个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还是经历了很多风雨流动在城市就业多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回乡作为未来生活的选择。我们不禁产生一种疑问：既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回到家乡呢?我们认为，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造成他们社会流动的渠道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的单一化，而难以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乡就成为农民工重新获取社会地位，实现地位转移、赢得社会声望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五、结语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白南生、何宇鹏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透过农民工现象本身，凸显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和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之间的体制矛盾。我们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需要积极的政策干预，这不仅是现实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大计。为此，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1.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制度化。通过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从自发的“民工潮”，逐步发展到依靠老乡、朋友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再到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导，大致经过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几个阶段。无论是从单纯就业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整体城市融入的角度考虑，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制度化的重要举措。2.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取消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我们认为，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农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大、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实现乡村城镇化的例证也不计其数。从长远来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回流，恰恰佐证了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社会流动范文篇2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流动有两重涵义，一是垂直流动，二是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地位的上升和下降。人们地位的上升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它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任何社会如果能够让其中的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就有无限的活力。社会学将社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另一种是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比如，贵族等级制的社会就是流动率偏低的社会，因为贵族是世袭的，这样的制度阻碍着其他阶层人员的流入。目前，我国社会的流动率是比较高的。据测算，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的流动率与美国的代际流动率近似，在国际上属于流动率比较高的社会。这说明，目前我国社会是有相当活力的。

第二，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指社会地位变化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决定人们的地位为什么会上升和下降。比如，“奖勤罚懒”的原则就是对的，反之“奖懒罚勤”的原则就是错的。在这方面，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脑体倒挂”现象，结果引发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90年代以后，“脑体正挂”了，符合马克思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的原理，这就具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社会流动是有规律的，群体地位的变迁主要受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目前，我国处在产业升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急速变迁的时期。体现在社会流动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城市工业劳动力逐渐演变为以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销售、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为主。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流动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期，即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出现整体上升。当然，目前的整体上升主要发生在大城市里，一些沿海大城市出现了城市居民就业者中白领劳动者超过蓝领劳动者的现象。职业地位是人们的首要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普遍上升是非常积极的正向指标。

社会流动范文篇3

社会流动范文篇4

一、农村社区中礼品流动的形式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行动和语言都表示着不同的含义，礼物的流动更是淋漓尽致的反应了社会的复杂性。人们都说有着五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着“人情味”的社会，这种“人情味”在农村社区中表现的更为强烈。在农村里，礼物的交换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亲朋好友之间的礼物赠送

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亲戚莫过于父亲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所以这些人群的来往是最密切的，他们互赠礼品的频率也是最高的。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生日、喜事、丧事，都会“送礼”，且送的礼品在所有的礼品中是最好的。从家乡的情况而言，这类人群在给这一“中心家庭”送礼时都会比较。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家中有结婚、去世、考大学或盖房子这类比较隆重的事情时，两边的核心亲戚都会提前商量送出的现金额，父亲这边的所出金额在所有人中是最高的，也是高度统一的;母亲这边的稍微有些变化，至亲送的金额会稍少，但金额的多少会根据与母亲的血缘关系具体而分，多少不等。而一般的中、远房亲戚在这些重大的节日中也会无一例外的送出礼品或现金，数额根据彼此的亲疏程度有所不同。然而，这种“送礼”行为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严格按照双向的潜规则来运行，只要是对方此次送礼了，在适当的时候必定会“还礼”，如果“还礼”是现金，金额会等于或稍大于对方。这条规则在农村社区中是被严格执行的，除非是想切断与对方的联系，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对方下次将不会再“出礼”，而是让曾经的关系破裂。

(二)村民(左邻右舍)之间的礼品赠送

农村社区中除了亲戚这一稳定的社会关系外，村民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相对而言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与亲戚所不同的是，村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是不会互赠礼品的，因为在农村社区逢年过节互赠礼品代表着两层含义，一种是有着较为深厚的血缘关系，一种是彼此是关系很密切的朋友。一旦双方有一次较为完善的互赠礼品形式，这种关系将会被固定并在来年延续，所以，普通的村民之间是不会随意在逢年过节时互赠礼品的。

通常，村民只在他们家庭发生重大的事件时才会出相应的“礼”，这其中包括一般的礼品和少量的现金，现金一般在50元以内，且视这个家庭是否办酒席为标准确定送出现金或一般性礼物以及送出金额的多少。村民之间的礼品也是互换的，且更偏重于“还礼”的性质，所以，“还礼”时数量和金额基本与“送礼”时保持一致，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有小幅度的上升。

(三)其他类型的礼品赠送

除了上述两种礼品赠送的形式外，在农村社区还存在着一种范围较小的但存在性也较为普遍的一种礼品交换形式，人类学家阎云翔将其称之为“工具性礼物”。这是一种较为短暂而又不太稳定的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当人们有需求的时候才会运用这种方式进行求助。由于彼此之间的权力、地位及掌握的资源的不对等性，这种类型的礼品赠送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一般只有“送礼”而没有所谓的“回礼”，但是人们对此的态度是认同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礼品送得好，他们的需求也会得到相应的满足，这实际上是礼品互赠的异化形式。在此过程中，礼品充当的实际上是一种准商品的角色，无形之中它们遵循的也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这种礼品的流动一般存在于村庄之外，因此在此过程中有较少的“人情”的压力。但是，选送何种礼品，采用何种形式送出礼品，在何种时机时送出礼品却成了一门艺术，需要村民们仔细地斟酌，这是决定交换成败与否的关键。

