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污秽范文10篇

历史污秽范文篇1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請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項，海军遂駸駸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請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請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7在粤海军也表态：“請孙下野”。8

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三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图暗杀孙中山，但这个罪名太无稽了。据现有资料，她确实面谒过孙中山，时在1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請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作‘合法’”。其论据慨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可是，这不合孙文口味，竟把“护法”大业弃如弊屣，跑到上海去了。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亚白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9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10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段氏曾含笑答复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因而德方向段氏行贿未能成功。”“德使辛策于3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11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线。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至1949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2001年11月25日星期日

注释：

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28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3、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第612页，档案出版社1993年北京。

4、《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59—6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5《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6、《晨报》1922年6月4日。

7、《申报》1922年6月21日。

8、同上，22日。

9、<曹君亚白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第1625页。

历史污秽范文篇2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請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項，海军遂駸駸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請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請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7在粤海军也表态：“請孙下野”。8

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三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及瞪彼镏猩剑飧鲎锩藁恕＞菹钟凶柿希肥得孚斯镏猩剑痹?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請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作‘合法’”。其论据慨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墒牵獠缓纤镂目谖叮拱选盎ā贝笠灯绫族铮艿缴虾H恕?/P>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亚白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9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10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6问显Υ鸶此担骸脊督洗宋唷！蚨路较蚨问闲谢呶茨艹晒Α！薄暗率剐敛哂?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11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线。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至1949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注释：

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28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3、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第612页，档案出版社1993年北京。

4、《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59—6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5《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6、《晨报》1922年6月4日。

7、《申报》1922年6月21日。

8、同上，22日。

9、<曹君亚白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第1625页。

历史污秽范文篇3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

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請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項，海军遂駸駸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請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請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7在粤海军也表态：“請孙下野”。8

p;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作了大量工作。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三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及瞪彼镏猩剑飧鲎锩藁恕＞菹钟凶柿希肥得孚斯镏猩剑痹?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請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作‘合法’”。其论据慨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墒牵獠缓纤镂目谖叮拱选盎しā贝笠灯绫族铮艿缴虾Hチ恕?/P>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亚白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9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10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6问显Υ鸶此担骸脊督洗宋唷！蚨路较蚨问闲谢呶茨艹晒Α！薄暗率剐敛哂?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11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线。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

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至1949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2001年11月25日星期日

注释：

1、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2、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第289页，武汉出版社1990年。

3、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第612页，档案出版社1993年北京。

4、《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59—60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

5《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6、《晨报》1922年6月4日。

7、《申报》1922年6月21日。

8、同上，22日。

9、<曹君亚白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海版第1625页。

10、<赠勋一位海军上将前海军总长程君碑>，同上第1557页。

历史污秽范文篇4

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人在天津北乡挖支河获得一座残碑，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二十字可辨，文曰：“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姑且不论此碑是否是当时人们杜撰的，但是，碑文中所提到的“红灯照”却的确是作为义和团战阵中的一支“红色娘子军”出现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了义和团反清灭洋的同盟军。关于红灯照的历史，很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涉及到。而一般有涉及到的，大多认为这是一场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然而，确实是如此吗？

红灯照，是在义和团领导之下的由十几岁少女组成的组织。它早于义和团在卢保铁路沿线战斗时，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女子参与战斗了。但是她的盛行就如义和团般，位于京津地区，与义和团共生灭。

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他们到处宣传“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重，掣云御风，进退自在”“教练神拳，精之能枪炮不入，籍以歼灭西人，共伸大义”，力图“仗神威以寒夷胆”。但是，尽管他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却是相当的忌讳跟女子有什么瓜葛。女子，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义和团的忌讳系统当中，成为“污秽”、“不洁”的符号。为了避免在语言上涉及到女子，他们甚至将社会上对女子的通用叫法都给改成歧视性的名称，“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浪花者，妇女之小足也。”除此之外，义和团还常常把法术失灵、对洋人战争失败归咎于女子们，认为是她们的出现导致了自己法术的无法正常产生效用。“问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当时关于义和团的日记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因此，为了防止女子对法术的破坏，义和团对于女子的行动做出了许多的限制，“不令妇女出门，防污秽也”、“匪且不令妇女出至阶墀，且不准在窗棂内向阶墀窥看。”束缚女子的外出自由，与当时社会所奉行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宗旨倒是不相上下，可谓尚不会对女子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义和团却在当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涿匪盛时，令妇女七日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安坐床上，勿行动。”可以想象，一个正常女子七天不刷洗，就安坐在床上岿然不动，对于女子是一种如何悲惨的情形？而这些，仅仅是因为义和团的“妇女不洗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妇女不洗脸，能把洋人赶”。所以，在当时，女子就成为了义和团重点隔离的对象，倘有女子不遵守义和团的规定，那么“违则杀之”。“闻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西安门内有义和团亲来破西什库洋楼，道经门内路北小庙，团上烧香举火。往前正走之间，撞遇路北棚掌柜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铺外看热闹，冲坏义和团火，即延烧铺棚，一家无存。”

然而，尽管义和团对女子的隔离达到了巅峰时刻，却仍然是在对洋人的战争中经常失利，这时的义和团又散播说“妇女的污秽已经被洋人所利用，成为破坏自己法术的手段”。义和团在攻打洋人一个教堂失利时就说“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有无数妇人赤身裸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本日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同样后来也是攻西什库法国教堂不下，又换了一种说法，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公务员之家

