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范文10篇

思想范文篇1

作为新闻媒体，应考虑如何协助党和政府改善执政环境，提升执政能力，增强执政效果。其中，坚持解放思想、以党的思想为指导是重要的一方面。

坚持解放思想是党的一大法宝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近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总书记的讲话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的四个“坚定不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基础上提出的又有新的理论，对指导党和国家的今后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

正如总书记所说，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这一点远的不说，我们可以从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就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对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着非常重要是指导作用。

改革初期，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思想比较禁锢，被“两个凡是”所束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左顾右盼，邓小平要求全党同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人为本，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本着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全党同志上下一心，紧密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由于思想解放了，一切都破题而解，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得人民群众相信党、依靠科学，大胆动手、勇于实践与开拓。头脑灵活了、胆子变大了、步子也变快了，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

坚持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是继承和发扬马列主义思想的原动力。它对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同时还认为，四个“坚定不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实践的产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创新精神，为即将到来的十七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四个“坚定不移”是中国今后一个很长历史时期的重要理论基础且具有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

办报如何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

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我们在办报中应做到：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和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全面、准确、深入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坚持团结、稳定、鼓励和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好宣传尺度，提高引导艺术，防止片面性。坚持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自觉遵守宣传纪律，为闽西的加快发展鼓与呼。

我们要永远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引领舆论主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我们要逐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要求的报业新体制，使《*广播电视报》取得新的发展。

思想范文篇2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思想第三排

1哲学2邓小平理论3三个代表思想4科学发展观第四排

第一排，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创理论，它具有旗帜和灯塔的作用。它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前进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正确逻辑思维的钥匙。从哲学层面上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二排，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创理论体系。(略)

第三排：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家园。

第四排：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理论贡献是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问题。引进外资，搞股份制，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其理论的亮点。

“三个代表思想”实际上就是党建思想，是一种高境界的执政理念，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补充。邓小平理论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解决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时期的认识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党在我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作了明确的回答。

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思维。是以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正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观。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理论，它在有些重要问题上还必须探索和思考。如：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调控的问题，如何理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论断。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润滑剂，计划与调控则是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器，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舵和加速器。

1972年.美国学者跟据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的系统工程学原理,研究了社会系统,建立了世界模型和美国国家模型。从而对美国全球发展战略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略提供了框架性文件，使得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应是中国政府今后运用系统工程学理论,建立中国小康社会国家发展模型的指导思想。

二、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确切地说，我们至今对思想都没有一个帖切且争议小的定义(说概述也行)。抛开等历史原因，我们会发现思想是十分朴实和帖近民众的。是农民的儿子，他的思想最原始的地方就是想要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橘子洲头，湘江北去。1919年，青年的从《湘江评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思想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邓小平等一大批有志青年在社会动荡、变革的年代，探寻、摸索着，寻求着中国革命的真理。因此我们说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历程密切相关。

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943年，王稼祥最先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解放后，党中央又先后出版了《毛泽泽选集》五卷，对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我们从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和战胜困难的“亮剑”精神，可以感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险阻，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从井岗山到雪山草地，从抗日战争的炮火到消灭蒋家王朝的前线，从原子弹爆炸到卫星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思想发展和跳动的脉络。

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贡献，也是思想的最强音符。

思想质的特点就是为人民服务，是站在被剥削者（老百姓）的立场想问题、解决问题，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说思想的精髓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这个精髓我们也可叫核心思想或核心价值观。

如果我们把思想的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对思想的定义(概念)将作如下表述：1、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代文明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2、思想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武力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3、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不要把晚年功过评价与思想理论研究混在一块；2、同志的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只是思想在某一个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形式；3、研究思想的目的在于掌握其理论成果，弄清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哲学思想定义和核心内容

提出哲学思想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真实客观存在，只是我们未能系统地归纳与整理。哲学思想凝聚着我党革命斗争的智慧，时刻在左右我们的思维和言行。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一百多年后亚圣孟子研究创立的，诗圣杜甫的伟大是二百多年后宋人整理唐代诗歌时发现的。因此笔者认为一个理论的发现和完善，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一个整理和归纳过程的。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只是哲学思想内涵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被实践证明是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的理论成果，属应用哲学范畴，是方法论。哲学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和发展形成的，因此它的质的特点是能够化解矛盾，解决难题。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变被动为主动；从敌人的围堵追杀中，避其锋芒，周旋脱身；四渡赤水出奇兵，在运动中巧妙周旋，消灭敌人，壮大自已。这些战争实践隐含了哲学智慧。

是化解矛盾、处理难题的高手。他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博弈技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使星星之火燎原中华。研究哲学思想，要抓住核心和质的东西去突破、去扩展。去掉傍枝，突出主杆，笔者认为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辩证施治。

《矛盾论》中化解矛盾的法则是哲学思想的闪光点。捕捉战机，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寻求突破，这是哲学的境界。如果我们对哲学思想进行定义的话，就有如下表述方法。即：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古典哲学智慧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的理论成果，是探寻真理、化解矛盾的方法论。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遵重客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化解矛盾时强调在诸多矛盾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中寻求突破机会；三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要使自已处于有利和主动的位置，使矛盾的运动处于自已的掌控中且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从中医理论角度对哲学思想进行表述的话，就有如下十六个字。即：望闻切诊，对症下药，静观疗效，辩证施治。

四、理论研究与实际运用

思想及其哲学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实用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发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也叫核心价值观），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思想贯穿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的载体，是发展着的思想。从哲学角度看，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它们同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相同，服务人群也相同；区别是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山鼻祖”，它偏重于武装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研究，而科学发展观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它要解决的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如何自善其身、“又好又快”稳步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思想的核心思想则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和尺度，而哲学思想则是我们开展工作、纠正错误的方法论。抓住这三点，我们的头恼就会清醒，工作就有章可循，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我们的“舞步”才有“中国特色”。

理论在实际中运用，作用于实践，对实际工作进行指导和调控，关键是要把握好理论的精髓。以思想为例，就是要把握好其核心思想。例如：省地市政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央保持一致，经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要把好关、掌好舵；而作为企事业单位和经济实体部门则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利益分配上要把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宰顾客，叫百姓吃亏、“受伤”。

而哲学思想的应用，就是要我们在工作中主动的发现矛盾，在矛盾还没有激化且不可收拾前，把矛盾化解掉。抓主要矛盾进行化解，可以牵一发动全身，事半功倍。以我国房地产矛盾为例，一个“利”，弄得地方政府被网民“戏骂”为“卖地政府”；地方国土财税、银行、地产商和炒房客为了“利”字，全搅和在一起，哄抬房价，玩弄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游戏，把一个好端端的“为民服务”的阳光产业变成了高危产业和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的形成全是“私心”在作怪，有明显的政策调控失误和行业垄断暴利之嫌。试想，如果我们在2006年初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布局，严禁炒房和将行业利润限定在8％左右，并进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我想今天的房地产业将是一片阳光，而与此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也将会从中受益，我国的经济也不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受伤”而衰退。

