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论文十篇

平衡理论论文篇1

从法律路径着眼行政争议解决制度，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行政法律制度这个大前提，按照罗豪才及沈岿教授的观点“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过细密、成熟、相对完善的行政法律原则和规则调整以后，涵盖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法院、行政相对一方的各个关系主体，就生活在一个依据这些原则和规则而自我运行的、内部有某种逻辑安排的有机体中，该有机体即行政法律制度”[2]。行政争议解决制度就是次层级的亚行政法律制度，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法治运行背景下我们面临的现状却是“大、中诉讼、小复议”，具有协调性与兜底性特征的依赖传统治理文化和体制而一跃成为争议解决的主渠道，行政诉讼由于技术上的操作难度进一步向需要权利救济的相对人关上了大门，行政复议更因为行政权上下级的自我监管模式加上制度设计的缺陷进而透支制度生命力。行政争议法治化进程并不顺利，制度设计的严重滞后及缺失主客观一致的将大量行政争议堆堵在这条狭窄的便道上，因而由大拥堵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如大、警察维稳、机构腐败等严重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当下最吊诡的困境在于学界对于问题的认识皆清醒透彻，对关键要害也能达成一致认识：（1）比如都明白不能作为解决纠纷的长效措施，从历史从法系来看其作为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其人治色彩过于浓厚，应当将其作为一种民情的反馈渠道作为法律框架的补充；（2）比如都明白行政诉讼占比小的客观原因包括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立法目的、受案范围过窄、行政诉讼类型单一、诉讼当事人资格标准狭窄以及涉案管辖、期限等一系列问题[3]；（3）比如都明白行政诉讼面临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的三难境地；（4）学界实务界同样深谙司法独立乃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但是明晰症结所在的同时却不能对症下药，或者说是不能开出立竿见影的良方，这是因为首先从宏观上讲法治建设既同政治经济制度相密切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法治进程不是一朝一夕推动的，需要同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针对制度做出长期稳健的立法规划。其次立法规划的制定、法律的出台及颁行是技术性强、程序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角度司法制度的改革不能脱离法律稳定性前提。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处于社会制度的矛盾中：“法治—稳定”悖论（Law-stabilityParadox)[4]。同市场经济改革带动经济蓬勃发展相比，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分化及法治改革同样是发轫于这场旷日持久经济改革的衍生品。社群间的利益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公共资源分布及利用不均衡和私人利益的分配不平衡，纠纷增加势必不可避免，相对应地徐图法律程序的有效解决。从这点来看，伴随社会发展而生的社会矛盾在合理的社会承载容量内是有益于推动法治改革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却面临停滞不前的状况呢？哥伦比亚大学Liebman认为从主观上讲政府作为法治改革的推动者在意识形态上视法律为管治的工具，而不是约束其自身的规则。（1）首先权力的享有者害怕法治会限制或威胁自身权力的高效及少阻碍的运用，因而将司法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这也是司法始终难以独立的一个关键因素。法律工具思维的根深蒂固究其原因在于执政思维的短视，行政机关法治观念较淡薄，没有在社会管理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制定好、运用好、维护好法律才是稳定发展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仅仅看到在“官民”冲突中，司法权威的正确行使可能会影响自身行政权威，因而后果之一就是在大行政体制下司法机构的权威受到直接削弱（往往是遇到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案件诸如土地纠纷、劳资纠纷，法院从立案、判决、执行三个方面受到自的干扰），这三方面基本涵盖了司法的主要过程，而且这种司法权的限制通常是自发的，自发的内因则是体制框架下司法体系在人财物上的话语权缺失以及党管干部原则。后果之二即法律程序因为可能出现的法律民粹化倾向而遭到破坏，更遑论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地方政府在不考虑是否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下，向司法机构施压使判决结果倾向可能的上访者）。（2）形成于革命时期的纠纷解决习惯有民粹化传统，政府部门在应对社会矛盾激增是偏向于采取非法律手段。这与我们喜欢搞运动模式、宣传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管理的政法传统密不可分[5]。（3）从执政党的历史来看，其兴于群众运动善于发动群众运动，更深知蕴藏于群众之间的汹涌力量，因此行政机关的代表———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基层的纠纷和怨气的产生尤其敏感。只要能平息或者仅仅是稀释这些不满，任何手段都是理性的。再加上我国自古有实用主义的行政传统，在基层尤其显著，所以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段维护稳定变得习以为常。（4）从客观现实角度，处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行政机关不希望自己过多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以便在应对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突况时，我们的政体和国家机器时刻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弹性”。笔者受启发于Liebman有关“弹性”这一提法，不妨将其称作“制度弹簧”。这一制度弹簧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依据政权发展的需要、执政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创设制度时预留下较大的灵活运用空间，在结构上注重原则性宏观性的设计，在内容上立意较模糊，在技术操作上设置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福柯指出：权力首先是策略；正是因为权力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策略，权力在实践中才会具有多种形态。制度是权力实现的规范化方式，制度同样也是一种策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形下，推行具有弹性和张力的制度弹簧是面对改革挑战的理性选择。我们在经济领域经常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们处于两难困境的夹缝中，经济的发展既要适应商品和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样要始终考虑我们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所以制度的实施需要广泛的争论并达成共识。法治所依赖的法律制度所表现的制度矛盾、路径纠结则更为明显，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动员能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就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6]，这也正是维护社会稳定、政权稳定的根本底线与深化改革的力度与程度之间的平衡困境。基于历史经验中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失范，作为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6]。出于对这种“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的忧虑，政府力求保持各种制度的弹性以应对未知情况，回归到行政立法上则表现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条例的多个方面。诚然，“法制弹簧”（法律制度弹簧）拥有灵活性和弥补立法滞后和空白的作用，但是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其权威性和羁束力更加依赖公民的可预见程度，尤其是在当今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今天。《周易》中《家人》《大有》《革》三卦中体现了诚信作为权威之本的社会意义，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孚信和权威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力量。圣贤经典早已阐述了权威不仅凭借地位的威势，其根本因素仍来自于诚信[7]，那么政府对待法治的观念也应该及时转变，以顺应改革大潮裹挟之下上层建筑解构带来的种种新情况。

二、现行行政争议解决格局形成的原因及弊端

“大，中诉讼，小复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其反映的实质即三种法律制度各自的制度生命力强弱。

（一）大成为负累1.受案范围大。中国的体制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国务院条例，各级政府部门均须设置对公众开放的办公室，以接受来信或接待来访。依据《国务院条例（1996）》第八条规定的四种：“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或“其他事项”，案件的受理范围在理论上具有无限的广度，几乎涵盖了公民社会生活中权益的各个方面。而在实践中，访民上访由于非理性因素使得涉及面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民间集中在涉诉（对法院决定做出申诉的）和行政纠纷（直接针对下级政府部门的）两类上，只有很少的人选择行政诉讼路径解决官民争议。2.访民人数多。目前从北京到各级地方大概存在的访民总数有数十万。对于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近十年来始终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目前基本由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制度有效性比较分析（诉讼低效），因为行政诉讼存在（1）司法权威的缺乏突出表现在行政审判中；（2）行政审判的独立性不强严重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3）行政诉讼中被告败诉案件执行难已成一大顽症[8]等诸多问题，使行政相对人解决争议的愿景难以实现，效果难以企及，因而出于理性的考虑选择（如：谷桂林，2002；应星，2004等）。同样有学者通过比较古代直诉制度来说明民众是在其他救济制度失灵的情况下才选择。第二种是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解释，无外乎“厌讼论”和“关系社会的人治依赖”。第三种是张泰苏提出的“对抗性高低论”，民众热衷于而冷落行政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提供了一种对抗性较低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而后者不允许调解[9]。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互相并不矛盾，可能综合作用导致大现象的形成。因为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我们却鲜见第一手的访民调研统计资料，很多结论的得出源于官方统计的书面数据和制度学者的理论推测，这不能不说是法学及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遗憾。张泰苏指出中国民众不选择行政诉讼是因为对这种诉讼的程序感到陌生和排斥，现代的行政诉讼制度由于生硬和冲突性强原因，较之，虽然效率低下但程序模糊反而让人易于接受。这就从逆向的角度证明了前文笔者提到的“制度弹簧”传统，而这一传统既根植于民众的心理，又强化了这一心理，最终反向为行政诉讼的选用设置了障碍。

