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范文10篇

社会工作范文篇1

面对灾难，国家立即组织了以为总指挥的救灾指挥部，开赴灾区，开展抗震救灾工；近十万名官兵火速开赴灾区，实施救援行动；一些社会团体也积极地活跃在抗作震救灾的第一线；国家紧急下发救灾资金，社会各界也在为灾区人民捐钱、捐血，尽自己的可能为灾区人民献出自己的爱心。灾区的重建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此时，政府相关部门、国际社会有一个共识，即社会工作专业需要发挥特有的专业价值，成为灾难救助和灾区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那么，什么是社会工作呢？在世界上，社会工作是一个调节社会关系，服务民众的专业，也是一个社会普遍认知的社会职业，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生疏的概念。

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坚持助人自助的宗旨，遵循专业伦理规范，在社会服务与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

社会工作的诞生于西方，从发源开始就和广大民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它关注民生问题，重视弱势群体、倡导以人为本；但同时它也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必然产物，社会工作逐渐发展及制度化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社会政策体系构建、专业队伍建设、社会综合和谐发展的过程。

传统中国一直是农业国，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社会结构是以生活和生产相重合的家庭为单位，以家族、亲友、邻居为生活共同体而形成的家族集团式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们历来重视相互间的帮助和接济。《周礼?司徒篇》中就提出：“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保息六政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达到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大同思想包括了老人福利（老有所终）、儿童福利（幼有所长）、就业服务（壮有所用）、社会救济和残疾人福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工作的最早构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接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北京燕京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同时成立了一些与社会工作有关的专业团体。以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始介入社会建设。1923年，晏阳初在北平与陶行知、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平民教育区的实践，梁漱溟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被认为是一定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虽然因战争等原因，这些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但它们在世界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仍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和谐，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同时也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承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随着市场化、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单位的功能逐渐单一化，一般情况下不会再为非业务性活动支付成本、提供条件。以往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政府模式已经不再满足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世界发展经验表明强国家―强社会将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预测，随着政府将管理社会的权力不断移交给社会，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社会组织（行业、维权、中介）必将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我们必须要依靠社会合力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众多问题，正因为如此，建立完善社会工作体系，发展社会工作专业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专业社会工作的建设被提到了中国发展的日程上。首先，1979年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学科建设，社会工作课程作为应用社会学也在一些大学恢复起来。1988年民政部资助北京大学100万元，设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1993年共青团系统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工作系。紧接着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中心、“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等相继诞生。1994年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到目前为止，我国有近200所高等院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形成了大专、本科、研究生三个办学层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其次，社会工作组织也逐渐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之后，相继成立了中华慈善总会、中国SOS国际儿童村协会、爱之桥服务社等全国性公益民间组织，建立了大量老年人社会福利院、残疾人社会福利院、儿童社会福利院、社区服务中心、光荣院、军休所等服务机构。为进一步促进全国十余万家社会服务机构的规范发展，充分发挥其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作用，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组织空间。第三，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化的基础。由于政府职能转变趋势所需，近年来，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政府纷纷向社工机构购买专业服务，收效甚好。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履行职能的一种新型方式，也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将原来由政府主办、为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探索形成“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服务领域涵盖社区服务、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领域，提高了服务质量，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深圳市委、市政府还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工工作发展的意见》及7个配套文件，建立全国首个较为系统的社工制度。为社会服务提供了队伍上的保证。第四，社会工作职业自身不断规范化。随着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需要，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的提出，社会管理和建设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在中组部的直接领导和民政部门的具体操作下，全国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于2008年6月28日、29日举行，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人员，将由省人事厅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这标志着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正在形成。

社会工作范文篇2

社会实践时间：2012年7月12日—2012年8月14日

社会实践地点：市有限公司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应学校要求，我在居住当地找了一家中小型企业进行了为期五周的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初步体验职业生活，增强创业与创新意识；参与生产劳动、培养服务于社会的劳动观念，增强实践能力”为目的社会工作性实践。

一个多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觉得非常充实，由于学习到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也让在学校学习过的理论知识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从而加深理解。而且对比以前或长或短的暑期工，这次是我在经过两年大学学习后第一次真正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是我对自己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我对理论知识的一次实践，总的来说，这就是一次让我在毕业前好好审阅自己的工作能力，发现自己不足的机会。

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是一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用于3C产品的塑胶油漆和溶剂，所属行业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单位下设九个部分，分别为：行政部、业务部、后勤部、品管部、工程部、生产部、售后部、保安部和仓库部。公司的销售对象主要是长期合作的企事业单位，在结算方面主要采用月结的形式，而对于初次合作的客户则采取现金货到付款的方式。该单位除了在广东省东莞市设有总部之外，在江苏省苏州市设有分部，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设有销售点。我所在的东莞总部也算是一家中小型企业，在厂内有专门的调色员对客户提供的样品进行色彩调配并通过纸质和电子记录双重保存每次调配好的配方资料，而且这些配色方案大多会根据法律程序申请专利。此外，从办公室到车间的工作运行都有一定的程序，使所有工作基本上都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

在工作单位里，我属于行政部，但是由于只是一个实习生，我并没有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主要是帮助别人做一些琐碎的事，相当于一个助理。但也正由于我没有固定的职位，所以我能够更多地接触不同的工作，从简单的文件复印和传真到电子资料的输进和查询，从这一件件琐碎的小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实践经验可能是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很难学习到的，由于假如正式进进社会后大多数人都会一直从事着某一方面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因此，我觉得能够在社会实践期间当一名助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这样我才能够在将来实际工作时更快地进进工作状态。

我现在具体地说一下这五周里做过的工作。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抄写出货日报表，在收到客户的书面或者口头订单后写生产安排表，记录订单的具体事项，然后根据需要复印和回传资料，对于那些不能通过第一方物流及时把产品送到客户手中的订单，我们通常是采取第三方物流的方式，所以我有时也要写快递单，叫物流公司上门收货，天天还要整理前一天由司机在送完货后拿回来的送货单，到月末还要把这些单按顺序排好方面日后查询。当然，接电话和开放行条也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在比较忙碌的月末或者空余时间我还帮忙打印出货单和生产流程单,写进库单，生产领料单和将生产领料单、发票等纸质资料输进电脑转为电子版方便查询和保存。通过做这些工作，我基本上了解了一个企业从材料进库到产品出口的全过程。除此之外，我还稍微接触了一下有关于财务和会计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些工作的专业性要求较高，而且比较讲求效率，所以我也只是在不忙的时候让他们教了我一些简单的工作。

关于专业知识在这次五周的社会工作性实践中的应用，让我感慨最深的是物流治理，会计学和财务治理等专业知识与企业的运行有很大的关系。固然在单位中还有各式各样的工作需要涉及到商务沟通，法律，零售学，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等知识，但是由于我并没有接触到那些方面，所以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大致还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发现物流对于企业的正常运作起到非常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应该要是系统化的物流治理系统，由于缺少了物流，企业的供给和销售都成题目。从企业生产之初，物流就渗透进每一个环节，原材料的购进需要物流的支持，进库通常需要物流设施与设备，库存治理、仓储治理和商品的流通加工与包装属于物流系统的范畴，而商品的销售更是需要物流运输。物流系统在企业中的功能看似分散，实际上却是环环相扣，物流直接或间接地贯串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始终。而让我真切意识到物流重要性的是企业对于第三方物流的依靠。可能由于我所在单位经营的是生产危险化学制品，在第三方物流的选择上比较多的局限，所以在选择物流公司的时候需要考虑诸如运费，安全和速度等题目。记得有一次我所在实习单位的一批货物由于由第三方物流代为运送而出现了泄漏题目，当货物送到客户手中基本上已经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所以公司理所当然地向物流公司索赔，但是这样的赔款并不足以抵消损失，而且自此我所在单位与该物流公司的合作关系基本上结束了，以后要运送货物只能再另外找别的物流公司，而在过渡时期公司在货物运输方面出现了题目导致有些客户投诉货物不能按时交货，这使公司的信誉降低，也是一种变相的损失，所以物流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其次，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财务治理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论是会计、出纳还是财务，只要是关于企业资金的有效使用，都应该小心谨慎地处理，对于天天的收进和支出都要尽量具体地记录，每个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度都要做总结。而且财务治理者制作的财务报告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高层治理者和员工对公司的看法，假如会计报表中的数据显示这家企业的各种情况不理想，那么就很难取得信任。

