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范文10篇

社会化范文篇1

“”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以下简称“”）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错误的政治思想与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与、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为“”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语录》）、“红卫兵小报”等。“”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个人崇拜、肢解、歪曲

思想、传播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与、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思想、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著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中，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少数人政治阴谋的《语录》。与之相联系，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

的斗争”。“”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错误政治思想与、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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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范文篇2

一、社会化大预防的涵义

当前各地普遍开展的社会化大预防，即由党委牵头，纪检、检察、审计、组织、公安、法院、宣传、教育等职能部门组成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组织、协调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这种工作机制模式符合党十五大提出的“党委领导，党政齐抓，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格局，并且发动面广，影响大，容易形成全社会预防的局面。我们认为，执政党通过自己的纲领、路线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在预防职务犯罪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党确定的反腐败格局是不能变的。国家机关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委员会(小组)，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与协调。体现了预防职务犯罪的社会化，强调预防职务犯罪的广度。

二、社会化大预防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预防工作是面向社会的工作，更应该广泛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运用社会资源，走开放型的预防职务犯罪之路。一是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帮助有关部门、单位建立健全内部防范机制；唤起各方面共同对社会负责的主体意识，克服坐等思想，积极行动，做好自身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二是建立检察机关和各责任主体的“点、线、面”结合的预防网络。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的预防网络。专门预防机构是预防职务犯罪网络联系和沟通的纽带，有关单位参与这个网络，实现信息良性互动，建立健全内部管理监督机制。三是提高公众对职务犯罪危害性的认识，鼓励公众参与。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等形式，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公众中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良好氛围。四是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新闻媒体，通过披露曝光、剖析研究等多种方法，形成舆论压力，达到弘扬正气，遏制犯罪，树立廉洁新风的目的。五是联络专业人士参与预防，发挥他们的作用，共同会诊解剖体制、机制、制度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提出可操作有实效的预防职务犯罪对策。

三、社会化大预防之必要性

1、社会化大预防是预防职务犯罪关口前移的需要。“关口前移预防”也称为案前预防，是指在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单位和行业采取预先防范的措施，防止或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它起着保健医生的作用，能防患于未然，防止职务犯罪的实际发生，避免给社会造成损害。这种主动出击，把预防关口向前推进的预防方式，更能体现预防的目的和预防所追求的社会价值。

2、社会化大预防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标本兼治的需要。预防职务犯罪的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我们，预防职务犯罪必须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之路，必须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防范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实现对职务犯罪“惩治于既然，防患于未然”，不断延伸、扩大治理职务犯罪的效果。而要实现预防职务犯罪标本兼治这一目标，也必须走社会化大预防之路。

3、社会化大预防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加入WT0以后，某些领域职务犯罪有上升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同时加大打击和预防的力度，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依法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能部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在依法严惩犯罪的同时，把预防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建立职务犯罪大预防网络。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探索从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逐步减少和不断铲除腐败现象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四、社会化大预防的作用

1、社会各界预防职务犯罪意识普遍提高。社会各界的职务犯罪预防意识从无到有，可以说网络预防这种形式功不可没。通过网络工作，各网络成员单位积极联系本单位干部职工，采取多种形式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网络预防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网络预防，各网络成员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网络预防还促进了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工作，有力地震慑了腐败分子，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网络这种形式，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内涵。同时，通过各网络成员的艰难摸索，发现问题，研究对策，有力地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

2、调动了各单位的积极性。在构建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中，起重要作用的，应当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各部门、各单位。如何充分调动各单位的积极性，从内部做好监督预防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就要求各单位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从党的生死存亡的角度，真正认识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性。不断进行法制教育，做好内部监督工作，从而不断提高干部的廉政意识、公仆意识，提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具体讲，在新形势下，各单位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做到教育到位，制度严密，监督有力，专人负责，确保单位的办事过程和办事程序公平、公正、透明，使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依纪办事，无空可钻，消灭滋生腐败的环境，消灭职务犯罪的温床，从客观上保证干部队伍的廉洁自律。同时各单位在健全机制、制度的基础上，重视教育的功能，抓好制度落实，经常性进行法制教育、廉洁勤政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做到篱笆常扎，警钟常鸣。通过教育，使我们的干部从主观上筑起防止腐败的思想防线，把守法自律和廉洁奉公作为一种自觉行为，在工作中洁身自爱，注重公私分明，自觉抵制金钱美色的诱惑，从而减少职务犯罪行为。

社会化范文篇3

[关键词]人民调解社会化再组织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1997；何兵，2002；韩波，2002；张卫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01；强世功，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03）。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中间道路”，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序性差异，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季卫东，2001；郭丹青，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调解与法制之间对立的夸大，譬如季卫东（2001：74）注意到了“经由调解而发展的法律”，以及“法律帝国”中的“情理特区”。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人各自粉墨登场，在互动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看到国家与社会的“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在起作用呢？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倾向（费埃德伯格，2005：7），把人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后果”，以至于用理论重新“规划”了事实？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调解不同于传统民间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国家推动或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民调解组织变迁的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的实质。

一、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勃兴，民事诉讼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统计数字显示：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韩波，2002）。曾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也因此沦为“明日黄花”；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传统民间调解的“历史遗留物”，人民调解终究会被具有现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从1994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上海市Y街道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回忆说：

1994－1998年，那个时候调解没有协议书，只有口头承诺，无法查找根据，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选择去法院，这不是因为调解无用，而是因为调解质量不高，没有信誉度。连调解员自己都（把纠纷）往外推，（把当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居委会也是这样。1998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都在讲，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萎缩了。

然而2000年之后，形势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调解的一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允许当事人反悔，对于有违法律的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可以纠正，而对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调解，却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予以支持。与此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明确提出审理民事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把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田雨、张晓晶，2004）。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推动人民调解的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市为典型，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2000年）、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2001年）、人民调解工作室（2003年）和区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003年）。上述举措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效果，促进了人民调解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据统计，2002－2004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273074件，调处成功262050件，调解成功率95.96％；参与调处了3251件、80232人次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防止自杀、凶杀和其它民转刑案件629件（施妍萍，2005），这表明人民调解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并没有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的话来说：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并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即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具有法律工作经历，或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具备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所谓社会化，就是利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走在调处矛盾第一线，应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积极扶持、支助人民调解工作，从而形成良好、规范、有序的社会自律机制。”

他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新的调解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这一探索，明确指出：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代表着人民调解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政府为什么要复兴人民调解？又为什么要采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组织形式？

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在美国的兴起不同，中国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调解这张昔日“王牌”，不是用来对付“诉讼爆炸”，而是为了规避“法制的后遗症”，即让各级政府焦头烂额的缠讼、累讼和上访（陈柏峰，2004），还有令法院权威受损的“执行危机”。法制或审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会令败诉一方不断地上诉、上访乃至“上街”（即采取静坐、堵马路一类的集体抗议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秋菊的困惑”（冯象，1997），即当事人双方都对结果表示不满；而具有当事人主义和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调解，既可以减轻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又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建立新型的调解组织，则是基于对“传统”的内设于村/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调解在90年代所陷入的衰退局面跟这种组织形式不无关联。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和各种“单位”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地域或单位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村居委会调解由于缺乏权力的依托和对国家法律规则的准确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经不适于处理这些纠纷。其二，诚信、道德等社会失范，使得基层的调解失去优势，这也是诉讼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会凝聚力下降，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较低，内部调整作用差（范愉，2004）。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自治程度较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和解决，由此导致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同上）。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调解重焕生机，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适应这一需要，司法部2002年9月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调解的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大大超出了1989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范畴，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reorganization)提供了“准法律依据”。

