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范文10篇

历史地位范文篇1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伟大的实践，呼唤并产生伟大的理论。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和带领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思想。思想既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有了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推进到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思想旗帜。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与演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探索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针。

党的**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前社会实践相结合，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传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并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发展思想，吸收了国外发展观的精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们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中，既包含着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着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它们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前提，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作为现实根据，并且是以其前者的思想范式和原理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后者的探索、产生与形成，而后者则又以前者为起点、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深化、发展和超越。以科学发展观为例，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处于承前和深化、发展和超越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需要通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来贯通、解读和整合。因此，尊重和珍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才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完整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思想精髓，从而自觉地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夺取新胜利。

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具有统领作用。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前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邓小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从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贯彻**大确立的主题，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包括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开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主题，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走自己的路”这一探索主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格局，**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奋斗。邓小平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项长久性的主题。对它的探索，始于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还要我们一代一代延续和发展下去。党的**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回答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作用，既体现在我国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又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科学发展观当之无愧地赢得了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这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荣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在多维视角下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当代阐释，是超越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困境并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的系统性，对于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发展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我国的人民生活与生产力状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和发展，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实践证明，要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物质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把依靠人民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历史地位范文篇2

1.1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对于近代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中国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再到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所成立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当时挽救中国的唯一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这样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中国刚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1956年，总结了“第一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革命国情相结合，并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虽然也为“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带领我党我国实现“第二次结合”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是邓小平同志，是他的邓小平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本人既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经历了我国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种大小战役，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领导才能，他成为之后的伟大领导人并不是偶然，无论是旧时期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时期，邓小平深刻对中国的发展本质作出认识，抓住了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将思想进行了发展，进而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体系并不是单独孤立的，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思想上拓展而来，总之，邓小平理论产生于新的时代条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当今国际形势许多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1.2邓小平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来说，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很快。邓小平通过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由当时的计划经济、落后的发展模式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国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将其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创新与突破。我国科学灵活地运用邓小平理论会对我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会使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增长。根据邓小平理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说要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一定要从最基础开始，不能越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定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需经过我们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理论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伟大蓝图，是我国发展道路上永远不朽的丰碑。

1.3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1943年，共产国际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就自行解散并开始自己独自活动与组织内的斗争，而我国领导人也开始带领我国人民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新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努力着，我国采取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以及“有所作为”的方针，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谋求共同发展，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干涉也不允许别人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集中精力实行改革开放，一心为我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随着中国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好，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有地位，这也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

2.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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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并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但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并没有停止下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明确地把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称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使我们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历史地位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继承、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有的则是对邓小平理论已有重要论断的具体展开。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十个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具有系统性的理论，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这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是全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全面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其主要之点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在发展道路上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形成了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观；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绘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根本任务上提出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发展动力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依靠力量上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坚持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战略上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在领导力量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根本目的上提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充分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结构严密的科学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但表现为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内容，而且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创造性的运用也是发展，而且是更重要的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束之高阁，不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些基本原理就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更谈不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我们需要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其新的鲜活力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懂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如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站在新的高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新的结论，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是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的发展。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体现时代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理论新形态都有自己的时代支撑点。“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时代的需要决定着理论的内容，也构成了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时代性。因此，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一种新形态，也要看其时代背景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产生也必将有力地指导新的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确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看，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从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来说，我们已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着与以往阶段不同的特殊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些重大变化，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

