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范文10篇

社会公正范文篇1

如果把社会公正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个理想追求和实践原则，那么的社会公正思想的探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认真厘清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思想

第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和实践问题。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26年，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农民暴烈行动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暴烈行为，这才能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他指出农民对地主的好坏都心中明白，谁应该从严惩办，都很公正，因而要充分相信农民。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37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②]他还指出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③]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任务始终是与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首先解决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因此把土地问题当作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④]由此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无不体现出了对中国农民这一最大社会群体和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力量和命运的关注，为中国农民社会建构公正的秩序倾注了很大心血。在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加重视党群关系的角度来关注中国这个农民群体。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56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他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1957年他又说到：“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时候，都非常关心群众，特别是关心底层贫困农民的状况和生活出路。因为他看到了农民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源泉，而且始终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根本体现，也是执政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保证。的这些公正思想也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利益主体原则。

第二，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

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公正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私有制社会以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设想出未来公有制社会中的状况，那就是既强调集体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又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集体发展的条件，辨证地解决了个人发展和集体发展、个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斯大林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科学概念，认为集体与个人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统一的。继承和发展了上述集体主义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1956年4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确提出了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合作社这些集体的关系，处理好工厂、合作社与个人的关系，要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处理好，最好的原则就是实行三兼顾，他指出：“为此，就不能是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⑤]首先，三兼顾原则是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基础上提出的。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论述了应当为此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即社会主义的一切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⑥]这就需要处理好建设中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更为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建设决定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统一的兼顾关系。其次，三兼顾原则中的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在组织干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时指出过，既要反对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也反对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公与私是对立统一的。他批评斯大林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注重公而忽视私，极大地损害了个人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他风气地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而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⑦]所以我国的农民政策上要兼顾农民的利益，必须再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让农民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同样工人的个人利益也必须兼顾。三是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大局观来提出三兼顾原则的。1956年在分析地方闹事的问题时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注重当前的、局部的、个人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⑧]可以说，在三兼顾原则中，历来比较强调长远的、整体的、集体的利益，认为它们本身已包含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前者发展后者也相应发展的公正原则。这一原则解决了西方历来正义思想家们无法解决的自由与责任、国家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原则的发展。

第三，反对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主张人与人间的平等。

认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是社会平等的根本制度障碍，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性别歧视，而且对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为，中国男子一般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而女子则除了深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到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⑨]因此主张农民运动，起来不断推翻地主政权，以及族权、神权和夫权。只有动摇和推翻这四种权力，人民的思想和道德才能获得解放。同时他号召农民破除封建迷信，使很多青壮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妇女也在农民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觉醒，她们组织乡村女界联合会，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使夫权也最后被动摇。冲破“四权”的同时，就是要使农民和女性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观念上包括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上的进行彻底改观。指出说：“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而然的结果。”[⑩]还特别强调农民身上的旧观念、旧传统习俗，必须由他们自己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去破坏它们，只有农民自己才能解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套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认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列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11]

在充分尊重个人主体性人格尊严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包括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主张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地位以及社会领域中的平等与公正待遇。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来说，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12]一部封建社会史就是中国妇女受尽压迫和屈辱的血泪书。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都曾试图把妇女解放出来、改变妇女命运，但因始终没有能够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改造运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结合起来，所以收效甚微。尖锐地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13]“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4]“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15]。

总之，在这里表述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决定了人们在基本权利、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等公正待遇，必须把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第四，反对个人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尊重基本人权，发扬政治民主。

在总结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个人主义的7种表现。[16]报复主义，即从个人观点出发，不从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出发，目标是自己队伍的成员，这削弱了组织和队伍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即“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现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7]三是雇佣思想，即“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18]四是享乐主义，五是消极怠工现象，六是离队思想，七是攻击个人等等。指出“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9]防范个人主义就要加强教育，分析个人主义产生的社会来源及其对党和革命的危害，并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个人主义危害党和革命队伍的建设。从中国革命实践上深深体会到这点，看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公正原则的销蚀，并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克服的途径。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和实践。

反对个人主义，但并不反对个性解放，他区分了个性自由和个人主义，主张“解放个性”[20]关于“解放个性”的主张是对思想的发展，他把这一思想引入群众观点，因而在他的群众观点中包含有尊重群众的个性自由的含义，要求党的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自觉和自愿相统一的原则。他把个性解放和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发扬政治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1]这里体现出了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从政治体制来说，就是民主集中制。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22]而要发挥革命人民的意志，就要尊重每个人的意志，使各个人都发表出于内心自愿的意见，然后又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这就是后来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3]这同所说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是一个意思。这对于政治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否定了唯意志论，又肯定了公平与正义选择的意志自由；既否定了道德正义的宿命论，又肯定了社会公正的理性实践作用，从而把尊重基本人权、自由与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革命的功利主义的合理性。

认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反对超阶级的功利主义，主张阶级的功利主义。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24]剥削阶级宣扬的超阶级的功利主义实质上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功利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往往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本阶级的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认为这种功利主义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同劳动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25]但却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种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为目标，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长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狭隘功利主义者。”[26]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基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宗旨，主张把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统一起来，既考虑照顾群众的目前利益，也不能损害群众的未来利益，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指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7]因此，为广大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为每一个人获得公正的社会待遇，这就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六，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庸俗思想，最早在批评红军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就提出他的基本观点。针对当时红军中，要求物质生活方面不问情形、工作需要而要求绝对平均，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28]小生产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小生产这种生产性质，决定小生产者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绝对平均。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其在分配上的道德观念。红军中大部分成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了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的状况。在分析了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根源之后，指出了解决的途径。他说：“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29]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非常重视清除作为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预见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分配中也不可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个小生产者的大海，绝对平均主义也是小生产者的伦理观念或道德理想，平均主义的渊源是很深的。同时这种渊源也使得两极分化的极端有了场所，自古以来作为社会公正的两个倾向总是存在着。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体罚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30]不仅批判平均主义，也担心两极分化的出现。他多次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因此“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31]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基本途径，也是防止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化的措施。1959年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就平均主义问题指出：“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并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32]应该说，的这些思想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公正的核心问题，具有科学的预见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当然，除了上述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外，还特别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国际正义原则、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正思想和教育平等权利等等，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公正合理的政治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对公正思想的评价

无庸置疑，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也给今天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建构的社会公正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借鉴。美国的专家R•特里尔在评价时指出：“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分配——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33]当然由于与现实的客观条件，其公正思想中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其实践过程的把握上：

第一，在群己关系上，过分强调了集体、国家而忽视了个人而带来严重后果。

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公正原则上，提出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34]的价值标准，并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5]这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公正观的根本特征，也科学回答了义利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义利之辨的志功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应该说科学地解决了民主与自由、权利与义务、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西方“民主”社会探讨了几百年无法解决的矛盾，应该说是对社会主义公正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明显的失误就是过分强调对国家集体的公正，从而过度挤压了个人公正利益，用命令代替自觉，从而使三兼顾原则陷入了片面性，也违背了西方正义论的“自愿”原则。反映在群己关系上，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集体。所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与“个人利益”便成了决然对立的两个概念。个人利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集体——组织才能代表，所以在实践中，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群众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利益。”这一“集体主义”原则在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性，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忽视了集体中的每个人本身也是目的，又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和人格，而把每个人看成只是为集体服务的工具，那这样的“集体主义”就会陷入片面性。甚至会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抹杀了个人利益，压抑了个性自由。特别是当时受到“阶级斗争”思想的桎梏和社会形势的影响，三兼顾原则彻底走向了极端，导致了“”危机，对个人基本人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像瞿秋白犯有的倾向那样，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否定偶然性因素的客观性，认为“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同时他在强调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工具”时，没有适当指明，在历史过程中，每个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这就逻辑地包含着人的个性自由也只是工具价值的片面性，忽视了人是目的这一方面，导致群己关系上过度强调了国家集体公正而忽视了个人公正。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观点和影响及其深刻，几乎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倾向。

第二，在社会公正实现的基本途径与实现形式上，没有走出计划体制的限制，并把市场与计划绝然对立起来，使得的社会公正思想失去了公正理论应有的市场经济理念。

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述的是。早在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以苏联为鉴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36]提出这一论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认识的。无庸置疑，的哲学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事实时，他又只承认我国当时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矛盾是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合作社、手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的生产、交换还需要寻找适当的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只提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还存在。所有这些显然都没有从总体上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与认识，没有涉及根据我国生产力任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消费形式，更没有涉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内的体制、结构的建立、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的现实依据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换言之，现代意义上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现实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37]而“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具体演变的实际状况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如平均主义的痼疾和严酷斗争的环境，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逐渐成为中心任务，而这又对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38]正因为这些，没有能够对社会主义公正实现的根本途径和实现形式进行科学的论证，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对于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论述中，才逐渐得到了解决。邓小平反复告戒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39]

注释: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③]同上。

[④]《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3页。

[⑤]：《论十大关系》，《著作选读》下册，第726页。

[⑥]：《关于党过度时期的总路线》，《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

[⑦]：《论十大关系》，《著作选读》下册，第728页。

[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选读》下册，第791页。

[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合订本，第33页。

[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合订本，第34页。

[1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合订本，第35页。

[12]《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240页。

[13]《文集》第2卷，第168-169页。

[14]《文集》第6卷，第458页。

[15]《文集》第2卷，第169页。

[16]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页。

[17]：《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选集》合订本，第95页。

[18]同上。

[19]同上，第96页。

[20]：《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书信选集》，第239页。

[21]：《论联合政府》。

[22]：《新民主主义论》。

[23]：《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

[2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864页。

[25]同上，第864页。

[26]同上，第866页。

[27]：《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选集》合订本，第1317页。

[28]：《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选集》合订本，第93页。

[29]：《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选集》合订本，第93页。。

[30]《文集》第8卷，第130页。

[31]《文集》第6卷，第437页。

[32]《文集》第8卷，第11页。

[33]R•特里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528页。

[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第？页。

[35]：《论联合政府》。

[36]《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766页。

[37]吴忠民：《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38]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社会公正范文篇2

“社会不公”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後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可惜，至少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社会公正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想来那大概是出于对改革的“爱护”，同时也是因为不少人都比较相信“补课论”，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後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原始积累”那一课不得不补。事实上，由不公正的改革引发革命，或因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导致改革流产，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少见。前者如沙俄时代的斯托雷平改革1，後者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都是很典型的例证。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一点，则显而易见，“社会不公”不唯是引发1989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原因，甚且也是促成俄国近期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2这些历史事实提示我们，即使不考虑改革的价值目标、而仅从其成败着眼，也不能不把“社会公正”问题列入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有人以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因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似乎只要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社会不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同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3足见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时，假如仅仅寄希望于政治改革，那显然是把社会公正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有鉴于以上所说，本文将以“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遗产”为中心，首先探讨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含义；继而分析社会公正借以实现的条件和方式；接着考察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将依据近年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荷兰奇迹”的经验，就如何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公正”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畴。

从自然史和人类历史分野的角度看，如果借用赫胥黎的术语，则“公正”或“正义”显然是对“自然的过程”的一种超越，属于“伦理的过程”。因此不言而喻，“公正”并非属于“实然”、而是属于“应然”的畴。

在汉语中，“公正”与“公平”、“正义”的意义相近。不同的是，“公正”常用于评判是非功罪，“公平”常用于评判交易，而“正义”则常用于评判伦理道德。在中文的字面上，所谓公正就是公而不偏，举凡评判是非功过或赏罚予取，遵循公众认可或代表公众意志的准则而不偏私，方可谓公正。就此而言，汉语中的“公正”与英语中“JUSTICE”的字面意义有其相通之处。後者是指：相关双方中的每一方，在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社会公正”所要规的，不是个人之间、而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要求各利益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可见，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实际并不存在原则的区别（某些自由主义者根本否认“社会公正”的意义，这暂不予讨论）；两者都是与“特权”和“歧视”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只是给出了关於“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形式定义。这种定义虽然指明了“权利”和“义务”应当彼此相称，但并没有揭示“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实质内容。不过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把“义务”理解为一种必须让度的权利，则“公正”与“社会公正”所共同蕴涵的，就是“权利的平等交换”。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谓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作为一种规性的畴，“公正”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易解决的难题。

这首先是因为，不论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或自然，都不能使“公正”得以在人世间自然地实行。一方面，如上所说，“公正”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也绝不可能为言行公正的个人乃至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提供适于生存的优惠。另一方面，人性也从来都并不完美。正如卢梭指出的：“从人的方面来说，正义（按即“公正”）没有自然的责效，故不能在人世实行；盖正人以正义待人，而他人不以正义待他，便是恶人受惠，正人遭殃了。”4

