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论文范文10篇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1

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

。）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

关于英美行政法传统，最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AlfredC.Aman教授作了总结性的研究。（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c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Seealso,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他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行政法模式。第一阶段是自由放任时期（laissez—faireera），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家职能是有限的，消极的，行政法的主导理论即为“红灯理论”（redlight），其功能被界定为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免遭权力的侵蚀。第二阶段是管制时期（regulatoryera）.自新政（NewDeal）到70年代末，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干预主义（therationalesofamoreinterventioniststate），在制度安排上即为管理的或功能主义（regulatory&functional）的行政法模式。第三阶段是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时代（globalera），与此相应的，即为“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导向型”（Market—orientedMode）行政法模式和学术思想的重构（超越自由放任时期的“控权”型行政法模式和自新政以来的“管制”型行政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公法私法走向新的融合（尤其是行政法私法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注重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广泛运用市场导向型行政方法替代过去的“命令—控制”规则（Command—Control），降低管理预算，将传统公

行政法概念是行政法研究的基础性和起始性问题。“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达其本身的理念,反映一国行政法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讲,行政法概念不是空灵之物,而是社会背景,尤其是宪政背景下的景观。我们对行政法概念宪政背景的分析理应远远超越对概念本身的逻辑分析。事实上,任何概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存在,缺乏概念的背景分析就会使概念无所依托,流于空泛。

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在汲取西方行政法的同时,已经使行政法概念抽离了特定的宪政背景和成因。毋庸置疑,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不同的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界定的基础。行政法概念的界定,如果脱离宪政背景,不探究各国宪法或者政治背景的差别而简单套用他国结论,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文首先选取英美法系中英美两国与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作为分析路径,对西方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概念作一概览式的回顾,力图揭示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与行政法概念的结合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意图在于:理清行政法概念的宪政背景及其发展脉络,消除行政法学界对不同法系行政法概念的描摹而引起的纷争,倡扬学界行政法概念向本土化、合宪化方向皈依,实现行政法概念界定上对西方国家的合理借鉴,以期对我国传统行政法概念有所突破,实现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的超越。

一、英美法系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的影响

英美法系行政法学者在研究行政法时,不大为概念下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这是与英美法系学者注重经验、轻视理论的习惯相联系的。但仍有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演绎出某些概念。这种概念深受其宪政文化的浸染,行政法只能是宪政的产物。英美法系素来具有个人主义传统,因而,行政法也被RichardRawlings称为是“红灯理论”。

(一)英国

英国号称“宪政母国”。但是其行政法概念从产生到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是英国学者对宪政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行政法概念的误读。英国式宪政原则虽然批驳了法国式行政法(这以戴雪为代表),但是不可否认,英国的宪政体制国家孕育了英国版的“行政法”,而这种行政法观念却是与英国宪政历程同步的。

威廉·韦德爵士(SirWilliamWade)认为行政法概念应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另外一个含义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而且,他还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韦德的观点在英国很具有代表性,而对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则是独具慧眼的。英国“行政法”概念的确定源于英国宪政历史、宪政原则、宪政实践。

英国宪政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1640年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开始了与封建主的争权。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后,君主立宪政体开始确立。三百多年以来,英国政制一直循此路径至今。英国行政法观念与英式宪政两个原则:(一)议会主权(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二)法治原则(RuleofLaw)有绝大关系,分别论述如下。

1.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是英国学者三权分立的一种理解方式。在英国宪政历史中,议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乐园,而国王所代表的是行政权。这正是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所忧虑和悚惧的。这种预设同时引起了宪政思想上的启迪、理论上的阐扬和宪制上的安排。资产阶级革命以清教徒宗教改革面目出现,因而,从基督教性恶论分析是理解权力分立的钥匙。性恶论源于对人性幽黯的认定。“‘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原则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黯意识”基督教义中强烈的末世论期待与现实中政治秩序始终存在疏离与张力。幽黯意识是清教徒参与1640年革命的重要原动力,而分权学说的首倡者洛克本人就是一个加尔文教徒。在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颉颃消长的历史启发了这位分权学说的始祖。教会是世俗政权之外的集团势力,是“集团多元主义”的表现。洛克是英国式“权力分立”政制的思想者,再加之英国宪政运动早期与宗教革命相联,西方学者以为这次革命的重大影响“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而15世纪“主教会议至上论”所蕴含的代议制观念正是英国“主权在议会”说法的先河。洛克论证了人民在革命后将主权让渡给议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至今续延。这一点与法国的“主权在民”宪政原则殊有差异。此外洛克分权论还有其智识资源,这就是法律的命令理论(Commandtheoryoflaw),此种观点认为主权被划分为Gubernaculum(统治权)和Jurisdictio(司法权)。国王行使后者时须谨遵法律。由于限制王权的强烈意向,独立于国王意志的“立法权”树立了起来。而“混合政体理论”也极大地左右了洛克分权理论的构建。“根据英国的经验,洛克认定立法权是政府的最高权力,虽然他也承认行政机关有分享制定法令的可能性”。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在于“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共行政的部分职能授予或委托给私有部门（privatesector）按照市场规则行使等等。新的行政法模式旨在通过打破传统的公私法界别，缓和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对峙，平衡社会混合的多元利益，从而创造政府和公民间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二、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一）理论背景学术史的研究资料尽管表明，平衡思想在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渊远流长。但第一次明确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一命题以及将之初步发展为一种系统的行政法理论却出于中国行政法学者的努力。关于中西平衡思想的传承关系的阐述，学界殊少涉及。但该理论的奠基者，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并不否认这种传承关系，他认为，西方学界是存在这种平衡思想的，但直到目前为止，欧美学者关于平衡思想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行政法的本质、目的、功能等价值判断上，而尚未真正以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贯穿行政法关系的始终，并通过对传统行政法概念框架、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的更新来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这种情境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学术资源。然而，在分析平衡理论最初形成于中国的种种原因中，罗豪才教授主要强调了中国转型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广义的制度资源）以及自由、宽容的行政法学术气氛的意义。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了对传统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旧传统的转型，其显著的政治特点是等级制、官本位、人治观念；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新传统的转型。这两种变革的一个核心矛盾都集中在官民关系、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变革的方向为行政法关于“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学科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中国传统的行政法管理论同国家垄断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而控权论则是同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相结合（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平衡机制的反映。平衡理论的发展正是反映了这一现实需要。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协调新出现的社会多元利益是一切改革最终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无疑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在行政法上的体现。据罗豪才教授介绍，邓小平同志关于权利义务关系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法律上表现的论断，以及“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主张，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及平衡理论的提出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基于现代行政法所处的法治社会背景中多元利益的并存与冲突，公共权力运作与公民个人权利行使的对峙与互相依赖等现实，行政法在调整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对行政权的保障与制约等关系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相应地，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律的制度设置开始注重体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精神。以被称为我国行政法里程碑的《行政诉讼法》为例，一位行政法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有意识地系统发展行政法始于1986年的话，那么经过自1986年到1989年的深入研究讨论，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则是在法律上确认平衡论的标志。……中国行政法所要求的平衡，是源于立法并贯穿于法律创制、实施和监督整个法制发展过程之中的深刻的利益平衡。”（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据悉，这种平衡的建构思维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庸、平和精神和借鉴了跨学科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综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竞争和完全出清为前提）的均衡分析和主流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非均衡分析法，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助成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学者对传统行政法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创新成为可能，学者们日益深刻地体认到，对我们这个时代诸多迫切的行政法问题的回答，最终须取决于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由此引发了80、9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鸣。当时，有关学术争鸣主要围绕着“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和“行政法是加强和保障政府行政管理的法”这两个核心观念展开，持前一种观念的是移植自由主义经济时期的行政法理论，受英美传统行政法观念影响较深，而持后一种观念的则未摆脱前苏联管理法模式的影响，然而，前者与当今欧美世界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建构不相吻合，而后者显然已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平衡论者看来，这种特殊的情境并不构成中国行政法学的两难选择，恰好相反，它为一种本土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机遇。

（二）发展历程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酝酿（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理论的提出（1993年）和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前期发展阶段与学派的初步形成（1994—1999年）三个阶段。1993年初，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中国法学》上撰文正式提出“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这一核心命题。（注：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在这篇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争鸣的论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1）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注：法理学一般认为，法律调整的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论”的最初表述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但具体到每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行政法领域主要调整“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因此，罗豪才教授认为，“权利义务平衡论”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行政权—公民权”平衡论。）古代行政法是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公民权利的“管理法”，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近代行政法则是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的“控权法”，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应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的“平衡法”，其理论基础应是“平衡论”；（2）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特定地或局部地看，总是存在着不对等和不平衡，但这些不对等和不平衡恰恰实现了二者总体上的平衡。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平衡。（注：平衡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修正了这个观点，沈岿认为：“平衡论者已经认识到，最初的基本主张中至少有两个主要方面是不妥的：一是关于古代、近代、现代行政法分别在本质上是管理法、控权法和平衡法的单线进化论图式；二是关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前者的弊病是忽略了‘行政法’一词所指称的特殊范围，并且这种单线的进化论既容易导致对各国行政法历史上具体形态的忽视，又会形成简单的绝对规律观念；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平衡’范畴涵义的模糊。因而，平衡论者在以后的论述中一般不再坚持这两个观点。只是由于平衡论者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或修正上述观念，致使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相关的质疑。”参见博士论文（1998）“导言”部分。）平衡理论提出后，中国行政法学界以此为契机再次掀起理论基础研究的思潮并展开了自由宽容的学术讨论，应松年教授指出，“进入90年代以后，罗豪才教授的‘平衡论’引起强烈反响，行政法学者纷纷开始对行政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对过去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反省，并著文立语，提出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论’、‘均衡论’等等。应该说，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讨论如此热烈，实是这门学科得以重大发展的良好契机。”（注：沈岿、王锡锌对应教授的访谈录：《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反思与整合》，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皮纯协教授和冯军博士认为，“在以罗教授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不懈倡导和推动下，‘平衡论’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平衡论’现有的影响力已足以使涉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领域的研究人员很难将‘平衡论’搁在一边置之不理，对‘平衡论’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注：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近年较重要的学术进展，可概括为：1994年，以行政处罚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个案，运用平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在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三个阶段行政权与公民权冲突和平衡的状态和制度设置方案，为正在起草和论证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公布）提供了平衡的建构范式。（注：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修正和系统阐述了管理法（管理论）、控权法（控权论）和平衡法（平衡论）等三个“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调整对象、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责任、行政法体系和学科建构思路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基础概念、基础理论，建立了“平衡”的“对峙”视角；（注：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律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王锡锌、陈端洪：《行政法性质的反思与概念的重构——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2期；罗豪才：《略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1996年，界定了“平衡”及“平衡论”范畴，提出两类行政法律制度的平衡建构方案，拓展了行政法关系的论述，促进了行政法学科体系的平衡建构；（注：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关于学科体系的发展，有代表性的课本，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就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系统地提出了“平衡理论”的参考性意见，平衡理论研究论集发表；（注：宁文新等：《平衡论：关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的思考——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政府法制》，1997年第1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深入论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关系的基础性地位，第一次较全面地探讨了平衡论的两个对立模式——控权理论和管理理论，发表了三篇关于平衡理论的专题博士论文，在下列四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和较深入地推进了平衡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完善了“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对管理论、控权论的历史渊源、理论范畴、制度建构及其历史地位、现实意义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在理论背景研究上，通过深入考察现代行政法的国家基础、现代行政机关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世界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方向，初步论证了确立平衡理论的客观基础；系统阐述了平衡理论的范畴；在操作层面上，就行政法利益衡量方法在立法、执法、司法审查中的具体运用和行政法的平衡机制提出建设性的构想和建议。（注：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1998，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9年总第2卷；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1997，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8年第1卷；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1998，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平衡论者并在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程序、行政指导、司法审查等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和立法方面探讨了平衡理论的应用性问题。至此，根据通行的学术评价指标，就一种理论的思想独创性、研究视角的特殊性、著述的系统性、学界参与的广泛性和对现实的影响力而论，我以为，平衡理论已经发展为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派。（注：关于这几年理论基础研究及其争论的规模以及平衡理论的影响，作者从发表文章的数量、平衡理论第一篇代表作被引注的次数和涉入的研究者层次与数量等三个指标做过一个定量的考察，从1994年1月—1999年4月，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行政法学研究》、《政府法制》等七份杂志撰文及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学》的论文，和其他被收入《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书的论文（不包括重叠部分，其中有8篇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涉及理论基础的探究和平衡理论的论文共72篇，罗豪才教授1993年的论文被引注184次，涉入争论的行政法学教授18人，副教授10多人，博士、博士生12人。1994年以来，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30多人在论著（包括学位论文）中发展或运用了平衡理论；在1998届全国64篇行政法专业硕士论文中，涉入平衡论争鸣或运用的有13篇（根据论文摘要统计）。）

（三）分析工具在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过程中，罗豪才教授同英国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MartinLoughlin教授一样，都恰好运用了韦伯（Maxweber）式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IdealTypes）。围绕“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基本矛盾，根据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等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将行政法理论基础划分为三个模式：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建构理想类型为平衡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对立模式，既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也是平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理论的渊源可溯及：前苏联的行政法，行政法被认为是国家管理法，行政机关是权利主体，相对方是权利客体；传统的德国行政法，早期集权政治的产物，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如对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管制，对人权的践踏等）；传统的日本行政法，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源于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与长期的封建统治传统、国家主义至上、计划经济有内在亲和性，因此中国行政法发展初期的指导理论也是管理理论。该理论模式视行政法为推行计划经济（国家统制经济）和实现社会管制的工具，强调秩序、行政效率与国家利益的绝对优先性，在制度设计上，行政机关为行政法的权利主体，公民则是义务主体，命令—服从是行政法关系的基本特征。管理论对行政法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也都突出行政权的优越性。如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界定，强调以法行政，即以法律为工具管理社会事务，强调相对方守法；把行政责任仅仅理解为相对方应承担的责任；把行政违法仅界定为相对方的违法；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则突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部门行政管理法等。控权理论形成于近代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和经典宪政制度（分权制衡）确立时期，是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受英美传统宪政理论（如戴西思想）和自然法观念影响较深。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性质是控权法。与此相应，“控权论”对行政法学一些基本范畴的认识也同样以强调控制行政权为中心。如把行政法治原则仅归结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在权力——权利关系中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在效率与公正关系上更突出公正；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强调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为核心等。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理论已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控权理论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展的趋势，现代行政法应当奠基于新的理论基础。

（四）平衡理论的主要内涵平衡论可以被理解为在传统社会及其行政法学术思想转型发展时期，提出的一种关于现代行政法应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现代行政法的目的、功能以及整个制度设置应该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利益。它包括两方面的意涵：一是立法上权利义务的公平配置；二是以利益衡量方法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与适用过程。根据平衡论的观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调整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总体上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对于实现行政机关与公民义务的平衡，两者各自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乃至各方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综合体现）的平衡，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意义。基于此，平衡论就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的概念和范畴、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关系、行政法主体的责任及其相关的制度以及行政法学科体系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对行政法的上述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并在这过程中，试图探索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构建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以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促进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形成。

1.行政法的价值导向管理论和控权论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上分别倚重行政权和公民权，并在效率、利益、公正等价值要素的制度安排上表现出相应的偏好。平衡论认为，涉入行政法领域的社会多元利益、价值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协调。主张在价值冲突中诉诸中庸、平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要素，平衡论主要指的是以行政权和相对人权利为基础并与此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等几对重要的、有对峙和依赖性质的价值组合。平衡论的一个总原则是在上述关系中实现“公正”的平衡（Justbalance），就当前国情而言，更强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保护以抗衡行政权的滥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上述要素有价值（效用）函数的大小和偏好序列之分，罗教授指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为基础）。一位学者进而指出：中国平衡行政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之处，在于中国行政法是以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为基点的平衡器，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2.行政法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传统行政法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控权理论从经典宪政主义分权与制衡机制的角度，通过议会立法和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尤其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自由的保护，在操作层面上往往以法院为中心（Court—centered），突出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如越权无效原则、自然公正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司法救济原则等行政法基本观念都属于这一理论传统；管理理论以行政机关的有效行政为中心视角，强调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认为行政权具有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公民权利与之不具有抗衡的可能性，公共权力说、公务学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等都反映了这一理论传统。上述两种传统都有两个共同特点：在视角上，认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没有直接可比性，在方法上，不注重行政权与公民权直接的配置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转移以法院或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视角，直接以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切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强调行政权与公民权的配置，而以立法控制或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宪政视野下的制度性保障。

