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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1 09:59:06

人本化范文篇1

我国的行政管理中的人本主义改革方向应当选定在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管理理念、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大力推进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人本主义价值观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在多个方面1。落实人本主义价值观必然要求行政管理的职能、手段、设施、制度等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它必然成为行政改革的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求向服务行政转化，建立服务型政府；在管理手段方面，必须改变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而代之以沟通和协商、理解和尊重等为人们乐意接受的方法;在管理设施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也都必须能够处处体现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

关键字：行政改革人本主义趋势

一、人本主义的含义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否认人本主义的思想，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赋予了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价值观所不同的科学内涵，他们根据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等重要论断，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崭新的内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人本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发展是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条件，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原因，而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的同时，确立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为人本主义注入科学的内涵。同时也确立了以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获得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法则的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开始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开始为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主义的价值开始回归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使得人本主义思想重现光芒，成为一种人们认可并得到重视的社会基本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环节都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取向2。一些有违人本主义的法律、规定的条文被废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与此同时一些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新的制度开始出台，比如，新的信访条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规定，再如城市拆迁条例的出台等等。政府的很多设施建设开始体现出人文关怀，政府的执法手段开始逐步摈弃简单粗暴而向耐心的沟通和依法方向发展。

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发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并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反，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还有很大市场，“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表现在不惜牺牲个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大树官位形象，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些官员为了GDP增长，不惜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生存，这是典型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物本位”表现。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问题，这与人本主义思想是严重背离的。究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规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人本主义思想甚至相抵触的条文，比如城乡的户口管理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对农民歧视的现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实人本主义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执法手段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时候个别现象缺少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严重伤害人们利益和伤害人们感情的执法情景，这些不仅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还严重干扰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场大的趋势正来势凶猛并在不断加强，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原动力，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一体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果越来越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3。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以及由此而需要进行的国际协调，即包括组织管理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本质内涵在于经济资源跨国流动与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甚至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传统权力也受到了来自主权国家领土内外的限制，发生变异。正如托夫勒所言，“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世界上很多国家为因应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纷纷进行行政改革，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呈现出“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趋势。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起着决策、引导、协调、监督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组织、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如果不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如果偏离了人本主义这个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事实上，我们党之所以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也真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的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总结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某种对发展问题的片面认识，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的快速运行，发展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4。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等严重问题。长此以往，我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不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偏离了人本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的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人本主义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树立人本意识，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管理目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就必须实现人本管理，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彻底改变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真正的深入到人民群众去，放下架子，为市场服务、为群众服务，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行政改革人本化趋势的内在动力。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同志为我们描绘出了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基本的价值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这个本，和谐社会就会成为无本之末。要牢固地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决维护人民凑众的利益。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及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都必须着眼于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价值标准。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发展职能或者经济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行政改革中落实人本主义，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5。这是因为: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其次，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后者一样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构成，是社会进步程度的反映，三个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三、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应该成为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第四、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其原因就是人类的发展由于陷入到片面性，依靠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而自然界对人类采取了报复，各种灾害不断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破坏。说到底，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以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这就需要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检验政府是否真正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强化发展职能，就是要牢牢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以满足近13亿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小康生活水平更加宽裕，人的潜力发挥和素质提高的基本条件不断改善:以迅速发展经济，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目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结构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与内涵集约发展之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服务意识、服务手段都十分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化，服务行政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他要求所有的行政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服务型政府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烈。一是市场化改革唤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社会组织和公众迫切要求政府保障其基本权利。二是政府是公平公正的守护神。政府通过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从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三是市场经济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失衡，政府必须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当好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协调、平衡好好各种利益的矛盾点，尤其要特别关注和保护弱势集团，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救济，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公开与透明，能够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管理方式方面，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应趋向于协商、解释、说服，注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服务程序方面，注意便捷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公民到政府机构办事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较好地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管理手段上，要放弃过去单一的命令式的管理手段，而代之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提供服务和法律保障。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都将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行为和成效。“以人为本”己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上必然是服务行政。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应具有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本质是上是一致的。如何把这些理念和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以及政府改革、组织设计方案、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应该是新一轮行政改革必须考虑的。必须强化“以民为本”的意识，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设施等方面倡导人性化，突出公众的利益。要更新管理观念，倡导和树立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公开意识等。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行政法律法规的人本化。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执法的人本化。行政执法中的简单粗暴甚至野蛮无理己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阻碍着人本主义的落实。政府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性化趋向需要执法观念变革和执法制度创新的支持，政府执法应当强化以人为本的观念，发展执法制度的人本主义精神，表达法治的人文关怀，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要真情关切。应该说，这些情况正在改进，也是2003年来人本主义加强的一种表现7。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尊重人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政府执法应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人格，严禁殴打或采取其他侵害其身体的暴力行为，不对当事人实施精神折磨或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如游街、示众、罚跪(站)、辱骂、公开隐私等。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行政执法坚持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十六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制度文明，本质上是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如何尊重人，平等待人，如何为多数人服务。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还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这是实现行政管理向人本化管理转化的根本之道。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就是要为为最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增强国力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为方便民众服务，为平等对待公众服务，这就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

人本化范文篇2

近20年来在中国哲坛上耕芸的莘莘学子争先恐后用人的哲学概念，如异化、分裂、拜物教、主体性、整体的人、类的人……等等，编织成绚丽的花环戴在马克思主义的头上。当然，在作品绝对非人格化的前提下，即作品一出台就杀死了作者，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解释学的对象，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按着人本主义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倒是中国人的惯习（布迪厄的术语）。除此之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超越历史与结构二元性的马克思主义等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甚至还在方兴未艾。那么为什么这些思想流派就从未引起我们的兴趣，更不用说让我们的哲学工作者青睐？《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确有点人本主义的色彩，这既来自于黑格尔也来自于费尔巴哈。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马克思从此脱离人本主义更是被后人看得一清二楚。奇怪的是国人为什么要用早期马克思（我们不必介意阿尔都塞的分界标准和命名方式，他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前的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确不令人喜欢，但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倾向不可否认）的一些词藻以偏概全？“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问题的症结看来还是我们的国土中有生长它的营养。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世界各种研究方向中烘托出来的全面的马克思，又能揭示我们民族文化中独特的历史基因。可谓一箭双雕。

人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性，人也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人性，以及创造对自己人性的解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和二战之后的西方的确以不同的历史形式生产了相同的历史效果。人类个体性的死亡和人的价值性的丢失使人们对人本主义关爱，对纯属个体的主体不释手的确可以理解。然而，彻底宣扬主体性的萨特并不是以他的学术征服了世界，而是以他的人格使人折服，他的主体性哲学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有人撰写《主体性的黄昏》（注：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当然，早在他的著述风糜西方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中已树起结构主义大旗，布罗代尔在史学中也以年鉴学派的宗旨揭开了人的哲学的神秘面纱；阿隆的社会学研究更是抛开了内在的人而转向了对历史和结构关系的新探索。而人本主义的论题和主张在中国不仅未遇到挑战，而且大有泛化、泛滥的趋势，诸如在管理学领域、在伦理学领域、在政治学领域，都从影子而一幌变成了前台的主角。要想枚举，我们几乎可信手拈来。但是，这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最起码具有极大的意识形态敏感性。由于我绝不想给意识形态的大炮填装炮弹，我只能笼而统之说说这个趋势和这个局面。只想在世界范围内找出马克思人本主义解读的历史线索，挖掘我们骨子里的和人本主义一拍即和的音乐细胞。当然，我更不想提供对马克思主义的规范解读，我深知，同一性就是世界的灾难。正因为在这个国度里的同一性音调，才使我产生了写作拙文的勇气和兴趣。

一、正角

究竟是谁最早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人本主义新装，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不是一篇考释性的文章。这出戏的正角肯定非卢卡奇莫属，他的出众才华，他的政治地位，他的漫长寿命，以及他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精湛理解，决定了他一亮相就掀起了轩然大波。1923年，当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炉火纯青的时候，在匈牙利共产党内声名显赫的卢卡奇出版了他最有影响的大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论文集中，卢卡奇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先进分子身份呼吁，要无产阶级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他心目中，历史则是“关于社会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认识”（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9页。王伟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这种历史观不仅没有超越黑格尔，甚至远未脱离开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藩蓠。在康德看来，更被费希特所认同，历史是人的本质的翻版，即自由和理性积淀为人心灵深处的内在规律，人只要服从这一内在必然性便踏入了真正的历史长河。自由是人的本质，就象在地球上重力是物质的本质一样。人命定是自由的，你拒绝它，它也会朝夕陪伴着你。而理性是自由的另一面，而不是自由的另一个，任性和自由驱动都和自由无缘，只有理性与自由并生，因为理性是认识现象和本质的根据和工具，而认识则是人自由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或者说自由以理性的认识作为它的动力和归宿。卢卡奇从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来推导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方式。

在卢卡奇的时代，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还十分悲惨。是什么使无产阶级丢掉规范人性和标准人性？人本学的目光自然会落在一个最醒目的概念上，那就是“异化”。“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所有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异化问题。这个问题从马克思开始，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核心问题，而且在黑格心的辩证法有其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根基。……人的异化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14。王伟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关于异化的哲学本质卢卡奇一点也不含糊地找到了它在黑格尔那里的人本主义的或者干粹说唯心的源头：“在黑格尔那里，它（异化）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形式产生的，通过消除异化，自我意识向自我的返回，以及实现统一的主—客体，从而在哲学上达到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王伟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对于这种充满认识论色彩的唯心主义自由，卢卡奇自有一套向外界召示的华丽外衣，即认识论应被一种历史化的本体论所代替，他的历史化的本体论即异化就等于对象化或者说异化就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物化。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物化要经历这样几个步骤：首先，是人的活动与人自身的疏离化。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器中，人为资本而生产，为资本而生活，人作为资本的奴仆将随着全社会资本化的进程而离自己越来越远。其次，是人的原子化。卢卡奇的公式在这一步的推导是借助了黑格尔的中介理论的。一个完整的自我运动必须经中介（在黑格尔看来是劳动和语言）返回自身。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把它自己和其对立面——无产阶级通通抛入直接性和现实化中，即一种无休止的运作自身和运作物质的过程，无法实现自我意识的回归和自我的还原。丢失了自我即丢失了多样性的主体性，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他人甚至他我进行同一化，即主体的原子化。第三，即劳动的商品化和劳动者的商品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出卖劳动到出卖劳动力仅有一个逻辑的优先性问题，而无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出卖劳动力和出卖劳动者是一件事的两种表达方式。当劳动者彻底成为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彻底物化的时候。这种政治化的本体论的确可以充当遮羞布，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化戏法真的灵验了。

