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后果范文10篇

社会后果范文篇1

由此可见，货币价值，也就是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对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它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类似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现在仍在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后果，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当货币价值发生变化时，它对一切个人或一切计划目标所施加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个人的收入及其支出并不是在同一比例标准下改变的。因此以货币计量的价格和报酬的改变对不同阶级一般都会产生不均等的影响，把财富从这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使某些人突然暴富，而某些人则贫困潦倒，财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计划受到了破坏，令原有的期望无法实现。

自从1914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波动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竟使其构成了近代经济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以金、银或纸币计量的价值标准，都曾经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不仅如此，这种波动所侵扰的社会，与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相比，一般认为价值标准应该是相当稳定的。

在拿破仑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物价在波动最猛烈时，一年间的涨落差距达22％；在19世纪初期，价格水平达到了最高点，尽管我们一向把这个时期看作是货币史上最紊乱的一个时期，但就价格水平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比较而言，在长达13年的时期内，两者相差也还不到1倍。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形与近9年来不同寻常的变化作一比较。从1914年到1920年间，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说，相对于可购买的物品供给而言，支出货币的供给出现了极大的扩张。从1920年起，重新恢复对其金融局势的控制的那些国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消灭通货膨胀，因而过分缩减了其货币供给，于是又尝到了通货紧缩的苦果。而那些没能重新控制金融局势的国家，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比以往更加严重。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两者都会改变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不过相比而言，通货膨胀更为严重一些。两者对财富的生产也同样会产生影响，前者具有过度刺激的作用，而后者具有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通货紧缩更具危害性。对于我们来说，把讨论的问题像以上这样分类研究，应该是最便利的方法——首先考虑货币价值变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膨胀；其次分析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作用，这时主要关注的应是通货紧缩。

一、币值变动对分配的影响

1．投资者

在货币的各种职能中，有些主要是以其实际价值在某一时期内几乎固定不变这一假设为依据的。其中主要的是那些与广义的货币投资契约有关的职能。这类契约——即规定在一段时期内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那种契约——正是我们为方便起见所称呼的投资制度（区别于一般的财产制度）的特色所在。

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中，许多举措都是为了使财产的管理权从其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这些举措主要有三种类型：（1）财产所有者失去对财产的管理权，但仍保留着对他的财产，即实际的土地、建筑物、机器或成为其财产的任何其他东西的所有权，保留所有权的典型方式是持有股份公司的普通股；（2）财产所有者暂时同其财产脱离关系，并在此期间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货币，但最终财产所有权仍由他收回，此类型的典型模式是租赁；（3）财产所有者同其财产永久地脱离关系，由此获取的报酬或者是无限期的以货币计量的固定年金，或者是有限期的年金，在期满之时归还以货币计量的本金，此类型的典型形式是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和优先股。第三种类型体现了投资的充分发展形态。

只要有货币的借出和借入，就必然存在规定在将来某一时期收回一定数额货币的契约（至于将来收回之际货币实际价值出现的变化，契约内并没有加以规定）。租赁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对政府和少数私营实体如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贷款形式，在18世纪就已经很常见。但在19世纪，这些方面有了新的进展，进一步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20世纪初叶，有产阶级分化为两种类群，一种是“企业家”，一种是“投资者”，两者在利害关系上存在着某些区别。这种区别在个人之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因为企业家也可以是投资者，而投资者也可以持有普通股；但是这种区分又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很少被关注就忽视它的重要意义。

借助于这样的制度，活跃的企业家阶级，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还可以运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来资助他们的企业；另一方面，从事专门职业的阶级和有产阶级则找到了利用他们资源的一种方式，这一资源利用方式使他们既减少麻烦，又无责任，而且（据说）风险也很小。

这种制度在整个欧洲实行了整整100年，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使物质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长。储蓄和投资，对于一个大的阶级来说，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他们所喜好的事物。储蓄很少被提取，在复利的条件下，储蓄的积累使物质的充裕成为可能，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代的伦理、政治、文学和宗教共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默契，其目的就在于促进储蓄。上帝和财神和谐一致。有钱人在尘世中寻到了祥和。富有之人毕竟是可以进入天国的——只要他储蓄。天国响起了新的福音。天使们唱道：“这真是不可思议，通过上帝贤明、仁慈的安排，当人们尽管只是为自身利益考虑行事时，却对民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营造的氛围使扩张企业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与一个安逸富足的非企业阶级的发展和谐一致，相辅而行。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的命运主要寄托于货币的稳定；但是在普遍享受舒适和进步的过程中，对于货币是否能够稳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稳定，缺乏必要的关注，而大都抱有一种毫不怀疑的信念，认为这些事情会自行解决，而无须顾虑。于是投资之风气越来越广泛，数额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对于中产阶级而言，金边债券成为最持久、最有保障的财产的代表。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货币契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传统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的法律，鼓励财产受托人把他们的信托资金全部用于此类交易，而且事实上，除了地产交易以外（这是一个例外，它本身就是早期情况下的一个遗留产物），信托资金是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的。

19世纪总是深信自己的幸福经历会永久持续下去，而对以往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教训，却置之不理；在这方面是这样，在别的方面也是这样。人们也许忘记了，货币即使用某一金属的固定量来体现时，在历史上也没有保证货币绝对稳定的范例；现在要指望以不变购买力所体现的货币趋于稳定，那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货币实际上只是一种由国家随时宣布的、履行货币契约的适当的法定清偿物而已。到1914年时，黄金不再作为英国的价值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在其他国家，黄金不再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每一次长期战争或严重的社会动荡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法定货币的变化，但每一个国家关于货币的历史记载表明，从有经济记载时起，代表货币的法定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几乎不断下降的。

不仅如此，贯穿历史的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过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其背后，有两个巨大的推动力——政府的贫困和债务者阶级的强大政治势力。

由货币贬值而引发的征税权，自从罗马帝国首次使用以来，已经成为国家所固有的一项权利。法定货币的铸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后的储备，任何国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会宣告自己的破产或倒台。

此外，我们在下面还将看到，从通货贬值中获取益处的不仅仅是政府。农民、债务人以及到期偿还固定数额货币的一切责任人都会从其中分享益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活跃、积极的因子是企业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这种地位的却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些在过去促使货币贬值的世俗变化，对新兴人物起了协助作用，把他们从毫无生气的过去解脱出来；他们以牺牲旧财富为代价而获取了新财富，以建立企业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财富堆积。货币的贬值倾向，在过去是对由复利产生的累积成果和财产继承的一个强大抵消力量，而现在则是对旧有财富的严格分配，对财富所有权和行为权划分的一个松弛的影响力量。在这种方式下，每一代所继承的遗产，都会部分地受到剥夺；因此除非整个社会能自觉地慎重考虑，以其他某种更为公平、更为适宜的方法来代替此种方式，否则，建立永久性财产制度的计划肯定会遭受挫折。

总之，在这两种力量——政府的财政需要和债务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时而是这一种，时而是那一种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的进展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自从公元前6世纪最早发明使用货币时起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价值标准会自然下跌，如果这一点没有发生的话，货币的贬值就会来完成这项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货币，因此很容易忽略货币的本质内容，而把货币本身看作是绝对的价值标准；此外，对于普通人来说，当百年的实际经历并没有干扰他上述的原有观念时，他就会把错觉看作是事实，就会把经历三代不变的事实看作是持久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19世纪的事态发展历程支持了这种观念。在世纪最初的二十几年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物价高涨伴随着货币价值相当迅速的增长。在随后的70年里，除了某些暂时波动以外，价格是趋于不断下降的，到1896年时达到了最低点。就趋势而言，价格的确是不断下降的，但从整个长期过程来看，显著特征却是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和1915年，以及与各该年相近的时期内，价格水平大约处于相同的水平。1844、1881和1914年也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价格水平。如果我们把这三年的物价指数规定为100，我们会发觉，从1826年起到大战爆发止接近于一个世纪的时期内，物价指数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动限度，都不超出30点，也就是说，物价指数从来没有超过130或低于70。难怪我们对长期货币契约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心。黄金作为一种人为规定的标准，并不具有所有的理论上的优点，但是其价值并不是能够随意操纵的，实践证明它是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早期阶段，英国统一公债的投资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是确保了投资的安全，关于这一点已被认为达到了尽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资资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体现资本年收入的年购买力指数有了提高；最后，每年货币收入的购买

力总体上也有了提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从1826年到1896年这70年间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铁卢战役之后紧接出现的短期显著上涨，这里暂略不计），将会发现，统一公债的资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体而言，是从79提高到109（尽管在戈申执政时，公债利率于1889年从3％降到了2．75％，又于1903年降到了2．5％），同时年息收入的购买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况下仍然提高了50％。不仅如此，统一公债在稳定性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统一公债的价格除了危机时期以外，从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当君主王权行将崩溃之际，其跌幅也仅仅是5点而已。维多利亚女王初登王位时，公债价格是90，而到她举行登基60周年纪念时，价格却达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就难怪比我们长一辈的人，要把统一公债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投资对象了！

于是在19世纪，产生了一大批有权有势，而且又极受尊崇的新兴阶级，这些人个个都很富有，其财富总和也相当巨大。他们拥有财产的形式并不是建筑物、土地、企业或金银珠宝，而是一种权利，借助于此项权利，他们每年都可以获取一定的法定货币收入。这种在19世纪造就的特殊产物，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炫耀的一个事物，结果中产阶级大都把他们的积蓄投入于此。习惯势力和令人满意的经历使此类投资在安全方面享有绝对令人信服的声誉。

在大战前夕，这类中介财产，由于价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经开始蒙受损失（与19世纪中期的鼎盛时期相比较）。伴随着战争爆发而来的一些货币方面的变故，使这类财产的实际价值，在英国损失了一半，在法国损失了7／8，在意大利损失了11／12，而在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分裂之后又重新成立的那些国家，其价值基本上已损失殆尽。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由于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所实行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投资者阶级所有财产实际价值中的一个很大部分，被白白地拿走了。这种损失的发生来势迅猛，同时又与其他一些更糟糕的损失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单就这项损失将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一点来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使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大陆，中产阶级在战前投资于债券、抵押或银行存款方面的积蓄，已经大部分或全部损失殆尽了。毫无疑问，这场经历将改变人们关于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心理。这种过去被认为是最安全的行为，现在却被认为是最不安全的了。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既不胡乱花费，也不“投机取巧”，只是“为其家庭谋求适当的准备”，他赞美安全，严格信守从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以及老于世故的可敬信条。的确他是最不想侥幸获取财富的，然而结果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从以上所述能够吸取些什么教训呢？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把19世纪发展而来（至今仍保留着）的社会组织体制同对货币价值的自由放任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既不安全，也欠公正。那种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安排进行得很好的说法并不正确。如果我们想要把社会的自愿储蓄，继续吸引到“投资”领域，就应当使体现储蓄和投资的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以此作为审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遗产法和复利累积结果的影响下，如果不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闲逸分子从从事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收入中获取的份额相对过多时，的确应当重新分配国民财富；但是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方式，使一切形式下的财富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而不应当单单使相对无所依靠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2.企业家

长期以来，企业界和经济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即价格上涨对企业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家有利。

首先，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会使投资者蒙受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却是所得颇丰的。当货币价值下跌时，那些从事于企业经营的活跃分子显然会获取利益，因为他们每年从其所得利润中必须支付的货币数额是固定不变的，而随着货币的贬值，这项固定支出在其货币营业额内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比以往下降。这种利益的享有，不仅发生于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当价格定位于新的、较高的水平以后，就原有的债务关系而言，这种利益仍然存在。举例说明，整个欧洲的农场主，凡是以前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土地来经营农业的，现在都会感到这种债务负担已经几乎不成为什么拖累了，但是他们在债务上的解脱是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的。

不仅如此，在价格逐月上涨的变动时期，企业家还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意外财源。无论他是一个商人还是一位实业家，一般总是先买后卖，那么至少他的部分存货要面临价格变动的风险。因此，随着价格的上涨，他手里的存货也会升值，这样他就会处于“待价而沽”的地位，由此获取的利润将超出他原来计算的预期收益。处于这样的时期，做生意就成了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能借到钱，只要时运不是特别糟糕，都会从中获利，尽管这种收益对他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借钱经营的企业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他所偿还的货币借款，以实际价值衡量时，不仅没有体现出借款利息，而且比原先借得的本金还要少。

货币的贬值的确为企业家提供了一条致富捷径，但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大众所指责和非难的对象。在消费者看来，企业家的意外收益是造成令人厌恶的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与此同时，企业家本人在财富的纷繁变化过程中，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安分本性，他所关注的，只是当前的巨大利益，而对于在正常经营下所获取的相对较少但却是持久稳定的利润，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他头脑中所充斥的，全是赚取暴利的念头。不过这种暴利并不是他蓄意谋求的，他原来并没有这样的阴谋或打算，然而一旦他尝过这种甜头，他就决不肯轻易放弃，而会竭尽所能，争取继续占有这种意外之财。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这样的欲望，可以想像，他本人在心情上不会很舒畅。过去，他对同社会的关系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在经济结构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今天他却丧失了这种自信。他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以及本阶级的前途，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他对财富把持得越紧，就越是感到缺少保障。企业家，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前途发展的建设者，他的经营活动和所获报酬，在不久以前，还几乎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他被认为是一切人类、一切阶级中最应受到尊敬和赞许的、是最不可缺乏的一分子，而且如果他的活动受到阻挠的话，一般认为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是一种失敬、无礼的行为；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人人对他侧目而视，他自己也感到是被人猜忌、受人攻击的对象，是这种不公平的有害法律条例的受害者，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免有些罪行的，是一个“暴发户”。