3.行政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平衡论主张，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界定，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与以往的概念界定不同，平衡理论把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认为，如果只谈“行政关系”，则会导致“管理论”；如果只谈“监督行政关系”，则会使行政法成为“控权法”，此其一。其二，把行政法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才能构建合理的行政法学体系。此外，该定义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我国行政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4.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通过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和不对等关系”的论证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关系理论。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和民法一样，均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并且两者调整的状态都应当是一种平等、平衡关系。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关系主要是对等关系（赠与等民事行为例外）；而行政法关系是非对等的动态平衡关系，失衡的行政法将成为“特权的法”或“无政府的法”。平衡理论认为，无论在哪个具体的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结构都是不对等的，但这种不对等是必要的。在行政实体法关系中强调行政权力和公民服从义务，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强调对公民正当程序权利（如公开、公正、及时、便利及广泛参与的权利等）的尊重，防止权力滥用；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突出行政机关恒定为被告而具有应诉、举证等诸多义务，以促进依法行政和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补救。不对等必须是合理的，不对等应以平衡为前提并最终实现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实体法关系中的不合理的不对等，可能使相对方丧失获得救济的可能性；行政程序的设置过于复杂，可能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配置，应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为前提。因此，所谓“动态的平衡”是指，在行政法律关系的实体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分别为权利主体，这两种非对等性是相互制衡的“倒置”关系，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的情形也一样，均应体现行政法在“行政权——公民权”制度设计上的平衡精神。

5.行政法治原则传统的控权理论视政府为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evil），认为行政法治的重点是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和控制自由裁量权，对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行政功能持戒慎态度，在这种法治观下，政府是被控制的对象，而公民也消极地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管理理论的法治原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平衡理论认为，这两种法治观既不符合一致的行为动机假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相吻合。“人非天使、也非魔鬼”，权力和权利既然是法律授予的，就应当得到同等保护，都需要激励；同时，权利和权力一样，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应当同等地受到法律的制约。平衡理论在下列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治原则：（1）行政法治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法治原则既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同样要求相对方守法；行政违法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违法，也同样包括相对方违法；行政法律责任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责任，也包括相对方的违法责任。（2）一切行政都要服从行政法治原则，但不同的行政有不同的法治要求。平衡理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其权力的行使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行政机关围绕国民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这类行政通常称为“积极行政”或称“服务行政”。行政机关要为此类行为承担行政的、政治的责任。再一类，其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赋予权利或免除义务，或剥夺、限制权利和科以义务，集中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这类“消极行政”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要对这类行政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此外，行政机关还作出具有行政目的的民事行为，如为稳定金融市场，以民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收购股票。在市场经济中，这类行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行政机关既要遵守民事法律，同时也受行政法治原则制约。（3）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治对双方主体既要制约，又要激励，对行政主体，重点是制约，对相对方重点则在于激励，其核心是参与管理。

6.行政程序法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在于通过规范行政行为的空间和时间的表现形式，制约行政权力的行使，因而其规范应主要限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性规范，将更多的程序性权利机制赋予行政相对方。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上，主张协调、兼顾公正与效率，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7.行政法体系平衡论倡导在行政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一种“行政权——公民权”之间的协调模式，认为行政法律制度应当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前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裁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等制度。这类制度主要规定在部门行政法和行政实体法里，突出行政权，强调公民的服从义务。后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行政公开、行政主体责任、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诉讼及立法机关的监督等制度，这类制度的重点是通过设置一套公正的行政程序促使行政权的公开、公平与公正行使，以及一套合理的监督制度确保公民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得到有效的救济。现代行政法制的建设必须在宏观上做到这两大类型制度的平衡，并且在各类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中体现各种价值的平衡精神。

8.行政法学体系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平衡论提倡以“行政权—公民权”关系为中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提倡在一个广阔的知识框架里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基础问题。

三、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

（一）率先将经典宪政主义的平衡思想导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这一基础性领域，实现了“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创造性转换，并由此为行政法面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应当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规范理论。传统的平衡宪法理论，以美国宪法为典型，总统、国会和法院三者在权力结构上实行相互制约的机制，以保持三者同等宪法地位的平衡，防止一方凌驾于其他二方之上。这种以制约和平衡（Check&Balance）为核心的平衡宪法理论，反映了统治者内部既相互倾轧又相互配合的矛盾状态。在传统的平衡宪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下，行政法被限定为以法院为中心，通过法院的合宪、合法性审查和正当程序，来控制行政权，防止其专横和腐败，以保护公民权利。这种分权机制和司法控制的行政法制模式，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行政权的扩张，同时，公民权利也不断增加，从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的安全等“消极权利”延伸到包括工作权、生活保障权、环境权、参与管理权等“积极权利”，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成为行政法的主导关系，而传统平衡宪法的分权制衡机制和行政法的司法控制模式对此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现代欧美国家除了维持传统的平衡机制外，开始注重发展公民和利益集团等民间力量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立置换了平衡宪法和传统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直接的、最重要的关系来处理，并在两者间诉诸平衡的机制设置，在这一视角下，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在行政法领域成为宪政框架下的外部性平衡机制。相应地，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和平衡将以行政权与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为基础，并主要以行政法的平衡机制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平衡理论为变革社会中的行政法发展提供了一套“应当何为”的规范理论和制度范式。

（二）提出理论基础（Rationale）研究的核心地位，建立了理解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和一般行政法现象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Types）：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与英国公法学家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的“红灯理论”与“绿灯理论”、MartinLaghlin教授的“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等理想类型研究相比较。控权论与“红灯理论”、“规范主义模式”的理论范畴和现实指向是相同的；但管理论和“绿灯理论”、“功能主义模式”或管制理论（regulatorytheory）的社会基础、原则、目的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针对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与政治集权的社会，后者是以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为前提，同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制约的模式。因此，管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对后者的研究在空间上的拓展，并完善了功能主义传统中一个极端模式的建构。平衡理论的理想类型研究有两个特点：系统性，即不仅从行政法的性质、目标和功能来划分各种类型，而且较全面地概括了每种类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特点。规范性，其他学者对理想类型的描述主要是实证性研究，“红灯”与“绿灯”模式，“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模式反映了欧美（尤其是英美）行政法发展的两种传统，但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尚未发展出第三种类型的规范理论；管理理论和控权理论主要是一种实证理论，概括了传统行政法（尤其以英美国家和前苏联为考察对象）发展的两条路径，平衡理论是转换上述传统，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规范理论。这三论的提出为学界对行政法的认知和制度建构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模式，是行政法学研究上一项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突破。

（三）倡导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为行政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平衡的视角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框架和学科体系，从而使行政法学最终摆脱边缘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量。尽管现代行政法的制度模式和传统的主流学术思想可溯源到17、18世纪欧美经典宪政制度确立时期，但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和英美国家，这一学科史的开端事实上延缓到二十世纪初期。这段短暂的历程和在宪法学、行政学夹缝中生存的事实使得行政法学一直处于没有根基的状态和边缘的地位。戴西的规范主义传统和狄骥的功能主义传统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境，正如韦德（Wade,H.W.R）所言：“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视作宪法学的一个分支”，（注：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或者如前苏联学者所断言的那样：“行政法学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注：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武树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以中国而论，现代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纯粹是（清末民初时期）舶来品，最初的移植迫于内忧外患的时势，后在现代化和民族自强的驱使下转化为自愿的探索，但苏联管理模式的移入最终导致了行政法的式微。因此，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意义不仅是对传统宪政框架里的控权模式和行政学视野下的管理模式的超越和置换，而且旨在试图确立“行政权—公民权”关系的基础性地位，使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奠定新的基础。

（四）在英美传统控权模式和苏联管理模式两难相持的情境下，平衡理论的出现为转型发展时期中国行政法的移植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广为认同的合法性基础。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正值恢复发展时期，有两种既定的模式可供选择：苏联管理模式，但其有效性已为实践所证伪，失去了时代意义和道德基础；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无法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尽符合中国的政治基础、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精神。平衡理论的建立尝试了新的模式，基于国情，反映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在价值选择上，对行政权和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多元利益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节制，因此在官方和民间都易于达到普遍认同的合法性，为中国行政法的制度创新削减了来自于官方和传统制度的习惯性阻力。尤其是在行政立法领域，平衡立法目的和公平配置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已经成为中国重大行政立法的基本指导方针，正如一位行政法学者所言，“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可以肯定地说，1989年以后行政法基本制度的立法，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都贯穿和体现着行政法的平衡精神。据笔者的体验和了解，从1989年以来未见各大机关的部门的决策者们在平衡原则上表现出彷徨动摇和犹豫，而是作为创设新制度统一新思想的基础，这也正是中国行政法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原因所在。”（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在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新的行政方式淡化了传统的权力色彩，行政公开，公民参与机制在拓宽，行政救济制度不断在完善；在司法审查领域，从过去公共利益至上，裁判只有单一结论的传统让位于对法律的尊重和利益衡量方法的普遍运用。平衡理论的发展反映了转型发展时期中国的行政法制度实践，同时作为重要的学术力量为制度的创新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代结语：建立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2

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

。）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

关于英美行政法传统，最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AlfredC.Aman教授作了总结性的研究。（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c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Seealso,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他认为，行政法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行政法模式。第一阶段是自由放任时期（laissez—faireera），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家职能是有限的，消极的，行政法的主导理论即为“红灯理论”（redlight），其功能被界定为以司法审查为中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免遭权力的侵蚀。第二阶段是管制时期（regulatoryera）.自新政（NewDeal）到70年代末，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干预主义（therationalesofamoreinterventioniststate），在制度安排上即为管理的或功能主义（regulatory&functional）的行政法模式。第三阶段是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时代（globalera），与此相应的，即为“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其发展方向是“市场导向型”（Market—orientedMode）行政法模式和学术思想的重构（超越自由放任时期的“控权”型行政法模式和自新政以来的“管制”型行政法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公法私法走向新的融合（尤其是行政法私法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注重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广泛运用市场导向型行政方法替代过去的“命令—控制”规则（Command—Control），降低管理预算，将传统公

行政法概念是行政法研究的基础性和起始性问题。“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达其本身的理念,反映一国行政法治的现实,从这个意义讲,行政法概念不是空灵之物,而是社会背景,尤其是宪政背景下的景观。我们对行政法概念宪政背景的分析理应远远超越对概念本身的逻辑分析。事实上,任何概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存在,缺乏概念的背景分析就会使概念无所依托,流于空泛。

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在汲取西方行政法的同时,已经使行政法概念抽离了特定的宪政背景和成因。毋庸置疑,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不同的宪政背景是行政法概念界定的基础。行政法概念的界定,如果脱离宪政背景,不探究各国宪法或者政治背景的差别而简单套用他国结论,无异于削足适履。本文首先选取英美法系中英美两国与大陆法系的法德两国作为分析路径,对西方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概念作一概览式的回顾,力图揭示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与行政法概念的结合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意图在于:理清行政法概念的宪政背景及其发展脉络,消除行政法学界对不同法系行政法概念的描摹而引起的纷争,倡扬学界行政法概念向本土化、合宪化方向皈依,实现行政法概念界定上对西方国家的合理借鉴,以期对我国传统行政法概念有所突破,实现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的超越。

一、英美法系宪政背景对行政法概念的影响

英美法系行政法学者在研究行政法时,不大为概念下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这是与英美法系学者注重经验、轻视理论的习惯相联系的。但仍有一些学者从实证角度,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演绎出某些概念。这种概念深受其宪政文化的浸染,行政法只能是宪政的产物。英美法系素来具有个人主义传统,因而,行政法也被RichardRawlings称为是“红灯理论”。

(一)英国

英国号称“宪政母国”。但是其行政法概念从产生到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是英国学者对宪政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对行政法概念的误读。英国式宪政原则虽然批驳了法国式行政法(这以戴雪为代表),但是不可否认,英国的宪政体制国家孕育了英国版的“行政法”,而这种行政法观念却是与英国宪政历程同步的。

威廉·韦德爵士(SirWilliamWade)认为行政法概念应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另外一个含义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而且,他还指出:“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以视为宪法学一个分支,因为它直接来源于法治下的宪法原理、议会主权和司法独立。”韦德的观点在英国很具有代表性,而对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则是独具慧眼的。英国“行政法”概念的确定源于英国宪政历史、宪政原则、宪政实践。

英国宪政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1640年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开始了与封建主的争权。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的斗争,1688年“光荣革命”(TheGloriousRevolution)后,君主立宪政体开始确立。三百多年以来,英国政制一直循此路径至今。英国行政法观念与英式宪政两个原则:(一)议会主权(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二)法治原则(RuleofLaw)有绝大关系,分别论述如下。

1.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是英国学者三权分立的一种理解方式。在英国宪政历史中,议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乐园,而国王所代表的是行政权。这正是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所忧虑和悚惧的。这种预设同时引起了宪政思想上的启迪、理论上的阐扬和宪制上的安排。资产阶级革命以清教徒宗教改革面目出现,因而,从基督教性恶论分析是理解权力分立的钥匙。性恶论源于对人性幽黯的认定。“‘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原则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黯意识”基督教义中强烈的末世论期待与现实中政治秩序始终存在疏离与张力。幽黯意识是清教徒参与1640年革命的重要原动力,而分权学说的首倡者洛克本人就是一个加尔文教徒。在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颉颃消长的历史启发了这位分权学说的始祖。教会是世俗政权之外的集团势力,是“集团多元主义”的表现。洛克是英国式“权力分立”政制的思想者,再加之英国宪政运动早期与宗教革命相联,西方学者以为这次革命的重大影响“类似于一种核裂变的过程”。而15世纪“主教会议至上论”所蕴含的代议制观念正是英国“主权在议会”说法的先河。洛克论证了人民在革命后将主权让渡给议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至今续延。这一点与法国的“主权在民”宪政原则殊有差异。此外洛克分权论还有其智识资源,这就是法律的命令理论(Commandtheoryoflaw),此种观点认为主权被划分为Gubernaculum(统治权)和Jurisdictio(司法权)。国王行使后者时须谨遵法律。由于限制王权的强烈意向,独立于国王意志的“立法权”树立了起来。而“混合政体理论”也极大地左右了洛克分权理论的构建。“根据英国的经验,洛克认定立法权是政府的最高权力,虽然他也承认行政机关有分享制定法令的可能性”。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在于“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共行政的部分职能授予或委托给私有部门（privatesector）按照市场规则行使等等。新的行政法模式旨在通过打破传统的公私法界别，缓和公权与私权的紧张对峙，平衡社会混合的多元利益，从而创造政府和公民间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二、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一）理论背景学术史的研究资料尽管表明，平衡思想在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渊远流长。但第一次明确提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这一命题以及将之初步发展为一种系统的行政法理论却出于中国行政法学者的努力。关于中西平衡思想的传承关系的阐述，学界殊少涉及。但该理论的奠基者，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并不否认这种传承关系，他认为，西方学界是存在这种平衡思想的，但直到目前为止，欧美学者关于平衡思想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行政法的本质、目的、功能等价值判断上，而尚未真正以此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贯穿行政法关系的始终，并通过对传统行政法概念框架、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的更新来构建一个系统的理论，这种情境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学术资源。然而，在分析平衡理论最初形成于中国的种种原因中，罗豪才教授主要强调了中国转型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广义的制度资源）以及自由、宽容的行政法学术气氛的意义。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推动了对传统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旧传统的转型，其显著的政治特点是等级制、官本位、人治观念；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一新传统的转型。这两种变革的一个核心矛盾都集中在官民关系、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变革的方向为行政法关于“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学科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中国传统的行政法管理论同国家垄断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而控权论则是同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相结合（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平衡机制的反映。平衡理论的发展正是反映了这一现实需要。在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协调新出现的社会多元利益是一切改革最终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无疑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在行政法上的体现。据罗豪才教授介绍，邓小平同志关于权利义务关系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法律上表现的论断，以及“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主张，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及平衡理论的提出具有指导意义。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基于现代行政法所处的法治社会背景中多元利益的并存与冲突，公共权力运作与公民个人权利行使的对峙与互相依赖等现实，行政法在调整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对行政权的保障与制约等关系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相应地，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律的制度设置开始注重体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精神。以被称为我国行政法里程碑的《行政诉讼法》为例，一位行政法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有意识地系统发展行政法始于1986年的话，那么经过自1986年到1989年的深入研究讨论，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则是在法律上确认平衡论的标志。……中国行政法所要求的平衡，是源于立法并贯穿于法律创制、实施和监督整个法制发展过程之中的深刻的利益平衡。”（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据悉，这种平衡的建构思维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庸、平和精神和借鉴了跨学科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综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竞争和完全出清为前提）的均衡分析和主流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非均衡分析法，以及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助成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学者对传统行政法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创新成为可能，学者们日益深刻地体认到，对我们这个时代诸多迫切的行政法问题的回答，最终须取决于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由此引发了80、9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鸣。当时，有关学术争鸣主要围绕着“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和“行政法是加强和保障政府行政管理的法”这两个核心观念展开，持前一种观念的是移植自由主义经济时期的行政法理论，受英美传统行政法观念影响较深，而持后一种观念的则未摆脱前苏联管理法模式的影响，然而，前者与当今欧美世界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建构不相吻合，而后者显然已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平衡论者看来，这种特殊的情境并不构成中国行政法学的两难选择，恰好相反，它为一种本土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机遇。