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深刻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从而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世纪之交提出来的，它的着眼点是21世纪，要着重解决的是新世纪头20年我们将长期面对的“三个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三个重大课题提供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明了方向。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理论的历史地位与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具有相互依赖的紧密联系。一种理论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增添新的一页，关键在于它能够使整个政党、阶级和民族都行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凝聚起全部力量，以伟大的实践成果为人类历史创造一番伟业。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这就深刻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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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要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抓住决定党的历史地位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进步本质的高度，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最新、也是最集中的提炼和概括；第二，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应该怎样执政、执政到底干什么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的建设的总目标；第三，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许多国家执政党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也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从四个方面全面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新的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又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求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从而充分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视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观点，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结合起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所以，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指导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对实践面临的课题作出了充满时代精神的回答，因而，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从党的建设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结80多年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勇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决破除旧的过时的东西，及时创造新的更好的东西，从而为党的建设的不断创新开辟了道路；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党的各方面建设，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从而进一步突出了党的建设的重点；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从而为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指明了方向；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而使党的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强大思想武器。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怎么发展、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怎样改革、朝着什么方向改革，等等，邓小平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回答。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要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要深入，就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继续不断地下功夫。制度，要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向来设计、改进；体制，要按照这样的方向和思路来创新、完善；改革，要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向来推进、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既是党的建设的纲领，也是我们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党的十六大分析了21世纪头20年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走向和特点，分析了我们实施“三步走”战略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任务，明确把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作为党和国家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任务既令人振奋，又十分艰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累和汇聚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既科学地总结了过去，又清醒地规划了未来，因而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指针。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和实施“三步走”战略的进程，科学地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在，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努力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目标，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党心民意。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将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地制定了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等等，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此，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所有这些战略和方针政策进一步付诸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能够逐步成为现实。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方针。同志在分析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基础上，确认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能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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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要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抓住决定党的历史地位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进步本质的高度，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最新、也是最集中的提炼和概括；第二，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应该怎样执政、执政到底干什么的问题，深刻揭示了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的建设的总目标；第三，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许多国家执政党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也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从四个方面全面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新的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又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求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从而充分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第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视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观点，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结合起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所以，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指导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对实践面临的课题作出了充满时代精神的回答，因而，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从党的建设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结80多年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勇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决破除旧的过时的东西，及时创造新的更好的东西，从而为党的建设的不断创新开辟了道路；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党的各方面建设，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从而进一步突出了党的建设的重点；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从而为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指明了方向；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而使党的建设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强大思想武器。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怎么发展、完善，各方面的体制怎样改革、朝着什么方向改革，等等，邓小平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回答。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要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要深入，就要按“三个代表”的要求继续不断地下功夫。制度，要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向来设计、改进；体制，要按照这样的方向和思路来创新、完善；改革，要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方向来推进、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既是党的建设的纲领，也是我们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党的十七大分析了21世纪头20年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走向和特点，分析了我们实施“三步走”战略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任务，明确把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作为党和国家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任务既令人振奋，又十分艰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累和汇聚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既科学地总结了过去，又清醒地规划了未来，因而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指针。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和实施“三步走”战略的进程，科学地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十七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在，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努力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目标，符合中国国情，顺应党心民意。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将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地制定了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等等，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此，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所有这些战略和方针政策进一步付诸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能够逐步成为现实。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方针。同志在分析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基础上，确认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好、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能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合力。

历史地位范文篇6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00）02—0079—04

胡乔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他长期担任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特殊的岗位和素养使胡乔木对和思想研究有其独到的认识。

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和思想，成为一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课题。“两个凡是”和否定、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胡乔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吸收进中央领导层。此后，在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才华。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反映到了他所主持起草的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党中央、邓小平主持下由他具体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献中。他在多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阐述了解决好关于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胡乔木反复强调，对的评价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指出，对怎么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1]他告诫人们，全盘否定和思想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2]当然，胡乔木也绝不主张维护的错误。他指出，纠正的错误正是维护的历史地位，正是维护思想的指导作用；纠正过去的失误是为了发展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发展思想以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胡乔木对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主张思想工作者应站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最前线，以科学理论批判错误观点，教育人民。他不是一般的理论研究者，而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政治家、党的理论家，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常常是通过他的论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因此，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有关主张。粉碎“”后的一段时期，不少人在对的评价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胡乔木从党和国家前途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既宣传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观点，又有自己的精辟理论分析，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忧党忧国的拳拳之心。

