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环境范文10篇

融资环境范文篇1

1.1低廉的违约成本和地方保护主义客观上纵容了失信行为。当前，县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中和个人意识里轻重不同地存在着某种错误认识，片面地认为银行是国家集体所有，信贷资金是政府给企业的金融支持，可还也可不还。此外，少数县区政府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突出，企业失信即便被诉诸法律，胜诉后银行债权也因地方上的袒护而存在执行难现象，往往是赢了官司陪了本钱，银行债权在根本上得不到真正保护。认识上的偏颇和盲目的地方保护主义，加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在严格的信贷责任追究制度下，为保障信贷资产质量，银行不愿也不敢对非优质客户进行授信。

当然，也有部分经营者具备较强的信用观念，项目及产品发展前景也被银企双方看好，但有时却因市场变化或管理上的失误导致产品暂时失去竞争力，项目实施受阻，经营陷入困境，企业无力履约，被动失信。金融危机冲击下，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商业银行应分清企业失信性质，区别对待。对那些有市场潜力因经济环境变化而遇到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应该给以适当的信贷支持，帮助其化解融资难题，加强管理，调整策略，走出困境。

1.2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管理上存在制度上的缺陷。

1.2.1信贷权利上收导致授信效率降低。出于对信贷风险中道德风险的考虑，目前商业银行普遍上收县级的审批权限，个别行甚至剥夺县级机构贷前调查权利。即便是正常的信贷审批业务，按照授信额度划分的权限，经过层层审批，既加大了信贷成本，也降低了工作效率。

1.2.2授信模式固化影响诚信环境建设。理论上讲，银企之间的信用关系应建立在企业经营与信用基础上，应区别情况，采取信用、担保或资产抵押等方式办理。然而，当前情况是只要企业申请贷款，就必须提供抵押担保，人为抬高信贷门槛，某种角度讲会由此误导企业进入只重视担保抵押品的有无而忽视诚信建设的误区。这既不利于构建诚信基础上的银企关系，也会影响到诚信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大局。

1.2.3权责利不对等的信贷制度给银企互信基础上的诚信建设造成负面影响。目前，商业银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推行的贷款损失终身追究制和违章违纪贷款赔偿制，只是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却缺少无责条件下对等的奖励条款。惟罚不奖的硬性政策挫伤了信贷人员工作积极性，即便是遇到优质客户，有时也会因心存顾虑而错失放贷良机。久之，企业会因此产生银行有意刁难、恶意失信的错觉，势必影响正当的银企关系，不利于培养企业诚信意识。

2.优化县域诚信金融环境的建议

2.1政府主导推动辖区诚信金融环境建设。政府作为主导经济的管理者，应积极着力于推动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全力培育社会诚信意识，塑立并弘扬诚信品牌，在区域诚信建设中发挥领导和推动作用。

2.1.1提高认识，推动诚信建设。政府首先要充分认识到，诚信不仅是意识观念，更是一种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合作日益加强，行业依存度愈加提高，资本市场呈现异地化发展趋势，经济体的诚信度已成为考量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诚信环境建设滞后，商业银行在不突破信贷指标控制前提下，统一调度信贷资金，把贷款异地调配到诚信度更高的地区，造成资金外流。单纯靠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显然难以满足中小企业日益紧张的资金需求。为增强资金的吸引力，创造有利融资环境，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政府应率先转变观念，采取有力措施，硬性规定约束企业经营行为，优化投融资环境，精心培育企业诚信意识，推动诚信环境建设，尽快使诚信转化为投融资的重要资源。

2.1.2营造氛围，优化诚信环境。首先，由政府主导，广泛借助媒体，扩大宣传深度和广度，营建诚实守信的社会舆论氛围。其次，政府要做诚信的表率，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思维，下大力气推动诚信环境建设。再者，制定长远建设规划，明确目标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协调金融、司法、工商、税务等部门共同加强和改善金融生态，形成齐抓共管的诚信环境建设格局。

2.2中小企业要承担起县域诚信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2.2.1企业要自觉树立诚实守信理念。市场经济实质是信用经济，失去信用，就无市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原因之一就是失去了诚信，经营发展中得不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特别是缺少原始资本积累的中小企业，失去银行信贷支持，一旦遇到资金困难，企业发展必将难以维继，走向破产境地，付出沉重代价。而恪守诚信的企业会及时得到银行的支持而度过难关。一定意义讲，作为县域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诚信关乎企业发展大计，要从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勇当诚信金融环境建设的主力军。

2.2.2完善管理，健全制度，实际行动赢得信赖。县域内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经营效益不错、发展潜力较大，但因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透明度低、管理不规范而达不到银行授信标准，长期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小企业要逐步内部完善管理，健全内控制度，达到银行授信的标准，赢得银行信赖和支持，为自身发展壮大扫除障碍。同时，以实际行动提高诚信度，在地方金融诚信环境建设中充当排头兵。

2.3商业银行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促进诚信环境建设。

2.3.1解决难贷款问题。在业务经营方面，要针对基层地区的实际需求，积极开展业务创新，适当下放信贷发放权限，努力缓解中小型企业的融资困难，支持地方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3.2提高信贷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商业银行应着重提高信贷人员的业务素养，把精通贷款审批评估专业技能、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以及敢于负责的精神作为优秀信贷人员的培养方向，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工作能力和水平。

2.3.3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意识。商业银行要转变观念，抓紧制定和落实“鼓励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实施办法，关心关注县域中小企业发展。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中小企业真实情况，作出客观的判断，有效发挥信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效能，建立起银企互动、互信、互利的环境。

融资环境范文篇2

一、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现状

（一）商业银行为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有限，流资偏多

中央银行已经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但各商业银行为了资金安全往往集中力量抓大客户而不愿向民营企业放贷。同时银行大多喜欢大额贷款而忽视额度小、频率高的民营企业贷款。近年来，银行的票据承兑业务发展很快，但同样也是集中于大企业，民营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票据承兑额度。即使商业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但由于投资项目审批制度不健全，加上银行担心长期贷款带来的风险，不愿意向民营企业开放基建和技改项目贷款，因而民营企业最多也只能获得一年之内的流动资金贷款，很难获得长期的资金贷款。为了满足长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一些民营企业不得不采取短期贷款多次周转的办法，从而增加了企业负担和融资成本。由此可见，现有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民营企业再创业和技术改造、开发高科技项目的资金需求。

（二）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渠道有限，门槛过高

中国资本市场仅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其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利于民营企业的融资。目前，证券市场缺少适应各类企业融资需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私人权益资本市场还不能很好地连接资本供给方和需求方，长期票据市场发育程度很低。这表明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筹资的机制尚不具备：受所有制和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的限制，即使是成功的民营企业，要想利用上市或发行债券、商业票据融资也比较困难；二板市场又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也不可能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民营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有限，很难利用现有正式资本市场融通资金。

（三）非正式金融是民营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风险较大

1.自身融资。利用企业经营利润来积累发展资金，或者以内部职工筹资的方式筹集资金。2.民间借贷。从亲戚或各种“地下钱庄”以较高的利率获得借款。3.相互担保。几年前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比较盛行，但是由于风险很大，绩优企业已经不愿意为他人承担连带责任。目前，在实践中互保出现了债转股形式，即被担保方将企业的股权抵押给担保方，一旦担保方为其承担经济责任时，所承担的款额便作为出资额，从而将对被担保方的债权转变为股权。

