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范文10篇

历史回顾范文篇1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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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范文篇2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历史回顾范文篇3

论文内容提要:军事人才法制建设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基本形成了具有我军特点的人才法制体系。为实现军事人才管理科学化，人才法制建设需要不断改革与完善。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军事人才法制建设的成绩，分析现状，着眼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加速军事人才建设，我们应从多个方面继续探索与完善。

推进军事人才管理科学化，离不开人才法制建设的保证。健全军事人才法制是依法选人用人的重要保证，是为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坚实人才支持的基础。

一、我军人才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

(一)革命战争年代

1、土地革命时期

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和干部管理领导体制。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队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时则用公函平行通报。”它所确立的干部分管体制，不仅在红四军中实行，且先后在其他各部红军中都实行了。当时红军中军事、供给、卫生干部由司令部管理，政治干部由政治机关管理。为此，红军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细化了分管体制。如，1930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颁布的《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以及《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初步形成了人才选拔、优抚、退伍等制度。1928年，党的六大决议指出:我们可以利用旧军队中富有军事知识的人充当军官。1930年《中央给红军的训令》规定:在战斗中有功劳的工人和雇农分子的战斗员，应当引进他们去充当指挥员、政治委员和高级军事、政治职务。1930年，红四军颁发了‘官兵考绩问题的训令洗中华苏维埃政府1931年和1932年分别制定了《红军抚恤条例》和《红军优待条例))o此后又相继颁发了《关于执行红军优待条例的各种办法的训令》、《优待城市红军家属的办法》和《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指示》等。

2、抗日战争时期

强化了干部分管体制万1938年第十八集团军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和1939年(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对各级政治机关管理干部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1940年初《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对军事干部的管理职责作了明确规定。

在军事人才特别是干部选用方面，制定了大量规章。如，1940年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乳1940年11月，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干部之提升与审查工作指示》在培养教育方面，有《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命令》、《关于提拔优秀战士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等文件。在交流方面，1942年2月，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干部交流的建议》。在退休安置方面，先后颁发了《关于处理残废军人的指示》、《关于处理残废、老弱退伍军人问题的训令》、((关于退伍几项临时办法》等文件。

3、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人才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重点是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进一步完善各项人才法规。1946年，晋察冀中央局制定了《关于参军补军的号召书》，华中分局制定了《关于动员大批党政民地方干部加入武装部队的决定》，1946年，华东局、新四军政治部《关于加强干部工作的指示》，1947年冀南军区的《关于大量培养干部与干部工作的指示》。1947年总政治部制定了我军第一个党委会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确立了党管干部原则。

战争年代，由于条件限制，军队人员流动性大，工作任务转变快，不可能全面实现人才法制建设的正规化，从整体上决定了人才法制基本上是以上级机关和首长的命令、指示、决定、讲话等形式。从《建国前干部工作文献史料选编》来看，收录的人才管理文件1096件，绝大部分是讲话、指示、意见等。

(二)和平建设时期

建国初期，军事人才法制建设开始走向正规化。1955年全军实行的军衔制、薪金制、勋章奖章制度和兵役制度。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为军队干部管理正规化从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对干部管理规律的探索有限，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初级阶段。据对总政治部编印的《干部工作文件汇编军》1-4辑(1949-1980)统计，在总数为1074件的文件中，法律性文件113件，只占10%。在时期，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军队院校停止招生，退役被迫中断，大量干部被派出“三支两军”，干部队伍严重膨胀，选人用人任人唯亲，以派划线，人才法制建设停滞。

(三)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了法治比人治更重要的思想，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还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和军队逐步加强人才法制建设。但这一时期我军人才管理的立法水平还不高，人才法制建设比较缓慢。从建国到1988年，除了三部《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授予勋章奖章的《决议》和一个《勋章奖章条例》等7件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以外，其他99%以上法规性文件，都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和军事行政机关制定的，一部分还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制定的。

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方针的指导下，大力建章立制。1988年颁布的三大条例成为了我军干部管理的基本法规。在基本法规指导下，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区，相继制定了大量法规。如，《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高级指挥干部经院校培训提拔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招生暂行条例》、((关于评审专业技术职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军队干部出国留学工作暂行规定》、《军队干部档案管理工作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干部工作的意见》等百余项法规性文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和军队的法制建设水平大大提高。19%年3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在以后的全国党代会报告及人代会报告中，均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表述。与此相适应，依法治军进程不断推进，人才法制建设进展良好。1995年5月全国人大制定了《预备役军官法》，1997年2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暂行条例》，1999年6月中央军委制定了《文职干部条例》，2000年5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2001年1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现役军官法》，2001年四总部制定了《军队院校学员学籍管理条例》，2002年1月中央军委制定了《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和《预备役军官任免规定》，2005年8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了《文职人员条例》，2008年中央军委制定了《指挥军官考核评价体系》，2009年1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军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等。据统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与人才管理基本法规相配套，国家和军队先后制定了一百多项法规性文件，有力推进了军事人才法制建设。

二、军事人才法制建设的现状

与过去相比，目前军事人才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官兵的法治观念有所增强，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薄弱

依法治军方针的确定，促进了官兵法治观念的增强。1988年底，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从严治军，依法治军，要从领导干部作和领导机关作起。”1997年3月《国防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依法治军”，将“依法治军”写人了国家基本法。在依法治军方针的指导下，军事立法发展很快。目前，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军事法有近20件，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法规有150余件，由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军区制定的军事规章或军委各总部与国务院各部委联合制定的军事规章2000余件。从总政治部的《干部工作文件汇编》看，建国后到现在收人其中的文件已超过4500件，基本上覆盖了军事人才管理的方方面面。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行，有效规范了军事人才管理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官兵法治观念的增强。

然而现实之中，视法而不知法，不习惯按照法律法规而习惯于按照领导讲话、通知、文件办事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说明广大官兵法治观念增强的同时，相当部分官兵人才法制意识还是比较淡漠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人才法治价值的认识程度不高。据对某中级院校400多名干部问卷调查，在问到“现在对机关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无法可依还是有法不依?”时，51%的人认为是有法不依，15%的人认为是无法可依。当问到“你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棘手的涉法问题时，应该怎么办?”时，65%的人认为求助于军政领导人亲自指示，22%的人认为依法律程序解决，13%的人认为两者兼顾。二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反映法治观念淡漠的现象并不少见。如对《现役军官法》中“军官选拔和使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适时交流的原则，实行民主监督，尊重群众公论”的规定，就更多地被看作是党和军队对选拔军官的原则要求，而不看作是一种法律规定;关于“考核军官，应当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规定，也往往不是被当作法律规定，多数人认为这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些部队存在着很多的“土政策”，靠领导的意志来处理问题，许多单位人才管理凭借老经验、老办法做工作，用长官意志代替政策法规，依靠行政手段或人际因素解决本该由人才法规解决的问题。

(二)立法不断加强，但法律体系还不完善

从法规数量来看，已获得了很大发展。总政治部编印的《干部工作文件汇编》1-4辑《1949年至1980年)共收录了1074件文件。改革开放后，国家和军队加快了立法步伐。《干部工作文件汇编》第5-17辑(1981年一2004年)共收录了3468件文件，占建国以来的77.4%。

从立法的范围来看，已逐步地从干部管理基本法向主要配套法规延伸。如作为《现役军官法》的配套法的《军官职务任免条例》、《军官转业安置暂行办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军队干部档案管理规定》等。

从立法的内容来看，不仅确立了许多关于实体性的法律，而且还制定了程序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实施后，中央军委根据该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立法程序暂行条例》和《军事规章、军事行政规章备案规定》进行了修改，于2002年4月制定了《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进一步完善了立法程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军事人才法律体系还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立法层次不高。、从建国到现在，国家、军委、总部制定颁发的各类人才法规性文件已超过4500件，但是，从1988年军队干部管理的三大条例颁布以来，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的人才法规不到40件。

二是法律体系不完善。就体系完整性而言主要标志一般有三个:有本领域总的基本法规，有一整套调整军事人才领域内各方面关系的专门法规，要有一系列调整军事人才领域内不同层次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从目前情况看，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首先，军队干部管理领域总的基本法功能是由《现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条例》、《预备役军官法》《文职人员条例》共同行使的，这些法律的立法机关和法律效力不同，从形式上看是不科学的。其次，从专门性法规来看，专门规范干部的来源、培养、考核、交流、回避、轮换、专业技术干部管理、工资、福利、离退休、军官储备等专项法规，我军是不全面的，而是将规定分散在若干文件中。第三，从人才法规的层次性来看，层次结构不合理。如我军前四部《军官(干部)服役条例》之所以出现频繁修订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层次不清，既把《服役条例》既当作干部管理的总法规，又兼代了某些专门法规职能，把部分细节规定也写了进去。

三是法律稳定性不高。1955年的《军官服役条例》执行了8年，中间先后作了14处修改。1963年颁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实际上只执行了2年，中间还作过5处修改。1978年颁布的《干部服役条例》从颁布后第6个月开始进行修改，到1988年颁布新的《军官服役条例》宣布其废止时，绝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早已不执行了。1988年9月的《军官服役条例》实施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5月和2000年12月修订后，更名为《现役军官法》，从1989年1月实施，这部法律相对保持了稳定，对干部法制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执法不断加强，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依然存在