通过这次实习，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当自己从学校毕业进进社会后的生活，学习了一些在企业中需要做的基本工作，让我能够在正式步进社会时不至于像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手般慢慢在摸索中进步和锻炼自己的能力，让我从较为枯燥乏味的理论学习中脱离进进到更为直接的实际操纵中，更有效地进步了自己各种各样的能力。其中让我觉得提升最多的是对于办公室软件的应用能力和职场中人际交往的沟通能力。

在仔细分析这次社会工作性实践给我带来的能力进步后，我发现自己是非常幸运的，由于我的实习单位是一家中小型企业，并且单位在固然缺人却找不到合适人才而导致一名员工可能要身兼数职的情况下，即使我最开始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但是其他同事都很有耐心地指导我工作，以便我能更快速地进进工作状态好分担一些基本工作，再加上我是行政部中年龄最小的，同事们都很照顾我，而且在部里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本地人，年纪大多也只是比我大几岁，所以我才能在短时间能跟同事们相处融洽，也没有出现可能在至公司里面会存在的同事间勾心斗角和小团体的形成。我们就像是熟悉许久的朋友般相处，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该放松的时候好好休息。

经过这次实习，我对于这次社会性工作实践的主题“走进社会，参与实践，了解专业应用，锻炼交际能力，培养就业观念，促进自我成长”有了更深刻的熟悉。同时，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解决，也发现了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没有察觉的题目和知识的欠缺。具体的说，固然这次实践让我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但对于我来说，在实践中发现自身的不足更让我获益匪浅。

社会工作范文篇3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NewPoor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98年，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19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21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著（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1998；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社会工作是以热情帮助弱势群体、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社会责任，开始了其职业化的进程。

当时，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进程造成的贫穷、失业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一批以通过建立社区中心的社会改革为导向的睦邻组织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性需要，提倡居民的自主自觉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强调对生存环境的改良，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杰克逊，Johnson，1998；古允文，1992；豪尔，Howe，1987）。它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弥补了因政府干预不足带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多的仍然是针对个人的家庭服务、儿童福利和犯罪惩戒等辅导项目，一些家庭服务的志愿性机构或精神诊所开始大量聘任受过训练的个案工作者。而社会福利机构对社会个案工作的接纳也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成为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导向，促使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其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方法和技术，以胜任此职业。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状态的出现，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的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变化。1931年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提出了依靠公共机构与公共资源来缓解贫困的综合性福利国家计划，用联邦政府协助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来解决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以弥补以往由私人机构解决贫困的种种不足。政府介入福利服务体系的发展后，受过学校训练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位置，福利工作的任职出现专业的倾向。

社会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试图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团体工作（亦称“小组工作”）因为将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运用在帮助退伍士兵的心理适应和解决儿童心理困扰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另一方法，社区工作在社会改革（SocialReformer）与行动主义（Activities）的层面的努力也得到认可，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波普勒，Popple，1997）。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这三个原本是独立发展的社会工作方法，在注重理论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

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1]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Therapy）、精要治疗（Brief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二．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从欧美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互承接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在影响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变化：

1．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个政策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主要是通过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即社会工作体系来实现的：政府中有政府社工构成的政府社会工作体系，民间有社会工作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构成的非政府社会工作体系，而后者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以其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为社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2．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明显是受到环境制约的。一般来说，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的变化。当然，社会工作也有其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积极地试图引入当时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为己用。社会工作的这种从对科学方法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3．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其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其先谋求的是本身的职业地位，这种职业地位是与其在与社会政策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才获得的。在职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后，社会工作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应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与手段，同时用最新的社会科学历年和方法来武装自己。专业地位的提升无疑也巩固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服务、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社团管理、家庭婚姻、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社会政策，但是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却往往不尽人意。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除了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以外，制度实施中更屡屡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过程中，从政府行政到公众行动之间，缺少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政策的传承机制。

就中国现状看，目前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体系——劳动、民政、卫生、城建、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来具体运作。正因为在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中间层”，本来这个中间层是可以把政府的行政指令通过专业化的手法和技巧转变为公众的行动的，而现在的工作体系依靠的仅仅是这些行政和“准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明显地与公众行动脱节，也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不相适应。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更多的是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来发展，作为在中国社会政策过程中贯彻和落实政策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2001年社会工作教育年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社会工作专业从1980年代后期恢复发展以来，已有上万的毕业生，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专业能力。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国内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大多数的研究比较关注的是政策法规层面和行政组织层面的问题，对如何通过一套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来提高社会政策实施的质量，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研究社会政策的同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了，中国的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有有效的传承机制，才能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工作范文篇4

1、5月份完成了《省志·行政区划志》（部分）编纂工作，并完成了材料的上报工作。

2、边界联检工作。4月份四县（市）民政局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对武（宁）瑞（昌）线三交点界桩进行了勘查和维护。

二、基层政权和社区工作

1、第八届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届满，为了进一步做好第九届村（居）两委换届选举，5月12日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科长肖伍祥一行，在我局曾局长和相关同志陪同下，深入县蒲亭镇、吴山镇开展第九届村（居）两委换届工作座谈调研。调研组以发放调查问卷和座谈的方式，征询各代表对第九届换届选举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收集现场进行了讨论和解答。通过此次细致深入的调研，为我县第九届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做出了很好的铺垫。8月5日-8月8日在井冈山参加了全省第九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的学习。10月31日参加了全市第九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人大主要领导对本届选举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本次选举的重要性、任务和总体要求。11月上旬主要配合组织部制定本届选举实施方案，配合县委、政府、组织部召开全县村（社区）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

2、4月份在全县民政工作会上，对离任“两老”相关政策和审批程序及相关做法进行了培训。6月份我们对全县“两老”人员进行了核实、上报，确保2014年1-6月补助资金顺利发放到位。全县2014年1-6月符合条件的离任“两老”人员215人，共发放补助资金15.726万元。11月底将对下半年“两老”死亡、新增进行核实，确保年前把补助资金发放到位。

3、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深入开展城乡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和农村精品社区创建活动”的部署，继续开展“全省精品农村社区”创建活动。2014年6月对乡村村按照省市要求完成申报工作。

4、10月中旬配合宣传部对全县文明社区工作进行了检查和评比；配合组织部对全县81个行政村的党建、政建、财务、村务公开公示栏进行了检查，督促其不足处进行整改。

三、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工作范文篇5

［关键词］工会社会工作；工会工作；工会改革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逐渐发生转变，中国工会也逐渐出现角色定位“政府取向化”，功能担责“全能化”，以及组织人员和工作方式“机关化”等问题［1］。为了促进工会系统恢复自身活力与生机，工会组织需要自我革新，工会工作需要回归社会，才能使工会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治理，更加踊跃地回应职工多元化需要。工会工作者职业化和社会化，是推进工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即在工会改革的进程中，在基层工会中适当引入社会工作者，以实现工会组织与职工群体的水乳相融，打通服务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中国的工会工作与社会工作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2］，并且在近些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民政部、组织部、共青团、工会等部门已然认识到社会工作与本部门工作结合的重要性，并达成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是一种现实可利用的工作手段的共识［3］，因此，在工会等部门的工作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成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选择。但社会工作介入工会组织，是一个新课题、新举措、新思路，发展不够成熟，难免在介入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于2016年在B市H区Y街道总工会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工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策略，以期促进新时期的工会社会工作走向更加趋于规范化和专业化。

