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观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5 13:35:59

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农村;社会价值观;变迁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的推进,“中国社会价值观范型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农村社会价值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态势。笔者主要以陕西关中地区农民这一群体为主,对西安市的户县、成阳市的甸邑、淳化、三原、乾县、宝鸡市的扶风、渭南市的合阳等30个自然村的500户农民以调查问卷及访谈形式进行了调查。了解当前该地区农民的社会价值观现状,透过关中地区农村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得与失,探索其发展路径,为关中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参考。

1农村社会价值观发展现况

1.1经济层面在调查“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精神文明是否也相应的丰富”中,有54%的人填写物质和精神都缺乏(其中38%的人属于经济状况较好地区),36-4%的人认为物质财富增长但精神生活匮乏,仅有9.6%的人认为物质及精神都丰富。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从关中地区农村经济整体收入增长形势来看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远比资源匮乏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在调查“您认为社会贫富差距如何”中,有51.4%人认为贫富差距大,有45.1%人认为贫富差距巨大。

1.2政治层面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中突时如何处理”的调查中,有20.4%的人认为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在“当前社会司法现状”的调查中发现中,有t0%的人认为司法公正,有42%的认为权大于法。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主观上由于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切身感受到党的富农惠农政策,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客观上大众媒体对农村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的满足农民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1.3文化层面抽样调查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占18%,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以及2005年国家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的负担,增加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更新了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农二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农村风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不断深入。

1.4人生价值观层面对“人活着的目的”的调查中,57.8%的人选择了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调查结果说明,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内心的满足感、幸福感,表现出关中农民淳朴而又温暖的人生价值观。而大多数农民对安全的渴求成为主要态势,反映出人们对生活和未来预期的某些担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主观上农民健康投资观念、风险观念、共济观念淡薄,农民参加农村医疗合作的比例高。

2农村社会价值观发展中的问题成因

2.1社会因素“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两者的互动,即两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两者互为前提的关系。”政治生活的纯洁是民众的基本诉求,司法公正和国家政策的有效监督同样是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各项公共福利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从社会层面看,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城市无业人员、农民这四类群体在享受社会福利上是有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远离政治生活。

2.2经济因素农村中贫困家庭由于资金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使他们知识储备、技术技能掌握少且浅,知识的运用能力弱,家庭经营开展难,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农民从事非农活动较少,收入增长较慢。使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经济效益低下的种植业,短期内很难摆脱贫困状态。而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或者某些优惠“政策”(如拆迁补偿政策下产生的食利阶层)使农民纯收入增长较快地区的农民则小富即安,影响工业等非农业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价值观的发展。

2.3文化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劳动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纯收入较少的地区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人口素质较差,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婚姻价值观变化不大,大多数农民保持着传统的、朴素的思想观念,诚信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体系较为稳定。

3路径选择与展望

3.1提升主导价值观的社会认知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精神世界却发生着微变,市场经济的物质意识、西方宣传的“自由”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现在的农村人。政府的主导宣传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受到抵触,但也没有收到预想的社会认知效果,这就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

3.2加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的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竞争、法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劳动、资本、知识、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作用,才能调动起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资源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

3.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3.4发展文化产业陕西关中地区是以西安为核心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背景,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会价值观,笔者认为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载体,发展文化产业,既丰富了农村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这是一个路径选择。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价值观内涵特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终极理论来源而言,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然而在具体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和设想的不同的形态。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结果,更为主要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解、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因而,邓小平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评价、选择和设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研究,既有助于人们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以及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助于为某些重大战略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

概念,作为人类的思维形式,既是我们对客体把握、描述、解释的思维工具,也是我们解释、规范和反思主体思想和行为的工具。由此而言,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界定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价值本身的研究流派纷呈,观点各异,因而,对社会价值观,在学术界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认识。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目前价值研究的主流观点,对其梳理、比较,进行逻辑的推断和理性的抽象,以求获得对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概念化理解,进而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也意味着不能把人类社会生活归结为类似自然系统那样单纯的物质系统。任何意义的实践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本身都是包含着主观设定的意义和目的的人的自觉活动,不仅改变着世界的既定自然状态,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嵌入其中,依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来确定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客观事物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会同周围世界形成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反映在人们头脑中就形成了价值观念。

从这一意义理解,价值体现为关系范畴,是指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进而,价值观则可以表述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现象比较系统的、稳定的、深层的观点和看法,它是包括价值主体的确定、价值目标和选择、价值评价的标准、价值实现的途径在内的观念系统。

如果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一般主客体关系具体到社会生活领域,审视和评判特定社会模式、社会状态能否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以及怎样使社会的发展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和目的,借助上述的表述方式,社会价值观可近似地表述为以社会系统为客体,以主体的需要满足程度和满足方式为内在机制的目标和尺度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某种社会状态或某些特定的行为方式比其他社会状态和行为方式更加赞赏、更加喜欢的持久信念,亦即在行为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对于诸如、平等、发展、稳定、安全、现代化等特定状态和行为方式的选择与排列,以及如何在社会制度的建立和选择、设计中、在纲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贯彻自己的价值选择等问题,同时也包括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即用以衡量某一社会状态是否建立或维护,一定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道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否符合实现既定社会目标和社会理想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共产党人杰出的代表,其社会价值观体现了共产党人在评价、选择和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社会模式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时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与尺度的总和。具体而言,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发展为导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的观念系统。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始端,这一观念系统逐渐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和规范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的内在尺度,规定着21世纪乃至将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深刻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由于人的活动既受客观的、历史的诸种条件的制约,受主体本身的需要结构、价值观念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而社会发展的图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类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展现的,社会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合金”。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尊重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至关紧要的。

实现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性的价值追求,也是一个顺应“历史必然道路”的实践过程。共产党人实现自身的理想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在社会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关头,理想性的追求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选择和设计,不仅是历史条件的决定,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共产党人对历史阶段的认识程度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调整、调适过程,也是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成熟并成为主导的过程。

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富强而苦苦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从西方借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都没能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否定了资产阶级在地位及其革命方式,转向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和理想的社会模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解释历史和现象的科学理论,而且送来了有可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可行性方案,这正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思想武器。因此,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坚定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理想,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复制和模仿,表明它已经奉马克思主义为规范自己一切行动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评价、选择和设计本国发展的社会模式。

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富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狭隘和偏差。马克思主义断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并不因为它在道德上不可取,而是因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一历史评价的标准和推断在中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意识和“大同”理想追求的文化背景中演化道德评价,从而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其生产力发展迅速,而是试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把平等甚至平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上。这一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共产党难以容忍过渡性形态及至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从而导致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生产关系的变革,以求尽快实现理想目标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结束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恢宏气魄和辩证思维,在历史和的深刻反思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

与早期共产党的理论家不同,邓小平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的理想扎根于现实生活中,而不用理论来框定现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决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和80年代初时“三步走”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标志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初步形成;十三大确立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社会转型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初步形成,也标准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正式形成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十四大前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邓小平社会价值观已经成为规范和支配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和制度设计内在尺度。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放在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上,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标来规范和设计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平等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等价值序列的选择中,把发展视“硬道理”,把稳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从而确立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蓝图。

任何社会体制的构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基底的,并由这种价值观念赋予其“合理性”意义。共产党人社会价值选择由平等向发展的转变,必然使旧的社会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市场化”为特征的社会体制的建设了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设计、构建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观念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价值观为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提出了“合理性”的支撑,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构建和发展,同时也失去了邓小平理论本身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价值观。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和各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价值观相比,这一社会价值观都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第一,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价值观的精髓。实事求是内在地要求讲求实效。针对“”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产生的“假、大、空”等弊端,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凡事都要讲求实效,“看效果”,“拿事实来说话”。因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及由此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如“三步走”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都深刻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光芒。“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讲求实效的真实写照。

第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建国初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步建设和探索过程,囿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偏差,中国共产党人把应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利用革命胜利的有利形势,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大搞阶级斗争,以求尽快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没有意识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则是把实现现代化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而不是把建立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作为价值目标。由此,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设计和社会行为的选择上,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成为规范共产党人一切行为的根本尺度。

第三,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价值目标的调整、价值取向的转换,必然引起评判标准的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姓“资”还是姓“社”为标准来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决定取舍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标准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邓小平同志依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刻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标准的提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闭关锁国的状态,为学习世界行进技术、文化和管理模式,开拓社会主义的新领域、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成为新时期价值观念体系的价值标准和评判尺度。

总之,邓小平社会价值观是完整的观念体系,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范着21世纪乃至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于凤政:理想与现实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3

