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状范文10篇

历史现状范文篇1

关健词:叙事学文学批评结构主义

“叙事学/叙述学”(narratology)是由法国人托多洛夫于1969年在他的著作《十日谈语法》中命名的。在文学理论中，叙事学属于结构主义的分枝，它将语言中的模式运用到叙事作品当中，并提出地点和心灵并不重要，只有形式起作用。它提倡的三个主张是:符号(故事)和所指(语境)以某些任意的方式分离:内容反映叙事形式:叙事者运用某些框架结构来分析叙事作品。叙事学试图建立一种结构或语法来分析叙事中的语码、常规和系统，这种理论在20世纪中期得到很大发展。

莫定叙事学理论基础的主要作品有:普洛普(Propp)的《民间故事的形态》(MorphologyoftheFollct-Tale,1928)，它创造了一种分析民间故事的模式，分为7个行为层面和31个功能:斯特劳斯(Stmum)的借构人类学》(StructuralAnthorpology,1958)，它勾勒出了描述神话故事结构的大纲;格雷马斯(Graimas)的《结构语义学》StructuralSemantics,1966)，它提出了由6个结构单位(actants)组成的一个系统:托多洛夫(Todorov)的(十日谈语法》(TherGammarOftheDecameorn,1969)，书中介绍了叙事学这个概念;热内特(Genete)的《叙事话语》(NarativeDiscourse,1972)和《新叙事话语》(NarativeDiscourseRevisited,1983)，书中作者编制了一套分析系统，对故事和内容以外的叙事行为进行分析。其他在叙事学有影响的理论家包括巴特斯(Barthes)、布里蒙得(Bremond)、弗赖伊((Frye)等。

普洛普将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拓展至叙事学。在形式主义中，句子结构被分成能分解的成分:词素。普洛普利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民间故事。他将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分解成最小的叙事单位:叙事位，并在分析各种人物和行为的基础上，总结出俄罗斯民间故事的31种叙事位，并发现他分析的所有故事都展现出相同的顺序功能。普洛普认为这31种功能可以概括他所搜集的民间故事的基本“母题，，并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已有的模式，便于他们冲破旧有模式，创造新的情节结构。人们还有趣地发现，普洛普的这种方法适用于今天的通俗文化，如电影《星球大战》、(X一档案》和《星球旅行》的结构都可以这种方法来分析。普洛普认为句法是分析的基本模式:主语十谓语=单位+功能。他还提出7个行为层面，即:坏人、英雄、假英雄、捐赠者、帮助者、通报者、公主。

正如索绪尔(Sau}ure)的语言、言语的区分一样，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区分了深层语义机构和表层句法。后者又可进一步分成叙事结构(表层结构)和语篇结构(表达结构)。叙事过程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横向，从基本语义转化成基本句法，纵向，从基本句法转化成表层序事句法，再转化成语篇句法。对格雷马斯来说，符号学意昧着转化的过程，即意义的产物。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则基础上提出了“语义方阵”，认为它是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语言或语言以外的一切“表意，都采取这种形式。“语义方阵”里面包含着三对结构单位:主角和对象;指使者和承受者;助手与对头。这三对单位出现在所有叙事作品中，包括三种关系:

1.愿望

2.交流

3，矛盾

我们用中国神话故事《西游记》举例来说明这种关系:主角:唐僧八寸象:去西天取经;指使者:唐朝/承受者:唐僧;助手:孙悟空等in头:妖魔鬼怪。故事中的三种关系如下:

1.愿望(西天取经)

2.交流(历经千辛万苦)

3.矛盾(孙悟空等的帮助与妖魔鬼怪的阻挠)

莱维斯特劳斯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因发展了结构人类学而闻名，他的神话结构分析法也广为人知。他在20世纪50年代受雅各布逊(Jawbson)的影响，开始把功能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原理应用到神话研究。他的研究着重探索原始人在创造神话时的思维结构，他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排除具体语言符号的干扰和具体人物情节等的羁绊，在各个平面上对神话结构作最大限度的切分，即所谓相对成分分析法(compamtiveconstituentanalyms)。他喜欢解释世界不同的文化中的神话的相似性。他解释的方法不是从内容出发，而是从结构着手。他坚持认为神话是一门语言，因为神话只

通过讲授，才能生存。神话总是很早以前就存在，是跨越时间的故事。他还认为神话其实比语言更复杂，并和语言一样具有以下特征:

1.根据一定的规则，由一定的单位而组成。

2.这些单位互相具有一定的关系，并构成一定结构的基础。

他总结到结构法使深化分析由混乱变为有序，并提供了一种解释神话不同面的结构，具有逻辑性、科学性。他还认为在神话和其他口头文学中，重复有利于放映结构，因为重复可以揭示故事的层面。但是，层面是不同的，最终神话在发展，而结构不发展。

热奈特在普鲁斯特的作品，特别是在对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叙事理论。他用基本成分法和叙事技巧来分析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他以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形式和意义)为基础，提出叙事文本是一种复杂的信号，能指是一种语篇(一种表现方式)，所指是一个故事(一系列行为)。他认为叙事时间是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并具体研究了叙事时间中的顺序、时距、频率等，此外，他还着力研究了叙事语式和叙事语态。根据热奈特的划分，叙事者可以以第三人称形式(他不在故事当中)和第一人称(他在故事当中)进行叙事。

巴特斯认为，叙事学是叙事作品的研究，包括神话、传奇、寓言、故事、短篇故事、史诗、历史、悲剧和其他的人类表达。他利用素绪尔的语言学来分析文学。他说:“文学只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重要的是不是它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同样，文学批评重组的不是作品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就像语言学家不去推论句子的意义，而是建立能够传达意义的正规机构。”因此，文学批评不应是理解作品的意义或价值，而应探究产生意义的结构。作者的本意因此受到忽视，而语言和结构，不是作者的意识或来自意识的言语行为，产生意义。

目前，年轻一代学者，如美国的敦提斯(A-Dunges)、本阿莫斯(Ben-Antos),普林森(P.Powlinson)和科尔比(B.Col场)，法国的布莱蒙(C.Bremond)等，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已经把普洛普的模式论和莱维·斯特劳斯的成分分析法结合了起来。他们目前研究的近期目标是试图制造出一套神话结构的模式，这些摸式能模拟原始人的思维活动，能产生各种类型的神话。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强调把具体的故事平面和抽象的结构平面严格区分开来，以排除故事平面的干扰，这样才能着手研究其结构平面。在结构平面上，可切分得的最小单位是单元。单元有两类:

第一类，角色(不是人物)。如，英雄、坏蛋、美人……

第二类，(角色的)活动。如.出走、欺骗、团聚……

两个角色、一个活动，再加上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构成一个最基本的情节单位。若干个情节变量根据某一类神话的生成法则，进行排列组合，就形成一个情节。再进一步，若干情节体加上时间过度因素和空间转移因素，就组成了一个单一的故事结构亦即这一特定类型神话的深层结构。在这个深层结构基础上，人们只要配上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等，限据一定的转换法则，就可以生成无数的神话故事。

今天，叙事学已经运用到其他学科当中。比如，20世纪70年代，北美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根据索绪尔、斯特劳斯、普洛普、格雷马斯和巴特斯的方法做了大量的实验。

历史现状范文篇2

关健词:叙事学文学批评结构主义

“叙事学/叙述学”(narratology)是由法国人托多洛夫于1969年在他的著作《十日谈语法》中命名的。在文学理论中，叙事学属于结构主义的分枝，它将语言中的模式运用到叙事作品当中，并提出地点和心灵并不重要，只有形式起作用。它提倡的三个主张是:符号(故事)和所指(语境)以某些任意的方式分离:内容反映叙事形式:叙事者运用某些框架结构来分析叙事作品。叙事学试图建立一种结构或语法来分析叙事中的语码、常规和系统，这种理论在20世纪中期得到很大发展。

莫定叙事学理论基础的主要作品有:普洛普(Propp)的《民间故事的形态》(MorphologyoftheFollct-Tale,1928)，它创造了一种分析民间故事的模式，分为7个行为层面和31个功能:斯特劳斯(Stmum)的借构人类学》(StructuralAnthorpology,1958)，它勾勒出了描述神话故事结构的大纲;格雷马斯(Graimas)的《结构语义学》StructuralSemantics,1966)，它提出了由6个结构单位(actants)组成的一个系统:托多洛夫(Todorov)的(十日谈语法》(TherGammarOftheDecameorn,1969)，书中介绍了叙事学这个概念;热内特(Genete)的《叙事话语》(NarativeDiscourse,1972)和《新叙事话语》(NarativeDiscourseRevisited,1983)，书中作者编制了一套分析系统，对故事和内容以外的叙事行为进行分析。其他在叙事学有影响的理论家包括巴特斯(Barthes)、布里蒙得(Bremond)、弗赖伊((Frye)等。

普洛普将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拓展至叙事学。在形式主义中，句子结构被分成能分解的成分:词素。普洛普利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民间故事。他将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分解成最小的叙事单位:叙事位，并在分析各种人物和行为的基础上，总结出俄罗斯民间故事的31种叙事位，并发现他分析的所有故事都展现出相同的顺序功能。普洛普认为这31种功能可以概括他所搜集的民间故事的基本“母题，，并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已有的模式，便于他们冲破旧有模式，创造新的情节结构。人们还有趣地发现，普洛普的这种方法适用于今天的通俗文化，如电影《星球大战》、(X一档案》和《星球旅行》的结构都可以这种方法来分析。普洛普认为句法是分析的基本模式:主语十谓语=单位+功能。他还提出7个行为层面，即:坏人、英雄、假英雄、捐赠者、帮助者、通报者、公主。

正如索绪尔(Sau}ure)的语言、言语的区分一样，格雷马斯的符号学区分了深层语义机构和表层句法。后者又可进一步分成叙事结构(表层结构)和语篇结构(表达结构)。叙事过程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横向，从基本语义转化成基本句法，纵向，从基本句法转化成表层序事句法，再转化成语篇句法。对格雷马斯来说，符号学意昧着转化的过程，即意义的产物。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则基础上提出了“语义方阵”，认为它是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语言或语言以外的一切“表意，都采取这种形式。“语义方阵”里面包含着三对结构单位:主角和对象;指使者和承受者;助手与对头。这三对单位出现在所有叙事作品中，包括三种关系:

1.愿望

2.交流

3，矛盾

我们用中国神话故事《西游记》举例来说明这种关系:主角:唐僧八寸象:去西天取经;指使者:唐朝/承受者:唐僧;助手:孙悟空等in头:妖魔鬼怪。故事中的三种关系如下:

1.愿望(西天取经)

2.交流(历经千辛万苦)

3.矛盾(孙悟空等的帮助与妖魔鬼怪的阻挠)

莱维斯特劳斯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因发展了结构人类学而闻名，他的神话结构分析法也广为人知。他在20世纪50年代受雅各布逊(Jawbson)的影响，开始把功能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原理应用到神话研究。他的研究着重探索原始人在创造神话时的思维结构，他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排除具体语言符号的干扰和具体人物情节等的羁绊，在各个平面上对神话结构作最大限度的切分，即所谓相对成分分析法(compamtiveconstituentanalyms)。他喜欢解释世界不同的文化中的神话的相似性。他解释的方法不是从内容出发，而是从结构着手。他坚持认为神话是一门语言，因为神话只通过讲授，才能生存。神话总是很早以前就存在，是跨越时间的故事。他还认为神话其实比语言更复杂，并和语言一样具有以下特征:

1.根据一定的规则，由一定的单位而组成。

2.这些单位互相具有一定的关系，并构成一定结构的基础。

他总结到结构法使深化分析由混乱变为有序，并提供了一种解释神话不同面的结构，具有逻辑性、科学性。他还认为在神话和其他口头文学中，重复有利于放映结构，因为重复可以揭示故事的层面。但是，层面是不同的，最终神话在发展，而结构不发展。

热奈特在普鲁斯特的作品，特别是在对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叙事理论。他用基本成分法和叙事技巧来分析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他以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形式和意义)为基础，提出叙事文本是一种复杂的信号，能指是一种语篇(一种表现方式)，所指是一个故事(一系列行为)。他认为叙事时间是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并具体研究了叙事时间中的顺序、时距、频率等，此外，他还着力研究了叙事语式和叙事语态。根据热奈特的划分，叙事者可以以第三人称形式(他不在故事当中)和第一人称(他在故事当中)进行叙事。