“公正”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抽象原则的“公正”，虽然很少有人会公开地加以反对，但是对于“公正”的标准或具体内涵，正如对于所有的“应然”、即什麽是“应当”和什麽是“不应当”的问题一样，人们的回答往往人言言殊，无论谁人都很难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都信服的答案。在攸关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之切身利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上，尤其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公正”从来都只是一句美丽的空话，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美妙幻想。因为，既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或国度，“公正”总是被公认为一种高尚的美德，一种应得到普遍尊崇的准则，那就表明，“公正”本身是深深地植根于普遍的人性之中。卢梭说：“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5照笔者看，这实际也就是肯定了“公正”源于人性，因而归根到底是与人性相一致的。

正因为“公正”源于人性、与人性相一致，所以人才可以依据这一“绝对命令”而超越自己的自然本性，凭借理性为自己创造出某种借以实现“公正”这一价值或理想的“手段”。按照卢梭的看法，“社会契约”、“法律”和“政府”等等，便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的一般“手段”或“工具”。他说：“倘使我们能够直接承受神感，那我们自然无须有法律和政府了。无疑地，世间有种普遍的正义是来自理智的，但这种正义，欲得大家承认，必须是相互的。……故社约和法律须使权利和义务相关连，并使正义应用其对象。”6

事实上，至少在现代的条件下，只有法律才有“资格”对各个人、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且具强制性的界定；只有政府，才拥有“使正义应用其对象”的正当权力，因而也才可能强制性地使“公正”或“正义”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责效。然而，法律和政府只是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要使“法律”和“政府”能够真正成为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手段或工具，还须具备下述两个前提：第一，法律本身必须是公正的；第二，政府必须“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对于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性，已经为今人所公认，这不拟赘述。然而，如果一部法律本身缺乏公正性的话，则它必将导致波及全社会的系统性或制度性的不公正。所以，法律的公正问题，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笔者看来，法律本身的公正性虽然涉及多种因素，如时代、历史背景、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其关键却在“平等”。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下，判断一部法律是否公正，最根本的就是要看其是否体现并贯彻了普遍平等的原则，即它对每一个人是否都赋予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级或阶层，也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社会集团(包括政党)或群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部法律是公正的；反之，则是不公正的。在此种意义上，正是“平等”构成了“公正”的实质性内涵，因而“公正”在本质上是与“特权”和“歧视”相对而不相容的。

然而，法律上的“平等”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权利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保证人们实际上也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如财产权等等）。要使这种“形式的平等”能够成为“实质的平等”或“事实上的平等”，不仅要求执法者依法行事，而且也要求整个社会和每一个适法者本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那末，即使法律本身是公正的，所谓公正也仍然可能是徒具虚名，或者至少是名实不尽相符。

自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在“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这两者之间各执一端，才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公正观；其间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产权制度的问题上，便形成了主张公产制——统制经济（即所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主张私产制——自由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对立。

尊重私有产权并着眼于形式平等的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公正得以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的问题。这在形式理性（按，这指确认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理）的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从社会统计的平均结果看，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换”或“公平交易”，也确实是在不断重复的自由交易中才得以实现。问题在于，人们在劳动市场上所交换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这还涉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和货币“平等交易”的背後，就可能掩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掩藏着“人对人”的奴役！而如所周知，这种通常表现为超负荷的经济压榨和超经济的人身奴役的实质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普遍存在和怵目惊心的。这乃是私产制的自由经济既无法回避、也不可能自然（没有政府干预）地解决的一大难题。否则，它在历史上也就不会长期遭遇社会主义的挑战、乃至共产革命的威胁。如此简单明的事实，自由主义者们当然不可能看不见，他们显然是主张对这种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采取“默认”、或者不如说“容忍”的态度。

与自由主义者截然相反，作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最激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公正，采取彻底批判的、革命的立场。在他看来，法权上的公正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反对封建特权的进步意义，但那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公正，因为真正的“平等交换”只存在于有产者之间。他还认为，由于这种形式的公正掩盖了实质的不公正，因此说到底，它是狭隘的、甚至是虚伪的。马克思关於社会公正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卢梭关於私有制是人类一切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认为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就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在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无产者进行“剥夺剥夺者”和实行公产制的共产革命，不仅天经地义、公正合理，而且是彻底根除现存一切实质的不公正，进而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或唯一方式。这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虽然有其价值的合理性，但历史已经证明，实行公产制——计划经济的後果与其所设定的目标（其中也包括它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在内）相去太远！

有趣的是，马克思当年曾预言和期待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并没有发生，然而这些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不仅没有坚执于对自由经济的迷信，进而对自由经济下存在的事实上不公正的问题采取回避、甚至否认的态度，反而在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适度的国有化、涵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险体系的建立等等，就是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以弥补市场和原有法律对于实现和保障“社会公正”之不足的比较成功的例。因为正是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设施，为实现劳资之间真正的“平等交换”、从而也为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公正”提供了客观的必要保证。这是一种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方式，亦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

这种方式还表现在一些非法制化的层面上，如某些劳资纠纷的调解、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要通过政府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参与，以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公控制在为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容忍的围内，从而达到相对社会公正的目的。我们将这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称作社会契约的方式。

叁、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遗产

前已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大量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与其特有的社会主义遗产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遗产在中国大体包含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是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第二，是与上述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第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笔巨额“国有”资产和一个以“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不仅直接反映着改革的领导者对“社会公正”原则的界定，而且广泛地制约着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而也直接地触动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影响着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每一个人对改革的目标、政策和实施方案及其实际後果的评价。也因之，人们判断“改革是否公正”，主要就是看在处理或分配社会主义遗产的过程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各个人在改革中的“实际所得”与其“所应得”、“实际承担”与其“所应承担”是否相一致。

平心而论，在关乎“社会公正”标准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原本是情理中事。我们似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之。问题在于：从八九年那场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不公”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之日起，当局便公开表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倒和反对贪污受贿，以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不公的决心，此後他们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什麽自九十年代以来，腐败横行、社会不公的现象却反而日甚一日呢？在笔者看来，问题的答案主要应当从改革的失误中去寻找。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之所以会发展到目前这麽严重的局面，根本的原因，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遗产的问题上，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甚至违背了大多数人所能接受或认可的关於社会公正的标准；因而改革本身的深化，也便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积累和日益恶化的过程。

依据笔者的观察，改革的这一失误所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由此亦引发了与之相应的四种社会紧张或冲突。

第一，寻租现象泛滥。回首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间曾出现过叁波令人瞩目的寻租浪潮：第一波始于八十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官倒横行”是其最遭人垢病的後果。第二波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或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方式对国企所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这波浪潮的神奇效果之一，是将寻租的围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了国际市场。第叁波，则彪兴于九十年代的“炒股热”，在昏天黑地的“房地产热”中达其极致。这叁波寻租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泛滥，一次比一次汹涌，以至终于从姿肆的寻租大潮中，浮现出了少数拥有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产的家族和个人！有人据此作出判断，这标志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中国的完成。7

很明显，寻租现象的泛滥，是基于各级党政科层组织及其官僚特权的存在。这些特权虽然实际上早已存在，但其突显出来、以至成为社会舆论广泛指责的对象，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其原因主要有四：(1)官僚特权及其为害在中已经暴露无遗；(2)如前所述，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客观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和异常广阔的空间；(3)中国社会已伴随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多元化，因而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明显；(4)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

第二，少数人非法瓜分国有资产

这是寻租现象泛滥的最为严重的後果！

如所周知，中国大陆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据说以平均每天大约一忆元的速度非法流失着，这构成了用以表征“社会不公”的规模和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社会不公的问题，追根溯源，不能不改变“人治”和官僚特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存体制。然而，俄国私有化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即使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也未必保证转型期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一定能够按照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方式进行。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完全退出企业，如果不能同时使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则即便是如今天俄国那样的民选政府，它的各级科层组织及其官僚，也照样会利用转型期国有资源再分配的各种机会，猖狂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使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在这一方面，中国与俄国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并没有公开地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因而少数有权势者及其同伙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往往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的。第二，由于“公有制”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因此，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少数人私分国有资产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也就不可能不以与现行法律和既有社会伦理原则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突显出它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

首先，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因此无论如何，在法律上绝不允许将改革变成一场由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剥夺多数人这种名义上的所有权的过程。其次，国有资产“人人有份”的信条，不仅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而且也是基于国有资产来源于全体人民共同积累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人人有份”实际上早已积为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的经济伦理原则。这样，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改革便不能不受到上述法律的和社会伦理的双重限制。就第一重限制而言，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地瓜分国有资产属于非法，当然不可能不引发“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矛盾；而从第二重限制来看，即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在现行法律的围内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假如改革的实际後果令多数人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上失落了上述名义上的平等地位，而同时又不能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那末，这样的改革因其难免演变为“强者剥夺弱者”的过程，它在实际上仍然会被多数人看作不公正，因而也难免遭受多数人的道义谴责。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并在九十年代逐步激化的“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正是在国有资产大量非法流失的宏观背景下，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交织而成。

由此看来，改革虽然不能不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率（否则又何必进行改革？），但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率则是不够的。除现行法律而外，“社会公正”也是改革、特别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必须充分予以重视的原则之一。

不容否认，“公正”与“效率”之间常常有矛盾，但也不尽然。有关的研究表明，分配不公同样可能对效率起负面的作用。更何况，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实行私有化都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能够提高效率的私有化，需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而此种经济环境在中国的成熟则显然须假以时日。8我们应当从俄国仓促草率的私有化过程所造成的严重後果中汲取教训，以足够的耐性期待并促成这种经济环境的成熟与相对公正的私有化方案的研制。

第叁，国企内部上下级关系的不合理变化

这也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不公现象的焦点或凝聚处之一。

大家知道，改革前，我国工厂、企业内部的党政领导与职工之间，虽然并不像公开标榜的那样，是一种同志式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但除非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职工一般不得开除，其劳保和福利待遇也是有保证的。而且，那时工厂企业的领导与职工一样，都是依靠工资维持生计，虽然领导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有时亦难免“多吃多占”一点，但两者实际收入的差别不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锅饭”。但自八十年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原先这种“同志式的关系”便开始逐步向“劳资关系”转变；劳资之间的紧张以至冲突亦随之产生，并伴随改革的深化而呈逐步激化的趋势。因为厂长经理渐渐地掌握了让职工下冈、甚至解雇职工的权力；职工的工资、奖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由厂长经理决定了。与此同时，两者实际收入的差距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迅速拉大。据报道，沈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厂长上任後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82%的厂长配有高档轿车。”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四百多家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有60%是企业的公款消费9如此的高消费，不要说中国的普通职工，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然也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得到。广大职工对此早已是“义愤填鹰”，这其间虽然不免亦可能含有“红眼病”的成分，但他们最深刻的失落感，却可能是来自自己与领导之间相互关系的上述深刻变化。

诚然，自八十年代开始在一些工厂企业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厂长经理的权力有所约束，对工人的权益亦有某种保护的作用。但一则由于厂长经理通常都可以仰仗其上级“靠山”和权力关系网的庇护，二则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缺乏横向联系，难以对厂长经理形成足够的制衡力量，因此，即使在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运作最好的情况下，如在某些大型国营企业中，它对厂长经理的约束和对职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不然的话，在近年来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怎麽可能出现一部分企业领导竟敢以解雇相威胁，强迫工人购买股票；而一些工人又怎麽会因无力购买股票而被开除呢？10

也许，《劳动法》的公布和实施，将会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但是，《劳动法》显然不可能为国企内部上述“劳资关系”的生成提供充分的根据。因为它回答不了，在从原先那种“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或“准劳资关系”）的转变过程中，厂长经理们个人究竟付出了什麽样的代价、承担了什麽样的风险，从而摇身一变竟成了“资本家”或“资方人”？而原先同样是所谓企业主人的广大职工又得到了什麽样的补偿，因而便该当一下子“沦落”为被雇佣者？而对这样的社会伦理问题，显然是不能仅仅以“提高经济效益”来简单作答的。更何况，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即使以强力推行了这种对市场经济固属必须的从“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的转变，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能扭亏为盈，也令人怀疑！

第四，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改革的收益分配和代价分担是否相称的角度来分析，存在于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于下述两重关系中：其一，是城乡关系，亦即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官民关系。