（二）中诉讼面临尴尬境地不信法的局面正是行政诉讼制度面临的窘境，这种尴尬的成因前文已大量赘述。

（三）小复议形同制度软肋行政复议本该是法治框架内解决行政争议的最主要受力点，因为首先司法具有终局性的特点，绝大部分纠纷应当优先在行政权范围内解决，复议前置也体现了司法对行政干预的克制原则。行政权范围内由上级或其他行政主体对下级行政主体做出的或具体或抽象行政行为依据行政相对方的利益诉求行使裁量权，使行政权行使的错误及瑕疵及时自我纠正，同时兼顾程序简便、高效快捷的制度优势，这本是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价值，是具有旺盛的制度生命力的。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法有关复议机关作为被诉主体的规定则将复议制度直接扼死，对复议前置案件，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维持原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决，行政相对人提出行政诉讼应当以原行政机关为被告，只有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才能以复议机关作为被告。这一鸡肋的立法规定，囿于趋利避害的天性，必然使得复议机关将大量的提起复议案件维持以规避作为行政诉讼潜在被告的风险。因而行政相对人选择提起复议则面临救济失灵的局面，相对应的不如直接选择诉讼或者。此外同行政诉讼比较，复议制度对抗性较小，完全符合民众的心理习惯与争议解决的内心期待，但是路径阻塞如此，不得不引人深思。鉴于此我们可以引出司法制度生命力这一命题，笔者认为司法制度的生命力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制度的创设要符合宪法法律的宗旨和价值追求，遵照既定的设立程序，把握制度弹性的限度（制度稳定性与制度能动性间的平衡），以期达到良法善法之治（注：制定良善之法需要在把握社会环境、历史文化、主体心理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制度是客观要素、主体心理是主观要素）。第二，制度不仅要良善，更要有效，要达到立法目的与现实作用的统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以公正、可预期、长效的模式规范社群主体的行为，良善的制度必然要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遵守制度必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满足自身的需求或者符合自身的长期权益，这样才能使制度在行为惯性的垂范中形成普遍的内心确信。第三，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要紧密围绕制度生命力这一关键点，制度生命力同样需要典型示范，要通过案例宣告它的有效（注：张泰苏曾指出中国民众不选择行政诉讼是因为对这种诉讼的程序感到陌生和排斥，这里存在一个逻辑关系，正因为行政诉讼缺乏有效的宣传，也没有典型的案例在民众心中形成制度认同，因而导致了这一本来制度生命力大于的制度在外观上表现得羸弱，进而在诉讼无用论的误导和厌讼论的文化背景下行政诉讼的制度生命力再受打击并最终造成了当下大、中诉讼、小复议的局面）。第四，此外在方法论上，构建制度生命力的路径，要注重运用逆向思维，在顶层设计时不能仅仅为了设定制度而设定制度，制度的关键在于被运用，受施主体是广大行政相对人。我国的立法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话语权的不平衡，往往由立法机关闭门立法，以本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征求意见稿来看。笔者了解到的信息是行政机关始终拥有较大的立法建议话语权，国务院法制办以及与国务院关系较近的学者提出几份具体的草案，很多学界显而易见的共识却没有被采纳。我们的立法往往是根据中央的规划，加上行政部门间进行利益妥协最终达成折中的法律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样导致立法博弈的主体过于狭窄，思维过于保守且不可能脱离行政主导的藩篱。

三、行政争议解决体制（体系+制度）完善的几点思考

笔者提出的行政争议解决体制，是体系和制度的合成，社会发展要形成体系，就像生态系统一样，好的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能够培育好的制度发展，遏制畸形的制度。比如美国的立宪先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设立的制度仅仅是遵照了诸如三权分立、人民等基本原则，起初并不完美，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否则也不会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出现诸如奴隶制、种族隔离等等问题。但是美国的体制被全世界学习的根本在于其社会发展体系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高于其他国家体系的自我修复、自我纠正能力，美国的生命力是一种体系生命力，是制度生命力的进阶，因而才会出现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10]利用高超的法律技巧和政治智慧为美国最高法院争取了实质的违宪审查权力。我国行政争议解决体系的构建，（1）制度上逐渐构建以法律框架为权利救济核心（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为主），辅之以作为信息渠道本源的可行性规则；在注重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分立与监督的同时，拓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尤其是人大代表的履职空间，发挥其法治功效。（2）体系上要实现生态系统任重而道远，笔者只是粗浅地提出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具体措施由于志大才疏难成圭臬。笔者提几点思考，中国特色法治体系要处理好两个关键点。一是党的定位，二是人大的作用。

四、结语

平衡理论论文篇2

（一）CMHI公司总部绩效管理体系

（1）考核内容。绩效评分的内容包括：工作态度考核、管理能力考核、工作能力考核、工作成效考核。其中部门副总经理级以下人员绩效评分不包括管理能力考核。

（2）考核流程。绩效评分由员工个人自评和他人测评两个环节组成，其中员工个人自评只用于对照参考，不计入最后得分，其目的在于通过他人测评与个人自评发现差距、寻找改进或提高工作绩效的动力。总经理助理级人员和部门负责人由公司领导进行评价和面谈，部门副总经理级人员由部门负责人和公司领导进行评价，部门副总经理级以下人员由部门负责人进行评价和面谈。人力资源部最后计算评估得分。人力资源部根据考核结果制定职位或职级变动以及年终奖金应用方案，报公司领导审批。

（3）考核计分。考核评分表的各项指标按照四档评价，比如表现出色为9-10分、表现较好为7-8分、基本满足要求但有欠缺为6-7分、需要显著改进为1-5分。考核综合得分由各考核人的卷面得分与其所占权重综合计算得出，比如考核部门负责人，那么公司总经理评分占30%、公司分管领导评分占40％、部门其他员工评分占30％；考核部门副总经理级（非主持工作）员工，那么公司分管领导评分占30%、部门负责人评分占40％、部门其他员工评分占30％；考核部门副总经理级以下员工，部门负责人评分占100％。

（4）考核结果运用。员工绩效考核结果根据综合得分划为四档，90分以上为优异、80-90分为胜任、60-80为基本胜任但需改进、60分以下为不称职，具体分档标准：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当年年终奖金挂钩，人力资源部将根据被考核人的考核结果以及工作岗位，审核各部门上报的当年年终奖金分配方案。如分配方案与考核结果背离的，人力资源部将建议部门或直接对分配方案进行调整。分配方案报公司领导审批。员工的职务、职级和薪酬调整原则上依据年度绩效考核结果进行，通过绩效管理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力资源部根据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制订调整方案。

（二）CMHI公司总部战略地图与平衡计分卡

（1）CMHI公司总部战略地图。CMHI公司总部的战略地图。

（2）CMHI公司总部平衡计分卡。根据CMHI公司总部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工作任务，本文依据战略地图中的22个战略目标确定了“市场占有率”、净资产收益率”、总部预算费用控制率”等36个评价指标，形成了CMHI公司总部平衡计分卡，如表1所示。

（三）CMHI公司总部人力资源部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

（1）CMHI公司总部人力资源部职能。第一，人力规划与分配。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需要，负责制订和实施公司（含下属公司）的整体人力资源规划；承担公司人力资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负责公司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审定公司总部和派出机构的工作职能，以及定岗和定编工作；负责公司人事管理制度、政策和工作流程的制定；负责公司（含下属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建设，指导、检查、帮助下属公司在总部设定的人力资源体系框架下，完善各自的管理体系（含用工制度、劳务派遣和业务外包制度、薪酬体系、考核体系等）；检查和监督下属公司的人力资源法规、制度、政策的执行情况；负责公司总部员工的日常人事管理工作（含考勤管理），以及公司确认的下属公司高级管理岗位人员以及公司派出人员的招聘、调配和辞退工作，并按照任职资格标准对调任人员进行考核评估；负责派出董事和监事的人事管理；负责直属公司人事、财务（财务部参与）和审计部门（内控与审计部参与）负责人的任免审批；第二，考核和评价。负责公司总部员工和公司确认的下属公司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派出人员的考核工作；指导和帮助下属公司建立与公司总体管理理念一致的考核评价体系；负责公司总部部门关键岗位业绩指标（KPI）的制订。第三，薪酬福利；负责总部员工的薪酬管理工作，对总部薪酬体系进行动态维护；审核下属公司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年薪收入；帮助并指导下属公司建立与其业务及公司整体薪酬理念相吻合的薪酬（含福利）体系，检查其实施情况；负责审核下属公司的年度薪酬预算，平衡各下属公司的薪酬水平，确保相对的竞争性和公平性。第四，人力资源的开发。负责公司人才队伍建设，并制定计划和组织实施；负责总部员工、下属公司高级管理岗位人员和公司派出人员的培训；指导下属公司培训工作，推广优秀经验，协调内部培训资源；组织和实施总部及下属公司HR从业人员岗位技能培训。第五，其他。负责人事劳动政策和行业内先进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研究；负责劳资纠纷的协调与处理；负责办理总部员工因公出国、赴港澳、家属探亲、劳动用工及户口调入相关手续及证件的管理。

（2）CMHI公司总部人力资源部平衡计分卡体系设计。人力资源部在部门职能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总部的总体战略目标，来制定本部门的战略图和平衡计分卡。第一，人力资源部战略地图。第二，人力资源部平衡计分卡。根据CMHI公司总部年度工作目标和年度工作任务，依据人力资源部战略地图中的16个战略目标确定了“人力资本准备度”、“青年骨干人数占比”等16个评价指标，形成了CMHI总部人力资源部平衡计分卡。

（3）个人平衡计分卡体系设计（以人力资源部培训与发展经理为例）。第一，个人平衡计分卡设计。个人平衡计分卡的目标一般源于部门计分卡目标的承接、分解和基于岗位职能的目标补充。限于篇幅，本案例选人力资源部培训与发展经理，具体说明个人平衡计分卡的开发过程。第二，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个人绩效考核量表设计。绩效考核量表是一张用来对考核对象的绩效实施评价的管理表格，主要用于对平衡计分卡中的主要衡量指标进行量化考核打分。根据人力资源部培训与发展经理的平衡计分卡，辅以其他重要事项的考核指标设计考核量表。

二、结论

平衡理论论文篇3

三角形中的TC边分别代表时间和成本的资源需求，边长越长，说明资源需求越大；Q边代表的是质量要求，边长越长，说明产品的质量代价越高。而由TQC三边围成的三角形面积B（Benefit），代表的是项目的收益，作为项目投资方，希望效益最大化，即在时间和成本投入一定的前提下，满足质量要求的同时使三角形的面积最大。一个企业在决定项目立项的时候，必然对产品推出市场的时间、资源的投入、交付质量是有限制和要求的，即三角形的三条边长不可能无限长，至少C边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要求不是项目执行过程中某个时间点上的静态要求，而是整个项目过程中动态的，在一定的范围内不断修正和调整的过程。根据项目的生命周期的定义，项目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项目启动、规划、执行、监视与控制和项目结尾，然而根据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和项目交付的要求不同，各阶段的持续时间和相互作用的程度也不同，如图2所示。项目要在各个阶段都按照项目设计的范围内无偏差运行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在各个阶段该如何来平衡TQC的要求呢？这就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充分掌握项目的特性和具体要求，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评估要做到全面，掌握好项目的交付要求，确保项目在预定的范围内沿着正常的轨道推进，不断修正偏差，保证TQC的平衡。