巴特斯认为，叙事学是叙事作品的研究，包括神话、传奇、寓言、故事、短篇故事、史诗、历史、悲剧和其他的人类表达。他利用素绪尔的语言学来分析文学。他说:“文学只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重要的是不是它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同样，文学批评重组的不是作品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就像语言学家不去推论句子的意义，而是建立能够传达意义的正规机构。”因此，文学批评不应是理解作品的意义或价值，而应探究产生意义的结构。作者的本意因此受到忽视，而语言和结构，不是作者的意识或来自意识的言语行为，产生意义。

目前，年轻一代学者，如美国的敦提斯(A-Dunges)、本阿莫斯(Ben-Antos),普林森(P.Powlinson)和科尔比(B.Col场)，法国的布莱蒙(C.Bremond)等，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已经把普洛普的模式论和莱维斯特劳斯的成分分析法结合了起来。他们目前研究的近期目标是试图制造出一套神话结构的模式，这些摸式能模拟原始人的思维活动，能产生各种类型的神话。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强调把具体的故事平面和抽象的结构平面严格区分开来，以排除故事平面的干扰，这样才能着手研究其结构平面。在结构平面上，可切分得的最小单位是单元。单元有两类:

第一类，角色(不是人物)。如，英雄、坏蛋、美人……

第二类，(角色的)活动。如.出走、欺骗、团聚……

两个角色、一个活动，再加上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构成一个最基本的情节单位。若干个情节变量根据某一类神话的生成法则，进行排列组合，就形成一个情节。再进一步，若干情节体加上时间过度因素和空间转移因素，就组成了一个单一的故事结构亦即这一特定类型神话的深层结构。在这个深层结构基础上，人们只要配上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等等，限据一定的转换法则，就可以生成无数的神话故事。

今天，叙事学已经运用到其他学科当中。比如，20世纪70年代，北美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根据索绪尔、斯特劳斯、普洛普、格雷马斯和巴特斯的方法做了大量的实验。

历史现状范文篇3

关键词：街道改造；景观提升；空间设计；文脉传承；街道秩序

一、设计实验的开展根据

理事厅街显现出来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引导了我的设计方向和内容。首先，理事厅街上有四所学校，近三千名学生，可是街道路宽只有五米，长有近三百米，形成了一条拥挤的高密度的狭长小巷，那么研究的首要内容便是如何通过设计来解决道路交通问题，重新梳理混乱的交通秩序：其次，理事厅街作为历史街道，街道上有开封市的历史建筑群、非遗“汴京灯笼张”老店和开封天主教区的大教堂，这些建筑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保护价值，所以，如何通过景观设计来重新打造街道的历史文脉也成了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理事厅街由于街道建筑太过狭窄拥挤，导致缺乏大量的功能空间，像街道居民的日常交流休息这样的空间、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空间、游客游览参观的空间等，因此，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包括如何在街区中打造被需要的多种功能空间这一课题。

二、场地现状的实地调研

在设计初期，对场地进行了多次的深入调研，发现很多的场地问题。首先，针对场地复杂的交通人流问题，将场地的使用时间分成了高峰期，平常期和低峰期三个时间段，人流高峰期为每天的上下学高峰期，人群主要集中在街道的东西两个入口的学校附近，学生和家长、上下班的居民为主要人群，高峰期时街道承载力完全超负荷水平；平常期则是上下午的非高峰期时间，会有少量的游客出没在“汴京灯笼张”老店和天主教堂附近来参观非遗和老建筑，其余主要人群便是街道的原住居民，无论是游客参观亦或是原住居民的日常休息交流，都缺乏一定的使用空间。在对于街道建筑与建筑空间的调研中，将街道上的所有建筑大致分成了四类：居住区、学校建筑区、历史建筑民居和教堂建筑区域。其中最多数的是历史建筑民居和居民楼，人流量最大的是学校建筑区。通过建筑分析继而将整条街道划分成为四种空间：开放空间、半开放空间、私密空间、可拓展空间。这其中可拓展空间便是街道中的违章搭建和可拆除的非历史建筑，这类建筑在整条街道中完全可以拆除以满足街道各类人群的空间需求。在对街道基础设施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该街道的基础设施完全处于年久失修和严重缺乏的情况。街道上空管线漫天，一些电线已经垂落到地上，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街道上仅有一处垃圾桶，两个旧式路灯，更没有设置相关导视，这对于有大量学生和住户的老街来说是必然无法满足各类人群需求的。同时街道因为狭窄，全街绿化程度近乎为零，但是毫无疑问，人们希望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人群需求与行为分析两个重要部分的信息调查发现，理事厅街目前的街道主要使用人群分三类，分别是街区原住居民、学校教职工、学生及家长、游客与路人。其中前两者人数众多，游客与路人只占少量，无人参观的很大原因要归结于街道的治理不善，不具备良好的游览条件，这是本次设计需要重点改善的地方。对于人群行为的调研分析中，将街道内的主要行为也分成三种，分别是校园上下学、街区住户的活动交流和参观游览。这也是根据街区三大人群而相对应的，且参观游览活动也在整体的人群活动中占据很少比例。在街道人群的民意调查中，抽取了一百人作为样本进行访问调查，结果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道路太过狭窄拥挤，高峰期无法正常通行，基础设施老化；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环境脏乱差；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历史文化缺失，在街道上无法体验出这是一条有悠久历史的古街，没有文化内涵。这些调查信息都为课题的设计方案做着现实支撑。

三、针对街道文脉与空间的整合性改造

对于本条街道的改造设计，整体方向仍然是要打造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并重的环境空间，从文化景观设计的角度讲，便是要用景观设计重拾地缘文脉，每个文化性的景观设计，都是特定时代有特定意义的产物，我们设计文化性景观，并不仅仅是要回忆过去，而是让大家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更远的未来，本设计中主要展示的是开封的宋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朝代的都城，开封的曾经无比辉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的宏观地区设计，开封慢慢退出了国家第一梯队城市的行列，这又正如理事厅街的过去和现在。文化景观的设置可以反映地区的精神面貌与历史变迁，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人们前进的不竭动力。在街道设计方案中，设计了一些景观节点小空间，这些空间在街道中串联整体的景观轴线，除了基本景观外还有着不同的功能性作用。在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过程中，依照《城市历史建筑保护相关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础上进行设计，依照《规定》中，城市中的历史建筑保护单位，需根据《文物保护法》按原状保存，不能有损毁、改建、拆除等行为，如需修缮保养，需体现“修旧如旧”的原则，使用上一般做博物馆或参观场所。在本课题的设计中，对于街道空间的划定即按照《规定》中要求，拆除违章搭建以及可拆除的对古建筑造成威胁的建筑，来创造更多空间来满足街道的功能需求。因此，相关设计规定同样是本设计方案重要参考。方案中整条道路按照功能分为了三部分，进行分别设计，由西向东分别是街道入口景观区、历史建筑保护区和教堂景观区三大区域。在西段街道入口景观区域中，拆除街道西入口南侧的老式平房，改为开放式广场景观“盛时东京”，建立一个街道的景观标识，同时将道路拓宽，取消路牙平整路面，最大限度方便人流出入。将理事厅街小学对面空地设置为家长等待区域，加入可移动式的座椅模块，在需要时可移走露出消防登高面，符合其功能需求。在街道中段历史建筑保护区中，拆除北侧灯笼张老店旁的威胁性建筑，将其拓展成一个非遗的文化展示景观区。将街道南侧的违章搭建拆除，改造成为街道景观节点与小型空间广场，拓展街道空间并打造功能性广场。营造“华灯初上”“汴梁老街”“谠言直声”三个景观空间。对于老建筑群，则是用通道将其连接，成为一个可游览的微循环，打通老建筑之间的联系，重新梳理建筑格局与秩序，重组院落，由多个细碎的小空间重组为整体的大空间，在院落的格局中加入绿化和迷你的休息空间，完善其功能。在街道东段教堂景观区中，由于校园所带来的人流量大，因此将北侧教堂主教楼前的老旧建筑拆除，整条街道70米的距离向北偏移4米，南侧多出的4米宽度成为非机动车停放处和绿化带，北侧建筑和教堂围墙拆除后成为开放式广场景点“汴京福音”。既解决人流问题和活动空间问题，又成为一个教堂古建筑的展示空间。

四、对于空间秩序与建筑保护方面的探索结果

在经过一些列的问题探讨与分析后，理事厅街的问题在设计中得到了相对目前更好的方案。在空间格局，道路交通治理办法，历史文脉传承，古建筑保护，街道基础设施提升等多个方面得到了改变。在空间格局方面，由最开始的杂乱无章，古建筑现代建筑违章搭建三种建筑相互穿插的无秩序，转为私密空间、半开放空间、开放空间和可拓展空间的相互转换，最大程度获得开放空间满足人们的需求。道路交通治理办法中，除了对街道路段的整体改造，面对街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沿街随意停放的现状，对整条街道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点有重新的规划，增加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专用停放点来整理街道。最后，针对车流与学生的安全问题，设计限时禁行的机动车管控措施，在上下学高峰期禁止机动车驶入，来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隐患。在历史文脉传承的设计中，街道由西向东共设计三大区域五个景观空间，“盛时东京”用清明上河图浮雕和框景的手法展现了北宋汴梁的繁华；“华灯初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汴京灯笼张打造了唯美的展示区，试图改变之前灯笼张鲜有人知的尴尬局面，成为街道中靓丽的风景线与名片；“汴梁老街”重铸了一个历史建筑的景观场所，并结合海绵城市理论打造雨水花园；“谠言直声”用现代的方法唤起地缘文脉，重述理事厅街公正严明断案的曾经；“汴京福音”让开封大教堂成为开放的集散空间，满足多种需求。

本次设计的课题研究其实是一次探索的过程，致力解决很多像理事厅街这样的国内的街道在迅速发展的时代与历史文化、老街居民生活方式的冲突。因此，本次设计重点解决的问题便是怎样在迎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大潮流趋势下，继续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人们口中的“老旧”的观念与事务，留住身边的历史文脉，更好的将历史留在我们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邱书杰.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街道空间规划策略.建筑学报，2007[03].

[2]李俐.古城改造中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山西建筑，2004[11].

[3]徐兴根，陈洁.历史文化街区景观环境改造设计探析--以开封双龙巷景观设计为例.现代园艺，2015[08].

[4]曹磊.基于文化传承的园林景观设计理论[J].艺术评论，2018[05].

[5]李星怡.曹磊.窦逗.景观一体化设计实践与研究[J].大众文艺，2018[19].

历史现状范文篇4

1．儒佛道文化。汉代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在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发展。由于得益于独具优势的人文地理和传播条件，徐州地域与儒道释三家文化源流有着特殊的不解之缘。立足传统文化源头，研究儒道释思想形成、传播和发展与徐州的关系，揭示徐州地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区域文化史乃至传统文化研究均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两汉时期徐地历代楚王、彭城王和下邳王及有关守相，大都能够承传发扬儒家学术，形成徐地蔚为大观的封国儒学文化，在学术人才、流派和水准上，都与齐鲁儒学区域逐渐融为一体。这种繁盛局面持续400年之久，占了中古史的1／5时段。道家创始人是老子，在老子思想体系中，楚文化是孕育其道家思想的重要背景，并对道家具有主干的影响。然而，老子又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其中主要有周文化、包括了徐沛之地的宋文化乃至整个东方的东夷文化。大约在西汉后期，佛教流传到大月氏向西域的安息大夏康居，并且随着丝绸之路的沟通，开始传向于阗龟兹等国。至两汉之际，佛僧入华传教译经，佛教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且沿着国内主要交通线向东部扩散，一直深入到徐州地域。

2．山水文化。徐州城四面山阜环绕，山文化积淀亦十分丰厚。徐州位于江苏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黄淮冲积平原。徐州四周为海拔100－250米的山丘环绕，自然围合城市空间，构成一个祥和安定且景色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徐州水体丰沛，其地古有汴、泗水交流，后有黄河故道与京杭运河穿越，今天新建的云龙湖与整治后的黄河故道，更如明珠玉带，为古城增色。山水环抱的徐州区域格局，正是中国古代人们追求城市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体现与实践结晶，更加暗合了极具特色的“风水”营建思想。云龙湖十八景：桃霞烟柳、杏花春雨、荷风渔歌、苏公塔影、石壁留踪、临湖尝鲜、儿童稚趣、寒波飞鸿、长堤雪月、别有洞天、果树盆艺、水上世界、万人游波、湖滨垂钓、沙岛渡闲、云湖泛舟、湖光灯影、索道滑道。