（二）发展历程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酝酿（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理论的提出（1993年）和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前期发展阶段与学派的初步形成（1994—1999年）三个阶段。1993年初，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中国法学》上撰文正式提出“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这一核心命题。（注：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在这篇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争鸣的论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1）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注：法理学一般认为，法律调整的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论”的最初表述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但具体到每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对象是有所区别的，行政法领域主要调整“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因此，罗豪才教授认为，“权利义务平衡论”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行政权—公民权”平衡论。）古代行政法是强调行政机关管理、不重视公民权利的“管理法”，其理论基础是“管理论”。近代行政法则是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限制行政机关管理的“控权法”，其理论基础是“控权论”。而现代行政法在本质上应是追求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总体平衡的“平衡法”，其理论基础应是“平衡论”；（2）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特定地或局部地看，总是存在着不对等和不平衡，但这些不对等和不平衡恰恰实现了二者总体上的平衡。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平衡。（注：平衡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修正了这个观点，沈岿认为：“平衡论者已经认识到，最初的基本主张中至少有两个主要方面是不妥的：一是关于古代、近代、现代行政法分别在本质上是管理法、控权法和平衡法的单线进化论图式；二是关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平衡的观点。前者的弊病是忽略了‘行政法’一词所指称的特殊范围，并且这种单线的进化论既容易导致对各国行政法历史上具体形态的忽视，又会形成简单的绝对规律观念；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平衡’范畴涵义的模糊。因而，平衡论者在以后的论述中一般不再坚持这两个观点。只是由于平衡论者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或修正上述观念，致使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相关的质疑。”参见博士论文（1998）“导言”部分。）平衡理论提出后，中国行政法学界以此为契机再次掀起理论基础研究的思潮并展开了自由宽容的学术讨论，应松年教授指出，“进入90年代以后，罗豪才教授的‘平衡论’引起强烈反响，行政法学者纷纷开始对行政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对过去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行反省，并著文立语，提出了一些其他观点，如‘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论’、‘均衡论’等等。应该说，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讨论如此热烈，实是这门学科得以重大发展的良好契机。”（注：沈岿、王锡锌对应教授的访谈录：《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反思与整合》，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皮纯协教授和冯军博士认为，“在以罗教授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不懈倡导和推动下，‘平衡论’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平衡论’现有的影响力已足以使涉足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领域的研究人员很难将‘平衡论’搁在一边置之不理，对‘平衡论’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注：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近年较重要的学术进展，可概括为：1994年，以行政处罚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个案，运用平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在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三个阶段行政权与公民权冲突和平衡的状态和制度设置方案，为正在起草和论证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公布）提供了平衡的建构范式。（注：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修正和系统阐述了管理法（管理论）、控权法（控权论）和平衡法（平衡论）等三个“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概念、行政法调整对象、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责任、行政法体系和学科建构思路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基础概念、基础理论，建立了“平衡”的“对峙”视角；（注：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载《法律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王锡锌、陈端洪：《行政法性质的反思与概念的重构——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2期；罗豪才：《略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1996年，界定了“平衡”及“平衡论”范畴，提出两类行政法律制度的平衡建构方案，拓展了行政法关系的论述，促进了行政法学科体系的平衡建构；（注：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罗豪才、沈岿：《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4期；关于学科体系的发展，有代表性的课本，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就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系统地提出了“平衡理论”的参考性意见，平衡理论研究论集发表；（注：宁文新等：《平衡论：关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的思考——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罗豪才教授》，载《政府法制》，1997年第1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深入论述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平衡关系的基础性地位，第一次较全面地探讨了平衡论的两个对立模式——控权理论和管理理论，发表了三篇关于平衡理论的专题博士论文，在下列四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和较深入地推进了平衡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完善了“理想类型”的研究框架，对管理论、控权论的历史渊源、理论范畴、制度建构及其历史地位、现实意义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在理论背景研究上，通过深入考察现代行政法的国家基础、现代行政机关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世界行政法的制度变迁方向，初步论证了确立平衡理论的客观基础；系统阐述了平衡理论的范畴；在操作层面上，就行政法利益衡量方法在立法、执法、司法审查中的具体运用和行政法的平衡机制提出建设性的构想和建议。（注：罗豪才、崔卓兰：《论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1998，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9年总第2卷；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1997，博士论文），载《行政法论丛》1998年第1卷；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1998，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平衡论者并在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程序、行政指导、司法审查等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和立法方面探讨了平衡理论的应用性问题。至此，根据通行的学术评价指标，就一种理论的思想独创性、研究视角的特殊性、著述的系统性、学界参与的广泛性和对现实的影响力而论，我以为，平衡理论已经发展为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派。（注：关于这几年理论基础研究及其争论的规模以及平衡理论的影响，作者从发表文章的数量、平衡理论第一篇代表作被引注的次数和涉入的研究者层次与数量等三个指标做过一个定量的考察，从1994年1月—1999年4月，在《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行政法学研究》、《政府法制》等七份杂志撰文及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宪法行政法学》的论文，和其他被收入《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书的论文（不包括重叠部分，其中有8篇未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涉及理论基础的探究和平衡理论的论文共72篇，罗豪才教授1993年的论文被引注184次，涉入争论的行政法学教授18人，副教授10多人，博士、博士生12人。1994年以来，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硕士30多人在论著（包括学位论文）中发展或运用了平衡理论；在1998届全国64篇行政法专业硕士论文中，涉入平衡论争鸣或运用的有13篇（根据论文摘要统计）。）

（三）分析工具在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过程中，罗豪才教授同英国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MartinLoughlin教授一样，都恰好运用了韦伯（Maxweber）式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IdealTypes）。围绕“行政权—公民权”关系这一基本矛盾，根据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等核心问题的不同理解，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将行政法理论基础划分为三个模式：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建构理想类型为平衡理论的创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对立模式，既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方法，也是平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理论的渊源可溯及：前苏联的行政法，行政法被认为是国家管理法，行政机关是权利主体，相对方是权利客体；传统的德国行政法，早期集权政治的产物，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如对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管制，对人权的践踏等）；传统的日本行政法，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源于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与长期的封建统治传统、国家主义至上、计划经济有内在亲和性，因此中国行政法发展初期的指导理论也是管理理论。该理论模式视行政法为推行计划经济（国家统制经济）和实现社会管制的工具，强调秩序、行政效率与国家利益的绝对优先性，在制度设计上，行政机关为行政法的权利主体，公民则是义务主体，命令—服从是行政法关系的基本特征。管理论对行政法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也都突出行政权的优越性。如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界定，强调以法行政，即以法律为工具管理社会事务，强调相对方守法；把行政责任仅仅理解为相对方应承担的责任；把行政违法仅界定为相对方的违法；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则突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部门行政管理法等。控权理论形成于近代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和经典宪政制度（分权制衡）确立时期，是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受英美传统宪政理论（如戴西思想）和自然法观念影响较深。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性质是控权法。与此相应，“控权论”对行政法学一些基本范畴的认识也同样以强调控制行政权为中心。如把行政法治原则仅归结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在权力——权利关系中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在效率与公正关系上更突出公正；在行政法学体系上强调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为核心等。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理论已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控权理论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展的趋势，现代行政法应当奠基于新的理论基础。

（四）平衡理论的主要内涵平衡论可以被理解为在传统社会及其行政法学术思想转型发展时期，提出的一种关于现代行政法应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现代行政法的目的、功能以及整个制度设置应该是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以及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社会多元利益。它包括两方面的意涵：一是立法上权利义务的公平配置；二是以利益衡量方法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解释与适用过程。根据平衡论的观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所调整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总体上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对于实现行政机关与公民义务的平衡，两者各自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乃至各方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综合体现）的平衡，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意义。基于此，平衡论就行政法的价值导向、行政法的概念和范畴、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关系、行政法主体的责任及其相关的制度以及行政法学科体系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对行政法的上述基本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并在这过程中，试图探索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构建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以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促进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的形成。

1.行政法的价值导向管理论和控权论在行政法的价值导向上分别倚重行政权和公民权，并在效率、利益、公正等价值要素的制度安排上表现出相应的偏好。平衡论认为，涉入行政法领域的社会多元利益、价值都应当得到尊重和协调。主张在价值冲突中诉诸中庸、平和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要素，平衡论主要指的是以行政权和相对人权利为基础并与此相应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个案公正、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等几对重要的、有对峙和依赖性质的价值组合。平衡论的一个总原则是在上述关系中实现“公正”的平衡（Justbalance），就当前国情而言，更强调对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保护以抗衡行政权的滥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上述要素有价值（效用）函数的大小和偏好序列之分，罗教授指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为基础）。一位学者进而指出：中国平衡行政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之处，在于中国行政法是以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为基点的平衡器，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国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2.行政法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传统行政法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控权理论从经典宪政主义分权与制衡机制的角度，通过议会立法和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尤其是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实现对公民个人权利自由的保护，在操作层面上往往以法院为中心（Court—centered），突出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如越权无效原则、自然公正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司法救济原则等行政法基本观念都属于这一理论传统；管理理论以行政机关的有效行政为中心视角，强调行政效率和公共利益，认为行政权具有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公民权利与之不具有抗衡的可能性，公共权力说、公务学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等都反映了这一理论传统。上述两种传统都有两个共同特点：在视角上，认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没有直接可比性，在方法上，不注重行政权与公民权直接的配置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学应当转移以法院或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视角，直接以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切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强调行政权与公民权的配置，而以立法控制或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宪政视野下的制度性保障。

3.行政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平衡论主张，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界定，行政法的概念应当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与以往的概念界定不同，平衡理论把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认为，如果只谈“行政关系”，则会导致“管理论”；如果只谈“监督行政关系”，则会使行政法成为“控权法”，此其一。其二，把行政法调整对象归结为“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两部分，才能构建合理的行政法学体系。此外，该定义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我国行政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4.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通过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和不对等关系”的论证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关系理论。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和民法一样，均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并且两者调整的状态都应当是一种平等、平衡关系。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关系主要是对等关系（赠与等民事行为例外）；而行政法关系是非对等的动态平衡关系，失衡的行政法将成为“特权的法”或“无政府的法”。平衡理论认为，无论在哪个具体的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结构都是不对等的，但这种不对等是必要的。在行政实体法关系中强调行政权力和公民服从义务，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在程序法律关系中，强调对公民正当程序权利（如公开、公正、及时、便利及广泛参与的权利等）的尊重，防止权力滥用；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突出行政机关恒定为被告而具有应诉、举证等诸多义务，以促进依法行政和为公民提供有效的补救。不对等必须是合理的，不对等应以平衡为前提并最终实现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实体法关系中的不合理的不对等，可能使相对方丧失获得救济的可能性；行政程序的设置过于复杂，可能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配置，应以充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为前提。因此，所谓“动态的平衡”是指，在行政法律关系的实体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分别为权利主体，这两种非对等性是相互制衡的“倒置”关系，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的情形也一样，均应体现行政法在“行政权——公民权”制度设计上的平衡精神。

5.行政法治原则传统的控权理论视政府为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evil），认为行政法治的重点是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和控制自由裁量权，对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行政功能持戒慎态度，在这种法治观下，政府是被控制的对象，而公民也消极地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而管理理论的法治原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平衡理论认为，这两种法治观既不符合一致的行为动机假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相吻合。“人非天使、也非魔鬼”，权力和权利既然是法律授予的，就应当得到同等保护，都需要激励；同时，权利和权力一样，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应当同等地受到法律的制约。平衡理论在下列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行政法治原则：（1）行政法治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方。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法治原则既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同样要求相对方守法；行政违法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违法，也同样包括相对方违法；行政法律责任既包括行政机关的责任，也包括相对方的违法责任。（2）一切行政都要服从行政法治原则，但不同的行政有不同的法治要求。平衡理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其权力的行使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行政机关围绕国民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决策、宏观调控等行为，行政机关只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又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尽可以充分发挥其能动的积极作用，这类行政通常称为“积极行政”或称“服务行政”。行政机关要为此类行为承担行政的、政治的责任。再一类，其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如赋予权利或免除义务，或剥夺、限制权利和科以义务，集中了行政权的强制力、支配力的特性。一般称之为“消极行政”，不得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即“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这类“消极行政”不仅要受到行政系统自身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监督，在一定范围内，还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机关要对这类行政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此外，行政机关还作出具有行政目的的民事行为，如为稳定金融市场，以民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收购股票。在市场经济中，这类行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行政机关既要遵守民事法律，同时也受行政法治原则制约。（3）在行政法关系中，行政法治对双方主体既要制约，又要激励，对行政主体，重点是制约，对相对方重点则在于激励，其核心是参与管理。

6.行政程序法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在于通过规范行政行为的空间和时间的表现形式，制约行政权力的行使，因而其规范应主要限定为行政机关的义务性规范，将更多的程序性权利机制赋予行政相对方。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上，主张协调、兼顾公正与效率，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7.行政法体系平衡论倡导在行政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一种“行政权——公民权”之间的协调模式，认为行政法律制度应当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前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裁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等制度。这类制度主要规定在部门行政法和行政实体法里，突出行政权，强调公民的服从义务。后一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行政公开、行政主体责任、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诉讼及立法机关的监督等制度，这类制度的重点是通过设置一套公正的行政程序促使行政权的公开、公平与公正行使，以及一套合理的监督制度确保公民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得到有效的救济。现代行政法制的建设必须在宏观上做到这两大类型制度的平衡，并且在各类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中体现各种价值的平衡精神。

8.行政法学体系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平衡论提倡以“行政权—公民权”关系为中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提倡在一个广阔的知识框架里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基础问题。

三、平衡理论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学术地位和制度意义

（一）率先将经典宪政主义的平衡思想导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这一基础性领域，实现了“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创造性转换，并由此为行政法面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应当诉诸何种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规范理论。传统的平衡宪法理论，以美国宪法为典型，总统、国会和法院三者在权力结构上实行相互制约的机制，以保持三者同等宪法地位的平衡，防止一方凌驾于其他二方之上。这种以制约和平衡（Check&Balance）为核心的平衡宪法理论，反映了统治者内部既相互倾轧又相互配合的矛盾状态。在传统的平衡宪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下，行政法被限定为以法院为中心，通过法院的合宪、合法性审查和正当程序，来控制行政权，防止其专横和腐败，以保护公民权利。这种分权机制和司法控制的行政法制模式，集中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行政权的扩张，同时，公民权利也不断增加，从生命、自由、平等、财产的安全等“消极权利”延伸到包括工作权、生活保障权、环境权、参与管理权等“积极权利”，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成为行政法的主导关系，而传统平衡宪法的分权制衡机制和行政法的司法控制模式对此越来越难以奏效。因此，现代欧美国家除了维持传统的平衡机制外，开始注重发展公民和利益集团等民间力量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立置换了平衡宪法和传统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直接的、最重要的关系来处理，并在两者间诉诸平衡的机制设置，在这一视角下，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在行政法领域成为宪政框架下的外部性平衡机制。相应地，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和平衡将以行政权与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为基础，并主要以行政法的平衡机制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平衡理论为变革社会中的行政法发展提供了一套“应当何为”的规范理论和制度范式。

（二）提出理论基础（Rationale）研究的核心地位，建立了理解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和一般行政法现象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Types）：管理论（管理法）、控权论（控权法）、平衡论（平衡法）。与英国公法学家CarolHarlow教授、RichardRawlings教授的“红灯理论”与“绿灯理论”、MartinLaghlin教授的“规范主义模式”和“功能主义模式”等理想类型研究相比较。控权论与“红灯理论”、“规范主义模式”的理论范畴和现实指向是相同的；但管理论和“绿灯理论”、“功能主义模式”或管制理论（regulatorytheory）的社会基础、原则、目的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针对计划经济（管制经济）与政治集权的社会，后者是以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为前提，同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制约的模式。因此，管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对后者的研究在空间上的拓展，并完善了功能主义传统中一个极端模式的建构。平衡理论的理想类型研究有两个特点：系统性，即不仅从行政法的性质、目标和功能来划分各种类型，而且较全面地概括了每种类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特点。规范性，其他学者对理想类型的描述主要是实证性研究，“红灯”与“绿灯”模式，“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模式反映了欧美（尤其是英美）行政法发展的两种传统，但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尚未发展出第三种类型的规范理论；管理理论和控权理论主要是一种实证理论，概括了传统行政法（尤其以英美国家和前苏联为考察对象）发展的两条路径，平衡理论是转换上述传统，带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的规范理论。这三论的提出为学界对行政法的认知和制度建构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模式，是行政法学研究上一项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突破。

（三）倡导以“行政权—公民权”的关系为行政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平衡的视角更新了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框架和学科体系，从而使行政法学最终摆脱边缘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量。尽管现代行政法的制度模式和传统的主流学术思想可溯源到17、18世纪欧美经典宪政制度确立时期，但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和英美国家，这一学科史的开端事实上延缓到二十世纪初期。这段短暂的历程和在宪法学、行政学夹缝中生存的事实使得行政法学一直处于没有根基的状态和边缘的地位。戴西的规范主义传统和狄骥的功能主义传统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境，正如韦德（Wade,H.W.R）所言：“实际上，整个行政法学可视作宪法学的一个分支”，（注：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或者如前苏联学者所断言的那样：“行政法学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注：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武树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以中国而论，现代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纯粹是（清末民初时期）舶来品，最初的移植迫于内忧外患的时势，后在现代化和民族自强的驱使下转化为自愿的探索，但苏联管理模式的移入最终导致了行政法的式微。因此，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意义不仅是对传统宪政框架里的控权模式和行政学视野下的管理模式的超越和置换，而且旨在试图确立“行政权—公民权”关系的基础性地位，使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奠定新的基础。