笔者在《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曾经指出，与前苏联那种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复合而成的。在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承担着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为城市提供廉价商品粮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不仅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遭受着多重歧视。农民的这种“贱民”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诚然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不公正的差别依然是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了“稳定”，政府一直采取以农村养城市的方针，农村改革的收益，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无偿用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尽管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的头几年曾一度略有缩小，但在城市改革起步以後复迅速拉大。据报道，1997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5160元，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2090元。这一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之比为2．5，实际仍然维持在改革前的水平上。11

(2)若与国营企业相比，政府在信贷、外贸和某些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性歧视依然存在。

(3)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和行政人员，对农民的非法摊派和敲诈勒索，远比对城市居民为甚。

(4)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工资、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以至社会舆论等多方面，仍然处于被歧视的“贱民”地位。

至於官民之间在收益所得和改革代价承担上的不公正，尽管我们很难做出量化的描述，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官员及其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小的普通百姓却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承担最大的风险。民众对此有义愤，首先是因为，在政治不开放和实际存在着特权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个人努力程度，并没有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而得到验证。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掩盖和不能无视其存在的因素，就是改革的巨大代价，说到底，是来自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因此，当评价改革是否公正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可能排除人们去追溯这种“历史的责任”。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历史责任的绝大部分，应当、也只能由缔造并推行了旧模式旧体制的执政党及其官员们来承担。这显然是一笔不大容易计较清楚的“糊涂账”；而且，在改革中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人们，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假如改革的收益分配恰好与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成正比，而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分担却恰好与之成反比，那无论如何都难免遭人物议！或许，这种社会不公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毕竟不同于革命，它不能不尽力争取掌权者的认可与合作。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不公，距离多数老百姓所能容忍的界限到底有多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面对的问题！

四、社会公正与社会民主主义

“荷兰奇迹”的启示

那末，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麽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化解那些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呢？

照笔者看，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致有如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第一，是意识形态说教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改革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在时代曾屡试不爽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已经不那麽灵通，至少是不够用了。

第二，是把经济改革局限在旧体制的围内，甚至“走回头路”，即“革改革的命”的方式。，某些“老左派”们所主张的这种方式，在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的中国，显然已无异于痴人说梦，客观上不可能，对多数人也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第叁，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按：当前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流派纷呈的思潮，这仅指其中的一部分人）的方式。主张这两种方式的，除了某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而外，还有知识界的某些头面人物。

由于反驳这两种主张的论作几乎已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笔者无意再对它们作详细的评论。这只想指出两点：其一，八九年那场风波表明，将社会不公的问题留待日後解决，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恐怕是“一万年太久”！其二，最近印尼等南亚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至少已经对这两种主张提出了无可回避的“挑战”，因为谁都无法否认，最近这些国家发生的极具破坏性的政局动荡，与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有直接的关系。

除此而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很激进的主张，我们这里不去说它。笔者想要推荐的，是一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方式，亦即

第四，政府干预下的社会契约方式。

简单地说，这种方式就是主张，在政府的主导和参与下，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协商对话，来规和调节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变化，以保证改革相对公正地进行。

如前所述，战後西欧和北欧在适度国有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人经过长期努力而达到的伟大成就之一。这种成就为广大劳工阶层的择业自由创造了某些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而也为在劳资关系方面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提拱了一种制度性的保证。但也许是因为“物极必反”，社会人们战後在欧洲推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曾遭遇到自己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福利社会主义”因其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已经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右翼保守主义于是趁势而重新崛起。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英国开始，私有化的浪潮一时几乎蔓延西欧所有的国家。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亦程度不同地被削弱或被缩减。这些改革虽然为顾主们所欢迎，却不免遭到广大劳工阶层的抵抗。如果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社会难题是：政府究竟应当如何处理顾主要求降低劳力成本与雇员要求扩大就业和提高工资福利之间的矛盾，才不失为“社会公正”，因而也才能为劳资双方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如今已享誉西欧、并被视为当前西方世纪颇为时髦的“第叁条道路”之开端的“泡勒德尔模式”（POLDERMODEL)12，正是适应这种情势的客观要求，于一九八二年在由基督教和工党联合执政的荷兰应运而生的！

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政府、顾主和工会叁方，通过协商对话，达成旨在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和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中长期政策性协议；此後每一个会计年度，叁方都遵照此一协议再度进行磋商，就本年度工资增长的水平和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具体协议；尔後由政府宣布实施。13最近十六年来，荷兰遵照这一协议，其名义平均工资虽然略低于德国(实际工资大体相同)，但荷兰的经济不仅一直以不低于3%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也取得了令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难望其项背的成就。近年来，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突破四百万，为本世纪二、叁十年代那场大萧条以来所仅见；法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据欧盟统计局1998年9月公布的数字，目前荷兰的失业率是3．9%，仅略高于卢森堡堡4所谓荷兰奇迹，就表现于这种鲜明的反差中；而追溯“荷兰奇迹”的秘密，人们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将之归功于荷兰所创造的以节制工资增长和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为其基本内容的“泡勒德尔模式”！这也就是为什麽当布莱尔刚一登上英国首相的宝座和施莱德刚一在大选中击败柯尔，便屡次声称要向荷兰学习，将“泡勒德尔模式”创造性地引入本国的原因。

毫无疑问，就具体内容而言，泡勒德尔模式与荷兰的具体国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其他国家未必完全适用。15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在荷兰实际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协商对话方式，一方面以政府干预和工会的参与，弥补了法律和市场对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主导，协商对话一直以“双赢”（WINWIN）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它也不致伤害、至少不致严重地伤害顾主的自由。这样，它便为人们提示了一种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新方式，即一种符合当代政治新思维、因而亦可借以达致相对社会公正的方式。泡勒德尔模式的普遍意义就在这。

参照荷兰的经验，笔者以为，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何党、何派或何人，能够为全社会确立起一种共同的、绝对的社会公正标准；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与当代政治新思维相一致的相关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公正应当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旨在“双赢”、即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来达成。这种社会公正自然是相对的；但也惟其如此，它才是现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兰创造的泡勒德尔模式对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义

由于中国与荷兰的国情不同，前者要“移植”後者所使用的方式，当然不能不进行若干相应的改革。笔者以为，这些必要的改革至少包括下列几项：

一、在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执政党应当进一步清理以至放弃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原则；政府则须进行以建立“小政府”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退出企业和“社会”。所谓退出企业，就是政府完全放弃对企业的人事任命和经营管理权，把这些权力统统交给企业自己去掌握。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企分开”。所谓退出社会，则是指政府逐步放弃对所谓人民团体如工、农、学、商等群众组织的垄断。

二、进行社会改革，即在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前提下，逐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社会权利，允许各阶层、各群体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自由结社。当然，“自由结社”可以首先从非政治性的社团（如工会）开始，待条件成熟、取得经验後，再逐步向更广阔的围和更深层次上扩展。倘若担心这样的渐进式改革仍然风险“太大”，那末，至少也应当进行以自由选举为基本内容的工会改革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社会改革，其实质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配套的“国家组合主义”(StateCorperatism)，亦即由国家垄断“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社会整合模式。但笔者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也不宜照搬美国的“压力团体”或波兰的团结工会；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可能更具有借鉴、参考意义，或至少可作为一种过渡方式的，可能是西欧的“社会组合主义”(SocialCorperatism)模式。

叁、建立旨在协调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政府及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均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使政府与民间社会在面对各类带普遍性和可能影响全局的社会冲突时，彼此真正成为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夥伴。为此，政府应当放弃所谓全心全意依靠某一个或某一些阶级之类的政治口号，在功能定位上将自己确立为“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很明显，以上这些改革实质上是属于政府转变职能和社会改革的畴，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也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改革的意涵。如果从後一种意义上看，则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全有可能像实行“村民委员会选举”那样，为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成功地开辟出又一个新的突破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这样的制度，将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自然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改革的相对公正性，同时也有利于突破政治改革严重滞後的僵持局面，因而无疑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平稳转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的好事！联想到中共“十叁大”已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那些设想虽然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们现在所说有不小的距离，但两者毕竟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于不久前签署了有关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无论如何，这都将促使中国政府在兑现宪法关於结社自由方面有所作为。何况，严重的社会不公业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事件也再度显示出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种情势下，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而进行上述改革，应当说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在时机选择上也是适宜的。

注释：

1.参阅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

2.参阅拙作：《叶利钦改革的命运与俄国的政治前途》，载《信报月刊》1998年11月号。

3.参阅下斗米伸夫《俄国的两次革命：1917与1991》，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第3第35页。

4、5、6.卢梭：《社约论》，商务印书馆,台北，1989年，第49页。

7.何清涟：《中国的陷阱》，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8.参阅田国强：《转型经济产权所有制理论》，《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

9.俞燕敏：《新闻媒体在中国後邓时期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8年第2期。

10.见《强迫职工买本厂股票部分国企领导遭批判》，载《明报》1997年12月16日。

11.参阅陆学艺：《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改革》1989年第2期期

12.这个模式的主要设计者是荷兰现任首相科克。因此，在为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其成员国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在谈到“第叁条道路”时曾对科克首相说，这本来是你们荷兰的创造，“可惜你们给它起的名字不够好”！“泡勒德尔”在荷兰语中指由围海工程而建造的“陆地”，为了保证这些人造陆地不致被水淹没，须不停地监控和调节其水位；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取其“调节、控制”之意。

13.DeBeer:HetWonderlijkePoldermodel.SocialismeenDemocratie.Vol.54(1997)，No.9,P.375——382.

14.EUWerkloosheidStabielOp10Pct.NRCHANDELSBLADSep.10,1998

15.美国驻荷兰大使辛西亚．斯奈德即认为，泡勒德尔模式对美国无效。

社会公正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舆论；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众媒体的交流方式已逐渐从以往的以电视、报刊和广播为主的单向式信息媒介向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主的双向交流式信息媒介转变。这一信息媒介方式的转变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对司法领域的作用尤为明显。一方面，由于社会公众法制意识的提高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其对社会热点事件特别是热点司法事件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主的信息媒介方式也为社会民众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发表个体意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也使得原本为法律意义上的案件审理，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成为社会热点司法事件。近年来彭宇案、药家鑫案、于欢案、昆山反杀案都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此类事件频频引发社会民众和法律群体关于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如何寻找到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平衡点也越来越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1关键概念界说

要厘清社会舆论和司法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寻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社会舆论、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这三个重要概念首先需要明确。1．1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的共同倾向性看法或意见，其往往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精神内核是群体意识，现象外观是议论形态，往往以拥护或反对、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某一公共问题作公开的评价。社会心理学家艾尔贝格对社会舆论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舆论主要包括认识成分、情感成分和意志成分三部分。正是由于这三部分的相互作用才造成了社会舆论水平的参差不齐。一般而言，认识的成分越多，程度越准确，意志成分也就会变得越合理，社会舆论就越理性和客观；而当情感的成分越多，就越容易影响意志成分的合理性，社会大众的意图和愿望要求就会变得越“感情用事”，社会舆论就容易失去理性。实际上，我国法律在制定之时，已经将社会舆论的因素考虑在内。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作为立案条件之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自然包含了社会舆论的因素，是否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影响范围是否广，对社会公众心理、道德伦理和普遍价值认同是否带来了危害，等等都在法律的认定范围之中。1．2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以及结果中能够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司法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则指公平、正当、平等、正义等。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高追求，司法公正主要包括两个层级的内容：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其既要求司法过程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也要求司法的结果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在关于司法公正的论述中，保证司法活动的公开性、透明性，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被视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之一，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的审判公开原则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3司法独立。当前我国所讲的司法独立，主要是指法院的审判独立。根据宪法规定，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我国所强调的司法独立并不排斥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大、人民群众以及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独立产生于三权分立学说，我国的司法权独立不仅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具体体现为法院的审判权独立行使，司法机关在审判、检察过程中，应独立行使权力，不受不法的外界干涉。社会舆论、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这三个概念之间是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关系。从目标上来说，社会舆论和司法公正最终目标都是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但就其具体实现过程而言，社会舆论侧重于道德上的正义，是朴素的正义，而司法则聚焦于法律正义，是理性的正义，这也是两者之间出现差异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司法独立的目标在于实现司法公正，当司法独立受到社会舆论不正当的干扰和影响时，司法公正就很难得以实现。因此，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维护司法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出于维护司法权威的需要，更是保证审判结果公正性，审判过程合法性的保障。