【关键词】孔子社会价值观精神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极为深远。而价值论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那么儒家道德价值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之主导,而孔子的思想却是儒家思想之原典、源头所在。孔子的思想经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董仲舒等弘扬和尊独,宋明理学各派的阐释和复兴。孔子的思想一直被统治者奉为正宗学派,作为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推崇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征战自诸侯出”、“八佾舞于庭”(《论语•季氏》)的环境。而孔子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畅怀大志的“弘道”之人,面对乱世,他主张道德、经济、政治等价值相结合,以达到复礼的地步。而他在社会价值观上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影响是深远的,其提出的仁义道德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统治人民的价值功能思想;提出关于仁义道德是维持人类社会的根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以道德作为社会的支撑、以正名作为社会的原则、以“庶、富、教”作为社会的条件、以“修己安人”作为社会的宗旨。这一系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当时虽没有被统治者所充分利用,但其思想价值却是深远而重大,这一思想也被后世一直继承发展并推崇。其其中的意蕴很值得我们反思。

一道德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支撑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需要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动力的结合并促动支撑的。而其社会的发展无外乎需要四个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军事力量以及精神文化。正是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的支承点。离开这四个支承点,一个社会很难得以维持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始终存在的理念就是把道德与政治相结合,以道德来指导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贯彻。孔子在这点上是这一思想的发创也表现尤为突出。在孔子的思想里,社会存在发展必然需要经济、军事、制度以及的道德的支撑,并认为道德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支承点,也是核心和主导。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孔子看来,任何人的生存、任何社会的维持、任何国家的存在,是需要先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生活资料的,“足食”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同时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要想不被欺凌和侵略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足兵”是维持最基本的存在;再加上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使民以时”,在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其国家经济就是农业经济,而其发展的条件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证“使民以时”的,从而促使人民安定生产而粮食充足。

但在孔子心目中,认为一个社会、国家光具有丰富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备的社会制度仍然不够,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主导是“信”,是“仁”之贯彻,即是仁义道德要在社会生活得以贯彻、得以普遍。只有这个核心之支撑才能让一个社会、国家真正得以生存与发展。

孔子认为只有道德才能够做到“尚贤”,只有统治者具有仁义道德才能表率、感召人民,才能更好的统治,才能“子欲善而民善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只有道德作为社会的原则才能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只有道德才能使“民信之”,只有道德原则的贯彻,才能够是整个社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社会才能安定、稳定。

在孔子的社会价值坐标中,仁义道德是高于其他社会支承点的,高于一切价值。道德高于生产、经济、利益、军事、艺术、宗教等等。早整个价值体系里,仁义道德是处于最高的层次,居于最上的地位。

孔子身怀救世之情怀,一方面为社会的存在发展寻求到其支承点的所在,认为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社会制度以及道德精神之上的,而且在另一方面还同时把道德做为社会的最根本的支承点。这一思想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以后的统治者当作统治国家的思想发扬广大。

二正名主义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则

孔子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让孔子感到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需要有支承点之外,还需要正名定分,认为“政者,正也”。他目睹当时各种制度的崩坏且人伦失常,他认为当时各国之所以出现“子弑父、臣弑君”、“天下征战之诸侯出”的状态,是因为名分不正、人伦不常,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正名”,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论语•季氏》中记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认为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崩溃。所以应该要“克己复礼”以正名。

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应该需要一个明确贯穿于整个社会领域的原则,孔子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正名,才能挽救秩序的崩溃,促进周礼的复兴;也只有正名,才能恰当的运用刑罚,制止邪说暴行的产生和流行;只有正名,才能使得一个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

在孔子的理想中,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有常的,应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而贯彻这样的社会的最重要的原则就应该是“正名”。通过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来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状态,使得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敬其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

孔子这一思想也是给后世之影响深远且重大,后来被董仲舒等发扬广大,且一直被后世的统治者作为治世的重要原则。另这一思想对于人们的正常人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给人伦的正位提供重要的原则。

三“庶、富、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一个社会的良好模式莫过于人口众多、生活富裕、道德文化发达。而这把人口众多、人民生活富裕、人们道德高尚三者并重是孔子。

在春秋时代,儒墨道法等都在寻求着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模式,而其中大多都认为人口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主体还是作为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强盛的标志之一。孔子也看到这一点,并认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国家兴盛和强大,首先应该要惠政于民以发展人口。而在当时发展人口有两条途径:一是使本国人民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从而繁殖人口,另一个就是通过本国的各项惠民政策使得其他地方民众来到自己的邦国以增加力量。而在孔子看来对于发展人口的具体举措就是《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近者悦是因为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远者来是因为声名远扬,吸引外地人才。朱熹说得好:“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远者来也。”(《论语集注)卷七)所以,首先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增强国力,使“近者悦”。使得本国的人口得以安居乐业。其次就是广开言路,知人善用以“尚贤”,使得外地人才闻风而至。

孔子在看到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外,还主张应该惠民爱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富裕起来,因为在孔子思想里一个社会真正的兴盛不是作为君王和官员的富裕,而应该是百姓人民之富裕。《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长足发展必须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择其可劳而劳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仁民、富民,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应该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富裕起来,这样一个社会才真正谓之发展,一个国家才得以有强大的民众基础。

在注重人口因素和人民生活的问题上孔子还看到了精神文明和教育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丰富固然能够带来精神文化的进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但同时在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丰富往往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饱暖思淫欲”,随着物质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自私狡诈,阴险毒辣等现象也随着增多。孔子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在“富”的基础上发展精神文化的建设和对人民的“教之”。在这一点上,孔子可以说极其睿智、眼光长远的,极大地超出了当时各家学派有识之士的思想。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众多之人才,他深深的看到了精神文化的塑造、教育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认为作为统治者应该要加强精神道德的塑造,要进行对人民教育宣传,要使得“民信之”。

而且孔子把“德”与“礼”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认为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要做到以“礼“统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说孔子是有机地把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人口因素、生活水平和精神信仰结合统一起来。他看到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道德沦丧的现象,这就需要进行道德文化建设。这一思想也值得我们今天所借鉴。

四修己安人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主要的宗旨

孔子一生中以君子具有“仁“之品德是为“成人”。而“仁”的内容却包含多重,但无论是“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还是“忠恕”之道,映射到社会领域那就是“修己安人”的价值观。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怀着“修己安百姓”的终极情怀,而落实这“修己安人”的社会宗旨。在他看来,通过”修己“而达到“安人”的目的,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安人”是经世之道、治世之道。可以说安人之道体现了孔子的强烈社会历史责任感。

在孔子的思想中,济世救民的社会最高宗旨是子贡所提出的: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博施於民而能济众”是最高的社会宗旨,是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圣”了。在孔子肯定“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为圣境的同时并认为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上就是“修己安人”。而“修己安人”这一社会宗旨是通过“为仁由己”从而“能近取譬”般推己及人,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落实的。

孔子认为“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十分重视主体的作用,通过自我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自律的方法,来大到”仁“的境界。然“为仁”、“修己”的内省、自律截是为“立人”、“达人”进而到“安人”的目的。孔子带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舍生成仁之信念,怀着“博施於民而能济众”的终极情怀,把“修己安人”作为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主要的宗旨,并认为通过“内省”自律达到“修己”进而“立人”、“达人”、“安人”,实现“老者安之,友者信之,少者怀之”的价值理想。

孔子这一思想后来在《大学》中被进一步发展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思想。也说明了孔子这一社会价值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并被后世发扬成重要的社会宗旨。

五孔子社会价值观的当代意义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脉,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而孔子一生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社会价值观为后世治国治世提供了重要标准和规范,也是值得我们现在探索和寻思的。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离不开其系统的社会支承点结构;也离不开社会本身各项条件的存在;另作为人与人所结成的社会必然要有重要的原则和主要的宗旨,而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体发展,另一方面又同时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助,而这就需要既要明确人伦,使得各得其位,还要人际关系是互利双赢,从而使得一个社会得以正常健康有序的发展。

而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发展迅速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物质资料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目前社会问题还比较众多,矛盾还比较突出,金钱至上、信仰缺乏、精神空虚、职责不分、权责不清等等一系列现象尚存在严重,而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这也就需要我们既要从现实状况寻找原因,同时还要充分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孔子的社会价值观来匡正人心的迷失、精神的迷乱、信仰的缺失,要充分发扬其中的理念和经验来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参考书目】

1赵馥洁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赵馥洁著:《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赵馥洁著:《价值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张岱年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匡亚明著:《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钱穆著:《孔子传》,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

7王恩来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8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4

电视广告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能够有效地推销产品和劳务,而且,体现在它能成功地倡导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并促进人类进步。

