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范文10篇

社会经济范文篇1

***同志，男，汉族，大学学历，助理统计师，中共党员。1962年8月出生，1981年3月参加工作。1999年7月任***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2004年月任***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局局长。

***同志任职以来，在黑龙江总队的领导和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全面落实总队的工作部署，坚持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核心，强化基础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健全统计网络，扎实细致抓基础，一丝不苟保质量，奋力拼搏干工作，不断提高城镇抽样调查数据质量和统计服务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国家和省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并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城镇调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先后荣获全国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工作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同志先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城市社会经济调查系统先进个人、黑龙江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工作先进个人和***市优秀共产党员。

几年来，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同志带领全局同志负重拼搏、务实苦干，注意把握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充分准备，科学组织，搞好协调，夯实基础，确保了城镇调查网络正常运转。在工作中，***同志坚持求真务实，在狠抓数据质量的同时，始终把调研分析、信息采编作为整体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采取“领导带头、人人参与”，加大“信息任务定额”等措施，努力搞好统计服务，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工作中，***同志坚持强化管理，加强政治思想和职业教育，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强化工作计划性，实现工作规范化；加强财务管理，确保工作安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

***同志始终牢记宗旨，忠实履行职责，努力加强自身和队伍建设。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注意把理论学习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业务工作能力。在班子建设上，他能够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当好“班长”，并经常与班子成员谈心交心，沟通情况，交流思想，增进了班子的团结。在工作和生活中，他能够按照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准则要求自己，努力做廉洁自律的表率。同时，切实抓好本局的廉政建设，教育干部牢记宗旨意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社会经济范文篇2

本调查制度包括两部分内容：《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制度》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村基本情况、乡村劳动力及转移情况、农业社会化服务副业情况。《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本制度中的统计报表报告期别分为三年、年报和季报，乡和村基本情况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其他内容为年报和定期报表。调查方法有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两种。调查范围：乡镇一级在全国所有乡、建制镇进行调查；社区基本情况的村一级范围为全国所有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村一级范围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村网点；农户在全部农村抽样调查户中进行；非农户单位在现有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乡、村网点内进行。

数据收集方法：在调查乡（镇）、村建立乡村社会经济情况登记台帐，定期登记调查期内有关指标的变动情况。乡（镇）、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和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状况，通过登记台帐和其他业务报表取得资料；农户固定资产情况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整理、推算；乡村劳动力情况采用年底对调查户一次性访问调查方式取得样本资料，进行推算；农村社会化服务事业调查，要求对调查乡、调查村范围内所有的农业服务单位逐一调查。

社会经济范文篇3

一、我国房地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我国房地产业肩负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一方面体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另一方面体现在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带动关联产业和住房相关消费而带来的间接贡献。

具体如下：

（1）房地产促进我国GDP的增长。房地产行业的增长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房地产业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2）对其他产业的促进作用。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既是众多要素的供给者，也是众多要素的需求方，因此，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进程，具体而言，房地产业相关行业包括房地产建筑业和服务业，随着房地产的投资开发、规划设计、建筑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房地产商品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同时由于房地产需求的增加，房地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空间增大。

（3）促进就业。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建筑部门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与服务人员，可以说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4）促进消费。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住房消费、建材和耐用消费品消费以及建筑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日常消费，间接为我国市场经济、拉动内需做出了贡献。

（5）增加政府收入。政府通过房地产开发而取得的土地收入，可以用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地方直接带来经济贡献。

二、我国房地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1）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以房屋价格的过度上涨为基础了，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房价减少了对其他产业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吸引了本可以投资于制造业的资金资源，从而抑制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2）房地产消费会挤占部分居民其他消费支出。在中国，住房逐渐成为商品，个人投资和消费时需要直接支付更大的费用，这意味着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影响我国的整体消费水平。

（3）促进贫富差距的加大。房价的过快上涨，抑制了中低收入者的购买行为，拉大了贫富差距，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4）增加银行、金融体系风险。房地产业对银行体系依赖度比较高，而对房地产的大量投资，直接使银行面临风险，一是支付风险，当贷款不能按期收回，银行资金就失去了流动性，就会发生支付危机；二是资不抵债风险，银行很难在短期内将大量的抵押资产变现，也给银行带来了资不抵债风险。