思想范文篇3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是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认同。但对思想萌芽时期的开端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思想萌芽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笔者将对思想萌芽的标准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

第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为标准。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开始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的实际，并产生了最初的理论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二大”召开之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之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产生最初的理论成果之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即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第二种，以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标准。有不少研究思想的著作都阐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革命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思想从此萌芽。在这些论著中，由于对党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时间不同，因而对思想萌芽的开端的论述也不相同。前面提到的两种看法，尽管有所区别，但也有他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在判断思想萌芽的标准时，二者都注意到了要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发展程度。我想这是合理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两种看法又有着共同的不足之处，那就是，都忽略了思想是一个由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思想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充满生命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思想活的灵魂。因此，我们判断思想是否萌芽的标准不能忽视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的发展过程。

判断思想萌芽要两个标准并重。一要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二要看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一贯穿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分析我们革命斗争的实际并产生有关我国民主革命的最初理论成果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也就是判断思想的两个标准达到之时，此时可视为思想萌芽的开端。

那么，据此两个判断标准，思想的萌芽究竟开端于何时呢?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同志认为，1922年6月到7月是思想萌芽的开端，其标志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陕西师大等七所高校合编的《思想概述》认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思想萌芽的开端应是1922年的1月到4月。

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创刊，其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命题。这个命题，一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3月，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在这里，既明确肯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更强调实施这些原则“当因时制宜”，既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这里明显的包含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萌芽。《先驱》发刊词和的文章所包含的上述内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要性，初步认识到实施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内容。1922年3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回到上海，带回了列宁的上述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就运用这些理论分析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思想范文篇4

通过两天对党章的学习，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重要性，她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勇于同侵害国家、侵犯人民利益的势力作斗争，党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起着先进模范带头作用，她们站在第一线，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上到国家大事，下到黎民小事，都能看到共产党员勤劳奉献的身影，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党的指导思想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科学发展观，党在不同时期适时调整，与时俱进，把党的理论建设同中国具体实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对党纲的学习，使我认识到，党的最高理想、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之外我还认识到，共产主义并不是空想，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因为它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党的“当前纲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四维一体的建设思路，字字包含着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身在大学读书的我们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奋斗的目标，激励了我们学习的热情。

之前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中国人要信仰“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给了我答案，从答案里，我看到了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看到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走向富强。马克思主义以“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为立场，同时提出劳动价值论，肯定劳动创造资本，而非资本创造财富。财富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的财富应归广大劳动人民所有，而非资本家所有。人民是根本，是社会的主人，所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无国界。

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具体反映，充分反映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作为学生，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要搞好学习，认清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不能只说不做，这里我需要反思，之前说的太多，做的太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上一定要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其次，搞好同学关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学，要有为同学服务的心态，这样才能赢得同学的信赖。

再次，别人指出的错误，积极改正，不报复，改正态度真切，从教训中吸取经验，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思想范文篇5

信仰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价值观的内核。当前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元的局面，也必然造成社会意识、社会价值观的多元。一方面，主流价值文化不断构建，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众的信仰存在多元化，宗教信仰、金钱信仰等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民众的信仰严重缺失。同时，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不断遭遇来自各方面的诋毁、责难和挑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虚无缥缈的幻想”、“海市蜃楼”，他们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普遍性、实践性。在我国国内，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逐利性以及各种消极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中国化成果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甚至完全否定。多种负面声音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于当今的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这一问题，习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人类文明发展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产物，是关于世界的普遍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特别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习对于当前有一部分党员在理想信念方面不够坚定的情况作了深刻分析：“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4]339，“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6]61。习深刻地揭示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缺乏政治定力、精神定力，失去了人生方向，导致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所以，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习不仅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是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本体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生活于物质世界之中，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习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立足于中国实际，注重对全局性、关键性、规律性问题的动态把握。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突飞猛进，这些都给我们党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7]18~19。二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只是对世界的面貌和图景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且为历史主体指出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个理想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共同理想。同时，它又是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的价值目标，它还是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寄托和执著向往。习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并且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7]13。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伟大真谛。三是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一种人民至上的思想认同和精神导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是否坚定地坚持并践行为人民服务，是他有无马克思主义信仰最好的试金石。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4]309。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7]21因此，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默默付出和无私贡献，党员和领导干部也一直努力做到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四是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强调群体性、社会性，但绝不排斥个人，而且包含着个人追求，并最终落实在个人的追求上。马克思把这一内容作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显著标志。习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根据当前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共享”、“共同富裕”和“人民获得感”等促进中国人全面发展的思想。他不仅重视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且非常重视全体国民的全面发展。他在报告中多次提出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在谈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7]19；在谈到如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时，突出强调必须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7]23。他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7]45。这些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声音、中国愿望、中国方案，对于促进全体国民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持唯物主义、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内容及信条表达，习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习关于信仰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坚定性、继承性、实践性、生动性等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的坚定性。几乎在所有关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青年成长成才的讲话中，习都要讲理想、信念、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他在多个场合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且在谈到理想、信念、信仰时，语气非常坚定，多用“坚定”、“坚守”、“牢固树立”、“恪守”、“永不动摇”、“坚如磐石”、“铁一般”和“纯洁”等词语来表达。如他在参加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时，强调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认为尽管现在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改变。因此，“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1]12。他尖锐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3]34~35他反复强调信仰的纯洁性、排他性，认为“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他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二是信仰的继承性。习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崇敬，并坚定地继承他们的崇高信仰。十八大以来，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这些讲话中，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由衷钦佩。他认为，在上个世纪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以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多么的艰难困苦，他们都始终矢志不移、执著追求。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们，就要学习他们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坚守信仰的崇高精神，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永不动摇的崇高品格。习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在继承他们的崇高信仰，并坚定地发扬光大。三是信仰的实践性。信仰是抽象的精神力量，但是信仰活动本身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包含于其中。信仰必须与实践结合，才能变成现实力量，否则就是空谈。习注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强调信仰，论述信仰，践行信仰。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也要做忠实践行者。在现阶段，要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8]23。他强调：“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9]四是信仰阐述的生动性。对信仰的表述形象、生动、透彻，是信仰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习往往将理想信念、信仰比作“总开关”、“第一粒扣子”和精神之“钙”等。他将理想信念称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10]。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必然会产生错误行为。因此，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2]94~95。他将理想信念比作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他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4]80这一比喻精彩形象、脍炙人口，深刻揭示出理想信念之于共产党人的内在关联。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习非常强调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认为青年阶段是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他形象地用“第一粒扣子”来形容抓好青年这一时期对于人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他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2]6。这些生动的比喻、阐述贴近生活，直击心灵，使人难忘，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习在信仰价值、信仰选择、信仰主体、信仰践行以及信仰培育构建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的信仰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价值文化中的信仰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思想的最新成果。（一）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是共产党人奋斗的远大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一目标决不渺茫，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者为之奋斗。习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论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将中国实践纳入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洪流中，将中国道路纳入到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紧联系起来，紧密统一起来。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全民族的理想和愿望，已经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现实中，实现中国梦，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无论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还是扩大到人类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内容。因此，习强调，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且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统一起来，体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国实践、中国进程。不仅如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共产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精神力量。习深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因此，他认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不仅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撑。“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8]93。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取得成功，为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7]10。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11]。应该说，中国实践、中国成就为处于低潮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著而为信念。我们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内在统一，才能客观地看待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才能坚定我们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以及当下攻坚克难的勇气与担当。（二）信仰的主体立足于全体人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言，人民是主体力量。因此，习非常重视人民利益的保障、人民能力素质的提高，也非常重视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理想信念状况。在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党员领导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师、青年学生、工人阶级等重点群体的信仰，推而广之，实际上，他要求全体人民都要有正确的信仰。一是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具有社会引领性、示范性，因此，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二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信仰问题。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习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2]8三是强调教师的信仰问题。教师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而正确的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因此，习“希望全国广大教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13]。也希望广大教师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14]4~5，以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四是强调青年的信仰问题。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强化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之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4]278。五是强调我国工人阶级的信仰问题。习希望我国工人阶级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始终做坚持中国道路的柱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充分发挥伟大创造力量，始终做凝聚中国力量的中坚[15]。总之，人民是民族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习将人民与民族、国家统一起来，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同时，对广大人民的信仰追求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信仰，紧密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总之，“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三）对构建信仰的全过程提出明确要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如何构建国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习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一是加强信仰教育，保持理论清醒。信仰教育包括信仰意义的教育以及信仰内容的教育，让受教育者能够自觉选择信仰，自觉确立信仰。习不仅反复强调对全体国民进行信仰意义教育的重要性，而且特别强调信仰内容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中来构建人们坚定的马克主义信仰。他坚信学习能够明理、明智，要求党员干部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4]342。他科学分析了理论清醒与政治坚定的内在关系，认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会清醒，才会坚定。而理论上坚定成熟，什么力量也就不能动摇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16]339。对于学习什么，习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集体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等。习强调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认为，“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4]116。同时，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样才能成为忠实的践行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因此，广大教师“要注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积极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14]5~6。而广大青年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自己头脑，正确确立自己的信仰，而且把信仰确立在对科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理性认同上。