2社会舆论影响司法的案例剖析

在社会公众参与热点司法事件的过程中，个人的呼声或许微不足道，一旦千万个有共同价值选择的呼声汇聚在一起，其形成的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就不可小觑。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社会舆论传播快、发酵猛、反转易，有时理性盖不过情绪，真相跑不赢谎言，社会舆论往往发挥的是“双刃剑”的作用，其既可能纠正司法过程中的错误，弥补疏漏，亦可能干预司法审判独立性甚至影响审判结果的公正性。2．1社会舆论干扰司法公正。2010年10月20日，药家鑫驾驶小轿车行车途中将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同月22日，公安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药家鑫矢口否认。同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此后药家鑫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上诉维持原判，经死刑复核核准，最终执行死刑。在此案的审理过程，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干扰随处可见。侦查阶段，药家鑫一句“农村人难缠”使其背上万死尚有余辜的骂名；从侦查阶段到一审过程中，有媒体炒作药家鑫是富二代、官二代，药父的一举一动都非常艰难；药家做出积极赔偿、寻求谅解的姿态，被害人家属却被舆论逼迫着“是不是要拿女儿／妻子的命换钱”最终拒绝谅解；药家鑫确定要被执行死刑后，被害人家属开始声索药家寻求谅解而准备的钱款引发舆论反转，“果然是贪钱”的骂声不绝于耳；在一审过程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甚至在庭审现场发放问卷，向旁听者征求判刑意见，足见社会舆论在此案的审判过程干扰之大，以至于作为保证司法公正的法院要主动考虑社会舆论的因素。有法律从业者认为，若不是舆论逼迫和人挑唆，药家鑫案中，原本被害人家属极有可能取得赔偿并谅解，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结合自首情节，很可能不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尽管公众媒体在药家鑫案发酵过程中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导向：更加注重事实真相的发掘，在第一波谣言出来后开始澄清药家是普通家庭非二代；专业人士的意见得到充分采写和放大，例如央视邀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从犯罪心理学层面进行动机分析；采写声音遍及律师界、新闻界、教育界等。但所有的这些已无法阻挡社会舆论的洪流，处在社会舆论洪流中的人们根本无法用理性思考代替情绪宣泄，划分出清晰司法界线。于是，在当时的舆论状态下，这一原本极有可能出现的假设却最终没能实现，“药家鑫必须死”成为社会舆论干扰司法公正的最终结果。2．2社会舆论促进司法公正。8月27日21时30分许，昆山震川路路口，一辆宝马车驶入非机动车道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摩擦，两车主发生争执。宝马车司机刘海龙对骑车男子于海明拳打脚踢，后又从车内拿出一把长刀砍向对方，于海明被砍伤。争执中长刀落地，于海明捡起长刀砍向刘海龙，刘海龙逃跑途中被连砍数刀，经抢救无效死亡。骑车男于海明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8月28日，江苏昆山警方通报了这起杀人案。关于“于海明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引起广泛的社会舆论。同时关于死者刘海龙的生前信息被曝光，“天安社”一度跻身热搜榜。9月1日，昆山市公安局发表通报：经调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从昆山反杀案中，司法已经跟上媒体进步的脚步变得更加成熟。第一时间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既向公众表明秉公办理的态度，也实实在在地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媒体将热点聚焦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为何我国刑事司法中认定正当防卫如此之难等问题，避免了此前公共事件中花边新闻带偏社会舆论的节奏，以至于海明的老板“关一天发一天工资”的豪言壮语几乎无人知晓；事件落幕，此案被定性为正当防卫，舆论与司法少有地实现了双赢。当结案后，媒体仍不忘追问“若是还有下一个龙哥，公民该怎样保护自己？”在媒体追问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地在《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指出，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这一社会舆论与司法全程良性互动的公共事件历程，值得作为后世正确处理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关系教科书式的案例之一。

3社会舆论如何促进司法公正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见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为何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局面，这与司法的开放程度、社会舆论在司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有着极大的关系。3．1司法应向社会舆论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系，在法律体制中突出的是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的意志，这也造成了我国司法过程中的相对封闭。虽然在现有情况下，我国的司法过程不能像英美等判例法体系的国家一样采用陪审团制度，以增加司法过程的开放性，但是相关法律部门可以在立法和审判的过程中加强司法开放。社会舆论之所以要去左右司法公正，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看来，司法一开始就被某些法律之外的因素干扰，或者是担忧会出现这种可能性，不能公平公正地做出判决。从药家鑫案中对加害方家庭背景的追究，到昆山反杀案中对天一社的组织背景的起底，都说明了由这种不信任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导向。要消除这种不信任感，司法就应向社会舆论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司法的开放并不是减弱司法的独立性，而恰恰是通过让社会公众获得更多关于司法的知情权，树立起他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从而保证社会舆论的正确方向和关注点。药家鑫案中，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干扰，重要原因之一是审理信息的不透明，社会民众无从得出准确的信息，或者获得的信息是错误的和不及时的。这就直接导致了社会舆论的各种乱象，并最终导致了司法方、受害人方、加害人方、社会方等各个方面的共损。3．2社会舆论应正确行使对司法的监督权。从药家鑫案到昆山反杀案，从彭宇案到于欢案，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司法制度的不健全。这一问题直接就导致了一事一议、一案一立法等司法问题的出现，从而为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法律采纳上的可变性提供了规则上的漏洞，司法公正也就无从保障。这就要求有某一项措施可以弥补这一漏洞。社会舆论作为协调社会关系，保证社会公序良俗的调解器，是大众以公开的方式反映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某个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在司法过程中，当司法部门存在不合理之处且威胁到民众切身利益时，个人力量又十分有限，这时候通过积少成多社会舆论的恰当介入，实际上是对司法行使了一定意义上的监督权，督促司法部门和政府机关回应社会关切，以公正的程序和专业化的推理和论证作为法律判断的决定性因素，制定具体的解决办法，疏导公众情绪、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也是2009年12月最高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精神所在，进一步明确社会舆论监督在法律体系监督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肯定了社会舆论监督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3．3社会舆论要在立法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作用。社会舆论在影响司法的过程，由于其自身所有的特点，极有可能干扰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要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社会舆论要在立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把社会舆论监督聚焦于立法这一进程，让规则制定更多地反映社会民众的不同诉求，让法律规定能更加体现民情，反映民意，那么所制定的法律就会更加合理，更加具有正当性，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加具有法律精神和权威性的法律判决，民众也自然对法律更加信服，正确的社会舆论也就自然而然得以形成，也就形成了社会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循环。3．4社会舆论自身要保持足够的理性。社会舆论要促进司法公正，一个重要前提是其自身要保持足够的理性。自媒体时代话语方式的随意性和话语空间的扩展，势必容易形成社会舆论的不理性，不理性的社会舆论如果施加于司法过程，则必然意味着对司法公正的干扰。因此，作为社会舆论的各方，首先应该保证思维的理性，客观陈述和报道司法过程，完整地反映不同方面的主张，将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放在寻找司法程序漏洞和法律推理的逻辑瑕疵上面；另外也要支持案件各方的正当权利，不进行道德绑架和不合理的有罪推断，尤其是要尊重律师的辩护过程和专业见解，可以通过法律专业人士将社会上的各种声音转变为法律范畴里的辩论和探讨，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作为司法部门的各方，在某一热点司法案件开始之初，就应主动掌握舆情，并和相关媒体进行积极的沟通、澄清，利用自媒体引导社会舆论以理性表达代替非理性言论，以公众理智代替朴素的正义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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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琳然．刑事司法独立与司法舆论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17，（19）．

［6］史竞男，崔清新．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EB／OL］．http：／／news．sohu．com／20110422／n306308329．shtml，2018－10－16．

社会公正范文篇4

社会公正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一种理想状态（目标状态）。从历史上讲，社会公正是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人们倡导生而平等，向往自由博爱，正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受歧视，受欺诈的情境中。人们生来存在生理、身份、地位的差别，因而造成拥有利益的差别，最终利益相近或相似的个体分属于相差悬殊的利益集团。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不易打破，加上公正本身的概念的复杂，社会公正未真正实现过。但人是有理性的，随着人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规范的竞争会造成无谓的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彼此接受的规则，这一规则能保证人们得到应得的利益，他们的这种愿望就称为社会公正。它应该是不同利益主体行为的底线。但它到目前为止只能是一种目标状态或理想状态。第二，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益的正当划分。没有权力就没有利益，正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他们之间才互相争夺，造成出现不公和不正义的情况，因此主张社会正义就是主张权益的合理划分。第三，社会公正最终是个人追求自我空间的扩展。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社会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人的。人类从茹毛饮血到今天的文明人，经历了无数的斗争，其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个人逐步独立，个人价值受到尊重，个人的生存空间得到的扩展。

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应有的职能。首先，在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中，政府是最为强大，最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威性的集团。它拥有足够的权力与强有力的工具维护社会的秩序。达到社会公正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套符合社会公正的规则，并且，这一套规则是多数公众愿意且能够遵从的。政府正是拥有这一权力的主体。其次，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公众赋予政府以公共权力，委以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让其保证社会运行的秩序；同时政府从公众中索要人才，收取财款及各种资源，以维护自身的生存、壮大与发展。最后，社会公正是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有其产生的环境。“正义是由社会创造的环境培养与维护下来的。”同样，社会公正要靠社会创造环境，此环境的培养与维护主要是靠政府。

由上可知，政府维护社会公正是责无旁贷的。那麽，政府如何维护社会公正呢？无疑，就现代而言，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之一。政府是处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公共政策则是它的主要产品。产品的性能反映了政府的职能。因此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也就是说公共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首先要有一套价值标准，其价值标准最直接地反映社会公正。制定价值标准要考虑到如下因素：

1利益的表达形式。实现社会公正的实质是利益的划分，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认清什麽是利益。利益有多种表达形式。依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实物，地位，心理激励；依时间；它可以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

2涉及的利益主体。

3价值标准的配套

利益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由于所处的具体情境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不同形式的利益的要求不同。每个利益主体出于自己的认知，将不同形式的利益进行排序，分出优势利益，次有利益，一般利益等。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利益才有协调的可能。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要加以多方的考虑。因此，确定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的时候，首先要弄清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然后加以系统地分析，制定成套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的配套是横纵交织的配套，它不仅要有横向的领域划分，还要有层次的差别，它是一个立体概念。这一点在元政策、基本政策、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可见一斑。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体现如下原则：

提倡价值多元化，反对崇尚价值唯一。

社会公正主要在于通过政府的服务，公众能够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能够争取正当的权益，从而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机会的创造与提供在于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例如，在旧中国，艺人被称为“戏子”，他们倍受歧视，处于社会下层。他们被看成只供大爷们消遣与玩弄的东西；而在当代，艺人的身价倍增，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人们改称他们为“演员”甚至“明星”。许多人乐于加入艺人的队伍。这就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而给公众带来的发展机会，从而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更重要的是政府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导向作用。几千年前老子曾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物，使民少为盗；不见可如，使民心不散。”这有力地说明了价值多元化的好处。价值多元化是基于价值的多元性而言的。价值的多元性是指，“在相同的客体面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结成实际上不同的价值关系，因此就有不同的价值。有多少主体就有多少价值，它们彼此间不能完全重合或代替。价值和评价的个体性、多维性、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等，都是这种多元性的表现。”①社会要提倡的价值多元化是本着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而言的，它不鄙视个人的特殊才华，只要这一才华的发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它就应该是不被禁止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价值多元化，能够使个人发挥特长，赢得发展机会，获得应得利益，从而缩短彼此之间的等级差异，使社会的各利益主体水平发展。相反，价值唯一会使社会分化成等级，造成贫富不均，社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我国古代鼓励仕途，文人读书多为中状元，中举人，唯官是尊。因此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名”言。那时人们将商人称为“奸商”，将农民称为“草民”，可见其受歧视，受剥削的程度。这样的社会那里有公正可言？。

公共政策要提倡价值，不能含糊，不能只讲“为人民服务”或“学习雷锋”之类的口号。提倡价值多元化，主要是具体的公共政策中要隐含价值导向，通过奖惩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正如演员的例子，现在人们之所以乐于当演员，是因为受到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激励；而不尊重演员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促进广泛参与，保证机会均等，反对权力垄断。