上海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调解再组织化的产物，现已成为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门认为代表着人民调解的发展方向，正在进一步推广中。因此，对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兴组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人民调解“再组织”的政治涵义。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笔者与合作者对上海市的杨伯寿调解工作室进行了跟踪式调查，与人民调解员、街道干部、纠纷当事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亲历了一部分纠纷的调解过程。下面，我分别从科层制和组织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networks)的角度对杨伯寿工作室展开分析。

二、工作室的组织定位：科层视角

上海市A区Y街道的“杨伯寿人民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上海第2家以首席调解员的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杨伯寿生于1934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曾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主任和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1985年赴剑桥大学进修经济管理，1986年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和驻俄罗斯首席代表。1994年退休之后便一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01年被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是2002年度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和2005年度全国人民调解员标兵，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被评为2002-2004年度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组织。

工作室由4名专职调解员组成。除了杨伯寿，另外3名调解员分别是徐某、郭某（女）和曹某（女），都是中年人。徐某原来在公安局治保大队工作，现隶属于社区保安队，由派出所发工资，工作室给予一定补贴；郭某原来是居委会调解主任，曾经接受过杨伯寿的培训，比较擅长劝解；曹某是下岗职工，没有参加过培训，但她以前常向杨伯寿咨询法律方面的知识，平时喜欢收看法制节目，工作室成立后便“反客为主”。杨、郭、曹三人都是由工作室发工资。此外还有3名律师志愿者和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组成，其中律师是由政府安排的，4人每月来1次，具体时间由杨伯寿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社区每年支付给工作室办公经费和劳动报酬共13万元人民币，购买这项公益服务，工作室除了直接受理社区内调解案外，还接受社区交办或移送的各类民事纠纷调解案（实际上工作室的业务是跨区的）。工作室在Y街道的“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拥有4个房间，1间较大的作为4人的办公室，另外3间较小的是调解接待室。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性质上说，“工作室”是街道调委会的一个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从业务上来说，“工作室”受司法科指导；从功能上来说，主要是预防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负责居村委调解干部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专司疑难、复杂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化解。探索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一是有利于充实原有调解组织，使街道、镇调委会从议事机构转变为有工作实体的组织；二是有利于建设一支品牌化、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发展人民调解工作。

这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工作室与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所谓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由街道下辖的17个居委会的调解主任，加上工作室4名成员组成，主任是杨伯寿。街道调委会一般半年开一次会（按规定是一季度开一次会，但杨认为太麻烦），平时基本不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不是街道调委会的分支而是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作室被称为民间社团，但据杨本人讲，他并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申请，因此杨伯寿工作室与李琴工作室（上海市第一家人民调解工作室）不一样，后者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首席人民调解员李琴担任法人代表。杨之所以不去登记注册，是为了避免年审、开会、接待、募捐等琐务缠身。他表示：“我情愿不当工作室的法人代表，而只要当街道调委会的主任就行了。”这句话颇值得我们玩味，是否可以理解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于工作室非但不重要，相反是一种累赘？工作室调解效能的有效发挥，不在于组织的自治性，而在于跟政府权威的同一性？

二是工作室与司法科的关系，Y街道司法科的Z科长是这样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工作室的定位是社团性质的，即政府出钱购买服务。老杨（指杨伯寿）集中精力化解街道层面上的比较大的矛盾，而像家庭、赡养这类小的纠纷，主要交给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

第二，（杨伯寿）讲话不代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如果他代表政府做工作，老百姓往往可能产生对立想法。

第三，化解纠纷的立场上，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因为一是法律滞后，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或者不同的法律相互冲撞；二是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软弱或者有法不依。

最后，杨伯寿工作室的工作我们不干涉，在工作中需要我们司法科出面的（地方）我们出来协调。（2005年4月12日Y街道办事处座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从这番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工作室的微妙处境：一方面“讲话不代表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为政府排忧解难”。虽然对于政府（司法科）而言，前者无疑具有策略性和手段性，是更好地实现后者，但惟有充分地表现出前一种姿态（尤其是当政府自身与民众发生纠纷时），工作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有效地介入和调解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事实上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若干民间性质。我们且听杨伯寿是如何表达的：

要为群众说话，内部要敢于说话，不是到外面、街道上去说。我以前几十年是为领导服务，我现在为群众服务。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群众和政府部门。公务员是什么态度？我们是什么态度？有些公务员现在就像人家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候有些人过来他也不是要调解什么，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让你给他评评理，他觉得信得过你，觉得你公正，就是要找个地方说出来。（2006年3月2日杨伯寿访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一方面，工作室要为群众说话，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分寸，不能站到政府的对立面，这样才能成为沟通群众与政府的桥梁。要两头兼顾，绝非易事。然而，在杨伯寿工作室，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作为民间社团（独立性）与接受司法科业务指导（依附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人民调解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杨伯寿太特殊了。唯有像杨伯寿这样深谙官场规则与人情世故的人，才能厕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而游刃有余。

我们注意到，杨伯寿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有理，我就在站在谁一边”。但“理”是非常抽象的，有着极大的诠释空间，因此他的立场毋宁是一种情境化的产物，是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包含着策略的成分，或者说，立场本身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这个立场有一个底线，也正是政府的底线。在底线之上，杨伯寿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譬如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寻找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破绽；而一旦越过了底线，杨伯寿会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譬如按照政府（司法科）的部署介入群体性事件。

从性质上讲，杨伯寿工作室既非群众性自治组织，也不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社团，工作室在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工作室对国家的资源依附性（办公场地、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接受司法科指导，其核心人物杨伯寿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国家精英），又使得其民间性质相当暧昧。“政府购买服务”非但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市场化模式就一定是适当的），相反还强化了街道与工作室的不对等关系。