思想范文篇6

一?

青年时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存在「君子」、「小人」两分的社会结构观念。就「君子」的社会责任来说，正如他的同乡曾国藩所说的：「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2儒家为维护封建纲常论理而行「仁政」，是基于尊卑差别，也就是贤愚差别，把教育「小人」视为「天」授予「君子」的政治义务。?

1913年春，时年二十岁的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1918年6月毕业，接受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教育，开始了他一生对教育的特别关注。?

1913年10-12月，在笔记《讲堂录》中就说3：?

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1917年8月，给既是老师又是同乡的黎锦熙写信：「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信中说他「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

?这封信叙述了他所怀抱的理想和通过教育「救世」的计划。他说：?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

这是说，因为「小人」同为「吾宇宙之一体」，君子应「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君子」对「小人」有教育的责任。?

他试图通过教育来弥补人的「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他认为4：?

草木鸟兽，同兹生类，尤宜护惜，何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几个月后，这种设想通过「筹办夜学」获得实现。?

1917年10月，一师的学生组织「学友会」改选，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实际主持会务，并筹办夜学。?

1917年10月30日，用白话文写出适合工人看的〈夜学招学广告〉，列举工人「最不便益」（方便）的几件事：「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广告夜学教学的内容、时间等。同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函称：「敝会发起夜学，原欲灌输常识于社会，经尽师范天职。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求学之人，……望先生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通过广告宣传，报名夜校者达百余人5。?

1917年11月，在《夜学日志首卷》中，介绍了欧美的经验6：?

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育者，而不忍恝置也。?

为佐证通过教育救「小人」的思想，在上述给黎锦熙信中，还引用了儒家经典论据7：?

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钨，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这里所说的从「据乱、升平二世」，进「太平世」，是指汉代儒家的「公羊三世说」和近代改良派理论家康有为的「大同观」。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反映出他对康有为主张的儒学传统大同思想的认同。?

中国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出现了人们对大同的追求。到秦汉之际，《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加以阐释，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的顺序发展的，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是「升平世」、大同社会是「太平世」。他说：「盖自据乱至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无不同风。」8?

康有为「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视中国，远览全地」，他借用西方进化论，提出的中国近代大同论，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其目标是批判封建制度，推崇「天赋人权」，主张推进民主，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现代人才。他的学生梁启超以此作为发展教育的理论依据：「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相互胜，太平世以智胜。」他以近百年来，欧洲各国以智取胜为例，得出了「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源，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结论，作为兴学的依据，这在19世纪末的晚清是十分先进的思想9。?

当然，康有为的大同观，承认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和过程，但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不断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有它的局限性。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在40年代末，还曾反复提及，年青时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当然不再是「消灭国家权力」，而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0?

二?

从价值取向看，中国古代「大同观」，往往是儒家理想与道家乌托邦想象杂置并陈。在研究早期教育思想中，还可明显反映出「大同」与外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呈的现象。?

空想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由于它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但空想终究是一种凭借激情随意想象的幻假图景，这种图景只能导向虚无缥缈的境地。中国一些青年知识份子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多个来源，对早期影响较大者，有日本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早期的抱着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价值追求，多次进行了「工读互助」和「新村」实验。不过，他所设想的只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与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的「半工半读」有质的区别。?

1918年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毕业后与蔡和森等到岳麓山野餐露宿，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计议在此间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来实现建设新社会。对此，蔡和森赞同的意见说：「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11。?

1919年12月1日，在《湖南教育月刊》发表〈学生之工作〉，其中说：?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本位说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他认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希望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并且通过「新村」的实行，改造中国。他以日本的新村运动为例说12：?

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代表同情于吾人者。?

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同年7月4日，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岗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武汉参加织布厂工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13。?

????三?

五四时期，无论新儒学的学者还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富国的方法的先进知识份子，他们的主题都是以富强来救国，并且提出了许多改革设想和要求。从少青年时代熟读儒家经典，不仅受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他出身农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独特的乌托邦价值观，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说：他所「梦想新社会生活」，是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建设新村，并详细列出「新村」项目，认为「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这种「新精神」，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纵情田园的思想。他还说：?

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梁，（玉）蜀黍等亦可间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雇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养之。?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

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学生认为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

在此文中还主张废弃学校的手工科、体操科，以生产取代之。他说14：?

