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意识范文10篇

人性意识范文篇1

论文摘要:传统的素描肖像教学很重视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身处现代社会，沿着现代艺术发展的脉络来看，有意地引导学生对于人性方面的关注应该是比审美意识更深层次的研究，对正确结合中西人性论的优劣，充分发挥学生积极的人性意识和社会文化身份选择，进而革新现有基础素描教学体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现行的我国高等院校艺术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无论是油画、国画以及其他绘画方向，素描在基础阶段的作用确是不可替代的。就题材来讲，素描课程主要以静物、风景、肖像和人体为主，而肖像在这几种类型的题材中可以说难度最大，相关因素也更多。素描肖像的表现对象是人，就少不了对人的研究，研究人就会涉及到人性。本文以素描肖像教学为对象，探讨对于人性的关注和研究。努力让肖像素描教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案臼，能紧扣现代艺术发展的主潮流，紧密配合学生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发展方向，更好地为以后的专业教育打下基础。

一、人性意识的加强在肖像素描教学中的必要性

素描肖像的研究对象是人，这与哲学和人学中的研究对象一致，而人性内涵的变化自古多变。马克思给出的定义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代人性学家张荣寰这样诊释人性:“人性是真理性在人身上的自由表达，人性的本质，即每个人都拥有真理的真相，真理性是人和宇宙的共同本质，作为存在的人不会失去真理性，所体现的真理性是真正平等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人的地位确立在与宇宙同等的位置，人的真理性与宇宙真理性同等发展，人可以通过人格的上升，将生命的意义和脚步遍及宇宙”。

探讨人性是目的是什么?哲学和人学中探讨人性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解释、激发、引导、组织人类行为，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类存在。我们在绘画中探讨人性，目的肯定不同于哲学和人学的范畴，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基于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在素描肖像中对人性的探讨，其目的主要在于:如何更好地以素描的形式解释、表现现代人类行为，如何更好地以绘画语言探讨现代人类存在的状态，给予人本身更多的人文关怀，并由此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以后的专业发展，体现艺术对现代人类文化的贡献。

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人的本质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即外因，也包括每个单个的人所具有的个性。所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固然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应该加上个人所具有的个性，比如自私、自由等。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体现于人心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的人。就是说，再坏的人，再堕落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这四端，不可能没有这四种心。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得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为了制止由于性恶产生的混乱，才制定的礼仪制度。当然，再往后说，还有法律。“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人天生本性是恶的，之所以善，是后来教育的结果。这是荀子性恶论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虽承认人性的存在，但否认存在普遍抽象的人性:只有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才能得出对人性的正确解释，并由此断言，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以此看来，人性的内涵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在现代社会，现代人在现代生存语境中有形形色色的表现，而其本质的表现又在自身的一言一行中得以表露，丰富的个体就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现代社会。那么素描肖像教学在内容上无外乎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的类别其实暗藏着一个个丰富个体的内心世界，体现着各种各样的人性特征。这种把握，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就构成用素描形式表现人物进而体现时代特征的高度。对于现代的肖像素描教学，人性意识加强的必要性一是要让学生注意观察和训练，能准确传达人物的内在气质二是要从人性关怀的基础上去分析个体精神特质的时代因素，让自己的画笔能描述时代和人物的种种特征和特有精神内在，体现一个艺术从业者更高远的文化身份认同。

二、人性意识的加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突破

综观高校艺术与设计院校的肖像素描教学，一般还是重视学生对形体和造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那种描摹性的长期和短期作业对学生敏锐的观察力的培养见效甚微，加之这种训练方式在高中时就已经延续，在大学的学习中，这种延续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学生的素描水平，学生的作业和作品还是停留在一般的水平，甚至还产生应付和敷衍的行为。而肖像素描最精粹的境界—人的精神气质的描摹上，就做得远远不够。叔本华说过:“不能认识和欣赏世上所存在的美和善的原因，除了智能不足外，便是人性卑劣的一面从中作梗”。学生的肖像表现力和对人物内在的把握上的深度缺乏，是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熟程度的体现，不在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建立起道德和理性的标高，那么由此进人人性的探讨就遥不可及。历史上真正杰出的肖像画家，对人性意识的表现都是建立在对人物内在精神气质的精彩表现中。他们还具备一种品质:一种天然的对人性的探索和表现中:《蒙娜丽莎》、《达芬奇自画像》、《齐白石自画像》等经典肖像都有这样的人性意识，也只有这样，画家的精神深度和人性光芒才会感染后人，成为经典。

以此分析，肖像素描在课程设置上就要突破现有的模式。首先要加强理论鉴赏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关联度一是要把精品鉴赏课程和素描实践课程紧密结合，课程设置不要分离太远二是在教学中可以在对传统经典素描的分析后让学生进行实践训练，教师指导中注意对表现技法和任务对象的分析和解读，注意对人物精神气质的外在主要特征进行分析。要训练学生眼睛捕捉人物特征的能力，在用尽可能少的笔触下表现人物的精神特征，表现人物的内在。课程设置还应注意要敢于突破现有课程设置模式，加强素描课程的模块化建设，也就是要注意素描教学的提高不是被其他课程分割太过，要把艺术采风、理论教学、课堂教学紧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模块，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要让学生进入一个相对集中的对肖像素描的感知和情感阪依上，不因为学校管理和其他课程而千扰了这种阶段性情绪，进入一种临习和创作的情境，这样才能在这阶段起到很好的认知提高和审美提高，完成肖像素描水平的质的提升。这也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符合艺术创作过程的发生、发展和生成理论。

人性意识加强对现有的师生关系的拓展也有积极的意义。传统的师生关系在“传”与“授”之间建立的是金字塔式的权力话语体系。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立的统一体。对肖像素描教学而言，加强人性意识就要求教师在言传身教的时刻注重平等的、交流的关系，教师更要注意自身人格力量的师范作用和表率作用，尽量少用审视的和布道的色彩去要求学生。在这种关系中，教师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传业者，更是通过素描教学让学生学会感知人的本质特征的引导者、师范者，这就要求教师自身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认同要具有更高的社会意识。对当前的种种文化现象的认识和剖析深刻而独特，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和探讨意识。