（5）促进经济泡沫的形成。目前国内投资经营环境恶化，投资渠道狭窄，吸引投资者将资本纷纷投向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的形成。

三、促进我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只有当房地产业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协调时，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才有体现出更大的促进作用，而如果处理不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与国民经济的相关问题，则会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我们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房地产业的发展纳入正常轨道。

（1）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我国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随之产生了各种不良现象和危险信号，尤其在在一些大城市，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升在宏观调控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宏观调控才能更加有效，从而从根本上能确保房地产业健康、适度、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因为调控不当造成产业经济的过度降温而引发的负面作用，比如国民经济下滑和失业人数增加等，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形成更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促进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社会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研究

每一项法律的制定，都是以现有社会事实为基础，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及功能预设。国家从整体性的经济发展角度入手，对具有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据此制定一系列的法律管理条例，这些是经济法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法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其研究方面日渐增多，研究也不断深入，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经济法在社会经济功能方面存在着不同，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的相辅相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对经济法的简单认识

(一)经济法的主要内容

对市场、商品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全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汇总和规定被称为经济法。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里，它主要以协调、规范人与人、人与法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主，规范了一定范围内的经营协调关系。

(二)经济法的产生根源

我国是统一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仅用市场调节，受其滞后性的影响，会出现贿赂盛行、产权不清、垄断暴利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形成市场障碍，严重影响国家的社会发展。西方市场出现的经济危机现象和中国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现象，正是因为国家没有相应的调节机制，而造成的市场的失灵现象。经济法是国家统一调控无法用市场来调节的一些产业，像公共用品供给、军事国防、与国民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等，这样可以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二、我国经济法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法体系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立法环节不完善，有些有争议的经济行为没有确切定义;二是一些法律法规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已被当今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的中国社会所淘汰;三是一些法律法规独立性强，相互之间衔接性差，造成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不协调的问题。

(二)我国现有经济法可操作性差

立法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实体立法、程序立法。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法立法情况来看，其程序立法不仅简单而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导致实体立法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三)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屡屡发生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一些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为了保障其管辖区域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在执法过程中，实施地方保护主义，因而导致该现象普遍发生。与此同时，一些监督机构也因法律权限问题，对这些事情得过且过。

三、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法律对社会具有无可厚非的作用，从主要方面看: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体现法律的导向作用;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的保障社会每一位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三是塑造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法对道德约束具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中华上下五千年，素有“法礼”之说，一个社会在有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再有法律来规范，不仅利于个人发展，还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法也是如此，但经济法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功能

法律规定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二者相互统一，相辅相成。每个人在享受经济法带来的权利的同时，必须自觉遵守应尽的义务，切不可影响其他人的权利。

(二)传递经济信息的功能

当今市场经济信息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信息可以使个人作出正确的经济行为，在经济法的调控下，人们理性地“自利”行为可以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法可以合理地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市场运行得当。

(三)能够降低交易的成本

随着人们对效率的重视，社会分工不断完善，人们之间的交易也相应的增多，各项交易均离不开交易费用，使得交易费用也逐渐增多。而经济法为个人提供必要的各种经济信息，有效的降低了一项信息的成本;同时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每个人的交易行为，减少了制假造假，减少了人们鉴定的不必花费。

(四)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

法律是保障信用的基础的前提，能够促使人们守法。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能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促进和激励，影响其最终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法体系在不断完善，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实现存的经济问题，在总结国内我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更好地解决方案，使我国的经济法体系在面对复杂经济市场的考验时可以站稳脚跟，同时还要对经济法的内容、构架等不断调整做到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得心应手。只有做到了这些，我国的经济法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张琦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水林，雷兴虎．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J］．法学评论，2004，02:36－42．

社会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一、经济法功能的含义分析和构造研究

(一)经济法含义分析。经济法用于调控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的总称。经济法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从本质角度，另一方面是从社会经济角度。从经济法功能的本质角度出发，要充分结合经济法和社会法的不同特质，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角度出发，制定法律、颁布法律的人和企业就是为了规范社会经济活动，时刻保障、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使社会经济能够时刻保持稳步向前、不断提升的状态。(二)经济法构造研究。对于经济法功能经验以及社会需求这两个方面来说，在考察经济法功能时，有两个方面，首先要根据经济法所开展的社会活动的主体活动表现;其次要结合经济法对社会经济贡献以及意义等进行的活动项目。对于经济法主体和经济主体间是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而对于经济法会结合影像、诱导经济主体中可能会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进而对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开展调节工作，进而满足经济法最终目的。