面对进攻的频频失利，更可恶的是洋人频频简单的使出了义和团所害怕的“美人计”，义和团仅仅是在己方隔离女人已是行不通了，可是他们又无法进入洋人的阵营之中去破坏洋人的“美人计”。为了破坏洋人们的“美人计”，义和团在极端歧视妇女的时候，“又把最终取得胜利的希望放在她们身上”，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女性的‘不洁’来压倒‘不洁’，也可以利用女性的‘洁’来压倒‘不洁’”。于是，由女子组成的“红色娘子军”——红灯照就应运而生了，“红灯照者，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执红灯，右手执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扇股皆朱髹。”从此，“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作为前队。”那么，难道义和团就从此不再怕女子了吗？女子难道就可以从此摆脱被义和团歧视的命运了？

女子被看做是“污秽”或“不洁”，主要是因为义和团对于女性的生理如月经、生产等的认识，认为女子的经血等都是女子污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民间积淀了几千年来对女性的认识，不过，义和团就认为既然女子经血是污秽的，那么女子就是污秽的。然而，在惨遭洋人的“美人计”之后，义和团很快就发现，在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是还没有经历这种过程的，也就是说，这些女孩子在义和团心目中是“洁”的。这也是为何红灯照的成员“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是义和团所收十二三四岁未通经之闺女。”而红灯照的装束“衣履皆红色”，概是因为义和团尚红，认为红色能够加强自己的神力，同时“红色或许可以加强妇女（因为行经未生产而具有）的‘洁’所带来的法力，或许可以祛除妇女（作为女性整体上而具有）的‘不洁’”。由此可见，义和团建立红灯照，所依靠的只是那些在他们心目中是“洁”的女子，而并没有摆脱他们歧视女子的观念，反而是依靠“洁”的女子去打压他们认为“不洁”的女子。因此，“无论如何，红灯照的出现并不说明义和团的歧视妇女观念有任何改变，或许反而倒是这一观念的充分体现。”

红灯照“始老孀设坛授法”，其中的老孀，即是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关于她的起身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她“本市船家的女儿，在洋寇肆虐、官府勒索和渔霸欺凌的恶劣环境中，自幼就练就一身好武艺”。这是一种传统的革命英雄主义说法。而另有一种说法，则是认为她“俗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持皮肉生涯，且属同类中等而下的那种，陆地上没她的份，只能在船上混混。”黄莲圣母在“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之后，“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大师姐，传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离，上蹑云际，掷灯下，其从妪拾缴坛内，女身直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联珠，或迤○如贯鱼。”同时，她们也极力宣传自己“红巾一掷，巾能变灯，灯到处，大火立至。背插飞刀，能远取人首级，且能屹立不动，魂出交战；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在这种法力的极力宣传之下，红灯照一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组织，红灯照一出场，“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俟其过尽力行”。使人面壁，为的是不让人看清自己所谓法力的真实情况，更是为了在百姓之中笼罩一种神秘的气氛，使百姓对自己能够心服口服。

不过，尽管红灯照法力高强，且胜过义和团，却很少有史料记载说义和团为了破洋人的“美人计”，使敌人的枪炮失效，而使红灯照直接参与到战争之中。而只是有那么几例，却也是接替了义和团的任务，在那些已经没有洋人居住的洋楼上放放火而已，并且，这些放火很多也是用她们所谓的法术宣传出来的而已。当时的人们“争言军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而她们也自己承认“架一片彩云……红巾一拂……使百尺楼顶发火，立即灰烬”，使洋人“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固，石室俱焚”，甚至有一度她们还宣传自己“外洋十八国已灭十六国”。而且，红灯照还担任了现代称为军医的职务，她们自称自己能救死扶伤，遇到义和团的伤兵时，便在病号的伤口上擦上一种自制的药物——香灰。最后，这些病号的结果便是“数日而蛆出焉”。这些军医，真是名副其实的庸医。

当时的歌谣有唱“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作为义和团的同盟军，当时的红灯照可谓是风光无限，威风八面，风头都盖过义和团，甚至红灯照一出场，义和团都得用八抬大轿抬着黄莲圣母，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为她摆开仪仗，官吏们都得诚惶诚恐的向她们下跪。然而，红灯照并没有真的让自己在战争之中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更不用提说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义和团们“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最后，黄莲圣母被义和团们送到了都统衙门，得到重赏，而黄莲圣母，则“英勇献身”。至于红灯照的其他成员，不是被戮，就是“复其居，大半为娼焉。”这些作为被义和团所歧视，接着是被义和团所利用，最后是被义和团的妇女们的悲惨结局，这不能不令我们这些感到悲哀，更加不能不让我们不去反省，从而从中去吸取经验。

参考文献：

⑴止庵：《神奇的现实》，P39，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

⑵张鸣：《义和团的女人“战阵”》，载《老照片》第16辑，山东画报出版社。

⑶金家瑞：《义和团史话》，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⑷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某满员日记》，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⑸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⑹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

