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纠纷范文10篇

社会纠纷范文篇1

一、底层社会及其纠纷

社会因层级的划分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类型。由于社会呈现出一种梯度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矛盾也区分为不同阶层、阶层与阶层之间等多重形态的秩序结构。为此,笔者根据社会结构分层的差异而将我国现实社会区分为底层社会与中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包含中层及其更高阶层的社会形态;底层社会主要是指针对刚刚达到温饱标准及其以下的生活状况的社会群体生活的社会形态。底层社会并非一种准确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现象描述的概念,主要是针对经济收入状况处于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贫困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下岗工、农民工、社会闲散人员,等等。这些人群大都处于追求或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和基本保障的低层需求上,以维持生存的基本状况。底层社会由这样的底层人群构成,他们或居住在密集贫困区域或分散在不同的生活场所。底层社会边缘化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却又与两者密切相关的一个独特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相对于公民社会,它更零散而缺乏秩序;相对于市场社会,它更为无序而缺乏规制。但底层社会又受制于国家与市场的影响,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民众以分散的个体或自我组织的形式行事;在法治相对缺位与社会规制体系相对乏力的框架下,民众依靠自我认知调整人际交往与处世方略。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众需要更为强烈的自我保护,追求的利益更为赤裸与无顾忌,面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更为消极。底层纠纷既是指底层人群之间或者底层人群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群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纠纷因数量的庞大与情形的繁杂以及司法费用与成本的“高门槛”使司法体系难以觉察。但是,当底层纠纷因共同的动因而不断聚集,形成群体性利益诉求或因“多米诺”效应而不断引发出连锁反应时,如果不及时化解纠纷,就极易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积极化解底层社会纠纷就成为保障国家方针政策得以落实的前提与基础。

二、底层纠纷面临的多重困境

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会采取利己的策略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此所承担的风险与利益冲突就有可能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转,而事实是大部分社会矛盾与风险被不断地转移给缺乏保护、缺失权力的底层社会,当上层的压力与风险逐渐传导给下层时,底层民众所赋有的生存空间就进一步萎缩。同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风险事故与危机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也往往是底层社会的民众,比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及2010年的大连原油泄漏事件,等等,其最大的利益受害者都通常处于社会中下层。在社会多重压力与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底层社会承载了难以想象的“压强”,这促使了底层社会内的外部反弹力。在此情形下,单一的权力治理已经很难有效化解底层纠纷,不断上访申诉的案例就是不争的例证。

面对上述社会危机与风险,中国司法体系并没有完全实现有效应对的法治功能。面对不断上访与申诉的民众,法院往往提高起诉的标准和门槛,将诉苦的当事人拒之门外;针对底层民众之间的琐碎纠纷,司法机关经常是“不管不问”。而一旦底层矛盾聚合产生较大的破坏力之时,司法机关的解忧排难的功能又需要依附于政府导向,而缺乏自觉性,在此,中国司法制度所包含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并没有发挥足够的功效,更没有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之中。

1.司法成本的制约

对于收入微薄的底层人群而言,成本是最大制约。诉讼成本一般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等方面。在收入微薄的底层人群中,经济成本是最致命的限制,它主要包括:其一,法院收费,主要指程序启动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如一审、二审、再审)和申请费(如执行、财产保全、支付令、公示催告、破产等)和其他诉讼费用(包括勘察、鉴定、公告、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费等方面);其二,费,即聘请律师或其他诉讼的费用;其三,其他费用,这类费用因具体案例的情形差异而各不相同,比如,当事人和人因收集证据、参与庭审而支出的通讯费、交通费、复印费等。上述诉讼费用的标准,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其基本的立足点基于社会中等或普通居民收支水平。而对于这一标准,底层人群是难以达到的。底层人群处于生活、生存的边缘地带,日常生活的基本开支刚刚维系甚至难以维系,纠纷解决所需的司法成本和费用支出几乎难以应对。因此,即使是对必要的司法救济成本(如诉讼费、仲裁费、聘请律师费等)都大大超出了底层人群经济承受能力。求救司法路径对底层人群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除此之外,司法救济途径还存在两种灰色费用支出,一是某些司法机关为了单位创收而超出规定标准,或沿用收费幅度的上限。二是当事人的运筹与疏通关系的花费,如为答谢律师、通融法官等的灰色支出。对于底层人群而言,上述两种费用虽然不必然发生,但是作为诉讼成本的预期估算,也需要引起重视。上述种种诉讼费用使底层纠纷司法路径的解决存在极大障碍,诉求的成本的增加随着司法程序的展开就不再被当事人所控制。成本的不断投入将与未来纠纷利益的补偿标的之间形成较大的悬殊,为此,底层人群通常在进行诉讼路径的成本计算与了解收费成本之后选择放弃。而诉讼费用制度中的减、免、缓制度与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这一压力①,但对于内容数量庞大的底层人群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2.法律救助的缺位

在基层司法失范的同时,对底层社会予以法律救助的机制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缺位现象。一般而言,法律救助最直接的方式是对底层贫困人群诉讼费用的经济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贫困人群的诉讼成本压力,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缓解只是一种即时手段。对于诉讼时限难以预估的案件,定量的资金救助可能难以支撑漫长的诉讼过程。而且,固定的数额对于诉讼请求多元的案件也难以取得有的放矢的效果:对较为复杂的诉讼,有限的资金支持可能并不充分;而对事实简单的案件,救助的费用却存在“花不完”的现象。可见,这其中“给钱”多少和如何使分配合理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运作机制。

当然,法律救助不仅仅是“给钱”,更重要的在于“支招”,也就是为其提供有预见性的法律指导和律师建议。这是帮助当事人摆脱困扰、使其得到真正救助的方式。因为贫困人群更多需要来自诉讼策略上的帮助和司法程序上的指导,尤其是法律职业者给予的关怀热情与耐心解答。但是,目前来看,需要法律救助的案件也没有获得律师的“支招”。对补助极少甚至缺乏补助的救助案件,律师的积极性也会大大受挫,“浮皮潦草”和“点到即止”较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救助的实际效果。同时,被救助标准、被救助对象的条件要求也是对底层纠纷进行法律救助的一个困难。《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这一如此广泛的法律救助范围使得司法人员在选择被救助对象时显得更为随意。面对如此众多贫困人群和大量有待法律救助的纠纷,如果一旦“门槛”放宽,就意味着大量人群的涌入,如果“门槛”收紧,将会使个别的案件实现法律救助,而大量案件难以实现救助。如何把握“门槛”宽严使底层人群有效获得因贫困差异的不同而获得相应的救助是一个尺度性难题。况且,就需要得到救助的底层人群而言,其贫困程度和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如何在这其中平衡选择目前并不没有实际操作上的合理标准。