权力资源是稀缺的，谁拥有权力，谁就处于支配他人的主动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本身具有权力扩张的欲望。在监督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权力垄断。权利垄断的途径通常有：1）堵塞信息沟通的渠道，造成信息封锁。2）人为造成假象，迷惑公众，使公众很难认识到机会的到来。3）政策中含有过多的附加条件，往往只适用于个别利益集团或极少数人。如美国1787年宪法中涉及的有关选举的内容，其中规定，选民资格由各州规定，一各州立法机关中人数最多一院的选民所需要的资格为准，但黑奴按五分之三人口计算，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具有选举权。②很明显，此条文剥夺了黑人及印第安人应有的权利，使权利垄断在白人的手中。

社会公正的“公”隐含着“公众”的意思。没有公众的参与，很难有公正。公众的广泛参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参与能够促进政府与公众间的对话，使政府与公众之间协同一致，这一点将在公共政策具体地制定与执行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要达到公众的广泛参与，防止垄断，要求政府为公众提供交流渠道，提倡言论自由；在政策中摈弃基于先天不足，而被剥夺机会的规定。要防止形成地方或集团壁垒，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与集团保护主义。

公共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不能只将其作为价值标准之一，这一价值标准还要渗透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程序与方法（各个环节）中。

首先要重视元政策的制定

元政策是有关政策制定系统的政策，它涉及政策的指导思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程序步骤，方式方法。③很明显，元政策是价值标准与程序方法的统一体。它的优越与否直接关系到各种公共政策的质量的好坏。因此在制定元政策时，尽量地考虑社会公正是必须的，也是尤为重要的。元政策的制定要做到：1）站在社会宏观的角度，充分的考虑社会的各个领域要采取的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如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文化政策，经济政策等。2）元政策一定要成体系，它不是孤立地条文的拼凑，它本身是讲究层次与配套的。如，对于不同层次的政策（基本政策，方面政策，政策细则）应有不同的规定。3）元政策的程序方法要具体而多样，科学而具有操作性，程序方法应该是灵活的，依不同的情境有所不同。有时，太强调程序方法会贻误时机。如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要做例外规定。

第二有关政策问题进入议程

政策问题一旦形成，就要进入议程。系统议程（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正式议程）的恰当结合，是保证政策公正的重要方法。系统议程由于由公众参加，它较着重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即在社会范围内分配利益；政府议程由于由社会团体参加，较着重群体利益的分配，即在群体之间分配利益。政府维护社会公正，其最根本的是合理划分与公众之间的权益界限。从一定的角度讲，这种划分权益界限的能力也就是政府维护社会公正能力。这两类议程相结合，可以使政府与公众相互表达利益要求，共同参与讨论，协商解决，从而达成共识，实现权益的均等。

第三有关政策方案的分析

有关方案的价值分析

“确认政策的价值含义关键在于确认价值的性质、目的、及其利益的导向。”④对政策方案进行价值分析离不开指标的选择。对指标的选择又难免不受到价值偏见的影响。在政策（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的政策）分析中，指标的选择要注意：确定好政策执行的社会环境，考虑多方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时间、空间等）。例如，著名的学者纽鲍尔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时，考虑到了时间的因素，他发现民主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他指出，在这个转折点之前，经济、政治都很落后，民主发展严重受制于经济的发展，二者相关程度很高，一旦过了这个门槛，民主发展便很少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多元状况。

另外，为了克服分析者的价值偏见的影响，分析者要尽量采用科学技术分析定性问题，即发展定性问题定量化研究技术。如，在对方案进行预测时，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当然，若用技术模型很好地分析一项政策方案并不是很容易的。它往往要求多个模型进行组合，有时还要对模型进行改造甚至创造。定量分析中，一种主要的技术是模拟技术。“模拟是一种描述性的技术，它通过建立某个过程或一系统的模式，来描述该过程或系统，然后用一系列有目的、有条件的模拟试验来预测该过程或系统将产生的行为。通过构成反映客观过程或系统的模式，决策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做出有关这一过程或系统行为的、有意义的论断。”⑤技术是政策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事实的真实性，就没有价值判断的正确。“实事求是”，无事实便无法求出真理。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即单纯地相信技术，相信数字，而忽视客观的实际。提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当前，虚假数据现象严重，政府与公众都曾深受其害。数据之所以能欺骗人，一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即形似可靠；二是因为数据的推导复杂，人们往往不愿细加琢磨，或者很难看出破绽。1958年“”的根源之一就是盲从数据，而忽视了实际上的考察与深入分析，使得浮夸之风兴起。这一教训的惨痛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第四有关政策评估

政策评估包括政策执行的评估和效果的评估。“政策执行评估的中心问题在于确定政策执行是否按照政策规定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执行行为，政策执行行为又是如何影响政策成败的”。⑥政策执行的评估最重要的是确定好“完美的政策执行模型。”它是评估的参照，是政策执行最理想的模式，它也应当是本着社会公正的。政策评估主要是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政策效果的评估要注意以下问题：1）政策评估的态度要端正，不能偏离了评估本身的目的。评估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为了炫耀功绩，更不是为了掩饰错误，它是为了检测政策执行效果，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政策评估过程中，评估者为了谋求私利，或者采用不正确的评估手段，往往造成评估的结果与评估原有的目的发生偏离，这一做法尤其易在政府作为评估主体时出现。2）在评估的具体讨论过程中，不仅要有赞成的观点，而且要有对于赞成观点的详细论证及明确的理由。3）评估的参与者必须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参与者的组成结构要合理，使他们近似一个社会的浓缩。这里我举出实质性论证模式以说明上述两点：

要求答辩（B）

予以驳斥（R）

↑

加以确认（W）↑

↑

资料（D）→具有资格（Q）→声明（C）

实质性论证结构⑦图中表示的是实质性论证模式（DWC－QRB），其中，DWC指传统的论证模式：这一模式中，政策评估者寻找论据（资料）对政策的价值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晓以公众，发出声明；实质性论证模式（DWC－QRB）将传统的论证作为第一轮，然后符合一定资格的人参与进来，进行第二轮的评估。他们可以对第一轮中已赞成的政策价值提出疑问，加以驳斥或证明，最后得出新的结论，并向公众发出声明。实质性论证较之于传统的论证模式发生了两种变化：参与评估的主体增多了；论证的次数增多了。这说明此模式的论证结果是较具代表性的。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众的参与。当然，这一结论是以参与评估的人发表真实看法为前提的。另外，由实质性论证模式，可以得到启示，对于政策的评估，其评估者的组成结构是很重要的，前面说过，评估者要尽可能的具有代表性。目前，存在的评估多是权威性机构（主要是政府）进行的。单纯的权威性机构评估明显地背离了广泛参与的原则，即使在其愿望和动机纯正的情况下，也往往容易使公共政策偏向自己的利益，从而很难保证顾全全体公众的利益，因此在权威评估的机制中引进民主机制是必要的。当然，在权威机构评价活动中引入民主机制，决不能简单地意味着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实行全民公决。多数并不等于正确。4）要重视发展灰色评估技术。当前，灰色预测已成为专门的科学，灰色评估也不可忽视。灰色是指：在当前一段时间内，很难看清的但确实存在的政策的影响。政策的执行免不了带来估计不到的效果或附加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果就显露出来了。对这些附加效果的评估有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新中国实行的人口政策，由于当时只看到“多一个人多两双手”，而没看到“多一个人多一张口”，两只手的作用又不能充分发挥这一现实，造成了我国人口过剩，现在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窘境。之所以评估存在灰色主要有以下原因：政策本身的执行目的不明确；评估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规模事件（如，自然灾害，世界战争，等）；政策产生的无形效果无法进行评估。

总之，对于政策的评估应该尊遵从以下原则：评估的目的是明确的，评估的结论是多重利益主体民主参与，充分论证的结果。评估要具有超前性。

第五关于政策的配套与连续

社会公正范文篇5

本文深入阐释了政府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论述了为了体现社会公正公共政策要遵循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如何具体的渗透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每个环节。作者较有创意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概念，指出，发展元政策，定性问题定量化研究技术，灰色评估等技术是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从而使政府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

社会公正是一种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里，社会的不同利益主体（包括个人）遵照同一规则行动，在此规则下，他们保护与追逐各自应得的利益，最终实现彼此动态的利益均衡。那时，每个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不断扩展的。

社会公正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一种理想状态（目标状态）。从历史上讲，社会公正是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人们倡导生而平等，向往自由博爱，正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受歧视，受欺诈的情境中。人们生来存在生理、身份、地位的差别，因而造成拥有利益的差别，最终利益相近或相似的个体分属于相差悬殊的利益集团。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不易打破，加上公正本身的概念的复杂，社会公正未真正实现过。但人是有理性的，随着人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规范的竞争会造成无谓的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彼此接受的规则，这一规则能保证人们得到应得的利益，他们的这种愿望就称为社会公正。它应该是不同利益主体行为的底线。但它到目前为止只能是一种目标状态或理想状态。第二，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益的正当划分。没有权力就没有利益，正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他们之间才互相争夺，造成出现不公和不正义的情况，因此主张社会正义就是主张权益的合理划分。第三，社会公正最终是个人追求自我空间的扩展。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社会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人的。人类从茹毛饮血到今天的文明人，经历了无数的斗争，其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个人逐步独立，个人价值受到尊重，个人的生存空间得到的扩展。

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应有的职能。首先，在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中，政府是最为强大，最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威性的集团。它拥有足够的权力与强有力的工具维护社会的秩序。达到社会公正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套符合社会公正的规则，并且，这一套规则是多数公众愿意且能够遵从的。政府正是拥有这一权力的主体。其次，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公众赋予政府以公共权力，委以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让其保证社会运行的秩序；同时政府从公众中索要人才，收取财款及各种资源，以维护自身的生存、壮大与发展。最后，社会公正是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有其产生的环境。“正义是由社会创造的环境培养与维护下来的。”同样，社会公正要靠社会创造环境，此环境的培养与维护主要是靠政府。

由上可知，政府维护社会公正是责无旁贷的。那麽，政府如何维护社会公正呢？无疑，就现代而言，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之一。政府是处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公共政策则是它的主要产品。产品的性能反映了政府的职能。因此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也就是说公共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首先要有一套价值标准，其价值标准最直接地反映社会公正。制定价值标准要考虑到如下因素：

1利益的表达形式。实现社会公正的实质是利益的划分，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认清什麽是利益。利益有多种表达形式。依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实物，地位，心理激励；依时间；它可以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

2涉及的利益主体。

3价值标准的配套

利益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由于所处的具体情境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不同形式的利益的要求不同。每个利益主体出于自己的认知，将不同形式的利益进行排序，分出优势利益，次有利益，一般利益等。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利益才有协调的可能。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要加以多方的考虑。因此，确定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的时候，首先要弄清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然后加以系统地分析，制定成套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的配套是横纵交织的配套，它不仅要有横向的领域划分，还要有层次的差别，它是一个立体概念。这一点在元政策、基本政策、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可见一斑。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体现如下原则：

提倡价值多元化，反对崇尚价值唯一。

社会公正主要在于通过政府的服务，公众能够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能够争取正当的权益，从而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机会的创造与提供在于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例如，在旧中国，艺人被称为“戏子”，他们倍受歧视，处于社会下层。他们被看成只供大爷们消遣与玩弄的东西；而在当代，艺人的身价倍增，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人们改称他们为“演员”甚至“明星”。许多人乐于加入艺人的队伍。这就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而给公众带来的发展机会，从而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更重要的是政府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导向作用。几千年前老子曾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物，使民少为盗；不见可如，使民心不散。”这有力地说明了价值多元化的好处。价值多元化是基于价值的多元性而言的。价值的多元性是指，“在相同的客体面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结成实际上不同的价值关系，因此就有不同的价值。有多少主体就有多少价值，它们彼此间不能完全重合或代替。价值和评价的个体性、多维性、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等，都是这种多元性的表现。”①社会要提倡的价值多元化是本着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而言的，它不鄙视个人的特殊才华，只要这一才华的发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它就应该是不被禁止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价值多元化，能够使个人发挥特长，赢得发展机会，获得应得利益，从而缩短彼此之间的等级差异，使社会的各利益主体水平发展。相反，价值唯一会使社会分化成等级，造成贫富不均，社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我国古代鼓励仕途，文人读书多为中状元，中举人，唯官是尊。因此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名”言。那时人们将商人称为“奸商”，将农民称为“草民”，可见其受歧视，受剥削的程度。这样的社会那里有公正可言？。