⑺佚名：《遇难日记》，载《义和团》。

⑻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

⑼乔析生：《拳匪纪略》，载《义和团》。

⑽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

⑾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记事》。

⑿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记事》。

⒀华学澜《庚子日记》，载《庚子记事》。

历史污秽范文篇5

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摇曳多姿，光彩照人。艺术特征鲜明，风格独具，与众不同。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秦牧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时代酷爱文学，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爱看马戏，喜欢动植物，他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为后来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认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表现手段这三要素。一个作者，这几方面的造诣如何，是不是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①秦牧用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认识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散文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谈趣闻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等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在秦牧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赞颂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这一红线，鞭挞丑类为社会主义的成长擂鼓呐喊，清扫旧社会留下的污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内容。作者曾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所谓“真”，就是要阐明生活的本质，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诓诓骗骗。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②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作品格调高昂，立意深刻，闪耀着灿烂的思想火花，而且表现这一艺术特征是在闲谈趣闻当中，给读者指明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撞击读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感受。

首先，秦牧的散文表现了热情歌颂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伟大业绩。在《花城》一文中，作者将我们带进广州的年宵花市之中，使读者领略到了南国花城那“花光十里”的盛况。最后，作者从水仙和牡丹的培植，归纳出“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的真理，颂扬了“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深情注视壁上人……”》是由一幅照片引起了对委员长的音容笑貌、光辉品质的缅怀，歌颂了他那伟大而质朴，博学而谦虚、智慧而幽默，赫赫战功而又不计名位的崇高人格。《古战场春晓》则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讲到三元里人民的光荣革命的优良传统，又描绘了今天他们一片热气腾腾的和平劳动景象，全文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其次，秦牧的散文还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在《胞波》中，作者批判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野蛮和民族偏见的卑怯与凶残，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族友爱、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粉碎“”之后，作者又写下了犀利、透辟讨伐檄文——《狗的风馆》，这是对“”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孵化出来的一些如同狼一样的凶残，但样子却猥琐难看的鬣狗式人物的无情鞭挞，也是对这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沉痛控诉。

再次，秦牧还创作了许多给人以启迪、知识及美感的作品。《笑的力量》是通过讲述一些谚语、比喻和歇后语等，说明那些使人产生“智慧微笑”，或“横眉大笑”的幽默与讽刺的力量，在于它使人更加痛切地唾弃腐朽丑恶的事物，更加鲜明地辨别某种是非曲直，从而更加牢固地记忆某种事物的道理。《面包和盐》是从东欧人民最珍贵的献礼面包和盐的风俗习惯谈起，进而联想到缅甸人民以泼水为最美好的祝愿，我国藏族同胞以献哈达来表示深厚友谊，彝族兄弟则用两枚野生的“仙人果”作为向客人献礼……，通过这些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生活哲理：当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意义而完全摆脱商品价格支配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无价的礼品。他的作品强调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的很多篇章都闪耀着哲理的火花，阐述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搬弄枯燥的道理，而是用闲谈趣闻给人以知识，来达到教育目的。

秦牧的闲谈趣闻，就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纵横驰骋，跨越时空，题材广泛，知识性和趣味性十足。联想是秦牧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奇妙的联想，使他的作品熔现实与历史于一炉。在《土地》中，这篇抒情散文是作者面对大地联想深广、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如大江奔腾到海，汇聚笔尖，由“土地”的今天，想到“土地”的历史和未来，由“土地”想到“土地”上的人物和事迹，由剥削阶级对“土地”的掠夺，想到了对“土地”的珍惜，由公子童耳接受土块，想到古代皇帝的封僵仪式，再想到殖民强盗强迫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人接受投降仪式，作者运用这些联想，思绪飞扬，无处不在。再如《社稷坛抒情》，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依靠丰富的联想作为运思行文的推动力。首先，从那些色彩斑驳的土壤上，作者想到了大自然生成、发展的漫长历程以及人类祖先开辟鸿濛的艰辛道路。接着，又从“五色”及其方位对应关系联想到五行观念，认为它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古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思路再往前生发，眼前那坛五色的土坛，仿佛又成了疆土辽阔的祖国大地的缩影，以及成员众多的民族大家庭终于实现空前统一、团结的生动象征……，作者就是这样飞快地鼓动着思想和感情的双翼，引导读者跟着他上溯历史河流、极目穹苍，稽考兴亡，然后再穿过时光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从而在那貌似陈旧的题材中开掘出了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的思想主题。③联想和想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些主题，使作品动起来、活起来，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在历史和生活知识的广阔领域里自由的翱翔，纵横驰骋，用一条思想和感情的线牵连起一个个故事，或一幅幅图画，或一件事例，借以抒写他的情怀，这样就使其散文形式显得比较洒脱、自由，收到了其他手法无法替代的效果。

由于秦牧具有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对自然万物，人类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再加上他那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他不但善于广泛地选择材料，而且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精雕细琢，广取细选，使材料在平常中见奇异，或于奇异中见平常。在《土地》一文中，作者能从极平常的“一把泥土”，能从“看起来很平凡的一块块田野”中，最终写出我们应该珍惜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使它发光，为之献身的思想新意来。在《艺海拾贝》中，作者以精细的观察、美丽动听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了有关贝壳的各种知识：有大得像椰子、帽子、喇叭的，“椰子螺”、“唐冠贝”、“天狗螺”，也有小得像颗珍珠，女孩子可以串起来做项链的，还有“平凡”、“钟螺”、“扇贝”、“蜘蛛螺”等等，作者从这到那谈到了殷墟的文物，贝币谈到了与价值有关的汉字……。这些材料涉猎是极具广泛的。再如《狼孩》，则是奇异中见平常地使用素材的一个很好的事例，作家从五十年代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世界奇闻------印度“狼孩”故事中，阐述了一条朴素而凝炼的思想，民族没有天性的优劣，人没有天性的才能，在什么教养环境的熏陶下就长什么样子。这些表现了他运用材料的独到手法。者说过：“有了思想的线，还必须有生活的珍珠，才能串成美丽的项链，占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的材料，对于一名散文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对于一个道理，发挥起来，才能用丰富的材料加以体现。”④纵观秦牧的散文，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论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秦牧素来提倡那种读书破万卷的精神。因为渊博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作者说明道理，深化主题思想，而且还能满足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使他们获得新的美感。例如《菱角的喜剧》，全文涉及到植物、动物、化学、物理以至于人体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他首先从“菱角的家族”写起，从中悟出“同中有异”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哲理。接着，又从菱角谈到蝗虫，蝴蝶，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人类体质的种种差异，进一步论述了人和自然界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道理。

