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范文10篇

社会理论范文篇1

一、消费社会之种种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一个需要透彻思考的问题，而且仅此一个。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我们都生活在被现代消费社会改变和正在改变的世界里。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如果进行透彻的思考，从物体系到符号经济，或许就是这个时代能使我们获得救赎的那个问题。然而，在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问题往往最陌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巨大变化，新的消费观念和心理结构，冲击着传统的生活模式。一些社会理论家尝试用理论研究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实。一种普遍的文化氛围迫使“消费社会”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消费社会中购物从获得满足到否认享受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以凡勃伦和齐美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通过探讨现代社会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模式等问题，开启了对“消费社会”的相关研究，初步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到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消费社会”研究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为原则，从不同视域对“消费社会”展开人文主义反思批判工具理性。这里主要可以概述为三个方面:1.意识形态的批判;2.工具理性的批判;3.大众文化的批判;4.行为结构和心理机制的批判。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消费社会”研究的鼎盛时期。波德里亚就是在这一时期初见锋芒的代表人物，他在《物的符号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诸多著作中，针对消费社会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当今时代，消费主导了整个资本主义的运行，因此，在他早期的研究当中重新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让•波德里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成为世界各国学术关注的焦点。自此之后，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呈现广泛之势。洞察，不是科学而是认知的起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一些社会理论家洞察到社会的特殊变化，开始对新的社会生活展开批判。今天聚焦“消费社会”，我们不得不谈波德里亚。

二、物体系的占有与是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物。在将物置于消费社会中的基础上，剖析物的社会意义，从阐释学的角度理解消费社会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个结构被称为“物体系”。前工业时代，物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下同人发生相互关系。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人对物的占有和消耗仅仅是为满足自身的心理诉求，人与物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人决定着物的选择与消耗。然而，在消费社会中，物的实用价值即满足人们真实需要的使用价值被遮蔽了，留下的只是物的其它延展性意义。人们不再关注物的功能性，转而关注赋予在物身上的延展性意义，即符号。当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真实需求的消费，人对物的消费也不再是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追寻物背后的符号价值。由此而言，消费物实现了自己华丽丽的转变，实现从功能———物———符号———物的跨越。后工业社会的生产形式与内容无关，“中心”或是主体被剔除在了逻辑之外，散碎拼贴起了整个世界，表现为悬浮着的符号。人们对物品的占有，不是为了它的功能，而是为了它的意义，这是一套联系着抽象和隐喻的价值体系。高度符号化的社会，人们通过消费符号意义来获得价值与身份认同。同时，物的差异将人们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最根本的属性。当符号的价值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符号消费是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呢?波德里亚认为，电视、广告等大众传媒是促成这一切的根源。媒介的传播能力被赋予的价值，将符号的意义普适化，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超现实主体，表征与现实关系倒置。简而言之，已经不再是人们利用传媒工具，反而是这些工具操控了人。在消费社会中，所谓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只不过是消费物背后的符号价值，没有谁能摆脱社会而单独存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认同相关。至此，一切现代活动都被编织进入符号系统，成全了工业社会的狡黠。实际上看似真实的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丧失，沦为虚假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受到媒介的支配和影响，实际上人和符号都是消费社会的潜在编码。

三、符号经济对享受的否认

消费社会对于所有人的实际影响已经开始了，不再有一种力量来调解一种现实。物体系的符号策略迅速扩张出对人和社会的规训与惩罚。波德里亚在透析物的实用性功能的基础上，受其导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理论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商品拜物教思想和人的异化进一步延伸，提出了物的符号经济。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物的原有的实用性的自然功能开始隐退，而物本身的象征性，即符号性，成为了物的全部价值。所谓的消费，在他看来“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丰盛’的现象学。既不是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居住房屋来定义，也不是由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的物质形象和信息来定义，而是被定义在一种将所有作为指意的组织当中。消费是当前所有物品、信息构成的一种或多或少链接一体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1］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中的物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消费关系的中介。物的身份属性发生转变，原有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逐渐的丧失，变成了一种仅仅只有指意功能的符号。这种转变斩断了物的原有的实用性功能同社会日常生活的固有联系，在人和物之间构建出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是从外在强制赋予在人的需求之上的，取消了以人的内在需求作为基础。人与物的关系开始转变为一种新型消费社会。在这种关系下，消费隐退了本身原有的含义，不再是通常意义下的对物品的购买和使用，不再是人们自身需求走向满足的核心环节，也不再是人和物的关系的表达。最终构成转变在物的消费境域下，象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符号。波德里亚曾明确指出，说:“我们看到，那被消费的并不是物，而是关系本身———它既是指涉同时又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用于显示它的物品系列中，那被消费的正是关系的理念自身”。［2］换句话来说，当我们需要一个背包来盛放随身物品时，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能够提供装物品的背包，已经不再是物本身的功能。现代人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形色各异的背包，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背包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能够体现我们自身价值理念、消费心理、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等等的符号象征。决定人们消费的物，从原有的实用性，转换成为物背后的符号属性。这种符号，才是决定了人们购买什么样的物品的关键。因此，消费仅仅只是一种“符号操纵的系统行为”。［3］正如鲍曼所言，在消费社会中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社会生产不再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反向决定生产。人们想要什么，社会就依照于此来生产什么。简而言之，消费社会体现出符号经济的显著特征:“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4］这个时候，消费不再围绕生产进行，人的消费行为被现代性驯化与操控。科学技术尤其是大众文化生产，成就了一桩完美的罪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推动商品的极大丰富，原本物质匮乏的生产社会被消费社会所取代。“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5］这种丰盛现象为消费者提供了无数种可以满足需要的选择。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实用性在无形中被抛弃，不再构成人们消费的目的。消费不再以物的使用价值为根据，转向了以物的价值为依据。也就是消费从满足需求的过程中解放出来。物只有自身具备特定象征意义时才会有被消费的可能。“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变成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6］商品只有被赋予了含义，才能获得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获得是商品受消费者青睐与关注的前提。商品只有化身为符号才能被人们所消费的事实，成为现代社会商业经济的主旋律。在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取缔了原本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的目的也不再是对物的占有和消耗，而是对物的背后的符号象征意义的外在追求。原本满足需求的物变成了消费的特定符号而存在，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符号的关系。更加严重的是，或许现代人所追逐的一切外在疯狂，使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只是一堆纯粹的符号而已。社会系统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对物的占有完全与享受无关，而是一种无目的的欲念。