二、礼物流通背后的社会意义

毋庸置疑，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品互赠是严格按照彼此的亲疏关系而定的，其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一种反应，而且彼此的关系是对等的。他们之间的礼品互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护原有的关系网络，即中国人类学者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的“表达性的礼物”，它是以交换本身为目的的，反应了送礼人和受理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相对而言，这种由礼品的互换反应的社会关系网是比较稳定的，一般不会轻易地破裂，但偶尔因为地域和代际的关系会逐渐疏远直至解除这种亲疏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接触都是随着礼品互换的中断而中断的。

在村民之间发生的礼品互换基本也是纯粹的以交换本身为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村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但与亲友间礼品流动有所不同的是，村民之间的礼品互换有时是该户在村落中地位和权威的象征，经济条件较好或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会在“出礼”时比其他人稍多。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账本用来记录每年他们在“收礼”时所得金额，且要详细地标明有哪些人送了礼，送了多少礼。同时，这种常见的礼品流动对于加强村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利于村民之间的互相团结。在各家各户需要帮助和遇到困难时，村民都会尽自己所能互帮互助。在这里。没有浓重的商业氛围，包围着村庄的是一种浓厚的人情味和私人伦理关系。但是，“人情”往往也会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村民对礼品的流动本身较为关注，稍有不慎则会在无意间破坏这种关系。

而工具性的礼物赠送则少了相应的人情意味和相应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维护，它更多的是通过频繁的礼物交换来扩张自己的人脉关系，具有更大的建构性和创造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农村社区也逐渐与城市社区接轨，由于资源、制度等的限制，工具性的礼品流动所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三、总结

社会流动范文篇5

近年来，我乡党委、政府根据实际，把社会稳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政法综治、信访稳定工作多次荣获县先进，并获得了省、市一致好评。为进一步维护好我乡和谐平安态势，乡党委、政府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等村强力推进“十无”创建活动，精心打造乡治安巡防大队，现就该两项工作简单江报如下：

一、以村为典型开展“十无”创建活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强化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强力推进“十无”创建活动

组织领导是“十无”创建活动的关键，宣传舆论是活动广泛开展的助推器，为提高全乡党员干部主动参与“十无”和谐平安创建活动的积极性，确保活动取得实效。一是成立组织领导机构。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创建“十无”和谐平安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创建活动日常工作的开展，各村也成立相应组织机构负责创建活动的具体落实。二是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

综治办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实施方案，精心安排部署活动创建内容。4月下旬召开各村干部会，进行活动动员。同时充分利用有线电视、无线广播、板报、标语等进行大力宣传。村还创新宣传方式，发挥村文艺队的工作优势，下组入户，以丰富形象的文艺节目为载体进行宣传广泛。

2、健全工作制度，细化创建内容，确保“十无”创建取得实效

管理机制到位，是平安和谐创建的基础。只有不断细化创建内容，健全工作制度，才能使“十无”创建活动成绩显著。一是实施各村党支部书记“一把手”负责制，成立17个和谐平安联创小组，以“三长”为龙头，党员、村民代表、群众贴心人、老协会员为骨干，组建治安联防队和矛盾纠纷调解队，广泛构建村抓组、组管户，人人齐参与的良好创建格局。二是各村建立平安和谐创建家庭档案，由各村“十无”创建领导小组对本村家庭基本情况、矛盾纠纷隐患等方面进行摸底，建立基本信息档案。三是各村成立贴心人警务室，组织贴心民警下户维稳，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保障。四是加强重点人员的管理，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吸毒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邪教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重点对象进行登记造册存档，落实专人跟踪服务和监管，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村还在原有“十无”创建内容的基础上，再细化增加无乱砍滥伐、无森林火灾、无计划外生育、无家庭纠纷、无滥占耕地、无破坏公共设施、无破坏环境卫生、无损害花草树木、无儿童缀学、无聚众酗酒等十项内容，组成“二十无”平安和谐创建，并将创建内容汇编成册，下发到各家各户，形成了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局面。

通过“十无”创建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净化了社会风气，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创新工作举措，突出活动亮点，精心打造“十无”创建品牌

和谐平安创建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是基层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抓好“十无”和谐平安创建工作的同时，注重开展特色活动，结合村级各项主题活动，精心打造工作亮点。

一是积极开展星级评选活动。各村和谐平安联创小组以“五好小组”“十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项目评定内容，对辖区农户进行星级评定，并量化评分细则，一个季度评定一次，每半年召开一次总结大会，使之成为“十无”平安和谐创建的长效机制。村还将每个组的总分设为120分，针对上访事件的评定，依据上访级别分乡级5分、县级10分、市级20分、省级40分、京访60分五个扣分档次，本季度不够扣类推至下季度续扣，扣完总分为止。评为先进村组的“三长”、党员可优先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后进的特别是发生上访事件的村组，通过各村有线电视站和广播进行通报批评，以示鞭策。

