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范文10篇

社会公平范文篇1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哲学思考；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科学发展观

中共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六大特征，其中公平正义是基础。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加以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进行阐释。

一、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广泛和谐的社会关系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权力“寻租”居高不下；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2.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各方面的合理利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有竞争，要讲究效率，不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市场要讲究效率，但政府要强调公平，前者可以有效地创造财富，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定，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定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对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加以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

3.健全社会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机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引发公愤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这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除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必须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化解阶层间的冲突。

4.大胆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往往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大胆创新。深圳市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在国内首先出台免费办理居住证制度，一方面弱化了“户籍”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户籍制度的合理内涵，内存的信息除包含原暂住证所有信息外，还有持证人的社保、教育、医院甚至计生等个人资料信息。按照规定，持证人员在深圳市能够在某些方面享受和深圳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包括就医、社保、计生、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出入境、租房等一系列优惠待遇和全方位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差别、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探索出一条现阶段在城市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子。

二、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坚持矛盾分析法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回避矛盾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党的十七届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包含的利益关系，不在于人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矛盾或冲突，而在于如何认识、容纳和化解这些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必然会受到触动，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因此，要特别注重理顺收入与分配的矛盾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从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引导和处理各种矛盾。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好主要矛盾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急剧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这一矛盾，努力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但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公平正义的发展原则，而且采取各种重大的有力措施去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高兴地看到：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现在已全部免除了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并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提供资金帮助；为了实现医疗的公平，2007年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为了实现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国家在规范高收入群体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同时，采取了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等多项提高困难群体生活质量的措施；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着手解决户口和农民工待遇。

三、建设公平正义社会要遵循客观规律

1.公平正义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公平正义的制度和公平正义感分别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公平都不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现实情况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来提要求，防止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追求公平，搞超越阶段的急于求成。

公平正义是相对的，它总是相对于某种规则和某种不公平状况而言的，它不否认差别。在人们对自己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不同的，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利益的占有与自己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是不是对应的。即使利益分配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基于公正的制度和程序而造成的结果，那么这种差异也符合公理、道义。

2.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公平实现的方式、手段和程度都不同。现在我们要尽力做的是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具体来讲，就是要尽力做到：一是城乡、区域发展二元结构扩大的势头不断收敛，高收入和低收入者比重较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扩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确保这个格局的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进一步规范，机会和过程公平的分配秩序使分配结果趋于合理，社会全体成员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新进展。二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在提高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基本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三是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更加合理，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质量显著提高，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有较大进展，政府的宏观管理、市场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四、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问题

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的工程。需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素质，使他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而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另外，公平与正义还涉及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它需要形成是非标准，扶持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打击邪恶势力，还需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障体系。可见，公平与正义建设工程十分浩大，各个方面很难同时进行。且由于公平与效率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偶合。公平正义建设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作为新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党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政策。所以，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公平正义的社会就会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黄志强.新农村建设的哲学解读[J].世纪桥，2007，（12）.

[2]田心铭.矛盾分析的方法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7）.

[3]寇咏梅，袁锋.公平正义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乌蒙论坛，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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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内容和规则上看，现代意义上的公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保证的规则，即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机会平等的规则，即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即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社会调剂的规则，即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公正的规则包括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且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等。

确立保证的规则，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应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之上；同时，应能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避免只有少数人受益的“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形。只有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才能真正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保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推动力；才能使人民群众积极地认同改革、认同发展，使经济社会的发展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

确立机会平等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有利于真正、充分、持续地激发社会活力。一方面，在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之前，机会平等的规则要求摒弃先赋性的因素（如特权、身份等级）等不公正因素的影响，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从而拓展自由创造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参与财富等社会资源分配时，遵循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可以消除平均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成员得到自己所应得到的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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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就表明，促进教育公平，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

第一，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教育公平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党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义务教育基本上已全面普及，比同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高中阶段入学机会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入学机会成倍增加。助学体系基本形成，更多的贫困学生得到资助完成学业。教育收费和办学秩序进一步规范，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总的来看，我国教育公平的成效是显著的。

第二，教育公平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也与教育体制改革滞后有关。虽然我国教育公平的整体状况在不断改善，但目前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义务教育的师资和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小，部分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社会公平环境优化了，教育公平增长空间就会加大；而教育公平程度提高了，社会公平水准也会随之提升。

第三，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公平牵涉面特别广，只能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促进教育公平也是这样。必须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所谓促进教育公平要尽力而为，就是要求我们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通过重点部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等项任务，优化教育结构，不断扩大教育机会，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国民素质，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打下可靠的基础。所谓促进教育公平要量力而行，就是要求我们立足国情、因地制宜，让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推动农村同城镇、中西部同东部的教育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让所有的城乡新增劳动力都能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同时，从各地实际出发，规范教育收费，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拓展教育资源。当然，我们促进教育公平，还要紧紧把握素质教育的主题，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增强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素质，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不断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努力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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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7大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胡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对这一重要论断，我们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应该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要让物质财富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应是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得到充分体现的社会。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然是公平理念、公平制度、公平政策和公平原则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得到落实的动态过程和必然结果。如果离开了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广大人民群众就无法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展开、体现和实现。可以说，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立场的必然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原则立场。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而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和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外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社会公平缺失明显的社会，必然是少数人得利和幸福、多数人失利和痛苦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在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我们党要较好地应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始终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牢固树立公平理念，高度重视公平制度建设，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大多数人。否则，党的先进性就失去了根本依托，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再次，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社会公平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价值，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和谐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中，社会公平无疑是“晴雨表”和“测温计”，客观地测量着社会的和谐度。社会上的不和谐问题，起因往往指向“不公平”。“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关系逐步融洽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分配制度和分配秩序、社会调剂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并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等诸种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不公平现象。在此情势下，只有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才能化解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

当然，强调社会公平，并非回到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而是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克服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的弊端，也反对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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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怎样客观地分析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构建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它们的发展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应该摸清情况,找准问题,以矛盾的思想解决问题。

