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范文10篇

历史进程范文篇1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十年动乱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历史进程范文篇2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57-06

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国内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看，自4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顺序及大体起迄时间是：1941-1949年，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50-1965年，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66-1978年，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79年至今，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以下就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及其特点，作一概略介绍。

一、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41-1949)

一般而言，一种思想、理论产生之后，对这种思想、理论的研究将相伴而生。随着思想的萌芽和形成，相应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了。

30年代后半期，有关的生平传记问世，以口述、斯诺整理的《自传》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传略》最有影响。这些传记文字，在介绍生平事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附带论及的思想，或介绍或评论。当然，这种介绍、评论是零碎的而非系统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更不是在“研究”思想的名义下自觉进行的。

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研究，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环境推动下开始的。当时，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所验证，本人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说明了理论上的成熟，在理论上的威望也开始在党内树立起来。运动开始后，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高潮，许多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必要给予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展开攻势的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政治上树立的领袖地位，思想上树立的思想的权威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发起反击、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重要内容。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也有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的需要。

上述情况表明，宣传和的思想理论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已是水到渠成。40年代也因之在思想宣传和研究进程中显得极为重要。

1941年初，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从个人的思想的角度，较早使用了“同志的思想”、“思想”这样两种含义相同、提法有别的措词。尽管把思想等同于个人的思想不甚妥当，但作者明确提出学习的著作、“研究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间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表明理论工作者对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了理性的认识和初步的自觉性。

运动使党内对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肯定“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进而论述了什么是思想及思想是怎么产生的，肯定了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明确提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命题，表明王稼祥对思想的理解和理论提炼，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篇文章虽然也在同一个意义上混用思想和的思想，但把思想与“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相联系，又含有新意。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思想的宣传、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给后来者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

中共七大在思想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以“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一节，集中阐述了思想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思想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思想产生的必然性，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为什么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理论，思想产生、成熟的重大意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诸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样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思想的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样的论述，解决了为什么中国革命的理论以的名字命名的问题；对于思想具体内容和基本构成的概括，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九个方面的归纳相对于当时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全面的，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向全党发出学习、宣传思想的号召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有助于推动思想的研究、宣传、学习和普及。至于思想是个人的思想或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两方面都曾论及，但总体上仍视为个人的思想。这是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思想研究的普遍现象。

以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志，完全自觉的、全面系统的思想研究正式开始，并成为党的思想理论界的一大热点。而刘少奇的报告既反映了思想研究的新进展，又推动了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前后，、博古、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者也对思想作过阐述。同时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著书，从不同角度宣传和论述思想，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张如心的《思想与作风》，黄浅的《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思想的思想方法》。从1944年开始问世的《选集》也越来越多地被出版、翻印，且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流传和影响至全中国。

这个时期的思想研究有以下特点：(1)从研究进程看，随着“思想”作为概念的使用，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定，对思想的研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个别人的行为走向全党的集体行为。(2)从研究内容看，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虽然开始注重探讨思想的理论问题，但侧重于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肯定与宣传思想，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3)从研究成果看，史料价值多于理论价值，虽然专论专著开始问世，但一般篇幅较小，涉及面也不宽，基本上集中于总体把握和政治思想、思想方法，专题研究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4)从研究对象看，由于认识不足和政治需要的双重因素，基本上将思想看作个人的思想。(5)从研究目的看，着眼于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树立思想在党和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二、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50-1965)

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在思想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同步，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开始除旧布新，全面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新中国按照自己的愿意设计和建设；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中国人民，把和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大救星，真诚地信仰思想，愿意了解和学习思想。这就为思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由于40年代各个解放区出版的《选集》存在着体例杂乱、文字错讹等缺陷，不能满足新中国系统、准确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思想的需要，从1951-1960年，经本人审定的《选集》1-4卷陆续出版，收入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论著、讲话也不断在报刊发表或有单行本面世，著作的专题性汇编也先后推出。这又为干部群众学习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正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里，思想的研究较40年代大大地发展了，并成为宣传、学习思想热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陈伯达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张如心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等，均有较大影响，是建国初期研究思想的代表作。 

思想研究的大发展，一方面表现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研究的面大大拓宽。思想各个具体部分的研究迅速展开，专题性研究的论著比重逐渐增大，主要涉及哲学、文艺、军事、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展开；文艺思想研究主要围绕文艺服务的对象及文艺评论的标准进行；军事思想研究的中心是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教育思想研究主要论及教育观；经济思想研究侧重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政治思想研究侧重于人民民主专政、两类社会矛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

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思想的普及服务，因而以大规模的通俗化宣传为主，相当部分论著是谈论如何学好著作之类的普及读物，为思想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做出了贡献。(2)研究成果的种类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以学习体会式的、注释解说式的小册子、论文集居多，学术性的、个人的著作相对较少，对经典文献的引证多于论述。(3)随着5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左”的倾向，思想的研究也趋于“左”倾，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渲染逐渐强烈，学术界、理论界的忌讳、禁区也多起来，难以真正达到科学研究的境界。(4)个人崇拜在思想研究中有所表露，尤其是60年代强调“活学活用”之后，出现了学习背警句，研究走捷径的简单化、片面化趋向。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思想研究，与科学的、成熟的学术研究还有距离。

三、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66-1978)

这一时期思想研究遭受挫折，是由对个人的神化、对个人思想的绝对化所引发的。

“”开始后，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带来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极左化，再加上个人崇拜意识的弥漫，使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其基本状况是：(1)对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被政治宣传所取代，而且规模浩大，充斥于各种媒体、会议、大字报、传单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有关思想的文字，很多是出自工农兵之手的“活学活用”著作的心得体会以及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2)几乎没有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论著，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多是教条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充斥其间。其典型表现为：热衷于对著作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俨然“句句是真理”；对的语录要求“随身带”、“天天读”；对的思想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种几亿人口举国一致的行动，足以令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相形见绌。(3)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与“”的实际运动及其进展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思想的新发展。思想的研究、宣传成为、集团搞个人崇拜、阴谋夺权的工具。

1976年10月，“”结束，但思想的研究仍旧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一方面，个人崇拜的影响仍未消失，“两个凡是”论正当其时，因而及其思想的研究仍未从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少数人对及其思想不恰当的贬低或基本否定的倾向。这对恢复思想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研究思想极为不利。