现时各学校之手工科，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所谓「能力不经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皆属于「能力不经济」之类。今有各项工作，此两科皆可废弃之。两科之利，各项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的中、后期对农业、农村教育的高度关注。他主张把教育重点放到农村、反对单纯升学模式。到70年代末，国农村高中普及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他要求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到农村举办，使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在全国掀起一场搬迁风，使农业院校受到严惩破坏。?

很明显，他的教劳结合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存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教劳结合是复杂而非简单的过程。他们主张教育不仅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更要同综合技术教育相结合，而且进行体力劳动也是为了「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5?

四?

早期的教育思想并不只是上述来源，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实用哲学大师杜威本人和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著作，对青年也有很大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推崇「综合教育计划」，反对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的背离，职业与个人发展的对立，主张把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结合，提倡「做中学」等，在早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有明显的反映16。?

1919年9月1日，在〈研究会章程〉一文中，提出七十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中，教育问题居第一位。教育问题又有十七个子问题，其中「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是最后一个问题17。?

1919年7月21日，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介绍健学会会则规定要「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列举了该会组织的演讲，如「采用杜威教育主义」，并对此予以肯定，认为「传播之快，得益之大，不可计量」18。?

1920年7月31日，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一文中说：「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19?

1920-1921年间，杜威在中国讲学。1920年10月曾来长沙，同来演讲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此次讲演的记录员。?

1920年11月10日，〈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一文中，开列的书目有杜威五大演讲、实验主义、杜威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等一大批20。?

创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时，曾建立由职员轮流记载日志的制度，主要记录教学和管理情况。1917年月11月，在夜学日志首卷中，直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他主张「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大之大学校」21。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杜威「学校即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

1920年3月7日，由陈独秀、彭璜等人连署，执笔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一「启事」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批判22：?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是受教育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合理的教育」新模式，即「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这一设想，把杜威的「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与黄炎培所概括的「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实用」，「职业教育把读书与谋生结合在一起，不像中国谋生读书是两回事，学校毕业却不会谋生」的认识和对旧教育的批判是基本一致的。?

在此之前，由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的支援，目的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通过工学结合（职业与教学合一），达到经济自立。这一时期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地也有类似的工读组织，这些组织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尝试，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追求「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已经超越了「工」和「读」的范围，包括了分配和交换，则与杜威的主张并不一致。?

?「新村」、「工读」实验均未成功，正如他1920年〈致黎锦熙信〉中说的：「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定发起者停止。」23?

1919年11月下旬，在江西萍乡考察时分别致函向警予等会友，信中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一时期，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教育应是「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他主张教育必须贯穿的「四大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用科学和现实生活的教育来取代复古迷信的「理想主义教育」；二是唯民主义，用民主主义的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的教育；三是职业主义，用职业教育来取代空洞的伦理说教的传统教育；四是兽性主义，重视「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以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自文」等方面的训练。「四大主义」构成新教育目标的基本要素，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启蒙的主要精神24。?

1920年10月，当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11月，他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25。?

五?

从少青年时代熟读儒家经典，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出身农家，以小农为基础的田园生活模式是其重要背景，而「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26。这可能是他所具有的独特的乌托邦价值观的重要渊源。?

胡绳的这一评价也许有它的合理性：「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会化时期，提出「五七指示」的时候等。「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27。?

虽然，在延安时期及建国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是反对民粹主义的。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28：?

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令人注意的是，引文中用括弧包起来的短语「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选集》第4卷初版中已删去，而原来是有的29。?

时间过去了五十一年，到了1958年，随着和高潮的来临，早期的教育理想再一次勃发起来，特别是他感到，已经找到了理想社会与理想教育相融通的最佳组织形式──，他对教育的热情与对的热情一样不可遏止。?

1966年，寄给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在阅后，于5月7日给写了一封信--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差不多，只是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这说明晚年仍未能忘记当时的「新村」实验30。?

的「五七道路」、「七二一道路」等有合理的成分，它鼓励学生参加实践，联系实际以矫正学校教育的弊端，作为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补充，有现实的针对性。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设计，没有将教育改革建立在符合教育规律的理性基础上，而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企图培养一批「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新人，以实现「知识份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固然是「乡土」的，却远离了「现代化」的目标。?

历史在按照自己的脚步前进，早期的既没有选择「杜威主义」，也没有选择「新村主义」。?

但正如上文所说，「农业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所描绘的社会蓝图和理想世界，超越发展阶段，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在中、后期的教育思想中仍保留有很深的影响。?

????注释：?

1?：〈致向警予信〉（1920年11月2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548。以下未标明书名者均略。?

2?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载《曾国藩全集·书信（一）》（武汉：岳麓书社，1990），页21页。???

3?：〈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1月），页590。????

4?：〈致黎锦熙信〉，页88－89。?

5?：〈夜学招学广告〉，页94。?

6?：〈夜学日志首卷〉，页97。???

7?同注4。???

8?康有为：《论语注》，卷二。???

9?梁启超：〈论学校〉，载《时务报》第5册，1896年9月17日。?

10?载《选集》第四卷，页1476页。?

1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页16。???

12?著：〈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页454、455。?

13?黄瑶：〈为甚么把「五七指示」写给〉，《炎夏春秋》2003年第9期。?

14?同注12，页455、456。???

15?《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页218。?

16?：〈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1920年11月10日），页541。??

17?：〈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页396。??

18?同注17，页369。?

19?：〈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1920年7月31日），页495、496。???

20?：〈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1920年11月10日），页541。??

21?同注6，页97。?

22?：〈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1920年3月7日），页676。?

23?：〈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页478。???

24?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陈独秀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5?《生平大事简表》，页713。?

26?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7?同注26。???

28?《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314。???

思想范文篇7

哲学一向被看成是＂爱智慧＂．那些爱智慧的人们因此变成为了哲学家．这样从一开始在哲学自身就包括了智慧与爱智慧的关系，而不是所谓的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只有在智慧的基础上，所谓存在和不存在的的问题才有可能，而不是相反．这从西方形而上学的最早开端巴门尼德的哲理诗得到了证明．女神给那爱智者区分了三条道路．一条是存在之路，它必然存在，是可思的，可说的．另一条是虚无之路，它必然不存在，是不可思的，不可说的．第三条路是人之路，人作为要死者行走在存在和虚无之间，其道路似是而非．这里，女神规定了存在之路，因为她是智慧的代言人．

如果智慧是哲学的本原的话，那么智慧本身还需要更明晰的说明．智慧一般被等同于神性或佛性，而这又形象性地表达为日月之光，生命的道路．人获得智慧便能生存于光明之中或行走在阳光大道上．但这种比喻只是模糊的暗示．根据博德尔的观点，智慧是人的规定．然而这种规定正好是人对自身的区分，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分．这是因为只有人对自身的区分，同时包括人与自身自然的区分，才有人与外在自然的区分，其中也包括了人与动物的区分．因此人与自身的区分是首要的，人与动物的区分是其次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劳动的动物＂以及＂人是语言的动物＂，这种种区分尚未触及到人的根本，因为它们始终囿于人与动物的区分之中，而没有达到人与自身的区分．