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

（一）外在原因

1.银行金融机构体系方面

从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导致对民营企业服务难。国有商业银行长期担负着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任务，把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大型企业等作为服务重点。而对民营企业普遍采取歧视态度，即所谓的所有制歧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追求安全性和收益性，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使得其不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机制也缺乏灵活性，信贷经营体制改革反而提高了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门槛。

2.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方面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重点主要是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融资，基本上未向民营企业开放。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不得少于5000万元，公司经营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改革，从严控制一般加工业和商品流通企业。而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受各种条件的影响，与《公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相差甚远，自然被股票市场拒之门外。我国债券市场也基本上未向民营企业开放，大部分民营企业不具备发行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的资格与条件。

3.对民营企业还存在一些制度的歧视也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拓展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意识的影响，金融部门对民营企业还是避而远之，怕出问题受牵连。同样数额的不良贷款，贷款对象如果是国有企业，银行工作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是私营企业就可能被司法机关追究。出于对贷款责任的担心，在具体操作中就表现为尽量限制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数额，贷款手续繁杂、抵押条件苛刻，对抵押品要求过严、抵押率过低。此外，在国家有关政策上也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这种政策性歧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融资渠道的拓展。

（二）内在原因

1.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

（1）过度包装或不包装。

有些民营企业为了融资，不惜一切代价粉饰财务报表、甚至造假，财务数据脱离了企业的基本经营状况；有些民营企业认为自己经营效益好，应该很容易取得融资，不愿意花时间及精力去包装企业，不知道资金方看重的不仅是企业短期的利润，企业的长期发展前景及企业面临的风险是资金方更为重视的方面。

（2）急于拿到资金，却没能做实质性工作

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只顾融资进行企业扩张，忽视企业内部管理、塑造企业文化、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实质性的工作，最终导致企业规模做大了，但企业却失去了原有的凝聚力，企业集团内部或各部门之间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没有协同能力，企业管理也越来越粗放、松散，最终不能使企业走向规范化。

（3）低估融资难度，误以为仅靠自己的小圈子就可以拿到资金

有些民营企业常常低估融资的难度，对个别资金方期望过大，往往以为靠企业主或内部管理人员的私人小圈子就可以拿到资金。

（4）不愿意花钱请专业的融资顾问

民营企业即使都有很强的融资意愿，但真正理解融资的人很少，总希望打个电话投资人就把资金投入企业，把融资简单化，不愿意花钱聘请专业的融资顾问。也有不少人认为融资只需写个商业计划书，随便找个机构或个人、甚至学生来写，只要价格低就行。其实企业融资是非常专业的，融资顾问要有丰富的融资经验，广泛的融资渠道，对资本市场和投资人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要有很强的专业策划能力，要考虑企业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2.民营企业自身的经济能力有限

民营企业主要靠自我积累创业发展，本钱少、底子薄，规模难以扩大，造成市场竞争能力低，因而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其对资金的需求呈现数额小、频率多、随机性大的特点，也增加了融资的成本和复杂程度，使各商业银行无法对民营企业实施有效的债务跟踪监管。

三、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对策

（一）培育民营银行体系，实现银企双赢

现有银行体系中仍然持续了国有银行高度垄断的局面，中小民营商业银行数量严重不足。这种畸形结构不仅严重降低了融资效率，影响了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加大了金融风险并使风险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因此，可以参照民生银行等中小股份制银行以及主办银行制等的思路考虑创立金融社区服务模式，使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深入到当地众多的个体私营企业，从而形成企业与金融机构“双赢”的局面。

（二）完善资本市场体系

可以预见，在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地方性中小企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那么，现有专为大型企业服务的资本市场结构就必须改造。只有积极发展和完善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服务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才能建立资金有效配置和流动的机制，才能避免交易所成为高度投机的场所。

（三）强化信誉建设，平等对待企业

客观地说，银行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惜贷”行为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完善企业信誉体系，强化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才能让金融机构有信心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同时，在今后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应当注意避免过去动辄对某一领域加以扶持的做法，不分内资外资、国企私营一律作为企业平等对待，尽可能减少超国民待遇，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此外，风险投资制度、担保制度、市场中介人制度等和有关政策也有待于完善。

（四）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需要转换思想

现实表明，民营经济融资难表面上的反映是渠道狭窄，而深层原因是体制和制度问题。因此仅靠出台一些政策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制度调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来综合考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要培育中介咨询机构，引导并鼓励民营企业改变原来的思维，加强自身的建设。

总之，民营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要有清晰的长期发展战略，企业资本运营策略必须放到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层面考虑，从里到外营造一个资金愿意流入企业的经营格局。

参考文献：

[1]张承惠。民营企业融资现状调研报告[J].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

[2]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OL].金融与发展。

[3]郊鹏浩。民营企业管理难点[J].企业活力，2002，（7）。

融资环境范文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建议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由中小企业内外部融资环境不完善所造成的。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渡过了创业的初级阶段，并进入了一个增长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企业融资结果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能持续发展壮大，因此如何改善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中小企业应加大内部改革力度，苦练内功，优化融资的内部环境

中小企业自身条件的不足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的内部环境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积极的退出战略，走改制重组道路；对集体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对私营企业要引导资本社会化，改变家族式管理方式，吸收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要素。二是要找准产品的市场定位，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根据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商品的不同，实行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把产品做精、做细、做专、做深，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要不断提高市场开拓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创新能力。三是要约束盲目的投资扩张行为。中小企业在项目投资前应进行认真的市场调查和分析，多考虑不利的市场竞争局面，认真分析自己的竞争力，懂得节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四是建立规范的企业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中小企业应按国家财会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能充分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制度，加强日常会计记录，定期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全面准确的财务信息，增加企业经营及财务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银行对企业的信用危机。五是要加强中小企业经营人才培养，全面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中小企业高层领导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通过内培和外引，真正建立起一支经营管理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人才队伍，满足中小企业在经营方面多元化需求，确保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强化银行竞争，促使现有商业银行逐步关注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一）改革现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银行改革相对于企业改革，已出现很大的滞后性，并已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造成不利影响。而银行改革的关键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从改革过程“先易后能难”的原则出发，我们认为，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相对简单，对宏观面的冲击较小，可以优先进行。但国有大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和支撑，对其改革的政治阻力和风险都比较大，因此国有大银行的产权改革则可以相对滞后。

目前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思路应该是将发展民营银行和改革现有的中小金融机构结合起来，对现有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这是我国银行业产权渐进改革的切入点。对国有大银行应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股权结构调整。适当分散股权，采取将现有国家部门统一所有改为政府分级监管，吸收各类社会保障基金入股，吸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入股，公开发行个人股在境内外上市等方法将政府的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将政府持有国家股为主的股权结构逐步变为以法人持股为主的包括个人股、外资股在内的多元化股权结构模式。真正按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改进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

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改变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总分行关系的组织模式，以价值链为核心，按不同客户对象进行划分，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贷款机构，实现银行结构扁平化，使商业银行的服务更加贴近中小企业。

