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管理思想范文10篇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1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主权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3]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4]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现代管理

一、“无为而治”——老子管理思想的本质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主权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管理；老子之道；服务型政府

一、《老子》行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1、《老子》的行政原则

在《老子》中，最具根本性的行政管理原则即为“无为而治”。无为的第一层含义为无事，即做事切记打破自然法则，扰乱事态的自然发展。第二层含义为于无形中处理事情的主要矛盾，让百姓几乎感觉不到政府在管理行政方面有所作为，最好的管理与统治莫过于让统治者如空气一般，百姓察觉不到管理方法的存在，在无形之中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三层含义要求政府在矛盾出现的萌芽状态将其扼杀，任何事都应从简单做起，要求管理者与统治者具备一定的观察力能力、预知能力和事物参透能力，对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有认知能力。《老子》的无为而治虽然本质上是站在君主统治的立场上管理国家，政府的无为也导致了百姓的无欲无知，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百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是对百姓而言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反对战争、反对专制政府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反对扰民等行为，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贡献了一份力量。

2、《老子》行政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不尚贤。在老子的世界观里不存在美与丑、贤与愚的区分，世间的一切没有设立具体的标准，对一切事物都应用公平的态度对待。每个人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都是上天养育的，都应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统治者欣赏贤士，并设立标准将人民群众分出贤良与愚昧，则会有很多人为了追求虚伪的外表，隐藏自己丑恶的面目，这将违背自然发展，难以产生真正的贤人。第二，反礼、反法。老子认为，礼是统治者压迫人民、束缚人民的工具，统治者以礼作为幌子横征暴敛、作恶多端，甚至将其作为借口向他国宣战，因此，老子反对儒家思想的“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他认为“礼”是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不应施加在百姓身上。第三，无欲弃智。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统治者和百姓应无欲不争，当统治者的欲望与权力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安宁与自由时，统治者应减少欲望消解内心的欲望膨胀。正是由于统治者对各国领土、权力的欲望和野心才造成了乱世与战争，使得百姓深受饥饿之苦，扩大了对物质粮食的欲望。老子提倡弃智的目的在于希望人民头脑简单、单纯无知，对已学的知识采取摒弃的态度，使百姓的心地返璞归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统治者管理国家。

二、《老子》行政之道的历史运用分析

1、在“文景之治”中的运用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借鉴了秦朝暴政灭亡的经验，制定了与民共生供养的国民政策，采取了《老子》中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之道，出现了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安定景象。刘邦在经过长期的征战之后，主张不干涉百姓的经济生活，且颁布诏书减免税负，将秦朝时期的十收五改为十五收一，且施行一系列的优惠措施，例如：重灾地区可免收税收，以缓解重灾地区的经济压力，帮助百姓休息生养。刘邦之子在刘邦驾崩之后继续走“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并将税负减为三十收一，百姓对父子俩的治国方针都极为赞叹。汉文帝在汉高祖和汉惠帝的治国基础之上，继续颁布惠国利民的国家政策，提倡简朴，带头执法，老子的“清净无为”思想在西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西汉王朝经济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安，对西汉王朝的盛世发挥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2、在“贞观之治”中的运用

唐太宗在位期间，官吏之中极少有腐败无能、贪赃枉法之人，大家都各司其职，百姓安居乐业，万邦来朝进贡，此乃“贞观之治”之景。老子在道教思想中讲究“以民为本”、“内治其身”、“修身治国”、“清净无为”的行政管理思想，唐太宗自称为老子后裔，由此可看出唐太宗对道教鼻祖老子的崇拜和敬仰之情，谨慎地动用军队与兵将是《老子》行政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认为兵器具有较大的破坏力象征着不吉祥，天下产生战争的原因是天下无道。有道教思想的统治者，是将战争扼杀在萌芽状态，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而非通过讨伐与征战获取胜利，因而唐太宗面对国家矛盾都尽量静以抚之，罕动干戈。

3、在明朝期初的运用

明太祖朱元璋被称为“叫花子皇帝”，深知百姓所受的疾苦，因此不遗余力地实行了老子的民本思想。在明太祖职位期间，内治其身，推崇简朴，反对奢侈，在国力薄弱经济困难之时没有像历朝皇帝修建寺庙、宫廷并大修土木，反而颁布诏书禁止修建新的宫廷，明太祖的以身作则使明朝出现了许多廉政清明的大臣，塑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奠定了优秀的精神基础。明太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他遵循老子的民本思想，制定惠民政策，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明太祖颁布法令禁止官吏过度使用官权干扰百姓的生活，其实行的惠民政策，大多靠地方自治完成，突显了老子“无为之治”的治国之道，减轻政府的干预力度这一举措为百姓生活提供了自由，真正实现了“我无为而民自化”。

三、《老子》行政之道思想借鉴

1、有限型、服务型政府与“无为之治”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组织已长达十五年之久，然而我国政府当前阶段的行政管理体系与制度仍无法达到WTO的要求。过去我国的政府建设实行了人治型政府、统治型政府、专政型政府、计划型政府、全能型政府，但这些类型的政府并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国际化、网络化发展。因此，政府需要对自身重新定位并转换政府类型，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当前的政府类型为全能型政府，其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行政管理的方式管制型较强；第二，我国政府部门拥有较大的权力；第三，政府干预力度过强、强制性手段过多。结合《老子》“无为”、“清净”的行政管理理念反思我国当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要求我国的行政管理人员遵循三大准则：首先，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角色与定位。以老子“无为”的行政管理思想分清政府“该为”和百姓“自为”，政府该为的事没有为则是“缺位”，反之，应该让百姓自为的事去过分干预则是“越位”，“越位”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其次，减少国家政府的干预手段，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生存发展的自然法则，应明确政府在管理民事民情的过程中起的是辅助作用，而非主导作用，放松对社会、市场的管制，建设服务型政府。最后，明确政府的两大职能。第一大职能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的工作重点为完善我国的政策与法规，第二大职能是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公平，致力于为社会和市场提供良好的市场规则、法制建设和外部环境，只有将现有的“全能型政府”转换为“有限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才能充分发挥我国政府的职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2、提高领导决策力与“内治其身”

老子“内治其身”的管理思想对全球的社会发展都具备重大的借鉴价值。领导个人素养的优良不仅对其自身事业有所影响，而且对国家的兴盛、社会的和谐与公平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提高领导干部的个人素养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领导干部在自身的品格上要注重德行和修养的提升，天主教认为人有七宗罪：贪婪、贪吃、懒惰、淫欲、嫉妒、暴怒、傲慢，而欲望扩张是万恶的源泉，领导干部应保持自我的纯真本性，避免因自我的贪欲而使道德沦陷。其次，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应以柔胜刚。老子说过：“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里所说的柔弱并非懦弱和软弱，而是效法上善若水，用滴水穿石的韧性和专一管理百姓与社会，领导干部要怀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爱民之心，善于谋划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善于实行对百姓有利的举措。另外，对待利益诱惑要懂得知足。部分领导干部为了功名利禄贪赃枉法、费尽心机，最后不仅落得个千古骂名，而且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会导致国家、朝代的衰亡。相反，面对利益懂得知足、懂得消解自我贪欲的人，往往能实现全身而退的保全之道，在避开祸患的同时还能填充心理的满足感。最后，对工作要进行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讲究在无形中有为，“无为”相对于违背自然法则的“有为”而言是一种积极的作为，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切忌胡作非为，存好心办坏事，要求行政管理人员掌握事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工作。

3、可持续发展与“天人合一”

可持续发展是近些年的行政管理主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位于全世界第二，但这样令人骄傲的成绩背后资源利用率仅为美国和日本的0.2倍，我们依赖于我国丰富广博的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大规模的低效利用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和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枯竭的矛盾越来越多，自然灾害时刻在考验着我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我国在实现可持续道路转换的道路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自然本来就有自身的调节机制，如果人为外力的干扰过多，将不利于自然社会的发展，易使人类自食恶果。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类社会只是其中之一，尊重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利于人类社会明晰对自我的认知，避免妄自尊大自称为世界的中心与主宰，更有利于人类在生存发展中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进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四、结语老子在我国的帝制主义时期对统治者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根本性、本质性思想原则，老子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等思想被人们误认为是反动消极的行政思想，本文从“无为而治”、“内治其身”、“天人合一”、“以民为本”的思想内容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提出完善的建议，希望能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正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子”文化。

【参考文献】

[1]龚烨.《老子》中的行政管理之道探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1.