公共政策要提倡价值，不能含糊，不能只讲“为人民服务”或“学习雷锋”之类的口号。提倡价值多元化，主要是具体的公共政策中要隐含价值导向，通过奖惩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正如演员的例子，现在人们之所以乐于当演员，是因为受到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激励；而不尊重演员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促进广泛参与，保证机会均等，反对权力垄断。

权力资源是稀缺的，谁拥有权力，谁就处于支配他人的主动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本身具有权力扩张的欲望。在监督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权力垄断。权利垄断的途径通常有：1）堵塞信息沟通的渠道，造成信息封锁。2）人为造成假象，迷惑公众，使公众很难认识到机会的到来。3）政策中含有过多的附加条件，往往只适用于个别利益集团或极少数人。如美国1787年宪法中涉及的有关选举的内容，其中规定，选民资格由各州规定，一各州立法机关中人数最多一院的选民所需要的资格为准，但黑奴按五分之三人口计算，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具有选举权。②很明显，此条文剥夺了黑人及印第安人应有的权利，使权利垄断在白人的手中。

社会公正的“公”隐含着“公众”的意思。没有公众的参与，很难有公正。公众的广泛参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参与能够促进政府与公众间的对话，使政府与公众之间协同一致，这一点将在公共政策具体地制定与执行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要达到公众的广泛参与，防止垄断，要求政府为公众提供交流渠道，提倡言论自由；在政策中摈弃基于先天不足，而被剥夺机会的规定。要防止形成地方或集团壁垒，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与集团保护主义。

公共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不能只将其作为价值标准之一，这一价值标准还要渗透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程序与方法（各个环节）中。

首先要重视元政策的制定

元政策是有关政策制定系统的政策，它涉及政策的指导思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程序步骤，方式方法。③很明显，元政策是价值标准与程序方法的统一体。它的优越与否直接关系到各种公共政策的质量的好坏。因此在制定元政策时，尽量地考虑社会公正是必须的，也是尤为重要的。元政策的制定要做到：1）站在社会宏观的角度，充分的考虑社会的各个领域要采取的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如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文化政策，经济政策等。2）元政策一定要成体系，它不是孤立地条文的拼凑，它本身是讲究层次与配套的。如，对于不同层次的政策（基本政策，方面政策，政策细则）应有不同的规定。3）元政策的程序方法要具体而多样，科学而具有操作性，程序方法应该是灵活的，依不同的情境有所不同。有时，太强调程序方法会贻误时机。如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要做例外规定。

第二有关政策问题进入议程

政策问题一旦形成，就要进入议程。系统议程（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正式议程）的恰当结合，是保证政策公正的重要方法。系统议程由于由公众参加，它较着重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即在社会范围内分配利益；政府议程由于由社会团体参加，较着重群体利益的分配，即在群体之间分配利益。政府维护社会公正，其最根本的是合理划分与公众之间的权益界限。从一定的角度讲，这种划分权益界限的能力也就是政府维护社会公正能力。这两类议程相结合，可以使政府与公众相互表达利益要求，共同参与讨论，协商解决，从而达成共识，实现权益的均等。

第三有关政策方案的分析

有关方案的价值分析

“确认政策的价值含义关键在于确认价值的性质、目的、及其利益的导向。”④对政策方案进行价值分析离不开指标的选择。对指标的选择又难免不受到价值偏见的影响。在政策（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的政策）分析中，指标的选择要注意：确定好政策执行的社会环境，考虑多方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时间、空间等）。例如，著名的学者纽鲍尔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时，考虑到了时间的因素，他发现民主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他指出，在这个转折点之前，经济、政治都很落后，民主发展严重受制于经济的发展，二者相关程度很高，一旦过了这个门槛，民主发展便很少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多元状况。

另外，为了克服分析者的价值偏见的影响，分析者要尽量采用科学技术分析定性问题，即发展定性问题定量化研究技术。如，在对方案进行预测时，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当然，若用技术模型很好地分析一项政策方案并不是很容易的。它往往要求多个模型进行组合，有时还要对模型进行改造甚至创造。定量分析中，一种主要的技术是模拟技术。“模拟是一种描述性的技术，它通过建立某个过程或一系统的模式，来描述该过程或系统，然后用一系列有目的、有条件的模拟试验来预测该过程或系统将产生的行为。通过构成反映客观过程或系统的模式，决策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做出有关这一过程或系统行为的、有意义的论断。”⑤技术是政策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事实的真实性，就没有价值判断的正确。“实事求是”，无事实便无法求出真理。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即单纯地相信技术，相信数字，而忽视客观的实际。提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当前，虚假数据现象严重，政府与公众都曾深受其害。数据之所以能欺骗人，一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即形似可靠；二是因为数据的推导复杂，人们往往不愿细加琢磨，或者很难看出破绽。1958年“”的根源之一就是盲从数据，而忽视了实际上的考察与深入分析，使得浮夸之风兴起。这一教训的惨痛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第四有关政策评估

政策评估包括政策执行的评估和效果的评估。“政策执行评估的中心问题在于确定政策执行是否按照政策规定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执行行为，政策执行行为又是如何影响政策成败的”。⑥政策执行的评估最重要的是确定好“完美的政策执行模型。”它是评估的参照，是政策执行最理想的模式，它也应当是本着社会公正的。政策评估主要是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政策效果的评估要注意以下问题：1）政策评估的态度要端正，不能偏离了评估本身的目的。评估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为了炫耀功绩，更不是为了掩饰错误，它是为了检测政策执行效果，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政策评估过程中，评估者为了谋求私利，或者采用不正确的评估手段，往往造成评估的结果与评估原有的目的发生偏离，这一做法尤其易在政府作为评估主体时出现。2）在评估的具体讨论过程中，不仅要有赞成的观点，而且要有对于赞成观点的详细论证及明确的理由。3）评估的参与者必须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参与者的组成结构要合理，使他们近似一个社会的浓缩。这里我举出实质性论证模式以说明上述两点：

要求答辩（B）

予以驳斥（R）

↑

加以确认（W）↑

↑

资料（D）→具有资格（Q）→声明（C）

实质性论证结构⑦图中表示的是实质性论证模式（DWC－QRB），其中，DWC指传统的论证模式：这一模式中，政策评估者寻找论据（资料）对政策的价值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晓以公众，发出声明；实质性论证模式（DWC－QRB）将传统的论证作为第一轮，然后符合一定资格的人参与进来，进行第二轮的评估。他们可以对第一轮中已赞成的政策价值提出疑问，加以驳斥或证明，最后得出新的结论，并向公众发出声明。实质性论证较之于传统的论证模式发生了两种变化：参与评估的主体增多了；论证的次数增多了。这说明此模式的论证结果是较具代表性的。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众的参与。当然，这一结论是以参与评估的人发表真实看法为前提的。另外，由实质性论证模式，可以得到启示，对于政策的评估，其评估者的组成结构是很重要的，前面说过，评估者要尽可能的具有代表性。目前，存在的评估多是权威性机构（主要是政府）进行的。单纯的权威性机构评估明显地背离了广泛参与的原则，即使在其愿望和动机纯正的情况下，也往往容易使公共政策偏向自己的利益，从而很难保证顾全全体公众的利益，因此在权威评估的机制中引进民主机制是必要的。当然，在权威机构评价活动中引入民主机制，决不能简单地意味着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实行全民公决。多数并不等于正确。4）要重视发展灰色评估技术。当前，灰色预测已成为专门的科学，灰色评估也不可忽视。灰色是指：在当前一段时间内，很难看清的但确实存在的政策的影响。政策的执行免不了带来估计不到的效果或附加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果就显露出来了。对这些附加效果的评估有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新中国实行的人口政策，由于当时只看到“多一个人多两双手”，而没看到“多一个人多一张口”，两只手的作用又不能充分发挥这一现实，造成了我国人口过剩，现在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窘境。之所以评估存在灰色主要有以下原因：政策本身的执行目的不明确；评估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规模事件（如，自然灾害，世界战争，等）；政策产生的无形效果无法进行评估。

总之，对于政策的评估应该尊遵从以下原则：评估的目的是明确的，评估的结论是多重利益主体民主参与，充分论证的结果。评估要具有超前性。

社会公正范文篇6

社会公正是一种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里，社会的不同利益主体（包括个人）遵照同一规则行动，在此规则下，他们保护与追逐各自应得的利益，最终实现彼此动态的利益均衡。那时，每个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不断扩展的。

社会公正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一种理想状态（目标状态）。从历史上讲，社会公正是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人们倡导生而平等，向往自由博爱，正是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受歧视，受欺诈的情境中。人们生来存在生理、身份、地位的差别，因而造成拥有利益的差别，最终利益相近或相似的个体分属于相差悬殊的利益集团。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不易打破，加上公正本身的概念的复杂，社会公正未真正实现过。但人是有理性的，随着人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规范的竞争会造成无谓的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彼此接受的规则，这一规则能保证人们得到应得的利益，他们的这种愿望就称为社会公正。它应该是不同利益主体行为的底线。但它到目前为止只能是一种目标状态或理想状态。第二，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益的正当划分。没有权力就没有利益，正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他们之间才互相争夺，造成出现不公和不正义的情况，因此主张社会正义就是主张权益的合理划分。第三，社会公正最终是个人追求自我空间的扩展。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社会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人的。人类从茹毛饮血到今天的文明人，经历了无数的斗争，其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个人逐步独立，个人价值受到尊重，个人的生存空间得到的扩展。

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应有的职能。首先，在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中，政府是最为强大，最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威性的集团。它拥有足够的权力与强有力的工具维护社会的秩序。达到社会公正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套符合社会公正的规则，并且，这一套规则是多数公众愿意且能够遵从的。政府正是拥有这一权力的主体。其次，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公众赋予政府以公共权力，委以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让其保证社会运行的秩序；同时政府从公众中索要人才，收取财款及各种资源，以维护自身的生存、壮大与发展。最后，社会公正是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有其产生的环境。“正义是由社会创造的环境培养与维护下来的。”同样，社会公正要靠社会创造环境，此环境的培养与维护主要是靠政府。

由上可知，政府维护社会公正是责无旁贷的。那麽，政府如何维护社会公正呢？无疑，就现代而言，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之一。政府是处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公共政策则是它的主要产品。产品的性能反映了政府的职能。因此维护社会公正是政府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也就是说公共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首先要有一套价值标准，其价值标准最直接地反映社会公正。制定价值标准要考虑到如下因素：

1利益的表达形式。实现社会公正的实质是利益的划分，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认清什麽是利益。利益有多种表达形式。依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实物，地位，心理激励；依时间；它可以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

2涉及的利益主体。

3价值标准的配套

利益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由于所处的具体情境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不同形式的利益的要求不同。每个利益主体出于自己的认知，将不同形式的利益进行排序，分出优势利益，次有利益，一般利益等。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利益才有协调的可能。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要加以多方的考虑。因此，确定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的时候，首先要弄清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然后加以系统地分析，制定成套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的配套是横纵交织的配套，它不仅要有横向的领域划分，还要有层次的差别，它是一个立体概念。这一点在元政策、基本政策、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可见一斑。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要体现如下原则：

提倡价值多元化，反对崇尚价值唯一。

社会公正主要在于通过政府的服务，公众能够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能够争取正当的权益，从而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机会的创造与提供在于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例如，在旧中国，艺人被称为“戏子”，他们倍受歧视，处于社会下层。他们被看成只供大爷们消遣与玩弄的东西；而在当代，艺人的身价倍增，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人们改称他们为“演员”甚至“明星”。许多人乐于加入艺人的队伍。这就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而给公众带来的发展机会，从而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更重要的是政府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导向作用。几千年前老子曾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物，使民少为盗；不见可如，使民心不散。”这有力地说明了价值多元化的好处。价值多元化是基于价值的多元性而言的。价值的多元性是指，“在相同的客体面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结成实际上不同的价值关系，因此就有不同的价值。有多少主体就有多少价值，它们彼此间不能完全重合或代替。价值和评价的个体性、多维性、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等，都是这种多元性的表现。”①社会要提倡的价值多元化是本着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而言的，它不鄙视个人的特殊才华，只要这一才华的发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它就应该是不被禁止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价值多元化，能够使个人发挥特长，赢得发展机会，获得应得利益，从而缩短彼此之间的等级差异，使社会的各利益主体水平发展。相反，价值唯一会使社会分化成等级，造成贫富不均，社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我国古代鼓励仕途，文人读书多为中状元，中举人，唯官是尊。因此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名”言。那时人们将商人称为“奸商”，将农民称为“草民”，可见其受歧视，受剥削的程度。这样的社会那里有公正可言？。