秦牧散文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篇作品枯燥乏味，它的教育作用也就无从谈起，秦牧的散文趣味性极浓，例如《花城》，读着这篇令人陶醉的散文，把我们仿佛带入了美丽神奇的广州花市一般，这里有来自山东的牡丹，有源于印度的大丽，有来自福建的水仙，也有从法国远涉重洋的猩红玫瑰，有出自马来西亚的含笑和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许多仙人掌科植物，它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有的成了“国色天香”，“凌波仙子”，有的迎风摇曳，欣赏这些千姿百态的奇花异草，无不使读者感到趣味十足，带来精神愉悦和甜美的享受。

此外，秦牧的散文语言潇洒自然，清新流畅，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扩，感情自然流露，巧妙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

秦牧散文的语言大多是以平易流畅的口语为基础，有时也采纳古典著作和外国文学中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然后提炼成生活中简洁明快琅琅上口的文学语，同时，一些妙语、警句以及精彩的比喻巧妙运用，就像云母在石头里闪闪发光一样，时时在他那自然、流畅的抒写中，焕发出动人的光彩。秦牧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极强的。他掌握了一套栩栩传神的笔墨，而且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定，既能传达豪迈气概，又有闲庭信步之致。他喜欢“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在文章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已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⑤试看《艺海拾贝》里的一段文字：我们在海滩的时候，就是不去思念贝壳在人类生活上的价值！也没有找到什么的品种，我觉得，单是在海滩俯身拾贝这回事，本身就使人踏入一种饶有意味的境界，试想想：海水受月亮的作用，每天涨潮三次，在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有这么一片海滩，这里熙熙壤壤地生长着各种小生物，不怕干燥的贝类一直爬到高潮线，害怕干燥的就徘徊在低潮线，这两线之间，生物的类别何止千种万种，潮水来了石头上的牡蛎、藤壶、海滩里的蛤足贝类，纷纷伸手忙碌地捕食着浮游动物，潮水退了，它们就各个忙着闭壳和躲藏。这看似平静的一片海滩，原来整天在演着生存的竞争，这看似单纯的一片海滩，内容竟是这样的丰富，单是贝类样式之多就会令人眼花缭乱。这看似很少变化的一片海滩，其实岩石正在旅行，动物正在生死，正在进行退化……。

你看，作者不仅词汇丰富，而且用词准确拟人，排比手法的运用，语言精妙，无论读哪一篇文章都没有晦涩之感。流畅，自然总能在文章中展现，就是某一个词语，作者都是字斟句酌。如在《土地》中写贵族“用搜集的眼光找食吃”，这“搜集”一词用得多好，既表现了贵族们的饥馋的狼狈相，也表现了贵族们贪婪凶残的本性，他描写几千年来披枷带锁的土地一旦回到人民手里的变化：“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濯濯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精确而巧妙地选用了几个不同词汇，把土地的变化情景描绘得异常传神，还有那描写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冒出脚缝，”形象、真实，充满生活气息。秦牧的散文，写景抒情、叙事议论流注笔端，作者讲述富有情趣的故事，使人在真挚场景中着迷，趁机行文，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如《花城》，作者以热情的文笔描绘了溢彩流芳，浓烈醉人的南国春色，谱写一曲社会主义的颂歌。作品开头渲染气氛，“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之后夹叙，议中有诗，议中有情，由近及远，从眼前的情景，谈到广州花市的魅力。作者写道：“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语。”“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这些描述，有抑扬顿挫的韵味，有飘逸潇洒的格调，叙事时，文笔生动传神，写景时，勾勒一幅幽美画面，在文章关键处，往往善于极其精炼而又恰到好处地抒发感情。如《古战场春晓》，篇短而意义深刻，抒发了他在三元里这一古战场上凭吊怀古的激昂情怀，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开篇，全文结束处，作者不禁放怀长吟“啊!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作者有时使用一些写景状物的比喻，既贴切又奇特。

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升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

总之，秦牧的散文可谓独树一帜，艺术特征鲜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供欣赏，可供借鉴。

注释及参考书目

一、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第477--483页

二、当代文学新编主编：张暹明

辽宁大学出片社1988年第115--123页

三、写作(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王光祖、杨荫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255--256页

①中国当代文学秦牧第478页

②中国当代文学秦牧第479页

③写作王光祖、杨荫浒第255页

历史污秽范文篇6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秦牧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时代酷爱文学，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爱看马戏，喜欢动植物，他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为后来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认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表现手段这三要素。一个作者，这几方面的造诣如何，是不是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①秦牧用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认识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散文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谈趣闻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等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在秦牧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赞颂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这一红线，鞭挞丑类为社会主义的成长擂鼓呐喊，清扫旧社会留下的污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内容。作者曾说：“文学作品应当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所谓“真”，就是要阐明生活的本质，要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诓诓骗骗。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②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作品格调高昂，立意深刻，闪耀着灿烂的思想火花，而且表现这一艺术特征是在闲谈趣闻当中，给读者指明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撞击读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感受。

