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法范文10篇

军事法范文篇1

1.适当修改相关罪名的罪状，扩大现有罪名的适用范围。将军队参与抢险救援行动纳入军事刑法调整和保护后，只需对现有相关罪名的罪状进行适当修改。如：（1）将战时违抗命令罪，拒传、假传军令罪，违令作战消极罪中的“命令”扩大到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期间指挥人员的命令；（2）将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罪中的“职守”、“职务”、“职责”扩大到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的职守、职务和职责。（3）将非法获取军事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中的“秘密”扩大到军队参与抢险救援中的保密事项；（4）将破坏武器装备罪，过失损坏武器装备罪，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罪，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罪，武器装备肇事罪，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编配用途罪，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遗弃武器装备罪和遗失武器装备罪中的“武器装备”扩大到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时使用的武器装备。（5）将阻碍军事罪中的“军事行动”扩大到军队参与抢险救援或者非战争军事行动。（6）同样，军事设施、军事通信、军事行动地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战时、战场、公文、证件、印章也应扩张适用。2.如果不按照上述建议修改军事犯罪相关罪名的罪状，则应充分运用解释刑法学的理论，通过各种刑法解释，加强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对有关军事刑法词语和语句表述予以合理解释，以更好地适用军事刑法的规定，利用军事刑法保护和调整军队抢险救援行动中的各种行为。这些词语如违抗命令、军情、军令、脱逃、职守、阻碍、职务、职责、军事秘密、逃离、武器装备、战时、战场、军事行动等等。3.增设新的军事犯罪罪名。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更新、补充、变更、废止和修正的。军队参与抢险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给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刑法思维要转换，刑法理念要更新，刑法理论要补充，刑法规范也要不断修正。在军队参与抢险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各种危害，刑法有必要予以调整，增设新的罪名，如阻碍应急救援罪，阻碍非战争军事行动罪，阻碍军人执行救援职务罪，故意泄露军事救援秘密罪，故意泄露非战争军事行动秘密罪，非法获取非战争军事行动秘密罪，遗弃、遗失救援装备罪，抢夺救援装备、救援物资罪，掠夺灾民财物罪，破坏非战争军事行动罪，扰乱非战争军事行动罪，扰乱军队救援罪，破坏救援装备罪，逃离救援部队罪、违抗救援命令罪、妨害救援秩序罪、危害国际救援罪等等。随着实践的需要和刑法理论的发展，军事刑法要不断修正，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增设有关军事犯罪的罪名则成为必然。

1.犯罪客观方面。（1）犯罪行为。军队参加抢险救援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种，非战争军事行动也属于军事行动。各种各样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某些危害行为如果认定为是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如作战、战斗、战役、临阵脱逃、违抗命令、滥用职权、逃离部队等的具体表现形式，则需要加强对军事刑法条文的理论性刑法解释。（2）战时、战场等时空界定。军事刑法有必要对“战时”、“战场”重新界定。对于“战时”，建议在制定刑法修正案时对第451条进行补充修改。第一，将第1款修改为：“本法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开始到国家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时为止。”第二，可将第2款修改为：“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事件时，以战时论。”[2]这样，就能将包括军队参与抢险救援在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期间视为“战时”了。不过，并不是军队所有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期间都是“战时”，因为，视为战时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期间必须是处置突发性事件的期间。第三，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除国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进行全国总动员外，战时只对有关的人、地区有效。”第四，将“战时”置于总则，保证刑法用词含义的一致性，以能够对相关条文规定都适用[3]。2.犯罪主体。如前所述，在军队参与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抢险救援条件下，构成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刑法第450条规定的军人，包括现役军人和非现役军人。然而，刑事立法需要修正补充三类人员，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员、台湾军事人员和外籍军事人员[4]规定为军队抢险救援行动中实施社会危害行为构成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另外，我国军事刑法立法中，军事单位犯罪的规定屈指可数，而现实中，军事单位犯罪确实存在，因此，军事刑法应增加军事单位犯罪的条款和罪名。（1）在我军一些特殊军兵种中，都有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现役军人；在军队抢险救援中，临时被雇用或受委托从事军事职务的非现役军人中，也可能有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参加。在军队抢险救援行动中，如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只有符合犯罪主体的要求才构成的军事犯罪行为，而刑法却没有规定这些特殊情况，没有他们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显然使得罪刑有失均衡，不利于国防利益和军事利益的维护。因此，刑法应当规范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军事犯罪行为。（2）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目前在台湾省并未施行，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也不包括台湾军人。如果台湾军队或者台湾军人经批准或邀请在台湾省以外的大陆区域参与了抢险救援任务，在抢险救援期间其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符合大陆刑法规定的军事犯罪，那么我国大陆刑法能否管辖，能否以大陆刑法定罪量刑？如果大陆刑法不予管辖或者不认定构成军事犯罪，则可能出现“刑法真空”地带而不利于抢险救援的进行，也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军事利益。因而，有必要将军职罪主体的范围扩大到台湾军人及涉台的相关军事人员，其中包括台湾的现役军人，也包括直接从事军事活动的台湾非现役军人。（3）在外国，不少国家的军事刑法都将外籍人作为适用对象，其中包括外国雇佣兵、战俘、间谍等。我国军队中不存在外籍军人，我国刑法典中的军事刑法部分也没有明文规定其是否能成为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当外籍军事人员参与我国的国际应急救援或灾难抢险救灾时，如果其某些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我国军人应构成的军事犯罪时，若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是否适用我国刑法，那么我国的抢险救援就会受到影响，我国的军事利益或者非战争军事利益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因此，应扩充军事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将参与我国抢险救援的他国军事人员包括外籍军人或准军事人员在军人违反职责罪或危害国防利益罪中明确规定为犯罪主体，或者在总则属地管辖或普遍管辖中予以特殊规定适用我国刑法，这样有利于我军抢险救援任务的顺利完成，维护我国的非战争军事利益，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秩序。

1.完善战时缓刑。军事刑法应明确战时缓刑的考验期限、战时缓刑的适用机关、战时缓刑的执行机关、缓刑人员应遵守的规定、战时缓刑的执行过程、战时缓刑的考察程序和撤销程序。2011年5月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规定：“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第12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第13条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据此，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了权利，还实行社区矫正，某些犯罪分子还被禁止适用缓刑。犯罪军人是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军队几乎不可能存在，那么被宣告战时缓刑的犯罪军人是否被禁止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是否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还有待军事刑法的进一步明确和规范。2.明确战时从重处罚适用“抢险救援”期间，以及适用战时从重处罚的其他条件和程序。3.明确刑事免责条款。为了维护军队抢险救援的顺利开展和救援效果，军事刑法应规定军人和军事单位免责条款。对下列情形军人或军事单位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如享有指挥命令权的人员滥用指挥权、下达非法命令，抢险救援军人违抗命令的；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值班、执勤人员执行非法职务的；滥用职权，指使部属进行违反职责的活动，而抢险救援不是拒绝执行的；被命令、指挥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的；执行非法命令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遗弃武器装备的；执行非法命令遗弃伤病军人、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的；执行非法命令残害民众、掠夺财物的；执行非法命令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的；执行非法命令造谣扰乱军心、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的；执行非法命令冲击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行动区的；执行非法命令延误军事订货的等等。也有学者指出，根据参与抢险救援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军人的某些救灾行为构成“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罪”、“战时违抗命令罪”等，军人享有的“临机处断权”这种“排除犯罪事由”，刑法中应当创设军人执行命令中排除犯罪事由予以刑法保障[5]。

涉外抢险救援刑事立法的完善

军事法范文篇2

出于维护专制政体下军事统治的需要，古人认为国家交通本质是军事交通，基本是为军事服务，并确立了相关制度。唐人在继承前人思想和制度基础上，确立并定型了中国古代驿站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但唐人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军事交通能直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并通过百姓管理和承担一定的军事交通任务，既减轻了国家负担，实现一定程度的军民结合，又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唐人又形成了军民结合性质的驿站军事交通思想和规范，对后世和现代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邮驿本备军国所需