在这个世界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如果一旦认为富人的所得只是凭了幸运的，那么凡是有血气的人决不会甘心安于贫困。企业家蜕变而成奸商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而这种心理平衡正是保持不平等收入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所谓正常利润的经济原则，每个人只是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但它却是资本主义合理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企业家的收益，只有在大体上、在某种意义上跟他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活动发生联系时，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以上所讲的，是由货币贬值造成的对现存经济秩序的第二种干扰。如果说货币价值的下跌会使投资活动受到打击，那么它对企业也同样会造成伤害。

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家也不允许独自享有其额外利润的全部。为了消除当前存在的弊端，我们采取了许多人所共知的补救措施，如补助金、价格和租金方面的规定，以及不正当利润的取缔、超额利润的课税等等，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到头来它们自身也变成了弊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当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价格趋于下降时，这对拥有存货的那些人所造成的影响，与价格上涨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意外的损失代替了意外的所得，而这种现象与企业经营的效率是毫无干系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将存货减少到最低限度，结果使整个工业陷入停顿状态。这一点，同以前竭力囤积存货的过度兴奋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失业取代了非法暴利，而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

3.工资收入者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工资变动总是落后于价格变动的，因此当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所得将会减少。在过去，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某些处境不利、组织混乱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在改善自己地位时，情况也依然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在英国，还有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开始在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力争使所得货币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不仅同以前一样，而且事实上要有所增加，使工资的增长同工作时间（或者是工作量）的缩减结合起来。在英国，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好是在整个社会总财富趋于减少的时候。这种违反常规的现象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其中肯定有一些可察觉的确定缘由。

有些工人，如铁路员工、矿工、码头工人等等，为了争取货币工资的增长，其组织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进。军队中的生活，也许是战争史上的第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传统的要求标准。士兵们比以前穿得好，饮食方面也往往好于工人阶级，他们的妻子，除了在战时有机会享有分居津贴以外，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比以往有所提高。

这些影响作用，固然是引发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动机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另一个因素，即企业家非法获取的意外之财，那么还缺少达到目的的手段。众所周知，企业家获取的巨额利润，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商业利润的一般水准，这一点使他们很容易地招致来自其雇员以及公众舆论的非难之词，不过由于财力上非常充裕，他们能够有效地应付这些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也愿意支付一笔赎金，与工人共同分享所得的意外横财。

结果是在战争结束以后的若干年中，工人阶级的地位，除了“暴发户”以外，相对于其他任何阶级，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他们的绝对地位也有了改进——工作时间缩短了，货币工资增加了，劳动力价格提高了，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付出每一单位的努力和劳动所获得的实际报酬，也比过去提高了。工人阶级当然欢迎这种发展势头，但是这种状态是否稳定，我们却无法加以估测，除非能够确切了解他们报酬增长的来源所在。一般说来，各阶级之间收入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确定国内产值在不同阶级之间分配的那些经济因素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状况是稳定的；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标准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变化后的收入是不可靠的，会有反复。那么我们在这里述及的工人收入增长情况，究竟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还是后一种原因呢？

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阶级也难免受到不利影响，但不利情况并不表现为实际工资的降低，而表现为失业，不过由于国家的资助，失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被大大地缓解了。随着价格的下降，货币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在1921年到1922年的萧条时期，工人阶级在若干年前取得的对中产阶级的相对优势，不仅没有逆转，而且甚至没有明显的减退。1923年，英国的工资率，如果把工作时间缩短这一因素考虑在内，与战前相比，显然要比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快。二、币值变动对生产的影响

对于企业界而言，任何原因，不管正确与否，只要由此预计价格要下跌，生产进程肯定会停顿下来；反之，如果预计价格要上涨，则生产将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价值标准的波动根本不会改变世界财富、需求或生产力的状况。因此，价值标准的波动，对生产的性质和数量两方面都不会产生影响。至于相对价格，即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对比价格，如果有了变动，则会影响生产的性质，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表明各种不同商品彼此之间的生产比率，与原来的已经不完全相同。但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会影响生产进程的事实，源于社会现存经济结构的特有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当一般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也就是当确定货币借入者（生产如何进行，是由他们主动决定的）对借出者（一旦把货币借出以后，他们在生产方面就处于被动地位）所负债务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动时，将会对这两个集团之间实际财富的再分配产生影响。此外，居于主动地位的借入者集团，如果能事先预见到这种变化，就可以提前采取行动，从而使自己在价格变化后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它转嫁给另一个集团，或者以另一集团的牺牲为代价，从中增加他们的收益。如果借入者集团预计价格要下跌，他们就会故意压低生产，这样做对他们也许是有利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人为的怠工将造成贫困。如果他们预计价格要上涨，就会增加借入资金扩大生产，由于我们曾经说过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报酬需要补偿社会整体的损失，因此生产的规模必然要扩大到足以提供这种补偿的程度以上。当然，有些时候价值标准的变化，特别是当这一变化事先没能预料到的时候，会使某一集团受益，而使另一集团受损，不过利益的偏差程度与这一变化对生产量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也许并不相称；但是处于主动地位的集团如果预期到这一变化的话，那么总体趋势就会同上面所描述的一样。其实这也就等于说，生产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在现时条件下企业家预期的实际利润。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适宜的判断标准，然而这种判断只有在各方面利益的微妙调节没有被价值标准所打乱时，才具有正确性。

货币价值的不稳定，也会直接带来很大的风险。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企业内会有一些货币支出，如货币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的支出等等，而在企业产品售卖之后，就可以补偿这类支出。这就是说，以整个企业界而言，它必然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价格上涨时有所收益，而价格下跌时有所损失。不管企业界愿意与否，货币契约制度下的生产技术总是迫使其行为具有很大的投机特性；如果它要摆脱这种局面，生产过程必然要陷入停顿状态。在企业界范围内，未尝没有一定程度的职能专业化，其中有一种专业投机者，他们对正常生产者有所援助，会替他分担一部分风险。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上面的论点。

由此可见，不仅是当价格变动实际发生时，某些阶级会受益，另一些阶级会受损（这一点是本篇第一部分的主题），而且由于价格下跌而引发的普遍恐惧心理，也许会使整个生产过程陷入停顿。因为如果预期价格将趋于下降，肯定不会有许多冒险者愿意处于先买进后卖出的投机地位，这就意味着，企业家不愿意从事于先预支货币、事后才能收回的长期生产过程——由此必然会产生失业。价格的下跌事实上的确会对企业家造成损害，因此对价格下跌的恐惧心理将促使他们减少经营活动，借此来保护自己免受损失。然而生产活动和就业，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单个企业家对风险估计的总和，取决于他们整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更为严重的是，关于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期如果相当普遍的话，就会造成价格的累积性变动。企业界如果预计价格将上涨，并且以这一预期为依据来开展其经营活动，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会造成价格一时的上涨，而价格的上涨则证实了原来的预期，结果是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价格变动的预期心理；同样，当价格下跌时，情形也是类似的。所以说，一个相对微小的起因，也许会引起巨大的波动。

要消除个人主义的这种致命弊病，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使关于价格将普遍上涨或下跌的任何有信心的预期根本失去存在的可能；或是采取某种措施，价格即使发生了变动，也不致扩大到很大的地步，不会由此引起严重的风险。这样的话，即使出于意外或偶然的原因，价格也只会出现有一定限度的变动，尽管由此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但财富总量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要想获得上述的那种结果，就必须消除由初始变动引发的一切可能影响，但看起来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可能的补救措施也许应当是对价值标准严格控制。无论何时，只要事态的自然进展会引起对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预期，管理当局就应采取措施，把与当前预期趋势相反的某些因素发动起来。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预期，避免发生实际变动，尽管行使的结果没有能完全奏效，但总比采取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的政策要好些。如果让价值标准完全受制于偶然因素，而故意使之脱离中央的管理控制，那么预期造成的后果是，生产活动要么陷于瘫痪状态，要么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价格上涨与价格下跌各有各的不利作用。通货膨胀对个人和某些阶级，特别是食利者，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因此对储蓄是不利的。通货紧缩促使价格下跌，企业家为了避免损失将限制生产，从而对工人阶级和企业造成贫困的后果，因此对就业是不利的。当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两者的影响性质，也不是绝对泾渭分明的，后者对借入者来说，也同样会造成不公道的后果；而前者使工业活动过度兴奋，也同样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是这些影响后果，并没有像以上所看重指出的那样明显；因为借入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紧缩最坏的影响时，相比借出者在保卫自己避免受到通货膨胀最坏的影响时，总是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情况下进行自卫，总比在就业不足的糟糕局面下进行自卫要容易得多、有利得多。

社会后果范文篇2

一、农民工的身份困境和身份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民工在不断流动，几十年的流动早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许多人几乎与城里人没有两样，但从身份上看尤其从户口本上看，他们仍旧是农民。但他们又不太像农民了，因而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分歧很大。以下是实际生活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人们给农民工贴上的几种身份标签。

1将农民工仍看做农民

中国的许多城市政府和市民愿意持这种看法。比如笔者对深圳龙岗区人民政府召开的几次年终总结群众大会做过调研，三次是龙岗工商企业的群众文艺演出，两次是龙岗民营企业的联谊会，分别针对非龙岗户籍的工人阶层和企业经理阶层。每次参会时笔者都能看到会场的类似标语，“外来劳务工汇报演出”，“欢迎外来农民工朋友”。当地政府目的是想慰问一下外来的劳务工，但在不经意间，把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暴露无遗。笔者听一位外来农民企业家感叹：“我在这里有业有房有车，当地人还住我家做我家保姆，对深圳的发展也做过贡献，但凭什么我就一定是外人。”在外来农民工商户和本地人之间，甚至还有对立情绪。本地人一般靠收租生活，并不是每个人的租金收入都高，此外劳动技能差，收入可能反而赶不上外来商户，因而他们对外来老板有一种仇视情绪，认为当地的钱被这些外人赚了，当地的好房子也被外人买走了，搞得他们要从世世代代居住的中心区搬到城市的。有时他们又仗着自己是当地人，想欺负外地人，或者有时又看不起外来人，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如外来人的感觉，因为外来人在文化、技能和赚钱能力上高于他们，此外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外地人来后才变得更好的，起码他们的租金来自于外地人，每遇到房客要退房他们也有紧张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外地人，总之有不少当地人的心态复杂。而外来的商户对本地人也有相当的看法。比如笔者去过一外地人开的理发店，老板娘说本地人穷，而且很计较，成天没事买什么东西都找人还价。本文认为仍将农民工看做农民至少有三个地方值得商榷。

(1)这种看法造成了基层群众之间的对立和社区发展的停滞。因为有本外地人之分。本地人可以通过政策保护坐享其成，从而削弱了社会的生产能力，使一部分人不劳动，形成食利阶层。这部分人抗风险的能力极差，因为长期不劳动，不学技术，教育水平低，当遇到类似金融风暴这样的经济灾难时，他们可能束手无策。食利现象不仅影响一代人，更影响几代人。很多本地孩子就是在父母的牌桌边长大的，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和愿望拼搏人生。而外地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却没有社区事务发言权，对当地也没有归属感，因而带动不了当地社区的发展，对社会发展不利。握有资金、技术能力强的人因为不具备本地身份而没有积极性建设社会，不具备资金实力但具备本地身份的人没有能力建设社会，势必造成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停滞。这也是中国当前社区工作乏力的重要原因。

(2)这种看法是无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需要大批工人，不仅是量上的需要，更有质方面的需要，如果始终将农民工看做农民，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这种看法也是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发展主要是人口居住城镇化，人民群众生活素质水平的提高，需要完成大量农民的非农转移。2004年数据显示，在我国，城镇工人数量在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农民工，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镇工人。这说明农民工必将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3)这种看法无视农民工为城市工商业做奉献及具体工作状态的事实。据官方公布数据，2008年深圳常住人口876.8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32.08万人，暂住人口644.75万人，全市居住满7天以上的非户籍人口为1037.22万人。另据民间估算，深圳的人口数实际上还更多，即使据官方数字，在深圳的生活人口中，每10个人起码有7个人是外地人。支持深圳城市经济发展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没有农民工，深圳乃至珠三角的工业总量马上就会萎缩。农民工过去、现在即便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农民工中有许多是熟练技工、握有资本和拥有现代经营头脑的投资人，这些人如果地方政策好，他们可能留下来，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否则他们可能移向其他地区或者返回家乡创业，目前中国经济正努力朝向区域平衡发展，深圳和珠三角的政策优势已经不再明显。

2将农民工简单地看做工人

整个社会、工商企业和其它用人单位只考虑对农民工人力的利用，没有看到农民工还缺乏作为一名现代化工人所应具备的技能素质、心理素质和未来取向，所应获得的社会活动环境、社会保障支持。农民工缺乏现代工人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需要稳定的工作，工商企业或者城市不能需要他们时呼之即来，不要他们时就一脚踢开。农民工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否则在变动中，在不断的背井离乡中，他们永远不可能安身立命，从而给社会带动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还缺乏现代化工人所应具备的未来取向。由于现在不确定，所以农民工的未来也不确定。农民工往往缺乏职业认同，没有专业化的工作计划，短期效应明显。现代工商业发展需要职业化、专业化和有组织的工人队伍，但农民工充其量只是散兵游勇，难以担当中国工业化和科教兴国的重任。