2如何平衡TQC

一般情况下，项目的资源需求最大的是项目中间的三个阶段，即项目规划、执行和监视与控制阶段，也是最容易产生偏差的阶段，我们就以此来具体探讨如何平衡TQC的要求。在项目规划过程中，重要的工作是项目组研究项目的范围、技术风险和费用等，而这些信息的来源是多渠道的，要经过多次的反馈和细化，这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项目组碰到产品的某些具体规格需求不明确而无法确定产品技术方案时，会造成产品开发计划的延缓，如果继续等待市场人员的反馈，则整个项目进度会受到影响；如果先行选择一个方案开始执行，则有因变更而造成资源浪费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项目管理人员来权衡时间与成本及质量的优先级。众所周知，项目先期的偏差量会在项目的中后期成几何倍数的放大，变更的代价会随着项目的推进而越来越大，“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道理会在项目早期的决策和项目的偏差纠正中体现。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管理人员一般会适当延长该阶段的时间来充分掌握项目的具体需求，由此引起的项目进度滞缓争取在后续的工作中来弥补。

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新产品导入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项目阶段。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难免发生不可预料的问题，比如，试制过程中的DFM（DesignForManufacturability可制造性设计）问题，测试过程中测试项覆盖不全问题，可靠性测试过程中发现参数不满足设计要求的问题等。而在现阶段，市场部对新产品投放市场做客户方测试的需求很紧迫，质量部对质量的把控也不能放松，研发部对这些问题的改善和产品改版又需要时间。这时候各方的矛盾是很突出，每个部门的需求都合理且紧迫。项目管理人员不能盲目做决定，需要召集各方来协调分析利弊，使项目能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取得项目最合理的阶段付成果。比如，市场部延迟进行客户方测试是否会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带着这些质量问题的产品发出去是否会影响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质疑？加大研发力量来解决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其他项目的进展？增加新的设备是否会增加成本？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整个项目团队一同来讨论分析，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采用加权计算法来取得最后的结论。

当然，对三者的权衡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有些时候所作的决定只是针对该工作的先后逻辑顺序的设置安排而已，但这对项目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质量、时间和成本三者的关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很难用量化的尺度实时来衡量，大多数情况下以一个定性的判断来决定项目的推进方向。如图3可以看出TQC三者在不同条件下的情况：图3a说明追求时间进度，缩短项目周期，成本投入则提高，同时付出降低质量的代价。图3b说明项目在压缩成本，那么项目周期延长，进度延期，同时也要付出降低质量的代价。图3c说明项目追求质量水平的提升，那么时间和成本的投入则增加。从TQC的三角形几何原理可以看出，在一条边或者两条边达到最大值时，另外的边不可能无限延长来满足三角形的几何图形构成，换言之，企业在项目的投入是有限制的，在投入超过极限的情况下，项目将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项目会就此夭折。当然，在项目风险评估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潜在的不可控的因素并提出防控措施，因此，这种情况是极小概率事件。

3结语

平衡理论论文篇4

1.企业战略目标定位不明确。

只有战略明确，才可以正确指导企业的决策，使得所有行动都能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做到全体员工与管理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2.绩效考核观念落后

单纯强调对行为结果的控制与考核，这大大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企业人力资本的作用。

3.考核指标制定缺乏科学性与实用性，工作效率低下。

选择什么样的绩效考核指标是绩效管理中的又一重大难题，不仅如此，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包括所处的生命周期，结合作业成本管理及风险管理的要求，确定每一个指标所占的比重，正因如此，即使是同一个领域同一个行业，也会因为不同的企业现状，而有千差万别的绩效考核指标。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一些国有煤炭企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忽视了煤炭企业考核指标的差异性，盲目照搬管理模式，不仅没有为煤炭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反而使得煤炭企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4.企业中缺乏必要的沟通体系，绩效管理过程中无法进行有效沟

绩效管理是一个持续沟通的过程，需要管理者能就战略目标要求员工上下沟通，使各部门及个人目标始终与之保持一致。目前，煤炭企业的沟通与反馈机制并不十分完善，管理者往往不重视与员工充分沟通，对企业战略的理解无法得到统一，导致员工不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率。

5.绩效考核体系的发展没有与企业发展同步，没能做到与时俱进。

煤炭行业的生命周期明显，都要经历建矿、生产、衰落和关闭，随矿床发现而生，并随资源耗尽而衰，因而，绩效考核体系也应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一旦一成不变，该体系则如同虚设。

6.安全与环境问题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并成为企业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

近几年煤炭企业大型安全责任事故时有发生，如透水、塌方、瓦斯爆炸事件都为煤炭生产敲响警钟，这些事故不仅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战略，大量的粉尘和废水排放以及废气废渣对当地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所以将安全与环境指标引入绩效考核迫在眉睫。将平衡计分卡应用于国有煤炭企业之中并加以发展，不仅可以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即重视有形资产又重视无形资产，利用战略地图模型这一工具，还可以将整个企业的战略目标与企业业绩评价的指标紧密结合，从而形象突出地展示出各个维度指标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同时平衡计分卡的方法体系相对固定，也可以对国有煤炭企业的统一指导，改善国有煤炭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问题，促使企业形成一套战略性的指标体系。

二、国有煤炭企业平衡计分卡基本框架的构建与修正

经典平衡计分卡的“平衡”表现在通过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以及学习与成长这四个维度实现的财务与非财务衡量方法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企业组织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之间的平衡，领先指标与滞后指标之间的平衡以及结果指标与动因指标之间的平衡等多个方面的平衡，是相对于传统评价方法导致的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情况而言的。但是传统的平衡计分卡并不符合煤炭企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于企业而言能否获得长期生存与繁荣途径是考虑并满足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一个企业仅仅按照四个维度来关注两到三个利益相关者仍旧缺乏长期生存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因为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甚至是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关注利益相关者是不一样的，从来就不存在能够放之四海皆准的利益相关者标杆，因此计分卡也不应当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四个维度模板”，四个维度并不能完全、充分地描述、解释企业的战略。在考虑到平衡计分卡适用性的同时，结合国有煤炭企业的具体情况，对经典平衡计分卡进行拓展，加入环境与安全指标，进一步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有煤炭企业的业绩评估体系与战略管理措施。在确定这五大维度之后，若要明确具体指标及其指标权重，首先要根据企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内外部环境和生产经营条件，决定企业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描绘是实施平衡计分卡的逻辑起点。通过对战略目标进行细化，将每个细化目标明确到每个部门和每个员工，从而设立相对应的绩效考评指标，使细化目标同企业的战略目标达成一致。财务指标作为企业业绩评价的“硬指标”，它的设计既要与煤炭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又因作为结果因素，而受到另外三个非财务指标（激励因素）的影响，使财务与非财务指标之间构成一条垂直的因果关系链，因而说财务指标是煤炭企业实现愿景的落脚点和归宿。财务指标的总体目标是满足股东，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财务指标能够直接地衡量出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最终体现股东利益的实现状况。在平衡计分卡里,其它几个方面的改善必须要反映在财务指标上,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非财务指标由于其本身的滞缓性，导致短期内无法表现为财务报表的业绩增长，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但这并不影响非财务指标对财务指标的重要作用。在财务指标中，现金流量指标不容忽视。客户指标是实现财务指标的源泉，是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用来反映企业如何满足客户的需要。作为国有煤炭企业的客户,他们关心的是运输成本、交货效率、产品质量、企业信用等等,平衡计分卡中客户方面的指标主要有:客户满意程度、客户保持程度、新客户的获得、客户获利能力、市场份额等。内部运营指标是实现其他四个指标的基础，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客户需求的满足，人员的高效工作以及安全环保生产都需要靠卓越的内部运营流程来支持。而卓越的内部流程需要企业弄清当前和潜在客户的需求并开发新产品以满足这些需求。

对于煤炭企业而言,煤炭本身就是产品,要对煤炭进行大的改革和创新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煤种的创新往往会受到原煤成分的影响。煤炭企业的创新主要是指开采和煤炭加工技术的创新或者是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组合。学习与成长指标与企业的人力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各项指标实现的核心力量。我国煤炭企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资本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从而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在新的环境形势下，人力资本潜力的开发已成为我国煤炭企业的一项迫切性任务，人力资本的量化则是人力资本开发的前提，而学习与成长指标的设置是实现这一量化的关键。环境与安全指标是落实其余四个指标的要求，是响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体现，同时也是国有煤炭企业应承担起的一份社会责任。煤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则会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与威胁，而“三废”的处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利润。煤炭企业事故的高发生率要求煤炭企业把安全作为一项贯穿企业发展的具体要求。这一指标可大致分为三类：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矿山生态保护指标。之所以将环境指标以及安全指标合二为一，不仅仅是因为二者有共通之处，更是在控制利用BSC对业绩评估所带来的成本。除此之外，这五大指标下的具体指标设置，必须有重点地对指标进行取舍，应选择对本企业影响最大的并符合企业现状的指标，以免给BSC的实施带来不必要的附带成本，因此要正确对待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框架时，企业要注意所选择的指标要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关，要为战略目标的实现服务，一旦脱离战略单独存在，也就失去了运用指标的意义。因而，选择指标要从战略出发，从战略实现的要求出发。面对如此之多的指标，企业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营运情况及外部环境的具体现状，采用最适合的指标，并以此确定每一个指标应占的比重。这不仅仅是从作业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更是服务于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愿景。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历着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等不同的阶段，其战略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平衡计分卡具体指标的设置以及权重的分配也应随着企业所处时期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运用过程中，要做好指标的量化工作，除财务指标外，其余指标均有定性类指标，则需要根据企业业绩及内外部环境等情况加以仔细考虑，完善企业信息系统及反馈系统，充分实现指标的量化。另外，在最后的指标分析过程中，要确定指标类型，常见的指标类型有极大型、极小型、居中型以及区间型，在确定类型之后，将评价指标的类型进行一致化处理。否则，就无法判定综合评价值是越大越好，或是取值越小越好，也就无法综合评价各备选方案的优势。