说到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化手术，当然不能忘记与卢卡奇同时代的葛兰西。作为实践哲学的积极鼓吹者，葛兰西并不忽视“历史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注：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第83页，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更念念不忘“纯粹的历史或历史性以及纯粹的人道主义”（注：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第83－84页，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但是，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自我阐释和他改变现实的坚定信念淡化了他的人本主义美酒。如他写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注：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第86页，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这个定义最低是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他又说：“现在，哲学家——实践哲学家——……不能逃避现存的矛盾领域；他不能证实不同寻常的及有矛盾的世界，他也不需要立即设计一个乌托邦。”（注：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第88页，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社会上的乌托邦和人生中的本真性——即异化的对立面是息息相通的。于是，在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贡献上葛兰西远远小于卢卡奇。

卢卡奇的政治化本体论首先遇到了匈牙利共产党内一些人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的政治火药味大于理论冲劲，说它是一种党争绝不过分。卢卡奇也做过一些自我批评，说它是政治上的韬晦之策也不会错。真正对卢卡奇的人本学进行尖锐而中肯批评的是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化和多元决定论当然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解说，甚至大有争议和批评的必要，但他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渊源一槌定音地确定在费尔巴哈那里，绝对无可厚非。“费尔巴哈在向人类讲话。他撕破了世界史的面纱，破除了迷信和谎言，发现了人的真实，并把它交回给人。时机已经来到了。人类孕育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人类拥有自己的存在。人们终于应该觉悟起来，他们将成为名符其实的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3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这大体上就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大纲》、《基督教的本质》、《哲学改革临时提纲》、《未来哲学的原则》等著作中的人本主义宣言。同时，阿尔都塞又颇有见解地找到了人本主义政治化的路径：“费尔巴哈在其异化的人本主义中提出的理论概念，使他们（知识分子）能把人类本质的异化作为实现人类本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把非理性（国家的不合理现实）作为实现理性（国家的观念）的必要环节。因此，他们原来把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为不合理的东西而被迫忍受，如今却能够对这种联系进行思考了。当然，这种关系依旧没有离开自己的基地——哲学人本学；但在理论上，则必须修改人的概念，以理解历史的理性和历史的非理性的历史关系。从此，人不再由理性和自由所规定；即使在‘共同体’的原则中，人已成为具体的主体间本位、爱情、博爱、‘类存在’。”（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5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这不折不扣的说出了卢卡奇的哲学人本化、历史人本化到政治人本化的过程。

阿尔都塞射向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子弹最准确击中靶心的则是他的一句隐喻，他指出，一切人本主义本体论和方法论都是悄悄地设立一个目的论法庭。这个法官表面上看是理性自己，其实背后是那个潜意识中的本真性。这个历史的秘密法庭恰恰是最无历史性的，毫无疑义，本真性是一个抽空时间性的形式原则。人生本真性只是世界先验性、知识永真性的翻版和模本。海德格尔以怀乡意识面目出现的本真性追求是一种目的论设定；基督教要人们像耶苏那样做人当然也是一种目的论设定。正因为如此，人本主义肯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好素材。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体系皆不能以其自身为对象，正如目的论法庭不能审判自己一样。马克思主义如果真正的人本化了，它肯定会成为意识形态。万幸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而不能彻底人本化。

阿尔都塞十分机敏地看到，总问题决定着哲学的本质，“哲学与日常生活刚好相反，在日常生活里，‘泄露秘密’的是答案，而在哲学上，‘泄露秘密’的却偏偏是问题。”（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53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马克思就因为他设定了自己哲学的总问题才真正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黑格尔的对象是真实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观念世界。”（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1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马克思在真实世界中确定自己的总问题，构造了一个非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柯尔施的总结的的确确说明它绝无人本主义的可能：“马克思对社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

1.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于经济；

2.还从社会角度去理解经济；

3.历史地判定一切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判定为革命的发展，它的客观根基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它的主体承担者是社会的阶级。”（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178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这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一种自我学。“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179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在论及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倾向时，柯尔施也从中看到了日后必然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坯芽：“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并且它实际上还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对于这种特别的、使哲学‘观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遭受的困境来说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已在当时远比费尔巴哈和其他探究‘自我异化’的左派黑格尔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哲学‘范畴’在当今社会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如‘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涉及‘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涉及‘十分实际的，十分具体的’事物”。（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85-86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马克思在事实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因为它以历史为总问题而走出了人本主义的误区。

要是没有施密特接过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接力棒，也许这股思潮会自消自灭，东施效颦的中国人肯定不会如法炮制。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挥舞着人道主义旗帜，使人误认为他的祖辈似乎也和他一样给马克思主义戴上人本学的头盔。其实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始终坚持历史和结构统一的观点。批判理论是针对现实的，它类似于反思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反思性监控机制，它自然不给社会和自己设立目的论法庭，正如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和《本真性的胡说八道》中反对本真性和目的论所揭示的那样。施密特的表面目的是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潮。60、7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阿尔都塞受其影响自不必说。但是，施密特抑阿（尔都塞）扬卢（卡奇）的目的决不仅仅有一个批结构主义便可以概括的。他对卢卡奇的赞颂在《历史与结构》中俯首皆拾，如：“连《资本论》……都包含承担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这个思想，这关系到应该使已生成的和正生成的现存结构变得清晰可见，将结构与实践、主体性联结起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不朽贡献可能已经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66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施密特之所以如此厚爱卢卡奇，就是因为他看中了其中的人本主义倾向。他自己则比卢卡奇走得更远。施密特的人本学有三大特色：一是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多亏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常常讨论的一节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它（同整个德国唯心主义一起）被正确地解释为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思辨理论，即解释为一个将它的世界历史的精髓概念化的企图，一项不意指写它的历史的任务。”（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35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在观念的海洋里乘风破浪的黑格尔因其总问题和马克思大相径庭而不可能构造出相同的世界观。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主体化或意识化。这和第一点一脉相承。“……马克思理论的中心点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批判理论，而不是一种世界观，也不是公开声明的教义。它的目标是：迄今无意识的支配力量，在未来应该从属于团结一致的人们的意识。”（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46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这多少有点像弗洛伊德理论的腔调，即把人格结构之中的潜意识变为意识，这和卢卡奇把历史的指标体系归为阶级意识如出一辙。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历史哲学仅仅构成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必不可少的方面。它更多的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冲动，这种冲动为马克思乐意接受。”（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第24页。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众所周知，道德只具有符合性指示的作用，“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注：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17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这话千真万确。逻辑的优先性常常和时间的优先性成反比。施密特在马克思主义人本化上比卢卡奇的贡献更大。

用人本主义方法解读马克思绝对不仅仅这几个人，布洛赫、沙夫等人都持相同的观点。前者因其著述的晦涩而流传面不大，后者则因其哲学名气少于其语义学名气而无需评价。看来舞台上有这么几个正角足可以让世界以及中国人看一出大戏了。如再加上其他学派的反串，整个一个20世纪的哲学论坛就热闹非凡了。

二、客串

一出伟大的戏剧在空间上的传播和在时间上的延续，既需要正角的卖力表演也需要票友的得体炒作，要是再有其他门派演员的客串，其效果就可谓天衣无缝了。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进程中，名不见经传的票友肯定不计其数，而其他学派的客串可谓功劳卓著，最具代表性的应数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

大名鼎鼎的萨特无论是自我命名还是他人的称呼皆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梅洛—庞蒂作为现象学家也丝毫不必怀疑。而列斐伏尔则不太透明，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当然明星在骨子里却是个彻底的存在主义者。正是这三个人的自觉分工，以客串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人本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人代史解读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独领风骚，异化的泛化列斐伏尔武功卓伦，由自我学解决整体性悖论和实践内在化萨特则无与伦比。而他们皆推崇卢卡奇，就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他们确实是在弘扬我们的正角。

说马克思主义是人学而非史学，梅落—庞蒂一点都不尴尬。他说：“马克思在学术上的新贡献不在于把哲学问题和人类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在于从经济问题里找出哲学问题和人类问题的真实相等物。”（注：转引自张翼星主编《理论视觉的重大转移》，第165页。）如果说这还不太透彻的话，下面的论述可谓直接了当，开门见山：“如果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承受者和辩证法的动力既不是独立的社会世界，又不是‘精神世界’，也不是观念的独特运动或集体意识，那又该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是以某种方式参与征服自然，并在此过程中以一定形式与他人发生交往的人，是具体的人在交往中保持的相互主观性，是正在根据一种典型方式实现着自己的各种存在的、具有连续性和共时性的共同体。”（注：转引自张翼星主编《理论视觉的重大转移》，第175页。）有了以人代史的根本转折，下一步自然是存在主义化了，因为对于个体主义“人”的研究，存在主义已经成竹在胸了。从海德格尔此在的时间性、卡西尔人创造自己的本质，到萨特的自由的存在，永远以否定的形式选择自己的自由和进行自由的选择，人最先获得了没有内涵的外延形式即巴门尼德意义上的存在。这的确是理论基点的重大转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论证的本质或本体不可认识的传统论点自此有了答案，人在反思的意义上可以认识、确定自己的存在。这似乎也调和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断裂。然而，把存在主义的人的模型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的确有舍本逐末之嫌，马克思则主要是给世界和历史的演进一个明确的答案。

列裴伏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研究异化的专家，他理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性：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与劳动过程的异化，与类的异化，与自身的异化。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的发挥的确有点离谱：第一，他提出人的异化源于人的本质和人同自然的关系。他的逻辑推导是这样进行的：劳动是作为创造者的人的本质——人在劳动中必然创造和使用工具——人类自身和其它工具一样是工具类的一部分——工具是异化了的人化自然。于是，异化是伴随着人的本质永恒常在的本体范畴。第二，精神的力量和精神产品理解异化为支配人类的实践和习惯。人类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创造出高于实在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人为地肢解了世界、社会和意识自身，政治和政治家按这种精神的程序组织社会生活，理论就这样异化为实践的习惯，成为反对人自身的一种奇怪的力量。第三，金钱泯灭人性，社会交换关系使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的异化状态。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关系悄悄走进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伦理、科学、爱情、日常生活皆是金钱作祟的场所。人们追逐金钱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追求变成他人的追求，从而使自己的生存变成了他人的生存。第四，社会的政治系统把它的支配力量伸向每一个角落，使一切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生物等，以及政治生活自身都变成了非它自己的异在力量，这种最严重的异化正在被国家所强化。列斐伏尔就这样给马克思主义牢牢地套上了人本化的枷锁。