二是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广泛开展党群共创“十无”平安和谐村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群众贴心人的先进模范作用，积极参与农村事务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村则充分发挥“九支队伍”（党小组长、村民组长、妇女组长、党团员、村民代表、群众贴心人、老干部、老协会员及其他社会骨干力量）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走村串户，使“十无”平安和谐创建落到了实处。

三是各村充分发挥便民服务点等组织机构的特殊作用，为“十无”平安创建活动增添色彩。在便民服务点开通综治调解窗口，以便民服务点为平台，统一协调办理有利于“十无”平安和谐创建的事务。

村还将创建活动与妇女之家创建活动相结合，发挥妇女贴心人作用，建立和谐平安家庭台帐。平安和谐台帐由各村民组妇女贴心人填写，每季度对各村对所有家庭进行谐稳定排查登记，填写每户家庭成员遵纪守法表现、进行和谐稳定情况排查登记，记录排查时间，排查出的问题及处理结果；每份台帐必须由村委会主任签字。内容包括具体内容为每个家庭所有成员在村级封山育林、森林防火、社会治安、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环境卫生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树立文明新风等十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二、创建治安巡防模式，助力社会平安稳定

为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达到提升公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我乡在原有治安巡防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治安巡防队的组建和管理力度，创建新的组建模式，成立了乡治安巡防大队。

新组建的治安巡防大队共有队员22名，队员平均年龄30岁，有党员20名，大学文化8人，高中以上文化19人，退伍军人8人，年龄、文化层次和个人素质结构合理。巡防队员由村党支部、村委会推荐人选、乡财政保障后勤、派出所归口管理，采取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与村贴心人警务工作室有机结合起来开展工作。巡防队员具有双重职责，既是巡防员又是村贴心人警务工作室日常工作人员，将中心工作与日常工作相结合，主要承担村贴心人警务工作室五项工作和完善村贴心人警务工作室三大台档，充分发挥综治力量的效能。

社会流动范文篇6

关键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其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但反之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那么户口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些作用是否还能归属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

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

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变迁的效应又怎样？对这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

1理论和假设

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其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而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

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spatialhierarchy）现象。户籍制度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现。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

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农村，要么就只来自于城市，忽视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

吴晓刚和特雷曼（D.J.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则明显地减少了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的机会。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的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以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造成有偏向的结论。吴晓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的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的等级差别现象。

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ChengTiejunM.Selden）提出的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制"现象，其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来的一般结论，并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着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多，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着差距。

假设2：中国社会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虽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流动。尽管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因素很复杂，但户口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影响较为突出，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着的影响。越是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

2结论与讨论

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1提出的中国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制现象。在党员身份获得上，虽然个人户口级别影响不显着，性别影响较显着；不过，个人户口性质和户口辖地却有着非常显着的影响，表明政治资源获得方面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户口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证明户口在收入差别中的作用较大，也证明收入存在户口等级差别现象，即户口级别较高，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越大。个人职业阶层与户口因素的回归结果证明，户口级别与职业阶层地位之间有着较显着的正相关，即户口级别越高，进入高层职业的概率越大，相反，户口级别越低，进入低层职业的可能性越大。

社会分层的户口等级制和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的存在，反映了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也反映了户口仍然是获得重要资源的依据，以及户籍制度安排构成相对封闭的阶层结构。城乡差别和户口等级差别的社会分层特点，与户籍制度的关联主要在于城乡户口身份的难转换性和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这两种机制将由行政化资源配置体制所造成的城市和区域差别转为社会性的差别，体现为不同户口身份上粘附着有差别的价值。

在户口与社会流动关系方面，假设2中提出的个人和家庭户口因素对个人职业和地位流动性及晋升机会获得有着结构性影响被证实。例如，城镇户口、较高户口级别以及父亲户口迁移经历等因素对增加个人上升流动机会有积极的作用。市场转型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也使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农业户口和小城镇户口的职业及单位流动性提高，但地位晋升机会获得仍受到户口限制，由此出现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的高社会流动性。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正式迁移户口，还是不迁户口的流动，都是户籍制度开放性的表征，都对社会流动和个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户口为切入点的实证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以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经验事实。从这一视角和经验事实出发，我们会看到，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虽经历了变迁和转型，但户籍制度安排所型构的基本格局在该制度未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城乡分割和城市等级制并存的状况。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发生了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取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凭据，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整合。由此说明，在一些基础性社会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分层与流动机制不会有质的变迁。或许正因为如此，社会上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

此外，实证研究的发现推进了我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认识，以往人们一般认为，只要剥离粘附在户口之上的差别分配原则，便可把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彻底分离开来。然而这一认识忽略了为什么差别原则能够粘附到户口之上？我们又怎么能剥离这些原则呢？如果可以剥离原先的差别原则，我们又怎能保证新的差别原则不会再粘附上去呢？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户籍制度与社会差别的联系，必须从制度变迁本身着手，而不能回避制度本身的变革。既然户籍制度具有较强的粘附性，且为社会差别的生成机制，那么改革就要去消除其粘附性。而粘附性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城乡户口的难转换性和户口的难迁移性，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取消城乡户口身份划分和户口迁移的行政限制，实行一元化的公民身份制，以及公民自由迁徙和选择居住地的法律制度。当然，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的制度改革，并不一定立即解决社会差别与发展问题，但是，制度至少为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轨道，如果制度轨道本身偏离了目标方向，那么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社会流动范文篇7