从理论上辩证地分析了的功过是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主张，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胡乔木一向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他提出“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3]他所说的科学的态度，是指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科学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和完善那些在历史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的论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分析、论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的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在他对功过是非的评价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高度评价了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胡乔木运用其丰富的党史知识，多方面、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我们应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客观地承认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他不仅高度评价了从1927年民主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贡献，而且还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某些正确决策，如在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胡乔木还认为，“同志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如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4]此外，胡乔木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建树也给予高度评价：“同志的大量光辉著作，解释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解释了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同志在建国以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这些同以前很多光辉著作一样，永远是我党前进的指路明灯。”[5]在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煽动的对他个人崇拜的狂热；以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以及发动了灾难性的“”等。胡乔木多次谈到随着威信的提高和个人崇拜的推行，从遵守党内民主制度到越来越独断专行的过程，指出：“骄傲自满，个人专断，这种情况根本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6]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功绩不能替代过失，同样，过失也不能掩盖功绩。胡乔木强调，看待的错误，一定要从全面考虑，恰如其分。其一，应该摆好的错误与的历史功勋的位置。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一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提到同志还有一些缺点、错误时，应该看到他的功绩要伟大得多。”[7]不能因为他的错误而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否定了。其二，对于犯错误的性质、原因、责任的分析也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胡乔木指出，虽然犯了错误，但从性质上说，“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8]的错误与、“”的破坏有本质的不同。对于犯错误的原因、责任，也应具体分析，如关于“”的发动，胡乔木分析指出，有本人的主观原因，同时也有其他客观原因，“‘’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9]把一切失误的责任都推给一个人不是科学的、辩证的态度。胡乔木指出，对于“”的全局性错误，“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10]“我们应该承认，对于国内国外实际情况研究很少，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不能说是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党中央，以及我们整体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11]在对功过是非的分析上，胡乔木发挥他对中共党史异常熟悉的优势，以大量史实客观地评价了的伟大功绩和所犯的错误。他从历史实际出发，采用历史主义的理性分析方法，把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他，肯定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不讳言他的错误，而不以现代标准、个人好恶、主观臆测去随意地拔高或贬底。他强调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对于的错误，他也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性质、原因、责任，使人觉得公证、可信。历史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多种因素催化的结果。胡乔木在分析中考虑到历史发展的这种全面性，他考察了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彼此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研究。

论述了思想的正确含义及对其应持的科学态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影响极大，始终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胡乔木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着重强调两点：其一，思想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理论概括。胡乔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12]对此，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我们说，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合乎历史。”[13]其二，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证明了的思想真理同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有人对的言论搞“两个凡是”，以为凡是说过的话都是真理，只能照搬照抄；还有一些人因为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胡乔木指出，这两种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的思想里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完全正确的方面。特别在后半期，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搞得极端简单……”[14]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15]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思想”与“的思想”区别开。“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在作这样的说明的时候，我们把同志在晚年所犯的错误抛弃了。抛弃了他的错误的东西不等于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要抛弃。”[16]“思想不包括的错误。”[17]“所谓思想，就是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18]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证明了的真理。