3．战争文化。自古以来，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仅有记载的就多达400余次。兵家为何必争徐州？这是因为，徐州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徐州，史称“北国锁钥”，“南国重镇”，在南方军事家眼里，占领了徐州，就等于拿到了打开北方大门之锁的一把钥匙；而在北方军事家眼里，夺下了徐州，就等于占领了向南方进军的桥头堡。徐州东近黄海，西连中原，北倚鲁南山地，南瞻江淮平原。它像一位巨人，立于一个制高点上，虎视眈眈，可督苏鲁豫皖四省。由此向东西南北挺进，都如高山流水势不可挡。有人形象地比喻，徐州是中国东部的“腰眼”，是中国南北的“咽喉”，均属要害位置，适宜两军决战。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曾这样评价徐州的战略地位：“南不得此，无以图冀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数千年来频繁的战事，在徐州积淀了丰富的战争文化资源。这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具有极为广阔的开发前景，只要认真开发利用，一定会为徐州的经济建设和子孙后代带来无量福祉。徐州是中国最早的九州之一，距今己经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建城史，比本省的苏州、南京都要早，而且历来为军事和交通重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徐州被定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创造这些文化的先人足以自豪，我们这些站在前人肩膀、前世文明平台上的现代人，应倍加珍惜这些历经千百年岁月淘洗磨砺而延续下来的文化遗存，传承光大徐州的文脉。文化竞争力位居全国地市级城市前列的徐州，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徐州剪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极具地方特色的徐州梆子、江苏柳琴戏、徐州琴书、徐州香包、邳州年画、丰县糖人贡、邳州跑竹马等8个项目先后入选第一批、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文化扩展项目名录。此外，还有沛县武术、邳州纸塑狮子头、沛县泥模、睢宁落子舞等省级文化遗产。不论是源远流长的邳州大墩子文化，还是新沂的花厅文化以及光辉灿烂的两汉文化，还有血脉一样构成徐州历史文化长河的，都有其独到的个性和非同寻常的价值。

二、当前徐州历史文化保护的现状

（一）保护历史文化的原因

徐州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第一，具有传承连续性。不仅贯穿整个徐州文明史的始终，而且许多类型的文化资源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和创新。这说明徐州历史文化极具活力，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持续性贡献。这种文化基因在历代徐州人身上传承滋长，会体现为徐州人执著、活跃的品性。第二，具有地域不平衡性。这种时空分布的不均衡，真实地反映出徐州历史文化的流动性和地域特色，而思想文化大家的频繁出现以及行政区划的独立，增强了区域内文化的交融，成为凝聚市民意识的文化基础。这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第三，具有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文化氛围，养成了徐州人民敢于接受新事物的文化基因。近现代以来，徐州人每每能引领风气、敢为人先，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是我们继续改革开放、建设美好徐州的精神动力。第四，具有较强的辐射性。辐射性展示了徐州历史文化遗产强大的生命力，也突出了徐州对祖国大家庭的贡献，有利于培养徐州人民的自豪感。

1．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复制性。我们见到的，都是发展中的城市，那些过去的记忆，很多都已经被一点点的抹去，或者正在消失，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记忆。仅就这一点来说，保护的必要性不容置疑。徐州历史文化反映了徐州的重要特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对市民进行历史教育，实地观察体验了解，让民众亲身感受一下文化遗址的重要，明确一点那就是文化遗产对徐州有多么重要。文化遗产可以加徐州市民对徐州城市的自豪感，也可以以史为鉴加强市民的紧迫感。

2．“文化遗存”正面临被湮没的境遇。历史是一个城市的记忆。每个城市的历史，都融入了那个城市代代相传的精神，这是一个城市不竭的力量之源和继往开来的精神财富。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是苍白的，是没有精神支撑，也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每一块现存的砖瓦就是记忆的线索。即使有文字的记载，或者有幸代代相传的口头流传，现存的一砖一瓦，就是佐证。

3．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程度不够高。有一项报告显示，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在中国公众的心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地位远远不及环境保护，认同比例为17．1％：57．6％。这样的比例让人惊醒，文化遗产保护要深入人心，已经刻不容缓了。

（二）当前徐州历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徐州市高度重视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广大民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取得了一些成效：市、县、区各级政府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法规体系初步形成；相关的保护和利用机制初步建立；建立健全了各级管理机构和组织；构建了相关的经费保障机制；有些地方和单位摸索出了一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保护和利用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徐州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像徐州狮子山、小龟山汉代楚王墓的发掘保护以及徐州博物馆新馆、汉画像石馆的建设等都体现了较高的水平。但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面对徐州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也犯了许多的错误，人为的造成大规模的开发性的破坏，从而割断了徐州文脉，埋没了民族文化。诸如在徐州户部山古民居、文亭街徐州道台衙门、云龙山汉代采石场、徐州城下城遗址等等文化遗存的保护方面，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损失。尤其是在最近徐州护城石堤的保护和利用上，集中暴露了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些政府等工作部门所存在的漠然麻木、无知软弱、瘫诱扯皮、不作为、乱作为乃至纵容破坏、无视法律等等极不正常的问题。

1．脱离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缺乏与之相配套的、较完善的有关法律、规章的保障。在20年的城市建设中，徐州盲目地进行城区改造，许多项目并没有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为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也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章的保障作用，导致徐州局部山水环境遭到破坏；新的城市干道与广场体系大大弱化了原有的古城格局；古城内的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除了南门外户部山一带还有保存价值较高的民居街区外，其余城区传统风貌已基本不在；大量仿古建筑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古城真实的历史风貌；相当一些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荡然无存，历史街区也在迅速消失。

2．建设现代化城市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关系如何处理仍不明确。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是世界上一切历史文化名城普遍面临的问题。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只有加强保护，才能更好地延续名城特色。离开保护谈发展，必将牺牲历史文化名城。而只有加快发展，才能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应该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之关系，将文化资源的利用开发作为规划的一部分，以期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价值，反过来也促进了文物本身的保护。近年来，徐州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导致了徐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尖锐化。不仅使大量文物资源受到损害，更多的是传统的环境空间迅速地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徐州正从一个历史悠久、城市特色鲜明的古城变成一个缺乏地区特色、千城一面的城市，城市魅力正在消失。户部山是徐州深厚历史文化的见证，文物古迹丰富，有戏马台、台头寺、文昌祠、三义庙、东坡祠等，尤其是山上的明清古民居，更是徐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户部山仅留存了几幢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其他房屋全部拆光，称之为历史街区稍微有些勉强。

3．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缺乏深入、明确的内涵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除了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外，还包括人文环境、风俗习惯、艺术、城市景观等。在徐州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包括曲艺文化、民间工艺文化、饮食文化、徐州传统庙会等一系列涉及徐州传统文化、地方风俗以及传统商业等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内容都有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在具体的规划实施过程中，却缺乏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具体措施，成效甚微。近年来，徐州市政府部门很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并筹措了大量的修缮资金，然而仍存在着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不够的问题。同时对大多数具有极大历史价的两汉文化、名胜古迹，仍然缺乏有效利用，管理体制也不是很规范。此外，现有基础接待设施容量不足，与城市道路交通体系衔接不够完善，缺少充足的交通集散与停车场等设施用地，对文物保护区未来的保护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三、徐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的措施及建议

1．政府应高度重视文物事业的发展。坚持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领导责任制，明确目标任务，加大工作力度，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了文物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徐州古城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文物古迹与风景名胜的价值和地位，利用历史遗存和革命遗迹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公民爱护历史文化名城和保护人文与自然资源、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热爱名城、保护名城”的共识。徐州市政府出台《徐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名市建设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明确了文物保护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文物单位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在选址、立项等方面给予优惠，指标优先安排，用地实行行政划拨，有关税费给予减免。近几年，徐州市通过划拨土地，增加投入，减免有关税费等措施，先后投入近5亿元用于文物基础设施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为文物保护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文物部门应注重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抢救。重点加强汉代墓葬的抢救保护工作，先后发掘了狮子山楚王陵及陪葬俑坑，羊鬼山汉墓陪葬兵马俑坑，土山三号、四号汉墓，睢宁刘楼汉墓，驮篮山汉墓陪葬俑坑等重要遗存，增加了徐州汉代王陵墓葬的内涵；发掘了火山西汉刘和墓、翠屏山汉刘治墓、碧螺山汉墓、凤凰山汉墓、奎山西汉墓群等一批重要的汉代中型墓葬。在旧城改造中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配合旧城建设抢救一批反映明清时期历史风貌和建筑特色的古民居、古街巷，抢救保护10余处古院落，保存房屋500余间，面积7000多平方米。

3．应积极鼓励、支持、引导民营博物馆建设。在先后建立中国圣旨博物馆、钱币博物馆、铜镜博物馆和张伯英艺术馆等私人博物馆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博单位在市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加强，徐州博物馆2002年被评为“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单位”。淮海战役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馆、狮子山楚王陵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以，徐州更要保护好这些著名的文化遗产，它不仅是徐州城市的象征，也是徐州荣誉的标志。

4．应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物交流、陈列、展览活动。加大徐州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宣传力度，积极与国外友好城市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对于分别在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成功举办了“中国徐州文物珍品展”、“中国徐州汉代文物珍品展”、“中法史前文明珍品展”等，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在突出楚汉文化特色的同时，注重发挥徐州历史上名人辈出优势，积极开发彭祖、刘邦、苏轼、张竹坡、李可染、马可等历史人物的文化遗存和传奇故事，修复古迹，建造场馆，做好名人文章，进一步提高文化名城的文化品位；充分发挥徐州地处战略要地、战争遗址较多的优势，综合开发楚汉相争、三国交兵、淮海战役等战争遗址遗迹，组织开展重大战争史料研究，形成具有徐州特色的战争文化。

5．文化遗产要整体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徐州文化遗产反映了徐州的重要特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对市民进行历史教育，明确文化遗产对徐州的重要性，让全市市民行动起来，以身作则，来保护自己居住城市的文化遗产。在《徐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应尽快编制具体的详细规划和相关规划，处理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保护古城风貌的关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文物、森林、山石资源保护法规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法规。根据徐州具体特点，制定并颁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法规，包括《徐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徐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文物保护、园林风景保护法实施细则等。研究制定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相关政策。

6．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建档工作，对现有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区进行清理整顿。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建立档案。积极主动开展地下文物查勘工作。对现有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区要进行清理整顿，不断改善环境卫生，改造或拆除影响环境的占地乱建物，严格限制影响城市风貌的新建项目，依法限期治理对现有污染严重且对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有严重影响的工矿企业。

历史现状范文篇5

关键词：锡剧；调；剧种；现状

一、锡剧的历史沿革

清乾隆以后，吴语滩簧已经盛行，在太平天国前后由无锡滩簧和常州滩簧合并发展而逐步形成锡剧。在滩簧阶段，一般都以它经历的三个重大演变过程来划分，即为：对子戏、小同场戏、大同场戏时期。

（一）对子戏时期

在常州、无锡一带乡村传唱的男女叙事对（唱）山歌，逐步与道情、唱春、宣卷相融合而形成滩簧调，系吴语滩簧的一支。后又吸收苏南一带“采茶灯”中的舞蹈，逐渐发展成滩簧小戏，先有小丑、小旦，后又有小生，并从坐唱变为在田头广场作简单动作表演的走唱。化妆极为简单，男角身穿长衫（或短衫），头戴瓜皮小帽或毡帽，手拿摺扇（短衫者不拿）；女角身穿短袄、长裙，脸上略施脂粉，头戴假发髻，插绢花，手拿方帕。都以“小生、小旦”或“小丑、小旦”为主，也叫“三小戏”。演出剧目，以反映农村日常生活中故事为主，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居多，也有一部分是对地主阶级进行嘲讽的。表演朴实真挚，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风趣，女角色均由男子扮演。声腔仅有簧调，一把二胡伴奏（有时是扮演者自拉自唱）。此时既无班社，也无职业艺人，纯属农民及乡镇小手工业者自娱活动。艺人们称这时期为“对子戏”阶段。

