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保障范文10篇

民生保障范文篇1

一、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组织面临的时代课题

第一，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组织服务大局的必然要求。关注民生，是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议题和公开的政治承诺。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充分表明，民生工作已摆在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工会组织的政治要求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就要求工会组织必须主动融入党和政府民生工作大局，积极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

第二，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组织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基本职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强调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这是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创造性的贯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本，就是要求一切从职工的切身利益出发，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职工的合法权益。民生问题包含了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职工权益之本。因此，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基本职责与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具有一致性，而且可以说，工会参与民生工作是工会维权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工会自身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民生问题既是党委、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又是各方面开展工作的难点。对工会组织来讲，一方面，积极参与民生工作，为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增强了工会在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的作用，得到党委、政府的肯定和支持，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工会组织的地位、增强工会工作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工会通过参与民生工作，加强与职工的密切联系，为职工解决最关心、最迫切、最需要的现实利益问题，赢得了职工群众的理解、支持和信赖，进一步增强工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再一方面，工会要把职工生活生产方面的问题解决好、落实好，在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在不断的破题实践中，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提升能力。

二、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各级工会组织高度关注、重视民生，并把帮助解决职工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工作，推出一系列帮扶举措，着力解决职工生产生活方面的难题。

就市工会而言，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通过送温暖和特困救助，着力解决职工生活困难。连续17年在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向困难职工送温暖活动，累计筹集、发放慰问资金1.2亿多元，慰问困难职工达57万人次。从2003年起，利用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特困救助”窗口，开展对特困职工的日常生活救助，累计发放救助款200余万元，救助职工1000多人次。最近我们又开办了“爱心帮扶超市”，为困难职工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生活帮扶。

二是通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着力解决困难职工子女就学困难。从1998年起，连续10年以多种形式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共筹集、发放助学款近550万元，让近万名困难职工子女圆了上学梦。同时，开展“六一”节向小学段困难职工子女送学习用品活动，组织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结对帮扶70名考上大学的困难职工子女，有效解除困难大学生上学的后顾之忧。

三是通过职介、职培和建立再就业基地，着力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开办曙光职业介绍中心，开展为下岗失业职工免费职业介绍活动，仅2006、2007年就举办了50余场下岗职工专场招聘会，累计为下岗职工提供工作岗位3万多个，近万名下岗职工通过工会职业介绍实现了就业。利用市职工大学和工会再就业培训基地，累计培训下岗职工近万人。此外，在全市建立30多个下岗职工再就业基地，提供再就业岗位6000多个。

四是通过大病救助和职工医疗互助互济，着力解决困难职工大病救治问题。2003年起，在市帮扶中心设置大病救助专窗，对患大、重病职工开展救助，累计发放救助款200余万元，救助大、重病职工近2000人次。2007年下半年，在全市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互济活动，仅四个月就筹集资金500万元，有近3万职工参与，至今已有近千名患大病职工得到救济。

五是通过加强帮扶中心建设，着力解决工会民生工作长效发展问题。加强了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场地、设施、管理等软硬件建设，帮扶中心场地由150平方米扩大到500平方米，改善了环境。推动建立县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和在乡镇（街道）、社区设立帮扶站，健全困难职工三级帮扶网络。加强建档、建证、建站、建制的“四建”工作，建立完善全市特困职工数据库档案，加强《市特困职工帮扶证》、《市困难职工帮扶证》的管理使用。

六是通过积极的源头参与，着力推动工会民生主张得到重视和解决。积极开展民生调研，2002年以来，市总工会先后独立或会同有关单位（部门）开展了“特困职工群体状况”、“农村义务教育若干难题”、“中小企业改制情况”、“弱势群体及对弱势群体帮扶”、“进城务工人员基本状况”、“企业职工收入分配情况”等10多次有关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形成调研报告，通过专题报告、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等方式，积极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实情、建言献策，为民生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依据。此外，积极参与社会保险、生产安全、农民工工资落实等方面检查、督查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在民生问题的参与、推动、监督作用。

可以说，在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先期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民生问题正式提出和实际推动时间还不长，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还存在思路不够成熟，工作形式还不够完善，工作机制还不够系统，工作社会影响还不够大等问题，具体讲，第一，工作定位难以把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越位”。工会参与民生的有些工作面过宽，涉入了本应是政府有关部门或其他单位的主要职责。比如在送温暖中涉及到了一些退休人员、伤残人员等属于劳动、民政、残联等救助的困难群体等。二是往往“缺位”。主要体现在参与涉及民生问题的政策法规制定和在社会保险、劳动工资、安全卫生、医疗和住房等制度的推动落实、监督检查和查处等方面，有时主动性还不够，往往被动“缺位”。第二，工作合力尚待形成。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多的是要解决职工最现实、最迫切的生活生产难题，这就需要较强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支撑和保证。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各级工会的人、财、物等力量都相对有限，整体实力还不足，必须充分整合和利用工会以外的力量。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工会所期望的“党政重视支持、部门协作配合、社会积极参与”的格局还未真正形成。比如，党委、政府对工会参与民生工作，一定程度上还未做到同计划、同布置、同促进、同支持；工会的帮扶救助工作还没有与民政救助等政府救助体系有机衔接；职介、职培等促进就业工作还没有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就业工作体系有机衔接……等等。因此，当前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很多工作领域，缺少协同和支援。

三、工会组织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找准定位。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党委和政府主导，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具体操作和实施。工会作为群众团体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是政府民生工作的重要补充。因此，必须把工会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放到党委和政府民生工作全局中去考量、去把握，争取党委政府把工会的保障参与民生工作纳入政府民生工作大格局，做到一起计划，一起布置，一起落实，切实找准定位和工作着力点，发挥工会组织“方便快捷”的独特优势，遵循“到位不越位、补位不缺位”的原则，努力做好拾遗补缺、解急救难工作和履行好反映、参与、配合等职责。

第二，要突出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个大课题，是一项涉及内容多，牵涉面广的系统工程。工会由于自身条件有限，要在参与民生中真正发挥作用，就不应全面涉及，大包大揽，重复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必须突出重点，力所能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内容上，要把开展特困和大病救助、就业和就学帮扶、医疗互助互济以及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安全卫生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上的参与、推动、监督作为工作重点；在对象上，要突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困难职工群体为重点，尤其要把困难劳动模范、工会会员作为重中之重。

民生保障范文篇2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具体来讲就是处理好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方面的事务。“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那么民生到底有何含义呢？总的来说它是动态的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人权、需求及责任有关。从权力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生存权与发展权。所谓民生就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从需求的角度看，民生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从责任角度看，民生是指执政党和政府施政的最高行为准则。与生存权有关的，当下中国主要是指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与发展权有关的如教育、居住条件、环境质量、公共安全、大众文化、社会福利等。根据人需求方面讲，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他的必需品有两种，一种是生活的必需品，一种是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民生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可以反映如下几点:第一,保障民生需要发挥法治的价值。首先,保障民生要求法治改善公民的物质生活;其次,保障民生要求法治营造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最后,保障民生要求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第二，法治能够为民生提供切实的保障。其一，法治可以将公民利益转化为法律权利；其二，法治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其三，法治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特殊保障。第三，法治保障民权是民生保障的根本所在。其一，法治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其二，法治保障公民就业权；其三，法治保障公民劳动报酬权；其四，法治保障公民物质帮助权；最后，法治保障公民安全权。法律是用来促进自由、平等和安全的,这是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倾向性所驱动的。一个旨在维护正义的法律体系都力图实现自由、平等和安全这三者之间卓有成效的配合和协调，同时每种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规定它们的界限和协调它们与其有可能冲突的权利关系任务。“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它用来指明分配和实施个人权利时不可侵犯的外部界限，以免国家蒙受严重的损害，它是正义的主要方面之一，用以建立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适当平衡。在正义的条件下，要求给予人们自由、平等和安全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社会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危机紧急和战争与和平繁荣时期相比，公共福利通常对个人和团体提出的要求更紧迫、更繁重。有理由相信，公共福利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愿望。”毫无疑问，公共福利对于民生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社会保障，同时也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表现。民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民生问题解决不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希望渺茫。而社会保障是国家建设的标尺，是起决定作用的民生工程，它在政府的主导下，对经济发展发挥着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就民生问题而言，社会保障是集经济成果之共享、社会公平之维系、政治文明之促进以及精神和谐之润滑为一体的机制。社会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网，这种保障的维持按照从个人生活安全到整个社会安全的层次，层层递进、逻辑分明。社会保障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程度，只有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人们的生活才会有安全感，安定民心才有基本的保障，通过实现个人生活安全的保障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安全，从而进一步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是一个国家和谐发展程度和文明进步程度的显著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保障达到什么程度，社会和谐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要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还是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入手。应该确立社会保障与经济建设同步增长的发展理念，使制度的公平性、规范性不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冲突，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共享的原则，做到“以人为本”，让人们健康、快乐、有信心、有安全感、生活有保障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才能使整个社会迈上和谐、进步之路。

2社会保障制度的法理分析

2.1社会保障是人权的客观反映

古往今来，社会对待社保问题，不乏“思恶”或“慈悲”心理，但随着人们对时代变迁认识能力的提前，现代学者认为：“慈悲虽然是一种善心，是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而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因为它不是制度化的正义的公理，而只不过是一种施舍与怜悯，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看到社会保障内容从救灾济贫而向社会保险扩张，再发展到几乎覆盖一切生活的福利。不仅如此，这种制度的建制理念在经历了矫治、怀柔这样一个阶段后，早就进入到一个奉行公正、公平的原则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机制，几乎得到人类社会普遍的认同，尽管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大相径庭，各个国家都已经使社会保障制度适用于本国人民，即使在新兴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空缺的情况也几乎是不存在的。人类社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历经了一个由恩惠到权利、由慈悲怜悯到公平正义的发展过程。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保障就是人权的客观要求和反映，保障人权既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归宿点。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良性循环、加快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和谐经济氛围、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等。从政治学的观点出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社会的各种社会秩序安全的需要、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等。根据国际人权宪章的有关规定“：人权是终极的，人权本身就是目的，国家政府相对于人权而言，只是工具性的。”人权之所以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在于人权的两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主要表现在深层权利方面具本原性、不可剥夺性、普遍性等；其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发展权利方面具法定性、历史性、发展性。人类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得到相应的权利保障，否则一切虚有。社会保障权利性的基础在西方起源于自然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自然权利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的权利，自然就是理性，自然法就是理性法，理性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理性法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人定法是有限的，自然法是永恒正确的。”再如，卢梭的“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在中国，孔子曾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君子周急不济富。”继孔子之后的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社会保障权法律制度是社会法对自然法的回应，是对自然权利的肯定和尊重。英国学者米尔恩认为“人权就是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同时指出，“人人都应得到物质帮助以保证生存的权利，要求国家社会作为，以使人们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诸如就业权、休息权、社会福利权等得以实现。”当然，作为权利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必须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实现。