[2]张维新.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1.

[3]夏楠.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对当代行政改革之鉴[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11:71-72.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老子哲学；运用

随着社会教育的日益普及，无论是当前高校的招生数量，还是高校本身的数量、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其实这也在无形之中给目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一般来说，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主要会涉及到学生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就业等诸多方面。如果高校对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出现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行政方法，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高校学生自杀、校园暴力等诸多问题[1]。因此，改善旧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刻不容缓，我们通过将传统的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融入到高校的具体管理过程中，以此希望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管理的工作水平，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观点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凡是之，皆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尚在贵柔，以人为本，即是非常之治[2]。这便是传统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最为核心部分。

（一）无为而治与顺其自然什么是道？什么是无为而治？这其实都是道家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管理思想。道，是世间万物原本就存在的东西，它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你的认知而发生任何改变，这是高校管理者必须明白的重要一点，即一切管理的问题和实际解决的方法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并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而应该积极将它找出来。无为而治，讲究的是管理顺其自然，无为之道即遵从客观的规律对学生进行管理，并循序渐进，在潜移默化中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同时，无为也并不需要有专人作为管理者对凡事都事必躬亲，反而他们需要的是利用自身的管理者角色，促进其他被管理的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目的。顺其自然，即尊崇道法自然，道是“天下之母”，万物之根。“道可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尽管多数时候道法是看不见的，但它客观存在，顺其自然，无论是管理还是对待学生的个人问题方面，高校管理者们一定要明确世间万物都有其自己的道，如果一味强加自己的道在学生的身上，那就破坏了学生们的个人发展之道。所以，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让它们自然发展而不加以干涉。

（二）尚在贵柔和以人为本柔，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要小看自然道法中的柔，它有时候可以战胜一切问题，成就非凡之道。尚在贵柔，重视道法中的柔性一面。正所谓祸福相依，事物的两面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学生在接受学校的管理时，这两种态度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在转化的过程中，如何将不好的一面转化为好的一面，即将刚性叛逆的一面变为柔性的一面，这还需要高校管理者从多方面改善自己的管理方法。此外还应做到以人为本，真正考虑到高校学生们的内心需求，使管理的方法能够被他们接受。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以人为本，包括人的尊重和人的本性，老子曾提过，道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可以这么说，人其实也是天地万物道之中的一员，“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用道来培养人，以德来涵养人。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本性，用道德激励的方法促进他们对自身不良行为的改善。所以，高校管理者一定要在学生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做到尊重和重视学生，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现阶段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目标、内容单一，管理制度缺乏合理的规范当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都过于注重一些实际事务的管理，且管理工作多数时候只停留在“管好学生”、“管住学生”的目标层次上，并没有实际将管理重点向学生的其他综合能力方面进行转移，只重视分数，忽略了德、智、体、美方面的全面发展；在管理的内容上，多数高校都过多地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学风作风建设，缺乏与实际的联系性，各种管理工作内容停留在传统的说教层面，这其实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加重学生们的抵触和厌烦情绪，甚至到后期会出现学生越来越难管的问题；在管理制度上，还必须通过相应的规范制度进行约束[4]。但近几年来，一些高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居然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行为，比如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对大学生们的宿舍内部进行摄像头的安装，并扣留拖欠学费学生的毕业证、扣发受处分学生的学位证等。这些行为其实都严重损害了大学生们的利益和自身权益，这是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疏忽和漏洞。（二）管理者自身水平不高，管理的方式缺乏激励性、过于硬性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者的水平普遍不高，虽然数量上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相关管理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升。尤为甚者，高校管理团队的构建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很多高校都将主要的人员力量放在了教学和科研上，但在整体的管理方面投入不大。从管理的方式上看，不少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还缺乏科学、合理、激励性的规范和系统的激励考核机制。在很多时候，管理工作过于强调统一性、规范化，这些管理方式就会太过硬性，不但会扼杀学生的个性发展机会，还会促使学生在接受管理时，主观因素过强，反对管理。人天生都是喜欢被激励的，且物质激烈的效果远远小于精神道德激励，如果学生长期处于一种硬性制度的管理下，学生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空间就会变得很小，所以硬性的管理制度是非常难以培养出人格健全并具有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的。

三、高校管理中运用老子哲学思想的若干建议

（一）丰富管理内容，制定正确的目标

观念都是行动的先导，高校管理中在融入老子哲学的过程中，可以从顺其自然的方面完善管理目标和内容，毕竟道法自然讲究的是顺应天理，所以高校管理者一定要遵守客观事实和相关规律进行学生管理工作。至于在管理目标的具体确定方面，高校管理者应从整体出发，树立起长远的战略观，跳出狭小的管理圈内，高屋建瓶地从战略上预测、谋划和统筹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目标。内容的明确完善，要立足于完整的系统观，只有摒弃单一的、片面孤立的、封闭的旧观念，才能树立起综合全面的、联系开放的新观念，管理工作的具体管理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学生，这样管理工作才会具有针对性。

（二）合理的制度进行约束管理

制度规范的合理性必须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互匹配，在落实教学第一性原则的同时，也要紧紧围绕着管理工作的目标和核心内容制定好相关的制度规范，保证每个管理岗位的权利与职责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实现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可控制性。高校内部的管理问题，大都集中在权利范围内的“内部轨道”上。这些轨道就像渠道一样，教职员工的才干、能力就像水，水通过渠道流向终点，去灌溉高校发展的最终目的，产出高质量的人才产品。因此，合理的规范进行约束，明确好权利和管理的实际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靠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情感性的、思想性的一些管理手段才行，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三）管理者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1.管理者要具备知足、无求、不争的精神修养，并明确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无为是顺应道法自然，按照世间万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去进行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也要学会知足，不争名、位、权等外在虚浮的东西，并学会集思广益，用众人之力，政通人和。如果缺乏这种精神修养，那么管理工作也必定会多祸多咎；2.管理者还必须保证自己在管理时，拥有足够的胸襟，毕竟实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所谓祸福相依，管理的结果谁都无法准确预料；最后，应具有宽广的胸襟，开明豁达。与此同时，善用他人长处，包容他人短处。当然，提升高校管理者工作水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方法就是要改变他们不务实的工作态度，因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份管理工作，才能取得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采用柔性、激励的管理方式

高校管理者应该选择具有柔性、充满道德激励的管理方式开展管理工作。所谓柔性，其实应该是在“不争”上面多下功夫，不过多地去注重学校发展的硬性要求，从软实力方面出发为学生多做考虑，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衡量和检验标准，不竞争、盲目地去开展管理工作。同时，学校也应该针对社会的多元需求、学生的多元要求去认清自己的位置，采用符合自己特色的管理方式[5]。因此，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融入柔性的管理要素，这样就会使得非常硬性化的管理方式变得让人接受，弱胜过强，柔胜过刚。任何事物，如果能激励得当，那么无论是对管理工作的开展效果，还是对于被管理的人来说，好处都是远远大于坏处的。四、结束语总而言之，对于现阶段的高校管理教学工作的实际开展，我们除了将一些核心的老子哲学思想要素融入进去，还应该结合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采用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保障高校学生管理目标的实现。当然，这并不是容易的，反而它在实际的管理运用探索道路上困难重重，所以作为高校的学生管理者，不妨大胆地汲取老子管理思想的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完善与弥补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不断增强高校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周瑶 单位:商洛学院

参考文献

[1]曹群英.老子“贵柔”思想对高校管理的现代启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34（1）.

[2]李玮.老子哲学与高校管理现代化[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18（4）.