（三）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注重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创新，我们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独立审查人制度。主要依赖基层信贷经理掌握的各种“软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紧密型银企关系，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推行客户经理制，并赋予客户经理相应的权限，对200万元以下贷款实行独立审查人制度，操作程序比照个人贷款。二是推行中小企业综合授信额度，允许企业在有效期和授信额度内循环使用，随借随还，加速资金周转。三是专门对中小企业贷款设定一定比例的风险损失率（如日本银行为3%左右），以盈利补亏，增加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原始动力。四是在现有基础上合理下放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审批权限，下放全额存单质押贷款、全额保证金的承兑汇票签发权。五是合理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和审批环节。

（四）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监管体系

为了了解掌握中小企业贷款的特点，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应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监管体系，增设中小企业监管部门，实行不同于大企业金融业务的监管。在合法与合理的范围内鼓励商业银行调整战略，根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五）积极鼓励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民营小额信贷机构

民营小额信贷机构的成立，可以打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银行业格局，促使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调整市场定位，增加金融市场竞争力，强化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促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改善。

（六）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评分系统及银企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

根据中小企业特点，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评分系统，广泛搜集企业各类信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综合全面评估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同时应建立银企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金融机构信息共享，较好地解决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企业实行较好的监控。三、政府部门应积极扶持与引导，营造一个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

（一）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司法环境

从构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及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看，虽然目前有关部门已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担保法》等法规，但相配套的法律、政策缺失，整个政策法律体系显得原则而又单薄，执行时遇到了许多障碍和空白点。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细则，解决中小企业整体重要性和个体弱势的矛盾。二是修改完善《担保法》，引入动产抵押担保制度，扩大动产担保物范围，允许应收账款和存货作为担保物，允许在普通债权上设立担保，引入浮动担保制度，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通过引入新的担保方式，如所有权保留、信托收据、债权担保，浮动抵押、让与担保、集合抵押等，也有利于商业银行利用这些担保措施或担保品种，开拓业务，保障权利。同时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示性动产担保权登记制度，低成本、高效率地保护动产担保权人以及信贷交易各方的利益，增强信贷人放贷积极性，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健康有序地进行。三是及时出台《担保公司条例》，规范担保公司行为。对担保运行等关键内容、担保公司的定位、准入退出、行业标准、担保人员的资质以及担保实施形式、担保比例、担保倍数、损失理赔等作出统一的规定。四是建立再担保制度，积极营造债权流动化的环境。再担保制度有利于分散担保结构的经营风险，从而激励信用担保机构更加主动地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五是修改或撤消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会计、统计、财政及税收等制度。

（二）构建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中小企业的先天不足，特别是其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以及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阻碍了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方式的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有限度的政策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这种方式效果明显。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经验，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应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有效实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一目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应在完成政府任务和目标的前提下，保证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最大化。二是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政策性投资机构，应以财政出资为主，也可由现已成立的省地两级国资管理机构通过出售其拥有的国有资产而出资。四是建立法制化与制度化财政弥补机制。向信用担保机构及再担保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担保机构或再担保机构先可用其预提的风险准备金进行自我补偿每年的担保或再担保损失，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目前，需要考虑的是，要将财政弥补款列入每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设立风险有限补偿基金。

（三）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一是建立多层次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它主要应包括二板市场和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二板市场主要解决处于创业中后期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则主要为达不到进入二板市场资格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更需要发展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二是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长期票据市场、租赁、典当等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渠道的融资服务。

（四）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征信系统

目前迫切需要国务院协调和整合各方信用资源系统，加强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建立一套全国性的、有别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个人消费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信用信息共享，为各种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评级提供基础条件。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改进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办法，制定科学、切合实际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实事求是地界定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特别是要建立法人代表、控股大股东的信用等级评定，这是影响银行资金安全的关键。中小企业信用征信系统的建立，一方面可使信贷部门更加快速、便捷、高效地获取中小企业以及企业主的各种定性定量信息，进行准确有效的企业综合信用等级评估及贷款风险评估，降低贷款成本；同时可促使企业主和中小企业重视自身的信用积累，形成良好的企业信用文化。

（五）成立专门机构全面负责中小企业事务

目前履行该项职责的全国最高政府部门是发改委的中小企业司，这样的设置与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极不对称。建议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部级单位，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相对独立于政府，有效行使其权限，并授权其监督其他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六）政府应加强对中小企业人才培养服务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加强以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能力为目的人才培养服务。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委托高校对中小企业的高层领导、经营管理人员有目的地分期分批地组织培训学习，学习现代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济法规政策等。比如，最近浙江省人事厅在清华大学首次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才培训基地，专门针对“草根浙商”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学费都有浙江省政府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人才培养服务，可有效地扶持中小企业获得管理资源，使中小企业在管理现代化和合理化等方面得到明显提高，也可解决中小企业人才培养资金和人力不足问题。

（七）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商业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应将一部分管理工作社会化，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产品选择、管理咨询、财务分析、融资需求、人员流动等提供全方位的商业化服务。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致可包括以下几类服务机构：技术咨询和推广机构、创业服务机构、管理咨询和培训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信用服务机构等。从目前来看，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采取政府兴办为主，动员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功能的方法联合共建，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高正平。中小企业融资新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朱琳。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思考[J]。企业科技开发。2005，（8）

融资环境范文篇4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投融资主体结构、融资方式、储蓄观与消费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并指出通过明晰投融资主体、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优化间接融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投融资环境。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参考文献：

1.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M].商务印书馆，2005

融资环境范文篇5

[关键词]投融资体制市场机制经济发展

一、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投融资体制建设取得很大成效,各级政府已先后成立城建类投融资平台26个。其中,市级4个(主要包括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城市改造建设有限公司和西安市投资公司),区县级平台14个、“四区两基地一港”8个。在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西安市各区县及“四区两基地一港”共组建成立政府融资平台22个,并已陆续为本区县城建、环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开展融资工作。截止2009年6月,西安市各融资平台与开发银行签订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治理、中小企业贷款、社区小额贷款等领域的贷款合同78项,合同总金额395.91亿元,到位资金187.46亿元。

西安市各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为城市建设、公共交通发展、以及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使西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西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

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是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

2.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

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

3.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

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

4.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二、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建议

当前,西安市的投融资状况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特征是靠银行贷款,靠土地盘活,用这种方式转化资产,变成投入。这是一个“输血”的过程,本身很难实现自我平衡。因此,借鉴建议由以下方面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

1.整合资源,加快专业性集团融资平台建设

从目前全国城市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运作搞城市建设,缺乏持续的资本注入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债务偿还机制,被称为只有输血功能的平台,这是最低层次的平台。二是建立具有引血和输血功能的两个机制和平台,实现项目平衡操作,这是属于第二个层次。三是建立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投体制和机制,介入资产经营、资本运作和上市、并购操作,这个平台不仅输血功能,而且还具有引血和造血功能,是具有血液循环功能的平台,可成为西安投融资平台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为此,以外地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经验,对西安市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政府注资、划拨资产、增值收益返还等增信方式,推动现有的四个市级投融资平台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集团性融资平台。要将现有的投融资平台,打造成为强有力的龙头企业,使之成为按照市场机制经营资产、运作资本、筹集资金的平台,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投资融资和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平台。并且要通过平台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的实力、活力、竞争力。公务员之家

2.创新机制,实现投融资平台的“造血”功能

首先,要将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区别的“有偿使用”,将城市资产由政府“独家管理”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其次,要将城市建设“筹钱开发”转变为“借力开发”,实现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监管法制化。

再次,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积极推行财政资金的拨改投。坚持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搭建平台、盘活存量、创造环境,积极将原来直接投入项目转向为投融资平台注入资本金,即拨改投。

3.不断探索,切实提高融资工作成效

一方面积极推行融资顾问行、中介顾问制度,引导各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投融资平台包装项目、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把握好贷款时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多元化融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在充分利用好银行信贷资金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和项目通过试借壳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以及商业信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结汇、出口退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实现产权换资产、以市场换资金、以资金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投入的市场机制,加快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循环速度,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邹晓云.“农地”如何入市[J].财经,2010,(1):93-93.