一、B市H区Y街道工会

社会工作发展存在的问题B市H区Y街道工会服务站隶属于B市H区Y街道总工会，由B市H区总工会统一管理。服务站配备工作人员共9名，包括6名以大学生助理员身份入驻工会进行日常工作的专职社会工作者。服务站主要工作为：下级工会组建、工资集体协商、工会经费税务代收办理、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职业发展助推、互助保障办理、紧急救助办理、帮扶系统管理、工会三级服务体系管理等等。按照上级总工会的工作安排，服务站还积极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如联合社区进行居家养老项目、灾后困难职工家庭心理康复服务等，以着力打造职工温馨家园，努力发挥党和政府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但是，由于该工会服务站工会社会工作开展时间短，经验少，并且缺乏专业理论的指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免出现一些现实性的问题。（一）专职社工身份非专业化。该服务站的6名专职社会工作者都并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甚至其中有人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社会工作者资格证。假定不存在利用社会关系谋取工作岗位的现象，那么这6位工作者以专职社工的身份进入街道工会服务站工作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点：（1）拥有B市户口，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借助工会服务站过渡；（2）拥有B市户口，工会系统没有多余的编制名额容纳过多的工会工作者，而又需要大量的工作者维持日常工作，工会服务站以工会专职社工的名义吸收这些编外人群，缓解人员编制问题；（3）拥有B市户口，凭真实能力考入工会服务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工会社工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限定不是专业社工人才，而是B市户口。我们不难推断，即使是优秀的专业社工人才，也可能因为户籍的限制，而不能进入工会进行工作，这会造成大量优秀专业人才的流失。此外，工作人员非专业工作者，没有经过专业技巧的训练，不具备专业的专业素质与能力，在工作中全凭经验积累来总结工作方法，会造成其对社会工作缺乏认同感，接纳程度也较低。（二）专职社工工作方式非专业化。由于专职工作者来源广泛、身份非专业化，其工作呈现非专业化的问题是显而易见并且合情合理的。这里的非专业化包括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非专业、不规范。在专职社工开展工作时，会出现处理问题公式化，对要运用专业技巧的问题不敏感，或已经运用到了专业方法，却不能及时意识到的局面。例如，在进行困难职工的帮扶工作时，在给予经济帮助的基础上，工作者还会介入其家庭、工作或社区等环境，帮其链接可用资源，并给予其心理上的支持；对于经济能力困难但尚有工作能力的职工选择对其进行技能培训使其能够再就业的帮助方式，改善以往工会大包大揽导致职工一切依赖政府的现象，使困难职工能够挖掘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助。这同时体现了社会工作“个别化、人在情境中”原则、“助人自助”的理念等等。但是这些专职社工对这些理论的认知程度明显不够，或是缺乏对这些理论的认识。再譬如，在进行社区工会的建设时，应用了完整的、专业的小组工作方法，但组织人员并未意识到这就是社会工作的一种专业方法，而是将其认定为工会工作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从前辈或上级单位处沿袭得到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伦理两难困境”，不能够客观公正对待，往往坚持以大局为重原则，难免忽视职工的真正需求。（三）培训工作侧重点失衡。依照相关政策，上级政府设置奖励制度鼓励工会工作者考取相关资格证，以期工会工作者能够学习到相关知识与理论，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更具专业性，是以社会工作能够辅助工会工作进行为前提的；而在具体实施中，却造成一种培训工作侧重点失衡，上行下不效的现象，即这种奖励会导致工会工作者的考取动机偏向功利性。笔者认为，这种激励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在设置方式上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激励制度下，会引发一种不正确的学习动机。此外，这种现象也从侧面体现出现行对工会专职社工的培训与教育工作中，上级政府对于专业工会社工人才建设持重理论、轻实践的态度，并缺乏实践的指导与经验的积累。而理论与实践脱节，会使工作者在遇到问题时束手无策，难以更好地开展专业服务。（四）工作范围边界模糊。在日常工作中，会出现行政人员将本职的行政工作分流在社工身上，导致专职社工不仅承担本职工作，还承担工会日常工作的现象。这是一种角色意识不清以及角色概念混淆的现象。首先，工会工作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既要满足职工需求，还要“向上负责”，因而工会工作有自身固定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思路。但实际上，工会工作与工会社会工作内容有交叉，导致专职社工不能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不清楚哪些是社工该做，哪些是社工不该做的，使得二者边界模糊。这其实是社会工作对工会工作的一种冲击。此外，出于对上级政府的服从和对社会效益的考虑，工会还有很多工作不让社工介入，但也没有界定专职社工的具体工作范围，使社会工作在工会的开展上丧失独立性与专业性。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前来寻求帮助的职工群体造成困扰，使专业服务的开展受到阻力。首先，工会社会工作对于职工群体来说是新词语、新概念，职工群体接纳度较低，甚至可能出现反感的心理。其次，对于工会社会工作的不熟悉，加之工会工作与工会社会工作内容的交叉，使得职工不知何时需要工会工作的服务，何时需要社会工作的服务等。（五）缺乏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大与否，关系到社工开展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工会在进行社会工作时，呈现出缺少社会支持的态势。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支持，以工会为主导的“准正式支持”，以及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和专业组织提供的专业技术性支持。1．缺乏政府制度支持。目前工会专职社工待遇普遍较低，并且没有编制。考虑到现实的残酷性，很多专业人才不愿竞聘这种岗位，而宁愿去从事专业不对口的高薪工作。国家不解决编制、不提高待遇、相关政策和体制不改革会造成大量专业人才的流失。2．缺乏工会内部支持。在工会引入专业社工人才时，原有工会工作者基本对社会工作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社会工作。引入专业社工人才后，由于引入人才并不“专业”，不能展示真实有效的社会工作方法和理念，原有工会工作者还是不了解社会工作，造成整个工会出现不认同、不接纳、甚至排斥的现象。这种工会系统内部不了解社会工作的局面会导致社会工作在工会的开展从一开始就不受到工会内部支持，并且现有专职社工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度也不够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专业服务的推广和开展，从而影响社会工作在工会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3．缺乏社会资源支持。社会工作者在帮助服务对象的过程中，要帮助服务对象进行资源的挖掘、调动以及整合，承担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但目前，工会专职社工在帮助职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只能依靠工会经费和上级工会所赋予的一些制度性资源，其本身无法有效地链接相关社会资源，以帮助职工群体建构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并且，对于专职社工来说，帮助职工群体整合及链接社会资源不能只局限于国家政策之下，而应该在深刻了解、熟悉辖区情况后，积极主动帮助有需求的职工链接合适的社会资源，如通过社会媒体联动所需资源，申请有关公益基金和NGO的支持等。综上，工会工作在引入社会工作的进程中会出现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相关方面引起重视，并及时提出有效率、可利用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可以在空间范围上以政府为主体，组织形式上以工会为依托，坚持以职工为本，运用专业的方法为职工进行服务。

