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改造范文10篇

劳动改造范文篇1

[关键词]：劳动，劳动改造，管理

组织罪犯劳动是实现监狱宗旨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基本手段。它能使罪犯培养劳动观念，矫正自身所存在的恶习，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解教以后能够自食其力。对罪犯进行的劳动改造，造成了两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罪犯通过劳动改造，自身素质和思想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罪犯通过劳动活动，创造出了一定数量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带来了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效益。虽然目前很多专家学者对这部分经济效益有争议，然而却能够对监狱经费不足进行一定的补充，保障监狱硬件实施建设的同时，提高了干警的待遇，改善了罪犯的物质生活和改造条件，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提高罪犯劳动改造质量同时，促进这部分经济效益的增长。

一、劳动改造的地位和意义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劳动对于罪犯来说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劳动不再作为以惩罚罪犯为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改造罪犯的手段。以期罪犯走上社会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一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的劳动者。

（一）劳动改造在罪犯改造工作中的地位

组织罪犯劳动是实现监狱宗旨的重要途径，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内容的主要方面之一。它与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合称为“监狱三大改造”，同时它也为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提供了一个改造中介和物质的保障。劳动改造是将罪犯置身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和体验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等，逐步使他们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其它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由此可见，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是强制的，并非罪犯自愿的，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具有强制性。事实证明，劳动改造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造手段。例如对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显示了劳动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劳动改造的意义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本身，而且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劳动可以磨练罪犯的意志，培养其社会化人格，可以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人生价值的存在。它能使罪犯根除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剥削阶级思想。同时罪犯可以通过劳动活动接受社会信息的刺激，不断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劳动方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同步发展，最终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1）劳动改造是罪犯获得真知和正确认识的有效途径。“对罪犯的改造过程，实质上又是矫正罪犯头脑中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而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①劳动可以使罪犯在劳动中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掌握一定的谋生手段和提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能力。

（2）劳动改造是矫正物欲型罪犯的有效途径。物欲型罪犯主要是指因从事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而被判刑的犯罪类型。这些罪犯的主体特征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一味追求生活享乐，物质欲望强烈，劳动时偷懒使滑，出工不力；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投机性，为了满足私欲，达到“舒服改造、提前出狱”的目的，千方百计投干部所好，腐蚀、贿赂、拉拢管教干部；浪荡散漫、不守法纪，缺乏遵纪守法意识，不愿受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约束；自食其力的责任感淡薄，缺乏内心深处进行反省的自觉性，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在他们非法侵吞到财物（如抢劫、诈骗、盗窃、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财物）时，决不会想到这些金钱物品乃是他人辛苦劳动的汗水结晶。因而对这类犯罪人员改造时，首先要强制他们劳动。让他们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相结合，用他们的部分劳动支付自己服刑的生活费用，剩下的劳动所得财富作为惩罚自己犯罪恶习的补偿。反过来讲，如果对这些罪犯仅仅进行单一说教，让他们坐享其成，则很难转化他们的犯罪思想，也很难矫正他们服刑前的犯罪恶习。

（3）劳动改造是培养罪犯劳动技能的有效途径。部分罪犯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从而不择手段地去谋取钱财，以期满足自己的私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实践是劳动技能养成之源，同时推动劳动技能向前发展。劳动技能的形成无一例外，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要想把劳动改造人员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有用之材，必须让罪犯在劳动改造中自我学习，获取生产经验，最终具有一技之长。

（4）劳动有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如果长期对罪犯进行关押，他们往往会产生孤独、寂寞、苦闷，甚至精神崩溃现象。罪犯通过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集体合作劳动，很容易克服以上心理问题。达到使罪犯精神充实，体会到与人正常接触、交流合作愉快的目的。当罪犯彻底感受到劳动改造重要时，他们就会努力钻研劳动技能，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劳动也有利于罪犯的身体健康。罪犯在进行生产劳动时，往往消耗大量的体力和汗水，促进自身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全身各部分肌肉的生长，保障各种器官正常进行，逐步形成体格健壮的劳动者。

（5）劳动改造有利于罪犯群体内部的安定团结。罪犯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如果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更何况大多数罪犯生性争强好斗，则往往会会发生寻衅滋事、惹是生非事件，以此来张显个性、标新立异。那样既不利于对罪犯的管理，也不利于对罪犯的改造。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觉悟不但有所提高，而且绝大部分时间将有事可做，客观上减少了罪犯无事生非的机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罪犯内部的安定团结，给监狱创造了稳定因素。

（6）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客观上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弥补了国家对监狱经费投入的不足。罪犯进行劳动改造，一方面有利于罪犯自身的恶习改造，另一方面创造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劳动。这部分劳动价值除了用于罪犯的日常费用外，还可以用于监狱的硬件实施建设，用于对干警工作激励奖金、福利待遇，罪犯的劳动改造激励、改造条件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监狱经费紧张的局面。其中监狱企业的出现，不仅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了物质载体，而且对监狱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最终不断提高对罪犯的改造质量，形成一个有利于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

二、目前劳动改造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劳动改造虽然对罪犯的改造教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并非意味着目前劳动改造管理体系就尽善尽美、合情合理合法。相反他也存在很多不足，也需要不断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一）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顾名思议，是将人视为生产经营中一种特殊和宝贵的资源，从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进行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②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就是把罪犯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科学地对其进行管理。而如今的监狱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还存在着调配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缺点。在“罪犯技术人员”缺乏的同时，却存在着很多有一定生产技能的罪犯与所安排的监狱生产工种不对口现象。如具有手工制造技能而身体单薄的罪犯从事搬运物品等重体力活。由于目前监狱经费不能彻底保障，导致了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直接挂钩。最典型的是某监区生产单位宣传条幅上，打出了“大干二十七天、誓夺二十七万”的豪言壮语。并非把罪犯改造质量当作监狱考察干警工作业绩的第一指标，实质上出现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的状况。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一系列评价和激励机制，怎能不以监狱生产为核心？结果导致罪犯的劳动潜能大打折扣，主观能动性变为消极应付所分配的生产任务，进行机械式劳动。

（二）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给罪犯劳动改造工作带来的问题。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监狱出现问题的根源。的确，在罪犯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非说出现问题我们就要对其彻底否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发展监狱经济这个现象，笔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由我国现阶段中国监狱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要想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因而在发展监狱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在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的影响下，某些监区、分监区的工作重心产生了严重偏离。出现了挤占罪犯法定学习时间，甚至是休息时间进行生产劳动；个别单位由于生产场所有限，变对罪犯教育所必需的教室、会议室、阅览室、娱乐场所等为监狱生产车间。从而使罪犯只知道生产，对自身的恶习改造无暇于顾。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监狱生产什么不再严格执行监狱的有关工作方针，公然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一切向“钱”看齐。哪种产品经济效益好，就盲目生产哪种产品，置罪犯身体健康于不顾。往往采用简单的生产办法，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追求最大化监狱经济效益。

（三）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罪犯所从事的监狱生产，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罪犯的技术水平要求不太高。因而大多数监狱企业技术人员和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干警，在监狱生产过程中仅充当了罪犯看管人员。他们不关心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再加上监狱经费的紧张致使他们从事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监狱企业整体业务素质水平将面临严重的挑战，高质量技术人员将会严重匮乏。

三、罪犯劳动改造人员的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管理

为了实现监狱工作和改造罪犯质量的最优化目标，司法部提出了“三化”治监方略。把监狱的全部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管理、规范运营、切实依法治监，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罪犯劳动改造科学化管理，就在坚持以监狱机关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参加罪犯的改造活动，以求提高一定的社会效益。

（一）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首先要贯彻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切实保障罪犯在劳动方面拥有的权利；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其次，要对罪犯的劳动状况进行认定。具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要按照《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严格执行；对于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的罪犯要分别对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不参加劳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即可。最后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管理，根据司法部制定的《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规定》相关规定执行。即罪犯劳动时间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未成年犯的劳动时间减半；监狱除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时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单位要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劳动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之，监狱对罪犯的全部劳动改造工作都要遵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狱法、劳动法等），依法对罪犯的劳动改造进行管理，完善罪犯劳动改造体系，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二）科学地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1）利用泰罗制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管理

泰罗是科学管理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他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其概括出的四条科学管理原则，对当代的罪犯劳动改造管理仍具有借鉴意义。1.通过对罪犯劳动时的每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与最佳工作方式的研究，制定出最佳的劳动方法，使罪犯科学劳动，提高罪犯劳动的生产效率。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监狱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可能性。2.选择既能很好地适合某种监狱生产工作，又能够积极改造的罪犯担任生产小组组长。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这类罪犯进行技术培训，以求他们能够掌握运用科学的生产方法，推动监狱经济效益的增长3.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对罪犯要有“为人师表”的意识，虚心地传授罪犯生产技术，以确保监狱生产工作能够按照监狱确定的科学原则进行。4.根据罪犯的身体素质、生产技能、心理特征等个性因素不同，对罪犯参加的监狱生产工作进行分工，杜绝出现年老体衰的老年犯从事重体力活，具有生产技能而体格不太好的罪犯抗箱包等现象出现。

（2）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

所谓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是指对罪犯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组合、劳动工效、劳动成果的管理。1.建立严格的罪犯劳动对象管理制度。除坚决执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重点在加强采购、生产、使用和保管方面的管理。2.加强罪犯劳动手段管理，以求提高监狱经济效益，从而为监狱经费不足提供一些帮助。最终有利于充足监狱生产资金，改善狱政实施和监管条件，以及干警的福利待遇。最终提高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罪犯劳动改造的热情，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因而监狱有必要从实际出发，选择恰当的技术类型和技术结构，建立一个以适应先进技术为主的、多层次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技术结构和技术体系。3.加强罪犯劳动组合管理，充分发挥罪犯劳动的改造功能，互帮互学、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从而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首先根据罪犯的生理状况、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刑期长短、改造表现等指标不同，对罪犯劳动的不同工种和归岗位进行量才使用，营造一个公平合理、公正无私的氛围，促进罪犯劳动改造质量的提高。4.加强罪犯劳动的工效管理，维护良好的劳动改造秩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可以通过制定先进、合理的罪犯劳动定额的方法，如工时定额、产量定额、操作定额等。实行公平的罪犯劳动报酬和奖惩制度，贯彻落实《监狱法》关于罪犯劳动报酬的明确规定。5.加强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罪犯劳动成果作为罪犯劳动的产物，是罪犯在劳动中体力、脑力、智力的综合运用，能够综合反映罪犯劳动的改造态度、改造表现、劳动技能以及改造水平的状况。通过对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主管干警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罪犯劳动改造情况，从而制定不同的改造方案，最终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基本原则

罪犯劳动改造基本原则，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过程中所应该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③罪犯劳动改造实践证明，罪犯劳动改造应当遵循依法实施的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区别对待罪犯劳动改造原则和干警直接指导管理原则。

（1）罪犯劳动改造依法实施的原则。即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的全部活动都要严格依法进行，从而使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依法制监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根本要求，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监狱的具体体现。具体方案为：遵循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关劳动改造方面的条款；遵循选举法、劳动法等在法律中有关公民权利的专门规定；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机关的有关劳动改造的决议、决定、指示、通知和司法解释等。

（2）罪犯劳动改造应遵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给予罪犯以人道主义待遇，依法保障罪犯在劳动中的各项合法权利，从而展示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制度的文明与进步。

（3）劳动改造要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把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相辅相成、相互提高的效果。

（4）区别对待原则。即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针对罪犯个体或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差异、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和管理办法。男犯和女犯要分别关押；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也要分别关押；根据女犯的生理特点安排女犯参加精细性、劳动强度较小的劳动项目（如纺织、服装、工艺品加工等）。这一原则正是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在罪犯改造中的运用和发展。

（5）干警直接指导和管理原则。既监狱人民警察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对罪犯的整个劳动改造过程进行组织和指导。干警要切实履行职责，对罪犯劳动改造过程实施直接的管理和指导，决不允许有他人越俎代庖。如干警亲自带领罪犯出工，亲自布置劳动任务、要求、注意事项；不准私自脱岗，不准利用“大罪犯”、“二管家”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四）建立完善的激励和评估机制

激励具有激发、鼓励、使人振奋的功效，他能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即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发生。要想使罪犯的劳动改造体系更加完善，目前就必须使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效益适度脱钩，最终把罪犯改造质量作为评估监狱及干警工作业绩的首要指标。利用物质激励、目标激励、强化激励、荣誉激励、表率激励等具体手段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

建立激励机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实事求是、物质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结合适时适度、公平公正。同样也要克服目前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如手段单调、激励手段不规范、激励强度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而监狱和干警要积极探索更具激励作用的劳动报酬形式，强化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采取多样化激励手段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激励，从而激发罪犯自身劳动和改造的积极性。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社会化