三、人性意识的加强是现代艺术发展趋势的要求

人性意识范文篇2

论文摘要：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孟子首倡的“性善论”、“仁政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意识的萌芽，体现了强烈的人性意识。这些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对其后的儒家法律思想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思想态势。其时，孟子首倡“性善论”、“仁政论”，其著作《孟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意识萌芽，体现了强烈的人性意识：重视人的生命权，尊重生命的存在，崇尚生命的价值及其实现；重视民生、以民为本，提倡“民贵君轻”、“暴君放伐”，主张“薄税敛”、“取民于有制”、“正经界”，通过保障民众的“恒产”来保证民众的生存发展；重视对人的教育，主张省刑慎罚、“不嗜杀人”，提倡“教而后诛”。虽然孟子的这些思想还带有浓厚的义务本位色彩，但其中所蕴含的对人类对人生执著的热爱和博大情怀，都体现了孟子对人的善的追求和渴望，体现了一位重视生命的伟大人类思想家的品格，这些思想对其后的儒家法律思想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孟子》中的生命权意识

(一)孟子仁义思想中的生命观。

儒家正统法律思想“贤人之治”的渊源之一是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观。关于“舍生取义”，《孟子》中有这样的一段论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对此论述，后人大多片面地曲解了其本意，往往只强调“义”的重要性。其实就这一段话来看，孟子虽然为强调“义”之重要而肯定了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舍生取义，但并未否定“生亦我所欲”，仅说明在二者不可得兼而必择其一的情况下，才“舍生取义”。据此可以认为孟子并不提倡盲目以身殉道。同时，作为对“舍生取义”的一个补充，孟子提出了“权”的范畴。虽然《孟子》一书对于“权”并未做出概念上的直接规定，但通过对一些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描述，我们可以窥见“权”这一范畴的内涵。在《孟子》关于“援手救嫂”的论述中，孟子首先肯定了男女授受不亲是合礼之举，但在嫂溺能否援之以手的问题上，孟子认为，“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可见，在嫂溺将死的情况下，援手救嫂虽然有损于礼义的形式，但却是“义”的体现。因此，在具体事件中实践“义”的程度适宜与否，要根据当时的情况，遵照“权”的精神来确定，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舍生取义”，去作无谓的牺牲。

另外，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正因为如此，人生来就具备仁义之心，对仁义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仁义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性之善如同水之向下，与生俱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因此，假如丧失了生命本体，作为人的本质的“仁义礼智”也就不能存在，更不能实现了。同时，孟子反对人们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言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仁、义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弃仁义便是毁生命，毁生命便是弃仁义。在个体生命与个人理想二者之间，孟子并没有偏废任何一方的取向，相反，二者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

(二)孟子天命观中的生命意识。

孟子继承了孔子“尽人事而待天命”的思想。他一方面重视天命的作用，认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人要安顺天命；但另一方面，这种安顺天命是有条件的，“莫非天也，顺受其正。湿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因此，孟子的“安顺天命”，除了有舍生取义，死得其所的意思之外，还有人不能由天命随意摆布的意思。在孟子看来，天命的实现离不开人力的配合，虽然失败主要是天命所致，但人事未尽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孟子认为，“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尔。”

在顺天命的同时，孟子更强调人事的作用，他以人的角度看待“天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由此可见，只有从生命的本体出发，去“尽心”、“知性”才能“知天”，去“存心”、“养性”才能“事天”，至于寿命的长短不必去顾及，君子修身养性以待天命而已。如果脱离了生命的本体，不去“尽心”、“知性”，只是单纯的去“事天”、“立命”，就显得空虚而毫无意义。

二、《孟子》中的民本思想

(一)民贵君轻论。

在《孟子?尽心》篇中，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这段论述是对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大总结、大升华。孟子认为民是国家之本，而王道仁政，要在贵民。轻民、贱民、残民，便无王道可言，亦无仁政可言。所以，孟子认为，只有不嗜杀人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一国的君主要注意保民而王、为民父母、与民偕乐；在治国时不能耽误民事。这些都是孟子民本思想的表现。

(二)暴君放伐论。

孟子盛赞“汤武革命”，而齐宣王认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于是孟子反驳说，贼仁者叫做贼，贼义者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只听说武王是诛独夫纣，没听说是弑君，这一思想与其“民贵君轻”论一脉相承。孟子设计的君臣关系是：君贤则克尽臣职相辅弼；君不贤，则谏则诤；谏而不听，“异姓”之臣可以弃君而去之，“贵戚”之臣可将君“易位”；对于暴君、昏君，甚至可以放逐，可以诛伐。这一论述的要害是提出了“暴君放伐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这一论述是在君主专制独裁体制刚刚显示迹象之时提出来的，而欧洲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有类似观点的提倡与兴起，这不能不说孟子眼光的敏锐和忧患的深刻，也足见其理论的价值。它使中国后来的所有封建专制君主感到恼恨，如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读到这一观点，勃然大怒，还撤去了孟子在孔庙里的牌位。

(三)“取民于有制”和“正经界”的养民富民说。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征战连年，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站在民众生计的立场上，孟子主张“薄税敛”，强调“取民于有制”，也就是严格按照他想象中的尧舜所定的税法来办事，“事取其中”，不轻也不重，不能重得让人民生活不下去。同时，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并由此提出了“正经界”的办法，即实行井田制。虽然就井田制在战国时代已被抛弃这一点来说，孟子的历史观并不是向前看的，但是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广大农民是否有恒产是农民能否生存发展下去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兴衰的标志或根本原因。孟子希望看到每个有“八口之家”的农户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以及五只母鸡，两只母猪，使得“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而这些想象在当时战火连绵的时代是无法成为现实的。

三、《孟子》中的养民教民思想和省刑慎罚的刑罚观

战国时期，统治者严刑峻法，用残酷的肉刑、生命刑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对于这“率兽而食人”的社会现实，孟子提出了养民教民说和省刑慎罚的刑罚观。虽然这些思想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是其中仍有着浓烈的人性意识，这是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无法相提并论的，在战国时代，这些思想无疑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和积极意义。公务员之家

(一)养民教民说。

养民教民思想是孟子关于犯罪原因及其预防的学说的核心部分，这一思想基于他的性善论。孟子认为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犯罪就非人之本性。孟子有这样一个借喻：牛山原来林木繁茂，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后来被“斧斤伐之”，刚刚长了一点小苗叶，又被牛羊啃来啃去，结果变得光秃秃的，失去了山的本性。借此，孟子说明了人性的堕落是自戕的结果。