二、对策建议

社会工作与工会工作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工会社会工作的良性发展，最终获益最大的仍然是广大职工群体［4］。笔者认为，应从政府、工会、社工自身三个层面来分析应对策略。（一）政府层面。1．加大工会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力。加大工会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促进工会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央和地方政府可适当增加工会社会工作者岗位，完善工会用人机制；在各级工会中设立专门的社会工作部门，提高就业岗位，搭建发展平台；根据实际情况向下级工会配备社会工作人才，实现专人专用。2．实行工会社工职业准入制度。严格有力的职业制度化保证，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工会社会工作发展，使其更具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通过政策倡导，对工会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实行就业准入制度，从源头保证从业者的专业性，实现高质量就业。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年度职业考核制度，促进工作者对自身工作进行反思，并保持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与素质，更好的服务于职工群体。3．提供合理薪资待遇。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考虑统一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工资，并给予其应有的福利待遇。在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可考虑给予异地户口工作者一定的生活补助；另可实行奖金激励制度，激发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加入工会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地方政府在有富余编制名额的条件下，可以考试、考核或考察的方式分配给工会社工，以扩大专职社工的覆盖率。4．加强大众媒体宣传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积极利用社会媒体资源，大力弘扬专业社会工作理念，鼓励在工会工作中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倡在工会工作中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使职工群体明白为何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何时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如何接受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以促进工会社会工作的发展，提高工会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增强基层职工群体对工会社会工作的接纳。5．积极建设多元社会支持网络。中国政府对于资源配置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工作在进行专业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支撑其开展服务。中央政府应积极倡导建设政府主导、多元并举的社会支持系统框架：包括政府和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主导的正式支持；以工会为主导的“准正式支持”；由个人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和组织提供的专业技术性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应在合理、适当的前提下给工会配置更多的资源，给予工会更多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帮助工会更好地履行服务职工的功能，并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二）工会层面。1．加强在岗专职社工培训力度。对在岗工作者进行专业性质的培训。针对理论学习，可以设置单位内分时间段考核制度，在复习专业理论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温故而知新；针对技巧培训，可以利用工作实习或同事观摩互评等方式，反思不足，总结经验。2．加强在职人员价值观念“再塑造”“再塑”的价值观念不仅包括国家层面要求的加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还包括工会层面必须做到的破除行政化、走群众路线，培养“孺子牛”精神和“公仆意识”等等，以真正实现基层工会“有人办事，有专人办事”。具体设置可以为在基层开展向模范代表学习活动，观看榜样事迹纪录片，定时进行思想汇报工作等。3．提倡工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互相学习。应大力提倡工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互相学习，可通过成立学习小组、开展学习会议、举行宣讲会等方式，增强原工会系统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提高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认知程度，消除双方工作人员的障碍与隔阂，实现工会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协调和互补。4．积极拓展工会社会工作实务。要积极拓展工会社会工作实务，推广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具体工作中，工会在为困难职工提供其所需要的物质帮助后，可为职工个人提供心理疏导、减压放松、问题评估与治疗等服务；可为职工家庭提供改善家庭内部关系、链接社会资源等服务；还可根据不同层次职工的特点及需求，制定丰富多样的娱乐休闲方案，以放松身心、减轻工作压力。5．积极整合链接有效社会资源。工会可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整合和链接管辖范围内的可利用资源，从职工队伍中寻找可利用的资源，加快从政府购买模式转变为自主购买模式的步伐。除行政性资源外，工会可与辖区内社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各类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签订服务计划，确保能够利用相关资源。但一切要坚持党的领导，争取政府支持。6．建设工会社工线上服务板块。工会可建立社工线上服务系统，设置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及时推送和相关信息，并开通线上疑难解答等服务，打造工会社工O2O模式，为职工群体提供便利的服务。（三）社会工作者。1．积极发展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指导理论工会社会工作发展时间短，经验不足，并且缺乏专业理论的指导。社会工作者要在合理运用专业工作方法，以及积极发挥社会工作“柔性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社会化运作”的优势进行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工会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总结出适合工会领域的社会工作理论，建构有本土特色的工会社会工作。2．积极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专业的工会社会工作需要专业的社工人才开展。工会专职社工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具体可通过阅读专业书籍、总结工作经验、同前辈学习与交流等方式来实现。3．及时更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职工群体面临的问题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其所需要的专业服务也随之不断变化。社会工作者应不断创新和丰富工作内容与技巧，不断创新实务工作方法，注重知识水平与服务技巧的提高，以满足职工多元化的复杂需求。具体可通过外出交流学习、成立学习交流小组、观摩示范单位等方式来实现。4．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模式。面对职工群体，社工不仅要运用专业工作方法帮助其处理现实问题，还要注重问题发生前的预防工作，以及后期的能力恢复和发展工作，真正做到助人自助。社工可以在原有的工作方法体系上，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模式，如为职工群体压力和情绪管理、问题评估、法律咨询等等，真正实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三、结论

社会工作范文篇6

1．加深和巩固已学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理论、方法

2．培养学生运用双语进行社会工作操作的能力

3．了解和熟悉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动态，分享国外社会工作的经验

二．开设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已不是新鲜事情，自2001年起，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就建议过有条件的高校专业课可以进行双语教学。所谓双语教学就是用除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进行教育。就目前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普遍使用的是英语，所以社会工作教育的双语教学除母语汉语之外的第二语言即为英语。社会工作教育为什么要用双语教学呢？首先，这是由社会工作这门专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工作的发源起于英美，其发展与完善直至形成一门专业也是在英美等英语国家完成。中国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向西方国家学习来的。经过多年战乱与社会动荡，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一度在中国停顿下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才恢复起来。也可以说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基本上是重新从零开始。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开展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向港台学习。教材的编写也是多借港台的帮助。但是，港台社会工作教育毕竟还是为本地区服务，它们深深打上了其各自地区的特性，很多方面与我们本土社会工作教育有较大差异，而且港台的教育也基本上是借鉴欧美教材和教育经验，我们从他们身上学的东西可以说是二手东西，并不能让我们准确而全面地把握社工教育的脉络。同时，目前中国本土虽然编有相关社会工作的教材，但由于时间仓促和经费的原因，这些教材均存在简单粗糙之瑕疵，我们对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的精髓与本质就未免有囫囵吞枣之嫌。因此要真正了解和进行社会工作教育，我们必须要直接向西方学习，而学习的便捷途径一方面要大量使用西方各大社会工作专家的经典原著，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多的直接到这些国家学习。然而，目前条件所限，使用社会工作专家的原著是目前我们可以方便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工作的一个必由之路，故目前中国社工教育进行双语教学是顺应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实际。

其次，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作为服务于人的工作——社会工作与国际接轨也是势在必然，一个只会一门语言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和多文化人群的交流中必然会力不从心，甚至会适得其反(CharlesZastrow,1995)。社会工作者一专多能甚至全能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要求，语言能力当然是必备素质之一。所以，会双语甚至多语言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本专业的要求。所以社会工作教育也应该进行双语教学为塑造这种素质提供了一个机会的舞台。

三．开设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在社会工作专业开设双语教学是可行的。首先，从学生英语水平来分析，学生进入大学后，英语是学生必修课之一。基本上各高校要求学生必须过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考试，有的高校还要求学生过六级考试。国家教育部要求，大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应具备一定的由于听说读写能力。在这种教育政策和课程设置的培养下，大学生已具备了相当的英语水平。所以用英语进行社会工作双语教学，从学生的水平出发是可行的。

其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学习，通过国语教材的学习已掌握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知识，如社会工作的理性与原理以及一些基本的实务。这种对社会工作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也让学生在进行双语教学时不会感到十分吃力。母语教授的社会工作基础知识与实务可以说是他们进行双语教学的基垫，双语教学从而更为可行。

四．具体操作

按照教学目的，我们对社会工作双语教学进行了以下操作。

1．课程设置与安排。根据学生学习进展，从大学二年级下半年开始安排双语教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生在大一起开始涉及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课，对社会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学生的英语水平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也有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求学生在这一年半的学习中要进行英语四级水平考试，至少要学完《大学英语》第三、第四册。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专业基础都能使学生准备好进行双语教学。。

2．教学对象：社会工作1999年级，两个班，共99人。

3．课时。每周六个课时，全学期共120个课时，使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都有充分的时间。

4．教材选择。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需要。我们首先选择了介绍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知识的专著开始，如，由MeredithPublishingCompany于1964年出版的，由RexA、Skidmore主编的《IntroductiontoSocialWork》，再在此基础上在三年级开始难度较高、理论性和实务性更强的著作作为教材。如,Brooks/ColePublishingCompany出版由JoséB.Ashford编写的《HumanBehaviourintheSocialEnvironment》。课程的安排和教材的选择由浅入深，学生也容易掌握。

5．对老师的要求。从事双语教学的老师，首先应该是用母语进行过两三年社会工作教学的、对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有较深掌握的老师。其次，应该是有相当高英语水平的老师，老师本身能自如地进行英语的阅读和讲解。所以我们选择的老师还应该是硕士学历，有讲师的职称。再其次，老师要有十分熟练的教学方法和教训经验，所以我们选择至少有两三年专业教学经验的老师。