罪犯劳动改造的社会化途径和模式主要为：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和改造过程的社会化。要想达到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必须建设开放式监狱，逐步扩大罪犯假释比例，将改造方面引入市场机制。监企分开，将监狱企业发展为罪犯劳动改造基地，实行“劳务输出”，对罪犯实行定岗、定编、定员，技术性较强的岗位实行公平竞争上岗。在罪犯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加强改造工作的社会参与，提高社会帮教次数。组织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罪犯到社会上进行参观，感受社会变化，增强自我改造的信心。邀请社会志愿者作罪犯的思想和心理工作，使罪犯克服改造过程中的反复和“消极改造、混满刑期”心理。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亲情电话、家属入监帮教、亲情会见、来监共度节假日等使罪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达到使罪犯追求劳动改造，变被动改造为自愿接受改造。

注释：

[1]王戌生罪犯劳动概论[M].法律出版社，2001。

劳动改造范文篇2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四）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理念的要求。笔者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监狱法》规定监狱的宗旨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之中“改造”的含义无容置疑，就是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让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么“惩罚”的含义呢？过去，人们一直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手段，因为罪犯的“劳动”的前面加了“强制”两个字。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认为“惩罚”的最大含义也是唯一含义。应该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这也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的中心理念。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罪犯作为被剥夺自由的公民，劳动依然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多了一层改造的功能。所以说罪犯的劳动改造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必然要求。

（五）作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有利于监狱的稳定，促进罪犯顺利改造。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提供劳动法律保护，是我国监狱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做好罪犯劳动的法律保护，对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可以使罪犯体会到在劳动中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有法律保障的，从而消除罪犯对劳动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积极投入改造；二是使监狱在选择劳动对象时，就可以从保障罪犯的法定的权利的角度去考虑，从而减少狱内罪犯的反改造情绪，促进监狱秩序的稳定。总之，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可以为罪犯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增强劳动的改造功能，以达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反之，如果忽视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罪犯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不给予应有的法律保护，必然引起罪犯思想混乱，使劳动改造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从而严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

（六）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工作是正确执行《刑法》、《监狱法》等具体法律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包括狱内重新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我国监狱执法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刑法》、《监狱法》的具体规定去为罪犯的劳动改造提供法律保护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现代新的刑罚执理念日趋完善，《刑法》和《监狱法》在对罪犯提供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已经相对滞后，不尽完善，但是作为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最直接依据依然是《刑法》和《监狱法》，但做好罪犯劳动法律保护是正确执行《刑法》和《监狱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二、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改造究竟是一种改造手段还是一种惩罚手段，《监狱法》未明确定论。《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而〈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改造与惩罚相结合，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法〉第四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以上监狱所有有关“罪犯劳动”都没有明确体现出〈宪法〉的含义，那就是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罪犯是被剥夺自由的特殊公民），把劳动仅仅异化成了一种改造手段是不全面的。其中〈监狱法〉第六十九条“必须”二字又带有“强制”的含义，既然是“强制”劳动，那么劳动也就带有惩罚的含义。笔者认为，这是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缺陷，应该让〈监狱法和宪法保持法律上的一致性：在〈监狱法中明确规定，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

（二）罪犯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没有真正纳入监狱法的法律保护。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中有很大部分监狱都建在老、边、穷地带，罪犯从事的劳动对象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风险等工种，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在防粉尘、有害气体，防噪音、强光，防暑降温、防冻等方面，达到作业条件要求的较少，作业环境的通风、照明、清洁卫生，个人防护用品的供应，职业病的预防等等，都还不很完善，罪犯身份健康和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障。劳动是罪犯的义务，由于特殊的原因、环境，罪犯对劳动对象选择面小或没有选择性，虽然各个监狱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是笔者认为〈监狱法〉应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等做出明文而详细的规定：高风险行业的劳动应征求罪犯的意愿，劳动改造条件差，劳动保障不力的劳动对象应禁止使用罪犯作业，让个别监狱“望法止步”，以充分体现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

（三）罪犯的劳动改造时间、劳动改造报酬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这个规定有以下几个不尽完善的地方，使罪犯在劳动改造时间上没有得到较切实的保护：1、劳动部1995年3月5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职工的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在具体操作中不少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都是每周六个劳动日，四十八个劳动时；2、规定在季节性等特殊情况下，可调整劳动时间，但没有考虑给予罪犯补偿或补休问题；3、〈监狱法〉本来就是调整罪犯改造关系的一部专门法律峄罪犯的劳动时间就应该明确规定，一日劳动多少时，一周劳动多少日，根本不必参照其它法律法规，以免发生抵触又无法自圆其说。参照的结果等于没参照，使得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罪犯的劳动报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罪犯劳动价值的肯定和承认，也有利于培养罪犯自食其力的能力，有利于减轻罪犯家属的经济负担。但〈监狱法〉只提出这笼统“劳动报酬”的概念，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加之很多监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使得罪犯劳动报酬有法可依，无法可“取”。虽然有部分效益好的监狱也在以奖金的形式给罪犯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但也仅仅是一种行政激励措施，象征性而已，罪犯的劳动报酬实际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罪犯的劳动技术学习及再就业培训缺乏法律保障。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目的是矫正其恶习，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事实上呢？由于监狱的特殊原因、具体情况，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范围具有不可选择性，高风险、高强度或者多为劳动密集型。罪犯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劳动技术的学习和培训。例如某监狱几十年的主体产业是罪犯从事井下采煤（属高险、高强度、高粉尘、高瓦斯），大部分罪犯为了记功减刑，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直到刑满，罪犯基本上没有时间学习其它劳动技术及再就业培训，学习到的也只不过只最原始的、最粗放的采煤技术；比如某监狱罪犯从事加工人造宝石工种，每个熟练罪犯一天可加工150-200颗，每颗单价为0.07元，每天收入为10.5元-14元不等,一个罪犯创造的毛利也就250元左右,还不计生产成本。试想一个罪犯几年、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只学习一种加工人工宝石技术，他刑满后又怎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呢？所以对罪犯的培训，特别是劳动技术学习及培训提供法律上保护，使其在监狱内学习劳动技术、劳动技能、出狱前的再就业培训，对其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罪犯的工伤死亡等鉴定程序、赔偿程序，补偿等没有完全得到法律的保护。罪犯作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的很多权利虽然没被剥夺，但至少不能像正常公民那样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笔者根据从事十几年监狱工作中了解到，监狱在处理罪犯工伤死亡鉴定程序、赔偿程序及补偿没有较好保证罪犯或者罪犯家属的权利。监狱对罪犯的工伤鉴定没有按照正常的劳动者鉴定程序，都是监狱的职能部门一手操办（职能部门为监狱的安全科和监狱医院）；对罪犯的死亡鉴定还存在很多漏洞，缺乏透明度，罪犯死亡通常都是监狱和检察院等国家部门机关处理完后，作出鉴定才通知罪犯亲属，这并不是说监狱同检察院对罪犯死亡鉴定不公正、不客观，但是至少只给了罪犯亲属一种无可奈何的鉴定。同时对罪犯工伤死亡的补偿标准与社会同等情况相差甚远。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对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的程序、赔偿程序、补偿标准，使之更有利于保护罪犯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对罪犯工伤死亡的标准应与普通公民一样，因为罪犯的服刑是被限制自由为代价，而不是以肢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

（六）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险的法律保护也不尽完善。劳动保险，也称社会职工保险，是指劳动者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及发生其它生活困难时，从国家、社会或者有关部门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监狱法第七十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罪犯劳动保险同社会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在范围、内容上完全一致的，即只有“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事实发生时，才有罪犯劳动保险的问题，它不象职工保险范围、内容那样广泛；第二，这种“伤”、“残”、“死亡”只能在劳动过程中意外发生的。那么具体来说，罪犯在什么情况下致伤、致列或者死亡的，才能享受这一死亡劳动保险待遇？〈监狱法没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目前某些监狱依然让罪犯从事一些高风险行业，但是对罪犯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没有具体的保险措施和制度，罪犯一旦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监狱在对其医疗治疗以及罪犯亲属补偿等方面没有给罪犯确定的保险。加之很多监狱没有这笔专项预算，即使有也是比较少的，在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劳动保险没有具体的法律操作依据，保护罪犯劳动改造保险的法律也不尽完善。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

罪犯劳动改造的保护应该纳入公民的劳动保护，〈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同样劳动也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罪犯在劳动的性质上应该同公民一致，所以说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迫切且至关重要。目前作为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是〈监狱法，而〈监狱法在立法对罪犯的劳动保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1、立法规格不高，〈监狱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中造成无论是执法者还是非执法者，对〈监狱法的法律威严尊重不够，自然存在懈怠执法，对〈监狱法提高立法规格，是保障罪犯劳动改造的切实之需；2、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法律规定不全面、很笼统，参照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多，〈监狱法没有自己的明确规定；3、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程序应专门立法列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这在〈监狱法中也是一片空白；4、〈监狱法应从立法上重新界定罪犯劳动的含义，罪犯劳动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惩罚，即使是强制性劳动，也不应影响罪犯劳动含义的内涵，而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以上都是〈监狱法等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急需解决的空白和具体问题，以便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的合法权益。

四、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

目前，作为调整我国劳动改造关系的两大主要法律：即〈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刑法和监狱法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法律关系有一些规定，但是在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准确、具体和全面。而〈刑法和监狱法的立法规格都有比较高（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监狱法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随着社会的经济、文明的日益发展和进步，〈刑法和监狱法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关系明显不力，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和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需要，而两大法律又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关系急需调整时就需要应用行政手段来调整，以达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劳动改造关系中的劳动保护和具体细节方面又只能通过规格较低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所以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至关重要。

五、罪犯劳动改造的司法保护

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当然代表人民的意志，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深刻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监狱是国家的机器之一，监狱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依法从事刑罚执行和对罪犯的改造。所以就要求监狱机关和监狱人民警察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必须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监狱法应当也必须代表国家及人民的意志，全社会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权威。

与此同时，监狱法作为调整刑罚执行法律关系的准则，从罪犯的角度讲，它就是“罪犯的宪章”，罪犯作为被限制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与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有着特殊的改造关系。他们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就靠监狱法这部特别的“宪章”来调整自己与刑罚执行的关系，来享受他们的权利，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也包括他们应当得到的劳动法律保护。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主体（监狱、警察）也应该遵守这部特别的“宪章”。我国社会主义监狱执法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刑罚执行无论是执法过程和执法水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姑且不说借鉴其它国家先进司法经验，超前执法，这连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东西也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上尤为突出。我们的刑罚执行机关有这种司法的不作为或打执法擦边球的大有人在。这样，罪犯的劳动改造得不到应有的司法保护，从而谈何罪犯的人权？谈何法律、法规的威严？笔者认为，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都很重要，但司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要让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真正做好有法必依，以保障我们司法工作的严肃性。

六、对女犯和未成年犯劳动改造的特别法律保护

监狱法对女犯和未成年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虽然也有一些具体规定，但根据女犯和未成年犯自身的生理、心理、年龄特征等情况，法律在特别个体劳动保护方面还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都是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需要特别解决的方面。

总之，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含义深刻而广泛，意义深远而重大，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实司法活动走向国际的前提和保障。劳动改造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矫正手段，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也是罪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的劳动保护作为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监狱的稳定，工作，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长治久安。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其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必然客观现象，怎样完善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尽可能实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值得我国刑罚执行机关以及国际司法界长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监狱法

2、刑法

3、宪法

4、罪犯劳动改造学（自考教材2002版）

劳动改造范文篇3

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如何在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切实完善、落实、维护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我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出现的种种问题，建立健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法制领域的一项重大内容。

一、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意义

（一）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专政”而言主要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大地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当时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的卫道士的旧监狱自然也在打倒之列，但是旧的监狱打倒后，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如何处理社会犯罪呢？马克思在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学说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答案：用劳动去影响人、感化人、造就人的功能，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罪犯劳动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益发展。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用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和刑事犯”，“必须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又进一步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劳动改造罪犯的政策”，必须贯彻执行“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4年12月《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等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说明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已经从政策形态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这下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内在要求。

（二）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宪法的具体操作实践。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罪犯是触犯了国家刑律而剥夺自由的人，但他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同样也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的“劳动”有了“改造”的含义，但同样，劳动的法律保护对被剥夺自由的罪犯也应一视同仁。虽然罪犯是限制了人身自由的公民，但也应该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在劳动保护、劳动对象（对生命有危害）、劳动环境（影响生命健康）、劳动保护措施、劳动时间、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劳动保险等都应与普通公民享有同样的劳动法律保护。这里声明一点：虽然罪犯也是公民，但毕竟是犯了罪的公民，他们被限制自由，在规定场所里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可能与普通公民有差别，没有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不应对其生命和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宪法》对公民的最基本保障和实践操作的具体体现。

