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范文10篇

平衡理论范文篇1

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

。）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

关于英美行政法传统，最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AlfredC.Aman教授作了总结性的研究。（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c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Seealso,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他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行政法模式。第一阶段是自由放任时期（laissez—faireera），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家职能是有限的，消极的，行政法的主导理论即为“红灯理论”（redlight），其功能被界定为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免遭权力的侵蚀。第二阶段是管制时期（regulatoryera）.自新政（NewDeal）到70年代末，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干预主义（therationalesofamoreinterventioniststate），在制度安排上即为管理的或功能主义（regulatory&functional）的行政法模式。第三阶段是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时代（globalera），与此相应的，即为“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导向型”（Market—orientedMode）行政法模式和学术思想的重构（超越自由放任时期的“控权”型行政法模式和自新政以来的“管制”型行政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公法私法走向新的融合（尤其是行政法私法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注重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广泛运用市场导向型行政方法替代过去的“命令—控制”规则（Command—Control），降低管理预算，将传统公

行政法概念是行政法研究的基础性和起始性问题。“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达其本身的理念,反映一国行政法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讲,行政法概念不是空灵之物,而是社会背景,尤其是宪政背景下的景观。我们对行政法概念宪政背景的分析理应远远超越对概念本身的逻辑分析。事实上,任何概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存在,缺乏概念的背景分析就会使概念无所依托,流于空泛。

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在汲取西方行政法的同时,已经使行政法概念抽离了特定的宪政背景和成因。毋庸置疑,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不同的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界定的基础。行政法概念的界定,如果脱离宪政背景,不探究各国宪法或者政治背景的差别而简单套用他国结论,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文首先选取英美法系中英美两国与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作为分析路径,对西方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概念作一概览式的回顾,力图揭示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与行政法概念的结合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意图在于:理清行政法概念的宪政背景及其发展脉络,消除行政法学界对不同法系行政法概念的描摹而引起的纷争,倡扬学界行政法概念向本土化、合宪化方向皈依,实现行政法概念界定上对西方国家的合理借鉴,以期对我国传统行政法概念有所突破,实现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的超越。

一、英美法系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的影响

英美法系行政法学者在研究行政法时,不大为概念下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这是与英美法系学者注重经验、轻视理论的习惯相联系的。但仍有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演绎出某些概念。这种概念深受其宪政文化的浸染,行政法只能是宪政的产物。英美法系素来具有个人主义传统,因而,行政法也被RichardRawlings称为是“红灯理论”。

(一)英国

英国号称“宪政母国”。但是其行政法概念从产生到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是英国学者对宪政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行政法概念的误读。英国式宪政原则虽然批驳了法国式行政法(这以戴雪为代表),但是不可否认,英国的宪政体制国家孕育了英国版的“行政法”,而这种行政法观念却是与英国宪政历程同步的。

威廉·韦德爵士(SirWilliamWade)认为行政法概念应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另外一个含义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而且,他还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韦德的观点在英国很具有代表性,而对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则是独具慧眼的。英国“行政法”概念的确定源于英国宪政历史、宪政原则、宪政实践。

英国宪政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1640年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开始了与封建主的争权。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后,君主立宪政体开始确立。三百多年以来,英国政制一直循此路径至今。英国行政法观念与英式宪政两个原则:(一)议会主权(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二)法治原则(RuleofLaw)有绝大关系,分别论述如下。

1.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是英国学者三权分立的一种理解方式。在英国宪政历史中,议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乐园,而国王所代表的是行政权。这正是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所忧虑和悚惧的。这种预设同时引起了宪政思想上的启迪、理论上的阐扬和宪制上的安排。资产阶级革命以清教徒宗教改革面目出现,因而,从基督教性恶论分析是理解权力分立的钥匙。性恶论源于对人性幽黯的认定。“‘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原则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黯意识”基督教义中强烈的末世论期待与现实中政治秩序始终存在疏离与张力。幽黯意识是清教徒参与1640年革命的重要原动力,而分权学说的首倡者洛克本人就是一个加尔文教徒。在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颉颃消长的历史启发了这位分权学说的始祖。教会是世俗政权之外的集团势力,是“集团多元主义”的表现。洛克是英国式“权力分立”政制的思想者,再加之英国宪政运动早期与宗教革命相联,西方学者以为这次革命的重大影响“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而15世纪“主教会议至上论”所蕴含的代议制观念正是英国“主权在议会”说法的先河。洛克论证了人民在革命后将主权让渡给议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至今续延。这一点与法国的“主权在民”宪政原则殊有差异。此外洛克分权论还有其智识资源,这就是法律的命令理论(Commandtheoryoflaw),此种观点认为主权被划分为Gubernaculum(统治权)和Jurisdictio(司法权)。国王行使后者时须谨遵法律。由于限制王权的强烈意向,独立于国王意志的“立法权”树立了起来。而“混合政体理论”也极大地左右了洛克分权理论的构建。“根据英国的经验,洛克认定立法权是政府的最高权力,虽然他也承认行政机关有分享制定法令的可能性”。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在于“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共行政的部分职能授予或委托给私有部门（privatesector）按照市场规则行使等等。新的行政法模式旨在通过打破传统的公私法界别，缓和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对峙，平衡社会混合的多元利益，从而创造政府和公民间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二、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一）理论背景学术史的研究资料尽管表明，平衡思想在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渊远流长。但第一次明确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一命题以及将之初步发展为一种系统的行政法理论却出于中国行政法学者的努力。关于中西平衡思想的传承关系的阐述，学界殊少涉及。但该理论的奠基者，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并不否认这种传承关系，他认为，西方学界是存在这种平衡思想的，但直到目前为止，欧美学者关于平衡思想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行政法的本质、目的、功能等价值判断上，而尚未真正以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贯穿行政法关系的始终，并通过对传统行政法概念框架、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的更新来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这种情境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学术资源。然而，在分析平衡理论最初形成于中国的种种原因中，罗豪才教授主要强调了中国转型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广义的制度资源）以及自由、宽容的行政法学术气氛的意义。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了对传统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旧传统的转型，其显著的政治特点是等级制、官本位、人治观念；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新传统的转型。这两种变革的一个核心矛盾都集中在官民关系、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变革的方向为行政法关于“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学科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中国传统的行政法管理论同国家垄断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而控权论则是同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相结合（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平衡机制的反映。平衡理论的发展正是反映了这一现实需要。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协调新出现的社会多元利益是一切改革最终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无疑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在行政法上的体现。据罗豪才教授介绍，邓小平同志关于权利义务关系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法律上表现的论断，以及“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主张，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及平衡理论的提出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基于现代行政法所处的法治社会背景中多元利益的并存与冲突，公共权力运作与公民个人权利行使的对峙与互相依赖等现实，行政法在调整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对行政权的保障与制约等关系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相应地，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律的制度设置开始注重体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精神。以被称为我国行政法里程碑的《行政诉讼法》为例，一位行政法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有意识地系统发展行政法始于1986年的话，那么经过自1986年到1989年的深入研究讨论，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则是在法律上确认平衡论的标志。……中国行政法所要求的平衡，是源于立法并贯穿于法律创制、实施和监督整个法制发展过程之中的深刻的利益平衡。”（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据悉，这种平衡的建构思维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庸、平和精神和借鉴了跨学科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综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竞争和完全出清为前提）的均衡分析和主流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非均衡分析法，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助成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学者对传统行政法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创新成为可能，学者们日益深刻地体认到，对我们这个时代诸多迫切的行政法问题的回答，最终须取决于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由此引发了80、9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鸣。当时，有关学术争鸣主要围绕着“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和“行政法是加强和保障政府行政管理的法”这两个核心观念展开，持前一种观念的是移植自由主义经济时期的行政法理论，受英美传统行政法观念影响较深，而持后一种观念的则未摆脱前苏联管理法模式的影响，然而，前者与当今欧美世界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建构不相吻合，而后者显然已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平衡论者看来，这种特殊的情境并不构成中国行政法学的两难选择，恰好相反，它为一种本土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机遇。

（二）发展历程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酝酿（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理论的提出（1993年）和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前期发展阶段与学派的初步形成（1994—1999年）三个阶段。1993年初，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中国法学》上撰文正式提出“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这一核心命题。（注：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在这篇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争鸣的论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1）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注：法理学一般认为，法律调整的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论”的最初表述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但具体到每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行政法领域主要调整“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因此，罗豪才教授认为，“权利义务平衡论”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行政权—公民权”平衡论。）古代行政法是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公民权利的“管理法”，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近代行政法则是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的“控权法”，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应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的“平衡法”，其理论基础应是“平衡论”；（2）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特定地或局部地看，总是存在着不对等和不平衡，但这些不对等和不平衡恰恰实现了二者总体上的平衡。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平衡。（注：平衡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修正了这个观点，沈岿认为：“平衡论者已经认识到，最初的基本主张中至少有两个主要方面是不妥的：一是关于古代、近代、现代行政法分别在本质上是管理法、控权法和平衡法的单线进化论图式；二是关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前者的弊病是忽略了‘行政法’一词所指称的特殊范围，并且这种单线的进化论既容易导致对各国行政法历史上具体形态的忽视，又会形成简单的绝对规律观念；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平衡’范畴涵义的模糊。因而，平衡论者在以后的论述中一般不再坚持这两个观点。只是由于平衡论者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或修正上述观念，致使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相关的质疑。”参见博士论文（1998）“导言”部分。）平衡理论提出后，中国行政法学界以此为契机再次掀起理论基础研究的思潮并展开了自由宽容的学术讨论，应松年教授指出，“进入90年代以后，罗豪才教授的‘平衡论’引起强烈反响，行政法学者纷纷开始对行政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对过去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反省，并著文立语，提出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论’、‘均衡论’等等。应该说，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讨论如此热烈，实是这门学科得以重大发展的良好契机。”（注：沈岿、王锡锌对应教授的访谈录：《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反思与整合》，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皮纯协教授和冯军博士认为，“在以罗教授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不懈倡导和推动下，‘平衡论’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平衡论’现有的影响力已足以使涉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领域的研究人员很难将‘平衡论’搁在一边置之不理，对‘平衡论’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注：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近年较重要的学术进展，可概括为：1994年，以行政处罚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个案，运用平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在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三个阶段行政权与公民权冲突和平衡的状态和制度设置方案，为正在起草和论证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公布）提供了平衡的建构范式。（注：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修正和系统阐述了管理法（管理论）、控权法（控权论）和平衡法（平衡论）等三个“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调整对象、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责任、行政法体系和学科建构思路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基础概念、基础理论，建立了“平衡”的“对峙”视角；（注：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律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王锡锌、陈端洪：《行政法性质的反思与概念的重构——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2期；罗豪才：《略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1996年，界定了“平衡”及“平衡论”范畴，提出两类行政法律制度的平衡建构方案，拓展了行政法关系的论述，促进了行政法学科体系的平衡建构；（注：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关于学科体系的发展，有代表性的课本，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就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系统地提出了“平衡理论”的参考性意见，平衡理论研究论集发表；（注：宁文新等：《平衡论：关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的思考——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政府法制》，1997年第1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深入论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关系的基础性地位，第一次较全面地探讨了平衡论的两个对立模式——控权理论和管理理论，发表了三篇关于平衡理论的专题博士论文，在下列四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和较深入地推进了平衡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完善了“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对管理论、控权论的历史渊源、理论范畴、制度建构及其历史地位、现实意义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在理论背景研究上，通过深入考察现代行政法的国家基础、现代行政机关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世界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方向，初步论证了确立平衡理论的客观基础；系统阐述了平衡理论的范畴；在操作层面上，就行政法利益衡量方法在立法、执法、司法审查中的具体运用和行政法的平衡机制提出建设性的构想和建议。（注：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1998，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9年总第2卷；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1997，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8年第1卷；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1998，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平衡论者并在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程序、行政指导、司法审查等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和立法方面探讨了平衡理论的应用性问题。至此，根据通行的学术评价指标，就一种理论的思想独创性、研究视角的特殊性、著述的系统性、学界参与的广泛性和对现实的影响力而论，我以为，平衡理论已经发展为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派。（注：关于这几年理论基础研究及其争论的规模以及平衡理论的影响，作者从发表文章的数量、平衡理论第一篇代表作被引注的次数和涉入的研究者层次与数量等三个指标做过一个定量的考察，从1994年1月—1999年4月，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行政法学研究》、《政府法制》等七份杂志撰文及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学》的论文，和其他被收入《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书的论文（不包括重叠部分，其中有8篇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涉及理论基础的探究和平衡理论的论文共72篇，罗豪才教授1993年的论文被引注184次，涉入争论的行政法学教授18人，副教授10多人，博士、博士生12人。1994年以来，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30多人在论著（包括学位论文）中发展或运用了平衡理论；在1998届全国64篇行政法专业硕士论文中，涉入平衡论争鸣或运用的有13篇（根据论文摘要统计）。）

（三）分析工具在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过程中，罗豪才教授同英国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MartinLoughlin教授一样，都恰好运用了韦伯（Maxweber）式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IdealTypes）。围绕“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基本矛盾，根据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等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将行政法理论基础划分为三个模式：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建构理想类型为平衡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对立模式，既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也是平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理论的渊源可溯及：前苏联的行政法，行政法被认为是国家管理法，行政机关是权利主体，相对方是权利客体；传统的德国行政法，早期集权政治的产物，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如对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管制，对人权的践踏等）；传统的日本行政法，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源于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与长期的封建统治传统、国家主义至上、计划经济有内在亲和性，因此中国行政法发展初期的指导理论也是管理理论。该理论模式视行政法为推行计划经济（国家统制经济）和实现社会管制的工具，强调秩序、行政效率与国家利益的绝对优先性，在制度设计上，行政机关为行政法的权利主体，公民则是义务主体，命令—服从是行政法关系的基本特征。管理论对行政法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也都突出行政权的优越性。如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界定，强调以法行政，即以法律为工具管理社会事务，强调相对方守法；把行政责任仅仅理解为相对方应承担的责任；把行政违法仅界定为相对方的违法；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则突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部门行政管理法等。控权理论形成于近代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和经典宪政制度（分权制衡）确立时期，是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受英美传统宪政理论（如戴西思想）和自然法观念影响较深。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性质是控权法。与此相应，“控权论”对行政法学一些基本范畴的认识也同样以强调控制行政权为中心。如把行政法治原则仅归结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在权力——权利关系中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在效率与公正关系上更突出公正；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强调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为核心等。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理论已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控权理论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展的趋势，现代行政法应当奠基于新的理论基础。