三、国有煤炭企业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模型的构建

平衡计分卡基本框架只是从静态的角度解释了五大维度及其具体指标，并没有阐述企业在现实使用平衡计分卡的过程中，五大维度是如何相互作用，完成绩效评估及战略管理这一任务。战略地图模型也就应运而生。根据罗伯特•卡普兰（RobertS.Kaplan）和大卫•诺顿（DavidP.Norton）的研究表明，平衡计分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代是仅作为绩效评价工具的平衡计分卡时期，第二代是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时期，现在正处于它的第三代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战略中心组织时期。平衡计分卡实现最基础的绩效评价功能，而战略地图的出现，将平衡计分卡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并作为平衡计分卡的核心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成功运用平衡计分卡，它的运用又需要一定的管理基础及经验，因而提出了战略中心组织的概念，它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组织。因此，根据国有煤炭企业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应该根据修正后的框架构建新的战略地图模板进行绩效管理。

四、结语

平衡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设计理论；SEQUAL框架

一、引言

平衡计分卡最早被定位于“绩效考核和绩效改进”的工具，依据平衡计分卡的四个维度基于愿景和战略这一逻辑关系，提出把它当作一个战略管理工具来使用[1]。通过创建一个平衡计分卡模型、定义关键绩效指标、管理个人行动和任务的状态、在组织不同部门和员工之间交流业务战略，能够增强平衡计分卡方法的潜在能力[2]。目前已有超过100家软件公司提供平衡计分卡软件，然而，当前的平衡计分卡系统面临两个问题[3]：首先，变量伴随着模糊性，不够精确，用一个语言标签比用一个数值指向变量值更自然；其次，数据没有明显地展示它们的语义。平衡计分卡系统变量模糊性及数据缺乏语义会造成平衡计分卡基本结构不一致现象。一致性指的是平衡计分卡框架术语的使用及视觉上的一致，对于平衡计分卡自动化至关重要[4]。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由于模糊集理论及模糊逻辑被证明可以解决不精确及模糊知识问题，已经有研究者把它们和平衡计分卡结合起来，产生了“模糊平衡计分卡” [5]。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甚少。Fernando Bobillo提出，使用一个本体（Ontology）来代表平衡计分卡数据，这样能够为数据添加语义，方便知识库维护和不同组织间重复使用数据[6]。但是Fernando Bobillo的研究侧重于为平衡计分卡的各维度添加语义并标准化，把平衡计分卡的变量由卡普兰及诺顿的4个维度变成8个维度。目前，为平衡计分卡的逻辑结构添加语义解决其模糊性还缺乏相关研究。XBRL技术是基于XML的可扩展的商业报告语言，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电子报告标准化[7]，消除变量模糊性，同时为数据添加丰富语义。XBRL Taxonomy是由特定组织依据XBRL规范创建的适用于本行业信息交换的“词汇表”[8]。目前已经有多个分类标准得到了XBRL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批准[8]，XBRL已经广泛应用到各种商业报告上，如金融监管、投资、证券、银行和税务、海关等需要业务报告的领域。它的特性与作用使它非常适合于平衡计分卡，但是目前还没有一套分类标准使它能够应用到平衡计分卡这种战略管理层面的工具上。

把平衡计分卡与XBRL技术结合起来创建基于XBRL的平衡计分卡Taxonomy意义重大。首先，从当前发展形势来看，XBRL FR与GL皆为运作管理层面的分类标准，目前在战略层面上没有此类分类标准；其次，从业务角度来看，通过使用一套统一的标记（Tag）及链接库，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把战略度量指标及内部业务逻辑标准化及外部化，方便组织的交流、标杆分析及审计。再次，从技术角度来看，由于所有的XBRL数据都基于相同的XML语法，因此对于不同的基于XBRL的相关产品来说，可以更容易地创建重用的引擎。

本文根据设计科学研究方法构建了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设计理论模型并进行了评价。设计理论已经被提议为用来获取设计经验及提供如何设计特定领域的信息系统的约定俗成的信息的科学方法[9]。本文构建的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的设计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为设计的制品及创建过程获取设计知识及经验。在设计阶段，采用Walls et al.[9]设计理论的构架来作为描述Taxonomy应当如何创建的设计原则，构造了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各模块的设计理论，运用XBRL信息模型表示把平衡计分卡相关概念及关联标准化，利用XBRL的多维描述特性添加丰富语义；在评价阶段，采用SEQUAL框架分别对设计产品的理论及设计过程的理论进行评价，得出设计理论模型的句法、语义、语用质量水平。

二、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设计理论模型的构建

基于Walls et al.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使用设计理论的原理，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获取并形式化描述信息系统应当如何构建的设计准则。本文基于采用Walls et al.设计理论的构架来构造XBRL Taxonomy的设计理论模型。

（一）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产品设计理论

产品的总体设计理论：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

1、元需求：背景、问题和目标

背景：

（1）组织利用计分卡的衡量重点来完成以下重要的管理流程[9]，阐明并诠释愿景与战略； 沟通并连结战略目标与指标；制定目标值并协调战略行动方案；战略反馈与学习。

（2）卡普兰，诺顿强调平衡计分卡的实施需要上下一致，战略协同，至关重要的是沟通及信息共享。

（3）XBRL为商业信息的准备、分析和交流带来巨大的好处，使提供、使用商业数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提高准确度和可靠性。

问题：数据并没有很明确地表达它的语义[3]。

目标：创建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以解决其数据语义问题，从而方便组织实施和管理平衡计分卡过程中的信息共享及沟通交流。

2、元设计（如图2-1所示）

3、假设

句法：

A-Syn-H1：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符合XBRL规范及XML规范；

语义：

A-Sem-H1：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能够准确描述平衡计分卡中的概念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A-Sem-H2：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中定义的概念是标准化及语义丰富的。

Yuan design of the balanced scorecard XBRL taxonomy

语用：

A-Prag-H1：软件供应商可以使用此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开发相应的实例生成工具。

A-Prag-H2：全组织范围内标准化及丰富语义的报告数据可以使报告信息链上相关人员加强交流，减少交流的时间成本及减少信息模糊带来的成本；

A-Prag-H3：标准化及丰富语义有助于使用平衡计分卡系统的投资者或分析者实时获取相关数据并且进行挖掘分析；

A-Prag-H4：结构化的平衡计分卡数据可以使平衡计分卡系统数据录入人员减少数据的重复录入，减少工作量及重复录入的出错率。

根据Helmut Krcmar等重构的设计理论及平衡计分卡的总体功能框架，本设计把平衡计分卡taxonomy分解成四个子taxonomy：Scorecard，Business foundations，Strategy and operations measurement，Balanced scorecard alignment。为方便概念模型的建立，strategy and operations measurement taxonomy合并了制定战略及战略指标规划，行动规划，反馈与学习这四个功能中出现的概念。XBRL 信息模型框架见图2-2所示。各子taxonomy的理论框架由于篇幅限制在此省略。

（二）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设计过程的理论

1、元需求：背景、问题和目标

背景：XBRL国际组织没有提供分类标准开发的正规及统一的过程模型。Piechochi[10]在软件工程和本体工程模型与其他作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XBRL分类标准标准开发过程模型。作者把工程方法应用到分类标准开发上，认为分类标准工程即为系统、正规、数量方法设计、构建、使用和维护XBRL分类标准的应用过程，把分类标准开发过程模型分为几个阶段，并论证了此模型能够满足IEEE的标准和统一程序标准。

问题：用什么样的设计过程来开发平衡计分卡的XBRL分类标准，以满足需求？

目标：创建平衡计分卡分类标准设计过程模型。

2、元设计（如图2-3所示）

3、假设

句法：

F-Syn-H1：平衡计分卡分类标准设计过程模型的符号符合建模语言的通用规则。

语义：

F-Sem-H1：平衡计分卡分类标准设计过程模型中的各阶段能够完整且准确代表该过程中的需求。

语用：

F-Prag-H1：平衡计分卡分类标准设计过程模型能够使开发者准确理解模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满足需求的分类标准的创建。

（三）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的实现

本设计使用富士通的分类标准编辑器、Formula编辑器和XML Spy来编辑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的各种Elements及Tuples，及这些概念之间的标签、展示、引用链接库。

本分类标准包含两类技术文件：模式定义文件（*.xsd）和链接库（*.xml）文件。模式定义文件即遵循XBRL2.1规范的XML模式定义文件，定义分类标准中用来描述信息的元素，也包含元素的一致性约束。链接库文件通过表达元素之间的关系或者元素自身意义等，提供附加信息。本分类标准定义的文件如表2-2所示：

模式文件中所有的元素，以及链接库文件的具体内容不在此详述。

三、根据SEQUAL框架对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设计理论模型进行评价

SEQUAL框架是基于符号学的、用来评价模型的质量的模型，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框架包括四个部分：模型、语言、领域、受众参与[12]。模型的质量被定义为模型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三种质量：句法质量、语义质量及语用质量。

（一）评价设计产品的理论

基于Jean-Paul Van Belle[13]的模型分析框架及已有的XBRL评价体系成果，提出本文评价设计产品理论的框架，如表3-1所示：

根据表中内容，对平衡计分卡taxonomy设计理论模型进行评价。

首先对平衡计分卡taxonomy设计理论模型的句法质量的正确性进行评价，使用Fujitsu的validate taxonomy功能，观察到无错误出现，故设计产品的理论的句法正确性假设是成立的。