古人认为军事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又“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理，不可不察”(《孙子兵法•计篇》)。而军事交通则关乎战争胜负，所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兵法•形篇》)，而要保证战争胜利，就必须有高效的军事交通，所以必须将国家交通置于军方控制之下，建立国家交通的军事化管理体制。所以从驿站军事交通开始出现的时候，古人就逐步建立并完善其军事化的管理体制，颁布军事化的交通法律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车同轨”政策，加强对诸侯国的军事统治，因而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专供皇帝和军队使用，并传递相关信息和公文。《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秦驰道是按照一定规格修筑的，道旁种树，并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任何人未经皇帝批准，不得行于驰道中央。驰道还主要供军队调动使用，由军方人员巡查驰道，并对违者处以严厉的刑罚”。［1］(P54)从东汉开始，邮驿事务逐步由军事部门管理，太尉府下的法曹具体负责邮驿事务:“太尉，掾史属二十四人。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后汉书》百官志一)。“魏晋南北朝邮驿机构与军事预警系统成为一体”。［2］此时期各个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地方军事将领往往兼任地方郡守，或者郡守兼任军事权，所以其地方交通事务往往也由该军事将领或郡守负责，“该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道路交通的建设多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基本形成了最高当权者———皇帝和军事将领主要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地方郡守负责辖区内的交通管理”。［3］(P53)从魏晋时期开始，具体管理驿站的负责人被编入军队，称为驿将，下属则有“驿卒、驿子”等军卒。南北朝时期沿袭前制，太尉府“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率徒转运事”(《宋书•百官志》)。“在南北朝时期驿站更是直接参与到军事斗争中，作为军事据点或拥有军事力量的机构发挥特殊的战略作用”，［4］(P15)西晋六曹尚书中开始设驾部曹尚书，历东晋南朝，“驾部尚书知牛马骡驴”(《南齐书》卷五十七)，并管理朝廷的交通事务。“《周礼》夏官属有舆司马之职，盖驾部之任也。魏氏始置驾部郎曹，历晋、宋、齐、後魏、北齐并为驾部郎中，梁、陈为驾部侍郎。後周夏官府有驾部中大夫一人，隋文帝改为驾部侍郎，炀帝曰驾部郎。宋、齐左民尚书领驾部，梁、陈左民部尚书领驾部，後魏、北齐殿中尚书领驾部，隋则兵部领焉”(《唐六典》卷五)。唐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认为“邮驿本备军国所需”(《唐律疏议》第379条)，国家交通就是军事交通，服务于军事需要，这从当时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的定型就可以得到印证。在唐代，驾部归属六部之一的兵部领导，负责全国驿站交通事务，兵部下设“驾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唐六典》卷五)。在地方上，有专司军务的兵曹负责当地驿站事务，“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唐六典》卷三十)。在边疆地区，“驿站则和烽、戌等军事设施合二为一，显示了边疆地区驿站的特点”。［5］此外，国家还制定了大量军事交通性质的驿站法律制度。［1］由此，唐代定型了驿站兵部领导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末。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甚至在明清时期专门编入《兵律》中。可以说“中国古代交通基本上是一种军事交通，交通机构为军方所有，主要为军事服务”，［6］从而确立了军事性质的国家交通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国家交通由军方直接管理，这极大方便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专制统治，有效维护了君主专制政体。现代国家交通的军事化管理往往存在于战时。在解放战争中，我国交通也经历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时期。1945年东北解放区成立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并颁布了最早的铁路军运法规《铁道军事运输暂行条例》，开始利用铁路运送部队进行作战。后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负责全国各解放区的铁路管理，此后部队人员和装备运输主要通过铁路进行，有效保证了渡江作战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才划归国务院，但目前在各级铁路部门和企业设立相应的军代表机构，监督铁路企业用较低的运价完成铁路军事运输任务。同样我国民用航空一开始也隶属于军方，时至今天，我国空域和空中交通主要还是空军管理。国家交通在战时的军事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国家集中所有交通力量保障战争的胜利，但在平时国家交通除服务于军事外，主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不能实行军事化管理。军事发展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国家交通大发展了，才能带动军事交通不断发展，因此国家交通完全军事化管理是不利于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这也是为何最近几年开始试行低空开放的原因。

二、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古人认为国家交通主要为军事服务，但也认识到这种军事化的国家交通能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致远以利天下”(《周易•系辞》)，“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汉书•舆服制》)，由此唐人也积极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唐王朝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经济重建。唐安史之乱后，原有经济秩序和商品交换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各地正常来往和交流被阻隔，漕运和税收不通，粮食和物资无法运到京师，使得京师地区物价飞涨，朝廷陷入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宗任命主管财政的刘晏改革全国驿站军事交通体系，疏通漕运。刘晏在运河沿岸驿站设立驿防兵，保护沿岸驿站和漕运的安全。“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彫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全唐文》卷四十六)。这迅速解决了当时粮食问题，江淮通过漕运“每年运米数十一万石，以实关中”，同时通过驿站军事交通来传送各地物价信息，调动物资，平抑物价，“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刘晏改革唐代驿站军事交通体系，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当时国家在经历大动乱之后，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驿站军事交通直接保障经济秩序的重构，有效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这也说明军事交通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要发展军民结合的国防交通体系，既服务于部队，又服务于经济建设。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军用和民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客观上促进了军民融合型军事交通的建设。现代高速公路已经广泛适用于战斗机起降，民航运送轻装兵员，我国铁路既承担绝大部分军事运输任务，也主要承担国民经济建设运输任务，这也适应了信息化战争对军民一体化综合交通保障的要求。信息化战争条件的多维一体、高烈度、短时间、首战即是决战、无明显前后方界限等特点，以及现代军事交通的巨大投入，如伊尔76军用运输机每架3亿元人民币，使得军事交通单靠军队自身是难以保障，也使得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独立于国家交通而开创“另外一个天地”，所以军事交通建设必须走军民结合的道路，这是现代军事交通的发展方向，不仅能迅速提高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能促进国家交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思想。如为确保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0”军演等活动的军事要求，2009年总后勤部与铁道部合作，完成了20多条铁路的100多项军事改造任务。军队还积极参与中国高铁的设计和规划，已经有1000多个火车站配备了军事运输设施，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铁路支援网络，提升了军队战略投送能力。目前我国民航也积极承担军事运输任务，汶川大地震中，军用和民航飞机运送了数十万救灾将士。美国《商船法》甚至规定了新船建造必须适用于国防用途，其设计和建造必须经过军方人员审定批准，同时军队承担全部改造费用和30%的建造费用。

三、取富户主邮递，谓之“捉驿”