（四）在英美传统控权模式和苏联管理模式两难相持的情境下，平衡理论的出现为转型发展时期中国行政法的移植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广为认同的合法性基础。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正值恢复发展时期，有两种既定的模式可供选择：苏联管理模式，但其有效性已为实践所证伪，失去了时代意义和道德基础；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无法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尽符合中国的政治基础、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精神。平衡理论的建立尝试了新的模式，基于国情，反映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总趋势，在价值选择上，对行政权和公民权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多元利益表现了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节制，因此在官方和民间都易于达到普遍认同的合法性，为中国行政法的制度创新削减了来自于官方和传统制度的习惯性阻力。尤其是在行政立法领域，平衡立法目的和公平配置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已经成为中国重大行政立法的基本指导方针，正如一位行政法学者所言，“以《行政诉讼法》为起点，……可以肯定地说，1989年以后行政法基本制度的立法，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拟议中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都贯穿和体现着行政法的平衡精神。据笔者的体验和了解，从1989年以来未见各大机关的部门的决策者们在平衡原则上表现出彷徨动摇和犹豫，而是作为创设新制度统一新思想的基础，这也正是中国行政法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原因所在。”（注：于安：《试论行政法的平衡论》，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在行政执法领域，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新的行政方式淡化了传统的权力色彩，行政公开，公民参与机制在拓宽，行政救济制度不断在完善；在司法审查领域，从过去公共利益至上，裁判只有单一结论的传统让位于对法律的尊重和利益衡量方法的普遍运用。平衡理论的发展反映了转型发展时期中国的行政法制度实践，同时作为重要的学术力量为制度的创新和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四、代结语：建立平衡理论实证基础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3

正是这两天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勾起了我已几乎泯灭的曾经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控权-平衡论》，到《论行政指导》，到《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到这本《行政法哲学》，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宋功德博士的思想也有一个不知不觉自发演进的过程。但是行政法有没有基础理论？当代行政法学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什么？我们是努力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作为规范的行政法学，还是应该探索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实证行政法学？行政法能否走向哲学？现在要不要走向哲学？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如果说行政法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讨论一下理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而不是各种理论本身？

1.对行政法未来走势的粗浅设想

罗豪才教授为《行政法哲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火花。首先就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学科，而日本学者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开篇也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法律学”，罗先生将此归结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和具体制度的易变性，同时特别指出行政法属于国内公法，受到国情的影响，各国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核心理念、基本范畴、运作机制都不相同。是这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走着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从“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自由放任，到罗斯福新政奉行凯恩斯主义，崇尚国家这“看得见的手”，到今天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公民对政府的认知从防范到合作，行政权运作的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和扩张。而中国古代的行政法就是典型的“官制法”，行政权自古以来空前强大，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哪里还有一介百姓的“表达自由”，他的行政行为何时说明过理由呢？没有。直到建国以后，从毛时代的“超凡魅力型”政治统治，到今天的机构改革，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有着很大差别，我认为中国行政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并非管理论、控权论乃至平衡论所可以解说的。中国行政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处理好规制、去规制和重新规制（regulation、deregulation、reregulation）的关系，为政府规制模式的转变提供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行政权的配置，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责任，应该正确认识到管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并不是超凡入圣永远政治正确的圣人，政府也有可能犯错误。因而凡市场能够规制好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权和行政法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在此面前收束过于宏大的心性和制度安排。我们现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许多行政收费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我也不同意行政法就是“控制权力的法”这种说法，中国的政府规制和行政法学的走向，并不是对行政权加以消极的防范和制约，是的，政府确实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但是政府更多时候是在好心办好事啊，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是空对空的抽象价值判断。但是如果基于实证的考虑，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政府规制可以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控制两种，经济性管制更多的在传统行政领域，更多时候属于强制行政行为和消极行政，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和干预，在这些领域我们过去的行政权伸张的过于广泛，甚至妨害了市场秩序和经济活力，因而提倡放松管制。但是对于社会性控制，如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福利行政的领域，更多时候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和积极行政、给付行政的范畴，这方面更多时候强调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浆”的导向作用，强调行政行为的刚柔相济。中国今天行政法的现状就是，经济性管制过多，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同时应予以社会性控制的，政府对于许多该管的事情却没有认真的管起来。所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不在于“论”，不在于管理论，还是控权论，甚或平衡论，乃至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政府法治论等论，而是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这关键在于行政法模式的创造性根本转换，从而推进政府规制模式的制度创新。

2.对目前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曾有朋友说过，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现状是热闹而不繁荣，在我眼里，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正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自己今天的这篇感想中，无意对各种理论之间的具体分歧和差别展开详细的评述，而想进一步反省这些立论的几个前提预设，探讨一些宏观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法学有没有基础理论？行政法有没有哲学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旨趣和终极价值何在？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术传统和研究进路？

首先让我们来追溯行政法基础理论发展的历史源流。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应松年教授和朱维究、方彦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当时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但是后来这个研究一度中断，大约在90年代初期，罗豪才教授提出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而其观点先后为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学者以及行政法学的博士生袁曙宏、甘文、沈岿、包万超、宋功德等所不断深化。并且在1997年前后出版了论文集《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此后沈岿博士写作了《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把平衡论上升到“认知模式”的层面；而包万超博士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行政法学是不是“严格规范的社会科学”，同时他正在尝试运用公共选择理论重构行政法学（《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而宋功德博士和罗豪才教授合作的发表在《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的文章中则提出了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而宋功德博士这本新著则进一步把平衡论上升到“行政法哲学”的高度。而以上就是目前学界所谓的主流学说行政法平衡理论演进历史源流的最粗浅勾勒。注意这虽然是主流学说，但在学界也还不是“通说”，在这场理论探讨中，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是拥护者并运用之进行了研究论证，如袁曙宏教授、方世荣教授、崔卓兰教授等；也有的学者对平衡论提出了质疑，如杨解君教授、冯军博士；还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叶必丰教授提出了“公共利益本位论”，杨海坤教授提出了“政府法制论”，孙笑侠教授提出了“综合控权论”，程干远教授提出了“新控权论”，陈泉生教授提出了“服务论”；还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在这场讨论中保持相对的缄默，比如应松年教授、姜明安教授、马怀德教授等。这从中可以很精确的反映出研究者的所采取的理论姿势和研究进路，反映出行政法学者之间蕴含的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对这本身加以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哲学？为什么研究行政法基础理论？这背后其实蕴含着这样一种努力，就如罗豪才教授在《行政法哲学》序言写到，“对行政法作哲学考察更有助于人们对行政法整体思维的形成，更有助于建构与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从而使得行政法更富实效地调整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实践中有没有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行政法哲学？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包括行政法学都客观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国与国之间，一国不同学者之间，研究的姿态都不同。罗豪才教授在这篇序言中指出“但相对而言，由于平衡论植根于现实需要与哲学基础之上，因此，它更具时代特性与哲学精神，从而也更有可能接近科学。”但是我认为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如果有的话），也是蕴含在中国风云激荡的制度变迁进程之中，在这样一个行政法律秩序自发演进的过程中，这中间蕴含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和不能够把握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或行政法哲学脉络。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知识论进路，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的学识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目前是否具有能力把握和认识纷繁复杂行政实践中蕴含的行政法哲学意蕴呢？

同时在我看来，中国行政法哲学或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蕴含着中国行政法学者和整个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共同研究偏好，就是追求体系的完整和结构的完美。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行政法学人，从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上，更多受到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研究进路的影响，这一点在沈岿博士的力作《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北大行政法学者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关注（王锡锌博士论文题目：《程序的正义与行政程序》；何海波、何兵博士等引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对刘燕文案的分析）等也可以表现出来北大学者的研究偏好。但是平衡论为基础的行政法哲学似乎却不是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英美行政法学研究中涉及到行政法的价值、理念、观念这类问题的论文并不多（我从互联网上应用各种法律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英文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也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点），相反，他们十分注重对行政实践案例的实证研究，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评论》（AdministrativeLawReview）杂志中，对烟草规制，对药品规制，对医疗保险规制改革，对互联网规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在中国类似的实证行政法学或基于行政法理的对部门行政法展开的深入实证研究还远远没有开展。某种意义上，英美行政法目前的研究范式，正如卡尔。波普所说的，“反对大词”，他们更多开展的是基于个案判断的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是“问题本位”的，很多时候是在“说故事”，对生活中的一个个精彩的行政法故事加以点评分析。不过我觉得英美学者的这种研究姿态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反思，中国的行政法学在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行政实践多一些现实的关怀。

同时我注意到了以应松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行政法学者，包括马怀德教授、高家伟博士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行政法学的诸多领域发表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几乎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过多少研究和涉足。在我看来，这也是研究者的姿态问题。可以说北大法学院的行政法学研究之所以更多继受了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也是由于这秉承了北大人文学科的长于理论体系建构的优势，同时也与未名湖畔那自由飘逸的灵气有许多暗合之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更多继受的是大陆行政法系的学术传统，从应松年教授的《论当代行政法的特点》中论述的比例原则；到马怀德教授最近所作的《公务法人研究》、《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等论文中引证的公务法人理论，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理论，都直接来源于德国和日本等大陆行政法理论；而90年代中期中国政法大学吴微女士翻译《日本现代行政法》，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高家伟博士新近翻译的德文版《行政法学总论》，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他们对大陆法系行政法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其实这种关注只能说是“更多”，中国学者面对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那么多“问题”，谁也无法说自己研究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进路，这种“路径依赖”仅仅是相对而言的。这也许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要能够解决问题，要有解释力。）大陆法系的学者研究以精微见长，日本著名行政法学者盐野宏的巨著《行政法》中译本72万字，其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在他60岁完成的，而在63岁才完成了第三卷“行政手段论”，和田英夫教授的《现代行政法》是在他50岁的时候才完成了初版。而德国著名学者哈特穆特。毛雷尔的力作《行政法学总论》中译本66万字，其注释、判例、评论等，信息量极其丰富，可谓精细入微。根据自己的初步阅读，感觉大陆法系的学者并非不想构筑一个圆满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自给自足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秉承的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学术传统，就是首先逐个解决行政法面临的现实问题，乃至花上几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发表若干篇论文，然后如是重复，进行一个个的行政法专题研究，当自己在五六十岁对行政法研究领域足够广泛成果足够丰富的时候，才开始著书立说。就拿日本的盐野宏和他的“行政过程论”为例，他独力完成的《行政法》就是建立在他诸多论文基础上，建立在其个人诸多专著《公法与私法》、《行政过程及其统制》、《行政组织法的诸问题》、《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行政法专题研究》之上。也就是说并非大陆法系的学者对行政法理论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只有以点带面不断拓展才能逐步形成行政法理论。而我国的一些优秀的行政法学者没有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乃至行政法哲学发表过评论，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3平衡论理论范式评说

在我看来，平衡论作为行政法哲学是一个多少有点宏大和散漫的理论体系。也许，罗豪才先生最初提出平衡论，并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学术命题，同时还有着浓重的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就是在看到管理论，中国传统的“强政府，弱市场”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同时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背景下，简单的提“控权法”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运作的法也很难为实务界所认同。这就是平衡论产生的制度背景，所以我认为平衡论当时提出的预期也期望平衡论不仅能够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积淀有所契合，更期望能够使得现代行政法学理论在平衡论的大旗之下不仅取得理论上的正当性，而且还要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力求能够对中国行政法治实践起到一定的导引作用。正如罗豪才教授在为宋功德博士《行政法哲学》作的序言中写的那样，“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法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国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向与行政法制的完善程度。”而我觉得罗豪才先生提出的行政法平衡理论和今天的行政法哲学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抱负。

当然我们今天不难发现平衡论的知识脉络和底蕴更多的倾向于“控权法”一端，平衡论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在“控权”和“管理”之间走钢丝，其丰富理论内涵已经不是这篇随感能够包括。但是我要对行政法平衡理论论证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质疑。比如说，行政法平衡理论立论和深入研究过程中，大量的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个别论述甚至是简单的各国行政法资料剪裁取舍之后的简单陈列，然后就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现在实际上都趋于平衡论。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进路说服力是不够的。而秉承苏力教授在《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的论证思路，即使所有的外国著名行政法学者都这样说都支持平衡论，也仅仅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已，并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我不是简单的笼统的反对比较行政法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比较研究应该服务于理论研究，进行全面翔实而且出于论证必要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够机械的削足适履般的进行比较。相对而言，我还是最为欣赏沈岿博士在《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一书中的求真求实的研究范式和严谨细密的论证进路。

应该说平衡论在北京大学一批才华出众文思敏捷的优秀的行政法学博士手里不断发扬光大，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调用了诸多行政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前沿话语来论述平衡理论的正当性，包括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包括英美行政法的演进“红灯论”和“绿灯论”（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包括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和博奕论、制度变迁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法制日报》1999年12月19、26日、2000年01月09日），包括治道变革带来的新公共行政学和新管理主义对行政法学的冲击（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我认为如果说平衡论目前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的话，那么就在于这些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引入，和北大行政法学博士们期望分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知识，使行政法学不再成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认同平衡论，我也许有着怀疑一切的偏好，中国的行政法学还不能算是严谨的“科学”，我认为行政法学也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放之四海皆为准的先验的绝对的真理。特别正如自己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那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走着一条和其他任何国家都迥然不同的独特道路，那么我们的行政法学是不是社会学家吉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同时根据哈耶克的有限理性，我们都在不断的认知世界，同时导出自己的观念能动的去变革社会，我们有没有能力发现挖掘纷繁复杂的行政实践背后蕴藏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所以我的观点是，罗豪才教授提出并为北京大学学者所发展的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到今天的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到今天的行政法哲学，在现在成为了当今中国一种未必最好但是却目前很难超越的有一定影响力的行政法学理论。它远远没有解决中国行政法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它除了理念价值层面上的平衡之外，没有能够为行政实践提供多少可操作性的指南。但是套用经济学的时髦话语吧，它虽然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但不是“最优”至少也是现阶段的“次优”了。这就是我对平衡论的多少有点挑剔的评价。但是我不认为也不希望平衡论就是唯一的“政治正确”的行政法理论，我认为多元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共存，不同的治学风格和研究进路的共同存在和发展，才昭示者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真正繁荣和深入。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4

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行政法是最缺乏理论根基的。川行政法所以会出现这种理论基础薄弱、逻辑建构困难的原因，除了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宪法制度的密切关系以及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条件，特别是各国政治体制建构的影响和制约外，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总体来说，行政法的历史相对较短，与民商法、刑法和诉讼法相比，缺乏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二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国家行政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但是，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和法学体系都必须有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理论逻辑的建构，否则这个法律部门的存在就缺乏合理性基础，这一法学理论体系就不能称之为现代科学。而科学理论的建立以核心范畴的形成及其科学界定为标志，一个法律部门的合理运作以核心理论范畴及其所界定的价值指向为调整目标。

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或核心命题是国家行政，它是关于国家行政的法律制度。但行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现象，其焦点是行政权力。第一，行政之特殊性在于它是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没有国家权力就没有行政。第二，权力在国家行政的运作过程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行政机关指的是国家建构起来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机关;行政功能是行政权力发挥管理社会、监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行政过程乃是行政权力运作和发挥功能的过程。权力渗透于、贯穿于行政的全过程。第三，行政法所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在法律关系上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也在于权力的特殊品性。

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是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行政权力与私主体权利的关系是行政法关注的基本关系。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就是既要切实保障私权利的合法行使和实现，为私权利服务，又要防止、控制和禁止私权利的滥用和主观随意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不受私权利的非法侵害。因之，行政法得以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乃是私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关系。它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协调和整合私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既使国家行政权力能合理、合法、高效地顺利行使，又使行政权不至侵犯私权利的正当、合法行使，为私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

故而，我们认为，所谓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行政法的理论逻辑应当围绕着私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合模式来展开，以确定行政法在处理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时的基本价值指向。

二、行政权界说

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在洛克看来，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外交权是相互制约的平行关系，它们构成国家权力的整体。孟德斯鸡则认为，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构成相互平行而制约的关系，国家权力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论，行政权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行政主体的特殊性。从现代权力理论来看，一切国家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这就是说，从权力归属或权力所有关系的角度而论，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一样，都为国家的全体公民所有，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所有者;从权力行使的角度而论，人民通过某种法律机制将国家权力委托给某些特殊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来行使，而国家行政机关就是国家行政权的行使主体。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对行政权的行使享有独占权，除了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社会组织有权行使行政权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国家行政权。

