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范文10篇

平衡范文篇1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

平衡范文篇2

因此，2008年经济困难就困难在于我们需要寻找到这些宏观调控矛盾之间的中国平衡。就是需要在现在“剪不断理还乱”形势下，在通胀加剧与失业率增长之间、在经济过热可能与经济下行风险之间、在宏观层面流动性过剩和微观层面流动性紧缩之间，寻找到它们的平衡点。

2008年第一季度我国CPI高达8%。纵观全球，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经接近120美元的关口。由于能源的不断攀升，用以代替石油的生物能源需求增加；加之美元持续大幅贬值，世界范围内粮食的供求失衡；这些种种因素共同导致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趋势下，我国一季度外贸顺差锐减。一旦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而国家的补贴和管制有限，那么原材料购进价格将有被释放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会通过各价格指数传导到国内，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

再从我们自身来看。在过去数年中，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大量的FDI以及在利差、汇差、高额资产回报率引诱下涌进了难以计数的国际游资，共同积累起了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由于我国施行强制结售汇制，这就迫使央行不得不发行大量的基础货币，从而造成了货币供给的居高不下。大量的外汇占款也是我们流动性难以回收的原因之一。

此外，数据显示一季度PPI也随之上升。其中成本推动除了国内原材料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的压力之外，还有劳动力成本增加所致。一旦物价大幅波动，带来工资大幅上涨的压力，加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物价的上扬。也就是说，我们通货膨胀有从最初由猪肉的供需失衡造成的结构性上涨，向成本推动型、全面通货膨胀演变的危险和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其实是由输入引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货币的过多投放、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等多种通货膨胀类型的综合叠加。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稳定人民生产生活、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去年以来，央行曾先后十三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六次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利率。

抑制通货膨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今年第一季度，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企业盈利锐减、外贸顺差减少、企业家信心下降。我们抛开突如其来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速减缓和人民币升值加速等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去年过于频繁的紧缩政策是其中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在我国当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2%及以上的时候，此后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可以收缩基础货币约2000亿，也就是可以回收流通中的货币大约一万亿。由此可见，频繁的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实回收了大量流动性，但也仅仅足够（甚至不足以）对冲由于外汇占款而投放的货币。利率上调一方面带来的人民币加速升值可以使得我们的进口更加便宜，抑制出口，在减少外贸顺差的同时增加国内供给，在供需平衡这方面缓解CPI继续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投资，增加储蓄，有效缓解流动性。

然而，当前过高的利率使得大量的资金又重新回到银行体系，在回收流动性的同时也使得部分资金从股市撤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股市的急转直下，给企业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严格的信贷控制，使得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出现了相当的困难，企业资金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缺少了资金的依托，企业毫无任何发展可言。进一步，大量企业盈利的下降甚至出现亏损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实体经济。这些最困难的中小企业解决了中国就业人口的80%，一旦企业的发展受阻，大量的失业人口将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GDP增速的下降将会导致以就业为首的诸多问题的爆发。

“当一项公共需求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活的满足的时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疯狂的举动”。紧缩政策、严格信贷和股市几个月内暴跌50%……当企业通过正当渠道获取资金受阻的时候，民间信贷悄然活跃。于是在利差、汇差和高额资本回报率之后，国际游资又多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理由。并且，其后果无需赘言。至少这将使得我们万般权衡之后上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得毫无意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资本的流入看不出好坏，真正的危机发生在资本流出的时候”……

在这一轮下行风险中，出口企业首当其冲。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如今对美汇率已经进入了“6”时代。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消费需求下降直接导致了出口的大幅下滑，沿海大量的出口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长远的转型契机是一方面，短期内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减缓。长久以来，我们的三驾马车并非齐头并进。投资和出口为GDP的增速做了大部分贡献.尤其是出口。直至去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到达惊人的67%。于是，在人民币快速的升值过程中，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出口的锐减将会给我们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创。

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盈利增速减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出口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企业利润下降甚至是亏损都将会导致同一个后果，那就是经济增速的放缓甚至是下行风险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上升。

松，则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宏观流动性过剩；紧，则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微观流动性紧缩。“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是最好的办法。我认为首先，在当前通胀居高不下的时候绝对不能放松从紧的货币政策。无论从对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还是对国家经济实体的影响。关键在于，这个紧要有一个度。其次，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并非单纯的紧缩能够解决，它们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再次，对于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失业人数上升，从根本上来说是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短期内则是需要在财政上给予支持，对企业流动贷款松动。总之，货币财政、紧缩宽松适当搭配，寻求走出困境的中国平衡。

平衡范文篇3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额增长及贸易手段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美元,1997年已达11万亿美元,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另外,国际贸易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主要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电子数据交换(EDI)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资金转账(ETF)等也已在许多国家开始应用。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熏在WTO的144个成员国中,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目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3.跨国公司蓬勃发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以上,在国际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已达19万亿美元,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1/3,雇佣人数达5400万。

4.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国经济相互传递的障碍减少互动性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和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对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货物利益,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另外,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统计出现严重的误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中美贸易作为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5—2004年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2%。其中,2001年中国对美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为804.8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长了20.8%,达到971.8亿美元;2003年则增长了30个百分点,达到破纪录的1263.3亿美元;2004年又增长了34.3%,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696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对象。2005年中美贸易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与此同时,随着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0.8亿美元,2002年达到427亿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亿美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802.7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则为1141.7亿美元(见图)。

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截至1999年7月底,美国公司在华获得批准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7814个,协议金额498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236.7亿美元。按投资额排名,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前20家各国公司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有其内在的统计误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等外在因素则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

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品服装为主的贸易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但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器。可见,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体现出来,无法实现优势互补的国际分工合作,由此导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美国跨国公司近年来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也成为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绕开了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关税措施,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跨国公司以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为他们在华的企业输送境外关联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将制成品输送给其在消费国的批零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费。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于是,简单的进出口统计,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没有计算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贸易的差额。据中美商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参加调查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但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利润并未被统计在内,这就更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各国的生产跨越国界,这就使各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产业进行调整。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由于政局的稳定,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等因素,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转移制造业的对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贸易差额的转移。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因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1.东亚地区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的增加,主要是东亚地区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向中国转移的结果,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产业转移,使原来东亚各国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是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工业化的繁荣发展之后,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渐丧失了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断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内地来生产,再返销国内和出口到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产品因此继承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也继承了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1989—1995年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见下页表)。

2.美国本土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一些企业原来在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现在则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生产出的产品再对母国“返销”出口。有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的。以纺织品贸易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纺织品最具价值的外包基地,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服装采购商的订货或美国本地服装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返销产品,中方除了赚取小部分加工费用外,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美国。与此同时,也通过产业转移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四)全球化导致的原产地统计误差

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际社会所确定的。当时,这种以国家境域为统计着眼点所形成的外贸统计,即货物跨境流动统计是与国家参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由于原产地规则,使中美两国在贸易额的统计上产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被进一步夸大。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但美国海关按原产地规则却将这类商品的全部价值计入进口额,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实际顺差。另外,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按原产地规则也被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这也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目前,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这就使我国对外贸易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且风险也较高。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国市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参与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如:10+1。10+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参与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可使我国享受关税优惠等贸易优惠政策,这无疑为我国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2005年7月,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双方已就7000多种商品进行关税削减,而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国企业正可以抓住这一商机拓展出口市场,而不是只注重向竞争已很激烈的美国市场低价出口,从而也可以起到适当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性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与信息提供的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设厂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组建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国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加入WTO也要求服务业逐步开放,因此中国可以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借机弥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须是美方对服务贸易进行充分的统计。

另外,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对华贸易的优先策略之一就是扩大服务出口,限制货物进口,而后者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因此,只有扩大服务出口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才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

平衡范文篇4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是不完全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的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贸易完全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完全平衡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全球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国际贸易不完全平衡经常表现为“总量逆差”。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逆差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

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贸易平衡程度变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从一个较长时间看，一国在世界市场实现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个时期表现为顺差，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转为逆差。这种贸易不完全平衡的周期性演进，不仅与各国经济“景气交叉”的变化有关，而且与各国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调整、比较优势的消长、国际资本流动及各国政府政策的周期性变化等有关。

“入世”以来，中国进入周期性繁荣期。近5年中，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动着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外部动力。中国5年中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货物贸易顺差规模从225.5亿美元扩大到1，775亿美元。中国不仅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低通胀”成就，而且也为世界市场创造了巨大的购买需求，美国等贸易伙伴因此增加了就业机会，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海外人士只看到中国出口和顺差的快速增长，没有看到其进口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没有看到中国进口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3.35％提高到2006年的6.81％。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中国虽然存在规模较大的货物贸易顺差，但是一直没有改变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并且这种逆差规模还在扩大的趋势。

即使是从货物贸易的收支平衡的历史变化看，中国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发展的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全社会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中国选择出口导向战略，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入世”以来进入到顺差增长的顶峰时期。

全球化使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因工资和不动产价格快速提高从而投资成本不断提高且需求成长受到约束的新背景下，他们将全球产业链中的部分零部件加工和组装转移到工资和不动产价格相对低廉且需求快速增长的中国(还有巴西、俄罗斯、印度等转型经济体)，从而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生产分工体系。这个转移过程预计要到“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结束时才会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出现前，资本将保持净流入。由于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在生产过程末端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贸易经济体，只能从全球产业链的零部件加工和组装产品的出口中得到很小一部分“附加值”。

中国出口超常规增长，既有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原因，也有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原因。尽管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挑战而出台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调整而且目前正在调整之中，但由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国内发展阶段转换推动的外贸出口增长具有必然趋势，不应当用简单的货币法则来遏制它。如果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是由于双边经济结构和其它非货币因素的影响，那么汇率解决方案就可能是无效的。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2006年的货物贸易逆差8,830亿美元，比2000年的4,774亿美元增长85％，这个增长速度的确惊人，但这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将其仅仅归咎于中国“过度出口”并强迫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度升值是不公平的。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2000年，中国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只有8.83％，而德国和日本两国的贸易顺差占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高达56.52％。2005年，中国的比重提高到28.33％，而德国和日本更是提高到76.75％。

相对于外因而言，美国贸易逆差形成主要在内因。其表现：一是，推行“出口保护主义”，科技产品及能源资源出口受到限制，武器出口方面实行歧视性政策和禁售，离自由贸易越走越远；二是，“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对外国资本进行过多限制；三是，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长期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无限制地增加美元发行量，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流动性，让美元在全球市场上持续泛滥；四是，基于资产升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不断刺激美国人以高负债方式过度消费，家庭储蓄不足，带来几乎是永不满足的私人消费品进口；五是，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政府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2006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财政开支膨胀必然推动总需求膨胀，扩大对外贸易赤字。所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热议汇率时正确地指出；“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而“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其实，除了罗奇指出的“进口过度”以外，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还与“出口不足”高度相关。二、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和中国应当做什么?