二、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包含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教育等，其中，经济制度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本质［1］。从社会制度体系方面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从社会制度系统方面的分类有两种，一种将经济法社会制度的功能分为三类，分别是整合、导向、文化传递功能，三个功能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另一种将经济法社会制度的功能分为五类，分别是传递信息、行为约束、制度整合、活动形塑和社会激励。这两种分类方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内容又有相似和重合。在今后的分析研究中，要充分吸收两种分类方式的优势。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靠着发展动力和各项活动的协调来不断发展，发展动力和协调性两者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本次，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一)权利义务规范功能。法律规定了人了权利和义务，每个自然人都具有应行使的权利的应尽的义务。经济法也不例外，也规范了相应的法律和义务。通过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划分和规范，就有效地制约了人们和社会团体的行为，使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了保障。怎样才能公正、有序地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这就体现在了颁布的法律里。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关系，不能只行使权利不尽义务，也不能只尽义务而没有活动的权利。经济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正是从两个方面对活动进行规范，影响着人的活动，继而影响着个体和团体的利益。社会经济规范功能，第一个层面就是对不同活动规则的规范，即是对活动资源和活动资格的规范，通过公正合理的方式方法，对活动主体的资格进行考核，通过考核获得资格的主体能够对相应的社会资源行使权利，通过对资源进行权利行使，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效益，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第二个层面就是对资本和资源的干预规范，这种规范也会使行业个体、社会团体获得不同的收益。(二)传递经济信息功能。信息存在于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对活动的成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就是在经济法中进行明确的，在开展活动之前，要对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产生的效果、解决措施进行分析。第二，在活动过程中，要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细化工作，责任分工到人。最终，活动中的各项决策共同决定了成果，即是最终的效益，这些决策信息就是制定制度的基本和保障。(三)有着激励性功能与作用。上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取决于活动主体的利益动力、能力与理性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程度。利益动力表示对经济活动利益的追求;能力与理性表示活动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对活动的处理能力和行为约束;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程度则表示对经济活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三、结语

经济法功能在经济法的方方面面，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价值体现，经济法功能的发挥体现着经济法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是经济法保证经济法目的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法的制度、颁发，有效地约束各项行为，对社会的有序、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保障。

本文对经济法、经济法功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分析，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望此篇文章能够为其他对经济法研究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邹瑜．法学大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12．

社会经济范文篇6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

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

（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勃起。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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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1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17]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江汉论坛2004年第10期，第133页

[18]付美榕著：《美国经济史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9]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0]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第67页

[2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22]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3]张寿民主编：《外国法制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24]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25]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2、2729页

[27]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6页

社会经济范文篇7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离不开其产生时期的经济状况。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法的产生过程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三大模块的分析，可以证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勃起。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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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

[17]陈兵、宋妍：《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之原因略考》，江汉论坛2004年第10期，第133页

[18]付美榕著：《美国经济史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9]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0]靳艳：《近代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社科纵横》，2006年第8期，第67页

[21]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22]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23]张寿民主编：《外国法制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24]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25]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2、2729页

[27]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6页

社会经济范文篇8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

代际传递效应，即父母直接通过社会关系及权力来决定子女的就业问题。家庭背景越好，子女在毕业时的工作落实情况和薪酬就越好，这种现象充分表明了不同经济地位的子女，即便是受到同样的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存在差异。因此，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效应，是被广泛关注的问题。