农民工技能素质难以胜任现代化产生工人角色。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工商企业很少对农民工付出培训成本，有的只是对他们简单劳动力的掠夺。一定程度上而言，企业主简单地把农民工当作工人，就是简单地把自己当成小工厂小作坊主，不能完成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变。因为企业家要素中需要有社会责任、积极向上精神。珠三角的许多经营者还要有现代企业家的历练。社会和企业也忽视现代化产业工人所应具备的社会活动环境。农民工从家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厂区，一下子与传统社会关系隔绝，成为孤立的一分子。只能靠老乡会联络，还是没有脱离乡土社会的圈子，人在他乡，社会关系还在家乡；人在城市，交往的圈子还在农村。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社会关系的城市化是指农民工有自己的新社区组织，社会关系的工业化是指农民工有工会组织。农民工也不具备现代工人所应有的心理素质。农民工在厂里经常感觉很累，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时常莫名其妙地厌烦、想家、生气、和同事过不去，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很大。尤其在遇到不顺和麻烦时，农民工往往采用不文明方式、极端方式或暴力形式来解决。许多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在老家时并没有道德问题和不良恶习，只是在打工地累积了新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他们的很多犯法行为都是心理不健康所致。但至今中国没有实质上建立起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会组织和社区组织，为农民工日常排忧解难的社会服务是一片空白，基层政府对农民提供的社会支持也很有限或者流于形式。

3将农民工看做第三种人——流民

(1)家乡不再认可农民工为农民。农民工出来少则数月，多则几十年。他们的视野不再是家乡那个很窄很土的地方，观念和道德已不再是以往的乡规民约，他们开始变得与家乡有点格格不入。由于长年不再干农活，技艺荒疏，尤其对新一代农民工，从小本身不干农活，他们的志愿也不在农村，因而他们的生产方式也不再属于农村。对于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条件差，仅留老弱病残，青壮农民集体外出打工的农村地区而言，有的只是村民对农业的鄙视和农业的衰败，农民工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了。总之家乡和农民工往往相互不再认同。

(2)城市不认可农民工为工人。农民工缺乏一般城市工人所应有的城市物业、城市教养和社会关系网络，因而虽然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但身份归属总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别，社会信任方面也向本地户籍人员倾斜，尤其对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部门，农民工是无法进入的。因为处于流动状态之中，以往的乡规民约和社会制约失效，所以农民工的道德风险行为大大高于一般的城市居民，有些城市社区犯罪率高也与农民工有关，这些都加剧了他们的身份认可危机。即便在城市中有房有车，农民工在本地人中的身份认同仍旧是一个困难。

(3)农民工既非农村人也非城市人，成了“两栖人”。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他们还没能达到城镇工人阶层的地位，但是他们又是工人，而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没有务农经验，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比农业劳动者有着更好的经济收入。在地域认同方面，农民工既不认同城市，因为城市带给他们太多苦难和惶惑，他们在城市中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工资被拖欠，饱受人身侮辱和虐待、社会歧视等。农民工也不认同农村，因为农村落后，农村的大瓦房不如城市的一张床，有许多农民工反映，刚开始很想回家，回到家后走在家乡泥泞的小路上，还没到屋就想返回城市了。

二、农民工身份模糊的后果

因为身份模糊，农民工往往处在社会管理的边沿地带，家乡管不了，打工地也管不了，因而带来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结构性的，农民工问题也不例外，同时社会问题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农民工问题对整体社会的多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均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工业化早期，即使在目前西方发达社会，农业移民和农村地区居民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元的。

1影响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的工商业产业升级必须先以人才队伍的升级为前提，必须完成产业工人从农民工到正规军的转变。但因为现有的政策不到位，中国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需要有庞大的具备较高工商业素质，积极进取和稳定的职业化产业工人队伍。工商业素质是指工商业从业者在一定生理和心理条件基础上，通过教育培训、职业实践、自我修炼等途径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职业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品质，如劳动纪律、协作精神、操作规范性、技术能力和素质、社会协调素质、心理能力。惟有工人具备工商业素质，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才有产品素质和服务素质。只有产业工人队伍壮大，中国工业的规模才有望扩大。惟有广大工人积极进取，中国才有希望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智造”。只有工人职业化，中

国的产业才可能更加稳定发展。

在调查中发现，珠三角一直以来都存在某些领域高级技工荒现象。中国的工业化在改革开放后进程加快，早在2003年前后就有文献概括已经形成世界加工厂的规模，但中国的工商业规模虽大但竞争力却不强，近些年来产业升级进展缓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没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在依靠一支非正规的“农民军”。新世纪初一份《国际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看，在全球47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合格工程师、信息技术熟练工人和熟练劳动力的易获得性，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二、四名”。技术工人、熟练劳动力是影响现代工商业发展的长期性关键因素。随着国内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和外国资本的持续进入，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将会加大，而目前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工商企业对技术人需要。实际上技术人才需要日积月累的“干中学”才能够培养出来，不是依靠学院式的批发培养模式就能造就。在我国，城镇工人数量在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农民工，目前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城镇工人，中国工业化中培养起来的技术工人主体是农民工，这在民营、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尤其明显。

许多农民工在农闲时临时性到沿海发达地区工商企业打工，自身并没有长远考虑，当然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短期考虑告诉给企业老板。而企业要培养一个操作熟练人员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两年、数年。现有很多文献一直认为中国企业很少付出培养成本，这与本次实地调查不符合，只是现有的农民工社会制度不太可能激励企业在人力资源培训上更多投入。但从已有的投入来看，目前的农民工社会制度使企业损失不少。实际工作中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做出合格的产品，必须注意员工的操作培养，即使对一些简单的操作环节，培训同样不可缺少。从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培养技术工人的代价、成本，所需要的激励，还有面临的管理困难都是很大的。企业花大力气好不容易培养出熟练工，农民工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辞职。因为他们的根还在农村，还有这样那样的义务和责任需要他们去履行。调查中小孩老人生病、邻里纠纷、农忙、地方其他事务被列为农民辞职理由的前四大项。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如心理问题，在外惹事生非被迫离职。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因参与，买地下，欠债太多，无力偿还，为逃避追债而被迫辞职。农民工的临时性，短期行为和非稳定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损害了工商企业的稳定发展。

2影响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经济衰败，三农问题解决停滞不前与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失有关。据另一统计口径估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有1.8亿人，这些人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还很多，未来农村人口非农转移形势还非常严峻，需要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村边际生产力，来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土地有限，再加上不断发展的农业技术，农村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将会减少。但劳动力数量减少并不等于高素质劳动力减少，相反从目前情况来看现代化农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只会越来越多。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培育起一支有文化、讲道德、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如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朝新型农业、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方向发展。创新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动力，为此，中国农村不仅仍旧需要有人去建设，而且需要精英人才去建设，而不是技能水平低的老弱病残。要让一批农业骨干分子留在农村，就必须合理分流现有的富余农民。比如将一批在外有生存技能的农民工转换为现代意义的工商业产业工人，让他们完全脱离农村，通过土地转换、交易、补偿、户口解决、社会福利和保障解决以及教育解决等途径帮助农民完成向现代工商业产业工人，从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转出大量农民后，就会从总量上减少农业人口总数，为剩下的农业人口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然后再在剩下的农民中培育精英阶层，也就是说使留下来农民中一部分年富力强的农民在农村获得较大发展空间，从而愿意留在农村。如果不这样区别对待，富余农民王就既不能在城镇找到归宿，也不能在农村找到归宿，在两个地方都不能安心置业，生存发展，两个地方都失去发展机会。如果仍旧持续现有模式，不能有效地把富余农民持续转出农村，就会使农村人均收益仍旧处于较低水平，从而影响留下的青壮农民安心农业。将富余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让他们发展更高层次产业，这符合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这些人年老后不会再给农村增加负担，从而做到工作在城市，养老在城市。现在中国城市的普遍做法是，农民工来打工可以，建设城市可以，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城市就不再欢迎他们。从而形成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也就是说农民工为城市做贡献，但生老病死及其它社会保障还由农村负担；城市获取农民工的劳动成果，但不应负保障义务；农村在付出，城市在获取；农村将最主要最精华的力量移向城市(外出打工)，将最大的包袱留在农村(老弱病残幼)。中国现有的农民工劳动制度对农村发展极为不利，影响国民经济的基础。

3影响农民工个人的发展

中国现有的农民工制度还不利于农民工作为社会公民人格的健康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的亦农亦工，容易演化成一种农民的投机。不利负责任、有良好风尚、有长远积极向上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公民的培育。当发达地区或者城市有赚钱机遇时，农民工流向这些地方。当有不利情况出现或者无利可图时，他们往往采取短期行为，甚至不择手段。调查中发现的类似案例如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时，一些农民工因为眼红邻厂企业罢工让老板屈服所获得的巨额加班工资赔偿，在工厂并不打算将他们辞工的情况下，想尽办法让工厂将他们辞掉，以获得巨额的赔偿金。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破坏机器、怠工、影响生产进度、人为制造摩擦、煽动不明真相工人闹事。在整个劳动合同风波中尽管确实存在企业违规，但农民工的短期行为也不容忽视。农民的投机还体现在农村地区，由于农业免税，种田补贴，部分农民在广种薄收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于是辞工回到农村，平时很少下地，天天以麻将牌为生。在调查湖南北部一农村时发现，小小一个镇上没有任何工业和其他实业，但消费水平赶上广东发达地区。这里有很多地下，专门有放债人负责地下融资。还有不少入迷恋地下。中央的农业政策是为了解决农民贫困，促进农民奔小康，增产增收，但不其然又可能养成部分农民的怠惰。现阶段我国正式的工人主要在城市，不解决或者不转换为城市身份，农民工就不能成为正式意义上的工人。一方面农民工因为拥有土地，所以他们自认为有后路，可以不如城市居民那样进取，从而悠闲；另一方面农民工又厌恶农村和土地，因为这儿没有城市的繁荣，进而生成许多不平，没想到城市的繁荣与城市的进取和压力分不开。农民就这样在患得患失中既生活艰苦，又不积极努力。他们需要成为纯粹的工人或者纯粹的农民，从而在明确和清晰的职业生涯中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否则农民工群体很难做到工作、生活和人格的健康发展。

4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农民工社会制度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农民工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时，他们到底属于哪个组织?我国只有农村组织和城市组织，不可能再建立一个城乡组织。不解决农民工的身份就不能解决农民工由谁管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农民工实行户籍地和工作居住地双重管辖的模式，但实践证明哪头都管不好。相距千里之外的家乡政府本来管理力量薄弱。打工居住地的政府也很难管好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强，成份复杂，住地居委会很难深入开展农民工管理工作。目前一些地方对农民工的管理流于暂住证办理的形式。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组织明知外来人口有不法行为，但为地方经济利益考虑，非但不制止，反而助长。如他们并不积极查外来人口超生问题，因为你一查外来人口就跑到别的地方住去了，影响当地的房租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又如对待外来人口的黄赌毒问题，本地人不仅不制止，反而参与，以吸引更多的人气，把这些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由于两头都不管，农民工实际上成了“治外遗民”，其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可小觑。农民工问题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许多暴力事件和治安问题的发生均与农民工有关。目前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还有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升级之势。在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农民工意识到，靠单个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靠集体行动，当然他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也带有集体性，比如一个企业的农民工工资普遍过低，或者普遍被拖欠时，他们只能集体抗争。在实践中农民工也意识到，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抗争，对雇主造成不了压力，必须要把问题“外部化”、“社会化”和“严重化”，让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有可能使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因而更多的农民工选择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方式，造成重大群体事件。

三、结语

社会后果范文篇3

1、20**年”期间，伴随着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近千名官员或**、或因防治工作不力而被罢官去职，“问责制”频频“亮相”媒体，为广大公众所知晓，进而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看点。

2、近年来，我国先后制订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公务员法》等一系列包含问责内容的法律法规；很多部门依据自身职能，相应制订了配套的责任追究规定，这表明“问责制”正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3、梳理各地频现的“问责”事件，不难发现，“问责制”在操作层面上呈现出拓展深化的轨迹，即由“运动式问责”转向“经常性问责”，由“权力问责”转向“制度问责”，由“事权问责”转向“行为问责”，由“单一问责”转向“公众问责”，由“生产事故多发部门问责”转向“多领域各部门问责”，问责正逐步涵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注。

4、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齐二药”假药的问责表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干部，不再是游离于“问责制”之外的“旁观者”，而是切切实实已经成为被追究的“局中人”。这也是这些事件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引起了强烈震动、乃至出现一定心理恐慌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从自身职能定位及履行职责的角度出发，分析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的职业风险，积极探寻防范化解之策，应是我们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风险评估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职能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职业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职能分工中的“先天性风险”。在我国实施的商品质量分段监管模式中，国务院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的职能。流通领域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上承生产领域，下启消费领域（含消费者），是矛盾的自然交汇点：一是生产领域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几乎都要进入流通领域后才能成为可供消费选择的商品，产品存在的质量瑕疵或在流通领域、或经过流通领域后才会得以暴露；二是消费领域发现的商品质量问题，其往往上溯到流通领域，问题排查、责任追究首当其冲；三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一部分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要完全靠工商部门涵盖对流通领域上百万种商品质量的监管，显然存在着可行性上的折扣，只要在消费领域发生商品质量带来的突发事件，往往都能从流通领域的监管上寻找出所谓的“疏漏之处”；四是工商机关在行使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中存在着“三缺乏”现象，即检测手段缺乏、专门人才缺乏、专业知识缺乏，这些“先天性不足”导致了监管手段和监管方法上的“后天性缺陷”。而现代公共行政的理念要求权力与责任对等，既然工商机关承担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管职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给工商部门带来了具有自然存在性质的、回避不了、也无法回避的“先天性风险”。