日本电通公司为国际牌脚踏车推出的“兄弟篇”广告,很鼓舞小朋友,也令父母倍受感召。画面是两个小家伙在野外学骑车,摔倒了再爬起来,伴随着童谣般的歌词,像小溪一样流入孩子们的心田:亮晶晶的脚踏车/还不能载着我的小弟弟/不可以哭呀/不可以放弃/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再试一次/是男孩的话/跌倒了便该自己爬起来再一次再一次/纵使擦破皮受了伤/亮晶晶的脚踏车/也一定会载动我的小弟弟。旁白是:“请送给小战士们国际牌脚踏车”。仿佛是给上前线的战士装备武器,加油鼓劲,很鼓舞士气。

在多数人都拥有过“脚踏车的童年”,从第一次会骑,到骑着上街、骑到郊外,人生自此渐渐扩展,以后小孩变成父母,同样给自己的孩子买脚踏车,定会想起顽强的童年。广告所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受众的社会心理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TBWA李岱艾广告公司为“圆梦”慈善中心创作的《山姆篇》广告,获’98戛纳奖。以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形式,倡导自信的生活理念。山姆患了白血病,“圆梦”中心的工作就是帮助患有绝症的孩子战胜病魔,面对现实。像山姆这样的孩子需要鼓励和朋友。山姆化疗后头发全部脱落,当他重返学校时,显得很羞怯、胆小、不自信,一进教室令他意外与感动的是,所有的同学都站起来并把帽子脱掉——原来他们都剃成了光头。山姆为同学们的爱心所激励,增添了学习和生活的勇气。观众也从这一充满爱心、充满自信的故事中受到感染。

中央电视台曾经推出的公益广告“榜上无名,脚下有路”,针对高考落榜生的心态,籍由李时珍不因考场失意而自暴自弃,而是潜心钻研中医中药,著书立说,终于成为名垂青史的伟大科学家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人生道路的真谛。广告没有停留在劝慰落榜生不要气馁的思想层面,而是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从新的角度切入,启迪落榜生登高望远,考试失利不等于人生失败,引导他们迈向正确的人生之路。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多少“榜上无名”者,获得鼓舞和勇气,告别自卑和彷徨,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重塑自我。

经验证明,以公益广告的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对于增进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促进受众关注、认识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解决,具有明显的效果。

肩负着承载文化、促进大众福利、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关心的公益广告,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如吸烟、酒后驾车、滥用药物、爱滋病、举止粗暴等),同时可以敦促受众自觉自发地以实际行动,配合政府机构、慈善或公共服务组织发起的——解决一般大众所关心的问题,改善民众生存状态等——社会公益活动,而且可以激励人们不怕失败,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创造生活。

为配合第四届残疾人运动而创作的电视公益广告“观呼生命辉煌”,留给观众的是一种更深刻意义的人生价值启示。

这支广告片围绕“歌颂残疾人运动员伟大的拚搏和创造精神”这一主题,选择壮丽的红色基调、残疾运动员拚搏的形象以及飞翔的鸽子、纯真的女孩等视觉语言,表示出残疾人和健康人一样通过顽强的拚搏与创造为国争光,也同时展现着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展现出残疾人自信、勇敢、顽强,生理的障碍并没有割断他们对外界的认识,他们在一次次的拚搏中,实现着与社会的交流。谱写了生命壮丽之歌,生命耀眼之火。

多年来社会把残疾人当作纯病人看待,各种宣传也滞留在“献爱心”的浅层面上,人为地在残疾人和社会之间隔了一块屏障,使宣传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陷入表面化、程式化、概念化、残疾化的框子里,而忽视了社会与残疾人中最闪光、最具时代特征的东西。

据说,是一位下肢残疾的女运动员的肺腑之言,改变了这支广告创意之初的“献爱心”主题。她说“希望你们能把我们当正常人一样看,不要老是同情,老是怜悯,这让我们很难受,仿佛我们残疾了,便只有接受别人的可怜、别人的爱心的份儿,对社会没什么用了。不是的,我们也能拚搏,我们也能创造。真的。”

正是由于创意者真实地、真切地感受了当事人的情感和思想,才意识到电视广告片所要表现的就是:生命“是一种坚韧的永远向上的拚搏和创造”。①所以,它留给了观众深刻的思索:社会不仅要给残疾人以更多的理解和爱,社会也应从残疾人的拚搏和创造中汲取积极的精神财富,而这种精神财富正是构筑人类生命价值最根本之所在。

二、对人们社会规范意识的影响

社会规范意识,意思是说,人们对各种社会规范——如经济规范、政治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艺术规范、日常生活规范、娱乐休息规范、生产劳动技术规范等等——形成一定的信念和深层选择。②人们的社会规范意识,是最直接、最具体、最表层意义上的价值观念。现在通常所讲的价值观念,往往就是指这个层面上的信念。

电视广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不用说它总会或多或少、或明显或潜在地体现出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规范意识、精神状态、行为准则等。当人们接受广告的同时,也接受了它所传递和倡导的规范意识和行为准则。如“海尔”的广告词对公众承诺:“真诚到永远”,体现在行动上如农民消费者反映洗衣机下水管经常堵塞(因为他们不仅用洗衣机洗衣服,还用来洗地瓜、洗青菜),真诚的“海尔”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加大下水管直径,以适应农民消费者的特殊需要。言行一致的“真诚到永远”,提倡的正是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经营和与公众真诚相待的行为准则。同样,“长虹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倡导的是振兴民族工业、自立自强的精神以及为国家强盛尽力的抱负和责任感。诺基亚“我们的移动电话力求完善,科技以人为本”传达的是一种不懈追求和重视人才的经营思想。

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新加坡百帝广告(中国)有限公司为世界电讯业巨头爱立信制作的企业形象广告:“沟通就是理解”、“沟通就是关怀”、“沟通就是爱”,它既象微型电影纪录片,又象公益广告,给人以一种清新、独特的感觉。这组广告通过纪录一系列发生在真实生活环境中的故事,通过抓取日常生活中典型的戏曲性片断,表现了人所特有的生存状态和情,十分富有人情味,表达了诸如家庭、工作、健康、爱情、代沟、价值观等最基本的社会性主。使观众领略到,电讯沟通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且的确使人们更有人情味;沟通交流并不只是打电话、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息传递、谈论聆听,而且是分担、友谊、关怀、尊敬、忠诚、信赖、理解,更是探讨、挖掘、思考,是人类真正的需要。

尤其在今天这个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时代,人们因社会发展太快,很容易丢弃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如生活节奏的加快、简单而高效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无暇与自己的朋友、父母、妻子、孩子交谈。是人的感情更重要,还是追求物质更重要?

这组广告讲的就是人们如果能够坐下来花时间与自己的亲人、朋友交流、沟通是再好不过了。同时告诉人们,电讯不仅是一种先进技术,更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的确,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的情感比物质更重要。正如百帝广告(中国)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创意总监MIKEFROMOWITZ先生所言:“我想强调的是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这些社会价值观不仅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迫在眉睫的。”“我希望这些广告不仅能感动人们的心,而且能够让人们去思考,去反思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社会价值观。”③的确,对于平日里疏于家庭、怠慢父母、忽视妻子儿女的人们,或许能从广告中得到一剂醒药。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任、互助,也是人们社会规范中的应有之意。倡导这一精神的电视广告也倍受观众喜爱。荣获台湾等14届《时报》金像奖之金奖的电视系列广告片“化去心中那条线”,表达了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它是台湾生产汔水达70多年历史的黑松公司90年代推出的品牌传播广告。

这组系列广告由四个短篇组成。第一篇:教室里的小男生、小女生在课桌上划了一条分界线,以示“互不侵犯”;第二篇:一高大威猛的男子在酒巴寻找失落的帽子,被一对小恋人误以为是好色之徒,紧张的花容突变;第三篇:一位女士艰难地推着行李车,却误认为前来帮忙的男士怀有不良企图;第四篇:一位开着跑车的女青年被一位开吉普车的男青年紧紧追逐,恐惧之情溢于脸庞,没想到,男青年原来是想告诉她,她的长裙被夹在了车门外。

四支广告,情节各异,但每支却以同样的格式、同样的广告语相互串联,浑然一体。带有“爵士”曲味的歌词也意味深长:“不要用线绑住你自己/留一点温柔的空隙/不要把手握得太紧/感觉就能互相传递/让所有的念头静一静/用你的心/去听别人的心”,广告口号“化去心中那条线——黑松汔水”。

系列广告通过巧妙地赋予黑松品牌特定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回忆和联想。当人们看到小女生、小男生们幼稚而认真地在课桌上划出一条“互不侵犯”的“线”时,