3.司法功能的尴尬

第一,从中国司法整体状况而言,虽然中国司法在改革开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它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城市中,面对广大贫困农村和城乡结合地带,法律的实践性并没有得到广泛地普及。我们在兜售法制规则健全的同时却忽略了底层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便捷方式。由此,司法在底层社会被当成了一种符号象征,一个现代化制度和治理方式的样本。而真正进入法院解决纠纷的诸如“司法独立”、“程序正义”、“证据恪守”之类的舶来理念却经常在本土逻辑中失语,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过于强调经济增长和面向国际的合法性展示,而忽略了底层社会自身萌发的文化与行为方式的环境特点;另一方面,底层社会对这些移植的制度的接受程度也相当有限,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未能在法律中有效地转变为诉讼策略。所以,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大背景下,司法制度与程序运行更趋向于致力推动GDP持续增长,而对底层纠纷中的“蝇头小利”或“无聊琐事”就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关怀,由此,底层纠纷经常被搁浅在无人问津的地带,蓄积的矛盾与情绪难以排遣。在此情形下,微小的纠纷就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引发群体性或暴力性事件。

第二,从基层司法实践而言,基层司法也存在着诸多功能缺位。基层司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起到国家法律的上传下达的流转与枢纽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在将国家法律与政策导向传输给底层民众时,基层司法的应有功效未能充分的“发酵”:一方面是出于基层司法自身能力的缺陷,包括人员的缺乏、机构的不完善、经费的不到位,使国家法律难以渗透入底层人群,并成为底层人群处理纠纷策略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基层司法机关也可能因工作重心的变化而延误或懈怠法律疏导与传达的作用。基层司法的功能失范引发底层社会的矛盾高发。民众与基层司法之间因为法律“隔阂”或者利益出发点未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沟通而产生对峙,驱使底层民众转向自力救济。而民众的私力救济也明显缺乏权威且富有约束力的博弈规则。

第三,从基层组织调解情况而言,同时,而作为社会底层纠纷调解主体的基层组织,譬如贫困村的村委会,农民工聚集地的街道办事处,在转型时期,承载着公共服务的更多职能,它们需要为所辖区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支持,其社会职能日趋综合,这也就意味着调解纠纷只是庞大工作量中的一个分支,为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基层组织各种行政事务、社区宣传、再就业、入托上学等一系列工作分散了底层组织的注意力,调解工作只能选择代表性纠纷,以纳入政绩考核与业绩评估的一项指标。因此,基层组织很难实现底层纠纷的全面化解,自身也并不希望大包大揽地卷入社会多重矛盾的漩涡之中,这种中立的调停角色的抽离使纠纷长期“悬浮”在底层之中。

4.底层心理的困惑

一旦和法院打交道,底层人群通常会产生一种迷茫感与受挫心理。底层人群会发现,诉讼断断续续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一次性审结并让对方收到应有的惩罚很难实现。在诉讼的过程中,底层人群逐渐摸清司法局限,体悟司法程序的复杂。

第一,法院办案思路与方式和底层人群的想法也存在一定差距,法律规定的诉讼过程建立在证据与事实的基础上,从字面上理解,底层人群并无异议。但当底层人群细致全面的讲述案件各个方面事实时,法官却经常予以限制与否定。因为底层人群表达的话语虽是“法”,但理解的意义语境却是历来公认的“理”———传统流传下来的“情理”,这其中,不是法律规范深入人心,而是本土力量“新瓶装旧酒”。可见,法治下沉触及底层社会的表面,使底层治理表象上装饰的是“法”,内在包裹的却是生发于本土环境的“特定知识”。而改变贫困人群心中留下的传统印记绝非单纯的司法改革运动、造法运动或送法下乡运动可以一蹴而就,它需依赖于底层民众的心理自觉与行动自律。而底层人群一旦在“硬规范”的司法面前碰壁,就很容易对国家法失去信心,转而寻求地方“父母官”的行政“庇护”,以上访消解司法的最终效力,进而引发底层人群与国法之间的更大隔阂。

第二,在有些情况下,底层人群选择借助司法的力量解决纠纷的原因可能是对对方产生威慑感,而非通过法庭诉争。底层人群愿意起诉,但有趣的是他们首先询问的是是否会撤诉,一旦获知可以撤诉,底层人群就自以为有了回旋的弹性空间,其“相威胁”的用意即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见,底层纠纷诉至法院首先达到的效果是当事人通过“借势”获得更多胜算的砝码,更充分的控制纠纷局面,而并非将整个局面“拱手”交给法院。这说明,底层人群对司法权威的信奉有一定限度,尤其在涉及自身重大生存利益时,他们一方面抽象地相信法院是公正的,但另一方面却并不十分乐意将自身利益的控制权让与给法院。因为底层人群担心公正的操作方式与过程在自己不熟悉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将自身利益消解。

第三,不同的纠纷解决机构和程序在处理底层纠纷时适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公权力救济的国家司法体系中,规则的严格遵守打乱了底层人群寻求利益的整体思路,而司法机关在执法中也经常因情势需要、社会效益或舆论压力而摇摆不定。在持续的博弈状态下,司法通常尚未调整或尚无能力顾及如此庞大的底层纠纷,基层司法机关也不愿意在涉及生存利益的贫困群体之间牵涉自身的判断而冒“被上访”的风险。加之和解调解和私力救济的民间社会规范逐渐被国家法的整体侵入所消解,可以说,在底层社会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真正能为底层广大民众提供持久、有效而又被认同的纠纷解决机制为数不多。当我们沉浸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与“自恋”之中时,底层人群却经常因苦于无路可诉而被迫走上上访抗争之路。可见,以程序正义为基石的、正规化的司法制度难以应对大众矛盾的普遍诉求,司法资源不足与诉讼成本负担过重以及诉讼自身的程序性限制凸现了纠纷解决供求矛盾的激化。

而尚未独立的司法体系、基层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司法权威的普遍缺失和司法腐败的客观存在等一系列法制本身的问题也通过现代传媒影射到底层纠纷主体的内心之中,导致即使进入司法程序获得判决的当事人也经常质疑诉讼的公正性、法律规范的不明确性,从而使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以政府为主体的权力治理对数量众多的底层社会纠纷往往应接不暇,而具有现代法治结构与气质的中国司法系统又对底层纠纷惟恐避之不及或不屑一顾。在两种路径都难以“走通”的情况下,底层民众的利益表达与诉求就缺乏有效合法的宣泄方式,而由此引发的民怨的蓄积与更大矛盾的积攒就成为了必然,这是当下中国底层社会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的困境。

三、能动司法:底层纠纷的应对策略

之所以形成上述困境,其原因在于:其一,底层社会发育程度低。处于底层社会的民众,如农民工、农民、社会闲散人群、失业者,并没有足够的生存保障,生活的艰辛使得他们的绝大部分劳作是为了维护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此情况下,生存利益的获取已经远远超越了道德制约、伦理需求和精神信仰,因此利益不具有其他价值评判的可能,即使背离了基本社会价值取向,为了生存底线,底层人群也有可能作出过激的行为;其二,受生存利益的束缚,纠纷往往具有不可退让、不可妥协性。纠纷通常涉及双方生存空间的维系,为了不使自身生存利益受到巨大损失而无法生活,底层人群的诉争是义无反顾的,这就使得矛盾很难予以调和,一旦利益受损,将危及生活基本保障,因此底层矛盾表现出极强的排他性与不退让的特点;其三,底层社会自我治理的自组织机制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缺乏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性组织、协会、社区组织等多元的自我调纠解纷的组织有效参与以化解矛盾,因此,底层纠纷通常难以在纠纷的持续过程中寻找到可资借用的力量,社会治理的各种组织并没有为底层纠纷提供疏导的机会与平台。