如果把贸易失衡的根源简单地算在别国头上，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对外市场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别国不公平，而且也会掩盖和激发矛盾。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边共同致力于消除引发这个问题的因素。

美国方面应当做的工作是：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为了控制过度进口，需要进一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改变多年来奉行的低利率政策，拧紧美元发行的闸门，控制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联邦储备利率和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的过度私人消费。同时应当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调整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开支，限制政府在高负债下的过度公共消费。控制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实现家庭收支和政府收支基本平衡，是解决美国贸易问题的重要内部途径。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应当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一致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新背景下，美国的产业优势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军品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应用、生物制药、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新的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5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7.45％，但这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看来，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不能“头痛医脚”。

中国方面可以做的工作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适当扩大进口的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继续调整涉外税制和税率，加强进出口准入管理，进一步限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品的出口。2007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采购团多次到美国直接采购技术和物资，增加即期进口；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吨位铁路救援用轨道起重机和汽车起重机制造开发、电器机械制造业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技术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等等。

只要中美双方按照共赢的思维和目标，持续推进上述有利于改善双边进出口关系的措施，其贸易不平衡问题可望逐步缓解。

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不可能无限扩大

从动态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趋势开始有所收敛。2001年月均顺差18.8亿美元，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增加到25.3亿、21.3亿和26.7亿美元，这3年加速趋势不显著。但是2005年和2006年的月度顺差分别提高到84.9亿和147.9亿美元，这2年加速趋势明显。2006年10月突破月顺差200亿美元达到237.7亿美元后，经过了连续5个月的高位扩张，今年2月达到237.3亿美元。从趋势看，这个时点可能成为月度顺差增长趋势的“拐点”，之后虽然还会保持增长，不会很快进入到逆差阶段，但是只要涉外政策和战略的调整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月度顺差的“加速扩张”可能会出现缓慢收敛的趋势。

从构成看，一般性加工贸易正在从“加速增长”逐步转向“一般增长”。由于出口贸易的生产结构调整加快，越来越多的加工业由服务于外需转为服务于内需，来料加工贸易增长在2004年达到高点后出现明显减速，加上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长在出口导向政策调整步伐加快后逐渐放慢，都会限制出口的过度增长。当然，这个进程将是比较缓慢的、渐进的，因为在国内消费型内需持续增长的机制还未完全确立以前，出口增长减速太快会影响就业。

平衡范文篇5

【关键词】领导者；领导平衡艺术；领导目标；领导力；领导工作；人际关系

领导平衡艺术是领导科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艺术诸多展现形式的重要一环。分析讨论领导平衡艺术，要对其内涵、艺术特征、科学意义、施用原则进行科学合理把握。

一、领导平衡艺术的内涵和特征

（一）领导平衡艺术的内涵。从领导科学的角度而言，平衡重在把握事物本质和通盘考虑的前提下，立足关系、利益、矛盾、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平衡点，以同一目标为遵循，分析、整合、配置与调整，追求各方尽可能多的因素的最佳状态发挥，实现效果的最大化体现。具体到领导平衡，就是领导者为实现领导活动的既定目标，持续不断地调整、配置乃至重构和巩固各种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立足整体效能最佳发挥下的最佳效果取得。从本质来讲，领导平衡是领导科学范畴下的一种领导艺术：它有哲学中“度”“整体与部分”等辩证内涵的鲜明体现，也有有机论、系统论中“有机体”“系统工程”等有机系统内涵的科学遵循，还有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政治术”“管理职能”等科学内涵的深刻把握。正是有了对众多科学内涵的体现与应用，领导平衡才能始终科学合理地指导领导活动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构成领导艺术的重要维度。（二）领导平衡艺术的特征。1.原则性与灵活性。没有一成不变的领导平衡，也没有多变而无原则的领导平衡，原则性与灵活性体现在领导活动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构成辩证统一关系。“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既不能机械、教条地死抱‘定规’不放，也不能搞无原则的妥协变通。”［1］在领导活动中，要适时恰当合理地考虑和施用领导平衡，什么时候考虑和施用、怎样施用等要视具体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条件来抉择，墨守成规地考虑和施用不能算是科学的领导艺术。同样，如果违背领导规律和领导原则滥用、错用或者不用领导平衡，也无法体现这一领导艺术的灵活性科学特征。足智多谋、气定神闲的诸葛亮用尽全身气力也未能匡扶汉室、一统大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处理好领导平衡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问题，最终因事必躬亲而积劳成疾、憾负大业。2.科学性和创造性。艺术需要科学遵循和持续创造，领导平衡艺术也是如此。在持续不断调整、配置乃至重构影响领导活动既定目标的各种因素和多方关系过程中，在调适和寻求整体效能最佳状态发挥的实践中，领导者都离不开对领导科学知识的一般规律、原理、方法、原则等的科学化掌握与应用，以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的创造性构思与发挥。这就将领导平衡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兼具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诚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也是领导平衡艺术大师的邓小平所言所行，如果没有闯和“冒”的精神，如果不能尊重经济规律，就走不出新路和好路，就不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和模式，也不能让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平稳航行于世界海洋。平衡好改革开放中的各方关系与诸多因素，就有可能尽快尽早尽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3.多层次性与集中性。领导活动及其过程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与维度铺展开来的，而是涉及多个层次与维度，如宏观、中观、微观的纵向层次和待人接物的横向维度，也体现这些层次与维度集中之上的统领。因此，领导艺术兼具多层次性与集中性特征。领导平衡深刻体现了这一特征。不同层次、不同位置的领导者各自施用的平衡术本身就体现领导活动的多层次性特征，同时，这些平衡术也是领导者广博知识与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很好地体现了多层次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另外，单就某个领导者而言，其待人接物、统筹协调的过程体现了横向维度的领导平衡，也是综合平衡术的科学应用，体现了多层次性与集中性统一的特点。

二、领导平衡艺术的正向作用

（一）有助于实现既定领导目标。包括领导平衡在内的各种领导艺术，其本质都在于实现既定的领导目标。实现各方关系和谐顺畅、各种资源力量合理配置、各因素正面促进支撑的领导平衡艺术，更有助于既定领导目标的实现。“修仙皇帝”嘉靖遁入道教，长期不上朝，却仍旧可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善用平衡术并展现出了高超的领导平衡艺术。面对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嘉靖帝从维护政权稳定的既定目标出发，时时平衡各方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与纷争、拉拽各股力量沿着自己设计的轨迹前行，终保得大明江山屹立不倒。长生虽未实现，但嘉靖帝凭借高超熟练的平衡艺术还是实现了其既定领导目标，实为一位平衡大师。（二）有助于提升领导力。领导力提升有多方促进因素，掌握并善于运用领导平衡艺术是其中重要一环。恰当处理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关系，配置好各种资源，实现整体效能最大限度发挥下的既定领导目标，是领导平衡艺术的真正内涵和魅力所在，也是提升每一个领导者领导力的关键所在。前有唐僧团队“以梦为马”西天取经，其领导者唐僧借助领导平衡艺术大大提升了自己的领导力，将“徒儿们”的“泼”“贪”“憨”转换为实现团队效益最大化的锐利武器，终克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后有太平天国“纸醉金迷”“腐化堕落”，其领导者被权欲熏晕、被享乐蒙蔽、被猜忌掣肘，终失去“起家”时的领导平衡艺术而致内部失控、平衡紊乱，一步步走向覆灭的深渊。一正一反恰好印证，掌握并善于运用领导平衡艺术有助于提升领导力，得之多助，失之少助。（三）有助于以最佳状态实现整体效能。作为贯穿领导活动及其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领导平衡艺术在调动各方积极性和最佳状态下追求整体效能最大限度发挥方面被寄予“厚望”。事实也是如此。领导平衡艺术有利于领导者把控调度各种资源、要素与力量，以其最佳状态为抓手，降内耗、聚气力、促和谐，最终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限度发挥。水泊梁山的“大哥”宋江，统领108条好汉，用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领导平衡艺术将好汉们的潜能与才华发挥到极致，这才有了历史上的一段段佳话，也将水泊梁山的旗号打得越发响亮，实现了其整体效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三、领导平衡艺术的运用之道

（一）善用哲学思维平衡领导工作。领导者要想达成既定领导目标，就需积极善用哲学思维平衡领导工作，如“度”“矛盾”“质与量”“整体与部分”等辩证思维。这也是领导平衡艺术充分体现的一个重要标准。1.平衡干工作多与少、深与浅的关系。作为领导者，要会干工作、乐干工作、想干工作。其中，平衡好干工作多与少、深与浅的关系是重中之重。领导者要立足岗位职责和既定目标明确自身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工作深度。事必躬亲往往会“累死干活的”而未必能实现领导目标，比如诸葛亮；将自己高高“挂起”做“甩手掌柜”也难以实现国泰民安，比如汉安帝刘祜。这就需要把握好领导工作的“度”，既不能过犹不及，也不能不足不够。领导者在领导活动和领导过程中要会用、善用平衡术，恰当把握干工作多少和深浅“火候”。这也是衡量领导者领导能力高低和领导平衡艺术优劣的重要标准。2.平衡主要工作与次要工作的关系。与既定领导目标相关联，一定有主要领导工作和次要领导工作之分，分析准确、把握得当、处理平衡，就能够完美展现领导者的领导平衡艺术，也更易于领导目标的实现。反之，则有可能陷入领导工作“纠纷”而不能自拔，既造成严重内耗，又不利于实现既定领导目标。因此，平衡主要工作与次要工作的关系也是施用领导平衡艺术的重要原则所在。1936年，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妥善处理“西安事变”就将这一领导平衡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残害无数同志、一心想置中国工农革命及其子弟兵于死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集体并未意气用事地报仇雪恨，而是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与发挥作用做出了极大让步与牺牲。如果不能平衡当时主要工作与次要工作的关系，中国仍旧会处于长期的内斗当中不可自拔，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领导目标也就不会那么快实现。就此而言，妥善平衡矛盾及其各个方面，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的最佳状态致力于领导目标实现，领导平衡艺术施用得充分且到位。3.平衡工作“质”与“量”的关系。好的领导活动与过程及成效取得，与领导工作的“质”“量”平衡有很大关系。平衡艺术强的领导者善于以工作“量”的累积适时促成工作“质”的变化与成效取得；平衡艺术弱乃至没有平衡艺术的领导者往往被“量”拖垮或忽略工作累积，不利于既定目标达成。古语“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是缺乏领导平衡艺术的真实写照。平衡工作“质”与“量”的关系不仅利于领导活动开展、成效取得和目标达成，而且是展现高超领导平衡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每一位领导者都需时刻明确并重点关注的要点和环节。4.平衡工作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导者在处理领导工作时更要具备这种能力和眼界。部分很重要，每个细节与环节对整件事、整个过程、整体效能都有影响；整体更重要，只有充分把握了整体并将其关联既定领导目标，且能从宏观和大局上看清看明、理顺掌握，才能深刻把握每个部分，也才能超脱“一时”谋“万世”、跳出“一域”求“全局”。所以，平衡领导工作中的整体与部分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领导者施用平衡艺术的不二法则。（二）巧用差序格局理念平衡人际关系。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念及其现实表现在领导活动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对领导活动开展和既定目标取得造成较大影响。所以，巧用差序格局理念平衡人际关系也成为领导者施用领导平衡艺术的重要原则之一。1.变中求进平衡人际关系。领导活动人际关系中差序格局的难点和重点在于不断变化的个人及其圈子构成与表现。这也恰恰提供了平衡人际关系的有力抓手，即变中求进地看问题、找矛盾、想方法，最终实现动态持续平衡。做好这一点，领导者要时时处处关注和思考下属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状态，善于从全局动态地把握各方关系，既要抓小抓早、防患于未然，又要关怀与鼓励，将他们的状态调适到最佳，共同致力于领导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谈心谈话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就是有效安排和运用这一原则理念的典型体现。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生活制度的存在，党内外的关系才能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也才会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并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就此而言，变中求进平衡人际关系要常抓不懈、常用常新，为有效施用领导平衡艺术提供持续支撑。2.德法相依平衡人际关系。这是在具体平衡领导活动人际关系中的诸多差异尤其是利益差别和能力差异方面应该坚持和遵循的重要原则理念之一。“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普遍真理，要求领导者严以律己、慎独修身，在遵纪守法、合德合情方面做出表率，真正做到德法相依，练好“内功”，增强领导的权威性和信服力。同时，针对人际关系格局中的诸多差序尤其是利益和能力差序，领导者还要发挥好法规制度的作用和功能，公正公开、透明纯洁，不让慵懒惰政者“尸位素餐”，也不让贤能之人和勤正之士“上进无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德法相依，也才能以此更好地平衡人际关系中的诸多差序，最终展现领导平衡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平衡范文篇6