2、职能到位中的责任风险。依托自身职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中实现职能到位，进而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这是现代工商人的使命和期盼。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部门职能定位的偏差、一些不切合实际要求的存在、以及个人素质的高低不一等因素，极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带来一些不确定性，或是“好心办不成好事”，或是“做得好”中也蕴含着风险，或是虽然没有主观故意，但责任风险难以避免。

一是“缺位”带来的不作为风险。指没有按照法定的职责保证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的行使到位，该管的没有管，该制止的没有制止，该处罚的没有处罚，该许可的没有许可，因失职不作为的过错导致不良社会后果所带来的责任风险。如对涉及消费者健康、生命及财产安全的商品及服务的检查不部署、不落实，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没有被及时发现，导致出现责任事故。比如经济户口管理、市场巡查、取缔无照经营等，有职能、有规定，但没有依法开展而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等。

二是“错位”带来的作为不当风险。指由于对执法授权在理解上产生偏差，对国家赋予我们的职能认识出现误区，执法监管的目的出现异化，导致作为不当，造成不良社会后果所带来的责任风险。一是执法趋利化。行政执法权不仅仅是用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还作为谋取部门经济利益的手段，导致执法行为与执法者自身利益挂钩，造成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背离，从而造成不良社会后果；二是监管情绪化。由于市场监管面广量大且情况复杂，一些执法人员放任情绪，不能正确地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能，工作中避重就轻、挑肥拣瘦，该管不管、管而不当，能管就管、难管就放，有利则管、无利则让，有的把管事片面地当作管人，在监管执法中居高临下、语言失当、行为失范，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造成不良社会后果；三是处罚随意化。主要是对法规设置自由裁量权的目的理解不清，使用自由裁量权不合理，处罚标准不统一，畸轻畸重，甚至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法律的公平和统一，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三是“越位”带来的乱作为风险。指我们在履行自身职能的过程中，承担了本该由他人（其他机关）承担的职能，行使了一些自己不能或虽能但不该行使的权力，导致乱作为，造成不良社会后果所带来的责任风险。比如不合理地衍生、延伸职能，插手其他机关执掌之事；将调整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法律法规适用到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等。

四是作为过程中的不到位、不规范风险。指虽然履行了的职能，实施了行政作为，但由于没有严格按法律规定或法定程序从事监管活动，人情监管、弹性监管或执法程序违法，导致作为不到位、作为不规范，造成不良社会后果所带来的责任风险。如对市场主体准入的行政许可虽然实行了审查但审查不严、把关不到位；由于来自上级“打招呼”、“给压力”式的行政干预，把不符合条件或不该进的市场主体放进来；在处理投诉举报中（如食品类）就事论事，大事化小，没有一查到底；行政执法人员对涉嫌犯罪的案件该移交不移交等，都有可能会埋下行政、乃至司法的责任风险隐患。

五是揽职过多带来的“代过风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重要的经济监督部门，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一般都被委以重任，一方面常常会被地方政府要求充分履行职能而赋予不少难以推却的临时性工作，承担着不少应该由社会和市场或其他部门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获取地方党委、政府好的职能评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会主动承担一些地方要求、但属职能之外的工作，从而导致揽职过多，如招商引资、城市环境的整治、市场的消防安全和物业管理等等。而按照权责对等的要求，“揽职”意味着“揽责”，揽职过多等于揽责过重，既然我们承担了本应由他人承担的工作或职能，也就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代人受过”的风险。

3、职能评价中的社会风险。对工商职能的评价是指地方政府、社会和群众对工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公共形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如地方组织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评议、行风的民主测评、文明单位和文明行业的考评与推荐、地方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检查等等，这对工商部门提升服务质量，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评议中一些非科学和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使评议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其多以“人民的名义”，故一旦评议结果不理想，就会带来许多的非议、部门形象的贬损等，因而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干部带来难以承受其重的社会风险。

一是评议主体对评议对象职能了解的浅显化影响了评议结果的客观性。目前行风评议活动大多选取不同阶层人员来组成一个综合的评议主体，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及企事业代表等，而评议主体对评议对象的了解或不充分、或不全面（有不少人对工商部门的职能认识仅停留在“发发执照，管管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户”的层面上），特别是对体现部门职能个性差异的不掌握，势必带来评议凭感觉、凭印象，这种评议要素之间的错位和失调对整个评议过程有着很大的干扰，难以保证评议结果的客观性。

二是评议标准的单一化影响了评议结果的准确性。被评议的部门由于职能分工不一样，其工作性质不一样，接触范围也不一样。如有的部门主要是宏观上的政策研究指导服务，相对比较超脱；而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要直接和企业群众打交道，接触的社会面广，潜在影响评议结果的隐患就多，特别是执法监管容易产生矛盾。因此，把职能反差较大的部门放在同一层面并用同一标准来进行评议，难以保证评议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三是评议人员素质的差异化影响了评议结果的公正性。评议主体总体上素质在不断提高，科学评价、理性判断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在实际运作中，也不排除个别评议人员凭个人的好恶、个人（或亲戚朋友）的经历来评价一个单位工作的好坏，类似这些“非理性”的想法和做法，必然使评议结果的公正性存有变数。

4、职能履行中的廉政风险。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的规范、价值观、道德观都在重构过程中，市场经济本身的负面影响，如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时刻侵袭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干部；同时作为行政执法机关，社会上也把我们作为“有权部门”来看待，所谓“官不大，权不小”、“人不多、事不少”，发执照、办案件、抓监管，手中之“权”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经受着考验，切不可等闲视之。

一是“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风险。由于工商干部在办理证、照、案、摊、费的过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在自由裁量、单处或并处、许可条件的掌握等具有“两可”选择的环节上，如果把握不住，就会出现以原则做交易、以权力觅好处，小则违纪，大则违法，既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又影响了部门的形象，更葬送了个人的人生之路。

二是“人情渗透”带来的渎职风险。工商干部也是一个现实之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中，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如领导、亲戚、朋友、战友、同学等等，在履行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政许可等具体职能时，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人出来打招呼，如果不能理性地审视或适用手中的权力，或把持不住自己，有时就会碍于情面而导致“人情执法、人情监管、人情许可”的现象，甚至徇私枉法，走上渎职犯罪之路。

三是“交往不慎”带来的廉洁风险。工商干部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离不开与他人交往，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部分人受利益驱动，按照“逐利性”的取向，有目的地与工商干部交往，熟悉熟悉、意思意思、放松放松，不断地接触、接近乃至揣摩，表面上和你称兄道弟，实质是看中你手中的权力，一旦需要，就会露出权钱交易、利用利诱的本质，就会使人掉入美丽的“陷阱”而难以自拔，酿成一足失成千古恨之悲剧。

三、对策措施

基于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的客观存在性，我们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寻找有效的防范措施，尽量规避、减少和化解工作中的各种风险。

1、增强职业风险意识，确立“责任”新理念。随着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立，权责对等的理念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行政问责制将越来越完善，问责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只要有了过错，就必须承担责任，这是躲不掉也避不开的，就此意义上说，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也就是面临的风险。因此，只有敢于正视风险，牢牢树立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新理念，才能规避、减少和化解风险。一是要从以往的“我有多大权力”转到“我有多大责任”的理念上来，实现由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尽职尽责，让责任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使命，真正使工商行政管理管理机关的每一个人都充分确立“全面履职就是全面承责”的意识。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工作意味着责任，责任就是份内应做的事，也包括没有做好份内事而应承担的过失。三是要把“责任”转化为“落实”，即落实职能、落实工作，在落实中分解责任、化解责任，在落实中实现由责任风险向责任安全的转换。四是确立“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负责”的理念，因为一旦有了过错而被“问责”时，没有“救世主”，也不要指望他人来替你开脱、承担责任，因此要“慎用权”。

2、增强职权法定意识，有效控制职能配置风险。对行政部门来讲，“法无授权即禁止”，授权就是职权法定。授权的实质是限权，授权的同时也限定了行政权力行使的大小和范围。行政职权只有在法律授权后，行政机关才能为之，凡是法律授权工商机关的职责必须履行，必须到位，否则就是放弃职权，是行政不作为；法律没有授权就不得为之，就不得作为，否则就是乱作为。权力随责而定，不是因人而设。因此，我们只有在牢固确立工商行政管理职权法定意识的基础上，来理解职能、理清职能、履行职能，才能有效控制风险。也就是该主管的事要认真履行主管职责，该牵头的事要义不容辞地发挥牵头作用，该配合的积极予以配合；对发现的经济违法行为，属工商监管职责范围的要坚决予以查处，属其他职能部门管辖的该移交的移交、该提示的提示、该通报的通报，切不可揽职过多；属市场主体责任的要强化其自律。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该管的事情上来，专注于自身法定职能的展开、完成。比如食品质量监管，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的食品质量监管，其他涉及的种养殖业、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的食品质量监管，我们的职责就是积极配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另外，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要完成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仅靠一家之力是完全不够的，需要依靠多家部门相互之间的协调、协作、沟通和合作来共同完成。这个完成的过程是一个职能明晰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担风险的过程。

3、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合理规避履职责任风险。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条件和法定要求，全面正确和有效规范地履行职能，既不能失职，又不能越权，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既不能作为不规范，还不能作为不到位。一是全面作为，避免缺位。规避责任风险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职能，按照法定的职责保证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的行使到位。工商部门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是全方位的，所有市场主体都是监管的对象，所有市场行为都应纳入监管的范围，包括有形和无形的。同时，还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加强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的研究，不断扩大新的监管领域。二是正确作为，避免错位。要准确理解“法”的内涵、目的和原意，正确把握法律法规对管辖、教育、规范、处罚的不同要求和适用，避免对执法授权在理解上产生偏差，从而导致行使职能的错位。在履行职能时，不但要考虑合法性，还要考虑合理性。三是有效作为，避免越位。越权的行政行为，是无效的行政作为，是“乱作为”，必然要承担由于权力运用的“越位”所带来的责任。我们应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坚持做该做的、而不是做能做的，坚持管该管的，而不是管能管的，坚持干该干的，而不是干想干的。只有专注于本部门的法定授权职能，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做到不越位。四是规范作为，避免作为不到位。要严格规范行政行为，避免人情监管、弹性执法和程序违法。应努力提高窗口工作人员、执法办案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业务素质，促使他们认真、细致地审查每一份申请材料，该进行实质审查的一定要进行实质审查；认真办理每一宗案件，真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杜绝发人情照、办人情案。当前，需要注意避免作为不到位的现象有：案件办结后涉及到移交司法部门的没有移交；在实施“经济户口”管理、开展市场巡查过程中发现相对人有违法行为的，没有依法告知、依法处理；开展的一些专项检查工作，只有行动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等；特别是对食品、危化、易燃易爆等具有潜在隐患的企业和行业，专项检查发现及指出的问题，一定要留下“痕迹”，不能口说无凭，以有效实现自我保护。

4、增强协调沟通意识，尽力化解职能评价风险。一是要按照“让工商走向社会、让社会了解工商”的要求，积极面向社会宣传工商部门的职能及所做的工作，树立本部门的先进典型等，以有效避免社会各界建立在对工商部门职能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是误解基础上而作出偏颇的职能评价。二要积极建议和协调地方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评议机制，特别是要科学确定评议内容，完善评议标准，合理选取和确定评议主体，增强评议过程的公平性和评议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三要注意和评议主体加强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消费者代表等参加我们的一些执法活动等，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承担的职能工作，最大限度得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他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价值判断。

5、增强廉洁从政意识，积极预防履职廉政风险。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教育和引导每一个干部，在履行职能和运用权力时筑牢思想防线、纪律防线、工作防线和家庭防线，坚持自律为先，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谨防因一时疏忽或不慎而铸成大错。一要“慎初”。凡事总有第一次，要在每件事情的一开始就谨慎小心，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处理好每个“第一次”。谨记：不慎其初，就会接二连三，一发不可收拾！二要“慎微”。要从点滴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对普通人来说是人之常情的小事小节，对有权者、用权者来讲就不一定是“小”了，凡事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防微方可杜渐。谨记：不慎其微，往往会走向反面，蚁穴能溃千里之堤！三要“慎独”。每个工商干部或负责一个条线，或分管一个片区，都要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这就要求每个工商干部在独处时要谨慎其所作所为，不要以为人不见其行而肆其所为，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把持住自己。谨记：不慎其独，往往是心存侥幸，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四要“慎欲”。无欲则刚，要自觉抵制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诱惑和陷阱，工商干部不一定要做“清心寡欲”的“清教徒”，但一定要克己之欲，特别是非分之欲、非法之欲，更不能随心所欲。谨记：不慎其欲，往往是腐败之发端，人之所欲，宜制不宜纵。另外还要“慎言”和“慎行”，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始终保持良好的形象。

社会后果范文篇4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技术安全信息安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信息技术席卷全球,电子信息技术不仅已经成为一个新兴支柱产业,而且前所未有地影响其他传统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严格控制其高端通讯技术、计算技术的应用和传播,比较重视信息产业的安全状况;而我国无论是在主观意识上、技术标准上还是产业管理政策上,都忽视了电子信息产业安全防范。2009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如何维护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提上日程。笔者从产业安全的含义界定、产业安全理论和电子信息产业安全构成三个方面阐述通过加快创新发展,维护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的定义