（四）平衡理论的主要内涵平衡论可以被理解为在传统社会及其行政法学术思想转型发展时期，提出的一种关于现代行政法应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现代行政法的目的、功能以及整个制度设置应该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利益。它包括两方面的意涵：一是立法上权利义务的公平配置；二是以利益衡量方法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与适用过程。根据平衡论的观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调整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总体上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对于实现行政机关与公民义务的平衡，两者各自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乃至各方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综合体现）的平衡，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意义。基于此，平衡论就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的概念和范畴、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关系、行政法主体的责任及其相关的制度以及行政法学科体系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对行政法的上述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并在这过程中，试图探索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构建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以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促进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形成。

1.行政法的价值导向管理论和控权论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上分别倚重行政权和公民权，并在效率、利益、公正等价值要素的制度安排上表现出相应的偏好。平衡论认为，涉入行政法领域的社会多元利益、价值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协调。主张在价值冲突中诉诸中庸、平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要素，平衡论主要指的是以行政权和相对人权利为基础并与此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等几对重要的、有对峙和依赖性质的价值组合。平衡论的一个总原则是在上述关系中实现“公正”的平衡（Justbalance），就当前国情而言，更强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保护以抗衡行政权的滥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上述要素有价值（效用）函数的大小和偏好序列之分，罗教授指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为基础）。一位学者进而指出：中国平衡行政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之处，在于中国行政法是以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为基点的平衡器，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2.行政法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传统行政法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控权理论从经典宪政主义分权与制衡机制的角度，通过议会立法和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尤其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自由的保护，在操作层面上往往以法院为中心（Court—centered），突出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如越权无效原则、自然公正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司法救济原则等行政法基本观念都属于这一理论传统；管理理论以行政机关的有效行政为中心视角，强调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认为行政权具有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公民权利与之不具有抗衡的可能性，公共权力说、公务学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等都反映了这一理论传统。上述两种传统都有两个共同特点：在视角上，认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没有直接可比性，在方法上，不注重行政权与公民权直接的配置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转移以法院或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视角，直接以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切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强调行政权与公民权的配置，而以立法控制或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宪政视野下的制度性保障。

3.行政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平衡论主张，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界定，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与以往的概念界定不同，平衡理论把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认为，如果只谈“行政关系”，则会导致“管理论”；如果只谈“监督行政关系”，则会使行政法成为“控权法”，此其一。其二，把行政法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才能构建合理的行政法学体系。此外，该定义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我国行政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4.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通过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和不对等关系”的论证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关系理论。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和民法一样，均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并且两者调整的状态都应当是一种平等、平衡关系。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关系主要是对等关系（赠与等民事行为例外）；而行政法关系是非对等的动态平衡关系，失衡的行政法将成为“特权的法”或“无政府的法”。平衡理论认为，无论在哪个具体的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结构都是不对等的，但这种不对等是必要的。在行政实体法关系中强调行政权力和公民服从义务，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强调对公民正当程序权利（如公开、公正、及时、便利及广泛参与的权利等）的尊重，防止权力滥用；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突出行政机关恒定为被告而具有应诉、举证等诸多义务，以促进依法行政和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补救。不对等必须是合理的，不对等应以平衡为前提并最终实现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实体法关系中的不合理的不对等，可能使相对方丧失获得救济的可能性；行政程序的设置过于复杂，可能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配置，应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为前提。因此，所谓“动态的平衡”是指，在行政法律关系的实体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分别为权利主体，这两种非对等性是相互制衡的“倒置”关系，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的情形也一样，均应体现行政法在“行政权——公民权”制度设计上的平衡精神。

5.行政法治原则传统的控权理论视政府为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evil），认为行政法治的重点是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和控制自由裁量权，对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行政功能持戒慎态度，在这种法治观下，政府是被控制的对象，而公民也消极地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管理理论的法治原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平衡理论认为，这两种法治观既不符合一致的行为动机假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相吻合。“人非天使、也非魔鬼”，权力和权利既然是法律授予的，就应当得到同等保护，都需要激励；同时，权利和权力一样，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应当同等地受到法律的制约。平衡理论在下列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治原则：（1）行政法治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法治原则既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同样要求相对方守法；行政违法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违法，也同样包括相对方违法；行政法律责任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责任，也包括相对方的违法责任。（2）一切行政都要服从行政法治原则，但不同的行政有不同的法治要求。平衡理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其权力的行使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行政机关围绕国民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这类行政通常称为“积极行政”或称“服务行政”。行政机关要为此类行为承担行政的、政治的责任。再一类，其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赋予权利或免除义务，或剥夺、限制权利和科以义务，集中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这类“消极行政”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要对这类行政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此外，行政机关还作出具有行政目的的民事行为，如为稳定金融市场，以民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收购股票。在市场经济中，这类行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行政机关既要遵守民事法律，同时也受行政法治原则制约。（3）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治对双方主体既要制约，又要激励，对行政主体，重点是制约，对相对方重点则在于激励，其核心是参与管理。

6.行政程序法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在于通过规范行政行为的空间和时间的表现形式，制约行政权力的行使，因而其规范应主要限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性规范，将更多的程序性权利机制赋予行政相对方。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上，主张协调、兼顾公正与效率，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7.行政法体系平衡论倡导在行政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一种“行政权——公民权”之间的协调模式，认为行政法律制度应当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前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裁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等制度。这类制度主要规定在部门行政法和行政实体法里，突出行政权，强调公民的服从义务。后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行政公开、行政主体责任、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诉讼及立法机关的监督等制度，这类制度的重点是通过设置一套公正的行政程序促使行政权的公开、公平与公正行使，以及一套合理的监督制度确保公民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得到有效的救济。现代行政法制的建设必须在宏观上做到这两大类型制度的平衡，并且在各类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中体现各种价值的平衡精神。

8.行政法学体系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平衡论提倡以“行政权—公民权”关系为中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提倡在一个广阔的知识框架里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基础问题。

三、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

（一）率先将经典宪政主义的平衡思想导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这一基础性领域，实现了“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创造性转换，并由此为行政法面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应当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规范理论。传统的平衡宪法理论，以美国宪法为典型，总统、国会和法院三者在权力结构上实行相互制约的机制，以保持三者同等宪法地位的平衡，防止一方凌驾于其他二方之上。这种以制约和平衡（Check&Balance）为核心的平衡宪法理论，反映了统治者内部既相互倾轧又相互配合的矛盾状态。在传统的平衡宪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下，行政法被限定为以法院为中心，通过法院的合宪、合法性审查和正当程序，来控制行政权，防止其专横和腐败，以保护公民权利。这种分权机制和司法控制的行政法制模式，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行政权的扩张，同时，公民权利也不断增加，从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的安全等“消极权利”延伸到包括工作权、生活保障权、环境权、参与管理权等“积极权利”，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成为行政法的主导关系，而传统平衡宪法的分权制衡机制和行政法的司法控制模式对此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现代欧美国家除了维持传统的平衡机制外，开始注重发展公民和利益集团等民间力量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立置换了平衡宪法和传统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直接的、最重要的关系来处理，并在两者间诉诸平衡的机制设置，在这一视角下，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在行政法领域成为宪政框架下的外部性平衡机制。相应地，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和平衡将以行政权与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为基础，并主要以行政法的平衡机制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平衡理论为变革社会中的行政法发展提供了一套“应当何为”的规范理论和制度范式。

（二）提出理论基础（Rationale）研究的核心地位，建立了理解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和一般行政法现象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Types）：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与英国公法学家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的“红灯理论”与“绿灯理论”、MartinLaghlin教授的“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等理想类型研究相比较。控权论与“红灯理论”、“规范主义模式”的理论范畴和现实指向是相同的；但管理论和“绿灯理论”、“功能主义模式”或管制理论（regulatorytheory）的社会基础、原则、目的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针对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与政治集权的社会，后者是以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为前提，同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制约的模式。因此，管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对后者的研究在空间上的拓展，并完善了功能主义传统中一个极端模式的建构。平衡理论的理想类型研究有两个特点：系统性，即不仅从行政法的性质、目标和功能来划分各种类型，而且较全面地概括了每种类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特点。规范性，其他学者对理想类型的描述主要是实证性研究，“红灯”与“绿灯”模式，“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模式反映了欧美（尤其是英美）行政法发展的两种传统，但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尚未发展出第三种类型的规范理论；管理理论和控权理论主要是一种实证理论，概括了传统行政法（尤其以英美国家和前苏联为考察对象）发展的两条路径，平衡理论是转换上述传统，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规范理论。这三论的提出为学界对行政法的认知和制度建构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模式，是行政法学研究上一项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突破。

（三）倡导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为行政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平衡的视角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框架和学科体系，从而使行政法学最终摆脱边缘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量。尽管现代行政法的制度模式和传统的主流学术思想可溯源到17、18世纪欧美经典宪政制度确立时期，但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和英美国家，这一学科史的开端事实上延缓到二十世纪初期。这段短暂的历程和在宪法学、行政学夹缝中生存的事实使得行政法学一直处于没有根基的状态和边缘的地位。戴西的规范主义传统和狄骥的功能主义传统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境，正如韦德（Wade,H.W.R）所言：“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视作宪法学的一个分支”，（注：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或者如前苏联学者所断言的那样：“行政法学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注：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武树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以中国而论，现代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纯粹是（清末民初时期）舶来品，最初的移植迫于内忧外患的时势，后在现代化和民族自强的驱使下转化为自愿的探索，但苏联管理模式的移入最终导致了行政法的式微。因此，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意义不仅是对传统宪政框架里的控权模式和行政学视野下的管理模式的超越和置换，而且旨在试图确立“行政权—公民权”关系的基础性地位，使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奠定新的基础。

（四）在英美传统控权模式和苏联管理模式两难相持的情境下，平衡理论的出现为转型发展时期中国行政法的移植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广为认同的合法性基础。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正值恢复发展时期，有两种既定的模式可供选择：苏联管理模式，但其有效性已为实践所证伪，失去了时代意义和道德基础；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无法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尽符合中国的政治基础、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精神。平衡理论的建立尝试了新的模式，基于国情，反映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在价值选择上，对行政权和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多元利益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节制，因此在官方和民间都易于达到普遍认同的合法性，为中国行政法的制度创新削减了来自于官方和传统制度的习惯性阻力。尤其是在行政立法领域，平衡立法目的和公平配置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已经成为中国重大行政立法的基本指导方针，正如一位行政法学者所言，“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可以肯定地说，1989年以后行政法基本制度的立法，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都贯穿和体现着行政法的平衡精神。据笔者的体验和了解，从1989年以来未见各大机关的部门的决策者们在平衡原则上表现出彷徨动摇和犹豫，而是作为创设新制度统一新思想的基础，这也正是中国行政法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原因所在。”（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在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新的行政方式淡化了传统的权力色彩，行政公开，公民参与机制在拓宽，行政救济制度不断在完善；在司法审查领域，从过去公共利益至上，裁判只有单一结论的传统让位于对法律的尊重和利益衡量方法的普遍运用。平衡理论的发展反映了转型发展时期中国的行政法制度实践，同时作为重要的学术力量为制度的创新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代结语：建立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平衡理论范文篇2

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

。）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

关于英美行政法传统，最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AlfredC.Aman教授作了总结性的研究。（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c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Seealso,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他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行政法模式。第一阶段是自由放任时期（laissez—faireera），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家职能是有限的，消极的，行政法的主导理论即为“红灯理论”（redlight），其功能被界定为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免遭权力的侵蚀。第二阶段是管制时期（regulatoryera）.自新政（NewDeal）到70年代末，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干预主义（therationalesofamoreinterventioniststate），在制度安排上即为管理的或功能主义（regulatory&functional）的行政法模式。第三阶段是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时代（globalera），与此相应的，即为“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导向型”（Market—orientedMode）行政法模式和学术思想的重构（超越自由放任时期的“控权”型行政法模式和自新政以来的“管制”型行政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公法私法走向新的融合（尤其是行政法私法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注重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广泛运用市场导向型行政方法替代过去的“命令—控制”规则（Command—Control），降低管理预算，将传统公

行政法概念是行政法研究的基础性和起始性问题。“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达其本身的理念,反映一国行政法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讲,行政法概念不是空灵之物,而是社会背景,尤其是宪政背景下的景观。我们对行政法概念宪政背景的分析理应远远超越对概念本身的逻辑分析。事实上,任何概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存在,缺乏概念的背景分析就会使概念无所依托,流于空泛。

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在汲取西方行政法的同时,已经使行政法概念抽离了特定的宪政背景和成因。毋庸置疑,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不同的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界定的基础。行政法概念的界定,如果脱离宪政背景,不探究各国宪法或者政治背景的差别而简单套用他国结论,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文首先选取英美法系中英美两国与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作为分析路径,对西方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概念作一概览式的回顾,力图揭示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与行政法概念的结合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意图在于:理清行政法概念的宪政背景及其发展脉络,消除行政法学界对不同法系行政法概念的描摹而引起的纷争,倡扬学界行政法概念向本土化、合宪化方向皈依,实现行政法概念界定上对西方国家的合理借鉴,以期对我国传统行政法概念有所突破,实现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的超越。

一、英美法系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的影响

英美法系行政法学者在研究行政法时,不大为概念下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这是与英美法系学者注重经验、轻视理论的习惯相联系的。但仍有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演绎出某些概念。这种概念深受其宪政文化的浸染,行政法只能是宪政的产物。英美法系素来具有个人主义传统,因而,行政法也被RichardRawlings称为是“红灯理论”。

(一)英国

英国号称“宪政母国”。但是其行政法概念从产生到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是英国学者对宪政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行政法概念的误读。英国式宪政原则虽然批驳了法国式行政法(这以戴雪为代表),但是不可否认,英国的宪政体制国家孕育了英国版的“行政法”,而这种行政法观念却是与英国宪政历程同步的。

威廉·韦德爵士(SirWilliamWade)认为行政法概念应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另外一个含义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而且,他还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韦德的观点在英国很具有代表性,而对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则是独具慧眼的。英国“行政法”概念的确定源于英国宪政历史、宪政原则、宪政实践。

英国宪政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1640年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开始了与封建主的争权。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后,君主立宪政体开始确立。三百多年以来,英国政制一直循此路径至今。英国行政法观念与英式宪政两个原则:(一)议会主权(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二)法治原则(RuleofLaw)有绝大关系,分别论述如下。