[3]陈晓翔.高校管理中的“无为而治”[J].管理学家，2013（17）.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5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苏东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老子哲学；运用

随着社会教育的日益普及，无论是当前高校的招生数量，还是高校本身的数量、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其实这也在无形之中给目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一般来说，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主要会涉及到学生的思想心理、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就业等诸多方面。如果高校对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出现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行政方法，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高校学生自杀、校园暴力等诸多问题[1]。因此，改善旧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刻不容缓，我们通过将传统的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融入到高校的具体管理过程中，以此希望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生管理的工作水平，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观点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凡是之，皆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尚在贵柔，以人为本，即是非常之治[2]。这便是传统老子哲学思想中的最为核心部分。

（一）无为而治与顺其自然

什么是道？什么是无为而治？这其实都是道家哲学中非常重要的管理思想。道，是世间万物原本就存在的东西，它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你的认知而发生任何改变，这是高校管理者必须明白的重要一点，即一切管理的问题和实际解决的方法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并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而应该积极将它找出来。无为而治，讲究的是管理顺其自然，无为之道即遵从客观的规律对学生进行管理，并循序渐进，在潜移默化中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同时，无为也并不需要有专人作为管理者对凡事都事必躬亲，反而他们需要的是利用自身的管理者角色，促进其他被管理的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目的。顺其自然，即尊崇道法自然，道是“天下之母”，万物之根。“道可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尽管多数时候道法是看不见的，但它客观存在，顺其自然，无论是管理还是对待学生的个人问题方面，高校管理者们一定要明确世间万物都有其自己的道，如果一味强加自己的道在学生的身上，那就破坏了学生们的个人发展之道。所以，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让它们自然发展而不加以干涉。

（二）尚在贵柔和以人为本

柔，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要小看自然道法中的柔，它有时候可以战胜一切问题，成就非凡之道。尚在贵柔，重视道法中的柔性一面。正所谓祸福相依，事物的两面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学生在接受学校的管理时，这两种态度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在转化的过程中，如何将不好的一面转化为好的一面，即将刚性叛逆的一面变为柔性的一面，这还需要高校管理者从多方面改善自己的管理方法。此外还应做到以人为本，真正考虑到高校学生们的内心需求，使管理的方法能够被他们接受。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以人为本，包括人的尊重和人的本性，老子曾提过，道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可以这么说，人其实也是天地万物道之中的一员，“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用道来培养人，以德来涵养人。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本性，用道德激励的方法促进他们对自身不良行为的改善。所以，高校管理者一定要在学生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做到尊重和重视学生，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二、现阶段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目标、内容单一，管理制度缺乏合理的规范

当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都过于注重一些实际事务的管理，且管理工作多数时候只停留在“管好学生”、“管住学生”的目标层次上，并没有实际将管理重点向学生的其他综合能力方面进行转移，只重视分数，忽略了德、智、体、美方面的全面发展；在管理的内容上，多数高校都过多地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学风作风建设，缺乏与实际的联系性，各种管理工作内容停留在传统的说教层面，这其实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加重学生们的抵触和厌烦情绪，甚至到后期会出现学生越来越难管的问题；在管理制度上，还必须通过相应的规范制度进行约束[4]。但近几年来，一些高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居然出现了一些不良的行为，比如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对大学生们的宿舍内部进行摄像头的安装，并扣留拖欠学费学生的毕业证、扣发受处分学生的学位证等。这些行为其实都严重损害了大学生们的利益和自身权益，这是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疏忽和漏洞。

（二）管理者自身水平不高，管理的方式缺乏激励性、过于硬性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者的水平普遍不高，虽然数量上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相关管理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升。尤为甚者，高校管理团队的构建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很多高校都将主要的人员力量放在了教学和科研上，但在整体的管理方面投入不大。从管理的方式上看，不少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还缺乏科学、合理、激励性的规范和系统的激励考核机制。在很多时候，管理工作过于强调统一性、规范化，这些管理方式就会太过硬性，不但会扼杀学生的个性发展机会，还会促使学生在接受管理时，主观因素过强，反对管理。人天生都是喜欢被激励的，且物质激烈的效果远远小于精神道德激励，如果学生长期处于一种硬性制度的管理下，学生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空间就会变得很小，所以硬性的管理制度是非常难以培养出人格健全并具有创新思维的复合型人才的。

三、高校管理中运用老子哲学思想的若干建议

（一）丰富管理内容，制定正确的目标

观念都是行动的先导，高校管理中在融入老子哲学的过程中，可以从顺其自然的方面完善管理目标和内容，毕竟道法自然讲究的是顺应天理，所以高校管理者一定要遵守客观事实和相关规律进行学生管理工作。至于在管理目标的具体确定方面，高校管理者应从整体出发，树立起长远的战略观，跳出狭小的管理圈内，高屋建瓶地从战略上预测、谋划和统筹高校工作的各个方面，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目标。内容的明确完善，要立足于完整的系统观，只有摒弃单一的、片面孤立的、封闭的旧观念，才能树立起综合全面的、联系开放的新观念，管理工作的具体管理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学生，这样管理工作才会具有针对性。

（二）合理的制度进行约束管理

制度规范的合理性必须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互匹配，在落实教学第一性原则的同时，也要紧紧围绕着管理工作的目标和核心内容制定好相关的制度规范，保证每个管理岗位的权利与职责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实现管理工作的可操作性、可控制性。高校内部的管理问题，大都集中在权利范围内的“内部轨道”上。这些轨道就像渠道一样，教职员工的才干、能力就像水，水通过渠道流向终点，去灌溉高校发展的最终目的，产出高质量的人才产品。因此，合理的规范进行约束，明确好权利和管理的实际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靠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情感性的、思想性的一些管理手段才行，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三）管理者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1.管理者要具备知足、无求、不争的精神修养，并明确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无为是顺应道法自然，按照世间万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去进行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也要学会知足，不争名、位、权等外在虚浮的东西，并学会集思广益，用众人之力，政通人和。如果缺乏这种精神修养，那么管理工作也必定会多祸多咎；

2.管理者还必须保证自己在管理时，拥有足够的胸襟，毕竟实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所谓祸福相依，管理的结果谁都无法准确预料；最后，应具有宽广的胸襟，开明豁达。与此同时，善用他人长处，包容他人短处。当然，提升高校管理者工作水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方法就是要改变他们不务实的工作态度，因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份管理工作，才能取得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采用柔性、激励的管理方式

高校管理者应该选择具有柔性、充满道德激励的管理方式开展管理工作。所谓柔性，其实应该是在“不争”上面多下功夫，不过多地去注重学校发展的硬性要求，从软实力方面出发为学生多做考虑，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衡量和检验标准，不竞争、盲目地去开展管理工作。同时，学校也应该针对社会的多元需求、学生的多元要求去认清自己的位置，采用符合自己特色的管理方式[5]。因此，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融入柔性的管理要素，这样就会使得非常硬性化的管理方式变得让人接受，弱胜过强，柔胜过刚。任何事物，如果能激励得当，那么无论是对管理工作的开展效果，还是对于被管理的人来说，好处都是远远大于坏处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现阶段的高校管理教学工作的实际开展，我们除了将一些核心的老子哲学思想要素融入进去，还应该结合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采用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保障高校学生管理目标的实现。当然，这并不是容易的，反而它在实际的管理运用探索道路上困难重重，所以作为高校的学生管理者，不妨大胆地汲取老子管理思想的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完善与弥补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不断增强高校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参考文献

[1]曹群英.老子“贵柔”思想对高校管理的现代启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34（1）.

[2]李玮.老子哲学与高校管理现代化[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18（4）.

[3]陈晓翔.高校管理中的“无为而治”[J].管理学家，2013（17）.

[4]施红斌.无为而治道法自然———老子哲学思想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9（5）.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苏东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8

论文摘要:“无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始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等诸家均有论述，而尤以道家为代表尸‘无为而治”是众多思想家所推崇的管理伦理思想，也足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无为而治的管理伦理思想曾被一些明智的统治者所运用，发挥着安定社会与民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等积极作用。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研究道家思想的热潮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现代管理伦理的角度来诊释其管理伦理精义。这一思想开始走进企业，走进管理领域，走向世界。因此，将“无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中，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库中，有许多智慧之源，足以启迪现代人的心灵，提高现代管理水平，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能为学校管理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智慧。但以往人们较侧重对儒家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而对于祟尚自然的道家却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实际上，道家思想中蕴含着极其宝贵的管理思想，道家以其深邃的大智慧，以独特的言语和方式实施着它的巨大功能，潜移默不匕池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滋润着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范妞寸中华民族特别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产生深刻的影响。主练《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先生给它下了八个字的评语:“综罗百代，广博精徽”。不仅如此，老子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刁鲜”。前苏联汉学家李谢维系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尧明肯定《老子>`.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日水限》曾将老子列为全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在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老子思想对高等学校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叉。本文拟对老子思想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借鉴意义进行阐述。

一、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核心思想，李生龙先生：无为论》，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将自无为”归纳为互相联系的两种含义:或是没做什么，表示一种存在状态;或是不要做什么，表示一种行为禁忌。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细细揣摩，“无为”所衍生的各种内涵都是以这两个最基本的意思为根据的。

《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默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嵘73章)对于管理者，老子主张“为君之道以虚无为本。”同时，道家认为，君道与臣道是截然不同的，君主遵循天道，无为而尊，臣下遵循人道，忠于职守，有为而累，二者不可混同。《庄子.天道》篇中说:“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无为而臣有为，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君无为”，在管理伦理的实践中如何运用呢?道家虽说:“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一大宗师》，但还是作了可见可受的周密安排:一是以静制动，“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厂‘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赚36章)。作为人君的“我”，外表玄默，内蕴精明，臣下莫测高深，而只有竭其才智以效君王;二是知人善用，因材授职，用其所长.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辑楔，修者以为搁粮，短者以为朱儒杆护。无大小修短，各得其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群臣各得其宜，也就各展其才，各尽其能，为君王效劳:三是使群臣得分职守而治。“官得守其分”，各司其职，自然也就可以有条不紊，做到“无为而治”了.