尽管国内外学者们对产业安全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但概括起来有狭义和广义两个范畴的认识问题。从狭义角度看,产业安全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不涉及技术领域,只是运用经济手段寻求经济的安全性,是指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产业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的产业地位和产业竞争优势。从广义角度看,产业安全指的是保证产业顺利发展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因此广义的产业安全是指一国重要产业所处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相对稳定,产业内外先进技术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持续培养核心竞争能力,使产业在其幼稚阶段、发展阶段能够抵御外来各种因素的威胁,并能持续发展的状态。

产业安全相关理论综述

(一)产业保护理论

产业保护理论是研究产业保护对象、产业保护手段、产业保护程度和产业保护效果的一种产业安全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产业保护的目的是保护产业的竞争力,使被保护产业不断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保护的手段应该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多种保护方法;保护的对象应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产业、节能的产业和具有强外部性的产业;保护的难点是对开放度和保护度的把握,在国家层面上是开放的,在产业层面上是适度保护的,即应为产业发展提供开放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保护措施。可见,产业保护对竞争环境的培育很重要,这种保护应是暂时的、高效的,旨在促使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并不断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二)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

从长远来看,只有不断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才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治本之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安全的核心。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集合构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竞争优势的形成及发挥。也就是说,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某一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实际显现和形成的优势,它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从竞争优势的形成角度来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强调和依赖于企业的策略行为和创新能力。为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强化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利用资源等。

(三)产业控制理论

产业控制理论是从产业控制力的角度探讨产业安全的理论,它主要关注外国直接投资(FDI)通过股权、技术、品牌、经营权、决策权的控制,而对东道国产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东道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一国的产业控制力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本国资本对国内产业的控制力和对市场的占有程度;第二,是本国政府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力和产业政策效应。产业控制力的高低主要受国际资本进入的影响,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会侵蚀本国资本的产业控制力。

电子信息产业安全释义及其构成分析

与一般产业相比,电子信息产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研发投入高、创新速度快、风险性大等特点,因此电子信息产业安全的内容与一般产业安全相比,运行过程中对技术和信息传递的要求更高,具有特殊性。根据产业安全的概念,结合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特点,在考察电子信息产业安全水平时,不仅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还要注意电子信息产业中技术开发、使用等方面的安全。

因此,本文对电子信息产业安全的概念做出如下界定:电子信息产业安全是指一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其所处的经济政策环境相对稳定,产业保护措施相对合理,产业发展基础条件相对完善,产业内外先进技术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持续保持要素的高投入并持续培养以技术为核心的内在竞争能力,使电子信息产业能够在其幼稚阶段、发展阶段抵御外来各种因素带来的威胁,并能持续发展的状态。根据产业安全理论和电子信息产业安全概念的界定,电子信息产业安全可以分为经济安全和技术安全两大部分。

(一)电子信息产业的经济安全

电子信息产业的经济安全是经济领域中的产业安全问题,主要考察产业所处的产业政策、市场竞争环境是否有利于产业发展;产业在国际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何在,是否有竞争优势;产业和产业内技术是否过于受国际市场制约;政府和企业对行业的控制程度如何,是否很大程度上受外资和国外市场的影响等。

1.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环境。产业发展环境是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国家产业政策、产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的影响。

电子信息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部门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通过税收、投资等方式对电子信息产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环境产生影响,扩大电子信息产品的市场需求,刺激和保护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各种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人才开发政策、风险资本政策、科技投入政策等。

市场竞争环境是指我国加入WTO后为了与国际体制接轨,我国的国内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芯片、手机、电脑等高技术的电子信息产品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国内外的资源进行生产销售。但同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的大量进入,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同一行业或行业之间的企业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能否扩大市场份额,取决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能力。

2.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持产业的生存空间是指国内产业的产销量应该快于或至少不慢于国外产业产销量的增长,只有这样,国内产业才能保持创新和发展的能力余地。而维持产业一定的生存空间要求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国际竞争力能够显示一国某个产业的竞争优势,揭示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电子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电子信息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电子信息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产业的贸易竞争指数。在国内市场上,电子信息产业处于主导产业地位,其竞争力较强,因此,在影响电子信息产业安全方面,更侧重于其国际方面的竞争力。

3.电子信息产业对外依存度。产业对外依存度主要反映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依存度过低,说明一个国家产业发展过于封闭,而太高又说明易于遭受国际因素波动的影响。考察电子信息产业在对外依存方面是否安全可以从产业的进出口对外依存度、资本对外依存度和技术对外依存度等方面考察。

产业进出口对外依存度反映国内产业的生存对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和产品出口外国市场等的依赖程度。产业进出口对外依存度越高,产业受国际市场负面影响因素就越大,产业的生存安全度就更低。参考国际经验,将进口依存度的“基本安全”状态范围定在30%较为合理,上下增减5个百分点可以算出其它安全值。

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反映国内产业的生存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如果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较高,说明对外国资本依赖度越大。如果外资供应有较大的变动(如撤资或垄断),那么将会影响到产业的正常发展。

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反映国内产业的生存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在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情况下,短期存在着技术供应中断可能带来的产业停滞风险;从长期看,如果引进与消化不能协调进行,产业不可能建立起自主的技术研发体系,竞争力就无从谈起,安全更没有保障。一旦外方停止转让技术,而产业自身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又严重不足,将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其生存安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许多行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瓶颈。

4.电子信息产业控制力。与产业对外依存度相同,电子信息产业控制力主要反映本国政府和企业对产业的控制程度。如果控制力过低,某一行业有过多的资本股份和市场份额控制在其他国家或集团手里,说明易于遭受国际因素波动的影响,没有自主权。反之,如果控制力过高,又不利于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考察电子信息产业控制力是否恰当,可以从外资市场控制率、外资股权控制率和外资技术控制率等方面考察。

外资市场控制率反映国内产业市场上受外资企业控制的程度。按照国际反垄断法的规定,该指标的警戒线为20%,上下增减5个百分点算出其他安全值。

外资股权控制率反映国内企业资产股份受外资企业控制的程度。通常来讲,单个企业外资股份额达到20%～30%可达到对企业的相对控制,超过50%即达到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因此,该指标应限制在30%以内,上下增减5个百分点算出其他安全值。

外资技术控制率是从技术角度反映外资对国内产业控制的情况。单个企业的外资技术控制率与国产化率之和为1,可通过国产化率计算单个企业的外资技术控制率,将外资技术控制率按产值加权平均,即可得出产业的外资技术控制率。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和信息安全

由于电子信息产业对技术和信息高要求的特征,在分析电子信息行业的安全时必须考虑其技术和信息安全。

技术是把“双刃剑”,凡有技术使用的地方,就有安全问题存在,技术发展越快,技术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威胁就越大,这就是技术的社会后果的具体体现。技术的社会后果,是指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之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或不良影响。技术的社会后果,一是背向社会后果,二是侧向社会后果。背向社会后果,即技术成果被用在与该项成果创造者的预想和公众利益完全相反的方向上。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在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时应考虑好此项技术是否会造成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从而加强防范,采取一定措施,利用技术有利的一面而控制其有害的一面,保证产业技术的安全。

而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的特性,此行业对信息系统有很强的依赖性。再加上电子信息企业几乎所有的数据和商业机密都存放在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内,所以这些都给企业的信息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一旦管理不当就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损失。电子信息产业的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网络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信息服务不中断。从大的方面讲,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运行安全(主要是由网络和计算机构成的平台)、交易安全(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内容安全、个人或单位隐私保护。

参考文献:

1.何维达,宋胜洲等.开放市场下的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后果范文篇5

一、行政职责的概念

职责是指某项任务中所规则的工作和责任。但司法上的责任在分歧景遇下被付与了两种分歧的寄义；一是指所负有并该当实行的义务；二是指违背或不实行某项义务所应承当的结果。而职责寄义中的责任，该当是义务，而不是结果。因而，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运动中所必需恪守和实行的法界说务。就行政主体所应恪守和实行的行政义务自身而言，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公事人员在行使权柄和执行职务进程中必需承当只能为必然行为或不克不及为必然行为的司法约束。由此可以看出，行政主体承当行政职责的根本要求有两个：一是行政主体所要完成的行政本能机能和公共好处所要求，每项行政任务都有必然的义务，行政主体所拥有的权利、伎俩及组织机构、人员装备、物质设备等，都是为完成该项义务，并且必需完成该项义务，这是司法设置和规则行政职责的基目标之一。如《药品治理法》第一条规则：“为增强药品监视治理，包管药质量量，保证人体用药平安，维护人民身体安康和用药的正当权益，特制订本法。”这既是药品治理法的立法主旨，也是药品监视治理部分作行政主体的重担务，为确保药品监视治理，包管药质量量，保证人体用药平安，维护人民身体安康和用药的正当权益，这一义务的完成，司法付与和设置了药品监视治理部分的职责义务。《药品治理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则，国务院药品监视治理部分主管全国药品监视治理任务。国务院有关部分在各自的职责局限内担任与药品有关的监视治理任务。

药品监视治理部分设置或许确定的药品查验机构，承当依法施行药品审批和药质量量监视反省所需的药品查验任务。在这个部分中又设置若干机构及职责，来包管这个义务完成，为搞好综合协调，保证信息疏通，设置了综合协调机构（办公室）。为增强步队治理，进步行政法律人员本质，设置了人事教育机构。为增强后勤保证，确保义务完成的物质设备供给，设置了财政审计机构。为增强药品流畅质量治理，标准药品市场运营次序，设置了市场监管机构。为增强药品出产质量平安和医疗机构用药平安，设置了平安监管机构。为确保监管本能机能的落实，维护司法的严厉性和市场经济次序，依法查处药品医疗器械出产、运营、运用进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设置了稽察机构。为确保司法的有用施行，法律顺序合理，设置了法制监视机构。为增强内部监视制约，保证在执义务进程中依法行政，清廉行政，设置了行政监察机构。为增强药质量量的辨别，进步药品监管的有用性和针对性，设置了药质量查验机构。为完成增强药品监视治理，包管药质量量，保证人体用药平安，维护人民身体安康和用药的正当权益义务，供应了有力的组织包管。二是依照行政法法治准则所要求，行使行政权柄和完成行政本能机能进程中，该当遭到司法标准约束和限制，不得违背司法标准。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或许私自抛弃或丢弃其权柄的行使和合用是行政职责的主要内容之一。《药品治理法》第八章第六十四条至七十二条，第九章第九十四条至九十九条的规则，就是对药品监视治理部分的司法标准约束和限制的主要内容。必需严厉恪守，仔细实行，不然，将承当不实行法定职责义务所承当的结果。

二、行政职责的内容

依据行政职责发生的两个法理根底，行政职责的内容首要显示在两个方面：

（一）完成行政任务中法定义务的义务，以完成行政本能机能和公共好处。详细包罗三个方面：一是执行司法的义务。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最大差异之一，前者是法律主体，后者是守法主体。法律主体不克不及只做到本人守法，更主要的职责是要保证和维护某项司法在必然范畴内获得遍及恪守。药品监视治理部分是执行《药品治理法》和《医疗器械监视治理条例》的法律主体，不单我们本人要严厉恪守《药品治理法》和《医疗器械监视治理条例》，并且要保证和维护《药品治理法》、《医疗器械监视治理条例》在药品出产、运营、运用范畴内获得遍及恪守。所以有职责和义务增强司法律例的宣传培训，使广阔的行政治理相对人知法守法。二是行使法定权利的义务。司法规则在必然前提下，行政主体必需行使响应的权利，才干运用权得司法标准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获得详细完成，司法付与了药品监视治理部分的行政审批权、监视权、反省权、查询权和处分权来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公共好处和社会次序。对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不得违犯或不实行，不然，则组成行政渎职，将会遭到党纪政纪和司法的追查。

（二）恪守司法而不违法的义务。详细包罗：契合法定权限局限而不越权；契合法定权柄目标而不滥用权柄；恪守法定顺序而不违法乱纪反；遵照合理性准则而防止掉当。

三、严厉遵照依法行政的根本准则和根本要求

依法实行法定职责，必需严厉遵照依法行政的根本准则和根本要求，维护司法律例的威望性和严厉性，使司法标准对特定社会关系调整获得详细完成，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

（一）依法行政的根本准则。一是必需党的指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一致；二是必需把维护广阔人民的基本好处作为当局任务的起点；三是必需维护宪法威望确保法法制一致和政令疏通；四是必需把开展作为在朝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报酬本和具体、协调、可继续的开展观，促进经济和人的具体开展；五是必需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机连系起来，鼎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力文明建立；六是必需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治理体系体例变革、改变当局本能机能有机连系起来，开辟立异与按部就班的一致，既要表现变革和立异的精力，又要的方案的步调地分类推进；七是必需把依法行政与进步行政效率一致起来，做到既要严厉依法做事，又积极实行职责。

（二）依法行政的根本要求。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中心内容。从法律方面看，司法、律例一经生效，就应仔细、实在地实施，不然，立法就成为一纸空文，呈现有法而无治的形态。从监视方面看，没有齐备的监视准则是无法完成法治的。依法行政是正当设置的组织和小我，在正当的权柄、职责局限内，根据实体法和顺序法，行使行政权柄、职责，承受监视，承当司法责任。为此必恪守下列根本要求：