2.2社会保障是正义平等的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就必须从正义平等的层面上来进行考量。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结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法律制度无疑在其中扮演非常主要的角色。“法律的秩序功能是社会生活中专横的和完全不可预见的方法对人们行为产生的不安定的影响，但必须认识到，采用适当的、十分明确的规则来保证所期待的某种安全却几乎不足以创立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生产模式，这主要是因为消除人们关系中的偶然性，并保证禁止不合理的、不实际的、暴虐的规则统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就是某种平等，在分配方面，正义要求这一世界上的物品都按照比例的平等原则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相同的物品给相同的人，不同的物品给不同的人，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衡量平等的标准就是荣誉和公民的美德标准，如果甲得到的是乙的两倍，那么他分配的份额就应该是两倍那么多。”实施正义的善良意志必须通过旨在达到正义社会的目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手段来实现。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把正义描述为“一个人借助于永恒不变的意志给予每个人以其应有之物的习惯”时，他改进了查士丁尼的定义，谈清了正义包含着一种行为模式和某种思想倾向。当代瑞士神学家爱弥儿·布龙内尔把正义的精神和制度成分结合起来，提出了下列公式：“不管谁和什么事物给了每个人以他应有之物，这个人和这个事物就是正义的，在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种法律、一种关系之下，每个人能得到他应有之物，那就是正义的。”

2.3社会保障是收入再分配的体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社会制度的构建与资源分配的正义是我们人类经久不衰的主题。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在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的保护，国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原则来加以实现，由于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实行优胜劣汰，必然会导致财富的分配不均、高低悬殊甚至两极分化，这是初次分配即自然分配的结果，其危害性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经济垄断造成经济秩序的破坏、市场机制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和有效的运行，同时伴随着经济效率低下，社会各种矛盾接踵而来。首先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经济矛盾，继而扩大为社会政治矛盾，最终导致国家处在混乱崩溃的边缘。正是由于自然分配（初次分配）的弊端，所以需要政府出面干预进行再分配，即二次分配，矫正和调节初次分配的不合理部分，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使国家经济和市场动力重新合理地配置并健康地发展，从而稳定社会秩序。社会保障法本质上是国家政府人为地通过法律强制力分配社会财富，修复遭到破坏的市场机制，最终保障各市场要素的合理配置。

2.4社会保障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相分离

民生保障范文篇3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从最为直接的角度而言，单纯依靠政治话语看待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在性质上，“关注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虽然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关注民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6]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更高的政治要求，[17]其时出现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总量上的胜利，而这样一个政治要求及与此相伴的“苏联模式”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完成，人们迫切的希望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18]换句话说，在1956年、1957年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关注民生问题，却又将关注和解决民生视作一个手段性任务，突出发展重工业、显著扩充经济总量却是更具目的性选择，这一点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一方面，毛突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然而又着重说明其最终价值仍在于“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另一方面，“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20]这样，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三者关系被简单化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即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民生问题将会随之解决，民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成了计划体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副产品；而反过来说，民生问题即使受到特别的关照也仅在于其可能影响到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及相关政治目标的实现。这样，从总体性质来看，民生问题及其解决只具有手段意义。或者说，在1956、1957年那样的年份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怀揣改善人民生活的美好心愿，但却对实现计划体制下经济高增长，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抱有更高的政治热情，在这样的热情鼓舞下，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体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工业及重工业建设中就显得最为重要的。[21]

其次，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主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除了使“民生”在性质沦落为一个手段外，纯粹政治话语中包含的“阶级划分”及“阶级斗争”内容也严格限制了民生的主体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范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这样的人群，只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需要看到，民生的主体的范围一直是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譬如，孙中山先生提“民生主义”时认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22]然而孙却明确指出人民的范围，即“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23]换句话说，孙中山所说的人民与“‘国民’和‘群众’是同义的”。[24]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的范围显然缩小了，1956和1957年的中国，在任何领域，“人民”和“非人民”都被严格的区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5]就是在提醒人们要分清这两类人群，并依据这样一种政治划分处理民生事务。[26]第二、即使在人民内部，因为阶级成分不同，人们所获得的民生待遇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让“先进”的工人阶级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而“落后”的农民阶层的待遇则差了许多，[27]这就有了所谓的城乡差异。[28]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53年和1955年春的农村粮食危机，已预示着以日益增长的城市需要为一方，以农村需要为另一方的潜在的广泛冲突”。[29]而在及三年自然灾害中，这种民生待遇上的差异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在1958—1962年的‘’危机的高峰期，政府用于农村救济的费用每年少于4.5亿元，集体农业中的每一个人每年合0.8元左右，而粮食短缺地区的集市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2—4元，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为对饥饿农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个来源”。[30]“几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据表明，这次饥荒[31]不均衡，主要在农村”“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达到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两只下降15公斤或8%。”[32]

最后，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策而非法律。政治话语强势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策手段的强势，蔡定剑先生曾对政策手段做出如下归纳，即政策手段具有“果断性”、“灵活性”、“执行效应快”、“很适应党的领导方法和革命斗争需要”[33]等多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十分符合纯粹政治话语的要求；相比较来说，法律手段则要逊色许多。这样，在“建国初期确立的‘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政策’的指导原则，片面地变成这样一个无形的规则：有法律依法律，但还是适合政策；没有法律依政策，有了政策也就不需要法律。”[34]而就民生问题来看，由于存在着民生性质的手段性认识，领导者因而更希望能够便宜处理民生问题，而这时，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的政策无疑是比较好的选择。笔者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出台就可以被视作对民生问题的快速反应。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看到，政策的易变性却又使民生问题无法得到持久的关注和有效的保障——还是在1957年，随着政策层面从“整风”开始转向“反右派”，以及1958年提出“”，“关注民生”已缺少了基本的政策支撑，“民生”因此在此后的几年内迅速恶化，虽然到1960年末，在“受到严重困难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35]然而此时，百姓的生活已经遭受重大损失。

二、必须承认，“民生”是一个“大问题”。就国家治理的一般经验而言，民生问题能否解决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能否发展，而这样一种经验同样得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1]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民生实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存在着较大的曲折和反复，笔者因此认为，考察这样一个过程背后的原因，分析其差异、找寻其规律是值得努力去做的一项的工作。[2]

就本文的研究进路而言，笔者认为，虽然把握具体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将民生实践视作受这些条件影响的动态过程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然而，关注民生理解本身，考察民生理解与支撑这种理解话语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其理论预设在于：（1）影响民生实践的最重要因素在于人们对民生本身的理解，虽然不同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会使民生实践呈现不同的样态，然而这些条件造成的差异是有限的，而基于民生的不同理解产生的差异却具有根本性。（2）不同民生理解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为起点的，然而不同话语体系与具体结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寻找、提取、分析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一种“类型化”[3]的描述和推演，并寻求相应的例证，进行一种“民生”的“话语分析”成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

根据福柯的理论，[4]话语分析的意义在于把话语“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5]福柯认为话语“指的是和一个机构有关的一种语言，它包括表达了这个机构价值体系的思想和语句”；[6]而知识则是一个总的说法，知识总表现为按一定规则，通过一定机制构成的一套语言即话语（discourse）。就本文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在本文以下部分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将这样一种“话语分析”建立在两个历史的横断面比较基础上，即1956—1957年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通过这样两个历史时间段的比较，我们将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的民生实践包含着差异巨大民生理解，而这些民生理解又是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产生的——对于1956—1957年中国，我们可以“类型化”地将当时的话语体系称之为“纯粹政治话语”，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则认为其中包含着一种向“现代法律话语”的转变。笔者认为，这样两种话语体系分类已经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的，[7]而本文的工作也并不在于提出这样一种划分——那将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本文的工作主要在于一种揭示，即我们试图揭示在这样两种不同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民生的性质、民生的主体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究竟会发生怎样不同的认识，并由此而预测，基于这些不同认识，中国的民生实践最终将呈现出或应当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

三、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虽然普通民众还无法深刻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内涵，但“依法治国”深入人心却不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估计。这样，在民生问题上，人们必然符合逻辑地试图从现代法律话语中寻求支持，笔者认为，这种寻求的意义在当下的中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现代法律话语的“在场”使纯粹的政治话语下的民生理解不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二，现代法律话语中包含的法治理念促使人们对民生的性质、民生的概念、乃至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法产生了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的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显示，有的则需要本文从逻辑上进行揭示，具体可归纳如下：

1、在性质上，“关注民生”由手段转为目的

“法治”是什么？虽然人们在理解上存在着不同，然而“法治”包含“法律至上”及“遏止国家权力，保护人权”的双重含义却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如果仅从后一层含义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法律话语的理解中，“以人为本”是一个基本要义，即“法治”实际包含着通过法律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的自然权利的基本诉求，而这样一些基本诉求也被众多多学者所承认的，譬如，有学者就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提出，法律观的发展实际经历了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和人本法律观四个阶段，[36]而现代的法治观就是人本法律观。那么，“人本”和“民生”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民生有着多种理解，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我们都应该承认，关注“民生”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基本体现，“民生”如果不能实现，物质的人则无从存在，“人本”也会变成一句空话。依据这样一个理解，我们有理由确信，在现代法律话语的理解和关照下，作为人之前提的“民生”本身就构成一个了独立的、不被轻易牺牲的目的，或者说，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中，民生不能也不应该被允许作为依附于特定目的手段性存在，能不能“解决民生”、“解决好民生”将构成判断法律良恶的一个独立标准。

2、从“人民民生”转向“公民民生”