首先，秦牧的散文表现了热情歌颂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伟大业绩。在《花城》一文中，作者将我们带进广州的年宵花市之中，使读者领略到了南国花城那“花光十里”的盛况。最后，作者从水仙和牡丹的培植，归纳出“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的真理，颂扬了“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深情注视壁上人……”》是由一幅照片引起了对委员长的音容笑貌、光辉品质的缅怀，歌颂了他那伟大而质朴，博学而谦虚、智慧而幽默，赫赫战功而又不计名位的崇高人格。《古战场春晓》则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讲到三元里人民的光荣革命的优良传统，又描绘了今天他们一片热气腾腾的和平劳动景象，全文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其次，秦牧的散文还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在《胞波》中，作者批判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野蛮和民族偏见的卑怯与凶残，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族友爱、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粉碎“”之后，作者又写下了犀利、透辟讨伐檄文——《狗的风馆》，这是对“”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孵化出来的一些如同狼一样的凶残，但样子却猥琐难看的鬣狗式人物的无情鞭挞，也是对这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沉痛控诉。

再次，秦牧还创作了许多给人以启迪、知识及美感的作品。《笑的力量》是通过讲述一些谚语、比喻和歇后语等，说明那些使人产生“智慧微笑”，或“横眉大笑”的幽默与讽刺的力量，在于它使人更加痛切地唾弃腐朽丑恶的事物，更加鲜明地辨别某种是非曲直，从而更加牢固地记忆某种事物的道理。《面包和盐》是从东欧人民最珍贵的献礼面包和盐的风俗习惯谈起，进而联想到缅甸人民以泼水为最美好的祝愿，我国藏族同胞以献哈达来表示深厚友谊，彝族兄弟则用两枚野生的“仙人果”作为向客人献礼……，通过这些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生活哲理：当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意义而完全摆脱商品价格支配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无价的礼品。他的作品强调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的很多篇章都闪耀着哲理的火花，阐述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搬弄枯燥的道理，而是用闲谈趣闻给人以知识，来达到教育目的。

秦牧的闲谈趣闻，就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纵横驰骋，跨越时空，题材广泛，知识性和趣味性十足。联想是秦牧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奇妙的联想，使他的作品熔现实与历史于一炉。在《土地》中，这篇抒情散文是作者面对大地联想深广、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如大江奔腾到海，汇聚笔尖，由“土地”的今天，想到“土地”的历史和未来，由“土地”想到“土地”上的人物和事迹，由剥削阶级对“土地”的掠夺，想到了对“土地”的珍惜，由公子童耳接受土块，想到古代皇帝的封僵仪式，再想到殖民强盗强迫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人接受投降仪式，作者运用这些联想，思绪飞扬，无处不在。再如《社稷坛抒情》，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依靠丰富的联想作为运思行文的推动力。首先，从那些色彩斑驳的土壤上，作者想到了大自然生成、发展的漫长历程以及人类祖先开辟鸿濛的艰辛道路。接着，又从“五色”及其方位对应关系联想到五行观念，认为它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古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思路再往前生发，眼前那坛五色的土坛，仿佛又成了疆土辽阔的祖国大地的缩影，以及成员众多的民族大家庭终于实现空前统一、团结的生动象征……，作者就是这样飞快地鼓动着思想和感情的双翼，引导读者跟着他上溯历史河流、极目穹苍，稽考兴亡，然后再穿过时光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从而在那貌似陈旧的题材中开掘出了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的思想主题。③联想和想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些主题，使作品动起来、活起来，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在历史和生活知识的广阔领域里自由的翱翔，纵横驰骋，用一条思想和感情的线牵连起一个个故事，或一幅幅图画，或一件事例，借以抒写他的情怀，这样就使其散文形式显得比较洒脱、自由，收到了其他手法无法替代的效果。

由于秦牧具有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对自然万物，人类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再加上他那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他不但善于广泛地选择材料，而且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精雕细琢，广取细选，使材料在平常中见奇异，或于奇异中见平常。在《土地》一文中，作者能从极平常的“一把泥土”，能从“看起来很平凡的一块块田野”中，最终写出我们应该珍惜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使它发光，为之献身的思想新意来。在《艺海拾贝》中，作者以精细的观察、美丽动听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了有关贝壳的各种知识：有大得像椰子、帽子、喇叭的，“椰子螺”、“唐冠贝”、“天狗螺”，也有小得像颗珍珠，女孩子可以串起来做项链的，还有“平凡”、“钟螺”、“扇贝”、“蜘蛛螺”等等，作者从这到那谈到了殷墟的文物，贝币谈到了与价值有关的汉字……。这些材料涉猎是极具广泛的。再如《狼孩》，则是奇异中见平常地使用素材的一个很好的事例，作家从五十年代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世界奇闻------印度“狼孩”故事中，阐述了一条朴素而凝炼的思想，民族没有天性的优劣，人没有天性的才能，在什么教养环境的熏陶下就长什么样子。这些表现了他运用材料的独到手法。