1、正当行政。一是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和小我必需是依法设立，依法取得权利，要做到“有法必依、法律必严、违法必究”。二是行使行政权利在实体上和顺序上都必需有正当根据，不得滥用行政权利，不得违背法定顺序，不得依指导人员的定见行使行政权利，不得以借行使行政权利为小我、亲朋、本单元谋私或泄私愤、报私仇。三是行使行政权利必需遭到监视和承当司法责任，做到契合法定权限局限而不越权；契合法定权柄目标而不滥用权柄。

2、合理行政。一是要遵照公道、公平和司法面前人人对等准则。对等看待行政治理相对人，不亲疏、不偏私、不卑视。二是要要遵照“过罚相当”准则。精确掌握违法现实、性质、情节及风险社会巨细是确定处分幅度，行使自在裁量权该当契合司法的目标，扫除不相关要素的搅扰，不得办情面案、关系案。做到遵照合理性准则而防止掉当。

3、顺序合理。行政顺序是国度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利，施行行政治理和效劳进程中所所遵照的方法、步调、挨次、时限以及当事人参加行政运动顺序的一种准则，即行政主体治理相对人施行、参加行政运动的空间与工夫显示方式。顺序法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的顺序司法标准，在行使行政权利的进程中应遵行政顺序法的基本准则。一是标明身份准则，行政机关及其任务员在进行行政行为之前，应向相对治理一方当事人出示证实，身份式受权令，以证实本人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权柄和资历；二是奉告与阐明来由准则，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行为进程中，应将有关状况通知相对一方当事人，如在反省、查询、作出行政决议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阐明来由和听证权利，行政决议作出后，要奉告相对一方当事人有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三是查询（搜集证据）准则。查询是查明违法主体的违法现实、性质、情节、风险社会后果的证据，有证据证实违法主体风险社会后果现实存在和发作，也人们置信有关的、需要的查询的确是进行了，并且是正当地进行的。四是听证准则。就是听取当事人的定见，让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和行将作出的行政决议提出陈说或申辩。五是逃避准则。是指公事人员在执行公事时，如与行政行为有短长关系的不得参加该行政行为的处置，比方行政人员同业政案件的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行政人员自身或其近亲属同业政人员行为后果有直接的短长关系的，行政人员在处置这类案件时该当自行逃避，当事人也可以请求行政机关责令该行政人员逃避，在没有当事人的状况下，行政机关假如发现该当逃避的状况时，也可直接责令其任务人员逃避。六是时效准则。行政司法上的时效准则是规则行政机关在法按期限内不实行职责就能够惹起行政责任或行政行为无效，从南昌发生对相对一方当事人晦气的法结果。时效准则既是为促进行政机关进步行政效率，也是为了避免行政机关以迁延时日的方法损害相对一方当事人正当权益。如药品出产企业、运营企业的创办，医疗机构制剂的申报等，要求在15个任务日或30个任务日办结，在监视反省中先行注销保管和查封拘留收禁物品要求在7个任务日内作出行政处置的习定等等，都是对药监部分行政时效的要求。七是审裁别离准则。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行为中审理现实和作出判决两阶段分隔，由分歧的行政人员来完成。在处理的案件进程中要仔细掌握三个环节，即案件承办部分查询取证，提出初步处置定见、法制部分复核、指导审裁。八是不独自接触准则。就是行政机关任务人员在实行法定职责的详细行政行为的进程中，必需2人以上，如在监视反省、查询搜集证据的详细行政行为中，不得1小我与治理相对人和当事接触。九是合议准则。是行政机关接纳少量报从大都的准则，作出行政决议的准则。合议应分三个步调进行：起首是承办案件的部分和人员引见违法主体的当事人的违法现实、性质、情节、风险社会后果的巨细，违犯的司法律例和处分的根据及处分的建议。其次是参加合议的人员依据当事人的违法现实、性质、情节、风险社会后果的巨细，违犯的司法律例的规则和处分根据，宣布定见。再次是进表决构成抉择。十是记载和决议准则。行政主体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其进程该当记载，其最终构成的定见应有书决议，并送达相对而言报酬相对所受领。《行政处分法》中明白规则行政机关为施行行政处分而进行的反省、查询、举办听证等均应作笔录；最终决议给当事人行政处分的，必需制造行政处分决议书，并送达当事人。

4、高效便民。一是要恪守法准时限，积极实行法定职责。二是要进一步完美公创办事准则，进步优质效劳，便利人民群众。三是要果断改正和克制“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

5、老实守信。一是要做到所信息要具体、精确、真实。二是不得随意改变曾经生效的行政决议。维护司法、政策的严厉性、威望性，守信于民。

6、权责一致。一是建全行政法律责任制，对违或许欠妥行使权柄的，应依法承当司法责任，完成权利和责任的一致。二是依法做执有保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视、违法受追查、侵权须补偿的权责一致机机制。

社会后果范文篇6

对以往奥运会后效应的考察发现，奥运会后效应主要与筹备及举办奥运会时的虹吸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奥运会后投资、商贸、旅游等的低谷效应有较大的关系。

(一)虹吸效应。在国家财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投资会优先保证奥运会的举办，对举办城市的投入增加，对其他地区的投入必将减少。奥运会举办城市会将其他地区的资金、人才等吸引过来。如，2008北京奥运会也会吸引其他地区的大量资金涌入北京及周边地区，虽然这会极大改善北京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使北京提前进入国际大都市行列，但必然会影响国家对其他地区的建设投入。就我国目前而言，如果虹吸效应过强，必然会对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使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奥运会后有恶化的可能。在微观方面，在举办城市，与奥运会相关的产业部门会得到大量的发展机会，而与奥运会相关度不高的产业部门，则有可能失去大量发展机会，导致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使城市经济的微观环境在奥运会后有恶化的可能。同时，奥运会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形成“马太效应”，对于奥运会的虹吸效应有推波助澜和放大的作用，使社会生产在超常社会需求刺激下进一步扩大。奥运会后，社会需求减弱，在奥运筹备及举办期间扩大的社会生产必将面临萧条和亏损。所以，虹吸效应可能是导致奥运会后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挤出效应。经济学中对于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来扩大社会总需求是有争议的，有观点认为增加财政支出，可能会挤掉消费者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总需求并不因为财政开支增加而扩大了，只是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开支、消费者开支、企业投资三者之间相互挤占，这种挤占被称作“挤出效应”。举办奥运会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投资消费、收入、劳动力成本等方面。以投资为例，有关研究表明，2003年至2007年奥运固定资产投资总计将达547.7亿元，如果这部分投资不是定向投入奥运会，而是投入到北京其他的经济建设领域，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它投向了奥运会，其他方面的巨大经济利益被挤出了。在不考虑技术、物价、时滞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时，假定GDP增长全部由投资增长带动的情况下，据统计，1996～2000年北京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296亿元，同期北京GDP总增长845亿元，其投资乘数为2.9，由此可以算出这部分被挤出的效益高达1563.9亿元。包括奥运申办费用在内的奥运会非固定资产投资达40亿元，按全国2000年支出法GDP计算，最终消费占GDP的60.8％，即投资乘数为2.6，将产生102亿元的挤出效应。此外，用于体育场馆设施的奥运会公共投资会挤出具有弹性的私人支出及私人投资，其突出表现就是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运作，那些具有技术、资金，管理有优势的大公司、企业，将在房地产业展开激烈竞争，会挤出北京当地的私人投资。

(三)低谷效应。在一个大周期内，就整个经济发展过程而言，波浪式上下浮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奥运经济也不例外，其周期性非常明显。在筹备期间及比赛期间，甚至赛后的一段时期，在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拉动下，奥运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这种强劲的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随着奥运投资、消费的趋小，奥运经济将会步入增速减缓、甚至衰退的低谷期。由于奥运经济的特殊性，即在筹备期与奥运相关的投资强度很大，一般在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达到高潮，在这一时期内，举办城市经济有可能出现超常增长，并且由于对未来消费市场的良好预期，各种生产和服务能力得以进一步提高，以期在奥运比赛期的商业竞争中赢得先机。在奥运比赛期，大量游客慕名而至，会刺激举办城市市场更加繁荣，将经济增长周期的峰值推向更高。而奥运会闭幕后，一方面，大量奥运投资和奥运游客消失了，失去了经济增长三动力中的两个。另一方面，为奥运会而修建的大批体育场馆，宾馆、饭店、交通设施等利用率会大幅下降，但这些设施的维护费用却一点没有减少，也就是在奥运会后举办城市的经济增长的利好因素减少了，但非生产性支出却没有显著减少。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与奥运会前的快速增长形成强烈的反差。经济增长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上下波动是正常的，但低谷效应过强则会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在我国。

二、应对后奥运效应的建议与对策

(一)赛事优先，综合开发。从各举办城市的经验来看，单体场馆效果并不好，奥运会后闲置场馆较多。如何避免出现“赛事一完，人去楼空”的现象也成为摆在北京面前的课题。在场馆建设中要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化筹集资金专业化运作经营的崭新模式，积极吸引社会资金介入场馆建设和经营管理，并与商业开发相结合，提高场馆的利用价值。如，改造成酒店、展览、会议、办公等场所，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2008年奥运会所需比赛场馆共37个，15个现有场馆，22个需要新建。在新建场馆中，除少数临时场馆赛后可以拆除外，多数为永久性设施，主要有奥林匹克公园和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为确保长期使用，许多场地都应预留大面积的商业服务设施，而不应仅作为单一的比赛训练场地。同时，还应规划建设酒店、会议、商业、办公等其他配套服务设施，为赛后利用创造良好条件。

(二)注重功能质量，能简则简，多建简易场馆，避免重复建设。当前，有的奥运场馆设计方案因片面营造视觉冲击，造型奇异、投资高昂，而忽略了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的基本要素，致使施工难度和造价极大提高，实属一种不必要的巨大浪费。对一些场馆设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市现有资源和条件，能够用旧场馆改造的就不建新场馆，能够用临时设施的就不建永久设施，能简则简，多建一些可移动、可重复利用、可改装的场馆。这样，既节省了资源，又避免了重复建设。

(三)多种渠道筹资，有效利用资金，警惕盲目投资。作为非工业化国家，中国举办奥运会要比美国等工业化国家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需要更多的建设资金，2008年奥运会的相关投资额将在350亿美元左右。政府主要投资于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设施的建设；而在政府的指导下，企业主要投资于短期内即可获得经济效益的项目。这样，一方面可减少政府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可促进城市的均衡发展。在其他融资手段中，体育目前已成为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主要资金。从2002年开始体育每年将增发10亿元的额度，其公益金专用于奥运会筹备工作，以保证奥运间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建立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投资巨大的体育场馆建设，如全部由国家投资会超出政府承受的限度，而且风险大，缺少活力。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中，社会投资占了投资总额一半以上，这使政府投资的压力小了许多，而企业也可在政府的市场开发中找到自己的平台。

(四)充分考虑奥运会后场馆的改造利用。做好长远规划，合理建设场馆，保证奥运会后的场馆再利用，避免浪费。北京奥运会是历届奥运会投资较多的一次，对这些场馆的建设进行长远的规划就显得极为重要，应借鉴历届奥运会的经验对奥运设施进行合理布局，把举办奥运会和奥运会后的利用结合起来。对比赛场馆的后期利用，采取商业开发，酒店、展览、会议等综合利用，以提高场馆的利用价值。以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为例，这一区域将包括奥运会的主要场馆、大型会展中心、超高层智能化多功能大厅、大型购物中心，奥运会后将成为有吸引力的现代健身休闲、展览中心。为确保奥运会后长期使用，许多场地都预留了大面积的商业服务设施。在216万平方米的奥林匹充公园内，场馆面积占100万平方米，设有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和射箭场等场所。同时，还规划建设了酒店、会议、商业、办公等其他配套服务设施，这给赛后利用创造了良好条件。国家体育馆在奥运会期间将作为体操比赛和手球、排球决赛场地，在赛后则有可能成为大型文艺演出场地。奥运会期间用作乒乓球、羽毛球、击剑、摔跤比赛等场馆，奥运会之后将成为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场地。

(五)根据场馆特点，采取适当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一是可采用集团化经营管理，合理地配置场馆资源，有效避免单独经管、单独消费的情况；还可充分有效的利用场馆优势，合理利用资金形成拳头项目，并在人员分工上，责任明确，专职专责，做到管办分离。从经营效果看，也便于采用通卡、通票的作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经营，使场馆经营逐渐向大众体育健身的会员制过渡。因此，场馆采用集团化经营对于场馆多、项目全的单位是较易操作又合理有效的方式。二是引入专业的体育经理(经纪)公司和体育管理公司。体育经理公司和体育管理公司具有丰富、科学的体育经营、管理经验、制度及一整套手段和办法，能根据场馆的资产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及市场定位，合理引进适合群众需求的体育健身项目，并通过商业运作扩大场馆的创收范围。由于管理公司在人员培训、资源配备、场馆设施的维护、保养等方面具有先进的管理办法，能带动场馆的管理水平，延长场馆设施的使用年限。对我国而言，通过引进体育经理和管理公司，可直接、快速有效地培养综合性体育场馆需要的人才，为自我发展积累丰富经验。

(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北京市的工业结构调整，将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企业逐步从第二产业中退出来，取而代之的是高新技术企业、方便人民生活的都市型工业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总部及研发销售中心。同时，要积极发展能够体现北京地区资源优势和特点的旅游、金融、信息、会展、文化、体育、餐饮、商业、宾馆、房地产、交通运输等非货物贸易行业，从而优化城市产业结构。