博德尔指出，西方的智慧已经在＂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著作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这种语言形式尚不是理性，逻辑和科学．这就召唤哲学来完成理性的使命．哲学作为爱智慧成为了智慧之爱．但这种智慧之爱不同于一般所谓的，即它与狂欢和热情无缘，而是思想自身的纯粹化和深入化．它的极端形式凝结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即逻辑的科学．哲学在自身的智慧之爱中赋予智慧以理性．智慧之所以能够在哲学中理性化，是因为智慧本身是理性的．这又在于只有理性的是可能存在的，可思的和可说的，非理性的是不能存在的的，不可思的和不可说的．但哲学不再象智慧那样是人的规定，而是理性的规定．

虽然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本原的关系，但它却包含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智慧和哲学分道扬镳，由此哲学与智慧脱节，并且遗忘它和遮蔽它．哲学始终围绕着理性自身．用康德的话来说，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它只从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且它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这样整个哲学史成为了理性的历史．它表现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以及诗意（创造）理性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区分和规定．

但这种哲学的富有正好是哲学的贫困．这是因为思想虽然在其自身的理性形态方面得到了完满发展，但它却遗忘了它必须思考的。此乃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的遗忘＂．所谓＂哲学的终结和死亡＂源于理性已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它却召唤人们对于存在的关注．当然存在的新生或者复活却是在智慧（亦即语言）的意义上．

2．尽管任何一种文明有其差异，但都有自己的智慧．然而并非所有的智慧都能激起一种智慧之爱，而能成为一种哲学．所谓哲学实际上是希腊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因此惟有西方的历史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显现出来．

博德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将西方的智慧结构揭示出来．西方智慧（也就是关于人的规定），在它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由＂荷马史诗＂说出来的，即人要成为英雄；它的第二个时期表达于＂新约全书＂，即人要成为圣人；第三个时期是卢梭等人的著作，即人要成为自由的人，亦即人要用理性（人自身的神性）自我规定．这形成了所谓的＂人神同在＂的不同时代特征．

与此相应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从巴门尼德的开端到黑格尔的终结），给予这种智慧以理性的形态．因此哲学史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始终有它的建筑学本性．此建筑学本性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原则，二是结构．原则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是理性的规定．这是哲学从已给予的智慧（人的规定）接受而来的。但人的规定在哲学中纯粹为和提升为理性．而理性在与感性，知性区分之后成为了思想的规定本身．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形而上学展开了自身的体系，即它有自身的开端，中间和和终结．以此成为了一个整体结构．当然这个结构有其时代性．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以理论理性为特色的话，那么中世纪的哲学则以实践理性为根本，而德意志唯心主义则以创造（诗意）理性为自己的标志．

智慧在现代已经消亡了．这就是说智慧在其历史上已经说出了并说完了它的道，由此它再也不可能说出新的道了，从而保持自己死一样的沉默．此外，这已经说出的智慧在现代完全丧失了它对人的规定力量，它所面临的不是对于自身的肯定，而是对自身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批判近代虚伪的人性一样，尼采宣布了上帝之死，而海德格尔再也感受不到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踪迹．

一个没有与智慧相关的思想完全不能断言自己是爱智慧（哲学）．于是现代的思想已抛弃了规定的原则．它所显示出来的只是结构．此结构由技术所制约．一个在技术时代生活和体验的人便成为了现代思想的主题．但当一些现代思想家仍在幻想制造第一哲学或超验哲学的时候，他们还在做着形而上学的千年美梦．不过它只是被人讥笑为形而上学的不死阴魂而已．

至于后现代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与所谓的智慧有任何关系，它也不再是任何一种哲学形态，因此它也就没有任何建筑学本性．它首先反原则，于是是一种无原则的思想；其次反结构，由此它称为解构主义．在后现代思想中形成语言的，只是欲望本身．这个作为无意识的欲望，例如人的性欲是语言性的．这里不仅所谓的理性，而且所谓的主体死了，甚至所谓人本身也死了．这是因为人的规定被抛弃，人不再与自己相区分，而是消失在欲望之中．

用＂道＂，＂技＂和＂欲＂这种汉语的语词大致可以描述西方的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主题．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由于它和智慧的关系而有它的道，其建筑学本性包括了相应的结构．鉴于与智慧的分离，现代思想无道而有技．后现代既无道，也无技，它惟有欲望的言说而已．这三者之间的边界性和转换性暗示着一种新的语言的可能．

3．中国无疑有自己古老的智慧．但中国是否也象古希腊和西方那样有自己的哲学，却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

如果说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并使智慧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形态的话，那么中国从先秦到晚清都没有这样的哲学．虽然儒道禅各自都有自身丰富的注经传统，并在义理和考据之间有着无休无止的争论，但这种所谓的解释学传统并没有使理解本身明晰化，亦即使智慧在理性之中净化和升华，具有思想自身无可辩驳的确定性．同时这个解释学传统所设立的解释学的效果史和连续性永远也没有断裂和完结，因此它也同样阻碍了思想自身的生成．这在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

如果忽视了中国没有哲学这种历史事实，那么中国智慧的各种简单的哲学化都是不可通达的．人们常常用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来描述中国思想．这有时显得简直是不伦不类．同样，中西哲学的比较也往往穿凿附会地流于各种表象性的分析．甚至海德格尔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智慧和哲学的差异，因此当他试图在道家和禅宗思想中获得启示来寻找另外一种思想的开端的时候也陷入了失败．于是问题在于揭示中国这种与哲学不同的智慧，使之大白于天下．一些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性，没有用哲学史来称谓中国思想史，而且也试图将＂中国的智慧＂独立地标明出来．

中国的智慧包括在所谓的＂天人合一＂这句话里．数千年来，虽然中国人言必称＂天人合一＂，虽然儒道禅对它从不同的维度作出了注解，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它并没有给予明晰的规定和区分．因此这一模糊不清的语词有待追问：

（1）什么是这个天？

（2）谁是这个人？

（3）如何进行合一？

天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种语义．它首先指太空，即日月运行的场所．其次指苍天和大地以及其间的万物自然．再次指这种万物自然的自然性．然而，这三种语义没有彻底地分离，尤其是万物自然的自然性没有独立出来获得明确的规定性．因此天也就泛指万物自然．天是最高的存在．不仅万物，而且人，甚至鬼神也包括于其中．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超越于天地而创造天地．