（三）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的逐步确立，刑事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强调对罪犯的人权保障，这无疑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国际上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反华势力，经常针对我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人权提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多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提案”，遭到我国及其它国家的一致反对，每每以失败告终。而监狱的人权问题成为国外人权组织的关注的重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特别是通过人权问题为借口来干预我国内政问题的企图，我们应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对内检视我们的人权保障问题，特别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问题，把压力变动力，正确处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与罪犯劳动改造法律保护的关系，从而也更为有力地反击反华势力的人权攻击，满足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

（四）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理念的要求。笔者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监狱法》规定监狱的宗旨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之中“改造”的含义无容置疑，就是转变罪犯的犯罪思想，让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那么“惩罚”的含义呢？过去，人们一直把“劳动”当作一种惩罚手段，因为罪犯的“劳动”的前面加了“强制”两个字。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认为“惩罚”的最大含义也是唯一含义。应该是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这也现代监狱刑罚执行的中心理念。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罪犯作为被剥夺自由的公民，劳动依然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多了一层改造的功能。所以说罪犯的劳动改造也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必然要求。

（五）作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有利于监狱的稳定，促进罪犯顺利改造。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提供劳动法律保护，是我国监狱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做好罪犯劳动的法律保护，对促进罪犯的思想改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可以使罪犯体会到在劳动中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有法律保障的，从而消除罪犯对劳动的恐惧心理和抵触情绪，积极投入改造；二是使监狱在选择劳动对象时，就可以从保障罪犯的法定的权利的角度去考虑，从而减少狱内罪犯的反改造情绪，促进监狱秩序的稳定。总之，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可以为罪犯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增强劳动的改造功能，以达到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反之，如果忽视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罪犯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而不给予应有的法律保护，必然引起罪犯思想混乱，使劳动改造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从而严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

（六）做好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工作是正确执行《刑法》、《监狱法》等具体法律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包括狱内重新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我国监狱执法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和《刑法》、《监狱法》的具体规定去为罪犯的劳动改造提供法律保护的。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以及现代新的刑罚执理念日趋完善，《刑法》和《监狱法》在对罪犯提供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已经相对滞后，不尽完善，但是作为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最直接依据依然是《刑法》和《监狱法》，但做好罪犯劳动法律保护是正确执行《刑法》和《监狱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二、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改造究竟是一种改造手段还是一种惩罚手段，《监狱法》未明确定论。《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而〈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改造与惩罚相结合，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法〉第四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以上监狱所有有关“罪犯劳动”都没有明确体现出〈宪法〉的含义，那就是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罪犯是被剥夺自由的特殊公民），把劳动仅仅异化成了一种改造手段是不全面的。其中〈监狱法〉第六十九条“必须”二字又带有“强制”的含义，既然是“强制”劳动，那么劳动也就带有惩罚的含义。笔者认为，这是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缺陷，应该让〈监狱法和宪法保持法律上的一致性：在〈监狱法中明确规定，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罪犯的义务。

（二）罪犯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没有真正纳入监狱法的法律保护。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中有很大部分监狱都建在老、边、穷地带，罪犯从事的劳动对象多是高瓦斯、高粉尘、高风险等工种，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在防粉尘、有害气体，防噪音、强光，防暑降温、防冻等方面，达到作业条件要求的较少，作业环境的通风、照明、清洁卫生，个人防护用品的供应，职业病的预防等等，都还不很完善，罪犯身份健康和生命安全就不能得到妥善有效的保障。劳动是罪犯的义务，由于特殊的原因、环境，罪犯对劳动对象选择面小或没有选择性，虽然各个监狱有各自的具体情况，但是笔者认为〈监狱法〉应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劳动改造条件、劳动安全等做出明文而详细的规定：高风险行业的劳动应征求罪犯的意愿，劳动改造条件差，劳动保障不力的劳动对象应禁止使用罪犯作业，让个别监狱“望法止步”，以充分体现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

（三）罪犯的劳动改造时间、劳动改造报酬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这个规定有以下几个不尽完善的地方，使罪犯在劳动改造时间上没有得到较切实的保护：1、劳动部1995年3月5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职工的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在具体操作中不少监狱组织罪犯劳动都是每周六个劳动日，四十八个劳动时；2、规定在季节性等特殊情况下，可调整劳动时间，但没有考虑给予罪犯补偿或补休问题；3、〈监狱法〉本来就是调整罪犯改造关系的一部专门法律峄罪犯的劳动时间就应该明确规定，一日劳动多少时，一周劳动多少日，根本不必参照其它法律法规，以免发生抵触又无法自圆其说。参照的结果等于没参照，使得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法律保护。〈监狱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罪犯的劳动报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罪犯劳动价值的肯定和承认，也有利于培养罪犯自食其力的能力，有利于减轻罪犯家属的经济负担。但〈监狱法〉只提出这笼统“劳动报酬”的概念，而没有具体的操作标准，加之很多监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使得罪犯劳动报酬有法可依，无法可“取”。虽然有部分效益好的监狱也在以奖金的形式给罪犯一定数额的劳动报酬，但也仅仅是一种行政激励措施，象征性而已，罪犯的劳动报酬实际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

（四）罪犯的劳动技术学习及再就业培训缺乏法律保障。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目的是矫正其恶习，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而事实上呢？由于监狱的特殊原因、具体情况，罪犯的劳动改造对象、范围具有不可选择性，高风险、高强度或者多为劳动密集型。罪犯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劳动技术的学习和培训。例如某监狱几十年的主体产业是罪犯从事井下采煤（属高险、高强度、高粉尘、高瓦斯），大部分罪犯为了记功减刑，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直到刑满，罪犯基本上没有时间学习其它劳动技术及再就业培训，学习到的也只不过只最原始的、最粗放的采煤技术；比如某监狱罪犯从事加工人造宝石工种，每个熟练罪犯一天可加工150-200颗，每颗单价为0.07元，每天收入为10.5元-14元不等,一个罪犯创造的毛利也就250元左右,还不计生产成本。试想一个罪犯几年、十几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只学习一种加工人工宝石技术，他刑满后又怎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呢？所以对罪犯的培训，特别是劳动技术学习及培训提供法律上保护，使其在监狱内学习劳动技术、劳动技能、出狱前的再就业培训，对其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罪犯的工伤死亡等鉴定程序、赔偿程序，补偿等没有完全得到法律的保护。罪犯作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的很多权利虽然没被剥夺，但至少不能像正常公民那样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笔者根据从事十几年监狱工作中了解到，监狱在处理罪犯工伤死亡鉴定程序、赔偿程序及补偿没有较好保证罪犯或者罪犯家属的权利。监狱对罪犯的工伤鉴定没有按照正常的劳动者鉴定程序，都是监狱的职能部门一手操办（职能部门为监狱的安全科和监狱医院）；对罪犯的死亡鉴定还存在很多漏洞，缺乏透明度，罪犯死亡通常都是监狱和检察院等国家部门机关处理完后，作出鉴定才通知罪犯亲属，这并不是说监狱同检察院对罪犯死亡鉴定不公正、不客观，但是至少只给了罪犯亲属一种无可奈何的鉴定。同时对罪犯工伤死亡的补偿标准与社会同等情况相差甚远。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对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的程序、赔偿程序、补偿标准，使之更有利于保护罪犯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对罪犯工伤死亡的标准应与普通公民一样，因为罪犯的服刑是被限制自由为代价，而不是以肢体的不完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

（六）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险的法律保护也不尽完善。劳动保险，也称社会职工保险，是指劳动者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及发生其它生活困难时，从国家、社会或者有关部门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监狱法第七十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罪犯劳动保险同社会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在范围、内容上完全一致的，即只有“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事实发生时，才有罪犯劳动保险的问题，它不象职工保险范围、内容那样广泛；第二，这种“伤”、“残”、“死亡”只能在劳动过程中意外发生的。那么具体来说，罪犯在什么情况下致伤、致列或者死亡的，才能享受这一死亡劳动保险待遇？〈监狱法没有明确详尽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目前某些监狱依然让罪犯从事一些高风险行业，但是对罪犯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没有具体的保险措施和制度，罪犯一旦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监狱在对其医疗治疗以及罪犯亲属补偿等方面没有给罪犯确定的保险。加之很多监狱没有这笔专项预算，即使有也是比较少的，在司法实践中，对罪犯的劳动保险没有具体的法律操作依据，保护罪犯劳动改造保险的法律也不尽完善。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

罪犯劳动改造的保护应该纳入公民的劳动保护，〈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同样劳动也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罪犯在劳动的性质上应该同公民一致，所以说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迫切且至关重要。目前作为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是〈监狱法，而〈监狱法在立法对罪犯的劳动保护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1、立法规格不高，〈监狱法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中造成无论是执法者还是非执法者，对〈监狱法的法律威严尊重不够，自然存在懈怠执法，对〈监狱法提高立法规格，是保障罪犯劳动改造的切实之需；2、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法律规定不全面、很笼统，参照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太多，〈监狱法没有自己的明确规定；3、罪犯的工伤死亡鉴定程序应专门立法列入罪犯的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这在〈监狱法中也是一片空白；4、〈监狱法应从立法上重新界定罪犯劳动的含义，罪犯劳动是罪犯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惩罚，即使是强制性劳动，也不应影响罪犯劳动含义的内涵，而只是一种行政措施。以上都是〈监狱法等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急需解决的空白和具体问题，以便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的合法权益。

四、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

目前，作为调整我国劳动改造关系的两大主要法律：即〈刑法和〈监狱法。虽然〈刑法和监狱法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法律关系有一些规定，但是在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准确、具体和全面。而〈刑法和监狱法的立法规格都有比较高（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监狱法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随着社会的经济、文明的日益发展和进步，〈刑法和监狱法在调整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关系明显不力，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和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需要，而两大法律又不可能朝令夕改，所以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关系急需调整时就需要应用行政手段来调整，以达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劳动保护；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劳动改造关系中的劳动保护和具体细节方面又只能通过规格较低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所以罪犯劳动改造的行政保护至关重要。

五、罪犯劳动改造的司法保护

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当然代表人民的意志，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深刻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监狱是国家的机器之一，监狱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依法从事刑罚执行和对罪犯的改造。所以就要求监狱机关和监狱人民警察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必须切实保障罪犯的劳动保护，监狱法应当也必须代表国家及人民的意志，全社会必须遵照执行的法律权威。

与此同时，监狱法作为调整刑罚执行法律关系的准则，从罪犯的角度讲，它就是“罪犯的宪章”，罪犯作为被限制自由的特殊公民，他们与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有着特殊的改造关系。他们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就靠监狱法这部特别的“宪章”来调整自己与刑罚执行的关系，来享受他们的权利，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也包括他们应当得到的劳动法律保护。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主体（监狱、警察）也应该遵守这部特别的“宪章”。我国社会主义监狱执法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刑罚执行无论是执法过程和执法水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姑且不说借鉴其它国家先进司法经验，超前执法，这连目前法律、法规规定的东西也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上尤为突出。我们的刑罚执行机关有这种司法的不作为或打执法擦边球的大有人在。这样，罪犯的劳动改造得不到应有的司法保护，从而谈何罪犯的人权？谈何法律、法规的威严？笔者认为，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都很重要，但司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要让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真正做好有法必依，以保障我们司法工作的严肃性。

六、对女犯和未成年犯劳动改造的特别法律保护

监狱法对女犯和未成年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虽然也有一些具体规定，但根据女犯和未成年犯自身的生理、心理、年龄特征等情况，法律在特别个体劳动保护方面还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都是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需要特别解决的方面。

总之，对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含义深刻而广泛，意义深远而重大，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实司法活动走向国际的前提和保障。劳动改造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矫正手段，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罪犯的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也是罪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的劳动保护作为现代刑罚执行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监狱的稳定，工作，预防和减少犯罪，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长治久安。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其实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必然客观现象，怎样完善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立法、行政、司法保护，尽可能实现对罪犯劳动改造的法律保护，是值得我国刑罚执行机关以及国际司法界长期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监狱法

2、刑法

3、宪法

4、罪犯劳动改造学（自考教材2002版）

劳动改造范文篇4

关键词:罪犯改造思想研究

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我国的监所工作，在其有关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的达37次之多，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罪犯的理论体系，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惩罚、改造与矫正罪犯的实践。改造罪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严格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严密的系统性、深刻的哲理性。研究改造罪犯思想，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的监所矫正罪犯工作以及行刑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犯人当人看待”，“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高度重视人的问题，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的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监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1934年，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法庭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对于已经逮捕的犯人，都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的。①1940年，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持废除肉刑。1956年初，又指出:“要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我国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1941年，林伯渠同志指出：“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把他当人看，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1944年，边区政府在清理工作中贯彻这种精神时也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剥夺其自由，一方要尊重他的人格”。1945年，陕甘宁边区推事王子宜同志生动的申明：“什么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太行区也反对并纠正把“犯人视若奴隶”的思想作风和方法。