“对子戏”凡由二人一对，一男一女同场演唱的称“单对子戏”；由二男一组、二女一组同场演唱的称“双对子戏”，进而又有一出戏独立演出的“散对子戏”和合数出为一本连贯性演出的“本头对子戏”。演员在田头或是打谷场上演唱，后来才用四张方桌拼合，或用椿凳、门板、寿材板之类拼搭成戏台。演唱时，旦角先出场，唱四句头“开篇”，唱时用小步子扭斜角方向，换位走向另一台角，这种变换位置的唱法叫“走四方”，是照顾到多方面的观众，至今还保存在传统表演程式中。[1]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作的对子戏剧目数量相当可观，有《卖草囤》、《卖馄饨》等“卖”字戏目一百余出，多已失传。代表剧目有《庵堂相会》、《拔兰花》、《盘陀山烧香》、《借红纱》、《朱小天》，这些剧目的念白口语化，较直接反映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深受群众喜爱。

道光年间，开始出现半职业或职业滩簧艺人，也开始出现女职业艺人，少数艺人进入常州、无锡城内演出。由于演出繁忙，需增添人手，艺人们开始收徒传艺，组织班社，至光绪年间逐步形成常帮、锡帮、江阴帮、宜兴帮。

（二）同场戏时期

到清代末叶，对子戏阶段持续了近百年，流传地区越来越广。一些农村知识分子也加入滩簧队伍，加以班社之间的竞争，首先使剧目内容丰富，戏剧情节复杂起来。出现了除“三小”外又有老生、老旦、滑稽等三至五个角色的剧目，如《养媳妇回娘家》、《卖妹成亲》、《借黄糠》、《陆雅臣卖妻》、《珠花记》、《僧帽记》等。[2]在原单一簧调基础上，派生出长三调、反弓老旦调、说头板、行路板又称（行路调）、哭板（又称哭调）等等；在吸收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紫竹调、春调、九连环、绣荷包等。由于“对子戏”剧目的发展，曲调的丰富，加上内容增多，事件复杂，也就突破了原有的形式，使剧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所谓同场戏阶段。

同场戏又可分为“小同场”和“大同场”两个阶段，“小同场”是在农村演出时的产物，而“大同场”则是进入城市以后的产物，这是锡剧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小同场戏时期，大约是在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十余年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有关当局，也视滩簧“伤风败俗”、“俚俗淫秽”，多次下令取缔。滩簧艺人被迫向外地流动。沪宁铁路于光绪末期建成后，沿线农民、小手工业者大量涌进上海谋生，为滩簧进入大上海创造了条件。

1914起，滩簧艺人袁仁义、孙玉彩、李庭秀、过昭容、周莆艺、王嘉大等先后进入上海，初期只是走街串巷或进茶馆酒楼演唱，1916年，袁仁义、李庭秀、邢长发等组班称“无锡滩簧”，在年底进入“天外天”游艺场演出，之后又转入“大世界”三楼；另有孙玉彩、王嘉大、周甫艺等组班称“常州滩簧”，于1919年进入“小世界”（劝业场）等地演出。1921年常州班改名“常州文戏”，无锡班改名“无锡文戏”。同年，常帮艺人周莆艺和锡帮艺人过昭容合议，两帮合作于先施公司游乐场同台演出。从此两帮合流，统一改称为“常锡文戏”。

锡剧进入上海和苏、锡、常等城市后，一方面有了较稳定的演出场所，先后出现了一批较稳定的长年不散的四季班，活动于沪宁一线的班社，著名者有袁（仁仪）家班、孙（玉彩）家班、周（甫艺）家班、李（庭秀）家班、刘（荣炳）家班等。另一方面也得以与兄弟剧种接触、交流和竞争，首先在剧目上获得显著发展。先后从“宝卷”和“弹词”引进了《珍珠塔》、《玉晴蜓》、《双珠凤》、《孟丽君》等；从徽班中吸收了《琵琶记》、《蔡金莲》等；由京剧移植了《贩马记》、《攀梨花》等。上海的常锡文戏，在十里洋场商业文化的影响下，为竞尚新奇，招徕观众，从30年代中期开始演出了一大批机关布景、灯光彩头的连台本戏和公案戏，并很快影响到苏南的常锡文戏，如《狸猫换太子》、《封神榜》、《彭公案》。同时也上演了取材于现实题材的《克宝桥》、《显应桥》，以及《山东马永贞》、《杨乃武与小白菜》等一批时装、清装戏。[3]

这些大型的连台本戏或本头戏，标志着常锡文戏已进入同场戏阶段的大同场戏时期。

（三）建国以后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江南沦陷，大部分班社撤离上海和沪宁铁路沿线城市转向农村，有的被迫解散。一批演员枉遭毒打、关押和迫害。

解放后，锡剧终于走上了健康兴旺的道路。1950年，苏南行政公署举办民间艺人讲习班，同时将流行各地的常锡文戏统一改称“常锡剧”，并成立了苏南文联，常州、无锡三个实验常锡剧团，挖掘整理传统戏《宝莲灯》、《翠娘盗令》，移植和改编现代戏《王贵和李香香》、《赤叶河》、《白毛女》、《翻身姐妹》、《葡萄熟了的时候》，计十个剧目。[4]

1953年4月，由苏南文联实验常锡剧团和苏南文工团部分成员组建成江苏省锡剧团。此后，常锡剧便简称“锡剧”。

以后，各剧团废除幕表制，建立剧本制，强化导演制。并在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进行了艺术革新，先后参加了1954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和1957年4月举行的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走上新路》、《双推磨》、《红楼梦》、《庵堂相会》、《珍珠塔》、《红楼境》、《显应桥》、《水泼大红袍》、《牛旺回书》、《江阴血战记》、《白马告状》获剧本一、二等奖和剧本奖、演出奖；姚澄、王兰英、沈佩华、王汉清、王彬彬，梅兰珍、吴雅童、杨企雯等演员获一、二等奖。这些剧目和演员各具特色，艺术风格各异，为剧种赢得了荣誉。

除整理改编一大批传统剧目和创作新编历史戏外，还不断编演现代戏，如《红色的种子》、《白丹山》、《红花曲》等。其中《双推磨》、《庵堂相会》、《庵堂认母》、《珍珠塔》、《孟丽君》、《双珠凤》、《红花曲》、《农家宝》、《姑嫂比武》和《三亲家》被拍摄成电影，还有部分剧目灌制了唱片、录音带，拍摄成电视片，更扩大了锡剧在全国的传播和影响。

为适应剧种的不断发展，音乐工作者先后又创作或从其它剧种音乐改编了新簧调、新大陆调、老簧调、新铃铃调、乱鸡啼、陈调、洪发调、流水板、导板等。使簧调、大陆板两大板腔系统更趋完备，以适应反映古代和现代生活及人物的要求。

二、锡剧的艺术特点

（一）唱腔与曲调

锡剧音乐富有江南水乡民间音乐的特色，柔和抒情，清快悦耳，唱腔曲调基本上是上下句的板式变化体结构，这种板腔体式，可在上下句之间插入一段或长或短的“清板”（近似朗诵），并有男、女分腔的显著特点。

剧的主要曲调为簧调，后又创造了一些新腔，增加了板式变化，尤其是大陆调从单一曲调成为变化丰富的腔类。此外，锡剧还吸收了江南的大量民间音乐，改编了南方调、陈调、新金陵塔调、柴调等。

簧调是江南山歌融合苏州弹词曲调发展而成的，旋律优美流畅，长于抒情。有老簧调、簧调慢板、老旦反弓调等十多种板式。

大陆调是锡剧第二主要唱腔，源于武林班的“大锣板”（也称“大陆板”），开始仅上下两句，后仿簧调曲式结构，创造了“清板”。

南方调原为“南方歌剧”的主要唱腔。30年代至40年代，上海一度出现多种类型的“南方歌剧”，主要在游乐场演出。[5]

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工作者与演员密切合作,对锡剧音乐风格进行统一加工,并分清主次,先后改编和创作了多种板式唱腔,如“簧调”腔类新创了新簧调、芥菜花调、簧调流水板、反宫簧调等;“大陆调”新创了紧拉慢唱、大陆流水板、二八板、垛板、慢三眼板、新大陆调、弦上调(大陆反宫调)等板式,使它从单一的曲调发展为仅次于“簧调”的另一腔类；“玲玲调”除新创男腔外,也发展了流水板、自由板等板式。此外又吸收江南的民间音乐,改编了南方调、陈调、新金陵塔调、柴调、洪发调、乱鸡啼等曲调。

伴奏乐器以正、副二胡为主,琵琶、三弦、扬琴为辅,箫、笛等管乐器也开始伴奏唱腔。

（二）舞台呈现

表演上，锡剧在发展到古装戏为主后，主要参照京剧的表演程式和艺术手段。部分剧团还聘请京剧和昆剧演员进行辅导，学习京、昆的舞蹈身段、形体动作，向载歌载舞、唱做念打方向发展，但一般仍以“唱”为重点。

舞台美术方面，常锡文戏时期均仿效京剧，采用“守旧”和一桌两椅。建国后，除部分传统剧目外，多参照话剧的舞美设计，古装戏化装兼用越剧小头面和京剧大头面。

在采用幕表制时期，有一批常用套语，形成表现各种人物和事物的“赋予”，约四十余篇。如《金殿赋》、《公堂赋》、《花园赋》、《喜娘赋》、《叹穷赋》、《码头赋》、《灯赋》等，甚至“忠孝节义”、“风花雪月”、“渔樵耕读”等都有赋子。[6]

三、锡剧的现状与问题

(一)锡剧生存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凭心而论，常锡剧的从业者经过不断的努力，亦出现了如《风流母女》、《当家人》、《阿炳》、《三夫人》、《南归记》等一批具有剧种特色，产生一定影响的好戏。也涌现出了像王建伟、陈云霞、周冬亮、唐振华、万建焕、卞燕敏、李菊、张美华、沈蕙兰等一批后起之秀。[7]

但就剧种的整体发展而言，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主攻方向不明，群体合作不仅无力，而且各自为政各搞各的，且孤芳自赏。剧种内耗严重，明争暗斗，台下演出十分精彩。有了近200余年历史的剧种，至今语言不能统一，舞台上说无锡话、常州话、苏州话、宜兴话、江阴话的都有……如何去谈剧种的发展与振兴呢？可用“尚浮滑而欠质朴，喜花俏而少厚实；靠花样翻新而缺基本功，求少劳而获缺坚韧不拔”（见《百年沪剧话沧桑》）来说明常锡剧之现状是比较贴切的。

面对剧种的严峻形势，剧种发源地的无锡市和常州市政府先后成立了“振兴常锡剧领导小组”。制定了一系列振兴常锡剧的方案与措施，出台了《政府文学艺术奖励条件》和艺术生产专项资金。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稳定这支常锡剧队伍，激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出人出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一个先天不足尚未完全成熟、后天失调，从业队伍素质不高的根本问题尚未解决，要在改革浪潮中求生存、求创新、求发展，仍然显得力不从心。一组数字的变化，可见剧种现状一斑。

为了振兴常锡剧，江苏省文化厅、江苏省常锡剧研究会从1984年至2002年先后会同无锡市人民政府、常州市人民政府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六届“江苏省常锡剧节”。

1984年10月第一届常锡剧节在无锡市举行。共有三省一市（即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24个常锡剧团演出了28台常锡剧，可谓五彩缤纷，盛况空前，群英荟萃。1986年11月第二届常锡剧节在常州市举行。有16个常锡剧团演出了16台戏。（此时，上海市三个常锡剧团，安徽省一个常锡剧团应经解散，江苏省35个常锡剧团已有19个剧团撤销、保留建制或停止了艺术活动。）1988年11月第三届常锡剧节在苏州市举行。仅有10个常锡剧团演出了10台戏。1993年6月第四届常锡剧节在无锡市举行。仅有8个常锡剧团演出了8台戏。1999年4月第五届常锡剧节在常州市举行。全省有16个常锡剧团，16台戏参加了演出。2002年6月第六届常锡剧节与江苏省第三届滑稽戏节一并在苏州市举行，有11个常锡剧团演出了11台戏。[8]

另据江苏省文化厅2004年度全省艺术表演团体的统计，全省尚有在编常锡剧团24个。其中8个常锡剧团为保留建制，靠财政拨款来养剧团的离退休人员，已停止了一切艺术活动。仍有16个常锡剧团坚挺在演出一线。平心而言，这些剧团仅凭每年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每年100——200场的营业性演出投入，从业人员的生活与收入是有足够保障的。仅拿常州市武进区（县级）常锡剧团为例，全团在职人数为42人（2004年统计），财政拨款为57万元，全年演出收入为50万元，由政府牵头剧团与武进钢厂联姻，钢厂每年支付剧团50万元，加上区文化局每年排戏费支持15-20万元，全团全年收入共有175万元，平均每年可开支4万多元。若与苏北地区的柳琴戏、淮海戏剧种相比，那常锡剧的生存条件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