二、正确对待现在社会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各个地区及领域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是客观的事实,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导致社会的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劳动者,在经营活动中都受到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以及信息不充分的影响,会给他们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后果。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实际付出的并且得到市场认可的劳动耗费,才是收入所得的依据。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能拥有高质量的劳动潜力,但是却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或者发挥了,但得不到市场的认可,这种劳动者的收入所得必然要低于其个人自身的预期和判断。实践也证明,收入高低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同时,那些善于捕捉市场有利机会并利用自己优势的经营者,会得到较多的收入。例如,我国当代的私营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小私有经济的胚胎中脱颖而出,成长壮大,形成了一些高收入阶层。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私营企业以失败而倒闭的同时,那些机制灵活、经营有方、效益好的私营企业就会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使资本迅速膨胀,这些私营企业主所拥有的财富量就与一般企业主、一般的低收入阶层拉开了差距。同时,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如果是自由竞争,即无政府的任何干预和调节的竞争,也必然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竞争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力量使价值规律的要求得以贯彻,优胜劣汰。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源禀赋好、竞争力强、效率高的企业或个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财富越积越多;反之,资源禀赋差、竞争力弱、效率低的企业或个人,就会淘汰出局或处于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我们如果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公平。这是一个矛盾,但夸大矛盾、激化矛盾是错误的,否认矛盾、回避矛盾也会妨碍正确解决矛盾问题。我们应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就使得我们远离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共同贫穷”。可以看出,市场经济造就了人们在经济上、形式意义上的平等,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阶层在利益上存在着差距。甚至存在一些较为尖锐的矛盾。在这里,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二)分配制度的改革引起收入的差距计划经济时代,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均贫富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新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按生产要素分配。由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权不平等,个人收入多少与其能拥有多少生产要素和资本有很大的关系,与其能否有机会使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进而参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多的生产要素或资本,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使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进而参与收入分配,这就会导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现阶段,即使拥有同样多的生产要素或资本,每个社会成员使用生产要素与资本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也会参差不齐。据此分析,在实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实际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多投入少产出、收益低于投入的现象大量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利息、股利、租金等财产收入以及经营利润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加,在政府税收体制尚不完备、各种收入政策和经济杠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劳动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以按资分配来说,它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重要形式,无论是生产资本按其资本量获得了平均利润,还是平均利润进一步分割为资本所有权收益和经营利润,其分配的成果都不是这些资本本身创造的,都是劳动者的劳动(包括经营管理)创造的。这样,按“资”分配似乎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样使得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在分配收入上的差距比过去扩大了,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分配是一个动态过程,如何处理经济利益关系的公平问题,就需要国家通过适当手段进行第二次分配。在进行制度安排时,必须把分配公平当作一项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适各类利益关系、促使各种利益集团相对均衡的社会价值工程来实施。

(三)制度缺陷所引起的不公平现象我国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把直接的、通过行政办法控制为特征的旧体制转变为间接的、通过市场机制控制为特征的新体制。新旧体制的转换,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有一个过程。新旧体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导致了分配机制上的双轨制:计划分配机制与市场分配机制并存。旧体制的弊端、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以及双轨制的摩擦,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产生。新旧体制的并存和双轨制的运行机制,地区、部门之间改革步骤、深度上的不同,以及计划和市场作用大小的不同,造成经营条件不一样,竞争机会不均等,从而产生收入水平的差别。收入差距扩大与体制转轨时期某些政策的滞后和漏洞有很大关系。当两种价格、两种利率、两种汇率同时存在的时候,它便为两种人的暴富提供了机会:一种人是握有某些权柄的腐败分子,借此机会大搞权钱交易;另一种人是善于收买腐败分子的投机分子,他们利用双轨制的漏洞,通过实现巨大的价差大发横财。这两种人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将巨额国有资产装入个人腰包。此外,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和征收不力,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例如,许多私营企业、“明星”们以及垄断的行业,经常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某些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隐瞒收入,逃避税收。大量的事实表明,引起社会不满的是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比如腐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走私贩私等。还有垄断性行业,它凭借对资源、市场、价格的垄断,获得大量的垄断利润。此外,还有社会阶层关系的不和谐。因而,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在党经受长期执政的历史考验时带来的,主要是由于干部队伍中有些人能力不强、作风不实,包括个别人心术不正,甚至以权谋私,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另一类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化加剧,在社会活力增强的同时,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由利益矛盾诱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此外,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因民族宗教矛盾引起的不和谐事件[1]。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对社会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出现不公平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应看到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中,人民群众更关注的是那些非法致富和不合理致富的问题。理解当前的“公平”问题,要抓住收入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更多的不是由于市场因素,而是由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因而,社会公平要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是将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各层人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要对社会不公平问题进行深刻认识,不能离开生产空谈分配的公平。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应该以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来谈论。

(一)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达到这样的和谐社会,必须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做文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测算,200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54,已经超过收入差距较为合理的国际警戒线0.4。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的态势,给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影响公众信心,妨碍社会安定团结。专家们认为,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较量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激烈,党和政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不断与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极为艰难但进展显著。但腐败行为依然有蔓延趋势,不断被媒体披露的大案要案对整个社会形成极大的震动,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某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心稳定的隐患。专家们认为,历史与现实清楚地表明,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是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毒化社会风气的总根源。由腐败而培植了一批权力暴富分子和由腐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广大正直和善良的人们对愈来愈严重的腐败现象恨之入骨,而更为严重和悲哀的是对实现为政清廉的前景“信心不大”或“没有信心”。这种心态必然要削弱人们参与工作和其他公益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降低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甚至有可能给事业造成危害和破坏性后果。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在于我们的工作。目前条件下,我们应考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使公平与效率达到有效的平衡。但如果对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就会提高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本。影响公平与效率这一人类经济生活基本矛盾的解决。会激起公众的不满情绪,导致各种犯罪活动增多,社会的不安定状况加剧。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为439.4万件,受理并查处的治安案件数量为487万件,分别比2000年增加20.8%和27.4%,比1995年增加1.71倍和64.1%[2]。此外,还将影响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从而加大改革的成本,阻滞社会的发展。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他还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172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诚然邓小平有大量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3]116,“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言论,对这些言论不能断章取义的理解,否则在经济生活中,便会一味地强调效率。邓小平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一个层层推进的立体结构,把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最基本价值与现阶段的任务与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价值目标与目标实现过程的有机统一。人们往往要求公平的时候就要牺牲效率,要求效率的时候就要牺牲公平,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样。实际上公平和效率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在公平和效率上怎么样来掌握这个度。要两者都兼顾,要尽量使两者都达到满意。“度”是博弈的结果,公平和效率如何在现实中达到有效平衡,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是博弈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平等,也存在着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基础,因而博弈的背后存在利益问题,利益的背后是权力问题。我们应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