四、媒介传播与被取消的所指

符号经济作为一种现代性消费手段，与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以物质匮乏为特征的生产社会成为历史，社会商品的丰富多样，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丰富的物质生产，大量商品的出现导致生产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环节，如何使商品变成资本，立即成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不难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这一切恰恰都与讯息传播相关。随着物的实用性功能的取消，物被赋予了某种附加价值，转变成为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价值并非来自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来自于人的主观判断。媒体，是连接现代社会差异机制的枢纽。在这个方面，媒体所起到的作用与福柯提出的“普遍知识分子”没什么不同。消费社会中媒体成为信息的中心，向大众传播话语和形象。［7］要充分说明媒体的威力，就必须越过表层的讯息传递，在符号价值上讨论问题。波德里亚认为，符号价值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反映，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影响。符号消费的基础是物的符号价值。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一样，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广告成为一种符号工具，然后通过广告设定自身的价值，宣称自我价值的实现预言与种种美好的承诺。有一点是明确的，媒体语言具有自我指涉的性质。电视、电影等等现代传媒的普及就是很好的佐证，影视明星作为商品的代言，让商品获得了一种假设性的表达方式，从一种被动的状态转变为主动的刺激人们消费欲望的结构生成。作为这种主动关系的表达，形成了一种物的符号体系，这就是商业社会的符号经济。媒介把物本身都变成了可消费的符号，通过语用力对消费符号进行整合编码。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对这套特定编码的使用与认同。大众传媒在对消费符号的解读中助推了符号统治的一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广告和大众传媒还创造着新的符号，从而成为符号消费的引领。［8］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消费社会中物的符号化带来了人们对象征的追求，利用词语和形象改变信息接受者的行为。那么，符号的价值和意义的赋予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媒介，作为万能和自发的社会力量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讯息。大众传媒，特别是广告在传播讯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乎催眠的重复叙述是广告的命令，铺天盖地的广告，带来了信息的大爆炸。这时候符号的编码结构发生了改变，能指作为想象的依据，在心理上将消费神圣化，所指的功能被取消掉了，快感的原则让欲望的力量合法的操作对物(符号)的要求。也就是说能所连接的真实与指代的边界消失了，符号形式所指涉的“真实”内容烟消云散，“非真实”超越了“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符号只进行内部交换，而非实在互动，褪变出拟像与仿真的虚构世界，TheEraofVirtualReality引爆产业未来。

五、后现代社会:新自由主义、消费与权力

社会理论范文篇2

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并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2000年，同志在考察广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

党的**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根据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论断，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激励机制问题，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着重解决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问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应该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把“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来，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定型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时代要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设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2002年，党的**大进一步丰富了总体布局的设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根据对总体布局的新认识，《决定》把“和谐”纳入我国现代化的目标，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明确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在收入分配方面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平均主义。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大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分配政策上的这些重要提法，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但在不同阶段，针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变化，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届三中全会提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届四中全会提出，“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把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明确提出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其目的是在保持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提出“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但在党的文件中从未提出过“社会体制改革”的概念。这并不是说改革从未涉及社会体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的就业体制改革、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等，都属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范畴。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决定》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了社会领域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位置。这是对改革内涵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更准确地把握社会体制改革与利益关系调整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1997年以后，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提到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果断地实行了一系列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重大政策，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取消农业税、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

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1号文件，已经提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决定》把“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写入党的全会文件，这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的方向。“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意味着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意味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城乡管理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社会流动性增强，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较大，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明显增加。《决定》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把它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一项划时代的政策，也是继取消农业税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提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结束中国数千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具有里程碑意义。

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部分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没有注意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一些私有企业存在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无酬延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劣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提出：要“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系统阐述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意味着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成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统一思想和形成共识的难度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合力至关重要。为此，《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和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作出行为选择提供基本准则。

社会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鲍曼，社会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umntBauman）是谁？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生活在英国的利兹，却通过卫星看波兰电视台的节目。他涉猎过许多领域，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写作。他的著作进入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既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又令人费解。即使像吉登斯（TonyGiddens）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把鲍曼描绘成出类拔萃的后现论家，然而，很少有人对鲍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或解说。因为鲍曼的社会学在遵守启发策略的同时也避开了体系；它追逐着碎片，并拒绝正统的观点。在我看来，这这种思想状况是出版和学术成功的关键。因此，许多读者和作者都熟悉鲍曼，但是他们却保持了沉默。瓦尔科（IanIvarcoe）和基尔明斯特（RichardKilminister）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们出版了一本纪念鲍曼诞辰70周年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VarcoeandKilminister，1996）；但是，这本论文集告诉我们更多的是阐释者，而非被阐释者；它犹如鲍曼写作的背景，在没有批判中心的前提下就开始传播。同时，贝斯特（ShaunBest）把鲍曼视为一个后现代的骗子，一匹披着后现代主义羊皮的现代主义的狼（Best，1998）。鲍曼的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切耶特（BrianCheyette）对犹太人的应用研究和迪肯（BulentDiken）对丹麦的土耳其人的应用研究，都明显地受到了鲍曼著作的影响（Cheyette，1998；Diken，1998）。大西洋彼岸的学者也开始注意鲍曼，但是鲍曼在这里处于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在塞德曼（StevenSeidaman）著作《有争议的知识》中可以看出（Seidaman，1995）。英国人的立场明显地体现在了拉什（ScottLash）关于鲍曼对社群主义批判作出的回应中（Lash，1996），或托维尔（DavidTorevell）关于理性主义的文章中（Torevell，1995）。不过，乔阿斯（HansJoas）和史密斯（DennisSmith）都在《理论、文化与社会》上撰文赞美鲍曼的著作。我最近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辩证法》的著作。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鲍曼的著作。

警惕侦探

学者们为什么会对鲍曼有不同的反应？谜是什么？对于社会理论的普通读者而言，鲍曼对社会学的贡献或许有两个关键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鲍曼的这本书艰难地打破了沉默，因为鲍曼在此要传递的信息是，大屠杀对社会学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愿意听到的信息。第二个标志存在于鲍曼关于后现代的著作中。因为鲍曼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后现代的另一半就是现代，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是矛盾态度，而非“后现代”，构成了鲍曼著作的核心价值。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可以找出的标志，人们总是愿意把大屠杀和后现代同鲍曼联系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解释学对于鲍曼思维方式的中心性，每一个概念才会通向另一个；大屠杀会通向社会学、现代性和伦理学；后现代会通向现代，尤其是会通向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通向一个接着一个，自由会通向依赖，无产阶级会通向消费者，观光者会通向流浪者，阐释者会通向立法者，道德会通向伦理学……鲍曼坚持遵循解释与理解的对话意象，无疑，这是他的读者们既被吸引又被激怒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既给你开了个玩笑，又希望你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休息片刻，然后再继续思考、谈话和聆听。

事实上，批判社会学的目的是揭开你的眼帘，而不是隔靴挠痒。因为要想学社会学，我们既要十分自信地知道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要十分公正地把熟悉的事物视为陌生的事物，至少应该是或然的事物。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轻信教条，即使我们的本性倾向于这样做，即把特殊的事物普遍化，把意外事件必然化。当自我反思（包括对自我的审视和对他者的批判）成为我们遵守的信条时，这些问题在社会学实践中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突出，更引人注目。鲍曼的声音通常是友好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读者应该是有道德的行动者。其原因在于，行动者归根结底要对人类状况承担责任。这是贯穿鲍曼著作的一个主题。

鲍曼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是读者对大屠杀和后现代的热情就能包括的。迄今为止，鲍曼仅仅用英语出版的著作就有20余本。[1]此外，鲍曼还在Telos、Theory，CultureandSociety和ThesisEleven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然，鲍曼的研究策略旨在包括一切令人感兴趣的主题；这既是一个既定的计划，又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计划，以至于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优生学、艺术、性、犯罪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将很快出现。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鲍曼思想的全部魅力，因为另外的一些的主题始终贯穿着鲍曼的写作，这些主题横跨了确定性与秩序、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以及导致所有这些主题的矛盾态度。