作者说过：“有了思想的线，还必须有生活的珍珠，才能串成美丽的项链，占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的材料，对于一名散文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对于一个道理，发挥起来，才能用丰富的材料加以体现。”④纵观秦牧的散文，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论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秦牧素来提倡那种读书破万卷的精神。因为渊博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作者说明道理，深化主题思想，而且还能满足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使他们获得新的美感。例如《菱角的喜剧》，全文涉及到植物、动物、化学、物理以至于人体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他首先从“菱角的家族”写起，从中悟出“同中有异”这一辨证唯物主义的哲理。接着，又从菱角谈到蝗虫，蝴蝶，碳水化合物的种类和人类体质的种种差异，进一步论述了人和自然界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道理。

秦牧散文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篇作品枯燥乏味，它的教育作用也就无从谈起，秦牧的散文趣味性极浓，例如《花城》，读着这篇令人陶醉的散文，把我们仿佛带入了美丽神奇的广州花市一般，这里有来自山东的牡丹，有源于印度的大丽，有来自福建的水仙，也有从法国远涉重洋的猩红玫瑰，有出自马来西亚的含笑和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许多仙人掌科植物，它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有的成了“国色天香”，“凌波仙子”，有的迎风摇曳，欣赏这些千姿百态的奇花异草，无不使读者感到趣味十足，带来精神愉悦和甜美的享受。

此外，秦牧的散文语言潇洒自然，清新流畅，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扩，感情自然流露，巧妙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

秦牧散文的语言大多是以平易流畅的口语为基础，有时也采纳古典著作和外国文学中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然后提炼成生活中简洁明快琅琅上口的文学语，同时，一些妙语、警句以及精彩的比喻巧妙运用，就像云母在石头里闪闪发光一样，时时在他那自然、流畅的抒写中，焕发出动人的光彩。秦牧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极强的。他掌握了一套栩栩传神的笔墨，而且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定，既能传达豪迈气概，又有闲庭信步之致。他喜欢“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在文章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已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⑤试看《艺海拾贝》里的一段文字：我们在海滩的时候，就是不去思念贝壳在人类生活上的价值！也没有找到什么的品种，我觉得，单是在海滩俯身拾贝这回事，本身就使人踏入一种饶有意味的境界，试想想：海水受月亮的作用，每天涨潮三次，在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有这么一片海滩，这里熙熙壤壤地生长着各种小生物，不怕干燥的贝类一直爬到高潮线，害怕干燥的就徘徊在低潮线，这两线之间，生物的类别何止千种万种，潮水来了石头上的牡蛎、藤壶、海滩里的蛤足贝类，纷纷伸手忙碌地捕食着浮游动物，潮水退了，它们就各个忙着闭壳和躲藏。这看似平静的一片海滩，原来整天在演着生存的竞争，这看似单纯的一片海滩，内容竟是这样的丰富，单是贝类样式之多就会令人眼花缭乱。这看似很少变化的一片海滩，其实岩石正在旅行，动物正在生死，正在进行退化……。

你看，作者不仅词汇丰富，而且用词准确拟人，排比手法的运用，语言精妙，无论读哪一篇文章都没有晦涩之感。流畅，自然总能在文章中展现，就是某一个词语，作者都是字斟句酌。如在《土地》中写贵族“用搜集的眼光找食吃”，这“搜集”一词用得多好，既表现了贵族们的饥馋的狼狈相，也表现了贵族们贪婪凶残的本性，他描写几千年来披枷带锁的土地一旦回到人民手里的变化：“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濯濯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精确而巧妙地选用了几个不同词汇，把土地的变化情景描绘得异常传神，还有那描写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冒出脚缝，”形象、真实，充满生活气息。

秦牧的散文，写景抒情、叙事议论流注笔端，作者讲述富有情趣的故事，使人在真挚场景中着迷，趁机行文，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效果。如《花城》，作者以热情的文笔描绘了溢彩流芳，浓烈醉人的南国春色，谱写一曲社会主义的颂歌。作品开头渲染气氛，“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之后夹叙，议中有诗，议中有情，由近及远，从眼前的情景，谈到广州花市的魅力。作者写道：“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语。”“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这些描述，有抑扬顿挫的韵味，有飘逸潇洒的格调，叙事时，文笔生动传神，写景时，勾勒一幅幽美画面，在文章关键处，往往善于极其精炼而又恰到好处地抒发感情。如《古战场春晓》，篇短而意义深刻，抒发了他在三元里这一古战场上凭吊怀古的激昂情怀，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的伟大开篇，全文结束处，作者不禁放怀长吟“啊!我们美丽的土地，英雄的人民!”作者有时使用一些写景状物的比喻，既贴切又奇特。

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升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

总之，秦牧的散文可谓独树一帜，艺术特征鲜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供欣赏，可供借鉴。

注释及参考书目

一、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第477--483页

二、当代文学新编主编：张暹明

辽宁大学出片社1988年第115--123页

三、写作(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王光祖、杨荫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255--256页

①中国当代文学秦牧第478页

②中国当代文学秦牧第479页

③写作王光祖、杨荫浒第255页

历史污秽范文篇7

《苦难辉煌》是本好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初期的艰难历程是个充满苦难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更是个充满苦难的历程。苦难不仅来自外部帝国主义的欺负，国内反动派之流的残酷镇压，而且来自党的高层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的领导人、孔荷宠、龚楚之流的背叛，苦难还来自党因自身的不成熟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多