一、人力资本投资与代际传递的现状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应，主要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通过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会随着物资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包括在教育及医疗卫生上的支出，教育投资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投资内容，可以提升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水平以及工作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长率。因此，人力资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支出增长也是促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目前，我国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健康，一个家庭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到子女的发展以及家庭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很有可能产生代际传递效应，通过影响子女的生命健康、教育水平以及性格特点，从而影响到子女成年后的整体发展情况，并且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综合我国现有的少量研究成果看出，我国同样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贫富差距会影响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会促使代际传递效应出现一定的差异性。在我国2017年的家庭金融调查之中显示，家庭的资产情况会受到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并且随着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逐渐呈现递增的趋势，说明教育对于家庭在积累财富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教育作为除了医疗卫生方面之外，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最主要的路径。在我国2020年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显示，26-35岁大部分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成年人，都具有进一步接受教育培训的强烈意愿，年薪在20-30万元的中等收入者非常愿意为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进行投资，而低于20万元的低收入者也同样希望自己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提升。因此，从我国整体的调查情况来看，市民对于教育方面的投资意愿始终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人们还是非常重视自身的文化水平，愿意为其进行一定的投资[1]。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分析

(一)相关理论分析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从直接传递与间接传递两方面来实现代际传递。直接传递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就业情况，以此来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间接传递则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间接影响到子女的发展情况，以此来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间接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健康以及非认知能力等三个方面实现，同时也是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的主要方式。第一，教育。贝克尔(Becker)于1994年提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即家庭社会经济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子女的教育水平，本质上来说就是父母的收入状况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程度，而子女的教育程度同样会直接决定自身在劳动市场的地位。就以往一般情况来看，受教育水平高的个体会具备较好的就业前景，受教育水平低的个体恰恰相反。个体的就业前景及收入将直接影响到其社会经济地位。第二，健康。贫困家庭往往更注重食物的“饱腹感”而不是“健康”，因此贫困家庭的健康水平往往远低于富裕家庭的健康水平。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和卫生服务，父母更着重于子女的营养搭配，在子女日常的体育活动上会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子女拥有健康的体魄来应对未来的挑战与发展，以此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三，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最早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主要是指在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自尊心、上进心以及气质谈吐等方面无法用标准来衡量的能力。依照众多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样可以影响到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中，子女通常具有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在日常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具有强大的自信心，可以更好地协调身边的人际关系与工作情况；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子女通常具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敢表露自己的想法，在工作和学习中出现负面的表现。因此，非认知能力能够对个体未来的就业情况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2]。

(二)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人力资本的代际关联程度，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入手，选取最高学历变量进行秩相关系数的统计分析，以此来反映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秩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示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教育水平也越高，反之亦然。这一结果表明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代际传递现象在我国仍然普遍存在。因此，人们为了打破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会加大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成本，让子女能够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以期望子女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较大的竞争力，从而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表明，除了一般的教育学习支出以外，父母为了让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会选择购买学区房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大部分家庭的整体住房贷款总额已经远远超于家庭年收入额，从而导致“房奴”这一社会现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父母为了给子女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优质的教育资源，通常会贷款购置价格远高于一般性住宅的学区房。重点学校的教学设施与师资力量相比普通学校要更加优质，对学生的管理也更加规范，升学率远高于普通学校，这样的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生源和优秀的教师。然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教育资源仍然分配不均衡，一些偏远及贫困地区无法获取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导致其家庭子女的教育水平远远比不过经济发展情况良好的地区，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水平的差异性，导致个体在未来的就业情况相对较差，最终影响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三、如何运用公共教育资源改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

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来说，父母的人力资本主要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医疗投资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和薪酬情况，从而不断维持家庭的社会经济优势地位；对于家庭社会经济较低的家庭来说，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只能说是一种贫困地位的延续。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的存在，导致富裕家庭愈发富裕，贫困家庭愈发贫困，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国家的贫富差距。由于教育在改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方面及个人应当有效运用公共教育资源，从而缓解由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产生的代际传递效应[3]。第一，从政府的角度而言。首先，政府需要正视教育在改善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方面的关键性作用，从根本上提升国家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政府应当加强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确保公共教育资源在提升国家整体教育水平的同时，还能够给予不同的教育领域和培养阶段以科学合理的权重。例如，加大公共教育资源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成长路径的投入外，还应该大力推进成年专科、高等职业教育等职业技能院校的建设，并且拓展中老年大学、活动中心等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全方面地提升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此外，健康作为人力资本重要的投资方面，同样是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的关键性因素，儿童时期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后期接受教育的情况。若政府与家庭不重视儿童的健康，会对后期个体综合能力的获取情况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到个体成年后的工作水平。因此，政府同样需要提升国家整体的健康水平，通过建设多元化、综合性、完善的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基础医疗建设力度，有效地改善整体健康状况。政府还可以引导家庭加大对子女教育与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缓解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对子女产生的不良影响，减少贫富差距。第二，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教育作为提升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有力途径，能够有效缓解贫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因此，贫困家庭应当集中一切人力资本支出用于子女的教育中，最大程度上提升子女的教育水平，从而努力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此外，不仅需要政府重视个体的健康水平，还需要从家庭层面重视子女的身心健康，以确保受到良好教育并且拥有良好身心健康的个体能够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确实会产生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会首先影响到子女的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最后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因此，教育扶贫是阻断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国家应当注重实现公共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性，加强对人力资本中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而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效应。