(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5]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和谐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兼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新的城乡布局、产业布局、区域布局开始奠基了。但本应形成的全国一盘棋的布局,目前却主要由地方政府根据任期内的各种考虑所决定,因而隐患问题多,如区域产业雷同,重复布局、恶性竞争、资源配置劣化等新问题。这也就是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必须注重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发展能力强的群体与发展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兼顾改革中得益较多的群体与得益较少的群体的利益,兼顾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的利益,兼顾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以使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化。至于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的思路来解决公平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在发展的动态中达到有效的平衡。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不通过发展解决,只是就事论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矛盾肯定会越来越激化。在效率和公平交替过程中,社会应考虑其成本的大小。而在公平和效率发生冲突时,应坚持调和,有时为效率要牺牲一些公平,有时为公平要牺牲一些效率,但是,任何牺牲都必须是增进另一方的手段。

四、如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

(一)不能过分相信库兹尼茨倒“U”理论和“大蛋糕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意在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他的理论的内容主要是: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似乎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库兹涅茨占有资料和国别案例的不充分,他所提出的“倒U假说”是否有普遍性,一直在经济学界备受争议。因而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分析中发现了许多倒U假说的反例。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它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其中台湾省的情况特别突出。从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的经济迅速增长,人均GDP从1964年的500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000多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6%,而收入不平等现象却在不断改善,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7下降到1972年的0.29。另外,日、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也没有象“倒U假说”所说的那样逐渐缩小,相反却出现了扩大趋势[6]。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但在那长达30年的时期内,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57年为0.16,1964年为0.18,1978年仍为0.16,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扩大。这一变动情况表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也是倒U假说的反例[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日前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这纯粹是对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的一种幻觉。另外,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我国有的经济学家过分相信“大蛋糕论”,认为蛋糕做大了,贫穷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等都会自然得到解决。然而,有切蛋糕经验的人对此大概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分蛋糕的比例不变,不管蛋糕多大,富人和穷人分到的蛋糕相对份额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就是说,相对贫困者在分小蛋糕时固然是相对贫困者,在分大蛋糕时仍然是相对贫困者。不过,也许主张“大蛋糕论”的人没有想到,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可能绝对贫穷下去。关于这一点,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在尖锐地批评类似“大蛋糕论”的说法时就曾经指出:“在对增长的颂扬声中,赞歌四起。增长即将解决一切问题。无须担心贫穷。增长将提高底层人民生活,贫穷将要消失,不要再加以注意。”“贫穷绝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被克服,绝对贫穷还因经济增长而增大。”“当经济增长在上层继续进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在下层被驱逐出来。虽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贫困却增长了,‘丰裕中的贫穷’这句旧口号具有了新的意思。”[8]

(二)树立正确的公平观我国现在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处于不发达的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无论从资本有机构成看,还是从资金投入产出比、能耗等一些具体指标看,我们的经济效益和效率是不高的。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悬殊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收入差距悬殊不可避免”,因为市场经济有“嫌贫爱富的天性”,“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收入也必然多”,个人收入差距拉大“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观点有片面性。市场经济有“嫌贫爱富的天性”,政府却不能有这种天性。现代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会太大。个人收入差距过大挫伤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引发社会动荡,对发展生产不仅没有好处,相反还会起阻碍作用。市场经济是承认社会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但不是承认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经济。否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必要性。认为我国收入差距不会产生两极分化,这种观点也过于乐观。我国的社会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以及两极分化的现实可能性和危险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刚产生的时候起,就有人认为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是主要的,收入差距悬殊的分配不公是次要的,片面强调用主要精力解决平均主义,忽视了对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的解决。这是我国社会收入差距悬殊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而进一步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与共同富裕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绝不能只重视克服平均主义,而忽视克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三)强化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国家重点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政策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这些地区获得的国家优惠比较多,这成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有利条件。中部和西部地区很少获得优惠政策,因而其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比较慢。1980—2002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8%,上升8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5个和3个百分点[2]。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既有自然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主观原因。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下,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仅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与市场开放相结合,当然也应通过转移支付为各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市场的开放。同时,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往往也是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应改革资源税的税制设计,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城市化水平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01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44.4%,而城市化水平只有37.7%。我国城市化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现代化标准有较大差距[10]。城市化进程滞后,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2003年农业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63.8%,超过了8亿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为1.2亿左右。按照曾培炎的解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要超过50%。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通过推进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城镇的发展,为农村人口转移创造有利条件。统筹城乡的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要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逐步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保障制度,使我国农村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真正成为现实的巨大市场。

社会公平范文篇6

在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关键是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首先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体制上努力营造一个维护权利公平的制度环境。切实维护和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工作就业的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努力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坚持法律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团体都不能有超越法律和规则的特权。

其次，要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的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如果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不仅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而且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社会公平范文篇7

刘剑文：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高峰对话。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迄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施正文教授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可以征收所得税。二是怎样看待所得税征税公平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税法乃是国家强制、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税法也被称为是“侵权法”，因为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否定，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剥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侵犯。只不过与其他的侵权所不同的是，这种对纳税人财产的侵犯是由国家授权的，是国家法律所认可。

但国家为什么收税，为什么能够收税呢？这就涉及到国家课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关于税收的征收依据，大概存在以下几种学说：1.公需说，也称公共福利说，流行于17世纪，其代表任务是法国的博丹和德国的克洛克。该学说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增进公共福利，为此需通过征税来获得实现其职能的费用。2.交换说，也称利益说，发端于18世纪，主要代表有卢梭﹑亚当，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发展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国民因国家的活动获利，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个人给国家税款，国家给个人以保护。3.义务说，也称牺牲说，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税收牺牲说，黑格尔为其代表之一。该学说认为，个人生活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4.经济调节说：也称市场失灵说，是凯恩斯理论的重要观点。该学说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经济政策予以调节和矫正。而税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发挥法律的调节功能，对市场进行干预，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