[2]汪涛.调控频出为什么[J].财经,2010,(3):79.

融资环境范文篇6

虽然中国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政府对于经济资源配置、民营企业的经营和投资融资获得的干预程度仍然很大，民营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就与政府建立起政治关联。为了建立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家可以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实现，或者借助于拥有政府官员背景的高管层。凭借这种政治身份，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日常活动与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建立私人联系，并以此来缓解或解决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获得关系型贷款。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的政治身份作为一种重要的声誉，向银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一般来讲，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往往都经营着比较好的企业，因此，民营企业的政治身份可以向银行反映出民营企业自身的规模和实力。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作为一种为企业债务融资过程中的“隐形担保”，使银行更愿意贷款给这些民营企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治关联能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债务融资。即使商业银行更愿意为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债务融资，但是在制度环境存在差异的地区，商业银行的这种差别贷款方式也可能因为制度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总的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仍然十分不完善，并且，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匀，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环境差异巨大。具体而言，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区，银行出于信息不对称往往拒绝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2：落后的地区制度环境会阻碍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制度环境比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依靠正式的市场机制来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在制度环境比较落后的地区，民营企业难以依靠市场化原则来满足其债务融资的需要，只好寻求建立政治关联来突破债务融资约束。比如，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银行的信贷规模较小，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更容易受到政府官员的影响，政治关联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债务融资中发挥的作用要比金融市场发展较好的地区更为重要。所以，在制度环境发展较差的地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机制，对于帮助其获得债务融资的重要性要高于制度环境发展较好的地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假设3：在制度环境较为落后的地区，政治关联帮助民营企业获得债务融资的效应更显著。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文选取了2007—2010年沪深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控制外部因素的干扰，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1）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2）金融类公司；（3）年报中信息披露不详而无法判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以及财务信息缺失的上市公司。本文最后的样本包括3410个观察值。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企业特征数据和制度环境数据。其中，企业特征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数据库，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信息来自于上市公司年报中高管信息的披露并手工整理，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二）检验模型及相关变量说明1.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为检验假设1，本文构建了如下检验模型：Debt=α+β1PC+β3Size+β4MA+β5ROA+β6Growth+β7Industry+β8Year+ε（1）模型（1）中，Debt代表债务融资，政治关联即PC是主要的解释变量。根据罗党论、唐清泉（2009）的方法，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只要满足以下一个条件，就定义为具有政治关联：现任或者前任政府官员；现任或者前任人大代表；现任或者前任政协委员。如果假设1成立，则模型（1）中政治关联PC的系数β1应该为正且显著。2.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为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了如下检验模型：Debt=α+β1GOV+β3Size+β4MA+β5ROA+β6Growth+β7Industry+β8Year+ε（4）模型（2）—模型（4）中，FM代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LAW代表法制发展水平，GOV代表政府干预程度。参照余明桂、潘红波（2008）的做法，本文选取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编制的我国各地区金融业的市场化、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和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指数来分别衡量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法制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如果假设2成立，则模型（2）—模型（4）中金融市场发展水平FM、法制发展水平LAW和政府干预程度GOV的系数β1应该为负且显著。3.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为检验假设3，本文构建了如下检验模型：（7）模型（5）—模型（7）中，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在面临不同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法制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分别在模型中引入交乘项。通过引入交乘项来检验政治关联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如果假设3成立，则交乘项PC×FM、PC×LAW和PC×GOV的系数应为正且显著。表1为变量定义。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最常见的OSL回归方法来对模型进行检验。表2列出了假设1至假设3的实证检验结果，是以债务融资为因变量的检验结果。从表2的第（1）栏可以看出，将政治关联PC放入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政治关联PC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债务融资。表2的第（2）—（4）栏分别将金融市场发展水平FM、法制发展水平LAW和政府干预程度GOV放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发现以上三个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否定了假设2。这说明落后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落后的法制发展水平和较高的政府干预程度并不会导致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减少。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股东比债权人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当地区制度环境发展水平较低时，股东更不愿意为企业提供权益融资，由此导致企业对债务融资需求的增加。表2的第（5）栏将政治关联PC、金融市场发展水平FM和两者的交乘项PC×FM放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第（6）栏将政治关联PC、法制发展水平LAW和两者的交乘项PC×LAW放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第（7）栏将政治关联PC、政府干预程度GOV和两者的交乘项PC×GOV放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以上三个交乘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支持了假设3。

融资环境范文篇7

一、财税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财税作为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生态建设和环境资源的配置，财税同样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通过一定的财税政策和措施，合理调节财力分配结构，统筹安排基础性建设和公益性建设投资，有利于推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我国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税政策对环境资源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税收留成、补贴、优惠政策等减免税措施，对环境资源“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税、金、费等形式进行适当的补偿，削弱效率障碍，以扶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企业和经营活动，鼓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刺激环保主体增加环保投入。二是国家通过课以罚款、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税等增税方法和限制性手段，阻止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强度。

近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强化了生态环保因素，在环保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税制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严格划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环保职能，从而强化了国家承担宏观环保的职责，提高了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加强了国家进行宏观配置环境资源的财力。二是现行税制明显增强了对煤、油、盐、土地等环境资源的征税力度，把环境要素纳入了依法征税的轨道。如《资源增值税条例》明确对经营油、气、矿等征收资源税，并列入地方税种，归地方管理，调动了地方发展资源产业的积极性；《土地增值税条例》对土地经营单位征税，限制土地的盲目过度开发；《房地产增值税》对房地产业过高的利润进行调节，保证土地的合理使用，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开征了城市建设维护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对地方政府加快城乡建设、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保护生态及资源提供了财力支持。三是对一些规模小、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明令禁止。四是现行税制保留和扩充了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对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进一步明晰。五是突出了能源、交通、港口等与环境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或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可以按15％的税率减征企业所得税；为鼓励企业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财政部规定，对严重污染扰民的企业可实行厂址有偿转让，进行搬迁改造。此外，还对有利于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给予明确的税收优惠。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规定，为改良土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生产高效低毒农药、节约能源、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使用费，可按10％的税率减征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的或条件优惠的可免征所得税；对提供有关环境保护技术的固定资源投资实行零税率调节；财政部《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改进技术贴息办法，将技改贴息直接贴给企业，重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等社会效益好的技改项目，合理确定贴息额度和期限，确保技改贴息资金及时到位”。