坚持“犯人是人”，把犯人“当人看”的出发点，坚持“革命人道主义”，‘“反对旧式监牢虐待犯人的方法”的保证，其逻辑结果就是认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形成了“以改造人为宗旨”，使之“成其为人”的定向。同志多次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要把犯人改造好”，除了必须具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本性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同志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他在1965年8月8日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同志在此次谈话中指出: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除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外，同志还非常重视监管民警的作用，把之视为能否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关键。他常说:政策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956年8月8日，在接见外宾时，当听到改造罪犯思想比较困难时，他即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把犯人当人看待”，相信“人是可以改造好的”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在新中国监所改造罪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改造对象不仅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而且还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刑事犯罪分子。改造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经过改造，一千多名原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和平友好人士；许多原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成为拥护新中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绝大多数罪犯回归社会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由社会的破坏者转变为社会的建设者，罪犯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的改好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重新犯罪率保持在8％以下。②

二、生产劳动——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

新中国的改造罪犯活动不仅感化得末代皇帝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和政协委员，99％的日本战犯成为和平友好人士，而且以90％以上的改好率，改造成功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造就了人类社会刑罚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取得，除了行刑理念上的正确之外，还得益于劳动改造罪犯这一基本途径和基本制度。

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早在1934年，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③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工农民主政权司法人民委员部也明确要求劳动感化院工作“特别要注意生产与感化”，此后的有关条例办法也都有“组织犯人参加生产”的条文，突出对已决犯实施劳动改造的基本形式。至1946年，太行区司法会议首先提出了“劳动改造”的概念。解放后，1951年，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决议》时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在改造罪犯方面如此重视劳动改造手段，基于其一个重要的理性观点，即“罪犯是特殊性质的劳动力”。首先，犯人作为一个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是人类之必需的理论，是离不开劳动的。

其次，犯罪分子也是一种人力资源，通过组织劳动改造，能够发挥出这种人力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作用。早在1948年，针对当时解放后经过存在的大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同志认为，对一般地主富农分子，要看作国家的劳动力，应加以保存和改造，而不应该从肉体上消灭。解放前夕，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方针。新中国成立不久，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斗争，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分子和旧社会的刑事惯犯亟待处置。以其特有的战略家眼光，主张少杀，并认为这是一批很大的劳动力，杀人会有损于生产力。基于这个观点，创造性地建立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1951年，在对西南局关于杀反革命犯比例问题报告的指示中要求，应将许多犯人判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他指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也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反之，对罪犯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同时，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再次，用前所未有的生产劳动改造大批寄生堕落的犯罪分子，能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使罪犯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从而加快改造速度，使之脱胎换骨。人在劳动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另外，生产劳动属人的本质活动，罪犯改造的实质是转变人的本质，因而就不能不放在人的本质活动——生产劳动——中去进行。劳动改造在生产劳动的同时改造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和造就罪犯的创造力、审美力，发展智力，提高罪犯的素质。同时，人的需要是人行动的动力，“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罪犯的良性需要及其识别能力，往往就来自生产劳动，而这些良性需要又成为罪犯改造的动力。因此，在罪犯改造过程中，生产劳动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生产劳动是使犯人“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在司法工作总结中都肯定组织犯人参加生产劳动是“减轻人民负担”，“改造犯人的思想意识，减少社会上犯罪行为”的好方法，“这是监所工作发展的方向”；1946年的太行区司法会议，称赞它“是改造犯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同志提出的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在我国监所实践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造奇迹，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监所的显著标志。劳动改造罪犯的手段将成为世界性矫治罪犯手段的趋势。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的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

三、“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

我国长期在监所劳改工作中实行的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该项方针体现了同志改造罪犯的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民主政权在总结监所建设经验时，很清醒地否定了生产劳动占居手段或成为唯一任务，或与教育平列并重的做法，逐步形成了贯彻以“教育为主”、“生产必然与教育相结合”方针的基本理论，坚定“感化犯人的工作是劳动感化院的主要部分”。太行区的总结报告肯定“监狱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思想教育”，警示监所决不可“把次要任务当作主要任务，甚至当作唯一任务来进行工作。”坚定生产、管理“是为了教育”这个中心，“我们所提出的生产、管理、教育三大工作，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有机地结合，”坚定监所犯人生产“主要目的仍在于教育自新人，次要目的才是解决看守所困难，减轻人民因难”，更不可“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而导致“助长其投机思想”、不利犯人改造的弊病。对于边区自给经济的发展，说：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

建国之初，由于基层工作的同志，对罪犯是特殊劳动力的认识存在偏面性，对劳动改造工作的目的，任务认识不清，出现了颠倒劳动改造机关改造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形成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政治任务同因组织罪犯生产劳动而需要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之间的矛盾。1956年上半年，劳动改造工作中曾一度出现了对罪犯搞超体力劳动，不把犯人当人看，因而造成非正常死亡增多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造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改造罪犯工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明确地指出:“劳动改造罪犯，生产是手段，主要目的是改造，不要在经济上做许多文章。”他严肃批评：“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他问：“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钱，要抓改造”，“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工作第一，作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害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他还指出:“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罪犯），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同志对劳改生产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这几年不是改造第一，而是生产第一，搞奴隶劳动，越搞越坏，对立情绪很厉害，生产也没有搞好。”同志1956年7月15日指出：“劳改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改为新人，政治教育是第一，使他觉悟，劳动是增强他的劳动观点，而不是从犯人身上生产出来的利润办更多的工厂，这还是第二。如果倾向第二种，是有毛病的，结果：忽视政治教育，会使犯人劳动过度，这就不是人道主义。你第一不加强政治教育，他将来不能成为新人，劳动的结果对新政权更加不满，那怎么能改造他呢?刑满以后他还是不满，出来后又犯法，结果还是关起来，......。”1964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遵照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决定在劳改企业的体制中，实行改造与生产统一领导的原则，提出了“改造与生产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工作方针，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改造罪犯思想是一项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治思想。民主革命和建国以来的改造罪犯实践表明，改造罪犯思想，符合中国国情，颇具中国特色，是正确和值得发扬光大的。改造罪犯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发展方向，具有时代的先进性。④在人类社会预防与治理犯罪的对策仍显捉襟见肘，监所行刑与改造工作难以令人满意，日趋严重的犯罪浪潮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今天，改造罪犯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或正在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人类行刑制度摆脱困境的创造性贡献。

注释：

①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

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65～266页。

②王宇：《司法行政长足发展》，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1月1日，第二版。

④金鉴:《继承和发展改造罪犯的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事业》，

载《法制日报》1993年12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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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改造范文篇5

各位领导、同志们：

05年我继续担任副监狱长一职，主管劳动改造协调工作。一年来，在监狱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分管部门的紧密配合和干警职工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监狱“三化”建设目标，创造性开展工作，认真履行职责，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圆满完成了监党委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现述职如下：

一、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和领导水平

学习是提高党性觉悟和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根本手段，我始终把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学政治理论，提高思想境界，认真参加监狱、监党委组织的各种学习活动，重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认真领会其基本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根据实际和自己分管的工作，撰写多篇心得体会，特别是在今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通过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内容，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生观，党性意识得到加强，政治理论水平显著提高。

二是学业务知识，提高领导水平，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分管的劳动改造协调工作出现很多新的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大胆创新工作思路。为此，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刑法》、《监狱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监狱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做到文明管理、秉公执法。通过不懈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业务素质和领导水平。

三是学实践本领，提高工作能力。实践是最好的课堂，我坚持深入基层，认真向广大干警请教，听取意见和建议，努力集思广益，做到既多谋又善断，组织协调能力、工作指导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有所增强。同时我还注意向班子其他领导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提高自己分析解决矛盾，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狠抓工作落实，圆满完成分管的各项工作任务。

劳动改造工作协调方面：为加强劳动改造组织管理，提高罪犯劳动改造质量，加快构建劳动改造协调工作新局面，重点狠抓“四个环节”：1、抓制度建设，根据局劳动改造工作职责要求，结合我监实际，通过多方调研、咨询，组织劳动改造协调科制定《监狱三防预案》、《罪犯劳动报酬发放制度》，修订《监狱安全管理网络图》，绘制《监狱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图》，规范台帐十一种，进一步完善了劳动改造工作机制。2、抓罪犯培训。对罪犯岗前培训是劳动改造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从罪犯劳动观念教育入手，组织干警编写《劳动教育教程》，进行课堂教育，罪犯教育的测试成绩平均达到85分以上，教育效果明显。同时组织干警深入生产现场，指导劳动用工管理，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3、抓安全管理。今年监狱生产安全工作的重点是强化防范措施，加大检查力度。首先，成立了新的监狱安全责任网络，明确要求，落实责任，在全监形成党委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其次，制定出新的监狱“三防”预案，重新为监狱配置消防器材30多具，举办了消防知识讲座，进行现场消防演练，将安全防范措施真正落实到位。再次，加大安全检查和督察力度。今年共查处安全隐患七处，下发整改通知书四份。根据上级工作要求，提出创造性的改进办法，使有关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有效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4、抓规范运行。监企规范运行是监狱体制改革的难点。今年在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合同约定制度、协商裁决制度和考核奖罚制度的基础上，重点解决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加强监督劳动合同的履行，加强各项制度的落实。下半年，我们根据监狱体制改革试点要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监狱罪犯劳动报酬发放制度》和《支付罪犯劳动报酬的暂行办法》，并通过详细统计核算，保证罪犯劳动报酬全部到位。同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为企业生产出谋划策，为生产单位引入两个生产项目，取得明显经济效益

创建工作方面：创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今年我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创建工作中，我始终做到与同志们思想上统一认识，行动上保持一致。8月份，我们对监狱报废设备物品进行详细统计，多次考察市场，以合理的价格处理废旧物资7万余元。在拆除旧式警楼、大礼堂和监狱绿化工程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多方联系，认真审查投标单位资质，组织召开招标会，日夜监督工程进度，按期完成了工作任务。我们还负责宣传栏、生产车间定置管理图、制度牌、宣传标语的定制工作，我们较高的工作效率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受到监领导的表扬。

其他分管工作：除以上工作，我还包联医务所和七分监区工作。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我积极组织支部党员进行政治思想学习，努力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同时主动与基层干警交流思想、切磋业务，及时指导基层干警的工作与学习，促进了罪犯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坚持廉洁从政，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今年我学习了牛玉儒同志的先进事迹，思想上感触很深，我时刻告诫自己，要以这些先进人物为榜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从严要求，从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做一个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牢固树立大局观念，识大体、讲原则，对分管范围内的工作自觉主动地安排部署，超前抓，大胆抓，从严管。坚持廉洁自律，处处事事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以权谋私，不以任何名义谋取私利，注意做到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排非分之念，常修为仕之德，坚持把轻名利、远是非、躲酒场、正心态和纳言、敏行、轻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坚持秉公执法，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

四、工作中几点体会：

回顾一年来的履职经历,我感到既充实,又欣慰。我和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不仅增进了了解,沟通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也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概括起来,有三点启示:一是靠信念成就事业。监狱体制改革后的劳动改造工作担子重、压力大,但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相信组织上的正确领导,相信班子成员间的团结合作,相信绝大多数干部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凭着这种信念,我克服了工作上中的许多困难,同时也磨炼了自己的意志。二是靠工作统一思想。我深切感到,工作是统一思想的助推器,是协调关系的润滑油,是形成合力的凝结剂。一年来我与同志们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增进了解,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到了一起。三是靠个性谋求共识。在工作实践中,我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科学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充分尊重个性的基础上,使个性与共性协调发展,最终将消极因素逐步转化为积极因素,形成推动劳动改造协调工作健康发展的合力。

五、存在问题及努力方向

劳动改造范文篇6

【关键词】罪犯劳动；价值评价；价值假定；问题分析

1问题的提出：实践呼吁对罪犯劳动的价值评价

《违法行为矫正法》列入了立法规划，这使得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重新关注。而对劳动教养的审视就不得不理清它和劳动、劳动改造之间的千丝成万缕的关系，问题在于：

(1)劳动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功能？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劳动推动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的伟大作用时指出：人类“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劳动创造人、劳动塑造人、劳动提高人，但不同形式的劳动是否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2、劳动以相同的方式在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中体现着不同的特征和性质。有人认为，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考察并不难发现，劳动教养既是一种强制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改造中的罪犯劳动则是要体现监狱或劳动改造原则中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那么，同样方式的劳动是否真的会在不同的制度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及价值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需要人们对罪犯劳动的价值评价。