社会救助是指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以市场机制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3]社会救助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困难户救济和“五保户”救济、灾害救济以及其他救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保障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存在着两种独立体系，即“二元社会结构”①，因而造成了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不仅在工作选择、子女教育方面，而且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收入和支出保障方面都享受不到城镇职工应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触目惊心。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入手，拆掉构成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完善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实施。而尽快建立针对流动人口遇到特殊困难情况下的紧急社会救助制度，应该是目前最迫切，也最为可行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建设。

首先，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由家乡来到城市，收入低、保障弱，脱离了地缘、亲缘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城市时刻面临着找不到工作、失业、财务丢失、伤病等风险，有时候还成为偷盗、诈骗、抢夺、伤害等不法侵害的对象；而且其中不少特殊群体面临的风险更大，处境更为艰难，包括部分妇女、儿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员、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呆傻智障人员、走失人员、上访人员、拾荒人员等等。这些人几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各种困境和威胁，很容易陷入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境地。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能够使其人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权益得到一定保障，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人文环境的优化。

其次，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效益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意义重大。这种救助是在受助者最为难的时候雪中送炭，施以援手，在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中具有十分鲜明的兜底性特征。这种救助不但能够维护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而且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缓和城乡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减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负面影响，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消除和化解部分社会矛盾，因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相当多困难群众难以获得有效救助，困难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引发和加剧社会冲突，甚至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我国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我国政府中的民政部门是开展社会救助的主要力量。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自同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时废止了1982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这是一项针对城市流动人口而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全国原有832个收容遣送站全部完成转制，北京、湖南等省市新设立了救助管理站，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救助管理站909个。据统计，从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11月30日，全国共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670404人。[4]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在法规制度、机构设施、经费渠道等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完善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他制度安排相比，完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低、基础好、易操作、效益高、现实作用明显，因此，目前我国应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二、现行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的进步与局限

我国现行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是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办法较建国以来不同时期多次颁布的救助管理办法有明显的进步，即由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变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由过去的权力政府，强调控制、管理，转变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第一，救助管理制度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流浪乞讨人员，认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了暂时困难，而不是他们的本性有问题，不再把流动人口作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来看待。第二，在对对象看法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工作方法也由管理转变为服务，即帮助生活无着者度过困难，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而不是管制，救助机构不再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第三，该制度给予流浪乞讨者向救助站求助的自由，规定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从而把受助者的选择置于重要地位，这体现了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理念和对人的尊重。第四，该制度反映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从经费保障到提供服务，政府基本承担了全部责任。该制度还通过对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行为准则的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救助站的责任义务，使被救助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得到保障。体现了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是政府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个人责任观，这符合现代社会救助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但《救助管理办法》的形成时间较短，受到原有体制等方面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理念和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该制度延续了城市和乡村分别对待的路径，明确指出救助对象仅为“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虽然以城市中居多，但农村里也存在，如此规定未能公平对待所有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第二，救助条件难以把握，没有把生活无着的人员列入救助对象，而是规定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对什么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没有明确“流浪”和“乞讨”应该是二者兼备还是只具其一，受助人员的范围依然模糊。按照民政部《实施细则》规定，救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自身无力解决食宿；(2)无亲友投靠；(3)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农村“五保”供养；(4)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现实中，真正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人员比例很小。因此，从工作实际出发，如何合理界定救助对象，做到“应该救助的得到救助，不应该救助的不予救助”还有待研究。

第三，对流浪乞讨人员中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和管理教育工作有待加强。大多数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常年脱离家庭在外流浪，历经曲折，他们的生存环境也使他们养成了一些不良行为习惯，造成心理健康状态不佳。为促使他们以健康的心态回到社会，需要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这方面应是今后我国着力加强的工作之一。

第四，《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对受助人员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救助站应当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省内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但在实际工作中，虽然有关部门制定下发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但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等原因，还有一些受助人员家属和部分流出地省市对于此项工作比较消极，跨省联系接送难度较大，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第五，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延续了收容遣送制度将救助人员送返原籍，由户籍所在地政府安置的思路。这是受目前形势所限而作出的选择，因此这项制度强调政府、家庭和社会三者责任有机结合，特别是流出地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才能保证这项制度有效实施。然而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多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他们负责解决返家受助人员的生产生活困难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有一定困难，这使得一些弱势群体的权益无法得到十分有效的保障。如何建立起全国有效的救助网络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强调返回原籍使救助管理站倾向于提供其返回原籍的乘车凭证，限制了受助人员离开救助管理站后的去向。

此外，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新的替代性的社会治安管理手段没有跟上，致使职业乞讨等现象大量增加，这也是各级政府十分关注但又难以很好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城市管理手段才能解决。

三、对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应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全面指导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有效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对现行的救助管理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充分发挥救助管理制度在维护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权益，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应有的作用。

第一，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调整和转变观念。要转变对穷人的看法和态度，不能简单地把穷人的贫穷归结为个人原因，也不能把救助穷人单纯地看作是增加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而应看作是政府和社会的应尽之责，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客观需要。协调利益关系与缓解社会矛盾，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是弱势群体有权利获得社会支持与政府有责任制定有关保护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依据。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救助与慈善等同起来，提倡人道主义，这与我国传统中儒家仁义学说、佛教的慈悲观念和因果报应说以及民间的道教思想一脉相承，很容易推广和被接受。但现代社会的社会救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仅仅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慈善虽然是一种善心、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为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所以很难承担起救苦救难的责任。现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则应强调是一种固定的、经常性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