随着军事人才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干部个人，都认识到了人才管理法规的重要性，各项有关人才法规得到较好执行。特别是近些年军队各级对人才法规宣传教育力度的加强，考核、晋升、奖惩、职级调整、福利待遇、转业安置、社会保障等方面透明度不断增强，广大干部掌握了相关法规，使得执法环境日益好转。

但也要看到，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现象在一些单位还较普遍。如军官回避在《现役军官法》第30,31,32条做了规定，又在配套法规《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第51,52和53条细化了规定，但从部队实际看，不按规定办的情况存在较多。如编制就是法，但仍有一些单位过分强调单位特殊性，变着法子超配、高配干部。

(四)人才管理法律监督不断改进，但需要大力加强

从法规看，都明确规定着干部管理的监督。《现役军官法》第4条规定:“军官的选拔和使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适时交流的原则，实行民主监督，尊重群众公论。”《文职干部条例》第3条规定:“文职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贯彻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注重实绩、公平择优、适时交流的原则，实行民主监督。”《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第3条规定职务任免坚持的六项原则之一即“尊重群众公论，实行民主监督”，并在该条例第8章专章规定了“军官职务任免的纪律与监督”。2004年7月总政和中央军委纪委还联合制定了《关于违犯现役军官职务任免纪律的处理规定》。《预备役军官任免规定》第3条中规定了“加强民主监督”。《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第10章专章规定了转业工作的“管理与监督”。从法规建设看，监督可以说是有法可依了，但是从实际运行情况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监督信息不畅，监督权利不落实，责任追究不力等，不论是监督机制不健全、不灵敏，还是监督效果不明显，都表现了干部管理法律监督的薄弱，需大力加强。

三、加强军事人才法制的思考与展望

为了加速推进军事人才法制建设，为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保证，我们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人才管理法治观念

主要是强化以下三个观念:一是“人才管理法律至上”的观念，即认为国家和军队的各项人才管理法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树立“法大于权”的观念。任何权力都要依法行使并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任何人都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三是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二)健全军队干部管理法规体系

1、加强实体法建设

(1)制定军队干部管理基本法

现行的《现役军官法》和《军官军衔条例》、《预备役军官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文职干部条例》是由中央军委制定的，《文职人员条例》是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它们共同承担了干部管理基本法功能。其中《现役军官法》的母法色彩更浓厚些。但严格讲，它还不能承担起调节军队干部管理领域内所有关系，如文职干部、文职人员、职员干部、军衔、预备役人员等。同时，就军官管理环节而言，它涉及的也不全面，如它未涉及军官权利与义务、管理主体的职责权限、人事分类、各类人员的比例结构等。因此，《现役军官法》也不能看作是该领域基本法。制定军队干部管理基本法，是很有必要的。

军队干部管理基本法，必须反映本领域干部管理关系调整的方方面面。它应有以下内容:一是总章，包括制定基本法的依据，调整的人才管理关系的范围，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等。二是权利与义务。这一内容可以是原则性的，但它是制定专门法规中各类人员具体权利与义务的依据。三是人事分类。各类人员构成比例、职务结构、职务与级别关系等。这是干部管理活动的基础。四是军队各级组织与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如各级人才管理机构设置、组织间管理权限划分、人员与组织间关系处理。五是管理环节上的主要内容。如人才的来源、条件、考核、任免、军衔、培训、交流、回避、奖励、处分、待遇、退出、监督等管理环节。这些内容都应是原则性的，以保持基本法的稳定性。

(2)大力加强专门性法规建设

专门性法规是根据基本法制定的专门规定人才管理中某一特定内容的。可有两种思路，按管理环节或人才类别来建设。按管理环节建设，环节明确，内容相对集中，法规层次清楚。如《军官军衔条例》专门规定了军衔的各个方面，内容很全面。.按此思路，目前除了《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军官军衔条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预备役军官任免规定》、《档案管理规定))等以外，其他管理环节，如地位、培训、考核、交流、回避、职级、教育、监督、申诉等，都没有专门性法规。按人才类别建设，便于分类管理。如《现役军官法》、《文职干部条例》、《文职人员条例》、《预备役军官法》。我军走的是两种思路的结合，在重要环节或某些人才类别上专门立法，如《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目前人才法规中，许多实体性内容大都已有了，只是散见于各种文件之中，法规效力强弱不一，立法层次高低不等，易造成法规间的矛盾与冲突。从当前立法基础和现实情况看，可制定以下专门法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条例》、《军队干部退役法》、《职位分类法》、《军事人才考核条例》、《军事人才交流条例》、《军队干部回避条例》、《地位与权益保障条例》、《军事人才安全条例》等。

2、加强程序法建设

人才管理程序法的重要性体现在:一是程序是衡量军事人才法规体系是否完备的因素。实体法规范着人才管理权力由谁行使、各级主体具有什么职责、管理对象具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管理活动的内容等“是什么”的问题。人才管理程序法规定了为实现实体法内容应采取什么方式、先后步骤、在什么时间和空间等“怎么做”的问题。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程序，所谓的法律仅是一些无法操作应用的原则条款，只能永远被束之高阁。”二是人才管理程序是实现实体法内容的载体和途径。法学家李步云曾形象地做过比喻:“实体法好比设计图纸，程序法则像工艺规程，没有后者，工厂生产不出好产品。”三是程序可以弥补人才管理实体法中的部分缺陷和疏漏。在不同时期对德才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没有修改实体法中德才内容的情况下，要保证德才兼备，防止用过去的标准衡量现在的干部而出现偏差，只能依靠程序来补救和修正。通过法定程序，如考察预告、民意测验、民主测评、任前公示等外在形式，通过群众参与，来保证其德才兼备的内容。四是管理程序是规范人才管理权力的保证。管理主体只能按照法定的方式、步骤、方式和时间、空间去行使人才管理权力，否则就是违法。

加强人才法制的程序建设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制定单独的程序法。如以《军事人才管理程序法》为程序母法，再根据其制定程序细则，如《考核与任免程序规定》、《交流回避程序规定》、《人员处分与申诉的程序规定》。另一思路是在制定人才管理实体法的同时规定相应程序。其好处在于实体与程序密切配合，不足之处在于不能很好地体现程序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一旦需要修改个别实体内容或程序时都必须修订原法规。因此，可在需要强调程序的关键环节上可以单独制定程序法规，在普通的、内容并不复杂的环节上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合而为一。

3、完善人才法制层次结构

基本法规只需将本领域内主要方面做出原则性规定，以利于长期稳定。专门性法规需要大力加强。将现有人才管理各管理环节上大量的“指示、意见、通知、规定、暂行办法、实施意见、说明、规定”等进行梳理、提炼，形成专门性法规。作为专门性法规的下层法规，多是一些实施细则、操作手册、意见、通知、补充说明、实施办法等，本层次规定会经常变动，其立、改、废的权限相对的要低一些。这些不同层次的法规性文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人才法规体系。

(三)加强人才管理的执法与监督

历史回顾范文篇4

论文摘要:英、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经历了作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伦理基础研究三个时期。中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受外来影响比较大，也明显地体现为相应的三个研究阶段。当今，作为道德教育研究的早期教育伦理学已被德育原理所取代，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传统教育伦理学已被教师伦理学所取代，教育伦理学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即以教育的自身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这一重大转变必将对教育伦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教育伦理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来理解，那么，教育伦理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古老年代。近代工商业肇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技、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张力不断强化，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竞相加大教育投入。正是教育的不断发展，导致了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教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引发了人们对教育伦理的洁问。现代教育伦理学正是在教育事业发展、教育理念转型的现当代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把教育伦理学提升到学科的高度开展系统的研究，这一探索源起于英、美，进而影响到前苏联、日本等经济、教育发达国家。

第一个时期，是教育伦理学作为道德教育研究的时期。

B·诺曼妮和G·科蒙尔揭开了20世纪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序幕，这一时期，教育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将教育伦理研究视同为道德教育研究。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出版的《教育伦理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健全人格的培育和发展上。严格地说，B·诺曼妮和G·科蒙尔的著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伦理学研究，而是一部关于道德教育或者说道德心理教育的论著。

第二个时期，是教育伦理学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研究的时期。这一研究，在英、美、日本、前苏联都发展得相当充分。特别是在美国，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分析到归纳、从理论到规则的完整的发展和演进过程。

