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范文10篇

社会科学范文篇1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社会科学范文篇2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社会科学范文篇3

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四项社会责任

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依据其自身发展定位，在以大学的职能为表征的外在向度上，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学生的教学育人、创新与发现新知识的科学研究、服务包含民族地区在内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在以内在地存在于大学的本体价值中、以隐形形式作用于社会的内在向度上，主要指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

（一）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教学育人中，应是促进少数民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在核心就业能力和现代化程度两个向度上同质化民族院校教学育人，面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指的是“入口”，即他们是主要的招生对象。而从“出口”的角度，并不是说培养目标是让民族院校的毕业生只能服务于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或是只能适应民族地区的生活而不能适应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生活而失去迁徙能力。如果民族院校的培养目标是让自己的毕业生只有在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环境下才具有适应力与竞争力，而失去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与适应力，则是作茧自缚、自我矮化，甚至是为民族问题埋下致命的隐患。

（二）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区分民族文化研究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研究，其中应用型研究应追求与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民族文化研究，毕竟只是少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研究，而对于绝大部分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他们毕业后，要面对的是激烈的就业市场。对于民族文化研究，应当继续保护和传承，继续保持其民族特色。但对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研究，应当“去少数民族化”，追求与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对于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特殊自然、地理、风俗的应用研究，则应该依据解决这些特殊的的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走专业化或行业化道路，这本质上也是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

（三）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应当在加大应用型研究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进程中，追求服务社会能力的同质化在目前，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地区。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地区，绝不意味着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只能服务于总体上还很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应该具备服务包括发达地区的在内的非民族地区的能力，用能服务全国的能力去服务民族地区，即具备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服务能力。

（四）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在践行教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过程中，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创造机会接触并深入理解先进的理念与思想，保障少数民族学生享有信仰与世界观的选择权，引领他们在自由选择中形成与当代社会、当代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化程度的同质化。

二、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教学育人的学科基础弱民族学科在各个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都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地位也很低。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高校重点学科中，一级学科，民族院校是空白；二级学科，只有一所院校拥有。这说明民族院校与国家普通重点高校之间，至少是在学科建设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1]民族院校的办学特色，首先是民族性。可是对“民族性”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解读。本文认为，“民族性”，根本上是坚持把少数民族学生作为主要培养对象，应是促进少数民族与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在核心就业能力和现代化程度两个向度上同质化。为此，民族院校应当区分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基础学科和以培养少数民族具备同质化就业能力的应用型学科。对于后者，本文认为应当去民族化。民族院校的专业，未必非要牵扯民族性。如经济学，未必非得学习民族经济学不可。来自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学生，更需要学习与其他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课程，获得与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知识体系、思维体系与专业技能。同样的商学院的教育，如果有北大清华商学院与民族院校商学院的课程可以选择，我们认为民族院校的学生更应该选择前者，甚至如果如果可以接受哈佛商学院的教育，那不是更好吗？难道“民族化”了教育会比这对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吗？

（二）创新知识的科学研究弱民族院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水平大学相比，由于受地域、发展历史、经济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制约，在科研竞争意识、科研环境及条件、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单一，学术积淀不深，限制了学术水平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较少，标志性成果少；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能力还不强；科研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科研力量较为分散；科研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迫切需要民族院校深入进行创新研究，做出解答。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都属于其他相应专业的应用型学科范围内的问题，只不过发生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身上。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应该是从相应专业或技术的角度来寻求解决方案，而不必非要牵扯上民族学不可。这就是说，民族院校要提高服务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根本上是要提高与普通综合性大学同质化的专业能力。

（三）服务社会的能力弱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量的现实问题不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去研究现实性问题，并在研究中能提出对策，为党和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提供决策服务。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社会中努力进步，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的看来，民族院校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仍然较弱。以2007年民族院校的科研经费投入比例看，在3362.7万元经费中，基础研究是1323.16万元，应用理论研究1686.69万元，应用研究952.87万元。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经费不到三分之一。[1]民族院校服务社会能力的弱，不是由于相关学科民族学特色不够，恰恰相反，是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问题的学科能力与专业能力不强，即在服务社会的能力上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差异化太大。民族院校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绝不是说民族院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只能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恰恰相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落后，更呼唤强的服务能力。以弱扶弱，永远孱弱。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求民族院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不仅仅限于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而且还能面向发达地区、面向全中国的服务能力，即在服务社会的能力上追求与普通综合性大学的同质化。前述三项如能达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少数民族的精英分子就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择业，在祖国的发达地区也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场所，散居到全国各地，并拥有较好的事业发展的机会，这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关系的和谐将是至关重要的。

（四）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的气息弱目前，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在争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和引领少数民族时代精神的气息还比较弱。民族院校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分子荟萃的场所，承担着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和批判性地更新和发展少数民族知识、理念的使命，不仅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上，而且在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分善恶、建立信念和认识真理上，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以其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引导少数民族的时代精神。西方敌对势力在文化上，不断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用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凌驾甚至替代公民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要对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的少数民族进行截然相反的精神引领。

三、提升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的建议

（一）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支持民族院校就业方向根本调整应当鼓励一般的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高水平的一般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服务民族地区，而同时支持和鼓励民族院校毕业生服务于发达地区。以往我们常常认为民族院校的毕业生主要来自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应当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其实恰恰相反，来自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生源更应当走向发达地区，走向全中国。而总体上仍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更需要包括清华北大复旦在内的顶尖大学的一流毕业生的服务。越是落后，越需要水平高的服务与引导。国家应当在就业政策上给予民族院校政策上的帮扶与支持，尤其针对来自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促进少数民族毕业生在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范围的就业方面予以政策性倾斜。当然，国家还需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打破造成劳动力市场横向分割的制度性障碍，保障少数民族毕业生自由迁徙与择优的能力。

（二）提高民族院校学生就业能力，促进民族院校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同质化。民族院校应当重塑培养目标，应当使得其培养对象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范围内能和汉族学生具有同等的竞争力。少数民族学生应当具有同汉族学生接近甚至是一致的机会进入到跨国公司管理人员、高精尖技术人员的行列。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限于民族地区范围内，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职业结构及其所服务的产业结构接近汉族。[2]作为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美国大学的发展也具有国家行为特征，由国家重点支持。[3]在我国具体国情下，民族院校的建设与发展事关国家安全。国家应当加大力度，支持民族院校在教学理念、教师素质、培养模式、硬件建设等方面实现转变与进步。民族院校对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培养，应当走应用型的发展方向，且应当与部属普通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在知识、技能上具有同等的竞争力。