所谓“捉驿”，就是取富裕的百姓管理驿站军事交通事务，是一种军民结合的军事交通制度。“唐代初期驿站捉驿制度直接源自府兵制度，捉驿制度下驿长的征发原则、地位和身份、征发和使用等都是唐代府兵制度具体内容的体现”。［1］(P191)府兵制度是古代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思想的体现，“唐代府兵制度源于北魏鲜卑族世兵制度，士兵都是从世族(强宗)或重臣的子弟中挑选而来。当选后，遇到机会，仍可以照旧充任官吏，无分文武;还可免除赋役。不过这些军人的后代，要继承服兵役的义务。士兵享有均田的权利而免除科役的义务，自有军籍，但很多军用物资许需自备。卫士有征发和轮番守卫京师的任务”。［7］(P15－21)府兵制度体现的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思想，当时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且人口不多。为抵御外敌侵入，实行全民皆兵，全体牧民平时放牧，战时全部参战，而且自行准备参战装备。南北朝时期，由于军事战争频繁，西魏征兵不再限于鲜卑族，而将汉人也纳入其中。北周朝更是“夏人半为兵”。兵源大增，但是百姓大都挂名军籍而逃避赋役，国家收入大减。隋代以后，政府将府兵编入民籍，军民不再各自分籍，“开皇十年五月乙巳昭”记载了这个转变，“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卷二)，这样有利于国家查禁百姓借兵役逃避赋役，增加收入。从南北朝开始，驿站管理人员就是从通过府兵制度征召的卫士中担任，称为驿将。唐代初期继承上述思想和制度，对驿站实行“捉驿”制度，即由当地富户充当驿站的负责人，所以同时又有驿长之称，后国家法律正式将驿站的负责人定名为驿长，是军人身份，其承担驿站的具体管理工作。当时国家“初，州县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史料也有富户捉驿的记载，“先是，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从敦煌文书中也可以看到捉驿的材料。《鸣沙石室古佚书•沙洲图经》中载:“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右在州东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界。同前者奉敕置，遣沙洲百姓越界供奉。……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洲，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洲捉四驿，件检瓜州驿数如前”。［8］(P334)“捉驿”制度下驿站的负责人被冠一个全新的称呼:驿长，吐鲁番出土文书有武则天时期关于驿长的记载。武周(?)宁戎驿马及马草文书［9］(P97)前缺1、□二车2、宁戎驿马四十二3、□□□□得驿长4、□□□□□饲马草5、□□□当越九十六后缺“每驿，置驿长一人”(《唐六典》卷五“兵部驾部郎”)，同样在《厩牧令》十一(开元七年)也规定:诸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驿长一经设置，一般要长期担任，不得在任期内随意更换。《日本养老厩牧令》第十五条，“凡驿，各置长一人，取驿户内家口富干事者为之。一置以后，悉令长仕，若有死老病及家贫不堪任者，立替。其替代之日，马及鞍俱欠阙，并征前人。若缘边之处，被蕃贼抄掠，不用此令。”日本的《厩牧令》源自唐朝，可以反过来考察唐代的相关情况。《唐会要》对驿长的任期制也有记载:“开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敕，专知传驿官，一差定后，年限未终，所由不得辄回改并别差使”(《唐会要》卷六十一)。这里的专知传驿官员，就包括驿长在内，一经设定，年限为尽，不能轻易更换。驿长除了是当地富户外，还需要有一定地位、相当于六品至九品官员的后代。“高宗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一曰: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是伤多;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通典》卷十七)。杜佑注:“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卫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在这里，杂色人等中驿长和牧长，牧尉并列在一起。同时《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上牧监条也记载了牧长的地位: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群有牧长、牧尉。牧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牧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据此可以推测驿长的社会地位大概与牧长相当，是流外杂色人，相当于六品至九品官员的后代。驿长因为承担军事交通任务，可被免除赋税、徭役。日本的《令集解释义》卷十三《赋役令》规定:凡舍人、史生、伴部、兵卫、仕丁、防人、帐内、资人、事办、驿长、烽长及内外初位长上，勋位八等以上。杂户、陵户、品部、徒人在役，并免课役。这里所引的是日本令，因其渊源是唐令，所以反过来可以证明唐代的情况。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民众流离失所，再加上府兵制度被废除，政府无法继续施行捉驿制度。为保障国家交通的安全畅通，刘晏废除捉驿制度，“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将驿站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由驿吏管理驿站，这样捉驿制度就完全被废除了。唐代军民结合的捉驿制度，其实质是将沉重的军事交通负担转嫁给平民百姓。唐代驿站的管理是一项庞大事务。一方面唐代驿站数目巨大，事务异常繁忙，“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唐六典》卷五)，同时还配备相关人员和马匹等物资，“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凡马三名给丁一人，船一给丁三人”(《唐六典》卷五)。驿站事务也相当繁忙，“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全唐文》卷五百八十)。另一方面，国家给予的经费远远不能满足驿站的开支，驿站同时也是各级公务出行官员盘剥敲诈的对象，被捉驿的平民受尽沿途官员的勒索。《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三载唐代官员出差住宿馆驿的时候，经常盗窃馆驿的财物。又《全唐文》卷二十七开元十六年载，“如闻两京间驿家，缘使命极繁，其中多有妄索供给。宜令御史刘昇往南北两路简察，随事奏闻”。通过这种捉驿制度，国家把大量的军事交通任务和负担改有普通民众承担，这成为唐代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也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平民百姓一种方式，在武后时期，在驿道附近的富户都贿赂地方权贵、近臣，以降低户等，逃避捉驿，以至“当道城镇，无捉驿者”，即使抓到贫苦人家捉驿，结果导致其家破人亡，“役逮小弱，即破其家”(《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沉重的负担远远超出了平民百姓的承受能力，于是“主邮递，谓之‘捉驿’，人不勘命，皆去为盗贼”(《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民用交通主体承担军事交通任务，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如美军强大的军民融合式国防交通能力已成为其军事威慑力和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50%以上的空运和85%以上的海运都由商业交通公司完成，商船队被称为美“第二海军”或“第四军种”。在我国，也存在民用交通主体承担军事交通任务的情况，但是军运价格明显低于商运价格，民用交通主体负担沉重。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军费很紧张，而对敌斗争又异常激烈，军队无法全额支付军运费用，因此由政企一体、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交通企业承担一部分军运费用，以节约军费开支，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低价军运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根据现行《水路军事运输计费付费办法》和《铁路军事运输付费管理办法》，军运费用较商运低20%－50%，而且都是延后给付。如铁路输送在我军战略投送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铁路军事运输费用，都是由总后在年底的时候与铁道部统一结算，运费很少能分到基层站段，而基层站段又是军运的核心力量。铁路交通企业不仅要高质量完成低价军运任务，还要为铁路交通军代表免费提供办公、生活和学习条件，免费提供住房、医疗、办公和通信设备，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发给免费乘车凭证等。［10］通过该体制，使得铁路企业间接承担一部分军费开支，节约了军费开支，保证了军费紧张情况下军运任务的完成。随着铁路交通市场化改革的发展，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铁路站段成为交通市场主体，并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低价军运制度造成了现实中铁路国防交通动员难度越来越大，铁路军运要车难，速度慢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现象，铁路军事输送每天仅800公里左右，［11］远远落后于铁路客运平均时速超过200公里、铁路货运平均时速超过120公里的速度。要真正建立军民结合型国防交通，发挥民运交通主体在军事运输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必须在国防交通动员中贯彻市场原则，维护民运交通主体正当合法权益，保证其正常获利。一方面要制定多元化国防交通定价机制，由国防交通机构、交通部门和企业共同参与。在国家统一的指导价格下，按照不同主体、不同线路、地区、运输对象和条件下的浮动价格，以高于商运的价格吸引民用交通。另外，对承担国防交通的主体实行扶持奖励政策，如给予减免税收、实行国防补贴等，鼓励其参与国防交通。我国的《国防交通条例》中有对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①《国防法》中也有对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企业的优惠政策，②因此也应该对承担国防交通任务的企业实施优惠扶持政策。

军事法范文篇3

军事租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出租人的广泛性。出租人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或合法使用权人。具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军事部门、个人等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契约的一切主体。二是承租人的特定性。在军事租赁中，承租人仅为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及其代表它们的单位或个人。至于什么级别的军事部门、军事单位和个人才有缔约权，需要法律加以明确。三是客体具有军事价值性。军事租赁的客体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价值，也即可以为军队建设和军事行动所用，不具有军事价值的物件是不可能成为军事租赁客体的。四是军方的优先契约性。军方的优先契约性是军事租赁具有军事属性的体现，也是保障紧急状态下国防利益的现实需要。五是等价有偿性。等价有偿是租赁的基本特征，军事租赁也不例外，军方在优先契约权下取得的合同利益，也需要付出对价。比如在抗洪抢险中，村民甲拥有的一艘冲锋舟同时被连队乙和村民丙看中，则乙连队只能在同等价位下优先租得该冲锋舟。

二、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物品产权关系的日益明晰，公开平等交易制度的逐步确立，给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筹供带来巨大影响。发展军事租赁是开辟资源配置的新渠道、新思路，即以很低的资金代价获得对一定军事资源的使用权，从而有效解决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时的资源短缺问题。实践呼唤制度，制度保障实践，只有对军事租赁立法，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军事租赁的健康发展。

（一）军事租赁立法有利于保障多样化军事任务资源需求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军队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大灾大难中发挥的应急救灾作用，成为新时期我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伟大实践。随着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常态化、规范化，受军内外因素的影响，军事租赁实践不断涌现。从内因上看，军队内部寻求解决军费短缺与军事资源需求量大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自然促进了军事租赁的发展。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对物资需求的临时性、突发性特点，决定了采用租赁形式将大大提高军费使用效益。从外因上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用租赁市场的完善、生产和资本流动频繁等因素，极大刺激了军事租赁的需求。然而，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军事租赁的顺利发展客观上受到阻碍。其原因在于：军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下级严格服从上级意图，任何另辟蹊径的做法都有可能不受鼓励。在军事租赁领域，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军事人员将不会轻易尝试这一资源筹供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单位不是自负盈亏的经营性组织，没有独立的财务收支能力，有关人员主动采用租赁方式的可能性很小。

（二）军事租赁立法是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必要补充

不可否认，军队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作为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军事采购、军事征收、军事征用在资源筹供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行政性、命令性色彩较浓的制度，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求，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军事租赁制度的补充功能。军事租赁弥补军事采购的动员缺陷。军事采购与军事租赁相比而言，

首先，二者物权变动形式不同。前者是永久性转移资源的所有权，后者则是临时性获得资源的使用权，期满即还。物权选择上的根本性差异，使得二者在制度安排、实践操作、支付对价和风险转移上都大相径庭。

其次，军费使用上的不同。通过分批次交纳租金，可以有效缓解军方资金紧缺的压力，运用融资手段达到“融物”的目的，有利于有限军费的周转。

再次，合同契约灵活性不同。从我国现行军事采购制度来看，其具有很强的计划性，供给主体相对确定，客体主要是军队所需的永久性物资，但灵活性远不及军事租赁。另外，在军事租赁中，当事人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出租方的义务仅在紧急状态下有所加强。军事租赁以上优势，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保障民间资源投入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来，大大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很大程度上弥补军事采购的不足。军事租赁弥补军事征用的动员缺陷。从区别上看，首先，两者强制性不同。军事征用跨越公权与私权两大领域，是典型的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和干预，对民间资源采取“拿来主义”。而军事租赁更多的是关注互利，追求等价有偿。其次，两者性质不同。军事租赁是一种契约关系，交易主体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军事征用则是纯粹的国家行为，是国家利用自身权威实行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

第三，两者的作用范围、层次不同。军事租赁一般是军民两方的直接交易，属于微观领域内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军事征用须由军方向国防动员机构提出需求，国防动员机构再利用国家权威与相对方进行交易，其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