20世纪20—40年代，卡他斯和韦帕斯在犹他州进行“一名优秀教师应具备的品质”的课题研究，以期为改进师资训练提供课程依据。他们采用了严密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调查学生，访问教师、家长、教育行政人.员、教育学教授、教师团体负责人等，通过征集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意见，通过对成功教师与失败教师开展品德对比，通过分析教师职业品质与教师成功之间的相关度，概括出优秀教师现有的或应有的职业品质和行为特征。1948年，全美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在组织专家、教师、学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进一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向全美教师发表了题为《我们时代的教师》的报告，对教师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品质提出了13项要求和指导。此后，随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美国教育界开始对教师职业内部的不同专业的教师职业道德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成了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职业道德准则，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职业伦理声明》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标准》以及人事指导协会的《伦理标准》等。另一方面，美国教育界的理论工作者把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与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行为科学等研究结合起来，以期为培养教师的职业道德品质提供广泛、深入的理论论证。例如，科宙尔出版了《当一名教师》，特雷佛斯和狄龙撰写了《一个教师的诞生》，索里和特尔福撰写了《教育心理学》等。这些专著、教材研究了教师的个性品格、教师的行为品质、师生关系性质以及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有许多士族出身的人也开始从事教育职业，日本对于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也正是从培育“士族教师形象”开始的。1887年，文部省颁布《师范学校令》，规定:“应注意使学生具备驯良、信爱、威仪之气质”。“严以律己，高洁至诚谨严，举止沉毅，一言一行亦不苟”。20世纪初，日本师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养人格主义的“理想教师”。二战以后，日本教育界开始反思军国主义教育制度的严重危害，提出要培养新一代的民主主义的“现代教师”。1952年，日本教职员组织通过了《伦理纲领》，以此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南。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对教育伦理的研究日趋增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师职业伦理和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专著、教材。如原玉川大学总长小原国芳撰写的《师道》，原广岛大学校长皇至道撰写的《人类教师与国民教师》，广岛大学教授新崛通撰写的《现代教育讲座》。这些专著、教材探研师道的本质、内容和发展条件，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精神，推介了英美教育伦理学研究的新成果。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教师报》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伦理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教育伦理学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77年，·皮萨列思科和皮萨列恩科出版了《教育伦理学》一书，紧随其后，B·H"契尔那葛卓娃和H·H"契尔那葛卓夫又出版了《教师道德》。前苏联党和政府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极为重视，加里宁、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在教师职业道德的理论和实践建设中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创制了“教育分寸”这一道德范畴。·科季格尔和·恰姆列尔在其所著的《教育伦理学》中，对“教育分寸”给予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准确定位，该书认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务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树立一个正面的心理背景，这个心理背景能正确接受教师的要求，而把这些要求转变为行为的内心动因也是必要的。有分寸地对待学生，这意味着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同时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们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师行为中一些个别的事情，这是行为风格。它必须使学生相信教师是友好的、体贴和善良的。这一特征大大加强了教师的道德立场，并成为学生公民觉悟的学校。”

第三个时期，是研究教育的伦理基础的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美教育伦理学研究开始突破教师职业道德框架，出现新的视点。在美国，鲁滨逊和莫尔顿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伦理问题》，提出教育伦理学应研究教育内在的伦理和道德。该书分析了高等学校内部的矛盾冲突、伦理关系，提出了“公正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原则”、“普遍化原则”和“把他人当目的的原则”;剖析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师职业与共同职业的关系、教育中控制与维护的关系以及教学中的伦理问题、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师资评价和教师聘用中的伦理问题。在英国，著名教育哲学教授波特斯出版《现代教育伦理学》，重点研究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研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会道德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里斯布朗也力求从寻找正义、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义出发，“为独立的道德判断提供一个伦理学基础”，“为解释教育中的不正义、不道德现象(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这些研究，开阔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视野，形成了教育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流派。

在我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初起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了《教育伦理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道德教育的科学。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二者之区别，仅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该著明显地受到了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出版的《教育伦理学》的影响，是一部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创制道德教育哲学的初探性专著。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编、国内九所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王本》)，该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伦理学》。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间题上，《王本》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道德的学问”。具体地说，就是紧密结合教师职业劳动实践，研究教师劳动中特有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该著作以教师劳动为序，以教育伦理思想历史发展为铺垫，着重研究了教师道德的社会本质，社会主义教师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职能，社会主义教师道德原则，教师与学生关系中的道德，教师与教学劳动关系中的道德，教师集体中的道德，教师与学校领导、家长、教学辅助人员、异性学生等其他关系中的道德，教师道德范畴，教师行为选择和道德评价以及教师道德十胜的自我完善等问题。这是一部以“教师职业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体系完整的教科书，因此一面世，就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全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欣然为该书提笔作序。1989年4月17日，香港《大公报》刊登长篇书评，称该书是“近几年研究的硕果”。

《王本》出版以后，为配合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又陆续出版了一批教育伦理学教材。1989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华、严缘华教授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施本》)。《施本》重新阐述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的道德问题的一门科学，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道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在内容结构体系上加大了对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力度，结合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生集体、教师与学生家长、教师与教师、教师与校长等之间的关系特点，重点论述了教师道德的各种具体要求。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旭光教授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陈本》)。《陈本》在《施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充增容，把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内容、教学手段都作为教育伦理学考察的对象。该书以人格教育为逻辑起点，系统地分析了教育过程中伦理因素对受教育者人格完善的影响。90年代以来，教育伦理学教学研究和教材出版掀起高潮。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编的《教育伦理学概论》;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英、杨泰祥教授主编咖教育伦理学》;1996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赵坦教授主编的《教育伦理学》;1997年，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詹栋梁教授主编的《教育伦理学导论》;199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永军教授主编的《教育伦理学》等。2000年，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钱焕琦、刘云林教授撰写的专著《中国教育伦理学》;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檀传宝教授撰写的专著《教师伦理学专题—教育伦理范畴研究);

在教育伦理学的多种教材和专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春秋教授的《教育伦理学概论》(以下称《李本》)和钱焕琦、刘云林教授的《中国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钱本》)。这两个版本，突破了“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框架，开始走向新的研究领域。

《李本》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李本》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提出了广义教育伦理与狭义教育伦理之分。他说，广义教育伦理，即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以及社会应该赋予教育什么样的性质和目标等等。狭义的教育伦理，即教育应包括哪些内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种地位，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具有什么样品质、才能的人，作为教育工厂的工程师—教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作为受教育的学生抱什么样的学习态度等等。《李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内容体系仍然停留在狭义教育伦理学上，未对广义教育伦理学做出更多的探索。相对于《李本》而言，《钱本》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钱本》既考察了教育伦理的实践基础、基本原则，考察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伦理规范，也考察了教育伦理评价和教育道德修养。特别是把以往只作为教师职业道德范畴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等列为专题考察，在我国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关于以“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理念，体现了对西方当代教育伦理学研究新成果的借鉴。

综上所述，自教育伦理学产生，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教育伦理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

教育伦理学首先作为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德育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这一研究，今天虽已淡出教育伦理学研究领域，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一时期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研究，才催生了德育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可以说，是教育伦理学作为道德教育原理长期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德育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从伦理学和教育学中独立出来创造了条件。

教育伦理学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占教育伦理学研究领域全部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在这一点上，中外教育伦理学研究情况是一致的。例如，美国关于“优秀教师应具备的品质”的研究，日本关于“现代教师形象”的研究，前苏联关于“教育分寸”的研究等。我国教育伦理学知名专家王正平教授、施修华教授、严缘华教授、陈旭光教授、焕琦教授、刘云林教授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大多体现在教师职业道德研究方面。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的主体、实践基础、基本原则、规范体系、评价、教育、修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争论中不断创新。当然，也正是因为教育伦理学在教师职业道德方面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伦理学正在发生变异，正在被教师伦理学或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所取代。今天，冠以教师伦理学名称的多种不同版本、版次的专著、教材，其所讨论的问题以及所构建的内容体系与正在使用中的不同版本、版次的教育伦理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意味着，像德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取代了最初的教育伦理学一样，今天，教育伦理学正在发生第二次蜕变，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伦理学正在被教师伦理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所取代。当前，学术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再认识，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即在于此。

新一轮教育伦理学研究究竟应当研究什么，不少论述都是在旧有的主题里逗圈子，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王本陆研究员先后发表《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再探素》对此做出了新的拓展。他认为，教育伦理学应当探讨教育领域的善恶矛盾。他说，善恶矛盾在教育领域普遍存在，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刻也没有摆脱过善恶矛盾，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然有。教育的各个方面，谁也摆脱不了善恶矛盾的纠缠;与教育有关系的各种人也有善恶之别。正是由于这种善恶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具有客观必然性。正是这些客观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善恶矛盾，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值得称道。的确，教育领域普遍存在着矛盾。譬如，男女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间题，‘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划分所暴露出来的行政管理权力对教育正当竞争的人为干预的间题，应试教育中的工具主义与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受教育者的权利保护和保障间题，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非人道主义以及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矛盾，已远远超出了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所能涵容的范围。也说是说，对教育伦理的理解远非以往人们所探知的那么简单，“合伦理的教育”远非“有道德的教师”所能涵盖和包容。这是一个需要开展新的深入研究的专门领域，是一个涉及到教育自身道德抑或不道德的问题。教育的道德与否，支配、影响着教师是否道德;而不是教师道德与否，支配、影响着教育是否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教育道德的研究比对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来得更深刻、更有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同时，上述观点得到了钱焕琦教授、刘云林教授的呼应。钱、.刘二教授在共同撰写的《中国教育伦理学》一书中，’同样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他们认为，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教人为善，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教育与道德视为一体，很少有人去追究教育本身的善恶间题。然而，在时有发生的违反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活动中，恶的因素却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就实实在在地提出了教育非善的间题。既然教育中存在恶的因素，既然教育也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这就要求我们除了从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美学等角度进行审视外，还应当从伦理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评价，确立教育的伦理视角。因此，把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教育的善恶矛盾，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史回顾范文篇5