无论青年、壮年还是老年,都会自然想到儿时曾经有过类似的天真幼稚行为,也就不知不觉地感到黑松似乎就是“打开心结”的使者。

连夺多项广告奖的“多帮别人想一想”,是黑松汔水继“划去心中那条线”之后的次年推出的又一系列广告,这个看上去像是说教的广告语,却通过一系列易于引起共呜的小故事,打动不少观众。黑松已不仅仅是一瓶汔水,它还是化解“心结”的润滑剂,是人们的一位知心朋友。正如一位广告人所言“在人际间冷漠、自私的现代社会中,黑松汔水象征沟通的干净透明的形象,希望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和谐。”④。

我们正处于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当人们为不断呈现的先进和新奇而激动欢呼时,却深感在源源到来的新景象中,“找不到自我肯定的内在基础,感到自我深刻的失落,成为情感枯竭和情感匮乏的无根基的精神漂泊者。”⑤因而,“对情感的怀念,成为当代人的基本情感;回忆、怀旧、乡恋、家恋、童心之恋,成为当代世界无休止的温情表演。”像“化去心中那条线”和“多帮别人想一想”系列广告,无疑唤起当代人的情感企盼以及对真善美的渴求并付诸行动。

三、角色示范左右孩童的发展

电视广告传播借助角色示范,供人学习模仿,以培养、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情趣以及行为规范等。电视广告的角色示范效力对儿童影响尤大,广告中的画面、色彩、声音、动作以及广告演员(广告代言人)的举手投足,都令儿童激动不已。广告对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包括智商水平、阅读理解、学习成绩、家庭伦理、社会活动等影响极大。广告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广告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准则,已深深根植于孩子们的头脑,并逐步演化成他们美好生活和未来理想的样板。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社会的未来,独生子女社会的儿童更是家人的宠儿。商家早已看好儿童消费这片永远有潜力有魅力的市场,电视广告自然不失时机地向儿童宣传物品或利用儿童推销各种商品,从食品、饮料到玩具、童车、衣物、尿片等日用品,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而且铺天盖地,轮翻轰炸。

有电视节目的地方就有电视广告,儿童节目更不例外,正如香港传播学家余也鲁所说“儿童广告所进攻的差不多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因为儿童节目通常收视率很高,儿童看电视节目,不能象成人那样运用判断力对内容加以选择,通常是电视上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儿童对广告中的歌词与内容记忆尤强,有的几乎可以唱出全部广告歌曲来。有的儿童对食品、饮料及家用品的名称与商标记得十分清楚,如“果冻布丁喜之郎”、“康师傅牛肉面,香喷喷好吃看得见”、“好吃就是不一样”、“我也要喝娃哈哈”、“农夫山泉有点甜”、“不香能叫肉吗”等。“他们记忆的长短与年龄、零用钱及已有的消费态度密切相关。年龄大、零用多而又比较奢侈的儿童,记忆得又牢又久;反之则比较短而易忘。”

电视广告每天在给儿童灌输这个好吃,那个好玩,它不仅唆使儿童“多多益善”地买东西,那怕新鲜一会就抛弃或根本不需要,而且影响儿童长大后的购买行为。多数广告不提价格,只鼓励人们购买,似乎不花多大的代价就可以得到满足,似乎不需要付出努力,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能自由自在享受美好人生。如果家境好,父母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能及时地、合理地引导,而一味地满足孩子的要求,无形中造成一种生享其成的心理。

电视广告中的代言人与背景道具,都完美无缺,吃的、穿的、住的、行的(乘车)、用的尽显豪华高贵,实非普通人所企及,而儿童又不大懂得有钱的滋润和无钱的苦涩,只懂得照葫芦画瓢般的模仿。所以,电视广告在不知不觉中教给孩子们如此这般的社会生活规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欲望。电视广告中也极少反映诸如贫穷、肮脏、失业、偷盗等社会问题(公益广告除外),广告只教给他们如上所述的、与现实生活脱离的另一个世界。结果是,广告上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令人神魂颠倒的,而现实世界并不那么尽如人意,有时甚至是苍白的、无奈的。久而久之,养成他们不是对现实生活不信任,就是对社会不满,对家庭不满。

电视广告在这方面给儿童的影响,可导致更深刻的问题:(1)对决定是否购买广告宣传的物品,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趋于紧张,尤其是较穷苦的家庭,“夫妇可能为此而争吵,父子可能为此而失和。”(2)子女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难过、恹心、失望。(3)父母因无力满足子女的要求而内疚,这种内疚能化为对社会的憎恨。(4)“家庭预算的优行程序”会因给子女购买东西而打破,“以至捉襟见肘,预算失调。”⑥

另外,一些消极的电视广告传播,对少儿造成的不良影响令人担忧。学习文化知识,本是需要下苦功的,可有的广告扬言,只要吃某某“脑白金”、某某“忘不了”就能学习轻松,考试理想。这些广告将知识的获得、考高分等寄托在其“神奇”的产品上,误导缺乏判断力的孩和望子成龙的家长迷信营养品,而不去刻苦勤奋。这些广告只能助长少年儿童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心理。

电视广告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它直接参与生产和流通过程,是商品完成其价值实现的最后阶段,促使社会生产目的实现,使物质文明更加发达;而且,它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对社会精神文明的构筑,对人们思想文化的启迪引导,对高尚情操的陶冶,对真善美的弘扬,同其它媒介一样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媒介的社会责任而言电视广告应发挥正面导向作用,所以广告行为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找到平衡点。大众传播媒介的驾驭者、使用者应清醒地认识到媒介的文化承载和传播功能,以及媒介开启心智的功能,使其肩负起教育的责任。电视广告传播的思想文化导向的正效应,应是让受众接受商品信息、消费指南的同时,“求知、益智、励志、染情、赏习悦目”,开阔胸襟,提高道德情操,提高文化品位。

注释

①李汝建、杨庆典《公益广告创作更需深入人心》。《现代广告》1997年第3期,第58页。

②见李顺德《价值新论》第26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2月。

③《爱立信为中国广告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创意水准》。《现代广告》1997年第1期,第47、48页。

④⑤卢泰宏、李世丁《大家永远的好朋友》。《国际广告》1998年第11期,第2页。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5

关键字:社会主义荣辱观核心价值体系大学生全面发展

在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在党的报告文件中对核心价值体的论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认真领会核心价值体的深刻内含,联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实际工作,深化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并为将来全面投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范畴、本位价值、核心内容、根本价值标准、根本价值追求、基本价值原则和基本价值规范,制约着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理念、标准体系和规范体系。具体而言,一个社会以什么为本位价值,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性质。剥削阶级社会里本位价值有权力本位、金钱本位等,而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本位价值就是劳动,是否热爱劳动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判断荣与耻的基本标准。为人民服务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集体主义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原则。爱国主义作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义利关系的处理也就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基本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是对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人们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去引领风尚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价值体系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正确的荣辱观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曾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在2006年“两会”期间,同志明确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他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荣辱观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荣辱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荣辱观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伦理观念。”每个时代的民族、国家、阶级和个人总是依据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利益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环境,提出自己的荣辱观。因此,荣辱观的内容和标准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不仅与历史上剥削阶级的荣辱观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是对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升华。虽然,不容否认的是各个阶级的荣辱观有着许多共同的内容和相似的评价标准,因此,不能因强调荣辱观的阶级性而否认某些起码的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但是,也不能因承认有某些社会公共生活准则而否定荣辱观的阶级性。阶级性是荣辱观的主要属性。不同阶级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某些利益上的一致性。

荣辱观不仅具有时代性、阶级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荣辱观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源与精神根基。不同民族,由于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其道德观、荣辱观的内容及标准也有显著差别。荣辱观的民族性,不但包括了民族的自身的文化特色,而且也包含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的比较、民族自我文化的认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为全社会树起了先进道德理念的标杆。它以惩恶扬善、荣辱分明的道德规范,启迪人们自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它用鲜明正确的道德导向,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为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无形而有力的调控机制。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秉承了这样的道德规范要求,并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思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其次,体现了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三,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时俱进的理认品格;同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百业德为先”。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道德情操,构筑抵御不良风气的思想道防线,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就必须用社会义荣辱观去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三、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观

首先要求教育者应具有开放的视野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与当前政治、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思想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进取心也更强了。但是,他们也必然会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价值观教育,要求教育者必须具有开放的视野,既要在尊重不同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吸收和借鉴其价位观教育经验,同时,又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抵制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只有教育者具有了这样开放的视野,才能对当代大学生积极的人生品格和价值取向给予鼓励和张杨,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此外,由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是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形成与发展的,作为教育者应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一方面要以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教育和引导学生;另一方面要重视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充分发挥现代化媒体的作用,以现代化的工作方式和沟通手段与大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不断开辟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新领域。