至于人的本性为什么会堕落?孟子敏锐地意识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客观经济环境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指出了犯罪增多的客观原因是民无“恒产”。这不仅与《管子》之中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一致的，而且孟子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富岁，子弟多赖”，即礼节观和荣辱观不是生而自知的。所以孟子提倡设立学校，通过教育引导人的善性。

(二)省刑慎罚的刑罚观。

人性意识范文篇3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启蒙人性意识渐进体现三个方面:本能欲望描绘、情感抒写与理性思考、主体自我人格建构。随着人性意识的不断渐进，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启蒙内涵在中国文学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其现代性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浓烈的启蒙思潮氛围中，它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出现，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两次转型都是在启蒙文学思潮的感召下，高举着以人为本人文理性精神旗帜。然而，五四时期“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终因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人性开掘难以全面而深刻。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现出来。本文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渐进的角度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篇言:“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的命题一直纠缠着人类。关怀人的命运和前途，探索人类心灵情感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深刻体味到，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是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渴望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疆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

然而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便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尚未超越政治情感控诉。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仍呈现着、担当着政治社会化启蒙，缺乏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吴炫在《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第一讲“伤痕文学及热点作品局限评述”中指出:“在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伤痕文学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性内容去张扬，这一点非常明显。于是用我的‘穿越’理论来看，《伤痕》、《一代人》、《随想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作家个体穿越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容的贫困。.刘心武的《班主任》引起的轰动，仍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这个以班主任张俊石为正面一方，以青年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为反面一方的故事，颠覆了“”的政治理念。《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政治的全面颠覆。这个阶段连爱情也不例外。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上的小说《眼睛》，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工厂的简单然而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魏荣“我”受到锻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的鼓励，去爱车间里的一个名叫陈昆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绰号为“眼睛”的知识分子。但一开始“我”对“眼睛”实在爱不起来，后来在书记的不断启发和鼓励下，渐渐发现“眼睛”的种种可爱，于是“我”终于情窦初开。小说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爱情意识形态化了。可见在这个阶段，作家仍无法穿越“”给人们心灵造成伤害的种种政治层面，作出文化、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中国文化推向全人类性的思考。

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首先在于从人类的角度写出人的本能生存、欲求。长期以来，在中国“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取代了一切世俗感情，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翁的配偶设置。因而，“”后，一批作家终于从传统的道德束缚和政治阶级意识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大胆抒写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的人性，写出了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性的最基本自由。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小说，恐怕还是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传播者—“知青”成了被改造的对象，而那位代表了原始愚昧的看林人却成了强人，尽管如此，仍然阻挡不住现代文明的影响，看林人的老婆最后爱上了“知青”。小说写出了人的本能欲求苏醒之后“崭新世界”对人的强大的诱惑和人的不再压抑这种诱感的情感历程。而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大胆正面描写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冒一段超阶级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人性解放和弘扬的尖锐号角，做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作者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人禁区，对压抑人性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从而树立了其在启蒙文学中的意义。

何谓启蒙?“启蒙”原意指照亮。如果说描绘人性本能欲望、生存状态是一种展示，那么倡导理性、贯注理性更是一种照亮，照亮了人们走出蒙昧、困惑的泥沼，摆脱了人主体丧失的心灵阴影。新时期一批作家重新找回了一度失去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在情感的抒写中作出人性的理性思考，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是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也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整体性精神向往，更使得压抑已久的自我情感得以释放，恢复了诗歌作为精神探索的特质。朦胧诗精神的实质便是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感觉、主观情绪的凸显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巴金的《随想录》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踏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可见丧失理性便丢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寻回失却已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显然，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家在欲望之城里，托着情感的天空，举起理性之笔，作出历史的、文化的人性思考。新时期以张贤亮等一批作家描写文学的涌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张贤亮不是要写符合爱情与道德的故事，而是借这个非爱情的故事来思考与表现人和英雄的问题。当被生存欲望控制的时候，生存欲望的压抑和释放便成为中国人的解放的首要问题，不论是有知识的还是没知识的。而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中，轻视欲望、轻视性的文化就必然与这种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构成冲突。”“我认为好作品和坏作品不是写性不写性，也不在于是否有色情化描写，而是在于你能否穿越所写的东西，不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性体验上，而集中在对性的独特的思考和咀嚼上，我想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的。”川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考，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构，不管她是谁”。男人需要爱情，需要女人，因为有了爱情和女人，男人才成为其为男人，然而男人又不能为女人所占有，对男人来说“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男人还得干更重要的事情，仅仅纠缠于男欢女爱的男人是不足挂齿的，而曾经沉溺于，最终又不为此所羁绊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点，在张贤亮的文本世界里，我们恰恰看到了在肉体与灵魂的搏斗中，在情感与理性的交战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薄弱的一面。

应该说，重构主体自我人格的理想人性，构筑和谐的现代人性，是新时期文学人性启蒙意识在承继前期启蒙动力纵深挖掘的又一步。当然，这期间经历着一番迂回曲折的前进历程。公务员之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又一批作家冲破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将思考焦点“向内转”，重塑自我，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推动新时期文学启蒙意识现代性地发展。

在这里，单提王安忆。在王安忆的创作文本里，将男女两性这一人类性活动升华为一种对自身和生活卑俗的超越。在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之恋》文本里，可以看出王安忆已没有太多传统的积淀和束缚，她对性的正面肯定和颂扬，是当时其他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同样是关于的文学，和张贤亮相比，王安忆还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向性，即试图完全摆脱张贤亮式的外在化文学主题，而牢牢把握主体的精神活动天地—纯粹的体验的感受，建立真切的主体自我。特别是发表于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有了更大的进步和自我突破。与“三恋”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不再是生命本体的外延阐释，而是直接切人本质性的探索。李小琴与小队长因为爱欲，所以从不为自己的命运忧虑，不为自己身处“绝境”而担忧受怕，他们忘却和丢弃了旧日的仇恨，忘却和丢弃了现存的利害冲突。过去、未来已失去意义，他们只“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生命的再造”，“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劳伦斯曾说过:“性意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它们是直率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狡猾的。正确形式的性刺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它，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中，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很少被人类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有时甚至连自然属性的地位也不能被确认，而且这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王安忆的系列文本里，能够大胆地抒写了性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关怀生命自身，重构理想人性自我，这无疑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大消解和颠覆。