税收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应与宪法无条件的保持一致。公民的权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人身权和财产权，税法主要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1913年美国宪法修正案重新恢复开征所得税，我国宪法第56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991年6月30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并于1999年7月1日起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就其所得也应缴纳税款。税法上的可税性，即税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理以合法为保障，合法是以合理为实质内容的。

其次关于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平一般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应相同，纳税能力越强，其承担的税负应越重。怎么判断纳税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实际支付的大小等作为判断依据。纳税能力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对国家的牺牲程度，也就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

我国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现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就成为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也对我国的所得税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1）税制模式的转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应转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体现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趋同势态。这样，既坚持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又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坚持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税率和办法课征。此外，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偷、漏税的特点。（2）进一步规范税前扣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统一固定数额的费用扣除，这种税前扣除办法虽然简单，但是不能起到公平税负的作用。对纳税人不同的应税所得，应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随着国家物价水平、汇率等的变化，规定浮动的生计费用。（3）税率调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三种适用税率，一是工资、薪金所得的适用税率；二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至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应税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目分为十一类，其中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采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规定的最高税率为45%.从各国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趋势来看，45%的税率是过高了。据测算，我国工薪收入者扣除800元费用后，缴纳个人所得税者约为1%，而1%的纳税人中，大部分只适用5%和10%的两级低税率。可以说第五级至第九级税率意义不大，适用者甚少，却使我国税制空背高税率之名。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能适用第五级（月薪4万元以上）以上税率的纳税人亦为数不多，故有必要适当降低税率。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从税制看，现行税制只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并没有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合并，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只能由涉外企业享受，外商企业所享受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这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意义来看，税收优惠措施对吸引外资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不利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不利于内资企业和涉外企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施政文：刘剑文教授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可税性，即税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从社会公平出发，阐述了对我国所得税改革的一些见解。下面有请刘桓教授。

刘桓：我主要说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税制与世界各国是不同的。不同税制的选择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的选择与很多因素相联系，如一个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的觉悟意识，除此，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民俗也有相当大的关联。世界各国对税制模式的分类，大体有以下几种：

1.“盎格鲁撒克逊型”，以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国际上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居主要地位的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像美国的所得税就占到税收的85%.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收益税的优势，更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保持收入的稳定，更直接地体现政府的行政意图和目标。

2.拉丁、欧洲型，这是以增值税等间接税（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多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经济管理尤其是税收管理水平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如爱尔兰、芬兰、印度、泰国和中国等国。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流转税易征收、好管理、能保证财政收入的优势，能更好地体现税收的效率和中性原则。

3.日耳曼型，国际上也称之为中间型，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模式，所得税与流转税二者都不偏废。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丹麦等国。这一税制模式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因此，更能兼容直接税和间接税各自的优势，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各项职能和原则。

我国目前实行的税制属于第二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比重较少。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其流转税的比重较小，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税所占比重则比较小。

第二，关于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关于近期税改的方向，可以参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在完善财税体制提出近期（本届政府）的七大任务：

（1）实现增值税的转型，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2）改革出口退税制度。（3）“两法合一”，即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条税法必须合并。（4）

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5）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6）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7）推动农村税务制度改革。税收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国家选择税收，人民选择政府。

然而，虽然税收特别是所得税的征收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对此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社会公平不公平不是由税收制度的完善与否决定，一个好的完善的税收制度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真正决定社会公平的在于财富的初次分配，社会公平的实现不能仅仅看到税收制度，还应注意的税收的前端和后端。初次分配决定了不可能实现结果上的公平，及时通过所得税的调节也一样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对所得税改革所能带来的不用抱太大希望。

施政文：

刘桓院长强调了要素分配，认为要素分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对所得税改革寄予太多的希望。对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刘院长持的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下面我们有请人民大学的徐孟洲教授作精彩演讲。

徐孟洲：

谢谢施教授，谢谢各位老师同学。关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我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社会公平。任何社会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减少矛盾，协调各种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财富分配公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法律制度能为之提供保障，实现交易、竞争、分配的公平。所谓公平，就是指处理事务时，能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法律的精髓就是公平正义，这又包括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形势公平是必要的，实质公平更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目前除了强调形式上的平等之外，我们还得要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和公平。这种要求反映在税法上就要求税收法律制度能够保障税收公平，即公平税负，也就是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第二，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分配不公，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中，直接税，主要是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更是明显。它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保证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

第三，改革和完善我国所得税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我是支持刘桓教授的观点的，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平上，不应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给予太大的期望。社会不公是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紧密相关的，比如“灰色收入”，就不是税法所能规制的。另外社会公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是相关联的。我认为应当首先惩治腐败，规范“灰色收入”，然后再来规范个人所得税。对于企业所得税我也是主张“两税”合并，消除内外差异、内外矛盾，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是我国所得税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至于两税合一，是否需要有一个过渡期，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两税合并的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成行，最大的阻力就是地方对外商撤资的担忧。但是否两税合并之后真得会造成外资的萎缩还是值得研究的，当初给外资以税收上的优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资，事实证明，这的确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商的吸引渐渐转向良好的投资环境，转向市场、销路、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税收则退居其次。2004年底美国通过了本土投资法，通过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吸引广大的投资商投资于本国，吸引海外资金的回流，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率是15%，实际税率是11%.而内资企业目前的名义税率是33%，实际税率为23%左右。无论是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内资企业的税负都是外资企业的一倍。长期以来，内外企业所得税不统一，税负不均等，给国内企业造成了过重的负担，也是造成我

国企业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法合并的步伐应加快进行，建立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法。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各自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刘桓教授，对我们的所得税法改革持悲观态度，认为不应抱太大希望；另一派就是刘剑文教授和徐孟洲教授，他们都主张我国的所得税法应进行改革，并且也是对此抱有希望的。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有“应然”与“实然”之分，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在下面的回合，我们希望能看到两派的交锋。我们今天就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分析，请三位教授再谈一下公平与效率之间，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还是有请刘剑文教授。