1.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是英国学者三权分立的一种理解方式。在英国宪政历史中,议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乐园,而国王所代表的是行政权。这正是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所忧虑和悚惧的。这种预设同时引起了宪政思想上的启迪、理论上的阐扬和宪制上的安排。资产阶级革命以清教徒宗教改革面目出现,因而,从基督教性恶论分析是理解权力分立的钥匙。性恶论源于对人性幽黯的认定。“‘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原则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黯意识”基督教义中强烈的末世论期待与现实中政治秩序始终存在疏离与张力。幽黯意识是清教徒参与1640年革命的重要原动力,而分权学说的首倡者洛克本人就是一个加尔文教徒。在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颉颃消长的历史启发了这位分权学说的始祖。教会是世俗政权之外的集团势力,是“集团多元主义”的表现。洛克是英国式“权力分立”政制的思想者,再加之英国宪政运动早期与宗教革命相联,西方学者以为这次革命的重大影响“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而15世纪“主教会议至上论”所蕴含的代议制观念正是英国“主权在议会”说法的先河。洛克论证了人民在革命后将主权让渡给议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至今续延。这一点与法国的“主权在民”宪政原则殊有差异。此外洛克分权论还有其智识资源,这就是法律的命令理论(Commandtheoryoflaw),此种观点认为主权被划分为Gubernaculum(统治权)和Jurisdictio(司法权)。国王行使后者时须谨遵法律。由于限制王权的强烈意向,独立于国王意志的“立法权”树立了起来。而“混合政体理论”也极大地左右了洛克分权理论的构建。“根据英国的经验,洛克认定立法权是政府的最高权力,虽然他也承认行政机关有分享制定法令的可能性”。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在于“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共行政的部分职能授予或委托给私有部门（privatesector）按照市场规则行使等等。新的行政法模式旨在通过打破传统的公私法界别，缓和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对峙，平衡社会混合的多元利益，从而创造政府和公民间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二、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一）理论背景学术史的研究资料尽管表明，平衡思想在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渊远流长。但第一次明确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一命题以及将之初步发展为一种系统的行政法理论却出于中国行政法学者的努力。关于中西平衡思想的传承关系的阐述，学界殊少涉及。但该理论的奠基者，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并不否认这种传承关系，他认为，西方学界是存在这种平衡思想的，但直到目前为止，欧美学者关于平衡思想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行政法的本质、目的、功能等价值判断上，而尚未真正以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贯穿行政法关系的始终，并通过对传统行政法概念框架、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的更新来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这种情境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学术资源。然而，在分析平衡理论最初形成于中国的种种原因中，罗豪才教授主要强调了中国转型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广义的制度资源）以及自由、宽容的行政法学术气氛的意义。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了对传统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旧传统的转型，其显著的政治特点是等级制、官本位、人治观念；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新传统的转型。这两种变革的一个核心矛盾都集中在官民关系、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变革的方向为行政法关于“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学科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中国传统的行政法管理论同国家垄断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而控权论则是同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相结合（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平衡机制的反映。平衡理论的发展正是反映了这一现实需要。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协调新出现的社会多元利益是一切改革最终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无疑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在行政法上的体现。据罗豪才教授介绍，邓小平同志关于权利义务关系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法律上表现的论断，以及“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主张，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及平衡理论的提出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基于现代行政法所处的法治社会背景中多元利益的并存与冲突，公共权力运作与公民个人权利行使的对峙与互相依赖等现实，行政法在调整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对行政权的保障与制约等关系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相应地，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律的制度设置开始注重体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精神。以被称为我国行政法里程碑的《行政诉讼法》为例，一位行政法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有意识地系统发展行政法始于1986年的话，那么经过自1986年到1989年的深入研究讨论，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则是在法律上确认平衡论的标志。……中国行政法所要求的平衡，是源于立法并贯穿于法律创制、实施和监督整个法制发展过程之中的深刻的利益平衡。”（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据悉，这种平衡的建构思维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庸、平和精神和借鉴了跨学科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综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竞争和完全出清为前提）的均衡分析和主流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非均衡分析法，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助成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学者对传统行政法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创新成为可能，学者们日益深刻地体认到，对我们这个时代诸多迫切的行政法问题的回答，最终须取决于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由此引发了80、9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鸣。当时，有关学术争鸣主要围绕着“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和“行政法是加强和保障政府行政管理的法”这两个核心观念展开，持前一种观念的是移植自由主义经济时期的行政法理论，受英美传统行政法观念影响较深，而持后一种观念的则未摆脱前苏联管理法模式的影响，然而，前者与当今欧美世界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建构不相吻合，而后者显然已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平衡论者看来，这种特殊的情境并不构成中国行政法学的两难选择，恰好相反，它为一种本土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机遇。

（二）发展历程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酝酿（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理论的提出（1993年）和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前期发展阶段与学派的初步形成（1994—1999年）三个阶段。1993年初，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中国法学》上撰文正式提出“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这一核心命题。（注：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在这篇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争鸣的论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1）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注：法理学一般认为，法律调整的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论”的最初表述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但具体到每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行政法领域主要调整“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因此，罗豪才教授认为，“权利义务平衡论”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行政权—公民权”平衡论。）古代行政法是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公民权利的“管理法”，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近代行政法则是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的“控权法”，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应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的“平衡法”，其理论基础应是“平衡论”；（2）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特定地或局部地看，总是存在着不对等和不平衡，但这些不对等和不平衡恰恰实现了二者总体上的平衡。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平衡。（注：平衡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修正了这个观点，沈岿认为：“平衡论者已经认识到，最初的基本主张中至少有两个主要方面是不妥的：一是关于古代、近代、现代行政法分别在本质上是管理法、控权法和平衡法的单线进化论图式；二是关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前者的弊病是忽略了‘行政法’一词所指称的特殊范围，并且这种单线的进化论既容易导致对各国行政法历史上具体形态的忽视，又会形成简单的绝对规律观念；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平衡’范畴涵义的模糊。因而，平衡论者在以后的论述中一般不再坚持这两个观点。只是由于平衡论者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或修正上述观念，致使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相关的质疑。”参见博士论文（1998）“导言”部分。）平衡理论提出后，中国行政法学界以此为契机再次掀起理论基础研究的思潮并展开了自由宽容的学术讨论，应松年教授指出，“进入90年代以后，罗豪才教授的‘平衡论’引起强烈反响，行政法学者纷纷开始对行政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对过去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反省，并著文立语，提出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论’、‘均衡论’等等。应该说，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讨论如此热烈，实是这门学科得以重大发展的良好契机。”（注：沈岿、王锡锌对应教授的访谈录：《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反思与整合》，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皮纯协教授和冯军博士认为，“在以罗教授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不懈倡导和推动下，‘平衡论’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平衡论’现有的影响力已足以使涉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领域的研究人员很难将‘平衡论’搁在一边置之不理，对‘平衡论’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注：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近年较重要的学术进展，可概括为：1994年，以行政处罚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个案，运用平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在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三个阶段行政权与公民权冲突和平衡的状态和制度设置方案，为正在起草和论证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公布）提供了平衡的建构范式。（注：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修正和系统阐述了管理法（管理论）、控权法（控权论）和平衡法（平衡论）等三个“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调整对象、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责任、行政法体系和学科建构思路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基础概念、基础理论，建立了“平衡”的“对峙”视角；（注：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律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王锡锌、陈端洪：《行政法性质的反思与概念的重构——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2期；罗豪才：《略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1996年，界定了“平衡”及“平衡论”范畴，提出两类行政法律制度的平衡建构方案，拓展了行政法关系的论述，促进了行政法学科体系的平衡建构；（注：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关于学科体系的发展，有代表性的课本，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就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系统地提出了“平衡理论”的参考性意见，平衡理论研究论集发表；（注：宁文新等：《平衡论：关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的思考——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政府法制》，1997年第1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深入论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关系的基础性地位，第一次较全面地探讨了平衡论的两个对立模式——控权理论和管理理论，发表了三篇关于平衡理论的专题博士论文，在下列四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和较深入地推进了平衡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完善了“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对管理论、控权论的历史渊源、理论范畴、制度建构及其历史地位、现实意义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在理论背景研究上，通过深入考察现代行政法的国家基础、现代行政机关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世界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方向，初步论证了确立平衡理论的客观基础；系统阐述了平衡理论的范畴；在操作层面上，就行政法利益衡量方法在立法、执法、司法审查中的具体运用和行政法的平衡机制提出建设性的构想和建议。（注：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1998，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9年总第2卷；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1997，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8年第1卷；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1998，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平衡论者并在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程序、行政指导、司法审查等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和立法方面探讨了平衡理论的应用性问题。至此，根据通行的学术评价指标，就一种理论的思想独创性、研究视角的特殊性、著述的系统性、学界参与的广泛性和对现实的影响力而论，我以为，平衡理论已经发展为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派。（注：关于这几年理论基础研究及其争论的规模以及平衡理论的影响，作者从发表文章的数量、平衡理论第一篇代表作被引注的次数和涉入的研究者层次与数量等三个指标做过一个定量的考察，从1994年1月—1999年4月，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行政法学研究》、《政府法制》等七份杂志撰文及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学》的论文，和其他被收入《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书的论文（不包括重叠部分，其中有8篇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涉及理论基础的探究和平衡理论的论文共72篇，罗豪才教授1993年的论文被引注184次，涉入争论的行政法学教授18人，副教授10多人，博士、博士生12人。1994年以来，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30多人在论著（包括学位论文）中发展或运用了平衡理论；在1998届全国64篇行政法专业硕士论文中，涉入平衡论争鸣或运用的有13篇（根据论文摘要统计）。）

（三）分析工具在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过程中，罗豪才教授同英国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MartinLoughlin教授一样，都恰好运用了韦伯（Maxweber）式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IdealTypes）。围绕“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基本矛盾，根据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等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将行政法理论基础划分为三个模式：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建构理想类型为平衡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对立模式，既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也是平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理论的渊源可溯及：前苏联的行政法，行政法被认为是国家管理法，行政机关是权利主体，相对方是权利客体；传统的德国行政法，早期集权政治的产物，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如对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管制，对人权的践踏等）；传统的日本行政法，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源于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与长期的封建统治传统、国家主义至上、计划经济有内在亲和性，因此中国行政法发展初期的指导理论也是管理理论。该理论模式视行政法为推行计划经济（国家统制经济）和实现社会管制的工具，强调秩序、行政效率与国家利益的绝对优先性，在制度设计上，行政机关为行政法的权利主体，公民则是义务主体，命令—服从是行政法关系的基本特征。管理论对行政法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也都突出行政权的优越性。如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界定，强调以法行政，即以法律为工具管理社会事务，强调相对方守法；把行政责任仅仅理解为相对方应承担的责任；把行政违法仅界定为相对方的违法；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则突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部门行政管理法等。控权理论形成于近代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和经典宪政制度（分权制衡）确立时期，是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受英美传统宪政理论（如戴西思想）和自然法观念影响较深。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性质是控权法。与此相应，“控权论”对行政法学一些基本范畴的认识也同样以强调控制行政权为中心。如把行政法治原则仅归结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在权力——权利关系中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在效率与公正关系上更突出公正；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强调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为核心等。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理论已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控权理论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展的趋势，现代行政法应当奠基于新的理论基础。

（四）平衡理论的主要内涵平衡论可以被理解为在传统社会及其行政法学术思想转型发展时期，提出的一种关于现代行政法应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现代行政法的目的、功能以及整个制度设置应该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利益。它包括两方面的意涵：一是立法上权利义务的公平配置；二是以利益衡量方法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与适用过程。根据平衡论的观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调整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总体上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对于实现行政机关与公民义务的平衡，两者各自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乃至各方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综合体现）的平衡，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意义。基于此，平衡论就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的概念和范畴、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关系、行政法主体的责任及其相关的制度以及行政法学科体系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对行政法的上述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并在这过程中，试图探索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构建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以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促进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形成。

1.行政法的价值导向管理论和控权论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上分别倚重行政权和公民权，并在效率、利益、公正等价值要素的制度安排上表现出相应的偏好。平衡论认为，涉入行政法领域的社会多元利益、价值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协调。主张在价值冲突中诉诸中庸、平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要素，平衡论主要指的是以行政权和相对人权利为基础并与此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等几对重要的、有对峙和依赖性质的价值组合。平衡论的一个总原则是在上述关系中实现“公正”的平衡（Justbalance），就当前国情而言，更强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保护以抗衡行政权的滥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上述要素有价值（效用）函数的大小和偏好序列之分，罗教授指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为基础）。一位学者进而指出：中国平衡行政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之处，在于中国行政法是以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为基点的平衡器，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2.行政法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传统行政法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控权理论从经典宪政主义分权与制衡机制的角度，通过议会立法和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尤其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自由的保护，在操作层面上往往以法院为中心（Court—centered），突出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如越权无效原则、自然公正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司法救济原则等行政法基本观念都属于这一理论传统；管理理论以行政机关的有效行政为中心视角，强调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认为行政权具有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公民权利与之不具有抗衡的可能性，公共权力说、公务学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等都反映了这一理论传统。上述两种传统都有两个共同特点：在视角上，认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没有直接可比性，在方法上，不注重行政权与公民权直接的配置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转移以法院或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视角，直接以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切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强调行政权与公民权的配置，而以立法控制或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宪政视野下的制度性保障。

3.行政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平衡论主张，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界定，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与以往的概念界定不同，平衡理论把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认为，如果只谈“行政关系”，则会导致“管理论”；如果只谈“监督行政关系”，则会使行政法成为“控权法”，此其一。其二，把行政法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才能构建合理的行政法学体系。此外，该定义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我国行政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4.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通过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和不对等关系”的论证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关系理论。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和民法一样，均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并且两者调整的状态都应当是一种平等、平衡关系。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关系主要是对等关系（赠与等民事行为例外）；而行政法关系是非对等的动态平衡关系，失衡的行政法将成为“特权的法”或“无政府的法”。平衡理论认为，无论在哪个具体的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结构都是不对等的，但这种不对等是必要的。在行政实体法关系中强调行政权力和公民服从义务，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强调对公民正当程序权利（如公开、公正、及时、便利及广泛参与的权利等）的尊重，防止权力滥用；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突出行政机关恒定为被告而具有应诉、举证等诸多义务，以促进依法行政和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补救。不对等必须是合理的，不对等应以平衡为前提并最终实现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实体法关系中的不合理的不对等，可能使相对方丧失获得救济的可能性；行政程序的设置过于复杂，可能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配置，应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为前提。因此，所谓“动态的平衡”是指，在行政法律关系的实体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分别为权利主体，这两种非对等性是相互制衡的“倒置”关系，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的情形也一样，均应体现行政法在“行政权——公民权”制度设计上的平衡精神。

