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根源范文10篇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1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

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

（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勃起。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7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269

[3]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J]，江汉论坛，2004，第10期：133

[4]付美榕，《美国经济史话》[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12。

[5]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

[6]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J]，《社科纵横》，2006，第8期：67

[7]由嵘，《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8

[8]张寿民，《外国法制史》[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84

[9]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6

[10]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

[11]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22，2729

[12]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076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51354。

[14]PaulA，Samuelson，WillamD，Nordhaus，Economics[M]，McGra-Hill/Irwin，2005：161

[15]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1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17]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江汉论坛2004年第10期，第133页

[18]付美榕著：《美国经济史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9]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0]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第67页

[2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22]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3]张寿民主编：《外国法制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24]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25]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2、2729页

[27]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6页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2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离不开其产生时期的经济状况。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法的产生过程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三大模块的分析，可以证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勃起。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7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269

[3]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J]，江汉论坛，2004，第10期：133

[4]付美榕，《美国经济史话》[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12。

[5]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

[6]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J]，《社科纵横》，2006，第8期：67

[7]由嵘，《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8

[8]张寿民，《外国法制史》[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84

[9]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6

[10]杨紫烜，《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

[11]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22，2729

[12]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076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51354。

[14]PaulA，Samuelson，WillamD，Nordhaus，Economics[M]，McGra-Hill/Irwin，2005：161

[15]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1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17]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江汉论坛2004年第10期，第133页

[18]付美榕著：《美国经济史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9]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0]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第67页

[2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22]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3]张寿民主编：《外国法制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24]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25]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2、2729页

[27]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6页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3

[关键词]多角度定位；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调整对象

回顾1979年以来经济法学的研究，从粗浅的法律法规注释，到与民商法的“地盘之争”，再到系统性研究的产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无数经济法学者孜孜以求建立经济法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摆脱错误的、不合时代的理论束缚，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突破传统法学体系，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其中关于如何对经济法做出科学定位成为新创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瓶颈”。

一、调整对象定位说的悖谬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的基础就是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经由前苏联法学界奠定的调整对象定位说。[1]该学说认为，凡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这每一类现行的法律规范，在法学上称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该理论可以推知，每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必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于是调整对象就成为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基于该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长达十几年的“地盘”之争。我们不禁反思，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吗？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吗？

任何社会关系都有多层次的属性，不同属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就其基本功能来说，往往只满足某种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会关系多重属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综合满足。而且一种社会关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还会增加新的属性，就会有新的法律需求，导致新的法律部门产生。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个问题，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果有两种社会关系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而有机结合成一个系统或整体，是否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此，仅仅以调整对象来区分和定位法律部门在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既然调整对象定位说有其先天的悖谬，那对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有学者认为划分法的部门的主体标准是调整对象，但应辅之以调整方法；[2]有学者认为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形成法律部门还需要由法学家解释总结；[2]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现实的在各国立法体系中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前提有二：一是该国事实上国家已担负起经济调节职能，调节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因而以国家为一方主体而发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发达。二是该国法制，特别是经济法制比较健全，重视并实际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经济；[3]还有部分法学论著为了证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除了提到调整对象以外，还列举了经济法的主体、调整方法、外观程序的特殊性、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经济司法机关的建立作为依据。

综合上述观点，大部分学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的观点，但却仍囿于调整对象的抽象特征这一中心，或多或少受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影响。但是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立法的日益增多，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会更加具体，这就需要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础上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以便将法律部门划分得更科学、更合理。[4]

二、多角度定位的构建

对经济法的定位应视立法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笔者认为经济法定位的决定因素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其本身是客观的，具有独特属性；二是其与经济法的定位有内在相关性，即反映了经济法本质属性的一面。并由此提出对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的设想，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三个角度定“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之位。