萨特客串马克思主义有他独特的贡献，其一是以主体性解决整体性悖论，其二是实践的内在化。总体性问题和哲学一样古老，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部分的和是这一问题最古老的答案。是黑格尔不自觉地将总体性问题放在人本学的框架上，而卢卡奇则是自觉地将总体性问题放在人本学的基点上。萨特的创新性在于他用解释学循环的方式把总体性问题和个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所谓解释学循环是指整体的意义依赖于部分的意义，而部分的意义又需要由整体来赋予。给这种悖论式的赋值找到一个归宿，萨特自然而然选择了他那带有神秘色彩的自为的存在。当然，他这样做时并没有忘记先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一具存在主义的袈裟。”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对经验进行研究以便从中发现具体的综合；它只能在一种运动的、辩证的总汇之中考察这些具体的综合，而这个总汇无非就是历史……在我们看来，真理在发展着，它过去和将来都是发展的。这是一个总汇，它不断地总括一切；个别的真实，当它们不是通过各式各样的部分的总体性的中介而被归入发展着的总汇的时候，是毫无意义的，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注：转引自张翼星主编《理论视觉的重大转移》，第183页。）然而，总体性都表现为一种惰性的存在，或称自在。只有给整体和部分赋值的总体化才能使总体性表现出活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不断否定自己的自为的存在，而真正的自为的存在就是人存在本身。萨特用存在主义表演了一出马克思主义的正剧。关于实践的内在化和萨特的整体思想一脉相承。萨特完全肯定实践在人类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人的真实性在于他的劳动和他的工资性质”（注：转引自张翼星主编《理论视觉的重大转移》，第183页。）。关于实践的内涵萨特的解释就离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了。“实践就是由于内在化而从客观到客观的过渡。作为从客观到客观的主观扬弃而在环境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的客观结构之间展开的计划。”这种实践的内在化其实质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一语道破真的，他把它叫作“我思的社会化”，“萨特成了他的我思(Coqito)的俘虏：笛卡尔的我思能够达到普遍性，但始终以保持心理性和个人性为条件。萨特只不过是通‘我思’社会化，用一座牢狱替换了另一座牢狱。此后，每一个主体集团和时代取代了无时间的意识。此外，萨特的关于众人和关于人的观点具有封闭社会传统上所固有的那种狭隘性。”因此，萨特“复活了泛灵论的语言”（注：转引自张翼星主编《理论视觉的重大转移》，第183页。）。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完全可以推及到整个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精神分析学派客串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三个世界级的大人物，即赖希、马尔库塞、弗洛姆。精神分析学派有一套独特的语言结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无法借用。因此，它不能作用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话语意识，只能作用于实践意识，更主要是在潜意识之中。这似乎验证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基础。

把精神分析学派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开拓者赖希无疑对这种思潮的贡献最大，虽然他的影响远比另两个人小。赖希的成功标新立异和创造性并举是其关键。以反犹起家的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的兴起的确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迷津。按着经济决定和阶级对抗的学说，德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不该把希特勒捧上台。然而，事实必竟不是理论掌中的玩偶，它有自己的逻辑。赖希率先垂范用心理主义的词汇和弗洛伊德的人格解剖学框架解释法西斯主义为何走上德国政坛的领导地位。这种别出心裁的思想产生了无穷的魅力，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新颖性的光彩。

赖希用社会合作层、反社会层、生物核心层代替弗洛伊德的超我、自我、本我。社会合作层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那些人格秉赋，如同情心、负责任、讲道德等等；反社会层是居间的反社会的人格特征，如残忍、虐待、好色等等；生物核心层与中国哲学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论相似，它则是人类美好人格的发源地，虽然它如弗洛伊德所言是一种性冲动，却和弗洛伊德对性的感情色彩不尽相同，赖希把性冲动看成是纯洁的、体面的人生的原动力。赖希也同样使用压抑机制来构造他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家庭入手开始他的压抑分析。父权制家庭的权威主义首先压抑性冲动，这在人的青少年时期就已开始。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作用下，政治经济压抑以性压抑为工具。当政治上需要由少数人来压迫多数人时，就要普遍压抑群众的性本能。家庭和社会的双重作用便产生普遍的权威恐惧，生产出无数个懦夫，这种人和人格特征反过来强化一小摄人统治他人的能力。人们对统治能力既惧怕又渴望，这就形成了权威主义性格。权威主义性格和宗教神秘主义是一块布的两个面，这是因为权威的形成是对性压抑的结果，压抑使人产生性犯罪意识。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出口便是宗教激动。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搭建起来了，法西斯主义狂热只是性压抑经权威主义和神秘主义变型的补偿物和替代品。至此，赖希弥合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断裂，即德国的经济基础在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本应使意识形态左转，却产生了右转的极端。“赖希桥”产生的赖希神话更使人坚信，“人”可以解释一切，“人本”万能的潜意识不能不说是在20世纪达到了它的顶峰。

马尔库塞是号称“三M”之一的造反者（马克思、、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的干将，响当当的左派。他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贡献一方面由于他的学术流派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他对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分析。他的声望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皆超过了赖希。他那最有特色的两个人本主义标本即爱欲是人的本质和人的双向度发展。

所谓爱欲是指生命有机体获得快乐的欲望，是性欲在质和量上的发展。在人的本能中，爱欲是占统治地位的，是人的本质，是人本身。因此，压抑爱欲就会导致人的异化。爱欲显而易见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以非理性界定人类自己，哲学中早已有之：叔本华把整个世界说成是意志，并认为人是最高级的意志表现；尼采把人说成是权力意志的显现；柏格森则认为内在的神秘的生命冲动才是人的本质。为使自己和非理性论的人的理论相区别，马尔库塞又把爱欲和劳动联系起来了，提出非异化劳动是发展爱欲、完善爱欲的手段和途径。马尔库塞不会忘记给精神分析学穿上马克思的红袍。

所谓“双向度”理论是指马尔库塞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迷茫的理论构想。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只追求科学理性这一角度，使科学和技术成了统治人的工具理性。现代社会更需要审美、艺术、幻想等属于人文思潮的追求。当然，这种“双向度”理论中不自觉地露出了非理性的尾巴，这和他整个学术活动的基调相一致。不用说，这种理论的不自洽性不言而喻，后来哈贝马斯批评他忽视科学交往理性的贡献，的确击中了要害。但是，马尔库塞用人的内在性和内在必然性的满足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人本主义热浪在世界上风行了若干年，对我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弗洛姆在此三人中有点特殊。他既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又是一个超越人本主义者的新理论构建者。当然，他自己给自己的命名恐怕不会脱离人本主义阵营，但他后期的理论又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表现和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相同的理论倾向，并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他认为，人的发展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分离，人越发展人离自然越远，人个体化倾向越严重，人越觉得孤独。人越自由就越孤独。人有时为逃避孤独感而逃避自由，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积淀为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支配人们放弃自我去依附他人。这种追求形成社会上的虐待狂和被虐待狂性格，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这种以人解释社会的路子产生了和赖希的理论相同的效果。

弗洛姆的后期理论有超越人本主义的一面。他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构建了一个起中介作用的社会性格。性社会性格是一种普遍的性格模式，“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通过改变和操纵人的能力来协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潜意识是弗洛姆提出的又一个中介环节。“我所说的社会潜意识是指那些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关于社会潜意识的形成他又提出了“社会过滤器”这个概念。社会过滤器的功能是指在意识的入口处决定哪些意识可以进入意识的机制，包括语言、逻辑、社会禁忌。其中社会禁忌的作用最大。社会潜意识形成对全社会的压抑，是导致社会病态的根源。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的理论其实已经向结构主义前进了一大步。

我无意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倾向进行什么批评。坦城地说它也无需批评。正如马克思对历史的态度一样，人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性，人本主义尤其是以主体性方式顽强表现自我的人本主义已经被多尔迈的《主体性的黄昏》宣判了死刑。在文本的世界中，对无时间性意识的超越比什么都快，今天世界的舞台正在导演着一幕幕新的剧目。我们下一个内容就是要看看今天谁在表演。当然，我主要是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本化的路途。但是，在此之前，一定要知道世界上谁在说话，说些什么。

三、今天的舞台

论及今天马克思主义解读的舞台不能不提及一个伟大的序幕，那就是风麾西方的结构主义运动。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前期的福柯这十几个著作家以批判占有性个体主义为己任，他们在人本主义的极端代表——存在主义和解构人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之间既进行了巴歇拉尔式的认识论断裂又进行了思想范式更迭之间的联系与衔接。正是结构主义给主体性找到了归宿。不过在给人本主义的疯狂划句号之前，我们看到在人本主义阵营中走出来的海洛——庞蒂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的阿多尔诺，尽管他们并未构造出结构主义的模本来，但对人本主义或称极端主体性哲学的批判都是捷足先登。他们的作用应该说比那些与人本主义对立的科学主义者似乎更大。多尔迈在其《主体性的黄昏》中对此有非常中肯的评价：“在后来的著作中，梅洛—庞蒂以逐渐增强的努力，去抛弃自己的主体论和人类中心论倾向，但没有陷入具体化或反人道的客观主义。他最后的重要著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在重谈知觉问题时，他不是将知觉经验表述为自我包容的主体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对抗，而是表述为一种复杂的连接关系，一种‘观看者’与‘可见的’世界的彼此进入。正如他指出的，主体与客体、我思与被思者(coqitatum)的并列，‘并没有包括我们与世界之交流的全部，甚至没有包括基本的交流’，而只是基于‘一种更弱的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总是在反映返回干涉时，就已经完成了。’……不强调认识主体性并不意味着鼓励‘观看者’与观看到的现象合并起来。……我们周围的可见物似乎是自在的，我们的视觉似乎是形成于可见物的实质之上，或者说，似乎在我们与它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大海与海滩的关系一样密切关系。我们不能与它混为一谈，它也不能转变成我们……”。（注：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第46-47页。）从笛卡尔以来的认识主体性与在客体对立中的优先地位在梅洛—庞蒂的笔下终于被剥夺了发号施令的权利。