为此,笔者认为,其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在于对能动司法的强调与落实。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意味着法官不是被动地审理案件,而是充分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调动尽可能多的司法资源与力量,运用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效地适用法律解决底层社会复杂的矛盾与案件,实现司法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与法律功能的全面统一。这意味着能动司法需要更为强势的法治力量,在社会调节结果过程中起到更为核心而有价值的治理作用。能动司法在当代中国的呈现具有更为深广的时代背景,它在当代中国转型期更充分地发挥“大司法”的调控格局,为底层社会综合治理与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这种能动的深度、幅度与力度都因社会情境与条件的不同而差异明显。之所以将能动司法作为解决底层社会诸多问题的主要出路,原因在于:

第一,司法能动是把法内空间与法外空间相统一的司法机制。现代的法官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动售货机”,法律的社会目标要大于法条的信守。在司法运作的实际过程中,司法能动将底层社会治理作为社会目标的第一要素,把法律的适用视为底层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工具与手段,所以司法活动不再是简单的适用法律于具体事实之中,而是将司法活动看成是推动底层社会进步、实现主流社会价值的重要保障,所以,司法能动的视野不再仅限于自由、平等与正义,而将社会福利、公共保障等价值考量纳入其中,成为底层社会倡导的多元价值取向。

第二,司法能动使司法在社会活动中,尤其在底层社会活动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主动性角色。司法活动不仅仅是司法程序内的活动,它首先是一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在社会较大变革与社会整体性推进的过程中,政法的工作需要发挥更为坚定的社会保障作用。司法活动的增加有利于调整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有利于调控底层社会资源配备,有利于实现底层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司法能动的范围很小,那么其司法本身就受到较大的限制,其他社会力量就有可能滋生、成长,司法能动需要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司法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司法对社会的深度干预,扩大司法对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与评价,将有利于司法创新,塑造新型的社会制度与治理结构。

第三,司法能动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与利益的平衡。司法能动重视司法的决策功能,力图在法律与变幻莫测的事实之间“搭建起一架不离不弃的浮桥”,从而使法律能够与变幻莫测的社会保持协调一致。为此,司法能动起到了调整底层社会关系、处理底层社会矛盾的杠杆作用,这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对社会的高度关切的结果。而这样的司法能动才是真正的鲜活的法律,而不是死板的法律教条。

第四,司法能动可以在超越一般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衡量、统筹、评判、超越各种因素,以实现对底层社会整体公平的追求。司法能动并不是简单地某一条规则或单一的层面,而是突出底层社会综合的考量,以将法院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来缓解层出不穷的案件带来的底层社会压力。无论是纠问模式还是抗辩模式都是对司法活动的实际控制,而无论是消极抑或积极都是对中立的法官所给与的某种倾向性的判断,而对司法能动主义者而言,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会影响把握司法活动的进程与效果。正如马丁•夏皮罗所说:“描述司法行为的著作已经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许多法官不是完全出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而是将值得注意的公共政策支持的利益加入到三方结构中,他们寻求通过判决来达到这一目的。”[1]42“虽然继续在三方结构中的争议解决者的这一伪装下履行职责,但是法院在运行的过程中很明显地将外部利益强加给当事人。”[1]53

第五,司法能动反映出司法人员在特定情况下的某种积极主动,也同时体现出对法条的创设性遵守。考默萨提出:“要想明确法院以外的制度所制造的法律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优于法院法,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命题”[2]9。一方面,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司法过程中创造的法律产品一定会使立法者的规则建构逊色,另一方面,在缺乏相应法规支持的情况下,法官没有理由拒绝裁判。立法者缺位的空间正是司法能动施展的场所,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也恰恰在于创制法律,而非发现法律。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经历着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制、社会以及观念等各方面的制度与理念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转型能够催生出更多的利益纠缠与矛盾牵连、更复杂的人际交往与利害冲突,这些都将在底层社会中聚集、沉淀。为了避免这其中矛盾丛生而不知所措,冲突反复而无计可施,我们必须需求一种更为灵动而鲜活的调节机制,尤其在面对更为繁复的社会现象与问题之时,法律如何能够作为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呢?这需要现代司法具有更为一种主动的品质,秉承一套更为积极的策略,体现一种更为灵活的处事态度,所以,采取司法能动理应是解决底层社会纠纷的题中之义。

社会纠纷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表现形式（附调查的数据及相关结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马三家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客观评价

就目前而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有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两种：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起诉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上访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信访机构门庭若市，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意义

研究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对和谐农村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的优势

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诉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优越性：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实践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三、完善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拓展解决纠纷的途径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探索行业自律机制，努力改善纠纷解决效果。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建立全民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社会纠纷范文篇3

一、社会法院的渊源

19世纪80年代“保险三法”相继在德国诞生，开了世界社会保险制度的先河。当时，针对社会保险领域的各种纠纷，有专门部门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调解和仲裁，这些部门就是德国现代社会法院的先驱。不过，这些部门并不是独立的法院，而是当地行政当局的下属机构。这些行政当局不仅具有行政管理权，而且具有法律判决权，一定范围内还具有法律法规的权。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司法的改革与发展，德国社会保险领域也按照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的原则实行了行政当局与法律判决机构的各自独立，这样，最终导致了德国社会法院的新面孔问世。

二、社会法院的组织结构

社会法院的机构分为三级：地区社会法院、州社会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各级法院均由若干“评议庭”组成。（1）地区社会法院。柏林、不莱梅、汉堡和萨尔州各有一个地区社会法院，其余12个州都有多个地区社会法院。全德共有地区社会法院86个，负责本辖区内社会保险方面纠纷案件的审理。但是，地区社会法院的规模差别很大，从乡村地区社会法院约4个法官到柏林这种大城市法院约80个法官不等。目前，全德这一级法院总共有1222名男女法官。地区社会法院的审判庭由1名职业法官担任审判长和2名非职业法官担任审判员。通常情况下，职业法官由各州的法官遴选委员会选出，由各州主管的部长任命。非职业法官则由社会成员（雇主联合会、工会和被保险人协会）提名。非职业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主席团做出社会保险案件的决议之前提出参考意见。（2）州社会法院。每个州都有一个州高等社会法院。对不服地区社会法院裁判的当事人，可以上诉至州社会法院。州社会法院的各个评议庭由3名职业法官（其中1名为审判长）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职业法官、非职业法官的选择和任命与地区社会法院的规则相同。（3）联邦社会法院。全德只设1个，地点在卡塞尔。它是德国处理社会保险方面的纠纷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联邦社会法院实际上只是一个复审法院，其工作范围主要从法律角度对案件裁决进行复审，有职业法官40名，非职业法官110名，下属专业法庭14个。各个专业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如遇特殊案件，可组成大法庭审理。大法庭由联邦社会法院首席法官、6名职业法官、4名非职业法官组成。职业法官由法官遴选委员会选任，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州主管社会法院的部长、联邦议会议员以及主管的联邦部长。非职业法官同样由社会成员提名，主管的联邦部长任命。在德国司法体系中，法官是独立的，不受任何人指示的约束，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全德各级社会法院的职业法官约有1300名，是德国第三大法院系统。职业法官实行终身任职制。非职业法官的任命需要候选人本人提出申请，任期通常为4年。三级社会法院最重要的原则是，审判庭的所有法官对最终判决要持相同的意见。