【关键词】化学平衡；等效平衡；教学难点；破解方法

一、什么是等效平衡

我们知道化学平衡状态的建立与途径无关，对于一个可逆反应，无论起始只有反应物或生成物或者反应物生成物都有，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均可建立等效平衡。所谓等效平衡就是指效果相同的平衡，可逆反应从两个不同的起始状态开始,达到平衡时两个体系中对应组分的百分含量（体积分数或物质的量分数）均相同,这两个平衡互称为等效平衡。若两平衡体系完全相同（平衡时各组分不仅百分含量相同，物质的量浓度及反应速率也相同），又称全同平衡。

对概念的理解应把握以下几点:（1）外界条件相同：通常可以是①恒温、恒容，②恒温、恒压。（2）"等效平衡"与"完全相同的平衡状态"不同："完全相同的平衡状态"是指在达到平衡状态时，任何组分的物质的量分数（或体积分数）对应相等，并且反应的速率、各组分的物质的量、浓度等也相同。而"等效平衡"只要求平衡混合物中各组分的物质的量分数（或体积分数）对应相同，反应的速率、压强等可以不同。（3）平衡状态只与始态有关，而与途径无关，（如：①无论反应从正反应方向开始，还是从逆反应方向开始②投料是一次还是分成几次③反应容器经过扩大-缩小或缩小-扩大的过程，）只要起始浓度相当，就达到相同的平衡状态。

一般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逆反应可达到等效平衡。

1.在定温定容时,对于所有的可逆反应,若起始加入情况不同,但转化为反应方程式同一边物质后对应物质的物质的量均相同,则可达到等效平衡。

2.在定温定压时,对于所有的可逆反应,若起始加入的量不同,但转化为方程式同一边物质后各物质的物质的量成正比,则可达到等效平衡。

3.在定温定容时,对于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相等的反应,若起始加入情况不同,但转化为反应方程式同一边物质后各物质的物质的量成正比,则可达到等效平衡。

二、等效平衡规律

1.无论在恒温、恒压或恒温、恒容下,只要起始加入物质的物质的量转化成同一半边的物质，各物质的物质的量相同,则平衡时,每种物质的物质的量、浓度和百分含量都对应相同,即两平衡完全相同,是等同平衡。

2.在恒温、恒压下,改变起始时加入物质的物质的量,只要按化学计量数换算成反应方程式同一边的物质的物质的量之比与原平衡相同,则达平衡后与原平衡等效。平衡时每种物质的百分含量对应相同,物质的量等倍数地增大或减小。

3.在恒温、恒容下①对于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不变的可逆反应,只要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物质的量的比值与原平衡相同,两平衡等效。平衡时每种物质的百分含量对应相同,各物质的量等倍数地增大或减小。②对于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不相等的可逆反应,只改变起始时加入物质的物质的量,如通过化学计量数换算成反应方程式同一边的物质的物质的量与原平衡相同,则两平衡等同。

三、等效平衡的判断及处理

1.步骤

⑴进行等效转化——一边倒法，即按照反应方程式的计量数之比转化到同一边的量，与题干所给起始投料情况比较。

⑵判断起始浓度是否相当。

2.三种类型：

I类：恒温恒容下对于反应前后气体体积发生变化的反应来说（即△n≠0的体系）：等效转化后，对应各物质起始投料的物质的量与原平衡起始态相同。

II类：恒温恒容下对于反应前后气体体积没有变化的反应来说（即△n=0的体系）：等效转化后，只要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物质的量的比例与原平衡起始态相同，两平衡等效。

III类：恒温恒压下对于气体体系等效转化后，要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物质的量的比例与原平衡起始态相同，两平衡等效。

可用口诀概括为：等压比相等；等容量相等，但若系（气体系数）不变，可为比相等。

四、如何应用等效平衡

解题的关键，在读题时分清类别，用相应的方法求解。先看条件,后判断。若为定温定容,则看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若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相等,只需转化后各物质的物质量成正比即可达到等效平衡;若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不等,则转化后各物质的物质量必须相同才能达到等效平衡；若为定温定压则只需转化后各物质的物质的量成正比即可判定为等效平衡。

例题解析

例：在一定温度下，把2molSO2和1molO2通入一定容积的密闭容器中，发生如下反应，当此反应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反应混合物就处于化学平衡状态。现在该容器中维持温度不变，令a、b、c分别代表初始时加入的物质的量（mol），如果a、b、c取不同的数值，它们必须满足一定的相互关系，才能保证达到平衡状态时，反应混合物中三种气体的百分含量仍跟上述平衡完全相同。

解析：通过化学方程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前后气体分子数不等的可逆反应，在定温、定容下建立的同一化学平衡状态。起始时，无论怎样改变的物质的量，使化学反应从正反应开始，还是从逆反应开始，或者从正、逆反应同时开始，但它们所建立起来的化学平衡状态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即它们之间存在等效平衡关系。我们常采用"等价转换"的方法，分析和解决等效平衡问题。

（1）若a=0，b=0，这说明反应是从逆反应开始，通过化学方程式?可以看出，反应从2molSO3开始，通过反应的化学计量数之比换算成和的物质的量（即等价转换），恰好跟反应从2molSO2和1molO2的混合物开始是等效的，故c=2。

平衡范文篇7

知识目标:

1.知道什么是力的平衡和二力平衡的条件。

2.会应用用二力平衡条件去分析解决、解决简单的问题。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认真观察什么是力的平衡及物体受到两个力作用时的平衡；观察物体受两力平衡时力的特点。

2.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

通过观察实验引导学生分析归纳物体平衡所需满足的条件。

3.注意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运用二力平衡条件解释物理现象时，往往同时要用到相互作用力的知识，在表达过程中要注意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情感目标：

二力平衡条件是从实验中总结出来的，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树立用实验方法解决物理问题的思想，对待实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教材首先从生活中的静止和匀速运动现象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也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从而建立了平衡状态、平衡力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最简单的受外力平衡的情况是二力平衡,随后通过实验分析总结出二力平衡的条件．得出二力平衡条件以后，利用同一直线上二力合成的知识得出物体受到的这两个力的合力为零．使学生的认识从理论上提高一步，同时初步建立平衡力的合力为零的印象．再联系具体事例，让学生应用二力平衡条件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教材通过“想想议议”使学生进一步完善“运动和力的关系”的知识体系．

二力平衡的条件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点，本节的重点是研究总结物体平衡的规律，规律教学应首先通过观察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实验研究问题，再对实验结果概括、总结得出规律．因此做好实验是本节课的重点和关键．

教法建议

1.本节是对牛顿第一定律的进一步深化理解,充分展示其在物理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要从牛顿第一定律中“不受外力”的特殊现象出发，针对已经建立的规律提出质疑，激发学生探索自然规律的兴趣，培养学生勤思勤问的良好品质．

2.平衡条件的得出是本节的重点知识，不能只强调结论，而要加强过程教学．做好二力平衡条件的实验是使学生掌握知识的关键．为了更容易从实验得出平衡条件的二力共线的结论，可采用如图9-3-1所示的实验装置．取一块薄木板在边缘开几个小孔，用细线系住任意两个孔，细线的两端跨过桌边的滑轮悬挂钩码．

3.平衡条件的应用是对教学的检验，要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4．最后的小结应由学生对牛顿第一定律进一步加以补充，使其更完整．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学生认知结构中建立二力平衡条件的过程；应用二力平衡条件解释实际问题。

教学难点：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教具：滑轮、钩码、细绳、木板

教学过程：

一、引入

方法1：复习提问引入

牛顿一定律的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不受力的物体才能保持静止、才能做匀速直线运动？请同学们举例说明。

引导：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也可能会保持静止状态或做匀速直线运动。引出平衡态的概念，进行新课教学。

方法2：现象引入

课堂演示：静止在桌面上的物体、匀速行驶的电动汽车

或录像片段：在平直轨道上匀速行驶的火车、匀速步行的学生、静止在地面上的汽车

提出问题：上述物体保持静止状态和做匀速直线运动是否受到外力？请你再举出几个静止和做匀速直线的物体，分析它们受到的力。

引出平衡态的概念，进行新课教学。

二、新课教学

1．平衡状态

由上面学生举出的例子定义平衡状态。指出这时作用该物体上的几个力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效果互相平衡，或者说几个力互相平衡。物体受力平衡时最简单的情况是受两个力作用。

过渡：物体受力作用时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保持平衡？

2．二力平衡条件

方法1：通过演示实验得出二力平衡的条件。

介绍实验装置如图9-3-1所示，用细线系住木板上的任意两个孔，细线的两端跨过桌边的滑轮各悬挂一个相同质量的钩码。

引导学生观察与思考下面问题。

木板是否静止？木板静止时受到的两个拉力的大小有什么关系？方向有什么关系？

把木板扭转一下，使两个力的作用线不在同一直线上，木板还能静止吗？重新平衡后，两个力的方向有什么特点？

在细线的两端悬挂质量不相同的钩码，木板还能静止吗？

任选其它两个孔重复上述实验。

引导学生根据观察结果自己得出结论。可在教师引导下由多名同学互相补充使其完善。

方法2：学生探究性学习（学生分组实验，研究二力平衡的条件）。

教师介绍实验装置同上。

教师明确实验目的：观察分析总结满足什么条件木板静止？

学生探究性实验

学生讨论、进行归纳总结。

教师引导：根据力的合成的知识，彼此平衡的两个力的合力是多少？

3．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方法1：通过练习使学生掌握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请学生画出图9-3-2中物体受力的示意图，并分析物体是否受到平衡力，哪一对力是二力平衡。

1）静止悬挂的电灯。

2）静止在桌面上的茶杯。

3）匀速运动的拖车。

方法2：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可由学生自己举例自己分析受力情况。

应用二力平衡的条件解决问题，首先要判断被研究的物体是不是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只有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才可以应用这个条件。对于能够应用二力平衡条件的物体，要分析它受到几个力的作用，方向如何。如水平面上拖车做匀速直线运动时，竖直方向的二力平衡，水平方向的二力也平衡。在学生分析中要注意纠正学生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

一、巩固练习

1.放在水平桌面上的书所受力中，属于平衡力的是[]

A．书对桌面的压力与书所受的重力；

B．书对桌面的压力与桌面对书的支持力；

C．书所受的重力与桌面对书的支持力；

D．书对桌面的压力加上书的重力与桌面对书的支持力．

2．起重机的钢丝绳吊着重物，比较在重物静止时，重物匀速上升时，重物匀速下降时钢丝绳对重物的拉力大小，则（）

A．重物匀速上升时，拉力最大

B．重物静止时，拉力最大

C．重物匀速下降时，拉力最大

D．上述三种情况，拉力一样大

二、总结、扩展

让学生讨论课本“想想议议”中的问题，总结力和运动的关系，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条件。