如果说梅洛—庞蒂对主体性进行了认识论批判，那么阿多尔诺则从认识论批判发展到一种“政治学”批判。“主体——本身纯粹受限制的要素——被这种形而上学永远锁闭在它的自我中，为了惩罚主体的神化。主体好像通过堡垒墙上的liào＠①望孔来注视夜空，期待观念或存在之星升起。然而，正是主体周围的堡垒墙把它的影子投射到主体祈求的东西上：主体的哲学无力与之斗争的那种物化的影子”。（注：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第137页。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主体神化自己之后它同时了也成了这种神话的俘虏，“主体性的第一性是达尔文生存斗争的一种精神化的继续。……当主体断言自身是万物的培根式的主人并最终是万物的唯心主义创造者时，它便把一种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带进了这种幻想。主体的统治的实施使它成了它认为它统治着的东西的一部分，臣服于黑格尔的主人。主体显示了它在毁灭客体时又完全隶属于客体。主体所做的事情是主体误以为在自己的魔法下所捉住的东西的魔法。主体孤注一掷的自我拔高是它对自身无能的体验的反应，这种体验阻碍着自我反思。绝对的意识是无意识。”（注：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第177页。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引证梅洛—庞蒂和阿多尔诺地论述，就是因为他们来自于人本主义或主体性哲学的故乡，在一种怀乡情绪和离乡情绪的张力之中反思这种哲学的起源与归宿，反思它那无根基的根基。但是，这种反思性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人本主义与主体性的大厦。结构主义从它自身的需要出发，在独木难支的人本主义与主体性大厦的旁边盖起了一座包罗万象、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人们不再光顾那个假货、水货充塞的老店。这就是人本主义覆灭的历史经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遭到同样的命运。结构主义者除了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以最后一章的篇幅批驳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之外，其他结构主义者都是埋头于自身的结构主义建设。才华横溢的巴尔特在几乎世界上每一项事物中都找到了类似于索绪尔语言学的共时性的结构段原则。思想深邃的拉康在潜意识层次中确定了绝对无主体的语言结构，这是个只需要存在性的论证就带有真理性论证的话题。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利科、图南、阿尔都塞以及福柯等把索绪尔的共时性原则搞得沸沸扬扬。充塞哲学、文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论坛上的结构主义文本完全使人坚信本体论是一个不需人本主义和主体性的自我构造、自我完善的伟大事业，人只是“事物的程序”中结构化单元节点上的一个棋子。用人本的方式解释历史不仅徒劳而且有害，人一旦成为自己制造的神话的信徒他就会以神的名义欺诈他人、欺诈自然和欺诈自己，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所阐释的那样，启蒙运动把虚假主体性制造出来，膨胀的主体以堂而皇之的理由制造了20世纪的二大灾难。人本主义与其变种主体性的哲学不仅步入黄昏更是走向灭亡。

结构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自我中心的过程中可谓功劳显赫。但是，它的方法论在索绪尔的时代就已经定型了，即一种抽空时间性的技巧，或称时间的空间化，凝固历史或放逐历史的思维手术。过去的确以喷注的形式溶入现在之中，但我们仍可以在共时的画面中区分出时间的厚度，世界可能不会有完整的历史，但历史学不停地制造历史性。因此，就在结构主义刚刚迈入巅峰之后，随即就被人们看清了它的弱点。结构把主体中心性的先验图式自觉地去掉了，但结构还是要重新酿出中心来，也会自然排好它自己的层次。因此，结构的实践性还会制造新的暴力中心和权力统治，福柯后期的著作正是在揭露这一事实。德里达则用最简捷的方式阐明了其中的哲学本质：一切在场性都会给世界套上枷锁。永恒的和先验的主体性作为一种在场必须打破，然而主体性在历史之中形成的历史性却以不在场的形式发挥作用。结构的自身否定即解构永远把中心和边缘、高层和低层变成一种相互替代和轮流坐桩的游戏。看来人们到了今天才看清了世界的真实性埋藏在世界的“虚假性”中，世界不是贝克莱没有踢到的石头堆砌起来的房屋，世界也不是人们理解的那个摆在现实之中的图纸，世界更不是人们心灵深入对已往事件的记忆，世界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历史和结构之上凸显出来。“超越历史和结构”就是今天的舞台正在上演的剧目。

超越历史与结构不应该将其界定为今天的专用和独占，在历史上这种尝试久已有之，只是说未必那么自觉，或者说只有思辩的机敏，未必有文献的积淀。维柯的思想就有这种特点。维柯的《新科学》的英译者评述中写道：“《新科学》象一切科学一样，必须从题材内容开始处开始。但是它的题材内容都是创立制度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和各种制度的最初起源同时开始的（那时人类首先‘以人的方式进行思维’）”。（注：维柯，《新科学》，“英译者引论”，第42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也在文献并不丰富的情况下萌生了这种智慧，“正如罗森塔尔又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蕴涵着历史同每一个资本增殖的新举动一起重演自身。罗森塔尔写道，‘逻辑分析’的范围，‘同时是历史分析’的范围。‘后者仅作为前者的对立而出现’。换言之，虽然以一个充分中介的方式，但逻辑的东西历史的东西相一致。”（注：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第88页，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这方面的典范，因为马克思并不是把资本看成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显见是一种凸显和对历史与结的超越。效仿马克思、追踪马克思、解读马克思，在场的方式都不再灵验了，以不在场的中介方式构成了一股新的潮流，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文本世界中的污泥浊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哈贝马斯、吉登斯、布尔迪厄。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不是给这个学派敲响丧钟最低也是划上句号。阿多尔诺的后期著作已离法兰克福的宗旨甚远。而哈贝马斯的思想的确和对社会与现实的批判不可同日而语，他更多的是建设，建设一个普遍语用学的中介之网。语用学是奥斯汀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语言学的新分支，它是指在语言交际和语言的文本之中体现的规范言说者和听语者的原则和程序。它的哲学含义就在于凸显在言说者和听话者之上的语言实际材料是语言的结构和语言应用的历史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不是主体性的一统天下，主体性只是在言说者和听话者那里被意图囚禁的狭小空间，也不是语言结构的空间化脚本，使我们成功交际的规则和程序既在我们的主体性里又在语言的结构的可容性空间里。这才是语言在现实之中成为现实的那种势能和潜能。哈贝马斯不愧为一个具有哲学慧眼和审时度势的战略家，他一眼便看穿了，语用学恰恰是超越历史与结构的一种新的能源和新的动力机制。就到今天仍然有相当多的语言学家仍然不懂语用学的哲学真谛。

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将语用学泛化和升华为一种哲学理论。他看清了交互主体性就类似于语用学的规则那样把我们的经验客观化了，但决不是僵固化了，世界的实质和世界进化的实质表现在一种类似于语用学的言语经验客观化那样的东西，即普遍语用学。对此，哈贝马斯评论道：“有能力言说者的规则意识是作为某种评价机制发挥着功能，对句子的合语法性的评价就是如此。重建性理解不同于关于内容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指向任何一种谓语），它只能诉诸被有能力主体自身刻意完成的符号化客体。这样，如像句法理论、命题逻辑、科学理论以及伦理学等等，皆分别开始于句法学意义上无可指摘的语句、正确形成的命题、已经确证的理论，还涉及规范冲突的道德上无可非议的解决，以便重建这类规则，上述构成物才能被创制出来。在普遍一有效的要求（句子的会语法性、陈述的连贯性、假说的真理性、行为规范的正确性）构成直觉性评价的基础上这种意义上……重建活动乃是与某种一般的前理论认识、与一种普遍化潜能相联系。当被重建的前理论认识表达出某种普遍能力，表达出某种一般认知的、语言的、相互作用的资质（或子资质）时，那种以意义解释为起始的工作，就将以类资质(speciescompetences)的重建为目标了。在范围与性质上，这种重建可与一般性理论相比较。”（注：于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4-15页。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这一大段话准确地阐释了普遍语用学的实质与目标。重建包括交往者在内的包含经验客体化规则的类资质，这就是普遍语用学的胃口。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种把基本的心理概念和基本的社会经济概念混淆起来说明独立存在的自我和解放自我的社会统一和融合的趋向在哈贝马斯这里已荡然无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哈贝马斯不再关心个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密切相关性，而是他换了一种整体性范式，换了一种“灵魂”，抛弃了“在场”才是文本的解放、自我的解放和世界的解放。哈贝马斯通过生活世界合理化使两者不再是誓不再立的冤家对头。他认为，进一步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属于现代化过程的出发点条件。货币和权力必须作为媒体与生活世界相联系，就是说，可以与积极法律的手段机制化。这多少带有点理想色彩的观点虽有些乌托邦之嫌但的确是看到了只有货币和权力作为一种凸显形式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而不是抱在少数人手里，生活世界（个性结构）才会和体系世界（社会结构）产生最大的交集。

吉登斯在社会学内的耕耘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但却始终恪守着一个统一的线索，那就是循着马克思的历史轨迹，自觉地探索超越历史和结构的二元对立。他站在哲学的高起点上来思索社会学问题。首先，他实实在在地看清了历史和结构的对立其实是时间与空间的对立，正如世界不能光有时间也不能光有空间一样，历史与结构缺一不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历史与结构相互作用的方式。其次，他充分理解20世纪哲学的最重大突破——即实体化或在场形而上学对思想的封闭和歪曲，以不在场的凸显形式来建构他的社会学理论。第三，他把还原论借来阐明实体化的事物在哲学上平权的还原，既不是将事物原子化，也不是将系统元素化，而是把一切实体化事物均看成处在一个巨大棋盘上的平权的棋子。正因为如此，吉登斯在他的结构化社会学中熔历史与结构于一炉，对这个世纪性难题提出了经验性和理论性相结合的英格兰解法，在客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均有不朽的建树。