三、社会法院的审理程序

1．预审程序

社会法院是特殊的行政法院。《社会法院法》规定，社会保险案件在起诉到社会法院之前有一个按照行政法进行的预审程序。该程序包括行政审理程序和抗诉程序。行政审理程序表明社会保险案件在行政程序的范围之内，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经受复查，主要步骤有：官方介入调查，研究案卷，不利决定做出前的听证，雇主参与，裁决依据等（《社会法典第十版》，第10条、第24条）。如果当事人对行政审理的裁决不服，可以提出抗诉，进入复议程序阶段。复议（抗诉）申请必须在行政行为到达申请人之日起1个月内，以书面或者记录的形式提交给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根据复议申请，行政管理部门要重新审核自己做出的裁决：案例事实的调查是否有错漏，法律的运用是否有偏差，判决过程是否符合程序。审核后，复议做出是要维持、变更还是撤销原来的决定。预审的两个程序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使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必要的自我监督。这样，最终减轻了各级社会法院尤其是一审地区社会法院的负担。

2．司法审理程序

如果社会保险当事人对预审程序行政管理部门的抗诉裁决结果仍不认可，可以在1个月内向地区社会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这意味着社会保险纠纷进入了司法审理程序。

（1）地区社会法院。地区社会法院接到诉讼案件后单独调查事实真相，不只是审查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一般情况下，地区社会法院进行调查的步骤包括：①调阅社会保险部门、行政当局或法院的案卷；②多种形式征求案件当事人以及第三方的意见；③听取证人陈诉；④索取原始证明和其他文字材料；⑤征求专家组的鉴定。重视并查找事实真相，这是德国法官不同于英美法官之处，英美法官着重判定哪一方的论据和理由更充分。在地区社会法院，当事人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由诉讼人案件。所有当事人参加审判庭的口头庭审，对诉讼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辩论。诉讼案件处理方式有：调解、认可预审的决定、撤诉及按相同案例处理等方式结案。

（2）州高等社会法院。败诉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对地区社会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向州高等社会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条件是：上诉标的金额要超过500欧元；管理部门之间的费用纠纷的额度要超过5000欧元。或者①地区社会法院同意不服判决的当事人继续上诉；②如果地区社会法院没有批准上诉申请，州高等社会法院还可以通过决议批准上诉。时间限制是：上诉必须在地区社会法院的判决送达之日起1个月内以书面或者公证处出具的记录形式提交给地区社会法院办事机构（《社会法院法》，第151条）。另类情况是，经过允许也可以越级上诉。州高等社会法院也是社会保险案例纠纷的主审法院，与地区社会法院一样，也要注重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整个案情进行全面、认真地调查与审核。不强迫请辩护人，诉讼免费。

（3）联邦社会法院。对州高等社会法院的判决不服，原则上允许向联邦社会法院提起再审。同样地，上诉条件是：经过了州高等法院的许可；或者联邦社会法院批准了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再审请求。与前两级社会法院不同的是，联邦社会法院不再进行案件的事实性方面的调查与取证工作，而只进行法律方面的复审工作。主要任务是：对法律依据进行解释；对不同州的社会法院的分歧进行审理，保证法律的同一性；通过法官法促进法律的发展。另外，在联邦社会法院复审期间，当事人必须委托人进行诉讼，但人不可以是机关、公法团体、公法机构或者私人保险公司（《社会法院法》，第166条）。如果联邦社会法院经过复审认定，州高等社会法院对案件的事实判断不够全面或者存在程序缺陷，那么，联邦社会法院就将此案发回州高等社会法院重审，以进一步明确案件的事实性和审判的合法性。

四、社会法院的司法实践及成功的经验

1．社会法院的司法实践

社会法院审理的案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参保人或其亲属（配偶、子女、遗属）与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之间的纠纷。这类案件占全部诉讼案大约为90％。如法定的养老保险中，原告是否参保、何时参保，缴费基数多少，是否具备劳动能力，以及是否符合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条件等方面的纠纷。第二，雇主与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纠纷，包括企业漏保、少保以及员工缴费情况等。第三，各类社会保险部门之间的纠纷。主要是社会保险部门之间费用转付方面的纠纷。第四，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保险部门之间的纠纷。主要是医院、药房、医生、护理疗养机构等医疗服务机构与医疗保险部门之间在药品定价、住院费用的支付比例以及医疗机构提供的过度时间与过度服务等方面产生的诉讼案件。位于德国明斯特的州保险机构是最大的雇员养老金保险人，2003年总共处理了15207个复议申请，其中，4758个案件经过复议变更了原审，做出了有利于当事人的裁决。这样，就有1／3的复议申请因此没有提起诉讼，大大减轻了一审地区社会法院的工作负担。尽管如此，三级社会法院的压力还是较大，每年仍然有10％左右的案件进入了二审、再审社会法院。2003年，联邦社会法院处理了571个再审案件，并对1804个申请撤销不许可再审的案件做出了判决。

2．社会法院的成功经验

德国社会保险纠纷的司法审理体制的一些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一是，保证司法和法官的独立性不受侵犯，这也是司法公正的首要前提条件。二是，社会法院的非职业法官职位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审理过程更具专业化。在判决送达当事人之前必须先将拟定的判决交给非职业法官审阅，他们有权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规定既保障了司法的权威，也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预审程序中行政干预有效地防止了纠纷。当事人的查阅案卷权和旁听权，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行为，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和对判决的认可度，这使得相当比例的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得到了解决，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四是，重视调查事实真相是德国法律的一大特点。预审程序和司法程序的一审、二审社会法院唯“事实至上”的遵旨提高了司法办案的效率，避免了一些无端的推理和法庭诡辩。五是，寻求法律保护的门槛很低。当事人诉讼费是免费的，无需承担法院和被告方的诉讼费用。如果案件败诉，仅需支付个人聘请的律师费。对于贫困的申诉人，还可以申请诉讼补助费，律师费则由国家承担。这种司法救助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彰显了社会公平。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都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