人道主义的救助完全出于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但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救助者需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完全依靠其内在的道德、情感因素和主观意愿实施救助，不具有强制性，因而救助行为具有主观性，财物的来源没有保证，无法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救助多为个人行为，缺乏有效、充足的财力保障，救助者即使愿意提供救助，也要受到自身财力、能力的限制，无法持久、经常、固定地提供救助。三是即使救助者具有救助意愿和救助能力，也会因主观因素对被救助者进行选择，无法保障遇到困难的人都得到救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四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不平等，救助者没有救助的义务，救助行为显得高尚，而被救助者是被怜悯、可怜、同情和施舍的对象，得到恩惠，因而有可能使救助带有一定条件。

现代社会救助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强调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穷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其收入低于贫困线，就有权利申请救助，或者说，个人需要时，接受社会救助是一种法定权利。建设面向和谐社会的社会救助体系，必须实现主导观念从人道到人权的转变，建立客观、系统的现代救助制度，使流动人口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第二，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权益。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应适时进一步完善《救助管理办法》，使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扩大救助覆盖面，将虽没有流浪乞讨行为，但因各种原因已经处于生活无着境地的流动人口都列入救助对象，积极予以救助；要尽快建立省际受助人员接送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员接送的程序和规范，健全管理制度。

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化参与机制；要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宗教组织和广大市民通过义工服务、捐款捐物、告知引导和直接救助等多渠道、多形式参与救助工作。要呼吁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支持、参与救助事业，建立有效而又稳妥的社会化参与机制。

民政部门要从特殊困难群体的特殊需求出发，逐步探索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方式，丰富救助内容，实施人性化的救助。除日常救助外，要针对不同类型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进行必要的物质帮助，特别是积极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争取逐步做到“分类救助，按需施救”。要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人性化、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另外，还应研究制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助人员实施救助管理的具体政策规定。要针对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智障人员、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制定保护性、约束性的救助服务、治疗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工作标准和工作措施，推动工作的规范化，体现社会的温暖。同时要强调建立流动人口的危重病人救治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制定工作程序，疏通经费渠道。

第三，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逐步解决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问题。从源头上，各地必须切实负起责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同时，加大扶贫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引导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城市，应当逐步给予符合相关条件的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他们在城市就业的门槛；而当他们失业或陷于生活无着时，纳入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范围。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医疗、工伤、教育、养老保险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各种制度的有效衔接，建立起公正、积极、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最根本之道，则在于加快社会结构的转型，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通过完善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政策，普及国民待遇原则，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带来了社会群体间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全面兼顾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整体，致使一些社会群体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享受了更少的改革利益，承受了更大的改革风险，这部分群体即所谓的“弱势群体”。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将弱势群体界定为“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1]而数量达到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10％的流动人口大部分属于弱势群体。[2]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欠缺显然有悖于社会的和谐，因而，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看，社会救助管理制度建设一般是先行的，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探讨流动人口中弱势者(以下简称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

社会流动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支持；流动儿童；学前教育

1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开始出现大量流动儿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公民计划编著的《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指出，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1]学前儿童心智发展还不成熟，需要社会关注他们。对于学前流动儿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他们受教育的问题，但要解决好众多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与社会力量携手合作。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探究影响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社会支持因素现状，在此基础上探寻改善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策略和建议。