第二，行政权是执行法律之权。洛克认为:“由于那些一时和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经常持续的效力;并且需要经常加以执行和注意，因此需要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在他看来，行政权或执行权“在社会内部对其一切成员执行社会的国内法”。孟德斯鸿在论述立法权与行政权时指出:“一种权力不过是国家的一般意志，另一种权力不过是这种意志的执行而已”。!“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F.J.古德诺也认为，行政权力是法律的执行权。他在论述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时指出:“以表达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即立法机关，通常又有权用某种方式控制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职责的机关对国家意志的执行。”“以执行国家意志为主要功能的政府机关，经常地，事实上是通常地，又被赋予表达国家意志的具体细节的职责，尽管这些国家意志的具体细节在表达时，必须合乎由主要职责在于表达国家意志的机构所制定的一般原则。

这就是说，被称为执行机构的机构，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大量的制定法令权或立法权”。这表明，随着现代政府功能的扩展，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立法权，但尽管如此，行政权为法律执行权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行政权是受到法律限制的权力。古德诺指出，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瘫痪。一种行为准则，即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如果得不到执行，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执行一种并非国家意志所表达的行为准则，倒真是执行机构在行使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因而民治政府要求执行机构必须服从表达机构。所以，现代行政法都十分强调行政权受法律的限制。我国台湾学者李轩昂指出:“行政者，立于法律之下，除民事刑事及监察外，为国家一切目的，而为之作用也。”因之，行政与法律的关系表现为三‘者的统一，即行政为法律之执行，为法律之授权，为法律之限制。我国著名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先生认为，法治的第一位含义是一切都应依法办事。这一原则应用到政府时，就是要求行政当局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要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否则就会构成侵权，引起责任问题。‘“’因此，行政权应受法律的限制和控制成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

三、权利与权力的平衡:行政法的价值目标

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和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有的认为，行政法应以维护行政权力、国家管理为中心。欧洲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则强调行政法的保权与控权的统一。

应该说，上述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和行政法调整目标的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某一方面的行政法应有的目标。从现代行政法的理念观之，行政管理本位的理论尽管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行政法所具有的“保权”的合理性一面，但总体来说，其基本价值取向是行政集权的、反民主的;行政控权理论从现代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法律文化背景和理念出发，对行政控权的必要性及其法律机制展开了充分的论述，但其自身也存在着诸多的逻辑困境，总的理论构架是片面的，尽管可能是深刻的片面。而法国行政法的“保权”与“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理念在理论构架上优越于前两种理论，但对于“保权”与“控权”相统一的理论价值目标缺乏明确科学的设定，因而必须进一步明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现代行政法思想的调整目标。在我国，目前占优势地位的是以罗豪才教授为代表的“平衡论”。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该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

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权利补救以及行政权的监督。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是科学的。

第一，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与现代法律的调整目标是一致的，它是现代法的价值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和贯彻。从现代法理论的观点论之，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体系，其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协调和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实现各种冲突着或重叠着的社会利益的平衡。利益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实质乃是利益冲突。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就没有法律调整乃至一切法律工具系统存在的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庞德指出:“法律秩序的任务就在于决定其中哪些利益应被承认与保护，和应在什么范围内加以承认和保护，以及在最少限度磨损和浪费的条件下给予满足。”L川而这种对冲突着的社会利益进行制度化的或个别性的安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进行价值整合，并使之达到整体平衡的过程。正如Paton所指出的:“法律的真正益处在于它确保有序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争议”。当然，这种平衡不仅具有预防和解决争议的消极价值，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论，它是将各种社会利益按其性质、在社会利益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按照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正义观念所进行的恰如其分的安排，进而在宏观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综合平衡，即实现社会正义”’因之，法律实现利益平衡的目标不是“和稀泥”，不是对冲突着的各方各打五十大板，不是平均主义地分配社会利益，而是在权衡利弊、判明是非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理性安排和高度整合。显然，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与现代法律的整体精神指向相一致的。

第二，它是在科学把握了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矛盾基础上的理论概括。现代行政法是调整和规范行政关系的法律体系。私权利与行政公权力的关系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使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既要防止私权利的无限膨胀，导致国家行政管理无法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任意行使导致对私权利的非法侵害。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私权利是法律赋予社会主体的作为独立法律人格所具有的基本人格保证，它表现为公民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广泛的自由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以及参与政治、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公民享有这些权利使他能够作为主体而存在，保证他在社会中除受法律的限制以外，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对私权利的充分法律保障也是社会和法律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现代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人的权利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清醒认识，现代法把保护公民的权利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以权利为本位。但是，对于私人来说，由于其利益驱动之使然，也是会滥用权利的，他往往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公然侵犯他人的正当合法利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因之，现代法的使命之一就是在确认、保障私人正当合法权利的同时，惩戒各种权利的滥用行为。也正因为权利存在着滥用和态意的可能性，政治国家通过法律对权利范围及其行使方式设置限度和方法手段才是必要的。也正是私权利存在着这种滥用和任意的可能性，行政管理和行政权力的存在才是必要的，才具有其存在和运作的合理性基础。

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权而言，为了能够实现对社会的管理、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手段，使私人权利的行使服从社会管理的需要。但同时，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支配他人的、他人必须服从的力量也具有扩张性的本性，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Maneke)所指出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着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权力的这种扩张和侵略本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支配和压迫别人的力量是私权利的天敌。因之，为了使权力不至于滥用，法律就必须既要保障合法权力的高效行使，又要有效地制约权力，为权力的滥用设置障碍。

可见，就事物的性质来说，行政法作为调整和规范公民私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法律，处于权利与权力紧张关系的风浪口上，它无论是对于公民的权利还是对于国家的权力，都要两面作战。因而它的理性选择就是通过建构完备的法律架构和机制，使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关系置于其法律框架之内，以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平衡理论在准确把握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性质的基础上，围绕着行政法的核心—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展开。在对行政法的理论和经验的评价上提出了重要的权利义务平衡的标准，并把它作为建构新行政法理论的依据，这是行政法的一般观念所不可比拟的”。

第三，平衡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应当在设定公民权利和权力的过程中权衡利弊。既要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使之不会因为对行政权的偏重而难以实现;同时又要对行政权的干预范围、方式、手段和程序作具体规定，以既保证行政机关能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权力，制止权利滥用现象，同时又切实预防行政权的滥用。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它也应当谨慎从事，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奠定在合法性基础上，权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在什么状态下是平衡的，灵活运用法律，按照私权利与公权力平衡的标尺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以及如何做才能做到公正合理，不至于畸轻畸重，导致社会利益失衡。对于行政司法来说，人民法院也可用平衡理论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衡量，以平衡的价值指向来解释和适用法律。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对国家法律制度，特别是行政法制度的评价也可以用平衡的标尺来评价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及其结果。可见，平衡理论在行政法的运作过程中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四、行政控权: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说，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和理论基础是私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平衡理论，但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就没有一个侧重点的选择。实际上，在行政法的建构和运行过程中，为了实现平衡这一行政法调整私权利与公权力的理想目标，总是有其价值偏向的，这种偏向就是行政控权在处理这两者的平衡关系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否认行政法的价值目标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平衡就不能把握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基础，但如果看不到控制行政权力是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就没有理性展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行政法如果不把控权作为其基本的价值指向，那么，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平衡就无法实现。从哲学意义上说，承认平衡理论是坚持了行政法理论的“两点论”，而只有承认平衡理论和控权偏重的统一，才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所谓以“控权”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指在私权利方面，以确认保障为主，在对待行政权力方面以规范和限制为主。我们认为行政法所以要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主，主要是根据对权力与权利的权衡为依据的。具体来说，主要由于下列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权利与权力的性质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社会主体实施某种行为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资格，它与社会主体的行为自由紧密联系。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主体独立自由的必要条件。耶林指出:“对人类而言，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生存至关重要，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人在权利之中方具有精神的生存条件，并依靠权利保护精神的生存条件。若无权利，人将归于牲畜，因此罗马人把奴隶同家畜一样对待，这从抽象的法观点来看完全首尾一致。因此，主张权利是精神上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今日不可能，但曾经可能过)是精神上的自杀。”因而权利是与社会主体作为人的存在紧密相联，权利与人的生命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就是保护社会主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资格。而权力则不同，它是特定的人所具有的支配他人的力量，用韦伯的话来说，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行为的可能性”。而国家权力则是一种组织性之支配力，因而具有普遍的国家强制性和拘束力。这种力量是与国家的存在紧密联系的。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生存和运作是为了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而存在的。与权力相比，权利直接与人民的生命存在相联系，具有原生性特质，在价值权衡中，权利方是主要的。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首要的价值目标应当保障公民的正当合理的权利，以维护公民的精神生存条件，较多地关注对权力的控制，以保持权力的次生性和服务性。

第二，从权利与权力的扩张性来看，权利与权力一样，都具有一定的扩张性。权利的扩张趋势来源于个人改变和改善生存状况的驱动，任何社会主体都具有这种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和生存条件的欲望。因而，个人权利的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空间是有限的。因为私权利所有者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当权利扩张超出其合理限度的时候就会受到其他权利主体的抵抗，而这种抵抗从理论上来说是与扩张的权利大体平衡的。即使两个权利主体存在着力量的差异和失衡，弱者的一方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精神独立和生存条件而求诸社会机制和国家权力的保护。而权力则不同，权力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在权力领域通行的是支配一服从或屈从原则。权力作为支配他人的可能性既可以用来为社会服务，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的私人利益效劳。所以博登海默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如果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心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与压迫。某些集权主义国家的例子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即一个纯粹行政统治的国家不会对人格的尊严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为使法律规则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裁量权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

第三，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看，权利要比权力弱小得多。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注重对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相比的强大首先是由于权利是个人生存的精神条件，它的基础是个人的力量;而权力则不同，它的基础和实力后盾乃是国家，任何个人与国家相比总是弱小的，微不足道的。因而，从实力意义上论之，行政权力是强者，个人权利则是弱者;其次，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管理者往往被授予特别的权力。而这种特别的权力使它具有了特殊强制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任何公民行使权利的时候所无法具备的，它使行政机关具有了直接强制的职能。因而，在行政法的关系中，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可依法实施行政行为，一般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来解决。即使对行政行为有争议，也往往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先行解决，然后才能诉诸审判机关的裁决。行政权力的这种强制手段使之优越于私权利。所以韦德指出:“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但是，既然每个政府必须拥有特别权力，很显然，就不可能对两者同样的对待。法治需要的是，政府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第四，行政控权作为现代行政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在现代行政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各国都将制约政府权力作为重点。英美法系国家都确立了议会主权、政府守法、越权无效和国家责任的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无疑都将控制和限制行政权力作为重要指向。‘川法国行政法确立了行政公共服务原则和行政活动的法制原则。“毫无疑问，以服从和限制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法制原则是防止行政专横并使行政活动合理化的有效手段。它不但为行政司法监督创造了有法可依和有章可循的条件，而且还为普通公民提供了监督行政的机会和可能性。”在我国，已经确认了行政法治原则或依法行政的原则，它至少包含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追究责任或行政救济三个具体指标。显然，这些原则也体现了对行政控权的关注和重视，而这些原则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中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在一系列行政法律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注释:

[l][2][6]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行政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3]洛克:《政府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0页。

[41孟德斯鸡:《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

[5][6]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14页。

[7]李轩昂编著:《行政法精义》，前程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8]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

[9]罗素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10][11]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l性)84年版，第81、82页。

[12]G。嗯e.w.Paton:《法理学教材》，D.P.Derham编，(牛津1964年版)，第74-75页。

[13]实际上，社会正义就包含着利益平衡的意蕴。亚里士多德指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种中道的权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9页)。

[14]关于法利益平衡的法理学分析，请参见刘旺洪:《利益平衡:现代市场经济的法的精神》，载于《法制现代化研究》第1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19]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l性)89年版，第347、356页。

[17]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载于《民商法论丛》第3卷，第22页。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页。

[20]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1]关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请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329页。

[22]参见张金钊主编:《外国行政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9页。

[23]参见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5

全文有两条线索。其一，按照对“资金配置”概念的创新见解，剖析目前我国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重点研究资金融通渠道的效率及其相互之间的比较；其二，运用综合平衡理论工具，主要是采用居民储蓄视角来解析转轨时期的新的问题，并且在将综合平衡观念作为思想背景的情况下通过对资金配置问题的研究深化、细化综合平衡理论。

相应的，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有三方面：其一，从性质和数量上区分收入分配格局与资金配置格局，从而带来整个分析框架的变化；其二，改为以财政、金融部门为资金平衡研究切入口的传统作法，根据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以居民储蓄为创新视角，作为研究资金配置问题和深化综合平衡理论的切入口；其三，通过各种有创新色彩的指标，研究并比较了我国间接金融、直接金融和财政部门的资金融通效率问题，由此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论文的导言部分从全社会资金的内涵和外延、对当前资金状况的判断和原因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宏观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几个方面比较系统的总结了集中于1995—1996年出现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指出这些研究在概念从而统计口径的设计上、在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资源配置”概念的理解。虽然已有研究一般可以把握资金配置在概念上的资源配置属性，但在对资金配置进行解析的时候，却基本以收入分配格局代替资金配置格局，而忽视了资金融通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作用。这使本文找到了第一个突破口的可能位置。

第1章按照导言部分提供的线索，重点讨论全社会资金的概念，宏观资金配置的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理清了可支配收入格局和资金配置格局以及两者之间性质上和数量上的差别，指出在目前宏观资金配置格局的状况下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似乎与已有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本文对宏观资金配置的定义为：宏观资金配置是资源配置层面上的概念，如果将投资主体分为政府、居民、企业、金融、国外五个部门，那么宏观资金配置格局就是指通过收入分配与资金融通活动形成的可用于消费与投资的资金在这五个部门的分配（一种比例关系）与使用。很明显，这个概念是不同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无论是最终分配格局或可支配收入格局，关键的差异是是否叠加了资金融通行为。概括地说，宏观资金配置格局与收入分配格局和可支配收入格局、资金融通有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示意如下：

收入分配格局+资金融通格局=资金配置格局

宏观资金配置格局与收入分配格局（本文选择可支配收入格局）数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居民部门被认为“过高”的收入份额虽然在资金配置格局中依然比重较大，但其大量正净金融投资得以表现出实质性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显示出相对稳定的一面；企业部门在经历融资方式变化的困难之下，以居民部门为主的资金流出方适当的弥补了一部分资金不足，润滑了制度变迁的阻滞之处，其支配的社会财力一直稳定在30%以上，等等。

可以看到，在本文定义的资金配置格局成立的情况下，研究重点应当转移到对资金融通效率的研究上。

第1章的另外一项任务是在讨论居民部门收入份额的时候提出了对“制度稳定”的理解。参照综合平衡对“物价稳定”的理解，文章认为制度的基本稳定意味着制度变迁的可预测性，至少是大的方向的可预测性。这个概念成为贯穿全文的一个假设，一个思考的背景。

在对资金配置概念、格局等问题作出分析之后，第2章的任务是为资金配置研究提供?á??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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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文章通过两个流程图和一个指标体系，首先重新整理了一遍研究内容。借助一个理论框架的图示，正式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居民储蓄视角的资金配置问题研究框架。文中指出：

1．本项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各部门资金流动尤其是居民部门资金流动的研究基础之上。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的起点是对居民部门储蓄行为、储蓄结构的分析；

2．在获得居民部门储蓄结构的基础资料之后，可以对其进行实证或至少是统计分析，以取得居民部门资产选择行为的趋势性规律。这是分析其他部门资金流动的基础。对于财政和间接金融部门，重要的是把握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状况，并且把研究重点放在资金融通效率上；

3．框架中的研究重点为居民部门资金决策情况；间接金融部门、直接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资金融通效率；企业部门资金使用效率中与资金融通渠道相关的部分等等；

4．储蓄—投资转化的顺畅与否是资金配置是否有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是本文运用综合平衡方法考察资金配置问题的重要方面。

第2章还在附录里讨论了资金配置机制的评价机制问题，以便于在关注效率的时候对效率的地位加以确定。

论文导言到第2章的内容是全文的核心，是之后的分析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部分，既完成了概念体系上的多少带有“突破”性质的进展，又提供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有可能成为今后同类研究的参考。

从第3章开始，论文进入统计分析的阶段。按照理论框架的要求，分析应当从居民储蓄开始。通过对居民部门储蓄存量结构与流量结构的讨论，结合对中国制度变迁若干方面的把握，论文主要得到下面的结论：

1．居民部门储蓄结构变动的主要依据是资产的增殖动机，另外还受到如谨慎动机等方面的影响；

2．居民部门储蓄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的结果基本可以支持居民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结论和实物资产比重与增幅超过金融资产比重与增幅的可能性；

3．居民部门储蓄结构的变动趋势为微观经济调整，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环境，同时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较好环境，但也为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影响居民部门资产选择行为的若干因素主要有：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会影响到居民部门证券投资的范围和比重；消费热点的出现，如住房、汽车等，与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可能扩大居民部门的金融负债和实物资产累积；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居民部门倾向投资的比重，等等。