5.行政法治原则传统的控权理论视政府为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evil），认为行政法治的重点是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和控制自由裁量权，对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行政功能持戒慎态度，在这种法治观下，政府是被控制的对象，而公民也消极地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管理理论的法治原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平衡理论认为，这两种法治观既不符合一致的行为动机假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相吻合。“人非天使、也非魔鬼”，权力和权利既然是法律授予的，就应当得到同等保护，都需要激励；同时，权利和权力一样，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应当同等地受到法律的制约。平衡理论在下列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治原则：（1）行政法治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法治原则既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同样要求相对方守法；行政违法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违法，也同样包括相对方违法；行政法律责任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责任，也包括相对方的违法责任。（2）一切行政都要服从行政法治原则，但不同的行政有不同的法治要求。平衡理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其权力的行使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行政机关围绕国民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这类行政通常称为“积极行政”或称“服务行政”。行政机关要为此类行为承担行政的、政治的责任。再一类，其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赋予权利或免除义务，或剥夺、限制权利和科以义务，集中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这类“消极行政”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要对这类行政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此外，行政机关还作出具有行政目的的民事行为，如为稳定金融市场，以民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收购股票。在市场经济中，这类行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行政机关既要遵守民事法律，同时也受行政法治原则制约。（3）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治对双方主体既要制约，又要激励，对行政主体，重点是制约，对相对方重点则在于激励，其核心是参与管理。

6.行政程序法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在于通过规范行政行为的空间和时间的表现形式，制约行政权力的行使，因而其规范应主要限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性规范，将更多的程序性权利机制赋予行政相对方。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上，主张协调、兼顾公正与效率，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7.行政法体系平衡论倡导在行政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一种“行政权——公民权”之间的协调模式，认为行政法律制度应当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前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裁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等制度。这类制度主要规定在部门行政法和行政实体法里，突出行政权，强调公民的服从义务。后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行政公开、行政主体责任、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诉讼及立法机关的监督等制度，这类制度的重点是通过设置一套公正的行政程序促使行政权的公开、公平与公正行使，以及一套合理的监督制度确保公民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得到有效的救济。现代行政法制的建设必须在宏观上做到这两大类型制度的平衡，并且在各类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中体现各种价值的平衡精神。

8.行政法学体系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平衡论提倡以“行政权—公民权”关系为中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提倡在一个广阔的知识框架里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基础问题。

三、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

（一）率先将经典宪政主义的平衡思想导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这一基础性领域，实现了“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创造性转换，并由此为行政法面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应当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规范理论。传统的平衡宪法理论，以美国宪法为典型，总统、国会和法院三者在权力结构上实行相互制约的机制，以保持三者同等宪法地位的平衡，防止一方凌驾于其他二方之上。这种以制约和平衡（Check&Balance）为核心的平衡宪法理论，反映了统治者内部既相互倾轧又相互配合的矛盾状态。在传统的平衡宪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下，行政法被限定为以法院为中心，通过法院的合宪、合法性审查和正当程序，来控制行政权，防止其专横和腐败，以保护公民权利。这种分权机制和司法控制的行政法制模式，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行政权的扩张，同时，公民权利也不断增加，从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的安全等“消极权利”延伸到包括工作权、生活保障权、环境权、参与管理权等“积极权利”，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成为行政法的主导关系，而传统平衡宪法的分权制衡机制和行政法的司法控制模式对此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现代欧美国家除了维持传统的平衡机制外，开始注重发展公民和利益集团等民间力量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立置换了平衡宪法和传统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直接的、最重要的关系来处理，并在两者间诉诸平衡的机制设置，在这一视角下，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在行政法领域成为宪政框架下的外部性平衡机制。相应地，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和平衡将以行政权与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为基础，并主要以行政法的平衡机制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平衡理论为变革社会中的行政法发展提供了一套“应当何为”的规范理论和制度范式。

（二）提出理论基础（Rationale）研究的核心地位，建立了理解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和一般行政法现象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Types）：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与英国公法学家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的“红灯理论”与“绿灯理论”、MartinLaghlin教授的“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等理想类型研究相比较。控权论与“红灯理论”、“规范主义模式”的理论范畴和现实指向是相同的；但管理论和“绿灯理论”、“功能主义模式”或管制理论（regulatorytheory）的社会基础、原则、目的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针对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与政治集权的社会，后者是以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为前提，同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制约的模式。因此，管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对后者的研究在空间上的拓展，并完善了功能主义传统中一个极端模式的建构。平衡理论的理想类型研究有两个特点：系统性，即不仅从行政法的性质、目标和功能来划分各种类型，而且较全面地概括了每种类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特点。规范性，其他学者对理想类型的描述主要是实证性研究，“红灯”与“绿灯”模式，“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模式反映了欧美（尤其是英美）行政法发展的两种传统，但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尚未发展出第三种类型的规范理论；管理理论和控权理论主要是一种实证理论，概括了传统行政法（尤其以英美国家和前苏联为考察对象）发展的两条路径，平衡理论是转换上述传统，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规范理论。这三论的提出为学界对行政法的认知和制度建构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模式，是行政法学研究上一项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突破。

（三）倡导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为行政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平衡的视角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框架和学科体系，从而使行政法学最终摆脱边缘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量。尽管现代行政法的制度模式和传统的主流学术思想可溯源到17、18世纪欧美经典宪政制度确立时期，但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和英美国家，这一学科史的开端事实上延缓到二十世纪初期。这段短暂的历程和在宪法学、行政学夹缝中生存的事实使得行政法学一直处于没有根基的状态和边缘的地位。戴西的规范主义传统和狄骥的功能主义传统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境，正如韦德（Wade,H.W.R）所言：“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视作宪法学的一个分支”，（注：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或者如前苏联学者所断言的那样：“行政法学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注：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武树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以中国而论，现代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纯粹是（清末民初时期）舶来品，最初的移植迫于内忧外患的时势，后在现代化和民族自强的驱使下转化为自愿的探索，但苏联管理模式的移入最终导致了行政法的式微。因此，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意义不仅是对传统宪政框架里的控权模式和行政学视野下的管理模式的超越和置换，而且旨在试图确立“行政权—公民权”关系的基础性地位，使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奠定新的基础。

（四）在英美传统控权模式和苏联管理模式两难相持的情境下，平衡理论的出现为转型发展时期中国行政法的移植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广为认同的合法性基础。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正值恢复发展时期，有两种既定的模式可供选择：苏联管理模式，但其有效性已为实践所证伪，失去了时代意义和道德基础；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无法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尽符合中国的政治基础、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精神。平衡理论的建立尝试了新的模式，基于国情，反映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在价值选择上，对行政权和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多元利益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节制，因此在官方和民间都易于达到普遍认同的合法性，为中国行政法的制度创新削减了来自于官方和传统制度的习惯性阻力。尤其是在行政立法领域，平衡立法目的和公平配置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已经成为中国重大行政立法的基本指导方针，正如一位行政法学者所言，“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可以肯定地说，1989年以后行政法基本制度的立法，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都贯穿和体现着行政法的平衡精神。据笔者的体验和了解，从1989年以来未见各大机关的部门的决策者们在平衡原则上表现出彷徨动摇和犹豫，而是作为创设新制度统一新思想的基础，这也正是中国行政法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原因所在。”（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在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新的行政方式淡化了传统的权力色彩，行政公开，公民参与机制在拓宽，行政救济制度不断在完善；在司法审查领域，从过去公共利益至上，裁判只有单一结论的传统让位于对法律的尊重和利益衡量方法的普遍运用。平衡理论的发展反映了转型发展时期中国的行政法制度实践，同时作为重要的学术力量为制度的创新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代结语：建立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平衡理论范文篇3

一、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与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方针

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又叫供求平衡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经典著作中，把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即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其中生产即供给、消费即需求、流通与分配则是连接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他科学地阐明了供给与需求平衡，即供需平衡发展，既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社会经济正常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自从有了商品和商品生产以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即供给与消费，即需求的矛盾一直是推动或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因而，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也适用于认识分析和正确处理一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供需矛盾问题。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供给与需求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均衡发展关系，即平衡比例关系，或协调发展关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才能保持正常健康状态，整个社会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

在历史和现实经济生活中，供需关系发展不平衡或者说存在矛盾（差异）已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同样是各国政府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因为如此，谋求供需平衡发展，早已成为中外经济理论界和各国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研究解决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重大理论、实践和现实问题。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自从有了商品及商品生产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相对贫乏，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也在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在不断提高，但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满足需要的水平和程度相对低下，社会经济发展往往多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或供给不足不能满足消费或需求多呈现为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以前的相当漫长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和国家政策的重心往往多是放在怎样治理“短缺经济”方面。治理“短缺经济”主要是要解决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扩大供给，如何才能刺激和推进生产发展，提高社会供给能力和水平问题。

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471。）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自此，人类社会才出现了“过剩经济”，才产生了治理“过剩经济”问题。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多有“过剩经济”状态发生。治理“过剩经济”早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中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难题。

所谓“过剩经济”，是指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过剩经济”，而不是指供给超过人们全部需求的“绝对过剩经济”。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发展永远不能完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在人类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绝对过剩经济”，而只可能产生或存在“相对过剩经济”。在“相对过剩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贫困人口，并且全社会仍有许多人的有效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相对过剩经济”只是表明从社会总体上看，在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由于生产的商品供给相对过剩，供给超过需求，需求不足成了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治理“过剩经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发展问题，即如何才能扩大需求，刺激和推进消费扩大，提高社会需求能力和水平问题。

扩大需求包括扩大外需（出口需求）和扩大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以扩大内需为主，是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发展中普遍呈现的发展趋势。1996年西方七个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收入水平最高的美国和日本，其出口依存度分别为8.8％和8.9％，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人口较多的英、法、德、意等国出口依存度在21—23％之间，经济发展也是以内需为主；只有人口较少的加拿大出口依存度达到36％，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注：国际经济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经济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不足是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整个社会经济是一种供给约束型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供给不足逐步转化为需求不足，我国经济已逐步由供给约束型的“短缺经济”转化为需求约束型的“过剩经济”。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必须努力治理“过剩经济”。由于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经济的基点应该建立在国内需求上。我们应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国外市场，更要利用好国内资源，坚持立足国内市场，依托扩大内需，才能有效抵御国际经济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我国出口依存度并不高，1996年为18.5％，1997年为20％，1998年为19.4％、1999年为19.7％。2000年为23％，由于出口依存度不高，国内需求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不刺激国内需求，不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就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正是从上述意义讲，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本身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我国也就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治理“过剩经济”，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二、马克思供需平衡理论与我国扩大内需的基本战略取向

马克思在阐述供求平衡理论时指出，在社会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供求平衡首先表现为供求双方在使用价值量和市场价值量上的一致性。在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有一个内在比例关系，这就是，“在需求方面，有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相适应。”（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210。）供求平衡还表现为有支付能力保障的平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这就必须为这些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有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208－209。）这里实际包含着马克思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平衡的思想。在价值生产上，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同种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实现上，商品的价值量的实现决定于社会需要该种商品使用价值量应使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时，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就达到了平衡。这就是供求平衡的本质要求。按照这个本质要求，一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比例关系。我国在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时也必须使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

由于社会所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的实物计量单位不同，它们是不能相加而得出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的。因此，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比例关系，应是指社会总产品供给量与需求量的价值量的平衡比例关系。也就是指社会总产品的供给的价值量必须等于社会总产品需求的价值量。但因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与其使用价值的实现具有同一性，只有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商品才能在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同时实现该商品的价值。而要同时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或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即生产或供给的商品必须是社会需要的商品。消费或需求必须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供给不是有效供给，即社会供给的商品不是社会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卖给消费者，进入消费领域，实现消费以满足社会需求；如果需求不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费者就不能把社会供给的、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买到自己手中，进入消费领域，实现消费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我国在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时，要保持社会总产品供需平衡比例关系，必须保持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等于有效需求的平衡比例关系。

从1998年开始我国已连续几年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实行扩大内需战略方针伊始，我国在千方百计扩大外贸出口，努力扩大外需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做为重点，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99年起，财政政策在注重不断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开始着眼于开拓国内市场扩大消费需求，连续3年提高了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标准，增加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与此同时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继续助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大力推广消费信贷和连续数次降息，削弱了人们的储蓄倾向，刺激了人们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推动经济增长也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仍然还需要进一步采用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双轮驱动”的扩大需求的基本战略，当然采取这种战略措施在理论上应以社会总产品的供给都是有效供给为基础或前提条件。而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总供给中严重地存在着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也是造成社会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国需要从供给方面采取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双轮驱动”的改善供给的战略措施，才能保证社会总产品的供需平衡比例关系或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比例关系，才能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实行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的基本战略取向，不仅应包括直接扩大国内需求的“双轮驱动”战略取向，而且还应包括直接改善国内供给，间接扩大国内需求的“双轮驱动”战略取向，即应采取既扩大国内需求，又改善国内供给的双向调控战略措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我国实行扩大内需长期战略方针的现实选择

近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应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国内需求不足和无效供给太多与有效供给不足矛盾依然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国内供给的对策措施。

目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长还是主要依赖政府增发国债和国债投资拉动的贷款，且投资增长内在动力不足，民间投资尚未充分启动。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差，而一些资金比较充裕的上市公司由于缺乏新的投资热点又处于观望等待状态。二是消费回升不太稳定，消费品市场严重的供过于求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近几年来，虽然也出现过旅游热、教育热、网络热等局部消费经济热点，但许多主导型的、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大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并且，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还影响部分消费出现了一些新的收缩效应。三是广大城乡市场需求，特别是农村市场尚未完全启动，启动城乡市场关键是增加城乡人民收入。但目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城乡人民负担较为困难。

目前我国无效供给过多，突出表现在：一是大量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项目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二是大量质量低劣的低档商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三是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四是大量价格过高的超前消费品卖不出去形成无效供给。

目前我国有效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高科技产品买不到形成供给不足。二是城乡居民许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消费品买不到形成供给不足。三是许多第三产业产品，如许多金融、保险、医疗保健、教育、餐饮娱乐、旅游等服务业花色品种和品牌不能满足城乡人民消费需要形成供给不足。四是大量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供给不足。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投资需求，目前，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经济措施，加强扩大投资需求的力度。一是应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强这两大政策的配合，加强对扩大投资需求的财政与金融的支持力度。加强财政对扩大投资需求支持力度的重点是要再增发国债，以加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加快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和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二是应进一步实行对内开放，大力推进民间投资的充分启动和全面扩大。为此，需要努力转变歧视民间投资的传统观念，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环境，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空间，加快发展金融市场。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目前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城乡消费需求增长，开拓城市和农村消费市场。在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方面应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1）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等。（2）应鼓励并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及农民增收。（3）应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并且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4）应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减轻农民负担。（5）应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6）应加大金融对农民生产的支持，全面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扩大建立信用村、镇的试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农民增加收入。（7）应积极稳步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的发展同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平衡理论范文篇4