[参考文献]

[1]马丽丽.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0(5):119-12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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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范文篇9

北京市崇文门中学张秀芸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普遍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科学的进步；都江堰和郑国渠；冶铁业的发展，煮盐业的兴旺，以及纺织业、漆器制造业等手工业的进步；商业的发展和封建城市的兴盛。

2．要求学生认识：

①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导致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而相对优越的封建制度，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更快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②大变革时期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名闻世界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的修建，以及农业、手工业的成就，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③大变革时期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当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突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的活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3．能力培养：

①通过讲述大变革时期经济发展的原因，培养同学分析问题的能力。

②通过指导学生小结，归纳“大变革时期经济发展概况”，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问题能力。

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

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都江堰的修建及作用，是本课重点。

从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制度的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本课难点。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上节课我们重点学习了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现在我提一个问题，谁能说说在各诸侯国兴起的变法运动中，哪一个变法是比较彻底的？这次变法的作用是什么？

2．导入新课：同学们已经了解到，从春秋末期开始，我国的奴隶制逐渐崩溃，到战国时期，经过各国的变法运动，奴隶制度进一步崩溃，而封建制度逐步确立起来。这是一场经过一百多年，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因此，人们习惯于把春秋战国时期叫大变革时期。我们都知道，社会的变革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第9课（板书：第9课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

3．讲授新课：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新、旧两种制度交替的时候，会出现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局面？（板书：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

由于变法，各国的封建制度逐步确立起来。这时，原来被奴隶主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变为拥有一点私有财产，可享用一小部分劳动成果的农民。这种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刚刚砸碎奴隶制枷锁的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生产。他们男男女女、全家老少，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终日辛勤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板书：1．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春秋后期，我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这比欧洲要早1900多年。（板书：2．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比欧洲早1900多年）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初期，我国就掌握了块炼铁技术，也就是熟铁冶炼技术。由于温度低，块铁不能熔成铁水，只能靠反复锻打成形，制造器具。况且块炼铁质地软，制作费时费力，所以尽管当时已有铁器，但数量、种类还很有限。到春秋末期，我国人民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这是人类冶铁史上的一大进步，这种冶铁技术到14世纪元末明初的时期，才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传入欧洲。这种由熟铁变化到生铁的技术，不但增加了铁质的硬度，而且大大促进了铁制工具的普及。（指导同学看课本52页《春秋铁器》图画）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逐步代替铜、石等农具，在各诸侯国广泛使用。（板书：3．铁器和牛耕的普遍推广）

（出示《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幻灯片，边指图边讲解）这是当时铁制农具的一部分。这是松土用的锄，这是砍树用的斧，这是挖土用的铲，最后一个是开沟、翻土用的犁。1950年，在河南辉县的一个魏国墓葬里，出土了铲、锄、犁、、斧、削等铁器多达93件；其中铁器达85%。这说明铁制农具在战国时期已非常普及。

由于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就使得深耕细作成为可能。但仅靠人力耕作是相当费劲的，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牛耕，也就得到了大力推广。第53页小字中，也用史实说明课本用牛耕地已是春秋战国时期很普遍的事情。请一位同学读读这一段小字，（同学读书）在古代农业耕作的方法上，牛耕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而铁器牛耕的普遍推广，更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农业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板书：4．农业技术的进步）

常言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战国时期的农民，已经懂得“多粪肥田”的道理。所以他们不仅给庄稼广施粪肥，还普遍使用草木灰和绿肥。这样，不仅扩大了肥源，更重要的是，多种肥料的使用，对作物的茁壮生长和粮食产量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如粪肥，它不但可以分解出植物所需的各种养料，而且有疏松土壤、防止板结的功效；而草木灰，它是含钾为主的肥料，可使植物节杆挺拔，不易倒伏……而欧洲，到10至11世纪才懂得施肥，比我国晚一千三、四百年。