二、以老子管理思想检视当代中国高教管理

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大众化、多样化、前沿化等显著的特点，这种趋势使大学职能从单纯的教学育人，到教学与科学并重，再到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轴心”产推动器，，为社会直接服务，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和联系越来越紧密和直接。如此复杂而发展迅速的现代高等教育，给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使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困惑与挑战。

1.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够

应该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经过了新一轮的国家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与调整才刀波了原来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行业不再主管高校，实行国家与地方两级管理体制，解除了高校原来许多行政束缚，高校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活力与自由。这也是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冷静地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与过去相比，在制度上并未有根本突破，以政府行政为主的纵向集中管理模式并未真正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仍然主要是一种上下级行政关系，而不是依据法律规范而建立的公共权力机构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规，缺乏规范性和稳定性，透明度不高，在经费分配、成果评定、学科申报等方面一些非学术、非市场的人为因素常常导致“暗箱操作”，损害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高等学校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力学主体，一些改革与创新的措施常常举步绷陈严重地影响了高校的办学积极性与能动性的发挥。

2.师生的办学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

高校作为社会这个大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有其自身的特点:从管理内容上讲，既有行政管理，也有大量的学术管理;从管理对象上讲，广大教师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广大学生作为学校“产品”，本身参与生产过程、管理过程，还能自我加工、自我塑造;从管理手段上讲，习椒力性影响与权力性影响同样重要，甚至作用更为持久、广泛和深入。

这些特点，长期以来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和忽视了。高校内部管理的现有组织机构与模式仍然沿袭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学校管理机构只是政府行政体系在高教系统的延伸，主要靠领会上级意图、吃透文件精神、贯彻执行各种行政规则来发挥和实现高等学校的各项职责与功能，对安全目标的追求成了管理者们的首选目标，而创新与发展则退居其次。同时，“行政化”，了的高等学校主要按行政组织的规则运行，强调行政权威，机关行政人员成为了学校的主角，教学科研人员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行政系统的被支配者，其声音只能作为行政部门的咨询与参考，缺乏参与制度建立和决策管理的机会。这样，压抑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阻碍了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需的交换、交往和互动，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3.行政权力需要限制

现在，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中权力结构失衡，行政权力强大，学术权力弱化教师作为学校办学的主体，没有充分发挥在学术活动中的领导决策作用，学术白主性被行政权力所压制，不可避贫梦也产生某些偏差，甚至造成决策失误。

由于人们长期的观念沉淀，“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学术权力的发挥不穿上行政系统的外衣就似乎没有应有的权威，这样导致学校决策与执行机构不分，机关行政人员队伍庞大，师生唯官是从。因此，需要又水行政权力进行限制。道家关于“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伦理思想是极有启迪意义的。所谓“君无为”，在高校内部就是要管理者放手让权，不要过多地用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活动;而“臣有为”则是要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教师的创造险与积极性，加强学术权力。以教授专家为核心，以各种“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为表现的学术权力，构成学校权威的基石，对学校学科建设、教学与利.研以及其它方面的发展都起着内在的支配作用。因此厂一所高校要真正提高质量、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就必须高度重视学术权力，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积极作用。

4.管理人员的道德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管理人员是管理的执行者，其道德素质水平直接决定管理的成效。正如《老子河上公章句》所言:“圣人以身率道，不言而化，万事修治，故能成其大。，要求管理者自觉按照“大道，，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为民众作出表率。目前高校管理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校级管理层成天忙于日常事务而无瑕考虑学校如何适应社会发展、抓住机遇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大事，或者虽有好的想法与举措汀团愚到阻力就担心或借口怕影响稳定而不能坚持改革;二是重行政管理而轻学术管理，或者说不懂得如何进行学术管理;三是重过程管理而轻目标管理，忽视高校管理中自主管理的特征，过多地干预和直接控制管理过程，激起师生的反感;四是颠倒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管理人员高高在上，缺乏对教师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只向上级负责，不从实际出发，只会照章力事，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州爪硬管，挫伤了教师和学生的私淞性，阻碍了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三、老子管理思想在当代中国高教管理中的运用

研究和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老子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发展到今天，我们将之归纳总结，从不同的需要角度出步织寸它进行现代意义的诊释，很准说准确地把握了它的真义，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大大拓展丰富了它的夕涎和内涵。释氏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运用于现代高教管理，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结合现代高教管理的实际加以灵活运用:在宏又则层面上，“因顺自然”一遵循客观条件和规律，“因物自性，，一尊重系统自身的实际情况。切忌违背客观规律的“妄为”和离开自身实际可能的“强为”，否则只能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产欲速则不达”。在操作层面上，一是将“无为而不为”的管理伦理思想应用于高教管理的组织建设，实现重}L下移，健全分层管理架构;二是应用“我无为而民自化”的管理伦理思想，以人为本，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三是以“行不言之教”为指导，强化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管理者的领导能力与水平。

1.重心下移，健全分层管理架构

老子的管理伦理思想启示我们:在处理各种类型的管理矛盾与关系时，要紧紧扣住“治”这个目标，做到在处理各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官得守其分匕各级组织、各个部门责权分明、各司其职，各行其是，领导机关”无为而治窍—充分发挥和调动基层的积极胜，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成效。

总结归纳国内外高等教育管理的成功实践，联系老子的管理伦理思想作为指导，我们认为处理上述关系的关键在于充分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专业设置自主权、教学管理自主权、文凭发放自主权、机构设置自主权界桂开自主权、干部人事自主权、职称评聘自主权、财务自主权和国际合作与交流自主权。政府应立足转变职能，主要运用立法、规划、拨款和法律规定内的行政手段来调控管理的目标、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教育的质量与效益，而不是人为地随机制定一些临时性措施。实践证明，国易尔寸高等教育的间接调控手段越有效，大学就越有更加宽松的办学环境和办学自主权。同时强化社会、市场的监督、调节力量，形成社会、政府、学校三者的良好关系，用以制约和检验政府的调控与学校自主力、学的水平和质量。

2.以人为本，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陈鼓应先生说:“老子自然无为的观念，运用到政治上，是要让人民有更大的自主性，允许特殊性、差异性的发展。也就是该吮许个人人格和个人愿望的充分发展”(《老庄新论》第九页)。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因其性则天下从”，说的就是领导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群众，而是要激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此基础上集中群众智慧，使决策符合于绝大多数群众的意愿，这样看起来似乎是‘无为’，其实，由于万众一心，完全能够达到“无不为”。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伦理思想和民主管理的原则在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首位，建立以激励为核心，以满足师生不同层次的需求为目标，使师生在“无为”和“不觉”中产生积极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力量，主动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仓J造才能。其次，建立良性激励机制，首先应该表现出对教师的尊重，并且这种尊重是诚挚的、深切的、发自内心的，能让教师感到自身的价值，进而发现自己新的价值。表扬与批评则是激励人们情感的两大工具。领导的肯定会使教师感到莫大的欣慰和鼓舞，获得承认与赞赏是教师普遍强烈的需要。最后，.实行民主管理，为道家管理伦理思想所特别强调。其‘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说的就是要尊重民众的个险和创造性，使之行使主人翁的权利。高校实施民主管理，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3.强化素质，提高领导管理水平

老子自行不言之教”的管理伦理思想在高教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所批评的管理者“自视、自是、自伐、自矜”，倡导的“去甚、去奢、去泰，和“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也是我们进行高教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的良方。它启示我}i7}加强管理者的思想品德修养，重视管理人员整体素质的培养，在学校管理中充分发挥非权力性影响的作用。