（三）打造去少数民族化的但又有自身独特核心竞争力的应用型学科群，造就民族院校服务包括发达地区在内的全中国的能力民族院校服务于民族地区，不应当是只能服务于民族地区，更不能以只能服务于民族地区的服务能力去服务民族地区。民族院校中有为数不少的是属于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新兴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学科门类齐全、学科发展均衡，但往往面临高水平学科不多、学科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认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根据学校现有的办学实力和发展潜能，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关键学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就会拖累前进的步伐，减缓发展的速度。对于那些没有发展潜力的学科，要限制其发展，甚至淘汰拖后腿的学科。[4]民族院校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弱。要改变现状，获得自身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民族院校的领导者就决不能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迁就现状，否则就会丧失发展机遇，就要犯历史的错误。走外延式的发展道路一定要慎重，再铺新摊子一定要慎重，上新的学科门类，而应该重视那些与优势学科相关的学科，或者尽量使较弱的学科与优势学科形成交叉学科，从而提高全校学科的整体水平。

社会科学范文篇4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权利;法定权利;

现实权利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2016—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显示,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中,高校申报数目和立项数目都位居五大社科研究之首[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主要实践者。本文主要研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内涵、种类及其作用,进而提出保障权利的具体举措,使其真正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先行者。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提出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探究是在“两会讲话”①精神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引下,在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破解西方个体权利产生困惑基础上,作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动力源泉提出的。

1.“两会讲话”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探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两会讲话”不仅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确认与保障提供机遇。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该讲话首先指出了,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并指出了我国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原创能力不强,有数量缺质量;其次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后,提出了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该讲话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是方向和动力,极大唤醒其研究勇气、激发其研究热情并增强其研究信心,也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阐明了应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为谁研究的现实性问题。在全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会议上,阐述了高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又指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定位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与此同时,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面临重要挑战。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了跟踪和同行并存的历史新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研究如何跟进,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的声音不绝于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回应,形成正面积极的话语体系;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进行政策制度的引领,设计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架构等等。历史性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注定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着社会科学研究和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建设者的双重使命,为有效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性、积极性,进而实现主体能动性,国家赋予其应有的权利是首要条件。为树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转化为高度的自觉,社会保障其现有权利的实现是根本条件。利用现有的环境,把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并且广泛传播,使其引领世界,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基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追问,可谓是有效路径。

2.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探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无论在权利本源、内涵上,还是在权利运行上都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探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人类文明史看,农耕文明的英雄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个人主义,基本的思路是把社会归结为个体,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英雄主义导致了集权,而个人主义导致了社会治理的民主”[2]。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对“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包容差异就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2]。在权利本源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并非源于“自然”,也并非源于国家权力,他既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3]12,也反对把权利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他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3]72。即:权利源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在权利内涵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即“整体的自由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个体的自由,以精神的自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感性的自由”[5]。即作为权利的自由,是社会整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辨证统一。作为自由本质的实践,是物质活动自由与精神活动自由的辩证统一。在权利运行上,马克思有句名言“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6]。即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并重的原则。其含义是在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利益一致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在注重个人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正如他所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3]84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以社会本原论、社会关系本质论、权利与义务统一论阐释权利,确立集体主义原则,化解权利发展所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止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战斗格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权利本位观,为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权利的确立、保障提供可靠依据。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概念与种类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培养人的基础地位,肩负着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历史使命,明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概念及种类是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在现实的运用。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概念权利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西方历史上对权利不同界说大致围绕两条线索:其一,政治思想家们或多或少承接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形而上”的阐释,即权利天赋。其二,职业法学家们或多或少承接古罗马法学“形而下”的阐释,即法律权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权利不是上述两线或平行相延或交错,构成权利认知的千姿百态,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必须发出声音的要求,这种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是义务性权利。它源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源于我国宪法、法律的规定;源于使命、规定之外,一个系统社会成员根据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整体考虑提出对自己具有决定意义的诉求。2.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种类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者这一特殊主体,借助“谱系学”哲学分析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立论,遵从理想到现实的权利运行规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归纳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

(1)应有权利来源于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赋予应有权利是指在特定时期,人们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承而生成的权利要求,是权利的初始形态。这种要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虽然没有法律确认,但是它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基础;二是这一价值基础的权利是合乎道德性的,否则不能成为应有权利。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为纽带共同体的话语如何传承并且赢得世界人民的尊崇,这是时代赋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是义务性权利,这一权利是马克思主义权利本原论的体现。就高校哲学科学工作者而言突出表现为科学研究权、理论创新权。科学研究权是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一项选择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具有此项权利,那么,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就很难从事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分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分开,甚至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意识形态说教,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7]。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7]。它指明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思想。研究什么?选择研究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在某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有的学科中“失语”、“失踪”、“失声”等现象。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智慧、情感、兴趣与现实热点、难点问题融入一体,研究出有时代价值的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创新权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所应享有的根据自己对所研究对象的认识,独立地进行判断并得出新结论的权利[8]。这种权利不仅自然科学工作者需要,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意义更大。理论创新权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权利。“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飞跃,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7]。理论创新权中的“创新”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如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使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第一次站在了科学高度的原始创新。第二种表现形式,如同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纠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如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理论沿着正确方向又迈出了新步伐的纠偏创新。第三种表现形式,如同“的四个全面、五大发展、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理论全面深入地生长创新。