对于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在总结运动和力的关系之后，可让学生分析一对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的区别。

三、布置作业

阅读课文，完成书后练习。

板书设计

探究活动

【课题】实验分析二力平衡的条件

【组织形式】学生活动小组

【活动流程】

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订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

【参考方案】教师提供实验工具，实验分析二力平衡的条件，并思考其应用。

【备注】

平衡范文篇8

1.掌握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2.了解电离平衡常数的概念。

3.了解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2.培养学生分析推理能力。

情感目标：

由电解质在水分子作用下，能电离出阴阳离子，体会大千世界阴阳共存，相互对立统一，彼此依赖的和谐美。

教学过程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电离平衡”知识。

1.弱电解质电离过程(用图像分析建立)

2.当

则弱电解质电离处于平衡状态，叫“电离平衡”，此时溶液中的电解质分子数、离子数保持恒定，各自浓度保持恒定。

3.与化学平衡比较

(1)电离平衡是动态平衡：即弱电解质分子电离成离子过程和离子结合成弱电解质分子过程仍在进行，只是其速率相等。

(2)此平衡也是有条件的平衡：当条件改变，平衡被破坏，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平衡，即平衡发生移动。

(3)影响电离平衡的因素

A.内因的主导因素。

B.外国有：

①温度：电离过程是一个吸热过程，所以，升高温度，平衡向电离方向移动。

②浓度：

问题讨论：在的平衡体系中：

①加入：

②加入：

③加入：各离子分子浓度如何变化：、、、溶液如何变化?(“变高”，“变低”，“不变”)

(4)电离平衡常数

(ⅱ)一元弱酸：

(3)一元弱碱

①电离平衡常数化是温度函数，温度不变K不变。

②值越大，该弱电解质较易电离，其对应的弱酸弱碱较强;值越小，该弱电解质越难电离，其对应的弱酸弱碱越弱;即值大小可判断弱电解质相对强弱。

③多元弱酸是分步电离的，一级电离程度较大，产生，对二级、三级电离产生抑制作用。如：

随堂练习

1.足量镁和一定量的盐酸反应，为减慢反应速率，但又不影响的总量，可向盐酸中加入下列物质中的()

A.B.C.D.

2.是比碳酸还要弱的酸，为了提高氯水中的浓度，可加入()

A.B.C.D.

3.浓度和体积都相同的盐酸和醋酸，在相同条件下分别与足量固体(颗粒大小均相同)反应，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盐酸的反应速率大于醋酸的反应速率

B.盐酸的反应速率等于醋酸的反应速率

C.盐酸产生的二氧化碳比醋酸更多

D.盐酸和醋酸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样多

4.下列叙述中可说明酸甲比酸乙的酸性强的是()

A.溶液导电性酸甲大于酸乙

B.钠盐溶液的碱性在相同物质的量浓度时，酸甲的钠盐比酸乙的钠盐弱

C.酸甲中非金属元素比酸乙中非金属元素化合价高

D.酸甲能与酸乙的铵盐反应有酸乙生成

5.有两种一元弱酸的钠盐溶液，其物质的量浓度相等，现将这两种盐的溶液中分别通入适量的，发生如下反应：

和的酸性强弱比较，正确的是()

A.较弱B.较弱C.两者相同D.无法比较

总结、扩展

1.化学平衡知识与电离平衡知识对照比较。

2.一元弱酸弱碱中与的求法：

弱电酸中浓度：(酸为弱酸物质的量浓度)

弱碱中浓度：(碱为弱碱物质的量浓度)

3.讨论中存在哪些微粒?(包括溶剂)

4.扩展

难溶电解质在水溶液中存在着电离平衡。在常温下，溶液中各离子浓度以它们的系数为方次的乘积是一个常数，该常数叫溶度各()。例如

溶液中各离子浓度(加上其方次)的乘积大于、等于溶度积时出现沉淀，反之沉淀溶解。

(1)某溶液中，如需生成沉淀，应调整溶液的使之大于。

(2)要使0.2mol/L溶液中的沉淀较为完全(使浓度降低至原来的千分之一)，则应向溶液里加入溶液，使溶液为。

布置作业

第二课时

P60一、填空题：2.3.4.

P61四、

板书设计

第二课时

一、电解质，非电解质

1.定义：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化合物叫电解质。

[思考]①，在水溶液中，不导电，它属于非电解质吗?为什么?

②溶于水能导电，则氨气是电解质吗?为什么?

③共价化合物在液态时，能否导电?为什么?

2.电解质导电实质，电解质溶液导电能力强弱的原因是什么?

二、强电解质，弱电解质

1.区分电解质强弱的依据：

电解质在溶液中“电离能力”的大小。

2.电离方程式：

电离方程式书写也不同

(1)强电解质：

(2)弱电解质：

3.强弱电解质与结构关系。

(1)强电解质结构：强碱，盐等离子化合物(低价金属氧化物);

强酸，极性共价化合物;

(2)弱电解质结构：弱酸，弱碱具有极性共价位的共价化合物。

三、弱电解质电离平衡

1.电离平衡定义

在一定条件下(如温度，浓度)，当电解质分子电离成离子的速率和离子重新结合成分子的速度相等时，电离过程就达到了平衡状态，这叫做电离平衡。

2.电离平衡与化学平衡比较

“等”：电离速率与离子结合成分子的速率相等。

“定”：离子、分子的浓度保持一定。

“动”：电离过程与离子结合成分子过程始终在进行。

“变”：温度、浓度等条件变化，平衡就被破坏，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平衡。

3.影响电离平衡的外界因素

(1)温度：温度升高，电离平衡向右移动，电离程度增大。

温度降低，电离平衡向左移动，电离程度减小。

(2)浓度：电解质溶液浓度越大，平衡向右移动，电离程度减小;

电解质溶液浓度越小，平衡向左移动，电离程度增大;

4.电离平衡常数

(1)一元弱酸电离平衡常数：

(2)一元弱碱电离平衡常数：

(3)多元弱酸是分步电离，每步各有电离常数。如：

(4)电离平衡常数只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而与浓度无关。

(5)K的意义：

K值越大，弱电解质较易电离，其对应弱酸、弱碱较强。

K值越小，弱电解质较难电离，其对应弱酸、弱碱较弱。

探究活动

钠与饱和溶液反应，描述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并运用电离平衡知识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将钠投入到盛有饱和溶液的试管

中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实验操作实验现象原因

1.将钠投入到盛有饱和溶液的试管中

2.向试管中加入足量的水

提示：

在高一学过钠与水的反应，在这时学生能够准确的描述钠与水的反应现象。如：立即与水反应，浮在水面，四处游动，发出“嘶嘶”响声，最的溶成闪亮小球。对于溶解度很小也是学生非常熟悉的知识。因此在总结实验现象时，一般不存在问题。

本题的重点在现象的解释上，即用初中学过的溶解平衡与刚学过的电离平衡等知识来解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同学进行分组讨论、代表发言。

平衡范文篇9

关键词：平衡论范式转换结构性均衡博弈

引言

究其根本而言，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对这一矛盾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三种行政法基本理念：管理论认为行政法应是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的管理法；控权论认为行政法应是制约行政权、保护相对方权利的控权法；而平衡论则认为行政法应是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平衡法[1].中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法失衡与平衡问题的普遍关注，肇始于十年前行政法平衡论的正式提出[2].10年来，行政法学界给予平衡论的诸多完善建议[3]、理论商榷[4]、理论评述[5]，显示出中国行政法学对于解释行政法失衡现象、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极大热情，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平衡论的发展与完善，并引致中国行政法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地探讨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问题。

平衡论者认为，由于传统行政法在权力（利）结构、行政法机制以及行政法制度结构三个层次上都是失衡的，因此，现代行政法要实现平衡，就必然要依赖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博弈方法，形成平衡的行政法机制与行政法制度结构，以实现行政法权力（利）格局的结构性均衡。由此可见，行政法学要研究行政法的平衡，关键在于探讨实现行政法权力（利）结构性均衡的对策。这就意味着要基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建构并完善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相适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

一、行政法的失衡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行政法学旨在运用一整套的概念、范畴去解释行政法世界。由于存在着价值判断与解读方法的区别，行政法学范式必然是多样的。在传统行政法学范式中，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不对等或者不平等，被视作行政法的固有现象，这种解释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行政法制实践的需要，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1、行政法的失衡类型

在平衡论者看来，尽管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法主体各自的法律地位相去甚远，行政法的失衡现象也因此千差万别，但概而言之，行政法的失衡类型主要有两种：

失衡类型一：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当行政法被定位为治民之法时，就决定了行政法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从而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失衡。一方面，行政权过大、过强。行政权的运作领域过大，行政法授权行政主体进入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领域；或者行政权的强度过大，行政法授予行政主体过多的实施强制性行政的权力；而且，行政法偏重于实体授权，严重缺失制约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制度。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小、过弱。行政法赋予相对方的权利范围过小，不合理地剥夺了应属自治、自主范围的权利[6]；或者相对方的权利过弱、权利结构不合理，不能依赖行政程序与行政主体博弈。概而言之，此种类型的行政法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就必然导致行政法权力（利）结构的失衡。

失衡类型二：行政权过于弱小、相对方权利过于强大[7].与前种行政法失衡类型截然相反的是，如果行政法被视作制约行政权或者行政官员之法，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失衡的主要特征是行政权被过分制约、相对方权利过分膨胀。此种行政法失衡的基本形态有两种：一方面，行政权范围过小、强制性不够。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箝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与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权利过大、实力过强。立法机关在进行权力（利）配置时，或者不恰当地妥协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为了寻租、或者机械地移植他国行政法律制度，从而赋予相对方-尤其是市场主体与行业组织-过多的权利，却没有赋予行政主体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由此可见，控权法的失衡也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行政法机制过于苛刻地制约行政、却疏于监督相对方，行政法机制缺失激励公务人员积极行政的功能；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不协调；这就导致了行政法权力（利）配置格局的失衡。

2、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困惑

当传统行政法学与传统行政法遥相呼应时，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就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时代印痕，传统行政法在理论上也就被赋予了过多的时代合理性[8].在管理论看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应是完全理性的、万能的，能够最优地配置社会资源、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公益应优于私益，旨在实现公益的行政权应优于代表私益的公民权。惟此，行政法中行政权优于相对方权利天经地义，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不平等在所难免。与之相反，在控权论看来，人个利益至上、个人权利本位是自由经济的基本含义；市场主体能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最优地配置社会资源，行政干预不仅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还会形成行政垄断与行政专制。由于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在市场经济中从未分离过，因此行政法既要以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来严格界定行政权的运作范围与运作方式，又要以司法审查作为重要的筹码来制约行政权的滥用。由此可见，在控权论看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不平等正好迎合了经济自由要求。

综上可知，传统行政法学倾向于认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不平等（不对等）是行政法的固有特征，正是这种“单方性、强制性与非对等性”将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但是，正如严重的“政府失灵”暴露了管理论的致命缺陷一样，“市场失灵”也否定了控权论对于市场理性的迷信。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所提倡的行政权优于、强于相对方权利的管理法，还是控权论所主张的相对方权利强于、优于行政权的控权法，不仅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且，它们还明显地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原则。囿于传统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与核心理念全面抑制了行政法学理论的解释弹性，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因而捉襟见肘。