虽然，我国现行税制在鼓励“三废”综合利用、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明显落后于环保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尚无明确的规定。一方面，国家财政或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仍明显偏弱。目前我国用于环保方面的治理资金渠道狭窄，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或环保补助金，国家财政直接支持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对综合性生态项目的具体财税优惠政策。像生态工程跨区域，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治理内容复杂，既包括防风固沙、水土流失、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牧等活动，也包括城市绿化带建设、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再用等经常性环保活动。现行财税制度对这样的大型生态环境建设活动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力保证。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大型综合项目，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的财力支持，因为这类项目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深远而具有共享性，其受益者难以按区域划分，不仅实施地方受益，整个中国甚至周边国家都会受益。然而，中央财力投入毕竟有限，更主要还要靠地方财税支持，而在现行分税体制下，地方无权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尤其是国税和共享税。部门和地方的税收优惠调控能力很小，而中央的调控具有宏观性，优惠的宏观政策在落实中面临诸多约束。

2.财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十分有限，主要包括：综合利用利润留成环保投资、企业更新改造环保投资、林业基金、行业造林专项基金、城建环保投资等。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财政支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合理构建财政支持政策和运行机制，对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明确财政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政策，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在现行财税体制下，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建设的深远意义和影响，突出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期效益，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切入点，由中央牵头出台各项支持政策。中央财政要配合地方政府尽快制定科学可行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建立以城市为核心，以周边地方财政为主力，以中央财政为支持的财政支持体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

第二，建立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各级政府要将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政府投入主要用于重点工程建设，或用于银行贴息间接支持重点项目。第三，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1)通过制定有关法规，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并随着中央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出台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2)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包括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对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以及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循环型企业的贷款贴息等。(3)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动用一部分财政资金给投资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构建循环型企业予以投资补贴。(4)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循环型企业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循环经济的发展。(5)将更多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和双边、多边援助项目引入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构建之中。

第四，我们要以财政支持为基础，推动建立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生态环境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同时，中央财政要支持地方培育自我开发能力，通过实施BOT投资方式、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流动。

3.税收体制改革

一方面，通过相应的程序和制定法律法规，确立税收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的一项重要措施。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差别税率和对投资实行减免税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经济实施税收优惠和差别利率，调动生态环境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在未来10—20年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应对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幅度应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在税制设计上应强调税收优惠的独享性，以鼓励和刺激该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税收支持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1)在一些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经济的保税区，增加这些项目的诱惑力，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该区域的项目建设。(2)放宽征税条件。对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友好型的循环型企业，放宽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条件，使企业得到税收实惠。(3)先征后返。对生产绿色食品或资源开发企业实施免征或全额返还资源税，免税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对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协作项目，在税收上也可以采取先征后返的优惠措施。(4)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农民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给予免税或减税；对治理荒山、承包造林等行为给予税收减免。

财税支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实施减免税收、差别利率等税收优惠政策，实现财政、税收双管齐下，强化对生态工程和循环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财税对生态建设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支持和调节功能，这将是未来我国财税在这方面改革的主导方向。

4.财税联动机制构建

财税联动机制在于既要保证政府支出的来源，又要实现减税优惠，鼓励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投入，在动态上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能满足政府生态环境投入的需求。对此，我们应主要通过调整以下政策来实施：

第一，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我国的补贴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手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早期阶段，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价格扭曲和平衡商品及服务的供求，稳定了生产和消费。然而，这些补贴政策更多地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考虑的，而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促使农民增加投入，采用以化肥、农药、灌溉技术、杂交品种等为特征的集约经营措施，增加了粮食的供给，但这些措施却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及水源污染。我国的财政补贴主要通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种形式。补贴主要反映在对水、电、化肥、农药及煤等能源上。例如，对水资源的补贴表现为水价控制、水利工程拨款和贷款中的优惠政策以及水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我国各种水价都低于其成本，需要财政补贴。水价低的结果是水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短缺和滥用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的突出矛盾。同时，水利工程中的截流、筑坝、分流等对水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直接的，但煤炭的价格却远远低于其成本，每年我国用于煤炭行业的补贴都高达数十亿元。原有的这些补贴政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具有逆向激励的作用。我国财政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补贴在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和导致资源浪费的产业上，改变这种状况已成为财政改革的当务之急。取消不合理的补贴，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直接减少污染，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财政资金，使之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项目上来，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二，调整现行优惠税收政策，切实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1)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使用项目类型。例如，对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零税率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界定生态产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参与生态工程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3)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减免进口关税。(4)对清洁汽车、清洁能源以及获得环境标志和能源效率标志的家电产品和汽车，减征消费税。(5)对经营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6)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7)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70％的税收优惠。(8)扩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植树造林、防风因沙等经营活动的税收优惠对象和幅度。

第三，改革排污收费制度。(1)改革排污收费标准体系。由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转变；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由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转变；由低标准收费向高于治理成本收费转变。(2)改革排污收费资金的管理体制。目的是合理配置排污费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排污收费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排污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取消排污收费资金的先征后用原则；坚持属地征收，建立全国统一的排污资金分级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参与排污费资金分成，集中一定比例的排污费资金，增强国家环保的宏观调控能力。(3)改革排污费资金的使用。近期可以考虑将利用排污费全部收入的60％建立各级环保专项基金，以有偿贷款的方式，用于重点污染企业的改造升级、社会综合性污染防治和发展循环型产业，其余40％无偿用于补助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收费制度实施的成本消耗。从长远看，可把40％的部分逐步降低而上缴国库，作为财政预算内收入，由财政部门统一安排使用。在省、市、地、县级财政预算内资金设立“环境保护行政事业费”科目，由财政部门从财政收入中分别拨入相应的资金。

第四，调整税收结构，实施税收制度化改革，实现财政税收动态协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现行税制的“绿色化”比重并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选择没有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一些与环境“不友好”的产品(高硫煤)没有利用税收手段或高税率手段来“抑制”需求，而那些与环境“友好”的产品(如清洁煤、集中供热)等又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实施税收绿色化改革，就是要提高有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例，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中的比例，以最小的扭曲和对行为的影响来获得最大的收入。因此，建立绿色税制，要削减税收扭曲；要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提高绿色税收的比例；要直接引入新的环境税，在引进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其他被扭曲的税种的税率，使总税收收入保持不变。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绿色税制”改革，将生态、环境考虑在综合的税制设计中，使税收体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和生态环保要求。第三，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1)通过制定有关法规，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并随着中央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出台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2)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包括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对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以及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循环型企业的贷款贴息等。(3)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动用一部分财政资金给投资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构建循环型企业予以投资补贴。(4)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循环型企业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循环经济的发展。(5)将更多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和双边、多边援助项目引入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构建之中。

第四，我们要以财政支持为基础，推动建立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生态环境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同时，中央财政要支持地方培育自我开发能力，通过实施BOT投资方式、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流动。

3.税收体制改革

一方面，通过相应的程序和制定法律法规，确立税收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的一项重要措施。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差别税率和对投资实行减免税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经济实施税收优惠和差别利率，调动生态环境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在未来10—20年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应对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幅度应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在税制设计上应强调税收优惠的独享性，以鼓励和刺激该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税收支持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1)在一些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经济的保税区，增加这些项目的诱惑力，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该区域的项目建设。(2)放宽征税条件。对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友好型的循环型企业，放宽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条件，使企业得到税收实惠。(3)先征后返。对生产绿色食品或资源开发企业实施免征或全额返还资源税，免税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对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协作项目，在税收上也可以采取先征后返的优惠措施。(4)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农民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给予免税或减税；对治理荒山、承包造林等行为给予税收减免。