0引言

2009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后，世界出现了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受到巨大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成为一项战略决策。随着世界性能源危机，气候趋于恶化，人类生存危机凸显，全球性的能源与发展、气候与生存的世界性会议上各国外交针锋相对。我国政府为促进世界性会议取得基本成果，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性会议上提出了自己庄严的节能减排承诺。我国政府随即在国内安排了节能减排的量化指标，并进行了具体扎实的落实。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决策的落实，利国利民利人类。部分企业民事商事合同不能履行的民商事纠纷亦出现，这对民商事合同双方来说属于典型的情势变更纠纷，正确的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司法原则去处理。然而，水平不同的人民法院在解决此类纠纷中出现了不同的处理结果。有的按不可抗力处理，有的按合同不能履行处理，有的按合同约定不明处理，有的按商事风险处理，有的按过错违约处理。探讨思考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合同法》立法中没有确立情势变更原则所致。

1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的意义

虽然新《合同法》中未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并不能说明情势变更原则不重要。法律是社会的规则规范，法律必须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而作用于、服务于社会实际生活，规范和促进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着情势变更现象，合同履行中经常出现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客观情势新变化，这种变化带有普遍性，商事合同这种情势新变化尤为突出。《合同法》不能对这种情势新变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这样会使司法审判中出现违背法律精神、法律原则的机械判决。因而，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着情势变更新情况，法律必须作出回应，法律必须作出规定。社会现实要求法律必须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法律是调整社会生活的规则规范，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情势变更现象，法律必须对情势变更作出规定。如果法律不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就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出现情势变更问题无法正确裁判的混乱，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凸显出来。民商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必须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民商事的法律行为是自主、自觉、自愿的行为，当事人对自己自主、自觉、自愿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后果。但是，把当事人主观意志之外的情势变更情况强加于当事人，实质违背了法律的平等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当然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符合和贯彻了以上法律原则，符合和贯彻了以上法律精神。法哲学理论要求必须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从法学思想理念来说，好法必须是活的法，而不是死的法。依法成立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这就是法律严守原则。法律严守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自主、自觉、自愿，符合平等自愿原则，符合公平原则，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好的法促进社会实际生活，维护公平和正义。好法是活的法、文明的法、公正的法、符合客观实际的法。我国市场经济要求必须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确定情势变更原则有利于稳定社会的经济生活，规范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发展。情势变更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必然出现情势变更现象，不以法律去解决它，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不稳定，甚至于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大动荡。确定情势变更原则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有利于规范和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因而，确定情势变更原则对我国立法司法有重要意义。

2确定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价值

从法哲学原理讲：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规则规范，它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规律，但它本身不是规律。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了，必然会出现新的社会生活规律，法律也必须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行调整，好法就是活的法，好的法就是适应社会生活实际的法。因而，法律必须确立它的公平正义精神，法律必须表述社会生活理念，法律必须规定法律原则，法律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规律和本质。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法律的平等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均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自主、自觉、自愿行为负责，而对主观以外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情势变更不承担法律责任。法律的平等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内容的要求，社会生活中的情势变更现象的实际需要，必然也必须派生或引申出情势变更原则来，作为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作为对以上基本原则的补充。因而，确定情势变更原则有理论价值理论意义。

3国外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

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些代表学说有：法律条款说。德国学者威斯彻德为其代表。他们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作为合同内容的暗含条款、前提条款而存在的，当事人的合同内容是具体的，从其意思表示中可以得知合同有未明示的暗含条款和前提条款，它们影响和制约着合同内容的法律效力。此说的进步性在于要求考察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缺点是不能正确解释暗含条款、前提条款与法律要件及情势变更事件不可预见性之间的关系。法律行为基础说。德国学者奥特曼为其代表。他们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作为合同内容的基础，以当事人的共同认识为必要条件。法律行为基础消灭或变化，合同就有解除或变更的必要性。此说在德国被普遍接受，法院在反复论证中形成了“法律行为基础制度”。此说完全是贯彻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理念，解释合理。不可预见说。法国学者斯克考夫为其代表。他们认为：当事人在法律上的正当合意，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但是，由于当事人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合同履行成为当事人一方的重大负担时，此点并无当事人的合意。从而原来双方的合意对当事人已经没有法律效力，应当予以变更或解除。此说，从当事人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主观方面前提出发，论述情势变更原则，论述法律责任，有合理性。不足是没能论述原则的本质。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英美法系国家的代表理论有：合同目的落空说。此说是英国上诉法院1903年在克雷尔诉亨利上诉案的著名判例中表述的理论观点。此说认为：合同合意内容有前提基础，合同以前提基础为出发点确定合同目的。合同前提基础改变则合同目的落空，合同应当解除或变更。合同目的落空的结果，使一方本来可以按原合同获利的权利丧失了，使另一方来按原合同付出的义务免除了。这一理论被英美法院普遍接受，成为处理案件主导理论依据。此说抓住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真正目的以及前提基础来论述解除或变更原合同，抓住了本质，抓住了商事的规律、规则，具有先进性。默示条款说。此说是英国法官劳尔伯恩在1916年的一个判例中表述的。他认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同时存在着持续的客观状态基础，法院应当审查，如果那样的话，则合同中包含一个默示条款或暗示条款，假如出现情势变更的话，则合同关系应当解除。此说把解除合同的理由归于当事人双方的主观默示，贴近自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但不能解释是否预料与后果之间的矛盾。合同基础丧失说。此说是英国法官哥达德在1967年的一个判例中表述的。他认为：合同订立时存在客观基础，当事人主观判断以此为前提，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取决于客观基础发生了变化，而与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无关。法官要对客观基础的变化作出判断，从而认定情势变更是否足以导致后来的履行实质是在履行一个与原合同不同的合同，做出解除或变更原合同的判决来。此说强调客观基础变化必然引起合同解除或变更，强调法官判断客观基础变化及合同效力的主导作用，有合理性，但对原合同效力的判断理由缺乏充分性。合同义务改变说。此说是英国法官拉德克里夫在1956年的一个判例中表述的。此说认为：由于客观情势变更，导致原合同从法律上认为不允许被履行，这并非双方当事人过错行为所致，因而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变更，双方现在承担的义务与原合同义务完全不同。法官要审查原合同义务是否发生重大变更，这样原合同义务变为另一义务，法官对原合同义务做出调整。该说的意义在于不仅强调情势变更导致合同义务必变，而且把变更后的处理结果表述出来，赋予法官依据公平原则变更原合同的自由裁量权，把客观情势变更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结合起来。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多受赞扬，属于稳妥理论。该说不足之处是无法解释变更义务的来源。

平衡理论范文篇5

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行政法是最缺乏理论根基的。川行政法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基础薄弱、逻辑建构困难的原因，除了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宪法制度的密切关系以及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条件，特别是各国政治体制建构的影响和制约外，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总体来说，行政法的历史相对较短，与民商法、刑法和诉讼法相比，缺乏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二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国家行政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但是，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和法学体系都必须有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理论逻辑的建构，否则这个法律部门的存在就缺乏合理性基础，这一法学理论体系就不能称之为现代科学。而科学理论的建立以核心范畴的形成及其科学界定为标志，一个法律部门的合理运作以核心理论范畴及其所界定的价值指向为调整目标。

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或核心命题是国家行政，它是关于国家行政的法律制度。但行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现象，其焦点是行政权力。第一，行政之特殊性在于它是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没有国家权力就没有行政。第二，权力在国家行政的运作过程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行政机关指的是国家建构起来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机关;行政功能是行政权力发挥管理社会、监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行政过程乃是行政权力运作和发挥功能的过程。权力渗透于、贯穿于行政的全过程。第三，行政法所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在法律关系上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也在于权力的特殊品性。

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是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行政权力与私主体权利的关系是行政法关注的基本关系。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就是既要切实保障私权利的合法行使和实现，为私权利服务，又要防止、控制和禁止私权利的滥用和主观随意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不受私权利的非法侵害。因之，行政法得以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乃是私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关系。它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协调和整合私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既使国家行政权力能合理、合法、高效地顺利行使，又使行政权不至侵犯私权利的正当、合法行使，为私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

故而，我们认为，所谓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行政法的理论逻辑应当围绕着私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合模式来展开，以确定行政法在处理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时的基本价值指向。

二、行政权界说

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在洛克看来，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外交权是相互制约的平行关系，它们构成国家权力的整体。孟德斯鸡则认为，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构成相互平行而制约的关系，国家权力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论，行政权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行政主体的特殊性。从现代权力理论来看，一切国家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这就是说，从权力归属或权力所有关系的角度而论，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一样，都为国家的全体公民所有，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所有者;从权力行使的角度而论，人民通过某种法律机制将国家权力委托给某些特殊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行使，而国家行政机关就是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对行政权的行使享有独占权，除了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社会组织有权行使行政权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国家行政权。

第二，行政权是执行法律之权。洛克认为:“由于那些一时和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经常持续的效力;并且需要经常加以执行和注意，因此需要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在他看来，行政权或执行权“在社会内部对其一切成员执行社会的国内法”。孟德斯鸿在论述立法权与行政权时指出:“一种权力不过是国家的一般意志，另一种权力不过是这种意志的执行而已”。!“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F.J.古德诺也认为，行政权力是法律的执行权。他在论述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时指出:“以表达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即立法机关，通常又有权用某种方式控制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对国家意志的执行。”“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功能的政府机关，经常地，事实上是通常地，又被赋予表达国家意志的具体细节的职责，尽管这些国家意志的具体细节在表达时，必须合乎由主要职责在于表达国家意志的机构所制定的一般原则。

这就是说，被称为执行机构的机构，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大量的制定法令权或立法权”。这表明，随着现代政府功能的扩展，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立法权，但尽管如此，行政权为法律执行权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行政权是受到法律限制的权力。古德诺指出，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瘫痪。一种行为准则，即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如果得不到执行，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执行一种并非国家意志所表达的行为准则，倒真是执行机构在行使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因而民治政府要求执行机构必须服从表达机构。所以，现代行政法都十分强调行政权受法律的限制。我国台湾学者李轩昂指出:“行政者，立于法律之下，除民事刑事及监察外，为国家一切目的，而为之作用也。”因之，行政与法律的关系表现为三‘者的统一，即行政为法律之执行，为法律之授权，为法律之限制。我国著名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先生认为，法治的第一位含义是一切都应依法办事。这一原则应用到政府时，就是要求行政当局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要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否则就会构成侵权，引起责任问题。‘“’因此，行政权应受法律的限制和控制成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

三、权利与权力的平衡:行政法的价值目标

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和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有的认为，行政法应以维护行政权力、国家管理为中心。欧洲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则强调行政法的保权与控权的统一。

应该说，上述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和行政法调整目标的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某一方面的行政法应有的目标。从现代行政法的理念观之，行政管理本位的理论尽管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行政法所具有的“保权”的合理性一面，但总体来说，其基本价值取向是行政集权的、反民主的;行政控权理论从现代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法律文化背景和理念出发，对行政控权的必要性及其法律机制展开了充分的论述，但其自身也存在着诸多的逻辑困境，总的理论构架是片面的，尽管可能是深刻的片面。而法国行政法的“保权”与“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理念在理论构架上优越于前两种理论，但对于“保权”与“控权”相统一的理论价值目标缺乏明确科学的设定，因而必须进一步明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现代行政法思想的调整目标。在我国，目前占优势地位的是以罗豪才教授为代表的“平衡论”。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该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

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权利补救以及行政权的监督。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是科学的。

第一，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与现代法律的调整目标是一致的，它是现代法的价值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和贯彻。从现代法理论的观点论之，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体系，其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协调和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实现各种冲突着或重叠着的社会利益的平衡。利益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实质乃是利益冲突。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就没有法律调整乃至一切法律工具系统存在的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庞德指出:“法律秩序的任务就在于决定其中哪些利益应被承认与保护，和应在什么范围内加以承认和保护，以及在最少限度磨损和浪费的条件下给予满足。”L川而这种对冲突着的社会利益进行制度化的或个别性的安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进行价值整合，并使之达到整体平衡的过程。正如Paton所指出的:“法律的真正益处在于它确保有序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争议”。当然，这种平衡不仅具有预防和解决争议的消极价值，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论，它是将各种社会利益按其性质、在社会利益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按照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正义观念所进行的恰如其分的安排，进而在宏观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综合平衡，即实现社会正义”’因之，法律实现利益平衡的目标不是“和稀泥”，不是对冲突着的各方各打五十大板，不是平均主义地分配社会利益，而是在权衡利弊、判明是非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理性安排和高度整合。显然，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与现代法律的整体精神指向相一致的。

第二，它是在科学把握了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理论概括。现代行政法是调整和规范行政关系的法律体系。私权利与行政公权力的关系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使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既要防止私权利的无限膨胀，导致国家行政管理无法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任意行使导致对私权利的非法侵害。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私权利是法律赋予社会主体的作为独立法律人格所具有的基本人格保证，它表现为公民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广泛的自由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以及参与政治、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公民享有这些权利使他能够作为主体而存在，保证他在社会中除受法律的限制以外，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对私权利的充分法律保障也是社会和法律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现代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人的权利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清醒认识，现代法把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以权利为本位。但是，对于私人来说，由于其利益驱动之使然，也是会滥用权利的，他往往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公然侵犯他人的正当合法利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因之，现代法的使命之一就是在确认、保障私人正当合法权利的同时，惩戒各种权利的滥用行为。也正因为权利存在着滥用和态意的可能性，政治国家通过法律对权利范围及其行使方式设置限度和方法手段才是必要的。也正是私权利存在着这种滥用和任意的可能性，行政管理和行政权力的存在才是必要的，才具有其存在和运作的合理性基础。

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权而言，为了能够实现对社会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手段，使私人权利的行使服从社会管理的需要。但同时，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支配他人的、他人必须服从的力量也具有扩张性的本性，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Maneke)所指出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着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权力的这种扩张和侵略本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支配和压迫别人的力量是私权利的天敌。因之，为了使权力不至于滥用，法律就必须既要保障合法权力的高效行使，又要有效地制约权力，为权力的滥用设置障碍。

可见，就事物的性质来说，行政法作为调整和规范公民私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法律，处于权利与权力紧张关系的风浪口上，它无论是对于公民的权利还是对于国家的权力，都要两面作战。因而它的理性选择就是通过建构完备的法律架构和机制，使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关系置于其法律框架之内，以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平衡理论在准确把握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性质的基础上，围绕着行政法的核心—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展开。在对行政法的理论和经验的评价上提出了重要的权利义务平衡的标准，并把它作为建构新行政法理论的依据，这是行政法的一般观念所不可比拟的”。