胡乔木多次强调对思想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其一，对思想的评价应恰当。胡乔木认为，对思想的作用既不能贬低，也不应夸大。他指出：“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它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19]但“我们不把思想鼓吹到它应有的程度以外，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思想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阶段。”[20]胡乔木反对随意地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同志在某些方面都有独特研究的，例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但是恐怕也不能说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思想。”[21]“每个学科都要搞什么什么思想，这是自寻烦恼。不要随意地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这种宣传没有好处。”[22]“对思想的作用不合理的夸大只会误导人们对它的科学体系的了解与把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其二，充分肯定思想的伟大作用，强调这笔财富不能丢。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的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23]不讲思想，单讲马克思主义行不行？那也不行。“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24]“中国革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牺牲，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很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25]这一段时期的著作，正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典范。胡乔木认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或共产国际的文件所替代不了的。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也很难与的著作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从坚持思想这道防线退却，那么马克思主义这道防线也就不能坚持，因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这些著作是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26]其三，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胡乔木始终强调要继续坚持、发展思想。他曾提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两条腿走路、两类社会矛盾等，要求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运用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坚持和发展思想。1993年，胡乔木在与郑惠的谈话中对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了新的分析。他认为，思想的产生有其国际、国内的需要。在国内，是为了形成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统一。更重要的是对国外的一面。苏共一直在把它的影响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思想，就是对着苏共的，苏共因而始终拒绝承认思想。胡乔木指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这样一切问题的立足点。思想正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胡乔木对思想的这一新论述从一个新的高度说明了思想的重大意义，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必须正确对待、认真研究、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思想。

胡乔木在各种场合的多次讲话和有关论述中对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但他不仅仅是给出结论，而是用大量事实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对这个问题，胡乔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有一些思想极有价值，如反对随意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对思想产生的背景的新分析，对思想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的有关理论、中央决议、文件观点的阐发，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党史知识。他的这些论述为新时期和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辟了新的境界。更值得指出的是，从他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并得到研究方法的启示。这对于我们今天学习、研究思想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2][4][5][6][7][8][9][10][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6]《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24、568、115、115、181、115、160、159、159、181、279、148、148、567、148、150、130、148、558、559、148、148、149页。

[3]胡乔木《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光明日报（京）1990年3月27日。

历史地位范文篇7

[关键词]改革开放；关键抉择；必由之路；中国社会发展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对改革开放历史背景、目的和性质作出概括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十七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对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地位和巨大意义的高度概括和精炼表述，其含义十分深刻，也是我们深刻理解、评价改革开放历史地位的最基本的依据。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我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抉择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正是面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当时的情况是：国际上，一个以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核心与重点，以科技与创新为发展经济的关键点及核心推动力的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已近末期，前苏联已经初显出冷战中的发展内力不足、体制僵化的弊端。许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加强国际联系，加强改革，制定相应政策，使本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增强。从国内方面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极其重要、紧迫而又艰苦的选择发展道路时期。刚结束后不久，中国社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甚为悬殊，而且与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发展水平相近，甚至高于对方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明显落后，差距拉大了。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将如何改变现状，这是一个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读上的偏差，也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又不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搞清楚。因而，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初起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就是按照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来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其最基本的特点是，仿照前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经营机制上，实行单一计划经济；在分配机制上，实行带有平均主义大锅饭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在对外关系上，突出强调以意识形态划分并决定对外交往对象及交往内容。虽然也提出过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口号及思想，但在实践层面上却基本没有体现，视资本主义为对立物、洪水猛兽，对其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模式和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从社会主义建设那天开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20多年中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的主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搞清楚，由此导致了我们在这几十年中没有达到我们本应该达到的发展目标，其中许多方面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乃至到结束时，中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发展停滞，综合国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混乱。经过结束后两年的特殊时期，历史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又一次关键抉择：是继续原来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体制，还是进行改革?是坚持原来对外关系的态度，还是予以改变?何去何从，这是对执政党的一次不容回避、不容拖延、不容失误的决策考验。正是在这个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主要标志，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其上升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基本点，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指针和明灯。这条基本路线规定、指导着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从此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条航船沿着正确航向乘风破浪，奔向成功的彼岸。中国的发展及对世界的贡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历史地位的又一精辟概括。其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主要是就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国情而言，只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以之来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才是拯救中华民族唯一正确道路。然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打下一个必备的坚实的基础，只是开创和展现了一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如何来发展中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新的、更为现实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结合世界形势发展的新特点，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找到了发展中国的正确道路。