其次对模型的语义质量的完整性进行评价，收集案例，并与模型对比，从比较的结果来看：计分卡模块语义质量较好，业务基础模块中的使命及愿景的语义质量较好，战略及衡量子模块中，制定战略、战略指标规划和战略反馈与学习的语义质量较高，行动规划功能的概念语义质量不能从材料中体现出来，连接与校准模块语义质量也不能从案例中体现出来。总体来说，BSC taxonomy的语义质量还是比较高，因此设计理论中语义质量的大部分假设是成立的。

最后对模型的语用质量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把基于BSC XBRL Taxonomy的软件与其它供应商的产品进行语用质量的对比。Oracle、IBM Cognos、Microsoft的产品各有特色，都体现了他们惯有的特长。Oracle出色的数据库技术、系统整合能力、Cognos领先的BI技术及Microsoft的平民化特色都在他们的BSC软件中有充分体现。对比基于BSC taxonomy的软件功能，发现它基本支持其他软件具有的平衡计分卡基本功能及决策支持功能，且具有由于使用XBRL技术带来的数据标准化及语义丰富化及可扩展性及与平台无关特征，方便使用且风险低。因此，可以说BSC taxonomy的语用质量高，产品设计理论中语用质量的假设是成立的。

（二）评价设计过程的理论

本文设计过程理论评价以Recker，Jan的过程SEQUAL为基础，按照设计过程，分别评价每个过程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质量，本文的过程模型质量评价见表3-2。

设计过程理论的质量评价小结：

1、过程模型的每个阶段的句法基本都符合通用规范，因此质量高，即设计过程模型的理论假设F-Syn-H1是成立的；

2、过程模型的每个阶段基本能够描述此阶段的业务流程，因此其语义质量较高，只是需求阶段的完整性有待提高，因此设计过程模型的理论假设F-Sem-H1是成立的；

3、过程模型的每个阶段能够产生于创建目的一致的结果，因此语用质量高，即即设计过程模型的理论假设F-Prag-H1是成立的。

（三）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设计理论评价总结

对3.1及3.2关于平衡计分卡XBRL Taxonomy设计产品的理论及设计过程的理论的质量评价进行总结，如表3-3所示。

四、结束语

平衡计分卡不仅是一个衡量系统，也是一个战略管理系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目前的平衡计分卡系统面临着衡量的变量含义模糊与缺乏语义的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本文设计了平衡计分卡的XBRL Taxonomy。本文对BSC taxonomy的需求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了设计要求，确定了BSC taxonomy的理论模型，然后用XBRL taxonomy编辑工具把设计理论实现，最后采用SEQUAL框架分别对设计理论包括设计产品的理论及设计过程的理论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质量进行了评价，得到的结果显示，模型的质量均能得到保证。

同时，本文提供了一个BSC XBRL taxonomy的设计过程模型，其他领域的XBRL分类标准的设计可以借鉴，比如风险管理taxonomy等等；本设计的BSC taxonomy侧重与把平衡计分卡整个框架标准化，而Fernando Bobillo对平衡计分卡ontology的研究侧重于为平衡计分卡的某方面内容添加语义并标准化，因此，可以进一步研究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使平衡计分卡的概念框架及概念的具体内容都达到一定的标准化；将来的研究方向还可以在开发出来的软件基础上，调查分类标准与组织偏好的平衡计分卡报告实务间匹配性角度对目前的BSC XBRL Taxonomy进行评价，进一步完善此taxonomy。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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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lanced Scorecard Designer.[OL].省略/ Measure and control business performance

[3]Fernando Bobillo, et al.Introducing Semantics and Vagueness in a Balanced Scorecard[J].CIIC, Bogota(Colombia),2007: 97-102.

[4]David Wilsey.Improve Your Performance“News”.[OL].

省略/BSCResources/ArticlesWhitePapers/tabid/56/Default.aspx

[5]G.J.Klir, B.Yuan.Fuzzy sets and fuzzy log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s[J].Prentice-Hall,1995.

[6]Fernando Bobillo.Introducing Semantics and Vagueness in a Balanced Scorecard[J].

[7]XBRL INTERNATIONAL.Global Ledger Taxonomy - An Introduction[OL].省略/GLTaxonomy/,

[8]XBRL INTERNATIONAL.XBRL Taxonomies[OL].省略/Taxonomies/,

[9]Joseph G.Walls, George R.Widmeyer, Omar A.El Sawy.Building an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Theory for Vigilant EIS.[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1992,3(1):36-59.

[10]Kaplan R S, David P.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M].刘俊勇，孙薇.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3-4.Kaplan R S, David P.LiuJunYong, sun wei translate.The balanced scorecard -Change strategy for the action[M].Guangzhou: guangdong economic press,2004:3-4,

[11]Piechocki M, Felden C, et al.XBRL Taxonomy Engineering.Definition of XBRL Taxonomy Development Process Model[J].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889-900,University of St.Gallen, St.Gallen,2007.

[12]Odd Ivar Lindland, Guttorm Sindre, Arne Solvberg.Understanding Quality in Conceptual Modeling [J].IEEE Software, 1994,11(2):42-49.

[13]Jean-Paul Van Belle.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Business Models[J].SAICSIT,2004,75:210-215.

作者简介：

宁翠屏（1983―），女，湖南邵阳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平衡计分卡。

乔利利（1985―），女，河南安阳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战略企业管理标准化。

平衡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平衡,均衡,宏观调控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既联系又区别的经济学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两种理论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都有其实践性，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和政治经济学的平衡的概念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经济学中的解释有：1.equilibrium as a balance of forces,即多种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rest(a stationary state),即一种静止的状态；3.equilibrium as a state of uniform movement(a steady state),即一种不变的运动状态；4.equilibrium as a constrained maximum,即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5.equilibrium as an optimum,即最优化；6.equilibriumas rational action,即理性的行为；7.equilibrium as a situationof consistent plans,即计划一致的情形[1]。论文参考。所以均衡被我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经济决策者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决策以增加利益时的状态。

政治经济学中平衡所使用的单词是“balance”比如“Sofar as the balance is restored by the fact that the buyer acts later on as aseller to the same amount of value……”[2], “balance”的释义为：“conditions of being steady,conditions that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equal.”。显然政治经济学中的“balance”与西方经济学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内涵。

平衡主要包括两层含义：货币需求和商品价格总额相适应；社会再生产中总产品的实现。

二、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论简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过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平衡状态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分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阐述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1、简单再生产。我们知道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是：

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问题的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专门研究了简单再生产中实物量在第Ⅰ、Ⅱ部类内部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比例，从而得出简单再生产中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条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条件表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去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产时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Ⅱc时，平衡不能实现。另两个方程揭示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Ⅰc+Ⅱc，第二部类的社会不要劳动时间等于Ⅰ（v+m）+Ⅱ(v+m)。论文参考。

2、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在生产的基础上放弃没有积累的假设，将m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用于扩大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用c和v表示。设m用于消费的部分为 ，用于积累的部分为 ，则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方程式为：

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条件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3]。即要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Ⅱ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实物量的平衡和价值量的平衡，即总量和结构都要平衡，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第Ⅱ部类的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要平衡[4]，为此要求第Ⅰ、Ⅱ部类及部类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价值量上，各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应相等；2.在结构上各部门提供的实物量必须供需相等；3.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应用宏观调控使各部门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协调。

三、西方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简述

《萨缪尔森词典》中对均衡的定义为“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对研究的问题所涉及的诸经济变量（因素）中，假定自变量是已知的或不变的，然后，分析当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会出现的情况及需具备的条件，即所谓均衡条件。均衡分析可分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虑所有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考察整个经济系统完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状况，和达到均衡的条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况和条件。

一般均衡论是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和产量结构如何实现均衡的一种经济理论，所以也称为总均衡分析。它由19世纪末里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从市场上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前提出发，考察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一般均衡分析重视不同市场中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强调经济体系中各部门、各市场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达为：

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经济变量太多，而这些经济变量又是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因而使用起来十分复杂和困难。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时间、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所达到的均衡，是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场对其它市场不产生影响，其它市场对这一市场也不发生影响，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达于均衡的情况，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称局部均衡论。马歇尔是局部均衡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其价值论和分配论中广泛运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价格论，就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某一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价格、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商品的价格如何由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而达到均衡。

四、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与马克思平衡理论的比较

1.从假定前提来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场是出清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即此时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设前提是变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样，假定市场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则认为市场是不对称的，是非完全竞争性的。

2.理论基础不同。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平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论文参考。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3.从行为主体的界定来看，平衡分析把消费者和厂商等行为主体界定为一定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经济人，即理性行为人，“经济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公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局部均衡则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相互影响的经济人，即相对理性行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论是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平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5.从主要结论来看，通过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经济结论时有阶级性的，这个结论是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阶级性，因为实质是研究经济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协调，所以不同的结论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论和平衡理论对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平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平衡理论则认为，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的平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6.从政策导向来看，平衡分析法易导向宏观调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要实现平衡，必须依赖政府的调控。均衡分析分易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这种方法认为供求双方的运动自然会达到均衡，政府的干预会破坏均衡的实现。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平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在内容上显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深刻得多。

[1] 《商场现代化》2006.1下旬刊，总第456期第27页

[2]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页。

[4]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二十章第447-458页

平衡理论论文篇7

一、关于法学领域的“平衡”范畴

在不同领域，“平衡”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而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矛盾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绝对静止的状态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事物，平衡总是相对的。但是，不存在绝对平衡并不等于人们追求平衡并努力保持相对平衡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平衡和平等、和谐、统一相一致，而后者正是人类追求的一般的价值目标。