三是工作室与居/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工作室负责对Y街道下辖17个居委会调委会进行业务指导，还要对调解委员进行培训——工作室同时也是“A区人民调解带教点”。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也存在一定的分工，用Z科长的话来说：“小纠纷不出楼，一般纠纷不出居委会，大的纠纷由杨伯寿工作室解决。”当出现居委会自身无法调解的纠纷时，调解委员也会把当事人领到工作室来（笔者访谈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一位居委会调解委员陪同当事人前来调解）。杨伯寿说：“这种情况常有，调解委员旁听（我们的调解过程），对于她也是一个锻炼。”另外，居委会调委会在调解纠纷时不能自主制作协议书，Y街道所有的调解协议书都是由工作室统一制作的，杨伯寿的解释是：“他们（指居委会调解委员）不能适当地表达，处理也不一定合适，只是做前期工作，包括信息反映、证据固定和劝导，而协商、笔录、签订协议书、交割、履行和监督需要由我们来做。”这表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合同效力在提高人民调解权威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的“法制化”的倾向，即协议书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和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而这些必须由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来完成。这样一来，属于“业余”性质的居委会调解就更加边缘化了，主要是处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纠纷。如果说传统的人民调解是一种“大众化正义”(popularjustice)，即“一个遵循非正式礼仪的、语言与人员上非专业的、本地化的、管辖权有限的规则的决策过程”(Merry，转引自刘思达，2005)，那么，当下的人民调解越来越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员被称为“布衣法官”并非偶然），“威望型”地方精英的缺失也使得调解不得不向法律技术靠拢，时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人民调解模式必然趋于没落。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尽管上海市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总量高达10余万/年，但如果把这个数字除以10万（上海号称有10万“调解大军”），就会发现，其实每名人民调解员平均调解纠纷只有1件。这意味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下人民调解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街道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工作室。正如杨伯寿工作室的空间位置所隐喻的那样：人民调解离居委会更远了，离街道更近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法制化”带来的，资源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瓶颈：居委会调解是义务性的，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也很难利用国家的权力资源；更何况居委会自身也存在边缘化的势头，作为下设机构的调委会焉能风光独好？

不难发现，在司法科、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准科层关系”，即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同于经典科层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这种“准科层关系”还可以向上延伸一级，即区司法局对街道司法科也是一种工作指导关系。根据官方的解释，“指导”不同于“领导”，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别往往十分微妙。彭勃在调查中发现：区司法局和街道虽然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前者可以通过评比工作来加强对后者的“领导”，因为评比的结果对于街道司法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获得优胜，将有利于提升司法科在街道政府体系中的地位；不过，由于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区司法局对街道的控制又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缺乏稳定性（彭勃，2003）。工作室也是如此，其“工作条例（试行）”是由区司法局制定的，街道司法科还掌握着工作室的绝大部分经费（包括调解员的工资），而除杨伯寿之外的工作室成员，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高，对这份工作及薪水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在事实上强化了街道司法科对工作室的控制。

不过，杨伯寿似乎并不满足于把工作室做成“Y街道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司法科强调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求杨伯寿一般只管Y街道的纠纷。但杨伯寿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跨区的，除了平时在办公室不分地域地处理纠纷之外，他还利用双休日专门到外区开展法律咨询和调解服务（通常是以参加市司法局统一组织的法制宣传活动的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立足于全市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街道。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工作室的自主性空间：因为杨伯寿工作室的社会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街道就越是需要杨伯寿，从而在工作室与司法科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依赖，平衡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控制，二者的权力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交换性质（布劳，[1964]1988）。但我们注意到，街道对工作室的控制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而工作室的自主性却是个人化的，与杨伯寿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年逾古稀的杨伯寿“告老归田”，工作室还能“涛声依旧”吗？

三、工作室的功能发挥：网络视角

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不是对既有组织体系的颠覆，而是“打补丁式”的增量改革：在保持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组织。工作室作为一个后起的组织，它必须融入到既有的组织网络当中，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

有必要补充一下工作室内部的分工情况：杨伯寿负责工作室的接待和调解，兼与法院联系，徐某有时从旁协助；徐某因为在公安呆过，负责制作协议书、笔录，处理轻微刑事案子，以及与派出所联系；郭某负责上门调解（工作室为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曹某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接打电话和为杨伯寿安排日程。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调解组织网络的端倪，即有专人负责与法院和派出所联系。工作室实际上处在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当中，这一网络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区司法局、街道、居委会三级调解网络。这实际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准科层关系”：区司法局——街道司法科、工作室——居委会调委会。工作室本身是民间组织，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工作室要与司法行政部门之外的国家组织网络相衔接，就必须通过区司法局这个中间环节。2002年，A区司法局与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创设了“警民联调”的工作模式；2005年3月，区司法局与区法院继在Y街道调委会开展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试点工作之后，联合制定了《民事诉讼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4月，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规定（试行）》，探索将人民调解参与化解轻伤案件引入刑事诉讼程序。

二是“110”司法、公安联动系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网络。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初，公安将“110”报警电话记录传真给各区司法局，24小时内司法调解干部便上门做工作——主要是处理由邻里、家庭纠纷引起民间伤害案件。杨伯寿介绍说：“Y街道派出所刑侦队认定的轻伤，还没往检察院送的，刑侦队把当事人放弃刑诉的承诺书和案件的笔录移交给我们，由我们来调解，（今年）已经调解了12起，都获得成功。”

三是诉前人民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审前调解）机制。杨伯寿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是上海市“民事诉讼委托调解”的试点单位。诉前人民调解主要是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部分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其他一些疑难纠纷，法院可以建议纠纷当事人向所在街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法院不再立案。法院委托调解是指对部分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家庭、邻里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原告申请撤诉或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由法院继续审理。2005年1－11月，区法院已经先后委托工作室调解10起纠纷，其中8起签订了协议书，2件退回法院。

四是“行政协调会”机制，具体做法是：针对社区内发生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群体性纠纷，由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在分管领导主持下召开行政协调会，相关各方共同参加，进行协商调处。经行政协调，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后者进行调解。在双方取得共识并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后，再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一方面，人民调解可以借助行政部门的权威进行协调；另一方面，行政协调也可以借人民调解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并把行政意志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意型契约”。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工作室实际上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和国家正式组织网络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工作室不仅分享了旧有的组织网络，而且还形成了一张以工作室为中心，以区司法局、街道、派出所、法院、检察院和居委会为主要结点的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network)，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述机构“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一网络，工作室一方面分担了国家正式组织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也分享了国家正式组织的权威和能量，并把这种能量以“社会自治”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由此形成组织间的资源共享。

除了这种正式的组织网络，彭勃的研究还注意到，调解主任、调解员和信息员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完全依靠上级行政权威、国家法律、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多地是要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靠自己的社会威望，纠纷的平息和调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相当多的案例中，往往是最后无法用法律和政策来压人，甚至也无法以理服人，而是双方买了调解人的“面子”。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组织部门的一名干部认为“经济工作谁都能干”，配备干部最为关键的位置是信访和主管调解工作的基层司法部门；基于同样的理由，首席人民调解员也是由社区中有威望的热心者担任（彭勃，200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调解活动是嵌入(embedded)到调解员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networks)（周雪光，2003：111－58）当中的？

调解活动要嵌入私人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嵌入性的。然而，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相比，“街道”的规模要大得多：Y街道约有10万居民，面积约2平方公里，这就决定了Y街道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非传统的熟人社会。当问及“面子”和社会关系在调解中所发挥的作用，杨伯寿回答说：

“成功率高，威信就高。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信任你。我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但确实如此。因为我跟调解对象都不认识的，有一起我去B区调解，到一个部门查资料，对方说我知道你，001号嘛，你不收费的，这些东西律师来了我也不给的，但你跟他们（律师）不一样。我们确实是奉献。”(2005年12月6日杨伯寿访谈记录，笔者整理)