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缺陷和问题不断增加，如部分坝工设施的缺陷严重，影响整个枢纽工程的安全运行;管理设施不全，影响工程管理;坝容坝貌有待改善;主坝副坝、闸门、启闭机、机电设备、附属设施及其他设施设备存在问题，很难解决。

2水管体制改革后工程维修养护情况

2．1维修养护项目经费来源

根据2002年国务院《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精神，为根本解决陆水枢纽入不敷出的问题，2003年经中编办批文，水利部批复陆管局改为事业单位编制和水管单位职责，落实了工程维修养护经费。2005年至2007年，由国家财政拨款649万元作为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专项资金。主要内容为测报、通信设备及通信电缆修复，主体工程修复，机电设备维护，水库大坝安全监测。具体资金使用情况如下:①测报、通讯设备及通信电缆修复237万元;②主体工程修复326万元;③机电设备维护31万元;④水库大坝安全监测54万元。2008～2011年，在水利部、长江委的关心和支持下，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经费(273万元/年)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初步解决了经费保障问题。2011年，在原273万元的基础上另新增维修养护项目经费1426．55万元。2012年，经水利部审核批准，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增加到764万元，大大提高了维修养护工作的经费保障程度。

2．2方案编制及报批

从2008年开始，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正式纳入国家财政预算项目。陆管局依据《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试点)》和《〈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试点)〉修订方案》，结合实际，每年编制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年度预算实施方案，并报经长江委批复后组织实施。

2．3维修养护资金使用情况

从2008年开始，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主要内容分为九大类(表2)，即主体工程维修养护、闸门维修养护、启闭机维修养护、机电设备维修养护、附属设施维修养护、公共调整项目、物料动力消耗、勘测设计及监理。每大类项目又分为若干小类，每年申报的项目符合国家规定，绝无重复和违反规定申报。由于陆水水利枢纽建设年代久远，坝工设施及运行管理环境相对落后，因而投入主体工程维修养护方面的资金最多，达1552．29万元，约占40%。主要用于混凝土空蚀剥蚀磨损及裂缝处理、坝下防冲工程维修、土石坝护坡工程维修、金属件防腐、观测设施维修养护、交通桥及机架桥维修。其次为附属设施维修养护，投入资金为640．44万元，主要用于机房及管理房维修养护、坝区绿化、围墙护栏维修养护、上坝公路维修、管理标志管护。

3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成效

3．1主体工程部分缺陷得以修复

在2008～2012年的5a中，及时修复了陆水水利枢纽主坝、2号副坝、3号副坝混凝土建筑物的碳化、风化等表面自然损伤5处;修复了主坝升船机排架、主坝下游牛腿、主副坝混凝土栏杆等表面裂缝;处理了主坝廊道表面渗漏现象。通过修整1号副坝、6号副坝、8号副坝、9号副坝挡土墙，修复3号副坝、2号副坝消力坎，有效防止了泄洪及雨水冲刷对坝体的伤害，保证了大坝设施完整、安全运用。1号副坝、6号副坝、10～11号副坝砌石护坡的表面勾缝处理，减轻了副坝迎水面的水浪冲击力度，大大加强了大坝坝体的抗洪能力。金属栏杆、爬梯、门栅的除锈刷漆和修复，延长了金属结构的使用寿命;观测设施的定期检查和养护，保证了设施的完整和观测的精确度。

3．2水库工程管理条件有所改善

1号副坝、2号副坝、主坝门岗、8号副坝管理房及水工综合管理房的改造和修复，极大地改善了副坝值守和工程管理人员的生活和办公条件。2号副坝工程管理道路、3号副坝溢洪道观测检修道路、8号副坝上坝公路、9号副坝上坝公路的修复，有利于工程技术人员的观测和检修，确保了防汛道路的通畅。几年来，坝区周边绿化覆盖率达到85%以上，从1号副坝至11号副坝，随处可见都是绿草成片，绿树成荫，坝区花园式建设已初见成效，坝区已评为湖北省旅游行业AAA景区。

3．3提升了陆管局枢纽工程管理水平

陆水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的实施，使陆管局绝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年青一代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了建设管理、施工管理，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锻炼了队伍，增强了参与工程施工的市场竞争力。陆管局按照“项目法人负责、部门和专班监理、维修养护队伍保证”的原则，建立了水行政主管部门、水管单位、监理单位分级、分层次监督的监管体系。实行了水管单位负责、监理单位控制、维修养护单位保证的质量管理体制。实施巡查与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运用法律、行政和科技手段，做好监督抽查后的处理工作。及时组织了维修养护项目验收，并处理了验收中存在的问题。做好维修养护质量的全过程控制，及时提交完整的技术资料。

4结语

历史回顾范文篇6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汇率制度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完善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着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

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

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历史回顾范文篇7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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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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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

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页。

1992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数据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1992年），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著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

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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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范文篇8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分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议」），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它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议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它「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展望

在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它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在西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当19世纪中叶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共产主义，但也认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它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响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它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释

1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Schwa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论人民民主专政>，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EducationalReformandPoliticalPowerintheEarly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1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

14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参阅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sinChinese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RogerB.Jeans(ed),RoadNotTaken:TheStruggleofOppositionPartiesinTwentieth-Century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p.339-345.

16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20当然，当时的国内、国际舆论也有将社会民主主义称为「第三方面」的时尚。参见<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载《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转见蔡尚志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220－221。

23<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2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史上将「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大抵始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25参阅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左辅主编：《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建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张学斌等：《改革危险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O.Lange,''''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4,No1&2,1936-1937;H.D.Dickinson,TheEconomicsof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39.

27代表性著作有W.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2;A.Nove,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83;D.Miller,Market,State,and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nsof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R.Blackburn,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Verso,1991;J.A.Yunker,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theCaseforPragmaticMarketSocialism,London:Praeger,1992;C.Pierson,SocialismAfterCommunism:TheNewMarketSocialism,Cambridge:PolityPress,1995.

28J.Kornai,The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29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参阅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社会党国际1951年曾通过决议用「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m)概念替代「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概念，以强调他们与共产主义专制政治的区别。东欧和原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打出「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或被人冠以「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早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30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2。

31代表性的著作有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安森、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参阅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3参阅向文华对殷叔彝、黄安森的访谈，载向文华主编：《世纪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53－181。

34参阅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刘绯、陈志端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WillyWo-LapLam,''''AppealingtotheModernComrade'''',SouthChinaMorningPost,1November2000.

38<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第28-38页。

40F.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articularly''''PartVTheLastMan''''.

41Z.Brzezinski,TheGrandFailure:TheBirthandDeadofCommun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89;Z.Brzezinski,OutofControl:GlobalTurmoilontheEveoftheTwentieth-firstCentury,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

42F.Hayek,TheRoadtoSerfdom,London:RoutledgeandKehanPaul,1944;F.Hayek,''''TheUses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September1945.

历史回顾范文篇9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他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他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份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份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份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份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份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他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定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他「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展望

在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他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在西方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来，当19世纪中叶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共通的，马克思虽然钟情于共产主义，但也认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之交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大决裂，包括列宁、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间的大论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才分道扬镳、势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方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利用西方社会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来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来的却是有违马克思初衷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者以1926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为起点，也在欧美各国通过议会选举掌握或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逐步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想。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凯歌行进的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者致力于基本上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加强政府干预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完全就业、建设「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等目标，因而不但与东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自从7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导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高居不下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完全就业等目标也不再坚持。29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他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回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多种表现形式。最明显的表现在于知识界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再认识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注相映成趣。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30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对「瑞典模式」的赞赏和介绍等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31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33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34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他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释

1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Schwa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参阅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每周评论》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份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4：<论人民民主专政>，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页1359－1360。

5参阅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

7<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8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陈独秀：<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陈独秀：<社会主义评论>，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3月；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9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3月。

10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2卷第3号，1919年12月。

11杜威：<美国之民主的发展>，载《每周评论》，第26期，1919年6月15日。关于杜威在华演讲的影响，参阅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EducationalReformandPoliticalPowerintheEarly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1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类似的观点参阅；<甚么是现在的时代精神>，载《教育潮》第1卷第3号；<说德莫克拉西>，载《新空气》第1卷第1号。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压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会」。<发刊词>，载《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

13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参阅Donal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

14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页13。

15详见朱建华、宋春主编：《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参阅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sinChinese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RogerB.Jeans(ed),RoadNotTaken:TheStruggleofOppositionPartiesinTwentieth-Century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p.339-345.

16参阅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载《开放时代》(广州)，1998年第4期。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1期。许纪霖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是社会民主主义。

17<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1。

18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载《时与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中国民主同盟纲领>（1945年10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66－70。从内容上看，「民盟」的这一政纲很可能参考了英国工党1945年第44届年会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面向未来》的政纲。「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本来就相当密切。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上台执政，其冲击波可想而知。

20当然，当时的国内、国际舆论也有将社会民主主义称为「第三方面」的时尚。参见<社评：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载《大公报》（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出版社1948年版。转见蔡尚志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220－221。

23<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2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动史上将「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大抵始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29页。

25参阅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左辅主编：《21世纪谁给你饭吃：中国下岗与再就业问题聚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张建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张学斌等：《改革危险期》（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陈波：《中国反腐败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O.Lange,''''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4,No1&2,1936-1937;H.D.Dickinson,TheEconomicsof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39.