财税支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实施减免税收、差别利率等税收优惠政策，实现财政、税收双管齐下，强化对生态工程和循环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财税对生态建设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支持和调节功能，这将是未来我国财税在这方面改革的主导方向。

4.财税联动机制构建

财税联动机制在于既要保证政府支出的来源，又要实现减税优惠，鼓励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投入，在动态上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能满足政府生态环境投入的需求。对此，我们应主要通过调整以下政策来实施：

第一，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我国的补贴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手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早期阶段，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价格扭曲和平衡商品及服务的供求，稳定了生产和消费。然而，这些补贴政策更多地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考虑的，而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促使农民增加投入，采用以化肥、农药、灌溉技术、杂交品种等为特征的集约经营措施，增加了粮食的供给，但这些措施却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及水源污染。我国的财政补贴主要通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种形式。补贴主要反映在对水、电、化肥、农药及煤等能源上。例如，对水资源的补贴表现为水价控制、水利工程拨款和贷款中的优惠政策以及水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我国各种水价都低于其成本，需要财政补贴。水价低的结果是水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短缺和滥用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的突出矛盾。同时，水利工程中的截流、筑坝、分流等对水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直接的，但煤炭的价格却远远低于其成本，每年我国用于煤炭行业的补贴都高达数十亿元。原有的这些补贴政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具有逆向激励的作用。我国财政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补贴在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和导致资源浪费的产业上，改变这种状况已成为财政改革的当务之急。取消不合理的补贴，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直接减少污染，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财政资金，使之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项目上来，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二，调整现行优惠税收政策，切实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1)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使用项目类型。例如，对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零税率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界定生态产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参与生态工程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3)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减免进口关税。(4)对清洁汽车、清洁能源以及获得环境标志和能源效率标志的家电产品和汽车，减征消费税。(5)对经营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6)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7)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70％的税收优惠。(8)扩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植树造林、防风因沙等经营活动的税收优惠对象和幅度。

第三，改革排污收费制度。(1)改革排污收费标准体系。由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转变；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由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转变；由低标准收费向高于治理成本收费转变。(2)改革排污收费资金的管理体制。目的是合理配置排污费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排污收费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排污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取消排污收费资金的先征后用原则；坚持属地征收，建立全国统一的排污资金分级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参与排污费资金分成，集中一定比例的排污费资金，增强国家环保的宏观调控能力。(3)改革排污费资金的使用。近期可以考虑将利用排污费全部收入的60％建立各级环保专项基金，以有偿贷款的方式，用于重点污染企业的改造升级、社会综合性污染防治和发展循环型产业，其余40％无偿用于补助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收费制度实施的成本消耗。从长远看，可把40％的部分逐步降低而上缴国库，作为财政预算内收入，由财政部门统一安排使用。在省、市、地、县级财政预算内资金设立“环境保护行政事业费”科目，由财政部门从财政收入中分别拨入相应的资金。

第四，调整税收结构，实施税收制度化改革，实现财政税收动态协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现行税制的“绿色化”比重并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选择没有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一些与环境“不友好”的产品(高硫煤)没有利用税收手段或高税率手段来“抑制”需求，而那些与环境“友好”的产品(如清洁煤、集中供热)等又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实施税收绿色化改革，就是要提高有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例，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中的比例，以最小的扭曲和对行为的影响来获得最大的收入。因此，建立绿色税制，要削减税收扭曲；要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提高绿色税收的比例；要直接引入新的环境税，在引进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其他被扭曲的税种的税率，使总税收收入保持不变。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绿色税制”改革，将生态、环境考虑在综合的税制设计中，使税收体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和生态环保要求。对于现行税制结构的改革，绿色化的重点是资源税和消费税。现行资源税主要强调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税对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功能。其中最为明显的缺陷是没有水资源税。建议：(1)理顺水资源的价格体系，确定水资源的全成本价格；(2)增加水资源税目，具体税额由各地根据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3)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土地、森林和草原税目；(4)对高硫煤实行高税额，限制其开采和使用；(5)树立环境容量是稀缺资源的概念，把资源税改为“环境资源税”。现行消费税与环境“不友好”主要表现在没有把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和主要大气污染纳入征税范围。建议：(1)在远期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根据煤炭污染品质确定消费税额；(2)对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附加，利用税收差异鼓励使用高标号汽油和无铅汽油；(3)对于危害健康和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附加，或提高征收税额。

此外，对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相关税目下包括尽可能多的环境成本，并将环境成本反映到税率中，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二、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形成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是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投融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投融资体系的构建和转换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不同时期将会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

1.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投资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的专项贷款。因此，相对于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政策性银行建立的初衷就排除了单一的利润动机，其职责定位于承担国家政策性支持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的资金融通活动。生态工程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长期效益。因此，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成为目前生态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由于生态环保投融资的长期性、微利性甚至公益性的特征，以往商业性金融对生态环保的投入是有限的。为推动金融业对生态环保的支持，早在199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出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贷款考虑的因素之一；对未进行环境评价的项目、重污染项目等一律不准贷款、停止贷款支持；而对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和产品，则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择优扶持等。这是运用信贷机制加强对生态环保支持的一大举措。在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下，商业性金融对环保行业的扶持不断增加，商业性金融的运作方式也正在向多样化转变，如各种形式的专项环保基金、环保企业上市融资、BOT方式利用外资等。尽管商业性金融逐渐增加对生态环保领域的投入，但目前，无论从投融资的总量来看，还是从投融资涉及的范围来看，尚处于辅助地位。

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干预市场、弥补市场机制失灵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一些微利或无利，但却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的项目，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难以得到资金的支持，由政策性金融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体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综合考虑，协调了微观投资主体的利益动机和社会效益的矛盾，在金融市场上起到了引导和协调投资的作用。但是总体上讲，政策性金融存在着总量不足、范围过窄、力度不够的问题。(1)我国生态建设欠账太多，而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有限，难以弥补欠账，更满足不了当前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需求。(2)政策性金融投资范围有限，涉及面窄，贷款条件要满足政策性约束，投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运作效率低和资源浪费问题；政策性银行要承担的具体政府职能范围很大，对于经济利益微薄或见效较长的生态项目在获得资金来源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受产业间利益差别悬殊的强烈驱动，容易造成许多已用于环保领域的资金向边际效益更高的产业流动和转移，出现资金的“水土流失”。(3)缺乏配套性措施，支持力度不够。(4)政府干预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违背市场调节原则，产业经济效益差等问题。

商业性金融以利益作为推动机制，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运作，有利于动员更广泛的资金投入生态项目，有利于运用多种投融资方式满足不同项目的需要，有利于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商业性金融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缺陷，商业性金融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而市场力量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成本，市场提供的信息常常给投资者带来误导，对于环境成本和生态影响在投资活动中往往缺乏评估和考虑。同时，经济利益目标容易冲淡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如1990年环保贷款作为一种政策性低息专项贷款就已推出，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治理污染向银行申请环保贷款时，常常难以贷到款项，即使是按照一般利率贷款也很困难。相反，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因其在当前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甚至获得延长贷款期限、贴息等优惠。无疑，这与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相悖。