趋势往往需要通过国家比较得到证实和深化。经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印尼居民储蓄结构的一系列资料整理工作，本文得以对居民储蓄结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一部分的论述还结合了对“金融风暴”的关注。国际比较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增量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怎样的关系；债券与股票作为证券化资产在居民储蓄结构中的共同意义与差异；金融工具尤其是居民部门金融负债的发展情况与金融资产、实物资产累积之间的关系；自由资本流动与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关系。

1．按照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金融资产存量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是没有排除实物资产累积速度的同比或更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而美国和日本居民储蓄结构显示的（或隐含的）是实物资产增长规模大于金融资产增长规模，虽然我们在不具备存量资料的时候尚不能判断前者的增速是否快于后者。这一观察结果构成一种悖论式的假设。从我国情况看，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具体经济体中是可以现实的存在的，但尚难称之为“趋势”或律。相反，印尼及韩国则处在金融资产迅速增长而实物资产累积速度较慢的经济发展阶段，但不排除，对该两国更进一步的了解可能会发现新的与我国类似的情况。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即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部门资产累积形式会从金融资产转移到实物资产上来。这种解释与一些一般理论是有冲突的，比如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规定），经济社会化规律等等。

2．金融资产证券化的趋势或格局是金融深化的一种表现，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提高资金运营效率，降低金融系统风险等方面。然而，以股票为主的证券化进程或以债券为主的证券化进程在经济意义上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股票是浮动收益的所有权证书，债券是固定收益的债权证书，前者对投资者而言风险较大，后者对发行者而言约束较硬。从我国的情况看，债券市场的发展主要受到企业信用水平的制约而只能局限于国债的发行与流通，且规模有限，对于居民部门持有而言，似乎只有国债是既令国家或金融当局放心又让投资者安心的债券种类。但从金融系统风险的角度看，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应当协同发展，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说，普遍受到资本市场单一化的负面影响，外资撤离股票市场之后只有逃离东道国，而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逆向波动的规律没有能够为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起到任何可观测到的作用。另一点是债券市场的开放程度问题。应该承认，韩国在开放债券市场的时机选择上是很令人钦佩的。单纯发展证券市场中的某一类，恐怕长期来看是不足取的。

3．居民部门金融负债的增长主要联系居民部门实物资产的增长和净金融资产的相对萎缩，同时金融负债的增长是金融资产增长的结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美国居民金融负债增量在若干年份高于金融资产增量，同时与实物资产增长存在紧密的联系。前文曾谈及，一般来说，可以把金融资产、实物资产、金融负债之间的联系用简图表示为：“金融资产增长”→“金融工具变化，发展消费信贷、按揭等的可能”→“金融负债增加”→“实物资产增加”，当然，不能排除金融资产存量转化为实物资产、金融负债增量转化为金融资产的可能。但是，对于什么是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内在规律，各国国情会在其中起一个关键作用。比如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负债增长恐怕还在民族习惯上面临基础性的障碍。

4．对资本流动的各类管制根本上源于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考虑，一般认为资本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发展战略中对资本流动管制的规律就是为了改善这一不足。经济发达国家在取得经济优势之后倡导全面的资本流动自由化，一方面在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面提供了富余资本，一方面为富余资本提供了出路，使得发达国家GNP构成中国外收入大幅增加。自由资本流动对居民部门而言，提供了自由资产选择的保障，对此特定部门而言是有利的，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国家，投资机会的风险——收益比可能会使一部分国内储蓄以资本自由流动为条件外流，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储蓄——投资缺口。然而，自由资本流动终究应当被视为发展目标，至少从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看应当如此。

综上所述，居民储蓄结构的国际比较对我国的启示有：

1．注重对实物资产累积的研究，加强对实物资产累积的监测与调控，这里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加强宏观调控中消费导向的力度和作用，二是发展以按揭为主的居民部门金融负债，配套培育消费热点；

2．继续推进股票市场的规范建设，大力发展国债流通市场，扶持企业债券市场，构筑一个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

3．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因一时的经济问题或周边地区的金融动荡而停滞了自己有计划的长期国策，人民币兑换步伐当坚定而谨慎的迈向资本项目，汇率制度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市场化（比如扩大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

第4章以第3章有关居民储蓄的结论为视角，研究间接金融部门、直接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资金流动问题。本章把直接金融部门、财政部门资金流动问题同间接金融部门资金流动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部门间的比较和综合平衡的思想背景。通过对第3章提供的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本章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居民部门储蓄的范围里，也即对占GDP比重21%左右的资金在股票、国债、储蓄存款中的配置进行讨论。

第4章首先讨论间接金融部门主要是存款货币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问题。在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分析说明之后，讨论了同业拆借市场效率（及其与信贷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效率包括盈利水平、资产流动性、储蓄—投资转化等问题。其中对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有效性分析成为今后分析直接金融部门时一项统一的工具。对间接金融部门效率的总体评价是：

1．储蓄—投资转化率体现间接金融部门的宏观金融效率指标处在下降的过程中，表现为存贷比率的下降。但这一趋势恐怕不是间接金融部门自身所能改变的；

2．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机构效率处在提高的趋势之中，同时应该还有较大的空间；

3．间接金融部门效率提高的障碍是整个经济的信用水平下降，资金价格决定的政策刚性，行业管制和经营管制依然严格，手段依然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直接金融部门资金流动分析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资金来源始，运用市场有效性假说从总体上讨论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资金融通效率问题并得出弱式有效的基本结论。之后重点考察了股票筹资的行业结构与资金使用效率。直接金融部门资金流动问题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我国股票市场从建立至今不到10年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根本一点表现在市场融资效率多少有所提高，其不足恐怕还需要时间来予以弥补；

2．证券市场与间接金融部门一样，尚不能在资金融通的环节为资金使用提供足够的约束；

3．股票市场中不同行业的企业融资份额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市场认可的融资份额表现在配股为代表的后续融资份额中，这一份额的构成与上市公司行业结构的差异体现了政策导向与投资者选择之间的矛盾；

4．总的来看，股票市场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融资方式，它的有效发展有赖于产业发展（或维持）方面的政策与投资者的市场化选择之间达成更好的协调。

对国债问题的讨论是本文较有特色的一个部分。首先，文章讨论了国债的经济意义，并通过对1982—1996年国债发行与建设性支出和还本付息支出之间的相关分析，对1999年和2000年国债发行规模作出估算；其次，通过本文第3章对居民储蓄结构的讨论取得需求角度的国债规模的数量界限。当对两组预测数作出比较时，可以非常方便的发现需求量远大于计划发行量。虽然本文的估算可能是不很确切的，但对于达到说明财政部门的融资空间与其目前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实际承担的责任之间的不对称的目的应该还是有意义的。

第4章附录说明了市场有效性假说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经过导言到第4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第5章试图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结合前文，本文的主要政策意义体现在：

1．积极推进直接金融的发展，扩大股市规模。调整上市公司行业结构，顺应配股筹资中体现出的对公用事业类股票的青睐，增加基础设施融资规模。在扩大股市规模的问题上，还可以重点发展配股筹资的方式，重点考虑上市公司的二次融资。

2．培育、发展企业债市场是我国直接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可以考虑首先将企业债的发行试点集中于上市公司，以相对规范的企业承受压力，同时享受资金运作的收益，或者在新募集公司发行股票之间先发行可转换债券。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取得企业债运行的经验，以完成推进之前的尝试。

3．国债的发展是不可忽视的。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化解不良资产压力的主体仍然是间接金融部门自身，主要着力点是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

在第5章里，有关融资渠道选择问题的讨论既是顺理成章的，又是对全文的深化和对研究方向的指示，因此是全文真正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真正起点，同时也提示了本文的“未完成”的性质：

1．从总体上看，间接金融部门与直接金融部门都正在经历效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接金融部门出现了利润水平下降的情况（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在第4章有解释），同时其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的地位由于经济环境的影响而有所下降；直接金融部门目前在资金融通格局中所占比重依然较小，也抑制了效率的提高。在讨论直接金融部门效率时，我们考虑了该融资渠道在提供资金使用约束方面的作用（上市公司效益指标与非上市公司效益指标的比较），结论是约束不明显，而由于没有直接的间接金融部门作为融资渠道所提供的资金使用约束的资料，我们没有在讨论间接金融部门效率时直接涉及，但通过对国营企业效益状况的一般性了解，我们至少不能肯定这种约束机制的有效存在。

从这个角度，当需要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发展提供意见的时候，可以发现：

（1）从融资机制本身的效率来说，两者都存在提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在债权约束、股权约束孰硬孰软的问题上，目前不能判断何者更有优势，只是间接金融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直接金融在我国发展（恢复）较晚，规模尚小而已。所以，对融资机制的研究如果不能很密切的结合国情，而仅仅从某种理想化的角度讨论一个真空中的运行，恐怕意义不大，而这可能正是一段时间以来在此问题上虽时见文章却常常不留痕迹的原因；

（2）制约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发展的共同因素其实相当明显也相当客观，也即居民部门作为目前唯一的资金盈余部门的资产选择行为。这使我们得以多从资金供给方考虑问题，以便在金融工具供给方面多作文章。融资渠道之间恐怕没有什么先天的优势与劣势，其运行机制可能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不同的形式，所以在不同融资渠道的规模、效率的区别上，一种竞争是必要的，是应该存在的。

2．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简单引用，文章发现，在讨论直接金融、间接金融的份额等问题时，效率只能是一项指标，虽然这一指标可能非常重要。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信息披露与信息监管成为或许是最重要的指标，而效率退而成为衡量银行业或金融市场成熟程度的指标。在缺乏恰当的数据以构造指标的情况下，对我国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信息披露与信息监管水平的直接判断往往缺乏根据。然而，对于我国目前转轨时期的融资渠道效率状况，既然成熟是难以被认同的评价，那么可能的结论将是：

（1）除了效率高低形成的融资渠道发展问题上的取舍之外，其所提供的资金约束情况是非常重要的考察指标。对于我国目前的融资渠道效率状况而言，确实只能通过共同发展过程中的竞争逐渐澄清发展重点，即便直接金融在成熟之后能够占据间接金融的份额，目前对直接金融发展的重视也只是出于居民部门资产选择行为的考察，并非依据直接金融在我国的某种特殊优势；

（2）发展间接金融的重点应该置于监管方面，而有效监管的另一个方面必须由有效内部管理为保证。有效内部管理的前提是经营决策的科学化和自主权。内部管理可以促成资金融通活动的安全与效益；

（3）发展直接金融的重点同样在监管，问题是这并非全部。在直接金融部门效率提高的背后，必然存在金融市场化的问题。对我国来说，其具体含义主要是指对上市公司的选择是继续按现行方式进行，或者按二次筹资的格局调整行政政策的扶持方面，还是真正把选择权交到资金盈余方手中。

3．第5章突出强调的是，财政应当把自身置于整个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安排其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在前面讨论过的国债规模界限的基础上，参照间接金融部门的储蓄—投资转化差额和直接金融部门存在的部分资金退出生产领域的情况，有可能在充分利用国内储蓄的同时改变财政部门目前正在逐渐走出的困境，同时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总结，文章最后坦率的指出了自身的不足。这些不足表现在：

1．居民储蓄结构变动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在储蓄行为分析上有一些具体问题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令人满意而只能放弃。间接金融部门金融创新活动对居民储蓄结构变动从而对其他中介部门资金来源的影响应当在今后着力研究；

2．国外部门资金流动对国内资金配置状况的影响是本文应该涉及而没有涉及的内容。作为资金配置问题的研究，本来确实应当按照居民、企业、金融、财政、国外等部门的顺序逐个进行，但这样的工作恐怕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

3．本文对国债规模界限的讨论是初步的，只是从居民储蓄的角度提供了一条思路，而文中的一些试算只是一种举例式的工作。在对国债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国债的适度规模问题、国债发行与流通制度的改革措施等等可以成为重点和方向；

4．对企业债的讨论只在居民储蓄结构的国际比较部分浅尝辄止。虽然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被读者所理解的，但作为今后研究（以及政策上的开发）的重点对象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6

一、平衡论“虚”“实”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同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

这一命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暂时仍持相左意见者也为数不少。行政法学界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分歧主要针对平衡论的研究方法与现实基础。平衡论者并不否认平衡论有理想成分，但更不容否认的是作为整体的平衡论无疑是来自现实、服务现实、指导现实的；暂未接纳平衡论的学者则认为平衡论避“实”就“虚”，其研究方法不太科学，理论主张也缺失现实基础，故将其视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言过其“实”。

评判平衡论的“实”与“虚”，首要的问题是达成评判标准上的大致共识。作为理性思维的产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与实践一一对应，理论源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并通过标明现实的完善方向与完善方式而体现其理论指导价值。平衡论亦然。而且，较具体的行政法理论而言，作为理论基础的平衡论只有更具抽象性才能更好地起宏观指导作用。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但绝对不能据此就认为平衡论就是“虚”的。如果将平衡论的“实”定位为对行政法制现实的消极反应，就正好否定了平衡论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地位。因此，评判平衡论的“实”，关键在于考察平衡论是否揭示了行政法制的“真际”-隐藏于行政法深层次的“理”或“道”。

由此可见，评判平衡论“虚”“实”的标准主要有三：

第一，平衡论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

第二，平衡论是否成功地揭示了行政法的历史延续性；

第三，平衡论是否回应了来自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实要求。

与此相对应，关于平衡论的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平衡论的研究方法；平衡论的现实针对性；平衡论的经济维度；平衡论的政治维度；平衡论的人文精神维度；平衡论的实践性；平衡论的法治意义等。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二、平衡的研究方法：平衡论远离实证？

质疑观点：平衡论只是一组纯粹应然命题的集合，整个理论体系缺失实然层面；或者，平衡论的构建方法是纯粹规范性的，缺少实证分析。

对照社会科学方法论，一种缺少实证支持的规范性理论很难经得起实践考验，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形成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方法论规则。平衡论是由一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相互支持的观点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平衡论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哲学思维，这就保证了每一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都既有实证支持（事实），也有规范分析（价值判断）。大致说来，平衡论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种：矛盾分析方法、理想类型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

（1）矛盾分析方法。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一个围绕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而展开的规范体系，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是行政法内部的两个矛盾主体。平衡论采用了辩证思维，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视作对峙互动的矛盾双方，既正视矛盾双方的对立性，又顾及矛盾双方的合作性。

（2）“理想类型”方法。实践证明，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

研究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它已被国内外行政法学者所广泛运用。平衡论者提出管理论、控权论与平衡论等三种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想类型”，以及管理法、控权法与平衡法等三种行政法“理想类型”，与“理想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谋而合。作为平衡论的对立理论形态，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平衡论首先提出的，这“两论”本身也是平衡论的基本理论主张。尽管有些学者一方面断然否定平衡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却又在事实上接受了管理法（论）与控权法（论）的理想类型，此即反证了他们实际上是承认平衡论者采用了“理想类型”方法。

（3）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平衡论者在型构平衡理论的过程中，既通过探究行政法制实践，以实证的方法得出一系列理论主张，又并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力求以实证分析保证理论的现实性，以规范分析保证理论的前瞻性。惟此，平衡论旨在揭示行政法背后的“真际”，其理论构建方法符合思维规律，基本上做到了（从行政法制实践中抽象出共性的）形式逻辑与（以行政法学理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辩证逻辑的统一；而且，还强调具体理论观点与（经济性实证分析的）数理逻辑要求相吻合。

三、平衡论的现实针对性：平衡论回避了现实？

质疑观点：平衡论是一种简单的“否定之否定”的结论，是一种对管理论与控权论的折衷处理，是一种回避现实的中庸作法，缺乏反映中国行政法制现实的针对性。

作为一种在回应时代需求的行政法哲学，平衡论的确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在“管理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消亡而衰微之后，“控权论”曾一度活跃。然而，在现阶段的中国推行“控权论”

并不实际，这不仅归因于英美控权法是以健全的司法审查制度与完善的行政程序为主要控权手段，而且还具有权利本位、自由主义、消极政府、企业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现实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与制度环境，在90年代初的中国并不具备。此外，发端于70年代末的世界公共行政改革了也要求各国重塑一个“有活力”的政府，英美传统的控权模式也因此处于修正之中，以谋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由此可见，管理论与控权论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中国行政法学界只能直面现实，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正是迫于这种理论困境的压力，平衡论才应运而生。可以说，平衡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学界针对中国的实际，选择了超越管理论与控权论的“第三条道路”。

熟悉平衡理论体系的人是不会提出“平衡论只是对管理论与控权论简单折衷处理的产物”之质疑的。实际上，管理论与控权论作为两种极端的理论模式，它们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动作机制、制度体系等都迥然不同，二者在理论模式上无法进行折衷、整合。平衡论之所以能超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只能归结为其理论框架的超越性，突破了管理论与控权论思维定势，凭借全新的辩证思维来考察具有互动内倾的、对立统一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形成自成一体的关于现代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价值目标、功能定位、运作机制、制度创设与变迁等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平衡论与管理论、控权论，可谓存有天壤之别。