如上所说，在纯粹政治话语中，民生实际上是指一种狭隘意义上的“人民民生”，“人民”范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然而这一理解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中是无法立足的。一般而论，在现代法律话语中，并不存在直接的人民和非人民的区分，而只有公民和非公民的区分，即，只要某人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应受到这个国家法律平等的保护和义务的承担，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内涵即在于此，而这样一种观念也已被我国的法律实践所承认。譬如，在刑法领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不管‘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切按照法律办，构成什么罪就是什么罪，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37]而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是取消了“反革命罪”这一罪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下，必然存在着从“人民民生”向“公民民生”的转变，而对于这样一种转变，笔者认为实际又包含着以下三方面特殊意义：首先，历史的经验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严格将民生问题局限于易变动[38]的“人民”范畴，将会使另一部分人的民生被忽视，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打击“扩大化”，而这已经成为新中国民生实践的一个基本教训；其次、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的概念外延也已经大大扩展，其不但包括传统的工农阶层，还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39]人民与公民的外延已十分接近，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承认“公民民生”实际上就是在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民生”；最后，从“人民民生”转向“公民民生”还意味着民生资源将不再简单地按照政治成分进行分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最少获利者的利益最大化”[40]成为了现代法律话语语境下更具意义的举措。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形式正义”的法治理解已受到了强大冲击，“好的法律应该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它应该既强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41]“实质正义”成为现代法律话语的新内容，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新内容促使中国的民生实践获得了崭新的切入点，[42]在当下中国，关注社会弱小者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已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

3、从政策民生到法律民生

如上所说，在现代法律话语中，“法治”的另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法律至上”，而这个内涵体现在民生问题上主要通过法律（而不是政策）来保障民生。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纯粹的政治话语中，政策手段具有多种适合其运作的优点，而且，即使在法律实践中，政策也是一个时常出现的因素，然而我们更要承认，在一个法治国家内，就权利保障和民生问题而言，法律手段无疑将更为有力，关于这一点，德沃金（DonaldDworkin）曾进行过细致的论证。在《认真对待权利》一文中，德沃金对法律原则和政策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下述结论：政策规定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一般是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改善；而（法律）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因为它将促使或者保证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势，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43]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实际上就是在启示我们：权利和民生的最终保障只能依据法律（原则和规则），“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和保护法律秩序中的权利，因而能使个人能够拥有安全的社会空间，使少数人不至于成为功利主义计算的牺牲品。”[44]实际上，就当下中国的民生实践来看，我们已能清晰的看到，法律正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民生问题中去。以刚刚过去2007年的立法为例，当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反垄断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对《个税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无不包含着改善民生的直接目的，而据有关民政部门介绍，在2008年，中国有关民生立法的项目更将达到44项。[45]另外，在司法领域，关注民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2008年第十九次全国法院工作会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与社会和谐、保障民生密切相关，在各项审判工作中，必须把维护人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依法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权利。这样从总体上而言，在民生话语转型的背景之下，民生问题最终从一元的政策的保障转向了法律、政策的二元保障。

四、虽然存在上述理解，然而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当下的民生理解可以在纯粹的法律话语的语境中进行表达，[46]而且当下民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仍为政治话语所决定。[47]不过，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基于对法律制度和法治本身的信仰，笔者始终认为，就中国未来而言，通过现代法律话语认识民生问题、进行民生实践是一个可欲的图景，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民生”获得宪法的充分保障将具有决定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所以，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将以现代法律话语为“滤镜”对中国现行宪法的民生保障进行考察。而这一考察的前提在于，在现代法律话语的阐释下，民生要求与立宪的基本诉求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现代立宪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努力遏止作为“必要邪恶”的国家权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自由国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化，财富偏向集中，劳动条件不断恶化，垄断集团次第崛起”，“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对于社会意义、经济意义的弱者来说，只不过是贫困的自由、饥饿的自由而已”[4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的自由国家最终蜕变为以国家干预和计划为必要的社会国家，然而，立宪主义的原初目的却没有随之发生改变，立宪的目的仍“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国家思想的目的亦在于使立宪主义的这种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为此应认可为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49]这就是说，在现代法律话语的阐释下，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保护人的权利、关怀人的生活都当是立宪的应有之意。

就中国宪法而言，笔者认为，经过多次修改，中国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体现了民生保障这一基本诉求。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如果以现代法律话语考察当下宪法中的民生保障，则我们仍能发现中国宪法中包含着现代法律话语与纯粹政治话语的冲突，而且宪法在民生保障的具体方面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首先、当前宪法仍包含着“人民民生”的历史痕迹。如上所言，“人民民生”在本文中特指一种民生资源按政治成分覆盖和分配的模式，从“人民民生”的本质来说，其与现代法律话语是冲突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模式仍然影响着我国现行的宪法的相关规定，在这其中最被人诟病的当数迁徙自由权的阙如及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诞生于1958年——该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条例实际就是“人民民生”的制度性安排，而且，由于宪法中缺少迁徙自由权的相关规定，这个条例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巨大威力。[50]实际上，早在1982年修宪时，就有人提出应在宪法中规定迁徙自由权，但最终的回应却是“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不可能实现”；“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都到城里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51]这样，在“人民民生”的观念基础上，一直到现在，宪法中仍没有迁徙自由权的规定，虽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已经不那么“困难”了；虽然，农村人口实际上已经大量涌入城市，并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得不到平等民生资源的状况仍然存在。[52]

其次、某些特定“弱势群体”的保护缺乏宪法支撑。如上所言，在现代法律话语的语境下，“民生关注”已直接指向所谓“弱势群体”，而且中国现行宪法也有着一些相关规定，[53]然而在总体上宪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却存在着不足。譬如，对于社会转型后诞生的新“弱势群体”，现行宪法就缺乏保护性规定，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企业劳动者的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劳动者是变化较大的一个群体：在社会转型以前，作为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工人特别是具有城镇背景的正式工人，无论如何也不属于“弱势群体”，相反“转型前的政治分割和身份分割给工人营造了一个安全宁静的港湾，导致了一些工人的‘贵族化’”，[54]；在社会转型后，随着私营企业增多和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国有企业的效益下降和裁员，作为“劳方”的工人阶层，迅速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成为相对于“资方”的“弱势群体”，[55]然而，对于这样新的弱势群体，中国宪法并无市场经济国家在宪法中所普遍赋予劳动者的罢工权的规定，[56]再加上“中国当前的工会制度是针对社会转型前的情况设计的”，[57]这就使企业劳动者的民生成为了一个严重问题。[58]

最后，当下的违宪审查机制无法有效地对事关民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审查。“违宪审查，是指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59]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中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实施，享有违宪审查权。然而，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对中国目前的违宪审查机制已经做出了较为一致的评价，[60]即它“有不够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审查主体不明确和多层次，审查范围狭窄，缺乏程序保障等。这些弊端使现行审查模式难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也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需要，因而有待进一步完善。”[61]笔者认为，就民生问题而言，中国违宪审查机制之不足已经影响到了民生法律保障体系的形成和效用，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关民生的法律法规仍然相互冲突，难以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逻辑规范体系，各种与现代法律话语相违背的政策和决定更得不到宪法的有效“过滤”，而如果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在其产生和运行过程中不能得到宪法“护航”，那么，则其对于民生问题的处置变得任意，最终，这种任意将侵犯到作为目的的民生本身。[62]

以上即为我们从现代法律话语出发对现行宪法的民生保障所做出的简略考察。当然，由于资料搜集的不足及思维的局限，这些考察到目前为止还主要在于一些显而易见的方面，然而这并不妨碍笔者在本文的最后做出一些总结。笔者认为，作为持久受纯粹政治话语建构的民生问题，其在寻求现代法律话语的支撑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法律话语更多方面的和更深层次的“凝视”，笔者的愿望是，我们的民生理解和民生态度能够在这些“凝视”中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而我们的宪法以及法律也将在这种“凝视”中日趋完善，最终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有力的和根本的制度保障。

【注释】

作者简介：吕明，安徽合肥人，合肥师范学院政法与管理系法学教研室主任，先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法律科学》、《政治与法律》、《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界》等核心期刊二十余篇。

[1]勿庸置疑，民生和社会主义实际有着特殊的关联，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甚至认为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参见杨荣：《从民生主义思想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实践》，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2]实际上已有的研究（主要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经触及了这个领域，譬如就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来说，很多学者就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生对策进行过分析，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都是零散的和描述行动性，缺少进一步的概括与反思。

[3]笔者认为，虽然“类型化”的方法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深入把握事物本质，凸显其特征的研究手段。

[4]从某种意义而言，“福柯所有的研究和著作甚至可径直称之为‘话语分析’”参见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1页。

[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页。

[6]（澳）：J丹纳赫著《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7]在本文中，我们并不试图专门界定两种话语的具体内容，这首先是因为二者本身就是开放的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于，法律和政治的划分的相对性——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并不认为法律话语能完全区分于政治话语，譬如，即使“法治”的概念也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参见参见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第一章“西方法治思想的渊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现代法律话语试图独立于政治话语种种努力和成果及二者的区分，实际上，“依法治国”的提出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已经标识了这样两类话语的存在及相应的转变。

[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10]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11]譬如，该文在谈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明确提出要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参见《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

[12]这些因素后来被普遍概括为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以及经济建设未能完全克服冒进，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4]《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16]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无论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这个特征。

[17]后来则演变为所谓“冷战思维”。

[18][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19]《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

[20]（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21]实际上，有资料表明则即使在这段时间，民生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十分明显的，譬如，在当时，“大部分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中等水平以至于零。”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2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2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2页

[24]蒋大椿：《孙中山民生史观析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5]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的写作动机而言实际却是提醒人们注意“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见《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3页。

[26]司法工作也要依据此进行，为此，195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同志专门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正确区分两类矛盾，作好审判工作》发言。

[27]有学者因此认为，就个人来说，虽然“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表”但“他的许多具体政策建议具有剥削农村来发展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的效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306页。

[28]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新中国的领导人“不但愿意把城市事务放在优先地位，而且承认城市方式最为先进，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66页。

[2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30][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31]指三年自然灾害，即“‘’导致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随后又使将近3000万人不得不重新定居。”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363页。而笔者更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也直接源于当时的人们对经济增长已解决吃饭这一民生问题的做出了乐观估计。

[32][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33]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34]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35]中国共产党的70年P381—382页，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36]李龙：《人本法律观简介》，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37]刘仁文：《敌人刑法：一个初步的清理》，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38]有学者认为“民主专政总是能很快地重新规定‘人民’中任何成分的政治地位”，参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1965年）第71页。