（一）社会经济根源之定位

经济法的源起，皆在说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包括经济法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研究经济法的起源，就是要以社会的角度用经济的方法揭示经济法存在的理由，界定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边界，对经济法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准确定位。只有对整个经济法体系进行社会经济分析，揭示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才能发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调整方法、价值定位等特性问题，进而为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法的源起从现象上看有一条基本线索，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的垄断阶段后，战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摧残。为应对垄断所生的两大恶果，政府主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就是关于经济法源起的国家干预说。这一理论无疑反映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从理论上分析则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机制，但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它有其局限性。即市场调节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若条件不具备或发生变化，则市场缺陷立即显露，造成严重后果，即“市场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市场障碍，即在市场上存在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进入施展其作用；二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三是市场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3]在市场失灵并由此引起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调节。但随之而来的政府官员权力垄断、官僚体制、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盛行表明政府干预被理想化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存在不当运用权力的倾向和能力，政府干预还需要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巨额的成本），因此政府失灵随之产生。于是授权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干预经济并防范政府失灵的经济法应运而生。

总之，针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两大社会经济根源而生的经济法具有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民商法、行政法均不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代替不了经济法的调节作用。经济法在职能上是对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超越和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其一系列特殊属性的决定因素，是确定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实质依据。

（二）价值取向之定位

经济法固有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本位，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围绕社会公共性这一范畴，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是关注社会公平与经济民主两个价值。[5]社会公平应当涵盖竞争公平、分配公平、正当的差别待遇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社会公平架构中，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终是首要的和优先的原则，差别待遇仅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和深化。经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在经济法领域，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决策的公众参与，又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经济民主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将宏观决策构建在充分对话基础上；在微观层面，经济民主则体现为国家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促进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为什么经济法独特的价值取向能作为经济法定位的因素呢？

1、事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由事物的特性决定的，因此它是特定的，法的价值也是如此。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和理念而对法的价值进行利用，都必须以法所固有的基本价值为基础。因此，发挥和利用法的价值最合适的方法也具有客观性。经济法由于其客观价值特性决定，它的价值最适合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因此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其特性的客观相关性决定了价值取向作为经济法定位因素的可能。

2、经济法特殊的价值取向是由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按其在法体系中同其他部门法在调整任务上的分工，它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进入现代社会，凡法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适应着社会性要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现社会化趋向。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民法和行政法不能完全适应由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所反映的客观社会要求，经济法应运而生；社会公共性所内含的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益自经济法产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法的价值所在。总之，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本质属性并使经济法与其它法律部门在价值层面上截然区分，足以成为经济法多角度定位中有力的一翼。

（三）调整对象之定位

法律意义上的调整，渊源于前苏联的法学著作，它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进行影响。对于调整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调整是国家利用法律整顿现存的社会关系，使其纳入一定范围。[6]因此法律上的调整应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由此就引出了现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过程中一个基础的理论难题，即“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基本概念的澄清。纵观我国经济法学界诸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一基本概念区分的问题显然是重视不足的，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法学中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都有明确的涵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与法学中的概念不应混同。[7]经济学中的经济关系不是法学中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法律调整对象。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笔者考虑到此顿生一种是否陷入学究气的尴尬，但还是要把问题提出来。

再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有三种基本方式，即强制、参与、促导，这实际上就是国家调节的具体内涵。由此形成了调整对象以及经济法体系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强制方式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及规范；通过参与方式来直接投资经营的关系和规范；通过促导方式来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关系和规范。[8]其中应当说明的是：首先，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最终定位在社会关系，符合法的调整对象的一般理论；第二，上述界定注意到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调整对象的关系协调，十分可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笔者认为以上界定切中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政府行为。经济法是与时俱进之法，中国的入世必然对经济法产生重大影响。入世的《中国议定书草案》的19个条文，全都是针对国家政府行为的，它表明，WTO规则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采取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经济法学必须顺应现代法学重心由“法即规则”转向“法即行为”的发展趋势，将政府经济行为确立为核心范畴，摒弃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倾向。[9]上述界定中对国家调节的分析正是围绕国家经济行为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