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没有解决好，没有找到使中国真正实现发展的正确道路。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是否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否将对外开放与中国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些问题认识不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的关系才被从理论上逐步明确阐述、实践上大胆稳步的实施。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强调改革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使这一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实质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搞建设“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落后不行”[4]。“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5]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放也是改革，改革需要继续开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对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也更加明确，指出：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最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开放。在党的十三大上，把改革开放正式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此后党的改革开放思想内容不断丰富，并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在改革问题上，我国进行全面有序、逐步拓宽、稳步推进、不断加深的改革开放事业，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标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正确把握对外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30年改革开放成为我们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成为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程度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30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是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这一结论的最好证明。从经济领域看，相比30年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状况，如今，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济保持年均近10%的快速增长。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1735亿美元。，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2007年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51304.03亿元。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人们衣食住行消费方式及消费水平较大幅度全方位提升和发展着。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30年前相比堪称天壤之别，如今13亿人民已总体达到小康。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国能够做一些以前想办而不能办的大事，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航空航天工业、生命科学领域、交通运输、大型工程、水利、道路、城乡建设、科教、国防事业建设等一个个奇迹，奥运会申办成功、抗击大洪水、非典、大地震等，无一不体现我们的经济实力。

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政治发展同样要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政治发展需要有相关的环境条件，要依靠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特别是经济基础的实力来做保证。改革开放保证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夯实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拓宽了眼界，提供了舞台和场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不断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对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制度的性质、功能及信心和依赖程度都大大地提升。改革开放直接推动着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提出和逐渐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互动互促、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双方可以说是互为前提或因果。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社会制度中不适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东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合理东西，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制、民主、平等精神和理念及一些制度措施。依法治国也必然保证和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必然要求依法治国的实施，必然要求建立法制国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30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各领域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活力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益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益确立，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在科教领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日益深入人心，多个领域的尖端科技成果世界领先。教育改革和发展成就显著，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如期实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不断增强。我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与活力，这是当今时代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和资源。

在社会建设领域，同样体现着改革开放的重大推动作用。将社会领域单独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政治、文化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我们党站在历史高度，把握时代特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国情，在近年所提出的新理念和新观点。社会建设与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联，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状况、住房等，这些都是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还是靠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与借鉴。

三、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选择，其最大价值就是它能更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标志和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而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也就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其发展相适应，为其发展开辟道路。因而改革就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相生相随的内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需要通过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内容，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动力。社会主义也需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比较中获得发展，显示其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正确认识并把握这种规律，依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适时、适度的改革开放，就会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反之，就不能体现其优越性和先进性。20世纪后几十年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遇到了种种困难，一度走入低潮，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对待改革开放问题。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并具有特殊国情的大国，由于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给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赋予社会主义事业以新的内容，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勃勃生机，获得了新的发展，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可供学习借鉴的光辉范例。