儒道禅当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囿于天即自然的范围．儒家之天乃人伦之天．这是因为孔孟之道所说的仁义依据于所谓的亲子之爱，亦即血缘关系，也就是肯定了爱的自然性．这与基督教的圣爱大异其趣．圣爱不仅区分于，而且也区分于兄弟之爱．它彻底地消灭了爱的自然性，而达到了精神性．道家之天是自然之天．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虽然将自然设定为最高，并可能使自然的自然性诉诸明晰，但自然仍混杂于天地之间，而且只有借助于天地这一中介，才能与人沟通．禅宗之天为心灵之天．禅宗一向把心灵的觉悟寄托在心灵自然性的的澄明之中．它虽然让顿悟在心灵的变化中具有闪电般的力量，但它仍然不能使精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成为纯粹的精神，并显示出来．至于儒道禅合一的共同基础，便是这个自然．如＂易经＂勾勒了的自然过程和人类过程，它不仅为儒家作为经典，也为道家视为经书．

与此相应，人为天所规定．他保持了自身的自然性．如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谓的道人，以及禅宗所追求的觉悟者，都是对于这种自然的领悟和实践．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语言表达式：天确定尺度，圣人体察了这个尺度并授予人，人听从这个尺度．

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成为规定者，人成为被规定者．它并不是人与天的共同生成．如果天人合一是共同生成的话，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将会不断变化．然而，它却保持了自身的永恒不移．正如＂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人也不变．

4．如果承认西方有其智慧并有自己的哲学，而中国只有其智慧而没有自己的哲学的话，那么所谓中西哲学的比较实际上只是中国智慧和西方哲学的比较，这样它便显得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真正的问题只是在于：划清中西智慧的边界，显示他们究竟是如何对人进行不同规定的．

正如所说的，中国的智慧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的智慧是人神同在，所谓的英雄，圣人和自由的人都与神性相关．这已经表明，中西智慧所规定的人实际上居住在不同的维度里．

天人合一包括了天地人三元，如一般所说的人生天地间．但所谓的人神同在实际上包括了天地人神四元，人不仅生活于天地之间，而且也生存于神灵之前．这已经突出了两点．第一，中国的智慧没有西方神的意识；第二，中国和西方虽然共同具有天地观念，但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

象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当然具有鬼神之类的语词．但中国的鬼神观念大多是原始巫术迷信的遗存，它正好被儒道禅等智慧形态所否定．因此所谓的诸神，上帝和神性从来没有成为汉语言的主题．虽然天也有人格化和神性化的可能，但它与基督教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如果神不道成肉身，并且能说话的话，那么这个神不是活的神，而是死的神．而一个死的神是不能拯救活人的世界的．然而，天何言哉？

西方也象中国一样拥有其自身的的天地，但他们的天地具有另外的意义．尤其是天完全是另外一重，而且几重天在他们的历史上不断变化．古希腊的天空是诸神游戏和斗争的场所．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只有神才洞晓万物的奥妙并规定了人的命运．中世纪的天空是上帝的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性虽不可度量，但又如天空一样地显明．那尖顶指向苍天的教堂将上帝和人聚集在一起．人承受上帝的祝福和诅咒．然而，近代的天空只是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对象．它是依照因果律所运行的自然．而现代的天空则完全沦为技术的支配物．它是天文望远镜所探测的领地，是航空器所飞行的空间．那高耸入云的电波发射塔已高于所有的教堂尖顶．无线电波虽不可触摸，但人人都感觉它的存在，存在得如同上帝．

中国的天人合一制造了一混沌的图象，即人没有从自然中分离，个体没有从社会中独立，精神没有从现实中超越．因此中国千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和宗教．中国文明在十九世纪所面临的危机，正是这个天人合一的必然后果．

因为西方天人相分并且人神同在，所以天从来不是个体的限制．个体不是在天地这块土壤中能生根发芽的．相反，个体只有不断与这个自然相分离，同时又不断与自身相分离，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只是由于个体的确立，人才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建立社会关系，才能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试验，探索其奥秘，才能开辟一个精神空间，让精神得到独立自主地发展．这样人才能展开他在生死性诸方面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5．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智慧，西方有那样的智慧？

思想总是习惯于追寻所谓的本原和根据，因为它是一个事物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本原和根据，万物将归于虚无．然而知性的思想只能为智慧设立一个外在的根据，它虽然不同于智慧本身，但足以使智慧成为可能．例如，人们为中西智慧的产生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种族，地理的根据，而且每种根据都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根据设为前提．这样知性的思想陷入了恶性的无穷后退．这种无穷性为知性所无法克服，同时也使知性思想因此而自身消亡．相反，理性的思想并不设定事物外在且无穷后退的根据，因为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是根据于它本身，它自身的存在就是它的根据．在此意义上，事物本身是自我设立的，它本身就是开端，它没有其他的本原．因此，智慧本身没有任何外在的根据，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

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的的智慧，西方是那样的智慧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追问，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智慧，西方不是这样的智慧呢？因此这个为什么本身是要问为什么的．它是一个伪问题．

就智慧本身而言，它是人的规定，但这个人的规定首先是语言性的，不是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因此智慧自身作为道是纯粹的语言本身，它不关涉所谓历史的事件和世界的体验，它更远离所谓的存在和存在者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儒道禅，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新约全书＂和卢梭等人的作品，它们都不是对于现实的描述和对于超现实的表现，而是语言在自身的规定和区分．因此可以毫无置疑地说，中西首先是因为他们生活于不同的语言之家或者不同的语言的维度里，他们才各自拥有自身的历史，并获得了不同的世界．

但中西之道究竟说着一种什么样不同的语言？如果说中国语言是自然性的话，那么西方的语言却是精神性的．

语言表现为语音系统，即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语言自身成为可能．但汉语自身的区分和规定是不完备的和不健全的．如果只是通过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规定，它还不足以使自身显示出来．因此汉语在根本上依靠于文字．文字自身的区分和规定使汉语克服其语音的非完备性和非健全性而清晰明朗．如果将汉语与其文字视为同源的话，那么汉字本身则足以表明汉语的自然性．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写意文字，至于汉字构造的其他的可能途径都是它的变异．汉字虽然有其悠久的发展史，但它的源头却是源于八卦．正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才使伏曦氏发明了最原初和最简单的汉字雏形（阴阳的符号）．这个天地阴阳绝对不可视为可书写又可涂抹的符号．它对于中国智慧而言，乃天下至道．这也就是说，天地显现其轨迹，它是自然的语言，又是人生的道路．海德格尔很惊奇汉语的＂道＂同时包括了道路和语言两重意义，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可行走的道路只是由自然所规定的．

对于西方来说，其文字没有独立自足的意义．它作为符号只是声音的表达．而语音系统（语言）可以不依靠文字只是通过自身不断的区分和规定而达到自身的完备性和健全性。因此问题在于西方的语音是如何开端的。这里不是自然性而是精神性使语言成为了可能．＂荷马史诗＂不是诗人在歌唱，而是艺术女神谬斯在歌唱，她们指引人如何存在．正如圣灵赋予处在海岛上的使徒约翰说出了＂启示录＂一样，人的人性让卢梭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人的自由．德利达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存在语音中心主义和罗各斯中小心主义，实际上从其消解哲学的角度揭示了西方语言的独特性，只是他不试图对此进行肯定，而要否定而已．