2.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鉴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利弊共存的现实，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金融体系成为生态工程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根据目前投融资体制的基础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现状，在未来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和转变过程中，二者应有节奏地进行进退取舍和功能转换，从中构建起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1)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是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充分利用发展市场经济和深化生态领域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机，积极探索使生态项目的公益性向商业投资性转变途径，大力发展商业性金融，广泛开辟筹措社会资金的渠道，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投资生态工程，支持循环经济发展。(2)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在不违背生态法则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行为利益最大化。商业性金融要建立多目标评价体系，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尤其侧重对中长期效益的评价。(3)根据现实基础，灵活掌握转换的节奏。只有在政策性金融得以加强，生态工程投融资的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才具有进入的基础。具体地说，我们的改革路径是：

第一，在近期，加强政策性金融，完善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环境，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框架。在3—5年内，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而且要加大改革和支持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强政策性金融商业化运作。同时，积极完善商业性金融进入的环境，合理划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进退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的具体措施包括四点：(1)进一步明确国家开发银行生态工程中的金融支持地位，加大开发银行的投资力度；(2)在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优惠贷款，作为生态和循环型重点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3)制定资本市场倾斜政策，通过股票、债券等融资形式支持生态和循环型项目及其产业的发展。在生态、循环型企业的股票上市、债券发行额度上给予倾斜；(4)组建政策性生态绿色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专业银行。对这一“专业银行”实行优惠的货币调控政策，可考虑适当降低它的法定准备金比率，适当放宽它获得再贷款的条件，适当放宽它认购国债的比例，适当降低它获得贷款的自有资本比率的条件。当前对政策性金融改革要突出三个重点：(1)改革投入方式。通过市场化运作，由过去的“拨款”式贷款改为商业化操作。政策性银行由先确定贷款项目，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改为由先进行贷款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在项目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再进行贷款，且要实行先行部分投入、按量分次核贷形式；(2)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在资金上对政府财政有很大的依赖性，为减轻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压力，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做到政府投一点、银行配一点、社会筹一点、收益补一点，共同完成项目建设和运转；(3)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带动生态建设项目和循环型经济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相应改革，以提高政策性贷款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从中期看，我们应积极推动商业性金融介入，逐步健全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存的金融体系。在政策性金融机制得以完善和健全的同时，商业性金融要逐渐渗透，加大商业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采取多种运作方式，扩大商业性金融渗透的领域，使其地位向主导化方向转变，明确划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进退领域。(1)建立政府、政策性银行对商业性银行环保贷款的补贴制度，弥补因放贷于环保领域而造成的利益损失，以诱导和刺激商业性银行采取有利于生态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活动。(2)建立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基金、生态建设专业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等，按照市场化投资运作方式，筹措、管理和运用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项目。(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形式，筹集大型生态项目和循环型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4)引入民间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5)国家对生态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的贷款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以优惠的利率政策等鼓励商业性银行向生态项目和循环经济项目投入。第三，从长期来看，通过制定灵活倾斜的金融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的倾斜力度，引导、扶持商业性金融介入：着重发挥资本市场对生态和循环经济建设资金筹措的作用，适当放宽信贷条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在倾斜的金融政策下，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促使商业性金融在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同时完善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运作机制。

三、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的竞争与配合

随着外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以及汇率、货币兑换机制的完善，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现实。环境外交也日益活跃，环境合作项目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援助的领域。我国在利用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双边政府援助方面取得了进展，开拓了我国环保利用外资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促进了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外资逐渐成为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国际融资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融资的不足，同时，随着国际融资的不断增加，在生态环境领域，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作为两种重要的金融力量，其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将成为一种必然。

国际融资在生态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的引入过程中，其正面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扩大了生态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来源渠道，弥补了国内融资的不足；与国内资金形成竞争态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使生态工程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更加容易地获得资金支持和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有助于引进国际融资先进的操作模式和投资理念，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等。入世打开了外资进入中国生态领域的通道，外资进入的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内资”的本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得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在环保投资、技术转让、环境服务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使我国环保产业进入更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先进生态投资理念和资金运作方式将教会蹒跚学步的国内融资业走得更稳。当然，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在竞争中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投资于生态工程，不仅要满足获得经济效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而生态效益是长期的，甚至是难以计量的。以市场机制配置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容易导致忽略生态目标而重视经济利益。作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来说，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自然主要倾向于经济效益(短期)高的项目，这就容易造成(短期)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资金竞争激烈，而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有显著生态效益的项目融资却很困难。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上，国内投资主体和国际投资主体是一致的，国际融资的引进，无疑会加剧经济利益优势项目的资金竞争，从而使生态建设项目资金配置不均衡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因此：

第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主要打通国际融资的渠道，培育内外融资市场。在近期内，我们要抓住利用外资的机会，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利用国际环保热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资金投入到生态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中。

第二，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际融资的进入，逐步扩大利用外资的比例。生态工程是投资量大，回报期长的、具有很大公益性的事业，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很难吸引外资。因此，需要制定和完善投融资、税收、进出口以及外汇等方面优惠政策，更好地吸引外资。(1)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免征进口设备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延长所得税的免征期限；可以考虑将项目周围的土地开发权或者其他相关项目交给项目投资者，以作为补偿，比如将城市供水和污水建设一体化；对一些收益慢的项目，可以设立较长的特许期和宽限期，在宽限期内采取一定的税费减免鼓励政策。(2)确定合理的回报率。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政府为调动私人和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减少其投资风险，大都在特许协议中做到了投资回报保证。对于政府来说，回报率承诺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过高，项目一旦亏损，政府将给予补贴，增加财政负担，达不到利用外资的效果；过低或没有回报承诺，外商没有积极性。政府如果自己出资建设，其支出将远远大于补贴支出。因此，政府要考虑合理的投资回报承诺问题。(3)为外汇兑换提供便利。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商投资者最担心的是能否在我国外汇市场上或银行得到足够的外汇以补偿其外汇投资及其应得的利润、以及项目投资和营运期间的汇率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或地方政府应对外汇兑换风险提供担保，以保证项目投资者外汇偿还的最低要求。这种保证不一定会给国家外汇储备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压力，因为项目投资者的投资要在十几年内逐步收回，即给投资者一颗安全的“定心丸”。(4)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方式。进一步规范BOT、资产权益转让的办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发行股票，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于特色农业、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属于国家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的企业可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吸引外商投资。

融资环境范文篇8

中小企业融资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制约因素主要包括自身条件不足和信用观念不强，外部制约因素主要包括融资渠道不宽和银行缺乏支持动力：

我国中小企业一般自有资本和自有积累比较少，大多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治理结构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部分中小企业就是“家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市场开发不足，其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同时财务信息不透明，因此造成其不能达到金融机构贷款门槛。