关于对外开放对发展社会主义的作用，主要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将资本主义看作是黑暗腐朽，是社会主义对立物，是我们要否定、推翻或战胜的对象，因而在对外关系上主要是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产生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和必须学习借鉴的积极因素认识不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解决矛盾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认识不清，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缺乏正确的认识。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受知识经济和科技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手段的新变化及其社会发展成果的实际状况，说明了资本主义并非是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日薄西山、即将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多的可供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借鉴利用的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而且只能共存共生，互相借鉴比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后、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学习借鉴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一切积极的人类文明成果，其中特别是经济领域。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是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科学严谨、发展最完备的学说，也是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所指导的具体对象的社会实际情况，形成新的具体的科学理论，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伟大作用。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60年的时间里，其指导社会实践的历史反复证明，是否实现这种结合、结合得怎样，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中国的经验，更是鲜明地体现出这一规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发展。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先后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一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中，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改革开放理论，是最具理论创新意义的几个基本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和党内情况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对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而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新形势，在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而提出来的，它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想、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特殊形式，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不同时期理论成果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三个理论成果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形式和新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论从其产生背景、条件上，还是其科学内涵上，以及特征和要求上，都是与改革开放有着极其密切的包含、因果、互动、互依、互促的关系。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总之，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改革开放历史地位的概括，既是一个关于历史地位的评价，又是一个今后发展指向，同时也是对现实方针政策的阐明和强调。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变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必须牢牢坚持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战略方针，排除种种干扰，克服种种阻力，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历史地位范文篇8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一个枢纽。可以讲，前两步战略目标是围绕着建立小康社会而言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则是讲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走上现代化。从1949年建国到1990年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四十年，可以说是小康社会的奠基阶段。从1990年开始实施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底，是小康社会的建立阶段。从1991年开始，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当代中国基本进入了小康社会。进入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我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就是新世纪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提出，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新观点。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这是我们弘扬与时俱进精神、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事业要发展，理论上就不能停顿，这二十年中，我们能不能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文化方面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可以说对我国的前途命运非常重要。我们面临的理论疑惑还非常多，如果抓住这个机遇期，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二，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六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是二十六年前难以想象的，今后的二十年，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就像十六大报告所谈到的，经济总量可以翻两番。我们增长了二十年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速度上不去，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从研究角度讲，国内学者都认为，再保持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仍然可能，但能否达到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战略机遇。这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来讲的。

从人民生活来讲，我们的小康标准是中国标准，而贫困标准在国际上有统一的规定：世界银行把每天人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或2美元，作为国际贫困线。按此标准，我国有22．2％或57％的人口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相对讲，生活水平较低。所以，今后如果能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就可以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基础。

第三，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讲，经济发展落后了就要挨打，经济调整被动了同样也要挨打。我们强调结构调整是主线，因为目前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历史机遇，如果抓住它，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劲。如果错过它，可能从此一蹶不振。结构的调整有三方面内容：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发展，这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对我们讲至关重要。城乡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历史机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农村与城镇生活水平差距非常大，而这时出现了买方市场，如果把农村的广阔市场开发出来的话，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相当大的。还有西部开发，对西部发展是一个历史机遇，对东部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对今后经济增长将起到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这是我们改革全面攻坚，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难题，我们还未解决，集中体现在国企改革方面，如果这个难题解决了，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会非常大。从政治体制方面，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破题，政治体制改革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好多人看不到的，常被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一搞就乱，实则不然，因为现在经济领域的好多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障碍引起的。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推进制度创新，创造一个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会为今后二十年发展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第五，这是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二十六年的对外开放走上了全面开放的发展轨道。前十年的对外开放只是局部开放。从加入WTO开始，今后的对外开放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将融为一体，由此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经济问题、发展机遇都是难以估量的。所以，在这方面要培养大批人才，真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第六，这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建设的一切挑战都来自于现代化的转型，这要求政党前进的脚步要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是一个政党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互动的关系。社会现代化推动政党现代化，政党必须实现自身现代化，才会实现社会现代化。如果抓住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大的进步，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如果失去机遇，就会像东欧国家一样出现我们栽树别人乘凉的局面。

历史地位范文篇9

1.1建立空前规模的全国发行经销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针对抗战时局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1937年9月13日的第20次常委会上,决定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展开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店的计划,以及将总店迁往汉口。当时受战争干扰,全国的交通邮政系统极不顺畅,客观上单纯依靠上海或汉口的总店开展书店业务已经非常困难了;另一方面,战时扩大宣传动员,深入全国各地展开抗敌文艺宣传,也是大势所趋。正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生活书店才制定了广设分支店的发展计划,并从武汉时期开始全面实施。总店迁汉以前,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多时间里,生活书店仅有上海、汉口、广州3家分店,而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的武汉时期,就迅速设立了西安、重庆、长沙、成都、贵阳、昆明、香港等25个分、支店或办事处,到1939年时,前后一共设立了分、支店44处,办事处10处,临时营业处3处,流动供应所7处,建成了遍及大后方的庞大网络。而全店职工也从60-70人增加到300余人。抗战初期,特别是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在战火纷飞,资金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全国发行经销网络,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界都是一个奇迹。发行网点分布的广泛,也成为了生活书店胜出其他同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在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迅速建立起了遍及尚未沦陷地区的发行和经销网络(并且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但另一方面随着日寇侵略的步步深入,尤其是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不断加剧,这一网络也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生活书店到皖南事变前仅剩6家分店,皖南事变后更仅剩重庆一处,前期建立起来的的全国网络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因此,1938年汉口时期的生活书店在经营规模上,是武汉抗战时局下产生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