2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支持的现状与分析

2.1政府支持系统。学前流动儿童能否全部享受幼儿园早期教育、能否享受有质量和高水平的幼儿园早期教育需要国家的支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但到目前为止，外来务工人员0～6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仍没有专门的政策。政府要从制定针对学前流动儿童特点的政策和形成社会舆论去解决3～6岁学前流动儿童“入园难”和“入园贵”的问题，保障学前流动儿童能够接受与城市幼儿质量相同的公平教育。2.1.1上海市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上海拥有数量庞大的学前流动儿童。为了解决学前流动儿童的入园问题，2008年，上海市教委、市农委、市人事局共同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管理，促进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满足农民工同住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要。目前，上海开办了大量民办三级幼儿园和看护点，招收的学前流动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此后，上海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中，提出了“逐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需求”的发展目标。然而，上海流动儿童入小学因梯队赋权制度，不少适龄儿童因达不到要求需要超龄留在大班，不能顺利升学。2.1.2北京市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北京市也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和《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将外来务工人员学前教育机构纳入教育行政管理体系。2014年7月底，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对非京籍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的改革。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出台让家长看到了希望，也增加了学前流动儿童入园接受教育的机会。2.2群体支持系统。群体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主体之一且不受政府组织或指导。目前，群体支持系统对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幼儿园和民间力量组织的非正规群体。2.2.1幼儿园。目前，帮助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群体支持力量主要还是依靠幼儿园，但幼儿园的数量和条件还不能满足所有适龄幼儿入园。首先，公办园报名名额稀缺，会优先照顾本系统、本地区的孩子。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幼儿需要父母的《上海市居住证》，还需要七证和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公办幼儿园打分表，但录取与否还需要视名额和打分情况而定。这就意味着在层层筛选后，学前流动儿童还是上不了公办幼儿园。其次，民办幼儿园是家长的第二选择。但是我国民办园还存在硬件设施条件差、师资队伍质量不均衡、营利现象突出等问题。也有少数有大量资金投入和能保障硬件条件及师资力量的民办幼儿园，但是其收费之高，不是外来务工人员所能承受的。2.2.2非正规学前教育。除了幼儿园，在解决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的问题上，民间也有不少力量自发组织为促进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北师大张燕的四环小组由大学生和研究生担当志愿者组织孩子们的教育和游戏活动，以非正规形式为农民工提供育儿支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了解决学前流动儿童无早教的状况，在云南省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开始了“公益幼儿园”的有益尝试。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投资100万元建立流动儿童“爱心幼儿园”，这是青岛第一所专门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爱心幼儿园”并且按照市级示范标准建设，同时幼儿园的保教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补贴。[3]2.3个体支持系统学前流动儿童的个体支持系统主要依靠其家庭，父母的学历水平和对学前流动儿童所提供的情感支持、经济支持都是影响其教育的重要因素。2.3.1父母自身学历水平。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父母学历大多低于本地儿童父母。[4]而学历在深圳、上海等地入户是可以加分的，《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中明确提出了流动人口想申领《浙江省居住证》，除要有稳定工作、无犯罪记录等条件外，还必须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2.3.2情感支持。学前儿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幼儿时期的孩子正处于依恋父母、需要情感陪伴的阶段。但是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大部分工作忙碌，没有时间与幼儿进行亲情上的情感交流。大部分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只是在下班回家后与幼儿进行日常的谈话，对于和幼儿一起玩亲子游戏、讲睡前故事等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就更少了。2.3.3经济支持。据调查，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较为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的收入一般较低，有70%的调查对象月工资在500～2000元之间。[5]良好的经济支持是帮助幼儿接受教育的前提之一，有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可能无法承担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对于购买学习材料、电子产品以及报名兴趣班更是无力承担。

3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社会支持的启示

3.1政府支持系统。3.1.1加强学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执行力度。目前，学前流动儿童仍以就读民办幼儿园为主。政府虽然下达了许多重要文件帮助学前流动儿童接受教育，但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强，具有特殊性，政府需要考虑其特点，根据本地流动人口的特点制定政策，帮助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够在适当的年龄接受适当的教育。对于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学前流动儿童未来将是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只有增加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和帮助他们接受教育，才能换来未来城市更加美好的发展。3.1.2政府协调各部门促进学前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司法、妇联、教育、文化、公安、民政等,这些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行为协调尤为重要。[6]政府部门可联合各部门加强对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管理，将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纳入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内容，自上而下地颁布政策。在经济上，对流动人口经济有困难的,可以适当补贴；在环境上，做好流动人口登记，整治流动人口密集区和学前流动儿童所在幼儿园的周边环境，给幼儿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在情感上，构建学前流动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和保护体系，利用闲置的屋舍开办公共图书馆、幼儿托管所或建造公共体育设施，减轻家长的负担。3.2群体支持系统。对于学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首先，幼儿园应该主动站出来，一方面，适当降低幼儿入园门槛，保证学前流动儿童能够与城市幼儿享受平等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幼儿园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开展育儿知识的讲座和定期开展家访，让幼儿园更好地了解幼儿，能够方便幼儿教师有针对性地对幼儿开展教育活动，也能密切联系家长，方便与家长沟通幼儿的成长问题。其次，相关学者需要关注到这一群幼儿，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除了要丰富相关理论外，还要切实走进流动人口群体，真实了解学前流动儿童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与幼儿建立心与心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地做教育，为幼儿的明天谋发展。3.3个体支持系统。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也是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家长需要对幼儿的教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家长首先应该建立教育的责任心，要意识到教育孩子是父母的事情，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应当与幼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平常多陪伴幼儿，了解幼儿的健康状况、学习状况和内心的想法，与幼儿园、社区多沟通，了解幼儿的发展情况，与幼儿园老师建立密切的联系，不断学习教育知识；同时改善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应该尽量采用鼓励、温和、肯定的态度对待幼儿，不要体罚和打骂幼儿，掌握正确的教养方式，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这样幼儿才能更好地感受父母的关心和爱心，更加健康地成长。

参考文献

[1]杨东平.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张英.国内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相关政策的启示[J].课程教育研究,2014(12):222-223.

[3]杜智鑫.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公益幼儿园”尝试[J].社会与公益,2013(6):70.

[4]上海市卢湾区妇女儿童委员会办公室.让每一个学前儿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上海市卢湾区0-6岁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的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03(10):29-32.

[5]庄甜甜,王奕君.上海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现状与改进[J].学前教育研究,2010(3):24-27.

