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13:52:16

批判学派范文篇1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二,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

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nb

sp;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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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2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赛弗林、坦卡德(2000):《传播理论的起源、方法和应用》,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3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page_break]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page_break]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page_break]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page_break]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4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5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6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7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8

一,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批判学派范文篇9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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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学派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

20世纪,人类经历了深刻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冲突: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使现代化成为一切不发达民族的主导性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的发达又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的异化等负面效应,使生存于技术世界中的现代人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对现代人的这一生存境遇和文化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和批判,从不同视角建构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批判占据了十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从而大众文化批判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富特征的理论之一。

一、“肯定文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西方社会,娱乐工业的出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纳粹及其他极权国家对文化的野蛮操纵,批判理论家们移居美国之后对美国电影业和录音工业显赫地位的发现及震撼,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把眼光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文化模式的评估,即开始注重研究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问题。可以说,大众文化批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及后来的许多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花费三十年时间才取得成功”,这实际上点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论的时间。具体地说,该学派在历史上依次提出了三个密切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即“肯定文化’’(affirmafiveculture),“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霍克海默在1936年所写的《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一文中首先提出“肯定文化”的概念;马尔库塞次年写了一篇题为《文化肯定性质》的长篇论文,展开了霍克海默的这一概念;;1942年,霍克海默和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提出“大众文化”的概念;而在被奉为当代研究“大众文化”的“开山之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使用“文化工业”一词,以取代“大众文化”。

什么是肯定文化?按马尔库塞的观点,“肯定文化”是资本主义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新兴的资产阶级将他们对一种新的社会自由的要求奠定在人类理性的普遍的基础上,但是理性和自由并没有超越这些资产者自身的利益范围,而他们的利益越发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对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大难题。为了应付这一难题,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肯定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文化是从现存秩序的利益出发发展起来的,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肯定文化”的基本功能既是提供一种辩护,充当现实的装饰品,引导人们同现存秩序相调和,又可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平息人的反叛欲望。也就是说,如果肯定文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其积极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它则完全起着消极作用。在垄断资本主义或发达工业社会,肯定文化日益蜕变为单面文化。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的成就本应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现在却异化为意识形态,成为统治和奴役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主要成员移居美国之后,则把注意力从肯定文化的研究转移到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意义相近,但为什么用“文化工业”取代了“大众文化”?阿多诺在后来的《文化工业再考察》(1967)一文中作了说明:在我们的设计草案里,我们谈到了“大众文化”。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这一表述,以便一开始就排除其倡导者的下述解释的可能:这是一个类似一种从大众本身、从流行艺术的当前形式自觉地产生出来的文化问题。文化工业必须与后者严格区分。阿多诺在这里讲得非常明白,他之所以选择“文化工业”这种表述而舍弃“大众文化”,主要原因是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明确说明“大众文化不是为大众服务的文化”。那么何谓“大众文化”?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指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它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的融合,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二、大众文化的特性及其危害

1.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否定了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

“商品化”是法兰克福学派概括的大众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具体地说,文化工业“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拜物教特性”。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的进步、经济和行政管理的集中化使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成为可能。文化变成一种工业,从一开始“文化工业”的产品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而被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纳人了市场交换的轨道,这样文化艺术便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

2.大众文化的齐一性扼杀了个性和创造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一直认为,由于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其制造者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从而这种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于工厂生产出来,被大众购买。“甚至政治对手们的美学活动都成为同一的和热情服从铁幕系统的韵律的活动”[1]“在今天,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1]151文化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剧可周而复始出现。因此,文化工业的产品以标准化和伪个别性作为特征,这种特征使它们有别于自主艺术。文化工业产品的模仿、标准化、伪个别性扼杀了艺术的生命,艺术的创造性、独创性和个性。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整齐划一、协调一致,有共同的规范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只能反映国家的精神和国家的整个生活,别无其他。

3.大众文化的强制性使大众文化堕落成为现实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最集中的是批判了它对其接收者的强制性。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操纵,从《启蒙辩证法》,经过((爱欲与文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都贯穿着文化=意识形态=操纵性工作的典型模式。在他们看来,工业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文化工业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认为,由于文化工业的典型做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强制性,剥夺了大众自主的、个人的感性能力和主动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只能作机械的反应。大众意识由于受到这种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文化商品的催眠和灌输,也就逐步习惯于对现实采取顺从和非批判的态度。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把“大众文化”喻为巩固先行秩序的“社会水泥”。他们把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强调这种“操纵意识”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政治经济形式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自问世以来产生了持久的历史性影响。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思潮、文艺美学理论以及大众传媒理论,几乎无一不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汲取某种理论滋养。这种影响既表现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立场和观点的认同与积极回应,也表现为对这种立场和观点的批判与否定。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呢?

不可否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对大众文化的涵义、特征和危害的分析是振聋发馈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大众文化还没有像20世纪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形态,还没有充分暴露它的负面作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来得及对这种文化形态做出相应的批评。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利于艺术和文化的健康发展的。马克思曾敏锐地预见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陷人商品生产的轨道,而商品生产是艺术的大敌。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r}进人20世纪,大众文化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电子信息化而产生的,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基础是工业化的流水线作业,其实质则是一种商业性的运作机制。它为大众提供了多种多样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大众文化在消解了古典美学的和谐、崇高和伟大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的一些最珍贵的文化财富,在普及文化和艺术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和艺术本身的内涵,它使文化失去了它原本所有的深沉的思想和厚重的韵味,变成了一种过眼烟云式的东西,一种所谓的文化快餐—用过就扔、看了就忘。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在历史现象学意义上真实地再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文化模式;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品化的一般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文化事业的危害。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揭露批判垄断资产阶级把文化变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指出了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异化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出现了商品经济全面渗透(包括向艺术渗透)的历史趋势。因此,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向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低头屈服的堕落倾向,文化艺术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艺术被严重地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