2008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既要精心准备，召开一届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奥运会，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也要实现举办奥运会效益的最大化，使2008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加速器。以往经验表明，奥运会后效应对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要针对举办奥运会可能产生的虹吸效应、挤出效应、低谷效应的影响，采取严格控制奥运支出规模，节俭办奥运，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奥运投资，建立新的奥运投融资模式，在2008年奥运会后继续举办一批重大体育赛事、文化、商贸、会展等大型主题性活动等措施减小和避免奥运会后效应对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社会后果范文篇7

关键词: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随意殴打;共同犯罪

一、实践中具体案件的事实解析

2017年5月,张某和李某二人承包了某村的修路工程,任某、宋某、马某、刘某四人想从张某、李某二人处分得一部分工程，但张、李二人不同意，双方遂未谈妥。后任某等人以驾车堵路的方式干扰张、李施工并驾驶挖土机将修路工地旁的自家麦地压坏，谎称张、李施工将麦地压坏，欲以此要挟张、李二人给其赔偿或分其一部分工程，但张、李二人一直未妥协。6月6日晚，任某四人酒后又欲找张、李二人讨要赔偿或分其一部分工程，四人遂找到该村村干部,并在村委会通过电话约李某到该村委会协商此事，李某与任某四人在村委会内未谈妥并发生口角，后李某回到家中给张某打电话，将任某等人又向其索要工程一事告知张某，随后张某驾车到李某家中接上李某再次来到该村委会，张某进入村委会屋内与任某四人发生口角，张某对任某等人说：“这活是我的，谁干都不行，不服就出来”，任某等人对张某说：“出去就出去”，任某四人遂跟随张某向外走，在走到屋门口时，马某拿起一根铁棍递给刘某，但刘某随后扔掉而未使用，在村委会大门口，李某从车内拿出一把砍刀递给张某，张某拿刀向任某等人砍去，后任某、宋某、刘某持铁锨、木棍与张某持刀相互殴打，马某一直与李某互相殴打，为对张某进行殴打，最终张某持刀将宋某砍伤，张某、李某均受伤，经鉴定，宋某、张某损伤为轻伤二级，李某损伤为轻微伤。

二、案件行为人客观表现的性质评价

在本案的审查过程中，因任某等人缺乏纠集过程且积极主动的侵害对方身体的意图和动机不明显，因此对任某等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意见较为一致，本文亦不予讨论。但对任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以及意思联络不明显且为直接致伤的行为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就两方面的争议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一）本案中任某四人是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1．任某等四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该观点认为，任某等四人无故向张某二人讨要工程，并以堵路、陷害要挟等方式向张、李二人施压，并在酒后借故生非，强行向张、李二人索要工程，强行索要未果后对二人进行殴打，虽然李某离开村委会后又与张某主动返回，但该事件的起因仍是任某等人的屡次强行索要行为，应对案件发展过程进行整体评价，任某四人寻衅滋事的行为不因李某的离开而终止，任某四人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任某等四人虽有伤害的故意并造成张某轻伤的后果，但本案为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故应将任某等人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2．任某等四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该观点认为，从该案的起因上看，任某等人具有寻衅滋事的故意，且多次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但因李某与任某等人在村委会协商未果后李某离开村委会而终止，该案至此任某等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后李某与张某二人再次来到村委会与任某等人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此时张某有打架的意思表示，任某等人积极应战，双方形成了互殴的故意，在互殴中造成双方均有轻伤的后果，故任某等四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二）在任某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前提下，马某是否构成犯罪。1．马某不构成犯罪。该观点认为，张某到该村委会后，向马某四人发出要打架的意思表示，虽然马某等四人积极应战，但马某四人没有事前预谋，马某提供的作案工具亦未被使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后续使用的作案工具为马某提供，马某四人共同伤害的意思联络不明显，马某等人形成的是临时的共同伤害的故意。因四人为临时的共同故意，在本案中，马某始终与李某对打，未参与对张某的殴打，故其行为未造成轻伤的后果，而对临时的共同故意应仅处罚直接造成后果的行为人，故马某不构成故意伤害罪。2．马某构成故意伤害罪。该观点认为，张某在作出要打架的意思表示后，马某与任某等人积极应战，且马某在双方从村委会屋内向外走的过程中，曾向刘某提供铁棍，刘某虽未使用，但能够证明马某与任某等人具有伤害的共同故意，且在双方互殴过程中，其一直与李某对打，在客观行为上马某与任某等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心理和客观上强化了任某等人的犯意，马某等人均认识到自己不是单独在实施伤害的行为，四人属于共同犯罪，故马某应对轻伤的后果承担责任，构成故意伤害罪。

三、关于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区分

社会后果范文篇8

一、新闻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新闻的信息主要包括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城市建设、民生等领域适宜且需要统一、及时向社会的重要信息；市内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及处置情况；澄清涉及有关工作的误解和疑虑，批驳谣言，消除不实或歪曲报道的影响；其他需向社会公布的信息。

二、新闻的形式

第二条新闻可采取新闻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报、答记者问、新闻吹风会、接受媒体的采访等形式进行。市委、市政府每半年召开1次新闻会，主要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因突发公共事件或其他需要可随时举行。

三、新闻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市委、市政府新闻会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市网宣办）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包括确定新闻媒体并通知到会，协调安排记者现场或会后采访，跟踪新闻媒体报道情况和社会舆论反应等。

四、新闻的管理与审批

第四条全市新闻工作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统一归口管理、指导和协调。各级各部门未经授权不得擅自有关信息，需的信息资源应及时报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统一安排新闻。

第五条综合性新闻稿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会同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起草；专题新闻稿由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以乡镇（街道）、部门为主的新闻稿，由涉及单位和部门起草。新闻稿由相关新闻发言人负责呈有关领导审核把关。

第六条市委、市政府新闻会一般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于前5天提出意见，内容涉及某一方面重要问题时，报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内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时，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准。特殊情况随时急事急办。

第七条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按照《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新闻发言人及联络员

第九条新闻发言人的设立。市委、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分别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担任。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都要按要求设立新闻发言人及联络员，报市委宣传部（市外宣办）备案，接受业务培训，并且新闻发言人必须由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新闻发言人应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熟悉和了解本地、本部门工作，具有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并有一定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并熟悉网络知识。

第十条新闻发言人的职责。统筹并具体承办本级、本部门新闻工作，根据授权新闻；研究分析涉及本地、本部门的社会舆情和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开展涉及本地、本部门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准确地对外权威信息；积极关注网络舆情，有效引导网上舆论；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和沟通，接受记者采访、问询等。

六、新闻纪律

第十一条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所的内容必须按照确定的统一口径对外；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对内容涉密或涉及国家安全但又必须对外的，须经保密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审核同意。

第十二条新闻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内容进行，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变更，应重新报批。

第十三条被邀请的新闻记者应遵守新闻会的纪律和要求，服从组织者的安排。记者提问应按会内容、在相应范围进行。对超越新闻会内容或与新闻会无关的提问，新闻发言人有权拒绝回答。

第十四条在新闻工作中有下列六种情况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上级机关、监察机关或其他权力机关追究有关单位或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未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保密审查程序，致使国家秘密泄露或公开了不应公开的党委、政府信息的；

2、应新闻而不，或未及时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3、无故拒绝、阻挠新闻媒体记者的合法采访，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4、对于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难、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不及时新闻，或故意虚假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5、违反程序规定，擅自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

社会后果范文篇9

为增强对灾后重建任务的有用监督，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党员指导干部述职述廉暂行规则》，安县于本年1月初在全县履行乡（镇）和县级部分“一把手”公开述职述廉试点，积极探究对“一把手”的监督方式，获得了优越结果。首要做法与领会如下：

一、仔细做好述前预备。第一，成立了指导小组。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担任详细任务。第二，精心选择对象。试点辨别确定了党风廉政建立任务抓得较好和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2个镇乡、2个县级部分“一把手”为第一批述职述廉对象。第三，搞好述前梭巡。述前1个月，由县纪委组织县纪委委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述廉对象地点地域和部分，与干部群众走访座谈，深化调查述廉对象实行党风廉政建立职责、清廉从政以及执行各项规律状况，构成书面申报提交县纪委，做到心中稀有。

二、精心组织现场“述评”。现场会首要有县纪委委员，局部县委委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述廉对象地点单元的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村（居）干部、群众代表等参与。接纳一“听”。述廉对象就执行政治规律、落实党风廉政建立责任制、清廉从政、灾后重建任务实效等10个方面作报告请示，要求讲实话、讲管用的话，对成果不夸张、对问题不遮盖。二“问”。现场传递前期梭巡状况后，参会人员就述廉对象未说清晰、未说透辟的问题及群众关怀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质询。如：你镇财政公开方式有哪些？你如何抓好乡村村级财政公开等。三“答”。述廉对象对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宽和释，能就地答清的立刻答复，就地未能答复清晰的会后以书面方式予以回答。四“评”。参会人员综合各方面的状况，分称心、根本称心、普通、差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方法进行民主测评。县纪委依据走访查询、民主评断后果，构成综合评价定见向县委报告请示，并实时向述廉对象反应。五“诺”。述廉对象就地作出勤政廉政和整改承诺。

三、紧密追踪述后整改。一是把廉政测评后果记入指导干部小我廉政档案，作为干部审核、奖惩和选拔任用的主要根据。二是县纪委依据梳理出的问题，向述廉对象下发书面整改定见书，明白整改刻日为三个月。述廉对象在15日内制订整改方案报县纪委审核。三是述廉对象地点单元经过党务、政务公开等方式整改良度，承受底层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县纪委落实专人对整改状况进行跟踪反省，对整改不落实、敷衍塞责的，予以传递批判、诫勉说话。

经过展开“一把手”公开述职述廉运动，对广阔党员干部震动很大。县财务局局长邓德元如是说：“这是第一次参与如斯严厉的述职述廉会，本人从中遭到了深入的教育，在往后的任务中必然要仔细实行党风廉政建立职责……”。

社会后果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现代科学信念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科学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预设和基本前提，是一个由真、善、美构成的三元结构系统。真、善、美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并达到完整统一。现代科学信念对科学认知有着重要的激励约束作用，是当代科学活动宏观调控的深层思想基础和哲理依据。

1现代科学信念及其三元结构

信念是人类任何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前提，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认知要求和不可还原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也是推动知行统一的动力源泉，是人类自身的本质的属性之一。正如格里芬说:“人的本性指向终极存在，并由之所建构，关心未来利益是人的本性。”

现代科学无论作为一种认识和知识活动，还是作为一种探索自然界真理的知识生产行为，同样有着自己的内生的、非外在的信念作为科学目标和终极目的的基本引导。现代科学信念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进行科学认知活动和探索创新活动从而获得未来科学收益的终极性的、不可还原的预设和前提条件，也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科学活动不可缺少的、最为深刻的激励—约束因素，是对其外部性、社会后果宏观调控和政策设计的深层思想基础，在整个科学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海森堡说:“我们的主要动力是而且也一直是信仰，我们近来的第一步工作永远是信仰第一事物的行动和追求第一事物”。分析显示，现代科学信念是一个由真、善、美三种独立因素综合而成的整体系统。

在科学认知活动中，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从大量的科学事实中锤炼、优化、选择出具有真实意义的科学信念，使之不断逼近自然界本身，这种信念有着明显的真实性、实在性和经验性。科学史上，不同历史形态下的科学信念因其实在性、真实性、真知性而启迪、启发和引导了科学家探索自然界真理的认知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丰富的科学认知成果。事实上，在现代科学信念中，根本的一点就是包含着对自然界的真理性、真实性、实在性的理解和判断。因此，现代科学信念首先包含着“真”的要求，并在逻辑上从求真开始启动科学信念的运转和科学认知活动的实施。

在当代，科学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之后，科学的社会化成为当代科学运行的基本规律。科学家不只是实验室内的理性人，通过项目和课题选择，同时也成为深受社会影响的社会人。在当代，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信念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科学信念中不可回避地包括了科学家对于科学目标、科学理想、科学的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设计、预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伦理性，这些构成了对于科学活动进行社会调控的重要因素。科学史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关于科学本质及其与社会、宗教关系的观点，反映了科学家良好的社会理念、良知和责任感，有些转化为科学活动的规则及对其社会调控的政策措施。，事实上，在现代科学信念对科学的社会化理解中，最本质的就是对科学良知和善的理解，是对科学进行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构建和追索。因此，从求真到向善是现代科学社会运行的基本路径之一。现代科学信念在“真”的基础上接纳、设置、构建“善”的方向和因素，既是内生的也是必然的。

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纯粹的人类精神活动和智力活动(如现代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理想化、纯粹化、符号化、抽象化和完美化是其基本特征。在现代科学认知过程中，科学与人文、自然性与人性、求真与求美，向善与向美不断交织、相互作用。科学过程事实上也是人性的写照。因此，在现代科学认知中，在理想化和完美化的人性趋向的引导和驱动下，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共同体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求美和审美，将美、完美、完备、对称、高远、壮丽、优秀等美学判断引人科学认识和科学成果评价，并在一种思想、文化、历史和历史主义的背景下，将美上升为一种信念和内在要求。因此，科学信念在认知上会从真、善的境界进化、升华、造化、甚至圣化到一种纯净的美的境界。超越真和善，进人美学的理想化、神圣化的境界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归宿。现代科学信念中必然内在包括着美的因素，美的判断、追求和评价。有科学家说，科学开始于哲学，结束于艺术，此言极是。