公共政策要提倡价值，不能含糊，不能只讲“为人民服务”或“学习雷锋”之类的口号。提倡价值多元化，主要是具体的公共政策中要隐含价值导向，通过奖惩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正如演员的例子，现在人们之所以乐于当演员，是因为受到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激励；而不尊重演员的行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促进广泛参与，保证机会均等，反对权力垄断。

权力资源是稀缺的，谁拥有权力，谁就处于支配他人的主动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本身具有权力扩张的欲望。在监督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权力垄断。权利垄断的途径通常有：1）堵塞信息沟通的渠道，造成信息封锁。2）人为造成假象，迷惑公众，使公众很难认识到机会的到来。3）政策中含有过多的附加条件，往往只适用于个别利益集团或极少数人。如美国1787年宪法中涉及的有关选举的内容，其中规定，选民资格由各州规定，一各州立法机关中人数最多一院的选民所需要的资格为准，但黑奴按五分之三人口计算，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不具有选举权。②很明显，此条文剥夺了黑人及印第安人应有的权利，使权利垄断在白人的手中。

社会公正的“公”隐含着“公众”的意思。没有公众的参与，很难有公正。公众的广泛参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参与能够促进政府与公众间的对话，使政府与公众之间协同一致，这一点将在公共政策具体地制定与执行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要达到公众的广泛参与，防止垄断，要求政府为公众提供交流渠道，提倡言论自由；在政策中摈弃基于先天不足，而被剥夺机会的规定。要防止形成地方或集团壁垒，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与集团保护主义。

公共政策要体现社会公正，不能只将其作为价值标准之一，这一价值标准还要渗透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程序与方法（各个环节）中。

首先要重视元政策的制定

元政策是有关政策制定系统的政策，它涉及政策的指导思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程序步骤，方式方法。③很明显，元政策是价值标准与程序方法的统一体。它的优越与否直接关系到各种公共政策的质量的好坏。因此在制定元政策时，尽量地考虑社会公正是必须的，也是尤为重要的。元政策的制定要做到：1）站在社会宏观的角度，充分的考虑社会的各个领域要采取的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如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文化政策，经济政策等。2）元政策一定要成体系，它不是孤立地条文的拼凑，它本身是讲究层次与配套的。如，对于不同层次的政策（基本政策，方面政策，政策细则）应有不同的规定。3）元政策的程序方法要具体而多样，科学而具有操作性，程序方法应该是灵活的，依不同的情境有所不同。有时，太强调程序方法会贻误时机。如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要做例外规定。

第二有关政策问题进入议程

政策问题一旦形成，就要进入议程。系统议程（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正式议程）的恰当结合，是保证政策公正的重要方法。系统议程由于由公众参加，它较着重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即在社会范围内分配利益；政府议程由于由社会团体参加，较着重群体利益的分配，即在群体之间分配利益。政府维护社会公正，其最根本的是合理划分与公众之间的权益界限。从一定的角度讲，这种划分权益界限的能力也就是政府维护社会公正能力。这两类议程相结合，可以使政府与公众相互表达利益要求，共同参与讨论，协商解决，从而达成共识，实现权益的均等。

第三有关政策方案的分析

有关方案的价值分析

“确认政策的价值含义关键在于确认价值的性质、目的、及其利益的导向。”④对政策方案进行价值分析离不开指标的选择。对指标的选择又难免不受到价值偏见的影响。在政策（尤其是涉及政治问题的政策）分析中，指标的选择要注意：确定好政策执行的社会环境，考虑多方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时间、空间等）。例如，著名的学者纽鲍尔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时，考虑到了时间的因素，他发现民主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转折点。他指出，在这个转折点之前，经济、政治都很落后，民主发展严重受制于经济的发展，二者相关程度很高，一旦过了这个门槛，民主发展便很少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而可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多元状况。

另外，为了克服分析者的价值偏见的影响，分析者要尽量采用科学技术分析定性问题，即发展定性问题定量化研究技术。如，在对方案进行预测时，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当然，若用技术模型很好地分析一项政策方案并不是很容易的。它往往要求多个模型进行组合，有时还要对模型进行改造甚至创造。定量分析中，一种主要的技术是模拟技术。“模拟是一种描述性的技术，它通过建立某个过程或一系统的模式，来描述该过程或系统，然后用一系列有目的、有条件的模拟试验来预测该过程或系统将产生的行为。通过构成反映客观过程或系统的模式，决策管理者完全有可能做出有关这一过程或系统行为的、有意义的论断。”⑤技术是政策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事实的真实性，就没有价值判断的正确。“实事求是”，无事实便无法求出真理。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即单纯地相信技术，相信数字，而忽视客观的实际。提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当前，虚假数据现象严重，政府与公众都曾深受其害。数据之所以能欺骗人，一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即形似可靠；二是因为数据的推导复杂，人们往往不愿细加琢磨，或者很难看出破绽。1958年“”的根源之一就是盲从数据，而忽视了实际上的考察与深入分析，使得浮夸之风兴起。这一教训的惨痛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

第四有关政策评估

政策评估包括政策执行的评估和效果的评估。“政策执行评估的中心问题在于确定政策执行是否按照政策规定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执行行为，政策执行行为又是如何影响政策成败的”。⑥政策执行的评估最重要的是确定好“完美的政策执行模型。”它是评估的参照，是政策执行最理想的模式，它也应当是本着社会公正的。政策评估主要是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政策效果的评估要注意以下问题：1）政策评估的态度要端正，不能偏离了评估本身的目的。评估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为了炫耀功绩，更不是为了掩饰错误，它是为了检测政策执行效果，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政策评估过程中，评估者为了谋求私利，或者采用不正确的评估手段，往往造成评估的结果与评估原有的目的发生偏离，这一做法尤其易在政府作为评估主体时出现。2）在评估的具体讨论过程中，不仅要有赞成的观点，而且要有对于赞成观点的详细论证及明确的理由。3）评估的参与者必须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参与者的组成结构要合理，使他们近似一个社会的浓缩。这里我举出实质性论证模式以说明上述两点：

要求答辩（B）

予以驳斥（R）

↑

加以确认（W）↑

↑

资料（D）→具有资格（Q）→声明（C）

实质性论证结构⑦图中表示的是实质性论证模式（DWC－QRB），其中，DWC指传统的论证模式：这一模式中，政策评估者寻找论据（资料）对政策的价值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并将结果晓以公众，发出声明；实质性论证模式（DWC－QRB）将传统的论证作为第一轮，然后符合一定资格的人参与进来，进行第二轮的评估。他们可以对第一轮中已赞成的政策价值提出疑问，加以驳斥或证明，最后得出新的结论，并向公众发出声明。实质性论证较之于传统的论证模式发生了两种变化：参与评估的主体增多了；论证的次数增多了。这说明此模式的论证结果是较具代表性的。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众的参与。当然，这一结论是以参与评估的人发表真实看法为前提的。另外，由实质性论证模式，可以得到启示，对于政策的评估，其评估者的组成结构是很重要的，前面说过，评估者要尽可能的具有代表性。目前，存在的评估多是权威性机构（主要是政府）进行的。单纯的权威性机构评估明显地背离了广泛参与的原则，即使在其愿望和动机纯正的情况下，也往往容易使公共政策偏向自己的利益，从而很难保证顾全全体公众的利益，因此在权威评估的机制中引进民主机制是必要的。当然，在权威机构评价活动中引入民主机制，决不能简单地意味着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实行全民公决。多数并不等于正确。4）要重视发展灰色评估技术。当前，灰色预测已成为专门的科学，灰色评估也不可忽视。灰色是指：在当前一段时间内，很难看清的但确实存在的政策的影响。政策的执行免不了带来估计不到的效果或附加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果就显露出来了。对这些附加效果的评估有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新中国实行的人口政策，由于当时只看到“多一个人多两双手”，而没看到“多一个人多一张口”，两只手的作用又不能充分发挥这一现实，造成了我国人口过剩，现在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窘境。之所以评估存在灰色主要有以下原因：政策本身的执行目的不明确；评估者的知识水平有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规模事件（如，自然灾害，世界战争，等）；政策产生的无形效果无法进行评估。

总之，对于政策的评估应该尊遵从以下原则：评估的目的是明确的，评估的结论是多重利益主体民主参与，充分论证的结果。评估要具有超前性。

第五关于政策的配套与连续

社会公正范文篇7

社会公正一直是人类社会关心的话题。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以来，这一话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西方学界，公正与正义同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著名哲学家就曾经对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开展过热烈的讨论。柏拉图几乎一生都在考虑什么是正义。他在自己的名篇《理想图》中，认为正义总的原则为“每个人都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既然违法的人不公正，而守法的人公正，当然一切合法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公正的。”“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福利的组成部分。”

现代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1971出版的《正义论》一书，第一次把正义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中的首要价值一样。”把正义作为衡量制度进步与否的首要标志。罗尔斯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正义的核心原则是对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原则（不是平均分配）和对最少受惠者的保护原则。英国学者米尔恩把公正看作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公正表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这种基本形式。

中国古籍文献中没有公正一词，但意义相近的“义”却源远流长，至今经久不衰，有着很丰富的内容。“义”为儒家学说的基本道德原则。据统计，在《论语》一书中提到“义”字达24次，在《孟子》一书中使用“义”字达108次。例如《论语•卫灵公》中所载，“子曰：‘君子义为质’。”就是以义作为根本。在《墨子•天志下》中对义的含义作了具体阐释，指出：“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把强不凌弱作为义的核心和精髓。中国历次农民起义都曾高举“义”字大旗，都把义字看作是最高尚最有号召力、凝聚力的旗帜。“义”的含义就是伸张正义，反对邪恶。

我们认为，社会公正的核心和实质，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会公正体现着“每个人所应得”，体现着“资源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则。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坚持社会公正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只有坚持社会公正，真正做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积极性，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只有坚持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作为制度保证，才能真正走向依法治国的轨道；只有坚持社会公正，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贡献，得到其“应所得”，人们之间才能形成和谐相处的关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和长治久安。

实现社会公正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了达到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使每个人得到他“应所得”，应该遵循而且必须遵循这样一些原则。

第一，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亦称权利法律保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运转必须以宪法规定为依据。社会公正必须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实现。我国宪法经过几次修正，内容得到不断丰富和扩展。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合结社、游行示威和监督权利。在精神文化方面，享有宗教信仰、通信自由的权利。在人格方面，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等不受侵犯。在社会经济方面，享有财产权、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等。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说，社会成员的基本权都有一个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因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经济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一般来讲，首先保障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保障权、自由权利等等。

第二，参与机会平等原则。亦称事前公正原则。参与机会平等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大致相同的发展机会，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发展的机会直接影响着分配收入的状况。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平等。所以参与机会的平等程度直接体现着社会公正的程度。当然参与机会平等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家庭状况、社会环境、发展机遇都有很多不同，所以做到抽象意义上的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参与机会平等只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实现大体上相对平等和接等。

第三，按贡献分配原则。亦称事后公正原则。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是体现社会公正的核心原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分配原则是劳者不获和不劳而获。这样的分配制度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是最大的社会公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所构成，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也就是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体现了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在现阶段这是最合理最公正的分配制度。

第四，对弱势群体救助原则。亦称事后调剂原则。社会弱势群体就是在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是指残疾人员、下岗待业人员、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等。由于先天条件等原因，他们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保障享有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必须依靠社会力量进行救助。国家为此制定一系列法规，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尽最大可能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基本权利的实现。这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弱势社会成员和生活困难者进行救助，决不能看作“恩赐”，更不能看作“负担”，而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

我国当前在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国际公认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主要标准。我国上世纪80年代，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90年代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呈迅速扩大的趋势。据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375，1997年为0．379，1998年为0．384，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4，现在已接近0．45，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有所扩大。城市收入最高的10％的居民收入与收入最低10％的居民收入的比率，1996年为3．78倍，2002年为7．87倍。农村收入最高的20％的居民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居民收入的比率，1990年为6．34倍，2000年为9．5倍。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当前我国社会不公的突出表现。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形成了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偏低，1997年—2003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1／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80年代中期的1．8∶1．9，到90年代中期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加上城市与乡村之间关于公共品投入的差别，差距就更大。就有形公共产品而言，包括饮水、用电、道路交通、文化设施等公益项目，城市主要是国家投资，农村则主要靠农民自筹。无形的公共产品，即公共福利制度，在城市已经形成，而对扩大农村来讲，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地区之间的差距，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西部与东部人均GDP的差距由2000年的1∶2．42，到2003年扩大为1∶2．63。中部与东部人均GDP的差距由2000年的1∶1．89，到2003年扩大到1∶2．1。