人性意识范文篇4

关键词：肖像素描人性教学

前言

现行的我国高等院校艺术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无论是油画、国画以及其他绘画方向，素描在基础阶段的作用确是不可替代的。就题材来讲，素描课程主要以静物、风景、肖像和人体为主，而肖像在这几种类型的题材中可以说难度最大，相关因素也更多。素描肖像的表现对象是人，就少不了对人的研究，研究人就会涉及到人性。本文以素描肖像教学为对象，探讨对于人性的关注和研究。努力让肖像素描教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案臼，能紧扣现代艺术发展的主潮流，紧密配合学生专业发展的需求和发展方向，更好地为以后的专业教育打下基础。

一、人性意识的加强在肖像素描教学中的必要性

素描肖像的研究对象是人，这与哲学和人学中的研究对象一致，而人性内涵的变化自古多变。马克思给出的定义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代人性学家张荣寰这样诊释人性：“人性是真理性在人身上的自由表达，人性的本质，即每个人都拥有真理的真相，真理性是人和宇宙的共同本质，作为存在的人不会失去真理性，所体现的真理性是真正平等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人的地位确立在与宇宙同等的位置，人的真理性与宇宙真理性同等发展，人可以通过人格的上升，将生命的意义和脚步遍及宇宙”。

探讨人性是目的是什么?哲学和人学中探讨人性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解释、激发、引导、组织人类行为，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类存在。我们在绘画中探讨人性，目的肯定不同于哲学和人学的范畴，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基于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在素描肖像中对人性的探讨，其目的主要在于：如何更好地以素描的形式解释、表现现代人类行为，如何更好地以绘画语言探讨现代人类存在的状态，给予人本身更多的人文关怀，并由此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以后的专业发展，体现艺术对现代人类文化的贡献。

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人的本质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即外因，也包括每个单个的人所具有的个性。所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固然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应该加上个人所具有的个性，比如自私、自由等。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体现于人心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的人。就是说，再坏的人，再堕落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这四端，不可能没有这四种心。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得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为了制止由于性恶产生的混乱，才制定的礼仪制度。当然，再往后说，还有法律。“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人天生本性是恶的，之所以善，是后来教育的结果。这是荀子性恶论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虽承认人性的存在，但否认存在普遍抽象的人性：只有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才能得出对人性的正确解释，并由此断言，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以此看来，人性的内涵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在现代社会，现代人在现代生存语境中有形形色色的表现，而其本质的表现又在自身的一言一行中得以表露，丰富的个体就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现代社会。那么素描肖像教学在内容上无外乎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的类别其实暗藏着一个个丰富个体的内心世界，体现着各种各样的人性特征。这种把握，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就构成用素描形式表现人物进而体现时代特征的高度。对于现代的肖像素描教学，人性意识加强的必要性一是要让学生注意观察和训练，能准确传达人物的内在气质；二是要从人性关怀的基础上去分析个体精神特质的时代因素，让自己的画笔能描述时代和人物的种种特征和特有精神内在，体现一个艺术从业者更高远的文化身份认同。

二、人性意识的加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突破

综观高校艺术与设计院校的肖像素描教学，一般还是重视学生对形体和造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那种描摹性的长期和短期作业对学生敏锐的观察力的培养见效甚微，加之这种训练方式在高中时就已经延续，在大学的学习中，这种延续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学生的素描水平，学生的作业和作品还是停留在一般的水平，甚至还产生应付和敷衍的行为。而肖像素描最精粹的境界—人的精神气质的描摹上，就做得远远不够。叔本华说过：“不能认识和欣赏世上所存在的美和善的原因，除了智能不足外，便是人性卑劣的一面从中作梗”。学生的肖像表现力和对人物内在的把握上的深度缺乏，是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熟程度的体现，不在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建立起道德和理性的标高，那么由此进人人性的探讨就遥不可及。历史上真正杰出的肖像画家，对人性意识的表现都是建立在对人物内在精神气质的精彩表现中。他们还具备一种品质：一种天然的对人性的探索和表现中：《蒙娜丽莎》、《达芬奇自画像》、《齐白石自画像》等经典肖像都有这样的人性意识，也只有这样，画家的精神深度和人性光芒才会感染后人，成为经典。

以此分析，肖像素描在课程设置上就要突破现有的模式。首先要加强理论鉴赏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关联度；一是要把精品鉴赏课程和素描实践课程紧密结合，课程设置不要分离太远；二是在教学中可以在对传统经典素描的分析后让学生进行实践训练，教师指导中注意对表现技法和任务对象的分析和解读，注意对人物精神气质的外在主要特征进行分析。要训练学生眼睛捕捉人物特征的能力，在用尽可能少的笔触下表现人物的精神特征，表现人物的内在。课程设置还应注意要敢于突破现有课程设置模式，加强素描课程的模块化建设，也就是要注意素描教学的提高不是被其他课程分割太过，要把艺术采风、理论教学、课堂教学紧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模块，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要让学生进入一个相对集中的对肖像素描的感知和情感阪依上，不因为学校管理和其他课程而千扰了这种阶段性情绪，进入一种临习和创作的情境，这样才能在这阶段起到很好的认知提高和审美提高，完成肖像素描水平的质的提升。这也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符合艺术创作过程的发生、发展和生成理论。

人性意识加强对现有的师生关系的拓展也有积极的意义。传统的师生关系在“传”与“授”之间建立的是金字塔式的权力话语体系。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立的统一体。对肖像素描教学而言，加强人性意识就要求教师在言传身教的时刻注重平等的、交流的关系，教师更要注意自身人格力量的师范作用和表率作用，尽量少用审视的和布道的色彩去要求学生。在这种关系中，教师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传业者，更是通过素描教学让学生学会感知人的本质特征的引导者、师范者，这就要求教师自身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认同要具有更高的社会意识。对当前的种种文化现象的认识和剖析深刻而独特，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和探讨意识。

三、人性意识的加强是现代艺术发展趋势的要求

人性意识范文篇5

论文摘要：将铁凝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深入剖析研究作家对人性的感悟、思索、升华的发展脉络及其作品对人性意识执著探索的轨迹，以获得对作家作品人性演变流程较为准确的把握和解读。

著名作家铁凝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和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所饱含的人性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铁凝对于人生、人性的探索完全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升腾起来的，并深入到人性中各个隐秘的层面，展示给读者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复杂的人物形象，把人性深层世界中的二重组合予以充分的展示，把表层的复杂性变成深层的复杂性，从而显示出人性的深邃，使人物形象展示出多层面的丰富性。