第四，两者支付原则不同。军事租赁的租金是按照市场行情确定的，而军事征用补偿的多少要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当时市场行情、征用相对人的具体情况等来确定。军事租赁弥补军事征收的动员缺陷。军事征用与军事征收有着本质区别，军事征收剥夺了物主的所有权。与军事租赁相比，军事征收无市场品质可言，谈不上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物主大多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军事租赁在充分尊重各市场主体的前提下，更富有关注民生的情怀，能够不断激励军民资源的融合，是实现寓军于民的重要途径。在微观经济层面，军事租赁的市场交易品质必然刺激出租方积极追求缔约行为，便于更多外部资源参与到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来。可见，在多样化军事任务突发性强、紧迫性高的现实环境下，军队平时战备物资不可能满足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靠临时大量采购也不现实，靠征收征用又必须遵守相关繁琐程序，靠发动群众捐献又十分有限，这就为建立军事租赁法律制度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建立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军事租赁法律制度的构想

结合我国军事立法实际，应着眼于完善军队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法规体系这一目标，与其他经济动员制度一道，建立层次鲜明、可操作性强的军事租赁法律制度。

（一）军事租赁立法的基本原则

保障军事利益原则。军事租赁的国防义务性要求它服从和服务于军事行动，并以追求军事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作为承租人的军方不能利用缔约权或发包权从事营利活动。确立这一原则，是军方在紧急状态下行使优先缔约权的正当性基础。尊重市场规律原则。军方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以平等主体身份参与到租赁合同缔约中来。在赋予军方优先缔约权的同时，要约束其特定权利的行使，尽可能降低租赁成本。军方按级赋权原则。不同级别的军事单位或部门要量力而行，能履行多大的义务，就享受多大的权利。立法应将租赁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相应的军事单位或部门，保障军事租赁实务的可操作性。区分平时状态与紧急状态原则。军事行动与其他政府行为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平时状态的相对封闭性和紧急状态的紧迫性。立法一方面要对紧急状态界定，另一方面要明确军方在该状态下享有的优先缔约权。

（二）明确平时状态下军事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

军队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过程中，并非时时处处都面临紧急状态。在非紧急状态也就是平时状态下，军事租赁合同与民事租赁合同没有本质区别，此时应重在规范承租人（军方）的权利义务。承租人（军方）行为规范。基本设想：一是权限划分。军委掌握事关全军建设大局的军事租赁决策权，以及大规模租借外军武器装备的决定权；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掌握与自身职责相一致的租赁决策权；军级以下单位主要在后勤物资保障方面拥有租赁决策权，最小单位可至连队及旅团机关各部。二是决策机构。为保障基层单位一定灵活性，可规定由各级党委支部决策、军政主官决定、军人委员会决议、军人大会表决等，目的是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适时性。三是决策程序。物资租赁需求可由有关单位、部门或人员根据军事行动需要提出议案，或者直接召开决策会议，必要时采取论证、听证、表决等形式通过。四是执行机构。由决策机构指派，受决策机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事关重大的事项应有财务部门负责人参加。五是财务保障。应由财务部门统一负责，采取实时支付、划拨、报销等方式予以保障。六是签订合同。军方代表应本着负责、严谨的态度与出租人缔结租赁合同。七是履行合同。军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维护良好的国家和军队信用。八是检查监督。可由纪委或财务部门进行监督，纳入各级审计、监督范围。

（三）明确紧急状态下军事租赁主体的权利义务

出租方义务的加强。为维护国防利益，出租方在紧急状态下的义务有所加强。表现在同等条件下出租方有让度与第三方缔结合同、保障军方优先缔约的义务。这种义务对出租方而言并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而是有可能波及第三方经济和其他利益。当然，这种义务仅限在国内军事租赁有约束力。承租方权利和义务。权利方面：应注意的是军方在对待优先缔约权时，不可随便加强这种公权力，要么严格平等缔约，要么转化为其他动员方式，比如军事征收、军事征用、军事采购。义务方面：由于紧急状态下的诸多复杂因素，租赁物在使用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毁损灭失，导致军方不能完全履行归还义务，此时应按合同约定处理或按市场行情给予赔偿。

（四）建立军事租赁租金评估与风险预测机制

军方代表对租金正确评估和对风险的合理预测，是开展军事租赁业务的基本要求，也是谨慎使用军费的具体体现。军事租赁租金评估。租金与租赁物构成军事租赁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是缔约谈判的主题。一般情形下，军事租赁的租金构成主要包括：租赁物购置成本、缔约手续费、利润。这就要求军方熟悉租赁市场，从“双赢”的角度进行评估。军事租赁风险预测。与其他经济动员方式相比，军事租赁的风险持续时间长、不确定性高，军方加强租赁风险预测更为必要。一是经济风险。在签订具有国防意义的双边或多边租赁合同时，我方要做好相关国家经济风险的预测，重点关注其产业走向、债务限额、汇率利率、贸易壁垒等因素，防止经济风险出现造成我方吃亏。二是政治风险。主要是在与他国缔结军事租赁合同时，评估其政局态势、内阁倾向、民意基础、执政周期等要素，防止因其政局突变而无法履约造成我方重大损失。三是信用风险。主要指出租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向军方交付租赁物所带来的风险。对此承租方应该选择那些实力雄厚、诚信良好的出租人。四是技术淘汰风险。关键在于对租赁物技术性能的可行性研究和对未来科技进步、战争样式等因素的评估，尤其对技术更新快的租赁设备，租期应确定在合理期限内。

（五）建立军事租赁权利救济制度

军事法范文篇4

【关键词】军事辩证法;反恐斗争;策略

【Abstract】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thoughtisthatmyarmydefeatstheenemymagicweapon.9.11eventqueeninternationalsterrorismsdisplaythetrendamalgamation，beingmadecomplicatedgradually.Inherentterrorismattributehasdecidedtofightagainstterrorismfightwithmustuse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thoughtforreference.Grasptheenemyandselvescharacteristic，flexibleapplicationstrategyandtacticsabilityinfightingagainstterrorismonlywhenobjectiveanalysis，isaccuratefightwithmiddlewininitiative.

【Keywords】MaoZedongmilitaryaffairsdialectics;Fightwithonthecontraryprobably;Tactics

“军事辩证法”是同志1936年在陕北红军大学讲课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用客观、全面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军事辩证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指导我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当前反恐斗争条件下，运用军事辩证法思想分析、研究反恐斗争的特点，对于制定反恐政策策略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思想分析国际反恐斗争合作原则

军事辩证法坚持在斗争中正确把握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战争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综合而形成的整体，有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之分。其中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而战争整体中的某个部分或战争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便是战争的局部。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全局统帅、决定局部。作为局部，在一般地隶属、服从全局的同时，关键环节还对全局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要以全局为背景和出发点，把握关键环节进行决策。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联系合作与跨境流动趋势不断强化。如果说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组织形式、袭击目标的国际化等特点使反恐斗争在一开始便具有了全局性的特征，那么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合作与联系的不断强化，恐怖分子跨境流动性的日趋加强就使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境外“东突”等恐怖组织以“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样板进行运作，并得到它们在资金、武器、训练等方面的支持。近期孟买发生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在劫持人质并和警方对峙期间一直在通过卫星电话接收来自国外的指示。就我国而言，中东、中亚、南亚等我周边及已远地区，其恐怖势力不仅与我境内恐怖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一直试图向我境内渗透。在这一地区性恐怖网络的辐射下，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不安，险情不断。一旦失控陷入更大规模的动荡，恐怖主义会进一步扩散，并波及如中亚、高加索、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东以外地区。届时，从阿富汗到伊朗再到伊拉克将连成一线，形成一个更大的动荡地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更大范围的活动舞台，从而使恐怖组织联合化、反恐问题复杂化的风险性进一步加大。

正确把握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加强反恐合作。“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更加充分，反恐合作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但从过去7年的实际情况看，国际反恐合作的现状依然是“热情高、分歧大、合力小”。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联合趋势不断加强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国际反恐斗争的步伐与恐怖主义的发展蔓延相比仍相对迟缓。当前，相关国家联合反恐和共同加强边境控制对于防止跨国恐怖袭击十分必要。越是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越要以全局的视角审视亚洲地区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深刻把握恐怖组织联合化、恐怖分子流动性的趋势制定对策。一方面，针对恐怖势力的力量联合与流动渗透，要加强我国与其它相关国家反恐力量的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全局概念的多层次性特点要求我们要在周边地区动荡不安这一大背景下，主动将联合反恐纳入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整体关系中进行考量，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军事等一切对外关系和政策。紧紧抓住足以影响全局的关键环节，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自身积极作用，通过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努力协调地区矛盾、维护区域稳定、遏制滋恐因素的增多和扩散，逐渐形成有利我的反恐形势。

2运用关于内线外线的辩证思想分析在反恐斗争中坚持打歼灭战原则

军事辩证法坚持内线与外线在作战中的综合运用。内线、外线概念属于作战空间范畴。军事辩证法对如何运用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术战法，调动、消耗敌人，转化力量对比进而形成有利于我的形势做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在战斗中要努力创造和利用有利条件和形势，以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为最终夺取胜利创造条件。公务员之家