[39]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加上去的。

[40]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的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41]参见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譬如，在民法领域，“诚实信用”替代“意思自治”被作为“帝王条款”加以确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诚实信用原则首先出现于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其突出体现社会本位论者热心保障结果平等的制度设计。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42]当然，就更宽泛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实质正义”暗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其在当下的民生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43]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44]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

[45]阮占江：《2008年中国有关民生立法的项目将有44项》，载《法制日报》2008年1月10日。

[46]关于政治话语和法律话语关系问题，参见吕明：《法律意识形态的变迁：以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为样本》，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在文中，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法律意识形态都无法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纯粹的法律思想体系”。

[47]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在民生问题上的目的化（非手段化）实际上与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目的结论（即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及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的标准直接相关。

[48]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页。

[49]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50]需要注意的是，1954年宪法第90条实际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

[51]参见1982年4月1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说明。转引自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2]需要看到，目前各地都在摸索着进行着户籍改革，譬如河南省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但2004年后又被紧急叫停。此外，许多地方，即使农民有了和城里一样的“居民户口”却仍然发现，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仍然不少，即有了进城“门票”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笔者认为，这些民生改革的夭折或变味实际与宪法依据的缺乏密切相关。

[53]譬如现行宪法第45条、48条对老人、疾病人群、残疾人、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和保障。

[5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55]尽管此时的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比一般的农民工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民生资源，但与社会转型前以不可同日而语。

[56]原因在于1982年修改宪法时的如下解释“首先，罢工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对付资本家、反抗压迫的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不应该有罢工；其次，罢工不仅影响生产，还会影响社会秩序，安定团结，对‘四化’建设不利，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随便可以罢工的；对付官僚主义可用其他手段，而不必采用罢工的方法。”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笔者认为，上述认识在本质仍反映了纯粹政治话语左右着企业劳动者的“民生”。

[5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58]譬如2007在全国引起轰动的“黑砖窑事件”、以及此前报道的“搜查工人身体”、“工人给老板下跪”事件，多年来广受关注的“农民工欠薪”都体现了企业工人的民生问题的严重性。

[59]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60]相关观点介绍参见韩大元、胡锦光主编《宪法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民生保障范文篇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是结合国情，将要在农村长期实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从权利的角度看，尊重和保障参合农民的基本权利（生命健康权）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法理的逻辑渊源和道德支撑。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权利和法律基础

享受医疗保障是广大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既为社会之一员，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人权尊严及人格自由发展所必须之经济、社会及文化各种权利之实现。”《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因此，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民人权保障的主要手段之一。

生命健康权是与身俱来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不可以变更、转让、放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人的生命具有最高人格价值，是人的第一尊严；而健康则维持着人的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拥有生命和健康是个人得以在社会上生存、享有作为人的自尊以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享有和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因此，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发展必要的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也是国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我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上述规定为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宪法基础和立法依据，也是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宪法基础。同时，国家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制度，以切实保护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建立独立的医疗救助基金；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给予支持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和原则、组织管理、筹资标准、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和组织实施等。此外，有关部门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中央财政资助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等问题专门发文，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保障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利。

（二）影响生命健康权实现的关联因素

虽然生命健康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是人权保障的第一要义，但在现实中，农民在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阻却因素表现为：

1.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民医疗保障权利不平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曾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生命健康权。但80年代以降，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下降，广大农民对于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民沦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与此相对，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是面向城镇居民设计，基本上没有虑及广大农民。《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言明“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因此，广大农民陷入医疗保障权利的贫困状态。

虽然国家针对因疾病、残疾，鳏寡孤独，劳动能力缺乏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群积极开展社会救助，以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如对农村居民中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人保义务教育）的五保救助；对患大病的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对因大病、重残或缺少劳动能力，导致常年生活困难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定期、定量基本生活救助等。农村社会救助当前还面临扩大覆盖面、增加救助资金的挑战。显然，目前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农村社会救助并没有也不可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

2.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影响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和实现。在公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中，“富者在权利的实现方面具有优势，而穷者则处于劣势”。第一，农民收入增长与其医疗保障支出的不平衡影响农民生命健康权的实现。城乡二元经济使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在医药价格猛涨的情形下，农民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有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也即在医疗费用的攀升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的情况下，医疗费用的支出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第二，因病致贫、返贫，因贫致病现象严重。疾病与贫困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数与日俱增。农村2900万特殊困难人员中，因病致贫的比例达到50%多。有农谚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因病致贫的罪魁祸首是大病风险，大病对于农户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大病治疗直接对农户形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二是大病对于农户的人力资本造成影响，对于农户的长期收入与消费会产生影响。贫困农户在大病冲击以后，将近要花8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消费水平；近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大病前的生产经营投入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也是长远的。大病的患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198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2.84%.此外，因贫致病现象也十分严重。许多农民因难以负担医疗费用，往往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更是无力救治。一些贫困农民小病找村医，一旦确诊是大病，就是好吃好喝准备后事（丧事）。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成为影响其生命健康权利的决定性因素。

二

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大背景下，切实保障“医疗保障权利贫困”的全国半数多国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大步骤和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先天残缺的情况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架构，担负起保障参合农民生命健康权的重任。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为农民生命健康权提供了组织、

制度和资金保障。从国务院新型合作医疗的部际联席会议，省、地（市）的合作医疗协调领导小组，县级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到各级专家技术指导组，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施行提供了相对完备的组织保障。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组织领导、试点推广，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拨付办法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合农民每年人均补助不少于20元，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不低于10元；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医疗费用垫付制度，减轻那么资金支付压力。这些为新型合作医疗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风险型（仅保大病住院）、风险福利型（保大病＋乡村基层门诊）、保两头放中间型（保大病＋预防保健，保大病＋健康体检）等各种保障模式，对农民的大额医药费用或住院医药费用进行补助，既增加了农民对基本医疗的可及性，又拓宽了参保人的受益面，“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地确定起付标准、补助比例和最高补助限额，有效提升了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监管能力。

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管理，定期公布经费账目，建立家庭账户，简化报销手续，实行资金钱账分离、封闭运行，并设立风险基金防范资金透支或沉淀。向农民宣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加办法、参加后的权利与义务、合作医疗经费的筹集、使用和报销等实际问题，赋予农民知情权和监管权。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农民代表参与方案设计，接受行政部门财政、审计等内部监督，人大、政协等的独立评估，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

第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医疗服务与医疗救助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解决了参合农民的医疗服务需求问题，各收入层级农民从中直接受惠；新型合作医疗独立于城镇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没有强调参合农民的缴费年限和缴费比例，与社会救助中受助对象的“零给付”义务也有区别，一定程度弥补了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

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于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的生命健康权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沿循合作医疗的旧思路，在试点阶段，相关的制度设计还不够系统和规范。

第一，自愿互助与生命健康权的排他性。自由、独立和尊严是最重要的人格利益，也是保障生命健康权的终极目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中，有地方卫生部门产生强烈的冲动和欲望，要求农民积极参加新合，甚至通过强制手段强迫农民参加；有的盲目追求试点数量、赶进度；有的包干、摊派等，违背自愿原则。参保者如果没有生大病住院，那么他所缴纳的保费中的一部分将无偿地奉献给那些生大病住院的参合农民。这里体现的是传统的互助济困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与农民个人筹资的私有财产属性不相符。如果参合农民不愿救助别人，那么这种互助就是非自愿；再如农民参加新合也并非自愿，那么农民的缴费和救助行为就是双重的非自愿！再有，参合农民的个人缴费类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都属于缴费者的个人财产，但参合农民在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肩负救助他人的义务，是悖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二元结构，对农民显失公平。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本身就存在缺陷。

第二、关于资金筹集问题。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农民实际支付能力不高，筹资能力明显不足。一些地方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过程中，参保资金的收取缺乏统一明确的法规和政策，筹资成本由地方卫生部门承担，乡（镇）财税所只负责收费工作，工作态度缺乏主动性，使得筹资工作不仅成本高，而且难度大；而一些贫困地区仍然缺乏有效的多元化筹资手段，筹资效率不高。这些因素又会刺激地方套取中央财政补助的冲动，既不利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也使得合作医疗基金不堪重负。同时，地方政府投入不足，资金收取额度也因时因地而异，集体经济投入部分也难以及时足额供应，加之农民缴纳的积极性不高，共同导致财政支出困难，补助经费难以按时发放，造成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

民生保障范文篇5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基本保障，是农村稳定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达4000万。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农民生活和保障均无着落，如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保证农民安居乐业，是目前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九三学社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0％多的失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这些困难农民多在中年，上要养老，下要扶小，生活非常艰难。在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农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而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可谓微乎其微。浙江一项调查表明，农民仅占被征土地收益的5％至10％。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十几年过去了，当年制定的补偿标准已远低于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的补偿费还常常不能全额发放到农民手中。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不仅享受不到土地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在失去了集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为一体的土地后，不能与城里人一样获得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还要为转变就业方式、生活方式而付出大量的成本，这让不少失地农民不满情绪和逆反心理呈现上升趋势，对土地征用采取了抵制态度。这不仅严重恶化了干群关系，也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的大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展，今后还得有大量农用地被征，如果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必然出现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大量发生的局面，势必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的基本国情是，70％人口在农村，农村有3000万贫困人口。如果不能充分实现农民利益，全面小康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保护农民权益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关键。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依法履行人大职权，切实保护农民权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近期内，我们联合市有关部门对我市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调查，从调查情况看，当前失地农民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补偿标准不一,安置费用偏低

目前，由于政策不一，造成相邻地区、相同时间、相同面积的土地被不同项目征用时，补偿费差距很大，使被征地农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患寡，更患不均，是失地农民的心理写照，也是导致了众多上访、纠纷出现的重要原因。

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补偿标准偏低。根据《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6条的相关规定，我市按照人均耕地0.6亩计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之和应为26220元/亩，而近年来的实际补偿标准为16080元/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是部分征地补偿费存在拖欠现象。截止2004年8月底，我市共存在拖欠补偿费用的用地共12宗，拖欠款1994.88万元，

三是补偿费用分配方式单一。目前群众普遍要求补偿费用采用一次性到位的方式，实行“分钱到户”，对其他分配方式，农民心存疑虑，拒绝接受，土地换社保的形式阻力较大。一次性补偿到位的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能为失地农民带来一定的生活保障，但从实际状况看，由于部分群众对补偿费用的使用不够科学合理，因而极易造成部分人“一次性拿钱，一辈子没饭吃”的现象产生，几年之后，必将成为新的社会负担。