首先，建设一支品德高尚的管理干部队伍。品德修养，是高校管理干部队伍建设首先要着重强调的。老子说‘行不言之教”，其中一洲尺重要的意思就是指管理者的“身教”。教人易，自行难，高尚的道德和优秀的心理品质是高校管理人员最重要的人格力量。借鉴老子的‘氏为而治，，管理伦理思想，结合高校实际，我们认为高校管理人员首先应该加强自知、无私、宽容、诚信等方面的品德修养。管理者还应该具备诚信的品德。老子说“信不足，有不信”。意即管理者不讲诚信，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他。高等学校与其它单位和部门相比，特别崇尚伦理，这是因为它做的是人的工作，而且是面向人的未来的，所以对伦理的思考比较多，对管理者“诚信”品格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管理者要从思想上树立‘碱信”的意识，认识到诚信是管理者的无形资产，也是学校的信誉;要秉着“若烹小鲜”的态度，慎重决策，减少决策的随意性;要加强制度建设，依法制校，在学校树立诚信之风。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9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研究一下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分析其成败，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流派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

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老子管理思想范文篇10

本文初步解决了管理思想史理论化的难题，以逻辑的形式反映了管理思想史的进程，使管理思想史上升到理论形态。在全文的论述中，可以导致科学管理至今以来整个管理思想发展历史的具体再现。在具体的再现中，不仅疏通了西方管理发展的脉络，而且鲜明的显现了不同西方主流管理学派的特征，而这些不同的本质特征又自然而然的将管理思想史断界为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古典管理论阶段为客体至上的效率哲学；新古典管理阶段为主体至上的行为哲学:现代管理阶段为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哲学;后现代管理论阶段为主体回归的创新哲学。这种以哲学特点进行的划界，相对以往管理思想史是一个创建。最后文章对管理哲学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思想史

1绪论

管理哲学是企业或组织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基础。企业除包括管理硬件即管理技术、手段和方法外，还包括管理软件即企业的思想、精神、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等，这些管理软件就属于管理哲学的范畴。管理学和哲学分属经验科学和超验性科学，哲学关于宇宙本质及其规律的概括性论断，始于经验又超出经验。管理哲学从管理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但又超越管理学，这种“超脱”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学与哲学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均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管理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透视。正如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说：“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管理哲学使人们对管理当中既有和新的认知进行抽象化的理论总结，为管理活动提供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对管理学的研究是哲学深入生活、发展自身的一种必然。现代科学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过程，开始向高度综合化和系统化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使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出现了大量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哲学作为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各门具体科学交相辉映，共同发展，并对包括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在内的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这样即出现了与各门具体科学相融合和交叉的应用哲学，其中就包括管理哲学。

古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知识总汇”；近代对哲学的定义为“科学的科学”；马克思对哲学的定义为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来说，马克思对哲学的定义更接近哲学本意。所谓哲学，即研究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的法则。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哲学是管理科学及其他科学的主导原则与方法论。纵观哲学发展史，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古希腊的“一切尽在哲学中”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到中世纪之后的“一切不在哲学中”的各门科学从哲学中的分离，再到近现代的“哲学在一切中”的哲学在各门科学中的实际应用。

哲学与管理学的结盟，有着深邃悠久的历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是管理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这一时期集哲学与管理思想为一体的代表作。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力主哲学家为王，让国王以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方法管理国家。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同样是和管理思想融合在一起。从孔子《论语》中“君子怀德”的“君子”领导人格思想，到孙子《孙子兵法》中“问天地间者，莫过于人”的“人本管理”思想，无一不是体现哲学思想和管理思想的结合。

二十世纪以来，管理科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管理科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宽，开始不断面临自身发展带来的新要求。二战以后，管理学超出了经营一个工厂、一个企业、管理好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的固有范围。企业的发展，不仅要依赖高效率和井然的秩序，还要依赖于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它面对的是同行的竞争、社会效益、人文价值、合作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愈加紧密，企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生产单位，它已经和行政区域、地区、国家渐渐趋同。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已不再是局限于自己企业狭小的范围内了。企业间的国际合作，连锁店、跨国公司的产生等，都足以说明企业的领导必须跳出纯经济管理的框框，培养足够的哲学素养，在考虑组织的效率、效用时，也要考虑其人文价值和社会责任，才可成功地领导一个企业。企业及其领导的这种职能的变化和丰富，使得对管理活动进行哲学思考成为必然。

1983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费•霍金森《领导哲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管理哲学的正式创立。该书认为，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人们既要注意提高组织效率，又要关注领导中的人文因素，避免将效率和效用作为全部组织价值而失去人文价值。领导和组织应提高人的价值、发展人的潜能，排除压抑人的创造性、降低人的价值、限制人发展的行为和因素。因此，“哲学作为一种补偿的力量”必须对管理活动进行价值的、伦理的、情感的分析，建立一门管理哲学。此后，西方关于管理哲学的研究进一步趋向丰富和成熟。

总的看，管理哲学的成长是与管理科学的发展息息相伴。西方管理科学从二十世纪初形成至今，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复杂人”；从“科学管理阶段”发展到“行为科学阶段”再进入到“管理科学丛林”。任何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有科学性又有局限性。现代管理学的“丛林之争”，表面上是各种管理理论之争，实质是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同伦理观和价值观的哲学之争。管理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同流派管理学的许多基本假设都有着哲学前提。管理过程本身是同社会其它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所谓管理环境的结果。由于管理环境的复杂性，出现了“管理无定式”的局面，故只有引入哲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对管理环境的复杂性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找出最佳管理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

2管理哲学研究的内容

管理哲学主要探讨哲学在管理中的作用问题，是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及对管理进行理性探讨的统一。

管理中的哲学问题就是揭示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本质表现在人们研究管理而形成的一系列范畴中。管理活动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角度揭示人的本质，回答“人性是什么？”的问题。通常，人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化。人性问题是人的本质问题。科学的管理学必须对人的本性进行全面考察，使人的本性与生活发展相一致才具有现实意义。管理活动要以人为本，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管理活动都应以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为最高责任与目标。因此，通过研究人性探究管理的基本范畴，并揭示这些范畴的本质，是管理哲学的首要任务。

哲学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唯乐派与唯理派之争。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的人性论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艺复兴之后，人性之争再掀高潮，霍布斯、斯宾若莎、洛克、笛卡尔、拉美特利、卢梭、休谟、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人性的看法，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由人”、“全面发展的人”为最高目标，以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对人的本性作了科学的概括。20世纪40年代行为科学的兴起，使现代管理学中对人的研究进一步完善，该阶段的研究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出尊重个人的权利,高度重视组织中个体的利益,鼓励和保护个体追求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刺激个体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

管理活动是复杂的,影响这一活动的因素众多,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然因素以及政治、法律、社会、心理、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这就决定了管理学多学科移植的交叉性。因此，必须用多学科研究出来的各种知识和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和解决，并考虑组织内外的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在实际管理过程当中，需要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并对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不同见解。随着人们对管理的认识越深入，管理涉及到的各种关系就越复杂。因此，就必须从各种复杂关系中过滤出一种基本关系，即揭示管理本身的基本矛盾和矛盾关系，这就成为管理哲学研究的又一特定对象。管理哲学之所以探讨管理的基本矛盾，是为了在充分认识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处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

管理的矛盾是复杂多样的，处理矛盾不存在某种千篇一律的方式。实际上，矛盾的普通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对特殊性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能从中概括出普遍性，寻找出解决矛盾的一般方法，并指导解决实际当中的特殊矛盾。管理学通常只偏重研究解决管理中某种矛盾的特殊方法，而管理哲学则力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管理方法论。研究管理方法论，也就成了管理哲学的又一特定对象。

因此，管理的基本范畴、管理中包含的基本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论，是管理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就构成了管理哲学的基本内容。

3管理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

从哲学“智慧之学”的涵义来说，哲学是一种智慧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将管理活动称为一种大智大慧的哲学符合哲学的本意。管理中企业文化的精神实质，管理活动的谋略和原则，对管理环境的整体认识和系统把握等都是一种智慧，是管理哲学研究的领域。研究现代管理哲学是开拓性的工作，其基本研究方法有：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遵循的一条普遍性原则。现代管理实践是管理哲学的基础。由于现代管理实践包括整个社会的管理实践，管理哲学的基础十分广泛，既包括生产和经济领域的管理实践，也包括国家、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实践，还包括思想文化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管理实践等。因此，只有在整个社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总结出管理哲学的真正作用。