笔者根据铁凝对于人性意识探讨不断深化的轨迹，把铁凝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于人性纯真美的挖掘，以《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为代表的作品。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铁凝初涉文坛便以女性独有视角来观察、描摹纯真的人性美。《哦，香雪》是一篇给人以巨大审美满足、极富天籁感的短篇小说。与同时期以贫富变化为构思集点的大量面孔相似的作品相比，这个短篇另辟蹊径，通过深山区的一个小站和在小站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在年轻一代山民精神世界中所荡起的波澜，以表现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哦，香雪》对于人性美的塑造，抓住了少女内心世界那独有的美丽风景进行生动描写，作家用她那敏感的心灵和宽厚的胸怀，对那个封闭的小山村，对那一群普普通通的山里姑娘投来同情、关爱的一瞥，在看似幼稚可笑的心理律动中发掘时代思潮的波澜。正如著名评论家缪俊杰所高度评价的那样：“作品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它体现出审美意向的转变，这在新时期文学中首先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以此为标志，铁凝真正找到了自己，确立了自己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独特地位：只有表现行进中的历史，作品中的欢笑、眼泪和诗才具有启人心智、荡人心魄的力量。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比《哦，香雪》对于人性的探索又更进了一步，展示了作者新的思考，除了对人性的赞美，更包含了对个性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消极的因素的反思。作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通过一个尚无传统精神负担、率真、坦荡、极富个性的女中学生安然，向一切传统的以自私保守为核心、以虚假掩饰为特征的旧意识发起挑战。这部小说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人生境界的颖悟和冲破藩篱的快感，一种个性意识的觉醒。与淳朴的香雪对美好生活的潜意识萌动相比，安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代表了一种对个性意识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渴望。这里，真正打动读者的或许并非作者的文字技巧或语言能力，而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人刚刚释放开心灵禁锢，而一个全新的未经污染的少女的“跳出”，振奋了人们久已麻木的想象，清洗了蒙在人们心头多年的灰土，在这里，读者还顾不得揣度文字自身应具备的特质，人们迫切要抓住的是作家通过小说传达出的思想，这也正是这部作品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所在。《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所表现的人性比较单一，在我们现在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个阶段，对于人性美与恶的探求，以馒秸垛》、《棉花垛》、《玫瑰门》等为代表作品。随着铁凝人性意识探索的深入，他逐渐开始思考在重压下的扭曲的人性，思考传统文化对现代人性的负面影响，在象征着因袭不变的传统的麦秸垛下，铁凝开始了艰难的起步。清新、明快的“香雪”、“安然”还未在读者的眼前消失，铁凝笔下的人物“大芝娘”、“司猗纹”突然变得厚重、凝涩起来，读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铁凝。铁凝这时开始着手于对病态的、复杂而丰富的人性的探索，伴随着《麦秸垛》、《玫瑰门》等作品的问世，铁凝开始步人更加深广的领域，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铁凝对于人性的挖掘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麦秸垛”在这里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传统文化积淀的恒定文化心理，也寄寓了作家的人生见解。以大芝娘为代表的两代女性，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代代相传地重复着一幕幕难以解脱的生活悲剧。如果说大芝娘的命运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造成的，那么知识青年沈小凤并没有因为时代与文化风尚的变化而从本质上拒绝重演上一代妇女命运的悲剧，她的形象体现着古老的妇女悲剧命运的轮回。这引起读者的许多思考。在这一惊人的轮回中，沈小凤固然是可悲的，大芝娘也固然是令人悲哀的，但我们民族也多亏了大芝娘们的养育才生生不息，铁凝塑造大芝娘、沈小凤这两个形象，就是希望后人能比她们生活得更鲜活、更清醒、更自如一些，也更希望这种可怕的轮回不再驾驭中国妇女后世的命运。在生存环境的残酷剥夺和压抑之下，几乎每一个灵魂都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欲望、生命痛楚，以及与痛楚相伴随的挣扎和对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所以，在铁凝所创造的“麦秸垛情节”这一新的意向境界中，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反思针砭，更有民族意志力的温热与信念。

《玫瑰门》同《麦秸垛》相比，对于病态的复杂的人性的塑造，在广度和深度上更胜一筹。特别是在对待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社会外控力对于人的内驱力的牵制，人对于社会环境外控力的抗争，在《玫瑰门》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玫瑰门》里写了很多女人，其中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当数司猗纹，这个形象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能从人的生命内在欲求与社会的外在逼力的相互作用中来写人物的病态人性特征。作者是以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把握社会各种交叉力量在司猗纹身上的动态性作用，同时，又以女作家独特的感悟性体验，写出司猗纹在这种动态性作用下的生命动态。司猗纹这个在北京城里的四合院里生存了大半辈的女性，一方面，她有着强烈的爱的欲求，另一方面，从小优越的家庭条件又使她怀有强烈的体现自我生存价值的欲求。司猗纹的内心欲求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在环境的逼迫，人性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中显示它恶的一面。作者在社会多向力的作用中来写司猗纹，特别是写出了司猗纹在各种复合、对逆力量作用下的人性的变化、变异、变形，以及写出这种变化、变异、变形的发展和动向，写出人性发展的枝蔓性、迂回性，是颇为难得的事，在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玫瑰门》对于人性的挖掘是深刻的、成功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善的。人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不可避免要受社会环境的支配，但同时也有其自主性，人性在自身发展中应该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有待于作者对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第三个阶段，对于复杂人性不解追问，以《马路动作》、《孕妇和牛》、《大浴女》等为代表作品。铁凝近年来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开始对健康人性的重塑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孕妇和牛》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短篇，通过对孕妇的描写表现一种女性更为积极的生命意识。铁凝以女性的敏感，发掘并具生动地传达出孕妇的诗意美，孕妇胸中涌动的意识向读者宣告着她腹中萌动的不仅是一个新的生命，更是萌动着一种生命意识。孕妇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邪恶的代表，是所谓“血光之灾”的一种灾难，而在铁凝的笔下孕妇是一种美的象征，是一种伟大!孕妇步履沉隐，神态安详地在平原上走着，在天地之间走着，带着大地母亲和丰产女神的风采。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有些女权主义者强调提高妇女自身价值，唯恐女性论为生育机器，而轻视生育权，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铁凝在《孕妇和牛》中没有只停留在孕育生命的赞美中，她在对孕妇美和孕育生命中的伟大讴歌的同时，也写出了孕妇的觉悟，及其在觉悟中产生的对于未来的渴望。换句话说，也就是孕妇在孕育生命过程中也孕育着独立人格的生命意识。孕妇在孕育生命的同时，也在孕育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更新，这种意识的呈现，标志着妇女自身生育权利的重新认识。从这个短篇开始，读者发现铁凝对人性探讨的角度已经悄悄开始转变。公务员之家