情节的展开

尽管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之后的20世纪中，但马克思的幽灵依旧伴随我们。鲍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不仅在1968年以后把葛兰西理解为伯明翰学派的先驱，而且在那一旧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还把韦伯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因为韦伯、卢卡奇和西美尔都具有同样的魅力。波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属性意味着，它的实质具有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Weberianmarxism）的典型特征，其主要的批判兴趣指向了普遍的支配，而不仅仅是特殊的阶级。毕竟，在波兰和整个中欧，当地的统治阶级并不是资本家：对于那些生活在说英语的文化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的批判立场在鲍曼的一篇早期论文《现时代与现代马克思》之中可以清楚地被发现，该论文于1968年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批判张力是引人入胜的。因而，鲍曼早期用英语写的著作，譬如说《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描绘成生产的写照。如他所言，社会主义是现代性的反文化。鲍曼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多种文化而构成的丰富的结合体，这也就是鲍曼在柏林墙倒塌后或自己逐渐变老时并没有远离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留在身后，它就会像影子或迷路的羔羊一样跟随着你。我很快就会指出，反思性的著作转移到了现代的表面，以至于鲍曼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当代是最人感兴趣的。惟有鲍曼被很好地放在了后现代，因为他在观念上并没有从社会或现代性的经济还原论出发。文化是首要的，即使马克思主义依旧是不可回避的。不过，经济从来没有从他的分析中消失，也没有遭受虐待。由此可见，鲍曼的著作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后现代这种二分法的风险，他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为代价而偏重文化，也没有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偏重经济。在我看来，鲍曼著作的转折点是1987年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但是，1982年出版的《阶级的记忆》已经预示这样的转折。《阶级的记忆》的副标题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基本主题：阶级的产生和未来。在这本书中，鲍曼发展了《在阶级和精英之间》一书的观点，继续深入考察工业革命中英国民众的生活和劳工的状况。《阶级的记忆》有两个轴心，它试图说明，阶级会话不仅反映了过去的正式的、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Beilharz，1992）。

《阶级的记忆》使人们想起了汤姆森（EdwardThompson）的著作和70年代社会历史的复兴，但是，鲍曼在这里所关注的人物，与其说是被遗忘的汤姆森，不如说是福柯细长的身影。鲍曼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学和汤姆森等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以便使人们关注工业主义有形的统治。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此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犹如它在福柯伟大的著作中的位置。边沁、马克思、福柯和汤姆森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走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统治。劳工斗争不是在这种统治内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只有到了20世纪，劳工才成为要求政治权利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这反过来又涉及到了生产体系向消费体系的缓慢转型。知识社会学也在此浮出水面，并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谁把这种排斥资本主义的画面视为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是谁把无产阶级培养成天堂里的狂怒者？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对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康拉德（Konrad）和赛伦伊（Szelenyi）后来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继续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知识分子自圣西门以来就声称引导了社会发展；技术和社团主义在战后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假定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它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然而，鲍曼在此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换言之，他关注的是现代或工业文化，而不是诊所和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同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只有在后来，下面的观点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和欲望将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从而也将成为主导的社会动力。

惯常的嫌疑犯

鲍曼在此并没有引用西布鲁克（JeremySeabrook）的著作，事实上，西布鲁克《贫困的景致》直到1985年才出现，不过，二者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共鸣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现代的、反复出现的事物，但是，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当工人阶级成了体系的一部分时，局内人和局外人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和支配，犹如剥削和消费主义以及稍后的压抑与诱惑，依旧是鲍曼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着重对启蒙，确切地说是启蒙者，进行了批判；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描述遗漏了一部分行动，遗漏了一部分现代性的难题。现代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计划。是知识分子或者启蒙者，设法不在展开的情节中出现，因为他们想把现代性的历史描述成工人与老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普通战役。

现代性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时期，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自然的计划。然而，这种计划、设计和密谋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知识分子变成了立法者，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批判活动。国家这个中介不仅是这种主张的环境，也是实现其野心的场所。如果说现代性追求特定的秩序体系，那么，后现代性则涉及了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权力，渴望成为立法者；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重新获得阐释的角色，想成为不同生活世界和体验的阐释者和转换者。嫌疑犯就在身边。问题就是我们自身。但是，这两种角色混合在了一起，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传统的动物。因而，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传统，以至于现代主义——改变世界的欲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习性，至少是一种责任。鲍曼在这里的反应类似于罗蒂（RichardRorty）的实用主义，但没有那一立场有时暗示的洋洋得意。然而，这里所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同福柯密不可分，同权力/知识共生现象这样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鲍曼通过利用盖尔纳（ErnestGellner）的著作扩展了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是贪婪的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的塑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万物的开发者。鲍曼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Elias）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文明只有通过压抑才能获得；文明也是一种损失。哈贝马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当哈贝马斯从批判转向建构时，他就从鲍曼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完美沟通的阐释学在其著作中让位于体系建构的政治学时，它将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中期的福柯外，鲍曼还想起了阿多尔诺或者说《启蒙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许多建构措施都是危险的，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将统治一切，而且技术型知识分子也主张这样的统治。然而，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此经过迪斯雷利（Disraeli）和西布鲁克，用“两个国家，两个标志：受压抑者”这样的标题而告终，他用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双重尾声来重申：不管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然而，鲍曼的政治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贯穿于《后现代伦理学》。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社会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教育、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恰恰是在这一主题中，鲍曼把莱维纳斯（EmmanuelLevinas）对他者的认识引进了他的著作。我不知道莱维纳斯在鲍曼著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过，莱维纳斯已经成了理论改造的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乔阿斯的伦理学始终对鲍曼的著作产生着影响，并且，鲍曼似乎总是用其他的思想家作为创作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当然会出现在关于技术批判的争论中，但是，他的名字或许还不如德立达的名字出现得频繁，不过，鲍曼的计划并不是德立达式的，他吸取了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他使用了卡夫卡和塞朗（Cioran），使用了卡罗尔（JohnCarroll）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使用了森尼特（RichardSennett）和道格拉斯（MaryDouglas），使用了罗蒂和凯尔纳，使用了坎内蒂（Canetti）和亚特里（Attali），使用了巴赫金、布朗夏特（Blanchot）和博尔赫斯，使用了德赛特（DeCerteau）和伊柯（Eco），使用了叔本华和斯泰纳（Stainer）。

在没有澄清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名单继续写下去。有时，鲍曼对阿伦特的洞察力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在淡化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的伦理性质和假设上，莫不如此。鲍曼的著作中不仅有海勒（AgnesHeller）和罗斯（GillianRose）的声音，也有缪瑟尔（Musil）、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踪影。像卡斯托里亚迪和莫林（EdgarMorin）这样的思想家在特定时刻成了鲍曼的救生圈。鲍曼使用了其他人的观念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譬如说，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妻子珍妮娜，受益于他的女儿艾琳娜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体验，也受益于同波兰艺术家的重新联系。在一次同鲍曼的谈话中，我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俗不可耐的学术问题：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最近没有读到什么感兴趣的著作。”鲍曼的著作更难以追踪，因为同一些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相比，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当然，同卢曼和哈贝马斯相比，鲍曼的著作更难以预测。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控制知识分子创造的欲更加难以管理，或者说更加没有意义了。不可预测性支配着一切；这既是令人高兴的，又是危险的。

鲍曼是否真的愿意用不可预测性、混乱、野蛮和狂欢来取性？我们应该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论。鲍曼的逻辑对现代性和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不过，确切地说，他对这些强迫性的选择和术语提出了挑战；毕竟，从卢梭到席勒再到马克思，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理性的支持者。如同越南的讽刺作家克劳斯（KarlKraus），鲍曼也坚持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因为像克劳斯一样，鲍曼不仅希望能以诙谐的方式给我们开个玩笑；他也想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我们自身为了加深对传统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犹如“非此即彼”的分类，是我们带着太阳帽的祖先在殖民人类学中或现代主义的博物馆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武断而有害的。