(2)法定权利来源于宪法法律的明示法定权利是通过宪法、法律明确规定而存在的权利,这个阶段权利运行处在表露、展开的状态。法定权利的核心“不在于是否由法律划定了权利的限度和范围,而在于这种划分的尺度和深刻的内容”[9]。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权利与义务统一关系,解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论自由和成果发表的法定权利更为有意义。言论自由是指“有什么言,出什么言,发什么论”的权利,它是我国宪法明确保护的基本权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论自由应该包含二层意思:第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所言:“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立足实际就是不唯上,不唯人,不唯书,只唯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探讨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由的本质-实践的客观要求;开门研究就是注意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第二,言论自由扩张性法律解释。我国宪法规定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的六种权利。《著作权法》保障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法》保障了游行、示威的自由。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现代手段替代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时,人们在理念上缺少自由的“度”,在实践上又缺少行为规范,言论自由滥用现象极为普遍,不能实现言论自由的真义。立法规制言论自由权是明智之举。成果发表权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教学过程、学术研究的积累通过书面或网络向社会公之于众的权利。它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人身权利,也是著作权的首要权利。如果作者不行使发表权,其作品无人知晓,作者也不享有权利。发表权是身份权,同时发表权也具有利益权。可是,在现实中,有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表作品获得的物质利益与实际付出劳动存在一定的落差,这将使高校社会哲学工作者研究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极其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3)现实权利来源于权利主体自由自觉的行为现实权利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现实权利不是法律规定的一种“行为可能性”,是权利主体的实际行为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中,基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殊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上,国家权力适当让渡,是马克思主义权利的内涵自由,自由的本质实践体现,也是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者主体性的尊重,有利于权利主体自由自觉行为。刊物创办权是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社会发展、学科特点和教学需要享有的创办学术刊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发表权,而是基于学术成果近距离互相分享,现实当中“官办”刊物或准官办刊物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办刊权是发表权实现的客观需要,设想在不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各种考核硬性需求时,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所办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其言论,展现其思想,或许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为有益。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早年创办的《湘江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刊物,留下很多自己的有价值研究成果,其中有的已载入史册,成为不朽之作。学术组织权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结成一定的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所应具有的权利。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应享有学术组织权,是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渴望与同行结成“团队”的需要,是引导和规范工作者群体的需要。学术组织权应包括创办学术团体(如研究会、学会)和创办学术研究机构(如研究所、研究院)的权利。学术团体是一种松散型联合,学术团体成员之间只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各种活动(如学术年会、研讨会)而相聚到一起,平时联系较少;学术研究机构是一种紧密型的联合,学术机构内部的成员之间共处一个组织之中,共同接受机构的统一领导,共同遵守机构的章程和纪律,共同完成机构下达的任务,他们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共同体。在当今时代,以各自学科为本,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组织应当积极培育,形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合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校自然科学研究的合力、高校师生的合力。

三、确认解读和运用相关权利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

1.确认应有权利,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权、理论创新权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战略中依据个人的实际地位而得到自然结果,而这种结果需要通过国家这个中介,使“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立法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和权利,而是保护自由和权利。法律权利不仅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还强调国家负有积极行动的义务,充分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自由和创新自由。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7]。据沈壮海、张发林等对50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问题调研报告,影响个体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最主要因素中,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学术环境”,“评价导向”和“管理制度”分列第二、三位,“自身素质”的选择比例最小;影响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因素,排在首位的同样是“学术环境”,其他依次是“管理制度”“评价导向”[10]。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造、繁荣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动力的源泉,基于全球治理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期盼中国方案的诉求,国家确认这些权利,使其上升为法定权利,是时代的使然。只有这样,才能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外化为自觉行为,形成研究、创新,再研究、再创新的良性学术氛围。

2.解读法定权利,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人类探寻权利真正意义的过程中,中外伟大的思想家都留下了不朽的足迹,但是,追寻马克思的足迹更具有时代价值。正如讲话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7]。马克思在追求历史解放过程中,基于对人的全面解放,不断地追问“权利不是什么”,逐步打碎资产阶级虚假的“自由平等”权利观,确立权利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权利,权利是自由而非具体的利益,权利和义务并非简单并存的权利框架,极大影响了世界权利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不仅引发中华文明深刻变化,也在引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争取法定权利和国家尊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有的权利框架,无不体现马克思探寻权利真义的足迹与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国家独立、人类解放实践的接近与融合。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国家也有义务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论权、发表权不受歪曲、篡改,并且对于被复制作品理应获得报酬权。这样才能保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3.运用现实权利,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体性如前所述,在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中,高校申报数目和立项数目都位居五大社科研究机构之首。由此看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是善于研究问题、能够创造出成果的主力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体性是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形式的载体。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推移,从一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演进,这一过程既是权利概念逻辑过渡,也是社会主体执着追求的历史必然结果[9]。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构成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法治基础,法律在规定权利的同时提供了从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各种手段和资源;法治的价值之一表现为人在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自主。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作为现实权利可作为一种重要尺度,衡量法制的水平、质量。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是个体与社会统一的表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实际赋予个体多大的社会责任与个体作为主体拥有多大程度上自由自主的活动范围之间是统一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舞台上声音很弱,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也没有作用的尴尬境地。通过刊物的创办权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发出不同声音,然后去伪存真,最后形成社会共识,影响世界。通过学术组织权为高校自然科学工作者与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紧密接触提供机会,形成人文与科学同频共振,引领人类社会的前行。

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权利保障

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应当通过以下途径或方式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者权利的实现。

1.加快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保障条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繁荣、发展自然科学研究中,立法建章是较为完善的。198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92年、2000年、2008年进行修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并于2007年修订;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于2015年修订;200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这些法律成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保障和动力。201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明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地位、方向的明确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满自信和动力,为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性研究与科学发展同步,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保障条例》的制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保护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完善权利意识、用权意识,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及如何在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合理运用这些权利,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使命的统一,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2.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对话平台,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先锋作用,搭建对话平台是十分必要的。第一,搭建马克思经典与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交流平台,坚持经典与现实的对话与交流,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第二,搭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平台,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伟大实践有机结合,创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与交流,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科自信。第三,搭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平台,让西方物质文明与中国的精神文明交流与对话,不断提升原创能力,世界学术理论中国化,中国学术理论世界化,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自信。第四,搭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传承的平台,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思想创造、文化传播,还要立德树人,所以,要洞悉社会前沿问题,掌握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时代同步,与学生同步,实现其涵养人心、培育人格之功效,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育人自信。

3.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评价体系,为了推动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体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类高校根据教育主管部门评估学术成果的认定标准,制定相应高校内部学术评价制度。从目前运行状况来看,对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激情,规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行为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现有高校学术评价量化标准,容易产生学术泡沫,挫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科学研究和不断创新的积极性。高校往往在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甚至各种荣誉获得上对论文的数量、级别,课题数量、额度都作了规定。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为了达到基本要求,忽视自己已有的研究方向,跟踪热点;为了发表而科研,催生学术作品的泡沫,使其创新研究的使命感固化在数量上。