四、平衡论的经济维度：平衡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模式？

质疑观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推行的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平衡论提倡在行政法内搞平衡，是一种不关心市场经济的表现，置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于不顾。

毫无疑问，经济是基础，行政法必须面对经济、适应经济需求；

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行政理论基础与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众所周知，平衡论一直关注市场经济，并依据经济规律构建其理论模型。平衡论的经济维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呼应“对策均衡论”的博弈主张。

（1）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平衡论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制约与激励机制的构建。市场经济是一种以理性开发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努力发现信息、利用信息，可归结为信息的回报性，此即市场背后的激励。钱颖一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来给经济主体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产生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后果负责，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法治的作用在于既约束政府又约束经济人。据此，平衡论认为，现行行政法应该有助于政府与市场的“双驱动”，现代行政法机制应由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整合而成，以适应市场经济之激励与约束的制度化要求。由此可见，平衡法的制约与激励机制，主要是对市场经济的制约性与激励性的积极回应，平衡法的既制约双方、又激励双方的制度体系，有助于形成一个有活力、有效率、有秩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鉴于此，质疑平衡论不关心市场经济毫无根据。

（2）呼应“对策均衡论”的博弈主张。主张博弈的“对策均衡论”，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姿态主导和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平衡论分享了“对策均衡论”的博弈主张，二者具有相容的内在机制。这既包括方法论上的共通性，也包括利益动机、行为环境、主体、行为等各种理论前提上的异曲同工：

第一，方法论。对策均衡论与平衡论都旨在通过对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认识，促成经济主体行为更趋于理性。平衡论与对策均衡论所主张的博弈观，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博弈主体的讨价还价以公平地分配利益，更在于通过双方的真诚合作以创造更多的利益。

第二，利益动机。主体行为直接取决于利益驱动。公益与私益的统一性是对策均衡论与平衡论的共同理论基石：利益对立性表现为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性与斗争性；利益统一性表现为双方合作有利于利益增值。理性博弈既有助于节约因过度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又有利于实现公、私益的“双赢”。

第三，环境。任何主体都是一定环境之中的主体，主体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平衡论谋求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平衡，就必然要如同对策均衡论一样关注环境与主体行为之间的函数关系。二者都持有一种与现实背景相对应的、涵义常新的、动态的均衡观。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7

改革开放后十来年的行政法发展,由于观点纷呈,许多法学家感到有必要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节省社会和学术资源。其中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先生于1993年在综合总结行政学理论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平衡论。为使其与我国在此之前广泛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进行比较,便同时将这两种理论分别概括为管理论和控权论。管理论“是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行政法发展早期,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认为行政法是政府管理公民的法的一种行政法观念”。[1](P17)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行政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理论影响。控权论“是一种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主张行政法应是以权利为本位,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2](P20)中国行政法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受此影响。平衡论是有关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理论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3]行政法的本质在于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平衡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和基本价值导向[4]。罗豪才先生的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第一次对此理论作了系统的介绍。

二、“三论”的基本观点对比

“三论”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个行政法核心问题展开,对行政法的各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一)对于行政法的目的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与之相对立,控权论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平衡论折衷为“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为什么行政法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处理应采取此平衡模式呢?因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4]

(二)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内容的不同看法。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核心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5](P50)。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重视行政程序[6](P3)。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行政法的内容除了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成文法律规范外,“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常把管理原则作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原则[7](P10)。控权论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行为没有自由斟酌、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平衡论也承认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依法行政原则对“消极行政”和“积极行政”应有不同的要求。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前一类行政称之为“消极行政”,后一类行政称之为“积极行政”。

依法行政对消极行政的要求是“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即受法律严格制约;依法行政对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同宪法、法律抵触”。

(四)对于行政法的手段的不同认识。

管理论认为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决定了行政法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手段。控权论认为控制和限制行政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司法审查;一是行政程序。平衡论认为二者都具有片面性,它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

认为前者忽视行政效率,不利于积极行政和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忽视相对方的权利,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发展的趋势。于是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而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护两者的平衡”。[4]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作用虽不能过分强调,但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现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同时兼顾效率。了解程序、公开程序、取证程序、回避程序、听证程序、处理程序、告知程序等是其主要内容。行政程序的设立赋予了相对一方以了解权、要求回避权、辩论权、申请补救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公民正是以这些程序上的权利,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基于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从而使自己从单纯的行政行为的对象,变成了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行政行为的主体,从纯粹的被动者变成了一定条件下的主动者。”司法审查“也是现代行政法的重心所在。立法虽然力图公平分派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与义务,但却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完全符合法律。因此,为了纠正行政机关在执法阶段的违法行为,平衡执法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因明显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造成的巨大反差,保护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遂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2](P23)

三、“三论”的形成基础比较分析

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论”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的影响和需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

(一)管理论形成的基础。

采取管理论模式的国家,以下三个特点构成管理论存在的重要基础。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前苏联1977年宪法,前苏联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更多地体现为中央集权。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操作方面,强调政治命令的国家主权性、效率性,不重视民主性的问题。这有利于维护国家各种权力,保证国家管理的实现。又如日本,尽管战前一些宪法学者主张民主改革,但始终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二是计划的经济模式。前苏联是采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对于计划政策来说,法律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计划的地位等于或高于法律,故在行政法领域自然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战前日本的经济兼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点。“一战”和“二战”使日本的经济围绕着军事工业急剧集中。经济的计划管理成为战时的君主立宪国家经济运作的主要模式。其与苏联在计划和法律的关系上是一致的,经济计划决定了法律。三是个人自由的法律思想匮乏。前苏联国家主权主义和集体主义一直受到前苏联各阶层的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的思想受到彻底否定。这反映在法学理论中,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的理论相对较少和疏浅;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缺少相应的机制。在日本,起萌于明治维新的自由的法律思想一直受到日本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抑制。战前的日本法学理论受官僚法学、专制法学的统治,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学理论未能占领法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8](P29-30)

(二)控权论形成的基础。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英美国家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人物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个人自由的非常尊崇,不仅在政治实践中留下了痕迹,法律领域中正在形成的英美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受到它的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1](P122)在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的政府权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个人权利被赋予至上地位时,与之相对的政府权力被认为必然是有限的。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得到两个教训:自由难能可贵;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宪政运动的整个过程始终贯彻的同样是两个主题,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二,英美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18世纪产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英美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英美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发展与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它们在对待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控权论主张行政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出发点,控制行政权力;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安排经济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的过度管制只会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在英美国家,强调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是控权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三,普通法系的法律传统。英美国家法律属于普通法系,由普通法院审理包括行政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这种出于控权目的建构的英美行政诉讼机制,特别是普通法院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所受到的尊崇,进而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成长培植了沃土。普通法系不区分公法与私法,认为这种划分违背了法律的“平等对待原则”,依据此划分设置的行政法院则违背了“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的原则”,不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单一的普通法院传统制度的继续存在,为传统控权观念的延续提供着温床。

(三)平衡论产生的基础。

“平衡论理论的产生,是世界行政法及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行政法及理论的深刻影响的结果。”[5](P50)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英美法系国家机关越来越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英美新的行政法理论开始强调对行政的信任,要求司法机构在行政机关的专业领域充分尊重行政权力,放弃对某些领域的司法干预。

第二,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吸收英美行政法的一些特点。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以往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保障个人权利的主要手段机制。

第三,现代行政的多样化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内容的转变。现代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都不仅局限于控制行政权力或管理相对方的范围和目的。相对方的权利和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日趋复杂化。一些新的行政内容拓展了行政法的内容和范围,行政法在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负担行政和受益行政等不同领域的表现都有所区别。此外,由于行政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丰富。一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手段,如行政指导、行政政策、行政咨询、行政契约、行政建议等,这些行政行为同样引起法律关系,而且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行政法走出控权或管理模式的框框,走向多样化、复杂化,是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各国行政法的主要问题。英美法等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管理论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控权理论模式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从现代各国的行政法状况看,这两种传统模式都已被打破。无论是立法者、执行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再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当然认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优先。进行利益衡量成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方法,而衡量的结果,正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平衡。从以上可见,不同的理论向平衡理论迈进的趋势,对于中国行政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J].中国法学,1993,(1):11.

[4]罗豪才等.行政法的平衡论范畴[J].中国法学,1996,(4):54-55.

[5]甘文.行政法律一般原理[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

[6]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以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入手，在借鉴国内外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我国钢铁行业资本结构与其公司收益之间的关系。

O引言

钢铁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钢铁行业的发展水平历来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球钢铁行业回暖以及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国内对钢铁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我国钢铁行业发展迅速，导致钢铁行业投资增长过快、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偏低。在此情况下，2009年国家已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必须严格控制钢铁总量，淘汰落后产能，不得再上单纯扩大产能的钢铁项目；发挥大集团的带动作用，企业并购重组，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技术改造、研发和引进力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品质。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对钢铁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沪深两市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探讨我国钢铁行业资本结构与其公司收益之问的关系。

1理论基础

经过分析，得知企业收益主要是由资本结构决定的。为方便探讨，现以净资产收益率来反映公司收益。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长期负债和权益资本之间的构成，资本结构与公司收益之间的关系构成资本结构研究的核心。Modigliani和Miler提出：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说前提下，企业的收益与其资本结构无关(MM定理)，从此拉开了寻求最优资本结构的序幕。以此为假设条件，理论研究者们先后建立了权衡理论、契约理论等一系列的资本结构理论，大体可归纳为顺序偏好理论和静态平衡理论两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现代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与企业实践的经验比较相符，因此在探求最优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二次曲线回归模型更能得出合理的结果。李义超、蒋振声通过对50家公司的400个观察值的回归分析，认为资本结构与公司收益的系应该为二次曲线关系，假设以一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目标，得出了最优资本结构区间。由于同行业间资本结构相似度极大，本文以现有的理论为依据，对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得出钢铁行业资本结构与企业收益间的关系。

2研究设计

根据已有结论-3可知，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公司收益之间存在着二次曲线关系。在达到最优资本结构点前，资本结构与公司收益正相关；达到最优资本结构点后，资本结构与公司收益负相关，其图形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为排除金融危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收益之间关系的影响，选取沪深交易所l5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分析，以资产负债率为解释变量，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y，同时在假设其他因素对公司收益影响不显著的条件下，建立回归方程：

Y=++卢3(1)

通过软件SPSS对15家钢铁上市公司2007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得出其结果：

为一3．56032为4．1914、3为一1．0396，F统计量为4．98，在为0．05(置信度9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对、卢、参数的检验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得出，与y之间存在二次函数关系，其二次方

程为y=一3．5603X+4．1914X一1．0396

3结果应用

在得出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关系后，可利用方程(2)回归模型进行两方面的应用：

1)给定钢铁行业公司的合理收益来计算其对应的资本结构区间。2009年某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0．82％，则根据模型，得此公司的预期净资产收益率为17．09％。公务员之家:

2)根据模型判断最适合钢铁行业发展的静态资本结构。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2％为企业所追求的绩效目标，通过模型不难得到这一最优负债区间为[44．45％，73．28％]。根据计算，可得出理论上钢铁行业的最大净资产收益率为19．37％，满足此净资产收益率的静态资产负债率为58．86％。

由此可认为，当钢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在58．86％上下浮动时，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能获得较大的净资产收益率。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9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我插队山村一年后的一个冬天。漫天飞雪下得有半尺多深，大干工地领导要我回县城买雷管急用。我上午冒雪骑自行车走了约3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下午又不顾父母的坚决劝阻，用自行车驮着两箱雷管回工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回到工地已近半夜。如果当时连人带车摔倒，很可能会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决不会有半点退缩。

应当说，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之一，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今天看来，恢复高考显然是我们国家在结束后恢复秩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当时，我不仅对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所知甚少，就是对高考的科目、大学的名称也懵然无知。由于我在中学和插队农村就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加之当时正是全民文学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非常热门的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至于考哪一所大学，则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过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招生简章，于是安徽大学中文系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至今仍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出类拔萃。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智力和成绩优秀于我的，但却大部分都在那次竞争激烈、百里挑一的高考中落选了，而我则作为幸运者于1977年底考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当我在舒城山区的农场种地、养猪场养猪、茶厂当会计、大干工地当土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有一次，我被大队派到公社学兽医，本应当学一个月，但我只学了一天就实在坐不下去了。当时我想，这一辈子看来与上学无缘了。可谁想到，事隔一年之后，我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竟然一读就读了十年。人事的难以逆料竟至如斯。

1978至1982年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也恰值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象干燥的海绵浸入水池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象从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一样，对新思想从排斥、怀疑，到思考、吸纳。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我如同一粒迷茫的水珠，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推涌着、裹挟着前行，终于逐步融入了这股推枯拉朽的大潮。思想解放需要厚实的知识基础的支撑。我当时在77级同学中属年龄最小之列，与年龄最大的同学相差11岁，故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整个大学四年，我每天早晨5：30起床，晚上11：30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

读外语。在刻苦读书之余，我强身健体，并学习洗了四年冷水浴，数九寒冬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四年艰辛的学习和锻炼，我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乃至身体素质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置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使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萌发一种激情，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于这个时代，贡献于变法图强的国家和民族。随着对文学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学的初步接触，我越来越觉得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我形象思维偏弱、抽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的兴趣。恰在此时，安徽大学法律系陈安明老教授要在全国首次招收2名行政法硕士研究生，于是便促成了我弃文从法、报考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的举动。此举当时在同学中颇具争议，因为那时文学的热度仍然要高于法学的热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作为文学专业学习的结束和法学专业学习的开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慈悲调剂公道-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的性质》为题。该毕业论文反映了我当时赞成莎士比亚朴素的法治观：以慈悲调剂公道；也反映了我弃文从法之前对文学的留恋和对法学的期盼：欲以文学之慈悲调剂法律之公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儿子朱陈教授在该论文上批了几个大字：“这篇毕业论文只能给予优秀”，从而为我的文学生涯划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二、步入治学的生涯

从文学步入法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是我求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1982年初，法学尚不兴旺，行政法更属“冷学”：没有行政法学教师，没有行政法教科书，没有研究行政法的文章、书籍，社会对行政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陈安明教授①，毅然在全国率先招收第一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实属有很远大的眼光。陈老先生为人宽容谦和，为学一丝不苟，人品学问，皆为楷模。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我似有一种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感觉。虽然既要学习法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行政法的专业课程，还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但我并未感到窘迫和紧张，相反颇觉得游刃有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年的中文毕竟没有白学。或许，这正是美国大学的法学本科专业需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后才能学习的理由所在吧。

虽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发了五六篇文章，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我行政法研究能力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当时，行政法与行政学的分野还不清晰，行政法的法学属性还不强，可供参考的国内外行政法著作、书籍、文章都很有限；因此，确定什么选题就花去我很多思考。由于学术界刚开始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经反复斟酌，我确定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主要力图解决以公正考核来选拔和激励行政工作人员的问题。这是国内第一篇从行政法角度全面探讨我国现行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长篇论文，①对以后国家人事部起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考核一章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考核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该论文的法学性还不强；但在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增强它的行政法属性，减少它的行政学属性。

撰写硕士论文整理了我的思维，训练了我的文笔，使我以后能够比较从容地把握行政法学论文的撰写。1985—1987任教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的最初3年，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约24篇行政法学论文，这在当时也算成果颇丰了。

1987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置身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我既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第一次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思考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透的问题。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我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时间学习美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里就开始了去与留的交锋与决择，就象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决择一样沉重。虽然赴美国之前，我也像当时大部分青年学者一样，准备留在美国读博士，甚至希望定居美国。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使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承受着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能够事业有成，生活富裕，但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十分充实。主意一旦拿定，我当即按期回国。

应当说，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和比较所确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以后，我虽然数度去美国，并考察访问过10多个国家，但从来没有再萌发过移居国外的念头。当我1988年在美国看到抽油烟机还刚刚开始流行，很多华人教授还相互介绍，而数年后抽油烟机就走进了中国城市的每个居民家庭时；当我看到1998年我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服务小姐竟将我登记的北京居民身份写为日本国籍，而2000年我再度去柏林，一般商店的服务员都能用中文喊“您好”时；我情不自禁地为祖国的日益富强和更加开放而自豪，我也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奉献了微薄之力而骄傲。

1989年和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相继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开始进入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救济的新阶段，保障公民权和监督行政权逐步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主编了《行政复议概论》，参与主编了《行政诉讼法教程》和《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行政复议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著作，为此获得安徽省第二届（1985—1992）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安徽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是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二次重大选择。90年代初，以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为契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已初露端倪。“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当时还是全民经商热，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涉足行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较为敏锐地察觉行政法学已开始从“冷学”向“显学”发展。我渴望进一步深造，渴望在更高层次上献身于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0年初，当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北大拜访老朋友时，偶然得知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将招收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当时报名期限已过，离考试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老师的关照下，我当即补办了报名手续，并于1990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北大是著名学者的摇篮，思想文化的蓄水池，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在北大师从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学习的三年，是我思想观念、学术水平、乃至人格修养获得极大提升的三年。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对我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肖老师人品古朴方正，治学精深严谨，为人、为学对我影响至深。罗豪才教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对我国新时期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罗老师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思想深刻，对中西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势有精深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对不同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批评能兼容并包、虚心采纳，其虚怀若谷、执著学术、广开言路、提携后学的宗师风范，在学界有口皆碑。