五、对中国社会保险纠纷处理的启示

1．中国社会保险纠纷的处理模式

依据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社会保险纠纷分为两类：社会保险行政纠纷和社会保险劳动纠纷。社会保险行政纠纷是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办机构等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办理社会保险事务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如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缴费、基金管理、待遇发放以及退休、失业人员的服务管理等，这是一种公法意义上的行政关系，适用行政纠纷处理制度。在处理过程中，遵循的法律条例有《行政复议法》（1999）、《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以及《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2001）等。具体处理方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社会保险行政纠纷案件时，依据《行政诉讼法》在行政审判庭开庭审理。社会保险劳动纠纷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社会保险权利与义务的纠纷。适用的法律是2007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8年1月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同年9月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具体处理方式：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诉讼。人民法院在受理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纠纷时，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民事审判庭处理。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劳动纠纷诉讼的数量要绝对超过社会保险行政纠纷的诉讼。

2．完善中国社会保险纠纷处理机制的建议

据统计，我国2008年有16．4万户用人单位补缴了社会保险费49亿元，12．6万户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2009年，14．1万户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46．4亿元，9．1万户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可见，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为此，有必要针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险纠纷的处理机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第一，在人民法院内设立社会保险专门法庭。虽然我国目前不一定需要类似于德国的社会法院体制，但在法院系统内建立社会保险法庭不是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保险行政纠纷和社会保险劳动纠纷的案件有关联之处。譬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稽查到企业少缴、欠缴或拒缴社会保险费，这其中必然关系到该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险权益受到侵害，设立社会保险法庭后就可以避免在法院的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分割开庭的情况出现。其二，由于各地法庭对社会保险纠纷的认识不同，如员工起诉企业不替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有的以劳动纠纷案受理，有的则以不属于劳动纠纷案件和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为由驳回。所以，社会保险法庭合二为一的机制就有利于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和提高办案的效率。

第二，在社会保险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吸纳社会保险机构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与。这是采纳德国社会法院非职业法官岗位设置的做法。人民法院的职业法官对法理、法条的理解能力较高，但面对一些具体业务上的技术问题处理有可能难以得心应手，这时候，社会保险机构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人士参与案件的审理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以保护涉案各方的合法利益。

第三，在社会保险法庭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纠纷的审理要妥善地处理好行政调解、仲裁和司法诉讼的两种途径。尤其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和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于劳动者采取哪一种途径，只是不同的解决问题方式而已。如果行政解决的渠道公平、畅通，选择调解、仲裁方式对降低劳动者的经济成本和减轻人民法院的诉讼负担（如同德国行政预审程序的过滤功能）都有益处；但在行政救济不力或无法实现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司法诉讼的介入。不能因为劳动纠纷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司法机关就在立案阶段通过缩小受理范围、使立案程序复杂化、强制调解等方式，减少劳动纠纷案件的受案数量。只要能更好地保护好劳动者的利益，两种解决途径不仅不相互冲突，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社会纠纷范文篇4

一、工作原则

（一）坚持党委、政府领导，齐抓共管的原则。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稳定工作委员会牵头，建立起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妥善处理矛盾纠纷。

（三）坚持预防为主、防范化解的原则。按照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要求，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二、工作网络

（一）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成立县维护稳定工作委员会牵头协调，信访、司法等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参加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处理、组织协调有关工作，解决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县维护稳定工作委员会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单位负责本小组职责范围的矛盾排查和化解工作。

（二）健全乡镇（区、办）、部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各乡镇（区、办）要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维稳中心组织协调，以司法所为依托，纪检、综治、信访、土地、妇联、共青团、武装、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参加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统一负责受理、调处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县直各部门要结合实际，相应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确立由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机制，明确专人负责本单位、本系统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三）健全基层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队伍。各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基层单位要依托基层综治维稳工作站，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室和信息员（调解员）队伍，努力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切实提高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预警和调处化解能力。

三、排查工作重点及化解措施

（一）排查的重点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范围是各种可能引发信访问题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排查的重点：

1.因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和承包流转、房屋拆迁、小区物业管理、涉法涉诉、特殊利益群体等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

2.因安全生产、交通事故、医患纠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及私营企业主和包工头欠薪逃匿等新问题引发的突出矛盾；

3.因生产经营性纠纷、产权纠纷、干部作风、村务管理、社会救助、惠农政策落实及其它方面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隐患。

（二）化解的措施

1.区别不同情况，实施分类化解。对排查出的问题，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且能立即解决的，要及时解决到位；对群众诉求合理、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够完善的，要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推动解决；对坚持过高要求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心理疏导，防止矛盾激化；对诉求不合理、但生活确有困难的，要采取政府救助、社会救济、民间互助等方式，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以上访为名制造事端、煽动组织闹事的违法人员，要及时收集、固定、移交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处理。

2.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协调化解。要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仲裁等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方式，发挥专业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群众自治组织等多方面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化解矛盾纠纷；通过民主议事、民主恳谈等形式，及时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对于涉及人数多、政策性强、群众反映强烈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可采取信访听证等方法进行化解。

3.确定重点问题，领导包案化解。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突出矛盾纠纷，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实行领导包案，明确责任单位，制定化解方案，确保及时化解。

4.左右上下配合，联动调处化解。对于需要由几个部门参与化解的矛盾纠纷，要明确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的责任，共同研究解决；对下级组织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要逐级上报，上下联动共同解决。

5.加大投入力度，促进矛盾化解。各乡镇、各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解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专项资金，特别是对“无头案”、“钉子案”、“骨头案”等确需一定投入才能解决的，要下决心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一）健全完善定期排查机制。实行县、乡镇（区、办）、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三级例会制度，定期分析矛盾纠纷形势，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县级每月召开一次例会，乡镇（区、办）、县直各部门每半月召开一次，社区、企事业单位每10天召开一次。县维护稳定工作委员会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单位要对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每月排查一次，各乡镇（区、办）和县直各部门每半月排查一次，并于下月5日前将上月排查情况以及排查问题的处理、化解、稳控情况报县维稳办。社区、基层企事业单位要每10天开展一次排查，并将排查化解情况及时报乡镇综治维稳中心。重大政治活动、重要节庆日和敏感时期，按要求组织开展集中排查。各级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要及时进行梳理归类，逐项登记，建立台账，建立定期分析、定期通报制度。

（二）健全完善信息预警机制。加强维稳信息预警工作，抓好信息网络建设，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切实做好决策预防、苗头预防、个案预防三个重要环节的预警防范。重大节日、重要活动和敏感时期要按要求实行24小时值班和“零报告”制度。

（三）健全完善联合调处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组织协调，严格落实责任制。凡发生在各乡镇（区、办）、县直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由责任单位负责解决；中央、省垂直管理单位的矛盾纠纷，由主管部门负责解决，所在地党委、政府积极配合；跨区域、跨部门的矛盾纠纷，由上级党委、政府组织或指定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县、乡镇（区、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调会议，按照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能，分解落实任务，以事定责、人随案走，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充分发挥综合优势。