杨伯寿这番话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按照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一个人在加入新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会把其原先所在的社会网络带进来；但杨伯寿过去所从事的是经济工作，且长期呆在东北和国外，他那些“高级别”的、与“司法战线”无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很难被运用到基层的调解工作中来。杨伯寿在社区的“面子”主要是靠退休后积攒起来的（尽管局级退休干部的身份可能有助于威望的建立）。1994－2004年的11年间，杨伯寿共经手处理过各种民间纠纷1839起（徐亢美，2004）。在这一过程中，杨伯寿不仅在居民当中树立了声望，也与居民会、街道、司法局、派出所、法院和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杨伯寿不认识当事人，也不认识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却可能“认识”他（如前面提到的B区的例子），即听说过杨伯寿的一些事迹。这种单向的“认识”有点类似于组织社会学所说的“弱关系”(weakties)(Granovetter,1973)，同样可以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许多便利。譬如在调解一起关于离休待遇的纠纷时，杨伯寿需要查阅当事人的档案，这是不符合组织部门的规定的；然而，当杨伯寿亮出了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的身份时，立即得到了组织部门的配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具有制度刚性、官僚主义和组织惰性的科层制组织网络面前，“平民”身份的杨伯寿要充分地运用组织资源，实际上还必须仰赖自身的身份和名望，或可称之为“象征资本”(symboliccapital)(Bourdieu,1989)。杨伯寿的象征资本就是他独特的从政经历、调解业绩和社会声望：担任过“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被、朱镕基派往东北工作”，“被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亲自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曾在剑桥大学进修”，以及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等媒体广泛宣传的先进事迹。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中国社会，与权势显赫者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本人工作能力和社会能量的一种标志。正是这些将杨伯寿和其他退休老人区别开来。

象征资本要转化为组织资源和权力资源一般需要两道工序：一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民众的“口碑”使资本增值，并使杨伯寿成为“典型”（其实毋宁说是“例外”），而“典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象征资本。工作室现在已经成为Y街道乃至A区的“工作品牌”和“亮点”，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为工作室把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提供了便利。二是杨本人及工作人员的适当运用，使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杨伯寿在接待当事人时，一方面表现得和蔼可亲，不打官腔，不摆架子，非常平民化；另一方面总是看似不经意地提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身份，譬如作为和朱镕基的代表、上海市001号首席调解员等等。而出去调查或调解，特别是与单位打交道时，杨伯寿首先亮出的就是由上海市统一颁发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工作证。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对象征资本的运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技术，以此来尽快获取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信任、配合甚至于忌惮，为以后的“说理－心服”机制（高见泽磨，2003）奠定心理基础，同时预防可能由科层制的惰性和自利倾向造成的不便，促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不论是工作室与国家正式组织的“联网”，还是杨伯寿运用组织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方式，都表明了工作室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作室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就后一方面而言，惟有领导重视，杨伯寿的象征资本才能真正转化为权力资源，工作室也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工作室主要是在组织层面与国家治理体系靠拢，其“法制化”也集中体现在工作程序上，而在处理纠纷的原则上，工作室仍然秉承人民调解的一贯逻辑——重情理，轻法条，追求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譬如，在处理一起由于法院判决“合法不合理”而出现“拉锯”局面的家庭纠纷时，杨伯寿采取了佯装不知的策略，轻松绕开法院的判决书，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和妥协，协议结果几乎把判决完全翻转过来，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法院判决作废。又如，基层法院拒绝受理一起高龄夫妇的离婚案，杨伯寿通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继续相处可能会引发刑事案件，于是跟法院院长打招呼，后来法院在杨的工作室开庭判决二人离婚。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国家对于人民调解的角色期待（作为法制的一种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法”秩序的挑战。但就社会效果而言，这一做法与中国法制的内在精神又是一致的（以和为贵、稳定压倒一切），这可能也是杨伯寿敢于“僭越”的重要原因。这两则案例提示我们：杨伯寿工作室并不是国家治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它更像是栖息于国家这棵大树之上的益鸟，它会帮助大树消灭虫患，从而与之建立（具有契约性质的）共生关系，但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某些时候，它甚至会以医生对待病人的姿态，做一些大树并未要求（甚至有些反感）、但它认为对大树有益的事情。

工作室处理的纠纷类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2005年为例，损害赔偿纠纷最多，占50％；其次是邻里纠纷，占20％；再次是婚姻纠纷，占15％；然后是住房纠纷，占12％；此外还有债务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基本都是民间内部的小型纠纷，很少涉及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部分社会冲突主要流向了信访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在涉及这类纠纷时，工作室通常力不从心。在一起居民围堵马路事件中，谈判工作主要由Z科长操持，工作室只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前面提到的那起离休待遇纠纷，由于单位一方是国家行政部门，杨伯寿最初也难以介入，直到当事人通过“过激”手段将事情“问题化”（应星、晋军，2000），单位感受到上级政府的压力，希望尽快甩包袱，杨伯寿才得以介入并迅速调解成功。杨后来也坦言：如果没有当事人那么一闹，事情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透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室的边界：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辅助者，处理社会内部相对轻微的冲突。人民调解的这种工作性质，一方面使它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强力挤压，另一方面也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讨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上海市推行的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改革，只有专业化基本落到了实处，而社会化则转换为再组织的问题。这与季卫东（2001：23）观察到一个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即：“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权利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民间纠纷，主要由调解制度吸收处理，所谓法制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调解的组织化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尚处在“组织化调控”的阶段，国家更多地依靠具体的组织（及组织技术）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每当遇到新的问题或挑战，国家就成立相应的组织或组织协调机制来加以回应。国家推行人民调解社会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市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只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治理资源。而“组织化调控”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会制约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影响到组织目标和功能的实现。斯科特(Scott，1992)指出，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发明对于组织的资源获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类型的组织都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资源集合。”（田凯，2004）由前文可知，村/居委会调解委员会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与人民调解工作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事实上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强化居委会调解组织，国家的资源占有量毕竟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和专业人才来支撑众多基层调委会的专业化运作，而不得不实施“据点”战略，在街道层面建立新的专业化调解组织，而街道社会的规模也正好适中，一个“据点”便足以辐射全境，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则成为据点周围的“碉堡”。由于上海市自1996年以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导致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突出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体地位（林尚立，2003：176），因此，人民调解的重心向街道层面上移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政府管理与人民调解的对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节约了国家的治理成本，又绕开了合法性问题，毕竟居民自治制度是全国性制度，而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模式仅是探索中的地方性制度，将后者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会遭受过多的质疑。“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如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因此，人民调解的“社会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实质是“再组织化”，即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或街道调委会“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人民调解的效能。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象征社会自治的居委会调解却逐渐边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反而离社会更远了，离国家更近了。这充分彰显了“社会化”的自我悖反。正因为如此，彭勃（2003）把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视为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而人民调解恰恰被“行政化”和“司法化”了，但二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调解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控制的。工作室的运作模式表面上是人民调解服务的社会化，但由此而来职业化和专业化恰恰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调解重复了“法律治理化”（强世功，2003：123－24）的命运。