第二,现有学术评价制度的效率倾向性,容易导致功利化。科学研究不同于机械化大生产,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他需要时间、周期,需要沉淀、升华。多数高校职称评聘规定的学术成果近五年,聘期考核为三年,年度考核为一年。高校学术成果对生产效率的过度依赖,给高校社会科学工作者带来巨大的科研压力,使这一学术群体对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严谨自律科学态度和勇于担当的学术品格产生动摇,甚至部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完成考核要求,铤而走险,不惜进行学术造假,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首先,在学术评价指标上,数量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度”的概念。数量既要有最低限度,也要有最高限度,并且根据本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殊群体工作性质、年龄差异、研究领域,确定数量的合理区间。质量既要尊重刊物的等级,又不要迷信刊物的等级。因为好的刊物都有严格的评审制度,这一评审制度,能把不好的文章剔除,有时也会把棱角鲜明、个性较强的好文章卡住。所以,在尊重刊物等级的同时,更要关注原创性、社会的影响力。其次,学术评价主体上,参照美国著名学者博耶“认为学术评价至少应由四个主体来进行,即学者自身、同行、学生和委托人”[11]。同时还要增加相关指数,即:学者自身学术成果转引率、同行专家认同率、学生的满意度和学术成果与学科建设的吻合度。根据目标指向,设计出既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刚柔相济、张弛有度的科学、合理评价制度体系,营造宽松和谐、充满正向能量的学术研究生态。

总之,不论是的系列讲话精神,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坚守政治、学术、道德底线,又要创造出国内管用,国际认可的有原创元素、时代气息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彰显出中国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也是能担当得起责任的大国。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通过法律和现实诉求完善国家权力配置,使权利内化为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价值与尊严的理性力量。

参考文献:

[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6—2018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立项结果公布[EB/OL].[20081223].http:∥www.npopss-cn.gov.cn/.

[2]张康之.基于权利的社会建构陷入了困境[J].新视野,2016(1):1213.

[3]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98.

[5]韩冬雪.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1):81.

[6]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

[7].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8(05).

[8]张振芝.高校社科研究者权利保障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14(4):17.

[9]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39.

[10]沈壮海,张发林.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2(8):98.

社会科学范文篇5

【关键词】Internet/哲学社会科学/网上文献

【正文】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由信息革命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以Internet为核心的这场信息革命，将极大地改变着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Internet作为信息时代的标志，它的出现，涉及到广泛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和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诸多学科关系密切，引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它不仅提出了大量新课题，也向一些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将不同程度地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势产生影响。

1Internet向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挑战

在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造成冲击。在传统经济概念中，生产取决于所用生产要素的数量，特别是劳动、资本、设备和资源（物质的），信息或知识只被视为外部因素，不是生产函数完整组成部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资本积累；

而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知识成为可再生的重要资源，经济增长更直接地取决于知识的投资，知识创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次，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实践证明价值规律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信息产品与传统意的商品有所区别，它使商品的质发生了某种改变，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交换，而且还有分享的含义。那么，信息产品的属性是什么，当度量信息产品的价值时，知识和创新在信息产品价值的构成上占有多大的比重，怎样测定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经济稀缺理论、保护贸易理论等也受到挑战。

在哲学领域，Internet突破了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同时赋予哲学一些基本概念——“实在”等以新的内涵。如“虚拟实在”也是“实在”，在信息网络空间是人类生活空间的延伸这个意义上，它是实在的，同时它不仅超越了物理的四维时空，而且造成了更多维数的可能性空间。Internet还向传统认识论中的二元对立模式，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对立提出挑战，提倡智慧型思维，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

在社会学领域，对Internet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用传统的社会学观点和概念难以解释或不能涵盖。如社区概念、社会成员互动模式、社会分层理论等等，都面临着挑战。

在法学领域，Internet将改变传统的法律思维方式，即习惯于对与错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同时，Internet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法律制度是按照地理界限划分，以国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界是法律规范有效的界限，如民商法、刑法、知识产权法等都有着明确的地域概念。而Internet超越了国界和时间，网络形成了新的时空，这对传统上习惯以地缘界限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新闻学领域，Internet冲击大众传播理论。在大众传播理论中，职业传播者、媒介和受众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从网络传媒来看，这三个要素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Internet不仅改变了职业传播者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传递和信息的方式；二是大众媒介与网络融合形成新的媒体，网络上各种新闻组或信息站点也成为一种新的媒体；三是Internet改变了“受众”的概念和关于“受众”的理论，每个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能是信息的创造者、者或交流者，它改变了传统媒介的“传—受”关系，建立的是新型、平等的交互关系。大众传播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的性质、过程和影响，特别是它是如何在心理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影响人们的。面对网络传媒的迅速发展，这些基本问题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需要对原有理论进行扬弃或重构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Internet的发展将会影响思维方式，进而引起研究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模式的变化；同时，对一系列在信息时代产生的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需要作出预测，进行理论概括，这是目前面临的理论问题。

2Internet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大量新课题

Internet代表着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时代，伴随着大量还未被认识、有待认识的新问题，引起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关注。哲学工作者在探讨：Internet的出现，对人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带来了哪些改变，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观念迎接信息社会；它给予社会生产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带来了那些变化，并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社会变化进行探讨；研究从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的文明的转型。经济学工作者在研究：宏观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知识经济的特征、主要内容和运行规律，知识产品、信息产品的价值度量问题，知识经济的现状、未来以及我们的对策等等。微观上，研究电子商务带来的新变化。开展网上贸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现，如何进行金融结算？网上贸易超越了国界，如何保证国家行使主权，进行国家监管？在研究网上贸易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交易手续等优越性的同时，怎样推动它的健康发展？另外，网上贸易除了传统的商品贸易外，服务贸易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交易的科技含量加大，如何搞好网上的服务贸易？对网“虚拟社会”的研究，正在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虚拟社会中，社会成员是怎样发生关系、进行互动的，它如何改变了社会结构，引起了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哪些变化？Internet引起现代社会交友方式的变化，如何看待网上征友、网络婚姻走进我们的生活，Internet对现代人际关系、社会整合又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是当代信息技术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改变，形成新的社会分层。虽然目前对Internet的研究，在社会学界尚属前沿性的课题，但是不容忽视。法学研究人员在密切关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Internet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基本思路，并着手研究与Internet相关的立法问题。第一，对已有法律进行补充，如新刑法，网络犯罪的界定与制裁；著作权法，增加著作权人享有“展示”（display）的权利；出版法，增加网络出版物的内容；保护消费者权利法，享受网络服务是否列入消费者的权利；针对电子商务发展所涉及到的有关法律如合同法、民商法等制定政策，等。第二，进行新的立法。对Internet带来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必须进行新的立法。如网络域名管理，ISP（服务商）的管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隐私保护法（针对网络既是公开的、又是隐蔽的情况，凡属于个人在网上从事信息交流、发送活动过程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