在客观的尺度上他以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新内涵重新定义了历史，以及历史与结构的作用方式。“时间是一种‘存现’(presencing)而非‘现在’的继替。这是海德格尔修改奥古斯汀的杰作。”“因为过去附着在图式之中成为了影响未来的中介”。而当时间作用于个体时，则是“知觉图式是以神经为基础的框架图式，持续不断地塑造着经验时间性。”（注：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114-116页。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空间在吉登斯看来也不是一种实体化的事物，它和时间构成的时间地理学随时随地改变着空间的属性。从而在理论的纵深剖面上揭示了把结构实体化的危害，结构实体化的错误倾向则是上一代社会学家的通病，孔德、韦伯、迪尔凯姆、帕森斯……等等。在此基础上，吉登斯再来阐明历史与结构的关系时便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了。历史是事件通过能动作用和结构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结构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跨越广袤时空的制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结构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历史性，“只有在现代西方，‘历史’才成为‘历史性’，就是说，对历史进行控制性的反思以造就改变历史的手段。”（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56页。三联书店，1998。）而社会行为的反思性监控是社会系统的各种结构性特征所展示的‘真实性’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和后者没多大关系的边缘问题或附加问题。社会的反思性监控就是在三个层次上形成一种反馈的回路，这三个层次即话语意识、实践意识、无意识的动机／认知，反思性的精神活动在三个层次上的统一就给历史性提供了真实性的条件，历史和结构也就不再对立。

在中观的层次上吉登斯确定了凸显性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凸显即在历史与结构之上的不在场的规则运作。暴力型权力的弱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权力的转移归根结底决定于社会结构的非实体化因素的作用。其中最首要的是货币给近代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货币首先是贮存和转化资源的手段，用我的话来说，货币是扩张的手段、时一空伸延的手段，因而也就是权力工具。……在货币推动的可算计性与它对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情境的超越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56-157页。三联书店，1998。）这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揭示货币型权力比暴力型权力更有效的内在原因，它可以超越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情境，它可以用不在场的方式实施支配性权力，它可以给被支配者装上自觉的程序。这是暴力型权力绝对不俱备的。这第二点与前文所述关联甚大，就是支配权力由暴力所有者让渡给货币所有者。工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并非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动力传动的机器，而是工厂的所有权、生产工具、能源和原材料集中到企业主手中。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相应发生，而这两点足能说明吉登斯社会学理论中超越历史与结构二元性的成功尝试。

在微观层次上，吉登斯突破了笛卡尔以来一直在个体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身一心二元性的惯习，探索了现代性与自我之间的有序组合。在西方文明之中，阐明身体的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吉登斯看来，“与自我一样，身体变成了一个互动、占有与再占有以及将反思性的组织过程与系统化的有序的专家知识联结起来的场所。就其反思性重构的状况来说，身体本身已获得了解效。一旦思想成为灵魂的居所，所以作为黑暗与不正当需要核心的身体就会完全成为受高度现代性势力持续不断加以加工的东西”。（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56页。）身体成为名符其实的解放政治的场所。这和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不过各自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去审视这个最不该让人遗忘而又长期被人遗忘的角落。人类文明的向量的各个维度均蕴含在广义的身体之中。人对自己的创造就发生在这里。

显而易见，这绝非马克思具体研究的领域，但却是马克思的原则可以具体指导的研究领域。人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历史性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马克思留给后人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均能在这里派上用场，甚至是最高指导原则。吉登斯社会学中的人有四个精神向量的维度，存在、语言、身体（狭义的）、自我。存在对应于社会学中的概念是本体安全感，人决定自己行为的动力机制。语言则是人的内在公共性，即和公共性相通但又内在于人的符号体系。身体是人在场的时空边界和在世的行动工具。自我则包含着主我和宾我的互动和统一，反思性监控的主我与被反思性监控的宾我永远是自我可以随时互相换位的两个方面。这样，人就总是体现在社会关系的综合作用中。社会关系当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化的结构，还是一种注入今天的历史。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对个人自主性、自我界定、真实的生活或个人完善的需求，都转变成了占有和消费市场所提供商品的需求……人就在当代史中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历史性。

如果说吉登斯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循环中让我们在历史与结构的时代交融中充分领略了马克思的思想丰采的话，那也仅仅是步入巅峰之前的一个迷人的景点，制高点已在可即之中。让我们期待的主角带领我们去欣赏那更惊险、更壮美的马克思的精神魅力创造的无限风光。这个主角就是当代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

布尔迪厄遵循马克思的思想路线，请看他的宣言：“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33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在这样理解的现实和世界之中，人是什么？布尔迪厄做出了最有人性同时又最有社会性的天才回答：“正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所写的：‘并非当我们更个体化时，我们就更具个性……个性的本质特征正是我们身上的社会部分’。‘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84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致力于将马克思人本化的人应该在这有力的批判和精辟的论证面前自渐形秽了吧？！

马克思在论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若干著述中，渗透着这样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在历史与逻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种直接性的幻梦只能是思想带来莫明其妙的障碍。我们只能在一个更大的领域或者说（用修辞优美的话语）在一个更大的王国中给历史和逻辑以安身立命的机会。这样，“正在理解着的思维”不是“现实的人”，“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不］“是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只有在被中介化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和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布尔迪厄构造和娴熟地使用了诸如“场域”，“惯习”、“资本”、“实践感”等等核心概念，把世界进行了中介化处理。

何谓“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与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架(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的对应关系，等等）。”（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33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因此，“……有多少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就是说每一个场域都同时预设和产生着某种特定的利益形式，与具有其他交换媒介形式的场域不可完全通约。……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它们。而这些利益形式和幻象，也就是人们对游戏中彼此争夺的目标的价值心昭不宣的认可，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实际把握。”（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59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场域作为关系的网络或构架，只能在历史中形成，因为关系从来就是历史的，是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历史的改变当然也带来场域的改变。而场域同时还是结构的，关系编织的网络由其节点标示其结构，节点与节点的关系又凸显示出结构方式。由于它在历史中形成，在历史中演变，它自然又是解构的，一种平面化和去中心的过程。场域在整体大于部分的和这个意义上生产利益、生产资本，它对关系的支配与组织提供了行动者运动自身以便和他人发生关系的原则和秩序，这便是游戏的隐喻。使游戏维持自身的生命的能源和动力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获胜即获得的东西，它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资本经过这种泛化的处理，它也即获胜又获得了深刻而又普遍的解释：“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些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35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当使用场域的理论和场域生产资本的解释消解了历史与结构的二元对立之后，也就消解了一切二元对立，“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人能动性，这些对立都是虚幻的，每一组对立中的双方都彼此强化。”（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0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一切建筑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理论也同样在场域之中被彻底消解了。

何谓惯习？一言以蔽之，“我们提惯习，就是认为所谓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整体的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70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具有次级客观性的结构（即惯习）就是具有初级客观性的结构在自体层面上的体现，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对客观结构的分析将扩展到对主观性情倾向的分析，从而消解了一般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设置的虚假对立。”（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3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于是，主观性、主体性、类的人、本真性、异化之类人本主义的观念均在这里折戟沉沙。所有主观的东西，所有属于个体的东西，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是场域创造出来的东西，人们的资本可能有多有少，人的教养可能有大有少，人的性情可能有好有坏，然而，一个时代的性情倾向和人们崇尚的人性价值是潜在的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因为，“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历史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这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于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当然，社会科学的对象就是惯习和场域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即社会实践和社会表象，或者在被感动、被评价的那些现实形式中展现自身的场域。”（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71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当我们充分揭示了场域和惯习的内涵与其之间的关系之后，再来理解实践作为一种本体论方式甚至是一种本体论承诺就决不会感到有任何晦涩生硬的感觉。“社会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体（或意识）与一个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建构的知觉与评判原则（即惯习）与决定惯习的世界之间的‘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complicity)一或一如布尔迪迪厄晚近指出的所谓相互‘占有’。‘实践感’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在我们设想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那种社会感受性就已经引导我们的行动。通过自发地预见所在世界的内在倾向，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而加以构建。”（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22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实践是个结构的概念，实践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实践更是一个超越历史和结构的概念，从我们的行为特征来看它在时间之中，从我们的判别模式来看它又在时间之前，它有意义是因为它使世界有意义，而世界有意义则是因为它有意义。这种复杂的本体论契合关系既在此在的时间性中又不在此在的时间性中，具体一点说，即“时间产生于行为或思想的实现过程中，而所谓实现过程，则是指现时化(presentification)和去现时化(de-presentification)的结合，在常识语言中，这就是所谓的‘时间流逝’。……实践活动是一种时间化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行动者通过组织调动过去经历的实践，对以客观潜在性状态深藏在现有事物中的未来进行实践预期，实现了对直接现实的超越。由于作为过去产物的惯习，以实践的方式指涉蕴含在过去中的未来，所以，在惯习借以实现自身的行为，它同时使自身时间化了。”（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183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这就是实践本体论的清醒认识和精辟解释，它不是葛兰西的“阵地战”，而是真正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

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舞台肯定比这还要精彩，还要丰富。但我这里提供的肯定是条主线，是个框架，特别是代表时代前沿和方向的脉络。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成果之一就是清算了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传统，而最大的二元对立末过于历史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它体现在哲学方法论原则之间的对立上，如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表现在某一哲学流派内部观点的对立上，如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证伪主义的对立。至于说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身体与心灵、社会与心理、个体与社会……等等都是历史与结构二元对立的衍生物。因此，谁能构造出一个可以消解历史与结构的二元对立的理论体系，谁就是文本世界的赢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同时，只要把握了这条主线，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谬误已不足挂齿了，它的苍白与渺小在拉康的“镜象效应”下会显露得充分无遗。

四、我们的《学术人》为谁又为什么？

《学术人》是布尔迪厄一部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我们的真正的《学术人》肯定还没有诞生，但是，我们也的确有不少哲学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本。当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文本的世界，我们的文本还在直接性和现实化的包围之中。然而，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不得不使我们惊诧，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社会重心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韦伯、迪尔凯姆、马克思各自为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向度。应该说，我们国家这20年真正走在了马克思提供的向度上。这个向度离人本主义相距甚远。而我们学人为哲学的人本化颇为卖力地奋斗。说这是现实的世界把它的触角伸向我们的学坛，肯定说不过去。在世界范围内，人本主义的趋势早已被扼止，结构主义崛起的时代距今已有40年。无论是单一的历史主义倾向还是偏狭的结构主义倾向都已成昨日黄花。现实的世界和文本的世界皆已没有人本主义的氛围，那么，为什么人本主义在我们这里还是那样风头强劲？甚至有些解读哈贝马斯的文本也是人本主义的腔调。如果说社会学作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具有其合理性的话，那是因为主体不能把握其行为的总体意义，把这个总体作为意识的直接材料。他们的行动所包含的意义，总是超出他们的所知所感。人们应该帮助哲学，哲学亦应帮助自己，摆脱深深隐藏在哲学遗产中的无思。