诚然，人民调解工作室并不完全是街道政府的附庸，它或多或少具有若干民间性质；但这种民间性质是国家创制和经营出来的，这既是国家的自我改造，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国家在改变自身行为模式的同时力图使社会配合这一转变。质言之，工作室是国家对自治性社会团体的一种“结构－功能”模拟（即所谓“社会化”），以此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人民调解正日益被整编到法治/法制的框架之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种体制外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权力必然遭到了弱化，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并非零和博弈，与雄心勃勃的国家相比，社会并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社会组织也在利用各种策略同国家进行谈判，消解国家的控制力或利用国家控制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主动要求“嵌入”到国家体系当中(Saich,2000;Solinger,2003)。正如Frolic(1997)所看到的：新的社会组织不反对国家，而是成为附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充当公民意识发展的培育基地；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从杨伯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介人的形象。

如此说来，似乎有必要重新检视民间组织的“官民两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强调这种“双重性”的负面意义，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民间组织的这一面相使它适应政府与民间的共同需要，采用“体制内”的方式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服务，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目标有可能通过民间组织居间协调变通为社会和个人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如此运作的同时，民间组织实际上经由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民意输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恰恰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民间性”（陈明明，2006）。具体到杨伯寿工作室，它一方面固然深深受制于国家的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

我们几乎可以说，人民调解是一部中国研究的“活教材”。长期以来，受西方二元论认识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如现代/传统、国家/社会、理性/非理性——来想象和研究中国。然而，在人民调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充满着理性算计。也许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本文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而最后的结论恰恰是要突破国家/社会的二元叙事框架。其实这并不矛盾，概念的划分（二分法）永远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理论（超越二分法也是以二分法为基础的），研究者只要对这些分析工具进行必要的反思，认识到概念的人为性、非自然性和简化的本质，就完全可以避免将“国家”与“社会”或“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换言之，概念的简化是必要的，但我们要避免粗暴的运用。不要让现实来俯就理论，而要让理论来呈现事实。

饶是如此，“国家与社会”范式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在于将国家、社会的同质性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用理论的逻辑遮蔽了非同质性的国家、社会在经验层面上的多重互渗问题”（张佩国，2006），而事实上，“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也非简单相对于国家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因此，无论是‘国家’抑或‘社会’，都是需要在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邓正来，1998：157）。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本文尽管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却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内部的这种异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个明显的失察之处就是，作为“条”的司法局与作为“块”的街道在对待人民调解的立场上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给人民调解组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人民调解要远比本文所描述的复杂得多，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社会科学的关注和解答。譬如，为什么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走向当下这样一种形态，其内在的根源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果说当前的“社会化”只是“再组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社会化之后的人民调解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民调解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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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范文篇4

品牌基本观何为品牌

品牌是帮助企业从A点到B点的目标者心智认知提升路径，是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和投入ROI的有效方式，品牌战略不是企业战略，是战略的外化。在中国市场上，品牌的作用和价值并没有达到企业运营的共识，感性的部分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中所占比例更大。而当你的商品没有独特差异主张时，如何去塑造情感的部分，让消费者选择你呢？这就要提到品牌作用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品牌作用的起点是确定竞争地位。产品过剩时代，消费者心智的份额才是决定市场份额的基础，所以经营重心是客户的认知，竞争的主战场是消费者的心智。其次，品牌作用的目的是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驱动企业各个部门行动一致，使得营销行动和传播行动一致，使得用户体验一致，从而企业的ROI达到最高点。最后，品牌作用的落点是塑造消费体验。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品牌是消费者对于某商品产生的主观印象，并使得消费者在选择该商品时产生购买偏好，这是非客观的，能够提供选择依据的企业的溢价来源。什么是社会化营销认识社会化营销之前首先要弄懂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也称社交媒体，指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是人们彼此之间分享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等。社交媒体爆发出令人眩目的能量，其传播的信息已成为人们浏览互联网的重要内容，不仅制造了人们社交生活中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更进而吸引传统媒体争相跟进。社会化营销，看的不是传播平台，而是传播方式。如果在SNS网站上买号买位置，如朋友圈广告，后期并没有涟漪式传播的话，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营销。

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化营销

信息传递的方式彻底改变，媒介失去绝对的话语权，消费者拥有信息自行流通的能力。媒体生态变化导致传播手段不断升级，因此社会化营销是历史必然。如何做社会化营销传统企业做社会化营销有三步曲：第一步：面——规划自媒体矩阵从大众传播时代到社会化传播时代，消费者拥有信息自行流通的能力。每个人接收信息的路径不同，社交网络特性更不相同，所以我们要规划自媒体矩阵。不同的自媒体号，在用户的决策逻辑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它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能力：知名度、认知度、好感度、忠诚度、口碑/转化、影响力。不同社会化媒体矩阵对消费者的信息接受和购买决策起不同作用，但对于线上渠道、销售渠道的落地，以及数据和粉丝转化的一个阵地，这是做自媒体矩阵时需考量的。第二步：线——年度经营规划及内容板块规划布局完以后，内容不能随机发放，自媒体矩阵中各个自媒体的定位不同，因此一定要有线性的规划意识。同时，一定要搭建数据池。未来商业世界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用户资产的竞争。你能拥有多少用户，并且这个用户的质量、活跃度和对你的忠诚度多高，就意味着你在商业世界里未来掌握的资产有多大。可以说数据是品牌未来最有价值的资产，用户数据是未来商业世界的钥匙，因此数据之于营销，是效率，更是智慧。

社会化范文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社会化

大学生历来是对社会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高智力青年群体，他们思想情感、道德观念、意志品质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大学生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接受着正面、规范的理论教育，有较强的好学心理和良好的感知能力；其最先感受到社会多样化的变化并在价值观念上表现出来；接受的书本知识较多，参与的社会实践较少，对社会的主、客观认识不足；逆反心理强，对社会制度的遵从感减弱，个人主义增长……承担着祖国兴衰荣辱重大使命的大学生，其社会化的进程势必被高度重视。

一、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大学生社会化的必然性

社会化，即自然人通过主、客体的不断作用，将外在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我的行为标准，并逐步成为一个思想进步、心理健康、具有一定技能、对社会有用的人的过程。教育，即通过培养人的活动而作用于社会，促使受教育者从无知转化为有知，从没有良好品德到有良好品德，从身体软弱转化为身体强壮，以及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将观念转变为行为、习惯等。教育的目的，是把人类已有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经验、技术、理论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素质，其实际意义在于辅助受教育者完成社会化、作用于社会。从这一角度可见，社会化与教育目的相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大学生成长的背景和现实条件，决定了教育是大学生完成社会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尽管提出了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要求和设想，可以广泛运用大众信息媒体进行教育，且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家庭生活等也被赋予教育的职能，事实上，学校教育是大学生社会化最为高效、可靠的教育方式，而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学校教育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神圣使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使大学生身心得到和谐健康发展，而且是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有力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化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具有双向性：不仅对实施教育的社会化主导力量有益，也对受教育的社会客体有益，它既是客观的，又具有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对大学生行为起调控作用，对大学生日常心理进行指导与帮助。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灯塔，同时也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提供服务和保障。