完美的秩序

矛盾态度似乎是鲍曼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主题。《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在鲍曼的著作中是最难懂的，犹如《现代性与大屠杀》或许是最伤感的。批判动力是持续的；但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它的目标。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寻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权威。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慢松开，也就是说，麻烦就会出现。矛盾态度就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若没有它，我们将无法成为自己）。《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和《立法者与阐释者》在主题上的直接联系是分类的逻辑，即理性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的主张。矛盾态度或反常通过分类而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矛盾态度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物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视之为反常。鲍曼的批判目标是阿多尔诺所说的同一性思维（identity-thinking）。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Bauman，1991a：7）。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传统主义或稳定性的体系；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了现代的规范（鲍曼继续说，宽容比它的对立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弱价值，而不是一个强价值——它会导致差别的同化，而不是差别的接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自身激进的主张。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态度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现代性的废物”（Bauman，1991a：15）。可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态度还在持续发生，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对矛盾态度的攻击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攻击源于社会工程改造社会的野心。社会工程的想象力就是它对完美和静止的追求（Bauman，1991a：39）。因此，乌托邦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事物，它不是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事态。对静止或完美的追求带着死神的味道；不管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还是在纳粹主义那里，它都把受害者假定为一种障碍——前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阶级（富农），后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种族（犹太人）。《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种观点，从而把陌生者的社会学描述成对秩序的违犯；因为陌生者是无法分类的。陌生者违犯了时空感。简言之，鲍曼对这种园艺化攻击的核心在于它的有机体论；因此，鲍曼的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浪漫主义，并因此而被遗弃。如他所言，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矛盾态度的，因为它也是对这种稳定性（命运和先赋）的反叛。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在根本上是矛盾的（Bauman，1991a：69）；可以说，后现代性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Bauman，1993：32）。鲍曼的热情在弱后现代性和强后现代性之间摇摆：弱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之内的一种精神状态；强后现代性意味着，后现代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和创新的（尽管这些也都是现代主义本身的特征）。后现代性意味着从现代的或现代主义的梦想中醒来。

这里关于矛盾态度的观点引发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他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同化，而这种看法是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关于他者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社会同化或排斥了他者（Bauman，1997：18）。然而，鲍曼也想指出，陌生者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陌生者。鲍曼在此借用卢曼和马费索里（Maffesoli）来继续说明，在归属、分化、多种认同和新自由主义之后，即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什么将会发生？在这样做时，鲍曼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批判立场；他也没有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更无家可归。《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以新穷人的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冷漠而告终。“后现代的宽容极其容易堕落成富人和强者的自私”（Bauman，1991：259）。因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的最猛烈的批判最终把社会主义重新视为“现代性的最后一站”，即现代性的反文化，并警惕社会工程的实践；社会工程是否总是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坏？因为任何政治立场都有代价，抑制社会工程的实施也是这样。现代性依旧是一个计划，一个未竟的计划，不过，也只能如此，因为它是无法实现的（Beiharz，1994；1997）。这表明鲍曼部分地认可了哈贝马斯的看法。

社会学与社会改良

总体而言，社会学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代性计划；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鲍曼对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作出了区分。在社会学中，我们是否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后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之间作出选择？（Bauman，inBeilharz，Robinson，Rundell，1992）后现代的社会学信奉后现代时刻；而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而非一种解释。然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社会学——现代性——当然恰恰也是需要解释的，后现代形式并没简单地再现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因而，对于后现代社会学，尤其是现代性和社会学，我们在现实中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就是矛盾态度本身，因为鲍曼把社会主义或社会学后现代化了，但并没有放弃它们，即使它们如此彻底而恶劣地破灭了我们的希望，即使它们变成了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简单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作出时髦而多余的选择。

社会学本身也受到了矛盾态度的怂恿，它在历史上经常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学当然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会认同社会主义，但是二者总是交织在一起，并且每一个都对国家怀有深深的矛盾态度。社会学总是犹豫不决：它到底是为国家的改革事业更好地服务呢，还是应该同养育了它的国家保持批判的立场呢？因而，社会学的部分议程超越了我们的控制。有时候，改革的冲动占据了我们的精力；而在另外的一些时候，社会学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得不痛斥它屈服于国家的控制策略。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对对社会学的态度是矛盾的，而不仅仅是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是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境遇没有什么不同。这里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用现代性、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相应的幽灵，即后现代性、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攻击源泉，但是，韦伯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前现代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单线的：社会就是经济。这在鲍曼眼里是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不仅因为它是自言自语的，也因为它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市民社会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经济形态的现代性，但是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多的批判，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进入了20世纪。这里谈论的不是结构主义或什么后结构主义。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与其说涉及了经济或文化，不如说是涉及了知识取向，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杜撰历史。

然而，人类度过了幻觉，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态度可能是没有幻觉的现代性；或许，我们只能生活在没有什么破坏性的、后浮士德式的幻觉中。鲍曼随后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所展开的，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后现代的。现代性用国家或“社会”取代了社交（thesociable）、道德和终极的伦理法则。然而，对鲍曼来说，回归之路曲折地指向了乔阿斯、莱维纳斯和洛格斯特拉普（Lфgstrup），而非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如《生活在碎片之中》所显示的，这里有一条存在主义的弧光，它再次指向了鲍曼早期著作中的萨特和加缪，而且或许同海勒而非卡斯托里亚迪比较接近。鲍曼和莱维纳斯的差别是，在鲍曼看来，社交依赖于二人团体，但并不能还原成它；这里肯定有第三方，它或许是自由的，或许是依附的，以至于《生活在碎片之中》再次返回到了所有先前的主题，如陌生者、知识分子、种族主义、残忍、部落等。而随后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的基调显然是后现代的，它既蔑视后现代政治对社会排斥这一事实的冷漠，又赞美后现代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之后，后现代似乎再次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如果这本书的基调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先前著作的话，这是反映了鲍曼自身的回归：他恢复了同波兰华沙大学同仁们的联系；他的参照系更多是波兰作品，在艺术领域更是这样。在波兰，艺术不仅承担着创造的使命，也承担着批判的使命。向后现代艺术说“不”，就是向我们自身说不；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后现代艺术。然而，他们依然在痛苦地流浪着。犹如解放的后现代主义，虚假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幻觉。尾声：走下楼梯

社会理论范文篇4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建国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已全面实施，这时，更多的是思考和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此状况非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也非短时间内所能建立，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57页。）不仅要存在，而且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随着建国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在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判断，改变了已为全党所接受并写入《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首先不再认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应有一个努力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时期：其次是由10年到15年以后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改变为从现在起就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争取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这一过渡的渐变过程。但事实上，仅用3年时间就已完成了过渡。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

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即发展生产力，完成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经、商品化、社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是十分明确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2页。）。并规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总之，在建立了人民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19页。）。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处理经济关系问题时，却开始偏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则倾注全部精力搞“三改造”，而对“一化”却弃置不顾，为了急于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注重向社会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迅速发展，而忽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作用的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从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作为“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0页。），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国初，得出“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的结论。即使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初，也并非要把资本主义从根本上绝灭。但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对国内矛盾进行思考时却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原先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而有益的”看法，出现了从比较充分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变为视资本主义有害、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理论嬗变的原因分析

社会理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的吸收黑格尔思想基础之上建立的。经由马克思的理论建树，以及恩格斯的相关补充，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市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常常用"市民社会"这个术语表达不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怀。而"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用于表现近代社会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也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语境中使用最频繁的概念之一。恩格斯也就市民社会问题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试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市民社会的经典论述作一梳理、总结，以期能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认识路径，并且对我国当前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一、相关概念的回顾