2、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一是失去了最稳定、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土地征用前，农民种田虽然收益不是很好，但是这部分收入稳定，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土地征用后，农民失去了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对其生活带来较大冲击，尤其是对那些以种养业为主、年龄偏大、又没有进厂的经验和技能的农民，影响最大，成为失地农民中的弱势群体。

二是再就业困难重重。目前，农村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早已找到工作，而那些素质低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就业难度大。土地征用前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失地后亦然。目前各级政府没有出台能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优惠政策，所以农民对征用土地不是很欢迎。

三是生活成本提高，失地农民进城后生活难以为继。农民失去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后，无论愿不愿意“农转非”，他们的一切生活都已经城市化了，以往自己种自己吃，而现在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到市场去买，因而增加了生活成本。虽然征地后农民得到补偿，但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创业能力，也只有坐吃山空，进城后生活变得很艰难。

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生活存在后顾之忧

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地农民从农耕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难度较大，难以实现再就业，但又不能享受下岗职工、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待遇，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群体”。大部分人员无力参加社会保险，以后的生活就难有保障。因此，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失地，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尤其是那些素质偏低，年龄偏大，体弱多病的人再就业更是希望渺茫，对今后的生活普遍感到忧心忡忡。部分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的实惠，生计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将严重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我市相关部门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拟订了《扬中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暂行办法》，但该办法能不能顺利实施还是一个未知数。据我们调查了解，许多群众主动参保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对今后的生活缺乏长远考虑，普遍对一次性补偿之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存在抵触情绪，办法实施的工作难度很大。

应该承认，失地农民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矛盾比较突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推进，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被征用的土地还会增加，失地农民的队伍还会继续扩大。我们必须冷静而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严肃而负责地应对这个矛盾。

1、做好土地征用工作，确保失地农民合法权益

一是搞好土地利用规划，提高土地使用综合效益。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保护农民利益，首先就是要加强土地征用工作的管理，从源头抓起，严格把好征地关。要注意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搞好土地的综合规划，合理利用土地，防止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盲目而上的征用土地和重复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贯彻土地供应政策，切实做到不符合规划要求的不供地，不达到一定投资强度的项目不供地，突破省政府最低价的不供地，确需征地的，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坚决杜绝随意占用农民土地的现象。同时，要大力提倡集约用地，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保护、利用现有土地，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留有足够的后续资源。

二是加强征地管理，健全完善征地安置机制。一方面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征地政策和征地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规范征地行为，落实公平原则，尽早统一相关政策，统一征地标准，对于市政、非市政项目用地补偿的不统一、重点与非重点项目用地补偿的不统一，要尽早并轨，不能再延用多个标准。确保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稳定供给。另一方面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实施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兼顾国家、征占主体和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真正受益。

三是在土地清理工作中，严格区分非法与合法的界限。要全面执行国家政策，最大限度地让利给失地农民，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行为，约束公共权力，确保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可靠的基本保障。

2、加强宣传引导，帮助失地农民树立自主意识

对劳动年龄段"失地农民"培训的重点，应放在端正就业观念、规范职业行为和增强劳动技能三个方面。就业观念方面：积极宣传新时期的就业方针、就业政策和当前的就业形势，通过加强教育引导，使其尽快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积极主动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树立起市民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让他们在失去土地后不悲观等待，而是踊跃进入市场，竞争就业。在职业行为规范方面：强化法律法规、职业礼仪、职业程序、职业职责、职业道德等内容的培训，使"失地农民"树立良好的职业观念，形成规范的职业行为。

3、加大扶持力度，改善失地农民生活就业环境

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对"失地农民"愿意从事个体、民营经济的，组织举办创业培训班，通过系统培训，增加他们市场经营常识，并帮助他们论证和最大可能的选准经营项目。同时，政府出资建立创业园，免费为"失地农民"提供经营场地和政策支持，使"失地农民"轻装上阵，踊跃自主创业，致富增收。

4、对待失地农民的政策要城乡统筹，一视同仁

为让农民离开土地后能真正安居乐业，政府还应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建立平等待遇，做好有关配套服务。一要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部分资金，通过合作医疗、统筹医疗等形式，建立医疗保障、救助制度，帮助失地农民解决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二要取消入学赞助费等歧视性政策，使失地农民子女在受教育上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三要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供应力度，确保因征地拆迁造成的困难户能够按政策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四要将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作为推进富民强市，加快“两率先”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体系。

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

关注弱势群体，抓紧建立保障机制。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出让土地，失去了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类似于城市的下岗职工，同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应将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作为推进富民强市、"两个率先"进程的一个重要措施，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有关部门要把失地农民作为重点对象，纳入到创业辅导体系中，在资金支持、人才培训、项目推荐、信息共享等方面，帮助失地农民搭建创业平台、寻找就业机会。应积极创造条件，主动为失地农民开发就业岗位。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服务业及适合失地农民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是政策支持。取消政策限制，对因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允许、鼓励其进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从征地补偿费中划出一块，建立个人帐户，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统筹，使他们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

二是资金保障。采用政府、村集体、农民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农民从劳力安置费中拿一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土地补偿费中拿一点，政府从土地收益中拿一点的方法，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失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各级财政应努力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尤其是增加用于失地农民低保的专项资金。

三是就业保障。按照城镇下岗职工的模式，把失地农民纳入再就业保障体系，让他们享受城镇下岗职工同等的优惠政策；保证失地农民在找不到工作时，能够享受到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同等的社会援助。

四是对失地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如未满18岁的人员、“五保户”、仍为农业户的大、中专学生，要建立相应的社保基金，做好保障工作。对收入过低、经济困难的人员，要纳入城市低收入保障范围。

作为省、市、县三级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也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人大在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方面，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三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主动地把这一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把维护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人大工作的根本目的；把是否保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笔者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履行职责，保护农民权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人大要把这一问题作为“防震”工程来抓。

失地农民问题，掩盖着许多不安定、不稳定因素。他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处理，这一批农民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新的困难群体，将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新的隐患。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防震”的高度，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监督力度，推动政府制定有力措施，解决积累的矛盾，防止产生新的矛盾。人大要发挥自身优势，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民应有的合法权益及法律保护措施，这是在保护农民权益问题上的治本之策。因此，有必要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督促政府转变观念和职能，明确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赋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权利，特别要督促政府抓紧建设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网：将土地收益的一部分、土地补偿费的大部分，加上一部分财政补贴，用于构筑稳定、可靠的社保基金，并建立专门的保障基金账户，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2、人大要把这一问题作为“富民”工程来抓。

毋庸讳言，征地、用地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矛盾和困难，不是农民造成的，更不是农民的“无理取闹”，而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征地用地的过程中，侵害了农民利益，有的地方甚至是层层盘剥农民的合法权益，形成部分失地农民“生产无地，生计无方，生活无着”。这种剥夺性的土地开发，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是有悖于党的宗旨和“三个代表”的要求，也违背了我们党发展经济的初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要“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以及十六届四中全会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出发，监督和审查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征地、补偿行为，督促本级政府采取得力措施，保证本行政区域因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其生活水平不下降，其经济来源比原来宽泛和稳定。

3、人大要对已往的征地工作进行一次综合检查。

珍惜和保护土地，是一项基本国策。监督法律的实施，是各级人大的职责。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执法监督，保证《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施行。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鉴于目前征地、用地如此混乱的局面，各级人大有必要开展一次土地综合执法检查，内容包括：征用土地是否合法？土地的市场化运作是否规范？对农民的征用补偿金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围而不用的土地？是否存在“开而不发”的工业园区？对于检查中发现的严重问题，人大要督促本级政府抓紧解决。坚决纠正乱占滥用耕地，违法转让农村土地，随意破坏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强行剥夺农民合法权益，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行为。要通过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严格按照法定标准给予农民合理补偿，严禁拖欠、截留和挪用征地补偿费用。二是要千方百计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防止出现“要地不要人”、一次性“了断”的做法，在征地的同时，就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妥善安置失地农民。三是要全面构建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设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以切实保护农民权益。

民生保障范文篇6

一、提高困难群体基本民生保障水平

1.规范城乡低保管理工作，加快居民家庭收入核对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入户调查、定期核查、民主评议、公开公示、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提高城乡低保管理工作的规范程度。

2.落实救助保障标准科学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标准科学增长机制，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农村五保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分别达到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和25%以上。进一步提高低保补助水平，全面实施分类施保制度，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救助保障体制。开展星级敬老院等级评定工作，不断强化和规范服务管理，争创全国模范敬老院。

3.继续做好医疗救助工作，提高医疗救助水平，资金结余率不超过当年筹资总额的15%，政策范围内自付医疗费用按比例进行救助，积极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做到程序公正、救助准确。

4.完善救灾预警、应急响应、灾害评估机制，提高救灾应急能力；做好灾情信息统计上报和受灾群众紧急救助、过渡性救助等工作；加强救灾物资仓储建设；落实救灾资金各级按比例分担机制；组织开展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和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5.按新标准落实分散供养孤儿和“三无人员”救助保障资金，加强对社会散居孤儿的排查，维护好孤儿和流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慈善宣传力度，创新慈善募捐形式，壮大义工队伍，强化信息公开，依法、有序、规范开展慈善公益活动。

二、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6.按照省、市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科学合理确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逐年分解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加大资金投入，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创新养老机构建设、管理与养老服务供给方式，确保社会福利中心投入使用。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养老服务机构，新建或改建养护型养老机构1处，新建农村幸福院1-2处，确保全市新增各类养老床位300张以上。

7.适应养老服务需求多样化特点，加快养护型和医护型养老床位改造及镇街综合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年内新建和改建镇街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2处；加快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改建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1处，农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45处，争取建成1—2处符合民政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的照料中心。

8.争取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现市区全覆盖，发展城市社区居家养老互助点30处以上。不断加强社会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研究和探索以房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

9.全面落实省、市老年人优待规定，继续推进“银龄安康”工程和高龄补贴发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加强镇街、村居等基层老年组织建设，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化活动。

三、提升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水平

10.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公共服务进社区准入制度、开展社区服务以及村民自治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创新城市社区服务管理，健全社区共驻共建共享机制，深入开展幸福社区创建活动，逐步解决好影响社区工作开展的综合用房不达标、工作人员待遇低、办公经费不足等问题。

11.结合城镇化建设，优化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扎实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申报工作，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村改居”工作。