6．教学过程。

首先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对教材的知识点如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个预先了解。同时要把预习时遇到的难点逐一记下来。这样学生在上课时就有目的，效果会更好。教师也要认真备课，把教材中的知识点和重点理出来。

其次上课时，老师的作用就是列出并分析和讲解知识点。双语教学尽量用英语，同时切忌对英语逐字翻译，课堂教学尽量注意互动式教学，即发动学生的参与。因为，社会工作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这样做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要点和重点的理解，另一方面也通过互动既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加强了学生对社会工作方法与技能的掌握，说到底就是给学生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

再次，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后要给学生提供实务的机会。老师利用自身社会资源的优势，组织和安排学生进行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要提醒学生在使用某种原理和方法之时，要有意识地回忆英语是如何表达。

再其次，要充分利用现代社会信息资源，如网络资源，叫学生多浏览相关社会工作网站，了解国际社会工作的动态与发展。一方面加强和巩固已学的知识，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对时局的把握能力。

五．教学结果

本专业双语教学共对社会工作专业两个年级三个班开展，教学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学生的接受度。对两个年级三个班共一百六十多位学生的抽样口头问答中，对开设双语教学的接受度为90%。

（二）考试检验教学成果。学期末对双语课程进行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还是满意的。以本院1999级两个社会工作本科班的《IntroductiontoSocialWork》为例，及格率为100%，平均分在75分，最高能拿到92分。

（三）学生双语教学的收获。大部分学生认为，通过双语教学，一方面，复习、巩固了已学知识，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理论与方法的更深更准的理解和掌握；最重要的是，通过双语教学，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最后，学生还认为双语教学提高了自己的英语水平，增加了自己的素质。

双语教学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本院社会工作1999级两个班共99名学生，在2003年毕业时，共有四名学生分别考上了北大、人大和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其就业竞争力也有相对提高，在本院就业的统计中，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是最高的，达到了47%（）。

六．结论

社会工作双语教学是时代和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特点要求的使然，本院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尝试证明它是可行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摘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是一个新兴的专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现状和社会工作本身的特点为社会工作双语教育提供了舞台。本文就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的目的、必要性和具体操作进行了严密的论述，认为社会工作双语教学是可行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社会工作双语教学目的必要性可行性效果

参考书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6年6月。

社会工作范文篇7

“社会工作职业化”研究的开展有着客观的社会背景。首先，社会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六、七十所大学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每年都有不少的学生毕业，但现有的制度结构中并没有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这严重地制约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其次，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并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般的方法已经不能完满地处理这些问题，急需建立专业化的助人职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工作职业化就呼之欲出了。

这次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实证研究。通过调查了解目前上海已受过或正在接受培训的总人数及其增长率，并椐此预测今后两、三年中具有社会工作背景的人员数量，因为这是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基础。这个调查在黄浦区和浦东新区展开，主要集中在属于社会工作服务范围的机构中，如社区中心、福利院、青少年中心、民政科等。其次，为这些正在从事类似社会工作的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增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的技术基础。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工作职业今后在我国职业体系中的位置。参照香港、台湾的社会工作机构，使之成为事业单位并纳入制度结构框架之中，如青少年保护中心便是这一类。另一条道路是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中，按照服务对象群体的比例，必须有一定名额社工师，否则不能开业。

本次研究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第一部分的调查已经顺利完成。10月初，就会有3份有关的报告问世。10月下旬将会举行一个研讨会，研究者将和民政局、社会保障局、劳动局有关负责人交换意见，并提交建议和议案。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它的发展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又是推动其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工作范文篇8

第二、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团体，必然会在社会上存在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与个别的、单个的、小群的社会工作者的微弱声音不能同日而语。因为社会工作团体有能力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以至网络传媒对社团自身及各类社会问题进行大量的质量的有影响的宣传以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影响，能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更好的展开。即“宣传性”功能

第三、专业社会工作社团有广泛的组织力量与成员，以这些成员为骨干可以与社会工作者进行交流合作，可以与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与个人产生互动效果，从而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及社会问题的变化发展，而且同样可以增进各个区域的各种职能的社会工作者在跨领域地交流互换，提高工作效率。即“交流性”与“促进性”的功能。

当然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社团肯定还有很多的优势，比如，在人事利用，筹集资金，发起救助活动等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方面。

(二)

进行有针对性，广泛的社会宣传

（1）针对性宣传——即“骨干论”

社会工作服务社会肯定要取与社会当时中国贫富差距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一部分人群经济能力较强，而另一部分人的情况则不容乐观。针对性宣传的目的即针对富裕人群，使他们乐意捐出或捐助一部分物品或钱财，用以援助贫困人群，以达到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中国社会工作目前缺少对这部分人的宣传，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要用宣传力量使私人捐助在扶贫基金中的比例增多，力求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而富裕阶层的捐助对普通阶层的偶发性，微量性，无论是捐助的稳定程度和捐助的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优势，但目前对这部分宣传群体的宣传力度不够，需要加大宣传。

社会工作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评估；方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社会工作应当为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然而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都相对薄弱。值得欣慰的是：三农问题愈发引起社会以及广大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关于农村社会工作实务与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开展农村社会工作的过程中，社区工作者一般会对社区进行评估。从而了解农村社区的历史和现状．识别所在社区的需求、存在的问题．鉴别可行的可能会解决问题的潜在措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区评估方法在农村社会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社区评估方法是在社区主体视角下。根据社会工作项目的内容及目标，运用特有的技术来了解社区的整体情况，为项目计划的制定提供手法上的支持总体来讲，社区评估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以及参与式观察。其中问卷调查属于定量研究；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参与式观察则属于定性研究。

一、常用的社区评估方法

(一)深度访谈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深度访谈主要是指半结构的、一对一的直接访问方式。在访问过程中．访问者和被访者围绕访谈提纲．可以就相关问题、现象．从事件起因、行为动机、行为人以及社会环境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二者能充分发挥双方互动的灵活性。在农村社区评估中．通过访谈，访问者会得到许多不曾预料到的、大量的、丰富的关于当地情况以及研究对象生活经历的背景资料．从而对待评估的农村社区有更全面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访问者与被访问者建立的是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访问者需要保持中性的立场，搁置自己的感受与假设，更需要扮演好一个倾听者的角色，以客观的态度引导访问者．从访谈中得到真实的信息。通过访谈．我们既能了解到现实资料，又可以通过受访者的回忆叙述追溯较长时期的历史事件；既能收集到语言提供的信息，又能获得动作、语气背后所隐藏的非语言资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深度访谈是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所以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一些敏感性、隐私性问题的研究。

(二)焦点小组座谈

焦点小组座谈是重要社区评估方法之一，它与深度访谈的区别在于，焦点小组是在研究者的主持或者引导下，组织多名受访者围绕某个主题自由讨论，这种方法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较多的信息．节省时间与人力。这些受访者一般是与研究内容有某种特定联系的目标群体或利益相关群体。焦点小组座谈的人员一般控制在l0人左右．时间上通常维持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座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持者，这就要求主持者善于引发讨论。掌握较好的人际关系处理技术，能够促进访谈的顺利进行。在焦点小组座谈中，不仅有访问者与受访者的互动，还有受访问者之间的互动。受访者之间可以互相启发、补充，集思广益．有利于共同探寻解决社区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同时这可以使访问者观察到受访者相互之间的行为反应．如交谈机会的转换、对不同人说话的语气，由此可以分析这些受访者所处社会的权利关系。