（一）马克思独到理论建树

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界长期探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古代西方没有市民社会一词，社会和国家的含义从未被加以区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市民社会一词出现于14世纪欧洲，但当时仍未在含义上把社会与国家区分开来："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近代思想史上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国家的同义词。

到了19世纪，黑格尔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深入阐述，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将其理解为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黑格尔成为"需要的体系"）及其保障机制。市民社会的观念第一次被黑格尔明确地表达出来，并与国家区分开来；同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批判的接受了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一方面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另一方面他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

首先，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明确论述主要集中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提到了"市民社会"：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

"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断）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的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2]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

从这些表述看来，马克思基本上是在两重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

第一重意义即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市民社会。"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有制约着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按照这一说法，只要存在着生产力和交往，就存在着市民社会，它是"全部历史地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如果我们联系之后马克思在1895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基本规律的论述，就不难看出这里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指那个与上层建筑相对立的经济基础。作为经济基础，它自然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阶段。

第二重意义即资产阶级社会。这是18世纪产生的"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这一社会之所以不被称作市民社会，而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因为在这一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和资本的关系。随着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同格的、平等的市民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剩余价值规律和阶级斗争成为这一社会的主要特征。[4]

其次，马克思有关市民社会理论还有其他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由此可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因而它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如马克思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它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6]所谓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用马克思的表述就是："只有法国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登记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7]这是马克思揭示市民社会产生的著名阐述，也同样说明市民社会的产生以及发展是历史不可扭转的趋势。

（二）恩格斯经典补充

恩格斯与马克思并肩作战多年，对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有着独特的真知灼见，这成为我们全面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社会思想体系（尤其是市民社会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担负起原来有马克思和他共同肩负的科学研究以及帮助，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尽管恩格斯在其论著中单独提及并且深入研究市民社会的论述并不是很多，然而考察并整理恩格斯的市民社会思想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部分。

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方面，恩格斯认为，国家、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8]"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9]因而"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10]马恩在早期所确立的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确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是在形成以及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在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探讨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卓越的创造和重大的贡献。这为我们考察国家问题，特别是认识现代国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二、马克思主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和启示

综上，我们足以看到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市民社会这一理论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创造性的阐释，这对于我们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市民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理论以及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理论意义：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思想，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还是从整个学术领域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市民社会与国家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起了独特的作用。马克思同国对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开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是从1844年的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原理出发，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这才使他的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面临当今人类社会时刻发生的变化，马克思市民社会与国家思想已成为当前指导我们正确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启示：

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面向新世纪，我国正处于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这就启示我们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国家职能进行科学调整，限制国家的社会职能范围，扩大各种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扩大各种非国家的社会联系方式在社会控制与协调作用，从而建立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独立性，又能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协调与适当控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几位理论家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思想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高市民社会的自律程度，才能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进而才能实现我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4]转引自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6年第4期.

[5]马克思、恩格斯,《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马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5页.

社会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市场经济

【正文】

近20年来，市民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纷纷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表达着不尽相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有西方学者认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的政治哲学中形成了一个所谓“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鉴于这场讨论的复杂性，这个话语体系是声音混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混杂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格外响亮。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继承者的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人，着眼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市民社会视为存在于政治国家之外的文化批判领域，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公共领域”的建设，才能抵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对人和社会所实施的新异化。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那么，这一概念与当今人们所使用的同一概念是一致的吗？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性拓展吗？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迫切需要的。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深化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是指由相互需要的契约关系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体系及其保障机制。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区别于家庭和国家的社会领域。它虽然独立但是却不自足、不完善，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统合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的联合。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最终的伦理根据。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考察，在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因此，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一方面，它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过来。

首先，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却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来论证这一趋势的。他们认为，社会之所以独立于国家，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权利是“天赋的”，国家只是人们对自己天赋的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根据这种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阐述的社会政治理论，社会是人类联合的本然状态，政治国家只是为它服务的工具。与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相比，这种社会政治理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这种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方法却是非历史的、抽象的，近代以后一直遭到各方面的批判。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批判了这种非历史的和抽象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从历史本身出发说明了历史的发展，说明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首先在于他对黑格尔这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当代美国学者赛里格曼指出：“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反对任何18世纪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神秘的和幻想的’理论。”（注：亚当·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纽约，1992年，第52页。）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仅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而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

比之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解是对市民社会本质更为深刻的把握。第一，由于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而不是从理念的自我运动出发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及其附属物的关系，因而，就避免了黑格尔为市民社会设立一个伦理指向的目的论的结局。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被看做自我完善的精神运动，在马克思这里被看做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过程，因此，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在马克思那里是指国家的消亡和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自己不断活动的结果。第二，作为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把握，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的关系（其本质是经济交往关系），不仅比黑格尔将其规定为“需要的体系”更为深刻，也比它更为全面。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不仅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人们在“需要的体系”中实现需要的方式——即通过物质的交往实现需要；另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更为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包含了那些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也包含了那些不是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将市民社会看做仅仅由经济交往的“需要的体系”而构成的弊端。

其次，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哲学曾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之前，马克思还只是依据黑格尔的发展学说，认识到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体现，而是有待于发展和完善的。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逐步看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并从这里出发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期间，在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辩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城市等级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对妨碍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专制国家制度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说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们在思想观点、政治态度上的对立是同等级地位的对立分不开的。在就林木盗伐案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的状况同官方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把等级地位的对立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已经开始用物质利益关系解释社会生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从市民社会本身解释社会历史，而这正是他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最初确立。从学理上看，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批判完成的。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又说：“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恩格斯也曾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马克思早期所确立的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确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观念。在他看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同业工会等）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社会生活的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二、需要澄清的两个问题

在我国学界存在着两种极为流行的观点，妨碍人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确理解，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第一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在他的思想走向成熟之后，他就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代替了早期这一模糊的说法。依照这一观点，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没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自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当做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献以来，这一观点就一直内含于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之中。最近，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而是见于他各个时期的著作。在他晚期的《资本论》等著作中，他还经常将“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列使用。这说明“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马克思在晚期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范畴之后弃而不用的“不成熟”的概念（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王兆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7期。）。当然，我们关注的是更为深入的问题，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为什么会忽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其实，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理论的被忽视具有必然性。因为在这种解释模式中，社会历史的发展被高度地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的物质关系”也就被简化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政治关系”也就被简化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很自然地，市民社会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经济基础所替代，政治国家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上层建筑所替代。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整个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私人生活，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只是这一私人生活的本质形式。马克思认为，作为“一切物质交往”的私人生活及其领域是与公共权力及其领域相对的，前者是市民社会，后者是政治国家；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所构成的领域，只是指私人生活中的市场交往活动及其所构成的经济领域，尽管它是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基础性领域。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时，当然会侧重于对私人生活本质关系的剖析，但是，私人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并不是它的全部，经济交往关系并不是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固然以经济交往活动为基本内容，但同时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政治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固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但同样也是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的活动领域。只有全面地理解市民社会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才能避免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解释为他坚决反对的纯粹的经济决定论。