当然，不论是中国自然性的语言，还是西方精神性的语言，都各有自身的界限．如果自然性的语言使人永远生活在自然之中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最后不可能走出自然的话，那么精神性的语言则可能施展起统治性的力量，这不管是诸神和上帝，还是人的神性，亦即人的人性．因此它们都面临走向纯粹语言的问题．这个纯粹语言将摆脱自然，诸神，上帝和人性的种种印记，但它自身决不是这些名称的代替品．

6．虽然中西在今日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它们似乎面临同样的命运，即智慧的沉默．天塌了．上帝死了．这是中西的语言明证．

天旋地转，天长地久．谁敢狂言天塌了？天塌了决不意味着自然天体的毁灭，而是自然不再说话，由此失去了它的规定性．中国天的危机实际上由来已久．诗人屈原的自杀表明由儒道所构筑的天是何等脆弱．这在于无论是入世，还是遁世都不是他的解脱之道，最终他只能在死亡之中逃避对于天的追问．至于＂红楼梦＂更是宣告了儒道禅的天地自然不过是一场梦．人要么沉醉于其中不辩生死，要么走出其外寻求它途．但这个它途仍如梦幻一样模糊不清．告别了天地，何处是归程？

现代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天地自然的时代．此时代可称为＂后自然时代＂．这是因为它既不是西方以技术语言为特征的现代，也不是以欲望语言为标志的后现代．当然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语言也以混杂的形态流传于中国，如同中国传统自身所留存的自然语言的遗迹一样．但任何一种宣称中国处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说法只是一种精神狂想和语言夸张．无论就哪个角度来说，例如思想和艺术方面，中国这个后自然时代仍然没有自身的语言．这看看那些拙劣地模仿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语言作品就够了．如果说一个时代没有自身的语言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人和思想处于沙漠之中．它的贫困在各种形式的喧嚣和沉寂之中无限地生长，而且使任何语言的伪装都无法遮盖．

事实上，＂天塌了＂并没有在后自然时代形成语言．这恰恰是我们时代语言贫困的最好证明．相反，＂上帝死了＂不仅发自尼采之口，而且也为其他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所响应．

＂上帝死了＂不在于那天父的逝世，神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圣灵失去了其生命力，而在于神不再说话，因此它作为死亡了的道不再有任何规定性和约束力，召唤人们来倾听这个道．其实，上帝之死只是西方智慧之死的一个方面．正如古希腊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踪迹全无一样，那在近代所狂热追求的人的自由也不再成为话题．但西方智慧的死亡并不是由于任何它种原因而不幸死亡，而是它自身的寿终正寝．＂上帝之死＂从来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杀死了上帝，而只是意味着上帝自己死了．如果上帝自己不死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将他杀死．

在西方现代垄断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而是技术的语言．技术一般被理解为可操作的工具，并且服务于人的目的．于是这个被技术所规定的语言也就和其它的技术成分一样成为了人可操作的工具并服务于人的目的，它在现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成为了信息语言．正如人们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里．所谓的信息语言以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渗透与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例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电话，尤其是计算机使信息成为了一个不可逃脱的网，人人都必须生活于其中．信息语言的技术本性一方面使自身成为工具，另一方面也使技术世界的一切成为工具，不仅物，而且人本身日益工具化．具体地说，人可能成为物的工具，也可能成为人的工具．一个工具化的人，他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深刻意识到这种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对于人的控制，以及人在这种控制下所遭受的厄运．海德格尔渴求一种非技术性和非信息性的语言，即在自身之中并只涉及自身言说的语言，也就是纯粹语言．这在于它不再是工具，而是语言自身．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纯粹语言只是诗意语言．惟有诗意语言才是技术语言的拯救之途．但什么是这个诗意？它为何能够成为纯粹语言自身？这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海德格尔虽然告别技术语言，但他所宣称的诗意语言却只是一种暗示．这需要对语言本身有更本原的追问．此外，暗示本身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在自身的朦胧之中可以指出一条正道，但也可以指出一条歧路．

在现代思想中，人们还怀有对于人的希望，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尼采的超人和海德格尔的要死者．但后现代这个要死者成为了死亡自身．上帝首先死了，人接着也死了．这里弥漫的不再是智慧的语言，也不是技术的语言，而是欲望的语言．它是由无意识言说出来的。这种欲望的语言一方面对抗着技术的语言，另一方面也否定着技术的语言．因此解释学家们在此在的理解中的意义的追求已毫无意义，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它使任何确定性的想法成为徒劳．但这种欲望的语言只是一种黑暗的语言，它所具有的否定的力量不仅拒绝智慧语言和技术语言，而且会在它自身的否定中消灭自身．这是因为欲望的语言描画的不是一条道路，而是诸多杂乱的痕迹，它的无序使它自身也陷入黑夜的陷阱．

7．语言在它自身的言说过程中将自己表达出来了．它是欲望的语言，是技术的语言，也是智慧的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已经死了．它们正好标明了语言可能的三个维度：智慧，技术和欲望．因此我们有必要标画这三个维度的界限，并弄明其内在的区分和关系．

最原始的语言当然是欲望的语言．但只是在后现代思想那里，欲望这一无意识黑暗幽深的的领域才作为语言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欲望的语言自身不可规定，不可描述，但它实际上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这是因为当欲望的语言成为现实时，它必须借助于技术的语言．没有技术语言作为工具，欲望的语言不过是真正的幻想和梦呓．技术语言对于欲望语言的表达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欲望语言只是摧毁了技术语言的粗暴统治，反过来它却要粗暴地统治技术语言．这就召唤智慧语言对于道路的指引．

不管欲望语言还是技术语言都没有能够成为语言本身．技术语言只是工具．而欲望语言的无意识本性使它自身成为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它在说话＂．于是语言作为语言自身说话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语言作为自身从欲望语言和技术语言分离并回复自身的话，那么语言就成为了智慧语言．智慧的语言不再是语词，而是道．这个道正是路，使人的行走成为可能．惟有在智慧语言的光芒下，欲望的语言才不可能真正是黑暗的，并且能被区分，哪些是必然存在的，哪些是必然不存在的．与此相应，技术语言不再是无道之技，而是有道之技．它在其工具性的使用过程中不是阻碍了而是敞开了智慧之道．

但就智慧语言本身而言，它早已死了．难道我们在这现代和后现代的时代里，期望一种智慧的死而复活吗？

思想范文篇8

**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宣传思想战线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各项工作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在改革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宣传思想工作保持了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

**强调，党的十七大站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各族人民对文化工作的新期待出发，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和我国文化建设地位的准确把握，也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指出，我们要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面审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意义。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宣传思想工作担负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大任务，担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使命。