在推进剧团体制改革、激活人力资源上，常锡剧流行地区的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乏有成功例子出现。常州市管辖的金坛市（县级）常锡剧团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尝试：一是突破原剧团编制性质，全员解聘，作一次性经济补偿，然后进行剧组聘用制。二是突破原工资结构，改革分配制度。实行岗位工资+演出场次补贴+效益工资的分配方式。改革后的常锡剧团演出场次一路攀升。《少年华罗庚》于2003年荣获江苏省“演出千场奖”。现代大型儿童剧《飞吧，大雁》于2004年4月叩开了参加上海市第五届优秀儿童剧目展演的大门，并获得了“优秀演出奖”。并在“五一”长假与“六一”儿童节《飞》剧两度跨进了上海大剧院。在上海戏剧界引起了轰动。[9]

（二）锡剧生存的问题

1、从城市剧场退至农村广场。

从农村广场撂地演出而发展起来的常锡剧，从剧场退至广场，从城市退至农村似乎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有人把这种倒退称作回归而叫好!这个涉及常锡剧历史发展的问题，究竟得失如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不是本次会议深入研讨的问题。但就现实而言，这个倒退或叫回归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着剧团与剧场分配关系问题、剧团与剧场管理体制是否合理问题……，但城市的常锡剧观众在流失或者叫消失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仅拿江苏省常锡剧团为例，如果不是参加什么会（调）演或者什么纪念演出，在南京这么个大都市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演出踪影。而听到的是到什么县的庙会，什么节场的演出，说白了就是到农村的广场演出。

城市的常锡剧观众流失和老化是剧团演出从城市退至农村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当然和剧团演出形式陈旧老套、单调，演出技艺水准不高是密不可分的。与城市观众，特别是与年轻观众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改变的矛盾有着直接关联。

2、演出攻关和推票制度成为剧团演职人员的第二职业。

在常州、无锡、苏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剧团靠正常的剧场售票来维持演出已根本不可能。这样演出推票攻关成为了演职员的第二职业。他们既有动力和喜悦，也存在压力和无奈。

说动力：就是推销出去一张票，可获得票值的40%-50%，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故而演职员们调动一切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关系，绞尽脑汁去推销戏票而得到的可观回报便是喜悦。据笔者在几个县剧团调查了解到，能靠推销戏票赢利者人数不多，大多数人只是望票兴叹。

说压力：一些剧团领导为保证剧团的正常收入，将演职员每月工资的差额部分让演职员联系包场和推销戏票收入来自行解决。其中推票之戏外戏异常精彩，不去深入了解是很难想象。亦给个别有钱有势之人有机可乘。一些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各种交易随之而生，影响了这支队伍的团结也影响了这支队伍的稳定。若长此下去，演职员们能有多少精力去花在专业训练及素质的提高上。[10]

3、外来和尚好念经，剧种主体意识在逐步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名目繁多的各类会（调）演与评奖活动每年多次举行，参与意识和获奖意识在剧团中异常强化。主管领导利用会演获奖来搞自己的政绩工程也是一件不争的事实。故而为一出会演剧目的经费投入，一般是地方财政对剧团全年拨款的一倍或多倍。为获奖各种攻关手段屡屡翻新。戏外之戏精彩，圈内人士一片叹息与无奈。

为了会演获奖，不惜重金聘请名编剧、名导演、名作曲、名舞美设计参加剧目主创班子成为一种时尚，一股外来和尚好念经之风越刮越烈。个中不乏有成功之作。但，大多这些外来的和尚们是在对剧种风格特色、音乐唱腔特色和演员表演个性特色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指挥若定地编、导起来，其结果往往是要么是话剧加唱、要么是形式大于内容，要么让演员脱胎换骨地塑造人物。某团一出投入了一百多万经费的戏，因不适应剧种表现，却在同行们一片责难声中草草收场。一些常锡剧老艺术家们感叹道：“这样搞法，定会把常锡剧搞成个四不像。把剧种的风格特色、主体意识丢掉！”一个外省导演酒后吐真言：“常锡剧生长在经济发达地区，为了会演获奖，主管当局会不惜工本，是咱们发挥想象，施展才华的好时机，这机会要牢牢抓住，旱涝保收！”[11]

“外来和尚”的时兴，剧种自己培养的编剧、导演人才无事可做，改行转业的有之！弃文从商者有之！不少剧团的编剧、导演早已在人员名单中消失。常锡剧界的同行们正在大声疾呼：剧种的个性特色是剧种生衍发展的基础。走出困境之主力还是要靠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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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状范文篇6

1研究对象与方法

运用了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哈尔滨市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的武术运动发展为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术历史变迁以及武术萧条的原因及策略进行了研究。

2结果与分析

2.1哈尔滨市建国后的武术发展历史

在上世纪50年代，即建国初期的哈尔滨，虽不是武术文化起源地，也不是武术文化名城，却曾掀起的武术热潮堪比一些武术之乡。当时哈尔滨市出现了14家挂牌式武馆，除传授武功等基本课程外，还肩负着组织习武人员联合表演的重任。据《黑龙江省志》记载，1953年，哈尔滨市将私人开办的各武术馆、武术社和流散在社会上的拳师组成的这14个武术馆，合并成立了“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曾担任过冯玉祥贴身侍卫的刘志清，曾打败白俄罗斯大力士的吉万山，东北太极拳的开拓者李玉琳，有“山西燕子”之称的许承麟等知名人士分任各馆掌门人。1952年刘志清与其弟子张仁正编创了龙行拳、龙行剑及龙行刀套路，合称“龙行武术”，并一时轰动北京。1959年，国家体委在编造武术甲级规定套路时，汲取了“龙行武术”的精彩动作。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学习龙行武术的习武人员高达11000多人。但开始后，哈尔滨市各武术馆被封闭，有影响的拳师被批斗和下放，武术资料、器械大部分被没收、毁坏，武术运动遭到严重摧残。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所属14家武术馆从此解体，武术运动随之消沉。1972年，国家开始整顿体育工作，武术运动随之复苏。1974年至1976年3月，哈尔滨市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武术热”，全市有武术辅导站2000多个，参加练武的职工、学生、居民最多时达到每天10万人次。为迎接1976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武术汇报表演大会，哈尔滨市曾提出“使冰上之城成为武术之乡”的口号，甚至在街道、公园、学校，工厂中开办武术辅导站，部分中小学开设武术课，有些基层单位成立业余武术运动队。随着一些老掌门人的陆续故去，至1990年，14家武馆全部消失。

2.2哈尔滨市武术发展现状及其萧条的原因

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传统农业社会这样的生存方式给予了武术巨大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一体化日益明显，武术也同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通过调查发现，哈尔滨市的武术由于多年缺乏研究的平台，有部分优秀的武术拳种得不到提高和推广，甚至有的面临失传，很多拳理、功法得不到整理和研究。武术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难以改善是武术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传统武术大师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九十年代末期，由于现代文化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传统的民俗日益淡化，特别是当一些西方的运动如跆拳道、巴西柔术、轮滑、街舞、瑜伽等新兴运动传到中国时，传统武术被轻视就显得更为尤甚，传统武术的活动阵地更是日益减少，过去“拜师学艺”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

（2）竞技武术的发展对于中国传统武术的冲击竞技武术的发展确实曾对中国传统武术起到了推动和更新的作用，但却更大的让中国传统武术迷失了本真的内容，则更多趋向于表演，而失去了武术讲究的“精、气、神”，也完全失去了传统武术文化的底蕴以及练武之人应有的中华民族弘扬的武术精神。

（3）武术大师的渐去造成武术界的巨大损失哈尔滨市武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程功（哈尔滨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摘要]通过对哈尔滨市武术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与了解，找出武术逐渐由“热”到“冷”的原因，以及解决策略和建议，以推动哈尔滨市武术运动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武术；历史；发展一些掌握和精通古老拳法技艺的宗师，因年事已高不再授徒，或因已过世而带走一些珍贵的内容导致独特拳法的遗失或失传，而年轻的武术教师在拳法和技艺的精湛程度上和理解武术精髓和真谛都远不及其，更进一步阻碍的武术事业的进步发展和继承光大。

（4）传统教育方法严重阻碍武术的传播与普及过去的教学方式———口传身教式的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教学的组成结构，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对于某些独特的武术技能，在基础教学上必须以普及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到了高层次则应采用精英式的培养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应该结合图书、音像、多媒体等教学手段进行武术交流来实现进步和发展。

（5）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武术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元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们对武术的兴趣愈来愈淡漠。由于武术流传于民间，许多大师穷其毕生精力却密不示人，或迫于生计，参加比赛表演活动也愈来愈少，导致武术发展进入了恶性循环的危险中。

3结论

哈尔滨市有过狂热于武术运动的历史，虽然有着地域的局限性，但仍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武术发展结构不合理，武术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不够重视，武术训练硬件设施不完善等，但我们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相信哈尔滨市武术的发展潜力。

4建议

（1）高度重视传统武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继承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传统武术的继承，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武术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做好传统武术的继承工作，因为只有深刻全面科学的认识，才会有完善的继承和正确的发展，完整的继承才是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要从思想的认识上突破才能更好的体现在行动上。

（2）加大对武术文化的推广力度推广中华武术不单是对武术运动的推广，还是承担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保护的使命和责任。在推广中华武术的过程中，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将中华武术的个性与共性完美结合起来，并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体质、不同需求展现各武术拳种的独特魅力。要善于学习和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途径，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大力支持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和发扬光大。

（3）举办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可以由企业赞助举办周末散打比赛，中美对抗比赛等商业性赛事，扩大武术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而得以发展。

（4）政府加大对武术运动的扶持和推广力度市武术主管部门和文化部门要重视武术的发掘与整理，使得哈尔滨市武术文化资源得以继承和发扬，鼓励地方举办武术节，可以使武术产业化并拉动经济发展。对于武术馆校和中小学校，政府应不断加强和完善武术教育训练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经费投入，吸引优秀武术人才，提高整体武术学教育质量与素质。

5结束语

历史现状范文篇7

关键词:初中历史;史料教学现状;教学策略

一、初中历史史料教学现状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当代初中生所接触到的文物图片、历史地图、小说、诗歌等都属于史料范畴，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素材。但是，初中生的史料学习现状令人担忧，史料教学的效果不理想。

(一)难易选择不当，目标不明确

史料在历史沉淀中涵盖了大量的内容，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包括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口述资料。而现在有的教师为了将课上得“花哨”，就对这些史料不进行删选，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满堂灌”，如教学《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一课，有的教师喜欢展示夏商周大量的青铜器，而不进行分类或仔细的讲解，结果就是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一饱眼福，但是对这个时期青铜器的特征、作用没有任何了解，没有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再者，现在有的教师在运用史料时完全不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初一学生刚刚接触历史这门学科，教师应该多运用一些直观的史料，主要以促进学生认知史料为主。如《开元盛世》这一课面向的是初一年级的学生，有的教师引用了大段的文字材料来表达开元年间的繁荣景象，而我认为杜甫的一首《亿昔》足以让学生想象出当时的盛世情形了。

(二)运用错误的史料，失去真实性和准确性

教师在史料教学中往往会增添一些教材中没有的资料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学习，教师运用的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成了初中历史教学中现存的一个漏洞。由于精力有限，很多教师会直接将百度上的资料或者其他教师教学设计中的史料运用到自己的教学设计中，而不对史料本身的真实性加以核实确认。由于网络的发达，很多史料经过多人之手转发很容易断章取义。另外，很多教师为了吸引学生的眼球，经常引用电影和电视剧的片段，而现在很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都是编剧瞎编的，绝不能在历史课堂中成为学习历史知识的史料。去伪存真，即选择最准确的史料，才能给予学生正确的历史教育。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往往会涉及很多不同的史料。例如，在英国蜡像馆中出现的林则徐及其夫人的蜡像来看英国人对林则徐或者禁烟运动的看法，曾经就出现过两个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英国人是敬重林则徐的傲骨，才摆放他和他夫人的蜡像的，如果不加以探究的话，把这个史料运用于《虎门销烟》这一课好像合情合理，但是深究下来，不难发现英国人认为林则徐是导致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那么，将这则材料运用于这节课来讲就属于错误的史料了。因此，在史料的运用中需要仔细辨别，弄清历史真相，避免误导学生，失去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二、初中历史史料教学策略及有效教学