人性意识范文篇6

本文作者：韩玉璞工作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40•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性意识范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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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性意识范文篇8

关键词：女性意识朦胧期自觉期明朗化探源

早在母系社会时期，女子作为生命力的缔造者，就受到人们普遍地顶礼膜拜，当时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私有制产生后，男性以自身优势逐步取代了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地位，正象恩格斯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男性本位的文化,女子一直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角落中。但是一些文人仍不忘耕耘，以清代文学尤胜。《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在女性观方面一脉相承，由女儿世界的朦胧期走向明朗化。这种女性观的演进过程也有其必然性，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思考。

一女性意识的朦胧期：女性传统意识的挑战

蒲松龄本是一介儒生，进官进爵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他屡考屡败，怀着对科举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用一枝生花的妙笔将心中的愤懑一吐为快。“浪言狐鬼史，书法磊块愁”[2]，采用“神人”结合方式，塑造了若干天生丽质，有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的神狐鬼魅变成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她们敢于挑战封建传统时期的女性观，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商三官》写的是女主人公为父报仇的故事。商三官清醒认识到官府与豪强的勾结，欲报仇除恶，她夜遁离家，假扮优人，杀死仇人，自己也壮烈缢死。死后仍击死欲淫自己的豪强和家奴。蒲松龄认为，三官这种反抗行为不仅庸夫俗男无法与之相体并论，就是荆轲也羞与其伍，武圣人关羽亦无法媲美。《仇大娘》中仇大娘不记前嫌、不为金钱诱惑的品质，任劳任怨而不图报的德行操守，都是女性自立自强人格的写照。《婴宁》一路笑来，一路笑去，封建礼教为束缚女性而制的清规戒律对她丝毫不起作用。《霍女》中的主人公打破贞操观和从一而终的观念，传统女性的思考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

蒲松龄既看到了妇女人身自由的光明，但时代的局限性使他始终不能走出落后的妇女观，因而只是处于一种朦胧的女性意识期，但这种朦胧意识为曹雪芹探索女性全新形象开启了先河。

二女性意识的自觉期：女清男浊观的横空出世

曹雪芹一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偏见，鼓吹“女清男浊”。小说塑造了许多“行止见识”压倒须眉的女子，大为巾帼吐气。这些描写的实质是要求男女平等，期望广大妇女能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闪耀出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光辉。

作者笔下的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才女和诗人气质，作者几乎是将全部文才赋予女性，并且以“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芦雪庭争联即景诗”、“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等大量篇幅，提供各种机会，让裙钗们充分表现自己的博学和文才，这些都是作者宣传山川日月之秀独钟于女儿的思想，为了复归女子的人性美而精心安排的情节。

《红楼梦》宏扬了以往作品女才的积极因素，又扩大视野，表现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情趣，从而提高了“才”的独立存在价值。探春“才自精明志在高”，能以敏锐的眼光洞察贾府的各种矛盾，理财不仅有超人的见识，还会“兴利”。王熙凤的理财博得“合族上下无不称叹”。

歌颂女子胆识打破以往传奇情节，通过平凡生活表现女儿们的勇敢。鸳鸯、尤三姐，在当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不为势屈，不为利诱，胸有成竹而又大胆泼辣地与贾赦，贾琏之流人形动物进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贾宝玉女性化”[3]的设置也是让男性肯定女权，也是作者女性观方面的流露。此外，作品也塑造了另一个肮脏卑劣的爷儿们世界，与如诗如画的女儿世界两相对照，爱憎分明，妍媸必露，更见证了“女清男浊”观。《红楼梦》所显示的审美理想，在当时那个时代，给人们提供了人性觉醒的新视角。

三女性意识的明朗化：女子社会层面的反思

《镜花缘》描写唐敖漂洋过海，一个重要目的是寻访“名花”。这些“名花”都是有胆有识，有文才或有武艺的女性。有的女子的才能使男子在她们面前黯然失色，自惭形秽。《镜花缘》的主旨并非《聊斋志异》、《红楼梦》那样复杂立体化，它在于提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出路问题，为天下弱女子扬眉吐气。正如胡适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4]

《镜花缘》对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摧残着妇女身心的陈规陋习，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从封建制度本身诉起，从而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要求恢复女儿的自由。“女儿国”那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外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滞外事。”文中多次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反驳，“黑齿国”一节，作者直接歌颂了女子的才能，批评了轻视女子的偏见。多九公佩服女子学问“渊博”，怨恨自己“少读十年书”。

对乌托邦式女儿世界的构想，明显看出作者主观意图，回答了《红楼梦》中的女子出路问题：让女子走出闺阁，展现女子的社作用，较之前两部小说女性意识逐渐明朗化了。

四女性意识高涨原因之探究

清代相继出现以上三部巨著，作者不仅同情妇女的遭遇，而且为其大唱赞歌，妇女观逐步深入，愈加明显。这是与时代思潮，文人自身以及前代文学的继承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社会思潮、时代变革的推动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5]狂飙突进的社会思潮给女性文学的震撼与影响尤为强烈。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潮给当时的文化领域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李贽主张“天下之人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的“天赋平等”思想基础之上的妇女观，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同情妇女疾苦。这种民主思潮吹进文学之中，引起巨大变革：女性题材增多，赞美女性的智慧，甚至达到“女清男浊”的地步。在此之前，却不尽然。《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只能控制自己做女人们的权利而甘心去做衣服，做美人计的筹码，做英雄的盘中餐，它是一部为“理”而献身的女性文学贞节坊；《水浒》中要求人欲干扰英雄事业的女人，就只能为英雄祭刀，它是一部背“理”而求欲的女性历史耻辱柱。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的高涨，曾经带来放纵情欲的社会局面。“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莲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没字碑。”[6]集中表达了要求女性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的文化心理。“女教”向“女才”方向倾斜。

《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为“女性”唱赞歌，一是民主思潮的高涨，高呼男女平等。二是时展的使然。

（二）文人的一次自我显现

清代的一些文人都喜欢写女性，某种程度上在于她们是许多文人用来寄托某种思想的假借物，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显现。蒲松龄、曹雪芹、李汝珍把女儿世界作为他们的理想王国，以其尽真的多情，尽善的诚挚，尽美的才学胆识赢得心理平衡，她们为女儿鸣不平，也在为自己鸣不平。