我国境内反恐斗争具有内外线特点。就全国反恐战局而言，一方面，我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是“东突”等恐怖组织进行各类恐怖暴力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这些地区，人口稠密，物流繁忙，开放性强，经济、政治重要战略目标遍布，点多、线长、面广。同时恐怖行为隐蔽、突发和手段多样、破坏力强等特点，又使暴露在恐怖分子视线内的潜在袭击目标难于防范的面面俱到，一旦被袭便处于猝不及防、应对置后的弱势地位，容易造成巨大损失和深远影响。恐怖分子藏匿后，侦察和抓捕难度大，军事打击手段更无施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东突”为主的恐怖组织大多将后方基地隐藏于西部边疆山区，并在那里进行信念培养、行动部署、人员训练等集中活动。在这些地方，敌人对气候、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占据了有利地形建立基地、修筑工事，并借助语言、宗教的一致性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培植势力基础。坚持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发挥外线优势歼灭集中之敌。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获得主动权，对抗双方中哪一方失掉了主动权，被迫处于被动地位，它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用我军外线部队随时对敌人基地的围剿歼灭，牵制恐怖分子可能对我内线发动袭击的恐怖力量。用我军对恐怖组织在战役或战斗上的绝对优势，遏制敌人对我的潜在威胁，为内线的积极防御减小压力、争取时间。

3运用主、被动辩证思想分析在反恐斗争中坚持打人民战争原则

军事辩证法坚持在斗争中对主动与被动辩证关系的分析与把握。认为，有主动性才有自由权，有自由权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因而争取斗争中的主动地位是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论持久战》中引征了中外历史上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诸多实例说明在优势劣势、主动被动的现实转化中主观指导的重要作用。军事辩证法认为，在一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指出:“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反恐斗争中同样存在主被动及其转化。与单纯军事力量悬殊的传统非对称战争不同，在反恐斗争中，我们不知道或很难确定恐怖分子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实施恐怖袭击。高科技装备的扩散和日益平民化更使这种新型的非对称性更加凸显。袭击动向的难以把握与严重后果的强烈反差使反恐一方必将首先处于相对被动的和防御的地位。这种被动的防御地位是由斗争双方的性质所决定的暂时地位关系，绝不是指我方要在战略或战术上实行专守防御。相反地，只有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才能不断地由被动向主动转化。

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恐怖主义的本质和恐怖暴力事件的事实越来越清楚的表明，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和最大受害者是广大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在反恐保卫战中如何扭转人民群众被动挨打的地位，挽救尽可能多群众的生命是摆脱被动局面的主要问题。要发挥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创新地开展反恐人民战争，必须认清现实条件下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其作用并整合到以国家为主导的反恐机制当中。这就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提供情报和避险自救等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要在反恐机制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短信等实时性媒体开展反恐动员，增加信息透明度，使安全防范观念和危机意识深入人心。建立多元、保密、便捷、高效的反恐信息情报传递机制，通过降低群众提供情报的风险成本来提高他们主动提供情报的积极性。加强对公民的危机应对教育，提高他们在各种条件下的自救、互助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先廷.军事辩证法论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6月第二版;张全启，刘继贤.军事思想原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6月第二版

军事法范文篇5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月14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

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无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宪政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宪政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

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宪政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戒严令确定实施戒严的市、区或省，确定戒严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戒严令的效力，戒严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

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戒严、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戒严，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1、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平时军事法只适用于军人案件。但战时军事法既可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非军职人员。

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这是战时军事法成立的最初依据。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适用该法律而只能适用普通法律。这里的“战争”仅指外部战争，指国家与他国交战的状态，不包括内部战争，内部战争一般指内乱或武装叛乱。战争状态下，军事目的及全方位的军事支援成为国家一切活动的重心。尤其是在外敌的大举入侵，国家和军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正常的宪政秩序遭到破坏时候，国家和军队必须采取一切强硬措施保证战时利益，争取战争胜利。战时军事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强硬措施的实施。

“战时状态”是适用战时军事法的依据。处于“战时状态”下，普通法律自动失效，战时军事法自动生效。这就要求“战争状态”必须经国家首脑或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确认和宣布。未经这种确认和宣布程序，任何人不得以“战时状态”为由随意中止普通法律而启用特别法律。由于战争的性质、交战地点、战争的规模等不同，国家确认和宣布战时状态的方式和范围也有所区别。如果外敌入侵，在本国交战，国家通常会向军队作战命令，并向全国或某些特定的地区宣布“战争状态”、“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遇有外来侵略时，国家得宣布战时状态或戒严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战争状态”及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即战时军事法适用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如果出兵在

国外进行战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抗美援朝等，国家一般只向军队战斗命令，而不对国内宣布“战时状态”、实施戒严或军事管制等非常措施。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可能会向全国动员令，号召人民以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但这不是“战时状态”的宣布，因“战争状态”而启用的战时法律对国内不产生地域效力。

战时军事法也适用于因其他紧急状态而实行戒严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其他紧急状态”主要指由内乱、有明显的战争或内乱的危险、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大自然灾害、治安状况恶化等非常情况。内乱即一国因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而发生的武装叛乱、暴动、政治骚乱、种族屠杀、民族分裂等严重分裂国家、危害政权、破坏宪法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这些紧急状态也会同战争一样引起一个国家的机构瘫痪、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险等，因此，许多国家法律都规定遇有上述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加以遏制。由于紧急状态的严重程序不同，国家采取的法律措施也有区别，主要有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紧急动员、终止某些法定权利的行使等。并非在“其他紧急状态”下都适用战时法律，而只是在因为这些紧急状态而实行戒严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才使用。戒严和军事管制是最为全面、紧急、严厉的军事法律措施。尽管各国对军事管制的概念表述及具体规则的规定各有差异，但其基本点却是相同的，即在发生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国家依法定程序宣布在一定区域内限制宪法上的自由和权利的行使，由国家暂行立法、司法、行政权限的一种紧急管理措施。在多数国家，戒严和军事管制视为同种措施，故在法律上有的只提“戒严”；有的只提“军事管制”。在我国，戒严同军事管制也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戒严法》的规定，戒严是“警察管制”而非军事管制。

2、在适用主体上，战时军事法既适用于军事人员，又适用于平民

在战时，正常的宪法原则、法律规则如非军人不受军事法律追究等因战时状态的存在而发生变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配合非常时期的军事行动，暂且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无论是军人还是地方人员，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严重地违反义务和贵任，甚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将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将战时军事法律延伸适用于地方非军人，是维护非常状态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秩序的需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但战时军事法既可适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一般平民。如法国“紧急状态法”第12条规定：“在已公布全省或部分省区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根据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的报告而颁布的法令，可授权军事法庭受理属该省重罪法庭管辖的重要案件以及相关轻罪案件”⑻。南朝鲜戒严法规定，从宣布“非常戒严”（即军事管制）时起，戒严司令官掌管戒严区内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在“非常戒严”地区，戒严司令官认为军事上需要时，有权对逮捕、拘押、没收、搜查、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团体行动等事项进行特别处理，并将内容提前公布，戒严司令官可依法动员或征用民夫，必要时可命令对军事所需物品进行调查、登记和禁止运出，不得已时，可在“非常地区”破坏或烧毁国民财产，并在事后对造成的损失进行正当的赔偿。⑼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在戒严时期握有司法审判权。1934年的《戒严法》规定：凡戒严时期警戒地域内的地方行政官和司法官处理有关军事事务，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指挥，接战地域内关于刑法规定的内乱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险罪等类罪，军事机关可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接战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的法院交通断绝时，刑事和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1936年颁布的《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中，就采取委任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行营军法官的办法，由他们检察、审判现役军人犯刑事罪或违反法令、军风纪者，非军人犯军事法令者，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者，以及依法令应归军法机关审判者等案件。同时颁布《各省最高军事机关代核军法案件暂行办法》，授予各省最高军事机关审核上述兼任行营军法官检察审判的案件，从而加强了军事机关对司法机关及军事司法权的控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战时军事法律也涉及非军人。1932年2月1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在作战地带居民的违法行为，无论其犯军事刑法或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敌军的侦探、内奸等如在作战地带，也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⑾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戒严条例》（草案）第5条规定，在接近作战地域内犯泄露军事机密、破坏军事运输、国防要道等罪行者，军事裁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之。⑿1945年1月15日公存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普通居民违犯军法，如勾引军人逃跑叛变及刺探军情等，在战时由军法机关处理，在平时由司法机关或锄奸机关处理。”⒀

在战时，军队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和指挥者。军队有关战争的活动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任何人对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即被看作是对国家根本利益即战争利益的破坏，就应受到战时军事法律的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9条第3款规定，“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法律责任是指有国防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军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故意或者过关不履行法定的国防义务，或者作出违反国防法和其他有关国防的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果非军人在战时构成犯罪，追究其战时的法律责任，应当适用战时军事法

3、在处罚手段上，战时军事法既贯彻从快、从严；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又注重酌情从宽