27代表性著作有W.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2;A.Nove,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83;D.Miller,Market,State,and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nsof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R.Blackburn,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Verso,1991;J.A.Yunker,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theCaseforPragmaticMarketSocialism,London:Praeger,1992;C.Pierson,SocialismAfterCommunism:TheNewMarketSocialism,Cambridge:PolityPress,1995.

28J.Kornai,The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29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历史，参阅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社会党国际1951年曾通过决议用「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m)概念替代「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概念，以强调他们与共产主义专制政治的区别。东欧和原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打出「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或被人冠以「民主社会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早就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30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页2。

31代表性的著作有黄范章：《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安森、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参阅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33参阅向文华对殷叔彝、黄安森的访谈，载向文华主编：《世纪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页153－181。

34参阅王学东、陈林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王振华、刘绯、陈志端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5参阅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页276－302；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袁伟时：<自由主义论争管窥>，载《开放时代》（广州）2000年第2期。

36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0号；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WillyWo-LapLam,''''AppealingtotheModernComrade'''',SouthChinaMorningPost,1November2000.

38<江总传批转政改方案>，载《香港经济日报》，2001年2月22日。

39未经证实的全文见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载《开放杂志》（香港）2001年7月号,第28-38页。

40F.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articularly''''PartVTheLastMan''''.

41Z.Brzezinski,TheGrandFailure:TheBirthandDeadofCommun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89;Z.Brzezinski,OutofControl:GlobalTurmoilontheEveoftheTwentieth-firstCentury,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

42F.Hayek,TheRoadtoSerfdom,London:RoutledgeandKehanPaul,1944;F.Hayek,''''TheUses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September1945.

历史回顾范文篇10

一、新文化運動與「第三種文明」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被西方世界拖進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因為現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國的現代化自然地採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於這種被動的現代化對統治階層所造成的現實與潛在的威脅，也由於先進的西方同時也是侵略中國的西方，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便一直呈現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軌。到本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現代化的中心課題終於從物質層面、體制層面推進到了文化層面。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本著「取法乎上」的善良願望和不無狂妄的趕超心態，尋求既不同於中國傳統文明、也不同於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種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應該說，五四時期先進的中國人曾一度癡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們明白無誤地將民國初年軍閥武人對民主政治的成功顛覆歸因於半心半意的現代化，認定如果沒有徹底顛覆以儒家等級尊卑觀念為核心、而不給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間的中國傳統國家意識形態、如果沒有建立與西方一樣的那種以自由平等觀念為核心的現代倫理，民主政治便沒有賴以依存的文化支撐。這也是為甚麼以陳獨秀、蔡元培、胡適、魯迅、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五四啟蒙思想家一度不約而同地傾其全力投身啟蒙運動，試圖移植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和科學理性來取代傳統中國的儒家等級專制理念和迷信盲從心理。1

問題在於，從陳獨秀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誌算起，五四啟蒙思想家們對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時間不過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社會思潮發生激變，社會主義思潮便洶湧澎湃、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對於這種思潮突變，國內官方史學強調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筆者則認為，對於中國五四時期西化思潮向社會主義思潮的急劇轉變，巴黎和會的影響至少有與俄國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話。與西方以個人解放為核心的啟蒙運動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個人解放在這場運動中只不過是試圖實現民族獨立富強的手段而已。當時那些啟蒙戰士都是不折不扣的愛國主義者。協約國對同盟國的勝利、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方案，曾經給五四啟蒙戰士們帶來「公理戰勝強權」的狂喜和熱望。2但是，巴黎和會居然蠻橫地否決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關於將戰敗國德國所佔領的山東膠州灣及其他權益歸還中國的最低要求，決定將膠州灣及德國在山東的其他權益移交日本。戰勝國居然成為被人分贓的對象，西方列強這種欺人太甚的蠻橫之舉對於愛國激情極度高漲的五四啟蒙戰士們來說不啻當頭一棒，促使他們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場轉變。

當然，現在人們並不難爭辯，巴黎和會那種種縱橫捭闔的叛賣行徑、同流合污的分贓交易和恃強淩弱的強盜邏輯，來自強權政治和當時西方「現實主義」政客們對「民族利益」的狹隘見解，而與現代西方先進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處於極度亢奮之中的五四知識界無暇心平氣和地細加思量，將西方列強的自私自利、強權政治及殖民主義政策，同中國應向西方學習的自由平等觀念、科學理性及民主制度區別開來。由突發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緒迅速支配了公共輿論。西方列強所強加給中國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憤之中的五四知識界對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強烈的幻滅感，而且在這種幻滅感驅使下形成強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澤東的說法：「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先生」對「學生」的侵略導致「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4

本來，無論是在道德還是在經濟層面，資本主義從未在中國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為自從中國人開始使用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它便同剝削、貪婪和欺詐等醜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競爭和財富等動聽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連在一起；也因為當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的時候，資本主義在西方便受到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思潮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猛烈衝擊。在西方，社會主義在19世紀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當強大的力量。中國人在19世紀80年代便通過日本這一中介接觸到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並使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國新知識界傳播開來。5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都是社會主義思想初步傳播的結晶。不過，直到1919年5月，「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他先進的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向往與調情，並不妨礙他們熱烈追求以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後來被描述為共產主義壯麗日出的俄國十月革命也沒有讓他們分心。除了中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李大釗發表了歌頌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甚維克的幾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巴黎和會所引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是五四時期社會思潮變遷的分水嶺。那一事件使中國知識界整體上變得激進起來。他們中的一些人乾脆將資本主義文明和殖民主義侵略行為等同起來、並進而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視為必須以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過時文明。用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之一、《解放與改造》雜誌主編張東蓀的話來說：「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我們雖然仍區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但是不應該再提倡第二種文明的知識和道德，而應該專從第三種文明去下培養功夫。」而在張東蓀那裏，「第三種文明是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文明」。6當時最有影響的《新青年》雜誌1919年12月發表宣言稱：「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閥主義和金力主義（即資本主義──引者），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7社會主義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學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進的一群則徹底拋棄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轉而「以俄為師」。

行文至此，還有一樁歷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國內多數史書所載，當五四知識份子改宗社會主義，他們便告別自由民主主義並與之決裂了？歷史似乎並不那麼簡單。那種宣稱「科學社會主義」在五四時期戰勝了「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的觀點，並沒有實證的歷史根據。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在1919－1921年間，中國有幾十人轉變為布爾甚維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帶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不顧中國尚未具備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力量等等歷史條件的限制、也不顧正統馬克思主義關於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論，硬是說服了他們自己：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用社會主義方法來實現工業化，因為世界正在朝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8他們還說服了他們自己，中國有必要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他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除了屈指可數的布爾甚維克主義信徒，當時大多數熱情擁抱社會主義的知識精英並不與自由民主主義決裂，而是將社會主義視為自由民主主義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從政治領域向社會、經濟領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與社會經濟上的民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譚平山在《「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一文中明確地將「德謨克拉西」分為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德謨克拉西」，並明白不誤地指出，「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cy)之要旨，乃於民主政治─『德謨克拉西』─之下，而欲實行社會主義之主義也。」9在稍後的一篇文章中，他更進一步指出，「現代的民治主義在社會上產業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勞動階級，又跟著貴族和資本家一樣想佔有霸權，豈不是變成了多數專制嗎？故現代的民治主義，應當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並且應當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無論哪一種階級想佔有霸權，都是極端反對的。」10正在中國講學的杜威於1919年6月做了一場非常著名的演講，也將民主政治分為政治方面的憲政和代議制、個人方面的自由權利、社會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經濟方面的均富濟窮。11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把政治上的民主擴展到社會經濟方面的民主，與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者可謂不謀而合，而且憑藉其威望強化了這種思想傾向。用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啟蒙運動領袖陳獨秀的話說：「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12

這樣說來，五四時期中國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信仰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從互為表裏、相互依存而不是從互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來理解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在當時也正是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典型思路。社會民主主義在其100餘年的歷史行程中已經幾經變幻（詳見下文）。13社會民主主義在19/20世紀之交嶄露頭角的時候，其特性恰恰在於反對暴力革命、反對獨裁專政、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堅持走憲政民主的議會道路來實現社會主義等思想理論。五四啟蒙精英們將社會主義理解為民主的自然擴展和深化，是相當順理成章的事情。人們習慣於將五四信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從自由民主啟蒙到社會主義的主題變換，從思想史的角度說似乎易如反掌。這種經驗曾在人類歷史的時空中多次被重複。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說：「就其理論形式來說，現代社會主義開始時表現出只是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諸原則之往前的、表面上更為一貫的發展。」14中國現代歷史的複雜性在於，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後便幾乎壟斷了社會主義這面旗幟，繼續信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知識份子則只好艱難地尋求別的表達方式。