第二,根据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向突出的特点,在价值观教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价值取向一元论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由于价值取向一元论具有普遍的引导功能,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意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教育大学生自觉地认同、维护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失去统一的价值目标,就会陷人相对主义和由此带来的行为非理性主义与分散主义的混乱不堪,使民族和民众丧失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凝聚力。”公务员之家

第三,要教育青少年认识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认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就是承认个体对自身合法利益的追求,就是体现的发展规律相一致,又符合社会转型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最后,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何社会统一价值观的形成,都有着其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也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达到普遍价值认同的结果。由于一元化的价值观以最普遍的形式代表了广大个体的共同意愿和价值理想,所以它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具有权威性.使每一个个体自觉地去遵守与维护这种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第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要与社会生活接轨,将“知”与“行”结合,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教育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必须配合一定的利益导向,否则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教育是一种导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导向。所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与社会生活接轨,充分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并以此来落实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生活接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大学生广泛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不断增加对社会的了解,从而认识自我,找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逐步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学到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准则,增强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锻炼意志品质,培养吃苦精神和节俭意识,提高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在社会实践的内容安排上,应充分考虑青年人的特点,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形式来达到预期效果,同时社会实践活动要成为学生培养评估的重要参考因素。

第四,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与情感教育相结合。一般来说,一种价值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不能接受,二是愿不愿意接受。其中“能不能”主要受制于主体的认知因素,而“愿不愿意”则主要受制于主体的情绪因素,也就是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情绪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可以说,“愿不愿意”的问题始终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实现的关键和难点。价值观教育要促使个体形成某一种稳定的价值观,不仅要重视其理性层面的提高,更应加强其情感层面的认同,唤起其情感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从感情上关心或者关注某一事物,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衡量和判断,进而才能把价值判断变为自己的行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学生有效性

高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效性的主要表现是高校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后的外化程度。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提高高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性,可着力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挖掘内因,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目标由社会规定变为自我设定

当前理论界在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实现时,多注重外部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如果仅此而已,忽视了个体自我教育的根本作用,那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价值实现上就会存在困难,在解释力度上也会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目标由社会规定变为自我设定。

1.自我分析,实现映像自我对本体自我的观照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实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就是说,主体总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就像一面面镜子,主体是照镜子的人,这样主体在一面面的社会镜子中就形成了一个个自己的映像,从而产生本体自我与映像自我的二重化。本体自我是真实的主体,而映像自我是主体在环境中投影而形成的映像。主体正是通过观察自我在环境中的映像,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看待自己并以此为依据来教育和改造自己。这就促使我们可以从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氛围建设人手,大力宣传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忠实践行者,实际地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可行性、普遍性,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最大程度上深入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让他们以此价值准则作为分析和判断自己的重要参照系,并通过自我反省或与别人的比较,观察和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相背离,从而对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实践行为作出评价,力求使自我变得更加完善,更加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挑战。

2.自我调控,实现理性自我对感性自我的驾驭

当大学生作为自我教育主体站在理性应然的角度来审视自身时,就产生了理性自我和感性自我的二重化。理性自我对感性自我一方面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即控制、削弱和扭转不合理的感性需求,引导和发展健康的感性需求,从而确保感性自我合理、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理性自我还能够对感性自我进行肯定和调整,即对感性自我做出具体分析和整体性评价,对合乎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规律、有益于个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部分予以肯定并提供实现的条件,确保感性自我的合理需求分步骤、分层次地得到满足。这启示我们,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交融与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激烈的今天,大学生作为自我教育的主体,要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标准,对自我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积极地开展斗争,以理导欲,解决理欲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抹杀、消灭大学生的感性需求,而是要让他们超越感性自我的局限,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设定的目标,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自我有一个理性和客观性的把握,以理性自我合理调节和控制感性自我,使感性自我得到升华和超越,进而实现自我从“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转化。

3.自我发展,实现理想自我对现实自我的引导

当个体站在未来视角上,按照一定标准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设计时,就产生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人正是按照这种理想自我的尺度来教育和改造自己的。所以,大学生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设定为理想自我的标准,这样才不至于在个人发展中产生偏差。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态度和价值导向性,体现着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和规范性,所以大学生应该自觉将其内化于心中并形成理想自我的目标,以此对现实自我进行引导和规范,从而使现实自我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达到新的境界。在提高认识、增强实力后,大学生还要自觉进行道德实践,积极参与和谐校园、文明社区、文明家庭、爱心奉献等种多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道德规范,增强道德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培养高尚品质,真正做到知行统一。

二、重视外因,构建高校各种力量的联动机制,形成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风尚

协同论认为,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各子系统的系统行为能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因此,我们应着力构建高校各种力量的联动机制,力争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过程中,做到协调配合、功能互补,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充分发挥教育的合力作用。

1.要充分发挥各门课程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育人作用。

首先,要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哲学社会科学等课程的教学之中,组织相关教师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系列精神,落实教育部、教育厅的相关要求,通过集体备课,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去。其次,要积极探索运用多媒体教学、课堂讨论、小组辩论、网络论坛、指导课外阅读等方式,改进教学方法,创新育人模式,加强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说服力、感召力,让大学生通过喜闻乐见的方法得到潜移默化的教益。最后,要发挥各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地融入教师备课、教学、答疑和考试的各个环节以及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学生在专业学习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和循序渐进地接受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2.要充分发挥校内各类媒体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引领作用。

网络、电视、广播、报刊、杂志、橱窗等学校各类媒体要在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特点,着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大学生作为一个冲突与稳定相依、个性与归属同在的青年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新奇的变化和挑战以及个性释放,希望自己成为有独特风格的人;另一方面,对周围事物有着强烈的关注,尊重社会美德和公益,希望并主动与群体保持一致,并以这种一致获得群体的认同。因此,这些媒体要因材施教,紧密联系大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和生理、心理发展的实际,有分别、分层次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注重增强宣传教育的亲和力,尽量减少居高临下的说教方式,努力使大学生感到亲切,从而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必须要注意的是,只要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积极健康、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要求的,那么无论他们在具体的思想、道路、职业和生活上做何选择,都应当受到媒体的肯定和尊重。

3.要充分发挥教师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表率作用。

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见价值示范的导向作用比价值规范的导向作用更有说服力,教化效果更明显。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仅是规则建设,更重要的是行为建设。在高校里,就是要通过教师的身体力行,使价值示范与价值规范相吻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表率,为大学生的价值行为作出榜样。否则,教师说一套、做一套,学生就不会相信教师所宣讲的道理,就会削弱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任。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深人学习和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实质,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实践锻炼,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际行动,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其次,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肩负起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的引导责任,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再次,要不断更新和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结构,了解、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当今前沿技术,熟悉相关学科知识,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用自己的学识魅力教育人、塑造人,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公务员之家

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关注,多方协调,齐抓共管。目前,必须突出重点,找准着力点,注重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使之内化为大学生的个体道德素质,外化为个体的行为习惯和自觉行动,才能在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7

一、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从科学的角度全面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客观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并对客观事物的发展产生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同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发展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分配关系等日趋多元化;政治上,表现为行政公开化、参政议政形式多样化;文化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开放文化与西方文化包容并存;思想观念上,既有积极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平等意识、创新精神、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助人为乐意识),同时也有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如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主义、极端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能否认,我国公民当前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正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其中有对优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对西方国家先进思想的吸收,也有一些外来的糟粕,但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永恒价值,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对当前中国客观发展在思想层次的反映。而文学作品也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文学作品属于客观的物质层面,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方面,主观反映客观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反作用在当今社会也多有体现。如,当前社会价值体系中重视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增长,于是市面上有许多类似于股票投资的书籍热卖;当前国人价值观中的急功近利,使得类似《杜拉拉升职记》《如何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等书籍的流行;当前国人的道德沦陷使得类似张悟本等人大行其道,其所作书籍也被追捧。当前网络的流行也使得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形式得以发展,网络文学的勃起,是对传统文化格局的根本性颠覆,怀揣文学梦想的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网络展现在公众面前。正因为网络文学创作的准入机制取消和门槛低,使得网络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还有当前公众的审美疲劳导致类似芙蓉姐姐、凤姐等人物的流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各式各样,等等。由此可见,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

二、当代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

在当代文学中的体现社会价值观念是对主观意识的一种反映,主观意识又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客观事物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社会思想价值观念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个人的所作所为又会受到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作家价值观念对作品的影响。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则呈现出一种多元化。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文化的多元化包含多层含义,它既指在全球范围内各个民族文化间的兼容并蓄,也指在一个民族国家中传承文化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因此,文化的多元化在思维领域体现为价值的多元化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具体反映为从单一思维模式到多元思维模式的转变,从绝对论向相对论的转变。多元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是指作家对自己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多样性的体现。但这种界定只是就整个宏观层面上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定义。具体到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来说又会表现出某种相同的特性。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加剧,文化的多元化使得社会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甚至后现代社会价值并存的局面,即在社会关系结构分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和丰富性的社会价值观念。