刘剑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我还是基本上同意这位刘教授的观点的。

的确现在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不是靠所得税法的改革所能解决的。我们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社会公平的实现还有待于“吏治”改革。像现在好多省已经免征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并不能解决农村所存在的问题。因为农村矛盾更多的表现为干群矛盾。对于收税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奉行的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我认为在所得税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完善，首先应该是税法要素的科学规范。纳税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纳税的，但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从公平角度来看，以家庭为纳税主体对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会较公平地对待，因为以个人为纳税主体时对这些所得的源泉扣缴根本不考虑其实际纳税能力，在以家庭为纳税主体的情况下将这些所得并入家庭总收入再对某些项目进行扣除，能更好地体现综合纳税能力。

对于征税对象和税率这两个要素的规定，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分为十一类，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占70％以上，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也过高；对于偶然所得的税率为20%，而工薪所得的税率却可高达45%，对于勤劳所的要征收如此高得税，是不利于鼓励纳税人勤劳致富。税前费用扣除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近年来中国相继实行了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这些改革使得老百姓支出加大，标准扣除太低，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需要。不同的纳税人取得不同的应税所得，所花费的成本和费用不相同，故费用扣除应有所区别。此外还要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就东部和中西部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发展指数，正确制定不同的扣除标准。法定扣除还应考虑家庭负担的差异，应该制定出有赡养父母的家庭和不需要赡养父母的家庭不同的扣除标准。因此，《个人所得税法》对生活费给予的扣除，不应是固定的，而应是浮动的，即应随着国家汇率、物价水平和家庭生活费支出增加诸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应该统一中外纳税人的扣除标准。虽然所得税在社会公平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也应重视。

刘桓：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应当是效率第一。这涉及到对公平如何定义的问题。不同的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过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所以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获得比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多一些说得收入是应该的。这还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博士生毕业之后为什么要求工资高，因为他要弥补自己三年所丧失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更注重对效率的追求，而老年人和尚未有工作的人则对税法的公平期望更高，但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发展需要年富力强的富人积极投资，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国家增加税收而来推动。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课以近乎没收的高税率，再由国家进行低效率的投资，这对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不利的。税收有很多种，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分工，所得税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要推敲的。个人所得税即使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也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在实行公平的同时，也可能伤害纳税人投资的基础或者是他的积极性。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麦克尔。博斯金来中国的时候谈了一个问题，世界税制改革的潮流，个人所得税似乎并不是最优的，因为它可能影响到投资行为，对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政府按百分之七八十征税的话，微软的公司可能早就没有了。公平不公平，不仅要看个人收入的高低，要看他的钱怎么花。对于有钱的人，不仅要调节收入，更主要的是要调节支出。

支出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投资和消费。“杀富济贫”，牺牲效率来换取暂时的公平是不明智的。解决这个问题靠社会各界引导企业家把钱拿出来投资。所以我们鼓励投资可以让他少交税。税收的本身就有导向作用，而且这个导向的作用还非常重要。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税收让私营企业主多投，多投资对社会是有利的。

如果不投资而去消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消费税来进行调节。我们要学会把握人们的纳税心理，利用人性化的设置，利用人类的贪婪、愚昧来达到税收的目的。

施政文：

感谢刘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阐述他在这问题上的观点。

徐孟洲：

说到税收的公平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税收本身是公平的吗？大家都知道税收是国家征税机关无偿、强制征收的。既然是无偿、强制的，就难说是公平的。所以税法被称为是“侵权”法，当然侵权两个字是要加引号的。什么是公平，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处理事务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至于公平的衡量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个标准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与历史传统有联系的。在众多标准中，“受益标准”应该是最重要的，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谁受益谁付费，谁受益谁交税，这是公平的。比如说车船使用税，当然是那些有车的人才用缴纳。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力标准”，就是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

税收效率是税收学中与税收公平同等重要的原则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来说，税率是应当降低的。税负太重，使经济落后的原因，太讲究公平福利了，就难免会丧失效率。只顾公平，不讲效率也是不行的。比如，瑞典的税率是很高的，所以爱立信等比较大的企业就将自己总部搬出瑞典，这对瑞典的经济来说应该不算是件好事情。

税收效率除了经济效率外，还包括税收的行政效率。我们在征税时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充分考虑这个税制的开通是对经济的促进还是阻碍。我们强调公平的同时也应反对绝对公平、平均主义。个人所得税如何才能体现公平呢？首先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报，夫妻可以选择是单独申报还是两个

人联合申报；税制改革要求由于一个度，拿遗产税来说，提的抬高就会影响效率的发挥。另外我们的费用扣除额也应当予以增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把费用扣除额经常称为“起征点，这是不对的。起征点和免征额还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在一个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发挥一定的效率促进作用，对于公平也应当恰当处理，公平与效率应该兼顾。至于哪个更优先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良税、恶税的评判标准，也就是：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我认为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对公平与效率的看法，相信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示。税收公平主义是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税法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国目前也掀起了税制改革的狂潮。刘建文教授目前也正在组织一个税法的国家研讨会，我们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信息。

刘剑文：

我想先对刚才的公平效率问题再说两句。首先我想说的是我国税收体制的内部安排上，收益的分配，收益的分享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现在有很多税收都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地方所剩下的就已经很少了。毕竟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才是绝对的。另外，所得税的内部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税种之间，内外企业之间，都是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其实遗产税是对所得税的一个补充，它将有助于所得税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协助解决社会不公。但是遗产税何时出台，怎么出台，这都还是一个问题。税法是极其复杂的，一部法律是复杂了好还是简单了？当然是复杂了好，只有复杂了我们这些人才有事情干，才有饭碗。税法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但它的税法却是成文法。我们这次要组织这个研讨会，就是要遍邀世界各国的税法国家，让他们了解中国目前的税收法制，我们也希望从他们那里借鉴一些国外税法的理念，为我国的税法改革有所助益。能够制定一部好的税法，应该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税法，是宏观调控法，一般都是将其划归在经济法内。但我认为它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它跨越了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国际法，是全方面、多角度，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法律部门。它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而不是从属于经济法。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经济法，只是认为税法应当单独出来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我们在研究法律时，应该避免受到法律分科的限制，就像一个律师拿到一个案子，他不会想这个案子时属于哪个法律部门的，而是找出其中所有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也应当这样，我们应当打破部门法的界限，以问题为中心；也应打破国内法、国际法的界限；还应打破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最后应该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禁区。