12.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机结合，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发挥社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深化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工作，按要求做好第十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前期准备工作，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建设，推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纵深发展。

四、健全完善和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

13.贯彻落实上级双拥模范城命名表彰大会精神，调动各部门各行业的双拥积极性，推动各项任务在基层落实，引导双拥创建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开展。做好重大节日期间对驻蓬部队和来蓬海训、冬季野营拉练部队走访慰问及训练、生活保障工作，推动双拥共建社会化、经常化和制度化。

14.落实国家和省市现行的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规范完善伤残、带病回乡审批审核以及优抚对象疗养工作，努力构建体制机制统一高效、优待优惠，充分体现整体保障水平显著提高、服务对象荣誉感明显增强的双拥优抚安置新格局。

15.加强宣传发动，全面完成第二批散葬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散葬烈士迁葬工作。

16.继续推进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加强和改进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及时足额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按时完成年度军休干部、无军籍职工的接收安置任务，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待遇。

五、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17.加快建立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制定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意见，对社会组织实行分类发展，优先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简化登记程序，探索实行直接登记。健全完善社会组织扶持发展政策，推进建立财政资助、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建立社会组织创业基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扶持政策，全面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18.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完善党建与管理工作联动机制，把好登记和年检两个关口，将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及时纳入台账管理。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和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确保社会组织正确的政治方向。

六、强化社会事务管理服务规范化建设

19.坚持边整边改、常抓不懈，继续深入推进地名清理整顿活动，建立地名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抓好地名文化和地名信息化建设，提升地名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深化平安边界长效机制建设，广泛开展创建“边界和谐走廊”活动，完成界线联检和县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编制任务，补充完善界线管理数据库信息。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慎重稳妥做好行政区划调整审核报批工作。

20.从环境布局、设施配备、便民服务以及加强内部管理等方面入手，强化婚姻登记机关软硬件建设，争创民政部3A级婚姻登记处。加快推进婚姻、殡葬、收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完善惠民政策，扩大惠及范围。

21.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加强与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发挥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作用，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救助保护，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管理服务，切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2.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激励评价机制，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拓展社会工作服务范围，大力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民生保障范文篇7

县社保工作在省市业务部门及局机关的指导下，年以来。按照省厅“能力建设年”及局机关绩效考核的具体要求，规范各项业务办理程序，以清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完善资金的拨付手续，有力的促进了各项社保事业的有序开展，较好地落实了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现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认真完成各类月报、季报及基金决算工作

社会保障资金报表，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求报送及时，很多数据都与有关单位存在口径对应关系，编制的难度较大。今年我县在市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认真进行数据的采集与论证，按时完成了就业资金月报、医改投入季报、重点社保资金季报的报送。特别是年终决算工作，编报时要考虑到与相关部门数据口径的一致，与各类月报季报口径的一致，为做好这项工作，社保股的同志在做好账务处理的同时，积极与各相关单位对账，经过认真努力，顺利通过了决算汇总上报。

二、强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管工作。

我县加大社会保险基金征管力度，坚持扩面与征缴并重，充分发挥了财政职能作用，积极协助和督促地税和劳动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征收体制，提升服务水平，抓好基数核定和扩面征缴。截止年底，我县共入库企业养老金6623万元，失业金1004万元，医疗保险金6076万元，工伤保险148万元，生育保险金66元，其他保险490万。为各类人员保险金的发放和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县的稳定和发展。

三、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各项社保工作落实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规定，我县积极筹集社会保障资金，逐年加大本级预算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

(一)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今年以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再就业政策，将县级配套列入年初预算，积极争取省市补助资金弥补县本级财力的不足。就业资金专项用于再就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等支出，并制定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助标准，严格拨付程序，并实行资金的跟踪问效管理。深入到现场查看就业园区建设情况，按照规定拨付组织起来就业资金。认真推行下岗职工小额贷款，鼓励支持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目前，已拨付各项再就业资金1268万元，再就业资金余额控制在合理范围。

(二)按时发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今年共发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9500余万元，并按规定做好测算、审核、监督工作。

(三)继续扩大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至目前，全县共完成参合96.82万人,参合率达90.09%。全县共补偿40万多人次，累计补偿金额9864万元，保障了参保农民就医的需要。

(四)做好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工作。年实际完成参保任务97201人。年12月1日至年11月30日参保年度，征收基金1114万元，截至11月30日支出883万元，实际补偿5339人次，补偿比为53%。

(五)认真完成城乡低保资金的发放。按照提标扩面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公示、审核等基础工作。至目前，共筹集发放城市低保资金1476万元，农村低保资金3193万元，使0.68万名城市低保对象、4.41名农村低保对象按时领到了低保金。

(六)加大五保供养力度。我县现有五保户供养对象7285人，今年根据实际加大提标力度，集中供养的标准为年/人均1820元，分散供养的标准为年/人均1450元，筹集拨付资金1174万元。

(七)积极推行城乡医疗救助机制。针对医疗救助较窄，救助水平偏低的现象，积极探索扩大救助范围，增加救助病种，加强救助力度。共拨付救助资金580万元，累计救助5.9万人次。

(八)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及时进行医疗救治，并对艾滋病特困对象开展生活救助。艾滋病生活救助77人，已拨付全年资金8.7万元。救治结核病人76人，救治艾滋病病人44人，拨付治疗费69万元。

(九)落实公共卫生经费。今年县本级安排村卫生防疫经费16.5万元、社区服务配套经费87万元，村卫生室配套经费150万元，支持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助体系的建设，推动全县卫生事业的发展。

各类社保项目的实施为弱势群体筑起了一道生活保障线，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弱势群体的稳定。

四、做好社保工程类资金的拨付。

(一)敬老院建设。

今年，我县新增床位900个，年初结合我县实际，将床位建设任务分解到全县的16个乡镇，其中新建6所、改建一所、扩建9所。在工作中强化协调调度，强化资金保障，严格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强化督查考核，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已拨付资金756万元，新建、改扩建任务已全部完成，集中供养率已达到30%。

(二)城乡卫生体系建设。

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民生工程的重要内容，今年我们改变去年以检查促工程进展的办法，从年初的选址、招标、工程的实施等方面全过程主动参与，使此项工作能按序时进度完成。目前，1所乡镇卫生院50个村卫生室已全部完工，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网络建设任务，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规范化建设任务也已完成，共拨付资金891万元。

(三)改水改厕项目。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污染日益加剧，环境脏乱差已经成为农村各种传染疾病流行的重要原因，其中农村旱厕问题尤为突出。我县在改厕工作中，确立许疃、范集、王集、篱笆4个乡镇14个村共3000座旱厕改建任务，改建主要通过“双瓮式”和“沼气式”两种方法，我县积极落实配套资金，向上级争取补助资金的方法筹集项目资金，目前建设任务已经完成。

五、做好省市各类专项检查工作

(一)养老保险各市互审。今年11月份省组织养老保险基金互审，我们及时与劳动、地税等部门联系，做好各类材料和有关帐务的处理，完成了我县三年来我县养老保险的审计核实任务，为下一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打下了基础。

(二)再就业资金检查。11月份省检查组对再就业资金进行检查，我们及时与劳动部门联系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加快了资金的拨付进度，对不符合省检查要求的情况及时进行了整改。检查验收时，我们与有关部门配合，完成了检查任务。

民生保障范文篇8

(一)制度和政策的覆盖面明显提高。目前,全省11个设区城市、50多个县(市、区)已经出台文件,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到去年底,全省约有39万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共筹集保障资金37亿元,其中近15万名达到条件的参保对象已经开始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加上参加其他保障方式的近13万被征地农民,全省已经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的被征地农民总计达到52万左右,约占被征地农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二)形成了切合实际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模式。总体上,各地大都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实行分类保障政策。即对劳动年龄段以上人员,直接实行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的养老保障。对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按当地测算标准一次性交足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建立个人专户,在其未就业时,从征地调节资金或征地安置补助费留存中发放不超过两年的生活补助费;补助期满后仍未就业并符合城镇低保条件的,按规定纳入城镇低保;就业后,即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业后失业的,则纳入失业保险渠道。对未达到劳动年龄段的人员,按征地补偿规定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此外,有的地方按照我省“双低”养老保险的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的地方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办法,对劳动年龄段以上人员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对劳动年龄段内缴费能满15年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在各方面可以承受的前提下,这些探索都是积极有益的,有利于与整个城镇社保体系在长远上的接轨。

(三)妥善处理新老被征地农民的政策衔接。不少地方在实施中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对新老被征地农民统筹考虑,将他们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如绍兴市,在近10万名保障对象中,大部分人员属于20****年以前的被征地农民。湖州市在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对20****年以前的3万多名被征地农民实行了基本生活补助制度,较好地解决了新老人员相关政策的衔接问题。

(四)积极推动和落实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各地都突出抓好了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促进就业工作,普遍出台了扶持政策,落实了专项资金。在征地和实施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中,积极引导被征地农民及时办理“农转非”。许多地方十分重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住房问题,有计划地将城市开发、旧城改造和建设被征地农民公寓楼结合起来,使一大批被征地农民住进了规划合理、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城镇小区。一些地方采取大病统筹或医疗费补助的办法,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医疗问题。不少地方还十分重视做好基础管理工作,制作了大量的表证卡册,建立了详细的档案资料和计算机管理系统。

我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得到了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和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拥护。这项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土地征用工作的有序进行,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从制度层面上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探索了一条新路。

二、进一步深刻认识推进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建设和工业化的加快推进,我省农村特别是城郊农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被征地后农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日益凸现,近些年来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据省国土资源厅测算,自****年新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到去年底,我省非农建设征用耕地达160万亩,被征地农民达200万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并且是一个处于急剧转型中、面对各种各样生产生活问题的特殊群体。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地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势必会给改革、发展和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个经济仍处在快速发展的成长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城镇化步伐会持续加快,城乡各项事业的建设任务都非常繁重。有建设必然有征地,有大量的征地必然有大量的被征地农民产生。这个问题具有两重性,处理得好,可以加快农业和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处理不好,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延缓甚至阻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从制度上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既事关大局,又日益紧迫,必须提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实的紧迫性,更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统筹城乡发展、深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更是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规范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等方面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这为我们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指明了方向。时隔18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就解决“三农”问题发出1号文件,这个文件更明确地提出,各级政府要“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省委、省政府也于今年1月17日发出《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也是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四个不予审批”的要求,即“今后凡建设项目投资强度和建筑容积率达不到相应规定要求的用地不予审批;征地方案没有征求被征地村村民代表意见的不予审批;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没有解决的不予审批;由于征地工作不当等原因造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又没有妥善解决的不予审批。”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这一系列要求,切实把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工作重点,积极探索,扎实推进。