当时，我国劳动人民，对土壤的认识，也有较大的提高。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土质特点，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并且十分重视选种，他们总结出“长斗石，取上种”，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必须选取上等的种子。从长年的生产劳动中，战国时期，已测定了二十四节气，并根据节气的变化，掌握农时，安排耕作。据史书记载，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适时播种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大色深，粒重、谷少、味香、出粉率高，耐饥有益；否则，就大大影响麦子的质量和产量。正如今天人们熟知的“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是同一个道理。

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品种也大大增加，今天我们所吃的“五谷”即“麦、稻、谷、菽、粟”，在当时都已广泛种植。除粮食生产之外，家家户户植桑种麻，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

种植农作物，除施肥、选种、管理之外，最重要的还要靠什么呢？（同学们齐答：阳光、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在大变革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不但促进水利事业的发展，而且兴修大型的水利工程成为可能。因此这个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兴修水利，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秦国。秦不仅兴修了闻名世界的都江堰，还开凿了郑国渠。（板书：5．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都江堰郑国渠）

都江堰位于今四川都江堰市，是由战国时期秦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为什么叫它都江堰呢？因为“堰”是用来挡水溢洪的，而这个水利工程，修在古代都安县境内，当时人们称它“都安堰”，后来改名都江堰。为什么李冰要在这个地方修建呢？它是怎样挡水、溢洪呢？下面我们看幻灯。（出示《都江堰》幻灯片，边指边讲解。）这是都江堰的平面示意图，都江堰位于岷江上游，是地势陡峻的群山，急流从山地喷涌而出，在这里进入成都平原。翻滚湍急的江水流速骤减，从山上冲击、夹带下来的泥沙、碎石慢慢沉积下来，日积月累，河道就要淤塞。每逢雨季，山洪暴发，江水冲出河道，淹没大片的村庄和良田。旱季，两岸人民又深受干旱之苦。所以治理岷江，人们早已望眼欲穿。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又通晓天文地理知识，而且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为解除水患，造福百姓，他多次沿江实地勘察，并注意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最后决定因势利导，在岷江出山口的灌县附近修建都江堰。他选择了中流作堰的方法，修都江鱼嘴，强行在中流把江水分为内江和外江。又在离堆脚下凿石穿山修宝瓶口，把江水导入四通八达的灌溉渠网。水渠总长达1100多公里。另外在宝瓶口上面，筑起飞沙堰，以备旱季挡水，雨季溢洪。工程完成后，李冰总结了人民治水的经验，把“深淘滩，低作堰”6个大字，刻在东岸石壁上流传后世。李冰的功绩，千百年来被人怀念，请看书上54页李冰石像插图（指图并解释竖排小字内容）。都江堰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是因为它选点合理、配套工程严密完整，造价低、功效大，更主要的是它功能齐全，既可防洪，又可灌溉，还有利于航运。可灌田300多万亩的都江堰修成之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最为可贵的是，在历经2200多年后，仍在造福人民。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它也焕发了青春，经修整，现在可灌田800万亩。所以它被称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战国时期，秦国让水工郑国主持，在咸阳附近修建另一大型水利工程，并以郑国的名字命名为郑国渠，可灌田400多万亩。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评价郑国渠——“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对它的作用虽有些夸大，但它使关中成为千里沃野，还是有口皆碑的。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它主要表现在农作物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据《史记·河渠志》记载，关中地区粮食亩产，可达今日的三石八斗四升，约合400余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虽不能反映粮食产量的全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粮食产量提高的大趋势。（板书：发展状况1．农业粮食产量提高）

农业的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的修建，大批工匠从奴隶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者，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这就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板书：2．手工业的进步：冶铁业、煮盐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

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有了很大发展。冶炼规模扩大，矿山增多，冶炼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还形成了著名的冶铁中心，如楚都宛和赵都邯郸等。（指导学生看56页地图，找出所讲的冶铁中心。）