社会流动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是关于苏北滨海县农民社会流动的个案研究，在问卷调查和大量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心理论假设，即苏北滨海县农民在不断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获得又反过来支配他们更理性的流动。

一、研究背景:区域农民社会流动的视阈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迅速增多。苏北滨海县农民也大规模的向苏南等地涌人，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民不同的是，滨海县农民一直就有向外流动的传统。经过多年的社会流动，今天的滨海县农民已发生巨大变化，很多人通过多年打拼在扩展经济资本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社会资本。

近年来，江苏省政府开始将部分重点工业向苏北转移，由此带动了苏北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苏北地方政府也积极拓宽渠道吸纳资金、技术，不仅向大企业招商引资，还经常邀请本土流出在外的“流动精英”回乡参观，并通过大众传媒召唤在外流动农民回乡参与建设。地方政府此项举措主要考虑的是在外流动农民经过十至二十年的发展，不仅拥有较高的技术，而且在思维观念、心理状态、社会视野等方面也更趋向现代性，这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所需成熟的劳动力和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具有双重的现实意义。流动农民出于对扩展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的召唤，近年来出现的“乡土回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个案材料的选取与简单统计

由于流动人数较多，取得总体流动农民名单非常困难，因此，本文调查无法进行概率抽样，而是采取了配额抽样方法。具体做法是在滨海县委办公室帮助下抽取了振东、东坎两乡镇130人，其中被视为“流动精英”的21人，“普通流动者”109人，构成本次调查的样本。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从年龄结构看，21到40岁的居多，其中21——30岁的占29.2%,31——40岁的占30.8%,41——50岁的占20.8%;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的占47.7%，初中占35.4%，初中以上的仅占16.9%;从收人水平看，流动农民收人都相对较高，仅月收人2500元以上的就占21.6%;从职业身份来看，受雇者占了56.9%，经营者占43.1%。结合访谈资料，对上述数据做以下补充说明:滨海县流动农民从其职业身份可以将他们分为受雇者和经营者两类。受雇者主要在乡镇企业务工，从事服装纺织、电子制造等，其中以女性居多，从年龄上看也以21——30岁的青年人居多，他们的文化程度也较高，收人与经营者比相对较少，多数在13002300元之间;经营者主要从事运输、承包工程、承包菜市场等，收人多在2500元以上，部分人月收人达到4000元以上，这类群体以男性居多。“流动精英”主要在这部分人群中，很多“流动精英”已经积聚了几百万的资产，但他们的文化程度则比较低，多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年龄多数在40——50岁之间。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时间较早，利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苏南等地大力发展经济的机会承包工地建筑等业务，回乡雇用农民赚取了第一桶金，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也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培育了敏锐的市场意识。

三、理论假设的提出与检验

(一)理论假设的提出:理性流动与现代性自觉。基于对苏北滨海县农民二十年来社会流动状况变迁的考察，本文提出一个中心假设:滨海农民在内在经济冲动力的驱动下不断外出流动，在流动过程中现代性越来越被强化，现代性的获得又使他们更加理性的流动。为进一步研究滨海县农民社会流动与现代性获得之间的关系，本项研究提出两条具体的作用机制假设:一是时间效应假设。这条假设主要是基于对苏北滨海县农民通过二十年的社会流动对自我身份判断、自我现状感知、自我归属感等方面维度的考察。鉴于苏北滨海县农民较长的流动历史和持续不断的流动现状，本文提出的假设是苏北滨海县农民已经认同外出流动，并且把这种行为内化为自身的生存模式和行为习惯，在流动过程中，去“乡土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传统越来越弱化，现代性逐步增强。二是空间效应假设。这条假设主要是基于对苏北滨海县农民自觉了的现代性反过来又支配他们更加理性流动的考察。主要是对滨海县农民流动行为、动因、流人地认同以及出现的“乡土回流”等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假设的检验:时间与空间效应检验