余文森教授认为:从专业角度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获得发展。通俗地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史料是学习历史的前提和基础，在现阶段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地运用史料，是提高初中历史课堂效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的策略如下:

(一)合理选择史料，遵循教学目标课堂教学时间是有限的，教师应遵循教学目标合理选择史料。不管是教材中的史料，还是课外收集来的相关史料，教师作为引导者，应该根据教学重难点，对史料进行取舍和侧重，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这样，一节课下来，学生得到了收获和进步，实现了有效教学。

(二)多样化地选择史料，增加课堂活力根据初中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教师应多样化地选择史料，增加课堂活力。在课堂中使用单一的文字材料或者单一的历史材料，时间越久越会造成学生的学习疲劳，使初中历史课堂失去活力，甚至会让学生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个“老师”都没有了，就谈不上有效教学了。

(三)引导学生学习史料，逐步培养学生分析史料的能力学生不是生来就会分析史料的，很多教师会发现自己展示史料后没有学生能够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学生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不经过教师的引导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这里举一个例子，漫画是历史教学中经常出现的材料，甚至在中考中也屡次出现，学生喜欢看漫画，但是怎么分析一幅漫画呢?是不是直接展示就让学生回答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对于漫画有漫画的分析方法，一般采取以下步骤:1．漫画中有无人物?如果有，他(们)是什么人?2．漫画中有无象征性符号?如果有，其含义是什么?3．漫画涉及什么事(件)?画中人物充当了什么角色?4．漫画作者的观点是什么?其观点是如何表现的呢?通过这样几个由表及里的设问，学生很容易分析出漫画中的中心思想，这样学生的分析能力自然也会逐步提升。

历史现状范文篇8

结核病是危害人类健康历史久远的慢性传染病，科学家们从发掘出的早期人类骨骼中发现有驼背的脊柱，这是结核病的病征之一。

中国在2100年前埋葬的尸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女尸也发现左肺上部左肺门有结核病的钙化灶。在埃及也曾发现过感染了结核病的木乃伊。对于结核病的描述可以回溯至公元前460年。有趣的是，结核病经常出现在描述都市居民生活的古代著作中，而在圣经或描述乡野居民的作品中却十分罕见。现在我们知道，早期记载的身体各个部位的一些不同的，看似无关联性的疾病实际上是不同形式的结核病。比如：寻常性狼疮是皮肤结核病、痨病是肺结核、而波特式病是脊柱结合。淋巴结核是颈部淋巴腺体肿大的流浓的一种结核病，在过去十分常见。借助显微病理学和细菌学的近代科学，使我们知道所有这些疾病的过程都是结核病的不同表现。"结核"这一名称并非来自该病的外观特征，诸如身体的消耗等，而是指独特的结节，这是最基本的细胞结构，能完全反应出疾病发生时的特征性组织变化。病理学家借助结节就可以知道结核病的发病过程。结核病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在其严重流行的本世纪初，全球每年因患结核病死亡的人数超过200万。只是到了医学发达的今天，在得到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结核病才不再属于绝症，其治愈率也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世界上感染结核病，并因此而丧生的人数直线上升，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结核病与艾滋病双重流行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原因。现在结核病已成为人类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同时也是艾滋病的主要致死因素。结核是艾滋病患者唯一主要的"机遇性感染"，很容易向大众传播。像常见的感冒一样，结核通过空气传播，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感染。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说，由于结核迅速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传播，所以结核病例将有增无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染上结核的可能性是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的30倍。结核和艾滋病病毒同时传播业已成为世界范围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

19世纪，结核病在欧洲和北美大肆流行，散布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生活困顿的人群成了结核病的温床。而且是当时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被人们称为"巨大的白色鼠疫"。许多当年杰出的人物罹患结核病：雪莱、席勒、勃朗宁、梭罗和勃朗特姐妹等。结核病的流行甚至影响了诗人和艺术家的思想。淑女们常被描写为纤弱、无声气的，极容易昏倒而且有阵发性咳嗽。甚至连当时的服饰也反应了结核病的流行，例如男士们穿的高领衣服，好象就是为了隐藏颈部的结核性淋巴腺炎。

在1993至1996年间，全世界结核病例增加13％。死于结核病的人数比死于疟疾和艾滋病的人数总和还多。全世界去年结核病患者超过700万，近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包括10万名儿童。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现有17.22亿人感染了结核病菌，每年有900万新结核病人，约30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一数字超过了肺结核流行的1900年，那一年全世界约有210万人死于肺结核。目前，结核病已成为传染病中的第一杀手。现在许多国家内肺结核病例直线上升，20年内将增加10亿结核病患者。

历史现状范文篇9

自60年代以来，大韩民国因其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举世瞩目。但进入80年代以后，相对于其经济成就，观察家们却更加关注韩国蓬勃展开的政治变革。1993年，韩国诞生了自1961年军人政变以来第一个文人政府。更有甚者，在1997年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党领袖最终获胜。对于珍视自由、公正和人格尊严的国际社会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尤其值得注意。

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我将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探讨韩国文化传统对其宪政和民主发展的影响。其次，也是文章的主要部分，从宪法角度对战后韩国的民主发展作一个历史概括。通过这两重研究，我希望不仅对韩国宪法制度及其历史发展作一介绍，而且为更好地理解那些阻碍和促进韩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因素作一铺垫。之所以会有文章的后一目的，是因为文化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障碍。

「立宪主义」在此意即民主的法律表现，及为法治（ruleoflaw）和民主理想机制化创造条件的动态政治过程。换言之，立宪主义就是实现宪法理念和精神的过程。

二法律发展和文化

从1948年成立第一个宪法政府至80年代末，韩国均为独裁政府所统治。韩国宪政的这一令人失望的记录常常被归咎于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是韩国文化和政治发展之间──独裁和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清楚。为了便于理解这一关系的复杂性，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韩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

自七世纪以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便已成为韩国政治史上的鲜明特征。这种对中央的重视常常被认为阻碍了韩国社会多元化和信仰自由的发展。自然，韩国的儒家传统和社会单一性强化了中央集权。

在像韩国这样的单一社会里，社会规范，诸如道德、习俗和宗教等，成为比法律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整合的手段。原因在于，这些规范本身源自社会环境，无须国家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的作用大都减弱了。在儒家等级和中央极权的社会里，地位为不平等提供了基础和依据。非正式的规范常常暗行其道，而公共管理则通过命令或指示而非固定条文进行。

儒家等级制度划与了工匠和商人很低的社会地位，这从总体上造成工商业发展迟滞。同时，韩国的中央集权也阻碍了地区工业的发展。当然，对于封建日本那样的非中央集权国家，则恰好相反。为与其它封地领主竞争，每一领主均鼓励地方工业的发展。韩国工商业的停滞不前有利于社会的集中，但却减少了因管理商业交易而产生的法律需求。这进一步弱化了法律的发展。

韩国在本身的启蒙运动或宗教改革运动尚未出现之前，便遭到了外国奴役。日本的殖民统治（1910-45）强化了法律的负面影响。殖民统治者将西方法律用作攫取利益的工具，而显然无意将其用来维护社会正义或保障个人权力。反抗日本统治常常导致违反当局的法律，但韩国人民把这看作爱国主义行为。

韩国其后脱离日本统治独立，但却并未自动带来自由。和第三世界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样，独立仅仅是把外国势力强加的政治限制换成了本国政治势力的类似限制。因此，韩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为宪政的发展提供的优惠条件微乎其微。对强调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的人而言，韩国的传统是她无法摆脱的力量。这种「文化决定论」曾是解释韩国社会落后原因的颇为流行的方法。最近的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似乎再次证明了文化在亚洲的负面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真是文化决定论的证据吗？

但是随着战后韩国和其它新兴工业国（简称NICs国家，均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经济的飞速发展，突然出现了对用文化解释「落后论」进行重新阐释的必要。尤其是，应如何解释韩国经济成功与文化的关系。曾被指责为导致韩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儒家教义，又转而被看作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儒家对教育、和谐和家庭关系的重视如今被认为是特别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对儒家文化作用的评价，似乎随着韩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特定阶段而发生着变化。

就算儒家文化对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人们也仍然可以说，同样的解释不能推而广之到政治领域或宪政，因为经济的成功可能与独裁统治相伴相生。事实上，不少人就把韩国作为这样一个例子。针对这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让我着重谈谈一个更相关的问题：假如韩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成功，文化决定论者将怎样解释这一不相称的结果？根据这种见解，文化可以在某个时候促进发展，而在另一个时候制约发展。

据我理解，社会科学中通常使用的「文化」一词意即道德或以一定方式运作的形而上的倾向（predisposition）。这「倾向」包括在重复中建立，并为特定社会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和鲜明的理念、态度和情感。传统意味着无形文化的传送和延续。作为一个社会中人类智能的发源地，文化或传统是一个综合实体，所有现代现象均须从中寻求解释。因此，它可作为一切依据或优、缺点的来源。

以圣人教义为基础的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西方史告诉我们，有关基督教的解释因时随地而变。一度鼓吹王权的基督教，如今改而提倡个人主义。既然历史总是可以重新解释，而文化的作用又不断被修正，赋予儒家思想的作用毫无疑问也会随韩国历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众多儒家经典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可以自由诠释。正如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一样，我们也可能从中找出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

同样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佛教。比如，佛教文化一直被指责为泰国经济和民主落后的根源。一旦泰国人民完成了发展目标并回头寻求解释时，他们却可能从佛教传统中找到答案。但目前，泰国学者却把本国文化中阻碍发展的因素与推动西方发展进程的新教相提并论。诚然，假如本文写于二三十年前，恐怕我也会坚持摒弃儒家文化。时间是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即是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克罗齐（BenedettoCroce）说得好，「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Allhistoryiscontemporary）。

因此，我不否认文化的影响或重要性，然而，我不接受文化传统有助于西方的发展，但却只是阻碍了世界其它各地发展的这种说法。仅从文化和传统的意义上探究法律有失偏颇，更好的方法是从整个社会这个广阔的角度入手。过度倚重文化，就会倾向于低估社会、政治或经济因素的作用，以及人在变化的社会中的作用。如果人民的努力使韩国的经济取得了成功，那么人民的决定性作用又何以不能在宪法发展中得以展现？人民与其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创造新的历史，文化也因此不断被改变着。

有关文化的讨论暂叙到此，下面我想谈谈韩国宪政发展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三宪法发展概览

（1）频繁修宪

自1948年诞生第一部宪法，韩国已九次修宪，几乎每五年一次。这足以表明韩国政治进程的不稳定。更有甚者，直到不久以前，每次政权更迭都会导

致修宪。修宪大都通过「非法」延长总统任期进行，且常常随之实施军事管制法。

1952年，1948宪法首次被修改。当时，李承晚总统试图通过实施军事管制法和修改宪法、允许总统直选来延长自己的任期。1948宪法规定，总统应由国民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952年，议会控制在李的反对派手里。尽管如此，李仍成功地实现了修宪。其时韩战正进入白热化状态（1950-53），议会在政府临时避难的釜山陪都召集。旨在压制一切政党活动的军事管制法业已宣布和实施。所有166名议员在气氛恐怖的深夜战栗地完成了对宪法修正案的投票。不出所料，修正案获得全票通过，李再次当选总统。

1954年推动的第二次修宪则使李的总统任期无限延长。令人齿冷的是，此修正案是在比宪法规定的国民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少一票的情况下通过的。不过，随着人望尽失，玩弄宪法最终未能使李在1960年保住总统宝座。

李承晚政府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下台，从而导致了又一次修宪。但是，新宪法过于草率，没有兼听不同意见，亦未确保程序公正。此次修改用议会制取代了总统制，改动之大，以致本届政府被称为第二共和国。

1960年也进行了第四次修宪，增加了追溯选举舞弊、腐败和挪用公家财产人责任的法律内容。迫于公众压力，此次修正案为罚不溯及既往的原则（prohibitingexpostfactopenalties）提供了宪法例外依据。

第二共和国却天命不长。政局不稳激起了军人干政，并于1961年成功发动政变。可想而知，军事当局在1962年起草了一份新宪法，主要变化是重新确立了直选总统制。第三共和国时代随之到来。鉴于议会业已解散，新宪法不得不通过全民公决实施。然而，军事管制法直到投票前十天才取消。