战国时期，其他的手工业，也有较大的进步，如煮盐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的工艺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指导同学看书中55页插图，并强调指出：我国是最早制作漆器的国家。）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板书：3．商业繁荣和城市的兴盛：四方物产的交流、大商人出现、封建城市的兴盛。）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劳动分工向更细密、更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产品交换、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农民需要以农产品换取农具和生活日用品；工匠必然拿手工业产品，换取吃、穿等必需品；新兴地主阶级，也需要以剥削所得，换取奢侈品。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请看幻灯，（打出“商品交流示意图”的幻灯片，边指图边讲。）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匹、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汇集中原。

这些商品交汇之地，往往又是当时各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形成了新兴的封建城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都很繁华。据史料记载：“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大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段古文是讲：从前也有大城市，但最大的城池周长没有超过300丈的，人口虽然多，也没有超过3000户的，而这时的新兴封建城市，城池周长达1000丈、户数达万家，比比皆是。齐都临淄是最典型的一个，由于商业和城市的兴旺，造成了不少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指导同学阅读56页和57页小字）

4．课堂小结（擦去图示板中的细目部分，只留大目）

请同学根据以上图示回顾本节所讲内容。同学复述后，教师强调：

①我国生铁冶炼技术发明于春秋后期，比欧洲早1900年；

②战国时期铁农具普遍使用；

③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位置和修建者；

④齐都临淄。

5．作业：课后填好下表。

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三）教法建议

社会经济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社会经济利益；习惯法；社会经济权利；社会经济权力

在经济法的学理研究和立法实践中，对经济利益独立性的认可表现在其作为一个经济法上的基本原则，即社会经济利益原则的确立。但是，社会经济利益原则既出现在私法法域，亦出现在公法法域和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第三法域。这种状况导致了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冲突，同时也阻遏了法律对社会经济利益的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的有效协调与统一，从历史中搞清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起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前国家社会的利益观念、分类及其关系

摩尔根在对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观察后提出，处于蒙昧时代的人，“财产是极其微弱的。他们对财产的价值、财产的欲望、财产的继承等方面的观念十分单薄。这里的财产观念单薄指的是私人财产的观念。与此相反，古代人却有着极强的集体观念，如低级野蛮时代的村庄周围就出现了木栅，中级野蛮社会的人们用石块砌成堡垒保卫公共住宅。原始人的这种做法充分表明，他们有着明确而且肯定的集体观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对我国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的考察为我们解析史前社会的利益观念提供了直接证据。鄂伦春人的季节性狩猎一般都采取集体的形式。狩猎工具是各家自己购置的，平常归各家私有。但是在出猎的时候，所有“乌力楞”的财产都是公用的。他们猎获的食物一律在整个“乌力楞”中平均分配。由此可见，鄂伦春人不但有“我们的”观念，也有“我的”观念，而所谓“我的”就是私有观念。简单讲，“我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我们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社会利益。

综上所述，原始人不单产生了“我的”和“我们的”的利益观念，而且还萌芽似的触及了“我的”和“我们的”的关系问题。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中关于猎物的分配就具体体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此外，原始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还表现在财产继承制度上。摩尔根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权利”这一概念。摩尔根的考察表明，伊罗奎人曾经出现过三种重要的顺序相连接的继承法。第一种是遗产必须由死者所在氏族的全体成员分配;第二种是由死者的同宗亲属分配;第三种是由死者的子女继承。但是无论如何死者的财产必须保存在氏族之内。

基于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原始社会时期利益分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既相互依赖也存在着长期不间断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产生了古代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继承制度。第二，社会利益的产生先于私人利益。摩尔根认为氏族社会是由最初的血婚制家族发展而来的，中间经过合婚制的过渡。摩尔根认为，社会中的个人一开始就是存在于集体之中的(先是家族后来是氏族社会)。卢梭认为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于是，人们之间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契约，每个人将自己及其自身的一切自然的权利交给整个的集体，于是社会产生了。同样，在卢梭看来私人利益的产生是早于社会利益的产生的。第三，私人利益依赖社会利益而存在。第四，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限制。私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利益的扩展范围，社会利益一也决定了私人利益的实现和延及的范围。第五，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实现方式有区别。社会利益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以社会规则来支配，而私人利益则完全由私人支配，这就是利益在实现动力上的表现。