三、结语

经济法的定位就是对经济法的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的独立存在的理由，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但就“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旨在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以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为中心，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为两翼，从多角度对经济法定位，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史际春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A]经济法研究[C]（第一卷）。

[2]杨紫煊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刘金国、舒国滢法理学教科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3。

[5]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法学研究，1999，（3）。

[6]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

[7]张传兵评中国经济法新诸论[J]法学理论，1995，（4）。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4

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离不开其产生时期的经济状况。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法的产生过程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三大模块的分析，可以证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关键词:经济法产生社会经济根源市场政府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编辑：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

（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勃起。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7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269

[3]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J]，江汉论坛，2004，第10期：133

[4]付美榕，《美国经济史话》[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112。

[5]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

[6]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J]，《社科纵横》，2006，第8期：67

[7]由嵘，《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8

[8]张寿民，《外国法制史》[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84

[9]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6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5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

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6

一、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性

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财政税收工作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国家的税务收入是整个社会结构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物质保障。国家财政税收的科学管控，可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直面金融危机，减少国家的利益损失。财政税收与企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为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人们生活的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国家正常行驶权利的体现。作为国家的守法公民，正常纳税是每个生活在我国领土上的人民的基本义务。在税务费用征收的过程中，公民要积极配合，提高对税费缴纳工作的认识，明白税费缴纳给自身带来的切实好处。只有国家的财政经济充足，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稳定生活才有保障，因此，科学合理的税收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事。实施民众监督，发现拒不缴税，隐瞒收入，意图少缴费用的人员进行举报，提升全面的纳税意识。此外，国家有关监管机构也要针对现阶段的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做好社会发展的守护人。

二、我国财政税收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方面存在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屈居世界首位，因此，资源的损耗和需求也就相对较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新兴行业不断涌起。但是由于税务管理制度更新不及时，一部分行业或个人收入未及时制定税费缴纳政策。税务管理工作难度很大，内部体系复杂多样。为了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税务监管部门也不断调整和改革各项制度。但是在实际运营中，仍无法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管理中的各种弊端被暴露，税收工作整体水平持续偏低，国家的收入不稳定，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二）预算管理不全面

从当前的税务监管形势来看，未形成全局把控意识，主体分配不均匀，任务结构与当前经济体制不匹配。工作人员思想意识未及时扭转，主观思想未跟上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自身管控能力的缺失，在税收工作中遇到困难，部分工作人员不仅无法及时拿出应对措施，就连问题的根源都无法发现。工作态度消极，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问题都是阻碍税收工作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财政税收工作信息化程度低

税收工作与社会发展脱节，未认识到先进管理技术的重要性。大数据时代，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信息资源的各种优势。但是从现阶段的税收运作模式来看，并没有认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部门交流仍旧延续传统的模式，资源获取不及时，影响了工作的正确判断。从市场调查反馈来看，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网络发展缓慢，信息水平停滞不前，税务管理水平较低，在实际工作中要结合自身的实际，不可盲目效仿他人。

（四）财政税收工作监管存在不足

从整体形势上来看，税收管理金额数目较大，无法逐一去核对，导致一部分问题无法及时发现，影响税务的监管效率。如果财政税收执行力度不到位，一部分人员就会打法律的擦边球，逃避国家税收政策。所以，税务制度的改革非常重压，要从现阶段的税收工作情况入手，找出问题根源，不断创新和优化，紧跟市场改革的方向。

（五）财政税收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低

税务部门属于国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税务部门员工的“旱涝保收”，工作压力普遍不大。加之人员的总体年龄相对较大，大多数人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工作缺乏主动性，对于税务征收工作的推进起到了一定的阻碍。此外，税务工作人员还常常会出现内部管理散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税务工作人员整体水平差异化较严重，相当大一部分人专业能力差，实践经验不足，无足够的能力胜任本职工作，影响整个团队的额工作水平，整个行业的效率持续低下。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税务征收工作的效率成正比，因此，要注重人员素质提升，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