施政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牵涉到一个界定问题，就是所得税应该是“富人税”还是“穷人税”呢，当然还有俄罗斯的“单一税”。对于这一点我们请刘桓局长讲一下他的看法。

刘桓：

就像公平具有相对性一样，税制的优与不优也是具有相对性的。我认为个人所得税法既是富人税，也是穷人税，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它要向富人征税，所以说是“富人税”，而它要帮助穷人，所以又是“穷人税”。税法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有一个出台的好的时机。并且我们认为一部好的税法不应该不太过复杂，而应当简化，否则复杂的税收机制带来的就是税收成本的高昂，这也不利于效率的实现。立法越复杂越完善，在实践中就越难做得到，这要考虑到现实中的可行性问题。

施政文：

刘教授的主张就是简化税制。在税收征管上，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方式，即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这两种方式都是存在着问题的，我们请刘剑文教授谈一下对完善税收征管的看法。

刘剑文：

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许多达到征税标准的纳税人可以轻易地逃避纳税义务。代扣代缴难以落实，在实践中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约和保障，使税法的相关规定难以落实。自行申报体现了主权在民，这里还涉及一个税务机关的性质问题，究竟税务机关只是一个收税的行政机关还是一个执法机关，这个定性是很重要的。拿完税凭证来说，目前实践中的做法是纳税人索取税务机关才给，但完税凭证的交付究竟应该作为纳税人的一项权利还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义务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认为税务机关的性质应该有两个，一是依法收税的机关，而是为纳税人服务的机关，税务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授权决定其必须为纳税人服务。

施政文：

谢谢刘剑文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谈一下税收优惠政策问题。

徐孟洲：

社会公平范文篇8

一、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广泛和谐的社会关系

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权力“寻租”居高不下；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2.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各方面的合理利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有竞争，要讲究效率，不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市场要讲究效率，但政府要强调公平，前者可以有效地创造财富，后者可以更好地实现稳定，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定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对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加以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

3.健全社会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机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引发公愤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这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除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必须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诚信经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化解阶层间的冲突。

4.大胆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往往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大胆创新。深圳市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在国内首先出台免费办理居住证制度，一方面弱化了“户籍”概念，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户籍制度的合理内涵，内存的信息除包含原暂住证所有信息外，还有持证人的社保、教育、医院甚至计生等个人资料信息。按照规定，持证人员在深圳市能够在某些方面享受和深圳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包括就医、社保、计生、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出入境、租房等一系列优惠待遇和全方位社会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差别、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探索出一条现阶段在城市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子。

二、社会公平正义需要坚持矛盾分析法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回避矛盾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党的十七届一次会议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包含的利益关系，不在于人们之间有没有利益矛盾或冲突，而在于如何认识、容纳和化解这些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必然会受到触动，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随之出现，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出现。因此，要特别注重理顺收入与分配的矛盾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站在统揽全局的战略高度，从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引导和处理各种矛盾。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好主要矛盾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切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甜蜜果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利益急剧分化，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努力推进公平正义，使利益分配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贫困地区倾斜，就会背离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这一矛盾，努力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但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公平正义的发展原则，而且采取各种重大的有力措施去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高兴地看到：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现在已全部免除了农村中小学的学杂费，并对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提供资金帮助；为了实现医疗的公平，2007年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为了实现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国家在规范高收入群体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同时，采取了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等多项提高困难群体生活质量的措施；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着手解决户口和农民工待遇。

三、建设公平正义社会要遵循客观规律

1.公平正义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公平正义的制度和公平正义感分别属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公平都不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现实情况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来提要求，防止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追求公平，搞超越阶段的急于求成。

公平正义是相对的，它总是相对于某种规则和某种不公平状况而言的，它不否认差别。在人们对自己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不同的，也是正常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利益的占有与自己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贡献是不是对应的。即使利益分配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但如果这种差异是基于公正的制度和程序而造成的结果，那么这种差异也符合公理、道义。

2.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公平实现的方式、手段和程度都不同。现在我们要尽力做的是使“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具体来讲，就是要尽力做到：一是城乡、区域发展二元结构扩大的势头不断收敛，高收入和低收入者比重较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扩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确保这个格局的分配秩序逐步形成，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进一步规范，机会和过程公平的分配秩序使分配结果趋于合理，社会全体成员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新进展。二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在提高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基本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三是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更加合理，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质量显著提高，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府职能转变有较大进展，政府的宏观管理、市场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四、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问题

建设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的工程。需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素质，使他们有渴求公平正义的意识、参与公平正义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义的行为。而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另外，公平与正义还涉及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它需要形成是非标准，扶持社会正气，谴责歪风邪气，打击邪恶势力，还需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障体系。可见，公平与正义建设工程十分浩大，各个方面很难同时进行。且由于公平与效率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偶合。公平正义建设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作为新事物，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党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政策。所以，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公平正义的社会就会逐步实现。

摘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哲学的指导，即要把握和利用事物的普遍联系、坚持矛盾分析法、遵循客观规律，并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公平正义的问题。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受益，才能取得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才能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为实现国家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哲学思考；普遍联系；矛盾分析法；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黄志强.新农村建设的哲学解读[J].世纪桥，2007，（12）.

[2]田心铭.矛盾分析的方法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7）.

[3]寇咏梅，袁锋.公平正义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乌蒙论坛，2007，（1）.