上文中我们介绍了布尔迪厄社会学中“实践”这一向度，我们尚没有谈及“反思”这一向度，正是《实践与反思》构成他社会学的两个维度。反思性概念的范围包括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叙述或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反思的方法论原则也并不复杂：构成我们建构社会世界的根基的各种知觉图式与评判图式，是某种集体性的历史努力的产物，但这些努力的基础正是那个世界自身的各种结构：作为历史建构的，已被塑造的结构。我们的思维范畴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活动中的确发挥了作用，但只是在它们与既存结构相对应的限度内发挥作用。除了反思社会学的方法之外，我还想用一点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方法，如社会潜意识、社会性格、社会过滤器等。我在评述弗洛姆时已留下伏笔，即肯定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不过心理的东西总是缺乏点深度，我只能拿其作为过渡而已。

在分析中国特色的人本主义场域和人本主义惯习之前，先看看西方人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也许不无禅益。只有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才能理解我们的人本主义追求最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对西方人本主义追根溯源肯定会找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的先哲。但这除了具有考释学的意义之外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西方人本主义的真正发源地应该是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人在人文研究中的地位，人主要是以宾我的形式出发的。其方法布克哈特说得一清二楚：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的同步原则。这样，人自己发现了发现自然需要人。这就是人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理性起点。人从宾我的地位跃居自我的地位最不该遗忘当然是笛卡尔，是他给人、人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确定了认识论音符。这虽然和他的认识论革命一脉相承，发现主体性是其副产品，而主体性的认识论前提却永远带有单子式的身份，“我思故我在”，“我思”是“我在”的预设条件，这里的先验性或公理性是“我思”，我思使我遭遇到作为一个灵与肉统一的自我。认识论中的自我确定使我们坚定不移地以自我作为理解世界的出发点。这是胡塞尔构造现象学的哲学基础。“在这个世界中，我发现了我自己，而且这个世界也是我的在我周围的世界。”胡塞尔如是说。“身体处于社会世界之中，而社会世界又处于身体之中。”“所谓内在的与所谓外在的全然不可分割。世界完全是内在的，而我又完全外在于我自身。”梅洛—庞蒂如是说。这种人本主义使世界单子式的分裂。正如莱布尼茨对单子的哲学阐述所说的那样，单子没有向世界开启的窗户，但单子却可以和世界同构。这种主体性的雄心壮志可能纯粹由精神的力量迈开它的步伐，而在它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理性的介入完全使它改变了初始的性质，正如阿多尔诺所说，“在根本上说，‘精神’对其确定优势的怀疑不纯是精神性的而且也能以它所控制的物质力量作为其最后的手段。”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技术理性的演变史，它证明先验的主体性和意识的纯粹性只能是人自己制造的神话，而人又是这神话的信徒。“与唯心主义学说许多世纪耒一直主张的相反，主体在很大程度并不是客体的源泉，而无宁相反，客体是主体的源泉。”（注：以上胡塞尔、梅洛—庞蒂、阿多尔诺的话均引自(26)第一章。）这种精神的伪装一方面使人类在为自身的目的去征服自然时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从而在深层上破坏了交互主体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主体性在社会的层面上又演化成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交互主体性成了相互仇视的自我需要。西方以主体性为标志的人本主义虽然已被证明它游祟做恶，但是这种认识论的主体却永久地被监禁在它的自我之中。

自古以来，中国便不乏人本主义，虽然我们的确缺乏主体性。但是，主体性不是几个哲学工作者呼之即出的东西。我们缺乏主体是因为我们的人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论的女神呵护，而是它刚离开襁褓就遇到了伦理的（而不是伦理学的）恶魔。中国文化没有从人本主义中缔造出主体性来是因为我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场域中由惯习的作用早已由官本主义取而代之。下文的分析就是要揭穿这种红盖头下面并非新娘的戏法。

中国先哲的人本主义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同类相亲。即“人与人同”的类意识，如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下》）“彼大夫也，我大夫也，吾何彼哉？”（《孟子·滕文公上》）二是仁学为本。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准则中包含着人本主义思想。如马振峰先生的总结：（一）忠、恕，“老子之道，忠恕而已”。（二）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三）恭、敬、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仁这种伦理思想的产生是由于“性相近”，因此，要“能近取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三是天生良知。人心天生俱备“良知”、“良能”，因此，“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另外，中国文化中也不乏民本的思想，如“《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苟子·王制》中有“使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角，水则覆舟。”这些思想都很美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场域中它们将发生质的变化。

儒家乃至中国社会皆重视五伦观念。五伦来自五教、五品。《尧典》记载舜命契担任司徒之官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左传》文公18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文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这里后说的五品，五教纯属血缘关系，这是中国社会家庭本位的起源的自然化过程。孟子所说的五伦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孟子在他的五伦之中加上了三种非血缘关系，这就从人的自然化过渡到社会的自然化，即把社会关系变成一种无法更改的自然关系。家庭本位泛化到了整个社会。汉代的董仲舒又将五伦变成了三种主要的人伦关系，并规定了主从位置，即所谓“三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的“君为臣纲”当然可以泛化为上下级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场域，它有其特定的资本类型，即二元对立之中的那个“纲”的位置。“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压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这种场域的二元结构抵消了所有人本主义的幻象。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维持这种“三纲”的二元结构既是使主导一方获支配的资本，同时也使屈从一方获得安全，即两者的本体安全感依赖于同一个结构。这样被支配的一方更依赖于这种支配关系。于是，产生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几乎总是在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中，才产生了支配的效果。……社会行动者往往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并觉得它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们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正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恰恰基于上述这样的事实，社会行动者持有一套基本的、前反思性的假定。”（注：皮埃尔·布迪厄、康华德，《实践与反思》，第221页。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按着这种符号暴力的规则来衡量，中国人的?社会世界是从家庭方式结构起来的，家庭既可无限上溯又可无限下延的绵延不断的格局，使每一个人在符号暴力中既是支配者又是被支配者，这是一个生产自然人而不是生产自我的机制，每一个自然人只是符号暴力的符号。因此，传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传统从来就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迷：为什么中国社会以主从二元结构搭建起来而先哲们却崇尚中庸的思想？这是个至今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而在反思社会学的框架内这是个哲学的小儿科常识。“中”在小学中意为“中正”、“正道”等等。孔子用“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和“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来解释“中”。孟子用“教”作比喻。《论语·尧白》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久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也的确做到了“执其中”。“庸”则指“常”、“和”等义。《中庸》一书将它上升到本体论地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结合中国文化的五伦观念，中庸仍不失为一个伦理范畴。因而，这是中国哲学的一种独特的伦理本体化方式。

我们把中庸放在反思社会学的天平上，就不难发现，它实实在在地是中国人的惯习，它和二元对立的场域结构相互配合，维持着中国文明的历史延革。它是中国人内在的前反思的行为准则，一种彻头彻尾社会化的主观性。它究竟在我们的心灵里“中和”着什么？只要我们联系符号暴力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悖论性的结合，答案已一目了然：它平衡着每一个中国人既支配又被支配的内在矛盾。要想做到这一点，还要看在场域中获得多少搛钱的资本，这个资本的类型就是二元对立中的主导一方，对应于社会世界里的角色，那就是握有一定权柄的官吏。至此，中国的人本主义经伦理本体化构成社会的独特场域，场域形塑着惯习——中庸之道，维系“中庸”的验方要使自己属于二元对立的主导一方，社会上的主导者即官吏。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由人本变成官本的逻辑过程。

我们的确该想想人本主义者弗洛姆了。弗洛姆那些充满心理学色彩的术语似乎更为我们所熟识。我们的社会性格就是那种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二元性和二元化的充分表演，我们民族中那种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咄咄惯习，官场上的帕森斯效应——即掌权者选择弱者充当下属使官僚素质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知行脱节，原则只对他人总把自己当特例的思想方法，不正是这种社会性格的真实写照吗？我们的社会潜意识是我们追逐社会场域中那种资本优势的地位的强烈欲望，它被我们的社会过滤器牢牢地把守在意识之外。我们的社会过滤器包括二元性的语言——文白二元的语体特征，阻碍着我们内在欲望的外在表达；我们的逻辑是严格的超协调的，即允许相互冲突的命题存在（如孔子的论述中既有民本的思想又有愚民的思想），从而造成了一种局部有理的假象。至于说到社会禁忌，我们有一部专门讨论和规定礼仪的书（即《礼记》），让我们掩盖我们的欲望。而科举制度则是一部最大的社会禁忌的机器，它让人们只有一种利益追求，即取仕。于是，我们的潜意识之中压抑着一个永恒发挥作用的最大欲望，即走上官僚升迁的阶梯。知识分子的官僚化恰恰是这种社会潜意识的真实文本。“内圣外王”则是少有的暴露社会潜意识的语汇。魏斐德在其《历史与意志》中揭示出象王阳明这样的人呼唤良知其实只是让自己走上仕途的高位，这和今天呼唤主体只是自己想成为主体可按同一方式理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认识论的主体性，因此我们亦没有认识论，甚至我们没有生产创新知识的机制，但我们却不乏生产知识贵族的机制。知识贵族并没有自身繁殖的能力，归根结底还是场域和惯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的解放不是解放人，因为人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没有出生，只是解放我们生育人的社会机制，即解放我们的结构；缔造我们的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场域，也许这还很遥远，但它的指针定位肯定是正确的。