《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故事所组成的妖精交响曲，事实上是“欲望交响曲”[7]。蒲松龄笔下美丽多情的花妖狐仙一个个向穷书生投怀送抱，甚至能携带书生飞黄腾达或成仙飞升，弥补了作者的心理缺憾，满足了作者的情感需求。

曹雪芹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他看到了封建末世的腐朽，受到了新思想的激荡，以及中国历史上魏晋文人心怀旷达、蔑视礼教的进步传统的影响，饱尝了因家庭衰落的世味辛酸，培养出作者兀傲的性格。因而他笔下的女子行为叛逆，最为明显是黛玉和晴雯。她们敢于向封建秩序挑战、目无下尘的性格，正反映了曹雪芹敢于赞美那些被卫道者视为“荒谬”的兀傲之气。

李汝珍写《镜花缘》并没有像曹蒲两人那样有明显的“自喻”意味，但也有其意义。他纯然是从提高妇女地位出发，表现了他对妇女命运关注和思考。因而在书中全面宏扬女子之才，虚构“女儿国”，让整个社会制度翻转过来。这些表现显得虚幻、飘渺，但其妇女观也是进步的。

（三）历代文学精华的继承

以女性描写见长的《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在清代得以相继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又曲折的过程。早在《诗经》、汉乐府民歌等文学作品中，就出项了一批优秀的女主角，但所占比例不大。女性形象大量进入文学领域是从唐宋传奇开始的，但从总体来看，“女子依旧被视为玩物，生活舞台的主宰依然是男性”[8]。宋元话本歌颂了一系列反抗礼教压迫的叛逆女性，反映市民反封建的积极思想，但也有一些作品对叛逆女性进行毁污。明代小说脱胎于话本小说，一部二十五史，说到底是男性的历史。明中叶以后女性逐步成为小说人物的主体。《三言》直承宋元话本的传统，塑造了一系列可敬可爱的女性。晚明，文艺领域内出现了一系列宣扬男女平等的作品。正如南宋诗人陈藻《读李（白）翰林诗》首唱“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

此外，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从“女才”角度拓宽了清代女性描写的空间。小说中的女子都贯以“才女”称号。《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深得前人壶奥，在其基础上，去除污秽，吸收其精华，经过一番“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9]的理智选择，艺术净化，美学提高，终于完成了明清小说人物的转移。

女性在明清小说中经历了由陪衬点缀到毁污受指骂，最后受倾慕被赞颂的地位变化，标志着古代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它是小说美学发展的时代要求。

五结语

明清小说中的女性描写，从《聊斋志异》到《镜花缘》是逐步升华和净化的过程。这种升华反映了人们对自己整体中长期被否定和唾弃的另一半的忽然醒悟和珍惜，也表达了作家对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性对女子的奴役是剥削阶级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妇女的解放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砸碎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大枷锁，妇女解放的任务才得以实现。欣赏与研究清代三大名著《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的女性观演变以及历史成因，对于当今彻底肃清“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完全实现妇女解放，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9]田同旭：《女性在明清小说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

[2]黄德烈：《＜聊斋志异＞的女性意识》，《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哲版），1995年第1期，第45页。

[3]方明光：《贾宝玉的女性化与黛、钗的美与丑——红楼二题》，《安庆师范学报》（社哲版），1985年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年，第531页。

[5]董纪芦：《明代小说女性主题拓展原因的历史学考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

[6]袁枚：《随园诗话》补卷一，第62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人性意识范文篇9

在历史学上，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但普遍认同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即1919年之前的历史被认为旧民主主义，即“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因此，现代文学是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期内的文学形式。现代文学产生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内部各个层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此时的中国文学广泛地受到国外文学和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与世界文学相接轨，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女性文学

历史的巧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特定的历史事件。女性文学的开端和兴起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女性文学是以中国女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意识的苏醒和崛起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体现为以女性为主体进行的在思维、审美、经验和言说等方面的描写。女性文学也体现为女性作家在性别视角和性别主题意识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女性命运、情感、、生命关注的文学创作，具有普遍的意识，也是有待探索和发展的人类文学命题。

三、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女权主义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

对女性文学的定义以“女性”为词根本身就不全面，从创作到实践的每一阶段都与男性加以区别，表面上看是对有关女性性别文学的重视和尊重，其实在谋求差异化的同时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这也是文学界中一直存在争议的地方，是指文学体裁，还是一种女性意识，或是两种都有?比如:有些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对女性审美观的分析等方面，与其他女性作家不分轩轾，还有一些男性作家通过自身经历或入微的观察也能写出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女性意识或女权主义的作品，如郁达夫就擅长写女性体裁。还有一点就是，有些女性作家笔下的作品完全看不出女性意识，她们擅长阳刚、粗犷的文风和表现方式，如早明等革命派女作家。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是男性还是女性来书写，作者的性别并没有特殊的意义。

(二)女权主义与女性文学

西方国家女权运动的开展和女权主义的觉醒都早比中国要早。法国革命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19世纪末期，英国和美国也相继开始了争取妇女地位的运动。直至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一直蓬勃发展。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在文学中得以展现。如:“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即以两性关系为出发点，热衷于对情感、情欲、天性、本我等话题的文学创作。从著名作家茅盾先生当年的某篇小说集中对当时社会中文学体裁的归纳也可以看出女性文学在当时的发展。其导言中记载，1921年5月至7月间，各类杂志期刊中的新小说共115篇，其中描写两情的小说达70篇，占了较大篇幅，还有一些对家庭生活、城市生活、农村生活、社会生活、学校生活等描写的文章占了较小的篇幅。其中，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又多是以男女关系为主线，由此可见，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所占总量比例达到了97%。这种形势下呈现出来的是历史时期的又一次阴盛阳衰。