四、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1979至今）

虽然对思想的介绍、宣传和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但真正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期关于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思想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论，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既是思想理论界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思想研究走出误区、进入拨乱反正阶段的开始。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来得及具体解决如何评价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界定思想、如何看待晚年的错误、如何理解的著作和言论与思想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的思想研究仅仅是重新起步，有创见的学术性、理论性、综合性著述尚不多见，能见到的多为一般政治性评论、生平介绍类读物、纪念回忆类文字、单篇著作单个观点的阐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至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是思想研究的开拓性发展阶段。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思想的第二次概括。它科学地评价了的功过及历史地位，在原有基础上说明了思想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精辟地阐述了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认识和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思想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又为此后思想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开拓了道路。自此，思想研究步入开拓性发展阶段，并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思想研究热：关于思想基本理论问题的概括性研究著作大批出版，如马齐彬、陈登才的《浅谈思想》、熊复的《思想浅释》、中共中央党校的《思想原理讲话》等，都是最初两年间出版的重要著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这方面较早的著作有郑德荣等人的《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史稿（社会主义时期）》，刘梦义的《思想发展简史》；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专题性研究全面启动，过去鲜有涉猎的研究领域如经济思想、党建思想、统战思想、新闻思想、伦理思想等都有论著发表，而始终占据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冠名以哲学思想“研究”、“概论”、“简论”、“新论”、“教程”、“发展史”、“史纲”的著作不胜枚举；研究思想的专业刊物、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创立，1980年创刊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3年创办的《思想研究》、1988年出刊的《思想论坛》均有较大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教系统的研究所（室）以及全国性、地方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活动日趋频繁。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1)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为代表的阐释性著述较多，围绕着历史决议有关及其思想的概括、评价展开论述，成为思想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2)综合性著述较多，对思想某个方面或整体构成的研究，逐渐由点到面、由零到整、由解析到合成。(3)随着、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著作的相继出版，对领袖群体研究的著述较多，深化了对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解。(4)以施拉姆著《》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译著逐渐增多，有助于理论界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研究动态和信息，在更大空间开展学术交流。(5)对的研究全方位展开。在深入研究其正确思想的同时，也开始对其错误思想进行研究，重心移向对现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理论。(6)一些学者从政治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结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的影响，注重说明思想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3.从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至今，是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特别是以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理论界形成了新一轮热，思想研究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从研究的资料来看，个人的思想资料得到更加系统的整理，《建国以来文稿》、《文集》、《军事文集》等多卷本文献集相继出版，更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也先后推出，为思想研究提供了直接依据和便利条件。从研究的层次看，在前些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论著，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有关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研究上了新台阶。石仲泉的《的艰辛开拓》在90年代两次增订，其中的新见解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年体著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思想的发展轨迹。从研究的热点看，关于思想体系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在原来“六个理论一个灵魂”框架的基础上，90年代又有各种新的说法，提出了重新概括的问题；探究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学术界的又一个兴趣所在，目前有一源说、二源说、三源说之争，多数人已经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的来源之一；思想新发展的研究也是热门话题，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势头正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主要涉及“晚期思想”的提法、晚年失误的动因、的社会主义观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研究成果的形式看，综合性研究朝着辞书、丛书和大部头、多卷本、系列化的方向发展，虽不免有浅层次的、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的拼凑、平庸之作，也不乏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严肃著作和工具书，陈至立主持的七卷本《思想研究大系》、郑必坚主编的《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李君如的《研究三部曲》等颇引人注目。从研究的领域看，著作的版本研究开始起步，一方面，编辑出版者在出版著作的过程中，注意了版本的考察、比较和选择，使的著作更多地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开始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等进行版本比较研究，从而使的著作和思想，尤其是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刘跃进的《著作版本导论》是这方面的新作。从研究的特点看，更为注重比较研究，不仅就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思想观?点作横向比较，就和邓小平分别代表的两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作纵向比较，而且在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国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更大时空范围的比较研究，通过同异分析，拓展对及其思想的认识。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的研究开始打破禁区，开拓新领域，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的总和，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力度、角度和高度，以及研究的视野、方法、成果和影响诸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过去那种研究少、宣传多、学术色彩弱、政治色彩浓的局面有很大改观，浅显简单的注释、解说正在让位于深层次的研究，并且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二十多年是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

［收稿日期］2000-03-09

【参考文献】

[1]石仲泉主编．研究述评〔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韩荣璋，肖德才，邵和平主编．思想研究五十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历史进程范文篇3

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尽管如此，俄国近代化进程仍很遥远，因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毕竟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由化以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更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性质。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欧洲先进国家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封建制度在人民革命和启蒙运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封建国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接受伏尔泰开明专制的建议，对腐败的封建制度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俄国也不例外，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即提倡发展工商业。1762年叶卡特琳娜杀夫篡位后，更以开明专制相标榜，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通信，还邀请《百科全书》编辑狄德罗到圣彼得堡作客。被伏尔泰歌颂过的叶特琳娜二世承继和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为改变在其篡位前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好一方面以加强农奴制来安抚贵族的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另一方面于1763年发组中央政权，消弱元老院和教会势力，消除他们偕夺君主权力的隐患。并亲自掌握军事外交大权。

1767年夏，叶卡特琳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谐询会议，称“立法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代表参加，并为此发表了充满启蒙运动自由词句的诏书，大谈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示要取消农奴制等，但仅限于空谈，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重视工商业方面，为此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工业专利法，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些为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趣了推动作用。同时，好与彼得大帝一样，对教育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比给以足够的重视，创办了各阶层子弟都可以人学的初等和中等普通学校，到18世纪末，这类学校发展到331所，这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文明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毕竟是有限的，“她的国内政策的最后效果，除去做了若干鸡毛蒜皮的改革外，就是偏袒半欧化的贵族制度，在人民中扩大农奴制”4；432。作为沙皇专制政体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明专制”，具有明显的贵族专制性质，在叶卡特琳娜统治期间，正值东欧“再版农奴制”盛行，俄国农奴制也空前加强，贵族对农奴的权力日益扩大。她不仅颁布法令对付农奴，残酷镇压农民骚动，而且大兴文字狱，摧残进步思想，迫害拉吉舍夫、诺维柯夫等启蒙思想家。可见，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又有利于俄国“再版农奴制”和贵族专制政治的加强以及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具有反动的一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到10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盛极而衰，处于瓦解的状态。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使用日益广泛，雇佣劳动进一步增加。农业中，打谷机等新式机器开始采用，专供出卖的粮食生产遍布各个地主庄园。这一切表明，俄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与西欧相比，俄国仍然十分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奴制的存在，农奴制严重限制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资本主义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使工业中的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使国内市场因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此，废除农奴制提到了沙皇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加剧，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暴动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1853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舞台。由十二月党人唤起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被列宁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进程范文篇4

论文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一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尽管如此，俄国近代化进程仍很遥远，因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毕竟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由化以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更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性质。

二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欧洲先进国家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封建制度在人民革命和启蒙运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封建国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接受伏尔泰开明专制的建议，对腐败的封建制度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俄国也不例外，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即提倡发展工商业。1762年叶卡特琳娜杀夫篡位后，更以开明专制相标榜，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通信，还邀请《百科全书》编辑狄德罗到圣彼得堡作客。被伏尔泰歌颂过的叶特琳娜二世承继和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为改变在其篡位前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好一方面以加强农奴制来安抚贵族的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另一方面于1763年发组中央政权，消弱元老院和教会势力，消除他们偕夺君主权力的隐患。并亲自掌握军事外交大权。

1767年夏，叶卡特琳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谐询会议，称“立法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代表参加，并为此发表了充满启蒙运动自由词句的诏书，大谈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示要取消农奴制等，但仅限于空谈，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重视工商业方面，为此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工业专利法，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些为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趣了推动作用。同时，好与彼得大帝一样，对教育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比给以足够的重视，创办了各阶层子弟都可以人学的初等和中等普通学校，到18世纪末，这类学校发展到331所，这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文明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毕竟是有限的，“她的国内政策的最后效果，除去做了若干鸡毛蒜皮的改革外，就是偏袒半欧化的贵族制度，在人民中扩大农奴制”4;432。作为沙皇专制政体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明专制”，具有明显的贵族专制性质，在叶卡特琳娜统治期间，正值东欧“再版农奴制”盛行，俄国农奴制也空前加强，贵族对农奴的权力日益扩大。她不仅颁布法令对付农奴，残酷镇压农民骚动，而且大兴文字狱，摧残进步思想，迫害拉吉舍夫、诺维柯夫等启蒙思想家。可见，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又有利于俄国“再版农奴制”和贵族专制政治的加强以及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具有反动的一面。