第三，生产与消费发展不平衡，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缺位。生产与消费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经济范畴，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但过去我们长期存在着先生产后生活，为生产而生产和盲目追求GDP的片面观点，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造成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缺位的状况。我国在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卫生医疗、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公共设施、环境保护、人身安全、技术设施等方面，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国际比较，不仅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不足。

例如2001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为3．19％，高收入国家为5．4％，中等收入国家为4．8％，低收入国家为3．3％。再如1990—1998年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为2％，高收入国家为6．2％，中等收入国家为3．1％，低收入国家为1．3％。1999年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22％。当时日本为11．8％，美国为12．2％，英国为17．3％，印度为0．3％。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缺位，也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这不仅与社会发展的目的相悖，而且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经济与社会的非良性循环。

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

实现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领是把握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均衡发展，只有在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体现出社会公正，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第一，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缩小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及地区的和谐发展。多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来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目标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将大大缩小城乡的差距，把我国广大农村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这些重大举措的实施必将大大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二，科学把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达到效率与公正的和谐与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社会分配制度的最高层次的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是互相矛盾，互相区别的；又是互相统一，互相促进的。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其先进性优越性，既表现于效率性，又表现于公平性。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以高效率和社会公平为发展目标，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们的共同富裕。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激发人们敢于致富的积极性，突出强调效率方面，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的这一政策产生了巨大号召力，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热情，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多地强调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他在1986年就曾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就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公平”，就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更多些向公平方面倾斜。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最近中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求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求通过“提低”、“扩中”、“调高”和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一决定对实现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加大民生事业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社会公正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良性机制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这也就是要使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这一目标的提出，是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原则，它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对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化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识上的重大飞跃，是在总结过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回顾过去，从建国后到1978年以前，由于一些人错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致使把经济因素当作社会发展进程的唯一决定因素，认为社会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于是往往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述社会进步状况。最后导致了“浮夸风”、“”等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局面，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

把经济因素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是违背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但还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除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因素和观念形态等因素，但是，它强调经济因素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最终的决定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纠正了这一错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观，也就是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社会的全面进步。它要求做到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遵循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把握经济发展飞跃与稳步协调的辩证统一；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结果，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整个文明发展的进程也显著加快。但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等日益显露与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制约和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更大提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可持续发展观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在我们国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一地区、一国家必须为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留下发展空间。这不仅是不危及后代人，更是不危及同一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落后贫困者的发展，它强调必须对全人类的共同生存需要予以关注，其终极意义体现的是“万物一体”和“民胞物与”的精神，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促发展。

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由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人口多与就业压力大的矛盾，资源相对不足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城乡及地区相对差距进一步拉大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矛盾，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等，都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突出矛盾。另外，非典疫情也提示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为了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美好愿望。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调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社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古代文化及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各个环节、各种因素以及各种机制之间的协调，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建立在富裕群体的利益增进同弱势群体生活处境改善两者之间同步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能够使社会各个群体和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从而充分激发社会活力，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使社会呈现出一种公正状态，因而是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社会。其标志：一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_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二是按照人们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贡献大小进行公正分配，从而使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三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呈现出一种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的状态；四是由于培育了一个介于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在社会中占有主导性位置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形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人为本是这一构想的本质和基本理念。这就要求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应自觉地关注人文社会价值，注重人文精神建构，用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根本价值尺度，来支配、规范经济活动。具体说，就是实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要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同需求、能力差异，尊重人的创造和权利，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观念，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新产品和服务，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在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的同时，又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

二

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和谐社会的构想，就必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健全各种体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状况，既要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团结，从而最终建立社会运行的良性机制。

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政治保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不动摇，它要求以民为本，以大多数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克服官僚主义，树立公仆意识，始终紧紧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根本要求，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坚持一切社会政策的制定都以社会和谐为基本取向和出发点。目前，我国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广泛存在着不协调现象。一是决策动机与结果不相协调，如有关城市拆迁政策的实行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部门间政策制定不相协调，这使得一项政策在此地可执行彼地却不可执行；三是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不相协调，结果宏观政策的善意往往为局部利益所消解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四是区域政策之间不相协调，它们都打着发展的旗号，可政策的实行却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前提。社会政策的制定是项非常细致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上下左右各方面在注重大局时找出平衡各自利益的机制，使利益最大化原则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原生动力而不是破坏力；它要求确保决策过程民主化，就是要建立畅通的了解民意的渠道，使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建议、愿望、要求都反映出来，保证人民群众充分行使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民主、自由的权利，把决策的过程变为群众意志表达和意见统一的过程，从而既保证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加深群众对决策的理解，增强他们贯彻实施决策的自觉性。

社会公正范文篇9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十分丰富，我们想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尤其是在目前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有重要作用。

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应属于制度体制以及政策性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表达机制，等等。例如，对于以权谋私、司法不公、恣意行政一类的社会问题，主要应靠创新反腐败制度来予以消解；对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社会失信一类的社会问题，主要应靠建构社会信用制度来予以消解；面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应着眼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体制来予以消解，可以说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硬约束”。但是，作为“软约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绝不能被忽视，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发挥着“生命线”作用。

（1）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实践都是首先从思想萌动开始的。没有公平公正的思想观念和追求，就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公正的制度体制；没有保护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发展意识，就不会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没有乐于奉献、团结互助的社会心理，就难以产生和谐友爱的社会状态；同样，没有建立在正当合理基础上的民主诉求，就不可能有和谐顺畅的民主氛围和社会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首先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理念、追求和谐状态，广大群众才有可能自觉投身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否则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2）制度体制需要人来制定执行，人的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制度执行的效果。制度完善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但制度完善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和谐，一些在制度体制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的发达国家在社会和谐方面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3）有了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自然会有稳定、有序、协调的和谐社会，但仅有稳定、有序、协调，还只能算作和谐社会的初级境界。更高境界的和谐社会，还应当具有祥和的特征，或者说充满祥和之气，即大家和睦相处、人人吉祥安乐的氛围。社会的祥和之气虽说离不开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它并不是能用这种对人具有硬性约束力的社会制度营造出来的，而是要用主动施爱的美德和博爱之心来营造的。换言之，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蔚然成风时，这个社会才会充满祥和之气。思想政治工作从人的思想、心理入手，唤起人们的博爱之心，是和谐状态由初级境界向高级境界发展的重要举措。

（4）从思想政治工作产生的直接效果来讲，思想政治工作构建人们心理、精神的和谐状态，这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而且首先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状态的和谐安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人们宁静的心理精神状态，就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或者换言之，比之于构建社会生活的和谐秩序或状态，构造人们心理精神的和谐秩序或状态更为根本。惟有如此，一种真正优良而持久的社会生活秩序和谐才有可能建立，也才值得人们信赖和期待。

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全依靠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实现，但是如果彻底抛弃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优势去构建也是不可能的。

二、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谐社会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1）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和谐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精神上的和谐。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人的个性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人自身的和谐，就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主体自身的和谐，即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格。能够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承担着培育主体的功能，通过发挥教育功能，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2）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政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政通才能人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这是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在此过程中，承担的任务有：一是推动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引导人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大胆地探索研究新时期新环境下社会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形成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思维新路径，防止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进行标新立异。二是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社会管理经验的关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理论、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按照我国当前的管理实际，实施管理创新，用现代管理理念对传统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和创新，逐步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三是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德治在教育群众、凝聚民心、整合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管理方式创新。

（3）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改进群众工作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作用，保障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措施。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一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凝聚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承担着同样的任务，其一是对国家统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给予理论的解释；其二是把合法性的解释转变成凝聚力，构成大众意识所接受的社会理想、价值和道德体系。如果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开始减弱或者丧失，那么社会的稳定和向心力也将减弱。二是以执政方略来凝聚群众。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党的执政方略是来自于人民的需要，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集中体现在党的各项执政方略，从而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意志集中到贯彻实施党的执政方略上来，充分发挥其凝聚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三是以服务群众来凝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应贴近实际，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心声，关心群众疾苦，重视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凝聚人心，加强沟通，化解矛盾，稳定社会。

（4）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指社会整体处于稳固、安定、和谐的状态。一个稳定的社会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全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可以在主体思想意识和外部行为的状态发生以前，对主体进行有效控制，未雨绸缪，把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消除在发生之前，防患于未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难免引起心理上、情绪上的变化，不满、焦虑、怨恨等情绪就可能随之产生。这些情绪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缓解、消除，就有可能使人产生过激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引发社会不稳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在主体思想意识和外部行为状态发生变化之前对主体进行有效调节，使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消除在萌芽状态，帮助人们提高对社会变动的承受力，对自我认识的平衡力，从而减少社会震荡，保障社会朝着安定有序的方向发展

社会公正范文篇10

一、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

公正，最初是作为一种对理想社会和高尚道德的追求而提出的，属于伦理学和价值观的概念。在古代，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确定为公正社会，同时也把公正确定为最大的"善"和"德"。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公正社会的最早典范。在近代，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的文献中大量地论述了有关公正的基本问题。"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社会当中种种不公正现象得以产生的基本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经济根源，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得各阶级的平等、公正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应当在充分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实际上，这就提出了实现公正理念、实现公正基本规则的最为重要的路径。

二、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的价值内涵

（一）意义说

实现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元价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之一。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强调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旗帜和标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对于指导我们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经验，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进而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效应说

社会公正的核心是给人应得。[2]然而，给人以应得是一个历史的原则，也是一个主观的原则，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对"自己的应得"内涵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在我国转型期的今天，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使国家领导者认识到，应得不仅包括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而且还包括给予每个人基于对社会贡献大小而决定的利益和给予社会成员为维护社会秩序、对现有分配结果进行社会调剂后的利益。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符合我国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需要，是社会公正的思想保证，对解决现实社会中不公

正问题有益，而且对于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邓小平公正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共同富裕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所构成的实质公正

邓小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理应是公正和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3]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邓小平坚持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论在当代社会的集中体现。

共同富裕和权利平等，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邓小平公正思想的实质，在强调全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人人权利平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4]但是，在贫穷和社会经济资源极为缺乏的条件下，广大社会成员不可能拥有广泛的基本权利，不可能拥有较多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用以实现权利平等。在贫穷基础之上只能实施平均主义式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公正''''，但历史己经证明乌托邦式的"公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为了实现人民权利平等，邓小平认为"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政治民主原则和民主法制化所构成的制度公正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享有最广泛的充分的和切实的民主权利。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制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邓小平认为应充分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7]

民主这一社会公正需要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针对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即要在制度上保证民主化。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这样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得以避免受到侵犯。

（三）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调剂原则所构成的路径公正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本身就具有公平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10]这就是说，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公平和效率之间，首先要考虑效率的因素。当然，强调"按劳"，还要兼顾其他因素，否则也会造成分配不公。为此邓小平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国家和左邻右舍"，"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实现社会公正应该把社会分配上的差别控制在既能激励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又能为社会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水平。除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外，邓小平认为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社会的调剂，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提高国家能力，中央要有权威，这样才能加强宏观调控，避免两极分化。其次，要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以税收政策为杠杆，调节高收入。同时，建立个人收入纳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三是要建立个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四是要宣传一种人人平等、相互关心的人道主义的公平价值导向。

四、启示

同志在2005年2月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内涵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此，社会公正被郑重的提出来。邓小平的社会公正思想，体现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我们当代行政管理中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发展基础之上的公正: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将效率、平等、稳定、和谐、尊严等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统一于自身,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理想的公正。应该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进步、保障，民众公正意识的觉醒，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加上政府、社会对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的重视、解决,社会将会更加的走向公正、文明。

（二）政府职能定位的完善:政府应该作为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的主体来制定公共政策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保证政策的公平,在行动时其利益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要警惕政策制定中的歧视现象。应该认识到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相对独立性,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设施,尤其应该注意扩大公共服务领域在农村的覆盖面。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到了小康社会,政府应将总收入更多的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尤其要注意对丧失劳动能力、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帮助。同时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区域间教育的公平。

（三）正确地看待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全面科学可持续的发展

在我国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发展应该是全方面的,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共同发展。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稳定相互制约和协调,应该以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来促进社会公正。以社会公正稳定来保证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邓小平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观进一步深化发展,提到了社会目标的高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582

[2]君.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给人以应得[J].云南社会科学，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