1.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发展历程为了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特殊的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的当代文学创作有更深入透彻地了解,有必要对文学创作历史进行回顾。中国灿烂的文学创作史上,两大主流命题“诗以载道”以及“诗缘情而绮靡”指导下的文学创作价值观向来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即追求在文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和文学本身的美学范畴内达到一种平衡,以寻求“文学”的价值意义。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对这种文学创作观的一种体现。比如,在文学创作价值观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领袖们强调“人的文学”“文学为人生”等核心命题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突出体现文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当时推崇的“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的宣言,可以解读为对当时代思想价值观念中强调文学创作重视社会功能的体现。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进程中,对现实功利性创作风格的推崇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从鲁迅、巴金、茅盾、孙犁、胡适的文学活动,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派的文学创作、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中推崇的文学实践及其文艺创作政策,再到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直到“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兴起,在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作家强烈的入世意识始露锋芒。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对当时社会价值思潮的一种反映,对人民思想解放和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以现实功利性特征为重点的文学创作中,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们尝试了多种文学载体,如白话文、散文等在新文学的美学品性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中加入了白话美文的元素,新月派、创造社等作家所做的文学创作尝试,以及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在现代新诗创作领域中的尝试和突破,甚至海派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一些先锋作家在文学创作革新方面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纳为在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欣赏的基础上的深层次认识。因此,即使当时思想创作流派分为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但作家们在文学价值的认识上却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

2.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从上述的文学创作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念是人们对文学提出的不同价值标准。如果纯粹地从一两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中来寻求他们呈现的时代的同一性是不可能的,而在当今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将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社会管理方式改变而产生的。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推动下使得社会成员思维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呈现出多元化。简而言之,当代文学价值多元的根源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此外,当代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现象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网络文学的兴起是计算机技术与文学创作的有益结合,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机制和创作范式都是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新趋势。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8

一、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完全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转变,经济体制实现了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目前,我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和偏差仍然严重。

利益分配主体上经历了从简单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利益分配的主体结构主要表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稳定结构形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仅存的两大利益分配主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统的利益分配主体依然存在,但其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分化。如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流向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其他社会阶层,同时,在原来的利益分配主体之外,社会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利益分配主体,如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等。

利益分配方式与分配要素上表现为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新中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尤其是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社会唯一存在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且按劳分配中的“劳”还偏重于“体力劳动”的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产生了根本性变革。按劳分配作为现阶段我国利益分配的方式之一仍然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按劳分配中的“劳”的“体力劳动”偏向已大大弱化,智力的成份显著加强。另外,除按劳分配外,我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利益分配方式,如按资分配、按技术分配等,并逐步得到执政党的认可。这同时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其他要素的迅速崛起。从显性的一面看,资本、技术、管理、风险等成为分配要素,从隐性的一面看,在不少地方,时间、权力、名誉、社会地位等要素也参与了利益分配过程。

利益分配结果从“平均化”向“贫富分化”的转变。新中国建立后,经过运动、三大改造等运动,中国已成功地抹去了1949年前在收入方面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尤其是剥夺了少数特权者的大量财产。尽管当时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但不论从当时的国家政策还是从社会价值观考察,利益分配结果都以“平均化”为取向。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利益分配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倒转。国家“鼓励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在这种利益导向的刺激下,我国利益分配结果短时间内迅速出现贫富分化,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种差距既表现在宏观方面,如地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等,也表现在微观方面,如个人收入之间的悬殊等。

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但是,我国新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还存在着不少负面的因素,完善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格局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二、社会结构转型

在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上述调整的同时,我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仅存的社会结构成份。这种简单化的社会结构成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解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和国际背景相适应,它还折射出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现状与现代工业社会理想目标之间的张力。但无论如何,它都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要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成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成份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结构成份。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等。传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成份已经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成份模式,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

社会结构的分层标准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复合分层标准转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的层级标准主要表现为政治标准。社会层级之间政治身份不平等程度较高,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较低。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层要求。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传统政治层级标准的影响力不断弱化,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如以社会成员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原来处于倒挂地位的经济标准在社会分层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分层标准的复合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正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仅社会结构的主体成份有限,而且其位序呈“金字塔”状分布,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分布在社会下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得到了健康发展,而且其分布也较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结构要求。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多层次社会结构主体,而且其位序也开始得到理顺。我国层级位序的分布状态正逐步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处于社会底层的传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逐步缩小,而中间层级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布状态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正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社会过渡。

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机制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换。计划经济时期,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身份(如家庭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层级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篱。这种“封闭性”社会层级结构不仅难以谈得上公平和合理,而且还严重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开放性社会流动机制在我国正逐步形成: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是稳定的,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分层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能抑制个体的“获致性因素”。凭借个人的努力、聪明和机会等,社会成员有其向上流动的渠道,而且这种流动机会是普遍性的、开放性的。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大致体现在价值观主体、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等向度上。

价值观主体从单一性价值观主体向多元化价值观主体转化。计划经济时期,在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价值观主体的存在,而且通过对社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运动,个人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地位遭到压制,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居于个体之上。集体价值观主体表现为执政党等政治性组织,它们反复通过不同的途径动员和改变社会,使其价值观与自身价值体系完全整合,社会完全成为被集体价值观主体动员的工具。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观主体结构明显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仍以其特有的号召力和权力给社会以较大的影响,然而,它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和关联已显著下降,社会个体日益成为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的核心。市场作为一种开放的、平等的、竞争的利益实现机制,唤醒了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多元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社会价值观取向从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价值取向发展。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连无限丰富与复杂的思想价值观念也被人为强制地高度统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被硬塞入一个“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专列中。极端单一的价值取向难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妨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取向迅速多元化。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缺乏主导”的特征。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西方等价值取向同时并存于社会舞台。价值取向多元化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但是,多元价值取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成份,这给执政党在以社会价值多元价值取向为前提的条件下,建立起主导性价值取向提出了要求。

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迅速从义利价值标准向功利价值标准转化、从绝对评价标准向相对评价标准转化、从单一评价标准向多元评价标准转化。计划经济时期,重义轻利一直是一项主导性价值评价标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公”无限度地放大,而将“私”尽可能地缩小。“公”、“集体”成为社会绝对单一的评价标准,任何与之对立的行为都被戴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政治“帽子”而遭受打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之进行贬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性转化。随着市场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义”被不断地淡化,而“利”则得到不断的强化,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随着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日益功利化。与此同时,社会丧失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的社会层级、职业团体以及个人各有其价值评价标准,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相对化。功利化的价值评价标准为个性的解放提供了条件,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这一价值评价标准也必须得到合理的引导。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将导致社会、集体乃至家庭缺乏应有的凝聚力,降低社会的整合能力。

社会价值目标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理想化走向现实化。计划经济时期,在执政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社会价值目标与执政党价值目标完全整合,并将党的终极价值目标在现实社会中强制推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感召下,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化等一系列共产主义现实化运动,为遥远的理想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结果是理想落空、社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价值目标迅速多元化和现实化。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在社会所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时间也越来越模糊。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效率意识等迅速觉醒,社会个体越来越对自身价值目标具有清醒、现实的认识。将超越时空的价值目标现实化的做法是有害的,同时,丧失远大价值目标的社会也最终必将走向畸形。调整党的终极价值目标与社会现实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价值体系调整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社会价值观体系多元性和无主导性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就一方面要求重构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同时又呼唤对社会价值体系以适当的规导。

四、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及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

党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性认识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认识总结,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具体地说,党的价值观体系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等向度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存在着落后于时展的方面。这就必然导致两种价值体系的张力。

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原则。共产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它必然以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原则体现了服务于社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为职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艰苦创业过程锤炼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在1944年《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从而保证党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础和精神支柱,是其力量的源泉。没有这一精神支柱,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动力,就可能蜕化成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无异的党。

然而,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观,它依然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它必定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从党的价值体系的起源看,它主要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党高度一元化的价值体系已难以适合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之间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在个人与集体、奉献与享受、权利与义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价值观的社会基础等几个方面。

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人本位的自主精神与集体本位的公共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体主义精神作为组织原则表现为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常常被推到极端,个人利益成为集体利益的对立物而受到猛烈的批判。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导致的结果通常是个性被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被窒息。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个人利益意识,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这些意识还在不断增强。但是,作为执政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体意识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束缚作用。这一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价值体系之间越来越大的张力。在传统集体主义精神还没有完全改造的今天,这一张力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或者社会个体利益意识极度扩张而使集体主义遭到完全抛弃,或者前者遭到后者的禁锢和扼杀而不能健康地发展。