五、并非题外的话：走出二元化的文化牢笼

一切人本主义的视点都以二元论作为它的永不可更改的基石。这是因为人本主义必须分裂为一个个活灵活现完全外在又自我封闭完全内在的人。心理学关于疼痛的不可客观化现象告诉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休谟的不可知论也暗示着人本主义必须在个体的层次上成为认识论问题。只有在世界元素（个体）、社会与成员、自我与他者，甚至在自我之中也要区分自为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等才能使这种理论的图纸合乎理性的逻辑。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皆是在这种预设条件下完成其体系的建构的。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最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是认识论人本主义，它以认识论上的二元性为前提。认识论二元性必然以本体论的一元论来作为它的视界和视野，它要让自我与他者面对同一个世界。因此，从认识论出发的二元性不可能变成二元化。也许这就是西方的人本主义二元性并不怎么可怕的根本原因。相形之下，中国文化中的二元性是一种本体论上的二元性。理解这种本体论二元性并不困难，只要我们有一点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的常识，就能真正弄懂、弄通本体论二元性的实质。

黑格尔精心定义了两个概念：自在与实在。我们必须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时间划分为自在之物的世界和实在之物的世界。自在之物是那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事物，它是自身生存的依据，它无需借助于外在性和外在化便能生存。在认识论上它们是被给予的，因而，没有发生学问题。我们的宇宙肯定是这种自在之物，不用说哲学，连科学也必须承认宇宙的自在地位。我们人类自身肯定也是自在之物，我们的内在必然性纯然是被给予的。柏格森在其《创造进化论》中反复说明本能是一种自在之物，它真正体现生命的底蕴。海德格尔的此在——即一种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存在，也是一种自在之物。

实在之物则是指进入了一种社会化的场域，获得了系统性生存权的事物。实在之物被组织进各种关系之中，它的本质是它自身和各种关系的凸显，因此，它并不具有必然性。它改变自己同时就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改变。这样，它就不会有终极性，而同时又不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只是永恒地荒谬地重复着同一个事物。它是一种有限性，并以有限性也指示出自己是自由的。在黑格尔的笔下，自我在反思自身回到出发点之前便是一种实在之物，它存在着，但并不追求自在必然性，它将自身投射出去，在投射的过程中由他者和他物来确定自己，甚至完全可能滞纳于他者与他物之间。当黑格尔将这种状态称为异化的时候，并不包括任何贬义和亵渎的意味。

自在之物的世界是一个必然性的世界，实在之物的世界是个可能性的世界。自在之物的世界和实在之物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形成两种不同的存在空间。

自在之物的世界小于实在之物的世界，这是个发展的空间。必然性小于可能性，或者说必然小于自由，实在之物大量涌现，可能性时刻突破必然性的束缚，来到关系之中，来到社会性之中。实在之物相互撞击、相互作用，相互斗争，从而产生出无限多种关系，无限多种事物。这便是有限创造无限的方式。这是个创造的世界，新生事物不断发现的世界，有产生于无的世界。

自在之物的世界大于实在之物的世界，这是个停滞的世界。实在之物的世界是自在之物的世界的真子集。实在之物的世界之外尚有许多自在的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事物，它们存在着，拼命去挣脱加于它们之上的锁链，但是，实在之物的世界的组织原则又没有给它们以实存的权利，而它们又必然来到这个世界。于是，它们便无法获得哲学上的、伦理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准生证，它们是计划之外的胎儿，一支游荡着不知在哪犯罪行凶的超生游击队。这就形成了文化的二元性。一旦把这种文化的二元性变成了一种结构，就成了文化的二元化。我们中国文化便是一种文化的二元化，二元化的文化。

然化的运作里，自然的秩序以在场的方式桎梏着人们，人一定要以在场的事物为其目标，目光短浅的近视眼只能把次终极关怀的东西树立为自己的目标。因此，中国人的阳具崇拜只能永远受压抑，不可能找到渲泄的机会。中国人创造的自在之物的世界比其所拥有的实在之物的世界最低要多一个阳具崇拜意识，它时时刻刻想挣脱束缚进入实在之物的世界。这种抗争屡屡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它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式，改变自己的策略。

拉康关于潜意识具有语言的形式为我们认识阳具崇拜的符号特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工具。阳具崇拜自发地产生于儿童心理成长的某一时期，因此，它具有自我中心性的一切形态。关于自我中心性的心理特征，皮亚杰在其儿童心理学中有充分的揭示。儿童以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虚假的主我占据着所有语句的主语位置，这和哲学中没有主体的主体性几乎天衣无缝化吻合。以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自我中心形式渲泄积压在潜意识中的生命冲动或称里比多，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涯里，毫无疑义，其实是一种阳具崇拜症的变种或翻版。远的不说，翻开近代中国史，我们就会看到，阳具崇拜一次又一次争取进入实存世界，一次又一次失败，诸如，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戊戍变法，甚至“五四”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运动，几乎都是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自我中心主义泛滥。而在哲学中，最典型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读。在中国文化中，二元化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和实在之物的世界分庭抗理，人作为一种真正的自在之物，被实在之物的标尺卡下了他最可贵最本质的特征，人只是现实世界的符号化标本，换句话说，人根本就没有出生。在一个没有人的文化氛围中，人本主义从何谈起？

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二元化的文化误区。在二元化的文化环境中，所有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进步的话语和行为都在深层之中，在潜意识的领域里表现为自在之物争取生存的权利，这其中无论有多么巨大的能量和冲击力，都离不开其固有的自在的原始形态和野蛮属性，都是在场的一种枷锁。尤其是自在与实在的二元对立必将变为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文化的暴政必将变成政治上的暴政。二元对立的双方可能在位置上互换，但暴政的本质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鼓吹者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在极力鼓吹人本主义的时期正是世界上人本主义思潮穷途末路之时，主体性已迎来它的黄昏，然而，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却越刮越强劲。这一方面标志着它纯然是中国人内在的自在之物在争取生存的权力，另一方面亦是想在二元对立的位置上进行角色互换。人本主义在中国并没有生产出相应的知识，只是生产了一些知识贵族。这是中国文化的二元化的必然产物。

走出二元化的文化牢笼，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自在之物的世界和实在之物的世界重叠，让一切自在之物获得实存的权力。这就需要在自在之物的世界和实存之物的世界之上凸显出一个更高层次、更大内涵而又不在场的世界，它既是结构的又是历史的，它是结构中蕴含的历史性，又是历史的进程中实现的结构。让自在之物的世界创造出无限多的异质性，让实在之物的世界为全人类的多样性提供生存的空间。让我们的真实世界彻底的平面化，让一切皆成为在规则指导之下平等游戏的棋子，体现多种多样关系的规则在历史和结构的相互作用下既不断发展又相对稳定，结构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把人的本质彻底显现为既内在又外在的创新。人本主义自然没有立锥之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他理论体系的异在和自身的异在再也不会受各种各样方法论的束缚，它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永恒地被新世界和新人类解读的永恒生发新义的文本。“意识形态”这个可恶的字眼将从人类的词典中永远消失。

人本化范文篇3

关键字：行政改革人本主义趋势

一、人本主义的含义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

人本化范文篇4

[关键词]人本原理管理原则人本管理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念，它强调的是人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学作用，进而强调要围绕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行管理活动，以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内容的人本管理是人本管理发展的新阶段，它通过采取有效的方法，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能力，从而实现能力价值的最大化。人本管理强调人的核心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领域的管理哲学和管理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本原理也将被赋予新的内容。

院校是个特定的社会组织，受国家和社会的委托，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教师的教育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主体，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以及对学校教育目标和教学规律的正确认识与科学态度，人是学校教育活动和学习活动的主体，教育者是人，受教育者也是人，学校一切活动都是由人而展开的，也是为人而开展的。因此，学校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人本原理是充分发挥师生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首先，院校是一个集体，需要团结协作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不论是院校还是任何团体，人本管理的内涵应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情感为纽带，建立相互尊重、理解、团结、协调、合作的人际关系，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动精神和责任感，促进他们素质、身心、能力、知识等方面发展和创造潜能的发挥；第二，处理好领导、部署主导的关系，在自觉自愿实现自主管理，创设和谐愉快、健康向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积极互动的教育管理氛围；第三，尊重每一个人，为他们搭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使具有各种差异的个体得到整体提高。

一、院校管理教育中应当遵循的几个原则

1.人本原则

人是第一资源，因此，一切管理都应该以做好师生的工作，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为根本。挖掘潜能、积极进取，创造一个使教师、学生热心工作，心情愉快，关系和谐的工作学习氛围，在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使个人价值得到发挥，这就是人本管理。

2.激励原则

满足师生的各种需求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仅仅满足物质需求是不够的。管理的主要任务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积极性的源泉是需要得到满足。因此，院校管理中不仅要满足大家的物质需要，还要满足大家的精神需要，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开展教育管理工作，这是激励原则的根本含义。

3.目标原则

现代管理心理学强调，目标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行为趋向目标，目标完成满足需要，然后又产生新的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掌握了这一规律，管理者就应对下属，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发掘人的潜能。

4.民主原则

主要特点之一是自主性，即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众作用，实行“群体决策”，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好地判断误差，综合大家的知识、信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方案，有利于找到满意的决策方案，从而更好地承担任务，通过集体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就能使确立的目标为大家接受，井为实现目标而自觉地、尽心尽力地工作。

二、工作中贯彻人本原则应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好需要

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大家的需求结构，尽可能地满足其合理需要，因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积极性的源泉，个体需要产生以后，井不一定都产生动机，但是人的需要是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其中有优势需要和非优势需要之分，而只有优势需要的满足才会转变为行为推动力。因此，要努力调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就必须能满足大家的优势需要当然，人的需要，有正当的需要，也有不正当的需要管理者对部署正当的需要尽可能去满足，对不正当的需要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批评教育。

2.实行民主，树立主人翁意识

管理的对象，是管理的主体，要保持同志式的合作关系，正确认识被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主人翁的地位。有重大决策，有权审议管理措施，有权监督领导，可以提出建议或批评意见。因此，建立民主管理体制，应广泛征求意见，有计划的执行实行民主检查，充分吸收反馈意见，对其执行的结果进行集中总结，从而充分利用大家群策群力地把单位管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要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合理组合，量才而用

对教师的管理的根本任务是选好人、用好人，调动人的积极性，要充分去了解，要能敏锐地发现人才，井做到才尽其用，避免大才小用或小材大用的失误。

4.协调好关系，处理矛盾，创造团队意识

人本化范文篇5

所谓的教学管理，其实就是一种对教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质量等的管理，教学管理中的“人本化”指的是在这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当中，以学生为根本出发点，事事考虑到学生的需求，重视学生的主体感受，明确学生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作为教学管理的终极目标，在教学管理的过程当中，教师只能作为一个“引导者”和“服务者”，以有效的引导学生主体性发展，为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人本化的教学管理和我国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差异非常大，前者是以学生为本位，而后者则以教师为本位，所以它们能够起到的教学管理效果也完全不一样，在素质教育和新课改下，我们必须要积极践行人本化的教学管理理念，使学生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发展。