（四）健全完善分级调处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行三级调解工作制度，社区主要以矛盾纠纷摸底排查为主，并积极发展调解组织的作用，做到信息灵敏、调处及时，小事不出村；乡镇（区、办）要以调处化解为主，对一般性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化解，确保大事不出乡镇，对调处困难或涉及面广的矛盾纠纷及时报告；县级调解组织主要以矛盾纠纷终结为主，对已经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要抓紧研究决策，制定措施，落实责任，限期终结。对涉及人员多、领域广、情况复杂的重大矛盾纠纷，要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联动联调”，采取信访事项听证、复查复核等多种办法，实行终结处理。

（五）健全完善督查指导机制。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督查指导，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要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各乡镇（区、办）也要层层建立通报制度，分级通报工作情况。乡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要定期跟踪回访当事人，及时掌握当事人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动态，督促协调调处事项的落实。对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在必要时实行挂牌督办，限期解决问题。

（六）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对群体性事件苗头和重大矛盾纠纷隐患，公安、信访等部门和主管单位要科学应对，有效处置；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疏导、教育工作；对有激化蔓延倾向的苗头性问题，基层党政组织和调解组织要负责掌控、疏导；对大规模集体上访，有关乡镇（区、办）和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处置，并跟踪处理落实情况。要不断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和突发性事件应急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问题，领导指挥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

五、切实加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社会纠纷范文篇5

根据县委转发《**市关于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社会纠纷派查调处工作体系》的意见，为充分发挥镇党委政府、各村和各部门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深化大调解理念，完善大调节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各村各部门协调联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社会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全镇的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实现“三下降、三提高、三不出、三防止”的工作目标，即：民转刑案件下降、设法设诉信访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民调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调节率提高、行政投诉案件调节率提高：做到一般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疑难纠纷不出县；防止发生恶性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恶性民转刑命案、防止发生集体越级进市赴省进京上访。

三、职责任务与工作重点

1、人民调解工作要突出抓好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各村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专业调解员队伍，要重视调解员的选任，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调解能力，确保人民调解工作依法、按政策开展。恒州镇法庭、派出所和司法所要及时掌握民调组织正在调解的重点案件，积极支持、帮助民调组织做好调解工作，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基层。工作重点调解婚姻、家庭、邻里、宅基地及经济纠纷等。

2、司法调解工作重点抓深化，扩大司法调解范围，提高调解结案率。法庭要高度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充分认识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减轻群众诉累、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自觉克服重判决轻调解的思想，要把调解工作贯穿民商事案件审理、执行的全过程，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3、行政调解工作重点抓引导，强化调解理念，提高行政调节率。各有关所站要转变执政理念，改进执政方式，切实把行政调解作为基层行政部门处理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当调则调，调裁结合、以调为主的原则，善于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和说理、教育、协商、调解等多种方式，依法合理的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行政调解重点是征地纠纷、拆迁纠纷、权益纠纷等。

四、保证措施

社会纠纷范文篇6

任何社会都有纠纷，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和谐社会也有纠纷。那它为什么还叫“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和谐社会”，并不是因为所有纠纷都被解决了，或者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了，而只是纠纷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纠纷解决得比较早、比较有效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如果哪一个社会的纠纷能够即时解决、解决机制比较健全，没有把纠纷从小拖到大、从弱拖到强，没有让这些纠纷没完没了，这种社会就是和谐社会。所以今日说“和谐社会”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要建设古代中国人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满街都是圣贤”的社会。

首先，纠纷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纠纷解决机制或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就是为了使纠纷不要没完没了，要让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尽早打住。如果社会没有一个纠纷解决机制，或者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纠纷就会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到处都可能有反复循环的恶性报复，这种充斥复仇的社会就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一个使纠纷能够尽早打住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再次，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把消灭纠纷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绝对不能够反过来，恶化纠纷、利用纠纷。你要让社会纠纷变少，以此作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基础；不要反过来，以纠纷增多作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从人民的纠纷中捞取好处。这话听起来比较拗口，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过去的“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好像我们八亿人口生下来就是为了实现“斗争哲学”的。我们那个时候的斗争哲学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在人群中挑起斗争，要让本来和谐的人们变得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斗争的思维。

另外，和谐社会要解决纠纷，不一定是在青红皂白分明的意义上的解决，而仅仅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的解决。一个纠纷解决可能双方都不满意，但大家目前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这种程序尽管有很多瑕疵，甚至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公平，但只要大家对这个程序是同意的，是纠纷双方认可的，那么结果也就应该被接受，纠纷就解决了。这样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是一种不一定把是非完全分清、不一定使正义完全伸张的方式，但却是在明知有缺陷的情形下相对实现公平的方式，这是很多纠纷的实际解决思路。没有这种思路，很多纠纷就没法解决，纠纷也就没完没了。

社会纠纷范文篇7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而引发的利益调整、观念冲突、社会震动，导致了矛盾主体的增加，社会矛盾更加广泛多样和复杂。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即公民个人之间因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系而引发的纠纷。而现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合作组织之间乃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不少单位、企业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从平时接待咨询来访、受理纠纷情况看，现在纠纷主要集中在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征地折迁安置，债权债务、集资收费、环境污染等方面，都涉及群众的经济利益，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调整。

三是群体性纠纷突出。在常见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集资无法偿还等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处理不好，调解难度增大，对社会的稳定危害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预防的基本对策：

在新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构成因素复杂，涉及领域广、突然性强、群体性高、极易激化，是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尽管如此，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

一要继续深化法制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点。

我国连续开展三个五年普法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依法办事的观念得到加强，但离依法治国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继续在全社会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重点放在增强法制观点，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上。普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力求贴近实际，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措施和治本之策。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各项工作纳入依法按章运行的轨道。

现在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依法管理已具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为了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一方面要坚持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干预纳入依法进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各行业、各单位也要做到依法管理、规范化管理，在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

三要强化行政复议和仲裁、司法工作，把矛盾纠纷的处理导向法制的轨道。

我国已经制定出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决民事、经济、行政争议的法律。这些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与面广量大的各类纠纷相比，还显得微不足道。人们仍然习惯于有了问题找政府，而不是上法院，这种状况不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在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对于因合同争议、债权债务、政府不当行政等引发的纠纷，在调解无效时，在注意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复议或仲裁、诉讼，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提供方便。特别是对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审理和裁决在力求公开、公正、及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服从法律，信赖法律，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风尚。

四要加强法律服务，为公民和组织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和解决矛盾纠纷提供保障。

在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中，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各单位特别是各级党政部门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一是在党委政府工作中注意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避免决策或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引起矛盾纠纷。二是在企业改制、土地承包、清理债权等工作中要吸收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三是对企业改制减负、拆迁补偿、土地使用等热点、难点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规范调节作用。四是在申诉、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中，切实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为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咨询或，对符合条件的还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将纠纷引向依法处理的轨道。

五要建立健全反应快捷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

一是进一步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形成区、街道、社区委员会和积极分子组成，上下成线，左右成片的四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网络。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定期调整调解队伍，把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爱调解工作的同志充实到调委会来。三是要继续完善形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将问题发现在萌芽，把纠纷解决在基层。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员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工作预案，把疏导和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乱，防患于未然。做到小矛盾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街道。集中时间和力量，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常见的、多发的、带有倾向性的纠纷，尤其是那些可能激化的纠纷进行专项治理。