第二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普适的分析性概念，它不只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是近些年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曾多次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论述前市场经济社会，如：“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旧日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因此，马克思是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这种观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自从国家产生以后，社会就分裂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市民社会就已经存在，只是完全被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而未能独立。那时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现实的，而只是一种逻辑的存在。只有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市民社会才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才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的确，马克思常常用“市民社会”一词指涉欧洲中世纪的私人领域和私人交往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社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市民社会在西方最初出现的历史条件，正是由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忽视或不了解，才使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欧洲的商品经济最初是在晚期中世纪独立的自治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自治城市产生了最早的市民社会。欧洲中世纪的晚期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在当时，诸侯纷争、群雄割据，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分裂的局面。城市市民阶层受到领主权的极大压迫和盘剥。他们除了有服劳役或军役的义务外，还要向领主交纳实物、货币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城市在兴起以后，市民们往往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与领主进行斗争。在市民阶层与领主的斗争中，有的城市通过向领主缴纳赎买金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独有的“自治城市”。有些自治城市甚至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和选举市政官员的权利。一般地说，城市的自治权是经过教俗领主和国王特许的，后者还要向前者颁发特权证书，这种自治权是总体的专制社会中特许的自治。也正是在这时，西欧的城市里形成了最早的同业工会。这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基尔特）在11至12世纪的西欧极为兴盛。它们便是黑格尔所谓既非家庭又非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组织——市民社会的最初形式。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无疑是后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雏形和前身。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仅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可能再现于其他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样发展水平上，而只能是一种特有的西欧现象。以马克思对这种市民社会的肯定为依据，断定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中也存在着市民社会显然是失当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是市民社会。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市民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市民社会可以是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它是逻辑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在中世纪，尽管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中还不够发达，在自治城市中却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因而形成特定形式的市民社会是非常自然的。应当说，马克思将它们称做“先前的”、“旧日的”、“中世纪的”市民社会，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对它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表明马克思只是把它们看做一种特殊的市民社会。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如马克思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他又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所谓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密相联的，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像有些人那样从“乡村自治”的传统中去寻求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市民社会问题所包含的巨大的现代价值。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

在西方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当代西方思想家们对这一点都是公认的。例如，当代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规定市民社会的本质，为他之后所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坐标。他说：“马克思援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化约观点的影响，‘市民社会’才一直被人们从纯粹经济的层面加以界定。”（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见邓正来等编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再如，赛里格曼在考察了近代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古典市民社会观念的终结者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的开启者。又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证明了以往各种市民社会模式在19世纪中的延续。”他说：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的市民社会观念走向了终结。不过，它仍然存在于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之中。”（注：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第56、57页。）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观点切入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从而深化了黑格尔所确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一概括，可以说是近代以降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从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这才使他的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都是在业已确立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做是特定社会“一切物质关系”的观点，为后来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认识路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中人们“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出发把握市民社会，并将它的本质规定为“经济交往关系”，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现实的市民社会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交换领域，等同于黑格尔所谓“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交换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这无疑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因为正是由于市场交往关系体系的形成，才使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形成了一个因契约关系而联结的整体社会，才使人类社会的活动以现代的交往方式进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活动是市民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人们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因而制约着其他一切活动的进行；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契约关系也因而成为塑造市民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市场中的经济交往和契约关系，就不可能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代分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民社会。但是，单纯的、不受制约的经济交往领域，只是最原始的私人自律领域，它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之上的“孤立的”商品交换领域，是绝对原子化的市场关系。这一领域的确是整个市民社会的基础，可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的纯粹形态只存在于商品经济发育的早期。这种典型的“经济市民社会”只是市民社会的一种过去时态，它只存在于普遍的民主和个人平等极为缺乏的特定历史时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单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私人自律的市民社会仅仅由有产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这种市民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即使是对在现代社会中刚刚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也已经不再可能，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不可能再现。换言之，那种纯粹的“经济市民社会”是一种原发性的市民社会，只能存在于原发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里，国家对经济的渗透能力尚未形成；它也只存在于民主制度尚未充分确立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自由的经济交往才由对私人财产进行保护的私法而不是由民主而获得保障。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社会历史的，他也绝没有这样理解市民社会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虽然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哈贝马斯等人那样明确强调文化批判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就否定它可以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部分。

社会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思想;和谐社会;和谐观

一、引言

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社会关系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其中社会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最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萌发出来的理想化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代表着人类社会精神的进步。同时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铲除腐朽文化思想，提高社会精神文化境界

从奴隶社会开始，大量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直限制着社会的发展。人权被压迫，使得社会不能均衡发展，奴隶体会不到为人的快乐与尊严。腐朽的社会文化，以三纲五常和帝主制等封建思想为代表，压得人民怨气横生。古代先贤所提出的大同世界正是人类追求社会主义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的集中体现。人类到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劳动，个人有个人的不同，但是大家在一起可以在不同中求相同，为共同目标齐力发展。虽然先贤已经有了理想化的设想，但是封建社会的腐朽文化思想仍然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西方国家更是一直被非和谐主义，社会化思想所压迫，马恩在揭露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和谐现象的情况下，向人类展示了西方世界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和谐主义社会思想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它代表着人类思想的进步，将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最理想状态。因此，人类对铲除腐朽文化形象，提高社会精神文化境界的奋斗一直未停过。但是其奋斗的结果却一直不尽如人意。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等才掀起了人类追求先进文化思想的浪潮。在世界发展经济全球化，文化相统一的背景下，新一代的青年可以在正确思想的引领下带领中国，在每个人各尽其力，各得其所的基础上。发挥个人优势，组成中国的强大动力，让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新文化运动虽然结局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却推动了人们对和谐社会主义的强烈追求。对今后青年的教育，以及各个领域的不同阶级的相关人士都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引导积极意义。提高了当时社会的精神文化境界，对于推动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不可泯灭的作用。直到后来，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认知和民主的追求，都和当时共产主义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反映时展趋势，提供价值引导

和谐思想的说法在各个时代都被提及，虽然说法不同，但是所追求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新时代以来同志为指导，中国社会和谐社会的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根据中国国情，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同志借和谐社会的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推动中国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当时社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但为了推动中国进步同志在两党之间提出相同的目标，让两党之间抛开矛盾，巩固当时社会相对平稳的局面。另一方面，领导者与人民之间城乡各阶级，国家、集体以及个人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新时代的中国领导者，坚持和谐社会发展的原则，构建民主社会，以中国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国情，在政治方面多加强调领导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把人民当主人，人民以国家领导目标为纲要和谐统一发展。这才推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得领导者和人民能够统一意志的甩开袖子，为中国发展而奋斗。再者，当时科学界于社会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为了科学的发展，社会科技的进步，国家以社会主义思想和谐社会为纲要，拉进科学家与普通人民的距离。为当时科研界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和保障。同时，培养当时人民对科学界的认可及支持。这样，当时中国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谐社会理论的支持下，有效地反映了时展趋势，为当时新中国提供了有力的价值引导。

四、发挥社会个体的最大价值

统筹兼顾，协调利益发展。化解矛盾使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又能使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古代提出的大同世界。西方的乌托邦、和谐公社以及太阳岛都是对和谐社会的向往。要是人们对和谐社会追求的理想境界。在真正的和谐社会中，各地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工作无贵贱高低之分，只有擅长和不擅长，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在共产主义和谐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个体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与当时公有制社会将不同的个体，强制组合在一起做事相比，和谐社会理论是要求在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个体最大价值的基础上体会到个人的价值。当今社会，无论是科学界、教育界、医学界等都在社会上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教育界而言，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于当代学生的影响，对于教育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可以接受这种思想，并且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将这种思想与工作和实际相联系。可以有效地让学生在社会上发挥价值。同样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在社会各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让社会各界的人才可以在社会中发展个体的最大价值。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五、解决改革发展遇到的问题，促进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

和谐社会思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引领思想不仅作为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谐社会的实现一直被国家的各阶层人民所重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可以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和谐社会思想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远远不是实践的意义。体现中国的国家发展实力，作为中国的软实力，促进了近代事业的长远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就业，下岗人数的增加。收入差距的增大，城乡个体的差异。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引导可以有效地解决人民所遇到的这类问题。正确的抚慰人民在和谐社会思想的引导，得到社会各界人民的认可与支持。同时，近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思想，和谐社会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全球化的主题下和谐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都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引导来进行化解和调节。社会主义和谐化思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下一段时间内被否认。但是，在近代通过改革开放，全球统一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谐化思想被世界所认可。并且在世界统一，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今将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在教育的过程中加入到学生学习的内容里，可以为今后中国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当代青年的认可与发展下，社会主义和谐化思想会被大力发展。并且可以在近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今，和谐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思想，和谐社会理论被认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为铲除腐朽文化思想，反映时展趋势提供价值引导，发挥社会个体最大价值。促进近代事业长远发展，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长远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楠.我国传统“和”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分析[J].才智,2017(27):231.