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到10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盛极而衰，处于瓦解的状态。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使用日益广泛，雇佣劳动进一步增加。农业中，打谷机等新式机器开始采用，专供出卖的粮食生产遍布各个地主庄园。这一切表明，俄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与西欧相比，俄国仍然十分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奴制的存在，农奴制严重限制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资本主义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使工业中的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使国内市场因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此，废除农奴制提到了沙皇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加剧，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暴动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1853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舞台。由十二月党人唤起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被列宁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进程范文篇5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造成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间出现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诸学派。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点，是人们在扬弃殷商以来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华夏民族最初──尽管还很粗糙──的理论思惟形式。华夏文化早期大师老冉扬弃殷商文化糟粕(同时也继承了殷商的精华)，发展出与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学说；孔子和墨子则扬弃老子学说中的消极的部分，发展出注重政治实践(“学而优则仕”，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官”)和社会实效的儒家和墨家学说。孔子学说中强调人的能动性的部分后来为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荀子(“人定胜天”)抽象出来并推至很高(不亚近世叔本华和尼采的学说)的地位。孔子学说中的中庸的伦理学说，为统治者所发挥，成为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展则逐渐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反抗阶级压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构成后世华夏思想对立统一的主要方面。

西汉至魏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中华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汉武帝时，因北部(匈奴南犯)压力所产生的巩固政权的需要，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原始儒学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进行了修正，使之成为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学说。至此，儒学的生命力开始枯竭。

东汉之后，由于大规模战乱，儒学失去了支撑社会心理的功能，从而也失去了它对社会人伦的约束力。在这种由儒学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虚中，由老庄无为学说揉合而成的玄学成为社会思潮。玄学的产生在当时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在社会心理失衡时给人以新的心理支撑。它主张毁弃礼法，追求自然，这已有了思想启蒙的意义。比如鲍敬言在《无君论》中把自然之礼置于皇权之上，这就削弱了人对皇权的依附，从而加强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并不具有社会关系变革的经济条件，因而，这种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乱，并没有给当时中国带来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带给欧洲那样的新前景，大动乱之后社会最终只有消极地回归到“无”的世界。“贵无”(何晏、王弼)意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的苦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从而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发生分离的时期。这时政治仍以北方为重心，而经济重心已向长江流域移动。这种离心到唐宋时已随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定局。此间，广阔且未开发的长江两岸为北方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复制空间，这再一次激起中华民族再建秦汉社会系统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玄学以及西传佛学的催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

儒学在东方中国的衰落为西亚南亚诸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东汉始，中国相继传入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前几种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传，汉人多奉老子为教祖并开始接纳佛教。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早期也是劳动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国(这是中国较早时期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思想运动)时，中国正处经济文化重心即将南迁和江南即将进入开发时期。经济空间的大规模开发要求人们的思想空间也要有一个大解放，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成了当时正处经济大变动之初的人们自觉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说老庄思想中那狂放无羁、恣肆的文风对当时人们的守旧思想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只要看看老庄学中那丰富的相对论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难理解道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国的玄学只是一枝不结果的花，单凭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动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学的传入为当时社会出现的开放思潮增加了新动力。佛学在它传入中国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禅宗为例，南禅慧能“顿悟说”主张人人都可以独立自悟，自修成佛，没有必要依赖外界的帮助。这与欧洲马丁·路德提出的个人凭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见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欧洲二元性质(自然经济和趋向商品化的手工业经济并存，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存)的社会结构使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中国的这次思想解放由于没有新经济体系的接纳，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传统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满道家意识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华夏传统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进步入成熟的阶段。此时南方土地开发日趋饱和，生产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式经营；与此相应，外来的佛学思想在与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交融后，在中国扎根并与道学一起在唐韩愈倡导的“复古运动”中，开始接受儒学的“招安”。宋时，中国南方开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随的是佛学和道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识开始向儒学渗透，与儒学产生共融，并由此诞生了以宋明理学为标志的新儒学。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无尚地位后，接着又把儒家社会规范纳入理义之中。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学的核心内容。同时，朱熹又把佛学禅宗中的灭除杂念的修行思想与儒学的修身思想揉合一体，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伦理规范，就这样，道释儒三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天衣无缝的融合。

与黑格尔学说的──它在与专制社会妥协同时，也培养出了革命的意识──命运相似，朱熹以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在对宋人空谈亡国现象的痛心反省中产生了与德国黑格尔之后相似，但却是低层次的演进。

第一个担当起改造程朱理学的是陆九渊。他扬弃了程朱哲学中对外部儒家规范的承认──这与中国佛教中南禅对北禅的扬弃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这种主张又由王守仁推至顶峰：他干脆提出：“心外无物”[5]的命题──这与西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有相似的思想变革意义。这个命题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就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由程朱理学土壤中生发出的进步的思想之花。

与黑格尔思想培养出来的两类学生──一类是空谈“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类是追求实践的青年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师的“理”从内心又拉回到现实，提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6]的命题；李贽更执极端，大呼“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7]强调个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义的，是李贽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9]的一反东方大一统思惟常规的命题：他在《夫妇论》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本体二元论的思想，这与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题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贽这种跨时代的思想闪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为学人偏爱，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中国人更青睐后者一样。

李贽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注重修身与实践相结合的风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际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其学说特点是强调“崇实致用”。大概是对宋明亡国的惨痛教训，明清以后的学人不再只限于解释世界，而是勇敢地从事政治变革的斗争：黄、顾二人均是以反宦官为宗旨的“复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将。这种文人注重实践的学风使中国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阶段。

即使是改良性实践，也必然要触动外部的权威世界。明清以来，中国学人高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从不同方面对旧文化发起全面持久的冲击。这个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性思想及老庄思想中的平均主义为基础理论的变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试图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使中国实现近代工业的变革。后者则试图推翻旧体制，在保留小农业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有意义的是，洪秀全把中国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与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结合，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学习西来佛教后，再次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洪秀全唤起中国南方农民对平均田地的热情，建立了庞大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农民很难理解同时生的商品经济的意义，因而，他们对商品经济原则抱有大偏见。对他们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西洋人的杀人越货及国内财东的高利贷剥削。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人从没感受到发生于生产领域的商品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领域的商业经济，而商业经济往往使不从事生产的“倒爷”发财，使生产者，特别是小生产者破产。于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往往把“商品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把商品生产者与“奸商”混为一谈。结果，传统的中国人在制止商业经济的同时，也阻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的道理，传统中国人在从事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很容易滑向商业经济。

真正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是手持火与剑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他们在用火炮打开中国东部大门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罪孽的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商品生产方式。这就使商品生产方式蒙上了一层血衣。这层可怖的包装给传统的中国人造成进一步的错觉：即商品经济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误差使饱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国民经济向商品经济，继而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抉择。相反，西方人在东方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案，更使中国人钟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资源配置原则，并按这个原则来理解后来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认识偏差直到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

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失败使明清以来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甲午惨败，使中国学人自南宋灭亡后再次有了丧权辱国的体验，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国学者在痛苦中意识到，排斥外来思想，封闭锁国不能自救，自此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开始面向世界，希望从西方寻求中国解放的新力量。这个过程一开始就分为两种路线：一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手段以加固封建政体；另一是学习西方物质和文化手段以变革封建社会。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绪帝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双方斗争最终在袁世凯复辟中双双败北。幸好，袁世凯封建复辟只是一次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进程出现再次飞跃，其特点是：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这种结合标志着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出现分别代表两种前途的力量：一种是军阀封建势力，另一是中国民主派力量。双方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种斗争到191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登陆。孙中山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实行新三民主义，极大地唤发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边，民主派北伐取得了胜利。