1969年进行的第六次修宪，旨在确保将军出身的朴正熙总统第三次连任。1962年修订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为避免议会在野党成员的激烈反对，执政党暗中召集议会中本党成员，于凌晨在议会大厦主厅对面的楼里开会。他们行动诡秘，直到进入讨论阶段才亮灯。待反对党成员得到消息并冲进会场，已经为时太晚。批准朴正熙再度连任的宪法修正案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随后，修正案被全民公决批准。

1972年朴正熙又一次强行修改宪法，以确保其任期无限延长。这一次，宪法和所有政治活动均被紧急总统令中止。在既未举行公开听证会，也未进行公开答辩的情况下，修正案被提交全民公决。同时，为防止朴在直选中落败，选举程序被小心改变了。总统将由一个特别选举团选举，而选举团成员则由经当局精心筛选过的代表投票选出。不出所料，朴正熙再次全票当选。新宪法还赋予总统高于政府其它部门的权力，并对《基本权》增加了额外限制。此次对宪法的修改面之广，以致于缔造了第四共和国。

朴正熙在1979年遇刺导致了1980年的又一次修宪。全斗焕将军率领一批朴的前追随者填补了他身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新的军事领导人修改了宪法。他们试图通过象征性地与前政府的独裁统治拉开距离，以使其政权合法化。可是，军事当局效法1961年的军事政变颁布了军事管制法，禁止政治活动，并压制言论自由。

根据新宪法，尽管总统仍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却缩短至一届，为时七年。总统期限仍可通过修宪延长，但不适用于在职总统。这一明显的禁令乃是此新宪法值得称道之处。但是，尽管新宪法去掉了诸多不受欢迎的条款，它仍授与总统极大权力。建立在本宪法上的新政权即第五共和国。不出所料，最后一位军人政治家全斗焕，被他一手挑选的选举团选为总统。

80年代后半期，公众对军事独裁政府的抗议风潮愈演愈烈，政治当局进退维谷：或是以军事管制法等非常手段延长统治，或是顺乎民意。与前几任政府不同，当权者答应了公众的要求。因此，就发展和意义而言，1987年宪法修正案都代表了极大的转变。

1987宪法是韩国修宪史上首次由执政党与反对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彼此合作的产物。修宪也是在当时宪法规定的程序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诞生了第六共和国的新宪法亦即现行宪法，比以往任何一部都更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的是，现行宪法重新确立了直选总统制。此外，总统任期被缩短至五年。新宪法还加大了立法的权力，进一步保护了个人权利。

1987年总统选举依照新宪法举行。旧制度下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全斗焕的战友卢泰愚当选总统。卢获胜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两个主要竞选对手──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分裂。但不管怎样，全在任期满后交出了职权，而卢的当选也合乎宪法。就此而论，可以说是韩国宪法史上实现了第一次和平交权。

除1987年宪法外，以往历次修宪均发生在非常条件下，而且没有一次修宪是应民意而生。修宪的进程清楚地表明，独裁政府会怎样尽其所能，用合法外衣掩盖不正当的行径。

尽管1987宪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韩国修宪的当务之急仍是消除公众对宪法和政府合法性的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可以通过采取允许公开辩论的公平、公正的修宪程序做到。

以往历次修宪的背景均问题重重，但令人高兴的是当前宪法不像过去的版本那样因其合法性问题而困扰政府。比如，卢泰愚政府受到非难并非由于任何宪法瑕疵，而是因其与军方的瓜葛。卢毕竟是全斗焕在韩国军事学院的亲密战友，且积极参加了1979年朴正熙死后的政变。作为全职军人，他直到以军事安全部队长官的身份退役后，才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卢政府是一个「过渡政府」，为真正的文人政府铺平了道路。1993年由金泳三领导的第一个文人政府宣誓就职，表明现行宪法已为韩国宪政翻开了新的篇章。

（2）权力分治：行政凌驾于立法

自韩国建立起共和政府以来，行政和立法间的关系便呈现出一强一弱的特点。引人注目的是，每当总统谋求连任，立法机构就会提供法律支持。执政党持续控制国民议会，以致立法形同行政的从属机构。由于议会多数党完全听命于行政机关，反对党不得不承担起牵制议会多数党和行政机关的任务。

典型的是，韩国政党一直是政治家个人权力基地，即使是执政党也不例外。总统一旦失势，其政党也随之倒台。李承晚总统第一共和国的自由党、朴正熙总统第三四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党、全斗焕总统第五共和国的民主正义党，以及卢泰愚总统第六共和国的民主自由党均概莫能外。

除5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短暂时期外，执政党均控制了议会多数。执政党的多数议员都绝对服从身兼党魁的总统。当前，金大中与金钟泌的党派联合，政府亦保持着议会多数席。过去，代表执政党竞选可确保在许多选区的胜利。故本党的支持常常比选民的支持更重要。一旦得到党的支持，候选人通常会一帆风顺，财政上有保障，公共机构也会与其合作。一旦当选，执政党议员必须听党的话、根据党的路线行事，否则无异于政治自杀。

凡此种种把国民议会变成了角力场，而非辩论与对话的论坛。一旦议会不再以对话和辩论为基础，野蛮多

数便大行其道，民主仅存多数统治的形式，而由执政党一党控制的议会常对总统表现出极大忠诚。比如，当金泳三于1979年公开谴责延长一人统治后，他便被多数票逐出了议会。三周后，朴正熙总统遇刺。

1988年，政治气候却有了极大转变。尽管卢泰愚赢得了1987年总统大选，他的党却未能在次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由于没有一个党在议会拥有多数席，政府陷入了尴尬境地。政治家们试图通过旨在保存自身利益的政治联合来打破僵局。1990年1月，金泳三和金钟泌的保守反对党与卢总统的党联合，组成了新的民主自由党（民自党，DLP）。1992年国民议会选举后，该党取得了稳定多数席。

在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金泳三顶住执政的民自党内派性斗争的压力，获得了党的提名。他最终在1992年的大选中击败金大中，建立了第一个文人政府。金泳三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了确保，不仅因为他大半生都作为反对派政治家、为了民主与军事独裁作斗争的声望，而且亦因为选举程序的公正。通过撤换前军人要员和腐败官员，金泳三成功地巩固了其文人政府。因此，他的政府具有事实和法理上的合法性。

1997年，依照现行宪法，一位终身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第四次竞选总统终于成功。他的成功，使韩国现代史上首次实现了向反对派交权。尽管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因金大中与金钟泌的反对党结盟而逊色，向反对派交权仍必将是有利于韩国政治发展的一大分水岭。

（3）消极的司法审查

当针对政府的司法审查履行职责，立法保证政府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时，宪政就会得到发展。因此，受人尊重的司法审查是法律体系中衡量宪政地位的最佳指针之一。鉴于韩国令人失望的宪政历史，有关宪法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的进展倒是意义非凡。事实上，它们堪称是韩国宪法史上的一次革命。

自1948年首部宪法颁布以来，司法审查即已成为韩国政府的一大特点。审查的形式却随历次修宪而各各不同。实际上，每次修宪都会建立起一种不同的司法审查制度。

令人吃惊的是，历经宪法的多次改动，司法审查本身却从未成为争议的目标。因为修宪的焦点多集中在总统任期或行政与立法间的关系上，司法审查并未引起多大注意。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法庭从未行使过司法审查权。这亦反映了韩国政治的独裁本质。

根据第一共和国（1948-60）的宪法，宪法委员会在审查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时有最后解释权。该委员会既不像法国的那样是一政治机构，亦不像前西德的那样是一司法机构。宪法委员会成员包括由副总统担任的名誉主席、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三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据信，这一代表了政府所有三个权力机构的特殊的组合方式，能通过最高法院法官的参与确保公平，以及通过立法的参与和行政的较少参与听取民意。这样，宪法委员会代表了三权之间的政治妥协。

宪法委员会在其存在的十一年间，仅受理了七宗案件，其中两条法律被裁定违宪。审查的案件之少，象征着委员会的作用有限。尽管宪法委员会的特殊组合未能推动其起更积极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委员会能够维护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

1960年4月发生学生起义后，新政府当局用宪法法院取代了宪法委员会。仿效前西德模式，韩国宪法法院成员的职务只能由法官担任。因此，其成立之初乃是司法而非政治取向。不幸的是，次年军人政变推翻了文人政府，宪法法院再也无法运作。

第三共和国（1962-72）依照美国模式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根据当时的宪法，最高法院被赋予了审查立法和其它政府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的权力。

受美国成功历史的鼓舞，建立韩国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可以把某些政治化的事件交由司法部门解决。因为审查权在普通法院手里，人们曾希望这些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可以巩固宪法。事实上，当一些下级法院大胆裁决某些法律违宪时，高级法院本有许多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机会。可结果却有负众望。最高法院担心司法被政治化，故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不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在十年的运作过程中，最高法院只有一次认定一条法律违宪，原因是总统透露了想延长任期的想法。尽管法院在此案中表现出了司法独立性，到头来证明不过是徒劳。朴正熙政府担心越来越多的法院表现出独立性，次年即修改宪法，取消了法院的最终司法审查权。

第四共和国（1972-80）宪法重新设立了宪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拥有九名成员的常设机构，其中三名由总统任命，三名由国民议会任命，三名由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成员不得参加政党，也不能参加政治活动。除非被裁定犯有刑事罪行或遭弹劾，其委员会成员职务不得被解除。法律规定，成员的资格与法官或高级官员相当。

尽管宪法委员会是常设机构，它在1972-80年间却从未就法律的宪法性作出过决定。委员会不能自动审查法律的宪法性，它得等最高法院提出请求。但是，如果最高法院已认定某法律合乎宪法，自然不会将其转交委员会。无论怎样，由于最高法院从未提出请求，宪法委员会无缘实施审查。如果有谁应为此受到指责，那就是最高法院。

总的来说，整个第四共和国从未积极讨论过哪部法律的宪法性，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很难有助于这种讨论。政府太担心公众对修宪提出甚么要求，根本不允许这种讨论抬头。因此，宪法委员会并未真正发挥作用就毫不奇怪。这种结果可能在第四共和国初期成立该委员会时就预谋在先了。

尽管宪法委员会的表现令人失望，第五共和国（1980-87）的宪法仍将其保留了下来。该委员会依然没有起色，名存实亡。

第六共和国（1987年至今）为了引进更加民主的秩序，对司法审查程序作了根本改革。1987宪法恢复了1960年初设的宪法法院。如上所述，虽然1960宪法设立了德国式宪法法院，但由于1961年的军事政变，该法院根本不曾运作。

因此，多少令人吃惊的是，1988年后宪法法院的重要运转成为韩国宪政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它所起的决定影响相当深远。更重要的是，它已改变了公众对宪法、宪法纪律以及总体上对法律的态度。

对宪法裁判所（ConstitutionalCourt）成员的提名仅限于法官。根据宪法裁判所令（1988年8月5日第4017号法）第五六条，该裁判所由九名裁判官组成。其中三名由总统任命，三名由国民议会任命，还有三名由最高法院首法官任命。

当前的宪法法院制度已因摒弃以往的重要司法限制而大为改善。根据宪法法院令第68条（1），宪法法院对宪法请求书拥有宪法诉讼权。这一安排使之在现存法律不能通过普通法院程序解决问题时，可以对基本权力加以保护。

更重要的一个改进，与审查立法是否合宪有关。在前几届政府（1972-87）的宪法委员会制下，除非普通法院提出请求委员会名誉主席或当事者要求审查，宪法委员会不得行使权力。实施审查的权力不在委员会而在普通法院。但是根据当前的宪法法院制度，第68（2）条允许有关

各方在普通法院拒绝其审查请求时，直接向宪法法院提出请求。

宪法法院的审点，是立法是否合宪和宪法请求书。迄今为止，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裁定许多重要的法律违宪。自从1988年9月重新设立宪法法院至1999年9月，宪法法院共受理了4，658件诉案。其中，对2，088件案子作出了判决，在审查中驳回了2，305件案子，另有265件案子由当事人自动撤回。在所受理的有关立法是否合宪的案子中，宪法法院裁决了708件。其中264条法律被裁定完全或部分违宪。因此，大约37%的裁决导致了立法的无效或部分修改。这一数字象征性地表明了司法审查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

因其积极的作用，宪法法院已极大改变了公众和官员对宪法和政府权力的态度。政府权力终于按宪法的标准受到审查。显然，这种积极作用更多地来自当前的政治环境──它扫清了许多从前阻碍法院制度圆满运行的障碍，而不是来自宪法法院制度本身。宪法法院的积极作用意味着宪政的发展。就宪法问题的积极讨论已给公共法领域输入了新鲜血液。过去，独裁政治和缺乏宪法决定使宪法学仅限于教条。而今，宪法决定已成为法律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4）民权被忽略