二、「第三勢力」和「第三條道路」：行動中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

「第三勢力」和「第三條道路」從來就是模糊的概念。它們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勢力」就是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們，「第三條道路」就是「第三勢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論列的「第三勢力」和「第三條道路」是中華民國史上的特定現象，前者指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種勢力，後者指介於國、共兩黨的政綱和實踐之間的第三種主張，前人對此已有很多論述。15本文所要強調指出的是，民國時期的「第三條道路」，實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

民國時期的「第三勢力」是1927年國、共分裂政局的產物，來歷複雜。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俗稱「第三黨」），絕大多數成員是激進的左翼國民黨人，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蔣介石捕殺為止。但是，譚平山、章伯鈞等一批共產黨人也脫離中共而加入「第三黨」。「第三黨」視蔣介石國民黨為「反革命」而又斥共產黨為「土匪流寇」，希冀通過他們領導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權」。當時對國、共兩黨左右開弓的至少還有以胡適、羅隆基為主心骨的「人權派」（因1930年出版《人權論集》而得名）、以宋慶齡、蔡元培為核心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權派」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國十足的人權組織，前者傾全力於理論、後者則專注於行動。他們實際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隆基還是拉斯基地信徒，對社會民主主義情有獨鍾。張君勵、張東蓀等人也一直將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他們的信仰。民國時許多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實際上也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16

「第三勢力」發展成為民國政壇舉足輕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華造成的民族危機。面臨滅頂之災的國民黨政府，被迫將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統統合法化，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共產黨則力圖借助「第三勢力」來挑戰國民黨的獨裁。這給「第三勢力」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大好時機。「第三勢力」由諸多小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構成，組織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國民參政會的召開，給「第三勢力」提供了形成集體的聲音、甚至於結盟組党的機會。於是乎，具有「第三勢力」俱樂部性質的「統一建國同志會」於1939年11月在重慶成立，並隨後於1941年3月發展為與國、共兩黨鼎足而立的政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基於個人黨員已經超過團體黨員的事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又於1944年9月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這個新政黨雖然只有數千黨員，但他們大多數是各界頗有能量的頭面人物，特別是在知識界和工商界的影響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也稱「中間派」），當時對它的社會基礎相當樂觀。「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成立之初還比較謙虛，自稱是「國內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黨派一初步結合」。17「民盟」理論家施復亮則自信地宣稱：「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手工業佔優勢的小生產制的社會，階級分化還不十分尖銳，中間階層還佔著全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民族企業家、手工業者、工商業從業員、知識份子（公教人員及自由職業者）、小地主、富農、中農（自耕農和一部分佃農）等，都是今天的中間階層。簡單說，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是今天中國的階層。這些中間階層，都是中間派的社會基礎。」18平心而論，且不說沒有多黨選舉等民主政治的運作，「中間派」與他們所要「代表」的社會基礎之間根本沒法建立實質性的關係，就「中間派」對民主自由的百倍熱情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而言，他們的忠實追隨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識份子。

「民盟」的政綱是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綱，與當時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綱大同小異。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為主人」、「實行憲政」、「厲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項基本人權的「民主國家」。它在經濟上高懸「平均財富、消滅貧富階級以保障人民經濟上之平等」的目標，一方面「確認人民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又主張「全國經濟之生產與分配由國家制訂統一經濟計劃」，「以漸進方式完成土地國有」，「銀行、交通、礦業、森林、水利、動力、公共事業及獨立性之企業，概以公營為原則」；而且還特別標明「無論公營私營企業，其監督管理均應實行民主化」，「公營企業及規模較大之私營企業之員工，應有參加管理之權」。它的社會政策要求國家「推廣公共衛生事業，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殘疾、失業、妊孕等保險政策」，「勵行勞工福利政策，對於最低工資及八小時工作時間，應分別規定之」，並且要「保障婦女在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社會上之絕對平等。」19

這個政綱再明白不過地表明，中國「中間派」所要走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中間派」沒有亮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而寧可含糊其詞，使用「第三條道路」或「中間路線」這些標簽，是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和策略考慮。20當時社會主義的旗幟在中國已被中共所壟斷，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當然不願意混淆他們與中共的界限；他們當時在國際上要「兼善美、蘇」、不偏不倚，不便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更何況，他們要在國統區生存發展，也須儘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論家張東蓀倒是對「中間路線」的實質有過詳細的說明。按照他的解釋，「中間路線」就是「在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我們想求得一個折中方案」。說得更具體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較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多採取蘇聯式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21對於這種將民主主義於社會主義折衷調和而合熔於一爐的方案，張東蓀還著專書進行理論上的闡述。他指出「民主主義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這二概念可以說是一個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與平等有互相關係遂又發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間，即公道、人權、與理性等是已。再把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個概念群。這個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鄭重告訴國人的是：民主主義的概念基型是這些概念，而社會主義的概念基型亦正是這些概念。並非有兩個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同依據於同一的概念群為其基型，所以兩者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東西。」22

「第三條道路」、即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曾經有過成功的一線希望。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國際反法西斯事業的迅猛發展為中國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國際環境，民主政治的勝利被認為是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國共兩黨這兩個武力集團形成了某種勢均力敵的對峙狀態，國民黨佔有相對的軍事優勢、共產黨則佔有相對的人心優勢；全國各界民眾、特別是城市居民經歷多年的戰爭苦難，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蘇兩國出於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國共兩党能夠和平解決兩者的分歧。國共兩党領袖還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談判桌上，經過一個多月的討價還價，於10月10日訂立了《國民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確立了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的和平建國基本方針，並決定召開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分歧、制訂具體的政治方案。23這當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夢寐以求的成果。

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扮演名副其實的中間調停人角色，力圖從左右兩極將國共兩黨拉到社會民主主義的中間路線上來。其實，如果我們不把國、共兩黨當時的政綱和言論都當成欺騙宣傳和政治把戲，便應承認他們的政治經濟主張與「民盟」政綱其實相去不遠。中共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它在當時揭櫫的是「新民主主義」，如果放棄對「領導權」的要求，平等地對待其他黨派，便與社會民主主義大同小異。國民黨自稱奉行三民主義，包括民族獨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五權憲法等具體原則和主張，如果誠心誠意付之實施，與「民盟」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綱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如期召開，給「第三勢力」充當歷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這個會議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圖通過了關於和平建國、制訂憲法、建立多黨聯合政府和軍隊國家化等各項決議。一個實行民主憲政、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中國似乎勝利在望。

不幸的是，國共兩黨、特別是當家的國民黨主要領袖並不將紙上的這些協定和決議當真。他們都沒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雙贏觀念，而是固執地認定在權力這一關鍵問題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沒有讓步和解的餘地。而當時中國也確實存在諸多足以激發人們進行你死我活的搏鬥的社會矛盾。於是乎，國共兩黨終於各率幾百萬軍隊到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去決一高低，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他「中間派」的人士們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為各種歷史機緣而出於關鍵地位的人物在關鍵時刻所作出的選擇，可以影響幾代人的命運。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難題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展望

在毛澤東時代，帶上西方印記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被斥為「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而打入冷宮，社會民主主義連同其他標記的「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因為來之內部，更被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而大加撻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時代，當年貼上「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標簽的許多具體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面反思仍然姍姍來遲。

按官方說法，當今天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應該說，在這些理論出台之前的幾項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制度、發展多種經驗和各種形式的鄉鎮企業、開放價格、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導下的國有經濟改革，至今仍步履維艱。國營企業改革經歷了「放權讓利」、「撥改貸/利改稅」、「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幾個階段，迄今仍回天乏力、無法扭轉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利潤跨坡的頹勢，不是延緩而是在加速「國有資產的流失」，而且使銀行呆帳、工人失業等問題日益嚴重。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舉世矚目，「短缺經濟」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型已基本完成，社會整體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發達國家逼近。但是，由舊體制拖累和改革變形所積累下來的種種問題，特別是吏治腐敗、大規模失業和天文數字的銀行呆帳，也令世人憂心忡忡。25

從理論的角度說，中國改革的套路是遵從典型的市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就是試圖謀求政府計劃和自由企業、公（國）有制和市場秩序之間的妥協和共生，以創造超越資本主義的效率和社會公正。對於這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個別例外，當前國際理論界並不分享中國政界和理論界的樂觀。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萌芽於20年代布哈林等人關於「通過市場關係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探討，在30年代經蘭格和狄更森等經濟學家的系統化而成型。26此後便分成兩支。一支是西方「市場社會主義者」們在書齋裏的想像、展望、設計和論證，特別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框架內如何向市場社會主義轉變、建立「社會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舊只是紙上談兵。27

另一支是從50年代起在東歐、蘇聯各國相繼出台的改革理論、實踐和試驗，曾經創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終則留下一連串失敗的記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曾經是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他對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失敗的權威解釋是，原共產主義國家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自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在他看來，在基本維持原有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的歷史條件下，對市場經濟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經濟效率，卻無法建立正常的市場秩序。在這種市場社會主義框架中的黨政官員行政調節機制和市場調節機制，並沒有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形成互補關係，使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與此相反，走向兩種機制相互為害、市場紀律和行政紀律同時失靈的局面。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單位利益和個人利益剛化格局的出現和各級官員職業選擇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權錢交換利益驅動下的政紀敗壞便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與此同時，由於原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依舊存在，政府或各級黨政官員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掌握著資源配置的大權，各種市場原則便往往不能貫徹到底，特別是國營經濟領域的預算軟約束痼疾無法消除。結果便是原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濟失控和社會混亂。28