少党的优秀儿女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含冤于九泉之下。金一南悲伤地认为，历史的真相也许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没有办法用三色、六色或十二色，甚至二十四色来描绘，我们只能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尽管这真实可能很残酷、很费解或者很令人尴尬，但历史就是个复杂的多面体，甚至是个永远也无法说得清清楚楚的综合体。掩卷而思，不禁感叹：人间真的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与上帝，只要是人就不会天生正确，更不可能永远正确，再伟大的人物也会犯错误，也会冤枉人，甚至还会发脾气。我更加感叹：不是作为伟大领袖的、只是默默无闻的，甚至从不曾留下名字的红军战士，是他们无怨无悔地把自己仅有的一生，奉献给一个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奉献给一个伟大的事业——拯救中华民族，才有今天的辉煌。他们才真正无愧于“中华民族之子”的称号，他们才真正无愧于“中华民族脊梁”的桂冠。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籍籍无名而忧伤，却要树立起崇高的理想，把自己极其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的人民的事业中去。

书中在描述一些战役的时候经常会有假设，比如说假如怎样，历史就会更改。但是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但假设永远只不过就是一个假设。时间的一维性是不会重新再来的，人生的真正的机遇也仅有一次，抓不住便要面对失败。当背叛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的领导说：“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让自己尝了苦果，斯大林党派作风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的不良作风注定失败。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真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从苦难走向辉煌，而不是从苦难跌入深渊，就是因为他们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能坚持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他们不唯上也不唯书，他们敢于奋起抗争，他们更不追求个人的私利，甚至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去追求一个美丽的梦想，更重要还在于他们这么想也这么干了。正是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所以，不要为自己干不出惊天伟业而忧伤，却要把自己的分内事做好，试想一尘不扫的能扫净天下的污秽吗？

金一南撰写这本书的精神也很让我感动。从网上资料获知，金一南曾当过工人，被赞为“天生就是个好工人”，还曾当过兵，被誉为“天生就是个好战士”，他现在是大学教授，又被叹为“天生就是个教书的料”。金一南自己说，没有天生的事情，只是做什么就要用心、尽全力，热爱生活就要干好工作；创新贵在坚持，只是把别人打牌、看电视的时间用来搞研究了；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八小时以外。他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无异金玉良言。我也是个老师就应该做个好老师，做个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我的教书也要教出自己的风格，我的育人就该育出对人民有利的人。人活一辈子要有热情、有理想，有追求，不要说得太多，干的太少，要做个能干实事的实干家。人间的苦难很多，但大多不能创造出辉煌，只有凤凰涅盘地对待苦难才能浴火重生创造辉煌。作为个人的我从不敢希翼一辉光芒，也永远不敢存此妄想。但我愿，愿与我灾难深重的全民族人民一起去创造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历史污秽范文篇8

创作并演奏这首进行曲的艺术家，就是我们最可爱的环卫工人。

如果仅仅用披星戴月、餐风饮露和冒严寒、战酷暑等词语来表现环卫工人的辛勤劳作，就可能显得肤浅和一般化。一滴水可以映照出太阳的光辉，在市劳动模范、县环卫工人的身上，就集中体现了环卫工人高尚的品格，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平凡的人生，却书写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翻开昨天的日历，让历史的年轮回归到1995年，刚走上环卫粪便清运工作岗位的，就将这样几句话作为自已的金科玉律：“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宁愿个人麻烦，方便千家万户；宁愿个人辛苦，一心为民服务。”不身临其境，你也许无法理会这个“脏”字的全部内涵。

请朋友们想象这样一个镜头：时间，盛夏的一天。地点，县城东路的一座化粪池旁。人物，环卫工人等同志。环境，烈日当头，没有风丝，没有荫凉，化粪池长15米，宽4米，深2米。场面，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一股呛人的沼气几乎将他熏倒。他忍着扑鼻难闻的气味，用铁锨一点点地把粪便、淤泥、碎砖、杂物挖进粪桶，然后传给上面的同志。他的高统靴灌满了粪水，身上、脸上沾上了粪便，氨气熏出的眼泪与满脸汗水混在一起。

甘于与粪便打交道并不难，但要热爱这一行，干好这一行，没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是不行的。说“吃喝拉撒，人之常情。既然社会需要环卫工人，我就要乐意干好这一行。如果嫌脏，你不干，我不干，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一人负责县委和一招大院等7座公厕80多个蹲位的清掏洗涮工作，每天冲洗达10多个小时。6载寒来暑往，清水担进去，粪便拖出来，若要计算，约有20万公斤。每逢中央、省、市领导来涟视察或县里举行重大活动，他就请家属来帮忙，自己连饭也不回家吃。

脏累的劳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艰苦的岗位能锻炼人的意志。正是靠这种对环卫事业执着的爱，靠这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默默无闻地发挥着光和热，被人们赞誉为的“时传祥”。

被调入涟漪东路做清扫工作。他说，岗位变了，维护城市清洁卫生的责任没有变。自此，他以扫帚当笔，汗水作墨，道路为纸，写下了一串串动人的故事。

干起工作来，从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有一张很规律的图表：凌晨3点起身；3点半到路上开始作业；6点，清扫结束；6点半吃早饭；7点上路保洁；上午11点半回家吃饭；中午1点，上路保洁，晚7点，下班。细算一下，每天上班时间超过13个小时。