战时从快原则是指在战争状态下，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构成犯罪、已经或可能导致作敌失利的军人或非军人，依照战时简易诉讼程序，从快审判和执行，以达到严肃军法、惩治违法者，及时教育和警戒其他人，保护国家战时利益的目的。也有学者将此称为“便于军事行动原则”⒁，即军事司法机关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必须优先考虑武装力量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情况，尽可能地为军事行动提供方便，而不应使行使军事司法权与军事行动的紧迫需要发生对抗和冲突。

战时从快原则是各国战时军事法律制度中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个战时军事法律原则。在古代战争中，军事指挥官有权当场行使刑罚权，惩罚直至处死违抗命令或从事其他破坏行为的人。在现代法制社会，对战时违法行为人不再由指挥官随意处罚，而是将其交付军事审判，依法定程序从快，既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又兼顾了战时情况紧急的特点。因此，各国都普遍确立了这一原则。我国军事法对此也有规定，如《纪律条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首长可以直接决定对部属实施处分，但事后应当向党委（支部）报告，并对此负责。

战时犯罪有可能会影响战斗、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胜负，故其危害性较平时要大的多，故处刑为重。例如：唐律第457条规定：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者，斩。军还而逃

亡者，同在家逃亡法。即依第461条之规定处罚，亦即一日苔四十，十日加一等，罪止流二千里。第232条规定：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绞⒂。可见战时处罚之重。军队的职能是通过武装活动打击敌人，抵抗侵略，维护国防安全，保卫国家。军人在战时切实履行职责，对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保卫祖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战时军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平时相比，危害则更严重，必须从严惩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惩戒军人战时违反职责的犯罪行为，教育军人认真履行职责，保障我军夺取作战的胜利。战时从严的原则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行为虽然平时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只有在战时才构成犯罪。如违抗命令、拒不救援友邻部队、拒不救治伤病军人、造谣惑众、自伤身体等行为。二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战时犯罪的法定刑更重。如逃离部队罪，平时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有期徒刑，而战时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又如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平时的法定最低刑是拘役，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而战时法定最低刑是5年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三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法律明文规定“战时从重处罚”。如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就是这样，这属于法定从重处罚；刑法对其他军人违反职责罪虽然没有这样明文规定，但法院在决定刑罚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这属于酌定从重处罚。

军人的职责因军人的不同职务或者所担负的工作而有所区别。其中有的职责是所有军人都应履行的共同职责，有的则是担任特殊职务或者工作的军人应履行的特殊职责。军人的特殊职责反映了保护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需要，军人违反特殊职责所造应的危害往往更加严重，所以对特殊人员违反职责应从严惩处。过样有利于教育担负特殊职责的军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尽量减少军人违反职责所造成的危害，加强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保护。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在立法上表现为，某些行为一般军人实施了不一定构成犯罪，而具有特殊职责的军人实施了就可能构成犯罪，也就是这些犯罪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如一般军人临阵畏缩，作战消极的，或者对处于危难中的友邻部队见危不救的，不构成军人违反职责罪，只能按违反军纪处理，而指挥人员则可能分别构成违令作战消极罪或者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再如同样情节的逃离部队，士兵可能不属于情节严重，因而不构成犯罪，而军官则属于情节严重，构成了犯罪，同样情节的临阵脱逃，军官就要比士兵处刑重。在中国古代，军官从重随处可见，如曹操“以发代首”，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再如唐律第229条规定：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主帅犯者，加二等。可见，对军官处罚要重。

战时从快、从严和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虽然构成了战时军事法处罚原则的基本格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军人违反职责的处罚要搞严刑峻罚。考虑到战时所采取的军事强制手段受到战时环境的限制，在处罚手段上呈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我国刑法中的战时缓刑制度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在战时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种从宽处理的规定，体现了战时军事法律的灵活性和特殊性，是普通缓刑中没有的。

注释：

⑴林纪东主编《新编六法全书》，茂荣印刷实业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96页。

⑵黄风译《意大利军事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⑶⑺⑼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第23、第54页。

⑷［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卷第13页。

⑸⑹［法］夏尔·卢梭著《武装冲突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页。

⑻梁玉霞著《中国军事司法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⑽⒂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147页。

⑾⑿韩延龙、常兆儒选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346页。

军事法范文篇6

关键词：军事人力资源；价值；成本法

成本法主要是以取得、开发、使用军事人力资源时发生的实际支出计量军事人力资源成本的方法，它反映了军队对军事人力资源的原始投资。军事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成本法可以使决策者了解军事人力资源上已经花费和将要花费的支出和军事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为决策层引进、配备、使用和管理军事人力资源提供参考。

一、军事人力资源成本的定义

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应该包括取得军事人力资源使用权以及提高、维持、结束军事人力资源使用价值而付出的总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军队已支付的实际成本和军队应承担的损失成本。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分为军事人力资源直接成本和军事人力资源间接成本。军事人力资源直接成本是指为取得、开发、保全不同类别等级人员使用价值而发生的直接费用。军事人力资源间接成本是指取得和开发军事人力资源使用价值的人事管理活动职能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对象

军事人力资源成本对象可以是单个的现役军人或非现役人力资源、相同技术等级的一组人，也可以是同时期进入军队的一批人。一般情况下，军事人力资源使用价值越大，其成本核算单位应该越小，如军队高级管理干部、高级技术人员，其使用成本核算可以以单个人为一个成本对象。与上述情况相反，军事人力资源使用价值越小，其成本核算单位反而越大，如新参军的一批新兵，其成本核算对象可以以该批人力资源为一个成本对象。

三、军事人力资源成本项目

军事人力资源的成本项目应该按照军事人力资源从进入军队到退出现役或与军队解除签订合同的过程进行分类，即按照军事人力资源进入军队、在军队服役工作及发展、最后离开军队的过程进行成本项目的分类。因此，军事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应该包括：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保障成本和离职成本五大类。

四、军事人力资源成本计量

军事人力资源的成本包括军事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和使用成本。

（一）军事人力资源取得成本的计量

军事人力资源取得的成本，主要包括招募成本、选拔成本、录用成本和安置成本。

1.招募成本由军事单位用于招募军事人力资源的直接劳务费、直接业务费、间接管理费用构成。直接劳务费是在军事单位进行军事人力资源招募时发生的招募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费用；直接业务费由军事单位进行军事人力资源招聘时发生的直接费用构成，包括招聘洽谈会议费、差旅费、费、广告费、宣传材料费、办公费、水电费等；间接管理费用由行政管理费和临时场地设施使用费等构成。招募成本的计量采用原始成本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招募成本＝直接劳务费＋直接业务费＋间接管理费用

2.选拔成本由对招募招聘军事人力资源进行鉴别选择，以作出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这些人员时所支付的费用构成。主要包括：（1）初步口头面试，进行人员初选；（2）填写申请表，并汇总候选人员资料；（3）进行各种书面或口语测试，评定成绩；（4）进行各种调查和比较分析，提出评论意见；（5）根据候选人员资料、考核成绩、调查分析评论意见，召开负责人会议讨论决策录用方案；（6）获取有关证明材料，通知候选人体检；（7）体检，在体检后通知候选人录取与否。以上进行每一步骤所发生的选拔费用不同，其成本的计算方法也不同，如：

选拔者面谈的时间费用＝（每人面谈前的准备时间+每人面谈所需时间）×工资率×人数

汇总申请资料费用＝（印发每份申请表资料费+每人资料汇总费）×候选人数

考试费用＝（平均每人材料费+平均每人的评分成本）×参加考试人数×考试次数

测试评审费用＝测试所需时间×（政治部门人员的工资率+各部门代表的工资率）×次数

体检费＝（检查所需时间×检查者工资率+检查所需器材、药剂费）×检查人数3.录用成本是指经过招募选拔后，把合适的人员录用到某一企事业单位中所发生的费用。录用成本包括录取手续费、调动补偿费、搬迁费和旅途补助费等由录用引起的有关费用。这些费用一般都是直接费用。被录用者职务越高，录用成本也就越高。从企业内部录用职工仅是工作调动，一般不会再发生录用成本。录用成本以实际发生额计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录用成本=录取手续费+调动补偿费＋搬迁费＋旅途补助费

4.安置成本是为安置已录取军事人员或非现役人员到具体的工作单位上时所发生的费用。安置成本由为安排新军事人力资源所发生的各种行政管理费用、装备费用以及录用部门因安置人员损失时间成本而发生的费用构成。

安置成本=各种安置行政管理费用+必要装备费用+安置人员时间损失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计量

军事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是为提高军事人力资源的政治体能素质和业务技能而发生的费用。在军事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1.军事人力资源实现自身价值前的教育成本，由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工资、教育者离岗的人工损失费用、教育管理费、资料费用和教育设备折旧费用等组成。

2.军事人力资源实现自身价值前的岗位培训成本，由上岗培训成本和岗位再培训成本组成。上岗培训成本和岗位再培训成本中的直接成本，由在培训期发生的培训人员和受训人员相关的工资费用构成。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指导者人数；m为被指导者人数