社会公平范文篇9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我国2009年修改颁布的《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业务，目的是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额外获利。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它作为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经被各国的保险立法普遍确认。本文从代位求偿原则的定义、法理基础人手，探讨了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在运用代位求偿原则时遇到的困扰，并因此对代位求偿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代位求偿原则只有在降低了精算费率的特定险种中运用时才显示其公平性。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传统教科书都认为代位求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应用，它的提出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减少道德风险。蔡弈在《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一文中谈到，“代位”一词，源于拉丁语subrogate，原意为“使一人处在另一人的位置上”。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且该损失又是由第三者行为造成时，按照民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既可以向第三者提出损失赔偿请求，又可以依据其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但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既定的，为防止其双重得利，同时也为避免有责任的第三者因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逃脱其应负的法律责任，《保险法》确认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这种债权转移制度，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

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可以把补偿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在被保险人遭到损失后，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以使其恢复到损失前所处的的经济状况。我国学者朱有彬认为，财产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受损时能够得到补偿，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中最为明显的一项原则。

(二)社会公平说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就是民事主体在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承担上，要实现公平与平等。对于第三人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如果没有保险代位追偿制度，被保险人很有可能在得到保险赔偿之后放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任何人对他人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都应为自己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就不能体现公平。同时，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通过使侵权行为人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其有害行为”，而且在今后“更加小心谨慎并因此防止致害他人”。

如果只要受损害方财产投了保险则致害第三人可以不用对其损害进行赔偿，会诱发非常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导致保险成为渔利工具，同样有悖于保险的初衷。因此，代位求偿制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如果每一个保险事故的发生都导致保险人承担给付义务，必然会影响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可以使有过失责任的第三者原因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在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先行赔付后，代替被保险人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这样既避免了投保人因保险额外获利，也降低了保险人保险赔付的总金额，从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费率一旦降低，社会上广大投保人的负担也因此而减轻了。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不当得利就是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根据此定义，将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定义为不当得利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投保人为自己设置了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多重法定义务的对等补偿。在保险代位的当事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第三人之中，被保险人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源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这两个请求权的产生均有明确合法的依据，显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来看：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该保险事故是由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的。所以，如果不诚实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串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且事故责任由第三者负责，而此处的第三者不是家庭成员，所以执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旦向第三者索赔，则必然使第三者受损，即便保险公司的赔款足够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也不会给第三者带来额外好处。所以，第三者一般不会与被保险人串通而制造保险事故。另外，投保人在付出保费的同时，也获得了赔偿期待权，尽管保费远远小于保险金额，但由于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一般不大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所以投保人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取得保险赔偿而故意毁损保险标的。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从理论上讲，保险人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大多数是商业保险，因此即便代位求偿制度可以减少保险人的赔付，但这种补偿往往不会反映在保险费率的厘定中，而是用于提高股东的红利，这是由保险的商业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些险种中，代位权获偿额与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相比较是最小量的。根据詹姆斯一迈耶估算的1992年美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获偿额占全部保险赔付的百分比为：海上保险占14.15％，机动车辆保险占8.56％，户主权益保险占0.8％，火灾保险占0.68％，平均获偿的百分比是2.96％。也就是说，因为代位求偿权而获得的补偿占保险人的总赔付比例很低，很难说代位权的存在能够对保险费率产生边际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根据前面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分析可知，部分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能够使第三者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社会公平。笔者认为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是保险人在理赔前，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先对第三人责任方进行索赔。除非第三者肇事逃逸或者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偿，否则保险人不会接受赔付。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就民事责任索赔顺利时，自然可以避免第三者逍遥法外，不用代位求偿的介入。如果第三者肇事逃逸，则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后，也会绳之以法。如果是第三者经济能力有限，法院会根据其经济能力先进行部份赔偿，但是债务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代位求偿权在避免第三者获得额外利益时并没有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二是由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建立强大的保险基金，更加有能力进行赔付。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人的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巨大的诉讼成本导致尽管赋予其代位求偿权而并不能使其较被保险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追究第三者的损失赔偿责任。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根据民法的权利自由行使原则，任何民事权利主体均可以在不危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而言。权利自由行使原则即意味着：当其对于保险人的保险请求权与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其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保障自己的损失得以充分的弥补。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既可以请求第三者赔偿，也可以请求保险人赔偿；还可以在第三人的赔偿不足时，请求保险人予以弥补；又可以在保险人补偿不足时，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代位求偿制度却剥夺了被保险人这种选择的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强迫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行使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以后，仍需将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交予保险人代位，而不论其是否愿意。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交纳保险费互为对价，是保险合同的内部关系，而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关系则是保险合同之外的关系。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只是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而不是“替代”第三人履行义务，保险人并没有支付新的对价去取得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其对于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是凭空获得的，并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除《保险法》的规定之外)。如果赋予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使其收回了全部或部分赔付的保险金，那么从他收受保险费却没有相对应的风险来说，他获得了意外收益。

四、结语

社会公平范文篇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正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利益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面对社会转型，不同的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也在扩大，社会公平问题便构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何种手段来保障社会公平？

公平是正义的基本体现，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公平是法治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公平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最为有效的途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完善宪法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基本制度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内含公平于宪法之中。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宪法法律制度社会公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宪法意识的逐步加强，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公平是正义的基本体现，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公平是法治与道德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诉求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公平是其显著的特征和最为有效的途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完善宪法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平”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在有的国家，政府强调公民机会的平等，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则更倾向于分配结果的平等，德拉帕斯说：“我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给每个人以机会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还能为他或她保留尊严。当一个人身处贫困时，他或她很难同时保持尊严，而政府或机构的帮助则能使其走出困境，有同等的机会融入社会。”①

笔者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作为一种旨在解决政治秩序问题的基本制度，宪法是在人类不断认识和运用根本法则的过程中，历史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为了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更好地体现和捍卫人本和自由，遏制和杜绝不平等、不公正和其他不合理的现象。宪法要反映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各个地域、各利害相关人的利益诉求，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化、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保障。

宪法是规定国家、社会基本制度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内含公平于宪法之中。比如，在经济范畴中，宪法要坚持市场公平，使市场主体的机会均等，平等交易和竞争以及竞争结果的对称性；在人际关系范畴中，宪法要坚持公民的平等地位和平等的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在政治体制范畴中，宪法要明确能够公正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保持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在伦理范畴中，宪法要规范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义”与“利”的统一，评价善与恶，是与非。