第二、遵循科学一体化。在研究管理哲学时，应看到在现代科学一体化的趋势中，任何现代问题都不是孤立分隔的，故应将管理哲学放在各门学科特别是各新兴学科的总联系中进行认识。研究现代管理哲学，除了要结合哲学和管理学来研究之外，还要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决策科学、预测科学、行为科学、创造学、人才学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并应将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研究不被狭隘的理论和经验传统所束缚，而是从更广泛的研究方法中进行选择，从多个学科的角度，运用科学一体化的方法加以归纳和总结。

第三、比较、借鉴与创新相结合。针对管理当中文化现象的日益突出，开展东西方文化差距的比较研究，是当前管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管理哲学的发展和文化紧密相联，其发展既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又是文化的产物。例如，在对管理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东西方文化有较大不同。西方人更偏重于把管理理解为合理的向下“授权”,而东方人则把管理看作是“管制”,西方管理中较为流行的工作丰富化、目标管理等活动都是围绕着个体的价值实现来设计和展开的,西方管理哲学中“个人主义”备受推崇和鼓励,而这一管理理念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必然会遭到抵制或修改。东方文化中也对人给予高度的关注,注重对“情”的运用,但这种关注和运用只针对团体而不针对团体中的个人展开,只注重团体中的人际关系和谐发展而无视个体的个性发展,并且这种对人的关心和信任往往带有权谋的色彩,其目的是对个体实施更有效的控制。可以说,东方文化中对“情”的运用只限于营造团体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不鼓励个体个性的发挥,本质上是排斥西方管理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此外，尽管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但在管理学基础上产生的管理哲学，实际上还正处在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因此，在推动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管理哲学过程当中，必须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将我国灿烂丰富的几千年民族文化和丰富隽永的思想遗产融入其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推陈出新，开拓创新。

第四、以唯物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管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需要处理和协调各种关系。处理每一种特定关系，诚然有特定的方法，但掌握一般的辩证方法，对处理具体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管理活动中一系列矛盾的解决，要求我们对管理活动进行辩证的理性分析。管理过程的实质是辩证的，只有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才能如实、深刻地揭示管理活动的规律。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运用世界客观性的观点，将管理作为客观实际加以研究，不凭主观臆想进行管理；运用世界可知性的观点，承认管理是可以认识的且存在规律；运用世界运动发展的观点，将管理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管理方式；运用唯物辩证的时空观，拓宽时空参照系，弄清管理对象在时空中的各种联系；运用唯物辩证的矛盾分析法，努力抓住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理解管理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体呈现三大趋势：第一种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提出“回归马克思”和“走出马克思”的口号；第二种是力主通过与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种是从中国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最多，究其原因，是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基础是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是哲学本身必须要深入生活，面向实际，要和当前各门具体科学、尤其是要和反映最新现实的科学结合起来，其中就包括管理科学。

4科学发展观下管理哲学创新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核心与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历史价值不亚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提出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等历史性决策而载入史册。也就是说，经过建国以来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我们终于发现了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对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问题，已经没有多少人有疑问，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公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对于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得更好的问题，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它把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明确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标志着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进一步发现了发展的目的，找到了人的价值，回到了人本身，明确了只有人才是一切发展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人们把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发表的那次重要讲话称为改革开放的《宣言书》，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也可以说是发现人的《宣言书》首先，管理哲学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哲学具有改造世界的重要功能。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但是，哲学理论是高度抽象的，人们改造世界的每一项实践却是十分具体的。为了使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发挥真正的指导作用，理论需要一步一步的具体化，使其更接近于实践。建立管理哲学一类的应用哲学学科，正是理论具体化的重要途径。当人们以应用学科具体地指导各类实践时，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就表现出来了。

其次，管理哲学将为管理实践实现高度科学化提供有力服务。当前社会生产出现了高度专业化和综合化的特点，要求管理者具备管理哲学的意识，对社会整体形成总的认识，从社会总的联系中认识和处理管理问题。此外，管理哲学的建立是由当代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所致。随着各种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社会组织的结构、职能和作用趋向复杂，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应提高，现代社会开始出现由不同的社会组织部门结合而成的综合体。管理这样的现代化的社会综合体，必须从更广泛的方面和更多的角度来认识管理问题。而且，系统工程的发展和应用亦要求一切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从有序性和整体性出发组织活动而实现系统最优。进行系统的科学管理，没有哲学思维难以做到。

再者，研究管理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自其产生以来，派别诸多，理论纷杂。各派学说之争未休确实表明各派理论均未完全成熟。管理学的成熟，一方面有赖于总结管理实践经验，但也有赖于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对各派观点进行综合评价，归纳各派理论之长，而管理哲学的建立，则有利于在理论上完善管理学体系。从哲学角度来说，管理哲学的建立对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具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指导功能大有裨益。

最后，管理哲学研究的深入还具体表现哲学有利于加强对管理学发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把握。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往往扮演黄昏起飞的密涅瓦之猫头鹰，善于在事物的矛盾发展到比较充分的时段加以理性的总结和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哲学学科特点的总结。但哲学的功能绝不能仅仅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跟踪式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功能更应体现在诱发社会生活和实践发展的超前意识和主动创新精神，能够对未来发展和未知领域的研究提供前瞻性启发。哲学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在管理活动中，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为管理的运作和发展提出具体方案和可能，而是在思维方式、价值观权衡和宏观视野中为管理的发展和管理学的深入展开深层次思考。在管理科学向前发展的势头推动下，必须对管理环境进行更加全面的超前研究，从而尽快走出“管理丛林”的局面。管理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而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大环境中把多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一种理性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将是管理哲学大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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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代管理哲学

曾经认为，中国中小企业要想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本文进一步认为，中国中小企业要想建设好企业文化必须重视管理哲学，而且要特别重视中国的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博大精深，它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世界知识智慧宝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没有理由轻视它。再者，中国管理哲学相对于西方管理哲学，无论是在心灵心理方面，还是文化环境和语言习惯方面，对于中国中小企业来说都有更好的接受性，因此中小企业必须重视中国管理哲学。适合中国中小企业的中国管理哲学有以下一些：

一、“无”中生“有”——中国管理哲学的发生观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意即天下万物产生于“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生于“无”这个概念。这里的“有”与“无”都不是具体的物象，具体的物象老子用万物这个词。这里的“有”“无”都是抽象的念。“有”是现时存在的抽象，无”是现时不存在的抽象。对于“有”与“无”这两个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

概括为：

1．“有”生于“无”，任何创新都产生于“无”这个状况，“无”是创新的基础，没有“无”也就无所谓创新。

2．“无”是天地万物的原始，天地万物都是“无”的发展。

3．“有”“无”相生，“无”是与“有”相互依存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有”与“无”不断地向对方转化。

4．“无”，是无形的东西，如精神、心理、想法、欲望等等；“有”，是有形的东西，如桌、椅、衣服等等，有形的东西都是产生于无形的东西。

认识理解老子的“有”“无”哲学思想对于中小企业的管理有着积极意义，中小企业不要总是哀叹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有”“无”是互相转化的，转化的关键是创造条件。这里的条件也是“无”和“有”两方面。这里的“无”是指无形的东西，也就是精神的东西，心理的东西。手中“无”，心中要有，心中要有欲望，有追求，有想法，这虽说是无形的东西，却是向“有”转化的基础。这里的“有”指行动，指执行。有了“无”和“有”这两方面的条件，“无”就会向“有”转化。

市场，无中生有。中小企业实力不足，和大企业相比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眼前可能没有市场，但是，如果心中没有了欲望，没有了追求，市场永远不会变成“有”；如果心中有欲望，有追求，那就会积极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市场。

品牌，无中生有。中小企业一开始基本上都没有自己的品牌，如不重视创建品牌，永远都不会有品牌。“冠生园”的创始人冼冠生一开始就是上海戏园子里一个普通的卖花生、蚕豆的小贩，人家的花生蚕豆就用旧报纸一包，他的花生蚕豆用牛皮纸包，而且他的蚕豆花生炒得非常香脆，他在他的每包蚕豆上都端端正正地写上冼冠

生。“冠生”从此叫响，一个小商贩就有了自己的品牌。一种新产品可以无中生有，一项新技术可以无中生有，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也可以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是中小企业创业的哲学、创新的哲学，是中小企业不断前进的哲学。