上岗培训的间接成本是指由于开展岗位培训活动间接使有关部门或人员的工作效率下降而使军队受到的损失，实际上也是军队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培训人员离岗损失费用、被培训人员培训材料费用、各种管理费用等。

上岗培训间接成本=培训人员离岗损失费用+培训材料费+各种费用

岗位再培训间接成本=岗位再培训人工费用+材料费用+

管理费用+各种培训损失费

3.脱产培训成本，主要分为委托外单位培训成本和军队自行组织培训成本两种。其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委托外单位培训成本=培训机构收取的培训费+被培训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差旅费+资料费+被培训人员的离岗损失费用

军队自行组织培训成本=培训所需聘任专家教授工资及福利费用+被培训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培训资料费+专设培训机构的各种管理费用

（三）军事人力资源使用成本的计量

军事人力资源使用成本主要是指军事人力资源的维持成本，它主要包括军事人力资源的工资津贴、各种福利费用（如住房补贴、幼托费用、生活设施支出、补助性支出等）、医疗保障费用（如军事劳动力的医药费、医疗保险等）、退役养老费用（如军事劳动力的养老金、死亡丧葬补贴、遗属补偿金）等。其计算公式如下：

使用成本=军事人力资源的工资津贴+各种福利费用+医疗保障费用+退役养老费用。

【主要参考文献】

军事法范文篇7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戒严、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戒严、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戒严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月14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戒严。实行戒严的程序和戒严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戒严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戒严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戒严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战时同戒严、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无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宪政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宪政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宪政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戒严令确定实施戒严的市、区或省，确定戒严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戒严令的效力，戒严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戒严、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戒严，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1、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平时军事法只适用于军人案件。但战时军事法既可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非军职人员。

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这是战时军事法成立的最初依据。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适用该法律而只能适用普通法律。这里的“战争”仅指外部战争，指国家与他国交战的状态，不包括内部战争，内部战争一般指内乱或武装叛乱。战争状态下，军事目的及全方位的军事支援成为国家一切活动的重心。尤其是在外敌的大举入侵，国家和军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正常的宪政秩序遭到破坏时候，国家和军队必须采取一切强硬措施保证战时利益，争取战争胜利。战时军事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强硬措施的实施。

“战时状态”是适用战时军事法的依据。处于“战时状态”下，普通法律自动失效，战时军事法自动生效。这就要求“战争状态”必须经国家首脑或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确认和宣布。未经这种确认和宣布程序，任何人不得以“战时状态”为由随意中止普通法律而启用特别法律。由于战争的性质、交战地点、战争的规模等不同，国家确认和宣布战时状态的方式和范围也有所区别。如果外敌入侵，在本国交战，国家通常会向军队作战命令，并向全国或某些特定的地区宣布“战争状态”、“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等。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遇有外来侵略时，国家得宣布战时状态或戒严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战争状态”及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即战时军事法适用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如果出兵在国外进行战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抗美援朝等，国家一般只向军队战斗命令，而不对国内宣布“战时状态”、实施戒严或军事管制等非常措施。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可能会向全国动员令，号召人民以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但这不是“战时状态”的宣布，因“战争状态”而启用的战时法律对国内不产生地域效力。

战时军事法也适用于因其他紧急状态而实行戒严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其他紧急状态”主要指由内乱、有明显的战争或内乱的危险、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大自然灾害、治安状况恶化等非常情况。内乱即一国因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而发生的武装叛乱、暴动、政治骚乱、种族屠杀、民族分裂等严重分裂国家、危害政权、破坏宪法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这些紧急状态也会同战争一样引起一个国家的机构瘫痪、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险等，因此，许多国家法律都规定遇有上述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加以遏制。由于紧急状态的严重程序不同，国家采取的法律措施也有区别，主要有戒严、军事管制、宵禁、紧急动员、终止某些法定权利的行使等。并非在“其他紧急状态”下都适用战时法律，而只是在因为这些紧急状态而实行戒严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才使用。戒严和军事管制是最为全面、紧急、严厉的军事法律措施。尽管各国对军事管制的概念表述及具体规则的规定各有差异，但其基本点却是相同的，即在发生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国家依法定程序宣布在一定区域内限制宪法上的自由和权利的行使，由国家暂行立法、司法、行政权限的一种紧急管理措施。在多数国家，戒严和军事管制视为同种措施，故在法律上有的只提“戒严”；有的只提“军事管制”。在我国，戒严同军事管制也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戒严法》的规定，戒严是“警察管制”而非军事管制。

2、在适用主体上，战时军事法既适用于军事人员，又适用于平民

在战时，正常的宪法原则、法律规则如非军人不受军事法律追究等因战时状态的存在而发生变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配合非常时期的军事行动，暂且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无论是军人还是地方人员，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严重地违反义务和贵任，甚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将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将战时军事法律延伸适用于地方非军人，是维护非常状态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秩序的需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但战时军事法既可适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一般平民。如法国“紧急状态法”第12条规定：“在已公布全省或部分省区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根据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的报告而颁布的法令，可授权军事法庭受理属该省重罪法庭管辖的重要案件以及相关轻罪案件”⑻。南朝鲜戒严法规定，从宣布“非常戒严”（即军事管制）时起，戒严司令官掌管戒严区内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在“非常戒严”地区，戒严司令官认为军事上需要时，有权对逮捕、拘押、没收、搜查、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团体行动等事项进行特别处理，并将内容提前公布，戒严司令官可依法动员或征用民夫，必要时可命令对军事所需物品进行调查、登记和禁止运出，不得已时，可在“非常地区”破坏或烧毁国民财产，并在事后对造成的损失进行正当的赔偿。⑼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在戒严时期握有司法审判权。1934年的《戒严法》规定：凡戒严时期警戒地域内的地方行政官和司法官处理有关军事事务，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指挥，接战地域内关于刑法规定的内乱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险罪等类罪，军事机关可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接战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的法院交通断绝时，刑事和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1936年颁布的《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中，就采取委任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行营军法官的办法，由他们检察、审判现役军人犯刑事罪或违反法令、军风纪者，非军人犯军事法令者，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者，以及依法令应归军法机关审判者等案件。同时颁布《各省最高军事机关代核军法案件暂行办法》，授予各省最高军事机关审核上述兼任行营军法官检察审判的案件，从而加强了军事机关对司法机关及军事司法权的控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战时军事法律也涉及非军人。1932年2月1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在作战地带居民的违法行为，无论其犯军事刑法或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敌军的侦探、内奸等如在作战地带，也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⑾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戒严条例》（草案）第5条规定，在接近作战地域内犯泄露军事机密、破坏军事运输、国防要道等罪行者，军事裁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之。⑿1945年1月15日公存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普通居民违犯军法，如勾引军人逃跑叛变及刺探军情等，在战时由军法机关处理，在平时由司法机关或锄奸机关处理。”⒀

在战时，军队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和指挥者。军队有关战争的活动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任何人对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即被看作是对国家根本利益即战争利益的破坏，就应受到战时军事法律的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9条第3款规定，“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法律责任是指有国防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军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故意或者过关不履行法定的国防义务，或者作出违反国防法和其他有关国防的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果非军人在战时构成犯罪，追究其战时的法律责任，应当适用战时军事法

3、在处罚手段上，战时军事法既贯彻从快、从严；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又注重酌情从宽

战时从快原则是指在战争状态下，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构成犯罪、已经或可能导致作敌失利的军人或非军人，依照战时简易诉讼程序，从快审判和执行，以达到严肃军法、惩治违法者，及时教育和警戒其他人，保护国家战时利益的目的。也有学者将此称为“便于军事行动原则”⒁，即军事司法机关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必须优先考虑武装力量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情况，尽可能地为军事行动提供方便，而不应使行使军事司法权与军事行动的紧迫需要发生对抗和冲突。

战时从快原则是各国战时军事法律制度中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个战时军事法律原则。在古代战争中，军事指挥官有权当场行使刑罚权，惩罚直至处死违抗命令或从事其他破坏行为的人。在现代法制社会，对战时违法行为人不再由指挥官随意处罚，而是将其交付军事审判，依法定程序从快，既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又兼顾了战时情况紧急的特点。因此，各国都普遍确立了这一原则。我国军事法对此也有规定，如《纪律条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首长可以直接决定对部属实施处分，但事后应当向党委（支部）报告，并对此负责。