我国行政法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新的行政法学理论适时作出总结和予以支撑。这是一个需要新理论而且实际产生了新理论的时代。从80年代中期以后，罗豪才教授一直在思考，我国行政法是应当以当时中国和苏联实际存在的“管理论”（重心在于管理公民和法人）为理论基础，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控权论”（重心在于控制行政权）为理论基础，亦或在中国社会变革和行政法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基础理论。到90年代初，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条件已渐臻成熟。罗豪才教授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一次次的讲课中，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重心在于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崭新观点。

我成为罗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有幸与另一位硕士生追随、参与罗老师第一次将“平衡论”理论和盘托出，在《中国法学》首次发表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①的长篇论文。“平衡论”提出以后，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②，其影响波及到整个法学界和行政学界。③平衡理论既根植于当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同时其基本理念又进一步融入我国其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追随、协助罗豪才老师创立“平衡论”学说，既对我以后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教益极深，也对我1992年开始构思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处罚法》，我参与了调研起草工作，并因此确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当时，专门论述行政处罚的法学著作寥若晨星，人们对行政处罚问题还不十分重视。在此情况下，我研究行政处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而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构建本书的基本框架，使其既有鲜明、深刻的理论主线，不陷于分散、琐碎的法律规定不能自拔，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行政处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不面面俱到地论述行政处罚的各项具体制度，而是以平衡理论为主线，大处着笔揭示贯穿行政处罚创设、实施和救济全过程之中的一般规律，总结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处罚现象之后的基本原理。在结构上，我采取以行政处罚贯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环节为经，以行政处罚反映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和平衡为纬的方法，共将全文分为导论、上篇、中篇、下篇、结论五大部分。①与这一结构相适应，我将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论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②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不断梳理，思想不断深化，灵感之火不断燃烧又不断熄灭的“思想探险”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充满痛苦，极富挑战性又极富杀伤力的“生命体验”过程。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理论主线和结构时，我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有时山穷水尽，有时又柳暗花明；经常晚上为一个创新的思想火花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全无新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探险”和“生命体验”过程，才能抓住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又朴实具体、实实在在的创新观点，并将它固定在博士论文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一直以为，不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博士论文撰写，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

在论文的总体思路理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是一气呵成。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个空白”。①《法制日报》1993年6月22日头版对我作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了报道。本文作为运用平衡理论研究行政处罚个案制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亦获得了罗豪才教授的厚爱和肯定。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该论文时，罗老师欣然作序，认为“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有深度，文字功底好，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行政法学术专著。”

当然，囿于资料和时间，这篇论文在当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论述，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也都还有诸多缺陷。但经过了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通过以后评阅和指导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我逐步形成了关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体会和想法，这应是我取得的更大收获。由于这些体会和想法未必成熟，更未必正确，所以一直没有见诸文字，以免贻笑大方。但2000年初在《中外法学》上读了刘南平先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②一文后，觉得很有共鸣；特别是刘文中关于西方博士学位论文均应有“命题”，以及“命题”应有原创性的观点，很能反映当初我撰写博士论文时苦苦思索全文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主线，以及围绕理论主线结构全文时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追求。③

北大以其博大深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北大对她的学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又是极其关爱的。在北大三年艰辛的攻博期间，我荣幸地获得“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十嘉奖（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光华奖“。1993年7月博士毕业时，因渴望投身如火如荼的法律实务工作，我心存感激地谢绝了母校和恩师的挽留，奔向了更为博大宽广的社会。但母校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学子：1993年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法学院即聘我为兼职副教授，1995年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聘我为博士生导师，给了一系列令我时时诚惶诚恐、不敢承受的莫大荣誉。但我清楚地知道，比这些荣誉更珍贵、更重要的是我的北大师长、朋友、同学给予的多年教诲、爱护和支持。罗豪才、肖蔚云、张国华、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姜明安、吴志攀、武树臣、方世荣……等等，等等，一想起他们，我就从内心深处心存感激，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对他们和对母校的感情，使我和我们家逐步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北大情结：1991年，我力劝我弟弟也考取了北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2000年，我又力劝我侄子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我也要力劝他考入北大，接受北大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启蒙与教育。

从北大毕业后，经过四年社会法治实践的风雨洗礼，我对我国法制运行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期望能从理论上作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梳理与总结。我的这一朦胧愿望由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记得那是1996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我正好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一起观看百草园。应老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与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诸多综合性行政法律的调研、起草与讨论，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老师勤于治学、专注立法、重视实践、爱才用才的大家风范，一直令我十分敬佩。当时，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法学师资十分缺乏，应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法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听了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觉得自己博士毕业后已经较好地补上了法治实践这一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验法治生活的初衷，现在是该归队的时候了。在应老师的全力推荐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努力，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律师事业，于1997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作出了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是我国培养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学府，有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她的高层次，她的大舞台，使她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挑战。投身新的环境，回到校园生活，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勤奋的精神和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完成一项一项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我把自己在法治理论上的思考和法治实践中的体会，向省部级、司局级公务员介绍、讲授，足迹遍布相当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被聘为中央国家机关宣传教育工作团宣教员。在一次次的讲授、一次次的调研和一次次的思考中，我逐步萌发了不仅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发展也有规律的思想火花，并进而形成和率先提出了“法治规律”①的理论观点，以力图从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法治道路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中西方的行政法治道路，应松年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了《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一书（80余万字）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西方依法行政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动态比较和研究。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工作的三年半时间，我有了更多的立法参与，更广的国际眼光，更强的实践观点。加强中美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合作，是主席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达成的意向；加强中德行政法交流与合作，是德国总统来华与主席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国外交部将这两个重大项目交给应松年教授承担。我协助应老师组织和参与了1998年以来的中美、中德之间数10次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立法研讨。

为了推动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加的东亚行政法学术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合作，在罗豪才、应松年教授的倡导、组织下，中国大陆组织或参加了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召开的四届高层次、大规模的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我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我协助罗豪才会长、应松年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并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通过参与组织和参加这些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我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学术影响有所扩大。1997年以来，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我修订再版专著1本，与方世荣教授合著《行政法律关系研究》1本，主编著作2本，参著8本，发表长短文章80余篇。2000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的课题，目前正投入很大精力展开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我国行政法学界的老师、朋友、同仁，尤其是要感谢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十多年的栽培、帮助，给了我太多学习发展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同事，尤其是要感谢应松年老师三年多的培养、支持，给了我很多难以承受的荣誉。没有他们的爱护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三、体验法治的底蕴

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因此，我们要把握法治的真谛，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深入实践中的法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

参与立法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一种方式。立法以其最理性、最凝炼的方式表述着法的精神，维护着社会正义。从1988年参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讨论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的立法调研、起草和讨论，并参与了几十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讨论或立法论证。1998年以来，我协助应松年老师组织实施中美、中德以及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交流和立法交流，直接参加了《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专家试拟稿的国内外立法调研和起草。在这些立法调研活动中，有一件事给我震动很大。那是在1988年11月召开的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的两位行政法学教授WilliamC.Banks和RechardGoldsmith认为，制定于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固然在控制行政权违法和滥用方面有很大历史功绩，但由于它精心制作了一个十分正式的审讯型的裁决程序，并且配置了大批独立性过强、工资过高的行政法法官，因而致使行政效率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修改。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APA为蓝本强化行政程序、制定行政程序法时，APA故乡的司法部长却认为非正式程序是“行政程序的命根子”。①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APA及其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我当时进一步询问，APA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制定时就考虑不周造成的，还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因重心在于保障公正而损害了效率？回答是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美国行政法核心的行政程序法的成败得失，1999年8月我陪同应松年教授去美国进行考察。在对纽约州和加尼福利亚州行政程序法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发现，两州的行政程序法截然不同：前者以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分散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后者则以正式听证程序（审讯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集中管理，有利地保护公民权利。两者都形成于各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都产生了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特定作用；但两者也都有其不足，尤以加州为甚，而要修改却十分困难。

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深入了解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准确把握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更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参与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我的法治观由过于理想而变得更为平实。我逐步认识到，行政法治既不可能是高悬于旧体制之上的空中楼阁，也不应当是仍旧依存于旧体制的管理工具，而必须是顽强地从旧体制中萌芽、在新体制中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参天大树。

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二种方式。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许不需要象法学理论工作者那样整天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辩，但却更需要将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运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实践中的法律有着更深刻、更鲜活、更真实的感悟和理解。为了弥补自己对法律实践不够熟悉的缺憾，我从80年代后期即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一些兼职律师工作。1993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了专职律师队伍。这一意外之举当时的确使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之惊讶，觉得我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10余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去当律师十分可惜。从全国而言，当时律师的地位还不高，博士当专职律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权衡再三，还是作出了自己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我心里十分清楚，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法治实践。我期冀做一个学者型的律师和熟悉法治实践的学者。这也是我在当律师期间能够不离开学术，并在当了四年律师后又能够重返学术界的内在原因。

我的上述想法能付诸实施，主要得益于全国律师协会前会长任继圣教授的示范和鼓励。任老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是新中国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和最早实践者，是学者型的律师和律师型的学者。当时，司法部要办一个千人律师大所-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请任会长挂帅组建。任老力促我加盟。面对充满诱惑和蓬勃发展的律师职业，面对我十分尊敬的同乡、前辈的热情邀请，更面对自己内心的夙愿和冲动，我无法拒绝。虽然后来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千人大所计划夭折，任老又推荐我去全国最早和最大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任法律部主任，但我当几年专职律师的初衷仍没有丝毫改变，并于1994年组建成立了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自任主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律师以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有方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纸面上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律师职业是充满艰辛的，但又是充满挑战的。四年的专职律师生涯期间，我被评为二级律师，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获得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等专门律师业务的从业资格。我在国内外了300余件行政、经济和民事案件，绝大部分胜诉。在这些案件中，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行政诉讼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个案件并不是我的最复杂、花去时间最多的案件，但却是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较好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行政审判的公正精神的“民告官”案件。该案因此被《民主与法制》①杂志列为二十世纪我国二十大名案之一。

“贤成大厦”案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作为律师在庭审和庭辩过程中的价值。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代表了我国行政审判的最高水平；以应松年教授、江平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宗泽一级律师等为代表的原被告双方20余人的庞大人队伍，代表了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高水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人大、政府、以及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泰国驻华使节、与各方当事人有关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等200多名旁听人员，组成了层次高、规模大、影响广的旁听阵容。案件审理进行了五整天，由三个摄像机全程录相。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把这个庭开成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示范庭。我作为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第一人，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法专业水平和律师的庭辩水平，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声张了行政诉讼法的正义精神，捍卫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赢得了法庭的肯定和听众的赞许。该案最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原告完全胜诉告终。

在四年专职律师的生涯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和学术。在我的组织、奔走和时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魏振赢、副主任武树臣的大力支持下，以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颁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联合实施了“一帮一律师助学工程”和设立“律师助教基金”。①由于这是全国首次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系联合实施的助学助教活动，因而得到了律师界、法学院系和以及社会的响应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做了专门报道。

进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的实证调查，是我律师从业期间的又一项创新之举，也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三种方式。1996年2月8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就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继1978年作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开始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的转变。这第二次转变甚至比第一次转变更困难、更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

出于报效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牵头于1996年3月成立了由首都10余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记者组成的《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力图从多学科角度重点调查和解剖几个依法治市时间较久、成果较明显的省、市，以在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方法。受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委托，我个人出资约8万元，于1996年7月、8月、10月率课题组三下南京，对该市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方位调查；以后又三上本溪调查；并对上海等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13个城市进行了1550份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篇《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的系列调查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省、市将其作为地方依法治理的重要参考，司法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该调研成果十分重视，《法制日报》1996年7月17日在头版报眼位置做了《探索依法治国局部实践经验北京博士自费考察南京》的长篇报道，7月29日该报记者又以《借鉴南京经验推进依法治国》为题对我作了专访。①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颇有点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同行觉得不好理解，但我却常常以此举对依法治市乃至依法治国有所俾益而自慰。在过去的近5年里，全国有60多个城市去南京学习取经，南京的依法治市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我仍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市司法局的领导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我曾经想以南京的一个县、区或镇为试点，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依法治理试验，但终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最近，司法部约我主编一本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的教材，这正好与我久已萌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实施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这一宏大的基础性工程，不让法治贴近12亿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使法律成为每个老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基本生活方式，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是法学家设计和憧憬的海市蜃楼。

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四种方式。法律条文是抽象枯燥的，但一个又一个千差万别的案件使它们鲜活生动起来。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正义得到张扬，违法得到惩治；或者正义受到扭曲，违法受到纵容。近10年来，我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民、法人100余起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通过这些论证和咨询，我既表现了一个法学工作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诠释和信仰，又从中看到了运行于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的成功和缺失。

2000年我曾参与论证我国第一起状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案。该案法院一开始不愿受理，担心告中国证监会可能引起股市震荡。我和其他专家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告中国证监会造成股市震荡，告公安部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告国家经贸委造成中国经济滑坡；照此逻辑发展，《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废止，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应当撤销。但事实恰恰相反，告中国证监会不仅不会影响股市，反而会有利于规范和完善股市，有利于健康发展股市。法院采纳了专家论证的意见，受理了此案，并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由此引起了数起中国证监会当被告并败诉的行政案件。嗣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股市是否应当严格监管的大讨论和大争辩。

在我参与论证和咨询的大部分行政案件中，“民告官”遇到极大阻力，司法权难以抗衡行政权。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咨询意见，固然有时可以使公民权或司法权受到支持，但并不能带来《行政诉讼法》整体实施状况的改观。因此，推动整个法治环境的完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平衡理论论文范文篇10

[摘要]《国际金融》是一门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课程，内容庞大。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问题，并学会运用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摘要]国际金融理论教学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从《国际金融》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看，该课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把握是搞好《国际金融》教学的基础。

第一，课程内容丰富。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问题。它主要阐述汇率的相关概念、汇率政策的概念及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的概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上述研究内容使得《国际金融》的研究和教学口径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第二，课程的知识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从《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看，该课程同其它一些学科有着紧密地联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推导、新剑桥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乘数理论和吸收分析法、汇率形成机制中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等理论都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货币银行学中的系列理论。例如，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应理论、利率理论等方面。三是其他一些学科。例如，《国际金融》要用到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对《国际金融》原理的阐述还要涉及到一些初级的高等数学知识。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较好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第三，课程的内容更新速度快。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变化、WTO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升值压力等热点和核心问题。

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在精确地阐述国际金融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解、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从而扩大教学的视角和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这体现在教学中，必然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础理论的讲述、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等。让学生主动思考,提高其学习国际金融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课堂理论教学

作为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教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起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可以采用顺序法、比较法等教学方法。

1.顺序法

是一种把相关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地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合于具有一定顺序的内容,如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时间顺序)、国际结算(操作顺序)、经济事件的影响(空间顺序)等。

2.比较法

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注意罗列比较。如国际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对四大全球性机构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比较说明。

3.引导法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如在讲解教材中的三角套汇问题时，在按教材讲清了三角套汇的基本思路后，引导学生使用另一条套汇路线去套汇，但套汇的结果是亏本。学生陷入迷惑：如何套汇才能赚钱？经过思考，发现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卖点：选对卖点，贱买贵卖，盈利；选错卖点，贱卖贵买，亏损。

4.自学与教学相结合

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教科书中，都有两章分别论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及发展的渊源，如果由教师讲学生听，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较好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如国际金融机构有何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最后由教师做总结，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重点内容，而且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更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二、运用网络教育技术，组织教学

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网络技术实施课程教学,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网络教育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立课程网页

主要包括教材(教参)选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包括教学进程)、章节要点辅导、章节练习、作业布置、答疑,还可以包括教学建议,热点讨论等内容。前三项为常驻内容,其他内容可随着教学进度进行更新。课程主页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可以为学生学习提供网络支持服务,也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二是可以增加教学透明度,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目标一致,缩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三是建立了师生网上交流的绿色通道。

2.进行网络交流

学生在教材自学和网上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通过课堂面授由教师点评,但这往往会受时效的限制。通过网络就可解决这个时效性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收到大量的学生邮件,内容不一定局限于课程,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网络交流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为教与学的协调奠定了基础。

3.进行网上教学。

经济类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变化快,政策性、经济性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较大。在国际金融中,汇率的变化、存款利率的变化,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国际金融产生影响。如伊拉克战争就引起了油价变动——以石油为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汇率风险；美国出兵使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美元汇率变化,等等。网络教学使信息零距离,可以为我们解决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实践教学不能单纯地以实验、实习去理解，特别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实验、实习以外，还应该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参观等形式。也就是说，除了课堂理论讲述外，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1.案例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