三、促进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策略

（一）坚持对财政税收管理体系进行优化和健全

内部管理效率决定着财政税收的整体运作水平。为了提升我国财政税收的整体水平，相关部门就要加强内部制度完善，不断提升执法部门的监管效力。结合现阶段在税收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及时找出工作中的纰漏点。精简程序，完善各个实施规定，形成标准化的内部管理体系，推动各部门工作的顺利实施。此外，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化，上级部门要给地方足够的发展空间，给他们释放一定的独立处置权。他们可以灵活掌握，适度调配，更便于工作推进，目标更明确。在地区税务征收工作中，要尽量将各个程序精细化处理，减少不必要的冗余程序，让财政税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经济。管理制度是衡量税收工作的一把戒尺，也是达成目标的有效依据，因此，必须要及时进行改革和调整。税务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方案。首先，要明确各个部门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每个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地区要结合其自身的发展需求，科学划分内部人员职责。其次，合理调配地区税收分配，要根据地区的发展情况，做好协调工作，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保障。最后，做好全局规划。从各地的实际反馈数据来看，找出工作中的共性问题，作出整体管控。地方税务工作部门的权利要适当下放，同时科学调控，全面把控发展方向，推动各个地区的工作高效运行，和谐发展。

（二）优化财政预算体制

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发展目标，不断充实和完善现有税收管理体系。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国家可以从税收方面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现代化新兴行业的财政干预，可以加速我国各行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升他们的社会效益，不断壮大我国的综合国力。此外，税务部门要针对地方工作需求，深入了解本部门员工的整体水平，展开积极有效的培训，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养，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热情。

（三）提高财政税收信息化程度

税务监管部门要全面调控，发挥科技的作用，加速各地区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借助大数据资源的优势，带动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不断提升财政税收的工作效率，开启智能化工作模式。此外，还要结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引进现代化管理体系，将部门标准和行业规定等相关数据资源进行存储。以此为参考标准，为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同时发挥大数据的整合优势，不断优化和完善税收管理工作。

（四）加大财政税收工作监督与管理的力度

由于现阶段的税收结构复杂多样化，导致工作开展中受限因素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推进。要想改善这种状况，顺利推动税收改革，需要各部门积极配合，根据日常工作中出现的矛盾，深入挖掘其产生根源，加强管理，对于违纪违法行为彻查不待。首先要从制度的改革开始，科学规划，不断完善。财务税收监管力度越大，工作主动性越高，目标越明确，问题解决更及时。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优势，鼓励群众参与到其中，违法漏税人员必须严惩。保证财政税收来源于民众，更好地服务于民众，推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稳定前行。财政税收工作的开展，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断进步，顺应时代需求，敢于摒弃传统工作中的不利因素，不断优化内部体系，为工作注入更多的新鲜力量。此外，税务工作的推进要有完善的体系保障，人员科学搭配，合理搭配，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推动财政税收的全面发展。

（五）提高税收人员的综合素质

从税务征收工作人员的选聘来看，必须彻底消除他们国有企业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严厉打击消极怠工的行为。发挥现有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推进税收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行。要提高对日常工作的重视，培养文化素养和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水平人才。充分调动税务征收部门员工的工作热情，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工作中积极主动，不断完善现阶段的财政税收工作。站在领导层的角度，根据现有员工的发展需求，制定科学有效的培训计划，不断提升团队的整体水平，为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