战时犯罪有可能会影响战斗、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胜负，故其危害性较平时要大的多，故处刑为重。例如：唐律第457条规定：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者，斩。军还而逃亡者，同在家逃亡法。即依第461条之规定处罚，亦即一日苔四十，十日加一等，罪止流二千里。第232条规定：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绞⒂。可见战时处罚之重。军队的职能是通过武装活动打击敌人，抵抗侵略，维护国防安全，保卫国家。军人在战时切实履行职责，对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保卫祖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战时军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平时相比，危害则更严重，必须从严惩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惩戒军人战时违反职责的犯罪行为，教育军人认真履行职责，保障我军夺取作战的胜利。战时从严的原则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行为虽然平时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只有在战时才构成犯罪。如违抗命令、拒不救援友邻部队、拒不救治伤病军人、造谣惑众、自伤身体等行为。二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战时犯罪的法定刑更重。如逃离部队罪，平时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有期徒刑，而战时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又如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平时的法定最低刑是拘役，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而战时法定最低刑是5年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三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法律明文规定“战时从重处罚”。如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就是这样，这属于法定从重处罚；刑法对其他军人违反职责罪虽然没有这样明文规定，但法院在决定刑罚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这属于酌定从重处罚。

军人的职责因军人的不同职务或者所担负的工作而有所区别。其中有的职责是所有军人都应履行的共同职责，有的则是担任特殊职务或者工作的军人应履行的特殊职责。军人的特殊职责反映了保护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需要，军人违反特殊职责所造应的危害往往更加严重，所以对特殊人员违反职责应从严惩处。过样有利于教育担负特殊职责的军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尽量减少军人违反职责所造成的危害，加强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保护。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在立法上表现为，某些行为一般军人实施了不一定构成犯罪，而具有特殊职责的军人实施了就可能构成犯罪，也就是这些犯罪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如一般军人临阵畏缩，作战消极的，或者对处于危难中的友邻部队见危不救的，不构成军人违反职责罪，只能按违反军纪处理，而指挥人员则可能分别构成违令作战消极罪或者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再如同样情节的逃离部队，士兵可能不属于情节严重，因而不构成犯罪，而军官则属于情节严重，构成了犯罪，同样情节的临阵脱逃，军官就要比士兵处刑重。在中国古代，军官从重随处可见，如曹操“以发代首”，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再如唐律第229条规定：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主帅犯者，加二等。可见，对军官处罚要重。

战时从快、从严和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虽然构成了战时军事法处罚原则的基本格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军人违反职责的处罚要搞严刑峻罚。考虑到战时所采取的军事强制手段受到战时环境的限制，在处罚手段上呈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我国刑法中的战时缓刑制度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在战时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种从宽处理的规定，体现了战时军事法律的灵活性和特殊性，是普通缓刑中没有的。

注释：

⑴林纪东主编《新编六法全书》，茂荣印刷实业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96页。

⑵黄风译《意大利军事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⑶⑺⑼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第23、第54页。

⑷［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卷第13页。

⑸⑹［法］夏尔·卢梭著《武装冲突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页。

⑻梁玉霞著《中国军事司法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⑽⒂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147页。

⑾⑿韩延龙、常兆儒选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346页。

军事法范文篇8

［论文摘要］自《行政诉讼法》于1990年10月1日施行起，法学界便开始了在我军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探讨工作，成果颇丰。但是目前我国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理论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性核心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看法。本文就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意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自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军内外的专家、学者即开始研究和探讨军队内部是否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军事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军事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等问题，可惜的是至今仍无定论，甚至没有形成主流意见。随着依法治军方针的确定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解决“军事行政诉讼问题”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将对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军队实行行政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此，笔者试就目前军

事行政诉讼理论中存在的三个基础理论问题略述管见。

一、关于军事行政诉讼概念的厘定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二、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构想

凡事皆杂于利害，司法实践表明，权利也可能滥用。如果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讼权利，无疑会干扰军队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军队行政权威，同时令军事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因此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有其重大价值的。

根据已厘定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是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因为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纠纷的种类及数量繁多，而军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的纠纷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况且部分军事行政主体还具有自我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必要将所有军事行政纠纷都通过军事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科学合理地界定军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促进军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完善，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呈现出逐步扩大之势。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其第2章专门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后，分别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两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和优化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主要依据，两者在总体上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同时，由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军事行政诉讼活动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其受案范围宜小不宜大。当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围可以再行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军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1.对军事行政处罚不服的。如果军队保卫部门对某涉嫌违法的军人实施了行政拘留，而被拘留的军人认为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即可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2.对限制人身自由、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等军事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某军事行政主体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军职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将其部分财物当作非法所得而实施查封、扣押，当事人如果对此不服，则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3.对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申请，军事行政主体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假设一名符合条件的军人，向有关军队行政司法机关申请军队律师执业证，该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其军队律师执业证，该军人就此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4.有关当事人认为军事行政主体没有依法给予其相应经济待遇的。有关军人住房等涉及军人经济待遇的问题，相关的军事法规政策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一些法规政策难以得到彻底贯彻的执行，军人的权利时常遭受损害。此时权利受损的军人就可以通过军事行政诉讼解决问题。

5.军事行政主体非法干涉军队律师的会见权。依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军队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军人以及军人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看押军人或军人犯罪嫌疑人的军队保卫部门，如果自行设置障碍，非法阻止军队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则军队律师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6.军事院校学员(此处专指具有军籍的生长学员或军队干部学员，不包括地方委培生)与军事院校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涉及军事行政管理的问题而产生的纠纷。近年来，在军事院校中，在职干部学员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入学以后，在职干部学员的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其原所在单位，在职干部学员与军事院校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在职干部学员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三、关于军队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体制内”制度，让军人受冤屈，或者权利、尊严和人权受到损害时能得到一个被保障的途径，正如同普通公民遭到国家公权利侵害时，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利般，这可以说明在我军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大环境已经形成，而且该制度的建立不仅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第一，有利于依法治军方针在军队切实得到贯彻实施、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维护了军队的稳定。若及时、有效的军事行政诉讼依法解决问题，则能将军队内部矛盾迅速消解。第二，有利于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通过军事行政诉讼可将军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行为统一到国家和军队的法律法规中，克服个别部队组织松散和有法不依的混乱现象。第三，有利于提高军事机关的工作效率，克服因军事行政相对人无休止地逐级申诉，导致军事机关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时间被牵扯的弊端。最后，为完善我军的法制监督体系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加强了军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体系。

军事法范文篇9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菊花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军事法范文篇10

一、大学军事体育教育面临的困难

（一）防意识和现代军事思想基础教育的体制。当然，普通高等教育有别于军事院校的专业教育，但在中国军事体育教育体系中缺乏健全体制、缺乏科学指导思想现象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高校现行的军事课大纲，主要是以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大部分为主，开学2~3周例行公事的军训，实际上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只是把军训作为一种单纯的培养组织纪律性的形式，并没有上升到增强学生国防意识，培养一定的军事素质这样一种高度上去认识。简单的队形队列，单调的稍息立正，非常枯燥乏味，这种枯燥乏味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坚定的意志品质，但作为军事体育应该是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的，绝非就是队形队列。对于这种简单枯燥的训练内容，作为处在求知欲最强阶段的大学生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久而久之，自然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不但没有培养起学生对军事体育的学习热情，反而淡化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军事体育教育思想严重滞后中国高校军事体育教育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最终折射出的是在中国目前的高校军事体育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体系上的一种陈旧和落后缺乏对现代高校军事体育教育规律、教学思想、教学手段的学术研究和探索，缺乏军事体育教育思想、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的主动创新。

二、强化高校军事体育教育的要求

（一）强化军事体育意识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国防意识的强弱有着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和一个国家青年一代的国防意识和体魄相联系的。要从传统的、滞后的军事教育模式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探索和创新学生国防意识培养的新思路、新模式。热爱祖国、振兴民族的意识在当代大学生身上依旧是一种主流的存在，问题是如何通过科学的教育理念，把国防意识的培养和当代大学生的时代特征相统一。简单的说教和教学形式难以适应现代大学生国防意识培养的需要。（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2001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学校的工作和教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国防教育的质量和效果。高校应据此规定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训练和管理体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密组织，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使学生在军事体育生活环境中经受锻炼，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培养良好的军事素养。在确立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作为必修课的基础上，将军事体育课作为一项教学内容，纳入整个高校基础课教学课程体系之中，如长期开设军事体育选修课；开设现代军事体育专题讲座课；定期举办一些军事体育运动会等多种形式，强化军事体育的教学比重，将军事体育教育和国防意识培养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改变开学两三周军训结束就意味着军事教育和国防教育的终结的传统体制。（三）强化军事体育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在不断强化高校教育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教学人员的国防教育意识，对军事体育教学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的基础上，作为直接从事高校军事体育教学的管理者和教师自身，要提高对现代军事体育教学最新动态的认识，要主动去强化军事体育的学科建设，要花更多的实践去研究现代军事体育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军事体育教育的规律，不断从教学理念、教学手段上去创新，探索出一种符合军事体育教育规律、符合当代大学生生理心理特点、符合未来人才培养目标和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体育教育理论和模式。要加强军事体育教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不断提高现代军事体育教学理论的深化和创新。以学术研究来促进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逐步建立起科学、完善、系统、适应现代教育大理念和军事体育教育新理念相统一的中国军事教育理论体系。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不可能实现军事体育教学质的改变。

作者：尤洪林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军体部