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没有明确的法规规章可以遵循,这项工作一头连着征地这一非常难的工作,一头又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工作推进的质量也不平衡。到目前为止,全省还有29个县(市、区)尚未出台文件。有的市、县(市、区)虽然已经出台文件,但尚未实施。有的地方出台的方案过于简单,政策也不配套,甚至还隐含着未来巨大的支付风险。工作不到位,归结起来,是认识不到位。对于这项工作,少数地方的领导还存在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这是一项“软任务”,可搞可不搞;有的认为推进这项工作还为时过早,还在等待观望;有的认为这项工作会增加财政负担,提高商务成本,不愿意去搞。由于认识不到位,导致工作推进缺乏力度、政策研究缺乏深度、资金投入缺乏强度。这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必须坚决摒弃。

二是资金筹措难度大,保障水平仍然偏低。省政府要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由政府、集体、个人各按30%、40%和30%的比例筹集。在实际工作中,这三方面的资金,都很难及时足额到位。尤其是政府资金的到位率普遍很低,全省11个市本级和50多个县(市、区)已经实施这一制度,但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出资基本没有到位。按照目前筹集资金总额计算,人均保障资金还不到1万元。加上许多地方在测算缴费标准时,对未来的增幅因素和领取年限的延长缺乏考虑,这都可能留下风险隐患。资金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威胁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给未来的政府留下很大的“包袱”。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保障标准偏低,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有的地方被征地农民每月领取的保障金只有100元,还不及农村的低保标准;有的地方规定,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只为城镇低保的60%,与省政府提出的高于当地城镇低保水平的要求相距甚远。

三是就业难的矛盾非常突出。全省200万左右的被征地农民中,劳动年龄段人员约占56%左右。对被征地农民,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基本生活保障,要真正实现转化农民、富裕农民、保障农民,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就业。客观上说,被征地农民在短期内完成非农角色的转换,难度是比较大的。从工作上找原因,主要是不少地方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还缺乏有序的规划和组织,就业培训、就业服务、就业援助的机制还不健全,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四是各项配套改革和政策措施跟不上。从征地环节来看,征地的补偿费用比较低,不少农民从眼前的利益考虑,不愿意把所得到的补偿资金用于生活保障。医疗问题也很突出,多数地方对此还缺乏有效的办法,被征地农民既难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又没有其他医疗保障渠道。与此同时,被征地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村级集体资产处置、社区建设等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配套解决。

三、在全面推进中规范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今年,做好这项工作的主题是加大力度,全面推进,进一步规范完善。全省所有市、县(市、区)都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紧实施。特别是尚未出台文件的29个县(市、区)要在今年上半年尽快实施到位。各地的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要遵循省政府文件和五部门指导意见的要求,绝不能搞简单化的应付。今年6月,省劳动保障厅将会同省有关部门组织对这项工作的专项督查。省国土资源厅要按照省委、省政府1号文件“四个不予审批”的要求,严格把好用地审批关。

社会保障工作关键是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好了,保障工作就有规可循,就能良性运作、持续发展。今年,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在制度规范和完善上,主要是要切实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在保障对象上,要着眼全覆盖。必须明确,凡是经省以上政府批准征地,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统一征地时持有第二轮土地承包权证家庭中的在册农业人员,都应作为保障对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先对城镇规划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中的被征地农民实施基本生活保障,再分步解决其他地区被征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但是,对这些分步解决的地区,在征地过程中,必须把该筹集的生活保障资金筹集到位,并进入专户管理,以备建立制度时所需。在保障对象的确定上还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处理问题,如制度实施前被征地农民、“农嫁女”、过去的蓝印户口户等等,都要合理确定政策界线,深入细致做好工作。

(二)在保障模式上,坚持从基本生活保障起步,允许各地积极探索与城镇社保体系长远接轨的保障模式。基本生活保障是底线、是基础,各地在实施中必须首先确保,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提高保障水平。可以实行基本生活保障与社会保险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按照养老保险“双低”的办法,直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无论实行哪一种保障模式,都要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支付能力,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比例和年限,不留资金缺口。

(三)在保障水平上,要按照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低保水平的要求合理确定,并建立相应的增长机制。适度的保障水平是制度良性运作的关键。保障水平太低,保障对象得不到预期的保障,制度设计也就失去了积极意义,保障对象也没有积极性参保;保障水平太高,各方财力也无法承受,还会引起整个社保体系的连锁反应,最终将影响投资环境。当然,与其他保障一样,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也应当是动态的,应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与物价水平变动相适应的增长机制。

(四)在资金筹措上,要确实落实政府、集体、个人各方出资责任。在这方面,政府要带头取信于民。政府出资不能及时到位,不仅影响基金的实账运作,给未来的支付带来风险隐患,而且有损于政府的形象和声誉。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各地都在大搞经济开发和建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列支该项保障资金的30%,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今年,在开展这项工作的专项督查中,政府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到位要作为督查的重点。省劳动保障厅要及时掌握各地资金到位的情况,并及时通报给国土资源厅和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在用地审批中要一并严格把关,财政厅也要加强督促检查。

(五)在保障资金监管运作上,要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保命钱”,在制度建立之初就要强化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省政府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明确的,被征地农民一次性缴纳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资金、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单独建账,专款专用,不得转借、挪用或截留、挤占。要建立健全基金监督和管理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安全运营和实现保值增值。

四、扎实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促进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问题的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任务是艰巨的,要做的工作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还要及时引导他们办理“农转非”,切实解决他们的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与之相关的,还要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撤村建居、加快城中村的社区化建设步伐。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重点突破、配套推进,才能早见成效。从我省现阶段实际出发,在配套改革上主要应当抓好以下七项工作:

一是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就配套推进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而言,关键是要建立和实行土地征用与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同步进行的制度。主要是四项工作:一是严格实行统一征地,全面实行片区综合价,确保征地费用统一支付到位;二是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使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用能够基本解决养老保障所需的资金;三是要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集中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政府出资,以及扶持被征地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建立征地调节金制度,以统一垫付征地补偿费用和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二是大力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再就业。要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广泛开展被征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今年,我省开始全面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6年内全省将组织培训1000万农民,被征地农民也是其中的重点之一。要结合被征地农民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要充分发挥各类培训机构的积极作用,建立竞争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培训,切实提高培训效果。二是通过建立政府奖励基金、减免有关费用等措施,引导鼓励用人单位特别是广大企业积极吸纳被征地农民就业。三是把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再就业纳入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工作,强化就业援助和就业服务,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凡劳动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愿望的被征地农民,可到当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已经转为城镇户籍的,应实行城镇失业人员的统一政策。被征地农民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职业介绍、技能鉴定,一律实行免费服务。对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被征地农民,要参照城镇失业人员实行同等的再就业优惠和援助政策,财税、工商、城建、卫生、消防、金融等部门都要给予积极扶持。

三是分类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医疗保障。具体实施中,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对已经就业的被征地农民,通过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二是对尚未就业的被征地农民,通过建立大病统筹制度或引导他们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三是对有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四是积极开展试点,加快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构建医疗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四是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逐步取消附属在户籍上的城乡利益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对所有被征地农民一次性办理“农转非”,并确保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对不愿“农转非”的被征地农民,要采取思想工作和政策措施引导相结合的办法,促使他们尽早转换身份,融入城市社会。

五是加快“城中村”农民建房制度改革。总体上,应当引导被征地农民选择城市公寓式住房。为尽快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社区,还应当鼓励他们分散安置到城市各个居民小区中去。在城市开发、旧城改造中要统筹规划被征地农民的住房建设,强化经济利益杠杆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以打破长期以来集中联建排屋、村民集中安置的传统模式。

六是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具体操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对一些资产总量大、企业多、收入比较稳定的村,要进行股份制改革,将村级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按股分红;对资产总量不大、没有村办企业、资产以货币资金为主的村,可进行资产托管、入股投资,收益分配到人;对资产较少的村,可以提高基本生活保障中集体出资部分的比例,将集体资产全额或大部分用于被征地农民办理基本生活保障。已撤村建居的地方,可以将办理基本生活保障后的剩余资产作为集体经济收益分到个人。

七是加快撤村建居和社区建设。对土地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的村,要加快撤村建居步伐,尽快按照城市社区的规范和要求加强管理。要加快社区文化、教育设施建设,拓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和文化交流渠道,加快他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培养他们的现代市民素质。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到位

一是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实施。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要按照一把手抓“三农”的要求,切实投入精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分管领导更要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督查,确保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民生保障范文篇9

为切实解决××新区建设中被征地群众的安置和今后生产生活问题，××新区管委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保障”的政策措施，促进了××新区征地工作的顺利推进。新区建设五年来，共征地约6.2万亩（不含托管的三个街道），兑付征地补偿费40多亿元，顺利完成了市级行政中心、十所高校和一批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建设的征地工作，实现了新区建设“五年出形象”的目标，为新区建设“十年成规模、二十年建成”的总体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实施以地保障，破解征地难题。一是制定了90%的征地补偿费归农民个人所有的《关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试行办法》，切实维护了失地农民的权益；二是制定了《××县土地征用工作办法（试行）》，形成了一套规范透明的征地和补偿费分配办法；三是坚持依法征地、程序征地、阳光征地，落实群众在征地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确保征地补偿金按时足额发放到被征地群众手中，维护了被征地群众的利益。