二、行政法学范式转换与行政法结构性均衡

现代行政法学能否令人信服地解释行政法失衡现象并提供相应的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理论对策，主要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实现行政法学的范式转换，或者说，取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建构与完善。平衡论者正是在否定传统行政法学思维定式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完善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以期有助于实现行政法内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

1、行政法学的范式转换

传统行政法学之所以会裹足不前、从而无法解释现代行政法制实践中的均衡化倾向，主要归因于传统行政法学范式的思维定式，不可能摆脱固有的解读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关系的假定前提，使得传统行政法学无法成功地走出画地为牢的范式困境。

其一，割裂了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传统行政法学或者视行政法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治民之法；或者将行政法视作规范司法审查的治吏之法。这种对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孤立理解，极大地制约了行政法“治民”与“治吏”的辩证统一。

其二，放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性。在深受知性思维支配的管理论与控权论中，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合作潜质几乎被片面夸大的双方对立给淹没了；管理论与控权论各执一端，要么认为行政法旨在保护行政权、要么认为行政法旨在维护相对方权利。传统行政法学所持的极端的认知模式，自然就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关系锁定于势不两立的情境之中。

其三，以私法上的平等（对等）标准来评判行政法的失衡。私法主体之间的平等基本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对照私法上的平等标准，传统行政法学认为，鉴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不可能实现对等，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也就不可能实现平等，因此，失衡乃行政法固有属性。

行政法学要走出传统范式的困境，只能以辩证思维置换知性思维、以关系视角取代主体视角[9]，重构一个超越于管理论与控权论之上的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以顺应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需要[10].这个理论基础首先必须紧紧围绕着行政法中最本质的关系，即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配置格局，并对与此相关联的基本问题作出较为系统的回答；其次，它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以统率整个制度体系；其三，回答上述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命题应当前后连贯、观点统一、逻辑一致[11].亦即，行政法理论基础必须既要基于规范分析以形成基本的行政法价值判断，又要采用实证方法对行政法现象进行描述、分析、解释，并揭示行政法演变规律、预测行政法发展趋势。因此，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必须借助完整的概念体系与基本范畴来阐释行政法价值目标，并提供统一的行政法机制、完善的制度体系与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律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12].

平衡论者正是围绕着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这些要求而十年如一日地作着重构现代行政法学范式的努力。平衡论者重新定义了行政法（学）的一些基本概念[13]，譬如行政法、行政法关系与行政法治原则；重新阐释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实体与程序、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等行政法（学）基本范畴，并归纳出行政法的制约与激励机制理论，引入了行政法的博弈方法，从而初步构建了解释行政法失衡与平衡现象、探讨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理论对策的现代行政法学范式。较传统行政法学范式而言，平衡论的范式转换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从分裂到统一。平衡论者认为，行政法治原则是指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方都有拘束力，它既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又要求相对方遵守行政法；既要追究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法律责任、又要追究相对方的行政违法法律责任[14].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关系必然是指行政法规范、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总称，而非仅指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或者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统一性有助于行政法学从整体上认知行政法失衡现象、探讨解决行政法失衡问题的理论对策，以谋求行政法关系的整体平衡。

其二，从对立到合作。管理论与控权论所夸大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主要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对立，但传统行政法中对立多半是虚幻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政府与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两种主要手段，不仅其实际形态与理论模式之间的距离无法逾越，而且，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向来被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市场与政府之间有对立更有合作，譬如，市场是属于市场机制的，但市场本身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的存在与发展很少离开过政府的支持，“在现实的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离的世界里”[15].在当今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基本上否定了行政法中的虚幻对立，平衡论回应了这种现实需要。

其三，从单中心到多元。在传统行政法学范式中，行政法要么以行政主体为中心、要么以行政相对方为中心，不同的行政法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一种中心意识的差别。但实际上，“极少有制度不是私有的就是公共的-或者不是‘市场的’就是‘国家的’。许多成功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冲破了僵化的分类，成为‘有私有特征’的制度和‘有公有特征’的制度的各种混合”[16].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就自然要淘汰传统行政法学范式对行政法单中心的极端理解，而寻求一种既依赖市场、又兼顾政府、同时获得社会中介组织广泛支持的多中心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这就直接诱致了现代行政法多元倾向的出现：普遍兴起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行业自治以大规模取代政府的微观管理，社会中介组织代表本行业与行政主体进行博弈；这就决定了相对方已不再是管理法下隶属于行政的个人、也不再是控权法下作为单个原子的个人，而是分属于不同社会组织的社会人。

其四，从单一行为模式到复合行为模式。区别于管理法的“命令—服从”行为模式，也区别于控权法中的消极行政，现代行政法制实践的积极行政以及行政行为模式的复合化倾向日趋明显。公众一方面不再满意于政府的消极无为，迫切要求重塑精干的、有活力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迫切要求现代行政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以建构起一个民主的“苗条行政”，这就决定了现代行政法必然要朝着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方向演进。有鉴于此，现代行政法只能在重新理性地界定强制性行政的边界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的同时，广泛地推行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性行政，以构架一个与多层次的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复合行政行为模式。

其五，从权利对等到法律地位平等。在传统法理学看来，主体权利“对等”是法律关系“平衡”的充要条件。这就导致了传统行政法学无法深入地探讨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不能全面地理解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关系”，而只能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孤立、对立起来，因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异质性否定了对二者作“量”上比较的可能性。事实上，所谓法律关系的“平衡”，其核心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对于私法而言，由于主体权利是同质的，故依据主体权利是否对等的标准来衡量私法法律关系的平衡与否是恰当的；但对于行政法而言，由于无法从量上精确考察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是否对等，就只能以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来衡量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平衡论者所确立的衡量行政法失衡与否的标准，直接促成了现代行政法学跳出传统行政法学解释行政法现象的怪圈。

2、结构性均衡

现代行政法学的范式转换，从根本上纠正了传统行政法学将非对等性视作行政法固有属性的偏见。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学应致力于合理地解释行政法的失衡现象、并为行政法失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对策。在平衡论者看来，行政法的平衡是指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格局达到了结构性均衡。它主要包括以下四层含义：

其一，就权力（利）格局的外观而言，结构性均衡是指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形成对峙的均势。由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是异质的，故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配置既不同于民法中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对等，也非意味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在数量上相等，而特指通过对实体性行政法中行政权优于相对方权利、程序性行政法中行政权劣于相对方权利的整合，所实现的权力（利）格局的非对称性均衡。

其二，就权力（利）格局的实质而言，均衡性结构中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总体平等。平衡法中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法律地位平等，是就其总体而言的，非指任何行政法律关系的任何行为阶段行政主体与相对方都完全平等[17]，否则，不仅背离行政法的固有属性，而且也可能无法实现总体平等。均衡结构中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大小、强弱适度，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保持均势对峙，有助于行政法主体通过博弈形成令人满意的最优均衡，以互动的过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结果[18].

其三，就权力（利）格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行政法的权力（利）供给与社会的权力（利）需求之间实现了供求均衡。作为社会制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取决回应社会需求的程度。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要求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保持一种互动与合作的关系，这就产生了实现这种互动与合作的行政法律制度需求，而平衡法的结构性均衡正好回应了这种需求，行政法律制度的供求均衡也就由此得以形成。就此而言，行政法规定过大或过小的行政权、或者规定过大或过小的相对方权利，都难以准确回应社会需求，这种制度供求失衡必然要导致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

其四，就权力（利）格局内部诸要素配置效率而言，结构性均衡意味着立法预期的社会利益达至最大，行政法资源以及行政法所配置的其他社会资源实现了制度上的最优配置，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行政主体法律地位与相对方法律地位、公平与效率、公益与私益呈现为最优均衡；如果不通过改变行政权、行政主体法律地位、公益、效率的制度配置现状，就不可能使相对方权利、相对方法律地位、私益、公平在制度上变得更多（高）或更少（低）[19].

由此可见，平衡论者所谓的行政法平衡，是指具有确定内涵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其实质上是行政法内公益与私益的最优分配。由于均衡结构中的行政法主体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值，而且行政法的制度供给与社会的制度需求之间也实现了均衡，因此，行政法的平衡亦即不存在推动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均衡状态[20].

三、结构性均衡与行政法机制、制度结构

任何行政法价值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特定的行政法机制。现代行政法机制并非立法者所随意创制的，它是基于行政法主体的理性选择而缓慢形成的，并且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完善与修正之中。平衡法是依赖行政法博弈实现了结构性均衡的行政法，这就决定了内含于平衡法制度结构之中的行政法机制就必然既具有激励性，以“激励”行政法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又具有制约性，以限定行政法主体理性选择的范围，使之与社会结构及宪政结构相匹配。因此，平衡法的制约、激励机制既是前次行政法博弈的终点、又是后次行政法博弈的起点，并据此形成作为结构性均衡载体的行政法制度结构。

1、行政法的制约、激励机制

行政法机制的运作过程，也就是行政法作用于公众与政府、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形成行政法关系的过程；行政法功能的实现，亦即行政法机制运作所产生的社会调整作用。因此，行政法机制的属性直接决定着行政法的功能，并影响行政法关系的平衡与否。同行政法律制度相比，行政法机制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行政法机制兼容行政法的构成、结构以及运作原理，是一个关于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适用、遵守的有机整体。因此，从纵向上来说，行政法机制更明显地体现着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横向上来说，行政法机制更有助于解释特定历史阶段具体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

其二，行政法机制蕴含着行政法演变与发展的逻辑规律，它具有规律性、连续性与长期性的特征，从而区别于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阶段性、局部性与短期性。

其三，行政法机制以行政法律制度为载体，各种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从不同的侧面展示着行政法机制。通常而言，行政法律制度变迁必然要受制于行政法机制；而行政法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要以制度变迁作为依托。

正如市场机制之激励、制约相容性，从而促成了市场竞争与分散决策的理性化一样[21]，要实现、维持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也必须具有完善的制约与激励机制。行政法机制的制约性是指行政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预防、制裁违法行政；又制约相对方滥用相对方权利，预防、制裁行政违法。行政法机制的激励性是指行政法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为公益与私益的增长创造更多机会，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实践法定权利、依法积极有序地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权的行使，促成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与合作[22].