1.2积极出版抗战刊物

积极出版抗战刊物也是武汉时期生活书店的一大特点。在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从上海等地迁来的诸如《世界知识》半月刊、《妇女生活》月刊、《新学识》半月刊、《战时教育》半月刊、《抗战》三日刊、《读书与出版》等刊物,还在汉口创办了《文艺阵地》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以及将原《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这几大刊物成为了生活书店重要的宣传阵地,并且基本维持到了皖南事变前。以《抗战》三日刊和其后的《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例,《抗战》三日刊原在上海创刊,并在上海出版了前29号。而这其中,第7号至第28号因受到租界当局干扰,被迫改名为《抵抗》。从第30号开始迁往汉口,此后一直延续到1938年7月3日的第86号。可见《抗战》三日刊真正放手施展的主要舞台是汉口。另一个生活书店经销的重要刊物《全民周刊》,也是武汉抗战期间的1937年12月在武汉创刊的。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了该刊的使命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播音台”。到7月7日,《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随着武汉战局日渐吃紧,到10月15号第30号时该刊便迁往重庆了。从这时开始,《全民抗战》改为五日刊,到1939年5月13日第70号又改为周刊,最终在1941年被迫停刊,总共157期。虽然《全民抗战》在汉口仅活动了3个月,但这三个月却显而易见地是该刊物最为活跃的高峰时期,不仅出刊最为频繁,而且在8月还增出《保卫大武汉特刊》13期。整个生活书店历史上,也唯有武汉抗战时期的《抗战》和《全民抗战》维持了长达8个多月的三日刊这样高频的出刊率,这也是生活书店历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文艺宣传史上的一个壮举。

1.3大规模出版各类战时读物

书籍方面同样是汉口生活书店的一大亮点。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在图书出版的数量和所涵盖的范围、内容上看,都体现出空前大繁荣的局面。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生活书店的图书出版发行在数量呈现出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内容上则呈现出适应战时需要,侧重抗战读物的倾向。

在武汉时期,生活书店为了适应当时全民抗战的积极形势和氛围,在1938年1月即建立了编审委员会,以加强组稿和编辑工作。在编审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下,生活书店的新书出版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表三、表四典型反映了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的出版热潮:军事类图书中,超过一半是1938年出版的,音乐类图书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有一半集中在1938年出版。

这一时期的生活书店不仅新书出版数目众多,而且书籍内容明显侧重战时需要。如表三中所列的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出版的音乐类图书,无一例外都是抗战题材。这一时期,汉口生活书店不仅继续出版原有的“救亡文丛”、“世界知识丛书战时丛刊”、“黑白丛书战时丛刊”和“战时大众知识丛书”等战时图书系列,还在汉口新创立了“战时社会科学丛书”、“问题与答案丛刊”、“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和“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等等。这些书刊都是应抗战实际情况而特别编写的战时读物。

进入40年代后,国民党加大了打击进步文化事业的力度,出版审查日趋严格,即使通过审查的书也常遭查禁。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新书80多种,仅为1939年的一半,1938年的三分之一。因而在抗战中后期生活书店的出版规模明显萎缩,以至陷入停顿,这与武汉抗战时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统区的重要党外宣传喉舌