第三，平衡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应当在设定公民权利和权力的过程中权衡利弊。既要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使之不会因为对行政权的偏重而难以实现;同时又要对行政权的干预范围、方式、手段和程序作具体规定，以既保证行政机关能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权力，制止权利滥用现象，同时又切实预防行政权的滥用。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它也应当谨慎从事，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奠定在合法性基础上，权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在什么状态下是平衡的，灵活运用法律，按照私权利与公权力平衡的标尺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以及如何做才能做到公正合理，不至于畸轻畸重，导致社会利益失衡。对于行政司法来说，人民法院也可用平衡理论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衡量，以平衡的价值指向来解释和适用法律。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对国家法律制度，特别是行政法制度的评价也可以用平衡的标尺来评价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及其结果。可见，平衡理论在行政法的运作过程中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四、行政控权: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说，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础是私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平衡理论，但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侧重点的选择。实际上，在行政法的建构和运行过程中，为了实现平衡这一行政法调整私权利与公权力的理想目标，总是有其价值偏向的，这种偏向就是行政控权在处理这两者的平衡关系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否认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平衡就不能把握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基础，但如果看不到控制行政权力是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就没有理性展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行政法如果不把控权作为其基本的价值指向，那么，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平衡就无法实现。从哲学意义上说，承认平衡理论是坚持了行政法理论的“两点论”，而只有承认平衡理论和控权偏重的统一，才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所谓以“控权”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指在私权利方面，以确认保障为主，在对待行政权力方面以规范和限制为主。我们认为行政法所以要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主，主要是根据对权力与权利的权衡为依据的。具体来说，主要由于下列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权利与权力的性质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社会主体实施某种行为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资格，它与社会主体的行为自由紧密联系。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主体独立自由的必要条件。耶林指出:“对人类而言，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生存至关重要，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人在权利之中方具有精神的生存条件，并依靠权利保护精神的生存条件。若无权利，人将归于牲畜，因此罗马人把奴隶同家畜一样对待，这从抽象的法观点来看完全首尾一致。因此，主张权利是精神上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今日不可能，但曾经可能过)是精神上的自杀。”因而权利是与社会主体作为人的存在紧密相联，权利与人的生命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就是保护社会主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资格。而权力则不同，它是特定的人所具有的支配他人的力量，用韦伯的话来说，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行为的可能性”。而国家权力则是一种组织性之支配力，因而具有普遍的国家强制性和拘束力。这种力量是与国家的存在紧密联系的。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生存和运作是为了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而存在的。与权力相比，权利直接与人民的生命存在相联系，具有原生性特质，在价值权衡中，权利方是主要的。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首要的价值目标应当保障公民的正当合理的权利，以维护公民的精神生存条件，较多地关注对权力的控制，以保持权力的次生性和服务性。

第二，从权利与权力的扩张性来看，权利与权力一样，都具有一定的扩张性。权利的扩张趋势来源于个人改变和改善生存状况的驱动，任何社会主体都具有这种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和生存条件的欲望。因而，个人权利的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空间是有限的。因为私权利所有者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当权利扩张超出其合理限度的时候就会受到其他权利主体的抵抗，而这种抵抗从理论上来说是与扩张的权利大体平衡的。即使两个权利主体存在着力量的差异和失衡，弱者的一方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精神独立和生存条件而求诸社会机制和国家权力的保护。而权力则不同，权力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在权力领域通行的是支配一服从或屈从原则。权力作为支配他人的可能性既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的私人利益效劳。所以博登海默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心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与压迫。某些集权主义国家的例子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即一个纯粹行政统治的国家不会对人格的尊严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为使法律规则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裁量权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

第三，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看，权利要比权力弱小得多。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注重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相比的强大首先是由于权利是个人生存的精神条件，它的基础是个人的力量;而权力则不同，它的基础和实力后盾乃是国家，任何个人与国家相比总是弱小的，微不足道的。因而，从实力意义上论之，行政权力是强者，个人权利则是弱者;其次，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管理者往往被授予特别的权力。而这种特别的权力使它具有了特殊强制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任何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所无法具备的，它使行政机关具有了直接强制的职能。因而，在行政法的关系中，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依法实施行政行为，一般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解决。即使对行政行为有争议，也往往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先行解决，然后才能诉诸审判机关的裁决。行政权力的这种强制手段使之优越于私权利。所以韦德指出:“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但是，既然每个政府必须拥有特别权力，很显然，就不可能对两者同样的对待。法治需要的是，政府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第四，行政控权作为现代行政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在现代行政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各国都将制约政府权力作为重点。英美法系国家都确立了议会主权、政府守法、越权无效和国家责任的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无疑都将控制和限制行政权力作为重要指向。‘川法国行政法确立了行政公共服务原则和行政活动的法制原则。“毫无疑问，以服从和限制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法制原则是防止行政专横并使行政活动合理化的有效手段。它不但为行政司法监督创造了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条件，而且还为普通公民提供了监督行政的机会和可能性。”在我国，已经确认了行政法治原则或依法行政的原则，它至少包含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追究责任或行政救济三个具体指标。显然，这些原则也体现了对行政控权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些原则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中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在一系列行政法律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注释:

[l][2][6]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行政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3]洛克:《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0页。

[41孟德斯鸡:《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

[5][6]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14页。

[7]李轩昂编著:《行政法精义》，前程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8]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

[9]罗素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10][11]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l性)84年版，第81、82页。

[12]G。嗯e.w.Paton:《法理学教材》，D.P.Derham编，(牛津1964年版)，第74-75页。

[13]实际上，社会正义就包含着利益平衡的意蕴。亚里士多德指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种中道的权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9页)。

[14]关于法利益平衡的法理学分析，请参见刘旺洪:《利益平衡: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于《法制现代化研究》第1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19]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l性)89年版，第347、356页。

[17]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载于《民商法论丛》第3卷，第22页。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页。

[20]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1]关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请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329页。

[22]参见张金钊主编:《外国行政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9页。

[23]参见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平衡理论范文篇6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八大确立的哲学范畴，而它的确立却有一个理论上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过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重点论思想及隐含于其中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的思想。列宁发展了他们这一思想，提出了帝国主义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并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思想及理论是主要矛盾理论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料。但是，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直接地指明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更没有确立起社会主要矛盾范畴。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概念的提出到这一概念上升为社会矛盾系统中的一大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原理的独特贡献。

一

创立了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学说，把事物矛盾问题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创设了理论环境。

西方哲学史上有古希腊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等几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辩证法虽古已有之，但黑格尔以前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辩证法体系。黑格尔集人类辩证思想精华之大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系统的辩证法理论大厦，然而却没有形成一个从微观上系统研究矛盾问题的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列宁试图从微观上建立一个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系统理论体系。为此，列宁潜心研读了哲学史上几乎所有有关的经典著作，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等文章中，列宁把辩证法视为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已经拟定了一个专门研究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规律的提纲。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列宁的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发展的一个制高点。但列宁的这一思想仍然只是一个提纲，他自己也表达了这一提纲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在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

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愿望。《矛盾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矛盾问题的著作，而且也是整个哲学史上从微观角度系统研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接过列宁试图解决但又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理论命题，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从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入手，详尽地解剖和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关于矛盾的问题，全面考察和系统阐发了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把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正因为在《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矛盾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阐发和总结，构建了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的系统学说，于是主要矛盾作为矛盾范畴系统中的一大范畴，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

创造性地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为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的《矛盾论》既是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阐发，又是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发挥和发展。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是建立在矛盾系统和矛盾诸方面发展不平衡性这个基点上的。

在看来，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或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当然，也不完全否认矛盾双方在力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的某种暂时的和大致相当的情况，即存在着矛盾暂时平衡的情况。然而他坚信，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所以，《矛盾论》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矛盾不平衡的思想：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和同一是不平衡的，对立是绝对的，而同一则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反映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基本特性，二者也是不平衡的，抓住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抓住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为事物矛盾的两大基本性质，二者也是不平衡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等等。

当用这一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来对事物的诸多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关系作考察的时候，他就水到渠成地看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就是这一事物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矛盾系统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不仅如此，还发现，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至此，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就形成了，而且主要矛盾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也就被正式确立了起来。

三

运用矛盾不平衡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主要矛盾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成了理论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

与列宁一样，在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哲学问题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矛盾不平衡理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以至将其规定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根据这一策略，正确地分析了，当着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包括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内的其他矛盾则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当着帝国主义不是采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当着我国国内战争发展到危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与国内反动派站在一起，与人民大众构成主要矛盾。正是由于矛盾不平衡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运用，我们党才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及其变化，并实行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才赢得了各个不同时期革命的胜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依据矛盾不平衡理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军阀。为此，我们党广泛地开展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成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叛变后，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主要动力，及时地把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易位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我们党及时地分析了这一矛盾，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最终解决，中国人民大众与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又一次上升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打败，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取得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矛盾不平衡理论指导的结果。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

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列宁曾有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著名论断。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以后，人们发现，正如列宁所预见的，新的社会制度并非是太平盛世，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本世纪30年代，苏联理论界就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在斯大林的错误导向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具体说，斯大林自1936年宣布在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从“完全适合”到“也有矛盾”的认识过程，但他对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终究还是没有搞清楚。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认为当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他宣称，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道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就是苏联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但“完全适合”论显然不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的实际，以致于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改口，甚至自相矛盾。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时对他的这一论点作了重新解释，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从“完全适合”论到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也有矛盾”论，显然是斯大林认识上的前进。但是，诚如所说，斯大林这里是不彻底的，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这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犹豫的，甚至矛盾的，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当然更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艰苦探索却为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后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至主要矛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料和实践上的直接借鉴。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新中国在完成“一化三改造”而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对事物矛盾分析的方法还是否适合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如果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存在矛盾，那么主要矛盾是什么？不承认中国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抓不住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找不到工作中心。因此，“八大”前后，围绕着社会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将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要转化为主要矛盾。那么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五

在领导下，党的“八大”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使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得以形成。

从具体时限上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是在党的八大上取得的，而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取得这一认识，又与此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建设社会主义总方针的确立密切相关。

在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之后的1952年底，按照的建议，党中央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要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成为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使我国从一个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的和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将基本任务确立在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此，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尽管存在着同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严重的政治斗争，但进行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始终没有变，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奋斗目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这次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而且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规定在这部宪法中。

平衡理论范文篇7

正是这两天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勾起了我已几乎泯灭的曾经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控权-平衡论》，到《论行政指导》，到《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到这本《行政法哲学》，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宋功德博士的思想也有一个不知不觉自发演进的过程。但是行政法有没有基础理论？当代行政法学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什么？我们是努力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作为规范的行政法学，还是应该探索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实证行政法学？行政法能否走向哲学？现在要不要走向哲学？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如果说行政法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讨论一下理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而不是各种理论本身？

1.对行政法未来走势的粗浅设想

罗豪才教授为《行政法哲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火花。首先就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学科，而日本学者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开篇也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法律学”，罗先生将此归结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和具体制度的易变性，同时特别指出行政法属于国内公法，受到国情的影响，各国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核心理念、基本范畴、运作机制都不相同。是这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走着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从“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自由放任，到罗斯福新政奉行凯恩斯主义，崇尚国家这“看得见的手”，到今天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公民对政府的认知从防范到合作，行政权运作的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和扩张。而中国古代的行政法就是典型的“官制法”，行政权自古以来空前强大，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哪里还有一介百姓的“表达自由”，他的行政行为何时说明过理由呢？没有。直到建国以后，从毛时代的“超凡魅力型”政治统治，到今天的机构改革，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有着很大差别，我认为中国行政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并非管理论、控权论乃至平衡论所可以解说的。中国行政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处理好规制、去规制和重新规制（regulation、deregulation、reregulation）的关系，为政府规制模式的转变提供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行政权的配置，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责任，应该正确认识到管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并不是超凡入圣永远政治正确的圣人，政府也有可能犯错误。因而凡市场能够规制好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权和行政法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在此面前收束过于宏大的心性和制度安排。我们现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许多行政收费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我也不同意行政法就是“控制权力的法”这种说法，中国的政府规制和行政法学的走向，并不是对行政权加以消极的防范和制约，是的，政府确实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但是政府更多时候是在好心办好事啊，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是空对空的抽象价值判断。但是如果基于实证的考虑，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政府规制可以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控制两种，经济性管制更多的在传统行政领域，更多时候属于强制行政行为和消极行政，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和干预，在这些领域我们过去的行政权伸张的过于广泛，甚至妨害了市场秩序和经济活力，因而提倡放松管制。但是对于社会性控制，如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福利行政的领域，更多时候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和积极行政、给付行政的范畴，这方面更多时候强调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浆”的导向作用，强调行政行为的刚柔相济。中国今天行政法的现状就是，经济性管制过多，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同时应予以社会性控制的，政府对于许多该管的事情却没有认真的管起来。所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不在于“论”，不在于管理论，还是控权论，甚或平衡论，乃至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政府法治论等论，而是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这关键在于行政法模式的创造性根本转换，从而推进政府规制模式的制度创新。

2.对目前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曾有朋友说过，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现状是热闹而不繁荣，在我眼里，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正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自己今天的这篇感想中，无意对各种理论之间的具体分歧和差别展开详细的评述，而想进一步反省这些立论的几个前提预设，探讨一些宏观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法学有没有基础理论？行政法有没有哲学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旨趣和终极价值何在？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术传统和研究进路？

首先让我们来追溯行政法基础理论发展的历史源流。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应松年教授和朱维究、方彦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当时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但是后来这个研究一度中断，大约在90年代初期，罗豪才教授提出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而其观点先后为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学者以及行政法学的博士生袁曙宏、甘文、沈岿、包万超、宋功德等所不断深化。并且在1997年前后出版了论文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此后沈岿博士写作了《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把平衡论上升到“认知模式”的层面；而包万超博士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行政法学是不是“严格规范的社会科学”，同时他正在尝试运用公共选择理论重构行政法学（《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而宋功德博士和罗豪才教授合作的发表在《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的文章中则提出了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宋功德博士这本新著则进一步把平衡论上升到“行政法哲学”的高度。而以上就是目前学界所谓的主流学说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进历史源流的最粗浅勾勒。注意这虽然是主流学说，但在学界也还不是“通说”，在这场理论探讨中，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是拥护者并运用之进行了研究论证，如袁曙宏教授、方世荣教授、崔卓兰教授等；也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提出了质疑，如杨解君教授、冯军博士；还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叶必丰教授提出了“公共利益本位论”，杨海坤教授提出了“政府法制论”，孙笑侠教授提出了“综合控权论”，程干远教授提出了“新控权论”，陈泉生教授提出了“服务论”；还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在这场讨论中保持相对的缄默，比如应松年教授、姜明安教授、马怀德教授等。这从中可以很精确的反映出研究者的所采取的理论姿势和研究进路，反映出行政法学者之间蕴含的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对这本身加以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哲学？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基础理论？这背后其实蕴含着这样一种努力，就如罗豪才教授在《行政法哲学》序言写到，“对行政法作哲学考察更有助于人们对行政法整体思维的形成，更有助于建构与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使得行政法更富实效地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实践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包括行政法学都客观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国与国之间，一国不同学者之间，研究的姿态都不同。罗豪才教授在这篇序言中指出“但相对而言，由于平衡论植根于现实需要与哲学基础之上，因此，它更具时代特性与哲学精神，从而也更有可能接近科学。”但是我认为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如果有的话），也是蕴含在中国风云激荡的制度变迁进程之中，在这样一个行政法律秩序自发演进的过程中，这中间蕴含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和不能够把握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或行政法哲学脉络。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知识论进路，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的学识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目前是否具有能力把握和认识纷繁复杂行政实践中蕴含的行政法哲学意蕴呢？