(三)参与式观察

参与式观察是源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它运用描述性、自然生态研究等方法，对生活情景中发生的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也就是观察者长期住在当地社区。将自己融人所要观察的社区人们的生活中．尽量地精通当地人的语言．在与他们密切接触中通过观察描述、样本记录，获取各种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以观察他们的生活情境、文化因素、行为方式、观念态度，了解人们的基本信念与观点、喜欢与害怕、期望与失落，从而寻找与其社会、文化、传统等相关的成因与对策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当时当地观察到社会行为、社会现象的发生过程，把握整个现场情况，掌握到详实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参与观察法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方法．社会工作者在运用此方法做社区评估时．必须采取主动与当地社区居民交朋友的态度，也要有可能需要花费相当长时间才被当地社区接纳的心理准备。

(四)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社区评估方法。问卷一词含有“用于调查某种情况的一组问题”、“调查或征求意见表”、“用调查表进行的调查”等意。在社区评估中，研究者可以将所要了解的问题设计成题目或表格。以当面作答或跟踪访问的方式请被调查者填写．通过对问卷的回收、数据汇总、分析．从而掌握社区及居民的基本情况。在调查过程中．问题的表达、提问的顺序、答案的叙述都是固定的．而且是一种文字交流方式，对调查对象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求也低一些，所得资料便于定量分析和统计处理。但是由于问卷调查多采用封闭式问题，实际上就限制了调查对象的回答方式，所得资料自然缺乏生动性。

二、几种评估方法的比较

理论创新取决于方法创新。评估方法是否科学，直接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农村社会工作水平的提升。要探索评估方法是否合理，是否适合农村社会工作。哪种方法更为科学，就需要对当前现有的评估方法做出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促使我们进一步去反思，才能使其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的服务于农村社会工作。

(一)资料收集的广度与深度不同

问卷调查通过发放问卷，可以由较少的调查员在短时间内调查到很多人．得到较多的样本信息，在抽样科学的基础上，问卷调查所需时间短，调查范围广泛。而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以及参与观察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资料的收集，因此在资料收集的广度与效率方面．问卷调查明显优于其他评估方法。

关于收集到的信息的深度方面，问卷调查又不及其他几种评估方法。这是因为问卷调查是一种用文字进行对话的方法．如果问题太多，作答时间太长．被调查者会产生厌烦情绪，问卷的设计都比较简短．也就不能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所要评估的内容，观察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观察法的任务是要详细描述事情发生的环境、事件发生的过程、参与活动人们的行为、人际关系、组织过程、期间的语言及非语言交流，甚至要指出未曾发生的事情。

但是由于观察法了解不到人们的感觉、想法和内在动机，收集定性资料的另外一种重要方法就是个人或小组座谈。在比较充裕的访谈时间内，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座谈关注的谈话主题比较集中，从谈话中可以了解到人们的感觉、想法和内在动机，收集到多元化的声音．获得大量生动的资料．能够针对问题得到全方位的信息，而且受访者口述的内容比较生动具体，也更容易打动读者。使读者感受到被访者的感觉与思考。

(二)获得信息的准确度不同

对于涉及受访者隐私、社会禁忌或是其他敏感性问题，问卷调查相对于其他评估方法更容易获得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有利于避免由于调查员本人提问的方式、交谈的情况等人为原因所造成的各种偏差，更真实地反映出不同回答者的不同情况，调查结果便于定量处理和分析。但是对于一般性的问题，问卷调查的准确度又不及其他几种评估方法，这是因为问卷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理解问卷和问题的含义．明白填答问题的方法，如果被调查者对问卷中的某些问题不清楚时．就容易产生误答、错答的情况．特别是如果调查员不在场，被调查者既可以同别人商量着填答，也可以交给别人代答，在这种情况下．问卷调查的质量就难以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访谈弥补了问卷调查在这方面的不足．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被调查者可以准确的理解调查者所提出的问题．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但是由于被调查者每个人的背景与角色、人格特性不同。每个人对事情的了解与观点不尽相同．他们之间的言辞难免会有所矛盾．即使是同一个人的话语，前后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这时就需要依靠参与观察人们的活动与生活，进一步验证被调查者所说的情况是否真实。

(三)适用条件不同

对于研究方法而言，没有一种方法是万能的、适用各种不同情境的。问卷调查适用于规模较大的信息调查。这种方法节省人力物力．得到的样本信息比较广泛；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则更适合于在更深的层面了解社区居民对某一问题的态度、意见、他们对相关事项的解释等，尤其是在农村社区的需求评估中，通过访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社区居民在某一方面的困难，对相关政策的看法以及期待；在农村社区评估中。很多层面也可以利用参与观察来进行研究，如果社区评估的重点是环境及文化脉络对当地的影响及居民特定行为的意义时，参与观察就是应当选择的方法．尤其是当某些农村社区的状况很少被人们所知、社会工作者看到的“事实”与当地居民所说的内容存在明显差异或是同一社区的不同居民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很不相同时，参与观察法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相对“真实的信息”。

三、对现有社区评估方法的反思

中国农村是一个超大型的非均衡的乡村社会，任何仅仅将现有评估方法不加思考的运用到农村社区评估中都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分析的．每种社区评估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与缺点，因此，如何在农村社区评估中更加合理的加以运用，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一)发挥多元评估方法的功效

翻阅目前现有的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资料．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都单一运用问卷调查这一评估方法．局限于统计指标调查．虽然定量研究提供的数据富有说服力，但是仅仅关注指标、数据、比例等数量关系，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容易导致“用死的表格说明活的事实”，中国农村的区域差距很大，有学者认为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个村庄类型，因此使用单一的评估方法．很难了解到关于待评估农村社区更为全面的信息。并难于捕捉到各个农村社区的不同之处。要知道．每一种评估方法都意味着对农村社区的不同解释，况且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不足，比如问卷调查过分依赖“纸笔技术”，不能进入被研究者内在的生活世界，很难了解被研究者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参与观察又难以做到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解释，这就需要在评估中综合采用不同的方法。使不同的方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既关注数据的论证，从总体层面了解社区．又注重社区居民的主体经验，使得评估视角多样化，做到既见“社区”又见“人”。虽然我们提倡多种评估方法的综合运用，但是也要避免为“用方法”而“用方法”的机械搬用，在社区评估中首先应考虑的是，什么样的研究问题需要用哪种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多元方法的功效。

二)使评估方法在应用中得到创新

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总是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社会情境密切联系的，而且评估方法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农村社区评估中，要避免不考虑社区的文化脉络及居民的所处的环境而僵硬的套用评估方法．应根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评估内容．灵活的采取评估方法，注重方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创新。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社会工作者自己要清楚不同方法所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不仅要在理论上掌握，还要在实践中学会灵活使用；其次，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具体的工作中多思考，比如说，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在有些话题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被访者在访问者面前不好开放经验，这种时候尝试焦点小组座谈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有些对话更容易在同质性团体中激发出来．因此，如果能预先检验不同方法的效果就会有更好的方法选择。又比如在农村社区评估中使用问卷调查，最令调查者困扰的是社区居民对问卷内容的理解不确切和他人代答的情况。那么如果调查者能突破传统的被调查者在自己家里独自填答的做答方法，邀请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让农户在填写问卷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样既能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有所所见，而且填写的准确性也会大大增加。

(三)建立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亲和关系

在一些研究报告的访谈资料中可以发现，访谈中对话的用词和语气．经常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调查者代表着政府或某种权利机构，处于强势的一方，语气有一种优越感，而被调查者则相对处于弱势。尤其是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的主要是～些贫困山村，当地居民甚至对社区评估有些胆怯，又有些期望，希望能够改善农村社区的现状，因此对调查者的态度更加小心翼翼。在这种情况下，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没有建立平等的互动关系，收集到得资料难免缺乏生动性、具体性，甚至是准确性。其实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且仅仅是合作还是不够，必须是调查者和和被调查者共同讨论分析问题．这是因为研究者并不是当地人，因此需要从被调查者的叙述中去了解自己陌生的当地社会情况．所以研究者是站在“不知道”的地位，而被调查者则是站在”已知”的位置，访谈的目的是希望从被调查者身上得到相关信息，这就需要被调查者的配合，所以访谈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交往形式，需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建立起基于信任的一种情感，我们可以把这种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亲和关系，信息的获得通常是在双方建立起亲和关系之后，只有双方建立了亲和关系，被调查者才会愿意有更多的叙述。那么我们如何去建立这种关系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的沟通．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与被调查者站在同～层次去引导他的谈话，也就是说。访问者要具有当地被访者的知识．特别是村民们常用的语言词汇．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访谈者无词可用的困境．有咨询经验的人表示，以这样的方式与受访者进行谈话，结果发现访谈进行的十分顺利]。这种态度赢得了受访者的尊重和友谊，对方才会乐意帮助你．才能避免调查者将其主观印象代替居民话语。避免“骗取口供”之类的调查技术。