四、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审美观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诞生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理论和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较大。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使得人们热衷于对这一女性思想崛起当做是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的整体来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使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风格并不全以女权思想为创作体裁，也有部分女作家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女权主义无关，但是她们的文章中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女人天生所具有的女性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一些文学研究专家和文学评论者把她们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文学创作观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反映了女性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早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往往得不到重视，被认为是“不够格”的文学创作。从创作的体裁、主题和语言风格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没有突出个性，被融入整个的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潮流中。如宗璞小说《我是谁》中的女主人公所发出的“我是谁”的疑问，没有任何的身份性别的区分。戴厚英的《人啊，人》中，虽然对女性的描写是其作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但从历史批判角度来看，“人啊，人”并没有特别地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张抗抗在对女性意识的看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认为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不能单独成立，它与整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密不可分。“当作为人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谈何女性?”因此，女性的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崛起必须以人类的解放为前提，男性和女性的同时解放才是认识女性和女性文学起源和发展的源泉。其中更显示出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女性意识崛起和女性文学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推动作用。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也不乏好作品的典范，如张洁的作品就是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代表。她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被公认为是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此部小说以描写爱情与婚姻的痛苦为主线，推崇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细品小说，你会发现这部小说也并不是对现代女性意识的完全体现，其中的柏拉图精神恋爱也不过是种“幌子”，它实际上是对一场现实生活中阶级情感矛盾与冲突的描写，重在表现阶级感情无法代替男女情的同时对个人追求婚姻幸福的强烈肯定。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即使女权主义与女性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关联性，但这并不能说明女性人学创作是对女权主义的完全体现，也不能说明女权主义是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根源，因为两者并不存在必然因果联系。

五、从性和爱的角度分析

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观在某个历史时期，中国人谈“性”色变，《红楼梦》《金瓶梅》等被称为禁书。“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的思想也得以解放，先锋作家们在突破思想禁区的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显示出对性和爱这一话题的浓厚兴趣，以至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文学尤其以突出性和爱为特色，她们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情观和整个社会群体的女性情感思想都被打上了时代潮流中情与性和爱的烙印。如比较有名的张爱玲和三毛等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中有较早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对性和爱的描写。如: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对爱情的追求，不顾世俗，以至于用了整个香港的沦陷来成全了她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这部作品颠覆了以往张爱玲在对女性描写中存在的一种自然贬低，是以一个比较好的结局结尾的。人类对性与爱的看法，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观点。但不能否认的是性和爱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的同时，还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使命。男女之间的性和爱衍生成了家庭与爱情的纽带，这些远不是亲情和友情所能代替的。随着社会大众对这种观念的接受程度的增加，女性文学作品中对性和爱的描写也越来越多，女性文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整合的态势。

六、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立面

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在文学创作的审美观念上也有许多独树一帜的地方。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感悟新颖、细腻，见解独到。如王安忆和铁凝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对与女性主义的表达向来都是朴实简洁，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也比较深入。她对写实主义的重视使他的作品中对宣扬女性意识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对男性的贬低、丑化或敌视来达到其目的，相反，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计来抓住自己心仪男人的心，走向更好的境界。

人性意识范文篇10

现《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如不然，将以“不称职的教师”论处。

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体罚学生将被视为对学生人格的侮辱和不尊重，更谈不上爱学生。

在“禁止体罚学生”的规定下，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又是怎样的呢？——教师，首先要有良好和高尚的师德；过硬的教育教学水平；再就是要热爱学生等等。没有“体罚”下的教育教学，让人看似多么和谐和美好的画面啊！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教育好我们的学生？果真如此吗？不然！那些所谓的教育家、决策者们，似乎想的太过于天真和理想化了。要清楚，“完美”可以当作一种追求或向往，但真正的“完美”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一定不能忘。背弃了这个现实，所有的言论和对于美好的描述，都是纸上谈兵或者说是痴人说梦。（试问“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思不够美好吗？可是哪个国家真正实现了呢？因此，“美好”和“和谐”也是相对而言的）

言归正传，这些人，想把“教师”塑造成什么？——唐僧！想必大家对《西游记》都不陌生，唐僧一路西行，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苦口婆心又渡化了谁？难道他的德行修养还不够高尚？为何连自己的徒弟孙悟空，也要套上“紧箍咒”？又为何一路上，还是依仗孙悟空的“武力”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这些，不都是“体罚”的好处所在吗？遗憾！殊不知，“体罚”其实也是一种辅助于渡化（教育）的有力手段。换句话说，“体罚”也可以是一种爱，一种隐藏在内心的爱！至少不是溺爱。

这些神话，暂且放一边。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人性”，这将是揭露“不合理”的重因。“人”和“动物”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动物的行为自始自终是受到感性意识的左右；人的行为，却会随着年龄增长和不断的认知，逐渐从感性行为转向理性行为的过程，这就是即相同又不相同的地方。简单地说，就是从“动物”逐渐过渡到“人”（不懂事到懂事）。“义务教育”下的中小学生，正处在“感性意识”向“理性意识”转变的重要阶段。一些学生，在行为上时常会被错误的“感性意识”所主导。在错误面前，常常屡教不改。这时的教育，不是光和他谈心、引导、讲大道理，这些“理性”的教育手段就能够行之有效的。由于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的缘故，加之90年代后出生的小孩，娇生惯养，没吃过苦，任性、刁蛮、叛逆心强，不懂得尊老爱幼等特征，情况变得更甚。任凭你把道理说穿，嘴皮子说破，也是对牛弹琴。所以，教育需要有针对性，不同的对象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理性”的教育手段。（这里的理性教育手段，指的是“体罚”之外的教育手段。）

多么欠缺思考的定格，既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代成材，又要顾及到“小祖宗”们的尊严、面子和感受，并赦免其皮肉之苦。试问，鱼翅和熊掌，怎可兼得也？——势必顾此失彼！

针对教育而言，“体罚（变相体罚）”是“惩罚”的重要体现，没有了“体罚（变相体罚）”就等同没有了“惩罚”。我们可以试想，我们的学生犯了错误，即使屡教不改一而再的犯，也是没有一点惩罚。（若要论惩罚，就得等到日后的监狱和靶场了。届时不已晚？）世间万物，有因，必有果，善恶应有报。这样的意识形态，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和灌输。光是“有奖无罚”的教育是相当局限的，更是残缺不全的。说到底，禁止体罚学生只是一种伪善。

教师的“紧箍咒”已被“观音”收去，“孙悟空”也不知去向。唐僧将何去何从？如此下去，有了“禁止体罚”这个“挡箭牌”，和“有样学样”天性，必将放纵和助长学生的“错误感性思维”的形成，及学生之间的蔓延和扩散（学坏容易学好难）。最终导致“错误行为”的普遍化和难以纠正的局面。

所以，“不体罚学生”可以当作一种提倡，万万不能当明文禁止；体罚学生，要讲究方法，万万不能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