在西方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這一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分支倒是取得了很大成就。本來，當19世紀中葉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在西方出現的時候，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是共通的，馬克思雖然鍾情於共產主義，但也認可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概念互換使用。只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兩個世紀之交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了大決裂，包括列寧、伯恩斯坦及考茨基之間的大論爭，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才分道揚鑣、勢同水火。起初的分歧只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和方法。共產主義者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則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只能利用西方社會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來走議會選舉的道路。共產主義者後來在許多不發達國家通過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權，建立起來的卻是有違馬克思初衷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socialism)。社會民主主義者以1926年英國工党領袖麥克唐納出任首相為起點，也在歐美各國通過議會選舉掌握或分享政權。但是，他們在執政過程中逐步放棄了消滅私有制、全面推行公有制及計劃經濟等等在他們看來不合時宜或有害無益的理想。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美凱歌行進的時期裏，社會民主主義者致力於基本上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加強政府干預力度、增加公共開支、刺激有效需求、實現完全就業、建設「福利國家」(welfare-state)等目標，因而不但與東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同西方的市場社會主義區別開來。而自從70年代末以來，由於經濟全球化的衝擊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導致了意料不到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同時高居不下的「滯脹」(stagflation)現象，完全就業等目標也不再堅持。29

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斷的讓步與妥協也許令人沮喪，但正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實踐使西方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馬克思所體驗和認識的資本主義社會變得面目全非：資本家的財富權力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削弱，工薪勞動者的權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社會財富因為「社會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種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擴大而分散了，由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和失業津貼等多種機制構成的「福利國家」也大大地減輕了貧困階層的疾苦。整個社會的階級結構也與19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可同日而語：以白領工薪階層為主體的中產階級成為人口的壓倒多數、而以製造業工人為主體的產業工人階級降為人口的少數（約為百分之二十）。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運動所作出的妥協與讓步，並不比社會主義自身的妥協與讓步更少一些，以至於將當今西方社會繼續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相當勉強，倒不如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更為恰當。當然，西方各國的社會民主化程度並不一致，以被稱為「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北歐各國（還應該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歐洲其他國家次之，美國程度最淺。

由於中國改革日益受到深層次問題的重重困擾，也由於西方掀起「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小小波瀾，以及社會民主主義在東歐的抬頭或回升，中國人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趣在90年代末以來也日漸升溫。中國社會的這種思潮變遷饒有興味。國人在80年代曾經對現代化如癡如狂，但剛剛跨上現代化門坎便又開始了對現代化的詛咒；國人曾長期將蘇聯視為各弱小民族的監獄，但又對蘇聯的解體和各民族的獨立深感悲憤；中國在80年代曾積極效仿東歐各國的改革經驗，但在「蘇東劇變」之後又立刻將東歐經驗視為鳩毒；中國在80年代曾經將東歐視為必須追趕的先進，在「蘇東劇變」之後又立刻將自己視為東歐必須學習的榜樣。而當今的現實是，東歐和俄國已逐步走出了劇變所帶來的混亂和危機，邁開了經濟復蘇的步伐並開始從容地從事對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多種發展方向的多元選擇。而中國則面臨改革深水區的種種難題，窮於應付、捉襟見肘。與此同時，西方的社會主義勢力也開始反擊新保守主義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別是基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種種政策，著手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更新」來迎接各種新的挑戰。這樣，在包括東歐在內的歐美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勢力都在強有力地回應前一時期盛極一時的新保守主義回潮。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多少體現著全球範圍內的思潮變遷。

9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有多種表現形式。最明顯的表現在於知識界對東歐社會民主主義實踐的再認識和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關注相映成趣。應該說，中國人在80年代就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國外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理論著作都有了中譯本，並得到了廣泛的介紹。「民主社會主義本來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別名」、「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加民主」、「民主社會主義是在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等等觀點，曾在一定範圍內廣泛流行。30由於特定的語境，人們不能公開直接地提倡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而只能通過對「瑞典模式」的讚賞和介紹等間接方式表達其願望。311989－1991年間國內外意外的重大變故突然打斷了這一思想行程，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在90年代初再度淪為大批判的對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現新的轉機。一個重要的標誌是人們開始打破禁區、相對冷靜客觀地探討蘇聯東歐的歷史劇變。那些具有理論勇氣的人們不再滿足於將「蘇東劇變」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和平演變和戈爾巴喬夫等人倒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叛賣行經」，而是認真地探討導致國家社會主義在那些地區崩潰的「深層原因」：阻礙社會進步、從而失去人心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32至少是部分地基於對「蘇東劇變」的這種新認識，人們才又恢復了客觀地認識和評價社會民主主義的勇氣。一些對社會民主主義素有研究的學者，鄭重地將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分支」來借鑒。33更多的興趣則集中於歐美走紅的「第三條道路」，而且大都正確地將其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新表現狀態。34

其次，在時下仍在進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論戰中，社會民主主義也是一個熱門話題。35有趣的是，雖然部分「新左派」廣泛利用新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以至於社會民主主義的一些詞句，但由於他們對國家社會主義一些機制的鍾愛和對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情緒化敵視，他們之中多是些後現代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張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且不說「自由派」中間不乏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徒，如秦暉、朱學勤、何清漣等，「自由派」大都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雙管齊下，而且除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外，都同時強調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熱烈擁抱自由平等、社會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用秦暉的話說，他們所強調的是公民權力、個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競爭和程序公正等價值所構成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36這種現象本來也不足為奇，因為就思想和知識譜系而論，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具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再次，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決策圈也開始關注社會民主主義。東歐的共產黨在「蘇東劇變」中相繼改宗易幟、轉變為社會民主黨，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共曾一度引以為戒。但是，中共對社會民主黨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在90年代末以來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據稱，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剛剛提出，便立即遭到黨內一些人士的異議，認為提倡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這是向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黨綱和通常標榜為「全民黨」的社會民主黨靠攏。這種指責並非空穴來風。從「三個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類企業家和各界專業人士所構成的「有產階級」，恐怕比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更有資格充當「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是，中共決策圈並不為所動，反而甘冒「離經叛道」之風險、加強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研究以借鑒其經驗。37一些智囊機構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進言，建議模仿社會民主黨、沿著社會民主主義的方向修改黨綱。38據說國家體改辦主任潘岳最近還提出了一個以共產主義為理想、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宗旨的新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39

結論

無論是就中國而言還是就整個世界而言，對社會民主主義的選擇都要求人們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是擺在整個人類面前的新任務。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敏感性，對資本主義下定義是很困難的事。在我們的語彙裏，資本主義素來名聲不佳，總是與貪婪、剝削和壓迫等字眼連在一起。應該說，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從一開始就是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所作的充滿敵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義憤遠遠超過學術良知和學理的嚴肅性。根據人類社會這兩個世紀以來的經驗，從純學理的角度說來，資本主義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以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為基礎、將效率和利潤置於首要地位的社會制度和相應的價值觀念體系。從激勵機制、經濟活力和實現個人價值等角度說，資本主義的積極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不過，資本主義所鼓勵的確實是自私和競爭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資本主義從來就不可能是道德家們所青睞的對象，在社會經濟學說中最多也只能被視為「必要的惡」來認可。即便是因為宣告「歷史的終結」而被當今世人視為資本主義頭號辯護士的福山，實際上也沒有直接為資本主義辯護。他置於共產主義對立面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自由民主主義」(LiberalDemocracy)。而且，他也並沒有被自由民主主義的勝利衝昏頭腦。當他瞻望人類的前景時，便再也沒有回顧自由民主主義凱歌行進的歷史時所帶來的喜悅，而是對資本主義的隱患與人性的弱點流露出揮之不去的憂慮。40無獨有偶，另一位舉世聞名的資本主義辯護士布熱津斯基在著書歡呼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之後，又大聲疾呼人們去救治資本主義「大失控」的種種病態，諸如享樂主義、消費主義、貧富懸殊、道德墮落、精神空虛等等。顯然，歷史沒有、也不應該終結於資本主義。41

然而，本來信誓旦旦要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恐怕還要更加複雜。全球只有幾個國家還挂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蔔。不過如果我們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樣狹隘地理解社會主義，有足夠的勇氣割棄那種動輒將倡言妥協的派別逐出教門的極左傳統，社會主義者便不至於那麼孤獨。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是人類試圖取代、超越或改造資本主義的嘗試，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它們都視為社會主義的分支。原共產主義國家的改革和蘇東劇變表明，那種以一黨統治、國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計劃為基本特徵的國家社會主義已徹底失敗、失去人心。市場社會主義雖然稍勝一籌、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曾論證，由於人類知識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會主義者關於利用新自由主義均衡理論來測算供需平衡並編制完善計劃的設想只不過是烏托邦；而且，由壟斷性的國家權力機關取代個人的自主和經濟決策並強制執行中央計劃，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42經濟學上的實證性研究並不妨礙市場社會主義思想在世界範圍內薪盡火傳，但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困境以及它在東歐的失敗記錄，確實使這一思想流派罩著濃重的陰影。