2价值假定：罪犯劳动具有惩罚、教育、经济价值

2.1罪犯劳动的惩罚、教育及经济价值的假定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是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指向。价值的主体是人，或人的延伸与结合——社会，而不是物。价值的客体主要是物或事，物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物，可能是物质形态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2]有人认为，罪犯劳动，是为了实现劳动改造之目的，即通过强制劳动的实践，促使其观念的转变，矫正恶习、发展能力、增长体质，即体现着教育价值。有人认为行刑的本质是惩罚，而罪犯劳动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或手段，自然也体现着惩罚的性质。所以，罪犯劳动具有惩罚的价值。也有人认为，“在我国，对罪犯执行刑罚惩罚，不是为惩罚而惩罚，而主要是作为改造罪犯的前提和手段来运用的。对罪犯采用劳动改造的手段，就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否则罪犯的生产劳动就难以继续。”[3]即罪犯劳动具有经济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奴隶社会的罪犯劳动由于完全建立在惩罚和报复的刑罚思想上，因而是有明显的报应性；封建社会的罪犯劳动具有明显的压榨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罪犯劳动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二律背反性，而社会主义的罪犯劳动是建立在改造刑基础之上，改造罪犯思想；矫正罪犯恶习；培养罪犯技能，使罪犯成为守法公民是罪犯劳动的根本目的，故而是具有改造性和造就性。”[4]更有人认为，如果罪犯劳动具有惩罚价值，那么行刑方式具有惩罚性是否加重了刑罚本身，而超越了刑罚本身的痛苦。我国的罪犯劳动具有矫正功能，教育功能，而不明显具有惩罚和经济功能。鉴于对罪犯劳动的价值存争议。无法达成一致，然而矫正功能和教育功能具有一致性。所以笔者假定我国的罪犯劳动具有惩罚、教育和经济价值，以对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更好地进行分析。

2.2罪犯劳动价值假定的意义

对罪犯劳动价值的假定，可以避免对其相关的问题讨论之前对其前提条件的争论不休。罪犯劳动的价值既定乃是解决劳动的性质、劳动教养性质，罪犯劳动相关权利以及劳动教养制度和劳动改造制度的出路之关键所在。要对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进行辩证，首先就得解决两者中的劳动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本质和目的。对罪犯劳动价值的假定也是论证罪犯劳动是否应给予报酬的绝症所在。

3出路：罪犯劳动价值假定下的问题分析

如果罪犯劳动具有上述假定的惩罚、教育和经济价值的话，那么劳动的本质就应该是惩罚与教育的统一，改造罪犯与创造物质财富的统一，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罪犯劳动的价值决定着现实社会问题的出路和改革方向。

3.1劳动具有惩罚价值的假定下，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令人质疑

“我国刑罚的配制是由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性和对罪犯的改造性两个内在属性构成。这两个属性紧密结合，构成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惩罚性是具有较深层的刑罚本质，改造性是较浅层的刑罚本质”。[5]刑罚这种本质决定着实现其本质的手段的惩罚性。罪犯劳动是实现刑罚的行刑方式，具有强制性。而强制性则是没有选择的自由，则有痛苦性，痛苦是种恶，让劳动具有痛苦，则是一种惩罚。既然劳动具有强制性的痛苦，是种恶，那么在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中的劳动有何区别？有人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强制性措施，其对象是违法者，时间为1至3年，而劳动改造是招待刑罚的方式，对象是犯罪人，时间据刑罚的长短不一。劳动教养中的劳动是种强制性措施，其劳动也具有强制性，没有选择的自由，这种失去选择自由的劳动就会给该劳动者带来痛苦，这就和罪犯劳动并无二异；加之，国务院1957年8月1日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指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用于解决一些特定人员劳动就业问题的行政强制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而劳动教养的惩罚性劳动的异化与劳动教养设立的安置就业的目的相违背；再之，劳动教养的定位是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罪犯劳动改造是劳改机关通过强制罪犯参加生产劳动实现改造他们成为新人的活动。1954年的《劳动改造条例》应当贯彻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即都是通过具有惩罚性的劳动来实现最终改造人的目的。所以才有人会认为，“劳动教养实际上已经为一种刑事处罚。”

既然劳动教养已经成为一种刑罚措施，而实际又存在与此相同的劳动改造行刑方式，加之其存在的“实体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程序上违背程序正义的要求，复议程序的司法救济的缺失。”[7]等诸多的问题。劳动教养的存在合理性就不得不令人置疑。

3.2劳动具有教育（矫正）价值的假定下，劳动应成最为广泛的行刑方式，并且死刑应当废除

我国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监狱劳动的建议指出：“监狱劳动不应被视作附加刑罚，而是一种有利于恢复罪犯适应能力，为其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培养他们良好的劳动习惯；防止游手好闲和放荡不羁的措施。”[8]那么罪犯劳动就有矫正、教育、预防之价值。除了行刑的本质在于惩罚之外，人们还主张行刑的目的在于处遇（矫正、改造、复归）。而劳动是行刑的最基本的内容，因为“只有劳动才最能够将有关行刑的法律主义，科学主义，人间主义有机地结为一体。”“受刑人负有接受刑罚之义务，而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妨碍受刑人和一般人一样的劳动作为基本生活内容的根据；劳动对于受刑人维持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十分有益；有意义的劳动是维持监狱秩序的最强手段；劳动是受刑人体会或体验人间交往的重要过程；劳动是维持受刑人与一般人的同质性，保持监狱与社会的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再次，劳动改造要求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不仅注重劳动这一物质活动，而且也强调思想这一精神要素。”[9]在刑罚整体趋轻的当今世界，教育刑必然成为未来刑罚的主要方式，教育刑的目的即改造犯罪，使其重新为人。同志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绝大多数罪犯也是可以改造的……，只要改变社会存在，即改变实践活动的内容就可以矫正犯罪者对社会存在的歪曲反映，从而使罪犯成为新人。”[10]而“罪犯劳动又具有矫正恶习，培养罪犯的健康情感及重塑罪犯观念之功能。”[11]即教育矫正价值。那么劳动就应成为最为基础、最为广泛的行刑手段。而未来的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改造犯罪，更大程度上的关心罪犯的社会复归。加之罪犯是可以改造的，那么以报复和消灭罪犯的死刑，顺应时代之需求也应废除。

3.3劳动具有经济价值的假定下，罪犯劳动应给予全额的劳动报酬

劳动必定能创造财富，所以劳动必定有经济价值。罪犯的劳动并不同其身份而改变其劳动本身的价值，所以罪犯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劳动的价值要通过其等价交换来体现。罪犯劳动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手段，并不是刑罚本身，其劳动也并因为罪犯之身份而丧失价值。那么罪犯就应获得劳动的等价报酬。罪犯劳动从而获得劳动报酬，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有人认为：“就目前我们监狱所组织的罪犯劳动而言，罪犯的劳动基本上是无偿的。即便是试行罪犯工资制的少数单位，那种报酬也只是象征性的，与罪犯所付出的劳动是无法比拟的。”[12]罪犯劳动是行刑之手段，而劳动所得是这种手段所产生的孳生物，劳动是种权利，也是种义务，劳动的性质并不因人而异。所以罪犯的合法劳动就应获得合法且对等的报酬。否则，罪犯劳动就成为了监狱企业营利的手段，那么超强度劳动在利益驱动下就在所难免。罪犯的人权就难以得到保障。有人认为，“罪犯劳动的报酬的性质和标准与普通公民之间还是存在着配制性的区别。”[13]也有人认为，即便支付罪犯的劳动报酬也只应付部分，而部分则应用来维持监狱的运行。减轻坐吃山空的危机。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欠妥，正如上文所述，劳动本身的性质及其创造的价值并不因其主体的身份而改变，那么其等价有偿的劳动规律就不应违背，就应支付罪犯等价的劳动报酬，因为罪犯付出了同等的劳动代价。而监狱的运行费用，是由国家保障的，监狱是种惩罚犯罪的场所，不是福利院，所以不应由其承受痛苦本身的罪犯来承担施予痛苦的成本。无论出于鼓励罪犯劳动，还是出于社会主义的罪犯劳动不是剥削性的本质考虑，罪犯都应获得全额的劳动之报酬。更有人认为，可以扣留其部分劳动所得来补偿被害人，这种观点是对被害人的误读。首先，被害人的补偿并不仅限于物质上的，而更主要的是出于精神上的援助；其次，被害人提出的民事赔偿是通过民事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程序来实现的，而其支付者，是加害人本人，而无需监狱参与或代劳；再次，被害人并不限于直接的受害人本身，广义的被害人包括作为第二被害人的受害和加害双方及亲属。所以，笔者认为，如果罪犯劳动的经济价值假定成立，那么罪犯劳动不仅应当获得报酬，而更应当获得全额的报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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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劳动改造范文篇7

(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是新形势下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

监狱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着其中心任务是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三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手段,是实现监狱工作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科技创新的重大举措,是新世纪、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三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法制化是由监狱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惩罚与改造罪犯的职责,在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中处于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最重要的一道环节。因此,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所有执法环节和执法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切实做到依法治监。科学化是提高监狱工作效能和整体水平的根本途径,这是由监狱工作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监狱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靠多样化方式和多类型工作来推动的。如何遵循监狱工作规律和罪犯改造规律,运用科学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提高认知能力,优化系统整合,应用科学的体制、机制、制度提高工作效率,达到整体效能最优,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监狱工作的科学化程度。社会化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推动监狱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造罪犯的目的是使其回归社会,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因此,改造罪犯的过程就是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这就要求监狱工作应始终纳入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之中,冲破自身局限,从封闭走向开放,以纯化职能、强化职能,实现监狱职能的专门化,促进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二)习艺劳动的“三化”建设是未成年犯管教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阵地

习艺劳动生产是未成年犯管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组织未成年犯参加劳动的载体曾经也将继续为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安全稳定、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劳动改造罪犯本身在客观上有其科学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成为我国刑罚执行的特色和亮点。我国《监狱法》明文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改造劳动罪犯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法律赋予监狱完成监管改造任务的途径和手段,习艺劳动生产也必将作为未成年犯劳动改造基本手段实现的载体而具备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法定依据。

从时间和空间范围看,置于劳动改造基本制度下的服刑人员,除了管理教育和睡眠休息以外,多数时间都要在生产现场参与改造;从当前监狱管理的现状实际看,监狱管理的主要业务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犯人“早上出工,晚上收工”这个活动轨迹展开的,我国监狱的设计和民警配备也与此相适应。这意味着,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习艺劳动生产的“三化”建设就成了未成年犯管教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阵地。

二、转变观念理念,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和基础管理,全面推进未成年犯习艺劳动生产的“三化”建设

(一)习艺劳动生产的法制化建设

1.从法制的角度对习艺劳动合理定位。现行《监狱法》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中有关劳动改造和习艺劳动的条款都是作为教育改造的一小部分出现的,这与劳动改造作为改造罪犯三大手段之一的地位不相匹配,而且条款内容相对笼统,应通过配套法规的制订,以强化习艺劳动改造罪犯的职能,提高改造质量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确立习艺劳动改造手段的地位和作用,细化对习艺劳动特殊要求的条款,运用法制手段规避习艺生产的一些负面作用,充分发挥其矫治转化的功能。

2.法制化呼唤经费保障的立法加强。经费的保障是习艺劳动组织开展的前提,也是未成年犯管教所集中精力改造罪犯和维护安全的需要。而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的弊病告诉我们,国家必须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使经费保障工作程序化、制度化,不因各省财政差异而不同,保证监狱经费足额及时到位,在法律上对习艺劳动生产的投资、劳动的设施配备、产品的回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实施不同于社会企业的政策,只有在财政全额保障的体制下才能确保习艺劳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回复其本来面目。

3.生产组织安排要注重未成年犯公民权利的保障。罪犯也是公民,也要全面加强其劳动保护。特别对于未成年犯,要按照其体能、技能、年龄、性别的差异,合理安排劳动时间,组织技术含量和体力脑力消耗各异的劳动项目,不以损害未成年犯权利来实现经济利益;劳作场所要创造条件,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劳动效率;要继续把劳动表现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量上有依据,质上有标准,并与法律奖惩挂钩,使未成年犯劳动的强制性减弱,习艺性和自觉性增强。

(二)习艺劳动生产的科学化建设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警参与直接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鼓励和激发未成年犯的劳动热情和改造积极性;注重生产与狱政、教育、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保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益目标的实现;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习艺劳动与提高未成年犯改造质量,确保监管安全持续稳定的机制和规律,促进未成年犯管教所各项工作的发展进步。