三、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错综复杂，加大了调处难度。因此，在做调处工作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干部依法管理与群众依法办事的关系。

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是用法律来对付群众、整治“刁民”的。它一方面要求社会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完善立法、深入普法、严格执法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依法管理。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后一方面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干部不依法办事，办事不公，甚至欺压群众，腐败堕落等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各级干部带头依法行政、依法律已是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二是规范、制约与引导、保护的关系。

在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中，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追究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我们反对的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上访、上街等行为，而对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则应注意保护，对他们的正当要求要及时解决和处理，即使对群众坚持要求上访、上街的，也不应硬行禁止，而要引导他们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当前矛盾纠纷较多，上下沟通渠道还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注意保护公民的上述权利并正确加以引导，不失为保持了一条让群众表达自己意愿、参与监督和管理，以及使党和政府了解群众呼声的渠道，可以起到社会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

三是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舆论宣传等其他手段的关系。

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具有要求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行的效力，因此法律手段无一例外地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管理社会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纠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还不可能全部运用法律来调整和处理。因此靠运用法律手段完全调处和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社会管理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各种手段都有其优势，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在法治不断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都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将与法律手段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只能运用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等其他手段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协调方法，针对不同社会矛盾纠纷，运用正确调处方法的调处手段，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社会纠纷范文篇8

关键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和谐社会

从本质上讲，民事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协调，加之人们的道德习俗和现实生活实际发生摩擦。事实上，近年来，关于民事纠纷的报道层出不穷，并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向，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和谐。在法律规制面前人人平等，为了更好地化解民事纠纷，制定完善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一、背景案例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是当前全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公证工作基本原则是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这一原则和建设和谐、服务和谐的政治任务不谋而合，最近我处为张仲文父子纠纷所办理的一系列公证就是为民化解矛盾的一个典型案例。张仲文81岁，老伴李春英于2004年去世，夫妻俩膝下只有一个子女张平，张仲文和儿子张平关系一直不和，老伴去世后，张仲文老人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行动不便，全天需人照顾，儿子张平对父亲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还保管着父亲张仲文全部积蓄12万元，张仲文生病住院期间，张平不但不尽为人子女孝道，而且当张仲文为支付住院费用向张平索要存款时，突然发现张平未经自己同意擅自支取了5万元，在张仲文的强烈要求下，张平无奈之下为老人出具了借据，内容为“向张仲文处借人民币5万元整，可从母亲李春英遗产中扣除”。张仲文后又多次向张平追要借款均无结果，这件事更加恶化了这对父子的关系，张仲文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儿子张平退还借款5万元。

在张仲文父子矛盾日益加深的同时，张仲文在生病住院期间因无人照顾，经人介绍认识了护工朱国强，张仲文对朱国强在其住院期间细致、周到的照顾非常满意。于是决定出院后继续雇佣朱国强照顾自己，截至2009年，朱国强照顾张仲文老人已半年有余，老人对朱国强非常满意，便有意与朱国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由朱国强悉心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和去世后的善后事宜，朱国强在全面尽到义务的前提下，张仲文愿将自己现居住的房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和应继承妻子的部分遗赠给朱国强所有；在与朱国强达成共识后，便急忙催促朱国强到公证处申办公证，并多次给公证处打电话表达了自己办理遗赠扶养协议的迫切心情。因张仲文行动不便，公证员在上门办证前，也多次给张仲文打电话进行沟通，详细了解老人的想法和家庭情况，并将代为起草的遗赠扶养协议在电话里念给老人听，直到老人满意为止。鉴于老人年事已高，家庭不和，我们请专业摄像人员对公证员上门办证的全过程进行录相。为保证遗赠扶养协议更好的履行，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我们还与朱国强的妻子刘丽进行了交谈，征求了她对遗赠扶养协议的意见，并制作了谈话笔录。2009年，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虽然张平在借据中注明该笔借款可从其母的遗产中扣除，但遗产分割并未进行，且借款和遗产分割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判决张平返还张仲文人民币5万元整。判决书生效后，张平迟迟不返还借款。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好，今后的医疗费和护理费都没有保障，张仲文迫不得已申请了法院执行程序。在执行庭的调解下，张平愿意按照其为张仲文出具的借据中所写，将5万元借款与自己应继承母亲的遗产相抵。

为了保证张仲文、张平父子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执行庭和当事人决定由公证处介入执行程序。因张平母亲生前遗留的遗产主要是和丈夫张仲文共有的一套房产，因此当事人从节省公证费用考虑，欲申办继承权公证，因李春英的父母已先于她死亡，由张平放弃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李春英的遗产由张仲文一人继承，继承完毕后，张仲文和张平私下订立一个借款已与遗产相抵的协议书。当事人把他们的想法告诉公证员后，公证员认为张平的本意是用其继承母亲的遗产与5万元借款相抵，如果让张平作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将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让张平放弃继承权的做法不妥。只有由张平和张仲文共同继承李春英的遗产后，再由张仲文和张平达成协议将张平继承所取得的遗产份额与借款相抵，需办理继承权和协议书两个公证，这样做才符合张平的本意。在公证员耐心地解释下，当事人同意按公证处的意见办理。2009年10月26日，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父子纠纷终于尘埃落地。张仲文老人手捧着公证书激动地说：“有了法律保护，我的晚年生活有保障了。”

二、化解民事纠纷的整体思路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入了全新的阶段，在提升人们物质及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以激化了社会矛盾纠纷，并呈现出了群体性、突发性等特点，严重威胁了公共安全及稳定。客观维度上讲，在多元化文化价值生态格局下，社会中各种利益和需求趋于多元，构建完善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尤为紧迫和重要，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事实上，生活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不在少数。一直以来，我国践行依法治国方略，并逐步建立了日渐完善的法制体系，有效约束了公民权利义务，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将民事纠纷完全交由人民法院解决，势必会增加司法实践难度，以当前我国的司法资源显然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而完全由民间自行解决纠纷，又会影响国家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因此，构建诉讼和非诉讼并行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尤为重要。

三、化解民事纠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坚持以人为本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事纠纷化解工作实效性。在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程中，法制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化解民事纠纷的基础，决定着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属性，对维护社会稳定、规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新时期，要加强和普及法制建设，提升人们的主观感悟、认同与维护，使之更好地践行于日常生活中，这对预防民事纠纷的发生亦有显著作用。同时，我国司法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性，相关权利设定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并最终服务于人民。根据我国基本法-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上述案例中，赡养老人不仅仅是中华传统美德，更是法律赋予人民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关心关怀特定弱势群体，必要时进行倾斜性保护，维护法律权威及正义，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另外，值得客观指出的是，单纯地依靠司法管理是远不能达到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同时还应摒弃“诉讼万能”观念，为当事人提供更加广泛的纠纷解决选择权，节省社会公共资源。