2.实施以房保障，推动村庄搬迁。新区建设六年来，先后制定了新区规划范围内迁村并点和新型社区建设规划，认真制定和落实以房保障的政策措施，实施了新草房、柏枝营、郎家营和缪家营四个村庄的整体搬迁和中庄社区的部份搬迁，搬迁农户2374户，4844人，拆除房屋42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2349套，28万平方米，维护了群众利益，促进了新区建设。一是成立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专门成立了新型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拆迁安置局，加强对新区范围内迁村并点和新型社区建设规划，研究制定村庄拆迁的安置政策，组织实施新社区建设和村庄搬迁安置。二是结合实际，制定政策措施。2005年制定了《××县城市规划区内失地农民住房安置试点办法（试行）》，对规划区内村庄拆迁安置做出了规定；20*年制定了《××新区部份村庄搬迁试点工作补偿安置指导意见》，决定在村庄搬迁试点工作中采取“一户两房”和“一户一房一宅”的安置方式；20*年4月因昆明市政府下发的79号令《昆明市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取消了“一户一房一宅”的安置方式，县政府调整制定了《关于印发〈××新区雨花片区部份村庄搬迁试点工作补偿安置指导意见〉的通知》，确定了“一户两房”的安置政策；今年3月又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新区以房保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以房保障的具体政策，为加快村庄搬迁、实施以房保障奠定了基础。三是依法拆迁，合理补偿安置。为确保拆迁群众利益，在拆迁安置中始终坚持依法拆迁与合理补偿、合理安置相结合；货币补偿与产权调换相结合；房屋以旧换新与差额面积货币找补相结合；以人为本、确保居者有其屋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拆迁群众的利益，推动了村庄拆迁和群众安置。

3.实施以财保障，建立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一是积极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制定了《××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实施办法》，明确了土地综合价的10%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发展公益事业，使失地农民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90%直接兑现给被征地农民。二是制定了《关于实施五化战略建立××新城建设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若干意见》和《××新城规划区内被征地人员养老统筹办法（试行）》的政策，逐步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三是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制订了《××新区被征地人员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试行办法》，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人员一次性增加财政补助2000元，促进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

实施以业保障，促进失地农民就业。一是加大就业培训，打牢就业基础。积极开展短期劳动技能培训与技能鉴定。组织开展对新区范围法定劳动年龄内农村劳动力资源普查，为开展就业培训和服务提供信息资料。把失地人员纳入城镇失业人员管理范畴，享受城镇失业人员待遇。二是积极扶持，开拓就业空间。根据《关于扶持失地农民外出租地种菜、种花解决就业的实施办法（试行）》文件规定，直接实现了4516名失地农民的创业就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二、存在的问题、困难和矛盾

1.

人均土地不平衡，征地工作难度大。由于××新区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片区、街道和社区之间人均土地不均衡，土地产出差别大，人均地多先期征地多，人均地少先期征地少，公平性难体现，使下步征地工作难度加大。

2.

新社区建设进展慢，资金保障压力大。在新区建设范围内需整体搬迁的村庄社区居委会共38个约7.6万人，目前仅完成雨花吴家营片区3个村庄的整体搬迁，其它片区还处于项目报批和正在启动建设之中。经初步测算，目前搬迁安置一个人约需资金25万元左右，要完成新区范围内35个村社区近7万人的搬迁安置，需资金约180亿。

3.

实施成效不明显，安置群众有意见。在以房保障的实施中，由于前期规划不落实、土地难保障、政策不明确，造成政策宣传不到位，建设规划未公开，使社区群众不清楚规划地块位置，不知道房屋式样结构，造成了心理上的担忧；同时，由于新区建设还处于城市化的初期，聚集效应不明显，社区群众看不到以房保障的成效，担心未来生活，已搬迁群众对相关设施不配套和生活费用增加有意见。

4.

政策宣传不到位，群众参保意识低。由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还处于探索阶段，政策还不配套完善，宣传还不广泛深入，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社区群众容易理解接受的政策体系；加之多数失地农民只注重眼前利益，对将来养老的事想的较少，年龄大的认为可以依赖儿女养老，中年的上有老、下有小，想的是赡养老人和儿女上学，年轻的想的是就业创业，认为养老是遥远的事；有的对保险不信任，导致失地农民参保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

5.

财政投入力度小，社会保障水平低。由于新区建设需要财政支出的项目多，导致财政投入社会保障能力有限；而现行的养老保险个人交费门槛高，每月领到的230元养老金与失地前的收入和现在的物价水平相比相对偏低，形成60岁左右的参保人数多，60岁以下的参保人数少，将会形成养老保险收支倒挂，给下步实施带来较大的难度。

6.

就业观念陈旧，就业矛盾突出。失地农民由于长期从事条件相对稳定和优越的农业生产，形成了一些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就业观念，普遍存在着脏累、上夜班和离家远的工作不想干，只想干轻松、路近、待遇高工作的思想。当前失地农民就业中普遍呈现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低、就业期望高的“两低一高”现象，形成了“有人无活干、有活无人干”的矛盾。从年龄、文化、技能和吃苦耐劳等方面比较来说，竞争力较弱。

7.

机构不健全，就业成效不明显。目前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主要依靠县就业局、街道“两保所”的兼职人员，工作力量薄弱，社区就业服务工作呈现空档。新区以业保障工作，主要停留在培训、扶持外出租地和推荐就业三个方面，缺乏其他促进就业的有效措施。

三、解决的思路、政策和措施

1.

加强政策宣传，完善工作机制。要加大对以地保障和以房保障政策调整后的宣传力度，逐步健立宣传、实施、跟踪反馈、修改完善的工作机制，使新区的每个干部都说得清，社区的每个群众都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保障的实惠。要尽快编制一本统一口径的宣传资料，制作一块新区规划、村庄搬迁和新型社区规划建设的展板，深入全县每个社区进行广泛的宣传。

2.

探索土地补偿办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完善货币化、市场化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要综合农民在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价值和征地后重新安置、创业方面的需要，以及土地潜在增值等因素，提高土地补偿标准。一是加强征地管理，完善征地安置机制。首先结合人均土地不均衡和征地价格差别大的问题，探索一个最佳结合点，创新土地补偿办法，综合计算新区征地人均补偿费，制定新区征地人均补偿标准，由目前按地补偿转为按人进行补偿；其次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完善社会保障来弥补，认真落实好村庄搬迁和经营性用房用地，把社区群众利益最直接、看得见的以房保障落到实处。二是实施分类征地补偿办法，兼顾国家、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无经济收益的城市道路、绿地等），仍由国家统征后使用，并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对准公益性项目应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让农民分享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对于开发性项目用地（如房地产开发等），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公开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开发。三是节约用地，严格土地供应政策，不符合规划要求、不达到一定投资强度、不能安置和提供一定就业岗位的项目不供地，对供地后不按时开发建设的项目要收取土地闲置费，并按有关要求进行处理。

3.

加快新型社区建设，让有形的成果取信于民。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加快新社区建设，力争以一流的规划设计和一流的建设配套快速建好新社区，彰显以房保障的成果，真正让群众看了喜欢、住了满意、并得到实惠，通过以房保障的成果看到新区建设的希望，从而支持征地拆迁和新区建设。

4.

积极探索新社区建设模式，破解资金和拆迁安置难题。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和拆迁工作难度，要积极探索市场运作的模式，借鉴昆明主城区城中村改造的方式进行新社区建设和村庄搬迁，这样既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又可以把政府从目前的拆迁难度中解脱出来，避免政府与拆迁农户的对立和博弈。

5.

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失地农民的参保意识。要深入每一个社区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政府给补助、农民得实惠、老人有所养、子女负担轻”的优越性认识，让失地农民充分认识参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观念，增强参保意识，提高参保率。

6.

加大财政投入，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一是继续推行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结合目前实施情况，提高财政的补助比例，降低个人承担比例，让更多的失地农民容易接受，并承担得起，积极参保，实现应保尽保；二是结合目前征地中人均土地不均衡的矛盾，通过提高征地补偿费，探索用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平衡，积极争取上级的配套资金，把新区范围内18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一次性全部纳入养老保险，个人承担费用从征地补偿费中一次扣除，真正达到全覆盖，实现全参保的目标；三是继续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加快社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看病不方便的问题；四是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快实现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接轨，提高保障水平。

7.

完善扶持政策，不断提高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一是针对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加大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能力；二是引导失地农民用好用活征地补偿资金，除积极投入社会保障外，要大力组织协调金融部门深入社区为失地农民开展理财服务，提高失地农民的理财意识；三是制定扶持社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让失地农民从社区集体经济中获得稳定的收益分配。

8.

完善就业政策，建立征地安置制度。要根据以业保障政策的实施和新区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制定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促进失地人员就业的配套政策。制定鼓励广大企业吸收失地农民就业的政策，对企业吸收新区失地人员就业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给予补助，形成以“上级出一点、片区（园区）出一点、街道和社区出一点、个人出一点”为主的就业补助方式。

民生保障范文篇10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司法工作在关注民生、保障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层人民法院肩负着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职责，承担着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任务。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群众打官司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提高法官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打造一支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司法队伍。准格尔旗法院加大法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培训教育的工作力度，提高法官文化素质和执法水平。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开展“审判质量年、执行效率年”、“法律服务年”和“打造信用法院”等活动为载体，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扭转“判决多、上诉多、上访缠诉多、调解少”的“三多一少”被动局面，认真贯彻“多调少判”原则，努力建设信用型、创新型、学习型、阳光型、服务型法院。

强化执行工作，提高办案效率。2004年以前，准格尔旗法院是全市法院系统的“积案大户”。3年来，准格尔旗法院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案件执行问题入手，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和清理执行积案力度，开展集中清理未结执行积案、清理执行钱财物、清理案件卷宗的“三清理”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由院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对积案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整理，制定了定案、定人、定时的执行方案，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目前，准格尔旗法院已从“积案大户”变为“结案大户”，清理执行积案率居全自治区第一。

规范诉讼收费，方便群众诉讼。老百姓“打官司难”，难就难在费时、费力、费钱。特别是对农民群众而言，“费钱”尤不堪负。解决这个问题，既应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又应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让有理无钱的困难群众也打得起官司。为了规范收费管理、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准格尔旗法院率先在全国法院系统取消向当事人收取案件“实支费”，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完善收费管理制度，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杜绝了乱收费现象；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的规定，重点对下岗职工、农民工、“五保户”、残疾人等群体给予救助；采取便民、利民措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打官司提供方便。

开展法律扶贫，维护农民权益。准格尔旗法院的许多工作都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长期的工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农民群众在学法、知法、用法方面还很薄弱。一些农民诉讼意识淡薄，不知道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一些农民缺乏证据意识，起诉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一些农民因不懂法签订转让合同、购销合同、买卖合同、担保合同而上当受骗，权利被侵害乃至返贫的现象时有出现。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准格尔旗法院实施了法律扶贫工程，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维护农民群众权益。采取院内各部门包扶各乡镇的办法，把审判工作和普法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实行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理、就地执行等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以身边的人和事教育身边的人，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同时，深入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借助媒体开辟法律宣传栏目，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