2.要全面加强基础管理,基础管理要注重理念和方法手段的科学性。要建立规范的习艺劳动管理制度,包括:岗前培训制度、公开竞争上岗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劳动考核制度、劳动报酬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劳动奖罚制度等;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纠正以往习艺劳动管理见物不见人的落后做法,切实以未成年犯劳动管理为中心,形成以罪犯劳动管理为主干的科学文明的管理系统,努力实现监管安全与生产安全、改造质量与产品质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武装监所民警,加大对习艺劳动现场的管理力度,提高民警的直接管理水平,建立狱内加工生产运行的长效机制,确立以质量为核心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健全各个生产项目的质量目标和控制体系,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增强习艺劳动生产的市场竞争力;要充分研究习艺生产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制订生产定额标准,确定管理民警及罪犯的劳动组织形式。

3.要遵循新时期劳动改造罪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切实保障罪犯人身安全,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科学文明管理,严禁将生产劳动作为惩罚手段的原则;建立公开公正的劳动考核体系的原则;按照劳动技能等级和劳动绩效给予一定劳动报酬的原则;对因工伤亡的罪犯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的原则;结合实际不断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尽可能模拟社会企业先进管理方式的原则等。

(三)习艺劳动生产的社会化建设

1.最大限度地发挥习艺劳动过程的再社会化的作用。劳动改造手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以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目标,把罪犯改造为能适应社会的人。这就要求我们在习艺劳动管理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是在习艺劳动硬件建设方面,包括习艺劳动车间、设备设施、管理手段达到社会水平;二是在习艺劳动管理理念、方法、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与社会接轨,淡化专政色彩,使未成年犯通过习艺劳动,接受与社会企业相类似的现代管理信息,感受回归后可能遇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加速其再社会化的进程。

2.充分整合和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技能培训。积极运用社会力量为改造服务是优化社会资源,实现监狱工作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对未成年犯的技能培训是未管所习艺劳动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当前条件下,对未成年犯进行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单靠未管所力量有限,这就需要有以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机关团体、志愿者等各界社会力量的参予,应形成政策或规章,建立技能培训的长效机制,使大部分未成年犯有一技之长,以增强其适应竞争就业的能力。

3.与市场接轨,改进对未成年犯劳动改造成果的评估方法。建立和运用社会化习艺劳动考核评估体系对于促进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提高其社会适调能力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未成年犯劳动改造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素质的提高,包括劳动技能的提高和劳动观念更新两项内容。劳动观念的更新主要指与市场经济、现代管理相适应的遵纪意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安全意识、成本意识、维护设备的意识等是否得到增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对罪犯劳动改造的要求主要是“养成劳动习惯、学会一技之长”,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劳动者不仅具有一技之长,而且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观念。这种新的劳动观念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学会一技之长更重要,因为它适用于各行各业,而学会一技之长仅适用于某行业或某工种。另一方面,是劳动绩效的提高,即在规定时间内生产出较之过去更多的合格产品。这就是物化了的改造成果,罪犯生产的产品经过市场营销,最终体现为货币形式的经济效益即劳动报酬。这不仅是罪犯人身价值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劳动改造制度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的先进性。

劳动改造范文篇8

（一）新刑法颁布后，监所日常管理的压力变大。新刑法再颁布不久后，就引起了监所内部的讨论，特别罪犯之间的讨论最多，尤其是重刑犯的情绪变得十分不稳定。特別是对于被判无期及死缓的罪犯，新刑法对其最短服刑期限延长了八年或者十三年，并明确限制了减刑的尺度和年限。新刑法的颁布将会对很多罪犯的劳动改造积极性以及遵守纪律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重罪犯罪者和无期徒刑犯罪者，这两者看到新刑法的颁布，明白在很多方面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利的，根据人的心理特点，这两者的劳动改造积极性有很大的可能会降低，加上情绪不稳定，很容易在监所里面与人发生冲突，闹事，违反相关纪律，这对监所的日常管理工作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随着新刑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些法律规定进行了严格的要求，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进监所接受劳动教育改造或者是拘留的人数，这对于监所工作又是一大挑战，这势必会增加监所工作的难度，对监所的警戒力度以及监所人员的工作素质多了一项较高的要求。进监所的人数在不断增多，监狱原有的人手有限，所以就需要增加警戒人员来提高监狱的警戒力度。再者而言，由于监狱内罪犯的人数增多，对于罪犯的心理教育方面也需要加派人手，并且考虑到面对的罪犯性格人品素质不同，这就需要提高监所工作人员的素质。最后要提的一点就是，新刑法颁布以后，重刑犯面临着减刑难度加大，监狱内的重刑犯只增不减，使得进、监所里的不安分因素增多，加大了监所日常管理的压力变大。虽然新刑法取消了十三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判罚，但同时也增加了部分犯罪判罚的关押年限，各项规定的改变，对于监所的影响往往是在不同方面的，但是最基础的就是使得监所日常管理压力变大。（二）罪犯人数的上升增加了监狱的经济负担、自杀率提高。新刑法颁布之后，罪犯的人数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大幅度增加，这就会导致监狱内必须要增加相关的医疗经费，特别是那些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罪犯，没有完成应进行的劳动任务，监狱要花钱养他们，给监狱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如果罪犯当中还有人身患疾病，监狱需要给他们进行治疗，这无疑又增加了监狱的经济负担。新刑法颁布之后，重刑犯人会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就不愿意进行劳动改造任务，所以监所工作人员需要推陈出新，改变劳动改造方式，同时还要照顾罪犯的心理，在此基础上避免更多罪犯产生轻生的心理。新刑法颁布以后，减刑难度的增大会冲击很多罪犯的心理，也就是会让他们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会产生很多轻生的念头，特别是无期徒刑或者是犯下比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他们遇到新刑法颁布之后的法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很多罪犯觉得自己无依无靠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活下去了，他们就会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束这痛苦的生活，这就提高了监狱的自杀率，严重影响了监所的治安和氛围。（三）罪犯的违法乱纪现象会不断增加。很多罪犯在新刑法颁布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减刑无望，服刑的时间又较长，尤其是对于部分重刑犯而言，就容易产生很多消极的想法，想到自己还要在监狱里呆那么长的时间，想想自己的生活就觉得无聊，一方面会不想接受劳动教育改造工作，另一方面可能就会选择暴力解决问题，不仅和自己一起关押的罪犯打架，甚至还会和监所人员产生矛盾和冲突，还有一些高智商的重刑犯人会产生越狱的想法，这些因素都威胁着监所的安全，由于监所的自身条件有限，并且罪犯的人数过多，缺乏一定的措施改变罪犯，无法对很多罪犯更好的进行改造，罪犯在不断增加，罪犯的违法乱纪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加，新刑法颁布之后，如何解决以上的问题，就需要相关部门去主动应对。

二、监所工作的实际情况

（一）监狱储备警力严重缺乏，警察和工作人员需要提高工作素质。我国的监所工作管理人员的意识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在新刑法颁布以后，很多警察和工作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在进步的社会，社会在进步，但是罪犯也会“进步”，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缺乏安全意识，在出现紧急事故时，也没有较好的紧急预警方案。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事件时他们无法及时处理和很好地面对；另外，由于监狱储备警力的严重缺乏，监狱内的警察人数不足，在很多时候也不能很好地处理监所内的事务，仅仅在处理值班工作这一块就出现了很多的漏洞和问题，排班时无法安排足够的人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别提让警察来处理监狱的其他事务了，警察人手不足，所以很多监狱警察在处理很多事情上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狱警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于人手有限，他们往往都是超负荷工作，对于身体以及心理健康都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要知道，人在困倦或者是心理不舒服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就比如易暴躁、易发怒，这就容易和罪犯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也会使得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管理工作；警力的不足就会导致警戒设施的设置不够完备，在新刑法颁布之后，很多重刑罪犯可能会产生越狱的想法，但是由于监所的各种设备常年没有进行更新，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就比如最基础的监控问题，监狱在新刑法颁布之后，就应该更新监狱的监控设备，安装全方位的监控系统，监狱的警报系统也需要进行更新和完善，避免出现严重的越狱问题。由于在监狱工作是一项比较严肃而且对人的身心压力也是具有严重影响的工作，相关部门应该对监狱的警察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一定的培训和心理辅导工作，让他们提高自身的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监狱管理工作。（二）监狱管理人员对于新刑法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法制社会讲究法治，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很多法盲。新刑法颁布之后，不要说普通民众有没有了解相关知识，监狱的工作管理人员都不一定了解，由于监狱管理人员对新刑法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他们没有建立紧急事件的预案机制。缺乏对重大事故的判断能力以及处理方法，没有及时地更改和转变监狱的管理模式。比如对于监狱的改造方式的认识，新刑法颁布以后，传统方式上的劳动改造方式已经无法实现其原有的价值，也没有多少罪犯愿意继续进行原始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心理在不断变化，传统的劳动改造方式往往使得罪犯产生厌倦心理。所以，监狱管理人员就需要对新刑法进行足够的了解和认知，与此同时还要掌握罪犯的心理变化特点，更新劳动改造的方法和方式，这样才能解决罪犯们厌倦传统劳动改造模式的问题。

三、监所综合工作的侧重及本质方向定位转变的相关建议

（一）完善监狱设备，提高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以及工作素质。新刑法颁布之后，给监狱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随着监狱关押人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可想而知，监狱内的安全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监狱需要对更新和完善原来的安全设备，提高监狱内部本身的紧急事故预警机制，提高工作人员的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加强监狱内部的安全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更应该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素质，监狱警察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身心在工作时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犯人，相关部门应该认识到这一个问题，在物质上，要给予监狱警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上一定的经济补贴，提高监狱内的食堂水平，保证他们在工作后拥有舒适的休息环境，另外在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方面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努力，要让他们接受定期的培训，同时学习西方的监狱管理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他们学会选择合理的管理方法，同时也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工作，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保证他们能够以稳定的情趣去完成自己的工作。（二）积极与社会外界沟通，拓宽监狱保外就医的渠道。为了减少监狱医疗经费的支出，监狱应该学会积极与社会外界沟通，应该充分利用外界的医疗资源，保证外界环境对监狱内的医疗支援，拓宽监狱保外就医的各种渠道。保外就医制度其实不仅对罪犯有利，还对监狱有利，因为外界的医疗设备以及医生都比监狱内更完备以及高级，能够及时保证拯救罪犯脱离危险状态，能够安慰罪犯家属的心理，同时也减少了监狱医疗经费的支付，降低了监狱的运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提高了国家以及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能够安抚罪犯以及其家属的心理，也让更多民众意识到相关部门是能够合理妥善解决罪犯的医疗问题，让民众对政府充满信心。新刑法颁布之后，在不知不觉中就加剧了罪犯老龄化的现象，为了能够使得监狱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和完成，同时也为了减少监狱内的医疗经费的支出，拓宽监狱保外就医的渠道是必须要完成的一项工作。（三）监狱要对罪犯进行心理治疗、心理辅导工作。新刑法颁布之后，很多重刑犯人就会产生消极心态，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不再对生活充满希望，进行劳动改造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还容易和监狱里的罪犯以及监狱工作人员产生冲突。因此在新刑法颁布之后，监狱要请来相关的心理辅导人员，对罪犯们进行定期的心理辅导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治疗，缓和罪犯的心理状态，让他们知道自己还被人关心着，这样才能降低监狱内的违纪概率，减少重大事故的发生几率，保证监狱内的治安氛围。

四、结语

新刑法是对于旧刑法的补充完善，是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为了能够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监狱要认真、积极面对新刑法颁布之后给监狱管理等各方面带来的新挑战，转变监狱管理模式，创造新的劳动改造模式，加强对罪犯的心理治疗辅导工作，监狱要勇于面对这些挑战，跟上时展的脚步，进行改革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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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改造范文篇9

1、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

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在经济社会中不是个别事例而是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监企合一的制度，监狱既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构，又承担着企业生产的功能，更甚者还担负着建立一个小社会的责任。在当今社会，这一体制尚未改变，监企仍旧是一体，监狱仍旧承担着刑罚执行的职能和经济功能。这样一来，监狱除获得国家的部分财政支持外，还需由自己想办法解决另外一部分资金。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监狱企业还要上交一部分税收或利润。因此在这种直接利益的驱使下，监狱必然会重视监狱企业的效益，也就是注重罪犯的劳动成果。同时，由于监狱要向上级单位上交部分利润，上级单位对监狱的考核直接与此有关并且占大比例。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的氛围。这样就必须强化罪犯的劳动，并且在对罪犯的考核时，同样以其创造多少劳动成果为重要依据。如此一来，劳动改造就被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所异化，劳动较强地发挥创造物质的功能，而改造的目的由此被冲淡，甚至于造成罪犯厌恶劳动的后遗症。可以认为强化劳动创造物质的功能，冲淡改造的作用，实际是在强化劳动的惩罚，也就是实现劳动的报应。根本上这与劳动改造的现代目的相冲突。