一、宪法的产生内含了公平的价值取向

什么是公平，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公平的感受和认识很不相同，但人们对公平的认识却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公平的基本内涵：第一，公平以某种程度的平等为基础，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第二，这种平等反映了某种利益倾向；第三，这种利益倾向表现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公平内涵的基本含义表明，公平是一种有条件的平等，这种平等有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保护自然的不均等，消除人为的不均等”②。用哈特的话讲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③。什么条件下的平等就是公平？这是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主观认识，它表现为人们创造社会价值与享受社会价值应具有的对应性和均衡性，而且这种利益趋向，这种对应性的均衡性是已经为国家所认可，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评价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1、公平和法律有内在联系，它们有共同的客观基础。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神圣化”的表现，只是它们表现经济关系的形式有所区别：公平表现为观念，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法律则表现为强制性明文规则。而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公平观具体化、明确化，就必然通过国家将自己的公平观念确定下来，形成为法律。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法归一的等级制法律，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宪法为根本的部门齐全的法律，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各自社会法律对公平的价值追求。不体现公平的法律是毫无价值的，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

2、公平以法律为表现形式和保障。公平作为法律所始终遵循的价值观，是以具体化、明确化的法律规范为其表现形式和保障的，并在法律实施的各个环节得到实现和维护。没有法律规范所表达的公平是软弱无力、无法实现的。正因为法律和公平的这种内在联系，体现着公平价值取向的法律，才会在维系社会的存在和有序的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历史上，古代法律表现为诸法归一，形式比较简单，公平的涵义和要求也比较简单。随着商品经济对简单商品经济的超越，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这种经济结构形式的转型，带来了市场的繁荣，人际关系的复杂，经济生活的丰富多变，出现了诸法合一解决不了的许多新问题。为了使整个社会生活能正常运转，相互协调，实现资产阶级的公平，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纷纷独立起来，这些法律部门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公平，使资产阶级的公平理想通过法律规范来表达和实现。各个法律部门在各自领域丰富和扩大了公平的涵义。使资产阶级的公平比以往的公平更具体，更细致，更便于操作。但这些法律部门彼此间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宪法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公平的化身应运而生，它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被用来协调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以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稳定。

由此可见，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就没有资产阶级对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不存在对宪法这一最高行为规范的需求。孟德斯鸠指出：“在共和国里，当一个公民获得过高的权力时，则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就会更大。因为法律未曾预见到这个权力将被滥用，所以未曾作任何准备”④。在这里，孟德斯鸠不仅强调限制个人权威，而且认为法律负有预见个人权力泛滥的责任。于是，资产阶级宪法设计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权力体制，给公共权力套上法治的枷锁，要求它只能站在市场以外进行宏观调控，为市场经济提供普遍的公平保护，以实现市场公平。

二、宪法的发展丰富和完善着公平的价值取向

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迫使国家重新干预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以魏玛宪法为标志，宪法开始广泛规定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原则、方式，并呈现出两种并行的发展趋势：一是行政权力膨胀扩大，二是公民权利范围扩大，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仍然是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本世纪资本主义由垄断发展到福利主义，相应地，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也就由市场公平变迁为社会公平，但这种社会公平至今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设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繁荣掩盖了整个社会事实上的不公平，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社会主义宪法在本质上比资本主义宪法更进步，它一开始就注重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宪法在形式上和表达上大多与资本主义成文宪法类似，但在宪法的性质上和价值取向上却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宪法最根本的性质是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公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公平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贫富差别，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先贫后富，社会主义宪法的公平决不允许这种贫富差别上升为根本利益对抗的阶级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灭阶级、消除两级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互为目的、互为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公平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功能，因此，社会主义宪法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来体现自己的经济公平，以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事实上的平等来保障公民各方面的合法权利。这一切都表明，社会主义宪法基本的价值取向，一开始就定位在社会的公平方面，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国家能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更是成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最根本的保护神，体现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反映时代精神，更加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要求，必将更好地发挥保障社会公平的作用。1、确认人权保障的宪法基本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政国家的基本规律，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功能。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人权保障构成制宪的基础。这次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宣示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对人权保障原则的确认进一步明确国家机构在宪法中的地位，明确国家机关负有人权保障之责任，矫正宪法秩序的偏差。

2、拓宽了公民基本权利内容

这次宪法修正案明确“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进一步完善了公民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宪法修正案放弃以往通过列举公民财产的形式规定私人财产权，而是采用概括式规定，更好地反映了我国当前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和形态。宪法修正案还正面确认国家可以对私人财产权征收、征用，同时明确国家对私人财产征收和征用必须依法进行，并给予补偿。

完善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是进一步尊重人权的要求。财产权受到蔑视总是与人权受到排斥密切相关，因为在财产权没有受到尊重的社会里，个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将不受理性对成本收益核算的约束，必然流于任性。此外，宪法修正案还对土地征收、征用以及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社会保障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都进一步丰富人了权保障的内容。

3、拓展人权救济形式

宪法修正案规定因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私人财产和土地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国家给予补偿。首次规定对造成基本权利损失进行补偿这种救济方式。国家补偿制度能够更好协调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精神。这次修宪关于国家补偿制度的规定，使得基本权利保障更加全面。

宪法的公平价值取向是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的基础和前提，通过调整市场公平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和公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公平的原则，包括地位平等、机会均等和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反特权的，并不必导致不公平和不公正。⑥当然，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由于每个参与分配的个体的能力和各方面情况不同，分配结果有可能造成不平等。但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就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三、关于完善宪法对实现社会公平的几点思考

社会公平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公平，例如，它包括调整贫富差距、治理贫困、消除犯罪、保护环境等等，当然也包括消除各种各样的歧视：如性别、年龄、种族、疾病等。如果说，中国改革发展的前20年(1979-1999年)遇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么，它的后20年遇到的主要就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宪法》中关于公平的条文决不可以束之高阁，将所谓的“空头法理”高高地摆在自己的头顶，作为逃避责任的“遮阳伞”。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1、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具备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满足公民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增加公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努力发展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为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公平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地提高了，这为我们进一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创造了基本的条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高，处理社会公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方面，必须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实际的财力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不宜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

2、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避免差距悬殊，又防止平均主义倾向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不矛盾的。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但在局部问题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公平与效率的暂时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的收入差距常常是追求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为了追求效率甚至不得不牺牲一点公平。但为追求效率而牺牲一点公平，正是为了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耦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虽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一定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但必须对包括收入差距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加以必要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例如在经济公平方面，既要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3、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首先要求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然而，社会公平的内容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还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社会救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要全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除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还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工作就业的权利、劳动创造的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接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