但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民主派不同，当时中国的民主派已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官僚资本的现实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穷苦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为首的国民党，后者是以为首的共产党。北阀结束后，中国开始出现外来思想在两种力量的斗争中扎根于中国的历程。一方面用东方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孙中山放弃了的旧三民主义；也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来实现“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传播的社会主义。结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获得胜利。其间，共产党经过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4至1935年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痛苦经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终于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思想。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开始经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的最伟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民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使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运动、转变为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建国之初，中国广大个体农民很难用西方人习惯的理性思维来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核，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保证人类社会日益实现社会化，特别在生产资料领域实现社会化的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设计了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模式来容纳未来将出现的社会所有制。然而，所有这些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磁场中变了形。我们废除了私有制，却长期且大量地保留着国有(国营)所有制，并把国有制视为不能变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们把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理解为“社会化”经济的理想形式。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曲解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小农式憧憬。一句话，多数中国人当时很难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式即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相反还有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经济形式。这种认识偏差在“”中被推至极端。当时所谓“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道路的人们所推行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富国之路。“”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在传统的和“左”的偏见混合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中不能自拨，他们在批判商品经济的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回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之中。老庄思想中“绝圣弃智”的主张在“”中变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大规模改造运动；儒家的忠君观念在“”变为对全国亿万人的表忠心活动。当时，流通领域经济活动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消费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国家，以致中国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再次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1978年，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举思想解放大旗，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框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醒人们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成功实线，最终形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进程中继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飞跃，并在这次飞跃中形成邓小平理论。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有三条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经验之一：思想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开放、互容与批判性地吸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中国思想界出现大繁荣。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汉未儒学便陷入危机。三国两晋出现的玄学，既是中国对儒学的反叛，又是当时文化思想枯萎的表现。东汉时佛学传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活力，但随着佛学为统治者在南北朝和隋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之后，佛学的地位便发生动摇。唐韩愈矫枉过正，提高儒学地位，结果造成熔佛、道、儒三家为一炉的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是中华民族自东汉以来出现的佛道儒三家经过生克溶融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思想飞跃。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并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达到高峰。之后中国又开始新的一轮宋明理学、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种思想在中国的生克溶融的过程，最终出现后两种思想与以宋明理学(后发展为所谓“新儒学”)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结果便出现后来发生在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和台湾地区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思想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吸收的现实。这种现实将在未来──只要它能够长期保持开放、互容和批判性地吸收的趋势──可能对远东地区的儒家思想文化圈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中国未来崛起所必需的外部文化环境。

经验之二：思想桎梏往往产生于已往的思想成就。比如“正名”是春秋时儒家提出的概念，是为社会人文物理作出的一种规范，这种概念对后世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其发展的同时，也成了社会思想发展的桎梏，以至出现“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相抗拒”(谭嗣同)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恶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曾在近代和现代史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当这两种思想文化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并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它们也在这些国家形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教条。在当代中国，它们具体表现为“左”和“右”的教条。对新事物，他们不是从实践的标准，而是以“姓社还是姓资”，或以西方所谓“人权标准”(这也是一种教条)标准来衡量，结果竟使“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了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0]然而，不管是“左”还是“右”，它们都是思想僵化的后果。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中容易产生僵化，吸收外来的东西时也容易产生僵化，而思想僵化带给中华民族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挫折、建国后的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的“”及苏联九十年代初在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所引发的苏联解体的严重后果，都是很有力的明证。

经验之三：大凡历史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人们的认识容易出现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地坐而论道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在政治实践上造成巨大的失误并导致民族危机；相反，每当历史进入危难之际，人们的认识就比较容易进入实事求是的轨道。春秋战国时的大战乱，出现孔子的入仕思想和墨子的求实学风；宋人空谈，导致南宋国破家亡，但这却造成中华民族的思想史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并由此产生了强调“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的产生了“反对本本主义”思想飞跃；三十年代，中国红军刚出现好转局面，脱离中国实际为特征的王明路线又开始盛行，并由此导致中国工农红军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次危机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解放思想，并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思想精髓的思想。五十年代经济刚有好转，中国思想界又开始出现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学风，结果造成十年“”大危机，这场危机又引起人们对中国实际国情的深入认识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的思想认识再次转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特征的邓小平理论。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由邓小平理论奠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对好的历史时期，我们是否会汲取历史经验，再次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学风问题，以免重蹈历史覆辙，这确实是一个历史再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

注释：

[1]陶渊明《读〈山海经〉》

[2]《朱象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

[3]《朱文公文集·卷三七·与刘共书》

[4]《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与李宰》

[5]《阳明全书·与王纯甫》

[6]《语录》

[7]《答邓石阳》

[8]《答耿中丞》

历史进程范文篇6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57-06

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国内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看，自4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顺序及大体起迄时间是：1941-1949年，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50-1965年，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66-1978年，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79年至今，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以下就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及其特点，作一概略介绍。

一、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41-1949)

一般而言，一种思想、理论产生之后，对这种思想、理论的研究将相伴而生。随着思想的萌芽和形成，相应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了。

30年代后半期，有关的生平传记问世，以口述、斯诺整理的《自传》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传略》最有影响。这些传记文字，在介绍生平事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附带论及的思想，或介绍或评论。当然，这种介绍、评论是零碎的而非系统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更不是在“研究”思想的名义下自觉进行的。

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研究，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环境推动下开始的。当时，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所验证，本人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说明了理论上的成熟，在理论上的威望也开始在党内树立起来。运动开始后，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高潮，许多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必要给予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展开攻势的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政治上树立的领袖地位，思想上树立的思想的权威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发起反击、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重要内容。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也有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的需要。

上述情况表明，宣传和的思想理论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已是水到渠成。40年代也因之在思想宣传和研究进程中显得极为重要。

1941年初，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从个人的思想的角度，较早使用了“同志的思想”、“思想”这样两种含义相同、提法有别的措词。尽管把思想等同于个人的思想不甚妥当，但作者明确提出学习的著作、“研究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间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表明理论工作者对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了理性的认识和初步的自觉性。

运动使党内对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肯定“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进而论述了什么是思想及思想是怎么产生的，肯定了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明确提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命题，表明王稼祥对思想的理解和理论提炼，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篇文章虽然也在同一个意义上混用思想和的思想，但把思想与“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相联系，又含有新意。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思想的宣传、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给后来者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

中共七大在思想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以“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一节，集中阐述了思想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思想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思想产生的必然性，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为什么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理论，思想产生、成熟的重大意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诸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样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思想的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样的论述，解决了为什么中国革命的理论以的名字命名的问题；对于思想具体内容和基本构成的概括，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九个方面的归纳相对于当时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全面的，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向全党发出学习、宣传思想的号召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有助于推动思想的研究、宣传、学习和普及。至于思想是个人的思想或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两方面都曾论及，但总体上仍视为个人的思想。这是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思想研究的普遍现象。

以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志，完全自觉的、全面系统的思想研究正式开始，并成为党的思想理论界的一大热点。而刘少奇的报告既反映了思想研究的新进展，又推动了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前后，、博古、邓小平、陈云、等党的领导者也对思想作过阐述。同时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著书，从不同角度宣传和论述思想，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张如心的《思想与作风》，黄浅的《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思想的思想方法》。从1944年开始问世的《选集》也越来越多地被出版、翻印，且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流传和影响至全中国。

这个时期的思想研究有以下特点：(1)从研究进程看，随着“思想”作为概念的使用，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定，对思想的研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个别人的行为走向全党的集体行为。(2)从研究内容看，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虽然开始注重探讨思想的理论问题，但侧重于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肯定与宣传思想，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3)从研究成果看，史料价值多于理论价值，虽然专论专著开始问世，但一般篇幅较小，涉及面也不宽，基本上集中于总体把握和政治思想、思想方法，专题研究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4)从研究对象看，由于认识不足和政治需要的双重因素，基本上将思想看作个人的思想。(5)从研究目的看，着眼于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树立思想在党和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二、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50-1965)

这一时期思想研究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在思想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同步，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开始除旧布新，全面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新中国按照自己的愿意设计和建设；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中国人民，把和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大救星，真诚地信仰思想，愿意了解和学习思想。这就为思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由于40年代各个解放区出版的《选集》存在着体例杂乱、文字错讹等缺陷，不能满足新中国系统、准确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思想的需要，从1951-1960年，经本人审定的《选集》1-4卷陆续出版，收入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论著、讲话也不断在报刊发表或有单行本面世，著作的专题性汇编也先后推出。这又为干部群众学习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正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里，思想的研究较40年代大大地发展了，并成为宣传、学习思想热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陈伯达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张如心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等，均有较大影响，是建国初期研究思想的代表作。 