二、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大学生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承担着“资政”和“育人”的双重功效，其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途径对大学生社会化发生作用。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使大学生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更好的转变自己的社会角色，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根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前提和保障。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注重实现自我的同时，往往忽视和拒绝贡献社会，在自我与社会之间未寻求到合理的平衡点，从而削弱了其社会责任意识。大学作为一个活动及社会影响复杂的高级文化教育机构，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通过“两课”教育、积极分子培养、树立先进典型等方式，引导大学生从实际出发，用进步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武装自己，培养大学生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积极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情操，使大学生把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脚踏实地的完成进入社会前的最后准备。

（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指引社会化方向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苏霍姆林斯基说：“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一颗积极、虔诚、上进的心，完成社会化的每一步，而最终成为一个优秀、成熟的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军事训练、参观革命英雄纪念馆，聆听爱国主义讲座，传唱红色经典歌曲等方式，使大学生明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应好好珍惜，并将这一认识内化于行动之中，自觉把爱国情感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用实际的爱国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以公民道德教育为前提，奠定社会化基石

道德教育是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渐进的过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道德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锤炼大学生的意志品质，使其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得到培养，使其在参与中培养友善、礼貌、诚信、勤俭的道德行为。其次，结合拖欠学费、考试作弊等身边现象的分析、引导、教育，也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教育的特点，利用校园文化、教师人格影响等因素，让大学生潜移默化的受到教育，增强道德品质，提高社会责任感，完成社会化。

（四）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提升社会化成果

素质是先天遗传加后天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内在的、综合的、整体的素养，是一个人对客观世界和周围事物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体体现。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等，使大学生视野得到开阔，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得到加强，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社会交往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为大学生踏入社会，转变角色做好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准备，使其有条件成为高瞻远瞩，勇于开拓，拥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社会成员。

社会化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

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为出发点，以保障城市“三无对象”和低保对象等困难老年人为重点，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

二、基本方式

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要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以城市市辖区和县级市为单位，先试点，后推广；二是以大中城市举办的各类养老机构为单位，开展示范活动。民政部制订示范活动的基本标准，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具体标准。要通过示范活动，争先创优，树立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的先进典型，探索建立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的思路和途径，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的作用，全面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

三、基本标准

1．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制定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发展规划，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国办发〔2**〕19号）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制定出台促进老年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把养老服务尤其是“三无对象”和低保对象的养老服务提到工作议事日程。

2．养老服务保障。“三无对象”和低保对象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养老服务得到较好的保障；将发展老年福利服务的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对社会力量兴办的老年福利服务机构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3．养老形式多样。建立以国家、集体投入为主导，以社会力量投入为新的增长点，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为依托，以老年福利服务机构为骨干的老年福利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4．服务网络健全。街道和社区建有一大批小型分散、方便适用的老年福利服务设施，“星光老年之家”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广大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康复医疗、体育健身等多方面的服务，老年人的满意率为90％以上。

5．社会力量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社会力量积极兴办老年福利服务事业；辖区现有老年服务设施和卫生、体育、文化等设施向社会开放，为老年人提供优惠服务；培育和发展社会服务团体和社会性中介组织，积极发挥其为老年人服务的作用，形成关注和支持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良好氛围。

6．群众广泛参与。大力提倡社会互助，发展和壮大志愿者服务队伍，实现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经常化、制度化；老年人协会等群众性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7．服务队伍爱岗敬业。建立一支具有奉献精神和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养老服务队伍；要按照《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做到持证上岗，不断加强养老服务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并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8．养老机构优质高效。养老机构建筑设计符合国家标准，设施设备完善，管理规范、服务优质，实现由福利型向福利经营型、封闭型向开放型、供养型向供养康复型的转变，维护和保障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职工对领导班子的满意率为90%以上，入住老年人的满意率为95%以上。

四、指导原则

1．以民为本，为民解困。开展示范活动要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以不断满足老年人尤其是“三无对象”和低保对象等老年人的福利服务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社会福利维护民利、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的本质要求。

2．形式多样、服务优先。开展示范活动必须坚持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倡导多种形式养老，开展多样化服务，大力推进老年福利服务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

3．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开展示范活动的重点是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种养老服务形式，工作基础在社区。要以示范活动为契机，从养老服务的基础工作抓起，从薄弱环节抓起，解决老年人最需要、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

4．因地制宜，勇于创新。坚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利用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形成各具特色的示范典型。

五、基本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被确定为试点单位的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周密部署，扎实有效地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

2．积极指导，精心组织。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指导，认真组织试点和示范活动的实施，切实做好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确保示范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民政部将对工作出色，开展示范活动成效显著的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社会化范文篇7

摘要：我省各家医院已经逐步实施新的处方管理办法,通过计算机管理可防止处方外流的现象,甚至某些大医院与药房协作实行代号保密处方的做法统统叫停了。医生的处方透明公开,病人享有知情权,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药房购药,这是新处方制。

以我省为例,目前,全省(使用招标药品)已进入第5标、第6标的药品使用阶段。第4标药品以后,政府对药品售价就作了限制,只在招标价基础上顺加15%,高额利润已经取消,而医保中心的介入监控,又使医院为治疗病患者超标范围的医药费埋单,并罚款赔钱。比如我院规定药品收入最高不可超过医院总收入的46%(实际比例还低于此数的),但这46%只是收入而非利润。利润应是药品批零差。所以,药品利润远低于医院总数收入的46%。由此可见,药房社会化并不会影响医院正常发展,因为今后销售药品不是医院经费来源的主流。

医院为了生存需要,又失去高额利润的药品支持,必然不断提高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使患者能享受到更好、更全面的治疗护理。

我省各家医院已经逐步实施新的处方管理办法,通过计算机管理可防止处方外流的现象,甚至某些大医院与药房协作实行代号保密处方的做法统统叫停了。医生的处方透明公开,病人享有知情权,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药房购药,这是新处方制度给患者带来的民主和自由。既然如此,药房社会化并不严重影响医院的正常运作。

药监部门对社会药房、药店管理严格,处罚严厉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药店的药品质量与服务设施正在逐年完善,品种也比较齐全,甚至超过医院。只要放开竞争,处方药品就会逐渐增多,不必担心药品配不齐现象。

新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医生处方一律使用通用名,并让患者自主选择购药,从而切断了医生与药商的关系,就铲除了收取回扣的土壤。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平衡医院与生产流通企业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医药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公务员之家

通过市场平等竞争,将疗效不确定的暴利型药品淘汰出局,药价由市场决定,病人自主选择,还可以避免医保用药超标现象。优化资源:医院药师资源富余,药师应该可以从繁重而又重复的药品调配工作中解放出来,转变职能,发挥其专业特长,紧密联系临床、大力发展临床药学,为病人提供全程化的药学服务,并开展临床用药监测,为病人提供合理、安全、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案,协助临床医师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缩小行业差距,社会药店人才不足,而医院人才济济,可以让一部分药学人员充实到社会药房,以提高技术含量,在三尺柜台上更好地开展药学服务,提高药店的可信度,那么对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及保健意识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实行药房社会化从根本上解决了以药养医现象,消除了医患矛盾,改变了看病难、吃药贵的现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更加端正医德医风,让白衣天使的良好形象回归百姓。我们要用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逐步实施,所以在全面实行改革前,一定要充分的调研准备,同时在相应法律法规出台并完善后方可大力推广,从而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颁布,2007,2,14.