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3]较多地见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美国学者赫克（Philipp Heck）的利益法学理论中，利益平衡便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4]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利益衡量（平衡）论。[5]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法领域，使用“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调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相比之下，在行政法领域“平衡”范畴的使用者要少一些。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来看，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个范畴。英国学者韦德（H.Wade）在分析英国行政和宪法的关系时指出：“全部行政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的一个部门，它直接发源于法治和议会的宪法原则。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6]韦德在解释行政法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意义。日本学者小林节在其新著《宪法特别讲义》中专设一章“利益衡量论”，用以论述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司法审查中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及平衡的标准等问题。[7]还有一些学者，如我国台湾的史尚宽、日本的南博方等也曾论及这个范畴。[8]

“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入行政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一方面，这标志着人们正逐步接纳行政法理论的一种新的观念：无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或过于强调管理者的权力都是失之偏颇而与现代法制相悖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变革：消极行政的萎缩和积极行政的拓展；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立法、法律解释及适用中更多地考虑平衡因素；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例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

“平衡”范畴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用于不同的场合，其具体涵义是不相同的，公法的“平衡”范畴和私法的“平衡”范畴也不一致。基于“平衡”范畴的理论意义，十分有必要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范畴加以界定和论证。

二、行政法的“平衡”范畴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①平衡是对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的一种概括。[9]运作良好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对于一个谋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应是使事物合乎正义的一个中道的权衡，[10]维持事物的平衡是法律的本质所在。平衡应是法律的最优化状态，也应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②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由于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不可能自然生成，这就需要人们能动的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状态。平衡，包括利益平衡等便是实用而有益的行政法方法。

（一）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

平衡状态在私法中要比在行政法中理解起来方便得多。私法关系是一种对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都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且权利和义务等量、互为内容。”[11]平稳状态对于私法而言，显得简单而理所当然。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则要复杂得多，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公平配置、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的对应、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等等问题。行政法关系具有其他部门法律关系所没有的特点：（1）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不同性质利益的代表者。如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相对方则往往代表私人利益。（2）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源于公民权利又必然和公民权利相冲突，并受到公民权利的约束。[12]（3）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不互为等量也不互为内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总具有非对等性。

基于行政法关系的这些特点，笔者认为，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的状态。由于平衡状态和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以及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有密切关联，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平衡”范畴。

1.平衡状态与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

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世界上任何一种行政法理论都不会去否定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但目前学术界对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的认识差别较大。一般的看法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便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只有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才存在不对等。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不同于私法的法律关系，它由多种法律关系构成，如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等。在实体行政关系中，法律承认行政权具有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利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形成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但我们不宜由此而简单地把全部行政关系归结为只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在行政合同关系中，所谓的不对等关系就不是传统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仅仅为权利 主体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行政程序是制约行政实体权力的重要机制。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一般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由行政程序规范调整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是一种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优先实现，而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一定限制的关系。这种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也应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不对等的。如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被告和原告在举证责任、权方面的权利义务便不对等。所以，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一般而言，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即，一方优先实现权利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行政领域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是倒置的，倒置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精神，也使得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

行政法上作为状态的平衡是一种兼容非对等性的动态平衡。其过程可以概括为：（1）（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拥有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的权利。（2）行政机关通过行使一定的实体权利的方式，使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优先获得实现，纠正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或限制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形成双方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3）但在这种不对等关系出现的同时，相对方获得了实体上不对等关系出现之前所没有的权利：行政程序上的权利、行政诉讼上的权利等等。这些程序性的权利，通过国家有权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获得补救，维持行政法的平衡状态。

因此，作为状态的平衡和非对等性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对等是行政法的阶段性权利义务状态，而平衡是行政法应有的整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平衡状态通过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

关于平衡和非对等性的关系，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并非简单地由几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性质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仅仅使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根据一些国家既有的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断言，这些国家的行政法是平衡法。因为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可以相互抗衡。要实现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需要其他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和制约。单有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是不足以抗衡行政权力的，因为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和国家权力相结合，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可以说，没有监督和制约，也就没有平衡。二是在任何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方的权利若受到过份限制，将破坏行政法的平衡状态。例如，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过份限制相对方的权利，有可能使相对方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补救。同样，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也有可能使行政机关事实上丧失实体权利。基于这种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强调弱化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改变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并通过司法权力对相对方的权利予以提前保护，如司法审查有条件地停止执行行政决定等。[13]在行政程序的设置上，尽量避免过简或过繁的程序，而较多地采用混和程序，以谋求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2.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

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是相对于平衡状态而言的，指的是行政机关或相对方无法以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与对方抗衡的状态。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行政法的平衡状态的存在，但由于受一国宪法制度、法制状况、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运作的。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不平衡状态是相对方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通常，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或虽已建立一定的制度但运作不佳。制定的欠缺，如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实施行政程序法等等，往往使相对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使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状态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既有的法律制度运作不佳，未能对应当控制的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也会使得相对方应受保护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导致不平衡状况。如我国尽管已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并逐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但这项制度还存在“原告诉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审判难以完全独立”[14]等等问题，平衡的行政法状态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尚需努力的目标。

另一种不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相对方相抗衡。这种状态在世界行政法史上较少出现。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宪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和强度有很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行政权的作用极其微弱。还有前南斯拉夫，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和公民的自，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内外压力下，政权瓦解了。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多见，但其历史教训是宝贵的，很值得后人吸取。从世界范围看，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大量表现为相对方的权利过少或缺乏真实性，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积极性不同或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法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的历程，和各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紧密相联。

必须指出的是，不平衡的权利义务状态是行政法的一种整体状态，和平衡状态相对。“不平衡”的含义和阶段性的权利义务非对等性是不同的。“不对等”不一定导致“不平衡”。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及其与“非对等性”、“不平衡”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一国行政法状态的理解，把握行政法的本质。

（二）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

“平衡”范畴除了用以表示行政法的状态外，同时也被用来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法方法论，即以平衡的方法处理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平衡方法可以用于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的领域。

1.立法领域的平衡方法

立法者可以通过综合的分析，公正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平衡配置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1）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2）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相对方的参与程序；（3）行政程序的设置及其对行政机关实体权利的影响程序；（4）相对方受到权利侵犯的可能性和获得补救的途径；（5）行政权被违法行使或滥用的可能性和制约行政权的相应机制及程序，等等。立法中采用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对于实现行政法的平衡状态非常重要。若立法中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公正平衡的配置，一般而言，难以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达到平衡。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公正平衡配置双方权利义务的“度”，这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总结的问题。

2.法律解释及适用领域的平衡方法

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解释。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本质是相通的。人们在进行法律解释及适用时，往往采用历史背景分析、立法者原意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这些都是法律解释及适用的重要方法 。有的学者提出，除此之外还应采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利益平衡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及适用方法，这种方法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益衡量论”或“利益考量论”。利益平衡方法论的主要主张是，在解释及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不得偏袒其中一方。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通常体现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法律解释过程中，若不考虑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导致解释的主观片面性的。另外，法律事实总是在制定法和判例之后发生的，而且法律事实复杂多样、不可预测。将法律不作利益的衡量而直接适用于事实，要确保其公正和客观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事实和法律规定完全对号入座的情况下，才可能排除利益平衡方法。

在法律规定带有不确定性和非针对性或缺乏具体标准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行政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答案的。例如，关于公共福利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关系，就无法从法律的规定中推定普遍适用的结论，而只能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选择其中一种相对客观、相对正确、符合一般价值观念的结论。日本学者佐藤功指出，“‘公共福利’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国民基本人权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将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实现的利益及价值与不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维持的利益及价值加以衡量比较，前者的利益和价值更高一些而已。”[15]事实上，法律的解释者、执法者以及司法审查中的法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利益平衡的方法。因此，行政法关系中，何者的权利优先获得实现，往往是权利义务关系决定者利益估量和平衡的结果。

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各不相同。普遍的科学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益平衡是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的主要内容。但由于行政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关系，除了运用利益平衡方法外，在解释、执行和适用法律时，还应考虑非利益因素之间的平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平衡论”范畴及其主要观点

平衡论，即权利义务平衡论，亦称兼顾论，是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主张。“平衡论”范畴是行政法领域的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和私法领域的平衡理论。平衡论的基点是关于行政法本质的认识，即回答“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与冲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当是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反映在行政法上，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上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地实施，以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民主、权利补救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16]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和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亦是如此。在不同的条件下，平衡论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但其目标始终是权利义务的平衡。就当前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平衡论更强调对相对方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平衡论并非套用黑格尔的肯定（管理论）、否定（控权论）、否定之否定（平衡论）的三段式推导出来的，它是对行政法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证结果。如果说平衡论符合事物发展的辨证过程，只能说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行政法理论观点。

1.关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平衡论认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或违法行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利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

2.关于管理论和控权论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论以管理者为本位，以管理为使命，视法为管理工具，无视相对方的权利。它忽略对管理的监督，过于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权，加深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的特征，同民主与法治原则不相适应。[17]控权论过份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不重视行政效率、积极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状况。[18]

3.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及法律关系

一般的理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只是行政关系，[19]不够全面。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概念应该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20]这一定义和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定义相比较，除了补充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外，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比较深刻和全面地反映了行政领域内在的本质关系。

4.关于现代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

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依法行政原则对这两类行政的要求是不同的。前一类行政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可以说“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我们称之为消极行政。而对后一类行政，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积极作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我们称之为积极行政或服务行政。积极行政是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拓展积极行政的范围、提高积极行政的质量，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

5.关于行政指导的性质和作用

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需要进一步发挥行政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采用更多更具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管理。恰恰相反，在一些行政领域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持两者的平衡。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根据法律或法律原则作出的非强制性措施。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指导不但可以有效地为行政相对方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引导行政相对方作出正确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与冲突，激励行政相对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正确界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性质，具体分析行政指导引起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推动行政指导的健康发展等，是行政法学的一项新课题。行政指导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行政指导的制度化、规范化，必将促进国家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依法治国方针在行政领域的贯彻与执行。

6.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

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行政实体法所没有的 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反对单纯的权利保障模式和单纯的效率模式，主张民主与效率的平衡。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受“重义务轻权利”传统的影响较大，过于强调效率不利于防止行政专制和权力滥用，应选择权利保障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

7.关于行政法律责任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因违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结为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无论行政法主体的哪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尽管双方的责任形式是不同的。对于相对方的违法行为，不但要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还要保证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度相当。对该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不追究，或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序不相当，都将破坏行政管理的法律秩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相对方违法行为及其行政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机制和法律体系。

8.关于行政法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

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国家的理论模式，认为行政法就是司法审查法，偏废对行政权设置、行使和作用的研究。

平衡论提倡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加强研究，建立科学的适合我国行政法制建设需要的平衡方法论。提倡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哲学问题。

注释：

[1]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2]《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发表了杨解君同志的《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一文，其中有些观点是对平衡论的误解，有些观点我们显然是不同意的，对此，我们将另写文章予以回答。

[3]英文中与平衡相对应的词是balance，有的学者也将balance译作衡量、考量或权衡。

[4]赫克：《利益法学》，日文版，津田利沼译，庆应大学法学研究会，1985.