尽管平衡法机制的制约与激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不可能将二者断然分开，它们在功能上经常表现出相互依赖、共生共促的特性。譬如，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扩张相对方权利、又有利于监督行政。因此，激励、制约相容的行政法机制顺应了现代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正是这种贯穿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促成了行政法主体通过多方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以实现行政法结构性均衡。

由此可见，行政法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各个部门行政法之间、各层次行政法律规范之间提供一个制度链接，为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整体性配置以及整个规范体系提供统一的逻辑支持，以保证整个行政法制度结构的有机性。

2、行政法的制度结构

制度是行政法机制的载体，行政法机制的制约功能与激励功能必然要依赖具体制度来体现；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蕴藏于和谐的行政法制度结构之中，这主要表现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之间达成默契。

其一，结构性均衡受制于公平与效率的行政法价值目标。平衡论者认为，行政法价值目标的确立应有助于满足公益与私益的双向增长需求，从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政法价值目标可以被转译为行政法公平与效率的最佳配置，因为现代行政法只有成功地整合效率与公平，既最优配置行政法资源、又兼顾起社会公平，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才能得以实现。效率不限指行政效率，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公平不仅指公、私益之间的分配公平，还涉及相关私益主体之间的待遇公平（平等对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行政法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平衡法在制度构建上与管理法与控权法之天壤之别。

其二，结构性均衡取决于和谐的行政实体法律制度与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平衡论者认为，就行政实体与行政程序而言，它们是同一行政行为不可分割的两面[23]；就行政过程论而言，任何行政行为都要经历调查、决定与宣告三个阶段，行政法在每一阶段都分别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予以规范调整[24]；行政法正义包括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两部分；正义不仅仅指公平，还包括效率；因此，行政法正义就分解为程序性的公平与效率正义、实体性的公平与效率正义。行政法正义的实现，或者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性均衡的形成，实际上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围绕着效率与公平价值通过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合理建构来实现的，这就要求整合各种复杂的对应关系，至少包括四种：第一，有助于实现行政主体的效率目标的便捷的行政程序，有可能损及行政公平；第二，有助于实现行政主体公平目标的周密的行政程序，有可能损及行政效率；第三，有助于实现相对方效率目标的行政手续简单的行政程序，可能有悖于平等对待；第四，有助于实现相对方公平目标的繁琐的行政程序，可能要损及相对方效率。此外，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行政主体的程序义务，亦可视作相对方的程序权利；内部行政程序应效率优先、公平其次，而外部行政程序则应公平优先、效率其次。

显然，要实现行政法的平衡，就不得不正视上述各种张力的客观存在。平衡论者认为，平衡法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合理地分配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从而形成内部协调一致的行政法律制度结构的过程。这种复杂的整合过程只有依赖于多方博弈并形成对策均衡才能实现。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平衡法中行政实体制度与行政程序制度之间的和谐配置，区别于在控权法与管理法中由于实体与程序之间的张力所导致的行政法失衡[25].

其三，结构性均衡表现为行政法律制度与监督行政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平衡法的制度结构系由以行政法治原则为核心的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行政法律制度组合而成，平衡法要具有规范、引导、惩罚等诸种功能，就必须具有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的两类制度：第一，调整行政关系的制度，一方面规定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职责以及行政行为方式，并明确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规定相对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行政违法的法律责任。第二，调整监督行政关系的制度，主要规定以司法审查为核心的监督主体的职权、职责以及监督司法审查权的运作方式。

其四，结构性均衡意味着行政法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和谐。行政法律制度结构的组成元素主要是原则与规则，制度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亦即规则的立改废与原则的优胜劣汰过程。对于整个行政法制度结构而言，原则与规则都不可或缺，因为行政法规则尽管具有权利、义务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等特性，但由于具体规则之间往往缺乏联结性，这就导致了行政法制实践经常出现“规则链条”断裂；有鉴于此，行政法原则通常起着统率规则体系、弥补规则空缺、粘合规则断裂等作用，从而促成行政法均衡结构的形成。

对于中国行政法而言，立法机关应树立行政法的整体结构意识，自觉地围绕着制约与激励机制来构建中国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尤其要注重健全制约行政权、激励相对方参与行政方面的行政法规则。此外，由于行政法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尚未发挥应用的作用，这就迫切要求中国行政法学既要致力于从本国行政法制实践中对行政法原则进行抽象与提炼，又要有针对性地移植一些外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四、行政法的均衡化与博弈方法

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均衡化问题已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完善的时代主题。它一方面得到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回应了现代社会人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不断提高而产生的更多的制度需要与权利需求[26].因此，尽管起点不同，但各国行政法都有意无意地围绕着行政法制约与激励机制、依托行政法主体的多方博弈而重建一个有利于整合效率与公平、公益与私益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从而推动着行政法从失衡走向平衡。

1、行政法的均衡化

对于行政法而言，结构性均衡意味着行政法主体的利益配置现状达至最优，从而不可能存在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但是，如果行政法尚未实现结构性均衡，那就必然存在引致行政法制度变迁以形成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内在动力；而且，行政法结构性均衡只是一种依赖于严格前提条件的相对均衡[27]；一旦发生了社会变迁，就必然要打破既定的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从而导致既有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松动，行政法因此重又处于失衡之中。正是迫于应对实现结构性均衡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行政法的均衡化问题就自然要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

行政法的均衡化是一个失衡的行政法趋向于结构性均衡的运动过程。行政法实践中大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行政法均衡化：“失衡→平衡”、“旧平衡→新平衡”[28].

（1）失衡→平衡。所谓行政法失衡，是指行政法所确认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偏离了均势，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缺乏真正的对峙与互动，二者的法律地位普遍不平等，公、私益之间的张力未得到协调，行政法的资源配置以及由行政法所配置的其他社会资源都尚未达到最优，社会利益并未达到最大值，行政法制度供求失调，行政法因此存在着推动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行政法失衡情形下的均衡化，主要是一个构建均衡性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的过程。这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其一，行政权过于强大、相对方权利过于弱小的行政法失衡的均衡化。行政法是一门与社会现实距离最近的部门法，它必须及时地回应来自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为了顺应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需要，传统的管理法正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全面的机制重构与制度改造。一方面，行政法注重对行政权的规范与制约，严格限定行政干预范围，将部分管理职能转移、下放给社会中介组织；改造行政行为方式，严格限制强制性行政，广泛推行体现民主参与的非强制性行政，在一些经济行政领域放松管制、改许可制度为登记制度，强化行政指导，引导、激励适度的市场竞争；以“法未授权不可为”准则约束行政主体，并借助规范的行政程序与独立的司法审查来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行政法赋予相对方更多的权利，广泛推行社会自治，构建立体的社会自治框架，譬如区域性的社区自治、同业内的行业自治、市场上的企业自主等，相对方遵循“法未禁止即可为”的行为准则。行政法不仅扩大了相对方权利，还致力于改造权利结构，尤其是有意识地培育经济组织、福利性组织、中介组织，以提高相对方的权利强度，增强与行政权对峙的力度[29]，在真正开放的体系中促成多方博弈，以实现行政法的平衡。

其二，行政权过于弱小、相对方权利过于强大的行政法失衡的均衡化。由于控权法的失衡既不利于行政效率与企业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因此，修正控权法的失衡对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言，非常重要。针对控权法失衡的原因，行政法的均衡化实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强积极行政的动力，重建有活力的政府。这主要包括：赋予行政主体更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认可部分非正式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授于行政以更多的行政裁决权、扩大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赋予行政更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权以及与之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强化行政法对于社会中介组织的规范、调整功能，并藉此调控、引导市场主体，加强行政对于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监督力度，灵活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价格政策与产业政策，辅助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纠正市场失灵[30].

（2）旧平衡→新平衡。当支撑平衡法均衡结构的约束条件改变从而打破既有利益均势时，既定结构性均衡就质变为一种次优均衡从而无法全面回应新的权力（利）需求与利益需求，行政法因此产生推动制度变迁的外部压力。此种情形下的均衡化，主要是一个旧的权力（利）结构的解构与新的权力（利）结构建构的过程。由于经济、政治、技术、观念等社会条件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因此，行政法从旧平衡向新平衡的演变也就必然是持续不断的。

究其根本而言，无论是“失衡→平衡”式的均衡化、还是“旧平衡→新平衡”式的均衡化，都是一种改变既定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性失衡的“合法不合理”状态[31]、重构一个“既合法又合理”的均衡结构的过程。

2、行政法的对策均衡[32]

平衡论者认为，作为一门应用法学，行政法学必须负责起解释行政法现象、解决行政法问题的使命；并且，解释现象与解决问题的逻辑应是前后一致的。一方面，平衡论在解释行政法现象时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透过复杂的、表面的行政法问题，直接考察行政法的核心矛盾，从而得出行政法的权力（利）格局应是均衡结构；另一方面，平衡论在解决行政法问题时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围绕着行政法权力（利）的结构性均衡，基于一以贯之的人性假设，具体分析行政法各层次矛盾，借助矛盾主体的相互作用实现对策均衡，并进而形成结构性均衡。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均衡是否可能，一种均衡是否改进了相关者的状况，都将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结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可被认为是广义的博弈；作为博弈，有多种特定的选择，这些选择的顺序排列、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对不同选择顺序所给予的相对奖励和惩罚，都能改变结局的定式；此外，相关物质环境的特定结构，也会对博弈的结构及其结局产生重要影响[33].现代行政法的均衡化也要依赖于行政法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宪政结构之下进行多方博弈并形成对策均衡。博弈论（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博弈论又被称作对策论[34].行政法均衡化的的博弈方法，系指假定包括立法主体在内的所有行政法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行政法主体占有行政法制度供求、权力（利）供求的信息需要耗费成本；各行政法主体所占有的行政法信息都不完全，但彼此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行政法主体依据一定的相互作用规则、基于合作而形成对策均衡。

相对于私法而言，由于行政法中的立法主体、行政主体、监督主体、相对方之间存在着较大张力，导致行政法失衡概率更高，因此，行政法均衡化采用博弈方法就尤显必要，以激发行政法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是依据行政法主体的理性选择，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与博弈的对策均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才能得以确立。

其一，行政法博弈的前提是改革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这意味着相对方能在既定约束所架构的开放的“场域”中与行政主体讨价还价，相对方因此不再是一个绝对服从于行政指令的主体（甚至客体），而是以一个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其行政法律地位的能动主体出现于行政法之中。

其二，行政法博弈方法直接淘汰了行政法中不适合博弈、不利于均衡实现与实践的具体制度，加速了现代行政法对于传统行政法的替代。

其三，由于行政法主体的博弈选择既受制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约束，又受制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限制，这就保证了行政法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与结构性均衡基本上重叠，由行政法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就必然是一种旨在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性选择。因此，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是行政法主体多方博弈对策均衡的法律表述形式，行政法的平衡成于行政法主体的博弈，并给行政法主体带来最大利益；亦即，平衡法的取得乃依靠行政法主体的理性选择而非立法者的刻意建构。

其四，行政法博弈方法直接促成了程序性行政法律规范的发展与完善；因为，博弈需要规则，而程序性行政法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提供足够的有助于行政法主体进入、退出博弈、形成对策均衡的规则。

其五，行政法博弈方法凸显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对立统一性以及行政法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互动性。在博弈过程中，各行政法主体都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策略选择，但任一方都不能选择明显不利于另一方的策略，否则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由此而致的对策均衡就只能是一种兼顾公益与私益、实现公、私益“双赢”的结构性均衡[35].