社会化范文篇8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本质；功能

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即使在我国当下也不是什么时兴和前沿的事情了，但是从实践层面上看，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仍有待于提高。在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仍然不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加强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客观地揭示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全面分析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社会化研究最早发轫于美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种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

研究政治文化问题的学者们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理论等，这些是不能遗传的，任何人也不能把他自己所具有的政治文化通过生理途径传给他的下一代；一般来说，政治文化都是后天得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政治社会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较为经典的界定就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实际上，政治社会化无非是指：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政治文化内容，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的过程；通过这种传播，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

二、政治社会化的本质

尽管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提出，为了保证研究的“纯客观性”和“精密性”，在研究中要保持“中立”、“公正”，摒弃意识形态，去除“价值偏好”，但即使研究者真能做到中立和公正，也不能否定和掩盖政治社会化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第一，从政治社会化的目的看，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结果或目的就是维持特定的政治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政治文化传授给其社会成员的过程。其本质是政治体系包括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有目的地将该政治体系所确认的政治思想、观念、意识、行为方式等传授给社会成员，使他们形成特定的政治心理、政治信念、政治价值观，并使他们产生政治共识，规范政治行为。有研究者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使政治从少数人的专利，从少数人活动，变成为大多数人所从事的活动，使大多数人介入政治过程，使政治成为社会行为。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它忽视了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目的。在一切剥削阶级社会里，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目的绝对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或参与政治，而是通过民众的政治感情的释放来达到对现实政治体系和国家政权的默认和支持，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况且，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向、方式和方法等都是由政治体系规定或设定的。

第二，政治社会化不过是由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社会化。从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看，尽管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是，国家政权主导或控制下的学校、大众传播工具和社会政治组织无疑是最根本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或执政当局都把学校看成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途径和场所。而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构，或者是由国家创办的，或者是由国家资助的。因此，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使学校贯彻国家的政治意志、政治意图和政治方针。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工具毫无疑问是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它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谁掌握了大众传播工具，谁就拥有了政治文化的领导权；而所有统治阶级都会毫无例外地、牢牢地掌握和控制着这一舆论阵地的领导权。除了学校和大众传播工具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外，由国家政权掌握和控制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社团、政党、国家机关等，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机构中，政党是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它通过宣传党的纲领、政策主张，影响社会大众的政治态度；通过发展新成员，使他们在党组织中受到社会化的培训；通过党的各项活动，来实现其成员和拥护者的政治参与。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不过是由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社会化。

第三，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看，政治社会化所要输出的并不是全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信仰系统以及关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运转模式的认识体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体系中主导的、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中，政治思想代表着主流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规定着主流政治文化的质，构成主流政治文化中最活跃的层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思想通过与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而实现其功能。因此，任何政治社会化不可能不具有阶级倾向性；统治阶级主导的政治社会化必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总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社会化不过是各国政治精英改造政治大众、精英政治文化改造大众政治文化，使社会发展的趋向按照精英政治文化的要求而进行。而所谓的政治精英不过是统治阶级集团的简称。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类国家。政治社会化，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就是要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第一，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灌输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它首先面对和必须接受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既定的政治文化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首先碰到的将是同过去政治制度和社会相联系的旧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和政治理念等政治文化，因而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功能就是对旧的、过时的、腐朽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造。改造旧的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对公民或国民进行新的政治文化宣传和灌输。新的政治文化就是同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系统相一致的主导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政权系统，如果不能及时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和渗透新的政治文化，使人们思想在主流的政治文化下统一起来，它就不能有效巩固其统治。主导政治文化是统治阶级政治意识的集中表现。政治体系总是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通过传播。使之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实现政治文化的新旧更替。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的就是使社会成员认同国家的主导政治新文化，因为，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只有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政治权力才有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就没有权威，法律就无人服从，税收就无人交纳，政治就不能稳定。而对于一个政治团体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纲领就无法实现，领袖就无人追随和拥护，它组织的政治活动就无人参加。”因此，任何一个希望能够巩固和维持下去的政治体系，都要努力使它的社会成员接受新的政治文化，从而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政治价值标准、政治规范，承担起他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不能使其成员及时接受其新的政治文化，“那么必定会出现政治文化的断层，人们将会对现存的政府产生严重的认同危机，导致大量的政治不服从行为，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甚至政治统治将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第二，推动社会政治化，维护和保持主流政治文化。确立新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维护新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更非易事，丝毫也不能懈怠；因此，政治社会化不是一劳永逸的。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持续的政治社会化才能达到新的主流政治文化的巩固。持续的政治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造成社会的政治化局面。在这种宏观的社会政治化背景下，国家强力政权机构，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运用各种宣传政治文化的手段和方式，对国民进行舆论造势和政治信息传输，施加政治影响，将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授给公民。而公民个人也正是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接受主流的政治文化，获得并维护符合主流要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模式。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政治社会化或社会政治化之中，当他能够与外界交流信息以后，他周围的人们和周围的环境就有意无意地向他传递某种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就是公民个体适应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方式。社会政治化的结果，也造成了政治文化在人际之间的传播和代际之间的延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形成、确立和维护新的主流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

第三，塑造合格的政治人，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就现代民主国家而言，任何政权的巩固，任何政治系统的运行，都必须要有符合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要求的合格政治人；否则，政治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塑造出符合现行政治系统要求的合格政治人。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指出，“处于一个政治体系之内的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并不完全相等。有些人漠不关心；其他人则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甚至在那些深深卷入政治的人中，只有一些人积极地谋求权力，在谋求权力的人中，有的人比别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也就是说，政治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政治人的。但是，政治系统需要政治人；于是。政治系统就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造就、塑造能维护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人。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政治角色，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因此，“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公民的政治影响和公民在社会中进行政治学习的辩证统一过程，它的本质要求就是塑造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人。”

社会化范文篇9

关键词：医院；后勤管理；社会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社会化服务行业水平的提升，后勤服务社会化是医院后勤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推行全方位后勤服务社会化可以有效地节约开支，降低后勤管理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后勤服务质量；医院可以集中资源用于核心业务，将管理者从繁杂的后勤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

一、后勤管理工作繁杂，催生服务社会化

后勤管理工作繁杂、任务多、时效性强，包括财务管理、物资采购、设备维护、基建维修、住房管理、伙食供应、绿化养护、安全保卫、物业服务等，它是整个医院管理工作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医院的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是医院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持和保障。由于后勤保障项目的多样化，医院不可避免地须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进行管理。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医院后勤保障机构众多、在编人员数量庞大的局面，造成了财力和编制资源的浪费。且后勤岗位缺乏流动性和竞争性，导致人员年龄结构偏大、个人综合水平不高、人力资源利用率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院的服务效率与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院管理理念的不断发展，医院对后勤服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有后勤职工的素质和能力已跟不上医院现代化管理的节奏。专业的社会化服务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和成本优势，大大降低医院的管理成本，同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二、公立医院运营模式特殊，无法快速实现全面社会化