思想研究的大发展，一方面表现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研究的面大大拓宽。思想各个具体部分的研究迅速展开，专题性研究的论著比重逐渐增大，主要涉及哲学、文艺、军事、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展开；文艺思想研究主要围绕文艺服务的对象及文艺评论的标准进行；军事思想研究的中心是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教育思想研究主要论及教育观；经济思想研究侧重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政治思想研究侧重于人民民主专政、两类社会矛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

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思想的普及服务，因而以大规模的通俗化宣传为主，相当部分论著是谈论如何学好著作之类的普及读物，为思想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做出了贡献。(2)研究成果的种类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以学习体会式的、注释解说式的小册子、论文集居多，学术性的、个人的著作相对较少，对经典文献的引证多于论述。(3)随着5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左”的倾向，思想的研究也趋于“左”倾，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渲染逐渐强烈，学术界、理论界的忌讳、禁区也多起来，难以真正达到科学研究的境界。(4)个人崇拜在思想研究中有所表露，尤其是60年代强调“活学活用”之后，出现了学习背警句，研究走捷径的简单化、片面化趋向。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思想研究，与科学的、成熟的学术研究还有距离。

三、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66-1978)

这一时期思想研究遭受挫折，是由对个人的神化、对个人思想的绝对化所引发的。

“”开始后，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带来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极左化，再加上个人崇拜意识的弥漫，使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其基本状况是：(1)对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被政治宣传所取代，而且规模浩大，充斥于各种媒体、会议、大字报、传单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有关思想的文字，很多是出自工农兵之手的“活学活用”著作的心得体会以及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2)几乎没有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论著，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多是教条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充斥其间。其典型表现为：热衷于对著作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俨然“句句是真理”；对的语录要求“随身带”、“天天读”；对的思想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种几亿人口举国一致的行动，足以令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相形见绌。(3)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与“”的实际运动及其进展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思想的新发展。思想的研究、宣传成为、集团搞个人崇拜、阴谋夺权的工具。

1976年10月，“”结束，但思想的研究仍旧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一方面，个人崇拜的影响仍未消失，“两个凡是”论正当其时，因而及其思想的研究仍未从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少数人对及其思想不恰当的贬低或基本否定的倾向。这对恢复思想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研究思想极为不利。

四、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1979至今）

虽然对思想的介绍、宣传和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但真正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则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期关于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思想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论，要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既是思想理论界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思想研究走出误区、进入拨乱反正阶段的开始。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来得及具体解决如何评价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界定思想、如何看待晚年的错误、如何理解的著作和言论与思想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的思想研究仅仅是重新起步，有创见的学术性、理论性、综合性著述尚不多见，能见到的多为一般政治性评论、生平介绍类读物、纪念回忆类文字、单篇著作单个观点的阐述。

2.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至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是思想研究的开拓性发展阶段。 

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思想的第二次概括。它科学地评价了的功过及历史地位，在原有基础上说明了思想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精辟地阐述了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既是指导全党正确认识和思想的政治文献，也是思想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又为此后思想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开拓了道路。自此，思想研究步入开拓性发展阶段，并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次思想研究热：关于思想基本理论问题的概括性研究著作大批出版，如马齐彬、陈登才的《浅谈思想》、熊复的《思想浅释》、中共中央党校的《思想原理讲话》等，都是最初两年间出版的重要著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这方面较早的著作有郑德荣等人的《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史稿（社会主义时期）》，刘梦义的《思想发展简史》；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专题性研究全面启动，过去鲜有涉猎的研究领域如经济思想、党建思想、统战思想、新闻思想、伦理思想等都有论著发表，而始终占据领先和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冠名以哲学思想“研究”、“概论”、“简论”、“新论”、“教程”、“发展史”、“史纲”的著作不胜枚举；研究思想的专业刊物、学术机构和团体相继创立，1980年创刊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3年创办的《思想研究》、1988年出刊的《思想论坛》均有较大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教系统的研究所（室）以及全国性、地方性学术团体组织的学术活动日趋频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点是：(1)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为代表的阐释性著述较多，围绕着历史决议有关及其思想的概括、评价展开论述，成为思想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2)综合性著述较多，对思想某个方面或整体构成的研究，逐渐由点到面、由零到整、由解析到合成。(3)随着、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著作的相继出版，对领袖群体研究的著述较多，深化了对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解。(4)以施拉姆著《》为代表的国外研究译著逐渐增多，有助于理论界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研究动态和信息，在更大空间开展学术交流。(5)对的研究全方位展开。在深入研究其正确思想的同时，也开始对其错误思想进行研究，重心移向对现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理论。(6)一些学者从政治视角与文化视角的结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的影响，注重说明思想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3.从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至今，是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

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特别是以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理论界形成了新一轮热，思想研究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从研究的资料来看，个人的思想资料得到更加系统的整理，《建国以来文稿》、《文集》、《军事文集》等多卷本文献集相继出版，更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也先后推出，为思想研究提供了直接依据和便利条件。从研究的层次看，在前些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论著，以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有关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研究上了新台阶。石仲泉的《的艰辛开拓》在90年代两次增订，其中的新见解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年体著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思想的发展轨迹。从研究的热点看，关于思想体系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在原来“六个理论一个灵魂”框架的基础上，90年代又有各种新的说法，提出了重新概括的问题；探究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学术界的又一个兴趣所在，目前有一源说、二源说、三源说之争，多数人已经认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的来源之一；思想新发展的研究也是热门话题，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势头正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主要涉及“晚期思想”的提法、晚年失误的动因、的社会主义观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研究成果的形式看，综合性研究朝着辞书、丛书和大部头、多卷本、系列化的方向发展，虽不免有浅层次的、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的拼凑、平庸之作，也不乏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严肃著作和工具书，陈至立主持的七卷本《思想研究大系》、郑必坚主编的《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李君如的《研究三部曲》等颇引人注目。从研究的领域看，著作的版本研究开始起步，一方面，编辑出版者在出版著作的过程中，注意了版本的考察、比较和选择，使的著作更多地保持了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开始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等进行版本比较研究，从而使的著作和思想，尤其是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刘跃进的《著作版本导论》是这方面的新作。从研究的特点看，更为注重比较研究，不仅就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思想观?点作横向比较，就和邓小平分别代表的两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作纵向比较，而且在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国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更大时空范围的比较研究，通过同异分析，拓展对及其思想的认识。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的研究开始打破禁区，开拓新领域，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的总和，在研究的广度、深度、力度、角度和高度，以及研究的视野、方法、成果和影响诸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过去那种研究少、宣传多、学术色彩弱、政治色彩浓的局面有很大改观，浅显简单的注释、解说正在让位于深层次的研究，并且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二十多年是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

［收稿日期］2000-03-09

【参考文献】

[1]石仲泉主编．研究述评〔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韩荣璋，肖德才，邵和平主编．思想研究五十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历史进程范文篇7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大视野

综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在两大关系圈（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内不断奋争着，并已始终不渝地把关注自己命运的现实和未来作为追求的动力和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意义上产生了种种谋求解放的学说，表达了人类对从现实生存状态到理想状态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但是，只有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人类解放的真正含义才以科学的形态表达出来。

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由自然界进化到社会领域，开始了创造性的劳动，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开展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和科学试验。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我们人类成为了社会历史的唯一主体和自我解放的能动力量。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对自然的改造程度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是人类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成就，成为人改造自然的标尺。于是人类社会的经历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手推磨时代、机器工业时代、电子信息时代等等；同样，旧的生产方式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尺。于是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将来还会出现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停顿地向前发展。每一社会阶梯，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因而，在客观上也都是人类的一次解放。