[5]加藤一郎：《民法的论理与利益衡量》，日文版，有斐阁，1974.

[6]H.韦德：《行政法》，1982年英文版，第9页。

[7]小林节：《宪法特别讲义》，日文版，法学书院，1992.

[8]史尚宽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唯限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是不足的，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公共利益的平衡也应考虑在内。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1978年台北五刷，第319页。南博方认为，“民商法等私法以调整、分配个人利益为目的，行政法则有调整、分配公共利益（公益）和个人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处理行政法上各种问题时，要求我们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得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学习行政法，平衡感显得尤其重要。”见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尽管法律的状态主要体现为权利义务状态，但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不仅限于此，还涉及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体系以及功能等内容。本文因篇幅所限，主要论述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

[1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1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2]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9页。

[14]《纪念〈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5]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日文版，学阳书房，1991年第四版，第148页。

[16]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7]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8]同①。

平衡理论论文篇8

“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确实是一个很难准确、完整界定的概念。但我认为，它可能是关于行政法产生、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与阐释，关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结论，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行政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又简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阐释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笔者主张用“基本理论”，较之“理论基础”可能更贴切些。

目前行政法学界争论较多的可谓“三论”之争。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也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主张、观点*2，但它们都涉及对行政法本质、行政法功能的不同认识，只是融进了主张者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罢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三论”的争鸣，必须建立在对某些特定概念与范畴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即“管理论”、“控权论”有其特定的涵义，否则无法实现观点交锋，相反则可能是各执一端，争论半天，只是在几个概念上打圈圈，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多差异。在我看来，所谓“管理论”、“控权论”是“平衡论”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起见，将一些具有共同观念和这些观念支配、影响下建立的法律制度分别综合概括出来的，“平衡论”正是相对于这二者提出来的，所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争鸣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基于对“管理论”、“控权论”这些提法以及其涵义的认同，否则无法进行评析。这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罗豪才先生主持的有关“平衡论”问题的讨论。下面谈谈我对“平衡论”及相关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摆脱传统理论束缚，跳出“行政法是管理法”的窠臼

在“平衡论”者们看来，“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漠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这种主张往往与“人治”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将法律仅视为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所谓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行政法”，一定是有较强“人治”色彩或专制成份的“管理法”，它往往与高度中央集权或计划经济相结合，也还可能与政治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极端理想主义相联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方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自身进行监督的法律机制。相反是强化行政权威，强调行政权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维护行政权力，轻视公民权利。

前苏联还有我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管理论”占居主导地位。它们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社会秩序或管理公民的法律”或称“治民法”或“官治法”，这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概要》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对此还作过评析，认为从该书可以看出“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3客观讲来，那段时期主要受前苏联影响，也有自身认识的问题，确实反映出“行政就是管理法”。前苏联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几位前苏联行政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我国政府各界乃至普通民众中仍是很有市场的，甚至为某些官员所赞同与支持。

有学者分析“中国行政法实际上是管理法，主要是从教科书内容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也提及了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5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还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反过来

看在个别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统治者或官僚机构来讲，“行政法是管理法”占有很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合理的、最易接受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仍是一个片面、残缺的理论。因为它是立足于“行政本位”来看待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的。

二、大胆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行政法是控权法”的理论

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伴随着分权理论而产生，最早产生于西方。由于英美国家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行政法就是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法”*6，“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7，便有其合理性，甚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一面。我认为西方的控权学说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

1、从英、美国家建立的背景看，议会至上、法律至上、议会下特别强调行政的法律从属性，强调行政行为同样要受到司法审查，这是英国法治理论的精华，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2、从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观念看，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与自由等关系的价值选择上，往往选择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尤其重视个体权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可谓深入人心或根深蒂固。甚至在其宪法条文别突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3、从西方国家早期兴起的权力制衡学说看，西方国家学者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并影响了当时国家权力架构体系和诸多理论，“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便是这种权力制衡学说在公法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该学说以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否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何况势力强大的行政权，更需要法律对之全面监控。这样在它们的行政法体系中，尤其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极其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有学者还指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而对现代权的积极作用不作过多研究。尽管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应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但他们选择侧重保护私权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9。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或其理论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其法律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所以我认为，“控权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深刻的、合理的，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在西方国家仍居于法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我们也不可简单地照搬与移植“行政法是控权法”的“控权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博采众长，以“平衡论”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如前所述，从历史发展阶段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权法，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种“控权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直至如今其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仍有可取之处，只不过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用单纯控权的观点来分析行政法的本质、功能，还应当正视现代社会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不过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仍可资借鉴，应当继承与发展。

“管理论”的主张虽然在总体上显得过时，容易导致行政专横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决不应一概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存在也曾有过合理的基础，从辩证角度看，“管理论”中注意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亦有某种可取之处。

“平衡论”便是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既吸收各自的合理之处，又扬弃各自的不适应之处。是对“管理论”、“控权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是对行政法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行政法功能全面、完整认识的结果。*10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应是“平衡法”，“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对“平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11平衡论者在对行政法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政法学领域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及理论体系，即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控权论”以及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论”。“平衡论”者结合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行政法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行政法中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12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与监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运作，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平衡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形势、环境的变化，“控权论”与“管理论”逐渐丧失了早期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博采众长，体现“平衡”精神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主张──“平衡论”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普遍性或世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更适合于当代中国，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看，具备了“平衡论”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管理论”与“控权论”而言，“平衡论”更具有其合理、可取之处，更适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

贸然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对以下若干因素的考虑：

（一）“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认为“平衡论”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其采取、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即方法论的先进性或科学性，它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分析行政法中的“永恒”主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剖析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职责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针对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主体与监督行政的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法律关系领域中存在的“非对等性”问题，这种既有“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点论”的片面性及弱点，也避免了极端主义观点的缺陷，便于获得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实际上这种“平衡”的分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们的重视与关注。

（二）“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行政法是管理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行政法应是平衡法”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为确立体现“平衡”精神的中国行政法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平衡论”提供了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只顾一头（指国家利益），过分强调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又不能象西方国家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以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现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也强调维护公共利益，注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适度平衡，但总体上讲仍是个人利益居于显著地位。

（三）“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再结合宪法第5条、第41条等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某些利益冲突，则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既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其越权行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宪法条文还反映出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法律控制的现代法的精神，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控权”乃是实现平衡的必要手段。若不实行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法律控制，便无法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

（四）“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基础。对于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进行细密分析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法律意识的变化作一粗略描述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法律仅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尤其是视为阶段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中期后，又逐渐视之为行政管理的工具。*13未来一、二十年后步入时代时，法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法律除有传统的价值和秩序、效率外，还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14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和增强，法律不再只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监督管理者依法行政的工具，还可以是人们用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行政本位”开始受到动摇，个人权利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作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政府应是一种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人们也普遍感到一种良好、安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予以维持，同时又希望政府并非一个万能物，而只是一个有限政府，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既要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也要能利用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平衡论”是比较适合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的，也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

最近几年里，我国几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都似乎渗透和反映了“平衡论”者们所主张的平衡精神，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立法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它并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它说明了“平衡论”的主张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然，“平衡论”是九十年代初期刚刚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目前尚属创建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阐述。但不管怎样，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15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平衡论”还将迎接实践的挑战，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

注释：

*1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于《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载于《法制与社会》1995年第5期；黄学贤《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新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2如“服务论”（见陈泉生前引文）“公共权力论”（见武步云同前引文）“公共利益本位论”（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87-93。

*4（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1983年版，第24页。

*5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英）H.W.R韦德和C.F.华斯共著《行政法》第7版牛津克莱顿出版社第4页。

*7（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书第3页。

*9（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作展开。可参见另文《“平衡论析评”》。

*11、*12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3参见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P5-6。

平衡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技术创新，分数阶Logistic方程，平衡点，稳定性

 

1.引言

所谓创新技术扩散，是指一项创新技术随时间通过某种渠道被社会系统成员所接受的过程(Rogers1983，p•5)。技术扩散过程由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四个关键元素组成。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通过传播渠道，技术创新信息可以在一个社会系统内传播或传向另一个社会系统。信息传播渠道有两大类即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两种传播渠道在技术创新采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了无语言的观察，它对技术创新扩散的范围和速度有重要影响。