二、前国家社会的社会经济权力或权利的重合

按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进而，迈克尔·曼又将权力分为集体权力和个体权力、权威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

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首先，本文所指的前国家社会的社会经济权力是一种典型的弥散性权力，同时又是一种集体性权力。值得关注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集体性权力对内作用时又有一种向个体性权力转化的趋势，同时，社会经济权力在实施过程中也积淀了一定的权威性。社会经济权力的集体性表现在，这种权力的形成是基于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结成的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通过暴力对另一个人强行的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可以从历史学家们对前国家社会中狩猎和灌溉农业的考察中得到证明。这种社会经济权力的弥散性表现在它对社会内部的调整、规范，个体权利的实现不是依靠明确的命令和有意思的服从，而是从一种更加本能的、无意思的、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个社会的人口之中的，是靠着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的道德或者宗教信仰来实现的。其次，这种前国家社会中的社会经济权力的功能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从上述对前国家社会利益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得知，社会利益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分，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见的区别。从外在条件上看，只要具备了利益、自由和度量三个要素，权利就可以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经济权力，社会中的每个个人也同样存在着个人私权利。若干个个人的结合就构成整个社会，而若干个个人权利的重合构成社会整体的权利，也就是相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应存在的社会经济权利。在后者的构成中同样存在利益、自由和度量这三个权利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在主体、利益和实现方式上完全是重叠的，所以在前国家社会，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是混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重合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人类史前社会中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因此，在社会经济权力保障、实现社会利益的同时，社会经济权利在确认和保障若干个体权利的集合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前人类社会中，社会经济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共生也意味着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的并存，他们共同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迁。同时，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在某些特定语境下也能实现并存融合。

三、社会经济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与融合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出现便产生了对权力和权利的渴求，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只有得到其认可才能成为合法的权力或权利，尤其是权力，其合法的拥有者只能是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经过法律确认的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的合法武器。

而作为私权的权利是阶级利益冲突和被统治阶级对统治的妥协的产物。其中，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统治阶级的让步都对私权利的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力量协调的结果是权利和权力的共存。这样，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但是，社会经济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力因其本身的弥散性并未在国家产生后融人到国家权力之中，还消极的弥散在社会生活中，也未取得合法性，甚或有时还成为非法的权力或权利。而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本身具有的集体性，或者说具备的社会基础决定国家权力并不能将其瞬间兼容或者消灭，由而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力呈现了一种既对抗又融合、既消灭又补充的发展态势，总之，对国家权力来说，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兼容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

与我们的观点不同，国家起源融合论的代表人斯宾塞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因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并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在同一个基本原则上构成的集合体”。融合论的观点可以从迈克尔·曼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国家的形成的分析的得到证明。按照这种观点，国家经济权力完全是前国家社会经济权力的延续或者说是由其演变而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道理在于:在前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冲突论还是融合论都不能否认国家和社会在主体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社会意志体现为一种公共的意志，而国家意志在阶级利益冲突中或者在集团利益冲突中，最终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阶级的意志和集团的意志。这样就使得以利益为内核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权利相悖离。对社会经济权利来说，如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作为其利益内核的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经济利益，只能在私人权利中得到保护。而作为私法的核心的私人权利，却反对任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的权利。因此，融合论学说的结论只能是，公共利益的社会经济利益在很长的时间被人们所遗忘，并进而使社会经济权利在这一阶段缺失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公务员之家

四、社会经济权利与国家经济权力的分离

接前述，社会经济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融合是一个历史的持续过程，其中也伴随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融合，但是在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社会公共利益都没有丧失其独立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将社会公共利益再次拉进人们视野，引发人们关注的是，现代工业化生产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冲击。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产使得人们无论在个人的生活和企业的生产上，越来越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样导致人们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有助于个人利益的保障，因此，当人们再对社会公共利益实施保护时，人们之间就必然能达成相互合作、理解并且显现空前团结。而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经济权利就很难再次被完全整合到国家权力中去，对峙的结果只能是，立法机关把社会经济利益的保障主要放到私法领域来确立、维护。近现代以来的私法的公法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私法领域的广泛使用，实际上就是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关注所导致。也就是说当人们不愿意将社会经济利益交由给国家公权力的同时，国家同样是不可能赋予社会上任何一个非国家机构的主体以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