社会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市场经济

【正文】

近20年来，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纷纷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表达着不尽相同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切。有西方学者认为，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已经在当代的中形成了一个所谓“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鉴于这场讨论的复杂性，这个话语体系是声音混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混杂的“话语体系”中，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格外响亮。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继承者的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等人，着眼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市民社会视为存在于政治国家之外的文化批判领域，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公共领域”的建设，才能抵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对人和社会所实施的新异化。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

“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概念。那么，这一概念与当今人们所使用的同一概念是一致的吗？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性拓展吗？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迫切需要的。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深化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是指由相互需要的契约关系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体系及其保障机制。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区别于家庭和国家的社会领域。它虽然独立但是却不自足、不完善，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统合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的联合。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最终的伦理根据。

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考察，在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早期的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完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全部理论。因此，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一方面，它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他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过来。

首先，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必然趋势，但是，他们却主要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来论证这一趋势的。他们认为，社会之所以独立于国家，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权利是“天赋的”，国家只是人们对自己天赋的自然权利让渡的结果，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结果。根据这种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而阐述的社会政治理论，社会是人类联合的本然状态，政治国家只是为它服务的工具。与传统的君权神授论相比，这种社会政治理论的结论是革命性的，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但是，这种社会政治哲学的论证却是非的、抽象的，近代以后一直遭到各方面的批判。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批判了这种非历史的和抽象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从历史本身出发说明了历史的发展，说明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首先在于他对黑格尔这一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继承。当代美国学者赛里格曼指出：“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反对任何18世纪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起源的‘神秘的和幻想的’理论。”（注：亚当·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纽约，1992年，第52页。）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的发展归于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不仅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而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

比之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这一理解是对市民社会本质更为深刻的把握。第一，由于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而不是从理念的自我运动出发考察市民社会与国家及其附属物的关系，因而，就避免了黑格尔为市民社会设立一个伦理指向的目的论的结局。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被看做自我完善的精神运动，在马克思这里被看做是人们自己活动的过程，因此，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在马克思那里是指国家的消亡和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自己不断活动的结果。第二，作为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把握，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的关系（其本质是经济交往关系），不仅比黑格尔将其规定为“需要的体系”更为深刻，也比它更为全面。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不仅把握了“需要的体系”的本质，而且也揭示了人们在“需要的体系”中实现需要的方式——即通过物质的交往实现需要；另一方面，“物质交往”关系概念，更为全面地把握了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包含了那些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也包含了那些不是直接由物质需要决定的关系。这就避免了将市民社会看做仅仅由经济交往的“需要的体系”而构成的弊端。

其次，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哲学曾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的。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之前，马克思还只是依据黑格尔的发展学说，认识到普鲁士王国并非绝对理性的体现，而是有待于发展和完善的。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逐步看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经济利益、等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并从这里出发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期间，在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辩论中，马克思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城市等级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对妨碍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专制国家制度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说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们在思想观点、政治态度上的对立是同等级地位的对立分不开的。在就林木盗伐案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生活的状况同官方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把等级地位的对立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已经开始用物质利益关系解释社会生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从市民社会本身解释社会历史，而这正是他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最初确立。从学理上看，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是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批判完成的。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又说：“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恩格斯也曾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马克思早期所确立的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确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观念。在他看来，所谓的市民社会就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以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同业工会等）为形式，以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内容，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独立于并决定着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社会生活的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的领域。

二、需要澄清的两个问题

在我国学界存在着两种极为流行的观点，妨碍人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确理解，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第一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市民社会”一词是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在他的思想走向成熟之后，他就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代替了早期这一模糊的说法。依照这一观点，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在马克思那里，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没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自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当做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纲领性以来，这一观点就一直内含于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之中。最近，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并不仅仅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而是见于他各个时期的著作。在他晚期的《资本论》等著作中，他还经常将“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并列使用。这说明“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马克思在晚期发现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范畴之后弃而不用的“不成熟”的概念（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社会》1993年第3期；王兆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新思考》，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7期。）。当然，我们关注的是更为深入的问题，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为什么会忽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其实，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理论的被忽视具有必然性。因为在这种解释模式中，社会历史的发展被高度地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的物质关系”也就被简化为“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政治关系”也就被简化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很自然地，市民社会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经济基础所替代，政治国家也就被它的抽象本质——上层建筑所替代。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指整个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私人生活，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只是这一私人生活的本质形式。马克思认为，作为“一切物质交往”的私人生活及其领域是与公共权力及其领域相对的，前者是市民社会，后者是政治国家；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所构成的领域，只是指私人生活中的市场交往活动及其所构成的经济领域，尽管它是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基础性领域。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时，当然会侧重于对私人生活本质关系的剖析，但是，私人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并不是它的全部，经济交往关系并不是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固然以经济交往活动为基本内容，但同时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政治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固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但同样也是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的活动领域。只有全面地理解市民社会这一私人生活领域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才能避免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解释为他坚决反对的纯粹的经济决定论。

第二种需要澄清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普适的分析性概念，它不只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而是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内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是近些年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曾多次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论述前市场经济社会，如：“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旧日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因此，马克思是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的。这种观点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自从国家产生以后，社会就分裂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市民社会就已经存在，只是完全被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而未能独立。那时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现实的，而只是一种逻辑的存在。只有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市民社会才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才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注：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的确，马克思常常用“市民社会”一词指涉欧洲中世纪的私人领域和私人交往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社会的社会关系之中。

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市民社会在西方最初出现的历史条件，正是由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忽视或不了解，才使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欧洲的商品经济最初是在晚期中世纪独立的自治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自治城市产生了最早的市民社会。欧洲中世纪的晚期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条件，在当时，诸侯纷争、群雄割据，整个社会处于极度分裂的局面。城市市民阶层受到领主权的极大压迫和盘剥。他们除了有服劳役或军役的义务外，还要向领主交纳实物、货币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城市在兴起以后，市民们往往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与领主进行斗争。在市民阶层与领主的斗争中，有的城市通过向领主缴纳赎买金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独有的“自治城市”。有些自治城市甚至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和选举市政官员的权利。一般地说，城市的自治权是经过教俗领主和国王特许的，后者还要向前者颁发特权证书，这种自治权是总体的专制社会中特许的自治。也正是在这时，西欧的城市里形成了最早的同业工会。这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基尔特）在11至12世纪的西欧极为兴盛。它们便是黑格尔所谓既非家庭又非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组织——市民社会的最初形式。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无疑是后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雏形和前身。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仅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也不可能再现于其他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样发展水平上，而只能是一种特有的西欧现象。以马克思对这种市民社会的肯定为依据，断定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中也存在着市民社会显然是失当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市民社会不是市民社会。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市民社会”只能是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市民社会可以是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它是逻辑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在中世纪，尽管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中还不够发达，在自治城市中却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因而形成特定形式的市民社会是非常自然的。应当说，马克思将它们称做“先前的”、“旧日的”、“中世纪的”市民社会，这本身就表明马克思对它们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表明马克思只是把它们看做一种特殊的市民社会。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说：“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由市场经济“需要的体系”的形成所导致的。它只能建立在“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现代现象。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过很多非常明确的论述，如马克思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他又说：“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所谓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相适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是与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密相联的，不可能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像有些人那样从“乡村自治”的传统中去寻求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市民社会问题所包含的巨大的现代价值。