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认识史。处在野蛮时代的原始初民，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和认识能力十分低下，几乎完全受着自然力的支配，氏族制共同体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社会前提，维护氏族的存在与发展是他们的最高价值目标。他们从恐惧自然到图腾崇拜，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把自己在生存中所受自然压迫而产生的现实苦难，寄希望于回归自然去得到解脱。在原始人类中产生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虚幻追求，用被扭曲的幻想、荒诞与神秘来实现“自我解放”，但最终结果只能是顺应氏族制的解体而进入奴隶制的文明时代。从此，人从受纯粹自然的统治过渡到了人对人的统治状态。这是人类一次重大历史性的进步。

人类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解体的几千年时间里，奴隶和农奴、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广大民众，无不是在奴隶主、封建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痛苦求生，以各种形式反对人身奴役，争脱人生苦难，成为这些劳苦大众的普遍要求。他们经过无数次斗争和失败之后，于是在西方产生了一种反映这种要求的消极意识形态，即基督教义的兴起。把现实的苦难，寄托于上帝的解决，用神的统治代替人的统治，形成了欧洲历史上被称之为“中世纪黑暗统治时代”的精神支柱。恩格斯在揭露这种神对人统治的本质时指出：这种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帮助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胖。历史事实证明，这种以神解放人的追求，人类非但得不到真正解放，恰巧相反，宗教式的种种说教，成为了长期障碍人类谋求解放的精神枷锁。当欧洲历史进人到工业文明时代，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启蒙思想家们，坚决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理性主义的旗帜，发起了向封建专制神性主义的进攻。一种信奉“天赋人权”思潮勃然兴起，以人生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由建立起“人的宗教”，这标志着人类自我解放的追求进人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思想在反对整个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历史又很快证明，这些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限制。“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②

从自然宗教到基督教，再到理性主义的“人道”，都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原始宗教不过是人类受“自然统治”的结果；基督教义是神化了的人对人的统治；而人的理性解放，不过是实行被物化了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所有这些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实质上都是人受奴役和被统治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变换的反映，它并不能引导人类谋求真正的解放。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全人类的真正解放？资本主义果真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理想社会形式吗？18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现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马克思根据亲身目睹的现实，重新开始寻找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答案。1843年他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中，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思想作了最初的论述：资产阶级作为追逐私利、奴役工人的力量，已使它发起的“政治解放”陷入不可解救的矛盾之中，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解放的实现。而真正的人类解放，只有诉诸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消除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横沟，把社会变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实现。这个在当时多少带有抽象思辨的论述，表达了马克思后来一直始终坚持的、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重要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对之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论证。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站在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高度，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大厦。1.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和历史前提；2.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这一解放的实现，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3.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历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4.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决不会永远停止在某一个水平上。正是这四个基本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的大视野。

二、人类解放学说的全面论证

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现“人类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几乎是同义语。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观点常常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理论。诸如许多教科书和专著，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说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种理解井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意。恩格斯1883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把《宣言》的主题思想集中地概括为：“被压迫阶级（元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的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③无产阶级不仅要坚持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而且，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将这一斗争引至最后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首先争得政治统治地位，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政治前提，政治革命本身并不是无产阶级奋斗的终极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根本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始终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和需要经历的许多历史阶段。首先是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基本完成的国家，无产阶级还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纳入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轨道，不同国家、民族应该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获得成功后再转入广泛而深人的漫长社会革命（即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深刻变革），最后达到人类自身的改造和提高，直到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境地的到来。

《共产党宣言》根据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性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关于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历史进程。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适应当时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以大量的篇幅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理论和策略。同时，他们又主张，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造社会经济基本结构，改善社会的管理，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人的素质。这些内容集中的体现了他们关于“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最初构想和思想原则。在第二章中，他们明确地提出了造就“自由人”对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意义。虽然论述不多，但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最终归结为“人自身的解放”的思想，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一般历史进程分为“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身解放”这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完整的学说体系的本质，曾被马克思概括为“宣布不断革命”④，并以此贯彻到他的主要著作之中。

为了适应当时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宣言》及以后的许多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论述的重点放到了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方面。所谓阶级的政治解放，马克思认为，是指在革命条件成熟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通过首先夺取国家政权，作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前提。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已经到来的时候，《宣言》理所当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尔后，马克思在论述和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系列著作中，形成了系统的关于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学说。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人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人们总是集中这方面的内容，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大家所熟悉的内容。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述。但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解放”的重要思想，长期没有被人们所理解，所重视。今天应该提出来，加以重点研究。

三、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思想及实质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情况下，用简单办法消灭现成的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前苏联不是在30年代后期就宣布阶级已经消灭了吗？中国不也说50年代中期剥削阶级就已经基本被消灭了吗？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实现。前苏东国家是如此，我国50年代搞“”、“穷过渡”，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又企图通过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也是如此。事实证明，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问题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到底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以及对其必经的客观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思考不够，对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也研究甚少，特别是关于在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和私有制的问题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创造性的思考。

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和压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自然过程。从科学的唯物历史观点来看，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统治，归根结蒂都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人类要消灭阶级统治和私有制度，实现真正的平等原则，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要创造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都作了原则论证，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中也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在复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无产阶级及其领导力量在认识和实践上都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因此，我们在今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有必要深刻理解、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思想原则。

什么叫“经济的社会解放”？这是相对“阶级的政治解放”而言的。其要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全社会的劳动者进一步组织起来，以创造人类彻底解放所必须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发展人类已有一切优秀的文明（物质的、精神的、管理的）成果，采用多种有效方式，实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逐步解决社会由生产发展不足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和人受物统治的状况，达到最终消除因之而引发的人对人统治的根源。经济的社会解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所必然发生的根本转变：即由以夺取国家政权为中心，转为以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为中心；以解决阶级对立的关系为主，转为以解决社会发展的种种利益关系为主；将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转到社会革命轨道上来。马克思思格斯曾有过大量论述。

首先，经济的社会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必经的社会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由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人类彻底解放的根基在于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高度进步。这个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确定下来了。该书在批判巴贝夫粗陋“共产主义”的错误时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己经是经验性多存在了）之所以是实在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在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⑤正如邓小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所指出的那样，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主要靠两个渠道来解决：一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来解决；二是靠无产阶级运用已获得的政权优势，加速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社会生产力。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社会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主义必要的物质前提。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外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而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这个认识，是建立在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之上的。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产生的必要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如果说大陆苦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发展，不如说是苦于大陆的资本主义不发展。新的社会形态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都是在旧制度的母体内孕育起来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也需要经历这样的孕育过程。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到20世纪中后期，发达资本主义迎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开始从工业经济进到知识经济时代，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观。这一方面说明不断革新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容纳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它继续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更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它只能为更高的新社会“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成为社会主义的人口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度物质基础，决不能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力量来创造。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拥有的社会物质生产力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现实物质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凭借新制度的力量才能加速创造出来。

其三，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经济的社会解放，就是要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来说，显得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谈到人类解放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和目标时曾说过“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不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种物质条件，现代资本主义远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这个领域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然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实现这个“自由王国”的社会物质条件归结为通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我们今天常称的“杜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之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⑤消灭物对人统治，不光依赖物质的发展，而且要有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进步。只有真正地实现了这些物质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人才能最后真正摆脱物对人的统治。然而，经济的社会解放，需经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它自身的发展，会呈现出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因社会、历史原因不同，经济的社会解放的阶段也会有不同，时间长短也会有不同。万丈高楼从地起，经济的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也要分阶段逐步实现。