Internet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体，已经引起新闻学研究的关注。网络媒体同以往传媒不同的特点、作用和功能，这些都是新闻学研究的新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信息传播的发展打破了新闻学传统的五“W”，即表现为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其他任何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信息交流。当前新闻学对Internet研究的热点问题有：第一，网络出版物的管理。报纸、广播、电视及书本式出版物都有着严格的审批手续，而网络出版物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涉及版权、法规等问题，网上什么是需要保护的，怎样有效地保护等。第二，网上色情等不良信息问题。它们妨碍了网络的健康发展，应该怎样克服。第三，网络传媒与传统传媒在特点、功能和作用等方面的比较研究。Internet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表现为研究观念在改变：如国家安全问题，过去对边疆的认识，主要以地缘为界，扩展到领海、领空，而Internet使时空观念发生变化，安全边疆的观念也相应发生改变。研究领域在扩大：如国际安全领域中，信息安全正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恐怖主义的内涵增加了黑客、信息犯罪的内容；国际冲突除了战争、经济等形式外，信息战已经开始点起烽烟；信息战，也许最能体现冷战后冲突的新特点，21世纪的战争，也许首先是信息的战争。这一点已成为很多专家的共识。随着世界范围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信息安全将日益成为安全的主题，信息安全将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

3Internet对学科发展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Internet的研究，虽然还处于介绍、普及阶段，但是伴随着Internet的发展，对Internet的研究将会逐步深入，产生一些新兴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如Internet经济学、网络传播学、知识经济、网络立法、信息安全、网上贸易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有些处于学科的前沿位置，有些尚处于学科的边缘。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和内容不尽相同，但有几个趋势是共同的：一是多学科、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趋势明显增强。Internet的出现，对社会科学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客观要求，由于它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伦理学等许多领域，分散、孤立的研究都不足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或科学的分析，因此对Internet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走势。二是对Internet的研究，不仅是纯理论意义上的研究，而是更加侧重于应用性。当前，学术主要关注的并不是Internet的一些抽象概念和原理，而是更注重它带来的变化、影响和问题，使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大大增强，与社会实际联系更加紧密。因此，知识经济、创新理论、网络出版物的管理、网上不良信息及信息垃圾的治理、网络立法、网上贸易等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三是对Internet的研究，正在向着全面、纵深的方向发展。学者们在研究中，既充分肯定、认识它的社会功能和积极影响，也不回避它的负面效应和存在问题，特别是注意借鉴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方面走过的弯路，以推动Internet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先后访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9个研究所的12位专家学者，

访谈笔记为本文提供了主要内容。

2朱葆伟，金吾伦．社会的信息化与观念变革．光明日报，1997，11，15、22

3卜卫．互联网挑战大众传播理论，“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学术交流资料，1998

社会科学范文篇6

［关键词］新时代；培根铸魂；哲学社会科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新情况新挑战，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时代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更意味着新使命新担当。正如所指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这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往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未来发展的殷切期待。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肩负起培根铸魂的时代重任。

一、坚持守正创新，把准政治方向

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我们党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指路明灯。为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我们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成为我们升华思想、提高认识、指导实践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加快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动新时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觉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更好地阐释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与世界文明进步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二、把握时代脉搏，回应实践需求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往前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追踪时代先声，解答时代课题，回应时代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新时代的深刻变革和伟大创造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和素材，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提升政治眼界、立起精神坐标，切实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要使命，不断探索、勇于回答新时代面临的崭新课题；从新时代的火热实践中发现主题、捕捉灵感，着力履行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光荣职责，讲好新时代故事，唱好新时代赞歌，阐释新时代梦想，真正做到反映时代变革，彰显时代特色、解答现实困惑，切实守护好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三、站稳人民立场，表达人民心声

“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也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③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脱离人民群众我们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人民的支持拥护，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面对当今之大变局，面对国际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要顺利实现党的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亿万人民的磅礴之力。人民群众是我们创作研究的动力、智慧和实践的源泉。没有人民的实践、人民的才智、人民的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画饼充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要走进实践、探索深处，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切实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把理论融入百姓的生活中，把思想镌刻在人民的灵魂上。

四、创作精品力作，提升研究价值

质量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时代课题。哲学社会科学者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时展，扎根中国大地，强化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发扬学术民主，激发原创动力，推动学术创新，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把基层当课堂，把群众当老师，把实践当教材，深入一线调研、深入社会生活、深入问题本质，及时研究解答群众工作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要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勤学苦练，也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不懈追求，更要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精益求精，不断推出具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的精品力作。

五、明德引领风尚，展现人格示范

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源的使命，对全社会的影响和示范效应明显。”④为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和高尚情操为社会做出表率。要自觉加强思想政治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努力成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名家大师；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学术理想、人生追求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福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培养更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守职业操守，加强自身修炼，自尊自重、自珍自爱，守得住“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清贫、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寂寞，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气息，争做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时代楷模。要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言、以德施教，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著述与践行相协调、待人与律己相促进，用自己的丰富学识点燃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使正确的道德素养和价值取向无声地浸润心田。