一些中小企业为了一时之利，采取改制或者其它方式逃避债务，结果损害了中小企业的整体信誉。此外，银行对贷款签批人的责任追究十分严厉，但是现行法律对对债务人惩罚力度不大，中小企业对金融机构产生了信用危机。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如股份有限公司若要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昀低3000万元，结果众多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的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为节约成本对分支机构进行撤并，在区县只剩下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但是小企业在区县又比较集中，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只得为融资付出更高成本。

银行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需要从成本、收益、风险三方面进行衡量。由于对中小企业贷款单笔规模小、不确定性高、业务成本高，就使得中小企业贷款在银行眼中成了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的“鸡肋”。据统计，占企业总量0.5%的大型企业拥有50%以上的贷款余额，占企业总量88%的小型企业贷款余额不足20%。如果缺乏国家政策支持，以盈利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商业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必然缺乏动力。

二、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改善途径

要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就必须内外结合，强化中小企业自身建设，建立信用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健全担保体系，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小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的规范程度与管理效率，规范中小企业的管理，健全财务制度，避免财务信息失真，提高运营效率，从竞争力上做“文章”，练好内功，保证自身持续发展。

要在中小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建立真正的信用关系，需要建立中小企业评级体系和社会征信系统，使中小企业经营者认识到信用的重要性，通过降低金银行的信息获取成本和信贷风险，才能真正激发银行的积极性。

融资环境范文篇9

关键词：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一、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环境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只重视改善大型企业的生存环境，而对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造成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主要表现：一是以银行信贷为依托的间接融资渠道存在较大障碍。在西方国家，银行信用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如美国，37%的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融资，其余资金的供给者是金融公司、租赁公司和其他非金融机构。我国的商业银行在为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方面存在较多障碍。主要原因有：首先，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一次性贷款的数额较小，与银行对大型企业或项目的贷款业务相比，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会明显增加银行的业务量和经营。其次，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风险大，资金占用时间长，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承担此类贷款风险。另外，商业银行对企业提供贷款需要严格的担保程序，而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往往资产质量不佳、负债率高，难以提供合适有效的担保方式。二是政府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西方国家政府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有贴息贷款、政府优惠贷款、银行贷款信用担保等。我国政府为了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些支持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但力度相当有限。一方面，针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贴息贷款、优惠贷款有限，另一方面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也显得滞后。

二、中外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贷款援助政策

在西方国家，政府帮助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贷款的主要方式有：贷款担保、贷款贴息、政府直接优惠贷款等。美国促进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政策主要由小企业管理局（SBA）负责实施。其主要政策内容是：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和提供少量的直接特别贷款，并负责管理政府其他部门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目前，SBA担保的最高贷款额为25万美元，担保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最高可达90%，期限可长达25年。日本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并制定了独特的以政府金融体系为主的中小企业资金扶持政策。日本解决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资金不足的独特做法是，由政府财政拨款建立专门的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政府金融机构。主要有：国民金融公库（1949）、中小企业金融公库（1953）、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1963）和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1967）等。

（二）信贷决策方式

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时的指导思想是自主的谨慎实施策略，而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时受政府干预较多。由于决策方式的不同，从而构成决策效果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银行在信贷决策时通常采取三种有效方式，即：集中化决策、分散化决策和一体化决策。无论哪种决策方案，当贷款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就由精通各项金融业务的员工任项目经理，对决策的全部实现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和提供服务，包括对贷款的运动轨迹、使用效率及回流渠道，抵押物品的保管、核查与监督等，尽可能防止信贷风险产生。

我国信贷决策人为因素较多。因此，我国银行的信贷决策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信贷决策有所不同，并实行利随本清的清偿方式。我国的信贷决策的特征是指令性、长官性决策行为较多。当国家出台一系列金融法规后，各家银行在规定的时间内办抵押，换借据。由于对抵押物品的有效性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致使抵押贷款手续要素残缺，造成信贷资产的大量损失。

（三）风险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是政府或民间创立的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的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专项投资基金。其中欧美等国家多由民间创立，而日本等国主要为政府设立。

美国的风险基金最为发达，遍及全国500多个小企业投资公司，其中大部分主要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投资资金。1995年共有7万多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总共110多亿美元的风险基金。

日本的风险基金也很发达。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实施中小企业现代化政策，进一步提出了中小企业要实现知识密集化、高技术化的政策，同时鼓励政府金融机构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风险投资。目前，日本风险企业已达2万多家，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晚，处于发展的初期，风险投资规模小，加上法规的不健全以及风险投资缺乏完善退出机制等原因，难以满足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对风险资本融资的需求。

（四）信用担保制度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世界各国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通行作法，是重塑银企关系、强化信用观念、化解金融风险，改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环境的重要手段。在世界各国中，最早建立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国家是日本。日本于1937年成立了东京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会，1958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日本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公库和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会，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共担风险、担保与再担保有机结合的信用保证体系。

美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制度是由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来实现的。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局在全国有2000多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信用担保体系，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目前一些地区进行了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探索，但建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

三、改善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尽快建立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诚信系统，有效降低银行的信息成本

中小企业的群体信用较差，是阻碍银行信贷资金向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可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建立中小企业诚信信息库体系。任何企业只要从该体系内任何一家或几家商业银行获得信贷融资，该企业的资产、经营、诚信记录等重要信息会及时登记入库。若企业法人或企业经理诚信状况不佳，任何商业银行将停止其提供融资。同时具有良好诚信纪录的企业将会更便利的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

（二）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由于先天不足的原因，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着信用等级不高的问题，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条件和抵押担保条件特别严格；信用担保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保证结合在一起的中介服务活动。通过构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以建立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与银行之间良好的关系，提高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信用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担保的探索。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由担保和再担保两部分构成。担保以地市为基础，再担保以省为基础。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一般由信用担保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咨询机构等组成，体现新型的银、企、政关系。为了完善我国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应该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信用担保的风险控制与防范体系；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保证担保基金有长期稳定的补充资金来源；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使信用担保机构有法可依。

（三）加快风险投资业发展，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西方国家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发达的风险投资业和充足的风险资本是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催化剂。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晚，存在着资金来源单一、风险资本规模偏小、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缺乏等诸多问题，难以满足高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加快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是改善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环境的当务之急。其核心工作包括：一是加大政府对风险投资业扶持力度。例如，政府通过健全法规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财政税收信贷优惠政策等工作，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扶持风险投资的发展。二是积极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健全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为风险资本建立顺畅的退出渠道。三是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吸引民间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在西方国家，风险投资基金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及创业投资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与一般的投资基金相比，风险投资基金是面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基金，实行“共同投资、专家经营、组合投资”的运作方式。我国现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具有基金管理公司的雏形，可先通过这一载体募集各类风险投资资金并加以运作，待条件成熟后，按规范的要求改组为基金管理公司。

（四）提高担保抵押制度效率，降低银企交易成本

通过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金融缺口模型和银企信贷博弈分析可知，政府信贷支持和高效的司法体系对缓解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缺口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完善抵押担保制度、提高抵押担保效率。为此，政府部门要完善管理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建立起按市场化运作的信用担保机构。同时政府每年要将当年税收增长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存，以增加担保机构的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担保机构的信用放大能力，降低银企交易成本。在抵押方面，要降低各项手续费用，提高抵押办理效率；同时，要提高抵押物品担保的司法效率，对抵押制度进行创新，以推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服务发展。

融资环境范文篇10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参考文献：

1.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M].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