奉献与享受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体需要的满足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既是价值关系的客体,也是价值关系的主体,既是满足其他主体需要的手段,也有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价值的评价标准,充分展示了党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然而,无私奉献必须以个体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但在党的历史上,无私奉献与合理享受经常被对立起来。忽视个体的合理享受,片面要求超越个体能力的奉献,导致奉献与享受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的丰富,也带来了人们生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社会不仅存在着勤劳奉献的价值取向,而且享受观念也正在迅猛成长;社会价值评价标准中个人奉献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根据金钱等物质享受进行价值评价的取向日益强化,社会上广泛存在着追求物质满足、感官快乐的享乐主义倾向,奉献与享受再次失衡。

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张力表现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显著增强,对原来党所倡导的集体价值主体地位产生了强大冲击。尽管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由于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利分配格局和历史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强调对集体的义务多而落实对个体的权利少,导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在党对社会具有高度控制能力从而使社会价值体系与党的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的时期,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可能并不明显。但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这一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对党在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义务的号召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另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权利的承诺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造成党的合法性能力下降。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缺乏有力规导的今天,社会上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大有泛滥的苗头。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张力表现在一种倒转上:计划经济时期,党通过自身的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精神改造,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物质丰裕社会诱人的生活,从而开启了人们的利益观、享受观、权利观等思想观念,但社会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精神等价值追求对社会的感召力越来越弱,使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倒转。出现重物质生活而轻精神追求,甚至出现价值目标丧失、价值评价标准扭曲、价值关系错位等现象。社会价值观的这一倒转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传统对社会有关价值目标的宣传被社会所遗弃,使党暂时无法对社会产生强有力的精神感召;另一方面,社会物欲的泛滥对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

从价值观的覆盖范围上看,十六大以前,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章的这一规定反映了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随着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使得党传统价值体系的阶级基础已经无法覆盖新兴的社会阶层。由于新兴的社会阶层拥有明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但它们的价值观念却无法上升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张力结构:一方面,党传统的代表产业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对新兴的社会阶层产生不了吸引力,无法获得其认同;另一方面,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在党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受到排挤,与其资源拥有上的有力地位形成反差。最终形成党的价值体系受到疏远,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受到压制的矛盾状况。

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产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使社会价值体系得不到健康的培育,使社会发展缺乏主导性价值指导,另一方面,它又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使党的价值体系变形。两种价值体系之间产生相互耗损的现象,它降低了党的领导能力,妨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9

一、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完全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转变,经济体制实现了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目前,我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问题和偏差仍然严重。

利益分配主体上经历了从简单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利益分配的主体结构主要表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稳定结构形式,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仅存的两大利益分配主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传统的利益分配主体依然存在,但其内部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分化。如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流向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其他社会阶层,同时,在原来的利益分配主体之外,社会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利益分配主体,如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等。

利益分配方式与分配要素上表现为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新中国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尤其是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社会唯一存在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且按劳分配中的“劳”还偏重于“体力劳动”的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产生了根本性变革。按劳分配作为现阶段我国利益分配的方式之一仍然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按劳分配中的“劳”的“体力劳动”偏向已大大弱化,智力的成份显著加强。另外,除按劳分配外,我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利益分配方式,如按资分配、按技术分配等,并逐步得到执政党的认可。这同时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其他要素的迅速崛起。从显性的一面看,资本、技术、管理、风险等成为分配要素,从隐性的一面看,在不少地方,时间、权力、名誉、社会地位等要素也参与了利益分配过程。

利益分配结果从“平均化”向“贫富分化”的转变。新中国建立后,经过运动、三大改造等运动,中国已成功地抹去了1949年前在收入方面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尤其是剥夺了少数特权者的大量财产。尽管当时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但不论从当时的国家政策还是从社会价值观考察,利益分配结果都以“平均化”为取向。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利益分配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倒转。国家“鼓励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在这种利益导向的刺激下,我国利益分配结果短时间内迅速出现贫富分化,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种差距既表现在宏观方面,如地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等,也表现在微观方面,如个人收入之间的悬殊等。

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但是,我国新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还存在着不少负面的因素,完善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格局是我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二、社会结构转型

在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上述调整的同时,我国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仅存的社会结构成份。这种简单化的社会结构成份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解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和国际背景相适应,它还折射出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现状与现代工业社会理想目标之间的张力。但无论如何,它都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要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成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成份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我国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社会结构成份。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等。传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成份已经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成份模式,社会结构成份从简单化向多元化过渡。

社会结构的分层标准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复合分层标准转变。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的层级标准主要表现为政治标准。社会层级之间政治身份不平等程度较高,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较低。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层要求。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传统政治层级标准的影响力不断弱化,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如以社会成员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原来处于倒挂地位的经济标准在社会分层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分层标准的复合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正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仅社会结构的主体成份有限,而且其位序呈“金字塔”状分布,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分布在社会下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层级位序得到了健康发展,而且其分布也较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结构要求。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的多层次社会结构主体,而且其位序也开始得到理顺。我国层级位序的分布状态正逐步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处于社会底层的传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逐步缩小,而中间层级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布状态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正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社会过渡。

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机制逐步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换。计划经济时期,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身份(如家庭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层级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篱。这种“封闭性”社会层级结构不仅难以谈得上公平和合理,而且还严重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开放性社会流动机制在我国正逐步形成: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是稳定的,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先赋性因素”在社会分层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能抑制个体的“获致性因素”。凭借个人的努力、聪明和机会等,社会成员有其向上流动的渠道,而且这种流动机会是普遍性的、开放性的。

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大致体现在价值观主体、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目标等向度上。

价值观主体从单一性价值观主体向多元化价值观主体转化。计划经济时期,在党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价值观主体的存在,而且通过对社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运动,个人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地位遭到压制,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居于个体之上。集体价值观主体表现为执政党等政治性组织,它们反复通过不同的途径动员和改变社会,使其价值观与自身价值体系完全整合,社会完全成为被集体价值观主体动员的工具。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观主体结构明显呈多元化趋势发展。集体作为价值观主体仍以其特有的号召力和权力给社会以较大的影响,然而,它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和关联已显著下降,社会个体日益成为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的核心。市场作为一种开放的、平等的、竞争的利益实现机制,唤醒了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社会价值观主体结构多元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社会价值观取向从单一价值取向向多元价值取向发展。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连无限丰富与复杂的思想价值观念也被人为强制地高度统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代表了社会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被硬塞入一个“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专列中。极端单一的价值取向难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妨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我国价值取向迅速多元化。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缺乏主导”的特征。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西方等价值取向同时并存于社会舞台。价值取向多元化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但是,多元价值取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成份,这给执政党在以社会价值多元价值取向为前提的条件下,建立起主导性价值取向提出了要求。

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迅速从义利价值标准向功利价值标准转化、从绝对评价标准向相对评价标准转化、从单一评价标准向多元评价标准转化。计划经济时期,重义轻利一直是一项主导性价值评价标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公”无限度地放大,而将“私”尽可能地缩小。“公”、“集体”成为社会绝对单一的评价标准,任何与之对立的行为都被戴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政治“帽子”而遭受打击,并在意识形态上对之进行贬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性转化。随着市场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义”被不断地淡化,而“利”则得到不断的强化,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随着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日益功利化。与此同时,社会丧失了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的社会层级、职业团体以及个人各有其价值评价标准,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相对化。功利化的价值评价标准为个性的解放提供了条件,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这一价值评价标准也必须得到合理的引导。极端功利主义的发展将导致社会、集体乃至家庭缺乏应有的凝聚力,降低社会的整合能力。

社会价值目标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理想化走向现实化。计划经济时期,在执政党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社会价值目标与执政党价值目标完全整合,并将党的终极价值目标在现实社会中强制推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感召下,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化等一系列共产主义现实化运动,为遥远的理想目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结果是理想落空、社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价值目标迅速多元化和现实化。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在社会所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小,时间也越来越模糊。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效率意识等迅速觉醒,社会个体越来越对自身价值目标具有清醒、现实的认识。将超越时空的价值目标现实化的做法是有害的,同时,丧失远大价值目标的社会也最终必将走向畸形。调整党的终极价值目标与社会现实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价值体系调整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社会价值观体系多元性和无主导性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这就一方面要求重构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同时又呼唤对社会价值体系以适当的规导。

四、执政党传统的价值体系及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

党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性认识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认识总结,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具体地说,党的价值观体系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等向度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存在着落后于时展的方面。这就必然导致两种价值体系的张力。

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原则。共产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它必然以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原则体现了服务于社会,以谋求社会的普遍发展为职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艰苦创业过程锤炼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价值体系的宝贵财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在1944年《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的阶级本质,从而保证党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础和精神支柱,是其力量的源泉。没有这一精神支柱,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动力,就可能蜕化成与其他剥削阶级政党无异的党。