2、重视监管，轻视教育，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一方面对教育与监管的定位不准。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影响事件有两大因素：内因和外因，内因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从这方面讲，教育改造矫正灵魂、攻心治本，是内因，监管改造重看硬守、规范行为，为外因。但部分人民警察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思路不清，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监管稳定与教育改造的关系，认为只要监管不出现事故，教育改造工作只是监管工作的配角。为了稳定抓监管，忽视了教育工作的长效治本功能，因此，分析研究监管安全多，制定针对性施教措施少，使短期的稳定蒙蔽了人民警察的视线，导致狱内犯情动态复杂，长此以往，给狱内秩序稳定埋下了潜在的隐患。标本兼治才是确保监管秩序稳定、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治本之策。

另一方面民警的观念跟不上教育改造本身的步伐。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和部分人民警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思想上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工作上创新意识不强，习惯用多年的传统教育模式开展教育工作，对涉黑、涉毒、涉枪和“”类罪犯增多的趋势认识不足，对“80后”罪犯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不予重视，对近几年出现的“同性恋”、心理失调、心理障碍和心理变态的罪犯准备不足，致使教育方式、方法、手段和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教育效果不佳。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干警从传统型的教育模式中解脱出来，应对押犯构成的新情况，在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上下功夫。

3、人民警察素质与提高改造质量不相适应的矛盾

一方面，部分民警的能力、素质确实有待加强。以江苏监狱为例，现在少数罪犯已达到本科、研究生学历，民警总体上也就是大专、本科，在苏北监狱个别民警还是中专，再囤于工作性质和场所的限制，疏于学习教育业务，视野不如罪犯开阔，思想不及罪犯新潮，往往在教育中“说”不过罪犯。（2）监狱教育力量相对薄弱。部分监狱还是“大机关、小基层”模式，基层民警配备不足；监区、分监区各配备一名教育干事（兼职），对于目前的改造形势，已是远远不够。（3）民警队伍建设存在不足。当前受监狱住房城市化的影响，民警的住房压力、子女受教育的压力比较大。缺少学习，常产生本能危机。严格的工作要求使民警不胜负荷，不少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有轻微的心理障碍。这些均影响了对罪犯的教育效果。

4、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误区。

（1）、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不少监狱领导及普通民警分不清教育与心理矫治的区别，认为心理矫治同教育一样都是面对面开展工作，换汤不换药。部分基层民警对“大机关”有抵触心理，对心理矫治人员来监开展工作不主动配合。2、人员配置上存在误区。心理矫治是一项专业型很强的工作，其人员配备必须专业化、社会化，实际上不少监狱的心理矫治人员都是由其他科室抽调过来的民警担任的，缺少专业知识，且无实际经验。3、使用上存在误区。罪犯心理矫治又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工作，如用韦氏成人智力测验量表（WAIS-RC）可以测知不同罪犯的智商、操作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等，利于罪犯调配工种；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可测得罪犯的气质类型，予以不同的施教；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可以排摸罪犯的精神状况；用应对方式问卷可以测骨干犯、事务犯的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必须融入基层，方能发挥作用。但少数监狱却让心理矫治人员搞一些理论工作，甚至放在应付领导检查上，再不，用行政命令指导心理矫治工作，明确提出期限和效果，让其发挥“万能”作用，严重制约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相关对策和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1、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

现代刑罚目的必然要求监狱必须把教育改造摆在中心位置。监狱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做好教育改造，以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由于现实状况是劳动改造被置于中心位置，而教育改造在经济利益面前被迫退居次要位置，甚至于尽占可怜的比例。鉴于这种情况，为在根本上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就有必要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重新把教育改造置于中心位置，把经济利益追求放在次要位置。

监企分开是现今监狱体制改革的关键。监企分开实际上是把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与经济职能分开。换言之，还监狱本来的面目——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把创造经济利润的功能剥离出来。原属监狱的企业脱离监狱的管理后，可以成立监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其统一管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监企分开在根本上把监狱及其管理人员从原来高度追求经济效益的主观态度转变到教育罪犯为主上来。因为监企分开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监狱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的直接利益挂钩。这样一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从繁重的经济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应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教育罪犯上。

2、积极探索三大基本教育手段在改造罪犯中的最佳结合点

改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监狱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改造罪犯三大基本手段，为此，我们应当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把改造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兼顾，以实现对罪犯改造的最佳效果。狱政管理、劳动改造如果不能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只强调狱政管理或劳动改造，就难以发挥教育改造攻心治本的作用。因此，在对罪犯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寻找三大改造手段共同发挥作用的最佳结合点，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综合发挥改造罪犯的积极作用，共同实现改造工作目标。

3、加强民警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

（1）、打造“拴心留人”工程。监狱当局及监狱领导要真正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警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倾听民警的呼声，落实从优待警的规定，待遇向基层一线倾斜，如优先晋级、晋职等。特别是农村监狱的住房城市化问题，各级领导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帮助民警解决住房难、行路难、子女受教育难等问题。

（2）、推进“素质强警”工程和“业务育警”工程。监狱要站在服务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抓好民警队伍建设，当以打造“学习型监狱”为契机，鼓励及组织民警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定期安排民警警体技能培训、业务培训和政治理论学习；充实一线警力，让民警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予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形成“工作＋学习”的模式；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形成制度，提高民警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教育业务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

4、坚定不移地推进罪犯心理矫治。

（1）、加大宣传，强行推进。对于罪犯心理矫治这一新事物，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接受，上级机关应加大宣传，让民警和罪犯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消除”无用论”及“恐慌心理”，转而积极接受。另外，上级机关也要坚定认识，排除干扰，强力推进，让其早日发挥作用。

（2）、建立良性的运行模式。上级对监狱方面要予以足够的经费、指导及检查；监狱要专款专用，配齐配强心理矫治人员，尊重心理矫治的规律，摒弃行政命令的方式；构建开放的心理网站，信息，开通咨询热线，对社会开放运转；加强与社会机构的交流，实施心理矫治人员走出去，引进来，聘请社会专业人士来监狱会诊与治疗；加大心理矫治软环境建设，提高心理矫治在民警和罪犯中的认可度。监区、分监区要主动走进心理矫治，理解支持心理矫治，加强对罪犯的教育，配合开展心理矫治。在矫治方式上，要充分使用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等方法，运用多媒体、测谎仪等器械，来保证矫治的效果。

5、建立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价标准

为适应监狱工作发展的需要，推动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提高改造质量，我们要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束缚，探索出一条能够把教育内容、方法等有机结合，具有方法新颖、手段灵活、考核标准科学的教育改造评价体系，全面推进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依据监狱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总体改造质量标准，作为建立罪犯改造质量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其次，在总体标准的指导下，根据分押标准，建立类别标准，对不同年龄、不同性质类型的罪犯，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可建立成年犯改造质量标准、未成年犯改造质量标准、暴力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财产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和淫欲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最后，建立个体改造质量标准，在总体标准和类别标准的指导下，根据罪犯个体的不同情况，刑期长短、行为、恶习、心理状况等，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建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的目的是对罪犯改造全过程进行综合考核，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配合社会搞好接茬帮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书目：

劳动改造范文篇10

一、当前教育改造工作存在的问题

《监狱法》第三至五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既是监狱的权利，又是监狱的义务。监狱应当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的程序和管理制度，在上级机关的组织指导下，开展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动。《监狱法》以及司法部出台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和《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纲要》对教育改造工作制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监狱要坚持“以改造人为宗旨”，将曾经是小康社会建设破坏力量的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使之重新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可以说，当前的教育改造工作是在依法、有序、规范、探索的状况下开展的。然而，不可否认，教育改造工作仍然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

监狱体制改革之前，监狱为了生存发展，在特定的环节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拨款远不能到位的情况下，监狱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效益，基本上都采用充分安排生产劳动时间尽可能让罪犯参加劳动，因此教育学习时间自然而然让位于劳动，即使劳动之余也会受限于生产任务的影响，尽管司法部反复以法律的形式对罪犯学习做了规定，但学习仍根本上谈不上效果。近年来，这些现象有所改变，但是，监狱对劳动改造的重视程度依然要高于对教育改造的重视程度。如监狱民警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劳动改造现场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罪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劳动以外的教育，更惶论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体现在二者的绝对分工上。罪犯劳动改造时，不接受教育改造；主管教育改造的民警，很少综合考虑罪犯的劳动改造表现；罪犯的教育改造表现不好，不影响劳动改造的积分；罪犯只要劳动改造表现好，照样可以获得应有的表扬与奖励。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罪犯对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的观点明显持有功利主义色彩，能够拼命地去获取劳动改造的积分，却放松法律、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上的学习，视教育改造为畏途，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近年来，顽固犯、危险犯的大量存在，都是放松教育改造所造成的结果。

2、监管安全的重压制约了教育改造的长远发展。

监狱教育改造罪犯工作既是监狱的生命线，也是监狱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对罪犯实施教育改造隐含着正义价值，但是部分监狱领导和民警缺乏正确的处理监管改造的关系，在主观意识上把安全首位意识片面地理解为只要监管工作抓住稳定，不跑人，不出事故，教育只要起到辅助作用就行了，忽视了教育改造工作的长效治本的作用。近年来由于不稳定因素给监狱工作带来的压力，促使监狱把精力集中放在“三防”和确保“五无”事故上，以实现司法部的要求。教育服从监管，监狱工作确保监管安全为前提。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部分领导和民警思想意识不清，为了完成任务，片面追求入学率、到课率和及格率的量化效果，为了保住安全尽量采取狱内集体教育，丢弃了教育改造的长效机制，由于罪犯自身文化水平和狱内条件的限制，罪犯在文化知识教育中无法获得知识收益。在教育改造的方法与形式上，强制性的教育手段，缺乏科学的、严谨的、充满活力的机制，为了检查验收都要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精心准备各种考核资料的要求下，只能搞闭门造车的形式教育，根本无法正常发挥出罪犯出狱后在社会上的就业技能，这种虚假的教育状况直接导致罪犯出狱后就业和生活存在着极大问题。

3、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估标准不很科学。

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是对罪犯在监狱及社会力量的教育改造下所发生的预期变化的程度或达到的状态所进行的评议和估价。其实质是对监狱改造罪犯工作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检验，是对监狱工作整体效能与改造罪犯工作作一个科学的分析与评判，是通过各种相关因素与变化结果的因果考察，对监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原因，并通过信息反馈和督促，用以指导和调整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要点。当前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估标准不很科学之处，主要体现在评估方法不科学和可操作性不强。对教育改造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对罪犯更好的进行教育与管理，如对罪犯进行不同的分级处遇与管理，可是依据现行的评估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却往往不具有说服力，容易产生比较大的偏差。另外，现行的教育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可操作性不强，过于抽象，对众多的罪犯进行评估后所得出的结论差异性不大，难以被监狱民警当作重要依据来开展工作。

4、教育改造工作中参与各方积极性不高。

教育改造工作的参与各方主要包括提供教育改造条件的监狱、施与教育的监狱民警以及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当前监狱工作中存在着重生产、轻改造、重监管、轻教育的现象，有些监狱片面地强调监管安全，各项工作都为了确保无脱逃、无重大安全事故的“零指标”来开展，认为监管设施条件上去了，教育改造工作就必然上去了，没有认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部分监狱民警也认为只要完成了自己工作时的“八个小时”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他的事情，至于教育改造工作，应当由搞管教的民警去思考。很多服刑人员也认为教育改造是空泛的事情，没有劳动改造重要，想获得表扬、减刑，关键在于劳动改造的表现要好。对于教育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兴趣。长此以往，教育改造工作就成了一件纸面上的事情，说得多，做得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应付上级的检查。

二、为什么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十七大以来，全面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成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就监狱工作而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监狱工作为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的必然要求，是提高监狱机关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是监狱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的要求，也是从大局上为了应对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而对监狱机关切实履行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监狱机关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提出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法律赋予监狱的职能和任务，保障刑罚执行工作的开展，使监狱成为教育改造罪犯的最重要阵地。笔者认为，监狱贯彻落实和践行科学发展观，首要任务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来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其理由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教育改造工作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监狱工作必须理论联系实践，指导教育改造工作的理论必然也来源于监狱实践。多少年来，监狱工作在“生产、改造、教育、刑罚”等谁优先的问题上争论不下，也曾经为了发展监狱经济而放松了监管改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监狱就是监狱”的理论甚嚣尘上，也充分反映了监狱工作者已经厌倦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理论争执。监狱的职能是执行刑罚不假，但是我国的监狱工作却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犯罪的绝对人口数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教育改造工作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国的监狱工作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实行单纯的监禁，也不可能弃教育改造于不顾。科学发展观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教育改造工作中的理论争执问题。教育改造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理论，就是要纠正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偏执的一面，不要试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来解决复杂的工作。科学发展教育改造工作，就是要防止我们在教育改造中走上错误的道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今后国家有财力和物力完全解决监狱的经费问题，我们也不能放弃教育改造工作，而要更好地总结教育改造工作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形成科学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理论。