(四)调动被调查者的积极性

社会工作范文篇10

一、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的内源发展观

“内源发展”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出现，而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进入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务领域，并引起各国关注的原因，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研究计划：“对促进适应各国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发展和多样化发展过程的社会文化条件、价值体系以及居民参加的动机和方式进行研究”。这一研究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总结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各种关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对它们的局限进行分析批判，特别是在各种现代化的话语系统下，后发现代化国家追赶型社会发展模式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反思而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和政策思维。按照这种新发展观，“一个社会不能完全照搬另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维结构和行动方式”，“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模式和风格”［1］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策路径，运用内源发展战略来解决自己发展中的问题。而所谓“内源发展”的理念强调的是“发展是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发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创造力和自主性的提高，它们必须是来自于人民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和从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2］因此，“内源发展”的理念，是把发展看作“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3］，强调各民族在解决发展时，应该是一个“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把发展的各种目标、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术等方面的考虑都归集到人的整体和统一体中去”［1］。内源发展观的提出，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贫困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念。对发展中国家摆脱他们对西方现代国家的依附性，探索自主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启示。但是，过于哲学化的讨论，使这一理念往往陷入逻辑应然的理想状态，而在实践上限制了内源发展理论对人们开展政策思考的社会想象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出版，以发展人的真实自由为目标的“可行能力”理论，使内源发展的抽象观念能够具象为由各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护所组成的个人主体性所需要的实质自由，使这一发展观念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充实，其外延也扩展到实现人的主体能力的获得所需要的条件。在他看来，“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4］而获得了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并通过它们的“相互联系及互补性”而“相互强化”［4］，能够增强人们应对现代化背景下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张挑战的主体性。这将使我们在考虑发展政策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并在建构以内源发展为内涵的反贫困行动体系时具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发展型社会政策形成了由众多理论观点和实际行动支持的研究谱系。这个谱系既包括了前面所提及的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也包括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投资战略、詹姆斯•梅志里（JamesMidgley）的可持续生计理论、迈克尔•谢诺登（MichaelSherraden）的资产建设理论、艾伦•沃克（AlanWalker）的社会质量理论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政策创新意义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论。这些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以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穷人的生计过程，围绕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培育进行投资，消除对穷人的社会排斥，减少其脆弱性，以增加他们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能力，形成可持续生计能力来促进他们的社会发展。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谱系中，以梅志里为代表的整体性社会政策思维，在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政策框架，“把那些在传统上一般被主流现代化政策忽略的乡村群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将“焦点集中于老百姓身上……以更好地解决农村人群的迫切需要。”［5］这是一种把民众置于政策议程中心的思路，但又不是那种目光短浅和为实用主义所驱使的“民众需求第一”［5］的民本主义（或许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基于整体性社会政策思路的社会投资行动，这一政策思路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规范性社会政策的国家主义、市场主义或平民主义思路，而是融合这三种思路，针对个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困境，建立国家、公民社会、民营商业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等政策行为人结合的共同行动，去增进他们的福利，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竞争力，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抗击社会排斥的能力［5］。按照这样的政策思路，农村发展中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应统筹考虑“所有与生计维持相关的机遇与制约因素”。既要强调受益人的参与，也要协调政府部门、营利性机构、发展机构、社区和志愿者组织等的行为。要采取社会投资的方式去发展农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他们增加各种资产性积累创造条件。“因此，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讲，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实行传统的福利项目（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或者以在关键性的非福利部门（诸如农业和资源保护部门）进行社会投资的方式来实现。”［5］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框架的陈述中，梅志里也特别提醒到，尽管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单一机构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而必须将多重行动者考虑在内。”但是，“善加组织”，注意协调不同机构、不同参与者的行为，以产生“整体大于部分”的结构性效果，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历史的经验证明，由于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的问题，不同的参与者和发展政策往往会相互竞争，彼此抵牾，导致农村发展计划的失败。譬如“有关受益人（或称‘利害关系人’）参与的说法常常有高估现实的问题。”“要想把那些在社会层面上矛盾重重、在空间上七零八落的人群纳入发展工程和项目之中，会存在很多操作上的困难。”“一堆机构不恰当地凑在一起，各个组织以一种恶性的方式进行竞争并且毫无必要地重复行动（就像在‘整合性农村发展项目’的案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不仅会使扶贫计划失去预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会破坏人们对发展的信心和对各种发展计划及其行为者的信任，使农村发展失去社会基础。因此，在可持续生计计划的工具性运用中，既要充分肯定国家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也应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服务供给领域“容易与草根阶层打成一片”，调解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地方社区“经常拥有极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关于地方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地方性知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实现发展目标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国际发展组织对地方社区所提供的财政支持和服务起到的工具性作用，也推动了社会政策的变革。而私人部门作为可持续生计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农产品拓展营销渠道，也可以通过特殊的安排为小农产生者提供贷款。”总之，组织协调各个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与受益人进行充分的协商，“确定正确的先后顺序和建立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都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环节。”［5］