四、经济的社会解放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的社会解放的最初步骤和基础阶段。我们过去犯了超越历史的错误，主要是把将来要办的事提到今天办了，暂时办不到的事强迫群众办了，结果好心办了错事，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井不等干说搞社会主义错了，更不应该抛弃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义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总体方向和目标的情况下，补经济、社会发展的课。我国从原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水平上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要完成那些资本主义对社会发展已经办到而我国还相差甚远的事。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可以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更好、更快地实现资本主义已经办到和将要办到的事情。比如我们运用商品、市场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市场经济；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管理；适应我国现有的多层次生产力水平，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为适应智力经济时代的到来，加速实行科技兴国的战略方针，培养高素质的各种人才。所有这些做法和措施，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非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成就发展社会主义，利用物对人统治的历史作用，最终创造条件，消灭物对人的统治。总之，中国所做的一切，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崭新事业，是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解放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化，从而开辟了我国经济的社会解放历史的新纪元。这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辩证法。

经济的社会解放，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条件下所必然发生的社会革命，是人类走向彻底解放的必经阶段。各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具体发展道路，但是必须明白，对于今天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个迫切又现实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做和将要做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实现。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根本历史坐标，是中国建设和改革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建设和改革区别的本质所在。在我国，经济上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化的工业、信息产业文明彼此交错；政治上，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革新与保守同时并存；文化意识上，古代文化的影响与现代创新、优秀传统与封建糟粕相互影响。社会主义与非杜会主义种种因素，同时在作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怎样认识和解决这些无法避免的现实性矛盾，又坚持做到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把这个根本原则始终贯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中，始终不脱离我们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尖锐复杂的问题。正像我们党曾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遇到过的如何处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问题一样，我国进行改革与建设，无不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以为，我国还很落后，共产主义美好境地离我国的现实太远，而资本主义的某些好的东西却距离我们比较近，我们应该先拿来资本主义，不必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样认识问题，当然毫无疑问是完全错误的。从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其严格区别的。在对待我国的社会制度上，所有西方国家的政治代表人物都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分得一清二白，而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区分呢？如果我们真的放弃了这种区分，就等于丢弃了我们的目标，就等于宣布我们一切都是跟着资本主义走，我们建设和改革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创新意义，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以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历史特色，首先就在于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其发展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舍此，中国就没有前途。如果我们说，不发展经济，不努力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有被开除球藉的危险的话；同样，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四个现代化中，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我们也要面临被开除球藉的危险，为世界人民所唾弃。所以，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求在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永远不迷失、不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

五、结论：一切为了最终目标

实现人类解放要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但决不能超越历史，脱离实际；经济的社会解放，最终是为了消灭物对人的统治，但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要善于利用物对人的统治力量，消灭物对人的最后统治。经济的社会解放必然导致人自身的解放，使人类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就是结论。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到来的社会、物质条件，是人从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组织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按照这个条件和目标，今天人类历史的现实还远远没有达到，也不能很快达到。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人类还处在商品一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最大秘密在于以物的关系掩盖着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掩盖着人对人的统治的真相。只要人类不在事实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忽视或否定商品、市场的巨大历史作用；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当然是脱离实际的，是错误的。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把商品、市场看作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法则，也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这种观点未必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否则认，我们人类要永远生活在物的统治之下了。我们相信，人类会找到更为美好的、更进步的生存方式的。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运用商品一市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强化物对人的统治作用，适应了当代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要求，有着历史的进步作用；我国在相当长的社会历史时期，不能超越商品一市场阶段，还要利用商品一市场的历史积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承认物对人的统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历史进步性，但并不是说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是永恒的。我们的出发点和目标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让物对人的统治永恒化，而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利用物对人的统治暂时的客观历史作用，达到最后消灭物对人统治。尽管实现这样的目标所需的时间会很漫长，但我们要懂得，“凡是现实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现实的。但合理东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终究会克服不合理的东西得以实现。”人类今天已经开始谈论进人“知识经济”的时代，它的发展趋势显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合理地调节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自然置于人类共同控制之下的巨大潜能。人类最终将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缩短工作时间的一切社会条件，逐步接近或达到消除物对人的统治状态。到那时，人类解放最后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因此，马克思的公式是：社会理想十理想的人=人类解放。在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把人仅仅看作单个人，抽象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从社会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作用和意义。他们最终都不能科学的解决人类根本命运，即人的自身解放的问题。马克思把唯物历史观运用观察人，进而观察社会，认识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提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社会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个人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只有把人的解放上升为社会的解放，才能使个人获得自我解放的社会保障。反之，每个人只有实现自身的解放，由自我解放而达到的自由人联合而成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理想的社会。由此可见，实现人的自身解放是实现人类彻底解放所要达到的又一个必然阶段。如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多方面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人实施科学的自我改造提供了条件。自由人的理想境地一定会到来。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8页。

②③《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305—306页。

历史进程范文篇8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概括，这非常好，比以往的说法更科学。原来说法的毛病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有了新的全局性的理论创造，就要添加在已有的理论表述之后。那样就麻烦了，一说一大串。用理论体系来概括，确是高招，以后再有新的创造，加进去就是了。既然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理论称为体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指导理论，也应该称为体系。事实上，这方面早就有概括，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少阶级、政党、群体及个人都提出了各自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观念、思想和看法，但对这些观点、思想和看法的命名则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主义、思想、理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那么主义、思想、理论和理论体系究竟有什么不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哪些？

体系是指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理论体系就是指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思想、概念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以下几点：（1）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2）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3）构成子系统的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4）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5）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6）涵盖面广泛。明确了理论体系的概念和标准，就可以把主义、思想和理论与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理论体系包括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对它们的统一概括和整合，主义、理论和思想是理论体系的子系统和构成要素。依据上述标准，中国共产党总结概括的两大理论成果分别构成了两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两大理论体系都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其次，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前提和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种继承、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而且还体现在构成子系统的具体观点上，如邓小平理论有“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理念，科学发展观有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论、动力论、前途论、性质论、步骤论、纲领论、道路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论、性质论、基本矛盾论、经济制度论、政治制度论等构成。它们是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它们当中不包括在新民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其虽具有铺垫和启示意义，却尚未系统化了的理论与观点。因此，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某些具体思想和观点，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关键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它们并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它们是系统化的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但是它们并不系统和完整。对此，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因此，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第四，两大理论体系都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开展活动，从而在87年的历程中，开辟了两条道路，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关键词是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关键词是发展。第一个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已经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逐步实现。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就是围绕这两大理论主题来展开和论述的。

第五，两大理论体系都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两大理论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它不仅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而且贯穿于两大理论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具体理论观点中。

第六，两大理论体系涵盖面广泛。理论体系区别于一般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涵盖面广泛。一般理论仅就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和探索，涉及面比较狭小，而理论体系则涵盖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根据地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综上可以得出：两大理论成果都是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分别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它们，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已经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应对各方面挑战和干扰的需要。分别对之冠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了突出和明确二者的历史方位与理论主题。

二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两大理论成果，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规律，对我们今后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大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中国实际？二者如何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是指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经列宁继承和发展的列宁主义。中国实际既包括历史实际、也包括现实实际，还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实际，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状况、区位条件、环境等多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实现两者的结合，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扬敢于变革、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避免经验主义，更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其次，必须不断总结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自身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间经过不断的理论概括、总结和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萌芽；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成果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概括为12条具体理论观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进一步整合为9条具体理论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名词；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统一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更加科学、完备和深刻，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再次，必须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个体进行理论创造和决策具有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有局限性。他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既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又要受到自身状况的约束。（2）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作用范围较大、影响深远，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对理论创造的科学性、实用性要求较高。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造和决策过程中，就比较重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

这个“集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又包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还包括中国各派，更包括全体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吸收了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成果，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其创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从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2]。“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包括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它同时还吸收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

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必须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有深刻教训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最终出现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很大程度上与党内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党的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有关。“智囊团”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咨询和参考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等机构，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三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体系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扎实的历史论证；二是理论体系能否与实际紧密结合，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据此，可以说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首先，二者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论证严密，历史论证扎实。其次，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充分结合、反映了中国实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准确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代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为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

第二，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这是因为：首先，两大理论体系承担着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重任。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两大理论体系能够包容一切，具有开放性。其次，两大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质上不是封闭的，所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包容性或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既勇于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精华，又积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向前人的思想开放，也面向未来；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又向外国开放；既依靠广大党员同志，又向人民群众开放。例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既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群体意识、中庸思想，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此，刘少奇指出，“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同时还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总之，正是由于开放性，两大理论体系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这是因为：首先，二者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够创新。其次，二者是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理论形态。实践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再次，作为理论构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正是由于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形成了新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创新性，比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实现了马恩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创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突破了传统僵化的“苏联模式”，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性使两大理论体系既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各自独立构成一个整体。

注释：

[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7.