然而,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观,它依然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它必定是建立在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从党的价值体系的起源看,它主要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但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社会条件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党高度一元化的价值体系已难以适合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之间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在个人与集体、奉献与享受、权利与义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价值观的社会基础等几个方面。

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人本位的自主精神与集体本位的公共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体主义精神作为组织原则表现为个人服从集体、全党服从中央;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但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常常被推到极端,个人利益成为集体利益的对立物而受到猛烈的批判。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导致的结果通常是个性被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被窒息。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个人利益意识,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这些意识还在不断增强。但是,作为执政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社会主体意识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束缚作用。这一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价值体系之间越来越大的张力。在传统集体主义精神还没有完全改造的今天,这一张力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或者社会个体利益意识极度扩张而使集体主义遭到完全抛弃,或者前者遭到后者的禁锢和扼杀而不能健康地发展。

奉献与享受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与个体需要的满足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既是价值关系的客体,也是价值关系的主体,既是满足其他主体需要的手段,也有满足自身各种需要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价值的评价标准,充分展示了党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然而,无私奉献必须以个体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前提。但在党的历史上,无私奉献与合理享受经常被对立起来。忽视个体的合理享受,片面要求超越个体能力的奉献,导致奉献与享受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利益的丰富,也带来了人们生活观念上的重大变化:社会不仅存在着勤劳奉献的价值取向,而且享受观念也正在迅猛成长;社会价值评价标准中个人奉献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根据金钱等物质享受进行价值评价的取向日益强化,社会上广泛存在着追求物质满足、感官快乐的享乐主义倾向,奉献与享受再次失衡。

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张力表现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显著增强,对原来党所倡导的集体价值主体地位产生了强大冲击。尽管党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由于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利分配格局和历史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强调对集体的义务多而落实对个体的权利少,导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严重失衡。这种情况在党对社会具有高度控制能力从而使社会价值体系与党的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的时期,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可能并不明显。但是,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这一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对党在权利与义务关系问题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义务的号召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另一方面,党对社会有关权利的承诺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响应,造成党的合法性能力下降。同时,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缺乏有力规导的今天,社会上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大有泛滥的苗头。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张力表现在一种倒转上:计划经济时期,党通过自身的价值体系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精神改造,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物质丰裕社会诱人的生活,从而开启了人们的利益观、享受观、权利观等思想观念,但社会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却出现了明显的滑坡。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精神等价值追求对社会的感召力越来越弱,使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倒转。出现重物质生活而轻精神追求,甚至出现价值目标丧失、价值评价标准扭曲、价值关系错位等现象。社会价值观的这一倒转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党传统对社会有关价值目标的宣传被社会所遗弃,使党暂时无法对社会产生强有力的精神感召;另一方面,社会物欲的泛滥对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

从价值观的覆盖范围上看,十六大以前,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章的这一规定反映了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随着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也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使得党传统价值体系的阶级基础已经无法覆盖新兴的社会阶层。由于新兴的社会阶层拥有明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但它们的价值观念却无法上升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形成这样一种张力结构:一方面,党传统的代表产业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对新兴的社会阶层产生不了吸引力,无法获得其认同;另一方面,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在党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受到排挤,与其资源拥有上的有力地位形成反差。最终形成党的价值体系受到疏远,新兴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受到压制的矛盾状况。

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产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使社会价值体系得不到健康的培育,使社会发展缺乏主导性价值指导,另一方面,它又对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极大的腐蚀作用,使党的价值体系变形。两种价值体系之间产生相互耗损的现象,它降低了党的领导能力,妨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社会价值观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转型价值观冲突调适

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深刻变革,是当代一种世界性、时代性的思想文化现象。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全面、复杂而深刻的转型时期。就其整个过程来看,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即旧的社会价值体系消解、失效,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生成、发展。社会转型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就是多元价值观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的矛盾冲突和相互碰撞。

一、价值观与社会转型

价值观是指在社会生活实践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价值关系的观念形式,是集中体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选择和追求的态度、准则、目的、理想,并以评价方式发生作用的、较固定的取向性、评价性的价值意识体系。它具有以下功能:第一,价值观的核心是价值目标、价值追求,它使主体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具有定向功能;第二,价值追求就其内容来说,是对主体利益的追求,因而能激发主体的热情和意志,对主体具有重要的激励功能;第三,价值观使价值主体强化或增加一些符合自身价值观的行为,抑制、克服一些与自身价值观相矛盾的行为,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调节社会生活和改善社会生活,具有调节功能。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转型一般指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换。它既包括社会形态的更替,又包括社会制度的转变和社会体制的变革;狭义上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经济体制的转型,特别是指我国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竞争和利益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本文的社会转型主要指这种狭义意义上的社会转型。

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其一是结构转化,即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等均在发生转化;其二是机制转换,即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沟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及社会保障机制等也都在发生转换;其三是观念转变,即随着中国当前社会结构的转化和机制的转换,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1]

二、价值观冲突的基本态势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在不同层次和许多不同的方面,但从冲突的态势和基本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对立。我国现阶段坚持一元价值指导思想,主要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具体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实际生活中自觉坚持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转型造成了主体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格局,不同利益主体形成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在这些特殊利益主体之间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生价值并由此发生冲突和对立,致使一元主导价值观的地位发生动摇,作为其核心的政治思想理念与道德理想理念为更现实的生存斗争、生命发展观念所淡化。

第二、个人主体本位与社会主体本位的价值观冲突。市场经济的实践,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个人利益,它唤醒了人们的个人主体意识,凸现出个人的主体性。但由于在某些方面的缺失,很容易滋长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而可能滑向个人主体本位的深渊。“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只讲个人利益,不讲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只顾个人需要,不顾他人需要;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组织纪律;以及过分强调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价值等,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准则。”[2]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社会主体本位的价值观,要求坚持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同时兼顾合理的个人利益。这与上述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三、道德取向和利益取向的价值冲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体作为经济主体的性质为政治与道德的力量所掩盖,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主体作为经济主体的性质日益凸现,适应这一转变而形成的价值观(如奋斗、选择、创造、竞争、注重经济利益等)便与作为道德与政治主体相适应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如重义轻利、重“理”轻欲、提倡“中庸”而扼杀进取等观念与个体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的客观要求很不适应。经济主体的角色使功利性与实用性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尺度。当义与利相悖时,取利而忘义成为许多人行动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价值观冲突的原因探析

导致价值观冲突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分化以及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引起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与冲突重要原因。

首先,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价值观冲突。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化速度加快,社会结构要素的类别增多,社会结构诸要素间的差距拉大,体制外活动增加,民间非政治性的经济活动群体也增多,由此社会结构由总体性行政整合型向分化性契约合作型转变。地方绝对服从国家的总体生存模式向地方社区相对独立生存模式转变。国家再不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利益的分化使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间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异质性明显增强,地方社区独立性增强,单一的“全国一盘棋”格局为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取代。由此造成了个体(地方)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冲突。

其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极其缺乏,只能远离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当社会利益的需求强烈而致富机会短缺时,有些社会成员会不顾自己的条件,用非正当方法去获取利益,而当卷入越轨行为的人数量较多时,消极价值观产生的条件就成熟了。这些与主导价值观格格不入,但在现实生活中逐步累积起来的消极因素,经过一部分越轨人员的相互交流和补充,构成了消极价值观,它的一些解释系统和行为方式被相关的人所认同和共享。如此,消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再次,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导致传统计划经济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计划经济强调集体与社会优先,市场经济强化人的主体意识,张扬人的主体性;计划经济要求的是一种附属关系,而市场经济要求一种契约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强调政治忽视经济、强调精神忽视物质、强调集体忽视个体、强调义忽视利、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个人价值为基本特征的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倡导的自主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平等观念、开放观念、法制观念等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同时并存,这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四、价值观冲突的调适对当前价值观的多元化态势及所呈现的价值观冲突,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提倡多样化,坚持主导性,在法制的基础上协调、解决各种价值观冲突,在实践探索中寻求交流、理解、沟通,逐步达到共识。

(一)坚持价值观“一元”与“多元”相统一。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观都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并有多层面的价值观与之相结合的结构体系。第一,面要努力吸取各种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使功利价值与超功利价值、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义与利、理与欲之间保持平衡;第二,又要承认其各自的合理性,对各种价值观采取宽容的态度,避免用主导价值观去代替一切、将主导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对立起来的做法,力争冲突各方的融合或达成价值互补;第三,健全各种价值观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和机制,以有效消除相互冲突价值观之间的隔膜和误解,实现多种价值观在新形势下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