1.时间效应假设检验。本假设意在探析农民社会流动对他们自身获得现代性的影响，借用英克尔斯关于个体现代性的测量指标的一部分，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测评:第一，接受新经验。此次调查中在回答“假如有一种新技术能改进您的工作，您会对此采取何种态度”一问时，“乐于接受”的有82人，占63.1%，有26人选择“等别人用了再说”，占20%，只有11人选择“稳妥一点，还是用老方法”，占8.5%。从以上的数据中，至少可以获知两个事实:在接受新经验这一点上，过半数人的回答是趋向现代的;8.5%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这种结果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被访者以前根本没有考虑过类似问题，二是他根本无法确定其态度。第二，教育期望。英克尔斯认为，所要求的教育年数越高，就越具现代性。在测量教育期望时，引用了英克尔斯设计的题目，只在答案上稍稍变动了一下，将年数改成不同文化程度。“如果能免费接受教育，您觉得您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有2.1%的人选“初中或以下”，有12.3%的人选“高中”，有15.9%的人选“本科”，有48.8%的人选“本科以上”，换句话说超过一半的人在这方面更趋于现代性。第三，个人效能感。英克尔斯认为个人效能感是现代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体现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以及对自己的行为应负责任感，而较传统的人常常持宿命态度，觉得事情的结果主要依赖于外在的力量。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7.5%的人很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选择了“个人的勤奋工作和能力”作为个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第四，时间性。英克尔斯认为更现代的人会有更强烈的时间感，会更守时。调查中，我们曾向被调查对象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朋友说他(她)将要来看您，但却没有按时来，您认为他(她)晚来多长时间便算是迟到”。调查显示，只有82个人说“迟到一分钟，也算迟到”，占总数的63.1%,19.6%的人认为迟到十分钟或半小时才算迟到，其他的人认为时间长短无所谓，这组数据说明滨海县流动农民时间性观念已经逐步增强。第五，生育观念。生育是流动农民生活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已经超出了生育保持代际延续本身的意义。生育观念可以从生育态度、生育偏好、数量期望、质量期望、生育孩次间隔期望五个方面考察。本文主要从农民对生育子女性别期望和数量期望两方面来测评。在数量期望上，有61.4%的农民回答“一个”，37.3%回答“二个”，要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的人很少。在性别偏好上，有48.9%选择了“男孩”，有5.3%回答“女孩”，选择“男孩女孩都一样”的占到45.8%。英克尔斯认为现代的人会提倡少生优生，结果显示，多数农民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生男生女一样的观念得到了认同，但仍然有将近50%的农民有着生男的性别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使农民完全接受现代生育观念仍然需要一段过程。第六，接触大众传媒。英克尔斯认为，现代人应更经常地接触大众传媒，如报纸、电视等。在问及被访者是否经常看报时，回答每天都看占总数的21．6％，25．2％的人说他们一周看几次，53．2％的人说他很少或不看报纸。但在问及是否每天看电视时，则有60．7％的人说基本每天都看，29．2％说基本每周看几次，说不看电视的人很少。问及所看内容时，88．9％的人认为“涉及自身的事”是他们最关心的事，“身边和周围的事”是他们其次关心的事，至于“国内外大事”排在了第三，其他“体育信息、娱乐新闻”在流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关注的份额就更小了。这说明大多数流动农民在接受信息时，更注意信息的有用性，同时也不再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与自己无关。2．空间效应假设检验。本假设意在探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现代性又是怎样影响他们自身的流动行为，本文采用以下四个指标进行测量：第一，职业期望。职业观念是农民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直接相关；农民实际上对职业的选择范围有限，尤其是对有助于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职业变动。当问到“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您希望能够做什么”的问题时，有30．2％选择了“读书上大学”；有26．3％选择“经商”；24．9％的人回答“去城市自己找事做”；14．9％的人选择“到企业去打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滨海县流动农民已经不再局限于土地，而是希望走出土地去选择职业。他们已具备一定的职业观念，并敢于挑战高风险性的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进取观念。滨海县农民的社会流动冲击着这种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保守观念。当问到对“富贵贫贱是命中注定”的看法时，81．2％的农民表示“很不赞同”和“比较不赞同”，对于“知识改变命运”，91．2％的农民选择了“很同意”和“比较同意”。通过上面正反两种提问发现，滨海县农民对命运能够比较理性的看待，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具备一定的进取意识，他们相信自己对命运的把握，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从社会化角度而言，当前滨海县农民在流动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现代性倾向，注重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第三，相对剥夺感。这个指标主要测量流动农民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对流人地的认同感和对社会政策的公平性等。

社会流动范文篇10

一、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存在的客观事实

社会保险，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在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通过立法手段，运用社会力量，给予劳动者一定程度的补偿，使之能继续享有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立法推行，参加者定期缴纳保险费，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风险分担、和衷共济的特点。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客观事实。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保险项目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是不同项目的保险还包括多种类型，如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是不同地区计算社会保险待遇的多样性，如基本养老保险计算退休待遇时，使用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多样性，又比如医疗保险存在住院结算起付标准的不同和报销比例的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险的建立和完善，基本实现了现阶段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底线需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助、伤有所扶、困有所帮。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现阶段的多元社会保险模式，依然是以发挥保障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实现目标，具有典型的“兜底线、广覆盖、建机制”特点。正是基于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社会保险模式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总是受制于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的限制。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阶段的过渡选择。现行社会保险模式，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建立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保障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受城乡二元社会模式、机关事业企业组织模式、国有外资合资私营企业多元样式、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等影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伊始，就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基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现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创新是围绕适应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改变过去单一层次的国家层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各省市积极着手建立以企业自愿为原则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鼓励建立企业年金，鼓励个人自愿为原则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

二、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价值考量

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才流动整体呈现“高走”和“东南飞”的大趋势，一是农村流向城市，县城流向地市，地市流向省会，省会流向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二是大的风向就是“西北风”，人才向东向南集聚。当然，吸引人才“高走”和“东南飞”的首要因素绝非是当地的社会保险及其体现的价值。但是，在人才的回流过程中，作为人才的个体自然会掂量，以东南相对发达地区为基准参照物，与中西部老家所在城市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此时，两地之间差异化的社会保险便成为考量因素之一，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金水平有差异，保障程度有差别，天平再一次倾斜，心理上的落差和实际的差距，客观成为影响人才回流的一种阻碍。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社会保险模式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明显。同一地区内人才在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社会保险的价值考量和权重对比，就现阶段而言，具有相对较高比重。以人才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为例，倘若是从企业流向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较少考虑社会保险问题；如若是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向企业，对于个人而言，考虑社会保险问题较多，养老保险方面，企业是否有企业年金；医疗保险方面，是否有补充医疗保险。出现此类情况，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实施了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且存在价值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年龄结构的人才流动影响不同。对社会保险因素重视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龄层次越轻的人才没有家庭负担或相对较轻，而且有更多的职业晋升和向上发展机会，在职业流动时更多倾向于选择薪酬水平高、岗位锻炼多、晋升机会大，而较少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年龄较大的人才流动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重会使其更多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对工作晋升和岗位锻炼考虑相对较少。

三、展望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