**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要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高举旗帜，就是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围绕大局，就是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思想和精神，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创新，就是要用时代要求审视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精神推动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创新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努力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全民族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文化发展活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进一步展示和提升国家良好形象。

思想范文篇9

一个地方要形成政治清明的局面，关键在于领导者要不懈地追求清醒、清正、清廉、清静的崇高境界，做得民心、顺民心的“清官”。

清醒，就是要慎独自省，勤于自警，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只有头脑清醒，才能辨是非，识大体，知进退，懂谦让。慎独自省是古代哲人倡导的重要修养方法，孔子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体现出一种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领导者务必高度重视加强理论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筑牢思想政治防线，防止政治灰尘的侵蚀，抗拒灯红酒绿的诱惑，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

清正，就是要堂堂正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领导者手中都握一定的权力，但权力不等于权威。领导者的权威，是被领导者心甘情愿接受的内在性权力，其大小取决于领导者在被领导者心目中的认可度、接受度，说到底取决于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领导者决策正确，人格高尚，就有权威，就能政令畅通；反之，权力再大，权威也难以树立，政令也难以畅通。领导干部要做清正之官，最重要的是想事情、办事情、做决策，都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这既是党性原则，也是做人的准则。

清廉，就是要守身如玉，洁身自好，始终坚持廉洁从政。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按照江总书记所说的，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时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到不义之财不要，不正之风不沾，忍得住清苦，耐得住清贫，保得住清廉，出污泥而不染，立河边而不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领导干部守身如玉，洁身自好，既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和后人负责。

清静，就是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始终保持宁静心态。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喧哗与骚动中，要能力戒浮躁，宁静致远，涵养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定神闲。所谓心态好，就是要有慈和之心，即慈祥、平和之心，做到：对人有恻隐之心，有关爱之情，凡事多想别人，先想别人；遇事不急不躁，不慌不乱，冷静思考，沉着应对。目前处于改革攻坚和体制交替阶段，呈现出异常活跃的经济行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形形色色的诱惑。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坚守精神家园，保持良好心态，静心澄虑，涵养道德，做到“重积德则无不克”。

思想范文篇10

在这学期党课的学习中，我获益匪浅，学习到党的先进性，认识到作为党员的觉悟－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中在观看《生死牛玉儒》的影片中，党员的高大形象深深的植入我的内心。

牛玉儒同志作为呼和浩特市的市委书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20多年中，他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亲和力。他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地履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赢得了各族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在他任职期间，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为亲属和朋友谋私利。他对于群众来信总是认真对待，还常常亲自上访处理，他让群众看到了人民的好公仆是怎样为群众服务的，他无论走道哪里，都能体现出一名好党员、好干部的光辉形象。总书记曾说过，作为一名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些在牛玉儒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从他身上，不但能反映出了一位优秀人民公仆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体现出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他干什么事都充满信心，充满激情，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扑在事业上，无私无畏，无怨无悔。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在他所做的事情中，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他的家人，但他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

牛玉儒同志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楷模，他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牛玉儒同志是一位近乎于完美的领导者。他具备了一名领导应有的全部素质，他的气质、气魄，他的思维，他的凝聚力、亲和力、号召力，他的人格力量、人格魅力是令人折服的。

牛玉儒同志有一句话：“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大事，一定要办好。”这句朴实无华而掷地有声的话语，耐人深思，令人警醒，催人振奋，它集中体现了牛玉儒的公仆情怀、为官准则和价值取向。因为爱民，他忍着巨痛，擦着汗珠奔波于全国各地，考察和规划着呼市的经济发展。因为爱民，他进工厂、走农村，访贫困户，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怨什么。这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无不体现了牛玉儒纯朴真挚的爱民情怀。这种爱，是儿女对父母的爱，树木对大地的爱，鱼儿对江河的爱。这种爱来源于他对人民的深切感情。

牛玉儒同志去世后，在呼市有一个很感人的现象，就是出租车司机逢客就夸牛书记。他们说，牛书记是好官，走得太早太可惜了。司机说，牛书记坐过他的车，而且让他走最堵车的那条路。哪有花钱坐车走最堵车的路呢？原来是牛书记在搞调查。这件事情当时对我震动较大，事情虽小，恰恰是牛玉儒深入群众、体察民情的最好反映。新闻报道说牛玉儒访呼市200多条街巷，有时一个人乘出租车，有时骑自行车出去，我相信这些并非夸张，不然的话，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能如此深深怀念一个市委书记吗？

牛玉儒同志还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我们做领导的，生命一天也不能空转。”也就是说，他把生命的每时每刻都用于充满激情的去做工作。我认为，有激情，是一个好干部的特征，一个为党的事业、为人民利益富于革命激情的干部，就像一部发动机，不仅要带动一班人，而且还要感动更多的人。俗话说，民心可鉴，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因为老百姓的赞颂之声，是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作”出来的。因此，我想到牛玉儒，老百姓如此怀念他、感谢他，就是因为他做的好事、实事太多，舍身付出，不断释放自己生命的能量。这样的好干部，是一个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实实在在动真感情的人。

牛玉儒同志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真心诚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解民忧，以他坚强的党性、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模范地践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加压力、负重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学习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领导作风；学习他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心系群众，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把一生献给党、献给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他清正廉洁、勤奋为官、无私奉献，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以他为榜样，牢记党的宗旨，深怀爱民之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一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

牛玉儒同志做人如水，做事如山，他的奉献令人敬佩。对照先进的典型、榜样，我们应该意识到，不管干什么工作，都应该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一种激情，永远做到对党的事业、对自己的工作激情澎湃，真正能够胸怀坦荡、清清亮亮地干些事情。牛玉儒同志先进事迹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他的事迹深深地撼动着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他的人格魅力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学习牛玉儒同志先进事迹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也必将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向牛玉儒同志学习就要学习牛玉儒同志赤胆忠诚、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人民的利益高于天”，这是牛玉儒同志的座右铭。牛玉儒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体现了他不忘本色，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的崇高品质。

向牛玉儒同志学习就要学习牛玉儒同志满怀激情、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人们对牛玉儒同志的评价是“全自治区最有激情的干部”。他也常说：“只要我们生命一分钟，就要敬业60秒”。

向牛玉儒同志学习就要学习牛玉儒同志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自律精神。他说：“权力是人民给的，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随便支配！”。他的正气和清廉，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树起了廉洁自律的良好形象。

我要以牛玉儒同志为榜样，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牢记“两个务必”，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市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在学习上争做勤于学习、勇于思考的典范。要像牛玉儒同志那样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认识、来对待，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在工作上争做埋头苦干、恪尽职守的典范。要像牛玉儒同志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无私无畏，勇挑重担，努力干事创业。要对工作极端负责，不懈怠，不偷懒，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干好每一项工作。

在服务上争做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典范。要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