技术创新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而来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usion Process)，是指创新从扩散源向潜在采用者 (技术吸纳体)扩散的过程，它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即技术创新与扩散，就是指技术在最初商业化之后的继续推广利用，即技术在其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传播推广，它包括更多的需求者采用它，并在扩散过程中还要不断再创新使其进一步完善。任何一项技术，只有在充分的扩散中才能发挥它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技术扩散的过程其实就是各技术系统在特定的环境里，通过技术系统网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技术的扩散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目前国际上对技术扩散的模式研究主要可归纳为四种基本理论：一是“信息说”：即技术扩散是信息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二是“选择说”：即从潜在使用者在对不同技术的价格和相应的预期利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技术扩散；三是“积累说”即技术扩散是一种渐聚活动的结果；四是“需求 (N)—资源(R)关系说”：该理论认为，NR不相适应是产生技术扩散的原因，扩散就是技术供需双方的NR协调过程。上述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论述了技术扩散的基本原理。根据需求(N)—资源(R)关系理论，技术创新扩散能够进行，是因为存在着技术差距，供方(技术创新源)和受方(潜在使用者)的需求—资源关系相耦合，提供了扩散的外部条件，而一个技术使用方依据创新技术的生命周期制定不同的扩散战略，是为了谋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这是创新技术得以扩散的内部动力。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梯度和动力机制，以及适当的外部扩散条件，技术创新扩散就可能发生。同时扩散速度与普及率受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瓶颈约束(生产能力、资源能力、技术能力)的限制。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创新技术的扩散是多层次、全方位进行的，一项技术创新可以在国家、部门、地区、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间进行。毕业论文，平衡点。同自然界中生物种群的进化过程相类似，创新技术的扩散同样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稳定共生的演化过程，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创新技术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借用生物学动态系统(逻辑斯蒂，Logistic)模型来描述技术创新的动态扩散过程，将创新技术的扩散模式划分成网络式扩散与辐射式扩散两种模式，再根据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对模型进行经济分析，以寻求技术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协调状态，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完善与扩散普及。本文的技术创新的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的优胜劣汰及更新换代的动态进化过程。

2.问题导入

本文考虑如下分数阶Logistic方程的稳定性

（1）

（2）

其中，表示Captuo分数阶导数。当时，方程（1），（2）源于文献[1]，它描述的是互补型技术创新扩散模型。这里表示在一定区域内处于相同经济层次或拥有相近技术水平的两种创新技术，分别表示技术在不考虑环境作用时的增长率，分别表示的市场最大承载力，分别表示技术的相互影响系数（或称扩散强度），式（1），（2）中前面的正号表示两种技术是互补的。文[1]讨论了时，方程（1），（2）的平衡点的稳定性。事实上，分数阶微积分能更真实的描述实际情况，分数阶微分方程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熟知的如分数阶Lottka-Volterra方程，分数阶Chuas,Chen, Lorzen系统等[2,3,4,5]。

本文讨论当时方程组（1），（2）平衡点的稳定性，我们利用文献[3]得到了更简洁的结果。本文中函数的阶导数定义为：

3.平衡点和渐近稳定性

方程组（1），（2）平衡点（或稳态解）定义为如下方程组的解：

（3）

（4）

容易求出其平衡点有。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当且仅当Jacobian矩阵在平衡点附近的所有特征值满足[3]

（5）

下面采用线性化方法[3]讨论四个平衡点的渐近稳定性。

（1）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于是对任意，平衡点不可能稳定。

（2）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3）对平衡点，这时，其特征值为：

显然，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不可能稳定的。

（4）对平衡点，这时经过计算

其特征值为：

，

显然，对且，由(5)知，对任意，平衡点是渐近稳定的。

4.结论

上述结果表明，对互补型技术创新传播模型，由于它表示技术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且扩散过程相互促进，平衡点，或都不可能稳定，即不可能出现那种技术最终完全占领市场，稳定状态只有平衡点，即双方一直共同拥有市场，又会分别开拓其他新市场。特别的，如果，即双方的影响力相同，则双方最终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取决于各自的技术市场容量。对该问题研究有利于避免技术创新由于过度竞争而形成技术资源浪费，促进创新技术的生存和发展，合理配置技术资源。

此外，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与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同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共存的技术，当处于竞争状态时，双方相互抵制，此时谁的竞争力强，谁就会最终赢得市场，实现技术市场的优胜劣汰；当处于互补状态时，双方相互促进，两种技术取长补短、共同完善。无论双方是处于竞争还是互补状态，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双方将共同瓜分市场，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若技术之间相互促进，则双方可以长期共存，而且各自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会远高于它们互相阻碍的情形。为了避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所带来的创新技术资源的浪费，双方应和平共处，并以最大限度和最优的资源配置去开拓新的技术市场，并对创新技术不断进行完善。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另外，如果“新”技术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能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旧”技术完全淘汰出局，而扩散到整个市场。毕业论文，平衡点。毕业论文，平衡点。技术创新的互补微分扩散模型能有效地揭示出技术传播的进化过程。毕业论文，平衡点。本文的内容可推广到其它生产技术存在的情况，为技术创新的传播方式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聂荣，潘德惠等.技术创新的反应扩散模型研究.运筹与管理，2005，95-100.

[2]E.Ahmed,A.M.A.El-Sayed,H.A.A.El-Saka.OnsomeRouth-HurwitzconditionsforfractionalorderdifferentialequationsandapplicationsinLorzen,Rossler,ChuaandChensystems.PhysicsLettersA,358(2006)1-4.

[3]E.Ahmed,A.M.A.El-Sayed,H.A.A.El-Saka.Equilibriumpoints,stabilityandnumericalsolutionsoffractional-orderpredator-preyandrabies,J.ofMath.Analy.Appl.,325(2007)542-553.

[4]A.Akilbas,H.M.Srivatava,J.J.Trujillo.TheoryandApplicationsof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s.ElsevierB.V.,Amsterdams,2006.

[5]I.Podlubny.FractionalDifferentialEquations.AcademicPress,NewYork,1999.

平衡理论论文篇10

关键词：勒夏特列原理；等效平衡；转化率

早在1884年，法国化学家勒夏特列在总结了前人论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每一个处于稳定化学平衡的体系，在它的整体或局部受到引起它的温度或减缩（注:是指压力、浓度、单位体积内的分子数的减缩）改变时，会经历内部的变动，向产生因外力而造成变动的相反的温度和减缩的方向变化”。后人把这一论说称为勒夏特列原理,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化学平衡移动原理。

化学平衡移动原理是考试命题的重点内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学生在学习中感觉这部分内容比较抽象且难以理解，遇到具体问题死套结论不会分析，以致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笔者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对勒夏特列原理理解得不够全面，于是无法灵活应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认为在传授好教材基础知识的同时，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相关知识的补充和解析，才能让学生更全面、更灵活地应用勒夏特列原理解决相应的习题。

一、对勒夏特列原理适用范围和含义的理解

勒夏特列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如果改变影响化学平衡的一个条件,平衡就向能够减弱这种改变的方向移动。该原理只能适用于已达平衡的体系,对未达平衡的体系则不适用。在这里开始教学时一定要提醒学生特别注意:平衡移动只能减弱这种改变的趋势而不能阻止改变。

例如,升高平衡体系的温度，平衡就向吸热反应方向移动，一般来说吸热会使体系温度降低，有些同学就认为达到新平衡后体系温度会降低，且比原平衡体系温度低，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平衡向吸热反应方向移动只是减弱温度升高，但不能阻止温度升高，只是温度升高得慢了，最终达到新平衡时体系的温度要比原平衡体系温度高。再如，增大某一反应物的浓度，平衡会向正反应方向移动，从而消耗反应物，使反应物浓度增加慢一些，但不能阻止该反应物浓度的增加，最终达到新平衡时该反应物的浓度要比原平衡体系大。其他因素的改变也有类似的变化特点。

二、改变某一因素，化学平衡是否一定移动

要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要学生对等效平衡进行理解和应用。对某一可逆反应，不论从正反应开始还是从逆反应开始建立新平衡，或是改变了某一因素，只要新平衡体系和原平衡体系比较，各组分的百分含量没变，新平衡与原平衡即为等效平衡，其特点是某些因素变了，但平衡没移动，具体表现为新平衡体系中各组分的百分含量没变（其他量不一定不变，要针对具体反应和措施具体分析）。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建立起等效平衡呢·在高中阶段，要求学生能够理解的有两种途径：①恒温恒压下，对所有可逆反应，相同反应物（或一边倒之后的相同反应物）的投料比（反应物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相等，即可建立等效平衡（若反应物只有一种，不论加多少都会建立等效平衡）。②恒温恒容下，对反应前后气态物质化学计量数之和相等的可逆反应，相同反应物（或一边倒之后的相同反应物）的投料比（反应物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相等，即可建立等效平衡（若反应物只有一种，不论加多少都会建立等效平衡）。除了这两种情况，其他情况下一般不能建立等效平衡。

三、针对不同的可逆反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

例如，对反应物的转化率问题，一般的结论是增大某一反应物的浓度，平衡会正向移动，该反应物的转化率减小，而别的反应物的转化率会增大（这是因为该反应物的转化浓度增加量小于该反应物的浓度增加量，别的反应物起始浓度没变而转化浓度增加）。这个结论适用于反应物有多种的可逆反应。对反应物只有一种的可逆反应，例如，在恒温恒容下，对已达平衡的可逆反应2NO2（g）·圹N2O4（g），再加入一定量NO2，再次达到平衡时，NO2的转化率如何变化·套用一般的规律，结论就是转化率减小。

其实，正确结论应该是增大。原因是该可逆反应反应物只有一种，利用放缩法，假如在恒温恒压下，不论再加入多少NO2，虽然反应物体积会增大，但建立的都是等效平衡。此时转化率不变，实际上恒容需压缩体积，才能达到恒容，即要增大压强，平衡必然会正向移动，因此NO2的转化率会增大，在平衡移动过程中NO2在减少N2O4在增多，因此最终平衡混合物中NO2的体积分数减小。

总之，对化学平衡移动原理知识的教学，关键是要让学生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知识的共性与特性，学生才能以清晰的分析思路，灵活解决相关的化学平衡移动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