社会科学范文篇7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社会科学范文篇8

1数据获得方法

登录InCitesJournalCitationReports，分别在2007—2016年SSCI数据库的ViewagroupofjournalsbyCounty/Territory中，下载列入研究的11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印度、韩国、俄罗斯和中国）历年入选SSCI的期刊状况，记录各刊的影响因子（JournalImpactFactor）、5年影响因子（5-YearImpactFactor）、他引影响因子（ImpactFactorwithoutJournalSelfCites）、影响因子百分位（AverageJournalImpactFactorPercentile）、标准特征因子（NormalizedEigenfactor）等，并作对比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各国2007—2016年SSCI期刊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2007—2016年各国SSCI期刊的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各国2007—2016年影响因子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意大利（1.505）、美国（1.473）、英国（1.219）、加拿大（0.882）、德国（0.739）、中国（0.686）、法国（0.404）、日本（0.395）、韩国（0.328）、印度（0.242）、俄罗斯（0.211）；5年影响因子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美国（1.982）、英国（1.637）、意大利（1.367）、加拿大（1.143）、德国（0.830）、中国（0.723）、法国（0.511）、日本（0.441）、韩国（0.328）、印度（0.243）、俄罗斯（0.177）。相对于2007年，2016年各国SSCI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除俄罗斯外，其余10国均有所增加。需要指出的是，表1给出了各国SSCI期刊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的算术均值，但理论上来说，由于期刊影响因子（包括5年影响因子）在学科间的差异很大，使用影响因子的算术均值对比国家间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并不适宜，可略作为国家内部纵向影响力大小比较的参考。2.2各国2007—2016年SSCI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影响因子百分位是2015年版JCR新增的期刊评价指标，它将影响因子转变为位置指标，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学科间的差异，可以进行学科间期刊的比较［3-4］，即以影响因子百分位的大小对比不同国家间处于不同学科期刊影响力的大小理论上较单纯比较影响因子更有说服力。各国历年SSCI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情况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各国10年间SSCI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百分位由高到低分别为美国（54.664）、英国（51.975）、加拿大（33.741）、德国（31.457）、中国（31.118）、意大利（31.112）、韩国（17.693）、法国（16.551）、日本（15.703）、印度（13.359）、俄罗斯（9.381）。11国的10年影响因子百分位均值呈梯队排列，美国和英国SSCI期刊影响力相对较高，位列第一梯队；加拿大、德国、中国、意大利位列第二梯队；韩国、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影响因子百分位均值相对较低，位列第三梯队。我国位于11国中的第5位，但和第4位的德国及第6位的意大利相比差异较小。相对于2007年，2016年各国影响因子百分位均值增长量由高到低分别为中国（24.448）、日本（9.845）、印度（6.355）、法国（3.867）、美国（1.530）、加拿大（1.224）、德国（0.027）、英国（-0.024）、意大利（-11.418）、韩国（-13.883）、俄罗斯（-17.252）。我国影响因子百分位均值增长量最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SSCI期刊学术影响力在逐步扩大，尤其2014年后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我国入选SSCI期刊量不多，影响因子百分位均值受个别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的影响较大。2.3各国2013—2016年SSCI期刊标准特征因子。标准特征因子也是2015年版JCR新增的期刊评价指标，它是对特征因子做的一种特殊的标准化，其均值为1，指标越高期刊影响力相对越大。标准特征因子也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学科间的差异，理论上可以进行学科间期刊的比较［5-6］。JCR仅增加了2013年以来期刊的标准特征因子，各国2013—2016年SSCI期刊标准特征因子情况见表3。由表3可知，各国2013—2016年平均标准特征因子由高到低分别为美国（0.42211）、英国（0.31695）、加拿大（0.18122）、德国（0.10524）、意大利（0.09299）、日本（0.08917）、法国（0.07177）、中国（0.06367）、印度（0.04702）、韩国（0.04379）、俄罗斯（0.01643），美国和英国SSCI期刊学术影响力遥遥领先，其余各国均呈梯度排列，我国位列第8位，远高于印度、韩国和俄罗斯，但较日本和法国仍有距离。由于特征因子与影响因子的引证时间窗口、计算方法等均有所差异［7-8］，故基于特征因子和影响因子的标准特征因子和影响因子百分位结果略有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由于我国入选SSCI的刊数较少，不同年份标准特征因子均值受个别期刊的变化影响较大，如《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2015年的特征因子为0.09602，而2016年增长到了0.20641，故总体来看，我国的SSCI期刊标准特征因子呈现波动性增加趋势。

社会科学范文篇9

关键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权利;法定权利;

现实权利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2016—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显示,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中,高校申报数目和立项数目都位居五大社科研究之首[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主要实践者。本文主要研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内涵、种类及其作用,进而提出保障权利的具体举措,使其真正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先行者。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提出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探究是在“两会讲话”①精神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指引下,在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破解西方个体权利产生困惑基础上,作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动力源泉提出的。

1.“两会讲话”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探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两会讲话”不仅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确认与保障提供机遇。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该讲话首先指出了,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并指出了我国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原创能力不强,有数量缺质量;其次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最后,提出了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该讲话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是方向和动力,极大唤醒其研究勇气、激发其研究热情并增强其研究信心,也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阐明了应该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为谁研究的现实性问题。在全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会议上,阐述了高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又指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定位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与此同时,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面临重要挑战。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了跟踪和同行并存的历史新阶段,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研究如何跟进,创造出与时俱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的声音不绝于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回应,形成正面积极的话语体系;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进行政策制度的引领,设计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架构等等。历史性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注定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着社会科学研究和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建设者的双重使命,为有效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性、积极性,进而实现主体能动性,国家赋予其应有的权利是首要条件。为树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转化为高度的自觉,社会保障其现有权利的实现是根本条件。利用现有的环境,把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并且广泛传播,使其引领世界,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基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追问,可谓是有效路径。

2.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探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权利观无论在权利本源、内涵上,还是在权利运行上都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探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人类文明史看,农耕文明的英雄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个人主义,基本的思路是把社会归结为个体,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英雄主义导致了集权,而个人主义导致了社会治理的民主”[2]。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对“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并包容差异就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2]。在权利本源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并非源于“自然”,也并非源于国家权力,他既反对“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3]12,也反对把权利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他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3]72。即:权利源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在权利内涵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即“整体的自由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个体的自由,以精神的自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感性的自由”[5]。即作为权利的自由,是社会整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辨证统一。作为自由本质的实践,是物质活动自由与精神活动自由的辩证统一。在权利运行上,马克思有句名言“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6]。即马克思主义权利义务并重的原则。其含义是在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利益一致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在注重个人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更注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正如他所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3]84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以社会本原论、社会关系本质论、权利与义务统一论阐释权利,确立集体主义原则,化解权利发展所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止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战斗格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权利本位观,为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权利的确立、保障提供可靠依据。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概念与种类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培养人的基础地位,肩负着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学术话语权的历史使命,明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概念及种类是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在现实的运用。1.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概念权利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西方历史上对权利不同界说大致围绕两条线索:其一,政治思想家们或多或少承接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形而上”的阐释,即权利天赋。其二,职业法学家们或多或少承接古罗马法学“形而下”的阐释,即法律权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权利不是上述两线或平行相延或交错,构成权利认知的千姿百态,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权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必须发出声音的要求,这种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是义务性权利。它源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源于我国宪法、法律的规定;源于使命、规定之外,一个系统社会成员根据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整体考虑提出对自己具有决定意义的诉求。2.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种类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者这一特殊主体,借助“谱系学”哲学分析方法,以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立论,遵从理想到现实的权利运行规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归纳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