保护民权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宪政的另一极好的标尺。在这里，公共当局与个人利益时常发生冲突。

在韩国，长期的独裁统治不可避免地扭曲公众意愿，并使法律服务于一时的政治目标。同时，行政利益和效率被过份强调，公平和程序被忽视，处理权的行使倾向于以民权和行政公平为代价。法律常将立法权交给行政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处理权。更糟的是，名义上起制衡作用的机构，如立法和司法，力量太弱，无力抑制行政机关享有的广泛处置权。

逮捕程序最能反映行政处理权的影响。因为刑事司法制度代表着政府权力与个人基本权力间的直接冲突，如何掌握刑事程序就反映了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拘捕一个人是对其自由的直接侵犯，而这一程序生动地表现了政府的强权。因此，在法制社会里，国家逮捕个人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在韩国，理论上与西方国家一样，人身自由受到宪法保护。刑事程序法和其它法律对这种保护有详细规定。而且，从理论上讲，实施犯罪调查时不得拘捕嫌疑人。逮捕应限制在少数情况下，以保护社会和证据。一旦实施逮捕，嫌疑人有权请律师和申请法庭调查逮捕是否合法。嫌疑人可以保释，并在法庭裁决无罪后获释。

尽管有保护人身自由的法律规定，韩国却常常为了促进政府的利益或调查当局的工作进展而将其忽略。的确，尤其是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时，无证逮捕、搜查和没收的情况曾频繁发生。

此外，对人身自由的保护因种种例外而失效。例如，反共产主义法和国家安全法取消了对逮捕和拘留的许多限制。根据这些法律，拘捕被告可以不受刑事程序法限制。上述法律常被滥用，人权被严重侵犯。因政治目的频频实施军事管制法也导致了许多基本法律保护和民权被侵犯。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和检查官等执法部门执法的随意性极大。调查机关在政治案件中使用刑讯是常事。1987年，一名大学生在扣押期间被拷打致死。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抗议风潮，并推动了民主改革。

另一种形式的侵犯表现在行政机关无视于己不利的最高法院裁决，顽固坚称最高法院未正确解释法律内容，而它们自己的解释有效。在1983年的一件案子中，一纳税人控告当地税收部门的条例违法。最高法院裁定原告胜诉。尽管如此，当地税务部门拒绝重新评估，也不改变税额。结果，原告只好继续交纳原初的高额税款。这是行政部门明显无视最高法院乃法律的最后解释者，并篡夺了其最后仲裁人的权力。

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法院有各种衡平法权，包括反藐视权。根据普通法，法官能训令责成机关采取行动，或禁令禁止某些行为。因此，普通法法院有广泛的矫正权。

但是在韩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庭缺少针对政府机关执行宣判、或禁止其从事法庭认定非法行为的权力。不过这一弱点不能成为行政机关无视法院判决的借口。法律中没有具体条文阐述法庭执行或禁止政府行为权力的事实，丝毫不减轻行政机构承认最高法院作为法律最后解释者的责任。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政府对权威主义色彩较浓的大陆法系的态度却正在发生变化。通过民主化发展，国家可加于公民的权力现在被认为是有限的了。官僚对公民的态度也在变化。人权日益得到重视。曾用于使滥用公共权力合法化的公共机构已开始考虑公民的利益。

尤需指出的是，调查当局，包括检查官办公室、警察局、情报机构和视察委员会等似已发生了变化。所有这些机构都曾被用于政治目的。刑事程序的变化极其引人注目。过去，非法逮捕和拘禁几乎成为定律，尤其是在处理反国家和政府的案件时。但是现在，执法机关正在改变做法。

这些态度的转变也给司法带来影响。作为使法制制度化的机构，一般法院和宪法法院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它们已作出了许多在独裁统治下几乎不可能的进步裁决。例如，某区法院最近裁决向一被非法拘留45小时的公民进行国家赔偿。又如，最高法院1992年维持了韩国版「米兰达案」（Mirandacase）判决，认定因未给嫌疑人拒绝供述的沉默权，其供词不得作为法律证据。

另外，最高法院最近裁定，过去司空见惯的警察无证逮捕违宪。这样，一旦嫌疑人抗议遭到非法拘留，警官无权再将其扣押。检查官和法庭也顺理成章地改变了处理申请和颁发逮捕证的程序。从前，逮捕证只在特定时间才予颁发，现在则可全天办理。

宪法法院还作出了一系列进步决定，裁定在政治活动、刑事程序、劳资关系和其它方面不适当地限制民权的法律条文违宪。1993年7月，宪法法院作出了一项历史性裁决，认定1985年全斗焕政府解散国际ICC集团（Kukje-ICC）的决定违宪。该集团的前总裁声称，由于未向执政党捐赠足够款项，该集团成为全斗焕政府「仇视的对象」。因此，该集团──韩国第七大财阀，在所谓的「工业合理化计划」中遭到强行解散，被并入其它公司或被收购。

这宗针对当年财政部长的诉讼，要求对遭侵犯的私有财产权作出司法赔偿。1980年宪法第127条和1987年宪法第126条均规定，除非出于紧急国防或经济考虑，否则禁止将私有企业收归国有或改由国家控股。宪法法院裁定，财长根据总统指示采取的行动违宪。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决重新肯定了过去常被政府忽视的一条民主主义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原则。

这些案例都是已在韩国发生的变化的表象。宪政不可能仅依靠字面的法律或法律机构的存在而实现，还必须有政治意愿才行。正如近来韩国的社会变化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变化强烈影响着司法实践。

问题是宪政在韩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发展态势和真正机制化。我相信前景是好的。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均为宪政的发展和消除四十余年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有利环境。

四向宪政转轨的新环境

（1）经济进步

经济进步已改变了韩国社会各阶级的权力平衡和利益。过去，国家意志和政治影响理所当然地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扩大了私有部门的权力。中产阶级和相关的利益集团因之而成长起来。

如果说这是渐进的、自下而上的变化，那么其结果是深远的。民营部门现在觉得政府阻碍了自由企业的发展，要求更大的自由化，和增大对民间积极性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商界巨子郑周永1992年竞选总统就是民营部门力量增强的象征。显然，强大起来的民营部门要求官僚改变态度。

经济发展曾被认为是使独裁统治永远继续下去的必备条件，这种看法似乎再也站不住脚。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行动自由、选择自由、个人责任和私人积极性。所有这些只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方能得到最好的保证，而自由民主制度又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西方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肩发展。以拉美国家为例，独裁统治下的经济崩溃触发了政治改革。在韩国，经济发展却成为带来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继续下去，这些改革又将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呼吁政治发展与新的经济条件相适应。资本主义要求宪法制度能够保护公平竞争和可预测性。

（2）冷战机制解体

自二战以来，朝鲜半岛便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最紧张的地区之一。南北韩间深深的对抗为独裁和军事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沃土。从1961年至1987年，由军人撑腰的南韩历届独裁政府均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如愿以偿。南韩在政治上的焦躁是被北韩好斗的宣传挑起的，半岛外的冲突也有冲击。例如越南战争就使南韩更惧怕共产党南下，并为政府通过修宪巩固和扩大自身权力提供了适时依据。因此，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强化了韩国的独裁主义。

但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冲突已降低。这使得继续韩国的独裁统治站不住脚。同时，民族主义的兴起增添了人们对统一的兴趣。这种情感因东西德的统一而明显增强。

可是，追求和平统一需要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全国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独裁政权是不合时宜的。恰恰相反，那样的政权对统一大业有害而无益。独裁统治以统治阶层的狭隘利益为基础，而统一则需要拋弃这些利益。因此，独裁政治制度是无力实现统一的。在此背景下，取消军事独裁是相当自然的。

（3）其它变化

菲律宾和台湾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民主的崛起，强烈冲击着韩国政治。曾横扫拉美的军事独裁统治亦被新的文人政府代替。此外，冷战体制解体导致了东欧独裁统治垮台。独裁最终变成了一种过时的政治统治形式。

伴随着种种内在政治影响，冷战体制的解体使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恢复了活力。以各国间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促进了政治发展，提高了对人权的尊重程度。

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国际社会通过贸易、通讯和交通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一个国家想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就需要采取文明的政府形式。国际社会的联系越紧密，各国的内政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大。宪政正成为第三世界的时代精神和全世界人类尊严的普遍理想。

五结论

从历史角度对韩国宪政的探讨表明，需要对把传统文化当作韩国宪政的主要障碍的模式重新进行研究。已然显现的韩国宪政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探索角度。

1948年以来的韩国宪法史，揭示了围绕政权合法性的持续不断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反复的修宪史中表现无遗。除非法律自身通过正当程序取得合法性，否则以法律为借口并不能为独裁政权带来合法性。

1987年，当各反对党领袖同意修宪时，韩国出现了转机。在韩国历史上，这些领导人首次汇集了要求民主化的民意，宪法因此开始享有合法性。尽管1987宪法从法律角度出发打开了民主化之门，然而直到1993年的文人总统执政，公众才改变了对当权者的看法。

当前，撤换独裁的政治上层人物的工作已完毕，这预示着韩国会出现进一步变化。新文人政府的就职和向反对派交权，保持了建立事实和法律上的合法性的势头。一旦解决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将是如何推进民主进程和建立法制。在此过程中，一些原来的政治问题将变成法律问题。因此，随着民主化的进行，法律的重要性也上升了。

韩国的经验贴切地表明，政治变化先于法律变化；同时，最近的司法实践也表明，法律变化促进了政治变化。

历史现状范文篇10

（一）受传统观念影响，历史学科地处边缘

目前，农村的初中还存在对历史学科不重视，从领导阶层管理到班主任的引导，都存在一定的认识问题，认为相比语数外这些主科来讲，历史是“边缘学科”。并且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家长的教育观点相对保守、落后，因此他们与教师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部分家长只重视孩子的成绩，忽视孩子的全面发展，“语数外”等占中考分数比重较大的科目自然受到重视，历史作为“小科”相对被忽视，这不仅给历史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大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历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积极性。

（二）教师资源匮乏，专业素养相对不足

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起始学历普遍不高，而且大多又是非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有些“半路出家”的初中历史教师因为对历史学科的认识相对不足，在专业素养和教学方法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和偏见，缺乏历史科目的教学技巧，仅靠课堂上画重点，让学生死记硬背来完成教学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历史的趣味性和积极性。由于农村地区很难吸引年轻人才，部分农村学校存在着教师老龄化的现象，尤其是像历史这种边缘化的“小科”，教师的老龄化就会导致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相对保守落后，阻碍历史教学的发展。

（三）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不足，缺少教学资源

农村初中因为资金条件的限制，在硬件设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部分农村学校甚至没有完善的图书馆和多媒体设施，相关的教辅资料也存在很大欠缺，这导致历史课堂上，教师仅凭一张嘴，一本教科书，画画条条框框来完成教学任务。这造成历史课呆板、生硬，学生没有听课的欲望，教师没有讲课的激情。

（四）教师科研活动参与较少，科研能力相对薄弱

历史教师只有掌握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成果，才能及时充实历史教学的内容，使教学具有新颖性。而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由于对历史专业人士的浅薄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关注历史学科的前沿动态。并且农村地区的初中历史教师也很少参与教科研活动，这使得农村地区初中历史教师科研能力薄弱，难以总结和探讨历史教学问题。

二、改善农村初中历史教育现状的对策

（一）认识并重视初中历史教育的价值

历史教育中的公民教育与其他学科公民教育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它不是完全针对公民的知识的教育和公民技能的训练，而是注重公民意识的培养，从而提高公民的素质教育。尤其是初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意义重大。要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首先学校和教师要重视历史学科的教育，提高历史学科的地位，在对学生和家长进行渗透教育，对他们进行宣传，改变他们陈旧的观念，灌输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和价值观。

（二）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引导和资金投入

首先应大力引导、广泛提倡，在农村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上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优秀的年轻历史教师到农村初中。其次，让学校有充足的资金来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以建设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要有文化的氛围，图书和相关教辅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资源。新课改下，教师需要不断充实知识，增加文化底蕴，才能将历史课变成思维的盛宴。这就需要历史教师要有大量的阅读，如果教师自行解决购买图书的费用，这将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挫伤他们阅读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对农村学校的图书馆和教辅资料上加大资金支援，以确保农村历史教师的教学和进修的基本硬件条件。

（三）推进继续教育，加强对农村历史教师的进修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