3、行政法的博弈模式（gameform）

行政法博弈以理性人假定为前提，从而严格区别于传统行政法（学）中人性假定的对立与断裂。传统行政法（学）要么将政府或公民假定为完全理性的人、要么将政府或公民假定为非（不）理性的人，往往对公务人员与公民作截然不同的人性假定。平衡论者认为，应在行政法（学）内采用统一的理性人假定，这是解释行政法失衡与均衡现象的实证基础。理性人是指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偏好、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偏好的人[36].在理性人假定的前提下，所有行政法主体-立法主体、监督主体与行政主体，[37]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都被假定为理性人。理性人假定有助于完整地解释行政法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行政法机制的制约、激励相容也正是基于理性人假设之上。

在理性人的假定前提下，行政法主体受利益动机驱使，在既定约束下作最优选择并形成对策均衡，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理性人假定决定了行政法的博弈模式主要包括三层次：

其一，行政法主体的有限理性。由于占有行政法权力（利）供求信息不仅要耗费相应的成本，而且获取信息的能力受制于技术、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约束，这就决定了行政法主体只能是有限理性的-政府与个人皆是如此；信息的有限性同时意味着行政法主体选择集合的不确定性。对于不同的行政法主体而言，评判其所占有的信息量是否最优的标准并不一致，概而言之，只有当行政法主体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行政法主体才处于最优信息占有状态。

其二，选择集合的限定性。首先，由于行政法博弈只是整个法治国家法律博弈中的一个子博弈，由此而形成的对策均衡必然要以稳定的宪政结构所提供的可靠预期为基础；其次，由于行政法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内生变量，行政法主体的信息与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空限制；最后，由于行政法制应是有机统一的，这就限定了行政法博弈多半只能在现行的行政法框架内进行，而不应经常性地突破既定的框架从而损及行政法制的稳定与统一。由此可见，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大都被限定在既定的宪政结构与社会结构之中，而执法与司法中的理性选择基本上被被限定在宪政结构、社会结构与行政法结构之中。事实上，超越既定结构性限制的选择不是不存在，只是囿于作此种选择的预期成本太大，因此行政法主体一般不倾向于作这种不理性选择。

其三，行政法主体的行为选择基于最优信息。由于信息具有回报性，因此，只有当行政法主体充分地利用了信息优势、最佳配置既有的信息资源时，行政法主体的选择才是理性的，由此而形成的对策均衡才是一种最优均衡或者最满意均衡。行政法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策均衡应是令人满意的最优均衡。因为，对策均衡解是在所有行政法主体最佳配置信息资源、经过多方博弈所形成的理性选择结构；与此同时，这个对策均衡解也应令行政法主体最为满意，因为对策均衡是行政法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容纳了最大的共识；行政法主体在对策均衡中的处境与其在博弈中所发挥的作用、所提供的行政法权力（利）供求信息形成对应。这种既体现最佳行政法资源配置、又能保证行政法博弈主体各得其所的对策均衡，通过法定程序就转化为行政法的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格局的结构性均衡[38].

由此可见，行政法博弈及其均衡主要是基于理性人的人性假定，立法主体、行政主体、监督主体与相对方等主体都遵循理性的博弈规则，进行多方博弈并形成行政法权力（利）结构配置均衡，以实现既定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与宪政结构约束下的公益与私益最大化，从而直接促成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实现。

将博弈的方法引进行政法均衡化之中，首先意味着要淘汰一种似是而非的传统行政法观念。我们习惯于假定政府是仁慈的、全能的与守信的，因此以国家代替市场、或者依赖政府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但实践经验表明：组成政府的公务人员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方面与市场主体并无二致，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职权进行寻租，而非如假定的那样只去谋求公益的最大化；政府也不可能全能全知，政府所占有的资源配置信息往往比市场主体更少，其决策依据并不充分；政府不守信用的纪录较普通民众而言也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普通民众缺乏应付责难失信的能力，但政府却常常依据强制力“公然地违约”。正因为如此，指望政府来纠正市场失灵往往适得其反，反而造成更加严重的政府失灵。之所以如此，主要归因于行政法内人性假定的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博弈的方法引进行政法均衡化之中就无疑会引起一场观念革命：依靠所有行政法主体理性参与的博弈方法来形成一个规范所有行政法主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这种行政法的均衡化，不仅过程民主，而且结果公正。

4、权力（利）配置博弈的基本类型及其例证[39]

行政法主体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进行各种类型的多方博弈，最终总要归结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因此，行政法博弈的对策均衡的核心是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

（1）权力（利）配置博弈的基本类型

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博弈主要包括行政法主体之间所展开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博弈：

其一，行政—相对方博弈。在进行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时，行政往往倾向于扩大行政管理范围、增强行政管理强度，以便高效率地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实现公益最大化；与之相左，相对方则倾向于严格制约行政权，扩大社会自治范围与企业经营自主权，寻求私益最大化。由于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公益与私益之间的矛盾，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就必然要进行激烈的博弈。

由于经济组织与行业组织的日渐兴起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迅速崛起，造成了行政—相对方博弈之日趋剧烈，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结构性均衡的形成。显然，如果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力量悬殊过大，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行政—相对方博弈，也就无法实现行政法的平衡。

其二，立法—行政博弈[40].鉴于行政权既有维护公益、保护私益的作用，又有可能被异化为行政寻租的工具而侵犯私益、有悖公益，因此，立法者在进行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时，就必然要顺应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试图严格控制行政权；对此，行政主体不仅会依据宪法据理力争、还极有可能凭借公益名义向立法者施加压力，以图影响立法决策有利于已，立法—行政博弈因此而起。

作为一种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制衡、直接较量的结果，由立法—行政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一般都被限定在立法者能够容忍、行政主体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此种博弈是实现行政法平衡的关键力量，如果立法权过大、或者行政权过大，都不利于立法—行政均衡的形成，从而制约了行政法从失衡趋向平衡。

其三，立法—公众博弈。诚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言：代议制政府在“利益集团影响之下有与社会的普遍利益不完全一致的危险”[41]，这就决定了在开放的立法过程中进行的立法—公众博弈有助于防止立法机关的非理性妥协，从而全面回应社会需要；而且，鉴于市场信息的分散性与立法决策的集中性之间悖性的存在，民主立法过程的实质就必然是一个公众与立法者相互交换信息、彼此沟通、相互影响的过程。

立法—公众博弈及其对策均衡的形成，有助于防止立法者旨在寻租而为的暗箱操作，或者因屈从于利益集团压力而做了强势私益主体的“俘虏”，疏于保护弱者。此种博弈是实现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平衡法得以存在与维持的社会基础。

由此可见，行政法权力（利）配置博弈以民主的方式促成了行政法的理性。行政—相对方、立法—行政、立法—公众这三类博弈，往往呈现出相互交叉、互相影响的关系。譬如，立法—行政博弈必然要顾及相对方的权利需求，立法—公众博弈不可能不考察行政干预的利弊，行政—相对方博弈也自然要影响着立法决策。因此，通过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配置的多方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正是行政法平衡的重心所在。

（2）例证：经济行政法行政主体权力与市场主体权利的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否实现对行政主体行政权与市场主体权利作均衡性配置，直接决定着行政法的平衡与否。因此，笔者选择中国经济行政法的权力（利）配置为例，来展示行政法博弈模式的内涵以及对策均衡的形成过程。

1）经济行政法的既定约束。由于存在着限制行政权需求（行政主体策略）与市场主体权利需求（市场主体策略）的一些共同约束因素，这就决定了经济行政法的构建与制度变迁只能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宪政结构与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

其一，社会结构限制。由于经济行政法只是整个制度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演变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处于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技术、观念等社会因素的限制。因此，社会结构对经济行政法主体的策略选择范围以及均衡结构的限定性，就使得过分滞后于或者超前于社会结构的经济行政立法倾向，一般不会为立法机关所接受。[42]

其二，宪法限制。现行宪法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定限定了经济行政法的选择范围。宪法所设定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①实行市场经济；②进行宏观调控；③体现平等原则；④实行依法治国[43].这一基本框架就限定了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策略选择范围，立法主体的策略选择也自然要受制于宪法限制。

其三，其他法律制度限制。为了维护法制统一，经济行政立法应当依法而为，不得与现行有效的法律相冲突。法制统一原则无疑限定了经济行政法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均衡结构，譬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等行政法规或者部委规章，必须依法制定，不得与现行有效的法律相背。

2）经济行政法的权力（利）配置

经济行政法权力（利）配置格局，得之于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对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关于经济行政法的制度效益、立法目标、组织形式、行为模式、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与宪法约束下进行博弈所形成的对策均衡的确认；这种格局还将随着社会结构与宪法约束的改变而受到持续的边际调整。

其一，制度效益。由于经济行政法要直接影响着市场主体策略选择的预期成本（交易成本、生产成本与风险成本等），因此，市场主体通常以各种方式向立法机关施加压力，希望经济行政法能明确地制约行政权以节减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成本，增加预期收益的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效率、增进企业利润。对此，行政主体却不以为然。行政主体倾向于认为经济行政法应该有助于增加市场主体经营决策行为的可预期性，有助于维护稳定的经济行政法律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由此可见，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都希望经济行政法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二者的效益评价标准却不尽一致。惟此，立法机关必然要对两种效益观进行整合，以保证其所制定的经济行政法的预期社会成本小于预期社会收益[44].

其二，立法目标。市场主体倾向于认为经济行政法应禁止行政主体以各种方式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与经营决策权，以提高企业效率、维护经济自由。但行政主体却认为经济行政法应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平-这主要包括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这就要求经济行政法授予行政主体更多的行政权以有效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进行各种私有财产征用、税款征收，通过各种转移支付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显然，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各自所主张的立法目标截然不同。立法机关必须兼顾私益与公益，基于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多方博弈，将经济行政法的立法目标定位为既有助于促进市场效率、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既要保障经济自由、又要促进有序竞争。

其三，组织形式。市场主体通常认为，为了保障其最优地进行技术与资本组合，经济行政法应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企业组织形式自主决策权，由市场主体自主地决定是否采用个体制、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股分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组织形式，并由市场主体自主地决定企业的设立、变更、分立、兼并、重组、解散、破产等，而无须行政干预。但是，行政主体却倾向于认为，由于中国尚处于转型时期，市场尚不成熟，市场主体普遍不够理性，因此，经济行政法应赋予行政主体足够的行政许可权，以便通过对企业组织形式的管理来培育市场、引导企业，从而既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能有效地防止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立决定了立法机关必然要对这两种相异的策略选择进行整合，在赋予市场主体相对独立的自主决策企业组织形式权利的同时，又赋予行政主体必要的企业组织申批权与生产经营许可权；作为博弈的结果之一，各种行业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也就应运而生。

其四，行为模式。市场主体认为，经济行政法应该尊重市场机制，赋予市场主体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自主决定企业的人财物与产供销的经营自主权，而无须行政主体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于必要的经济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本着提高企业效率的宗旨来设计行政程序，以严格制约行政权、保障市场主体全方位参与行政。但是，行政主体却倾向于对市场进行普遍干预，以避免由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波动；主张经济行政法应赋予行政主体干预市场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以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降低通货膨胀率或者失业率。显然，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模式的设计要求相去甚远，这就迫使立法机关对这种张力进行整合，既承认必要的行政干预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又要确立规范的行政行为模式以防政府失灵，要求政府既在宏观上对整个市场进行调控、引导、又要强化对自然垄断企业的微观管制。作为结果，立法往往既赋予行政主体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又以严格的行政程序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45]

其五，法律责任。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如果通过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所形成的收益远远超过违法成本，那么理性的市场主体就会倾向于违法；对于行政主体而言，如果行政寻租的成本远远小于收益，那么违法行政就会普遍存在。因此，法律责任就成为影响经济行政法主体策略选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潜在成本，它也因此成为经济行政立法中的一个博弈焦点。行政主体倾向于严厉制裁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而市场主体则倾向于监督机关严格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尤其是将司法审查视作监督行政、维护私益的重要筹码。对此，立法机关要对双方的预期违法成本与预期违法收益进行衡量，并据此确定适宜的行政监督的范围与方式以及以司法审查为核心的监督行政的广度与深度。