二、“精准扶贫”中的内源发展战略

“精准扶贫”是中国政府根据到2020年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以及“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①的要求而提出的扶贫政策新思路，也是国家在总结以往扶贫工作的经验，针对目前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对贫困人口的“底数不够清、指向不够准、针对性不够强”，“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②而提出的工作方针。它把“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③作为现阶段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确了“精准扶贫”的目标和方法，成为各地开展“脱贫攻坚”行动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在这一政策方针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大量机关干部“入村包户”，订立目标责任制，举地方财政之力，实施“脱贫攻坚”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精准扶贫”攻坚行动来落实中央决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效果。但是，在这一重大的国家行动战略的落实上，如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实现“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的目标，一些地方的做法却需要进行反思。比如“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许多地方采取的是领导干部做表率，干部职工总动员，入村包户，一对一，面对面地开展扶贫行动。这些措施以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为特色，以政府机构为主体和行动者，在精准扶贫的力度上也显得非常有力，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贫困人口的关心和负责任的态度。然而，我们知道，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到了脱贫攻坚的阶段，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中西部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绝不仅仅是靠政治行动和经济干预措施就能解决贫困，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包括贫困群体在内的更多的行动者参与，以复杂的方式去应对复杂的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实现现有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因而，所谓“谁来扶”的问题，实质是谁是扶贫的主体和行动者的问题，而“怎么扶”则是如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让包括贫困者和专业发展工作者在内的相关主体也参与到“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来的问题。按照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反贫困行动是由多个行动者组成的行动体系。其中，政府和行政体系固然是居于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专业人员和专业队伍的参与也是重要的保证。但是，“真正的扶贫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帮助贫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个过程”，要在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上下功夫”④。从这一基本的方法论要求来理解精准扶贫，我们必须明白，过多的政府干预，过大的物质、技术和资金投入而又缺乏贫困者在脱贫过程中的责任担当，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使贫困群众、贫困家庭、贫困社区产生依赖性，削弱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主体性和意愿。因此，“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处理好国家、社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的原则①，对于解决好“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具有从战略到实践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政策指向性。从内源发展的观点看，“精准扶贫”应该瞄准贫困者的主体性培育，通过激发他们的内生性动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内源发展的主体，使之能够参与到脱贫行动中，才能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最终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发展。从发展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理解“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我们首先要把主体看作是一个由个人主体和社会系统组成的社会主体。它的内核是由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组成的主观世界。然而，这种主观性又是来源于它所处的生活世界：一个由它所生活的环境、文化、习俗、教育、制度和体制组成的社会系统。个人主体由这个社会系统所形塑、改变和再造。因而，任何主体的发展，能力的改善和提升都应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改变入手，通过制度体制的改革、教育的完善、社区的移风易俗和文化创新、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资本的培育等一系列的活动来实现。也只有如此，“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才不是单纯乐观主义的浪漫理想，也不是唯意志论的主观意念，而是可望可及之事，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也才能成为贫困地区通往全面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又是和“扶持谁”这一前提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和贫困人口的构成及其特点。这是在精准扶贫中培育贫困者主体性，推进内源发展的前提。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带来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和个人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变得越来越严重，农村贫困格局也发生了新变化。李小云最近提出，农村贫困格局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催生大量的贫困人口，从贫困特性上看，可见这种贫困称之为转型贫困”。这一部分贫困人群中的一部分有机会在转型中获得发展机会而摆脱贫困，另一部分则会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避免陷入贫困，还有一部分则会落入贫困陷阱，形成贫困的增量。“二是原来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而且处于贫困代际传递状态”［6］。这两部分贫困人群构成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增强他们的主体性，激活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就成为精准扶贫的关键议题。在增强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源发展过程中，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是两项彼此关联的实践性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村社区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农民失去了社区依托，变成脆弱群体。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开发扶持的力度，出台大量涉农政策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遏制了农村社区衰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和农民增收乏力的趋势，一些区位、交通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社区，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中甚至反超城市，成为富裕农村。但是，在中西部脆弱程度较深、贫困人口存量较大的地区，社区衰落、劳动人口流失、资源匮乏，且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社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社区建设来夯实基础，借助“脱贫攻坚”计划和“精准扶贫”措施，通过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社区发展机构、发展农村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等社区重建措施，激活社区潜能、整合社区资源，重建农村自组织体系来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增强社区、家庭和个人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各种生活风险的能力，形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内源发展”［7］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贫困者的主体性将由个人主体联合为社区主体，生存方式也将由原子化的个体生存转变为组织化生存，自主性及主体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在农村反贫困的行动中，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经济能力，一直是扶贫工作的主要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通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以项目化的方式扶持产业，建立专业合作社等方式来激活农业生产潜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式的扶贫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中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越来越远离贫困人口所能从事的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减贫效应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6］，发展农业产业的减贫效果逐渐降低，靠开发式扶贫政策解决那些受脆弱性影响较大的贫困人口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解决贫困人口生计能力不足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政策框架就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支柱之一，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思路，“其具体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诸如贫困、脆弱性、农场体系、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5］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生计维持系统包括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资产和维持生活的各种活动。对于可持续的农村生计而言，它追求的目标是多重的，既追求人们收入的增长，也要考虑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减少脆弱性和规避风险的社会保护与能力提升。而要实现这多重目标，就必须对人们进行社会投资：投资于教育、健康、从事各种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技能，以及改善环境和改变生活态度的能力与方法。通过这种社会投资，形成对他们有实际意义的可行能力，即拥有自主开展生计活动的财政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产性资本，为推动他们的内源发展提供支持。但是，内源发展并不是仅仅由社区和个人单独的行动构成的，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其资源的短缺和能力不足，需要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来激活内生动力，也需要有政策体制的支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因此，内源发展战略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来帮助贫困人群和他们的社区改善环境，为他们的生计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外因激发内部活力，为农村社区的内源发展提供协助，就构成关于内源发展战略的完整内涵。

三、通过农村社会工作推动“内源式”精准扶贫

农村社会工作是以“促进农村社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质，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村民的发展能力，达到农村社区的公平、公正、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8］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样式。专业化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引导下，以社区为基础，以促进农村人们的自主发展为目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去协助村民以自我发展的方式，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实现农村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在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转变与发展。在近二十年的探索中，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出一系列以反贫困和社区能力建设为基本议题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并在实践中开展了以促进社区参与、改善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能力、发展社区文化、推动社区建设为内容的策略和方法探索，围绕扶贫、生计发展、能力建设、文化建设、城乡互助、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社区服务、农村生态与环境保护等不同议题，为个人、家庭、社区提供服务，在所开展服务项目的农村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改善了这些社区的状况。在这些实践经验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内源发展，激活人的潜能及其身边资源，支持村民自主发展，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与核心价值，对反贫困及社区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总结这些经验，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将对“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中，以促进农村社区内源发展的理念为指导的农村社会工作，首先将人置于战略的中心地位，把精准扶贫的重点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发贫困社区、贫困家庭和贫困者的主体性与自我发展责任能力为基本着力点，关注他们的生活形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愿，发现他们的优势及局限，分辨和澄清他们的真实需要，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助人方法去影响、改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促进其发展动机的形成。我们之所以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精准扶贫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尽管也谈“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是把贫困群众的物质需要当作工作的重点，把技术、项目和资金的投入当作主要的措施，而忽视受助者的想法和内心感受，忽视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和制约，以及他们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知识，在各种压力和挑战中所形成的策略和技巧。因而，在扶贫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从优势视角的观点出发，“致力于动员村庄及村民的力量（资源、智慧、知识、能力等）来实现他们目标和愿望，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9］而社会工作者则以协助者、陪伴者的角色开展服务，运用助人自助的方法去培育和发展贫困者的主体性，通过发掘他们的潜能，活化社区、家庭及个人的资源，来促成贫困社区的内源发展格局。农村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另一个基本策略和方法，是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开展精准扶贫。按照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真实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们所具备的可行能力基础上的行动自由，即对生活中的挑战和风险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使他们摆脱困境，得到发展。在这里，社会工作所倡导的能力建设，不是简单地培养和发展某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技能的问题，它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理解力及批判精神的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新的技术、方法和技巧的掌握与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世界观的转变相结合的整体成长过程。因而，在反贫困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必须把“精准”放在人的转变上，以“助人自助”为出发点，“自助助人”为归宿，把“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结合起来，开展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精准扶贫，把扶贫的着力点放在社区能力、家庭能力和个人能力的激活培育上，针对贫困社区的社会环境、文化特质、生计方式、生活习俗、经济状况，以及贫困人群个人和家庭的具体困难，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巧，不仅给予他们资金、技术、信息、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技能层面支持、辅导和培训，也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不适应农村发展和现代化的缺陷和不足，开展观念更新和行为改变的社区教育、个别辅导。增强他们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提升他们抗御生活风险、发展生计的个人家庭能力和社区集体行动的能力。农村社会工作推进精准扶贫的第三种策略和方法，是针对当前农村社区组织化水平低，生产的个体化和社区生活的原子化导致的社区衰落，开展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组织是人类应对自然和社会压力与挑战的最有效方法。通过组织化，人类摆脱了自然生存的状态，以各种形式的组织联合起来，进行合作交往，建构出形态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来说，组织化或再造组织化的社区及其个人的生产、生活形态，对实现他们的脱贫发展及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战略的意义。诚如德鲁克所说，“现代社会，经济和社区的核心不是技术，也不是信息和生产率，而是作为‘生产’成果的社会器官的管理有方的组织机构。”［10］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不断向农村扩张，农村地区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和原子化的社会状态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要求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愈加突出，社区的组织化也愈加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地区的农民不组织起来，会使他们“在面对有组织的市场力量和变化莫测的市场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无能为力。”［11］因而，推动农村贫困社区的组织化，以有组织的方式去解决贫困问题，也就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工作，协助农民脱贫发展的重要内容。从以往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运用社区组织的社区工作方法和沟通协调、互助合作的技巧去组织农民开展自助互助活动，帮助他们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社区协调组织，引进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协助和支持，对凝聚社区共识，激发社区活力，完善贫困治理结构，实现社区的内源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策略和方法外，农村社会工作在参与“精准扶贫”的攻坚行动中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移风易俗，推动贫困社区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