三、马克思市民的意义

在西方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当代西方思想家们对这一点都是公认的。例如，当代市民社会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马克思从关系上规定市民社会的本质，为他之后所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坐标。他说：“马克思援用了黑格尔的概念，并把它几乎完全地化约为经济领域；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化约观点的，‘市民社会’才一直被人们从纯粹经济的层面加以界定。”（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见邓正来等编译《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再如，赛里格曼在考察了近代市民社会观念的演变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古典市民社会观念的终结者和当代市民社会观念的开启者。又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证明了以往各种市民社会模式在19世纪中的延续。”他说：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的市民社会观念走向了终结。不过，它仍然存在于20世纪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之中。”（注：赛里格曼：《市民社会的观念》，第56、57页。）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观点切入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从而深化了黑格尔所确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观念。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这一概括，可以说是近代以降这一问题讨论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从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入手，剖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本质，这才使他的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疑，与马克思所处的相比，当今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民社会理论也有了很大的，但是，这些发展都是在业已确立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做是特定社会“一切物质关系”的观点，为后来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和认识路径。不过，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市场经济中人们“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出发把握市民社会，并将它的本质规定为“经济交往关系”，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将现实的市民社会等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交换领域，等同于黑格尔所谓“需要的体系”。

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把它规定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交换关系及其所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这无疑抓住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因为正是由于市场交往关系体系的形成，才使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形成了一个因契约关系而联结的整体社会，才使人类社会的活动以的交往方式进行。市场交往中的契约活动是市民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活动，是人们进行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因而制约着其他一切活动的进行；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契约关系也因而成为塑造市民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如果离开了市场中的经济交往和契约关系，就不可能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代分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民社会。但是，单纯的、不受制约的经济交往领域，只是最原始的私人自律领域，它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权之上的“孤立的”商品交换领域，是绝对原子化的市场关系。这一领域的确是整个市民社会的基础，可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来看，它的纯粹形态只存在于商品经济发育的早期。这种典型的“经济市民社会”只是市民社会的一种过去时态，它只存在于普遍的民主和个人平等极为缺乏的特定历史时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民社会的私人自律单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私人自律的市民社会仅仅由有产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这种市民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即使是对在现代社会中刚刚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也已经不再可能，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不可能再现。换言之，那种纯粹的“经济市民社会”是一种原发性的市民社会，只能存在于原发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里，国家对经济的渗透能力尚未形成；它也只存在于民主制度尚未充分确立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自由的经济交往才由对私人财产进行保护的私法而不是由民主而获得保障。马克思是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社会历史的，他也绝没有这样理解市民社会及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虽然他并没有像后来的哈贝马斯等人那样明确强调文化批判领域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就否定它可以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部分。

社会理论范文篇9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建国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已全面实施，这时，更多的是思考和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此状况非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也非短时间内所能建立，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57页。）不仅要存在，而且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随着建国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在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判断，改变了已为全党所接受并写入《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首先不再认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应有一个努力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时期：其次是由10年到15年以后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改变为从现在起就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争取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这一过渡的渐变过程。但事实上，仅用3年时间就已完成了过渡。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

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即发展生产力，完成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经、商品化、社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是十分明确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2页。）。并规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总之，在建立了人民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19页。）。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处理经济关系问题时，却开始偏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则倾注全部精力搞“三改造”，而对“一化”却弃置不顾，为了急于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注重向社会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迅速发展，而忽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作用的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从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作为“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0页。），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国初，得出“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的结论。即使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初，也并非要把资本主义从根本上绝灭。但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对国内矛盾进行思考时却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原先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而有益的”看法，出现了从比较充分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变为视资本主义有害、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理论嬗变的原因分析

社会理论范文篇10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邓小平/主要矛盾/根本任务/贡献

【正文】

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某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但在实践中也有较大失误；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马恩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具体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但是，他们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P80)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又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P532)“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P532)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制度演化的根源，“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P532)。因此，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必须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系统分析。

第二，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P32-33)。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我们认识和把握某一社会形式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和理论基础。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两者之间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是从各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中概括出来的，它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集中表现，对某一阶段社会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特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指导，具体而深入地研究某一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补充、丰富和发展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而不至于使它成为枯槁和僵死的东西。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那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P33)。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他们阐述了一条总的原则：“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P33)。

二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贡献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列宁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

首先，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但是，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作过多次概括。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得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结论时，列宁指出：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P(6,8)。把思想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这两个归结的实质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其次，初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步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P281-282)。这表明，列宁已经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再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列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1918年4月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P490)。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P223)；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P224)。在1919年《俄共（布）纲领草案》中，他又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P727)。

最后，探讨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在实践中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重视改革的社会作用，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建设等方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苏维埃国家建设初期的实践经验时，首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是相并而行的。他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9](P610)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他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9l(P613)

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经历一个从“无矛盾论”到“有矛盾论”的过程，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终形成作了前期准备。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斯大林并没有顽固地坚持“无矛盾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他指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当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10](P577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首次正确的表述。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P602)这一表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和手段（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

然而斯大林不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来推动当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当由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党内产生重大分歧意见时，斯大林把阶级斗争进一步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恶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活，这不仅给苏联共产党和人民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灾难和创伤，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而且也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后果。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得失

同志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仅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范畴，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规律，而且正确地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范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373)。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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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正如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八大。中共八大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最初表述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是正确的，就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是要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进步的主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重视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建国后，同志继续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中国特色的生产力的发展道路。1951年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中，他指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P2)。1956年，党的八大在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后，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4](P79-80)。在1956年，在谈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同志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3](P375)。应当说，这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但是，正如《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随着整风运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对国内的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

在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印度制造边境冲突，美国派兵进入台湾，叫嚣，在这种状况下，重新审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时，主要是把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在国内，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误造成了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甚至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把这种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样就使党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纳入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6](P116)。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作为“惟生产力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猛烈批判。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P181-182）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6](P141)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亲自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7](P250)，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本制度决定和制约这些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又决定和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程度，甚至严重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7](P327、397)。因此，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重申了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的核心地位，并把它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压倒一切的标准”[17](P314)，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志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倡导者，一直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评判党的工作好坏和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所阐明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就是要提供一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金钥匙。他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用“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他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社会主义是否够格的标准，作为社会主义是否有优越性、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标准。“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6](P137)1984年6月，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正是因为有了生产力这样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禁锢人们思想的障碍开始烟消云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由空洞抽象的议论转向求真务实，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四，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寻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直接一致性的关系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以及党的中心任务等问题，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指出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内在统一的。“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7](P182)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7](P128)

第五，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些创新也构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和手段主要有这样一些：(1)进行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各种改革。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6](P134)。(2)实行对外开放，利用世界文明成果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6](P117)(3)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必须加以重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6](P377)。(4)实行“三步走”渐进发展战略。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脱离实际的冒进都只能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构成为一个主题明确、逻辑严密的生产力理论科学体系。

第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次要矛盾的作用，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7](P208)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特别要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能让他们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

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论述，指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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