综上可知，平衡论者所主张的行政法平衡乃是以统一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以保证行政法博弈这种实现、实践行政法结构性均衡的行政法方法，在整个行政法运作过程的普遍适用[46].尤其是，由于行政法博弈总是围绕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配置格局而展开，因此，行政法的对策性均衡与行政法博弈之间就具有了内在的关联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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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traditionaladministrativelaw，thestructureoftheadministrativepowerversustherightsoftheadministrateeisfrequentlyinastateofimbalance.Suchanimbalanceinadministrativelawseriouslyrestrainstheoverallrealizationofequityandefficiencyvaluetargetofadministrativelaw，setsdifficultiesintheoptimalallocationoftheadministrativelawresourcesandthemaximizationofsocialinterests.Inviewofthis，thebalancetheoristsadvocatethattheadministrativelawshouldbecategorizedintothebalancelaw.Thispaperpointsoutthatthebalanceinadministrativelawisthestructuralbalancebetweentheadministrativepowerandtherightsoftheadministratee.Itisrealizedthroughtheinherentlyharmoniousadministrativelawsystemwhichisbuiltaroundthechecking&encouragingmechanismoftheadministrativelaw.Andtherealizationofsuchasystemhavetorelyonthemulti-partygameoftheadministrators.Inthissense，thebalanceinadministrativelawisabalanceof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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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论、控权论与平衡论是平衡论者采用辩证思维对行政法的核心矛盾进行分析所形成的三种“理想类型”。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2]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对本国行政法制实践所作的理论回应。一则，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行政管理基本奉行“命令—服从”模式，妨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另则，“权力下放、放权让利”的控权行政改革又导致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窘局的出现。有鉴于此，平衡论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沈岿：“试析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平衡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王锡锌：“再论行政法的平衡精神”，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罗豪才：“行政法的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姜明安：“授权、分权、控权-平衡行政法生存的‘理’”，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豪才、方世荣：“论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罗豪才：“行政法学与依法行政”，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3]参见，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兼议‘平衡论’的完善方向”，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论”，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

[4]参见，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杨解君：“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两大主题”，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91—305页。针对学界的理论质疑，平衡论者予以了及时的回应，参见，王锡锌、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与杨解君同志商榷”，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宋功德：“平衡论：行政法的跨世纪理论”，载《法制日报》2000年9月3日（上）、9月10日（下）。

[5]从1996至今，关于平衡论的理论评述已成为《法学研究》等法学核心期刊“行政法学研究评述”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诸多论文也从不同角度评述了平衡论，譬如，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6]譬如不合理地限制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社会中介组织的自治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权等。

[7]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必然要求行政消极无为；在政治上不恰当地强调民族自治与社会自治就必然失去行政权威。因此，中国行政法虽然并非控权法，但中国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与制度重构时期也应避免纠枉过正。

[8]任何行政法学范式的生成与演变，都受制于人们的知识积累与价值判断，因此，行政法学范式只能具有相对合理性。库恩认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念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范式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好的范式的作用就在于其假设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See，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Chapterone.

[9]对于行政法学而言，“关系”的视角意味着要辩证地理解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统一性，将行政法视作一个有利于促成双方博弈的“场域”，而非片面保护某一方主体的僵化结构。在皮埃尔。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理论中，“惯习”与“场域”这两个概念都是关系性的，这一点尤其意味着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作用。一个场域就是一个游戏的空间，这种游戏的空间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才存在，即那些相信它所提供的酬赏并积极寻求这种酬赏的“游戏者”投身于这一空间。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10]行政法的范式转换，或者理论基础重构，是现代行政法学重新认知行政法的必经之路。诚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现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札记》，转引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参见，罗豪才：“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2]行政法理论基础必须具备三方面的实践性：归纳出与实践相符的行政法机制以保证制度体系的有机性、围绕行政法机制形成完整的行政法律制度框架以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法律方法，以实现行政法的公平与效率目标。

[13]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6、31页。

[14]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两种对于行政法治的误解：将“行政法治”等同于“依法行政”、将“依法行政”等同于“依法治民”，这两种误解都割裂了行政法治的完整含义，直接误导了行政法制实践。

[15]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页。

[16]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1页。

[17]鉴于行政的管理性、服务性与应急性等固有特点，不可能要求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法律地位都绝对平等；相反，某些领域中的行政优先性与强制性，正是行政效率与行政法律秩序的必然要求。

[18]就此而言，经济行政法中的经济行政主体与经济相对方更有可能形成一种均势对峙与真实互动，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组织，再加上行业协会这种中介组织，经济行政主体与经济相对方之间就较有可能形成一种均势对峙与良性互动。相对而言，目前在其他部门行政法中要实现这种均势还比较困难。这就部分地解释了平衡论为什么非常关注社会中介组织在现代行政法中的积极作用。

[19]有必要声明的是，平衡法上的效率、公平、行政法治、公民自由等价值项都只是相对的概念，离开特定时空约束奢谈平衡、效率、公平、秩序、法治、自由等，并无现实意义。

[20]一般而言，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此长彼消关系导致行政法内公益与私益的顾此失彼；不过，由于现代行政法通过行政法机制的激励功能有力地促成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而使得公益与私益能够在新的利益增长点上实现双增。

[21]钱颖一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是依靠两个东西运作的，一是约束，一是激励。这好比汽车的刹车和发动机，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但是人没有激励，经济就根本不会增长。后者比前者还基本。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参见，钱颖一：“激励与约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22]平衡论将行政法机制归结为制约与激励机制，并非意味着制约与激励总是同样重要，行政法机制制约行政主体与制约相对方、激励行政主体与激励相对方存在着轻重之别；事实上，行政法要实现结构性均衡，就必须针对现实的行政法制实践来配置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就中国目前而言，行政法机制重在制约行政权并激励相对方有序地参与行政。

[23]区别于管理理念重实体、轻程序，也区别于控权理念重程序、轻实体，平衡论者认为程序与实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不宜顾此失彼或厚此簿彼。

[24]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及注[1].

[25]行政实体与行政程序之间的关系直接受行政法价值目标的影响。管理法注重追求行政效率，因而在行政程序立法设计是就倾向于保障行政的便捷性，从而与保护相对方权利相悖；控权法注重追求公平，因而其程序设计就偏重于制约行政，这就有损于高效行政的实现。

[2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盛行的“新公共管理主义”多从“行政管理”角度探讨如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与信任危机问题，它主张公共行政应从主体中心转化为客体中心、权力中心转化为服务中心、效率中心转化为成本中心、个体利益中心转化为公共利益中心；显然，“新公共管理主义”严格区别于为公共行政管理“制度”提供理论支持的行政法平衡论。因此，行政法学要借鉴“新管理公共管理主义”的理论主张来解释行政法现象、解决行政法问题，首先必须完成观察视角的转换。有关“新公共管理”的探讨，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10期。

[27]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假定前提：其一，既定的政治、经济约束条件不变；其二，既定的道德观、伦理观不变；其三，公众的效率、公平、秩序、法治与自由的价值观不变；其四，公众的利益观不变。

[28]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均衡化是针对“权力（利）结构性失衡”，而非针对特定部门行政法或者特定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从总体来看，行政法的失衡非此即彼；但就局部而言，在管理法中也可能存在行政管理力度不够的问题、在控权法中也可能存在行政权得不到控制的问题，这就要求行政法的均衡化既要立足于行政法整体、又要兼顾行政法的局部，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样才能实现行政法的结构性均衡。

[29]鉴于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往往造成权力（利）配置格局的僵势与思维定式，平衡论者主张综合采用削减行政权范围、改革行政管理模式、壮大社会中介组织、拓宽社会自治领域等多元方式，从整体上推进行政法的均衡化进程。

[30]行政法在权力（利）结构重构时，削减行政权、限制行政权与“收回”不合理的相对方权利相比，可能更容易些。公众易于接受权利多多益善的观念而较少深思熟虑权利存在的社会约束条件，这就决定了偏向行政的行政法重构必然会招致极多不满与指责。因此，控权法的均衡化甚至比管理法的均衡化更加困难。

[31]“合法”，是指权力（利）结构因被行政法所确认而合法：“不合理”是指权力（利）结构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未及最优之有背理性。

[32]“对策均衡”是相对于“一般均衡”而言的。经济学在研究人受利益驱动所为的各种行为及结果时，借鉴和引入了平衡分析法，并进而发展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将其集中、系统地用于分析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所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但是，一般均衡论正面临着“对策均衡论”的挑战。相比较而言，主张博弈的“对策均衡论”对现实问题具有更强解释力，并因此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姿态主导和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对于行政法平衡而言，一般均衡意味着假定立法主体完全理性，无成本地占有行政法权力、权利配置格局均衡与否的全部供求信息，并无成本地对权力（利）格局进行调整，以实现权力（利）格局的结构性均衡。

[33]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3页。

[34]著名经济学家泰勒尔（JeanTirole）认为：“正如理性预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革命一样，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张维迎教授更是认为：“当本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由价格制度转向非价格制度时，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的基石”、“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一直在为其他学科提供武器，但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工具比博弈论更有力了”。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前言”，第1、2页。

[35]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行政法主体之间的博弈应是一种基于合作而产生的“1+1>2”的“正和博弈”，它既区别于中国传统谋略的“1-1=0”的“零和博弈”，也区别于垄断竞争中所可能出现的“1-1<0”的“负和博弈”。

[36]正是理性人的假设使得经济学家得以运用数学工具描述人的行为。不过，理性人与自私人不同，理性人可能是利已主义者，也可能是利他主义者。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

[37]笔者之所以将行政法博弈主体限定为立法主体、行政主体与监督主体，以及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而非人大代表、公务员、法官、公民、法人代表、组织成员等，主要意在简化探讨博弈问题的复杂性。这种简化是以人大代表与人大之间、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法官与法院之间以及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代表与组织之间，由于存在着完善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为假定条件。事实上，这种假定比较苛刻，但由于除公务员法律关系外，其他关系并非纯粹的行政法问题，因此，这种假定还是必要的。

[38]“最优”与“满意”在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以及公共选择流派中难以统一。譬如，赫伯特。西蒙主张采用“满意模型”作为理性选择模型。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一般采用满意策略-亦即他们只要求达到一个过得去的水平。满意模型代表了对新古典研究纲领“硬核”-最优选择-的放弃。再如，由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公共选择的契约主义”，因此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外在于交易过程的公平与效率标准；他认为，凡是交易者彼此满意的交易就是有效率的、公平的。参见，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39]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将经济学的上的理性人假定与交易概念引进政治市场，对选举与立法等政治行为进行分析。但究其根本而言，公共选择的内核也只是一种博弈而已。此外，笔者在此主要旨在提供一个行政法权力（利）配置博弈的大致分析框架，至于各行政法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对策均衡的分析，平衡论者将在其它文章中详细论述。

[40]立法—行政博弈只能在既定的宪政结构之中进行。对于中国而言，立法—行政博弈只是意味着立法权与行政权在行政法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理性选择问题，并非指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亦即立法—行政博弈只能在政府从属于人大这一宪政结构之中进行。

[41]转引自，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2]尽管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动力直接导源于技术进步、权力（利）观念更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推进等所引致的行政法制度变迁需求，但是，由于立法者的保守性、旧制度受益者的反对、制度本身的惯性以及制度变迁的高额成本等因素约束，就导致了行政法制度需求很难得到即时回应；制度变迁与否、制度变迁的“时滞”长短，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在行政法主体之间展开的支持或反对制度变迁的博弈。

[43]第七条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3条修正案将《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4]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博弈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博弈，由于立法者并不必然地与旧制度受益者或者新制度潜在受益者立场一致，因此，行政法制度变迁博弈实际上是一种“非等边三角博弈”，行政法律制度最终变迁与否完全取决于多方博弈的对策均衡。实际上，只有当行政法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从而促成新的行政法制度供求、权力（利）供求均衡。有关制度变迁模式的探讨，详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1页以下。

平衡范文篇10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2]张璐,刘增涛.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