这些时间数据，虽不算耀眼，但它像珍珠，光灿灿；像玛瑙，亮晶晶；像将熟未熟的葡萄，有酸有甜又带着点苦涩……

在清扫保洁岗位上为了直面来自社会世俗的压力，他摸索总结出“清扫经”：“重点路段勤打扫，人多之处见空扫，垃圾多时突击扫，饮食摊旁轻轻扫，灰尘多时压着扫。”这清扫经一念就是四年。天天念，天天干，干不好，就寝食难安。他手执扫帚4年如一日，扫地面积共达648万平方米，约9700多亩土地，扫秃了的扫帚共计300多把，要装一汽车。枯燥的数字就是他无私奉献的证明。

历史污秽范文篇9

哗――晔――哗；凌晨，深沉而浑厚的扫地声，在的大小街道上响起。它象一首威武雄壮的进行曲，以千军万马之声，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了夜神的壁垒，踏碎了黎明前的星光，荡漾了昔日留下的污秽，当万道金光染红了东方天空的时候，一个清洁美丽的城市，又一次奉献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

如果仅仅用披星戴月、餐风饮露和冒严寒、战酷暑等词语来表现环卫工人的辛勤劳作，就可能显得肤浅和一般化。一滴水可以映照出太阳的光辉，在市劳动模范、县环卫工人的身上，就集中体现了环卫工人高尚的品格，他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平凡的人生，却书写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翻开昨天的日历，让历史的年轮回归到1995年，刚走上环卫粪便清运工作岗位的，就将这样几句话作为自已的金科玉律：“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宁愿个人麻烦，方便千家万户；宁愿个人辛苦，一心为民服务。”不身临其境，你也许无法理会这个“脏”字的全部内涵。

甘于与粪便打交道并不难，但要热爱这一行，干好这一行，没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是不行的。说“吃喝拉撒，人之常情。既然社会需要环卫工人，我就要乐意干好这一行。如果嫌脏，你不干，我不干，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一人负责县委和一招大院等7座公厕80多个蹲位的清掏洗涮工作，每天冲洗达10多个小时。6载寒来暑往，清水担进去，粪便拖出来，若要计算，约有20万公斤。每逢中央、省、市领导来涟视察或县里举行重大活动，他就请家属来帮忙，自己连饭也不回家吃。

脏累的劳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艰苦的岗位能锻炼人的意志。正是靠这种对环卫事业执着的爱，靠这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默默无闻地发挥着光和热，被人们赞誉为的“”。

干起工作来，从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有一张很规律的图表：凌晨3点起身；3点半到路上开始作业；6点，清扫结束；6点半吃早饭；7点上路保洁；上午11点半回家吃饭；中午1点，上路保洁，晚7点，下班。细算一下，每天上班时间超过13个小时。

这些时间数据，虽不算耀眼，但它像珍珠，光灿灿；像玛瑙，亮晶晶；像将熟未熟的葡萄，有酸有甜又带着点苦涩……

在清扫保洁岗位上为了直面来自社会世俗的压力，他摸索总结出“清扫经”：“重点路段勤打扫，人多之处见空扫，垃圾多时突击扫，饮食摊旁轻轻扫，灰尘多时压着扫。”这清扫经一念就是四年。天天念，天天干，干不好，就寝食难安。他手执扫帚4年如一日，扫地面积共达648万平方米，约9700多亩土地，扫秃了的扫帚共计300多把，要装一汽车。枯燥的数字就是他无私奉献的证明。

历史污秽范文篇10

我来自县人民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当科学发展尖兵，做公平正义卫士》。

当时针悄悄地滑过刚刚逝去的一年，太多的记忆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我们终于又一次坚实地站在这辽阔的东方大地上，依然享受这古老的文明国度在崭新的岁月里令人陶醉的风光。然而回望百年中国，经历了从屈辱到自豪、从贫弱到小康、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分裂到统一的艰难历程。祖国母亲啊，她如同在黑夜里摸索的勇士，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孤独、痛苦地跋涉到如今。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二十一世纪，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将人的价值提高到了如此崇高的位置。这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多少代人为之奔走呼唤的，是长久以来普通百姓对于人的价值的呐喊，是一个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萌发的关于法治的梦想，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呼唤和谐的共同心声。对于刚刚经受大灾大难的祖国来说，我更加能够深切地理解科学发展的真正意义和它的来之不易。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去齐心协力、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开拓创新，为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如果说科学发展是一个民族前进中的灵魂和动力，那么公平正义就是这个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的标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障，更是我们这些检察干警崇高而神圣的职责。正是对检察事业的笃爱深情，正是为了检察之花永远娇妍，正是为了对得起人民的那份期盼、那份厚望、那份寄托、那份依靠，我们检察干警有着“执法为民，稳安天下”的情怀；有着“刚正不阿，不畏权势”的秉性；有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精神。

我们检察干警每天面对千姿百态的案件，迎接千头万绪的线索，与公正约会，与正义为伍。坚持“宽严相济、以人为本”，坚持“诉前走访、查透案情”，与群众“相约周五、化解纠纷”，进学校“随堂讲课、法制育人”，检察干警用每一份工作践行着“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崇高理念。

既然人民赋予了我们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那么我们就该用自己的生命去守卫深情的人民，岂能容忍贪婪、污秽、肮脏和罪恶来玷污？为了人民，检察干警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临危受命，殚精竭虑；为了人民，检察干警顶风冒雨，披星戴月；为了人民，检察干警连续作战，急民所急，想民所想，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