后勤服务社会化最常见的形式是按专业单独外包，例如，环卫保洁、物业管理、水电维修、电梯维保等。公立医院是公共服务性质的事业单位，在岗人员较多，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原有职工的分流和安置。因此，可以先从人数较多、工作技术含量较低的岗位开始施行，减轻压力，循序渐进。同时，医院后勤服务也不能过分地依赖社会化服务公司。例如，后勤服务包含众多维修类工作，医院的特殊性要求后勤保障必须反应及时，因此医院应储备专业维修人才。完全依赖社会化服务公司，102ACADEMICFORUM/学术论坛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响应不及时，服务质量不高，投诉率上升等。这就偏离了社会化的初衷。医院在进行后勤服务社会化时，须要保留有工作经验的专业后勤人员，组成新的管理团队。医院后勤管理与部分服务社会化并存，共同做好医院的后勤保障工作。

三、管理经验不足，对社会化服务监管不强

医院后勤管理者既要做好对在编职工的管理，又要做好对与社会化服务企业的工作质量管理，这就导致院方应使用不同的规章制度去管理两套班子。然而相关制度并不健全，由于后勤工作涉及的专业众多，制度和标准的制定也较为困难。同时，医院后勤管理队伍缺乏专业的后勤管理人才，后勤员工的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服务意识不强，导致后勤社会化管理质量不高。后勤管理工作是一个繁杂、系统的保障工程，后勤管理部门应制定一套完整的实现管理标准化、运行规范化的工作制度。同时，这些管理制度须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不断修订完善。

四、结束语

坚强有力的后勤服务是医院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优质高效的后勤服务是医院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必将逐步发展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后勤社会化服务市场也将进一步得到拓展。各种专业服务公司将会积极参与到医院后勤服务与后勤管理体系中，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化后勤保障服务，这也是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方向。只有正确把握医院后勤管理发展的方向，积极推进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才能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得更快、更远。

参考文献

[1]李亚萍.我国公立医院后勤管理社会化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J].医学与社会,2008(9):23-25.

[2]张健龙.医院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几点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15(7):55-56.

社会化范文篇10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仅需要学校和社会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条件，更主要的，还需要大学生自身具有接受政治教育的主观认识，并且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每个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程度都与其自身的主观因素密不可分。总体来讲，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定型，心理状态不稳定，这常常使他们在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上产生主观随意性。1.政治认知模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时常滞后，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严重普遍存在，这些现实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头脑，使得部分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对政治教育持怀疑态度，动摇了他们原有的政治信念，使其政治认知不断模糊。当他们一旦大学生发现现实社会与理想完全不符时，很多人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脱节的鸿沟中，产生愤世嫉俗心理。这使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他们在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同时，又常倾向个人主义，他们表面倾向务实，深层陷入困惑，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呈现关心与冷漠相融，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的心态。［4］而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观念发生了刻变化，他们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缺乏主动性，对教育部制定高等教育政治理论课产生厌倦心理和抵触情绪。2.政治内化能力低，政治鉴别能力差。社会政治教化和主体内化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两个基本方面。所谓主体内化是指大学生经过一定阶段的政治学习、影响和政治教化，将主导的政治文化逐步为自己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大学生在校园里进行理论学习，往往缺乏政治实践，政治整合能力差，加之主观不协调，心理发展不够成熟等因素，对其政治内化能力产生影响。所以大学生虽然对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表示关注，但是往往缺乏理性思维人云亦云，缺乏理性的政治评价和分析。3.政治认知偏激，政治信仰危机。大学生在认识社会时，由于他们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加之社会的东西不能面面都看得到，所以容易产生认识上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对社会现实的政治产生偏激的认识。［5］例如大学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会经常耳闻目睹一些社会不正之风和党内腐败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大学生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使原有的不很牢固的思想信念发生动摇，政治追求上表现出无所适从。出现“理想、信仰是需要，但并不重要”的想法，甚至造成信仰危机。当然更多的大学生还是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但也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投机，他们加入党动机不纯，其中抱着“把入党作为今后就业的敲门砖和个人升迁的政治资本”的态度入党，仍旧不乏其人。4.政治价值取向错误，功利化色彩浓重。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唤醒了大学生思想中的“主体意识”，他们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与评判上，开始重视个人利益，甚至开始崇尚“合理的利己主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表现出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大学生价值观的这种变化使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上，撇开了内在的、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转向较为功力型价值观念，在生活志向上趋于功利，信奉“利己不损人”，“既向前看，也向钱看”，有的甚至造成人格扭曲，有的大学生求学仅是为“得到一个学历，找一份好工作”，缺乏远大理想，而把“贡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远大政治目标割舍其后。

二、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生矛盾问题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大学生思想行为中出现一些偏颇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此，针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原因，提出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一)充分发挥大学生自身主观能动性

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学生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是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对个人的“教化”;而作为主体，他们是个人自我“施化”。由此可见，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因，因此，要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的问题，提高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必须提高大学生自身的觉悟。大学生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大学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角色，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快角色转换，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自觉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使自身的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建立在对政治事物的科学认识和理性选择上。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明确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及所产生的可能后果，避免盲目参加，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范。第三，对个体政治心理进行积极的调解。政治行为的中介环节是政治心理，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容、方向和方式。［6］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政治心理调整到与社会群体心理相一致的程度，才能够产生正确的政治认识，高尚的政治情感，积极的政治态度和持续稳定的政治意志。

(二)发挥校园高等教育作用

1．加强校园政治文化建设。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在学生自身、学校、社会、大众传媒等多重影响下进行的。学校作为教育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重要的因素。学校的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规范、政治理论体系等。学校只有通过传播社会主导政治文化，才能促进大学生完成政治社会化。这就需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给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良好的空间。高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新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德育教师和政工干部队伍为主要骨干力量，以学生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为主要对象，坚持不懈地加强马列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2．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要改变个体的政治态度，引导个体参加有关的政治社会社会实践是重要途径。良好的政治技能的养成最好能通过切身的政治实践来进行。因此，要建立与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同时，学校职能部门要为实施实践环节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学生成立和建设好各种政治团体，在场所、经费上提供物质保障。社会实践是青年大学生从学校走上社会的桥梁，一定要通过社会实践，以大学生所见所闻赋予政治教育生动的内容，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吸取和接受社会政治规范。对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并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社会调查、社会综合实践、帮助孤寡老人、走近特殊教育儿童等青年志愿者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中，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积累社会经验，逐步实现政治社会化。

(三)优化社会环境

环境对人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校园环境，还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1．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重塑政府形象，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影响政治社会化的最大障碍是党内腐败，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政治认同的淡化和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与冷漠化。因此要将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进行政务公开，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属性好转，从而净化社会风气，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所以要加强党和政府自身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树立高效务实，公正廉洁的自身形象，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十分重要。2．发挥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目前，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当然网络媒体具有双面影响，我们要趋利避害，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以促进大学生沿着正确的方向完成政治社会化。第一，强化网络中的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网络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体现，为大学生张扬个性化提供了其他载体无可替代的空间。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实施需要根据大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建立相关的网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积极寻求网络中灌输的方法，通过语言、行为、情境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第二，加强网络的法制管理，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创造有序的网络环境。网络是个虚拟社会，同样需要法律的制约，否则网络就可能出现混乱状态，造成反革命思想和反华言论泛滥。因此，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对网络进行管理和监督，加强互联网方面的执法，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