历史进程范文篇9

（一）**工业历史概况

从建国开始，**传统工业体系可分六大类涉及三十七个具体行业，主要工业产品涉及20余种，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六大类一是采掘、冶金工业；二是能源工业；三是建材工业；四是机械工业；五是食品工业；六是轻、化、纺织工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成熟，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推行，在大的经济发展趋势下，**传统工业体系基本坍塌，众多的工业生产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淘汰、关闭、倒闭。其中一些工业生产企业依靠自身的竞争优势，得以保存下来，并成为今天**发展新型工业化体系的基础和支撑，象**啤酒、**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和乳制品生产等企业，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主力军。

从五十多年来的**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工业发展既有政策和市场方面的得失经验教训，也有执政能力和判断形势以及把握时机方面教训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二）**工业发展历史的启示评价

回顾历史，总结归纳**工业化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给我们今天发展新型工业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启示思考

**工业发展的历史大致经历里三个阶段。

一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这个时期，在计划经济的绝对主导下，构建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以轻纺、食品、煤炭电力、建材为主工业体系，是典型的传统工业，六大类涉及三十七个具体行业，企业达2000多家，产值达1.6亿元。主要特征是平均分配，充分就业，社会稳定，工业增长以资源大量投入、能源大量消耗为动力的增长点。

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2002年党的**。这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法制化的过程，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减员增效，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工业从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转轨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传统工业体系坍塌，大量的企业破产关闭或改制为私企，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加。工业发展停止并略有倒退。比如1995年即“八五”末实现工业产值7903亿元，到2000年即“九五”末实现工业产值7899亿元，工业产值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三是2002年党的**大——至今。这个时期是深刻落实党的**大报告关于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时期，尤其是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时期。这个阶段，**党委和政府积极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和优势资源转化战略，抓住机遇，很好的把市场导向与国家产业政策想结合，初步建立起以煤炭石油、棉纺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新型工业化体系，现有企业846家。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工业结构日趋合理化，工业运行质量提高，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九五”末工业产值7899亿元，到2005年即“十五”末实现工业产值13亿元。工业发展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方向，以人为本，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和环保理念等.

同时,**工业发展的历史,也为今天大力发展**特色新型工业化带来了一些启示和思考。一是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领**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一定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五种执政能力。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路线确立了，关是领导干部。三是结合**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挖掘资源潜力，积极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不断创新有**特色的工业发展体制和以及机制管理模式

二、**新型工业化现状分析

（一）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对新型工业化概念作了界定。理解新型工业化的内涵需要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与联系角度去把握。从区别来看，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能重蹈传统工业化覆辙，不能再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工业的高速发展；从联系的角度看，新型工业化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工业，传统工业仍然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发展新型工业就必须立足**资源优势，巩固提高传统工业，以招商引资为动力，实施科技创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

通过对两个材料的分析对比，可以得到结论：**工业经济在塔城五县二市经济的发展中处于龙头带动作用的地位。

（三）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优劣势分析

**发展新型工业化既具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艰巨的挑战，理性分析**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优劣势，对于规避劣势、发挥优势，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意义重大。

1、**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有利因素

（1）工业基础扎实。80年代就已构建以食品、轻纺、煤炭、电力、建材为主体的传统工业体系。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培育了部分专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积累了一些发展经验；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企业产权改革基本完成，部分企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由于自身素质的逐渐提高和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非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力正在逐步增强，有了一些如**啤酒、四棵树煤炭、屯河番茄、北方新科等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为加快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资源优势突出。**蕴藏有20余种矿产资源，其中煤炭、石油、黄金、铜矿、石墨、石灰岩、铅矿、镍矿储量丰富，工业价值极高，为**新型工业化走资源转换战略提供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3）区位优势显著。经济区位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经济区位优势越强，经济发展越快。**具备发展新型工业化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处于新疆天山北坡，在交通网络中处于圆心地位。从塔城地区看，**处于地区最南端，有奎赛高速公路、欧亚大陆桥从境内穿过，同时**又毗邻工业区独山子和商业城市奎屯。交通发达，信息畅通，区位优势逐渐增强。

（4）政策机遇难得。党的**大明确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自治区、地区新型工业化会议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政策保证；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运用，我市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加快外向型工业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国内市场将持续扩大，为我市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2、**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不利因素

一是资本市场相对分散。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过于分散，既无体系也没有规模，这就成为无法形成大型工业集团的“瓶颈”；二是工业结构矛盾相对突出。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小，轻工业比重大，深加工、精加工产品少，原料型初级产品多。今年上半年，全市乡及乡以上重工业完成值1.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1%；轻工业完成值1.9亿元，同比下降16.6%，重工业快于轻工业，这导致企业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相对较低；三是联动机制不协调。即工业与城镇化、信息化、农业产业化结合度偏低，因而工业的辐射拉动作用就无法发挥；四是企业管理人才匮乏。**的中高级人才大都集中在卫生、教育、党政机关，而企业人力资源就相对匮乏，尤其是懂管理、能管理、会管理的工业经济人才更少。

三、**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实施重点工业项目，培育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从整体看**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从产业结构比重看，第二产业刚超过第一产业；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轻工业比重过大；劳动力刚刚开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必须大力实施工业项目，尤其是重点工业项目。有了工业项目，才能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工业项目要坚持选择好项目，重点开发、加重发展的原则，这是新型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对**来说，就是要做大做强石化、煤电、棉花、绿色农产品加工等“四大产业”，不断增强产业带动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优化升级工业结构，提升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改变，工业经济存量才能提高，从而最终实现工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坚持现有产业为基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兴工业，构筑新的工业产业体系，这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对**来说，优化升级工业结构，重点是提高重工业的比重，提高重工业的运行质量和效益，把**建设成北疆重要的能源基地和为石化生产服务的基地，同时大力发展棉纺产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巩固推进轻工业发展，大力发展旅游等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三）推动科技创新，提升工业经济核心竞争力

科技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引领作用，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工业的高新技术化，提高工业的整体科技水平，包括生产、设备、工艺、产品、环保等技术含量都有一个整体提高。工业一旦高新技术化，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就会提升。同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来说，一是要加大科研力度，加快研发和使用新技术，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权；二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完善以工业为主体的投融资体系；三是要开展重点专项研究，在重要的领域实现科技创新的突破；四是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目前，西北工业大学科技园是集科研与生产为一体的科技园，它在**的落户，为**科技创新构建了平台。一些企业如**北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近两年来已独立研发自己的核心技术，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四）推进招商引资，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持续动力

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到统筹兼顾，而新型工业化要求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路子。因此招商引资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立足新型工业化的本质，由传统的招商引资转换到选商选资的轨道上来，才能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对**来说，一是要打破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制约，把国家产业政策、市场投资趋势和**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二是要实现专业化招商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招商引资必须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三是要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制定招商引资的政策、制度，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四是要加快工业园区建设，主要在同区规划、同区管理制度和同区服务三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切实为新型工业化搭建有效载体。

历史进程范文篇10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