（二）完善相关立法

近年来，我国对于民事案件的相关立法完善建设愈发重视，并相继出台了《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等制度文件，为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提供了利好环境。但是，客观维度上分析，我国相关现行法制依旧存有许多不足之处。同时，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因此，新时期，构建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要点在于，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和仲裁调解等非诉讼调解制度，并将人民调解纳入到更加广泛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扩大仲裁案件的范围，提高仲裁调解效率。除却上述这些，本文还建议建立完善的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和专业调解制度，促进司法与调解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鼓励多部门积极参与，真正体现出为民服务的职业本质，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如上述文案中，公证处在该民事纠纷化解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帮助张仲文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并获得了其由衷的感叹。

（三）发挥法院主导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着法律伸张正义，较之其他社会力量，有着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化解民事纠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文例中的案件主体张仲文权利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法院的帮助，表明了其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有权依法加强对案件主体的支持与帮助，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在行使固有审判权利之余，还需加强与其他社会组织力量或机构单位之间的协调关系。根据《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要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单独或协同人民法院共同进行调解。在上述张仲文案件中，正是基于人民法院与公证处人员的密切配合，才使得民事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四）发挥公证预防纠纷作用，多种方法灵活运用

在民事纠纷案件处置中，公证机构的介入至关重要，上述背景案例中，公证处的及时、有效介入是化解民事纠纷的关键，解决结果获得了老人的认可，使得该案件得以圆满解决。要充分认识到公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优势，拓展公证工作的领域，提高公证服务能力，在工作中，化解纠纷和矛盾，真正为民办实事。同时，各配合机关单位应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将民事纠纷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维护社会和谐。在现实生活中，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往往只有一步之差。法院在诉讼中可以对纠纷双方进行引导，将纠纷事件导入到非诉讼活动范围当中，以此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加大法院与公证机构的合作深度，在证据保全、核查、调节、送达等多领域展开合作。最大限度的在公证程序中化解疑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化解民事纠纷十分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备基础。在具体践行过程中，以人民法院为主导，各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制定完善的民事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此项工作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者希望相关领域人员，进一步加强对相关课题的研究，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提出更多有效化解民事纠纷的策略。

参考文献：

[1]人民调解介入行政管理相关民事纠纷化解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以福建省厦门市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为视角．人民调解．2017(9)．

[2]许少波．家事纠纷类型化分析．江海学刊．2014(3)．

[3]赵旭东．民事纠纷解决中合意形成机制的检讨与反思——以当事人视角下的合意为中心．法学家．2014(1)．

社会纠纷范文篇9

一、突出“三个到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局班子成员清醒的认识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局紧紧抓住对待人民群众态度问题这个根本，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在处理矛盾纠纷、开展排查化解工作中，切实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对待群众、坚定相信群众、全心依靠群众，牢记“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密切掌握社情民情，认真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是组织领导到位。为使社会矛盾纠纷能够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正常开展，成立了党组书记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三是工作落实到位。我局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月例会制度。每月也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对一些重大疑难纠纷，主要领导还亲自参加研究、及时部署，确保排查化解任务落到实处。

二、做到“三个靠前”，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加大改革力度，致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在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

一是领导指挥靠前。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领导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靠前指挥，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决不回避矛盾，敷衍塞责。通过积极主动，抢前抓早，及时采取措施，尽快控制局面，平息事态。二是干部工作靠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责任制，加大排查调处力度，及时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在此基础上，加强信息报送和通报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和异常上访信息，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做到防范在前，处理及时，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三是宣传教育靠前。切实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增强干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积极依法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同时，采取发放宣传单、大集日集中宣传、法制讲座等形式，教育群众正确处理法律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认真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使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按照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

三、狠抓“三个前移”，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精力前移。始终把稳定与发展放在同一高度上来认识，切实做到“两手抓”和“两手硬”。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及时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处理复杂局面下各种难点热点问题的能力。领导干部要把主要精力放到抓基层工作，紧紧抓住群众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力求通过及时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的稳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力量前移。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大矛盾调解能力建设力度。要进一步完善调解组织网络，健全纠纷排查、信息分析、快速反应机制，确保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着力把握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不仅形成化解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的方式方法，而且要积极探索成立征地拆迁、医患纠纷等专业调解组织，调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动争议、行政争议和医患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形成化解专业化矛盾纠纷的方法体系。要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建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的科学评估体系。要重视加强村调解组织建设，发挥好“第一道防线”作用。

社会纠纷范文篇10

一、注重“两个关键”，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领导体制

局党组十分注重在强化领导责任、目标管理责任“两个关键”方面下功夫，切实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

一是认真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领导责任制。成立了由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科室负责人担任成员的社会矛盾纠纷查处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

二是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社会矛盾纠纷查处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积极配合信访、综治领导小组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并把信访工作和维护稳定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考评内容，明确任务，严格考评，形成激励机制。

二、坚持“三项制度”，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管理制度

一是坚持领导阅批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局党组带头阅批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

二是坚持重大信访问题包案制度。对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疑难案件等重大信访问题实行“五个一”包案制度：对排查出来的每一起矛盾纠纷重大案件，必须有一份调处化解方案，包括调处化解重大信访案件的目的、内容、依据、方法、措施等；有一个工作小组，即抽调人员就某个重大信访案件专门成立调处化解工作小组；有一名领导负责抓好重大信访案件的调处化解工作；有一定处理期限，即根据该重大信访案件的性质、复杂程度等合理限定办结的时间；有一次包干解决要求，即规定工作小组、负责领导对重大信访案件调处化解工作包干到底，直到结案为止。

三是坚持法制宣传教育制度。根据建设文明法治社会的目标要求，坚持在文广系统广泛深入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实施18法律广场，营造文广系统依法行政、群众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

三、抓住“四个环节”，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信息排查网络机制。把矛盾纠纷信息排查工作分为系统排查、下属单位排查两个层次来进行：局维稳小组负责组织排查本系统内的重大矛盾纠纷信息；各下属单位负责组织排查本单位内可能出现的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苗头隐患信息。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信息，逐一按诱发原因、时间、地点、单位、涉及人数、重点人员、事态发展经过、预测评估走向等要素进行登记，建立台帐，做到了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暗面、不留死角、不留盲点。

二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管理，逐一分类甄别、调查核实，依法按政策处理。对化解条件成熟的矛盾纠纷实行边排查边调解，形成排查化解情况书面材料上报局维稳办公室；对矛盾纠纷突出的地方，则选派公信力强、素质高、业务精的干部组成工作组进行指导帮助。从而确保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苗头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

三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综合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稳定、信访和综治的综合协调作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复杂的矛盾纠纷组织有关部门会商共同解决；对重大的矛盾纠纷实行包案制度，限期解决。教育、协商、调解、疏导等办法，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四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督查督办机制。建立局党委包案，信访和综治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督查督办机制。通过明查暗访、书面、电话督办等方式，定期不定期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督查督办活动，努力解决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疑难问题。通过督查督办，使全系统做到了“三个前”、“四到位”，即组织建设走在排查前、排查工作走在化解前、化解工作走在激化前；排查到位、化解到位、防控到位、督查到位，从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