因此，现代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科学信念的完整构成中，并不是传统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或科技社会学所理解的单一化、一元性的客观主义的“自在之物”和“物自体”式的自然观，也不是忽视科学的真理目标，把科学溶解在传统宗教的“善”的条款和人文伦理关怀之中的伦理主义的科学观，更不是唯美主义的意识的自由释放的科学观，也不是主观主义科学观理解的纯粹的智力创造、方便的主观约定(如现代数学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学派和彭加勒的理论物理学的“约定论”)，而是一个立足于科学史实践和科学家的主体性创造与选择，立足于现代科技—社会的互动机制和现代STS(科技与社会)研究成果之上，立足于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渗透、合流趋势之上的一种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系统观念。即现代科学信念是一个由真、善、美三种基本因素构成的有层次的、有结构的、动态的、开放的整体系统。科学信念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近代简单的、线性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它是现代科学活动逻辑上的必然，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智慧的内在构成和结晶。

2现代科学信念中的“真”及其激励约束作用

真即真理，它是现代科学信念的最为核心和最为根本的构成要素。作为主观预期，它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对于自然界物质构成及其运作规律的真实性、存在性的认可、接受与肯定。他们认为，自然界及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之间存在着稳定不变的本质联系，具有可知性，可重复性，可以多次(无限次)发现，通过自然规律可以预测并预见未来发生的事实。科学作为一种探索自然规律的活动，第一目标和最基本(不是最终)目标就是追求科学真理。

现代科学信念不仅认定、预期真理存在，同时它本身也是自然界规律性和真理性的浓缩和概括，是自然界真理的哲理性的反映。即科学规律决定了科学信念的存在和基本类型、方向，而不是相反。科学信念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在千百万次的科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思想性、方法性、哲理性、根本性的一些原则。科学信念会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逻辑实证主义认定的那种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科学信念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普利高津认为，每个历史时期的科学都会提供关于自然界的某种模型。他说:“对经典科学来说，这个模型是钟表。对19世纪的科学，即工业革命时代来说，这个模型是一个逐渐慢下来的发动机。对我们来说，也许可以用那些从古印度或前哥伦布的艺术直到我们时代为止的雕刻最好地表达出来”。

如统一性、简单性、对称性等自然信念和“宇宙就是一架有序运作的机器”的自然观，一方面它们作为科学认识的前提假设，作为科学信念和观念是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一种主观认定、认可和理解，是科学认识活动的预设前提，带有相对的先验性和主观性。同时另一方面，统一性、简单性、对称性和宇宙机器的思想又是经典物理学数百年来在实践上、思想上的总结，是机械运动及其规律的思想表征，具有客观性和经验性。

追求真理从根本上规定了科学认识与其他社会活动(如工商业)的根本区别。

科学真理作为一种指南和灯塔，它本身脱开了世俗，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域文化，超越了经济和集团利益，无疑具有高尚性、神圣性，使人对之肃然起敬。因此，在现代科学信念中，“真”不仅有客观的规律性的认识，同时又具有神圣性、光荣性的价值激励，否则就无法解释真理如同一个至高无上的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激励鼓舞着无数科学精英。正是在求真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动力的推动下，科学精英们怀着好奇心和渴望，用生命和热血探索并捍卫科学真理。所有这些，离开价值评价与驱动，仅从真理的实在性因素上是很难解释的。而牛顿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师，由于其追求科学真理上的举世无双的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极高的尊敬，被尊为“上帝的使者”，无疑反映了科学真理本身与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科学信念中真理和求真的因素并不是铁板一块的，纯而又纯的，也不是有人认为的是“单一指向未来”的。而是一个多因素的组合体，是真实事实判断与善、美等价值判断，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体。

应该指出，目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全球问题日益严重，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的关系已经临近极限状态。因此，在现代自然信念和自然观中，不应只是对于孤立的自然界真理的理解，而应是在人与自然统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统一，充分考虑人类的社会实践效应、人工自然、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的角色的视角下理解自然界，理解现代科学。

3现代科学信念中的“善”及其激励约束作用

在当代科学认识活动中，当求真和求知的目标及知识价值已经实现时，科学家必然会对其成果的社会属性、价值意义，对基础科学和重大技术项目成果(如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对人本身的状态和人自身处境的潜在影响、风险进行审查和批评。“善”无疑是一种评价的关键尺度。而对有明显的、可预测社会后果的项目，科学家会在项目设计、立项阶段，在可行性评估中先验地对其进行“善”的评价与审查，甚至以“善”为标准决定项目的取舍。

有人认为:“科学信念从原始意义讲没有善的判断和指向”(4)。事实上，这是偏颇的，是对科学史不深人的研究或只是对近代牛顿科学不完全的概括。在古代，科学、艺术、宗教就是不分家的。科学无论从内部信念上还是与外部的社会关系上，从来就没有脱开“善”的终级目标和关怀。对“善”的强烈关心与追求是现代科学信念与以追求真、美为主题的古代、近代科学信念的根本区别之一。

在科学信念中，“善”有多层意义。从深层(第一层和内层)讲，它是对科学真理和自然真理的一种人性化的预期与要求，希望科学接近人类本身而不是远离人类。科学真理中有着对于自然事物之间存在井然秩序的理解，科学信念中关于认为自然界按规律和秩序良好地运行，各种事物之间分工协作，不可替代，都有自己角色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近代社会学关于人与社会之间权利、义务、地位的思想，隐含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在科学思想的深处，科学家坚定地信仰时空有序、惯性参照系的等价性、物质的均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等权主义的思想，就是一种“善”的判断和“善”的关怀。在科学精神中，不崇拜权威、倡导开拓、创新、否定、批判、机会均等，没有门第特权思想，倡导客观、公正、宽容，这正是“善”的最为具体的表现。在现代科学认知和探索过程中，这种不分时空的、绝对的“善”和广阔的人文精神境界构成了科学家的选题、立项、鉴定、传播等科学工作重要的约束条件。同时，这种不分时空的、绝对的“善”也从人性、终极意义上以不竭的动力永恒地激励和引导着科学家勇敢地为人类谋取福利的利他主义的不悔的选择。

因此，我们认为，科学信念就其本质和精神实质而言就是善的，“善”是科学信念中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种含义，也是科学信念中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规范约束科学家行为和科学活动的最深层的准则和理念。

在科学史研究中，波兰尼等人通过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证明了自然科学并不只是一个逻辑命题的集合和价值无涉的中性框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实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在非言传的隐形知识意义上，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一切知识都离不开人。他指出:“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科学观只能导致科学家蒙昧主义，假使拉普拉斯式的期望或一个类似对精确科学的理想果然证明自身就是人类知识的全部，那将迫使我们完全无知”。我们认为，现代科学在信念的层次上，从深层和潜意识上已经包括了关于善和关于人性化的设计与预期，科学信念本身就包括了人性和善。传统的、古典的科学观，追求完全客观化和价值无涉，使科学远离人性和善的判断，表面上要增加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殊不知真理本身就是同时包括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的二元结构，追求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只能把科学变成为一个与人和社会无关的乌托邦和神话。马斯洛认为，追求科学的人性化理解是在科学领域中“很好地阐述了新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

从古代开始，科学知识就与神话、宗教知识融为一体，用以证明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的权益、公正、正义、善良等。到中世纪和近代，科学与宗教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但其间无疑有相容的一面。在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近代科学否定中世纪那个垄断一切思想资源、限制人性的宗教，歌颂人的理性和人类本身力量的伟大，不过近代科学主要作为思想工具，它更关心人的精神利益和思想利益。近代后期和现代，由于科学理性主义不断胜利及其辉煌的成就使得一度出现了科学沙文主义和科学霸权主义的思想，但很快会被现代科学评价、反思和监督系统(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觉识为一种充满风险和危险的倾向，现已开始对之进行更正和纠错。人们认识到忽视“善”和“美”的唯科学主义是不可取的。

在科学信念中，对“善”的第二层理解包括科学价值及其社会后果和科学、公正、伦理与道德责任和在一定价值准则下对科学的宏观调控。这是对“善”从科学的外部性、社会性方面的理解。但从本源意义上，“善”根植于科学信念本身，是科学信念必不可少的内生的组成部分。即“善”不只是从“科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有关科学外部性和社会性的命题中推导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科学信念自生性、内生性和逻辑上的应有之义。

科学除了对人的精神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外，在现代它愈来愈成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不再是象牙塔中学者们的事宜，而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建制，科学从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变成为第一生产力，变成了国家的战略性资源，科学、技术、社会走向一体化、国家化。科学和技术往往会产生使科学家自己也无法预测的后果，有正面功能，也有与科学信念中的善的设计完全违背的事件与负面的社会后果。因此，现代科学信念系统中必然包括着科学价值、科学伦理、道德责任、社会控制等有关科学外部性及社会后果的“善”的预期和控制。把“善”作为自己重要的内在构成和约束条件是现代科学信念和活动的基本特征。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上讲，现代科学不是价值无涉的，它深刻影响了人类利益、资源分配、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导向、价值标准、正当性等。它不是美好的神话，生活在真空之中，它与社会有着体制上和内在的不可分割。瓦托夫斯基认为，科学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创造或不创造价值;二是科学研究活动怎样产生出有关真理、正当行为和美的某些价值规范”。

现代科学和高技术不可否认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利益分配的不公正及贫富差距的拉大，科学政治化，跨国公司不断介人并影响科学，经济知识化和知识资本化，科技资本化使利润不断向科学知识行业和科学家集中等，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道德观上的迷茫。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公有性、神圣性开始有所怀疑。面对日益强大的科技的社会功能和科学技术潜在的异化倾向和各种危险的后果，控制科学技术，重新塑造现代科学技术的形象与构架，建立科学技术的法律、经济、道德、人文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国际化、全球化的协调机构已经为世人所共识。

防止跨国公司等强势集团对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垄断和功利主义的控制，一个根本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经济、法律、文化等各种手段，充分发挥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在充分尊重和考虑现代科学信念真、善、美的三个基本因素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等有效的经济学思想建立个人、集团、政府、社会甚至全球性之间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理性博弈模型，保证并维护科学从源头上的公有主义传统。

加拿大著名科学哲学家邦格认为要对技术进行民主控制，他认为“要让公众参与所有大规模的技术规划”(s)。美国原子能科学家卡尔·米切姆针对原子技术的社会风险，提出了科学的道德和责任问题，认为应“致力于民众教育，让他们广泛了解科学空前发展所带来的危险的潜在的可能性是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责任”(9)。通过努力使现代科学信念中“善”对科学外部性和异化的控制走向体制化、法律化。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责任与道德常识委员会”执行主任卡辛卡·埃弗斯博士认为:“就一个国家而言，要在科学的道德规范与教育战略、法律之间建立相应的关系。而在科学数据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质量、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问题上建立达成国际协议”。

4科学信念中的“美”及其激励约束机制

美是科学信念的理想化的因素和成份，是现代科学信念中有关终级目标和科学理想境界的一种预期和要求。只有认识了科学真理和自然真理，只有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增加了人类的福利和人的尊严，实现了社会公正，达到“善”的状态，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时科学追求的境界才会自然又必然地达到科学中的“壮丽的美”(爱因斯坦语)的完美化的境界。

在现代科学信念中，“美”不只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美，它同时包括着真理的成份和价值判断及“善”的成份，并且是在真理和价值判断(包括“善”)上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升华，是科学信念中的高层因素。追求美和审美正是现代科学发展不竭的动力，也是科学家进行理论评价选择的重要标准和约束性条件。如对称性、统一性等科学信念中无疑渗透着丰富的美学判断和审美情趣。追求统一性和对称性对爱因斯坦、希尔伯特、高斯等科学家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推动了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冯·诺依曼说:“我认为，数学家无论是选择题材，还是判断成功的标准主要是美学的，这些标准显然就是任何创造艺术的标准”。形式美和审美也是科学理论评价的重要标准和约束条件。近代以来，重要的科学成果不仅逻辑严谨，令人信服，同时也为人们刻画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如哥白尼的‘旧心模式”、麦克斯韦电磁学的方程式模式等。

现代科学信念中的美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形式的美”。它是富有状丽内容和体验的实质美。科学研究中创造、新奇、独特等美学原则一直激励引导着科学家们的工作。马斯洛认为，追求美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状态。科学家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无疑是最有荣幸拥有这种体验的人。席勒认为，视艺术形象高于实际兴趣，乃是文明人的标志，一个完全的人、有文化教养的人是“审美的人”、“游戏(自由的活动)的人”，一个人要从物质状态下的感情人变为道德状态下的理性人，“惟一途径就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

分析表明，现代科学信念一方面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对于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预设、心理预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同时作为个体和个人的科学家必然会从人性上，在认知和评价上表现出终极的要求，如趋美、审美等，这种信念必然会持续不断地激励约束着科学家的认知过程和方向。

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第一代人追求金钱，第二代人追求社会地位，而第三代人则追求艺术。因此，科学家作为精英，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完全的人，美学信念是构成了他的整个信念系统的高级境界和理想状态，构成他工作动力的不竭的源泉，也是科学信念在自然真理和社会公正(善)的基础上的艺术化、理想化，是一种人格和人自身的终级性预期和追求。美和审美状态是现代科学信念中不同的因素(如真、善等)的汇合和融合升华的契机。现代科学信念在审美活动、美学追求的境界和阶段上实现了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5现代科学信念真、善、美的一体化路径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