二、无为而治——中国管理哲学的辩证观

老子多次强调无为，“无为而治”成为老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无

为而治”也是孔子的理想的管理。

怎样理解老子、孔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如果不看背景，不看条件，单纯地从字面去理解，就是，什么也不要干，管理就成功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解。在《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里老子充分肯定了“为”“图”“作”等实践活动。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表达了老子的辩证管理思想，首先，“无为而治”是有一定条件、一定背景的，在老子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多为、妄为、虚为、乱为充斥于世，社会在这种“为”的治理下苦不堪言。因此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对多为、妄为、虚为、乱为的批评和抵制。其次，老子的“无为而治”中的“无”是处在一种动态变化之中，是趋于向“无”的状态。这种趋向于“无为”的管理是一种管理者应该追求的高境界。第三，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中含有不要四面出击，分散自己的力量的意思。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就是讲的要集中使用力量，从易事、细事做起，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辩证观特别适

用于我国中小企业。

无为而治——有所不为。中小企业的资源在质、量两方面都不如大企业，必须集中力量于一点，从事专业化、专门化生产，在某一点上，就有可能形成相对优势，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中小企业不顾自己的条件，看到市场上什么赚钱做什么，盲目地搞多元化经营，就极有可能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这样的案例是不胜枚举的。

无为而治——不要多为。中小企业在信息的获取上，不如大企业便利快捷，这时中小企业宁愿静心地去观察等待，决不要在情况不明时盲目地,做了好多无用功浪费了自己的宝贵资源。

6.“综合创新”是重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发展和重构中国式的管理科学思想体系呢?走“全盘西化”之路,把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和具体制度,不加分析地移植过来,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正如二千多年前《晏子春秋》所比喻的那样:“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是不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的。因为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中国。西方传统文化源于一个多山贫瘠、三面环海的古希腊,使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以航海、商贸为主要生产劳动方式,形成了放性的海洋文化、外向型的民族性格,原始氏族的血缘关系受到较为彻底的破坏,逐步造就了一种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权力。法治和追求物质生活的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是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平原沃土,完整地将宗族血缘关系保留下来,逐步塑造了一种内向型的民族性格、自悟式的思维方式,以及伦理道德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心理特征。从本质上来讲,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虽然也有人提出性善论,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谋取私利,只要客观条件允许,人就会做出有损公众利益的事。所以,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使坏人无法干坏事”,主要手段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也有人提出性恶论,如韩非、荀子等,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管理的主要原则是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手段,去掉人的私心杂念,恢复和发扬人的善性。在管理模式上,不同于西方“严格的制度化管理”、“高强度的物质刺激”以及“明确的等级观念”等。中国注重价值观念的引导、管理人格的塑造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等。尽管东西方管理都承认“以法治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全部的管理手段,但由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各自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于西方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所以他们在企业管理中主张“法、理、情”,将“法”放在首位,强调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而中国则是注重道德传统的国家,所以企业家提

倡“情、理、法”,将“情”放在首位,十分重视“情感管理”,强调管理人性化,要求管理者要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以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达到合理化的管理。西方人按照法治的传统,在办事时总是“先小人后君子”,即首先签订合约力争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后按合约办事成为朋友;而中国人则是“先君子后小人”,碍于情面不重视契约,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就会反目成仇。

在目前的中国企业管理中,由于不加分析地搬用哈佛等西方管理模式,造成两个不可忽视的恶果:一是西方企业管理多重“艺”(管理技艺)而不重“道”(哲学),把科学管理归结为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而不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是一种“管理主体缺位的管理”,这同中国的强调管理者的道德修养,即“先做人,后做事”的人本管理哲学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现代企业中,讲的多是西方的管理思想和案例分析,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则知之甚少,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只知“哈佛”而不知“老祖宗”,顶多是半个管理者。日本企业家不同于我们,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科学管理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日本松下商学院在人才培养上,要求学员早晨列队长跑,以炼意志;吃饭时祈祷谢恩,以炼恩德;还把《论语》、《大学》、《中庸》和《孙子兵法》等列为必修课。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全盘移植”的思路,走“综合创新”的重构之路。所谓“综合创新”之路,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以我为主,合璧中西,会通古今,自成一家。”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从中国现在的国情、民情出发,尽快地建构适合于中国国情、民情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而重构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模式,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条件):一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思想源于企业管理实践。近五十多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出科学的管理思想,诸如“一参两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等。海尔集团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根据“洋为中用”的原则,我们虽不主张全盘西化移植论,但我们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管理思想和经验,吸取西方适应于我国现代企业实际的科学理念和管理制度,使之达到“合璧中西”的管理境界。因为西方的管理模式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企业管理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三是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更应该立足当代,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会通古今”的管理。因为它除了时代性之外,还有普遍性,即适应于一切时代的东西。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管理资源,必须克服“重洋轻中”的错误倾向。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在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寻找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企业管理的结合点,将三种要素有机地综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地建构起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思想体系,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

7、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有丰富的管理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宝藏,它主要是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构成。从理论层面看,主要有四点:

1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九流”再加上属于文学范围内的小说家,称之为“十家”。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主要是五家,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文集”中也总结出了中国的治国之道,例如,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以及历代的《名人家训》,都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智慧,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

2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日本企业家如铃木博、村山浮等人,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韩愈在《杂说》中所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里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备“识贤”的慧眼,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认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还是“群言堂”的作风问题。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骄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总有一天是会垮台的。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激,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才能得天下。

3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因

为二者都是人类的不同竞争活动。所以,可以把兵书中

的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

商贾经营的是战国“善为商贾”的洛阳人白圭。他不但乐

观时变,善于掌握气象规律,把握经营时机,在丰年时大

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从中获取成倍利润。在经营

策略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

4中国史书和古典小说中的管理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东周列国志》、《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三国志》和《红楼梦》等。现代企业家也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在《三国志》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也为现代企业家所乐道。如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相后,他认为要稳定军心、民心,重振蜀国,不但要有正确的治国方略,还要具有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东曹掾杨戏同蒋琬议事,傲慢无礼,或沉默寡言,或说话不中听。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中伤杨戏。蒋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于国不利,于是,他为杨戏辩解说:“人哪有一样的啊!杨戏只是说话比较慎重,再说他想赞同我,违背己意;想反对我,倒显出我有错,还不如干脆不说好。以后你们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督农杨敏议论说“蒋琬做事昏庸:,比不上前任(指诸葛亮)。”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主张责问杨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说:“我确实不如前任,心里时常愧疚。”“既然不如前任,行事自然处置不当,这不就是昏庸吗!还责问什么?”后来杨敏因罪入狱,蒋琬并未借机报复,反而秉公处置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认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判断果决)、(取予适时,不一味与人争利)、(意志坚定)四种人格要素。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成为商人效法的楷模。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家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兵书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8.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若干问题

这种抽象化的管理哲学概念使得管理哲学学科定位异常混沌，只能停留在哲学的研究领域，而走不出哲学的大门。由于管理学与哲学的研究范式刚好相反，管理学注重的是具体的实证的和可操作性的，这也正是管理哲学在我国一直得不到管理学界认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因而，有学者提出管理哲学的社会生存方式应以哲学思想为工具，以哲学语言为表达形式，而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持久广泛的发展要依靠它与中国管理实践的有效结合以及对社会组织管理问题的指导功能[3]。目前，我国国内管理哲学研究缺少的就是从管理实践角度来进行一些可操作性的研究，特别是要借鉴西方关于管理哲学

研究范式。

因此，对于管理学科的定位问题，首先要明确管理哲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学科性质，即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对管理学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和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对管理学概括和总结，试图找出管理学中共同的东西。我们知道，管理学需要进行不断地概括和总结出一般性的东西，但更需要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对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进行解读和反思，运用哲学的方法来加强对管理学的研究是管理哲学的一个特色之处，更需加强。其实，交叉学科就是两个以上学科在一起进行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结果，不是学科之间的主从关系。管理哲学是管理学与哲学的结合，二者不是谁吞并谁的问题，而是取长补短的问题，如何运用哲学加强管理学的研究以及如何运用管理学加强哲学的研究都属于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因而，哲学与管理学的交集是管理哲学的生长点，并可能对二者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科学的发展角度，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联系着管理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4]。

其次，就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前面已经叙述到，管理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首先就是要运用哲学的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优势互补。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方法是对管理学进行反思的一种视角和探索，如对管理主体与管理环境的哲学思考、对管理活动中组织与个人的思考等。哲学研究是属于思辨式的，管理学研究则突出微观个案分析，而管理哲学则能结合两者研究方法，即可进行个案研究中的思辨或思辨中的个案研究。