2初中教学管理中的人本化措施

2．1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在我国传统的初中教学管理模式当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地位始终存在一个差级，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教师的地位始终要高于学生，这就非常容易给学生造成一种压迫感，不利于学生“本位”的确立。在人本化的教学管理中，教师必须要改变师生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师生关系。例如，教师应当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不论是学习中的事，还是学习外的事，都可以和学生一起探讨，让自己真正走进学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把自己当成朋友来对待，解除以往教师带给学生的压迫感。教学计划、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过程的制定，都可以征求学生的主体意愿，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并激发自身的能动性，积极、主动投入教学。

2．2明确学生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本化的教学管理，必须要明确学生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要制订完善的教学体制，要把学生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让学生能够在人本化的教学管理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学校以外的知识、自己想要的知识，能够满足初中生这个阶段的求知欲。人本化的教学能够注重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所以，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制订、实施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学计划。人本化的教学管理方式应打破传统，摒弃之前对于学生的评价依赖于成绩的高低，而是要注重学生创造力，做到真正以学生为主体。同时，还应当构建学生的自我管理体系，要让学生自己来进行自主学习、自我教育。教师要相信学生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潜质和能力，增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意识。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就是自己的管理者，自己要为自己负责，教师要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方法，让他们能够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之下，自己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技能，约束自身的学习思想、学习行为，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有效性，使学生获得主体性发展。

2．3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人本化教学管理的实施，应当有一套对应的制度作为支撑，否则的话“人本化”就可能成为空谈，并不能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发挥出效用。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必须要宽松，特别要考虑到初中学生的身心特点，不能过于压迫他们的天性，要让他们能够在人本化的教学管理下自由、健康的成长。教师还应当邀请学生加入到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作用，广泛征集学生的意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管理制度上尽量和和学生达成一致，并取得学生的同意，这样学生才会真正用心的遵守这些制度。

2．4完善对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教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教师必须要做到公正、全面，要重视过程评估与最终评估的结合，要体现出学生在各个层面的进步。首先，学校应坚持以人为本，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反对以分数评论师生的好坏，转而侧重对人格形成的关注；其次，要加强多元化的管理评估体系，数量与质量的有效结合，以及知识能力与人格塑造的配合发展；第三，教师要将过程评估与最终评估进行有效结合，不能单纯地重过程不看结果，或者只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的评估方式来进行不合理的评估，教师要集学生、教师本人和领导的评价来做最终的评判，真正做到学生和教师配合的完美结合，进而形成了和谐校园；最后，还要重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由于每个学生的成长经历、学习经历不同，所以他们在学习方面的基础能力也各有高低，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每一个学生，因为这样可能掩盖一部分学生的进步，这会严重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针对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使每一个学生的进步都能够得到体现，呵护每一个学生的内心感受，这样他们才会更加具有学习的动力与积极性。

3结语

人本化范文篇6

关键字：行政改革人本主义趋势

一、人本主义的含义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服务行政是人本主义在行政管理中贯彻落实的最好表达，因为服务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断去满足这种需求和利益。离开这个出发点，服务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讲，人本主义是服务行政的核心理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也将建立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选择目标。这就要求政府:首先是要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和传统的管制型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和施政原则，把实现公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和利益服务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把社会和公众作为服务对象，为社会服务。其次是政府权力要从无限转向有限。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必须仔细区分政府的权限，哪些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哪些市场需要管理的，哪些是需要社会管理的。政府必须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积极培育和健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使它们成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并向社会逐渐转移权力和放权，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最后是政府要调整管理方式和手段，适应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服务规则、管理方式、服务程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在具体服务规则方面，政府部门应注重提高服务效率，特别要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公开与透明，能够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管理方式方面，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应趋向于协商、解释、说服，注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服务程序方面，注意便捷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公民到政府机构办事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较好地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管理手段上，要放弃过去单一的命令式的管理手段，而代之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提供服务和法律保障。

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

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都将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行为和成效。“以人为本”己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上必然是服务行政。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应具有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本质是上是一致的。如何把这些理念和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以及政府改革、组织设计方案、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应该是新一轮行政改革必须考虑的。必须强化“以民为本”的意识，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设施等方面倡导人性化，突出公众的利益。要更新管理观念，倡导和树立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公开意识等。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download/zhaoruzhou.doc

人本化范文篇7

关键字：行政改革人本主义趋势

一、人本主义的含义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cn/download/zhaoruzhou.doc

人本化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相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高理想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把人本、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共产党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人本化范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人本化范文篇10

一、企业人本管理的含义制度经济学家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把企业看成是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允许由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的契约，企业内部交易采取的是管理式交易。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提出了企业是由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的一种契约形式，在此契约中，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而不再靠频频计较参与其间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契约的地位是根据市场竞争和交易成本来确定的，并由此取得不同属性的收益和补偿。具体来讲，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是由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单纯管理者和工人组成的契约。由此可见，企业内部有不同的劳动分工，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以管理的形式与规范化对于企业节约交易成本及企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管理，可以视作为这样一项活动，即它通过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现代化企业所称的人本管理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对员工的情感进行有效管理。对情感进行管理，就是要注重人的内心世界，根据情感的可塑性、倾向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去进行管理，其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消除员工的消极情感。

第二，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就是要求企业领导者集思广益，集中员工的智慧，这样才能达成最优目标。

第三，鼓励员工进行自我管理。鼓励员工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自主制订计划、实施控制、实现目标，即“自己管理自己”。它可以把个人意志与企业经营理念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人心情舒畅地为企业作贡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不成熟，企业的科学管理模式和方法还没有形成。如果只突出人为因素，强调情感化管理自我管理、人性化管理、及管理过程的民主化，往往会异化为弹性管理，使得企业难以体现公正、公平原则，企业管理行为亦因此会趋于随意化和无序化。对于当下的企业管理，我们呼唤人性化管理，但同时也呼唤科学化管理。这是因为科学管理推崇一种严格、守时、守则的职业精神，而恰恰是这种精神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层理念，有规范才有公平与公正，才有市场经济的内在灵魂。当然，科学管理的精髓是严格、精确、自律，但各个行业应当根据自己的行业性质做出有效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是人性化管理的前提，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性化管理模式才是我们的真正追求。

二、企业人本管理中的伦理精神人本主义心理学把人的本性、潜能、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提到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高度。马斯洛认为只有从人性需要出发，才能解释科学的价值，才能将事实与价值进行统一。人本主义心理学赋予了自我实现以崇高的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完善人的价值及人性超越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今企业管理中也有积极影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管理思想取之不尽的源泉。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它作为影响人们活动效率的因素，起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调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孔子所倡导的仁政与礼治，最终形成了“求治”、“求善”为目的，以人情主义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机制下，“礼”在各种管理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调节功能。而“礼之用，和为贵”，其中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则是“仁”。“仁”作为礼的核心，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

这种主张靠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化来影响群众达到目标，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洋溢着浓浓人情味为形式的“德治”方式。在现代社会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利用人情互动来控制人的行为，是现代管理的高明之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古代的思想家和管理者，早已认识到管理事物的核心在于掌握住人，也就是通过引导人的身心，管理人的行为，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实现管理目标。作为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传统文化，也会为企业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企业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的组合体，他们有多方面的需求，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认为的:作为有机生命体的个人除了对基本生存的需要外，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是归属和爱即社会的需要，第四是自尊的需要，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此看来，管理不应只从强调企业效益、强调个人收入着眼，而要注重企业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多方面因素，因此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带有人情味，重视道德感化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新动向。现代组织机构的复杂程度加深，人员结构日趋庞杂，企业的管理必须首先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导向，进行人性化的管理，规范化管理，以充分调动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挖掘潜能，才能真正使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企业人本管理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与社会之需要，并使人们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提高人们对企业发展的认同感、责任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新动向。

三、做好企业人本管理的几项工作

1.建立合理的企业价值观。现代化企业推行的人本管理，首先要建立现代化企业的价值导向，必须正确看待和解决“义”和“利”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矛盾。只讲义不讲利，义就会失去物质基础，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如果只讲利，不讲义，人人唯利是图，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利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正确处理求利目的与求利手段之间的关系。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正当的，但任何违背社会法规和社会公德的取利行为，都是对他人、对社会合理权益的侵害，都是不义之举。此外，企业要正确处理个人、集体(企业)和社会三者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的正确驱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企业内部，其员工更多地考虑个体的地位、利益、价值和尊严，要求个人得到尊重、重视，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个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但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实现，要体现社会利益原则和集体主义价。

值取向，即必须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起码要以不损害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正如孔子所主张的:“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管理者所要履行的职责就在于正确处理好“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在整体把握中谋求共同发展，以期达到“义利合一”的终极目标。只有如此，管理者才能真正推出模范的行为，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才能充分调动、发挥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种合力，从而创造出较为丰富的物质、精神价值。现代化企业的人本管理要求企业职工用“见利思义”、“天下之利”等优秀道德思想，把追求利益的行为转化为有利于集体和社会利益的义利共赢行为，转换为对社会发展的奉献行为。

2.推行企业的人本激励机制。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主导方式是激励，就是激发人的动机，诱导人的行为，发挥人的内在潜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证企业生产经营一直处于最佳状态。企业的良性与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智慧和才能的发挥。心理学研究表明，通常人们在工作中只要发挥20%~30%的能力就足以应付，但当他们一旦处于激励状态，其能力则可以发挥到80%~90%。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斯用一个数学公式表示了激励的作用:工作绩效=f(能力×激励)。这就是说，人的工作业绩决定于他的能力与工作积极性的高低，能力固然是取得绩效的基本保证，但是不管能力多强，如果激励水平低，就将难以取得好的绩效。激励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物质形态的还有精神形态的。通过选贤任能的考绩激励职工潜能的发挥，这是调动、激励下属的积极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可见，人的潜力巨大，必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加以调动和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要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建立起符合国情和本企业实际的精神激励机制。管理工作终归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本是管理中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把适当的人才安排到最能发挥其才能的岗位，实现人事的最佳组合，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企业就会有用之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