(1)应有权利来源于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赋予应有权利是指在特定时期,人们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承而生成的权利要求,是权利的初始形态。这种要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虽然没有法律确认,但是它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基础;二是这一价值基础的权利是合乎道德性的,否则不能成为应有权利。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为纽带共同体的话语如何传承并且赢得世界人民的尊崇,这是时代赋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是义务性权利,这一权利是马克思主义权利本原论的体现。就高校哲学科学工作者而言突出表现为科学研究权、理论创新权。科学研究权是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一项选择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如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具有此项权利,那么,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就很难从事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分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分开,甚至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意识形态说教,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7]。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7]。它指明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思想。研究什么?选择研究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在某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有的学科中“失语”、“失踪”、“失声”等现象。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智慧、情感、兴趣与现实热点、难点问题融入一体,研究出有时代价值的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创新权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所应享有的根据自己对所研究对象的认识,独立地进行判断并得出新结论的权利[8]。这种权利不仅自然科学工作者需要,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意义更大。理论创新权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自由权利。“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飞跃,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7]。理论创新权中的“创新”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如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使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第一次站在了科学高度的原始创新。第二种表现形式,如同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纠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如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理论沿着正确方向又迈出了新步伐的纠偏创新。第三种表现形式,如同“的四个全面、五大发展、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理论全面深入地生长创新。

(2)法定权利来源于宪法法律的明示法定权利是通过宪法、法律明确规定而存在的权利,这个阶段权利运行处在表露、展开的状态。法定权利的核心“不在于是否由法律划定了权利的限度和范围,而在于这种划分的尺度和深刻的内容”[9]。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权利与义务统一关系,解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论自由和成果发表的法定权利更为有意义。言论自由是指“有什么言,出什么言,发什么论”的权利,它是我国宪法明确保护的基本权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论自由应该包含二层意思:第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所言:“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立足实际就是不唯上,不唯人,不唯书,只唯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探讨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由的本质-实践的客观要求;开门研究就是注意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第二,言论自由扩张性法律解释。我国宪法规定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的六种权利。《著作权法》保障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法》保障了游行、示威的自由。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现代手段替代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时,人们在理念上缺少自由的“度”,在实践上又缺少行为规范,言论自由滥用现象极为普遍,不能实现言论自由的真义。立法规制言论自由权是明智之举。成果发表权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教学过程、学术研究的积累通过书面或网络向社会公之于众的权利。它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人身权利,也是著作权的首要权利。如果作者不行使发表权,其作品无人知晓,作者也不享有权利。发表权是身份权,同时发表权也具有利益权。可是,在现实中,有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表作品获得的物质利益与实际付出劳动存在一定的落差,这将使高校社会哲学工作者研究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极其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3)现实权利来源于权利主体自由自觉的行为现实权利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现实权利不是法律规定的一种“行为可能性”,是权利主体的实际行为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中,基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殊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上,国家权力适当让渡,是马克思主义权利的内涵自由,自由的本质实践体现,也是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者主体性的尊重,有利于权利主体自由自觉行为。刊物创办权是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社会发展、学科特点和教学需要享有的创办学术刊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发表权,而是基于学术成果近距离互相分享,现实当中“官办”刊物或准官办刊物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办刊权是发表权实现的客观需要,设想在不作为职称评定或者各种考核硬性需求时,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自己所办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其言论,展现其思想,或许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为有益。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早年创办的《湘江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刊物,留下很多自己的有价值研究成果,其中有的已载入史册,成为不朽之作。学术组织权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结成一定的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所应具有的权利。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应享有学术组织权,是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渴望与同行结成“团队”的需要,是引导和规范工作者群体的需要。学术组织权应包括创办学术团体(如研究会、学会)和创办学术研究机构(如研究所、研究院)的权利。学术团体是一种松散型联合,学术团体成员之间只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各种活动(如学术年会、研讨会)而相聚到一起,平时联系较少;学术研究机构是一种紧密型的联合,学术机构内部的成员之间共处一个组织之中,共同接受机构的统一领导,共同遵守机构的章程和纪律,共同完成机构下达的任务,他们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共同体。在当今时代,以各自学科为本,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组织应当积极培育,形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合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高校自然科学研究的合力、高校师生的合力。

三、确认、解读和运用相关权利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

1.确认应有权利,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权、理论创新权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战略中依据个人的实际地位而得到自然结果,而这种结果需要通过国家这个中介,使“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律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立法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和权利,而是保护自由和权利。法律权利不仅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且还强调国家负有积极行动的义务,充分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自由和创新自由。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7]。据沈壮海、张发林等对50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问题调研报告,影响个体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最主要因素中,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是“学术环境”,“评价导向”和“管理制度”分列第二、三位,“自身素质”的选择比例最小;影响团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因素,排在首位的同样是“学术环境”,其他依次是“管理制度”“评价导向”[10]。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造、繁荣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动力的源泉,基于全球治理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期盼中国方案的诉求,国家确认这些权利,使其上升为法定权利,是时代的使然。只有这样,才能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外化为自觉行为,形成研究、创新,再研究、再创新的良性学术氛围。

2.解读法定权利,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人类探寻权利真正意义的过程中,中外伟大的思想家都留下了不朽的足迹,但是,追寻马克思的足迹更具有时代价值。正如讲话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7]。马克思在追求历史解放过程中,基于对人的全面解放,不断地追问“权利不是什么”,逐步打碎资产阶级虚假的“自由平等”权利观,确立权利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权利,权利是自由而非具体的利益,权利和义务并非简单并存的权利框架,极大影响了世界权利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不仅引发中华文明深刻变化,也在引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争取法定权利和国家尊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有的权利框架,无不体现马克思探寻权利真义的足迹与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国家独立、人类解放实践的接近与融合。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国家也有义务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言论权、发表权不受歪曲、篡改,并且对于被复制作品理应获得报酬权。这样才能保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3.运用现实权利,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体性如前所述,在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中,高校申报数目和立项数目都位居五大社科研究机构之首。由此看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是善于研究问题、能够创造出成果的主力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体性是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形式的载体。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推移,从一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演进,这一过程既是权利概念逻辑过渡,也是社会主体执着追求的历史必然结果[9]。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构成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的法治基础,法律在规定权利的同时提供了从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各种手段和资源;法治的价值之一表现为人在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自主。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作为现实权利可作为一种重要尺度,衡量法制的水平、质量。刊物创办权、学术组织权是个体与社会统一的表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实际赋予个体多大的社会责任与个体作为主体拥有多大程度上自由自主的活动范围之间是统一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舞台上声音很弱,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也没有作用的尴尬境地。通过刊物的创办权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发出不同声音,然后去伪存真,最后形成社会共识,影响世界。通过学术组织权为高校自然科学工作者与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紧密接触提供机会,形成人文与科学同频共振,引领人类社会的前行。