2、教育改造工作的历史也证明，科学发展观最符合当前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历史证明，监狱工作曾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传统的监狱精神需要继承和发扬，但是监狱体制改革以来，新出现的问题更加需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去思考和解决。监狱曾经是“与世隔绝”的净土，教育改造工作就是在这种近乎真空的状况下一步步开展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信息时代的今天，大环境已经与当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改造工作如果还停留在用大墙将罪犯与周围世界隔离从而起到收效的想法，无异于坐井观天。教育改造工作不是将罪犯教育成落伍于世人的人，也不能让罪犯与社会上的人有太大的反差。我们应当与时俱进，认真思考教育改造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历史上教育改造的理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摒弃的，那就是科学发展观最符合当前教育改造的现状。曾经我们在监狱的出路上苦苦追寻，也为监狱的经济发展苦思冥想，而在国家大力扶持监狱改革发展、监狱职能逐步回归理性轨道的今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是监狱的本职工作，提升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科学发展观来解决教育改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监狱的必然选择。

3、只有践行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大程度地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用科学发展观来衡量教育改造质量，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对监狱在教育改造工作中近乎严苛的衡量标准，为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民警减轻压力。监狱民警不是万能的，教育改造工作也不是治病救人的唯一“药方”，那种用罪犯刑满释放后“零”再犯率来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理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犯罪问题在当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治，我国也不例外。教育改造工作可以根除部分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念头，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但并不是对所有罪犯都这样。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改变教育改造的策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对策，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本来面目。在实践中探索教育改造的有效途径，在发展中完善教育改造的理论，客观的评价教育改造的效果，辩证的看待教育改造的作用，既有利于教育改造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又有利于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造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既有赖于客观的法律依据，也有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教育改造中的以人为本，并非一切从满足服刑人员的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法律对教育改造工作的根本要求出发，让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工作中的需求得到实现，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也要从监狱及监狱民警的工作出发，让其职业满足感得到实现，共同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因此，以科学发展观提升教育改造质量，首先要使教育改造的参与各方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力度与兴趣，其次，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从制度上、意识上使教育改造工作得到创新和发展。

1、教育改造参与各方应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性。

在监狱工作中，教育改造工作并非天下最难的事情，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民警都认为，以前教育改造的方法虽然比较粗糙，但是很管用，罪犯在接受教育改造的过程中也很少有严重抵触的行为。进入新的时期后，由于种种原因，以及执法要求上的严格与规范，罪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借口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放松了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依法治监真的不管用了，而是教育改造的参与各方在对待教育改造工作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要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参与各方必须首先认识到教育改造工作是监狱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监管工作质量的好坏，直接评判依据就是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好与坏。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罪犯有抗拒教育改造的行为而束手无策，甚至以单纯的监禁来替代教育改造，或者以片面的监管安全掩盖教育改造不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教育改造的以下参与各方都必须正确的认识教育改造工作：

一是监狱领导要高度重视教育改造工作，并且要想方设法提升教育改造的质量。

要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关键在于监狱系统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一要增强依法实行教育改造的意识。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监狱狱务公开的推进的深化，监狱领导要严格依法办事，避免挤占教学场地、放弃教学课时、默许罪犯长时间的超时劳动等现象的出现，从而保证教育改造工作的正常开展。二要增强教育改造工作是主业的意识。监狱工作的宗旨就是要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为此，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手段，不断提高改好率。三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监狱机关各级领导理应是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家和专家，领导者应该以教育改造罪犯为己任，经常为教育改造部门出点子、探路子、做样子，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和培养更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精兵强将。监狱领导要确立教育改造工作在监狱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发挥教育改造工作的主导作用。要把加强和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分析，切实解决教育改造工作中的问题的矛盾。要对事关教育改造工作的人、财、物、力予以切实的保障。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隐蔽性，领导者应有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监狱领导还要把教育改造目标和质量指标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体系之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和相应的分值，使教育改造工作指标成为刚性指标，便于检查和考核。监狱领导要亲自到改造罪犯的第一线做调查、上大课，进行顽危犯攻坚，这样势必会鼓励和带动广大基层民警奋力向前，也只有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才能真正实现正确的决策和指挥。

二是主管教育改造的职能部门，在当前主要是监狱的教育科，必须为教育改造工作创造良好的保障条件。监狱系统各级教育改造职能部门担负着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建议，及时组织指导、协调各项教育改造业务展开的重要职能，其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教育改造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实践迫切呼唤着教育改造职能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谋求发展，切实有效地在以下方面奋力开拓进取。首先要根据新时期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现状和当前罪犯思想改造的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当前教育改造的薄弱环节，选准加强和改进的切入点，摸清当前罪犯的思想实际和行为特点以及改造需求，从而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努力探索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造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其次，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做深、做细、做活新时期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是教育改造职能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三，努力增强阵地意识和进攻意识。为教育改造罪犯而规定设置的场地、经费和师资配备发挥着教育改造工作的阵地作用。

三是监狱民警要以教育改造工作为己任，以教育改造质量的提升为工作目标，开拓创新，团结进取，努力提升教育改造质量。监狱体制改革以来，监狱民警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法律对监狱民警的要求更加具体而严格了，大多数民警都能够依法、公正、文明、科学地执法，而极少数民警却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歧途，成为了被执法的对象。也有些民警对当前文明执法工作认识上有所不足，观念上仍然停留在简单、粗暴执法的初级阶段，认为要想做好教育改造工作，单纯的说教是起不到成效的，只要采用更加严厉的甚至是对服刑人员人身有所约束的手段就可以将服刑人员改造好。笔者认为，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更是导致今后进一步违法执法的导火索，监狱民警必须从心理上彻底摒弃这种认识。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提高，要寄希望于法律的更加完善和监狱领导的正确决策，更要寄希望于监狱民警特别是基层民警的开拓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当前，在教育改造工作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将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在时间上、主管民警上都截然分开的做法，笔者认为需要加以改变。监狱民警是一个团队，需要存在一定的分工，但是更需要在教育改造工作中的合作。大量顽固犯、危险犯、抗拒教育改造罪犯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而这种简单的改造时间上分工和主管民警上的分工也导致了部分服刑人员钻了空子。如他们利用民警交接班上的时间差，在不同的民警面前表现不同的角色，甚至鼓动及挑拨民警的不和，以达到逃避教育改造的目的。同一分监区的民警，也因为职能上的分工，除了例行的会议外，有些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一个照面，这样就很难发现服刑人员在教育改造中的异常表现，对于及时掌握服刑人员的行为动向是很不利的。因此，在教育改造工作中，既要重视民警分工的必要性，又要强调民警合作的重要性。对于教育改造工作而言，同一个分监区的民警，就是一个团队，必须从团队的目标和责任心出发，更好地、共同地去做好教育改造工作。

四是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要改变“教育改造无用论”的片面认识，从内心上确立教育改造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步将自己打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守法的公民。许多服刑人员持有“教育改造无用论”，无非是认为自己是否改造好，别人也看不出来，或者认为改造得再好，出狱后照样找不到工作，还是受人歧视，因此放松了对教育改造的认识。笔者认为，教育工作从外观上是无法鉴别出质量的好坏来，但是，通过科学的评价标准，是可以发现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所造成的影响的。监狱民警要引导服刑人员确立不同阶段的教育改造目标，分阶段、按步骤去实现，而不是用一种笼统的标准去衡量改造的结果，一旦服刑人员自己感觉到有了成就感，就必然会对民警的施教工作产生深厚的兴趣。“兴趣是学习之师”，教育改造工作也是这样。比如对不同类型犯罪的服刑人员设定不同的教育改造目标，对不同刑期的服刑人员又设定不同的教育改造目标，只有当每一个具体的目标达到以后，才去实现下一个目标，这样教育改造工作就有了现实的标准，对服刑人员而言，就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和让人“昏昏欲睡”的理论了。

2、应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到教育改造工作中来。

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与参与各方积极主动的参加密不可分，与教育改造的施教方法、传授内容也有很大的关联。笔者认为，要想真正的提升教育改造质量，必须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到教育改造工作中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教育改造质量。

一是要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

长期以来，社会大众都偏好用某种眼光看待在押的罪犯，俗称用“有色眼镜”来认识罪犯。对于大部分公民而言，他们都有保留自己观点的自由，而对于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监狱民警而言，则应当转变单一的、有偏见的、过于绝对的认识。有些民警内心上厌恶服刑人员，对于教育改造工作是能避则避，能躲则躲，和服刑人员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教育改造工作长期停留在疲于应付的状态，想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在他们的眼中就成了笑谈。有些监狱领导对教育改造工作则另有看法，他们总认为教育改造工作是万能的，一旦出现顽固犯、危险犯，就贬低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有些监狱、监区领导不愿意基层民警反映负面现象，无法正视教育改造中存在的问题。还有些民警，一开始倒是有满腔热血投入到教育改造中，但是屡屡碰壁的事实却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谈及教育改造工作。当前基层民警中普遍存在“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的现象或许与此有关。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的态度。罪犯能不能改造好？改造质量如何评估？一旦出现负面典型，是不是都与民警工作不力有关？想回答这些问题，先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人都具有社会性，罪犯也不例外。社会性，即是人的共性。我们认为教育改造工作可以挽救一个人，是从共性上来认识的，即大多数服刑人员都可以通过教育改造，变成守法的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是，人又都具有差异性，即人的个性。每一个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特征，即其个性。服刑人员个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具有针对性。如果我们在教育改造工作中忽略了共性，过分强调个性，那么，服刑人员的行为就很难形成一种合力，团体的影响力就会衰减，教育改造工作容易成为一盘散沙，从而失去凝聚力。反之，过分强调共性，忽略服刑人员的个体差异性，教育改造没有针对性，那么服刑人员就容易丧失热情和兴趣，极易形成“监狱人格”，导致教育改造工作经常碰到“软钉子”。所以，要科学认识罪犯和教育改造工作，就必须认识到服刑人员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中找到一种平衡点。对于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服刑人员，要积极加以引导；对于极少数确实不思悔改的害群之马，要采用正当的途径与手段，而非苦口婆心的说教来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在一个监狱的范围内，应成立相应的罪犯行为分析机构，对拒不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分析其行为根源，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当前民警普遍反映的短刑犯、“关系犯”、狡诈犯改造难的问题，一方面与基层民警警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警在这方面的对策不够有关。要科学地认识到，与其让每个分监区的民警来单独对付和教育服刑人员中的“抗改造尖子”，不如将这些尚不够禁闭条件的“抗改造尖子”集中收押，集中施教，以期取得施教育效果。

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评价教育改造的质量。当前的教育改造评价过程，比较重视过程性评价，忽视结果性评价；比较重视内容的指导，忽视科学研究依据；比较重视评价体系的建构，忽视教育改造的差异性和可操作性。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价工作，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要以发展的眼光评价教育改造的质量。教育改造的质量，从影响的角度来讲，分为对服刑人员自身的影响、对其他服刑人员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等。对服刑人员自身的影响，主要是教育改造使服刑人员的行为、思想意识、养成习惯等产生了一定的转变。向着好的方向转变，可以认为教育改造质量在提升，反之则在下降。对其他服刑人员的影响，主要是某个服刑人员通过一定时间的教育改造后，其行为足以改变其他服刑人员的行为，使之产生趋同性。如果其他服刑人员趋向于学习积极改造者则可以认为教育改造质量在提升，反之则在下降。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大众对服刑人员改造结果的认同上。如果赞同改造结果的占多数，则可以认为教育改造质量在提升，反之则在下降。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价，归根结蒂是人的评价，不可避免的具有主观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民警对评价结论的看法褒贬不一的原因所在。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价标准可以有很多种，但是从造成影响的角度来看，不外乎上面分析的几种。笔者认为，要以发展的眼光评价教育改造的质量，不要被评价的结果所迷惑，是因为作出评价结论的人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不具有同一性。教育改造质量的评价结论也不能用来事后衡量监狱民警的工作成效，否则，教育改造工作只会走上恶性循环的路子，教育改造质量只会越来越差。

三是要不断创新教育改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