四、结语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7

国际经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各种应对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块速增长。中国也是如此，我国是出口大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积极采取经济转型方式，加大投入，拉动内需，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指导全国“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和速度，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绿色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以及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特殊地理位置，继续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县地处“桥头堡”的重要地理位置，要充分利用国家对西部投资倾斜的战略时机，抢占好“桥头堡”阵地；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我县区位优势的特点，积极招商引资，促进我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干部职工中开展“三查三看”教育活动，从作风、工作和项目上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根源，使“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设想能够顺利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目前面临的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要通过各种学习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使他们加大思想解放力度，从“旧”和“狭”中解放出来，抢占制高点。引导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视野再开阔一点，思维再敏捷一点。当前开展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以及正在开展的“三查三看”教育活动，就是要解决全县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认识和行动问题。通过认真查找和整改作风、工作和项目上存在的学习不认真，不刻苦，不钻研，团结务实创新不够，组织纪律松懈，自由主义泛滥，缺乏工作思路，方法措施不当，思想观念陈旧，思想解放程度低，服务意识不强，作风飘浮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县委、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部署。查找和整改这些问题，就是为“转方式，调结构”做思想和行动准备，全面加快和推动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解决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政府的战略部署才能充分理解和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才会有新的进步，广大党员干部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项目上才会有新方法、新思维、新举措，依法行政的水平才能得以加强。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8

国际经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各种应对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块速增长。中国也是如此，我国是出口大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积极采取经济转型方式，加大投入，拉动内需，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并提出了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重点，指导全国“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和速度，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借助绿色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以及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特殊地理位置，继续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县地处“桥头堡”的重要地理位置，要充分利用国家对西部投资倾斜的战略时机，抢占好“桥头堡”阵地；利用技术创新成果，大力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我县区位优势的特点，积极招商引资，促进我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干部职工中开展“三查三看”教育活动，从作风、工作和项目上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根源，使“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设想能够顺利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目前面临的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要通过各种学习教育活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使他们加大思想解放力度，从“旧”和“狭”中解放出来，抢占制高点。引导他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视野再开阔一点，思维再敏捷一点。当前开展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以及正在开展的“三查三看”教育活动，就是要解决全县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认识和行动问题。通过认真查找和整改作风、工作和项目上存在的学习不认真，不刻苦，不钻研，团结务实创新不够，组织纪律松懈，自由主义泛滥，缺乏工作思路，方法措施不当，思想观念陈旧，思想解放程度低，服务意识不强，作风飘浮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县委、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部署。查找和整改这些问题，就是为“转方式，调结构”做思想和行动准备，全面加快和推动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解决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县委、政府的战略部署才能充分理解和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才会有新的进步，广大党员干部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项目上才会有新方法、新思维、新举措，依法行政的水平才能得以加强。公务员之家: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9

在我国最重要的法典之一的《立法法》中，特别将税收同以往的财政、海关、金融、外贸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的第6项，这一修改意义非常重大，标志着立法者对于税法的性质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将税法置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但是应当认识到的是，这些年来，税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尤其是近些年来税法因为其经济法趋势而没有突出其本质。谋求税法的独立地位，就可以真正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法改革。

2税法的经济法化概述

在我国，税法被隶属于经济法化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知。但是经济法是我国政府用来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引导与干预的法律手段与制度体制，防止因为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对国民经济的损失。我国《法律体系》白皮书中，显然将税法归类到了经济法中，而国内法学界近些年来也一直默认这一事实。但是，税法与经济法是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而税法一直伴随这个过程，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为建设财政服务，以及作为经济杠杆为国际民生服务，同时因为一定的继承性，市场经济时代的税法也延续了其经济法属性。目前，我国的税法与税制同完善成熟的现代税制相比还依然有差距，改革和发展我国税制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税收与财政制度之路上所遇到的阻碍越来越小，贯彻这项工作的动能越来越大。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税收具有收入与调节市场经济的二元职能，但是因为我国具有非常大的经济体制惯性，对税收调节经济的功能的过分重视，这就导致我国税法与税制改革的行政主导属性以及工商税制改革的税制依赖，是我国税法经济法化的根源。首先，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是税法经济法化的深层次根源。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性质与职能主要依赖于我国现存的财政体制。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我国财政经历了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和公共服务型财政这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补足市场缺陷、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类经济法得以诞生。我国目前还处于财政转型期，这在我国正在推行的“营改增”改革中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我国财政转型期税收、税法尚不能完全摆脱供给型财政、生产建设型财政的影响，而税法的经济法化仅仅是其副产品之一。其次，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是税法经济法化的直接根源。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纷纷进入福利型社会，税收在保障公众支出所需要的资金时，也越来越多的介入到社会经济领域，成为调节社会经济和保障社会福利的工具。但是，要保障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就必须要牺牲税收的平等原则，通过加重或减轻经济主体的税负来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体现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就体现了税法的经济功能。因此，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就与经济法产生了交集。也就是说，因为目前我国税收对于经济调节功能的过分重视，就给人一种税法就属于经济法的感觉，税法的经济法化就理所当然了。