第三，关于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有学者认为，管理哲学是对管理思想、理论的反思，并因此认为要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去构建管理哲学。也有人认为管理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管理，但不是基于经验事实判断的管理行为或管理活动，而是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个属性，是人的生活的有序化[5]。目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管理哲学是指导管理行为特别是高级管理者行为的哲学，从而缩小了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以上的几个观点的主要侧重点不一样导致了对管理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界说。反映了学界一直在探讨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但最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行为是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则侧重于人类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研究。

第四，关于管理哲学的学科任务问题，有学者认为管理哲学就是对于管理学的一种外在解释，是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反思。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且认为管理哲学的学科目标是“理解管理学”，在管理学体系中是一门服务性的基础学科，服务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6]。因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认为，管理哲学就是为管理学服务的是有其自身的道理，但却忽视了管理哲学的哲学性质和其学科性质。管理哲学不仅是为了管理学服务的，也是一门应用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哲学研究之不足，同时，管理哲学还有其自身学科建设的任务。

总之，管理哲学学科建设，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任务建构上，更重要的是要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背景，借鉴其它学科的发展长处，融合管理科学的发展思路，促使管理哲学走向学科独立且形成自己的

学科体系。

二、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如不对其进行挖掘则成为后人的遗憾。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有很多，但不精。至少可以这么说，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经典佳作。我们也许知道现在很流行的C理论，那是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理念的研究而得来的，蕴含着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智慧。C理论重视中国哲学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重视弘扬人的价值，强调管理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期望中华民族富强发达，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借鉴的[7]。当我们对这一理论进行狂欢时，千万不要忘记，这只是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启发而非中国学术界自己的独创。为什么一个深居海外的学者能提出具有中国智慧的C理论，而我们自己则整天作原地踏步呢？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研究存在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象，不是一个个课题、一本本著作以及一篇篇论文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深挖出古代的管理哲学思想和古人的管理智慧。然而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今天的现状是研究管理学的人并不一定对古代的管理思想有深度研究，而研究哲学的人对古代哲学或许有深度研究但对管理却并不在行。这也就是说，很少能找到既懂管理又懂古代哲学的学者。由于学术的市场化倾向日益明显，学哲学的人很少去学古代哲学，学管理的人更不会去碰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由此导致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人少之又少，而那些管理经验丰富之人则更没有做学问的动力了。要改变这一现象并非易事，涉及到整个国内

教育环境及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有人能从古代管理哲学上做出成果来，这样才能激发研究者的研究动力。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在管理哲学研究领域，管理学家要与哲学家加强交流、合作，建立联盟性的学术共同体”[4]。如今，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并不成熟，才刚刚起步。就研究内容而言，还很单薄，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从宏观描述的成果看深度不够，轻描淡写；从微观个案研究来看并不多，仅存较多的是对儒家思想、老子及道德经的管理哲学研究，而对每一个诸子百家及其代表作的微观研究不多，对于诸子百家的研究则都集中在儒家管理哲学研究上，对四书五经的管理哲学研究也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对于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研究了。从整个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对于古代管理哲学的研究就是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而对于其后的有关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则成了空白之地。因而，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空间巨大，研究任务艰巨，研究深度有待加强。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哲学学科，必须要加强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研究，因为，它是中国管理哲学发展的渊源。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目的在于其实践应用。就拿儒家管理哲学来说，儒家文化中的人为本、德为先、和为贵、义为重等思想，对塑造中国当代管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试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进行总结并剖析其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将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概括为“道、变、人、威、实、和、法、器、信、筹、谋、术、效、勤、圆”等十五个要素，并逐一分析其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运用[8]。反映了学界开始探索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应用价值，也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研究呈现出由“形而上”向“形而下”的发展演变。

三、关于借鉴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若干反思

关于借鉴国外管理哲学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比较研究。当前，关于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成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就中国期刊网的统计来看，以中西管理哲学比较为题目的文章就有十来篇，还不算一些著作和文章中的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的内容。说白了就是“东方”和“西方”的管理哲学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认为二者并没有分类学意义上的确切所指，而只是言说者自身立场的相对划定，只能在经过了限定的意义上使用。然则，从比较研究的成果来看，有学者认为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9]。但最终集中在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与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确切地讲就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作比较，而很少涉及到我国近现代的一些管理哲学思想，这固然跟每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取向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较研究之不足，亟待改进然而从另一侧面来看，中国近现代几乎没有自己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或者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近现代管理哲学是中国古代与西方管理哲学的结合而成。这当然是因为学界对于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并不是进行指指点点就能解决问题。从比较研究的结果来看，目前的比较研究不尽如人意。对于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出发点就是在中西管理哲学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中找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不足和需改进的地方，而不是简单地罗列其相同和不同点。例如西方的人本管理哲学对于我们管理哲学有哪些启示以及对我国如今的“以人为本”管理哲学有什么借鉴意义等，这就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研究者对中西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就是简单罗列中西管理哲学的异同，之后最终结论就是回归了中西管理哲学的趋同或融合，很少见到比较之后的反思和启示，这样的中西比较研究并没有达到比较研究之目的。我们所进行的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差距与不足，借鉴国外管理哲学发展研究的启示来加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改进是管理哲学研究中不可轻视的一项工作，对此切莫掉以轻心。除了通过比较研究之外，就是直接对国外管理

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而在关于国外管理哲学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译著，即翻译国外管理哲学方面的专著。真正系统地去研究和解读国外管理哲学某方面的思想并不多见。就西方管理哲学中关于人性的假设理论而言，有“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决策人”假设、“文化人”假设、经营人”假设、变革人”假设，等

等，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人性假设展

开其理论构建。在人性假设的演变过程中，管理方法经历了发展演变，人作为管理者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凸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性假设作为不同管理哲学的理论前提折射出不同阶段社会管理的需要。因而，关于国外管理哲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就需要进行系统地研究，既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其在推动管理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其“对于推进我国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对于企事业管理、公共管理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

意义”[3]。只有这样，才能带给我国管理哲学建设和发展以启迪意义。因而，就国外管理哲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译著和介绍性的文章，而是要对国外管理哲学进行解读和消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达到“洋为中用”之目的。

四、关于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对策性思考

构建我国自己的管理哲学学科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学术界及教育界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虽说中国管理哲学已具雏形，并初见学科发展的端倪，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完善。主要的问题是管理哲学学科的定位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挖掘还有待深入、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亟待加强，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和影响着中国管理哲学的构建。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是从宏观来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设计和规划，如果管理哲学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任务等方面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甚至一直争论不休，肯定会影响中国管理哲学的建设和发展。这并不是说争论是不好的，学科建设当然需要争论，但这个争论一定要在不影响学科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我国目前管理哲学学科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因为一开始管理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下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其产生发展凝聚了好几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的心血，后来随着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对于管理哲学的研究自然成了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不同学科之间展开了至今仍没有结论的争论，使得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成了中国管理哲学构建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过程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一直以来，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思想和古人的管理智慧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然则，这个遗产却仍未能完全被继承下来。根本原因就是对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

思想的挖掘力度不够，加上研究力量单薄和研究水平明显滞后，导致了我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研究一直以来无任何突破。这也是中国管理哲学一直没有什么发展动力和影响力的根本因素。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从营销学角度来看，是中国管理哲学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中国管理哲学最大的卖点。因此，加强和改进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

建中国管理哲学的根基。借鉴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一个外部因素。然而，目前学界在对国外管理哲学研究中存在着盲目的“复制”，妄图把国外的管理哲学理论不经消化拿来照搬照抄，最大的结果就是中西管理哲学的融合或趋同。没有把国外的

东西拿来作参照系，拿来与自己作比较，然后找出差距和不足，再来改进和完善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国外管理哲学的发展是我国管理哲学发展的一面镜子，对国外管理哲学进行的比较研究就是我们在照镜子，才能看到中国管理哲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简言之，国外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的参照系。

总之，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这个大厦所需要的框架就是管理哲学的学科定位，这个大厦的根基要由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来承担，而国外管理哲学思想则成了这座大厦的参照系。因此，有了根基，有了框架，又有了参照系，那么，这个大厦主体部分就能完成，而这些工作更缺少不了学者们的辛勤耕耘。

[参考文献]

[1]肖明.管理哲学纲要[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2]齐振海.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坚喜斌，李剑“.全国管理哲学创新论坛”会议综述[J]，教学与研究，2007，（7）.

[4]宋刚，等.管理哲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对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8）.

[5]薛秀军.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8）.

[6]李宁，程宇宏.试论管理哲学的学科目标与功能[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7]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J]，哲学动态，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