時下在歐美走俏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支派。這當然不是說社會民主主義沒有遇到難題。「第三條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夾擊。來自右面的攻擊將其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束手無策的表現；來自左面的攻擊則將其視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進一步叛賣。「第三條道路」確實不像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那樣旗幟鮮明，但誠如吉登斯所說，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義」的惡諡在社會主義陣營其實也已不再那麼嚇人，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地及時修正政綱以適應時代的要求，本應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常軌。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所遇到的挑戰相當嚴峻。隨著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程而愈演愈烈的資本外流和產業空殼化使完全就業成為高不可攀的目標；高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和保證充分就業的政策已導致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相交為患的「滯脹」而難以為繼；「福利國家」由於財政壓力、廣泛的濫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蝕而春光難再；產業工人、特別是藍領工人所佔人口比例的急劇下降使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選民人數）日漸消失。為了避免日暮窮途的命運，社會民主主義者唯有隨機應變、迎接挑戰。「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們在高揚平等、社會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同時，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提出以市場機制、公民社會和福利國家三強並重的方針來對付危機，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應之道，儘管社會民主主義再造輝煌還要假以時日。「第三條道路」近年來在英、美兩國格外引人注目，並不是因為那裏的社會民主主義事業更為先進，而是從70年代末開始對勞工立法和「福利國家」的新保守主義反44攻倒算在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裏根政府）為害最烈。

當今世界與以往其他世代一樣存在著多種發展的前景，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性興趣未必能構成「歷史潮流」之類的東西。不過，根據人類現有的經歷和經驗，社會民主主義顯然是能兼顧公平和效率的一種制度安排。基於中國的改革陷入左右為難的局面、提高經濟效率和建全社會基本生存保障的兩種任務都同樣迫切、以及中國廣大幹部和民眾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鮮明妥協性格的社會民主主義實在不失為明智的選擇。這種歸宿也許沒有中國人最初擁抱社會主義時那樣激動人心，但卻無疑是沈穩成熟的表現。

當然，即使人們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各國走向這一目標的途徑可能因為出發地點的不同而迥然異趣。如果說西方沿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發展的難題在於資源配置的進一步社會化（社會所有制）和加強對資本的控制；那麼中國的難題可能更多地體現於政治的民主化和資源的解放。民主化的關鍵內容當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實的憲政。而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的民主化還特別強調市民社會的成熟和完善。這一方面是指建立維護各種個人神聖權利的法律框架，使這些權力不再受到國家權力的侵犯和威脅；另一方面是指各種職業機關、社會團體和專業協會從國家那裏獨立出來、能有效地維護其成員的利益並有效地形成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當代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是力求建立強社會、強市場和強政府三強並重的社會體制。但願社會民主主義能給中國和世界帶來新的福祉，儘管「福利國家」的實現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註釋

1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丁守和、殷叔彝著：《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VeraSchwarcz,TheChinese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andtheLegacyoftheMayFourthMovementof1919,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馮崇義著：《羅素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2參閱陳獨秀：<每周評論發刊詞>，載《每周評論》第一期，1918年12月22日。

3真實或想像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親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迅猛地轉向反西方的立場。類似的例子還有1946年12月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辦奧運會失敗事件和1999年5月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事件。

4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頁1359－1360。

5參閱陳漢楚：《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

6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載《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

7<本志宣言>，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

8陳獨秀：<談政治>，載《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陳獨秀：<獨秀致羅素先生的信>，載《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陳獨秀：<社會主義評論>，載《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李大釗：<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載《評論之評論》第1卷第2號，1921年3月；李達：<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載《新青年》第9卷第1號，1921年5月。

9譚鳴謙（即譚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談>，載《新潮》第1卷第5號，1919年3月。

10譚鳴謙：<現代民治主義的精神>，載《新潮》第2卷第3號，1919年12月。

11杜威：<美國之民主的發展>，載《每周評論》，第26期，1919年6月15日。關於杜威在華演講的影響，參閱BarryKeenan,TheDeweyExperimentinChina:EducationalReformandPoliticalPowerintheEarly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12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載《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類似的觀點參閱；<甚麼是現在的時代精神>，載《教育潮》第1卷第3號；<說德莫克拉西>，載《新空氣》第1卷第1號。有人更直截了當地表示要「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壓迫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案會」。<發刊詞>，載《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

13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參閱Donal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

14恩格斯：《反杜林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頁13。

15詳見朱建華、宋春主編：《中國近現代政黨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林茂生、王維禮、王檜林主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文著作參閱LymanVanSlyke,EnemiesandFriends:TheUnitedFrontsinChineseHistor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RogerB.Jeans(ed),RoadNotTaken:TheStruggleofOppositionPartiesinTwentieth-CenturyChina,Boulder:WestviewPress,1992,pp.339-345.

16參閱許紀霖：<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遺產──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回顧>，載《開放時代》(廣州)，1998年第4期。許紀霖：<尋求自由與公道的社會秩序──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歷史考察>，載《開放時代》(廣州)，2000年第1期。許紀霖認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潮是社會民主主義。

17<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載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1。

18施復亮：<何謂中間派>，載《時與文》第1卷第1期，1947年3月。施復亮原名施存統，是中共創始人之一，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倒很熟悉。

19<中國民主同盟綱領>（1945年10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載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66－70。從內容上看，「民盟」的這一政綱很可能參考了英國工黨1945年第44屆年會所發表的題為《讓我們面向未來》的政綱。「民盟」的一些領導人與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聯繫本來就相當密切。1945年7月英國工黨在大選中以壓倒多數獲勝、上台執政，其衝擊波可想而知。

20當然，當時的國內、國際輿論也有將社會民主主義稱為「第三方面」的時尚。參見<社評：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載《大公報》（天津），1948年1月19日。

21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載《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

22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出版社1948年版。轉見蔡尚志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5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220－221。

23<國民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載《解放日報》1945年10月12日。

24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運動史上將「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視為主要敵人，大抵始於列寧1920年7月19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列寧選集》第四卷第329頁。

25參閱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左輔主編：《21世紀誰給你飯吃：中國下崗與再就業問題聚焦》（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張建華主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張學斌等：《改革危險期》（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9年）；陳波：《中國反腐敗二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26O.Lange,’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4,No1&2,1936-1937;H.D.Dickinson,TheEconomicsofSoci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39.

27代表性著作有W.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2;A.Nove,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AllenandUnwin,1983;D.Miller,Market,State,andCommunity:TheoreticalFoundationsof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1989;R.Blackburn,AftertheFall:theFailureofCommunism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Verso,1991;J.A.Yunker,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theCaseforPragmaticMarketSocialism,London:Praeger,1992;C.Pierson,SocialismAfterCommunism:TheNewMarketSocialism,Cambridge:PolityPress,1995.

28J.Kornai,TheSocialistSystem: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29關於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的歷史，參閱D.Sassoon,OneHundredYearsofSocialism:TheWestEuropeanLeftintheTwentiethCentury,London:I.B.TaurisPublishers,1996.社會黨國際1951年曾通過決議用「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socialism)概念替代「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cy)概念，以強調他們與共產主義專制政治的區別。東歐和原蘇聯在80年代末的改革過程中也曾經打出「民主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或被人冠以「民主社會主義」。但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實際上早就不存在實質性的差別。

30徐崇溫：《民主社會主義評析》（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年），頁2。

31代表性的著作有黃范章：《瑞典「福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興耕編：《當代西歐社會黨的理論與實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黃安森、張小勁編：《瑞典模式初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參閱宮達非主編：《蘇聯劇變新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33參閱向文華對殷叔彝、黃安森的訪談，載向文華主編：《世紀末的思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153－181。

34參閱王學東、陳林等：《九十年代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王振華、劉緋、陳志端主編：《重塑英國：布萊爾主義與「第三條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陳林、林德山主編：《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楊雪冬、薛曉源主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35參閱許紀霖、劉擎、羅崗、薛毅：<尋求「第三條道路」──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翼」的對話>，載許紀霖：《另一種啟蒙》(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276－302；李世濤編：《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袁偉時：<自由主義論爭管窺>，載《開放時代》（廣州）2000年第2期。

36秦暉：〈「第三條道路」，還是共同的底線──讀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兼論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問題>，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第10號；秦暉：<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載《戰略與管理》（北京）2000年第5期。

37WillyWo-LapLam,’AppealingtotheModernComrade’,SouthChinaMorningPost,1November2000.

38<江總傳批轉政改方案>，載《香港經濟日報》，2001年2月22日。

39未經證實的全文見潘嶽：<對革命党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載《開放雜誌》（香港）2001年7月號,第28-38頁。

40F.Fukuyama,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articularly’PartVTheLastMan’.

41Z.Brzezinski,TheGrandFailure:TheBirthandDeadofCommunismintheTwentiethCentury,1989;Z.Brzezinski,OutofControl:GlobalTurmoilontheEveoftheTwentieth-firstCentury,NewYork: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