2.1生活书店接受中共领导的开端

武汉抗战时期的全民抗战时代洪流促成了邹韬奋本人和生活书店与中共直接联系的建立。1937年12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汉口正式成立,同月邹韬奋也刚刚来到武汉。不久,他即前往八路军办事处与会面。由此,生活书店和中共高层领导开始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时在武汉,生活书店经常举办周末晚会。在晚会上,一般是领导、编辑汇报店务情况和抗战形势,但也经常对外邀请一些人士前来作报告。从相关文献上看,至少两次到过生活书店作报告,一次是1938年2月应邀前来,向全体员工作了“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引起了全店同人的热烈反响;另一次是在5月,这一次的报告中,传达了同志即将发表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鼓舞店员对抗战必胜的信心。还有一次的周末晚会上邹韬奋还请来了中共长江局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秦邦宪(博古)谈国共关系的问题,提醒生活书店注意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活动。在生活书店中,不仅其“总设计师”胡愈之等高层人士就是共产党员,邹韬奋本人也最早在汉口向长江局领导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入党要求。可见,正是从武汉抗战时期的汉口开始,生活书店主动自觉地开始接受了党的领导。

2.2积极出版进步书刊,宣传中共救国主张

武汉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非常积极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单从数量上看就可以鲜明表现出来。

表4所统计的,仅仅是马恩列斯毛五人的直接著作,还不包括他其他马列主义书籍。从中不难看出,由于武汉抗战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生活书店积极的进步姿态,使得在武汉时期相关书籍得到集中出版。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诸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武汉抗战时期的汉口生活书店出版的。

这一时期,生活书店还不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汉口出版的《抗战》三日刊的第三期(第32号),便全文登载了几天前中共中央刚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第59号到第72号,则连续刊登了《边区实录》,全面介绍陕甘宁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诸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八路军与边区民众的鱼水深情的演讲、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简章等等。虽然邹韬奋生前始终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所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正如1938年4月赞扬《生活》周刊时所说的那样,“讲人民群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这可以说是对整个生活书店自武汉抗战时期之后的准确概括。生活书店自汉口时期开始,事实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国统区一个重要的党外宣传喉舌,这也使得武汉抗战时期的生活书店,在整个生活书店的历史上更加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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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文.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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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文.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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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文.《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35.

[7]李文.《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81.

[8]李文.《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57.

[9]见《生活书店大事记编年》,及钱小柏《回忆韬奋先生》,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8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

[10]复旦大学新闻研究室.邹韬奋年谱[M].

历史地位范文篇10

邓小平理论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的。这是因为它标志着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开始，也标志着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也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并指导这个历史过程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开始。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个历史起点并不是突如其来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则是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着手进行全面整顿。他一再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求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又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者重新发动了。总的说来，尽管在1975年邓小平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但这些思想都在酝酿和萌芽之中了。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理论利以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初具轮廓。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后的两年徘徊，拉开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弃，并人原则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逐步利以全面展开并向深度推进，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发然要求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理论思考的深入。邓小平基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提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件，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由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这是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先导。党的十二届门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体系充实了新内容。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深入研究了我国的国情，明确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依据阐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系统地分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阶段：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

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进一步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其理论充实了许多重要观点。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继做出了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同人民联系的决定，善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善于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等一系列重要决定。这些正确的在决定保证了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个谈话在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以及面临和挑战的基础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围绕改革开放过程中姓“社”姓“资”等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和探讨，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了新的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了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的新概括等。这些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的新回答，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并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做了市度的概括。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对于统一全学号全国人民的认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推动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的进上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邓小平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如加强和改善宏观的艰巨任务、改革与发展两大题、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买方市场的形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再就业、知识经济的崛起等等。种种矛盾相互交织，而且不断发展变化，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宿舍矛盾综合体。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运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形势，分析矛盾，审时度势，显示出卓越的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理论分析能力，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运用和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不仅郑重地做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历史性决定，强调要在实践中继续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而且十五大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十五大是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