3税法经济法化的反思

目前，我国税法改革遇到了阻力，这就是因为前文叙述的我国税法的经济法化所导致的税法的独立地位丧失。税法的经济法化，不仅仅是法律能否形成科学完整的体系的问题，更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法律实践，关系到能够正确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当前中国的税法变革，因为长久以来打上的经济法化烙印，并没有催生出税法改革的应有图景，陷入了迷途。3.1税法改革的理念不清。在税法的设置以及改革上，有一个尖锐的问题一直无法回避，那就是税法到底是国家征税之法还是保护纳税人权益之法。从司法实践上来讲，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从法律理论上来讲，税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应当是保障纳税人权益之法。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理论应当是税法订立的指导性法律，这也是我国近些年来在立法时越来越重视的事情。但从法律实践上看，纳税人权利并没有在我国税收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形成规范性的现实，主要还是停留在法理认识上面。税法的经济法化，其实规避了现代税法保障纳税人权益的基本理念，客观上扩张了政府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快速增长。税法的经济法化，影响了税法保障纳税人权益的理念贯彻，与时代相悖。3.2税法改革的目标与原则不定。纵观目前的税制改革，基本上没有摆脱市场经济的框架，也就是说，税制改革是以改进经济运行方式为主要目的，这就导致了税法依然是经济法的附属品，而让政府与社会过多关注税收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导致行政主导型税制改革，忽略了税法真正的含义。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税法的现代化，而不是税收的现代化。税法的原则，应当是能量课税原则，而这一原则与经济法、社会契约等有这本质区别。否定这一原则，或者是将这一原则置于不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将税法放在了经济法的范畴内。

4结语

虽然税法在《立法法》中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却没有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体现出应有的地位与重要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税法的经济法化。必须实现税法的去经济法化，让税法独立，方能实现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税法改革。

参考文献

[1]叶金育.回归法律之治:税法拟制性规范研究[J].法商研究,2016（1）.

社会经济根源范文篇10

在我国,学术界公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方才诞生。但是其实形式意义上的经济法在我国却是古已有之的。在我国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但直到十四大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后,乃至至今才是我国经济法真正蓬勃发展的时候,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提高,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出现使国家和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丰富多彩,从而也就出现了许多以前不曾想到过的问题,这就对国家政府职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此时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从宏观上来的,其使用的手段是一种指导性手段,而不是像计划经济时代在微观上,采取指令性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而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所表现更多的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就具有社会性。

2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其及表现

经济法的社会性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

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既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结果。学术界经常将经济法与民法、商法和行政法放在一起比较,而从它们之间的比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社会性:民法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注重维护私人的利益,具有私人性;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为已任,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具有营利性;行政法以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为己任,注重维护国家机关权利的行使,具有强制性;而经济法以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为己任,注重维护社会公共的整体利益,具有社会性。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民法、商法及行政法由于自身的调整机制、调整对角和法益目标,所以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就需要开拓新的法域,即经济法来满足相应的法律调整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也需要经济法来对社会整体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实践也证明了人们在利益面前首先追求的是自己利益而并不能自发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的,往往还可能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破坏社会公共利益,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串通定价等等。这些是连“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的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与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都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