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权利保障

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应当通过以下途径或方式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者权利的实现。

1.加快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保障条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繁荣、发展自然科学研究中,立法建章是较为完善的。198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92年、2000年、2008年进行修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并于2007年修订;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于2015年修订;200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这些法律成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保障和动力。201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明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地位、方向的明确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满自信和动力,为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性研究与科学发展同步,保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保障条例》的制定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保护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完善权利意识、用权意识,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及如何在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合理运用这些权利,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使命的统一,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2.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对话平台

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先锋作用,搭建对话平台是十分必要的。第一,搭建马克思经典与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交流平台,坚持经典与现实的对话与交流,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

第二,搭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平台,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伟大实践有机结合,创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与交流,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科自信。

第三,搭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平台,让西方物质文明与中国的精神文明交流与对话,不断提升原创能力,世界学术理论中国化,中国学术理论世界化,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自信。第四,搭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传承的平台,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思想创造、文化传播,还要立德树人,所以,要洞悉社会前沿问题,掌握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时代同步,与学生同步,实现其涵养人心、培育人格之功效,强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育人自信。

3.完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术评价体系

为了推动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体现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类高校根据教育主管部门评估学术成果的认定标准,制定相应高校内部学术评价制度。从目前运行状况来看,对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激情,规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行为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反思。第一,现有高校学术评价量化标准,容易产生学术泡沫,挫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科学研究和不断创新的积极性。高校往往在年度考核、职称评定,甚至各种荣誉获得上对论文的数量、级别,课题数量、额度都作了规定。高校哲学社会工作者为了达到基本要求,忽视自己已有的研究方向,跟踪热点;为了发表而科研,催生学术作品的泡沫,使其创新研究的使命感固化在数量上。

第二,现有学术评价制度的效率倾向性,容易导致功利化。科学研究不同于机械化大生产,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他需要时间、周期,需要沉淀、升华。多数高校职称评聘规定的学术成果近五年,聘期考核为三年,年度考核为一年。高校学术成果对生产效率的过度依赖,给高校社会科学工作者带来巨大的科研压力,使这一学术群体对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严谨自律科学态度和勇于担当的学术品格产生动摇,甚至部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完成考核要求,铤而走险,不惜进行学术造假,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保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权利,首先,在学术评价指标上,数量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度”的概念。数量既要有最低限度,也要有最高限度,并且根据本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殊群体工作性质、年龄差异、研究领域,确定数量的合理区间。质量既要尊重刊物的等级,又不要迷信刊物的等级。因为好的刊物都有严格的评审制度,这一评审制度,能把不好的文章剔除,有时也会把棱角鲜明、个性较强的好文章卡住。所以,在尊重刊物等级的同时,更要关注原创性、社会的影响力。其次,学术评价主体上,参照美国著名学者博耶“认为学术评价至少应由四个主体来进行,即学者自身、同行、学生和委托人”[11]。同时还要增加相关指数,即:学者自身学术成果转引率、同行专家认同率、学生的满意度和学术成果与学科建设的吻合度。根据目标指向,设计出既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刚柔相济、张弛有度的科学、合理评价制度体系,营造宽松和谐、充满正向能量的学术研究生态。

总之,不论是的系列讲话精神,还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坚守政治、学术、道德底线,又要创造出国内管用,国际认可的有原创元素、时代气息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彰显出中国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也是能担当得起责任的大国。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通过法律和现实诉求完善国家权力配置,使权利内化为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价值与尊严的理性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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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康之.基于权利的社会建构陷入了困境[J].新视野,2016(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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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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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39.

[10]沈壮海,张发林.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观念与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2012(8):98.

社会科学范文篇10

（1998年7月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第50号令,根据2004年

5月2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福

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的决定》进行修订）

第一条为繁荣和发展我省社会科学事业，奖励在社会科学方面做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奖励名称定为“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下列三类社会科学作品，每类均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一）专著类；

（二）译著、教材、古籍整理、工具书、科普读物类；

（三）论文、调研报告、决策咨询研究报告类。

第三条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福建省人民政府名义颁发。评奖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

福建省人民政府委托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具体负责评奖活动的管理、组织和实施。

第四条在当届评奖年度内正式出版或发表的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社会科学作品，符合下列标准的，其作者可以个人或者集体名义申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

（二）在学术上有科学创新、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三）体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神。

第五条申请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提交下列文件：

（一）《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表》；

（二）作品原件及其复印件；

（三）有关单位或组织推荐意见书。

第六条凡已在相当或高于本奖励的评奖中获奖的成果不再申报参评。

第七条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由当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评委会）评审。

省评委会由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设立，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省评委会成员，由从事社会科学工作专家、学者和有关主管部门领导担任，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三分之二。

第八条社会科学各类作品优秀成果奖具体标准是：

（一）专著：在研究现实和历史的重大问题上有创见；

（二）译著：译文准确畅达，译作内容对研究和解决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教材：在内容上有新意，结构上有突破，对科研、教学有重要应用价值；

（四）古籍整理：切合原意，注释准确，对历史考证有所发现或有重要价值；

（五）科普读物：适应时代需要，并有较强的科学性、知识性，在传播和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方面有重要作用和效益；

（六）工具书：体例科学，资料可靠，知识性强，能反映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并有实用价值或学术价值；

（七）论文：在学术上有创见，或能正确阐明重大理论问题或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八）调查报告、咨询报告：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研究，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和明显的社会效益，或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

第九条福建省社会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科学、民主、客观、公正的原则；

（二）坚持标准，注重质量的原则；

（三）在同等条件下，青年作者作品优先入选原则。

第十条省评委会的评审工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初评：组织学科评审组按照评审标准，负责成果的初评、初选工作；

（二）复评：组建若干复评组，对初评结果进行复评，按评审标准和所下达的入选成果比例（或数量）向省评委会推荐各等级获奖候选项目；

（三）终评：省评委会对各复评组所推荐的各项候选成果进行最后评定。

第十一条省评委会的评审结果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为异议期。

第十二条经公布无异议的评审结果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对获奖人授予奖励证书和奖金。

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各类各等级奖金数额和评奖工作费用由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会同省财政主管部门提出具体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与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者享受同等待遇，其获奖结果记入人事和学术档案，作为考核、晋升、评定专业技术职务和享受有关津贴的依据。

第十四条参加评选的作品有弄虚作假或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由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取消其参评资格；已获奖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其奖励，并追回奖金和奖励证书；有关主管部门应视其情节轻重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构成侵权行为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