同时在我看来，中国行政法哲学或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蕴含着中国行政法学者和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共同研究偏好，就是追求体系的完整和结构的完美。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人，从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上，更多受到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研究进路的影响，这一点在沈岿博士的力作《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北大行政法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关注（王锡锌博士论文题目：《程序的正义与行政程序》；何海波、何兵博士等引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刘燕文案的分析）等也可以表现出来北大学者的研究偏好。但是平衡论为基础的行政法哲学似乎却不是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英美行政法学研究中涉及到行政法的价值、理念、观念这类问题的论文并不多（我从互联网上应用各种法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英文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也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点），相反，他们十分注重对行政实践案例的实证研究，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评论》（AdministrativeLawReview）杂志中，对烟草规制，对药品规制，对医疗保险规制改革，对互联网规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在中国类似的实证行政法学或基于行政法理的对部门行政法展开的深入实证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展。某种意义上，英美行政法目前的研究范式，正如卡尔。波普所说的，“反对大词”，他们更多开展的是基于个案判断的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是“问题本位”的，很多时候是在“说故事”，对生活中的一个个精彩的行政法故事加以点评分析。不过我觉得英美学者的这种研究姿态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反思，中国的行政法学在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行政实践多一些现实的关怀。

同时我注意到了以应松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行政法学者，包括马怀德教授、高家伟博士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行政法学的诸多领域发表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几乎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过多少研究和涉足。在我看来，这也是研究者的姿态问题。可以说北大法学院的行政法学研究之所以更多继受了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也是由于这秉承了北大人文学科的长于理论体系建构的优势，同时也与未名湖畔那自由飘逸的灵气有许多暗合之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更多继受的是大陆行政法系的学术传统，从应松年教授的《论当代行政法的特点》中论述的比例原则；到马怀德教授最近所作的《公务法人研究》、《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等论文中引证的公务法人理论，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理论，都直接来源于德国和日本等大陆行政法理论；而90年代中期中国政法大学吴微女士翻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高家伟博士新近翻译的德文版《行政法学总论》，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他们对大陆法系行政法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其实这种关注只能说是“更多”，中国学者面对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那么多“问题”，谁也无法说自己研究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进路，这种“路径依赖”仅仅是相对而言的。这也许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要能够解决问题，要有解释力。）大陆法系的学者研究以精微见长，日本著名行政法学者盐野宏的巨著《行政法》中译本72万字，其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在他60岁完成的，而在63岁才完成了第三卷“行政手段论”，和田英夫教授的《现代行政法》是在他50岁的时候才完成了初版。而德国著名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的力作《行政法学总论》中译本66万字，其注释、判例、评论等，信息量极其丰富，可谓精细入微。根据自己的初步阅读，感觉大陆法系的学者并非不想构筑一个圆满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给自足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秉承的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学术传统，就是首先逐个解决行政法面临的现实问题，乃至花上几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发表若干篇论文，然后如是重复，进行一个个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当自己在五六十岁对行政法研究领域足够广泛成果足够丰富的时候，才开始著书立说。就拿日本的盐野宏和他的“行政过程论”为例，他独力完成的《行政法》就是建立在他诸多论文基础上，建立在其个人诸多专著《公法与私法》、《行政过程及其统制》、《行政组织法的诸问题》、《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行政法专题研究》之上。也就是说并非大陆法系的学者对行政法理论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只有以点带面不断拓展才能逐步形成行政法理论。而我国的一些优秀的行政法学者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乃至行政法哲学发表过评论，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3平衡论理论范式评说

在我看来，平衡论作为行政法哲学是一个多少有点宏大和散漫的理论体系。也许，罗豪才先生最初提出平衡论，并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学术命题，同时还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就是在看到管理论，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市场”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同时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背景下，简单的提“控权法”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运作的法也很难为实务界所认同。这就是平衡论产生的制度背景，所以我认为平衡论当时提出的预期也期望平衡论不仅能够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积淀有所契合，更期望能够使得现代行政法学理论在平衡论的大旗之下不仅取得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还要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力求能够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起到一定的导引作用。正如罗豪才教授在为宋功德博士《行政法哲学》作的序言中写的那样，“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法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与行政法制的完善程度。”而我觉得罗豪才先生提出的行政法平衡理论和今天的行政法哲学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抱负。

当然我们今天不难发现平衡论的知识脉络和底蕴更多的倾向于“控权法”一端，平衡论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在“控权”和“管理”之间走钢丝，其丰富理论内涵已经不是这篇随感能够包括。但是我要对行政法平衡理论论证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质疑。比如说，行政法平衡理论立论和深入研究过程中，大量的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个别论述甚至是简单的各国行政法资料剪裁取舍之后的简单陈列，然后就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现在实际上都趋于平衡论。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进路说服力是不够的。而秉承苏力教授在《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的论证思路，即使所有的外国著名行政法学者都这样说都支持平衡论，也仅仅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已，并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我不是简单的笼统的反对比较行政法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比较研究应该服务于理论研究，进行全面翔实而且出于论证必要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够机械的削足适履般的进行比较。相对而言，我还是最为欣赏沈岿博士在《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的求真求实的研究范式和严谨细密的论证进路。

应该说平衡论在北京大学一批才华出众文思敏捷的优秀的行政法学博士手里不断发扬光大，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调用了诸多行政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前沿话语来论述平衡理论的正当性，包括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包括英美行政法的演进“红灯论”和“绿灯论”（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包括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和博奕论、制度变迁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26日、2000年01月09日），包括治道变革带来的新公共行政学和新管理主义对行政法学的冲击（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我认为如果说平衡论目前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的话，那么就在于这些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引入，和北大行政法学博士们期望分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知识，使行政法学不再成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认同平衡论，我也许有着怀疑一切的偏好，中国的行政法学还不能算是严谨的“科学”，我认为行政法学也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放之四海皆为准的先验的绝对的真理。特别正如自己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走着一条和其他任何国家都迥然不同的独特道路，那么我们的行政法学是不是社会学家吉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同时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我们都在不断的认知世界，同时导出自己的观念能动的去变革社会，我们有没有能力发现挖掘纷繁复杂的行政实践背后蕴藏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所以我的观点是，罗豪才教授提出并为北京大学学者所发展的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到今天的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到今天的行政法哲学，在现在成为了当今中国一种未必最好但是却目前很难超越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行政法学理论。它远远没有解决中国行政法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它除了理念价值层面上的平衡之外，没有能够为行政实践提供多少可操作性的指南。但是套用经济学的时髦话语吧，它虽然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不是“最优”至少也是现阶段的“次优”了。这就是我对平衡论的多少有点挑剔的评价。但是我不认为也不希望平衡论就是唯一的“政治正确”的行政法理论，我认为多元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共存，不同的治学风格和研究进路的共同存在和发展，才昭示者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真正繁荣和深入。

平衡理论范文篇8

一

创立了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学说，把事物矛盾问题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创设了理论环境。

西方哲学史上有古希腊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等几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辩证法虽古已有之，但黑格尔以前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辩证法体系。黑格尔集人类辩证思想精华之大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系统的辩证法理论大厦，然而却没有形成一个从微观上系统研究矛盾问题的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列宁试图从微观上建立一个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系统理论体系。为此，列宁潜心研读了哲学史上几乎所有有关的经典著作，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等文章中，列宁把辩证法视为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已经拟定了一个专门研究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规律的提纲。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列宁的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发展的一个制高点。但列宁的这一思想仍然只是一个提纲，他自己也表达了这一提纲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在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

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愿望。《矛盾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矛盾问题的著作，而且也是整个哲学史上从微观角度系统研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接过列宁试图解决但又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理论命题，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从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入手，详尽地解剖和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关于矛盾的问题，全面考察和系统阐发了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把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正因为在《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矛盾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阐发和总结，构建了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的系统学说，于是主要矛盾作为矛盾范畴系统中的一大范畴，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

创造性地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为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的《矛盾论》既是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阐发，又是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发挥和发展。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是建立在矛盾系统和矛盾诸方面发展不平衡性这个基点上的。

在看来，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或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当然，也不完全否认矛盾双方在力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的某种暂时的和大致相当的情况，即存在着矛盾暂时平衡的情况。然而他坚信，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所以，《矛盾论》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矛盾不平衡的思想：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和同一是不平衡的，对立是绝对的，而同一则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反映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基本特性，二者也是不平衡的，抓住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抓住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为事物矛盾的两大基本性质，二者也是不平衡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等等。

当用这一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来对事物的诸多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关系作考察的时候，他就水到渠成地看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就是这一事物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矛盾系统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不仅如此，还发现，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至此，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就形成了，而且主要矛盾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也就被正式确立了起来。

三

运用矛盾不平衡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主要矛盾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成了理论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

与列宁一样，在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哲学问题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矛盾不平衡理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以至将其规定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根据这一策略，正确地分析了，当着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包括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内的其他矛盾则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当着帝国主义不是采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当着我国国内战争发展到危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与国内反动派站在一起，与人民大众构成主要矛盾。正是由于矛盾不平衡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运用，我们党才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及其变化，并实行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才赢得了各个不同时期革命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依据矛盾不平衡理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军阀。为此，我们党广泛地开展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成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叛变后，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主要动力，及时地把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易位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我们党及时地分析了这一矛盾，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最终解决，中国人民大众与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又一次上升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打败，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取得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矛盾不平衡理论指导的结果。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

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列宁曾有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著名论断。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以后，人们发现，正如列宁所预见的，新的社会制度并非是太平盛世，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本世纪30年代，苏联理论界就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在斯大林的错误导向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具体说，斯大林自1936年宣布在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从“完全适合”到“也有矛盾”的认识过程，但他对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终究还是没有搞清楚。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认为当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他宣称，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道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就是苏联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但“完全适合”论显然不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的实际，以致于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改口，甚至自相矛盾。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时对他的这一论点作了重新解释，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从“完全适合”论到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也有矛盾”论，显然是斯大林认识上的前进。但是，诚如所说，斯大林这里是不彻底的，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这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犹豫的，甚至矛盾的，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当然更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艰苦探索却为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后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至主要矛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料和实践上的直接借鉴。

新中国在完成“一化三改造”而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对事物矛盾分析的方法还是否适合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如果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存在矛盾，那么主要矛盾是什么？不承认中国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抓不住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找不到工作中心。因此，“八大”前后，围绕着社会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将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要转化为主要矛盾。那么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五

在领导下，党的“八大”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使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得以形成。

平衡理论范文篇9

一

创立了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学说，把事物矛盾问题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创设了理论环境。

西方哲学史上有古希腊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等几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辩证法虽古已有之，但黑格尔以前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辩证法体系。黑格尔集人类辩证思想精华之大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一个系统的辩证法理论大厦，然而却没有形成一个从微观上系统研究矛盾问题的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列宁试图从微观上建立一个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系统理论体系。为此，列宁潜心研读了哲学史上几乎所有有关的经典著作，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等文章中，列宁把辩证法视为研究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已经拟定了一个专门研究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规律的提纲。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列宁的这一思想就是当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发展的一个制高点。但列宁的这一思想仍然只是一个提纲，他自己也表达了这一提纲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发挥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在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

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愿望。《矛盾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矛盾问题的著作，而且也是整个哲学史上从微观角度系统研究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接过列宁试图解决但又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理论命题，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从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入手，详尽地解剖和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对抗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关于矛盾的问题，全面考察和系统阐发了辩证法关于矛盾规律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把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正因为在《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矛盾问题作了一个系统的阐发和总结，构建了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的系统学说，于是主要矛盾作为矛盾范畴系统中的一大范畴，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

创造性地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为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的《矛盾论》既是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系统阐发，又是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发挥和发展。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是建立在矛盾系统和矛盾诸方面发展不平衡性这个基点上的。

在看来，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或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当然，也不完全否认矛盾双方在力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的某种暂时的和大致相当的情况，即存在着矛盾暂时平衡的情况。然而他坚信，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所以，《矛盾论》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矛盾不平衡的思想：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和同一是不平衡的，对立是绝对的，而同一则是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反映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基本特性，二者也是不平衡的，抓住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抓住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作为事物矛盾的两大基本性质，二者也是不平衡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等等。

当用这一矛盾不平衡性的思想来对事物的诸多矛盾和矛盾诸方面的关系作考察的时候，他就水到渠成地看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矛盾就是这一事物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在矛盾系统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不仅如此，还发现，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至此，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就形成了，而且主要矛盾在哲学中的范畴地位也就被正式确立了起来。

三

运用矛盾不平衡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主要矛盾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成了理论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

与列宁一样，在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哲学问题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矛盾不平衡理论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反过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以至将其规定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注：《选集》第1卷，第326、322、326～327页。）根据这一策略，正确地分析了，当着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包括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内的其他矛盾则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当着帝国主义不是采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当着我国国内战争发展到危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与国内反动派站在一起，与人民大众构成主要矛盾。正是由于矛盾不平衡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运用，我们党才在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及其变化，并实行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才赢得了各个不同时期革命的胜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依据矛盾不平衡理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军阀。为此，我们党广泛地开展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成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叛变后，我们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主要动力，及时地把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后，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易位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我们党及时地分析了这一矛盾，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最终解决，中国人民大众与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又一次上升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打败，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取得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矛盾不平衡理论指导的结果。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

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列宁曾有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著名论断。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以后，人们发现，正如列宁所预见的，新的社会制度并非是太平盛世，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本世纪30年代，苏联理论界就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在斯大林的错误导向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具体说，斯大林自1936年宣布在苏联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从“完全适合”到“也有矛盾”的认识过程，但他对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终究还是没有搞清楚。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认为当时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他宣称，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道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就是苏联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但“完全适合”论显然不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的实际，以致于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改口，甚至自相矛盾。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时对他的这一论点作了重新解释，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从“完全适合”论到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也有矛盾”论，显然是斯大林认识上的前进。但是，诚如所说，斯大林这里是不彻底的，是“羞羞答答”的辩证法。这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犹豫的，甚至矛盾的，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当然更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艰苦探索却为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后寻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乃至主要矛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料和实践上的直接借鉴。

新中国在完成“一化三改造”而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对事物矛盾分析的方法还是否适合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如果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存在矛盾，那么主要矛盾是什么？不承认中国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抓不住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找不到工作中心。因此，“八大”前后，围绕着社会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将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为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要转化为主要矛盾。那么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五

在领导下，党的“八大”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使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得以形成。

从具体时限上说，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是在党的八大上取得的，而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取得这一认识，又与此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建设社会主义总方针的确立密切相关。

在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之后的1952年底，按照的建议，党中央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要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成为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使我国从一个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的和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地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将基本任务确立在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此，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尽管存在着同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严重的政治斗争，但进行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始终没有变，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奋斗目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这次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而且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规定在这部宪法中。

平衡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分期

过去学术界一般都把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想又被称为重金主义，晚期的思想又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平衡理论。雅格布·维纳对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区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这种把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是建立在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思想研究缺失的基础上的，赫克歇尔在其两卷本的巨著《重商主义》中，虽然把重商主义的时间段定位在中世纪到自由放任时代之间，但赫克歇尔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到1714年为止，没有对以后的重商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如果能对这一时段进行研究，会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随着近年来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作品研究的深入，这种笼统粗略的分期已经不利于深化对重商主义的认识。

英国重商主义时代大体上从1500年至1750年，横跨两个半世纪。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内，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期，细化研究，就不能把握英国重商主义思想演进的阶段性变化。把重商主义思想历时性地放在历史时间尺度内，就会看到，其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雏形时期、成熟时期、完善时期，反映了重商主义对经济现象的把握不断深入，对经济语言的运用不断成熟的过程。

一、雏形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1500年到17世纪20年代前，重商主义思想处于初期阶段。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初期的混乱经济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推进市场化的进程，重商主义者从思想上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但此时的重商主义思想还比较粗糙，有时还同政策建议混同在一起。

在16世纪下半期由于英国呢绒出口遭遇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于是爆发了一场经济大讨论。过去重要的思想家都是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现在是商人和政治家；过去表达的典型媒介是布道和文章，现在是更讲究技巧的备忘录或便函；过去检验当时生活的是社会正义，现在是经济私利；过去最大的讨论题目是农业，现在是商业和工业。当时的议会和政府召开了许多调查会，“鼓励并且也训练了人们讨论当时的经济问题，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由此而在整个16世纪得到了很大改进，有时甚至具有‘科学’意义。当时讨论的问题有：圈地、行会、公司、中心市场制度、垄断、税收、通货、关税、济贫、工资、工业管理等许许多多问题。人们就这些问题向各皇家委员会(例如1564年建立的皇家汇兑委员会)作证，发表讲演，递交请愿书，出版小册子。”查理·威尔逊也指出，正是在这种请愿的洪流中，持续不断的讨论中，经济需求和国家需求的妥协中，重商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此次讨论的思想结晶就是重商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初期形态，反映了资本主义还处在自卫的阶段，早期资产者还需要依靠国家来应对经济波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控制国内工商业、海外贸易甚至百姓的日常生活，克服难关，同时需要凭借国家授予的垄断权而发家致富。资产者的需求与当时的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相契合，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不断加强，到伊丽莎白时期终于形成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

对当时重商主义的思想水平，熊彼特作了十分精要的总结。他认为，由于重商主义者讨论的都是新兴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与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而他们又多借助常识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论点，这就使得重商主义的“大量文献实质上处于分析前的阶段，不仅如此，而且是粗糙的——是非专业人员的著作，甚或是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著作，这些人往往缺乏阐明基本原理的技巧”。他们提出论点后，便急忙提出具体建议，虽然讨论的是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他们在新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由此发展出的新原则已经触及到了如何获得国民财富这一问题。

从思想内容来说，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的概念意味着差不多等同于相信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正义和有效”。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有以下思想主张：

第一，只有金银才是一国真正的财富。1530年左右，有重商主义者撰文指出：“农民的工作增加食物的富有，工匠的工作增加货币的富有。”作者心中的理想还是“为了衣食”，要拥有大量的货币和食物。这种观点一次又一次地重现，直到17世纪初，重商主义者仍抱有这种想法：要使本国富有，就要禁止本国货币和金银的输出。他们主张对外贸易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只有出超才能使金银进口，杜绝本国财富外流。早在1381年，铸币局的官员就已经持有这一思想：“务必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日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论法人》的作者指出，“另一条是我们运出去的东西在价钱上要超过运进来的东西，否则将很快造成我们土地贫瘠，人民贫穷。”此时他们追求的是单项交易的入超，而不是整个国家的贸易平衡。重商主义者也主张发展农业，因为这样“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运往国外以换取大笔钱财”。

第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国内贸易不会引起货币的外流，对财富无所增减，对外贸易应按照贱买贵卖的原则进行。“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我以前讲到的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自己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在这一阶段，马林斯是全面而清楚地了解国际汇兑机制的第一人，这一机制是通过价格水平和金银流动起作用的，在《论英格兰公共福利之积弊》一书中，他巧妙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跌到铸币平价以下因而硬币外流的话，那么该国的物价将下跌，而外国的物价将上涨，因为外国的通货数量将增加，从而外国的货物的价格将上涨。这一分析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

第三，提倡保护关税，使用本国的产品，发展本国的加工工业。“我们最好还是付出较高的代价向我们自己人购买那些货物，而不要以低价向外国人购买”，同时，“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因为如果本国建立这样的工业，既“可以安排2万人就业”，又可避免货币外流。

第四，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已经开始要求统一市场，要求经济资源和市场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让人们“有随意销售商品的自由”。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博士与爵士关于如何让人们投身于种地的对话已经涉及到由市场来调节价格。重商主义者对世界市场的价格、供需等运行机制及市场的利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考察，并要求人们按照市场规律来开展商业活动。事实上，《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作者对市场机制的推理已经超越了常识水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理论分析。

二、成熟时期

第二阶段，是从17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力量的增强和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想革命，在英国逐渐形成了“贸易科学"(scienceoftrade)，重商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威尔逊把重商主义称作“危机经济学”，有一定的道理。重商主义思想正是在17世纪20年代贸易危机的讨论中成熟起来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伴随着30年战争或由此引起的波兰和德国大多数地区货币贬值和汇率变动，这样，英国呢绒价格变得昂贵，失去价格优势，向这些地区的出口锐减，使得许多呢绒商濒临破产的边缘，大量纺工失业，货币短缺。市场的扩展使得经济联系“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变得不可理解”。当时的议会、枢密院、贸易公司以及相关的商人都围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国家成立了几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危机的原因，讨论应对的举措。马林斯、孟和米塞尔登都是其中的知名成员，围绕外汇和贸易平衡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马林斯为代表形成一方，米塞尔登和孟为代表形成另一方，前者想通过直接干预来控制外汇，因此要求恢复皇家汇兑署，后者超越了外汇的概念，认为贸易平衡是贵金属流入和流出的决定性因素，主张按照市场供需规律来开展贸易活动。重商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块肥沃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虽然许多人的思想可能都是为了维护本利益集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完全与维护其利益无关，随着工商业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愈来愈多地灌输给了社会”。以托马斯·孟为例，他参与了调查贸易危机的几个委员会，是主要发言人，并且起草了几份备忘录。正是在此期间，孟的重商主义理论成熟起来，在后来经过彻底改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成功超越了他在《贸易论》中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立场，而是站在全局和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为最终确立“贸易科学”做出了贡献。为了缓减危机，增加就业，这些委员会以孟的贸易平衡理论为指导，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相当部分建议成为以后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样，贸易平衡理论渐渐注入17世纪经济立法。

正是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重商主义者开始使用共同的术语，来处理共同面临的问题，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想革命。根据马格努松的意见，这种思想革命体现在开始对如何创造和分配财富进行明确的和主要的讨论，并且在讨论中运用了培根式的科学程序和逻辑原则，而且强调这样的争论应该基于具体的事实上，比如，国际贸易状况、支付平衡等等。大多数重商主义思想家对人类和社会做出了“物质的”解释，16世纪的那种道德考虑已经退居幕后，人经常被看作是利己主义者，在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私自利能够服务于社会目标的思想。他们把经济看作一个体系，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范畴和独特的规律，把市场过程与经济变量，如价格、工资、利率、货币价值和汇率等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和衰落。重商主义思想革命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日益超出人们日常理解范围之外的复杂经济现象，这些理论在此后被用来讨论各种短期和长期的经济问题，不仅贸易平衡理论得到运用，而且经济领域是由供需力量调节的体系这一概念也被不断使用。在17世纪40年代，几位经济学家包括L.罗伯茨、H.鲁滨逊用这一理论框架来主张英国经济多样化发展，以避免经济脆弱性。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实现了多样化，工业品生产不断增加，转口贸易、从印度进口和再出口便宜的印花布贸易、殖民地贸易逐渐繁荣，英国的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广泛，为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强国迈出了第一步。到了17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理论框架又被用在了讨论荷兰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上，这直接导致了英国的航海法案和三次对荷战争。围绕与荷兰的竞争以及货币出口等问题，托马斯·孟的儿子在60年代出版了他父亲在20年就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制定，有力地支援了反对荷兰的斗争，并成功地废除了货币出口的禁令。到17世纪90年代，围绕铸币、法国的竞争等问题，英国又掀起了一次经济问题的全面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许多人努力把以前讨论中使用过的思想、理论和概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为紧密的“贸易论”这一成熟的重商主义思想理论框架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值得关注：

(一)贸易平衡理论是这一时期重商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

贸易平衡的观念在16世纪已经很普遍。据考证，最先使用“贸易平衡”这一名词的是米塞尔登，他在《商业循环或贸易平衡》一书，对贸易平衡的含义作了解释，指出出口商品在价值上超过进口商品，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准则。与米塞尔登处在同一战壕的托马斯·孟赋予贸易平衡或贸易差额理论以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强调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从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对单项交易顺差的关注，转向强调国家整体顺差，从而成功地超越了限制外汇交易和管制货币的思想，主张通过贸易规则的间接手段来增加国内的金银存量。

(二)经济领域有自己的规律，是一个由供需力量调节的体系

这是托马斯·孟等人的主要创新之处。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对市场机制已相当了解，他们运用供需机制来解释价格形成、工资波动等经济现象。重商主义者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很普遍的思想，就是通过立法手段不可能影响经济生活的进程。因此，他们主张要利用市场规律开展商业竞争，例如，托马斯·孟就主张用低价战略排挤其他纺织品竞争者巴本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市场是价值最好的裁判，因为从买方和卖方的汇集能够最清楚地知道商品的数量和它们出售的机会。物品能卖多少钱，它就正好值那么多钱。”诺思指出，“货币的来去和多少，会自行调节，并不需要政治家们帮忙。”

(三)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和贸易垄断

巴本反对靠国家干预和限制贸易达到贸易平衡的做法，“任何国家制定禁止一切外国货物的法律，都会使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诺思在著作中也反复阐述贸易自由的思想，他说：“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同时，他也指出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达维南特也认为，“贸易本质上是自由的，遵循自己的路线，掌握着自己的进程，所有加诸其身的规章、指示以及限制的法律服务于私人的特殊目的，很少有利于公众。”蔡尔德明确反对市场控制，他列举了一长串妨碍贸易和就业的法律，像禁止出口货币，提高出口价格，降低啤酒价格，垄断收购谷物和其它商品等等。他认为商人会受利润引导，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些重商主义作家走得更远，他们极端反对垄断，以至于达到一种类似普世自由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罗格·科克。他极端反对垄断，要求实现经济自由发展。

三、完善时期

第三阶段，是17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重商主义思想又一次经历革命性转变，出现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承认地域分工和专业化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在思想上日益完善，已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咫尺之遥。

17世纪90年代是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由17世纪20年展出来的重商主义思想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下一世纪的思想转折。因此，蔡尔德、达文南特、巴本、诺思等人既沿袭了许多旧有的命题，又提出了许多理论创见，这些创见被18世纪上半期的重商主义作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土地银行等构想和实践，也为重商主义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思考素材。约翰·劳的纸币重商主义一方面构成了与重商主义者过去对待贵金属态度的决裂，另一方面，又狂热地相信重商主义的基本货币概念：流通的规模是经济生活的绝对推动力。对作为货币体系的重商主义来说，1689—1720年这段时期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重商主义的主题——渴求货币在流通中增加，得到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切断了货币数量和贵金属数量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前重商主义者从未在实践中对这两者加以区分。当不用实现贵金属进口剩余也能增加货币数量时，重商主义的多数实践结论就不得不改变。

重商主义思想从此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作者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体制的长期目标，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相互发展来实现，这两个领域是紧密联系的。熊彼特认为，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性修正——这种修正是重商主义作家的主要分析成果”。

第一，形成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传统看法认为重商主义的信条之一就是世界上的经济资源是固定的，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科尔曼也指出，“的确有大量证据表明，在17世纪后期许多作者持有这一信条。”因此，重商主义要求实现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财富。人类的进步只有通过其它国家的损失来实现，赫克歇尔称之为“重商主义的灾难”，也就是一种零和游戏。这实际上是根据对18世纪以前重商主义思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R.C.威利斯通过深入研究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上半期的重商主义作品，认为传统看法与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思想严重不符，在达文南特、迪福、塔克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暗示出国际贸易的互利概念。M.波斯特勒维特指出：“没有一个商业民族能够维持与其他人的商业往来，如果他们只希望出售，而不购买任何商品作为回报。”

第二，互利的源泉在于国际贸易的专业化。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已经得出一个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国际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互利的基础。虽然其表达不够完善，但足以证明过去批评重商主义忽视要素禀赋基础是站不住脚的。熊彼特指出，他们对地域分工的利益作了“技术高超的理论表述，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十九世纪国际价值理念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专业化作为贸易的基础。1701年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东印度贸易之考察》描述了专业化的好处：“我们的国内需求可以通过我们航海到其它国家得到供应。只需花费轻松细微的劳动，我们就可以品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却从来不用感受培育它们的酷热阳光；我们可以享受丝绸，却从来不用我们的双手去纺织；我们畅饮葡萄酒，却从来不用种植葡萄树；这些矿产财富是我们的，我们却从来没有挖过一锹；我们只是深耕土地，然后收获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果实。”I.杰维斯甚至从专业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生产资源配置问题，认为不管关税、禁令会给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带来多大的直接可见的利益，但由于妨碍了最有利的资源配置，因而对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因此，重商主义者强调国际合作，合作成为一个普通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这与重商主义的传统解释背道而驰。

第三，其它国家的发展可以是促进本国进步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N.福斯特强调了进口的好处：“如果不考虑任何其部门，一个商业部门的实际效用不在于实现了贸易顺差，而在于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有用的东西，使得更多的个人能够分享这种富足。”塔克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拟定一条很少有例外的普遍规律：一个勤奋的民族从来不会因为邻国的工业不断增长而受到伤害。就如天意所定，所有人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和制成品都有强烈的偏爱。……结果是，当这种偏爱得到适当的调节，各民族各自的工业能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消费者，能促进友好交往，相互都能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